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权衡卷六

译子大叔的宗庙在道路南面，他的寝宫在道路北面，庭院狭小，于是让清理道路的役夫在道路南面、宗庙北面列队，并告诫说：“子产经过你们时，若命令迅速拆除，你们就向他的方向拆除。”子产上朝时经过这里，对此感到愤怒。正在拆除的人向南拆除，子产到达路口时，让随从制止他们。

查考《左传》近十二年，郑简公去世，将要为葬礼清理道路，到达防氏的宗庙，准备拆除它。子大叔让他的清理役夫拿着工具站立着，却不让他们拆除，并告诫说：“子产经过你们时，若问为什么不拆除，你们就说：‘不忍心拆除宗庙。’答应后，将要拆除了。”既然这样，子产于是让役夫避开宗庙。

我私下认为这两段记载实际上是同一件事，鲁国和郑国是不同的国家，说法不同，有的说是葬礼时的事，有的说是搜狩时的事，而左丘明则两件事都记载了。怎么证明是这样的呢？回答说：拘泥于细微小事而不知道停止，这不是子大叔会做的事；先前因为不忍心拆除而施恩惠，不久又自己毁掉它，这也不是子产会做的事。

译鲁昭公二十年，曹国的公孙防从鄸地出逃到宋国。查考《春秋》，大夫出逃的记载很多，却没有说过是从哪里出逃的，唯独这里说从鄸地出逃，这是变例，而《左传》没有解释，杜预也不理解，为什么呢？

盗贼杀死了卫侯的哥哥絷。《左传》说：“是齐豹杀了他，齐豹为了求名而逃亡。”这是不对的。齐豹不称其名，大概是因为他还没有成为大夫吧。假如《春秋》想要显示齐豹的罪过而写下他的名字，不比为泛泛地称为盗贼更好吗？况且齐豹又有什么求名的意思呢？这是杀人不忌讳的人，难道曾把杀人当作求名吗？

鲁昭公二十一年，宋国的华亥、向宁、华定从陈国进入宋国的南里以叛乱。查考《左传》的体例，以恶行进入称为“复入”，这三位大夫是叛乱，为什么不写“复入”呢？难道是因为叛乱不属于恶行吗？

蔡侯朱出逃到楚国。《左传》说：“费无极在东国那里收受贿赂，并对蔡国人说：‘朱不服从楚国的命令，楚王将要立东国为君。如果不先顺从楚王的意愿，楚国一定会包围蔡国。’蔡国人害怕，于是驱逐了朱。”这不一定如此。国君的地位尊贵，蔡国人虽然畏惧楚国，难道能不审察事情的真伪是非，而相信没有验证的片面之词来驱逐他们的国君吗？如果谗言一两次传来就可以驱逐国君，那么方城以北就没有稳定的国君了。这是厌恶费无极的为人，而多给他安上罪名以加深他的恶行，不然，不会到这种地步。

《传》说：“日食。”鲁昭公问梓慎，梓慎回答说：“二至二分，发生日食，不是灾祸。”这是不对的。《诗经》说：“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周朝的十月，是夏朝的仲秋。如果不是灾祸，为什么说它丑恶呢？鲁昭公二十二年，叔鞅前往京师。周景王，王室发生动乱。杜预说：“承接叔鞅的话而记载，不知道谁是正统，所以只说动乱。”这是不对的。《左传》的凡例，常常是根据简书的赴告而记录，所以说灭亡不报告失败，胜利不报告攻克，也不记载。没有通过询问使者的话来记载的，这种说法自相矛盾。况且王室虽然动乱，景王已经安葬，王猛在丧位上，叔鞅难道不知道是非吗？又《传》称闵子马听到叔鞅的话而说：“子朝必定不能免于祸患。”这说明叔鞅已经知道子朝不是正统了。不仅叔鞅亲眼见到这件事的人知道，闵子有言，说明鲁国的人也都知道，为什么说不知道谁是正统呢？

