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权衡卷八
九年侠卒，公羊以谓未命大夫，近之矣，未合也。侠者再命尔。十年壬戌，公败宋师于菅。公羊以谓偏战也，非也。按公羊以日月为例，故云尔。若卫师燕师败绩，岂非偏战而内胜乎？言战言败，明偏战乃得言战也；言败而不言战，明彼乃独败，非偏战也。覩文自了，亦不假日月为例矣。故鲁与诸侯偏战而胜，则言战言败；偏战而不胜，则言战而不言败；诈战而胜，则言败某师；诈战而不胜，《春秋》无其文，未知偶无之邪，亦其讳诈而不胜者邪【难卫师燕师败绩处自在本经】又公羊以谓内不言战，亦非也。内不言战而败耳，战而胜何故不言？即不当言，龙门之战何以言也？辛未取郜，卒巳取防。公羊以谓言其日者，一月而再取，甚之也，非也。公既诈胜宋师，用二十日闲得其两邑，若不着日，则似同时取之，此理当然，非所甚也。又曰：「内大恶讳，小恶书。」按《春秋》可讳则讳，可书则书，大恶有不讳者，跻僖公是也。又曰：「外大恶书，小恶不书。」按外小恶书者多矣，岂谓不书乎？详传此言，又指百二十国寳书而说，不知据鲁史也。
宋人、卫人、蔡人伐戴，郑伯伐取之。《公羊》曰：「易也。」何休云：「因其困而灭之，易若取邑，故言取，欲起其易。」非也。公羊以取邑为小恶，灭国为大恶，今变灭为取者，是去大恶就小恶，纵失郑伯之罪，而徒録其难易已尔，可谓《春秋》乎？且《春秋》何不言郑伯伐灭之？岂不兼见其因人之力而灭人之国乎？而何为区区然记其难易而已？灭国而难者，于罪有省乎？抑无省乎？灭国而易者，于罪有加乎？抑无加乎？均之灭国而已者，无为分别其难易，以颠倒灭取之名也。且取之名何独易乎？宋人伐郑，围长葛，明年取之，更年而得邑，公羊以谓强，又何谓易乎？
十一年，滕侯、薛侯来朝。公羊以谓其兼言之者，防国也，非也。虽天子不敢遗小国之臣，圣人作经，乃遂略防国之君乎？此乃同时旅见者，春秋据事而书，欲见义耳。且滕、薛、谷、邓爵位差同，而谷、邓失地，滕、薛先附，何故略此而厚彼乎？何休又曰：「滕序上者，春秋变周之文，从殷之质，质家亲亲，先封同姓。」亦非也。如休之意，以谓滕是后常称子，薛是后常称伯，知本小国，春秋王鲁，故襃为侯耳。然则薛本爵加滕一等，以同姓之故，故滕得与并称侯，又挠使居下，不乃太阿乎？犹有可诿曰位均，夫先朝者可襃，则先叛者可贬矣。郑人亲获隠公，而爵列不降，以谓称人则足见矣。公子翚终隠之篇贬，郑伯何独不终隠之篇贬乎？是皆委曲不通于道者也【滕、薛，王者之元功也；郑人，王者之乱臣也；公子翚，隠公之贼也。以贼况乱臣，理当终隠之篇贬矣。又楚子执宋公伐宋，公羊犹以终僖之篇贬之，知此郑人不得但一贬而已】
公薨。公羊曰：「隠无正月者，让乎桓也。」非也。适无正月耳。若以输平为据，输平何足恃乎？
桓公
元年，璧假许田。公羊以谓：「许田者，鲁朝宿之邑也，谓之许者，系之许也。」非也。诗云：「居常与许，复周公之宇。」然则周公受封，本有此许邑，非孔子作《春秋》故系之许也。且地邑各自有名，或曰许田，或曰▯阴田，据实而书，岂擅改易哉！
二年，纪侯来朝。何休云：「称侯者，天子将娶于纪，故封之百里。」不知休此意者，谓纪侯实自受封于周邪？亦《春秋》见王将娶纪女，故进其爵为侯法邪？若以纪侯实自受封者，安知滕、薛后不称侯，非天子黜之邪？若以《春秋》为王见义者，又可谓新周王鲁邪？凡封建诸侯，当自天子出，而《春秋》私自进退名爵，杂乱不知所统，此可谓礼邪？又曰：「天子得娶庶人女，以其得专封。」亦非也。天子者，养天下之民，居天下之尊，守天下之法者也。能刑人，能爵人，则信其职矣。虽然，刑人当以罪，爵人当以徳岂以其得专之，遂妄刑人、妄爵人哉？况挠以情欲，玩以私爱，而捐百里之命于匹庶之人，此轻宗庙社稷甚矣！使后世不
译鲁隐公九年，侠去世。《公羊传》认为侠没有被任命为大夫，这接近事实，但并不完全符合。侠实际上已经两次受命了。
鲁隐公十年壬戌日，鲁军在菅地击败了宋国的军队。《公羊传》认为这是双方正面交战，这是错误的。考察《公羊传》是以日月记载为例，所以这样说。如果卫国军队和燕国军队战败，难道不是正面交战而鲁国获胜吗？记载“战”又记载“败”，说明正面交战才能称“战”；只记载“败”而不记载“战”，说明对方独自战败，并非正面交战。观察文字本身就很清楚了，也不需要假借日月记载为例。所以鲁国与诸侯正面交战而获胜，就记载“战”和“败”；正面交战而不胜，就记载“战”而不记载“败”；欺诈作战而获胜，就记载“败某师”；欺诈作战而不胜，《春秋》没有这样的记载，不知道是偶然没有这种情况，还是因为忌讳欺诈作战而不胜呢【关于卫国军队和燕国军队战败的难点，自然在本经中】。
又说《公羊传》认为鲁国国内不记载“战”，这也是错误的。国内不记载“战”而只记载“败”罢了，如果交战而获胜，为什么不记载呢？即使不应当记载，龙门之战为什么又记载了呢？
辛未日攻取郜地，卒巳日攻取防地。《公羊传》认为记载日期的，是因为一个月内两次攻取，表示厌恶，这是错误的。鲁公既然欺诈战胜了宋军，在二十天之间得到了这两座城邑，如果不注明日期，就好像是同时攻取的，这是理所当然的，并不是特别厌恶。
又说：“国内的大恶事忌讳不写，小恶事则记载。”考察《春秋》，可以忌讳的就忌讳，可以记载的就记载，大恶事也有不忌讳的，比如僖公继位就是如此。
又说：“国外的大恶事记载，小恶事不记载。”考察国外小恶事被记载的很多，难道说是不记载吗？详细考察《公羊传》的这些话，又是针对一百二十个诸侯国简要记载而说的，不知道是依据鲁国的史书。
