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权衡卷十四

译有罪。」不对。无知弑君以取代其位，不能再称他为公子，又上面有“齐人”，下面有“无知”，明确表明无知是齐国的贼人，也不必再连称国名，并不是说因为失去嫌疑所以连带提及他。无知又不是大夫，按惯例解释似乎仍然偏离了本意。

译鲁公与齐国大夫在蔇地结盟。《谷梁传》说：“大夫不称名，是因为齐国没有国君。”这是不对的。齐国虽然没有国君，但大夫仍然应当有名。假如史书写了大夫的名字，难道就能说齐国有国君吗？

鲁军与齐军在干时交战，我军大败。《谷梁传》说：“不避讳战败，是因为厌恶鲁国。”这是不对的。古代有人能明白这个道理。

齐国人抓走子纠并杀了他。《谷梁传》说：“用‘取’字，是责备鲁国。”这是不对的。用‘取’字，是责备齐国罢了，鲁国有什么可责备的呢？

鲁庄公十年，宋国人迁移宿国。《谷梁传》说：“‘迁’，是灭亡的措辞。”这是不对的。宿国虽然被迁移，但国家实际上并未灭亡，不能与灭掉别国的人等同看待。

楚国在辛地打败蔡军，把蔡侯献舞带回去。《谷梁传》说：“蔡侯为什么称名？是断绝与他君臣关系。为什么断绝？因为他被俘获。”这是不对的。秦国俘获晋侯，为什么不称名？又说：“中原国家不称战败，这里为什么称战败？中原国家不称战败，蔡侯是被俘获吗？”这也是不对的。只说打败蔡军，怎么足以看出是被俘获呢？假如直接说俘获蔡侯，在道义上有什么不妥而要避讳‘获’字而说成‘败’呢？想要断绝与蔡侯的关系，自然应当说‘获’，没有必要避讳‘获’字来掩盖他的过错，书写他的名字来揭示他被俘获的事实，进不能算避讳，退不能算断绝关系，只是为此纷纷扰扰罢了。又说：“‘以归’，比‘执’要好一些。”这也是不对的。有‘执’，有‘获’，有‘以归’，不是同一回事。‘获’不比‘执’轻，‘执’不比‘以归’重，按照文辞来观察防备，也可以看出来了。

鲁庄公十一年秋，宋国发生大水灾。《谷梁传》说：“外国的灾祸不记载，这里为什么记载？因为宋国是周王室的后代。”这是不对的。〇也是周王室的后代，未曾记载他们的灾祸，为什么呢？又说：“高处和低处都有水灾，称为大水。”这也是不对的。山丘山顶也有水灾吗？

王姬嫁给齐国。《谷梁传》的解释与《公羊传》相同，我已经说过了。

鲁庄公十二年，纪叔姬嫁给酅。《谷梁传》说：“国家而说‘归’，这是城邑。说‘归’是什么意思？是我的女儿，失去了国家，高兴找到了归宿，所以说‘归’罢了。”这是不对的。纪季带着酅地投奔齐国，自己成为小国，不是城邑。况且城邑为什么不能说‘归’呢？况且酅地，是纪国的分支；纪国，是叔姬的家。人回到自己的家，难道不能说‘归’吗？认为高兴找到归宿才说‘归’，为什么呢？

宋万杀了他的国君捷。《谷梁传》说：“地位低的人用国氏。”这是对的，不是弑君而用国氏，很明显。

鲁庄公十三年，齐国人、宋国人、陈国人、蔡国人、邾国人在北杏会盟。《谷梁传》说：“这是齐侯、宋公。”这是不对的。经文没有不同的文字，体例没有可推究的，怎么知道是齐侯、宋公呢？

鲁公与齐侯在柯地结盟。《谷梁传》说：“这是曹刿的盟约。”推究其意思与《公羊传》相似，我已经说过了。

鲁庄公十四年，单伯会盟讨伐宋国。《谷梁传》说：“‘防’，是事情成功。”推究其说法与《公羊传》相似，我已经说过了。

楚国进入蔡国。《谷梁传》说：“荆，是楚国。为什么称荆？是举州名。举州不如举国名，举国名不如举人名，举人名不如举字。”按《谷梁传》十年的传文说：“称荆，是把它当作狄人看待。”现在又说举州名，如果真的是把它当作狄人看待，就不是举州名；如果真的是举州名，就不是把它当作狄人看待。而两种说法并存，不知道到底是把它当作狄人看待呢？还是举州名呢？如果说举州名就是把它当作狄人看待，那么凡是夷狄，尚且不举州名，何况楚国不是真正的夷狄呢？推究这两种说法，似乎前一种说法本出自《谷梁传》，后一种说法则是摘取《公羊传》的体例而续上的。不然，不会相互矛盾。鲁庄公十六年，在幽地会盟。《谷梁传》说：“共同尊崇周王室。”这是不对的，只说会盟，不足以表明共同尊崇周王室。

