春秋权衡卷九
单伯逆王姬，公羊以谓单伯者，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非也。春秋之义，许人臣者必使臣，若以命于天子之故而不名，是使不臣也。又礼曰：「君前臣名。」公羊说公子纠不称公子，亦曰君前臣名，岂有己国大夫受己君命，但以命于天子遂得不名乎？且公子纠异国之人，单伯朝廷之臣，于外国之人则正君臣之礼，朝廷之臣反不务正君臣之礼，甚可怪也。又所谓命于天子不名者，礼经未有，不称使，天子召而使之也，亦非也。文何不曰天子使单伯逆王姬？凡天子嫁女而使鲁为主，必有告命，鲁既受命，则使人逆女，礼也，何至天子自召单伯使之乎？且主嫁女者，鲁侯也，非单伯也，天子何乃专召单伯而使之？此事之不然。
王使荣叔来锡桓公命。公羊曰：「加我服也。」非也。周人虽愚，岂其以衣服车马而畀既▯之人哉？且何以为仪？齐师迁纪郱、鄑、郚。公羊曰：「迁之者，取之也。为襄公讳也。」非也。有迁而不取者，有取而不迁者，有且迁且取者，春秋据实而书耳，非讳也。以迁邑为愈乎？宋人迁宿，公羊以谓当坐灭国。然则齐师取邑讳从迁邑，实言迁邑，复坐灭邑，安在讳也？且襄公独非懐恶而讨不义者乎？其何讳焉？
二年，公子庆父伐于余丘。《公羊》以谓于余丘，邾邑也，非也。《公羊》见邑不系国，若可疑者，悉附之邾娄尔。何休云：「庆父少将兵，不讥者，从不言弟意亦起之。」其意谓公弟也。二十五年，公子友如陈，不言弟，又何起哉？
三年▯桓王，公羊以谓改▯非也。若诚改▯，应曰改▯，如改卜之类矣。今不言改，非改▯也。何休云：「荣奢改▯，▯非其宜，故恶録之。」按休所引皆防记也，理不可信。说者又谓坐义云：「王崩七年改▯，必然也。」夫世衰礼废，何事不有？岂能必桓王前已▯哉？固当据经文无改▯，足以为实矣。
纪季以酅入于齐，公羊以谓贤纪季服罪，故不名，非也。原《春秋》所以不贬季为畔者，以季受命于纪侯也。若齐欲灭纪，纪季不能同心守国，专析其地以事雠敌，外托服罪，实私享其利者，是《春秋》所恶也。且《春秋》贵死位，无縁以专地事雠之人而辄襃之，此明齐、纪本非雠也。襄公贪其土地，纪侯自见不忍鬬其人，又耻事恶人，欲弃去之，师法太王，而患宗庙灭絶，其心又未满，故使纪季以酅入齐，为附庸也。是纪侯轻南面之位而惜百姓之命，不患终身无位而忧宗社之祀，其仁心忠厚，最为《春秋》所贤者也。赵鞅入于晋阳以叛，以无君命，虽有功不除其恶。假令季实服罪以存宗庙，犹与赵鞅无君命等耳，不得没其叛又称其字也。
四年，纪侯大去其国，公羊以谓灭也，不言灭，为襄公讳也，非也。文称纪侯大去，何以谓之灭乎？蔡侯弑父，恶莫大焉，楚子讨之，书曰「楚子虔诱蔡侯般」者，固恶其懐恶而讨不义也。纪侯九世之恶，不深于蔡般；齐襄懐恶而讨不义，不减于楚子。而《春秋》深抑纪侯，以难明之事，专信齐侯以一偏之辞，何哉？且烹哀公者，王也，非纪侯也。纪侯有罪，罪在谮人，不在烹人，何灭纪以为贤哉？以辩持之以曲通之，公羊之义固胜；以道观之以义推之，公羊之义未有一可也。
齐侯▯纪伯姬，公羊以襄公为贤，吾既言之矣。
公及齐人狩于郜。公羊以谓实齐侯也，非也。《春秋》有不待贬絶而见罪恶者，若实齐侯，书之乃冝矣，又何更之乎？
五年，倪犂来来朝。《公羊》曰：「犂来者何？名也。其名何？防国也。」非也，诸侯无生名，凡生名者为贬之耳。
伐卫，公羊以谓不言纳朔，辟王也。按公羊以纳为篡，然则书纳足明其罪矣，今不务襃贬而反隠恶，非《春秋》之意也。
六年，王人子突救卫。公羊以谓实贵子突，系诸人耳，非也。卫侯不臣，王不能诛也；遣贵子突救卫，不能克也。书王子突，适足以见其防矣。此亦不待贬絶者，何有系诸人哉？
卫侯朔入于卫。公羊曰：「其言入何？」何休云：「据顿子不复书入。」非也。去年五国纳卫
译单伯迎接王姬，《公羊传》认为单伯是受天子命令的大夫，所以不称其名，这是错误的。《春秋》的道义在于，允许人臣存在就必须使其尽臣道，如果因为受天子命令的缘故而不称其名，那就是让他不尽臣道。况且礼制规定：“在君主面前，臣子要称名。”《公羊传》解释公子纠不称公子，也说是在君主面前臣子要称名，哪有本国大夫受本国君主命令，仅仅因为受天子命令就可以不称名的道理呢？况且公子纠是别国的人，单伯是本朝的大臣，对于别国的人尚且要端正君臣之礼，本朝的大臣反而不致力于端正君臣之礼，这非常奇怪。再说所谓受天子命令就不称名的说法，礼经中并没有记载；不称“使”，是因为天子召见并派遣他，这也是错误的。经文为什么不写“天子派遣单伯迎接王姬”呢？凡是天子嫁女而让鲁国做主婚人，必定有告知的命令，鲁国既然接受了命令，就派人去迎接新娘，这是符合礼制的，何至于天子亲自召见单伯并派遣他呢？况且主婚的是鲁侯，不是单伯，天子为何专门召见单伯并派遣他呢？这件事显然不是这样。
周王派荣叔来赐给桓公命服。《公羊传》说：“这是加给我礼服。”这是错误的。周人虽然愚昧，难道会把衣服车马赐给已经死掉的人吗？况且这算什么礼仪呢？齐军迁移纪国的郱、鄑、郚三地。《公羊传》说：“迁移就是夺取，是为齐襄公避讳。”这是错误的。有迁移而不夺取的，有夺取而不迁移的，有既迁移又夺取的，《春秋》只是根据事实记录罢了，并不是避讳。认为迁移城邑比夺取城邑好吗？宋人迁移宿国，《公羊传》认为应当坐灭国的罪。那么齐军夺取城邑避讳说成迁移城邑，如实记载迁移城邑，又坐灭邑的罪，避讳在哪里呢？况且襄公难道不是怀着恶意去讨伐不义之人吗？他有什么可避讳的呢？
二年，公子庆父攻打于余丘。《公羊传》认为于余丘是邾国的城邑，这是错误的。《公羊传》看到城邑不连属国家，如果可疑，就全都附属于邾娄。何休说：“庆父年少带兵，不讥讽他，是因为不称‘弟’的意思也是从这里产生的。”他的意思是说庆父是公弟。二十五年，公子友前往陈国，不称‘弟’，又是从哪里产生的呢？