宋人、卫人、蔡人攻打戴国，郑伯攻打并夺取了它。《公羊传》说：“容易。”何休说：“趁着他们困顿而灭掉他们，容易得像攻取城邑一样，所以用‘取’字，想要表明其容易。”这是错误的。《公羊传》认为攻取城邑是小恶，灭国是大恶，现在把“灭”改为“取”，是去掉大恶而归于小恶，纵然掩盖了郑伯的罪过，却只是记录其难易而已，这能称为《春秋》吗？况且《春秋》为什么不记载郑伯攻打灭掉它呢？难道不是兼见其依靠别人的力量而灭掉别人的国家吗？为什么要仅仅记录其难易呢？灭国而困难的，在罪责上有减免吗？还是没有减免呢？灭国而容易的，在罪责上有增加吗？还是没有增加呢？都是灭国而已，没有必要分别其难易，从而颠倒“灭”和“取”的名分。况且“取”这个名称难道唯独表示容易吗？宋人攻打郑国，包围长葛，第二年攻取了它，跨年度而得到城邑，《公羊传》认为这是强取，又怎么说容易呢？
鲁隐公十一年，滕侯、薛侯来朝见。《公羊传》认为同时提及他们，是为了防备两国，这是错误的。即使是天子也不敢遗漏小国的臣子，圣人作经，难道就省略防备国家的君主吗？这是同时来朝见的，《春秋》依据事实而记载，想要表明义理罢了。况且滕、薛、谷、邓爵位相差相同，而谷、邓失去土地，滕、薛先归附，为什么省略这些而厚待那些呢？何休又说：“滕排在上面，是因为《春秋》改变周代的文饰，遵循殷代的质朴，质朴的家风亲近亲人，先封同姓。”这也是错误的。按照何休的意思，认为滕后来常称子，薛后来常称伯，知道本来是小国，《春秋》以鲁为王，所以褒扬为侯。然而薛本来爵位比滕高一级，因为同姓的缘故，所以滕得以和薛并称为侯，又迫使它居下，不是太荒谬了吗？还可以借口说地位相同，那么先朝见的可以褒扬，先叛变的就可以贬低。郑人亲自抓获隐公，而爵位没有降低，认为称“人”就足以表明贬低了。公子翚在隐公篇终被贬，郑伯为什么独自在隐公篇终不被贬呢？这些都是委曲求全而不通于大道的【滕、薛，是王者的元勋；郑人，是王者的乱臣；公子翚，是隐公的贼人。以贼人比拟乱臣，按理应当在隐公篇终被贬。又如楚子拘捕宋公攻打宋国，《公羊传》尚且在僖公篇终贬低他，知道这郑人不能仅仅一次贬低而已】
鲁隐公去世。《公羊传》说：“隐公没有正月，是谦让给桓公。”这是错误的。只是嫡长子没有正月罢了。如果以输平为根据，输平哪里值得依赖呢？
桓公
元年，璧假许田。《公羊传》认为：“许田，是鲁国朝宿的城邑，称为许，是系属于许。”这是错误的。《诗经》说：“居常与许，复周公之宇。”那么周公受封，本来就有这个许邑，不是孔子作《春秋》故意系属于许。况且土地城邑各自有名，有的叫许田，有的叫阴田，依据事实而记载，难道擅自更改吗！
二年，纪侯来朝见。何休说：“称侯，是因为天子将要娶纪国女子，所以封给他百里土地。”不知道何休这个意思，是说纪侯确实自己受封于周呢？还是《春秋》见天子将娶纪女，所以提升他的爵位为侯的法度呢？如果认为纪侯确实自己受封，怎么知道滕、薛后来不称侯，不是天子废除他们的呢？如果认为《春秋》是表明王义，又可以说新周王鲁吗？凡是封建诸侯，应当出自天子，而《春秋》私自进退名爵，杂乱不知所统，这能称为礼吗？
又说：“天子可以娶庶民女子，因为他可以专断封爵。”这也是错误的。天子，是养育天下百姓，居于天下尊贵，遵守天下法度的人。能够刑罚人，能够爵位人，就信任他的职责了。虽然如此，刑罚人应当依据罪过，爵位人应当依据德行，难道因为他可以专断，就妄自刑罚人、妄自爵位人吗？何况屈从于情欲，玩弄于私爱，而把百里土地的任命给予平民百姓，这轻视宗庙社稷太严重了！使后世不
蔡侯、郑伯会于邓。公羊曰：「离不言会，而言会者，盖邓与会也。」非也。二国相会，理不可言蔡侯、郑伯及于某，且实行会礼，非会而何？承赴而书，故不甚见尔。乃据齐侯、郑伯如纪以为比例，彼自亦妄说，何可据乎？所谓离不言会者，左氏得之矣。
公至自唐，何休云：「致者，君子疾贤者失所，不肖者反以相亲，故与隠相违也。明前隠与戎盟，虽不信，犹可安也；今桓与戎盟，虽信，犹可危也。所以深抑小人也。」非也。按元年会于垂，休云不致者，夺臣子辞。此致，休又云抑小人。若诚夺臣子辞，会戎有危而不致，适可见矣，何故反书其至，与余公一例邪？且隠公与戎盟不书致，亦夺臣子辞邪？大凡矜巧辞以曲通者，卵有毛、白马非马，犹可通也，但恐繁而不要，乱道真耳。
三年春正月。何休曰：「不书王者，见桓公无王而行也。二年有王，见始也。十年有王，数之终也。十八年有王，桓公之终也。不就元年见始者，未无王也。」非也。弑君之罪，不轻于成人乱；易地之恶，不差于纳鼎太庙，而以为元年未无王，轻重失序，刑罚不当，民始无所措其手足。且夫休所指桓无王，止此数事矣。弑君见于即位，成乱效于纳赂，易地着于璧假，其迹已明。虽使《春秋》嵗輙书王，其可谓桓有王乎？然则不书王，其不为此数事亦明矣，非公羊何休所能见。
齐侯、卫侯胥命于蒲，公羊以谓结言而不盟，《春秋》善之也，非也。先王为民之不信，言之难恃，故杀牲约誓，以告于神明而为盟，所以齐信也。然则盟固先王之所有矣。《春秋》之恶盟者，恶其渎也，非恶盟之不及结言也。《春秋》乱世，齐、卫凡君会而相命，盖何足筭！阳谷之会，公羊以谓逺国皆至，桓公发禁于诸侯，诸侯咸无用盟，最盛矣，岂非结言而退乎？则何不谓之胥命哉！
四年，公狩于郎。公羊以谓春曰苗，秋曰搜，冬曰狩，非也。《周礼》春搜，夏苗，秋狝，冬狩，得其正矣。《周礼》虽非仲尼所论著，然制度麤存焉，盖周公之旧也，仲尼尝执之矣【子所执礼】其有駮杂【封国之制】似周衰诸侯所増益也，不足以害其大体。搜狩之名，则吾从周。何休云：「不言夏田者，春秋制也。」以谓飞鸟未去于巢，走兽未离于穴，恐伤稚幼也，亦非也。公羊子承絶学之后，口授经传，颠倒搜狩，且有所遗尔，何说春秋制乎？计仲尼之圣不过三王，故曰：「禹，吾无间然。」「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夫三王四时皆田矣，而《春秋》独阙一者，其意欲推仲尼之仁贤于三王也。即有妄人四时俱勿畋，又可谓贤于仲尼乎？且以是而论圣人，不亦浅哉！《礼记》《王制》记四时之田，亦复阙夏，盖《王制》出于汉时诸儒，而诸儒承公羊之缪，遂至于此，不足以为据也。郑康成乃云：「是夏时制度，避其号耳。」夫夏后非王莽也，何谓若是多忌讳乎？何休又云：「狩例时，月者，讥不时也。」其意谓仲尼作《春秋》，欲令于孟冬狩也。夫仲尼之制作在哀十四年，而桓公自用周礼以田狩，桓公非得素受道于仲尼也，在此为此，在彼为彼，仲尼安得而讥之？是今日适越而昔至也，不亦妄乎！
