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权衡卷十四 宋 刘敞 撰
卫州吁弑其君完。谷梁曰：「大夫弑其君，以国氏者，嫌也，弑而代之也。」非也。宋督、宋万亦可云弑而代之乎？公子商人岂非弑而代之乎？而督、万氏国，商人不氏国，何也？公及宋公遇于清。谷梁曰：「及者，内为志焉尔。」非也。若外为志，可曰「公防宋公遇于清」乎？又曰：「遇者，志相得也。」按八年传：「不期而防曰遇。」若内为志，又志相得，非不期也。翚帅师防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谷梁曰：「不称公子，贬之也。」非也。欲贬翚者，宜于此称公子，既弑君而除之，无为先事而贬也。观传此意，与公羊同病，吾既言之矣。卫人杀州吁于濮。谷梁曰：「其月，谨之也。」吾为《春秋》，苟不举月，则勿谨之乎？何必为此文哉？
五年考仲子之宫，谷梁曰：「考者，成之也，成之为夫人也。」非也。若成之为夫人，经当曰「考夫人子氏之宫」，今但曰仲子，非夫人明矣。又曰：「仲子者，惠公之母，隐孙而修之，非隐也。」亦非也。若实非隐，经当曰「立仲子之宫」，今曰考宫，非非隐明矣。实说仲子之卒在惠公末年，故元年天王使宰咺来归赗，后其葬期也。不谓仲子之卒在惠公之前，而平王因惠公之丧以赗仲子也。为谷梁者误其前后，故谓隐公追祀惠公之母。其实仲子与惠公同年而卒，故隐公疑仲子未尝祭于子，不可便已，欲通其意，作宫祭之，终已而已。春秋许其知礼之变，故以考宫书，不以立宫书也。
初献六羽，谷梁曰：「始僣乐矣。」尸子曰：「始厉乐矣。」刘子曰：「言僣乐是也，讵得厉乐乎？」
螟谷梁曰：「甚则月，不甚则时。」刘子曰：「此亦说神怪之比也。实甚而时，无以诘之；实不甚而月，亦无以诘之。若因而更之曰：『甚则时，不甚则月。』人亦莫辨也。」
公子彄卒。谷梁曰：「隐不爵命大夫，其曰公子彄何也？先君之大夫也。」非也。隐虽让国，当此之时，实鲁君也，爵命大夫何有不可哉？周公摄政，犹专废置天下诸侯，况隐公明为鲁君乎？又不知若隐公者，苟爵命大夫，则不成让国乎？何其疑隐公之小也！
宋人伐郑，围长葛。谷梁曰：「伐国不言围邑。」非也。有伐者，有围者，理当并书，不得以轻重相覆也。又曰：「苞人民、驱牛马曰侵，斩树木、坏宫室曰伐。」亦非也。古之行师，不必尽如此其暴也。或问罪，或讨乱，师之所至，而百姓不扰，犹谓之侵伐也，亦可如传所言名之乎？《春秋》虽乱世，防有一国以道侵伐，不苞人民，不驱牛马，亦不斩树木、坏宫室者，《春秋》何以书之？夫桓、文之师，诚有节制也，其所侵伐，庸得尽如传所言哉？又有可疑，即复一国以兵加人，即苞其人民，驱其牛马矣，又斩其树木，坏其宫室，《春秋》可遂两书侵伐乎？
六年，郑人来输平。《谷梁》曰：「输平者，不果成也。」其意以谓《春秋》前鲁与郑平，至四年时翚帅师伐郑，故郑人今请絶前平也。非也。凡云平者，盖两国约不相背云尔。今鲁以伐郑，平絶可知。若郑人不来输平者，宁可谓旧平未絶乎？有伐人之国，而犹自谓有平乎？然则鲁郑之平不待告而絶亦明矣，又安有不果成事乎？
七年，叔姬归于纪。谷梁曰：「其不言逆，何也？」是也。知此叔姬必非媵也，故得见于经矣。又曰：「逆之道微，无足道焉尔。」非也。不言逆者，则君亲迎者也，常事不书，故不举君也。范甯以叔姬者，伯姬之媵也。若然，谷梁子不当问其不言逆何也。礼岂有夫逆妾媵者哉？胡为问之？其问之也，乃知叔姬非伯姬之媵也。