三年，桓王去世。《公羊传》认为改称‘崩’是错误的。如果确实改称‘崩’，应该写‘改崩’，就像‘改卜’之类一样。现在不写‘改’，就不是改称‘崩’。何休说：“荣奢改称‘崩’，‘崩’不适合他，所以厌恶地记录他。”查何休所引用的都是《左传》的记载，道理不可信。解说的人又说坐义说：“王去世七年改称‘崩’，这是必然的。”世道衰微礼制废弛，什么事没有？怎么能断定桓王之前已经称‘崩’了呢？本来应当根据经文没有‘改崩’，足以作为事实了。
纪季带着酅地归附齐国，《公羊传》认为纪季服罪是贤德，所以不称其名，这是错误的。推究《春秋》之所以不贬低纪季为叛徒，是因为纪季受命于纪侯。如果齐国想要灭掉纪国，纪季不能同心守国，专门割裂土地去侍奉仇敌，外表假托服罪，实际上私下享受利益，这是《春秋》所厌恶的。况且《春秋》重视为君位而死，无缘无故把专门割地侍奉仇敌的人加以褒扬，这明显说明齐、纪本来不是仇敌。襄公贪图他们的土地，纪侯自己看到不忍心与之争斗，又耻于侍奉恶人，想要抛弃它离开，效法太王，又担心宗庙灭绝，心里又不满足，所以让纪季带着酅地归附齐国，作为附庸。这是纪侯轻视君位而爱惜百姓的生命，不担心终身没有君位而担忧宗庙的祭祀，他的仁心忠厚，最被《春秋》认为贤德。赵鞅进入晋阳叛乱，因为没有君主的命令，即使有功也不能消除他的罪恶。假如纪季确实服罪以保存宗庙，也等同于赵鞅没有君主命令的情况，不能抹去他的叛乱又称呼他的字。
四年，纪侯大规模离开他的国家，《公羊传》认为这是灭国，不写‘灭’，是为襄公避讳，这是错误的。经文称纪侯大规模离开，为什么说是灭国呢？蔡侯弑父，罪恶没有比这更大的了，楚子讨伐他，记载说“楚子虔诱骗蔡侯般”，本来就是厌恶他怀着恶意去讨伐不义之人。纪侯九世的罪恶，不深于蔡般；齐襄怀着恶意去讨伐不义，不亚于楚子。而《春秋》深深压制纪侯，以难以明辨的事情，专门相信齐侯的一面之词，为什么呢？况且烹杀哀公的是周王，不是纪侯。纪侯有罪，罪在进谗言，不在烹杀人，为什么灭掉纪国来认为他贤德呢？用辩才来坚持，用曲解来通达，公羊的道理固然占上风；用道义来观察，用义理来推演，公羊的道理没有一个是正确的。
齐侯为纪伯姬服丧，《公羊传》认为襄公贤德，我已经说过了。
鲁桓公和齐人在郜地打猎。《公羊传》认为实际上是齐侯，这是错误的。《春秋》有不待贬绝就能看出罪恶的，如果实际上是齐侯，记载下来就合适了，又何必改称呢？
五年，倪犂来朝见。《公羊传》说：“犂来是什么？是名字。为什么称名？因为是小国。”这是错误的，诸侯没有活着称名的，凡是活着称名的是为了贬低他。
攻打卫国，《公羊传》认为不写‘纳朔’，是避开周王。查《公羊传》认为‘纳’是篡位，那么写‘纳’足以表明他的罪行了，现在不致力于褒贬反而隐藏罪恶，这不是《春秋》的意思。
六年，周王的人子突救援卫国。《公羊传》认为实际上是看重子突，把他系于‘人’下，这是错误的。卫侯不尽臣道，周王不能诛杀他；派遣看重的子突救援卫国，不能成功。写王子突，恰好足以显示他的微弱了。这也是不待贬绝的，有什么可系于‘人’下的呢？
卫侯朔进入卫国。《公羊传》说：“为什么说‘入’？”何休说：“根据顿子不再记载‘入’。”这是错误的。去年五国纳卫
侯，实不能入。今卫侯因利乗便，遂能自入也。纳则言纳，入则言入，初不相干，无所多疑也。推公羊之意，所以为若言者，蔽在以纳者入辞也。不知纳者自纳辞，入者自辞入尔。以谓不然，无为去年冬诸侯既入之，今年六月乃又入也。何休又云：「不书公子留出奔者，天子本当絶卫，不当复立公子留。」亦非也。休以据百二十国寳书作春秋，若留者无宜不书，故云尔。仲尼曰：「兴灭国，继絶世。」有王者作，犹曰兴之、继之，况以一朔之恶，遂絶康叔之祀哉？理不通也。推不通之理，欲以成百二十国寳书之验，而不悟违失圣人之意，可悯笑者此也。
译卫侯，实际上没能进入卫国。如今卫侯趁着有利的时机，于是能够自己进入卫国。如果是被接纳，就称“纳”；如果是自己进入，就称“入”，两者起初互不相干，没有什么可多疑的。推究《公羊传》之所以这样说的用意，是因为它被“纳”就是“入”的言辞所蒙蔽。它不知道“纳”自有“纳”的言辞，“入”自有“入”的言辞。如果认为不是这样，那么去年冬天诸侯已经让卫侯进入，今年六月为何又让他进入呢？何休又说：“不记载公子留出奔，是因为天子本应当断绝卫国，不应当再立公子留。”这也是不对的。何休依据《百二十国宝书》来撰写《春秋》，如果公子留没有适宜不记载的理由，所以他这样说。孔子说：“复兴灭亡的国家，延续断绝的世系。”如果有王者兴起，尚且说要复兴它、延续它，何况因为一个月的罪恶，就断绝康叔的祭祀呢？这在情理上是讲不通的。推究这种讲不通的情理，想要以此成就《百二十国宝书》的验证，却不领悟这违背了圣人的本意，这是值得怜悯和嘲笑的地方。
公至自伐卫。《公羊》曰：「得意致会，不得意致伐。」何休又说二国、一国【之】别，皆诡乱不经，有为而为，非凡例之体，故不诘也。
齐人来归卫寳。公羊曰：「此卫寳也，齐人曷为来归之？卫人归之也。」非也。宋人致鼎，谓之郜鼎，鼎本郜物也；齐人归寳，谓之卫寳，寳本卫物也。事类相明，无足可疑。岂以谓之卫寳，则必卫人归之？彼郜鼎者，岂必郜人送之哉？且经书「齐人来归」，至明白矣，又何云乎？
七年，星陨如雨。《公羊》说：「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君子修之曰：『星陨如雨。』」此妄语也。若令不修《春秋》其文如此，仲尼何得改之乎？若彼言雨星，非必众星也；今言如雨，则众星必也。是仲尼横设不实之事，以迷罔后人也。又仲尼不书「尺而复」，若实尺而复，无为不书；若尺而复不足书，如雨亦不足书。何者？如何休之言，以陨则为异耳。
秋大水，无麦苗。公羊云：「一灾不书，待无麦然后书无苗。」非也。若春秋一灾不书，岂爱民之谓乎？计公羊之意，谓当是时麦强而苗弱，苗当先败，麦当后败，不当先书无麦也。审如公羊言，一灾不书，待无麦乃书无苗，则何不曰无苗麦乎？
八年，师次于郎，以俟陈人、蔡人。公羊以谓「托不得已也」，非也。仲尼岂为不实无状以迷人哉？观圣人讳国恶者有之矣，亦不从而为之辞而已。夫从而为之辞者，此小人之事也，何以辱《春秋》？