宰渠伯纠来聘，公羊以谓下大夫也，系官氏名且字，非也。理不可书名而又书字，仲尼之笔一何繁且迂至此哉！又何休曰：「下去二时者，为贬天子下聘也。」亦非也。史有遗阙日月者，仲尼皆不私益之，日月无足见义而益之，似不信，故不为也。茍焉曲为生义者，又何不得？五年甲戌、己丑，陈侯鲍卒，公羊以谓甲戌之日亡，己丑之日死而得，君子疑焉，故以二日卒之，非矣。陆淳既言之矣。
齐侯、郑伯如纪。公羊以谓离不言会，故言如也，非也。春秋之记盟会者，所以刺讥诸侯【义亦出隠二年注】非善羣聚而恶离会也。离会何为不可书哉？何休又云：「嫌外离会常书，故变文见意，以别嫌明防。」亦非也。所谓嫌防者，为其害道，是以必别之、明之。不知记离会何害于《春秋》，而仲尼必欲改会
译蔡侯、郑伯在邓地会盟。《公羊传》说：“两地分离不称‘会’，这里称‘会’，大概是邓地与会盟有关。”这是错误的。两国相会，按理不能说蔡侯、郑伯到达某地，况且实际举行了会盟之礼，不是会盟又是什么？因为承接报丧而记载，所以不明显罢了。竟然拿齐侯、郑伯前往纪国作为类比，那本身也是妄说，怎么能依据呢？所谓两地分离不称“会”，《左传》的说法才是正确的。
鲁隐公从唐地回来，何休说：“‘致’的意思是，君子痛恨贤人失位，不肖之人反而亲近，所以与隐公相违背。表明先前隐公与戎人结盟，虽然不可信，还可以安定；现在桓公与戎人结盟，虽然可信，却仍然危险。这是为了深深压制小人。”这是错误的。查考元年会于垂地，何休说不记载“致”，是剥夺臣子的辞令。这里记载“致”，何休又说是要压制小人。如果真是剥夺臣子的辞令，会盟戎人有危险却不记载“致”，正好可以显现，为什么反而记载他的到来，和其他诸侯一样呢？况且隐公与戎人结盟不记载“致”，也是剥夺臣子的辞令吗？大凡卖弄巧辩之辞来曲解经义的人，就像说“卵有毛”、“白马非马”一样，虽然还能自圆其说，但恐怕繁琐而不切要害，扰乱了道的真谛罢了。
三年春正月。何休说：“不书写‘王’字，是显示桓公没有王法的行为。二年有‘王’字，显示开始；十年有‘王’字，是数字的终结；十八年有‘王’字，是桓公的终结。不在元年显示开始，是因为元年还没有到无王法的程度。”这是错误的。弑君的罪过，不比成人作乱轻；交换土地的恶行，不比把鼎纳入太庙差，却认为元年还没有到无王法的程度，轻重失序，刑罚不当，百姓开始不知所措。况且何休所指的桓公无王法，只有这几件事。弑君见于即位，成乱效见于纳赂，易地见于璧假，其迹象已经明显。即使《春秋》每年都书写“王”字，能说桓公有王法吗？那么不书写“王”字，不是因为这几件事也很明显了，这不是《公羊传》何休所能看到的。
齐侯、卫侯在蒲地互相约定，不杀牲歃血，《公羊传》认为《春秋》对此表示赞许，这是错误的。先王因为百姓不诚信，言语难以依赖，所以杀牲立誓，向神明祷告而结盟，以此来统一信用。那么盟誓本来就是先王所设立的。《春秋》厌恶盟誓，是厌恶其亵渎，不是厌恶盟誓不如口头约定。《春秋》乱世，齐、卫凡君会盟而互相约定，哪里值得计算！阳谷之会，《公羊传》认为远方国家都到了，桓公向诸侯发布禁令，诸侯都不需要用盟誓，是最盛大的，难道不是口头约定就退兵吗？那么为什么不称之为“胥命”呢！
四年，鲁隐公在郎地狩猎。《公羊传》认为春天叫苗，秋天叫搜，冬天叫狩，这是错误的。《周礼》规定春天叫搜，夏天叫苗，秋天叫狝，冬天叫狩，这才是正确的。《周礼》虽然不是孔子所论著，但制度大体尚存，大概是周公的旧制，孔子曾经遵循它【子所执礼】。其中驳杂的部分【封国之制】，似乎是周朝衰微时诸侯所增加的，不足以损害其大体。搜狩的名称，我遵从周礼。何休说：“不记载夏天田猎，是《春秋》的制度。”认为飞鸟未离巢，走兽未离穴，恐怕伤害幼小动物，这也是错误的。《公羊传》继承绝学之后，口授经传，颠倒了搜狩的顺序，而且有遗漏，哪里说得通《春秋》的制度呢？推想孔子的圣明不过三王，所以说：“禹，我没有异议。”“文王死后，文化不就在我们这里吗？”三王四季都田猎，而《春秋》唯独缺了一个季节，其意图是想推崇孔子的仁德贤于三王。如果有妄人四季都不田猎，又能说贤于孔子吗？况且用这种标准来论断圣人，不也太浅薄了吗！《礼记·王制》记载四季田猎，也缺了夏天，大概《王制》出于汉代诸儒，而诸儒承袭《公羊传》的错误，才到了这个地步，不足以作为依据。郑康成竟然说：“这是夏时的制度，避开其称号罢了。”夏后氏不是王莽，为什么说这么多忌讳呢？何休又说：“狩猎例常记时，记月的，是讥讽不合时宜。”其意谓孔子作《春秋》，想要让在孟冬狩猎。孔子的制作在哀公十四年，而桓公自用周礼田猎，桓公并非事先从孔子那里接受道义，在这里这样，在那里那样，孔子怎么能讥讽他呢？这是今天去越国而昨天就到了，不也太荒谬了吗！
宰渠伯纠来聘问，《公羊传》认为他是下大夫，连系官氏名且字，这是错误的。按理不可既书名又书字，孔子的笔法怎么会繁琐迂曲到这种地步！何休又说：“去掉二时，是为了贬低天子下聘。”这也是错误的。史官有遗漏日月的，孔子都不私自补充，日月不足以见义而补充，似乎不可信，所以不补充。如果曲解以生义，又有什么不能做的呢？五年甲戌、己丑，陈侯鲍去世，《公羊传》认为甲戌那天逃亡，己丑那天死去而被找到，君子怀疑，所以用两天记载去世，这是错误的。陆淳已经说过了。
齐侯、郑伯前往纪国。《公羊传》认为两地分离不称“会”，所以称“如”，这是错误的。《春秋》记载盟会，是为了刺讥诸侯【义亦出隠二年注】，不是赞许群聚而厌恶分离会盟。分离会盟为什么不可记载呢？何休又说：“嫌外离会常书，故变文见意，以别嫌明防。”这也是错误的。所谓嫌防，是因为它有害于道，所以必须区别、明确。不知道记载分离会盟有什么害于《春秋》，而孔子一定要改会
为如，以乱事实哉？夫盟会同物，而《春秋》独不记离防，又何为哉？《春秋》虽内其国，而公与诸侯固等列也。记内离防，可不谓之离会乎？而以为离不言会，失其类矣。其惑在于百二十国寳书也。