刘子、单子让王猛居住在皇地。杜预说：“王猛，是书名，还没有即位。”这是对的。这明确说明还没有即位，虽然先君已经安葬，仍然不能称为王。等到讨论诸侯的礼仪，却认为先君安葬后，他的儿子可以称为君，这又怎么矛盾呢？诸侯称为君，就像天子称为王一样。天子称为王必须等到逾年，诸侯称为君也必须等到即位，唯独认为诸侯安葬后就可以称为君，是不懂类推。

鲁昭公二十三年正月，叔孙婼前往晋国。《左传》说：“夺取邾国的军队，抓获徐鉏、丘弱、茅地。邾国人向晋国申诉，晋国人来讨伐，叔孙婼前往晋国。”这不是事实。查考这一年正月有壬寅日，朔日有庚戌日，有癸丑日，《传》叙述邾国的事在庚戌日之后，经文记载叔孙前往晋国在癸丑日之前。庚戌、癸丑，只有四天，邾国人已经能申诉到晋国，晋国人已经能来讨伐，怎么如此神速呢？所以说不是事实。

吴国在鸡父打败顿、胡、沈、蔡的军队。《传》说：“楚军大败逃跑。”又说：“不写战，因为楚军没有列阵。”我认为楚军没有列阵，而吴国用诡计调动他们，使他们大败逃跑，这正应当遵循没有列阵而打败的体例，不写战而已，不写楚，为什么呢？杜预说：“不写楚，因为楚军没有作战。”这是不对的。

《传》说：“防越率领军队和诸侯的军队奔命救援州来。”又说：“七国同役而不同心。”那么楚与顿、胡等确实都在，只是自己不能列阵，被吴国所欺骗罢了。按理应当不写“战”，不应当不写“楚”。假如楚军独自完好，诸侯都失败，写诸侯的失败而不写“楚”，还有借口。现在楚等失败，吴国的欺诈、乘人之危是一样的，为什么偏偏有所遗漏呢？推究事理，怀疑楚本来与诸侯同救州来，后来令尹去世，楚军停留而诸侯先到达，所以吴国得以单独打败他们，楚军实际上没有与吴军接触，那么经文没有理由写“楚”。《传》所说的“七国同役”、“楚师大奔”、“楚未陈”之类，都不与经文相符，似是而非。

尹氏立王子朝。查考《左传》，凡是称氏的都是举族，这难道是举族立王子朝吗？为什么不写尹圉立朝呢？杜预虽然说是尹氏是周朝的世卿，也没有说氏是为世卿而发的。想要私自采用《公羊》的说法，而又受《左传》牵制，不忍心驳斥，解经的人竟然如此，可怜又可笑。

《传》说：“楚囊瓦为令尹，修筑郢城。沈尹戌说：‘子常必定会失去郢城，如果不能保卫，修城也没有用。’有人说：从前子囊将死，遗言修筑郢城，君子认为忠诚。囊瓦是他的孙子，修筑郢城的意思，难道容易吗？而沈尹讥讽他，为什么呢？”回答说：“子囊的时候，国家事务治理得好，百姓亲近上级，邻国没有忧患，所以修筑郢城，想要防患。现在囊瓦的时候，国家事务治理不好，百姓怨恨上级，邻国多有怨恨，所以修筑郢城，想要疏远百姓。这是善恶趋向不同

译啊。所以凭借险要地势来设防的国家强大，依赖险要地势而自恃的国家灭亡。子囊的思虑，怎能不忠诚呢？而囊瓦的名声，怎能不浅陋呢！」

译二十四年，吴国灭掉巢国。杜预说：“巢是楚国的城邑，这种说法不对。战胜国灭亡他国称为‘灭’，国君死在位上称为‘灭’，这是因为国家大且国君地位重。如果攻取城邑可以等同于灭亡国家的称号，那么俘获臣子也可以等同于灭亡国君的称呼了吗？《尚书》说：‘巢伯来朝见。’巢作为诸侯是确凿无疑的，不是楚国的城邑。”