鲁庄公十七年，齐国人拘捕郑詹。《谷梁传》说：“‘人’，是众人的措辞，用‘人’拘捕，是赞许的措辞。”这是不对的。宋国人拘捕郑祭仲，邾国人拘捕鄫子，也可以说是赞许吗？又说：“郑詹，是郑国地位低的人。地位低的人不记载，这里为什么记载？因为他逃亡而来而记载。”这也是不对的。纪履繻、郑宛之类，也同是用国氏，难道地位低的人就不记载吗？况且如果像所说的，地位低的人不记载，而郑詹因为逃亡而来所以得以记载。诸侯国家，逃亡的臣子不可胜数，为什么不全部记载呢？假如郑詹在齐国被拘捕，没有逃亡到鲁国，《春秋》难道就不记载“齐人执郑詹”吗？那么记载“齐人执郑詹”，不是因为郑詹非常奸佞而记载，也不是因为赞许齐国人拘捕他而记载，而是因为郑詹逃亡而来而记载。这样，又哪里取得记载非常奸佞以及赞许齐国人拘捕他的意义呢？

齐国人在遂地全军覆没，《谷梁传》说：“为什么不称遂国人杀尽了齐国人？是没有遂国的措辞。”这是不对的。《春秋》本来责备齐国灭掉别人的国家，又派兵戍守而自取死亡，所以让文辞像是齐国人自己死在遂地，不是说因为没有遂国所以不称遂国人杀尽齐国人。又说：“没有遂国那么说遂地是什么意思？是还保留遂国。”这也是不对的。齐国人确实死在遂地，自然应当记载他们死亡的地方，遂国虽然灭亡，遂地仍然存在，按理必须记载，难道是强行保留遂国吗？如果《春秋》不保留遂国，能说齐国人死在齐国吗？又说：“这是说轻敌。”这也是不对的。灭掉别人的国家，派兵戍守，齐国就是无道了。假如齐国不灭掉别人的国家，不戍守别人的土地，哪里会有这场灾祸呢？现在《谷梁传》讥讽他轻敌，似乎厌恶齐国人灭遂没有灭尽，戍守遂地不严密，不顾及遂国不可灭，土地不可戍守。

鲁庄公十八年

译，发生了日食。《谷梁传》说：“不记载‘朔’字，是因为这是夜间发生的日食。”这是错误的。《春秋》对于有疑问的事情予以阙略，只根据所见到的事实进行记录，凭什么知道是夜间日食就把它写下来呢？何休对此提出质疑，是对的。郑玄强行曲解以掩饰过错，不也是诬蔑人吗！假如太阳刚升起，之前亏损受伤的地方还没有恢复，这就是朔日的日食。如果没看到亏损受伤，说是夜间日食也可以；如果看到了亏损受伤，这就验证了它不是朔日的日食，为什么呢？《谷梁传》又说：“一天一夜合称为一日。”这恰恰足以证明它应当是朔日的日食。《谷梁传》又说：“凭什么知道是夜间日食？回答说：君王在早晨拜祭太阳，诸侯在每月初一拜祭。”推究《谷梁传》这个意思，似乎是说君王每天早晨都拜祭太阳，所以太阳刚升起时发生日食，君王能够看到。查考《礼记》：“天子在东门之外拜祭太阳，在南门之外听受朔政。”南门之外，指的是明堂的位置。那么天子每月初一先拜祭太阳而后听受朔政，诸侯每月先视察朔政而后朝拜宗庙吗？古代礼仪既然已经散失，现在解说的人说法不同，也不足为怪。虽然如此，如果按照《谷梁传》的话来说，用来叙述拜祭太阳是对的，用来解释夜间日食则是错的。鲁僖公在济西追赶戎人。《谷梁传》说：“为什么不记载戎人攻打我们呢？因为鲁公追赶他们，不让戎人靠近我们。”这是错误的。戎人如果不来，鲁公就没有追赶的对象。现在因为戎人来了，所以才能追赶他们。先说戎人攻打，后说追赶戎人，在道义上有什么不妥，却一定要隐瞒其中一端的实事，凭空说不让戎人靠近我们的细枝末节？这样反而成了戎人未曾攻打我们，鲁公自己胡乱追赶他们。如果不记载戎人攻打我们，想要以此表明不让戎人靠近我们，那么《春秋》所记载的攻打我们，都是让敌人靠近我们吗？《谷梁传》又说：“在济西，是夸大其词。”这也是错误的。既然不记载戎人前来，又不记载济西，那就应当只说鲁公追赶戎人，不知道在哪里追赶他们呢？既然如此，这是事理上必须记载的，有什么夸大其词的呢？