译难道说，这是为了扰乱事实吗？盟会和会同属于同类事物，而《春秋》唯独不记载离防之会，这又是为什么呢？《春秋》虽然偏袒鲁国，但鲁公与诸侯本来地位是平等的。记载鲁国背离离防之会，难道可以不称之为背离盟会吗？却认为背离盟会就不记载“会”字，这是失去了对同类事件的归类原则。这种困惑在于对一百二十个诸侯国记载体例的误解。
仍叔之子来聘，公羊以谓父老子代从政，若是，则世卿也，何不曰仍氏之子乎？何休以谓不称氏者，起其父在。夫《春秋》所以贬，贬其世卿也。今纵失世卿之罪，而録其父在而已，无乃失轻重乎？且武氏不言「之子」，今此言「之子」，亦可以见父在矣，而不曰仍氏，知非父老子代者也。且文称仍叔之子，不足以效其父老子代义，故难信也。蔡人、卫人、陈人从王伐郑，公羊、何休以谓实三国之君，称「人」，从不疑，非也。若实国君，则天子非防弱；今以不能从诸侯，而独得其「人」，所以见防弱也。且若实国君从天子者，《春秋》方书之以见襃，何谓乃损其名哉？
大雩，公羊以谓：「言雩则旱见，言旱则雩不见。」非也。凡雩者，为请雨也。若书雩以见旱，是谓雩者必不得雨也。若雩必不得雨，则雩可以见旱矣。若雩可得雨，而以雩见旱，岂雩之情乎？又且旱而雩，雩而得雨，春秋将何以书之？若书旱，则实得雨；若书雩，又不足以效其得雨，而方解以见旱。若都勿书，则废其应变之精诚。未知公羊何以解邪？州公如曹，何休曰：「称公者，申其尊。」非也。时王襃之，则进爵【邾子是】春秋王鲁，襃之，则进爵【滕侯是】有所责恶而见其尊，亦进爵【州公是】春秋所嘉而贤者，亦进爵【髙子是】凡二百四十二年而操赏罚四人焉，是何营营乎？且谓州公寔来亦足矣，又何申之？
六年寔来，《公羊》以谓慢之也，非也。君子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人虽无礼，我可不为礼乎？何故慢之？何休云：「州公过鲁都而不朝，是慢之。」亦非也。诸侯相过，安得必行朝礼？假令过十国，亦当处处朝乎？盖假涂则有之矣，主为客礼则有之矣，何必尽行朝礼乎？先王之制，诸侯相朝，考礼、正刑、一徳必就有道之国。今桓公无道，而人不朝，乃其冝也，不敢弃先王也。春秋方宜为鲁内讼，何暇责人乎？且若休所云者，入都必朝，则是不择有道而苟以行过为礼也，春秋何以刺邾人、牟人哉？
大阅，《公羊》以谓以罕书也。何休曰：「三年简车，谓之大阅，刺桓公忘武备也。」不知所谓罕者，谓自入春秋今始一阅邪？谓桓公过其三年之期，今始一阅也？若自入春秋今始一阅，则非独桓公忘武备，隠亦忘也。如此，审为桓公过其三年之期而始一阅，故得以罕书也。然必阅而后书之，假令桓公终身不阅，《春秋》遂不得书，则是与隠公无以辨也。又非必桓公终身不阅，《春秋》不得书为可疑也。假今桓公初嵗一阅，终嵗又一阅，《春秋》书之，《公羊》必以谓书罕也，则未知中间罕乎？亦不罕乎？若谓罕，则中间无文以见；若谓不罕，则中间实未尝阅。此文之不通，难以强合者也。又何休所说简车徒，有比年、三年、五年之目，在桓公之书，独阅以罕书，是明比年、五年俱不罕也。桓公又非终不阅者也，今已阅之矣，直失其时耳，如比之于武备，何谓忽忘乎？
蔡人杀陈佗，公羊以谓外淫乎蔡，蔡人杀之，非也。蔡人者，讨贼之辞也。佗本篡，故以讨贼之辞言之，犹卫人杀州吁、齐人杀无知、楚人杀陈夏征舒等也。佗虽自君，内不为国人所附，外不为天子所命，是以异于商人而不得以逾年例言也。公羊子失其事实，聊为设罪端耳。子同生，公羊云：「喜有正也。」非也。国之嫡嗣，莫重焉，史无得不书。以为感隠桓之祸，故以喜书，不亦浅近乎？何休又曰：「不称世子者，明欲以正见无正。」亦非也。诸侯之嫡虽当世爵，然必誓于天子而后称世子，今此未誓，故不称世子耳。以正见不正，不亦鄙乎？
七年，焚咸丘。公羊以谓「咸丘者，邾娄之邑，其君在焉，故不系国。焚之者，樵之也。」非也。按公羊凡《春秋》所书内取邑，苟不系国，悉归之邾娄，今此亦其比也。又按「邾人执鄫子用之」，「蔡人、卫人伐戴，郑伯伐取之」，诸若此类，不仁之甚者，《春秋》明书之，不使文乱实。若诚火攻人君，应书曰「伐咸丘焚之」，与伐戴之文相符矣。今但曰「
译仍叔的儿子来鲁国聘问，《公羊传》认为这是父亲年老，儿子代替从政。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是世卿制度了，为什么不称“仍氏之子”呢？何休认为不称氏，是因为其父尚在。然而《春秋》之所以贬斥，正是为了贬斥世卿制度。现在即使免除了世卿的罪责，却只记录其父尚在，这岂不是轻重失当吗？况且武氏不称“之子”，现在这里称“之子”，也可以看出其父尚在，却不称“仍氏”，可知并非父老子代。而且文中称“仍叔之子”，不足以体现父老子代的含义，所以不可信。蔡人、卫人、陈人跟随周天子讨伐郑国，《公羊传》、何休认为实际上是这三个国家的国君，称“人”是因为他们跟随天子毫不迟疑，这是错误的。如果确实是国君，那么天子就不是在防备诸侯势力弱小；现在因为诸侯不能跟随天子，却只得到他们的“人”，以此来显示防备诸侯势力弱小。况且如果确实是国君跟随天子，《春秋》应当记载以显示褒扬，为什么说反而减损他们的名分呢？
举行大雩祭，公羊认为：“记载雩祭就显示出干旱，记载干旱就看不出雩祭。”这是错误的。凡是雩祭，都是为了求雨。如果记载雩祭来显示干旱，那就是说雩祭必定求不到雨。如果雩祭必定求不到雨，那么雩祭就可以显示干旱了。如果雩祭能求到雨，却用雩祭来显示干旱，这难道是雩祭的本意吗？况且如果干旱而举行雩祭，雩祭而求到了雨，《春秋》将如何记载呢？如果记载干旱，实际上却求到了雨；如果记载雩祭，又不足以体现求到了雨，反而解释说这是为了显示干旱。如果都不记载，那就废弃了应对灾变的诚意。不知道《公羊传》如何解释呢？州公前往曹国，何休说：“称公，是申明他的尊贵。”这是错误的。当时周王褒奖他，就提升爵位【邾子是】；《春秋》以王礼对待鲁国，褒奖他，就提升爵位【滕侯是】；有所责备厌恶却显示他的尊贵，也提升爵位【州公是】；《春秋》所嘉许贤能的人，也提升爵位【高子是】。在二百四十二年中，掌握赏罚的只有这四个人，这是多么忙乱呢？况且说州公确实来了也就足够了，又何必申明呢？