滕侯卒。谷梁曰：「滕侯无名，狄道也。」非也。春秋诸侯卒，或名或不名者多矣，岂尽狄道哉？不可信之语，此故为甚。城中丘。谷梁曰：「城为保民为之也。民众城小则益城，益城无极，故讥也。」非也。若民众城小，可得勿城乎？谷梁明知城为保民为之，而又嫌其为民众益城，自相反戾矣。齐侯使其弟年来聘。谷梁曰：「其弟云者，以其来接于我，贵之也。」非也。诸侯
译卫国的州吁杀害了他的国君完。《谷梁传》说：“大夫杀害国君，在国君名前加上国号的，是因为有嫌疑，即杀害国君并取而代之。”这是不对的。宋国的华督、宋万的华万，难道也可以说是杀害国君并取而代之吗？公子商人难道不是杀害国君并取而代之吗？可是华督、华万在国君名前加了国号，公子商人却没有加国号，这是为什么呢？鲁隐公与宋公在清地相遇。《谷梁传》说：“‘及’字，表示鲁国主动有意前往。”这是不对的。如果是宋国主动有意前往，难道可以说“鲁隐公防备宋公在清地相遇”吗？又说：“‘遇’字，表示双方心意相合。”查考《春秋》八年传文：“没有约定日期而在边境相遇叫做‘遇’。”如果是鲁国主动有意前往，又表示双方心意相合，那就不是没有约定日期了。公子翚率领军队防备宋公、陈侯、蔡人、卫人攻打郑国。《谷梁传》说：“不称公子，是为了贬低他。”这是不对的。想要贬低公子翚，应当在这里称他为公子，既然他后来杀害了国君才被除去，就不应该在他做事之前就加以贬低。观察《春秋》传文的这种意思，与《公羊传》的毛病相同，我已经说过了。卫人在濮地杀死了州吁。《谷梁传》说：“记载了月份，是表示慎重。”我写《春秋》，如果不记载月份，难道就不慎重吗？何必特意写出这样的文字呢？
鲁隐公五年，修筑考仲子的宗庙。《谷梁传》说：“‘考’字，是完成的意思，完成她作为夫人的地位。”这是不对的。如果完成她作为夫人的地位，经文应当说“考夫人子氏的宗庙”，现在只说仲子，显然她不是夫人。又说：“仲子是惠公的母亲，隐公修缮她的宗庙，这不是隐公的本意。”这也是不对的。如果确实不是隐公的本意，经文应当说“建立仲子的宗庙”，现在说“考宫”，显然不是违背隐公的本意。实际上仲子去世在惠公末年，所以元年周天子派宰咺来送助丧的财物，是因为葬礼日期推迟了。并不是说仲子去世在惠公之前，而周平王趁着惠公的丧事来送仲子的助丧财物。写《谷梁传》的人搞错了先后顺序，所以认为隐公追祀惠公的母亲。其实仲子与惠公同年去世，所以隐公怀疑仲子未曾被祭祀于子氏宗庙，不能就此罢了，想要通达他的心意，建立宗庙祭祀她，直到自己去世为止。《春秋》赞许他懂得礼制的变通，所以用“考宫”来记载，而不用“立宫”来记载。
开始使用六佾的舞蹈。《谷梁传》说：“开始僭越礼制使用音乐了。”《尸子》说：“开始严厉使用音乐了。”刘子曰：“说僭越礼制使用音乐是对的，怎么能说是严厉使用音乐呢？”
出现螟虫。《谷梁传》说：“情况严重就记载月份，不严重就记载季节。”刘子曰：“这也是解释神怪之类的话。实际上严重却只记载季节，无法驳斥；实际上不严重却记载月份，也无法驳斥。如果反过来改成：‘严重就记载季节，不严重就记载月份。’人们也无法分辨。”
公子彄去世。《谷梁传》说：“隐公不封爵任命大夫，为什么称他为公子彄呢？因为他是先君的大夫。”这是不对的。隐公虽然让国，但在这个时候，他实际上是鲁国的国君，封爵任命大夫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周公摄政，尚且专断废立天下的诸侯，何况隐公明明是鲁国的国君呢？又不知道如果像隐公这样的人，如果封爵任命大夫，难道就不算是让国了吗？为什么如此怀疑隐公的器量狭小呢！