甲午祠兵，《公羊》以谓为久也，非也。若鲁欲以夏月与邻国之齐共伐盛，何至正月出师，自取淹久乎？
成降于齐师，公羊以谓：「成者，盛也，讳灭同姓也。不言降吾师，辟之也。」非也。实共围盛，改谓之成；实灭其国，改谓之降；实降于鲁，又独言齐，皆非圣人之文也。凡圣人讳国恶，亦在可讳之域，不在不可讳之域。如改白为黒曰已为人，岂独非道，亦不可传世矣。《春秋》之书，要在无传而自通，非曲经以合传也。且所贵圣人之文者，不贵其革易名字以惑人也。如必革易名字，然后可见襃贬讳避者，谁不能为《春秋》哉？
师还，公羊曰：「病之也。」曰：「师病矣，非师之罪也。」然则理实贬之，何言善之乎？又凡《春秋》所刺讥，茍灭国伐邑，谁则非君之罪乎？既曰君罪，师则无罪，何至于此独以为非师之罪乎？则彼不记师还者，皆非君罪而师罪乎？九年，公及齐大夫盟于曁。公羊以谓不没公者，齐无君也，非也。齐之有君，犹当没公，齐今无君，何以反不没公？且以不没公为尊内邪？按髙子来盟，公羊云：「不称使，岂我无君？」盖以谓君不行使乎大夫也。《春秋》尊鲁，鲁无君犹不使齐侯敌鲁大夫，若齐无君，《春秋》何得斥公以敌齐大夫哉？又曰：「何以不名？讳与大夫盟也。」何休曰：「是时齐人来迎子纠，鲁不与而与之盟，齐为是更迎小白。」吾谓鲁若不与齐纠者，何縁与齐大夫盟？所盟更何事哉？公伐齐纳纠。公羊云：「纳者，入辞也。」非也。纳者，纳辞耳，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也，非入辞也。又曰：「伐而言纳者，犹不能纳也。」亦非也。有伐而纳者，有围而纳者，有未尝伐、未尝围而纳者，各据实书之耳。又云：「纠不称公子，君前臣名也。」非也。纠失国在鲁，本非鲁臣，何以责以君前臣名乎？且若称公子纠，则可谓非君前臣名乎？
齐小白入于齐。公羊云：「以国氏者，当国也。」非也。凡言当国之说，皆无通例，不可条贯，吾于州吁弑其君既言之矣。
及齐师战于干时，我师败绩。公羊曰：「内不言败，此言败者，伐败也。」非也。若鲁实以复雠而战者，《春秋》不宜不言公；若以复雠者在下，故不言公，《春秋》岂夺人臣子意哉？臣有善，言君行之，则君善也。故书曰：「股肱良哉！」言一体也。奈何以复雠者在下，则不以其美归公哉？且谋之者，臣也；行之者，君也。臣谋而君不行，贬君可也；臣谋而君行，又欲何嫌？
十年，公侵宋。《公羊》曰：「麤者曰侵，
译鲁公从讨伐卫国回来。《公羊传》说：“心意得逞就记载会盟，心意不得逞就记载讨伐。”何休又解释两国、一国的区别，这些说法都诡诈混乱、不合常理，是有所图谋而编造的，不是正常的体例，所以不予追究。
齐国人送还卫国的宝物。《公羊传》说：“这是卫国的宝物，齐国人为什么送还它？是卫国人送还的。”这是错误的。宋人送来的鼎，称为郜鼎，鼎本来就是郜国的器物；齐人送还的宝物，称为卫宝，宝物本来就是卫国的器物。事情类别相互印证，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难道因为称它为卫宝，就一定是卫国人送还的吗？那郜鼎，难道一定是郜国人送来的吗？况且经文书写“齐人来归”，已经非常明白了，又何必多此一举呢？
七年，星星坠落像雨一样。《公羊传》解释说：“未经修订的《春秋》记载：‘下雨般的星星距离地面一尺又回去了。’君子修订后说：‘星星坠落像雨一样。’”这是胡说八道。如果未经修订的《春秋》文字如此，孔子怎么能改动它呢？如果那“雨星”不一定指众星；现在说“如雨”，则一定是众星。这是孔子凭空捏造不实之事，来迷惑后人。再者，孔子不记载“一尺又回去”，如果确实是一尺又回去，没有理由不记载；如果一尺又回去不值得记载，那么像雨一样也不值得记载。为什么呢？按照何休的说法，星星坠落本身就是异象。
秋天发大水，没有麦子和禾苗。《公羊传》说：“一种灾害不记载，等到没有麦子然后才记载没有禾苗。”这是错误的。如果《春秋》对一种灾害不记载，难道是爱护百姓的说法吗？推测《公羊传》的意思，认为当时麦子强壮而禾苗弱小，禾苗应当先败坏，麦子应当后败坏，不应当先记载没有麦子。如果真像《公羊传》所说，一种灾害不记载，等到没有麦子才记载没有禾苗，那为什么不说是“没有禾苗和麦子”呢？
八年，军队驻扎在郎地，以等待陈国人、蔡国人。《公羊传》认为这是“托辞不得已”，这是错误的。孔子难道会用不实无状的话来迷惑人吗？观察圣人避讳国家丑恶之事是有的，也只是不顺着丑事去编造言辞罢了。顺着丑事编造言辞，这是小人的行为，怎么能辱没《春秋》呢？
甲午日祭祀兵器，《公羊传》认为这是因为时间久，这是错误的。如果鲁国想在夏天与邻国齐国共同讨伐盛国，何至于正月出兵，自取拖延日久呢？
成地投降给齐军，《公羊传》认为：“成，就是盛，避讳灭掉同姓国家。不说投降给我国军队，是避讳。”这是错误的。实际上是共同围攻盛国，改称为成；实际上是灭掉它的国家，改称为降；实际上是投降给鲁国，却只说齐国，这些都不是圣人的笔法。凡是圣人避讳国家丑恶，也在可以避讳的范围内，不在不可避讳的范围内。如果把白说成黑，说已经为人所有，这不仅不合道义，也不能传世。《春秋》的记载，关键在于没有传注也能自然通达，不是弯曲经文来迎合传注。况且圣人的文字可贵之处，不在于改变名字来迷惑人。如果一定要改变名字，然后才能体现褒贬避讳，那谁不能写《春秋》呢？