桓公六年州公确实来了，《公羊传》认为是怠慢他，这是错误的。君子对自己要求严格而对别人要求宽厚，别人即使无礼，我可以不守礼吗？为什么要怠慢他？何休说：“州公经过鲁国都城却不朝见，这是怠慢他。”这也是错误的。诸侯互相访问，怎么能一定行朝见之礼呢？假使经过十个国家，难道都要处处朝见吗？大概借道是有的，主人对客人尽礼是有的，何必都行朝见之礼呢？先王的制度，诸侯互相朝见，考察礼制、端正刑罚、统一德行，一定要前往有道的国家。现在桓公无道，别人不朝见，是理所当然的，不敢抛弃先王的制度。《春秋》应当为鲁国内部进行责问，哪有闲暇责备别人呢？况且如果像何休所说的那样，进入都城必须朝见，那就是不选择有道的国家而随便以经过为礼，《春秋》为什么要讥刺邾人、牟人呢？
举行大阅，公羊认为是因为很少记载。何休说：“三年检阅车马，称为大阅，讥刺桓公忘记武备。”不知道所谓“罕”，是说自从进入《春秋》时期到现在才开始一次大阅呢？还是说桓公超过了三年的期限，现在才开始一次大阅呢？如果自从进入《春秋》时期到现在才开始一次大阅，那么不仅仅是桓公忘记武备，隐公也忘记了。如果确实是因为桓公超过了三年的期限才开始一次大阅，所以得以用“罕”来记载。但必须是大阅才记载，假使桓公终身不举行大阅，《春秋》就不能记载，那么这就和隐公没有区别了。又不是必然桓公终身不举行大阅，《春秋》就不能记载，这是可疑的。假使桓公年初举行一次大阅，年末又举行一次大阅，《春秋》记载了，《公羊传》必定认为记载的是罕见的，那么不知道中间是罕见还是不罕见呢？如果说是罕见，那么中间没有文字显示；如果说不罕见，那么中间实际上未曾举行大阅。这是文义不通，难以强行附会的。又从何休所说的检阅车马步兵，有比年、三年、五年之名目来看，在桓公的记载中，唯独大阅因为罕见而记载，这说明比年、五年都不罕见。桓公又不是终身不举行大阅的，现在已经举行了，只是失去了时机罢了，如果比作武备，为什么说忽视忘记呢？
蔡人杀死了陈佗，《公羊传》认为陈佗在蔡国淫乱，蔡人杀了他，这是错误的。蔡人，是讨伐贼臣的措辞。陈佗本是篡位，所以用讨伐贼臣的措辞来说他，就像卫人杀州吁、齐人杀无知、楚人杀陈夏征舒等一样。陈佗虽然自称国君，在国内不被国人依附，在国外不被天子任命，所以不同于商人，不能用逾年称君的惯例来说他。《公羊传》失去了事实真相，只是随意设定罪名罢了。公子同出生，《公羊传》说：“喜悦有正统继承人。”这是错误的。国家的嫡系继承人，没有比这更重要的，史官没有不记载的。认为因为感慨隐公、桓公的祸患，所以用“喜”来记载，这不是太浅近了吗？何休又说：“不称世子，是为了表明想用正统显示没有正统。”这也是错误的。诸侯的嫡子虽然应当继承爵位，但必须向天子发誓后才称世子，现在这里没有发誓，所以不称世子罢了。用正统显示不正统，这不是太鄙陋了吗？
桓公七年，焚烧咸丘。公羊认为：“咸丘是邾娄的城邑，其国君在那里，所以不系属国名。焚烧它，是砍伐树木。”这是错误的。考察《公羊传》，凡是《春秋》所记载的鲁国夺取城邑，如果不系属国名，都归之于邾娄，现在这也是这一类。又考察“邾人执鄫子用之”，“蔡人、卫人伐戴，郑伯伐取之”，诸如此类，不仁之极的，《春秋》明确记载，不让文辞混乱事实。如果确实是火攻国君，应当记载为“伐咸丘焚之”，与伐戴的文辞相符。现在只说“
焚咸丘」，而无兵戈之意，安知不以火田乎？又公羊解取根牟曰：「讳亟也。」然则彼为亟，故不系国；此为君存，亦不系。亟于取邑，小恶之小也；焚人之君，大恶之大也。文不足以相起，而实相乱，未可谓善为《春秋》
译“焚烧咸丘”，并没有动用兵戈的意思，怎么知道不是用火来驱赶野兽以获取猎物呢？另外，《公羊传》解释“取根牟”时说：“这是为了避讳频繁（用兵）。”那么，因为频繁用兵，所以不连属国名；这里因为国君尚存，也不连属国名。频繁攻取城邑，是小恶中的小恶；焚烧别人的国君，是大恶中的大恶。文字不足以相互推演，而实质却相互混淆，这不能说是善于阐释《春秋》。
谷伯绥来朝，邓侯吾离来朝。公羊以谓名者，失地之君也，非也。若实失地，何故称朝？且朝者施于有国有家者，春秋不以礼假人，如之何以奔为朝也？又诸侯失地者不必名，温子、▯子、谭子是也。何休之说以谓名者，见不世也。若如此，彼三子者亦尝世乎？
八年己卯烝，《公羊》以谓讥亟也，非也。春秋欲见五月再烝，故于此不得不书也。烝犹将书「壬午犹绎」者，不得不先书「有事于太庙」也，此其实矣，又何亟乎？何休云：「属十二月已烝者」，其意谓常事不书，则此以非常书，不知常事有不得已而书者，亦不害于非常书也。
祭公来，遂逆王后于纪。公羊云：「不称使，婚礼不称主人。」非也。祭公来鲁，鲁非婚家也，称使何伤？又不称主人者，岂确论乎？吾既言之于纪履緰矣。
九年，曹伯使其世子射姑来朝。何休曰：「虽非礼，有尊厚鲁之心，故曹伯卒▯详録。」非也。《春秋》岂为说之不以道而说乎？古之制礼者，非取其过厚也，为之中节而已。故过之不得不贬，不及之不得不讥。
十年，公会卫侯于桃丘，弗遇。公羊以谓公不见要也。何休云：「时实公欲要卫侯，卫侯不肯见公。」非也。公会卫侯于桃丘者，即公本约卫侯为会于桃丘也。弗遇者，公后其期，卫侯已去，不相遇逢也。公羊本解遇为一君出一君要之，故谓此为公要卫侯。推其文而不可为说。何者？公羊既云会者期辞矣，又云一君要之。若实期辞，非要之也；若实要之，非期辞也。二者不可并，而离析乖逆，非经意也。要曰遇者，相遇云尔，何用纷纷乎？
齐侯、卫侯、郑伯来战于郎。公羊以谓：「称来战者，近乎围也。」非也。近乎围，岂实围哉？圣人岂采其近乎围之意而书之哉？且《春秋》恶战耳，不分别逺近。逺近何当于义乎？又曰：「内不言战，言战乃败矣。」亦非也。内不言败尔，言战何伤？