译鲁僖公十九年，公子结在鄄地送陈国人的陪嫁女子，于是与齐侯、宋公结盟。《谷梁传》说：“送陪嫁女子是浅近的小事，不应记载。这里记载它是什么意思呢？是为了避开胁迫下的盟约。”这是不对的。鲁国如果真的想把自己托付给大国，怎么敢以送陪嫁女子的名义派遣使者，从而招致霸主的罪责呢？使者带着送陪嫁女子的使命，却趁机与大国结盟，这本身就是胁迫下的盟约，怎么能说是避开胁迫下的盟约呢？假如鲁国派专使参与大国的盟会，即使不能结盟也不会被怪罪。现在却用卑贱者的任务，去冒犯大国的重要事务，鲁国为什么倒行逆施这样做呢？况且鲁国想要避开胁迫下的盟约，所以使者以送陪嫁女子的名义前往，而不是以结盟的名义前往。他的意图是想保持两种可能：如果结成了盟约，就说“我是来结盟的”；如果没有结成盟约，就说“我不是来求结盟的，只是来送陪嫁女子的。”现在公子结已经结成了盟约，而《春秋》仍然记载他送陈国人的陪嫁女子，为什么呢？况且鲁国策划这件事，是想欺骗齐国、宋国吗？那么一定确实有陈国人的陪嫁女子，才能施展这个计谋。如果没有陈国人的陪嫁女子，就不构成送陪嫁女子，而《谷梁传》又说用小事来成就国家大事，没有道理，似乎只是虚构了这个名目，并不是真的有陈国人的陪嫁女子。推究他的意图，没有一处可以明白的，这难道是鲁国人的事吗？这难道是鲁国人的事吗？

鲁僖公二十二年，大赦罪人。《谷梁传》说：“这是为了避讳天子的罪行。”这是不对的。如果鲁国想安葬文姜而自己做这件事，儿子本来就没有赦免母亲的道理；如果孔子嫌文姜有罪而记载这件事来表明道义，那么《春秋》的文字就没有由来；如果赦免出自天子，何必牵涉文姜的罪行呢？况且文姜活着的时候，还没有人讨伐她，现在死了，反而等待天子来赦免吗？这些都不对。

陈国人杀了他们的公子御寇。《谷梁传》说：“称公子而不称大夫，是因为公子没有被任命为大夫。为什么称公子呢？因为公子的地位比大夫尊贵，任命他时称公子。”那么《谷梁传》认为凡是公子没有被任命为大夫，都可以称公子，这是不对的。公子虽然亲近，但天下没有生来就尊贵的人，所以被任命为大夫，名字和氏都可以通用；没有被任命为大夫，只能称名，不能称公子。看小白、去疾，也可以看出来。

鲁僖公二十三年，荆国人来聘问。《谷梁传》说：“为什么称人呢？举用道义不需要再次。”这是不对的。这只是使臣可以称荆人罢了，如果想进用他让他称人，为什么不把荆改成楚，反而在人前面冠以荆呢？荆是狄人，为了进用他，既进用又狄视他吗？赏罚混乱，这是我不明白的。

鲁僖公二十四年，大夫、宗妇相见用币。《谷梁传》说：“礼制规定，大夫不见夫人。”这是不对的。君主在宗庙祭祀，大夫、夫人都在其中，可以不见面吗？那么不见面，大概是指不常见面罢了。现在夫人刚到，大夫见她，这是符合礼制的，为什么说是不合礼制呢？

赤回到曹国，郭公。《谷梁传》说：“赤是郭公的名字。”那么《春秋》为什么不说“郭公赤回到曹国”呢？说“郭公赤”，足以表明他是国君；说“归”，足以表明他是从国外回来，而颠倒错乱成这样，为什么呢？梁国灭亡，郑国抛弃它的军队，纪侯大大离开他的国家，虽然指意奇特，但文义自然明白，没有像这样改易首尾的。大概是有不知道而妄作的人，难道是说的这个吗？

鲁僖公二十五年，陈侯派女叔来聘问。《谷梁传》说：“为什么不称名呢？因为他是天子任命的大夫。”这是不对的。天子的大夫可以不称名，如果是天子任命他做这个国家的大夫，可以不称名吗？我在《公羊传》中已经说过了。