宋人攻打郑国，包围长葛。《谷梁传》说：“攻打国家不记载包围城邑。”这是不对的。有攻打国家的，有包围城邑的，按理应当同时记载，不能用轻重互相掩盖。又说：“掠夺人口、驱赶牛马叫做‘侵’，砍伐树木、毁坏宫室叫做‘伐’。”这也是不对的。古代出兵，不一定都像这样残暴。有的问罪，有的讨伐叛乱，军队所到之处，百姓不受惊扰，也叫做侵伐，也可以像传文所说的那样命名吗？《春秋》虽然是乱世，防止有一国按照道义进行侵伐，不掠夺人口，不驱赶牛马，也不砍伐树木、毁坏宫室，《春秋》怎么记载呢？桓公、文公的军队，确实有节制，他们所进行的侵伐，难道都能像传文所说的那样吗？又有可疑之处，如果一国用兵攻打别人，就掠夺他们的人口，驱赶他们的牛马，又砍伐他们的树木，毁坏他们的宫室，《春秋》可以接连记载侵和伐吗？
鲁隐公六年，郑人来请求讲和。《谷梁传》说：“‘输平’，表示没有最终达成和平。”它的意思是认为《春秋》之前鲁国与郑国讲和，到四年时公子翚率领军队攻打郑国，所以郑国人现在请求断绝之前的和平。这是不对的。凡是说“平”的，大概是两国约定不互相背叛罢了。现在鲁国攻打郑国，和平断绝是显而易见的。如果郑国人不来请求讲和，难道能说旧的和平没有断绝吗？有攻打别人国家的，还自以为有和平吗？那么鲁郑之间的和平不等告知就断绝也是明显的，又哪里有什么没有最终达成和平的事情呢？
鲁隐公七年，叔姬嫁给纪侯。《谷梁传》说：“为什么不记载迎娶呢？”这是对的。知道这位叔姬一定不是陪嫁的媵妾，所以能够被记载在经文中。又说：“迎娶的道理细微，不值得记载。”这是不对的。不记载迎娶，是因为国君亲自迎娶，常事不记载，所以不提及国君。范甯认为叔姬是伯姬的陪嫁媵妾。如果是这样，《谷梁传》的作者就不应当问为什么不记载迎娶。礼制哪有迎娶妾媵的道理呢？为什么要问呢？他问了，才知道叔姬不是伯姬的陪嫁媵妾。
滕侯去世。《谷梁传》说：“滕侯没有名字，是遵循夷狄之道。”这是不对的。《春秋》中诸侯去世，有的有名，有的没有名字，很多，难道都是遵循夷狄之道吗？不可信的话，这个尤其严重。在城中修筑城墙。《谷梁传》说：“修筑城墙是为了保护百姓。人口众多而城墙狭小就扩建城墙，扩建城墙没有止境，所以讥讽它。”这是不对的。如果人口众多而城墙狭小，难道可以不修筑城墙吗？《谷梁传》明明知道修筑城墙是为了保护百姓，却又嫌它因为人口众多而扩建城墙，自己前后矛盾了。齐侯派他的弟弟年来聘问。《谷梁传》说：“称‘其弟’，是因为他来接洽我国，表示尊重他。”这是不对的。诸侯
交聘，亦常事耳，何遂分别贵贱哉？戎伐凡伯于楚丘以归。谷梁曰：「国而曰伐，此一人而曰伐，何也？大天子之命也。」不知谷梁之意，谓此伐者，真亦斩树木、坏宫室邪？毋乃直以大天子之命进之言伐邪？若真斩树木、坏宫室者，此一人之身，安得树木宫室哉？若直以大天子之命进之言伐者，又未知戎所以施无道于凡伯之身者，实何事，而春秋直以伐易之也。今注者则以谓戎执凡伯也。然则变执言伐尔，而传又言以归，犹愈乎执也。若伐非执者，如传言可矣；今伐则执也，譬如曰「戎执凡伯于楚丘以归」云尔，安得犹愈者乎？且以归何以能愈于执乎？又曰：「戎者，卫也。」如此乃春秋纵失卫侯之恶，归罪于戎也。