十一年，宋人执郑祭仲。公羊以谓知权，非也。若祭仲知权者，宜效死勿听，使宋人知虽杀祭仲，犹不得郑国，廼可矣。且祭仲谓宋诚能以力杀郑忽而灭郑国乎？则必不待执祭仲而劫之矣。如力不能而夸为大言，何故听之？且祭仲死焉足矣，又不能，是则若强许焉，还至其国而背之，执突而杀之可矣。何故黜正而立不正，以为行权？乱臣贼子，孰不能为此者乎？古之人既有知之者矣。突归于郑。公羊曰：「突何以名？」问之非也。突之名，犹小白、许叔矣，何故问乎？当曰「突何以不系国」，则曰「挈乎祭仲」可矣。又曰：「其言归何？顺祭仲也。」非也。若仲之为者，春秋之乱臣也，如何顺之乎？
郑忽出奔卫。公羊曰：「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辞无所贬。」非也。改周之文，从殷之质，非圣人之意，吾既言之矣。且在丧称子者，嗣也；公、侯、伯、子、男者，爵也。文同而义异，圣人岂以为嫌而避之？且避成君而称名，无义之甚。以谓辞无所贬，则孰与直称子哉？
柔会宋公、陈侯、蔡侯盟于折。《公羊》曰：「柔者何？吾大夫未命者。」非也，再命耳。
十二年，陈侯跃卒。何休云：「不书▯者，佗子也。佗不称侯，嫌贬在名例，不当絶故复去跃▯不亦甚乎？」其说之巧也！凡公羊以谓▯者，据百二十国宝书也，其法应书则得书，不应书则不得书。然则宜书曰「某国▯某公【犹曰「宋▯缪公」然】今《春秋》所书皆曰「▯某国公」者，是由内録也。由内録者，善恶何别焉？而以谓有得书、有不得书，甚无谓也。唯弑君、灭国不书▯耳，盖以谓无臣子也。凡何休所说诸▯不▯义类不可信，皆若此。
丙戌，卫侯晋卒。何休云云者，非也。直使有谬误者，仲尼因史作经，知日月不可为例，故悉置不革，可以示必信耳，非佗也。
丁未，战于宋。《公羊》云：「内不言战，言战乃败矣。」非也。若偏战而内胜，何得不言战？若曰「内不言败，言战则败矣」，可也。
十三年，公会纪侯、郑伯。己巳，及齐侯、宋公、卫侯、燕人战。齐师、宋师
译谷伯绥来朝见，邓侯吾离来朝见。《公羊传》认为称名是因为他们是失去国土的君主，这是错误的。如果确实失去了国土，为什么还称朝见？况且朝见是施于有国家、有封邑的人，《春秋》不把礼制假借给他人，怎么能把奔逃当作朝见呢？再说诸侯失去国土的不一定称名，温子、〇子、谭子就是例子。何休的解释认为称名是因为他们不能世袭。如果这样，那这三位也曾世袭过吗？
八年己卯日冬祭，《公羊传》认为这是讥讽祭祀太频繁，这是错误的。《春秋》想要表明五月再次举行冬祭，所以在这里不得不记载。冬祭就像将要记载“壬午日再次绎祭”一样，不得不先记载“在太庙有事”，这才是实际情况，又有什么频繁的呢？何休说：“这是属于十二月已经冬祭的”，他的意思是常规事情不记载，所以这里因为非常规而记载，却不知道常规事情也有不得不记载的，这也不妨碍非常规事情的记载。
祭公来，于是从纪国迎娶王后。《公羊传》说：“不称派遣，婚礼不称主人。”这是错误的。祭公来到鲁国，鲁国不是婚家，称派遣有什么妨害？又不称主人，难道这是确切的论断吗？我已经在纪履緰那里说过了。
九年，曹伯派他的世子射姑来朝见。何休说：“虽然不合礼，但有尊厚鲁国的心意，所以曹伯最终〇详细记录。”这是错误的。《春秋》难道会因为不合道义的说辞而采纳吗？古代制定礼制的人，不是取过于厚道的，而是取合乎中道的。所以超过中道不得不贬斥，达不到中道不得不讥讽。
十年，鲁侯在桃丘会见卫侯，没有遇到。《公羊传》认为鲁侯没有被要挟。何休说：“当时确实是鲁侯想要要挟卫侯，卫侯不肯见鲁侯。”这是错误的。鲁侯在桃丘会见卫侯，就是鲁侯原本约定卫侯在桃丘相会。没有遇到，是鲁侯错过了日期，卫侯已经离开，没有相遇。《公羊传》原本解释“遇”为一位君主出来，另一位君主要挟他，所以认为这是鲁侯要挟卫侯。推究其文辞而不能成立。为什么呢？《公羊传》既然说“会”是约定的辞令，又说一位君主要挟另一位。如果确实是约定的辞令，就不是要挟；如果确实是要挟，就不是约定的辞令。这两者不能并存，而割裂违背，不符合经文的本意。说“遇”就是相遇罢了，何必纷纷扰扰呢？
齐侯、卫侯、郑伯来在郎地作战。《公羊传》认为：“称来作战，是接近包围的意思。”这是错误的。接近包围，难道是确实包围了吗？圣人难道会采纳接近包围的意思而记载吗？况且《春秋》厌恶作战罢了，不分别远近。远近对于道义有什么恰当之处呢？又说：“国内不称作战，称作战就是失败了。”这也是错误的。国内不称失败罢了，称作战有什么妨害？
十一年，宋国人拘捕了郑国的祭仲。《公羊传》认为这是知道权变，这是错误的。如果祭仲知道权变，应该效死不听，让宋国人知道即使杀了祭仲，还是得不到郑国，这才可以。况且祭仲难道认为宋国真能凭武力杀郑忽而灭掉郑国吗？那一定不需要拘捕祭仲来胁迫他了。如果武力不能而夸口说大话，为什么听他的呢？况且祭仲死就足够了，又不能死，那就如果勉强答应，回到本国而背弃他，拘捕突而杀了他就可以了。为什么废黜正统而立不正统，以此作为行权变？乱臣贼子，谁不能这样做呢？古代的人已经有知道这一点了。突回到郑国。《公羊传》说：“突为什么称名？”提问是错误的。突称名，就像小白、许叔一样，为什么提问呢？应该问“突为什么不系属国家”，那就说“依附于祭仲”就可以了。又说：“说‘归’是什么意思？顺从祭仲。”这是错误的。如果祭仲所做的事，是《春秋》的乱臣，怎么顺从他呢？
郑忽出奔卫国。《公羊传》说：“忽为什么称名？《春秋》伯、子、男是一样的，辞令没有贬低。”这是错误的。改变周代的文饰，遵从殷代的质朴，不是圣人的本意，我已经说过了。而且在丧期称子，是继承人的意思；公、侯、伯、子、男，是爵位的意思。文辞相同而意义不同，圣人难道因为嫌疑而避开吗？况且避开成君而称名，是非常没有道义的。认为辞令没有贬低，那与直接称子相比呢？
柔与宋公、陈侯、蔡侯在折地结盟。《公羊传》说：“柔是谁？我们的大夫中未被任命的人。”这是错误的，是再次任命罢了。