伯姬嫁给〇。《谷梁传》说：“为什么不称迎娶呢？因为迎娶的道理细微，不值得说。”这是不对的。《春秋》常事不记载，所以不称迎娶伯姬的到来罢了。鲁僖公二十四年，鲁公到齐国迎娶女子。《谷梁传》说：“迎娶女子，是常事，不记载。”那么《谷梁传》既然知道迎娶女子不记载，却还说这些，好像看见毫毛却看不见睫毛一样。

鲁僖公二十六年，曹国杀了它的大夫。《谷梁传》说：“大夫而不称名姓，是没有被任命的大夫。”这是不对的。天子建立诸侯国，诸侯建立大夫家，虽然尊卑不同，但难道没有任命吗？诸侯大国三卿，都由天子任命；次国三卿，两卿由天子任命；小国三卿，一卿由天子任命。大国的卿三命，次国的卿再命，小国的卿一命，他们在王朝都是士。三命以名氏通用，再命称名，一命略称人。周朝衰微礼制废弛，强弱兼并，卿大夫的制度虽然不能完全像古代，但见于经书的也都是当时的实录。所以隐公、桓公之间，距离西周不久，制度颇有保存，所以鲁国有无骇、柔、侠，郑国有宛、詹，秦、楚多称人。到了晚年，没有不名氏通用的。而邾、莒、滕、薛等国已经更加削弱，转而按照小国的例子称人罢了。解说的人不知道其中的缘故，因此说曹、秦以下都没有大夫，担心当时有见到的人损害他的臆说，因此又凭空造作来掩饰他的虚伪。然而这不足为怪，他本来不知道王者、诸侯的制度班爵罢了，又值得辩驳吗？

鲁僖公二十七年，公子友到陈国〇原仲。《谷梁传》说：“避讳出奔。”这是不对的，我在《公羊传》中已经说过了。

莒庆来迎娶叔姬。《谷梁传》说：“不认为他

译“因为与内亲相接，所以不给予夫妇的称谓。”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春秋》讥刺那些不亲自迎娶而派遣臣子代行的诸侯，就剥夺了他们使用“使”字的记载方式。既然剥夺了“使”字的记载方式，那么莒庆前来，就不能再称为“逆女”，以免与迎娶国君夫人的记载相混淆。既然如此，记载为“叔姬”，是符合事理的自然结果，哪里是因为厌恶他与内亲相接呢？凡是大夫跨越国境去迎娶女子，这确实是《春秋》所贬斥的行为。然而，认为记载为“叔姬”是因为不给予夫妇的称谓，这难道不是错误的吗？这难道不是错误的吗？

译二十八年，卫国人与齐国人交战，卫国人战败。谷梁说：“说是‘战’，那就是军队了，为什么称‘人’呢？是贬低他们。”这是不对的。凡是阐释《春秋》的通例，都说将领地位低、军队少就称“人”，为什么偏偏在这里说这是贬低呢？又说：“称卫国人为‘人’是为什么呢？因为称齐国人为‘人’，就不能不称卫国人为‘人’。”这也是不对的。齐国有罪就贬低齐国，卫国有罪就贬低卫国，这就很明白了。现在想要贬低齐国，于是也就贬低了卫国，齐国确实有罪，卫国却不知是否有罪，却说不能不称卫国人为“人”，所谓“不能不”的理由在哪里呢？又说：“卫国小齐国大，为什么用‘卫及齐’呢？因为贬低了他们，可以说‘及’。”这也是不对的。卫国想打仗就说“卫及齐”，齐国想打仗就说“齐及卫”，《春秋》厌恶战争，所以常常分别祸患是从哪里发起的，并不是根据国家的大小。又说：“称‘人’而败是为什么呢？不是‘师败于人’。”这也是不对的。假设齐国将领地位高、军队多而战败，卫国将领地位低、军队少而获胜，难道能不记载“师败于人”吗？《春秋》的道义，是王道；《春秋》的记事，是史实。圣人难道一定要凭自己的私意增减旧史，然后才能体现其道义吗！