军队回来，《公羊传》说：“这是厌恶军队。”又说：“军队疲惫了，不是军队的罪过。”那么按理确实要贬斥，为什么说这是善举呢？又凡是《春秋》所刺讥的，如果是灭国伐邑，谁不是君主的罪过呢？既然说是君主的罪过，军队就没有罪过，为什么唯独这里认为不是军队的罪过呢？那么那些不记载军队回来的，都是不是君主的罪过而是军队的罪过吗？九年，鲁公和齐国大夫在曁地结盟。《公羊传》认为不隐去鲁公的名字，是因为齐国没有君主，这是错误的。齐国有君主，还应当隐去鲁公的名字，齐国现在没有君主，为什么反而不隐去鲁公的名字？况且把不隐去鲁公的名字视为尊重内国吗？考察高子来结盟，《公羊传》说：“不称使者，难道我国没有君主吗？”大概是认为君主不派遣大夫吧。《春秋》尊重鲁国，鲁国没有君主尚且不派齐侯与鲁国大夫对等，如果齐国没有君主，《春秋》怎么能斥责鲁公与齐国大夫对等呢？又说：“为什么不称名？避讳与大夫结盟。”何休说：“这时齐人来迎接子纠，鲁国不答应却与他结盟，齐国因此又迎接小白。”我认为鲁国如果不答应齐国的子纠，怎么会与齐国大夫结盟？所结盟的又是什么事呢？鲁公讨伐齐国以接纳子纠。《公羊传》说：“纳，是进入的言辞。”这是错误的。纳，是接纳的言辞，能否进入还不可知，不是进入的言辞。又说：“讨伐而说纳，是还不能接纳。”这也是错误的。有讨伐而接纳的，有围攻而接纳的，有未曾讨伐、未曾围攻而接纳的，各自根据实情记载罢了。又说：“子纠不称公子，是君前臣名的原则。”这是错误的。子纠失国在鲁国，本来不是鲁国的臣子，为什么用君前臣名的原则来责备他呢？况且如果称公子纠，就可以说不是君前臣名吗？
齐小白进入齐国。《公羊传》说：“以国为氏，是当政。”这是错误的。凡是说当政的说法，都没有通行的体例，不能条理贯通，我在州吁弑杀其君时已经说过了。
与齐军在干时作战，我军大败。《公羊传》说：“内国不记载败绩，这里记载败绩，是因为讨伐而败。”这是错误的。如果鲁国确实是为了复仇而战，《春秋》不应当不记载鲁公；如果因为复仇者在下位，所以不记载鲁公，《春秋》难道要剥夺臣子的意愿吗？臣子有善行，说君主实行，那么君主也是善的。所以书上说：“股肱良哉！”说的是一个整体。怎么能因为复仇者在下位，就不把美名归于鲁公呢？况且谋划的是臣子，实行的是君主。臣子谋划而君主不实行，贬斥君主是可以的；臣子谋划而君主实行，又有什么可避讳的呢？
十年，鲁公侵伐宋国。《公羊传》说：“粗略的称为侵，
精者曰伐。」似近矣，未合也。又「战不言伐」，是也，战重也。其曰「围不言战」，则非也。围未必重于战，不可详围而略战。
译“精锐之师称为‘伐’。”这种说法似乎接近了，但并不完全符合。又说“作战不称‘伐’”，这是对的，因为作战更为严重。至于说“围城不称‘战’”，这就不对了。围城未必比作战更严重，不能详细记载围城而略去作战。
宋人迁宿。公羊曰：「以地迁之，非也。直宋人以其力迁宿，使臣于已，无说还之与不还之。」
齐师、宋师次于郎。公败宋师于乗丘。公羊曰：「我能败之，故言次也。」何休云：「二国才止次，未成于伐。」不知二国之师进至于乗丘而我能败之邪？抑亦退至乗丘而我能败之邪？今推传文及注意，是自郎进至乗丘也。然则郎非近邑，桓十年来战于郎，何以谓之近乎围邪？彼时至郎则恐见围，此时至郎则犹未成于伐。郎一地也，何二三乃尔乎？
荆败蔡师于莘，以蔡侯献舞归。公羊以谓「荆者，州名也」，非也。楚之有荆号，非一日也。《诗》云：「挞彼殷武，奋伐荆楚。」非孔子改之也。且楚在荆州，以其强大，故抑而谓之荆。若荆州之地复有一国彊若楚者，当有两荆，不亦妄乎？又徐亦夷也，徐在徐州，不闻以州名名之，则徐犹荆也，可得谓徐者州名之乎？又曰「国不若氏」，亦非也。甲氏、潞氏同为赤夷，而国殊族异，故分名耳。譬犹汉之西域，乃有三十六国，总而名之谓之西域，析而名之自然分别，有何怪而强云进之称氏乎？又曰「氏不若人」，假令赤狄治行益修者，可云「晋师灭赤狄甲人」乎？又曰「蔡侯献舞何以名？絶。曷为絶？获也。曷为不言其获？不与夷狄之获中国也」，亦非也。按公羊谓「秦者，夷也，匿嫡之名」，然则僖十五年秦获晋侯，何故与夷狄获中国邪？凡《春秋》有「获某人」者，有「以某人归」者，文自不同，非一物也。以理言之，获盖蹔得，以归盖就虏而不耻者。
十一年，宋大水。《公羊》云：「外灾不书，此书者，及我也。」按《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若水灾及鲁，自可记鲁灾而已，无为详宋而畧我也。公羊以百二十国宝书为据，故云尔，非实可信也。
王姬归于齐。《公羊》云：「何以书？过我也，非也。」元年所书逆王姬及筑馆者，皆以非常书，则知常逆王姬及筑馆不当书，故此王姬书归而已。若以谓过我而书者，自周之齐，何乃过鲁？
十三年，公防齐侯盟于柯。按《公羊例》曰：「会犹最也，及汲汲也。」信斯言者，柯之盟，曹子手劔以劫齐侯，可谓非汲汲乎？而不称及，何哉？或者为公羊文过，以谓讳之。按《春秋》但不书取汶阳田足矣，又改及为会，则是都丧事实，使后人无由察其是非，岂圣人意乎？
十四年，单伯会伐宋。《公羊》云：「后会也。」非也。伐宋之时，鲁本不预谋，后闻乃遣大夫往会之耳，与陈侯如会同意，非后期也。
十七年，齐人执郑瞻。《公羊》云：「书甚佞也。」按《春秋》未有防者而得书于经，若瞻为大夫而未命，又何以别乎？多麋，何休于此云云者，非《春秋》意也，不曰为灾乎？十八年，公追戎于济西。《公羊》以谓大其未至而豫御之也，非也。若未至而御，何得谓之追乎？此不待攻而自破者，虽多言烦说，犹不可解也。又曰：「于济西者，大之也。」此欲引「追齐师至酅」以立襃贬耳，彼自以弗及故得书至，又何足据乎？
十九年，公子结媵陈人之妇于鄄。公羊以谓：「媵者，诸侯娶一国，则二国往媵之。陈人者，陈侯也。」非也。云「公子结以妾媵归陈侯之妇」，则文理不成；又无故贬损陈侯，使从人称，非正名之义。盖媵者，送女也；陈人者，陈大夫也，不烦说矣。又曰：「诸侯一娶九女，诸侯不再娶。」亦非也。假令诸侯之正妃卒，则右媵摄事；右媵复卒，则左媵摄事；而左媵复卒，岂可以宗庙社稷与众侄娣共之哉？独不为宗庙社稷乎？《礼》云：「宗子虽七十，无无主妇。」由是而言，宗庙不轻于族人，国君不轻于宗子。宗子犹不以妾为妇，国君何故反得以妾为妇哉？然则诸侯自合再娶，再娶者不备三归可矣。昔武王崩，成王年十二，若不再娶，安取此子哉？茍令武王三十而娶，其后亦二十而嫁，比武王之崩，后亦八十三矣，计生成王时不减七十，此非人世所有也，可得强云不再娶乎？成王又自有母弟，事皆验着，一娶明矣。
二十年，齐
译宋国人迁移了宿国。《公羊传》说：“因为土地而迁移他们，是不对的。只是宋国人凭借自己的力量迁移了宿国，使宿国臣服于自己，并没有说明是归还还是不归还。”