十二年，陈侯跃去世。何休说：“不书〇，是因为他是佗子。佗不称侯，嫌贬在名例中，不应当断绝所以又去掉跃〇，不也太过分了吗？”他的说法太巧妙了！凡是《公羊传》认为〇的，是根据百二十国的宝书，其法则应该书写的就得以书写，不应该书写的就不能书写。那么应该书写为“某国〇某公【就像说“宋〇缪公”那样】，现在《春秋》所书写的都说“〇某国公”，这是由内录造成的。由内录造成的，善恶有什么区别呢？而认为有得以书写的、有不能书写的，非常没有道理。只有弑君、灭国不书〇罢了，大概是认为没有臣子。凡是何休所说的诸〇不〇义类不可信，都像这样。
丙戌日，卫侯晋去世。何休所说的，是错误的。即使有谬误，仲尼依据史书作经，知道日月不能作为例证，所以全部放置不革除，可以表示必定可信罢了，没有其他意思。
丁未日，在宋地作战。《公羊传》说：“国内不称作战，称作战就是失败了。”这是错误的。如果偏战而国内胜利，怎么能不称作战？如果说“国内不称失败，称作战就是失败了”，可以。
十三年，鲁侯会见纪侯、郑伯。己巳日，与齐侯、宋公、卫侯、燕人作战。齐军、宋军
、卫师、燕师败绩。《公羊》云：「何以不地？近也。」然则近故不地，则郎之来战，非为近也明矣。而方解之曰：「郎犹可以不地。」不亦诬乎？又曰：「其言战，从外也。」非也。战者，圣王所有。假令《春秋》实王鲁，犹不为讳战。战而胜，何故讳乎？其意以为败则言战，言战则败也。今实不败，不可言战，故云「从外」矣。不知凡书战而不言败绩者，乃讳败耳。书战而言败绩者，败者他国也。必言战而后见其败，何得不言？譬如传曰：「全曰牲，伤曰牛。」而经曰：「鼷防食郊牛，牛死，改卜牛。」然则改卜之牛，未有伤也，何不曰「改卜牲」乎？盖以谓称牛不疑于伤也。今书战亦不疑于败，故牛实不伤而谓之牛，有不疑也；战实不败而谓之战，亦有不疑也。又何以为从外乎？
译卫国军队、燕国军队大败。《公羊传》说：“为什么不记载地点？因为距离近。”既然因为近所以不记载地点，那么郎地来交战，显然不是因为近的缘故。然而当时解释的人却说：“郎地尚且可以不记载地点。”这难道不是欺骗吗？又说：“经文说‘战’，是顺从外国的说法。”这是不对的。战争，是圣王所具有的。假如《春秋》确实以鲁国为王，也不会避讳战争。战争胜利了，为什么要避讳呢？他的意思是认为失败了就说“战”，说“战”就意味着失败了。现在实际上没有失败，不可以说“战”，所以说“顺从外国的说法”。却不知道凡是记载“战”而不说“败绩”的，才是避讳失败。记载“战”而说“败绩”的，失败的是别国。一定要说“战”然后才能看出它的失败，怎么能不说呢？比如传文说：“完整的叫牲，受伤的称牛。”而经文说：“鼷鼠和蝼蛄吃了郊祭的牛，牛死了，改卜另一头牛。”那么改卜的牛，并没有受伤，为什么不叫“改卜牲”呢？大概是因为称牛不会让人怀疑它受伤。现在记载“战”也不会让人怀疑它失败，所以牛实际上没有受伤而称它为牛，是没有疑义的；战争实际上没有失败而称它为战，也是没有疑义的。又怎么能说是顺从外国的说法呢？
十四年御廪灾。何休云：「火自出烧之曰灾。」按《公羊例》：「大曰灾，小曰火。」大者朝廷也，小者宫寝也。即有火自出而烧宫寝，与非自出之火烧朝廷，欲如何书之？
乙亥尝，《公羊》以谓：「御廪灾，不如勿尝而已矣。」非也。天灾可畏而不可知，为国家者，见灾而惧，则足矣，何废宗庙之祭乎？以谓当顺天意，是推难测之神道，而旷明白之人事也。若天道可畏，则莫若恭敬礼事以谢之矣。昔尧之时，大水九年；汤之时，大旱七年。若必废祭以自责者，吾见荆棘生于宗庙矣。
春秋权衡卷九
<经部,春秋类,春秋权衡》>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权衡卷十 宋 刘敞 撰
十五年，郑伯突出奔蔡。《公羊》以谓「突之名，夺正也」，非也。突之不正明矣，虽勿名之，可勿夺乎？
郑世子忽复归于郑。公羊以谓：「复归者，出恶归无恶。归者，出入无恶。」非也。如忽之奔，盖有不得已，亦何恶乎？若以为恶，犹有可诿。未知突之篡国，亦何故出入无恶乎？以谓突之言归，顺祭仲也。夫突亲篡兄夺国，以顺祭仲而得言归；忽本宜为君者也，方其出，亦何独不使顺祭仲乎？在突之入，则得顺祭仲而使为入无恶；在忽之出，则不得顺祭仲而使为出有恶。如是，《春秋》乃助突而不助忽也，不亦悖乎？何休曰：「忽之出恶者，为不如死之荣也。」亦非也。公羊许祭仲为知权者，固以祭仲为能以生易死，今又责忽之不死。若忽死为是，则无以权许祭仲；若忽生为是，则又何生之荣？而言祭仲则欲其以生易死，言郑忽则欲其以死易生，不亦惑哉？不亦惑哉？孔子曰：「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
郑伯突入于栎。公羊曰：「曷为不言入于郑？未言尔。」非也。实入于栎，未入于郑，岂得言郑哉？何休固据阳生为比。夫阳生入陈乞之家者，诚在齐也，又何疑乎？卫侯入于夷仪，蒯聩入于戚，公居于郓，皆一例尔。
伐郑，何休以谓征突，非也，盖休不知之。
十六年，公至自伐郑。何休曰：「致者，善公。」非也。元年不致，以为夺臣子辞；二年致，以为深抑小人；今书致，以为善公；行义桓会不致，以为无忧可危。如休之言，致者乍善乍恶，乍安乍危，无一可通也。
十七年，公及邾仪父盟于趡。何休云：「本失爵，在名例中。朝桓公称人，今此不名者，明元功之臣有诛无絶。」非也。若元功之臣有诛无絶，故仪父虽有罪，犹不失初襃，则滕侯、薛侯未尝有罪，一襃之后，便黜称伯、子，何也？及齐师战于奚。何休云：「云者，鄙俗之言耳。」
蔡季自陈归于蔡，何休以季不称弟者，见季不受父兄之尊，非也。以季为名乎？季未命为大夫，则名氏不通；以季为氏乎？先君已没，则不合称弟，理适然耳。诸休所称者，皆非也。
▯蔡桓侯，何休云：「夺臣子辞，非也。」春秋之时，祸乱有甚于封人者，未闻夺也。