筑微。谷梁说：“山林沼泽的利益，是用来与百姓共享的，设置虞官管理，是不正确的。”这是不对的。这不过是建造城邑罢了，不是园林苑囿，用园林苑囿来解释，是迷惑了。大无麦禾。谷梁说：“‘大’，是有回顾之意的辞令，用于无禾和无麦。”这是不对的。当时经文没有记载水旱灾变，怎么忽然就没有麦禾了呢？解说的人有人说：“实际上是秋水伤害了庄稼，避讳而不说。”有人说：“土地不适宜耕种，这两种作物没有收成。”有人说：“不鼓励农事，所以没有灾害却发生饥荒。”这些都是错误的。如果有秋水，为什么不记载？如果百姓粮食不足，国家面临危险，却反而避讳耻辱，忘记了遭遇灾害而恐惧的本意，这难道是《春秋》的训诫吗？如果是土地不适宜耕种、不鼓励农事，鲁国应该还有仓库里的旧粮，不应该以至于向邻国借粮。而且《春秋》应当记载“麦禾大无”，不应当反过来记载“大无麦禾”。况且麦和禾相差很远，当没有麦的时候，本来就会记载“麦大无”；当没有禾的时候，本来就会记载“禾大无”。为什么要等到没有禾，才记载没有麦呢？往上推七年秋天大水，没有麦、苗，知道是水灾伤害了它们。麦强壮而苗柔弱，两者都没有，并不是等到没有苗才记载麦。有人说一次灾害不记载，这又是不对的。陨霜杀死豆类，豆类只是一种作物，为什么唯独记载它呢？推究验证事实，是由于鲁国不致力于积蓄，日渐月减，以至于麦禾大量耗尽之后才察觉，这不是当年的事。所以不记载水旱，也不记载饥荒，明确说明当年确实没有水旱，百姓确实没有饥荒。有人说：“像这样，应当说麦米，不应当说麦禾。”我说：“古代没有说禾不是米的说法。《聘礼》中有禾、有米，并没有说禾不是米。古代行礼多用禾，那么鲁国确实没有禾，不足以供给国家使用，并不是没有米。”

二十九年，修筑诸城和防城。《谷梁》说：“这是以大及小。”这是不对的。如果说“诸防”，就好像是一座城，所以按照先修筑的来记录罢了。

三十年，齐国人降服了鄣。谷梁说：“鄣，是纪国的遗邑。”这是不对的，凭什么一定知道它是纪国的遗邑呢？

鲁公与齐侯在鲁济相遇。谷梁说：“‘及’，是内部表示意愿。‘遇’，是心意相合。”这是不对的。假设如果是外部表示意愿，又心意相合，难道就说“公会齐侯遇于鲁济”吗？

齐国人讨伐山戎，谷梁说：“称‘人’是为什么呢？是爱护齐侯胜过山戎吗？”又说：“这是非议吗？是赞许啊。”这是不对的。《春秋》称“人”是贬低他们，哪里是说称“人”是爱护他们呢？贬低就称“人”，爱护也称“人”，谁能分辨其中的善恶呢？三十一年，齐侯来献山戎战利品，谷梁说：“这是亲近齐侯。不称‘使’，亲近与他相同就不称‘使’。”这是不对的。去年齐国人讨伐山戎，谷梁之所以知道那应该是齐侯，正是因为今年前来献捷的是齐侯的缘故。那么齐侯已经讨伐山戎，又来献捷，怎么能看出他是派人呢？鲁国虽然想要亲近齐国，难道可以就不区分齐侯的使者吗？假使称齐侯派人来献捷，文字与齐侯来献捷有什么不同呢？如果完全不称齐，又不说“来”，那确实可以说是亲近与他相同了。现在既然称齐，又说“来献”，齐不是我们的国家，“来”也不是不表示外部，虽然隐瞒了使者的名字，仍然是齐来献捷，哪里看出亲近了呢？又说：“军队获胜叫‘捷’。”戎菽也。按菽就是豆，齐侯讨伐山戎却取他们的豆类献给诸侯，不合事理。怀疑“菽”是北狄的字。谷梁解释这个“戎”，就是北狄。北字类似“卄”，狄字类似“菽”，传抄讹误，又合为一个字，否则不会如此胡乱解释。

三十二年，宋公、齐侯在梁丘相遇。谷梁说：“这是推崇齐桓公。”这是不对的，诸侯相遇，是常事，有什么可推崇的呢？

子般去世，谷梁说：“记载日期去世，是正礼；不记载日期，是故礼。有所见就记载日期。”这是不对的。如果有所见又不记载日期，难道不是更加明显吗？怎么反而与记载日期和正礼相混淆呢？由此看来，这不是圣人的本意是很明显的。