齐国军队和宋国军队驻扎在郎地。鲁庄公在乘丘打败了宋国军队。《公羊传》说：“我们能够打败他们，所以说驻扎。”何休说：“两国军队刚刚驻扎，还没有形成讨伐的态势。”难道不知道两国的军队是前进到乘丘而我们能够打败他们呢？还是退却到乘丘而我们能够打败他们呢？现在推究传文及注疏的意思，是从郎地前进到乘丘。那么郎地就不是近邑，桓公十年在郎地作战，为什么称之为接近包围呢？那时到达郎地就担心被包围，这时到达郎地却还没有形成讨伐。郎地是一个地方，为什么会有这样不同的说法呢？
楚国在莘地打败了蔡国军队，把蔡侯献舞带回去。《公羊传》认为“荆”是州名，这是不对的。楚国拥有荆的称号，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诗经》说：“那殷商的武王，奋起讨伐荆楚。”这不是孔子改动的。况且楚国在荆州，因为它强大，所以压制它称之为荆。如果荆州之地又有一个像楚国一样强大的国家，那就应该有两个荆，这不是荒谬吗？还有徐国也是夷人，徐国在徐州，没听说用州名来称呼它，那么徐国就像荆国一样，能说徐是州名吗？又说“国不若氏”，也是不对的。甲氏、潞氏同为赤狄，但国家不同、种族各异，所以分别命名罢了。譬如汉朝的西域，有三十六个国家，总称它们为西域，分开命名自然有区别，有什么奇怪而强行说进之称氏呢？又说“氏不若人”，假如赤狄治理更加修明，能说“晋国军队灭赤狄甲人”吗？又说“蔡侯献舞为什么称名？断绝。为什么断绝？被俘获。为什么不直接说被俘获？不赞成夷狄俘获中原国家”，也是不对的。查《公羊传》说“秦国是夷人，隐匿嫡嗣的名称”，那么僖公十五年秦国俘获晋侯，为什么又赞成夷狄俘获中原国家呢？凡是《春秋》中有“俘获某人”的，有“把某人带回去”的，文字自然不同，不是同一件事。按道理来说，俘获大概是暂时得到，带回去大概是就虏而不以为耻的。
十一年，宋国发生大水灾。《公羊传》说：“外国的灾祸不记载，这次记载，是因为波及到我。”查《春秋》内视自己的国家而外视诸夏，如果水灾波及鲁国，自然可以只记载鲁国的灾祸，没有必要详细记载宋国而简略记载自己。《公羊传》以百二十国的宝书为依据，所以说这样的话，并不是实际可信的。
王姬嫁到齐国。《公羊传》说：“为什么记载？经过我国，不对。”元年所记载的迎接王姬以及修建馆舍，都是因为非常之事而记载，就知道平常迎接王姬以及修建馆舍不应当记载，所以这次王姬只记载出嫁。如果认为经过我国而记载，从周到齐，为什么经过鲁国？
十三年，鲁庄公在柯地与齐侯结盟。查《公羊传》的体例说：“会是最，及是急切。”相信这话的人，柯地的盟会，曹刿手执剑胁迫齐侯，可以说不是急切吗？而不称及，为什么呢？或者是为了《公羊传》掩盖过错，认为这是避讳。查《春秋》只要不记载夺取汶阳田地就够了，又改及为会，这是完全丧失事实，使后人无法察知其是非，难道是圣人的意思吗？
十四年，单伯会合讨伐宋国。《公羊传》说：“后到的会合。”不对。讨伐宋国的时候，鲁国本来不参与谋划，后来听说才派遣大夫前往会合，与陈侯如会的意思相同，不是后期到达。
十七年，齐国人拘捕了郑瞻。《公羊传》说：“记载他非常奸佞。”查《春秋》没有防备者而得以记载于经文的，如果郑瞻是大夫而没有任命，又怎么区分呢？多麋，何休在这里说这样的话，不是《春秋》的意思，不是说这是灾祸吗？十八年，鲁庄公在济西追击戎人。《公羊传》认为这是赞美他戎人未到而预先抵御，不对。如果未到而抵御，怎么能称之为追呢？这是不待攻击而自行溃败的，虽然多言烦说，还是无法解释。又说：“在济西，是赞美他。”这是想引用“追击齐军到酅”来确立褒贬，那是自己因为没追上所以得以记载到，又有什么值得依据的呢？
十九年，公子结在鄄地送陈人的妇人来。《公羊传》认为：“媵是诸侯娶一国，则二国前往陪嫁。陈人是陈侯。”不对。说“公子结以妾媵归陈侯之妇”，则文理不通；又无故贬损陈侯，使其从人称，不符合正名的意义。大概媵是送女；陈人是陈大夫，不需要烦琐的解说。又说：“诸侯一娶九女，诸侯不再娶。”也是不对的。假如诸侯的正妃去世，则右媵代理事务；右媵又去世，则左媵代理事务；而左媵又去世，难道可以让宗庙社稷与众侄娣共事吗？难道不为宗庙社稷考虑吗？《礼记》说：“宗子即使七十岁，也不能没有主妇。”由此来说，宗庙不轻于族人，国君不轻于宗子。宗子尚且不以妾为妇，国君为什么反而得以以妾为妇呢？那么诸侯自然应该再娶，再娶者不备三归就可以了。从前武王去世，成王十二岁，如果不再娶，从哪里得到这个儿子呢？假如武王三十岁娶妻，其后也二十岁出嫁，比武王去世，后也八十三岁了，计算生成王时不减七十岁，这不是人世所有的，可以强行说不再娶吗？成王又自有母弟，事情都验证明显，一娶是明确的。
二十年，齐
大灾。《公羊》曰：「大灾者何？大瘠也。大瘠者何？防也。」非也。《春秋》何以不言大瘠？大防而乱火灾之名乎？又曰：「何以书？及我也。」亦非也。《春秋》岂其详外而畧内哉？二十二年，肆大省。《公羊》以谓讥始忌省也，非也。经云「肆大眚」，而传谓之忌省，其文与其理不可训解，盖不足难也。
译大灾。《公羊传》说：“大灾是什么意思？是大饥荒。大饥荒是什么意思？是堤防溃决。”这是不对的。《春秋》为什么不直接说大饥荒？难道是因为堤防溃决就混淆了火灾的名目吗？又说：“为什么要记载这件事？因为灾祸波及到我鲁国。”这也是不对的。《春秋》难道会详述外邦而略写本国吗？鲁僖公二十二年，举行大赦。《公羊传》认为这是讥讽开始忌讳赦免，这是不对的。经文说“肆大眚”，而传文却说是忌讳赦免，其文辞与义理都无法解释得通，大概不值得深究了。
陈人杀其公子御冦。寻何休之意，以谓大夫相杀也，非也。称人，则是杀有罪之辞耳。孟子曰：「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
夏五月何休于此云云者非也
公如齐纳币，何休云：「实淫泆，不可言，故因其自纳币见之。」非也。公不当丧娶，又不当自纳币，此《春秋》所贬也，又何起淫泆之有？