二十六年，尹氏、召伯、毛伯带着王子朝逃奔楚国。《左传》说：“召伯盈驱逐王子朝。”杜预说：“召伯应当称为召氏，经文有误。”这两种说法都不对。召伯既然驱逐了王子朝并迎回敬王，又怎么会带着王子朝逃奔呢？如果说召伯应当写作召氏，那又与经文不合。况且召伯既然自己回归周王室，那么他的族人必定跟随他，为什么还拥奉王子朝作乱呢？况且召伯地位尊贵，召氏族人地位卑微。现在召伯没有逃奔，召氏族人自行出走，按礼法不应当记载在经文中，更不应列在毛伯之上。也不能拿尹氏来作比。尹氏之所以被记载，是因为有尹固这个人。尹固地位尊贵，自然值得记载。召氏族人没有召伯那样的尊贵，地位卑微，为什么值得记载呢？

二十七年，楚国杀了它的大夫郤宛。杜预说：“费无极是楚国的谗佞之人，郤宛明明知道这一点，却信任并亲近他，因而招致败亡，所以经文称其名以定罪，这种说法不对。周公遭遇变故，孔子被驱逐，如果不幸而死，难道也要定罪吗？现在谗人的恶行不被揭露，反而无辜不幸的人受到谴责，这不符合孔子作《春秋》惩恶劝善的本意。”

二十八年，鲁君前往晋国，驻扎在干侯。《左传》说：“鲁君派人请求晋国迎接他。”晋国人说：“国君在外遭受忧患，却不派一个使者屈驾来到我这里，这种说法不对。”去年在扈地会盟，传文说：“谋划迎回鲁君。”如果鲁国不告诉晋国，晋国怎么会谋划迎回鲁君呢？既然谋划迎回鲁君，说明鲁国已经告知晋国了。晋国既然为鲁君谋划迎回之事，怎么能诬蔑鲁国没有告知呢？三十年，鲁君在干侯。《左传》说：“不先记载郓地和干侯，是因为鲁君不在国内，并且是征讨过错。”这种说法不对。先前鲁君虽然离开国都，但仍然居住在郓地，古人所说的如果在境内，就还是国君。因此不每年记载郓地。去年鲁君前往晋国，驻扎在干侯，这只是暂时停留的名称，仍然以郓地为居所，自然不能记载鲁君在干侯。现在郓地又溃散，鲁君无处可去，寄居在他国，国家不再属于他，所以记载“在”，以联系国家的大事，这是圣人的深意，深浅各有缘由，难道仅仅是征讨过错吗？鲁君虽然有错，也不如季氏那样悖逆。孔子说：“八佾舞于庭，是不可容忍的。”《春秋》无不略写外部而详写内部，尊崇国君而贬低臣下，难道会纵容季氏，专门攻击国君吗？

吴国灭掉徐国，徐子章羽逃奔楚国。杜预说：“徐子称名，是因为以名告丧。”这种说法不对。如果一定要跟随赴告的人，怎么知道卫侯燬不是当时以名告诸侯，而《左传》说他灭亡同姓呢？

三十一年，黑肱带着滥地来投奔。《左传》说：“这是推言《春秋》的美意。”又说卫齐豹想求名而不得，这种说法不对。齐豹挟怨积愤，发泄作乱罢了，本来就没有不畏强暴的名声。不畏强暴的名声，也不是齐豹所追求的。如果想说《春秋》的美意，何必担心没有，而要举出这种难以相信、不通顺的话呢？我认为齐豹作乱，不能不内心惭愧，这正是想要掩盖罪行的人，而不是求名的人。又说：“如果使自身艰难，以危险威胁大人而获得名声显赫，攻难之士将为之奔走。”我认为假如《春秋》记载“齐豹杀卫侯之兄絷”，其贬斥比称为盗贼更严重，人们也不会肯为他的名声奔走。