公子庆父前往齐国。谷梁说：“这是奔逃。为什么称‘如’呢？避讳没有比这更深的，深就隐藏，如果有所见

译“没有比深藏不露更好的了。”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春秋》不记载闵公即位，足以暗示子般被弑杀，但不足以表明庆父是弑君贼子。《春秋》记载诸侯大夫出逃的情况很多，并不都是因为弑君。记载庆父出逃，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况且庆父亲手弑杀国君，这是鲁国所有人的仇敌，为什么反而要掩盖隐藏，不明确记载他出逃，使得弑君的贼子不被揭露呢？又如在文公十八年十月子赤去世，其下接着记载季孙行父前往齐国。子赤去世不记载具体日期，也是有所寓意的。如果按照庆父的案例来推断，那么季孙行父也是弑杀子赤的人吗？为什么还要记载他“前往齐国”呢？

译闵公

元年，齐国的仲孙前来。《谷梁传》说：“这是把他当作外邦人看待，是为了防范他。”这种说法不对，我在《公羊传》的论述中已经说过了。

二年，鲁闵公去世。《谷梁传》说：“不记载（闵公去世），是因为没有为母亲讨伐凶手，所以不记载。”这种说法不对。所谓“国君被杀，凶手不被讨伐，就不记载（国君去世）”，意思是说，等到那个时间而凶手尚未被讨伐，就不记载（国君去世）。如果已经（国君去世）之后才讨伐凶手，即使凶手已经被讨伐，（国君去世）仍然不追记，闵公的情况就是这样。如果讨伐凶手虽然迟缓，但（国君去世）是在讨伐凶手之后，那么（国君去世）就可以记载，陈灵公的情况就是这样。因为不替母亲讨伐凶手，这哪里算得上合乎道义呢？再说所谓“国君被杀，凶手不被讨伐，就不记载（国君去世）”，《公羊传》和《谷梁传》都有这种说法，但都不全面，为什么呢？凡是国君被杀，凶手不被讨伐，就不敢（为父亲）举行葬礼，仇敌不被报复，就不敢（为父亲）举行葬礼，不敢（为父亲）举行葬礼，也就不能脱去丧服，因此睡在草垫上，枕着兵器，立志一定要报仇才肯罢休，这就是“凶手不被讨伐，就不记载（国君去世）”的含义。这就是《春秋》对于凶手未被讨伐，即使过了很久也不记载（国君去世），而不加以非议的原因。庆父出逃到莒国。《谷梁传》说：“说‘出’，是断绝与他的关系。”这种说法不对。国内大夫出逃，也有很多说“出”的，不一定只是庆父这样。

齐国的高子前来结盟，《谷梁传》说：“不说‘使’，是因为齐侯没有派高子。”这种说法不对。齐桓公之前不讨伐庆父，是因为罪责有所归属，鲁国又已经立了新君，所以不能讨伐。现在庆父又杀了闵公，自知罪大而出逃，齐桓公能够派遣他的贤臣，镇抚鲁国的国家，功劳已经很厚了。执行这件事的是高子，谋划这件事的是桓公。现在想要褒奖臣子而不涉及君主，想要过分尊崇有功的臣子，使他不再依附于他的君主，这难道是《春秋》的意思吗？如果陈力建功，臣子独自专享美名，那么各地的君主还有什么指望呢？尧任用伯鲧治水，而水灾更加严重，诛杀鲧而任命禹，百姓才得以治理。没听说孔子贬低尧的德行于禹，抬高禹的功劳于尧，而认为不是尧帝派伯禹，何况齐桓公反而要深加责备呢？可以说是不明大体了。

僖公

元年，齐国的军队、宋国的军队、曹国的军队驻扎在聂北，救援邢国。《谷梁传》说：“救援不说‘驻扎’，说‘驻扎’就不是救援。不是救援却说救援，为什么呢？是顺从齐侯的意思。”这种说法不对。这如果应当贬斥，那么《春秋》正在贬斥它，又何必顺从它的意思呢？这如果应当褒奖，那么“驻扎”不是救援，就不是所应当褒奖的，也不可以顺从它的意思。我想问褒奖贬斥的意思究竟如何决定呢？又说：“怎么知道那是齐侯？回答说：曹国没有军队，‘曹师’就是曹伯。不说‘曹伯’，是因为不说‘齐侯’，所以不可以说‘曹伯’。”这种说法也不对。说驻扎在聂北救援邢国，那“驻扎”已经体现了桓公的意思，何必又把齐侯改称为齐师呢？即使确实是齐国的军队，又怎么证明呢？况且齐侯自己因为有过错而被贬称为师，曹伯并没有过错，为什么也贬称为师呢？况且直接说齐师、曹伯，有什么不可以呢？况且曹国为什么没有军队？先王的制度，大国三军，中等国家二军，小国一军。军就是师。曹国又是中等国家，不应该唯独没有军队。又说：“因为不足以宣扬，所以不说齐侯。”这种说法也不对。按照《谷梁传》的意思，应该说因为贬斥他所以不说齐侯，这才可以。如果不足以宣扬，还不能立刻贬斥。说齐侯是恰当的。那么《谷梁传》在这里完全弄错了褒奖贬斥的所在。