译外交聘问，也是常事罢了，为何竟要区分贵贱呢？《春秋》记载：“戎在楚丘攻打凡伯，并将其带回。”《谷梁传》说：“国家攻打才称‘伐’，这只是一人却也称‘伐’，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尊崇天子的命令。”我不明白《谷梁传》的意思，是说这所谓的“伐”，真的是砍伐树木、毁坏宫室吗？恐怕只是以“尊崇天子命令”的名义进犯，所以称“伐”吧？如果真的是砍伐树木、毁坏宫室，这一人的身上，哪里会有树木和宫室呢？如果只是以“尊崇天子命令”的名义进犯而称“伐”，又不知道戎对凡伯施加无道之举，究竟做了什么，而《春秋》直接用“伐”字来替代呢？现在的注家则认为戎是抓获了凡伯。那么只是把“执”改为“伐”罢了，而《公羊传》又说“以归”，这似乎比“执”要好一些。如果“伐”不是“执”，那么像《公羊传》那样说就可以了；现在“伐”就是“执”，比如说是“戎在楚丘抓获凡伯并将其带回”，哪里还说得上比“执”更好呢？况且“以归”怎么能比“执”更好呢？又说：“戎，就是卫国。”这样看来，就是《春秋》放纵了卫侯的罪恶，将罪责归咎于戎了。
八年，郑伯使宛来归邴。谷梁曰：「名宛，所以贬郑伯。」非也。鲁为大国，犹有未命大夫独称其名者，况如郑小国乎？宿男卒。谷梁曰：「未能同盟，故男卒也。」审如传言，又何以知其非狄道而无名者乎？
公及莒人盟于包来。谷梁曰：「可言公及人，不可言公及大夫。」非也。莒人即莒大夫，防故称人耳。若可言人，不可言大夫，及晋处父盟，何不曰及晋人盟乎？
九年，天王使南季来聘。《谷梁》曰：「聘诸侯，非正也。」范▯矫之，是矣。
三月癸酉，大雨震电。《谷梁》曰：「雨，月，志正也。」非也。此不着癸酉，则不足以见八日之间再有大变。庄七年「辛卯，星陨如雨」，不日，又不见夜及夜中。葬定公，雨不克▯，不日，又失▯期，理自合日，岂关不正乎？僖二年六月雨者，无他卓诡，书月足矣，岂关正乎？
十年，公败宋师于菅。谷梁曰：「内不言战，举其大者。」非也。此语乃与公羊相似，吾于《公羊》既言之矣。
十一年，公薨。《谷梁》曰：「隐十年无正，隐不自正也。」非也，无事偶不书正月耳，不足以为据。
桓公
元年春，王。谷梁曰：「桓无王，其曰无王，何也？桓弟弑兄、臣弑君，以为无王之道，非也。弟弑兄、臣弑君见矣，虽书王，独可谓之有王乎？」
郑伯以璧假许田，谷梁曰：「假不言以，言以非假也，讳易地也。」非也。实以邴易许者，岂可云璧假乎？且经但言璧假，讳易为假已足矣，讳邴为璧，何差于罪乎？且令实以璧易许者，何以为文乎？
二年春，王正月。《谷梁》曰：「桓无王，其曰王何也？正与夷之卒也。」非也。但不书王，与夷之卒遂不正乎？
七月，纪侯来朝。谷梁曰：「朝时，此其月，何也？桓内弑其君，外成人之乱，于是为齐侯、陈侯、郑伯讨，数日以赂，已即事而朝之，恶之，故谨而月之。」非也。六年冬，纪侯来朝，犹是前纪侯耳，犹是此桓公耳，行不加进，恶不差减，而纪侯过而不改，是谓过矣。其责宜深，深则宜日，反书时，何哉？是岂《春秋》不恶之乎？
公至自唐。《谷梁》曰：「桓无会，其致何也？逺之也。」非也。隐亦无防何逺之有？
三年夏，齐侯、卫侯胥命于蒲。谷梁曰：「相命而信谕，谨言而退，以是为近古也。」非也，吾于《公羊》既言之矣。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谷梁说曰：「春而曰狩，盖用冬狩之礼，非也。春之正月，夏之十一月，云狩是也。」事在《周礼》，谷梁子自颠倒之耳。