三十二年，鲁君在干侯。《左传》说：“说不能内外兼顾，又不能用人。”这种说法不对。鲁君从三十年开始居住在干侯，《春秋》每年记载，传文也每年解说，解说各不相同，这明显是不懂《春秋》的本意。假如鲁君今年没死，明年正月也会记载，又想要用什么事情来解释呢？

定公

元年春，王。杜预说：“不记载正月，是因为国君在六月即位。”那么正月是用来正位即位的，即位就记载正月，未即位就不记载正月。如果隐公最初没有即位，为什么也记载正月呢？

三月，晋人在京师抓获宋国的仲几。传文说：“抓获仲几带回去，三月，把他放回京师。”杜预说：“知道不可以，所以又把他放回京师。”如果这样，那么晋人是在诸侯面前掩盖自己的不义，为什么不告诉诸侯呢？

建立炀宫。传文说：“季平子在炀宫祈祷，所以建立他的庙宇。”按照《左传》的体例，如果不是国君的命令，事情就不会记载在简策上。建立炀宫既然本来是由季孙发起，为什么能记载呢？

二年，楚国人攻打吴国。传文说：“囊瓦在豫章攻打吴军。”杜预说：“囊瓦称为‘人’，是因为被诱骗而败军。”这种说法不对。怎么知道不是囊瓦因战败感到羞耻，以微贱者的身份报告呢？况且经文又没有说战败，怎么知道经文贬斥他战败呢？

四年三月，在召陵会盟。五月，鲁君与诸侯在臯鼬结盟。杜预认为这是一次会盟，再次称“公”是因为会盟地点不同，这种说法不对。襄公二十五年，在夷仪会盟，在重丘结盟，也是会盟地点不同，为什么不另外写出“公及”呢？推究传文，召陵的会盟，本来是为蔡国谋划对付楚国。范献子听从荀寅的话，于是辞别蔡侯，那么诸侯也从此散去了，不可能等到五月才结盟。况且既然辞别蔡侯，也就没有理由重新结盟。又传文叙述

译关于召陵这件事，经文说：“从召陵返回，郑国的子太叔去世。”赵简子为他哭泣，提到从召陵返回，那么就没有臯鼬这个地方了。而下面又说：“沈国人没有在召陵设防，晋国人派蔡国去讨伐沈国。”也没有提及臯鼬以及会盟时的事，这显然说明这不是同一次设防。大概是因为《左传》没有记载臯鼬的会盟罢了。实际上说的是召陵的设防，晋国拒绝了蔡国人，不让他们参与讨伐楚国，所以蔡国人感到愤怒，讨伐并灭掉了沈国，还杀了沈国的国君。晋国看到蔡侯怨恨，也担心失去蔡国，所以双方又在臯鼬重新结盟。现在《左传》只说讨伐沈国，而经文说灭掉沈国，两者已经不同。《左传》说晋国拒绝蔡侯，又说晋国派蔡国讨伐沈国，这再次让人难以相信。况且沈国常常役属于楚国，从未与晋国交往，晋国不应当责怪沈国不设防。反复推敲，沈国之所以被灭，只是因为蔡侯怨恨楚国罢了。

译蔡侯率领吴国国君与楚国人交战于柏举。杜预说：“囊瓦被称为‘人’，是因为贪婪导致失败。”这是对的，但按照《左传》的体例，却无从得知这一点。

吴国攻入郢都，杜预说：“不称‘子’，是史官省略了文字。”这是不对的。《公羊传》和《谷梁传》的说法才是对的。

鲁定公六年，季孙斯、仲孙何忌前往晋国。《左传》说：“季桓子前往晋国，进献郑国的俘虏。阳虎强迫孟懿子去回报夫人赠送的礼物，晋国人一并设宴款待他们。”如果真像《左传》所说，那么何忌的出行就不是奉公室之命。不奉公命而出行，按照《左传》的体例推断，是不应记载于经文的。然而经文却记载了，难道说孔子不厌恶阳虎，可以把他的行为视为公命吗？这与公子豫的情况有何不同呢？