齐国的军队、宋国的军队、曹国的军队为邢国筑城。《谷梁传》说：“这是之前的军队，让他们像改做别的事一样，是为了赞美齐侯的功劳。”这种说法不对。如果真像《谷梁传》所说，齐侯就足以（被褒奖）了，还称齐师，为什么呢？况且让他们像改做别的事，为什么能看出他的美好？如果不改做别的事，反而不美好吗？

俘获莒国的拏。《谷梁传》说：“厌恶公子欺骗。”这种说法不对，古人有知道这一点的。夫人氏的灵柩从齐国回来。《谷梁传》说：“不说‘姜’，是因为她杀了两个儿子，贬斥她。”这种说法不对。先前逃到邾国，为什么不除去‘姜’呢？又说：“有人说：是为了齐桓公讳言杀害同姓。”这种说法也不对。夫人挟持着小君的尊贵而杀了两个儿子，鲁国人始终不敢讨伐。桓公作为霸主，痛恨祸乱的产生，难道会顾念同姓吗？这不是《春秋》所耻笑的，不是《春秋》所耻笑的，也就不是《春秋》所讳言的了。

二年，在楚丘筑城。《谷梁传》说：“国家而说‘筑城’，这是邑。说‘筑城’，为什么呢？不对。邑也可以称为城，如果不称为城，应当称为什么呢？”又说：“不说‘为卫国筑城’，为什么呢？卫国还没有迁徙。”这种说法不对。《定之方中》这首诗说：“文公迁徙居住在楚丘，开始建立城市而营造宫室。”它的词句说：“定星正处正中，在楚地建造宫室。用日影来测量，在楚地建造居室。”又说：“登上那废墟，以眺望楚地。眺望楚地与堂邑，景山与京山。下来观察桑树，占卜说吉祥，最终确实美好。”由此来说，文公先迁徙居住而后建立城市，不能说卫国还没有迁徙。又说：“不说卫国迁徙，为什么呢？不赞成齐侯擅自分封。”这种说法不对。不说卫国迁徙，是因为鲁国史官没有记载，不是孔子选择而不保留的。凡是应当记载而经文中没有的，哪里说得完呢？唯独举出这一条来说，似乎《谷梁传》也认为《春秋》是根据一百二十国的宝书而编写的。

虞国的军队、晋国的军队灭掉夏阳。《谷梁传》说：“虞国没有军队，说‘师’为什么呢？因为它在晋国之前，不可以不说‘师’。”这种说法不对。假使记载虞人、晋师，难道不是更

译看见其中的罪责了吗？《春秋》的体例，发动战争的一方排在上面，大概是厌恶使用武力，难道说是按照国家大小来排序吗？如果确实按照国家大小来排序，那么像《谷梁传》的说法就可以了；如果不按照国家大小来排序，又何必胡乱解释呢！

译齐侯、宋公、江人、黄人在贯地结盟。《谷梁传》说：“没有约定日期而来到的是江人、黄人。”这是不对的。如果真有这种美德，《春秋》的文辞怎么会不加以褒扬呢？又说：“称江、黄为远国，是因为诸侯都来到了。”这也是不对的。周朝的诸侯有一千八百多个，后来逐渐相互兼并，还应该有上千个。如果贯地会盟时诸侯都来了，那么江、黄之外还有更远的国家，不只有江、黄，就不应当只举出江、黄作为最远的代表。我在《公羊传》中已经论述过了。

春秋权衡卷十五

<经部,春秋类,春秋权衡》>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权衡卷十六 宋 刘敞 撰

许国国君新臣去世。《谷梁传》说：“死在军中，为什么没有记载地点？因为这是桓公的军队。”这是不对的。记载“死在军中”，不足以贬低桓公；不记载“死在军中”，不足以褒扬桓公。诸侯的去世，是否记载地点，自有固定的义例，不必用诡异的文辞来伸张桓公的威望。齐国人逮捕了陈国的袁涛涂。《谷梁传》说：“齐人，指的是齐侯。不认为他越过国境去逮捕人是正当的。”如果这样，齐国人逮捕郑国的詹，为什么称为“与执”呢？况且齐国是霸主，陈国是其附属国，大夫有罪，应当逮捕。如果没有越过国境去逮捕人的情况，那将在哪里逮捕他呢？