十月朔日，有食之。何休云云者，非也。日之食，非专为鲁，《春秋》岂得强附着之鲁哉！圣人之说灾异，欲人惧耳，非若眭孟、京房指象求类，如与鬼神通言者也。
十八年▯我君桓公。《公羊》曰：「贼未讨，何以书▯雠在外也。雠在外，则何以书▯君子辞也。」非也。君弑，臣不讨贼，非臣；子不复雠，非子。复雠者，以死败为荣，故曰：「父母之雠，不与共戴天。」齐襄公复九世之雠，《公羊》贤之，奈何？为雠在外则勿复乎？必曰量力而动，不责逾国而讨者，又何以称复雠者以死败为荣乎？伍子胥借吴之力以复楚，《公羊》是之，即以量力不责者，如子胥乃可耳。焉有据千乘之势，而知雠不报乎？
庄公
元年，夫人孙于齐。《公羊》曰：「正月以存君，念母以首事。」非也。夫人始与公俱如齐，公薨丧归，则夫人固亦归，文不得特见尔，非为念母特贬之也。且《公羊》例，夫人行唯奔丧致，姜氏之不致，适宜矣，又何疑乎？弟子不晓，故妄问之；公羊子忘其本例，遂妄对之。实说，公薨于
译鲁僖公十四年，御廪发生火灾。何休说：“火自行燃烧称为灾。”按《公羊传》的体例：“大的称为灾，小的称为火。”大的指朝廷，小的指宫寝。那么，如果有火自行燃烧而烧了宫寝，与不是自行燃烧的火烧了朝廷，想要如何记载呢？
乙亥日尝祭，《公羊传》认为：“御廪发生火灾，不如不举行尝祭罢了。”这是不对的。天灾令人畏惧却不可预知，治理国家的人，见到灾异而心生恐惧，这就足够了，为什么要废除宗庙的祭祀呢？认为应当顺从天意，这是推究难以测度的神道，而荒废明白的人事。如果天道令人畏惧，那么没有比恭敬地举行礼仪来谢罪更好的了。从前尧的时候，大水泛滥九年；汤的时候，大旱七年。如果一定要废除祭祀来自责，我担心宗庙里会长满荆棘了。
春秋权衡卷九
<经部,春秋类,春秋权衡》>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权衡卷十 宋 刘敞 撰
鲁僖公十五年，郑伯突突然出逃奔往蔡国。《公羊传》认为“称突的名字，是剥夺其正统地位”，这是不对的。突的不正统已经很明显了，即使不称他的名字，难道可以不剥夺他的正统地位吗？
郑世子忽返回郑国。《公羊传》认为：“复归，指出奔时行为恶劣，回归时没有过错；归，指出奔和回归都没有过错。”这是不对的。像忽的出奔，大概有不得已的原因，又有什么过错呢？如果认为这是过错，还有可以推托的理由。不知道突篡夺国家，又为什么出奔和回归都没有过错呢？认为突的“归”，是顺从祭仲的意思。夫突亲自篡夺兄长夺取国家，因为顺从祭仲而得以称为“归”；忽本来应该做国君，当他出奔时，为什么唯独不让他顺从祭仲呢？在突进入时，就得以顺从祭仲而使得进入没有过错；在忽出奔时，就不能顺从祭仲而使得出奔有过错。像这样，《春秋》就是帮助突而不帮助忽，不是太悖理了吗？何休说：“忽出奔有过错，是因为不如死的光荣。”这也是不对的。《公羊传》允许祭仲为懂得权变的人，本来认为祭仲能够以生换死，现在又责备忽不死。如果忽死是对的，那么就不能以权变允许祭仲；如果忽生是对的，那么又有什么生的光荣？而说祭仲则希望他以生换死，说郑忽则希望他以死换生，不是太糊涂了吗？不是太糊涂了吗？孔子说：“既希望他生，又希望他死，这是糊涂。”
郑伯突进入栎地。《公羊传》说：“为什么不说是进入郑国？还没有说罢了。”这是不对的。实际上进入了栎地，没有进入郑国，怎么能说是郑国呢？何休坚持依据阳生作为类比。夫阳生进入陈乞的家，确实是在齐国，又有什么可疑的呢？卫侯进入夷仪，蒯聩进入戚，公居住在郓，都是同样的例子。
讨伐郑国，何休认为征讨突，这是不对的，大概是何休不知道。
鲁僖公十六年，公从讨伐郑国回来。何休说：“记载‘至’，是称赞公。”这是不对的。元年不记载‘至’，认为是剥夺臣子的言辞；二年记载‘至’，认为是深深抑制小人；现在记载‘至’，认为是称赞公；行义桓会不记载‘至’，认为是没有忧患可危。像何休所说的，记载‘至’有时善有时恶，有时安有时危，没有一种说法是通顺的。
鲁僖公十七年，公与邾仪父在趡地结盟。何休说：“本来失去爵位，在名例中。朝见桓公称为人，现在这里不称名，是表明元功之臣有诛杀没有断绝。”这是不对的。如果元功之臣有诛杀没有断绝，所以仪父虽然有罪，仍然不失最初的褒扬，那么滕侯、薛侯不曾有罪，一次褒扬之后，就贬黜称为伯、子，为什么呢？与齐师在奚地作战。何休说：“云者，是鄙俗的话罢了。”
蔡季从陈国回到蔡国，何休认为季不称弟，是看见季不接受父兄的尊贵，这是不对的。以季为名吗？季没有被任命为大夫，那么名氏不通；以季为氏吗？先君已经去世，那么不合称弟，道理自然如此。诸何休所称引的，都是不对的。
〇蔡桓侯，何休说：“剥夺臣子的言辞，这是不对的。”春秋之时，祸乱有比封人更严重的，没有听说剥夺的。
十月朔日，有日食。何休说云者，这是不对的。日食，不是专门为鲁国，《春秋》怎么能强行附着在鲁国呢！圣人解说灾异，是想让人畏惧罢了，不是像眭孟、京房那样指象求类，如同与鬼神通言的人。
鲁僖公十八年〇我君桓公。《公羊传》说：“贼未讨，为什么记载〇雠在外也。雠在外，那么为什么记载〇君子辞也。”这是不对的。君被弑，臣不讨贼，不是臣；子不复仇，不是子。复仇者，以死败为荣，所以说：“父母之仇，不与共戴天。”齐襄公复九世之仇，《公羊传》认为他贤德，为什么？因为仇在外就不复吗？一定要说量力而动，不责备越国而讨伐的，又为什么称复仇者以死败为荣呢？伍子胥借吴国的力量以复楚，《公羊传》认为他是对的，就以量力不责备的，像子胥才可以。哪有据千乘之势，而知道仇不报的呢？
庄公
元年，夫人孙于齐。《公羊传》说：“正月以存君，念母以首事。”这是不对的。夫人开始与公一起到齐国，公薨丧归，那么夫人本来也就归，文不得特见尔，不是为念母特贬之也。且《公羊传》例，夫人行唯奔丧致，姜氏之不致，适宜矣，又何疑乎？弟子不晓，故妄问之；公羊子忘其本例，遂妄对之。实说，公薨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