修筑内城，杜预说：“鲁君因为晋国侵略郑国，所以恐惧而修筑城池。”查考《左传》并没有这种说法，当时或许是因为其他原因筑城，又能肯定吗？

鲁定公八年，顺祀先公，《左传》说：“阳虎想要除掉三桓，顺祀先公并向他们祈祷。”这是不对的。《左传》有固定的体例，不奉公命的事情不记载于策书。如果阳虎想要作乱而顺祀，祭祀虽然是礼制，但显然不是奉公命，为什么能记载呢？况且阳虎谋划对付三桓，理应让三桓不知道，现在公然祈祷，三桓就知道了，阳虎怎么能达成他的意图呢？大概阳虎确实厌恶季氏，季氏作为臣子却凌驾于君主之上，就像僖公作为儿子却排在父亲前面一样，不敢明察直言，所以先纠正逆祀来委婉暗示他的意图，等功成事立之后，他的指意才显现出来。阳虎失败逃跑后，鲁国人又鄙薄他的行为，就说阳虎顺祀祈祷是为了作乱，其实并非如此。怎么知道的呢？回答说：“祈祷就会泄露谋略，谋略泄露事情就危险了，阳虎一定不会这样做。”

鲁定公九年，齐侯、卫侯驻扎在五氏。杜预说：“不记载‘伐’，是忌讳讨伐盟主，用‘次’来报告。”这是不对的。春秋是乱世，到了定公、哀公之间，更是乱得厉害，甚至弑君都不以为耻，有什么忌讳讨伐盟主的呢？

得到宝玉和大弓。《左传》说：“经文说‘得’，是指器物用品。凡是获得器物用品说‘得’，获得并使用说‘获’。”这是不对的。向氏说“窃”是丢失的意思；现在说“得”是得到的意思。丢失和得到相对，说“得”是为了显示“失”。如果器物一定要说“得”，那么郜国的大鼎为什么说“取”呢？器物用品不专门说“得”，这也明白了。

鲁定公十年，宋公的弟弟辰以及仲佗、石彄出逃到陈国。杜预说：“称‘弟’，是显示他是首恶。”查考隐元年的体例，共叔段不悌，所以不说“弟”，那么辰也不悌，不称“弟”也可以，反而称“弟”来显示首恶，为什么呢？共叔段不说“弟”，反而不是首恶吗？

鲁定公十三年，晋国的赵鞅进入晋阳以叛乱。《左传》说：“范氏、中行氏攻打赵氏的宫室，赵鞅逃到晋阳。”那么赵鞅并没有叛乱，是范氏、中行氏逼迫他罢了。经文怎么能说他叛乱呢？《春秋》推究情由定罪，本来就有这样的吗？晋国的赵鞅回到晋国。杜预说：“韩、魏请求他回来，所以说‘归’。这是说韩、魏的强势，如同列国一样。”这是不对的。孔子说：“必须正名。”韩、魏还是大夫，却把他们看作列国，那怎么正名呢？《大雅》说：“不畏强暴。”如果韩、魏因为强势而像列国一样被看待，这是畏惧他们啊。

《左传》说：荀跞对晋侯说：“君主命令大臣，挑起祸端的人死。现在三位大臣挑起祸端，却只驱逐赵鞅，刑罚已经不均，请把他们全都驱逐。”我认为查考《左传》前面说：董安于劝赵孟先做准备，赵孟不肯，说：“不想挑起祸端。”那么挑起祸端的不是赵鞅，可以说两位大臣挑起祸端，不能说三位大臣。这是根据三位大臣的说法，虽然各不相同，但《公羊传》似乎更真实。