二十三年，公至自齐。《公羊》云：「危之也。公，一陈佗也。」非也。有致善，有致不善，皆妄说也，不可以通。
蔡叔来聘，何休云：「不称使者，公一陈佗，故使若我无君，以起其当絶，非也。假令庄公外淫，天子讵能便知之，而《春秋》责其聘小人乎？」
公如齐观社，何休云：「讳淫也。」非也。假令君子讳国恶，岂可虚出不然之事，以文过饰非乎？
荆人来聘，《公羊》云：「荆何以称人？始能聘也。」非也。称人，即其大夫之辞耳。何休乃云：「《春秋》王鲁，因其始来聘，明夷狄能慕化脩聘礼，当进之。」若然者，隐二年会戎于潜，何不曰会戎人乎？且荆人来聘，明非其君自来矣。今所言州、国、氏、人、名、字、爵七等之制，皆进退人君者也，如之何又欲移用于其臣乎？何休又曰：「不系国而荆者，许夷狄者不一而足。」若然，是后何不且书楚氏而遂足？与楚人盟于扈，《公羊》曰：「危之也。」妄说耳。
二十四年，戎侵曹，曹覊出奔陈。《公羊》曰：「曹无大夫。」非也。经曰：「不敢遗小国之臣。」圣人作《春秋》，岂遗之哉？又曹伯，伯也；郑伯，亦伯也。若以小国故无大夫，郑亦宜无大夫，岂独曹哉？今《公羊》不曰郑无大夫，而独曰曹无大夫，似见曹之大夫着于经者少耳，非确语也。
赤归于曹。郭公。按：此一事推寻传注，初无义理，不知先儒颠倒缪妄，何乃至如此！
二十五年，陈侯使女叔来聘。何休云：「称字，敬老也。」非也。《春秋》以名字襃贬，非有殊功异行，亦不輙字之。借使女叔实有贤行，则称氏为不见矣。
卫侯朔卒，何休云云，饰非之语也，无可信用。
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何休云：「书得礼。」非也，若得礼，则《春秋》当不书矣。
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门。公羊曰：「于社，礼也；于门，非礼也。」非也。若于社为得礼，春秋亦当不书矣。
公子友如陈。按《公羊》例，母弟称弟，此公弟也，则何以不曰公弟乎？吾于「齐侯使其弟年来聘」既言之矣。
二十六年，曹杀其大夫。公羊云：「不名，众也。」然则杀三郤，何故名乎？又云：「不死于曹君者也。」宋杀其大夫，又何以辨哉？凡公羊以大夫相杀称人，而君杀大夫称国，而不论大夫有罪无罪，故使曹、宋同文异义，是非臆断也。又曰：「此盖战也，灭也。」亦非也。曹覊虽贤，何能掩君灭之祸乎？以曹覊之贤，遂讳曹伯之灭，又何义乎？晋之假道于虞也，宫之竒谏。推宫之竒之贤，则无以异于曹覊矣。《春秋》为曹覊讳曹伯，不为宫之竒讳虞公，何哉？
二十七年，公子友如陈▯原仲。《公羊》云：「通乎季子之私行，非也。」文称如陈，非私行也。且当是时，内难未作，何避之有？若以季子见几逺举者，是谓忘宗国之乱而贵一身之全，非贤智也。且季子于此奔陈，亦见衅端已成乎？则庄公既病而召季子，其衅端宜益深矣，季子何以得入而与国政？夫庄公病，季子覊旅在外，一旦召至，授之权柄，人莫能御者，此明公子牙之徒祸犹未已也。若彼之时祸犹未巳，况去庄公殁尚数年，而遂云避内难出奔乎？且季子与其奔也，孰若勿奔以销解其谋、詧识其势，若孔父之御乱也？而胡为背君捐国，使回皇于乱臣之手？此皆事之不然者也。
▯伯来朝，何休云：「不称公者，春秋黜之。」非也，吾既言之矣。
二十八年，齐人伐卫，卫人及齐人战，卫人败绩。公羊曰：「曷为使卫主之？卫未有罪尔。」非也。荀林父帅师及楚子战于邲，当此
译陈国人杀了他们的公子御寇。追寻何休的意思，认为这是大夫之间互相杀害，这是不对的。称“人”，不过是表示杀有罪之人的措辞罢了。孟子说：“左右亲信都说可以杀，不要听信；各位大夫都说可以杀，不要听信；国人都说可以杀，然后去考察，发现确实该杀，然后才杀他。所以说‘国人杀了他’。”
夏季五月，何休在这里所说的种种话，都是不对的。
鲁庄公到齐国纳币（下聘礼），何休说：“实际上是因为淫乱，不便明说，所以借他亲自纳币这件事来暗示。”这是不对的。国君在丧期不当娶妻，又不当亲自纳币，这正是《春秋》所贬斥的，哪里有什么淫乱之事呢？
二十三年，鲁庄公从齐国回来。《公羊传》说：“这是表示危险。鲁庄公，就是一个陈佗（陈国篡位者）。”这是不对的。有表示赞许的，有表示贬斥的，这些都是胡乱的说法，不能通达事理。
蔡叔来聘问，何休说：“不称使者，是因为鲁庄公等同于陈佗，所以故意表现得好像我国没有国君，以激起应当断绝关系的意思。”这是不对的。假设庄公在外淫乱，天子难道能立刻知道吗，而《春秋》就责备他聘问小人吗？
鲁庄公到齐国观社，何休说：“这是为淫乱避讳。”这是不对的。假设君子为国君避讳恶行，难道可以凭空捏造不存在的事情，来文过饰非吗？
荆人来聘问，《公羊传》说：“荆人为什么称‘人’？是因为开始能够聘问。”这是不对的。称“人”，不过是他们大夫的称呼罢了。何休却说：“《春秋》以鲁国为王，因为荆人开始来聘问，表明夷狄能够仰慕教化、修习聘问之礼，应当提升他们。”如果这样，隐公二年与戎人在潜地会盟，为什么不说是“会戎人”呢？况且荆人来聘问，明显不是他们的国君亲自来。现在所说的州、国、氏、人、名、字、爵这七种称谓制度，都是用来进退国君的，怎么能又移用到他们的臣子身上呢？何休又说：“不系属国名而称‘荆’，是因为允许夷狄的称谓不一而足。”如果这样，后来为什么不且书写“楚氏”而就此满足呢？与楚人在扈地结盟，《公羊传》说：“这是表示危险。”这是妄说罢了。
二十四年，戎人侵犯曹国，曹羁出奔到陈国。《公羊传》说：“曹国没有大夫。”这是不对的。经文说：“不敢遗漏小国的臣子。”圣人作《春秋》，难道会遗漏他们吗？又曹伯，是伯爵；郑伯，也是伯爵。如果因为是小国就没有大夫，郑国也应当没有大夫，难道只有曹国吗？现在《公羊传》不说郑国没有大夫，而只说曹国没有大夫，似乎是看到曹国的大夫在经文中记载的少罢了，这不是确切的论断。
赤回到曹国。郭公。按：这件事推寻传注，起初就没有义理，不知道先儒颠倒谬误，怎么竟然到了这种地步！