鲁公从伐楚归来。《谷梁传》说：“有两件事同时发生，就用后发生的事来记载归国；后发生的事小，就用先发生的事来记载归国。这里用伐楚来记载归国，是因为伐楚是大事。”这是不对的。凡是《谷梁传》所说的记载君主归国的义例，如果只是为了迎合当时情况而没有普遍的道理，就不值得深究了。哪里知道“致”是指归国后向祖庙告祭的事呢？

五年，晋国人逮捕了虞公。《谷梁传》说：“称公是什么意思？是表示下面的人逮捕他的意思。为什么说是下面的人逮捕他？因为晋国的命令已经在虞国民众中实行了。”这是不对的。五等爵位有尊卑之分，褒贬进退应当依据其类别，哪有贬低他反而尊崇其爵位的呢？况且孔子想要表明虞公不仁，如同他的民众逮捕他一样，那就应该像《梁亡》的例子，记载“虞国人逮捕了他们的国君”就可以了，这样说也就够了。现在《春秋》却说“晋国人逮捕了虞公”，并不是下面的人逮捕他，为什么说下面的人逮捕他呢？

八年，用“致”来记载夫人。《谷梁传》说：“称夫人而不称姓氏，是立妾的措辞。”接近了，但没有说尽。称夫人而说用“致”，这是立妾的措辞。不称姓氏，并不是为了表明她是妾，而是有更深的含义，这不是《谷梁传》所能看到的。

九年，晋国的里克杀死了国君的儿子奚齐。《谷梁传》说：“称国君的儿子，意思是国人不把他当作儿子看待。”这是不对的。如果说弑杀国君，那么一年不能有两个国君；如果说弑杀国君的儿子，那么儿子不能单独称呼；如果说“子奚齐”，又和里克的名字混淆；如果说“晋里克杀晋子”，那么“子”应当联系先君来说，而且不应当把晋子与里克区分开来。所以说“君之子”，意思是国人不把他当作国君，所以联系到国君，可以说是言辞巧妙但道理不对。

十年，晋国杀死了他们的大夫里克。《谷梁传》说：“用连累上级的措辞来说，是什么意思？是因为杀他不符合他的罪行。杀他不符合他的罪行是怎么回事？里克所弑杀的人，是为了重耳。”这是不对的。假使重耳贤能，就可以弑杀那个人来立这个人吗？又说：“夷吾说：‘这又将杀我吗？’所以杀他不符合他的罪行。”这也是不对的。夷吾既然说“这又将杀我了”，这是责备弑杀两位国君的话，可以说杀他不符合他的罪行吗？

十二年，楚国人灭掉了黄国。《谷梁传》说：“管仲死后，楚国攻打江国灭掉黄国，桓公不能救援，所以君子怜悯它。”这是不对的。记载“楚国人灭掉黄国”，怎么看出怜悯呢？况且《谷梁传》认为灭国有三种写法：中国用日，卑国用月，夷狄用时。黄国不是夷狄，现在灭国却用时，这是委屈它让它服从夷狄，曾以此作为怜悯吗？

十四年，沙鹿山崩塌。《谷梁传》说：“没有崩塌的道理而崩塌，所以记载它。”这是不对的。《春秋》正名，名是出于道理的。没有崩塌的道理，也就没有崩塌的名了。现在称之为崩塌，却说没有崩塌的道理，可以说合于道理吗？然而沙不是山名，鹿不是山脚。称沙鹿山，是对的；称沙山的鹿，是不对的。

冬，蔡侯去世。《谷梁传》说：“诸侯按时记载去世，是厌恶他。”这是不对的。国君去世，臣子赴告，赴告以日月，这是礼的常例。臣子稍微怠慢，赴告就不具备日月；大大怠慢，就都不赴告。《春秋》不改变的，是因为文辞可以看出。如果一定认为厌恶这个国君，那么记载去世用时的，郑厉公、卫惠公，对内篡夺国家，对外背叛周王，为什么《春秋》不厌恶他们呢？

十五年，齐国军队、曹国军队攻打厉国。刘子说：“按照《谷梁传》的例子来说，曹国没有军队，曹师，指的是曹伯。在这里应当问：曹国没有军队，为什么说师？是曹伯。曹伯，那么为什么不称曹伯？因为不称齐侯，就不能称曹伯。为什么不称齐侯？因为不足以宣扬，所以不称齐侯。”这样才可以充实《谷梁传》的例子，而在这里却完全不说，为什么呢？难道齐侯攻打厉国有罪，应当贬称师吗？还是齐师无罪，曹伯有罪，贬称师吗？先前牡丘之会，也是先次序后救援，事情与聂北相同，为什么不称齐师、宋师、陈师、卫师、郑师、许师、曹师盟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