鲁定公十四年，卫世子蒯聩出逃到宋国。《左传》叙述蒯聩的事说：“蒯聩想要杀夫人，夫人哭着逃跑，卫灵公抓住她的手登上台，太子出逃到宋国。”我认为蒯聩虽然不善谋划，哪有这种事呢？况且杀夫人，蒯聩独自能保全吗？他所羞耻的，是因为夫人用恶名诬陷他。如果杀了他的母亲，罪恶更重，反而不知道可羞耻吗？大概蒯聩听到野人的歌谣，心中惭愧，就认为是夫人说的。夫人厌恶他斥责自己的淫乱，就哭着逃跑，说“太子要杀我”来诬陷他。灵公被南子迷惑，所说的话一定听从，所以对外召宋朝，对内驱逐公叔戌、赵阳。他不以召宋朝为耻，固然也不难驱逐蒯聩。这才是真相，不应该像《左传》所记载的那样。又蒯聩出逃后奔往宋国，宋国是南子的娘家。蒯聩背负着要杀南子的名声逃跑，又进入她的娘家，如果真有那回事，他敢吗？这也是一个证据。

邾子来鲁国边境防备，杜预根据上面“大搜”的文字解释说：“在比蒲防备鲁君。”这是不对的。按照杜预的说法，认为大搜时鲁君就在。查考昭公十一年齐归去世，在比蒲大搜，叔向讥讽说：“君主有大丧，国家不废除搜狩，是不敬畏君主。”从叔向的话来看，大搜时鲁君不在是明显的。桓公四年鲁君在郎狩猎，隐公五年鲁君在棠观鱼，渔猎之事离开本地，都明确记载“公”，而大搜不记载“公”，是因为鲁君不在。不能说邾子在比蒲防备鲁君。庄公在谷地会见齐侯，萧叔朝见鲁君不说“来”，是因为朝见在外，杜预已经说过这个了。假设鲁君在比蒲而邾子防备他，那在外地与谷地相同，固然应当说“防”，不应当说“来”，说“来”不是在外地的措辞。

鲁定公十五年，定姒去世。《左传》说：“不称夫人，是因为没有报丧且没有附祭。”这是不对的。哪有夫人去世却不称夫人的呢？

译吗？大凡夫人刚去世，史官就将其记录下来，既然已经记载为夫人，那自然就是夫人了，不必等到奔丧和祔祭时才记载其为夫人。这位姒氏实际上是哀公的母亲、定公的妾室，因为哀公当时尚未正式即位为君，所以也不敢称他的母亲为夫人罢了。

译安葬定姒，《左传》说：“不称小君，是因为没有完成丧礼。”这是不对的。如果姒氏确实是夫人，本来应当记载“夫人姒氏薨”，接着又说“安葬定姒，不称小君”，这显然是用不成丧礼来责备臣子，是可以的。现在记载“姒氏卒”，这说明她不是夫人。不是夫人而记载“安葬定姒”，是适宜的，怎么能据此看出不成丧礼呢？想要责备不成丧礼，却在死亡时不称夫人，这恰恰是贬低了小君的尊贵地位，而不能显示出臣子的罪过。

哀公

三年，齐国的国夏、卫国的石曼姑率领军队包围戚邑。杜预说：“石曼姑为儿子包围父亲，知道他是不义的，所以推举齐国作为军事首领。”这是不对的。虞国军队、晋国军队灭掉夏阳，《左传》认为虞国受贿有恶行，所以让它作为首犯，这是《春秋》褒贬的辨别。现在为什么随意顺从赴告，为不义之人掩饰过错呢？

四年，晋国人抓获戎蛮子赤把他押回楚国。杜预说：“晋国以替楚国执拿诸侯为耻，所以称‘人’来告祭，好像戎蛮子对百姓不道一样。”晋国如果不以为耻，那就算了；如果还有耻感，他们就会避讳而不告祭；如果不这样，那么即使告祭也会隐瞒他归于楚国的事实。怎么应当诬蔑他人不道，而自己宣扬归于楚国的耻辱呢？这在情理上是不通的。况且凡是告祭执拿诸侯的，一定说某侯犯了某罪，既然已经执拿了，而《春秋》考察其真伪并为之措辞，有时称侯，有时称人，这都是出自孔子的，难道是告祭者自己称某人执拿某侯吗？怎么能说是称人以告祭呢？况且天下虽然混乱，不义之人反而执拿义人，这是《春秋》应当辨别的。如果随意取用赴告而记载，那些不义之人有什么难处诬蔑他人作恶呢？