二十五年，陈侯派女叔来聘问。何休说：“称字，是尊敬老人。”这是不对的。《春秋》用名字来褒贬，如果没有特殊的功绩或异行的表现，也不会随意称字。假使女叔确实有贤德的行为，那么称氏就看不出来了。
卫侯朔去世，何休所说的种种话，是文过饰非的言语，不可信用。
日食，击鼓、用牲祭社。何休说：“记载这是合乎礼的。”这是不对的，如果合乎礼，《春秋》就应当不记载了。
大水，击鼓，用牲祭社、祭门。《公羊传》说：“祭社，是合乎礼的；祭门，是不合乎礼的。”这是不对的。如果祭社合乎礼，《春秋》也应当不记载了。
公子友到陈国。按《公羊传》的体例，母亲的弟弟称“弟”，这是公子的弟弟，那么为什么不称“公弟”呢？我在“齐侯派他的弟弟年来聘问”那里已经说过了。
二十六年，曹国杀了他们的大夫。《公羊传》说：“不称名，是因为人数多。”那么杀三郤，为什么称名呢？又说：“是不死于曹君的人。”宋国杀了他们的大夫，又怎么分辨呢？凡是《公羊传》认为大夫互相杀害称“人”，而国君杀大夫称“国”，而不论大夫有罪无罪，所以使曹、宋两国同文异义，这是主观臆断。又说：“这大概是战败，被灭国。”这也是不对的。曹羁虽然贤德，怎么能掩盖国君灭国的祸患呢？因为曹羁的贤德，就为曹伯的灭国避讳，又有什么意义呢？晋国向虞国借道时，宫之奇进谏。推究宫之奇的贤德，与曹羁没有什么不同。《春秋》为曹羁避讳曹伯，却不为宫之奇避讳虞公，为什么呢？
二十七年，公子友到陈国〇原仲。《公羊传》说：“通晓季子私下的行为。”这是不对的。经文称“如陈”，不是私下行为。况且当时，内乱尚未发生，有什么可避讳的？如果把季子看作见机远遁的人，这就是说忘记了宗国的动乱而看重自身的保全，这不是贤智之人。况且季子在这里奔往陈国，也是看到祸端已经形成吗？那么庄公既已病重而召季子，祸端应当更加深重了，季子怎么能回国参与国政呢？庄公病重，季子羁旅在外，一旦召至，授予他权柄，无人能抵御，这明显说明公子牙之徒的祸患还未停止。如果那时祸患还未停止，何况距离庄公去世还有几年，就说是避内乱出奔呢？况且季子与其出奔，哪里比得上不出奔以消解阴谋、洞察形势，像孔父那样抵御动乱呢？为什么要背弃国君、抛弃国家，使自己在乱臣手中徘徊不定呢？这些都是不符合事实的说法。
〇伯来朝，何休说：“不称公，是因为《春秋》贬斥他。”这是不对的，我已经说过了。
二十八年，齐人攻打卫国，卫人与齐人交战，卫人战败。《公羊传》说：“为什么让卫国作为主辞？因为卫国没有罪。”这是不对的。荀林父率领军队与楚子在邲地交战，当时
之时，公羊以晋师夷狄之不若，则何以不使楚子主之？岂晋师未有罪，楚子有罪乎？是何自相反也。又曰：「败者称师，卫何以不称师？未得成师也。」亦非也。茍卫未得成师，则《春秋》曷为书以偏战之辞？此为不知《春秋》之文甚矣。
译在这个时候，公羊学派认为晋军不如夷狄，那么为什么不让楚子主持盟会呢？难道晋军没有罪过，而楚子有罪过吗？这是多么自相矛盾啊。又说：“战败的一方称为‘师’，卫国为什么没有称为‘师’呢？因为卫国还没有组成完整的军队。”这也是不对的。如果卫国确实没有组成完整的军队，那么《春秋》为什么用记载偏战的笔法来记录呢？这说明他们对于《春秋》的文辞实在是不了解啊。
冬筑防，大无麦、禾。《公羊》曰：「讳以凶年造邑。」非也。筑防在冬，初五谷毕入，然后制国用，在冬末，故有前后耳，岂故讳哉？
二十九年，城诸及防。何休云：「诸，君邑；防，臣邑。」非也。臣之有邑，臣之禄也，可得而专乎？苟不可专，则臣邑犹君邑也。且假令俱臣邑者，文可曰「城诸、防」乎？则与彼须、朐何辨焉？
三十年，齐人降鄣。公羊曰：「纪之遗邑也。」非也，纪灭久矣，犹存鄣乎？又曰：「降之者，取之也。不言取之，为桓公讳也。」亦非也。取之固曰取之，降之固曰降之，迁之固曰迁之，非可相假借为讳避也。齐人降鄣，犹曰宋人迁宿。迁之不可讳为降也，犹取之不可讳为迁也。文如日月，不可巧诬，而犹云云，多见其惑也。
齐人伐山戎。公羊曰：「此齐侯也，其称人何？贬。盖以操之为已蹙矣。」非也。属桓公取鄣，讳之为降，又近上灭谭、灭遂，亦无所贬。夫桓公灭中国而不贬，今伐山戎而贬侯以人，此可谓识轻重乎？且诚《春秋》意者，是开桓公得灭中国而不得伐山戎也。此所谓小辨破道，小说害义，君子之所疾也。
三十一年，筑台于郎。《公羊》云：「何以书？讥。何讥尔？临民之所潄浣也。」非也。讥在筑台，不在临民。若不临民，台可为乎？台若不可为，虽不临民，虽不临国，虽不临逺，犹讥之也，何必以三者限之？
三十二年，公子牙卒。《公羊》云：「不称弟，杀也。」其意欲以不称弟起牙见杀，非也。二十七年，公子友如陈，不称弟，又何故哉？大凡君杀大夫，举当言杀，外则见其专杀之罪，内则分别善恶之趋。今季子诛牙，内得亲亲之理，外得尊尊之义，《春秋》无所复责，故平其文，使若自死然。孔子曰：「大夫强而君杀之，义也。自三桓始也。」正谓此也。不称弟，适其常文，又何足据乎【若谓刺公子牙，则犹当坐杀大夫】何休曰：「庄不卒大夫。」亦非也。彼溺不卒者，自以非执政故尔，何谓庄不卒大夫哉？
公子庆父如齐，何休云：「奔也。」非也。若奔而言如，是《春秋》纵有罪也，而曰起季子不探其情，不暴其罪，亦非也。若季子不探其情，不暴其罪，但不杀之，缓追逸贼，书奔足矣，又何故改之为如哉？焉有臣杀其君不成而出，推亲亲之意，遂并讳其奔？意者独庆父可亲亲哉？子般不可亲亲哉？且季子不杀庆父，非义也。故季子曰：「公子不可入，入则杀矣。」由是言之，缓追逸贼者，季子之心也。如庆父居国而不去，季子安得而不杀？且当杀之，又何有讳其奔？
春秋权衡卷十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权衡卷十一 宋 刘敞 撰
闵公
元年，《公羊》曰：「诛邓扈乐而归狱焉，季子至而不变也。」又曰：「旣而不可及，不探其情而诛焉，亲亲之道也。」非也。庆父弑般，欲取其国，是时季子力不能诛，故遁逃他国尔。设令季子力能诛之，则庆父诛死矣，何谓不探其情乎？齐仲孙来，《公羊》曰：「公子庆父也。」非也。孙以王父字为氏，此乃庆父之身也，未可以称仲孙。且经实系之齐，若之何谓鲁仲孙哉？此不近人情之尤者。