十年，吴国救援陈国。《左传》说：“这是延州来的季子。”推算验证那年的年龄，季子已经一百岁了。以他那样清高不污浊，难道会贪图将导致国家动乱的军队吗？这似乎是不同时代的事情，传说附会了他的说法罢了。

十一年，鲁公防备吴国讨伐齐国。按照《左传》的体例，不参与谋划称为防，这里就是没有参与谋划。去年传文说：“吴子派人来警戒军队”，那就是参与了谋划，文辞不应当称防。然而称防，传文与体例相违背。

传文说：“冉求率领左师，樊迟作为右师。”季孙说：“冉求年轻。”有子说：“只要服从命令就行了。”按有子应当是“子有”，子有是冉求的字。仲尼的门人字大多叫子某，不能叫有子，这是传抄错误造成的。

大致上《左传》解释经文的弊病有三：顺从赴告，是一；使用旧史，是二；经文阙文，是三。这使得黑白混淆，无法考证。按史书虽然等待赴告而记录，但其文辞并非赴告之辞；《春秋》虽然依据旧史而作，但其义理并非旧史的文辞；简牍虽然有缺失，但史书并非圣人遗留的。如果说史书记载只是顺从赴告，那么乱臣贼子怎么会被记载？如果说《春秋》只是使用旧史，那么圣人的笔削有什么可贵呢？况且《春秋》记载“良霄进入郑国，郑国人杀了良霄”，“栾盈进入晋国，晋国人杀了栾盈”，文辞相同。到了哀公十四年，不是仲尼所修了，记载陈宗竖，却说“陈宗竖进入陈国，陈国人杀了他”，明显史书所记载与仲尼所修的不同。又仲尼所修没有记载内邑叛乱的，哀公十五年独自记载成叛，这也是史文不与仲尼相似，仲尼不专用史文的验证。如果说经文的阙文都是圣人遗留的，如果传有所解说而与经不同，都可以归咎于经，哪里还需要传来解释经呢！所以《春秋》是出于旧史的，而《春秋》并非旧史的文辞；旧史是出于赴告的，而旧史并非赴告之辞；传是出于经的，而传并非经的根本。现在传与经相违背，是本末倒置了，怎么能行呢！明白这一点的人，就不会对《春秋》感到困惑了。

春秋权衡卷七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权衡卷八 宋 刘敞 撰

《公羊传》之所以不同于其他两传，大致有三点：一是依据百二十国的宝书而作，二是张扬三世，三是新周故宋，以《春秋》当作新王。我认为这三点都是不对的。认为夫子作《春秋》，祖述尧舜，下包文武，又为汉朝用来训导世人，所以不专门依据鲁史。然而“齐高偃率领军队接纳北燕伯于阳”，《公羊传》认为是公子阳生，文辞应当说“齐高偃率领军队接纳北燕公子阳生于北燕”，有所错误，有所缺失，所以这样说。不知道百二十国的宝书全都这样记载错误吗？如果全都这样记载错误，相信《公羊传》的说法是可以的；如果百二十国的宝书有一二不同，仲尼为什么不取彼舍此呢？况且百二十国的书很多，不可能全都错误，也不应该全都相同，现在为什么不改正？不改正，然后才知道所依据的只是鲁史。况且《公羊传》看到晋国晚入《春秋》，就说后治理同姓，同姓中先治理的又不可尽数，都拘泥于百二十国的宝书，而不知道根本依据鲁史而作。鲁史所记载，有详有略，仲尼只是考核是非，加以褒贬罢了，不一定都是百二十国的书。

又所谓张扬三世的，本来对经文没有益处。怎么说呢？传文说：“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这是说仲尼作经，托记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