二年公薨公羊云云说同元年
公子庆父出奔莒，何休云：「庆父弑君，不当复见，所以复见者，起季子缓追逸贼也。」若然，何不但书「公子庆父如莒」，以与庄三十二年之文同哉？彼时起季子不探其情，故言如；此时亦不探其情，何故不言如？知彼所说妄矣。实说庆父使人杀般，般本季子所欲立者，故季子出奔，庆父因立闵公。不知庆父利其幼少易取之邪？将亦其势未可得国邪？闵公旣立，则诛弑般者而归罪焉，又召季子而用之焉。不知庆父之意欲厌民心邪？欲自解释于国人邪？季子知力不足以讨庆父，故与之并立于朝。已而庆父又弑闵公，而国人皆从季子，莫从庆父，故于是出奔于莒，此其正也。
髙子来盟，公羊曰：「不称使，我无君也。」非也。齐髙子、楚屈完，文义一也，不可复附异说矣。且庆父
译冬天修筑防邑的城墙，当年麦子、稻子等五谷大歉收。《公羊传》说：“这是避讳在凶年兴建城邑。”这是不对的。修筑防邑在冬天，起初五谷已经全部入仓，然后才制定国家的用度，这是在冬末，所以有先后次序罢了，哪里是故意避讳呢？
鲁庄公二十九年，修筑诸邑和防邑的城墙。何休说：“诸，是国君的城邑；防，是大臣的城邑。”这是不对的。大臣拥有城邑，是大臣的俸禄，可以独占吗？如果不能独占，那么大臣的城邑也就等同于国君的城邑。况且假设两者都是大臣的城邑，经文可以说“修筑诸、防”吗？那与修筑须邑、朐邑有什么区别呢？
鲁庄公三十年，齐国人使鄣邑投降。《公羊传》说：“这是纪国的遗存城邑。”这是不对的，纪国灭亡已经很久了，鄣邑还留存吗？又说：“使鄣邑投降，就是夺取它。不说夺取，是为了给桓公避讳。”这也是不对的。夺取本来就说夺取，投降本来就说投降，迁徙本来就说迁徙，不能互相借用来避讳。齐国人使鄣邑投降，就像说宋国人迁徙宿邑一样。迁徙不可以避讳说成投降，就像夺取不可以避讳说成迁徙一样。经文像日月一样明白，不可巧言诬陷，却还这样议论，多见其迷惑啊。
齐国人讨伐山戎。《公羊传》说：“这是齐侯，为什么称人？是贬斥。大概因为操持的事情已经紧迫了。”这是不对的。接连桓公夺取鄣邑，避讳说成投降，又靠近上面灭谭、灭遂，也没有贬斥。桓公灭掉中原诸侯而不贬斥，现在讨伐山戎却贬斥侯称人，这能说是懂得轻重吗？况且如果真是《春秋》的本意，那就是开启桓公可以灭掉中原诸侯而不能讨伐山戎的道理。这就是所谓小聪明破坏大道，小言论损害大义，是君子所痛恨的。
鲁庄公三十一年，在郎地修筑台。《公羊传》说：“为什么记载？是讥讽。讥讽什么呢？因为临近百姓洗漱的地方。”这是不对的。讥讽在于修筑台，不在于临近百姓。如果不临近百姓，台就可以修筑吗？台如果不可以修筑，即使不临近百姓，即使不临近国都，即使不临近远方，仍然要讥讽，何必用这三者来限制呢？
鲁庄公三十二年，公子牙去世。《公羊传》说：“不称弟，是被杀。”其意欲以不称弟来表明牙被杀，这是不对的。二十七年，公子友前往陈国，不称弟，又有什么原因呢？大凡国君杀大夫，都应当说杀，对外则显示其专杀的罪过，对内则分别善恶的趋向。现在季子诛杀牙，对内符合亲亲的道理，对外符合尊尊的道义，《春秋》不再责备，所以平正其文，使其像自然死亡一样。孔子说：“大夫强横而国君杀他，是合乎义的。从三桓开始就是这样。”正是说的这个。不称弟，是适当的常例，又何必作为依据呢【如果说这是讽刺公子牙，那么还应当坐实杀大夫的罪名】何休说：“庄公不记载大夫的卒。”这也是不对的。那个溺不记载卒，自然是因为他不是执政的缘故，为什么说庄公不记载大夫的卒呢？
公子庆父前往齐国，何休说：“是出奔。”这是不对的。如果是出奔而说如，这是《春秋》纵容有罪之人，而说季子不探求实情，不揭露其罪行，这也是不对的。如果季子不探求实情，不揭露其罪行，只是不杀他，缓追逸贼，记载出奔就够了，又何必改写成如呢？哪有臣子杀其君不成而出逃，推究亲亲之意，竟然连出奔都避讳的？难道只有庆父可以亲亲吗？子般不可以亲亲吗？况且季子不杀庆父，是不义的。所以季子说：“公子不可进入，进入就杀了他。”由此说来，缓追逸贼，是季子的心意。如果庆父留在国内而不离去，季子怎么能不杀他？况且应当杀他，又何必避讳他的出奔？
春秋权衡卷十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权衡卷十一 宋 刘敞 撰
闵公
元年，《公羊传》说：“诛杀邓扈乐而归还狱讼，季子到了也不改变。”又说：“既然来不及，不探求实情而诛杀，是亲亲之道。”这是不对的。庆父弑杀子般，想夺取国家，这时季子力量不能诛杀他，所以逃往他国罢了。假设季子力量能诛杀他，那么庆父就被诛杀死了，什么叫不探求实情呢？齐仲孙来，《公羊传》说：“是公子庆父。”这是不对的。孙以祖父的字为氏，这是庆父本人，不可以称仲孙。况且经文确实系于齐国，怎么能说是鲁国的仲孙呢？这是最不合人情的。
二年公薨公羊云云说同元年
公子庆父出奔莒，何休说：“庆父弑君，不应当再出现，所以再出现，是兴起季子缓追逸贼。”如果这样，为什么不直接记载“公子庆父如莒”，以与庄公三十二年的文辞相同呢？那时兴起季子不探求实情，所以说如；这时也不探求实情，为什么不说不如？知道那说法是妄言了。实在说庆父派人杀子般，子般是季子想要立的人，所以季子出奔，庆父因此立闵公。不知道庆父是贪图他年幼容易夺取呢？还是他的势力还不能得到国家呢？闵公已经立了，就诛杀弑子般的人而归罪，又召季子而任用他。不知道庆父的意思是想平息民心呢？想向国人自我解释呢？季子知道力量不足以讨伐庆父，所以与他并立于朝。不久庆父又弑杀闵公，而国人都跟随季子，没有跟随庆父的，所以这时出奔到莒，这是正确的。
髙子来盟，公羊说：“不称使，我国没有国君。”这是不对的。齐髙子、楚屈完，文义是一样的，不可以再附会异说了。况且庆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