天王使宰渠伯纠来聘。谷梁说与公羊相近，非也。五年正月甲戌、己丑，陈侯▯卒。谷梁曰：「何为以二日卒之？陈侯以甲戌之日出，己丑之日得。不知死之日，故举二日以包也。」非也。国君潜行独出，安所之乎？若入于民臣之家，则必有知者；若独死旷野，是非人情，且何以能厯十六日而人不觉乎？依倚古事人所不见，遂肆意妄说，不顾道理，甚可怪也。
天王使任叔之子来聘。谷梁曰：「任叔之子者，録父以使子也，故防其君臣而着其父子。」非也。文称天王使矣，何谓録父使子乎？又何谓防其君臣乎？又曰：「父在，子代仕之辞。」亦非也。若子擅代父仕者，贬任叔可矣。今曰天王使任叔之子，既曰天王使之矣，岂父在使子自代者邪？若曰天王使任叔子代父仕者，则是天王已命任叔之子矣，无所复讥，且不得系任叔言之也。父老而使其子仕，亦常事耳。天王既以命之，与众卿士何异哉？而谷梁又不当言録父以使子。
蔡人、卫人、陈人从王伐郑。谷梁曰：「举从者之辞也。」其举从者之辞何也？为天王讳伐郑也。非也。直言从王伐郑，文顺事明，可不烦觧矣。又妄云举从者之辞，何益哉？且安见讳伐郑之义哉？所谓无病自灸者。
六年大阅，谷梁曰：「平而修戎事，非正也，盖以观妇人也。」非也，但曰大阅，安知观妇人乎？
蔡人杀陈佗，《谷梁》说与《公羊》相近，吾既言之矣。
子同生谷梁曰：「疑故志之。」非也。圣人岂至此乎？若圣
译鲁僖公八年，郑伯派遣宛来归还邴地。《谷梁传》说：“称宛的名字，是为了贬低郑伯。”这是不对的。鲁国作为大国，尚且有未经任命的大夫单独称名的情况，何况像郑国这样的小国呢？宿男去世。《谷梁传》说：“因为未能参与同盟，所以称男去世。”如果真像传言所说，又怎么知道他不是狄道而无名的人呢？
鲁僖公与莒人在包来结盟。《谷梁传》说：“可以说‘公及人’，不能说‘公及大夫’。”这是不对的。莒人就是莒国的大夫，只是因为避讳的缘故才称人罢了。如果说可以说“人”，不能说“大夫”，那么与晋国的处父结盟，为什么不说是与晋国人结盟呢？
鲁僖公九年，周天子派遣南季来聘问。《谷梁传》说：“聘问诸侯，不合礼制。”范氏纠正它，这是对的。
三月癸酉日，大雨并伴有雷电。《谷梁传》说：“下雨，记月份，是为了记载正朔。”这是不对的。如果不记载癸酉日，就无法体现八天内再次发生大的变故。庄公七年“辛卯日，星星坠落如雨”，没有记日，又看不出是夜晚及夜半。安葬定公，因下雨未能完成，没有记日，又失去了日期，按理应当记日，这哪里是因为不合礼制呢？僖公二年六月下雨，没有其他奇特之处，记月份就足够了，这哪里是因为合礼呢？
鲁僖公十年，鲁军在菅地击败宋军。《谷梁传》说：“内战不称战，只举其大者。”这是不对的。这话与《公羊传》相似，我在《公羊传》中已经说过了。
鲁僖公十一年，鲁僖公去世。《谷梁传》说：“隐公十年没有正朔，是因为隐公自身不正。”这是不对的，只是偶然没有记载正月罢了，不足以作为依据。
桓公
桓公元年春，王。《谷梁传》说：“桓公无王，说无王，是什么意思？桓公弟弟杀哥哥、臣子杀君主，认为这是无王之道，不对。弟弟杀哥哥、臣子杀君主已经显现，即使记载王，难道可以说有王吗？”
郑伯用璧玉借许田，《谷梁传》说：“借不言以，言以非假也，讳易地也。”这是不对的。实际上是用邴地交换许田，怎么能说是璧玉借呢？而且经文只说璧玉借，避讳交换而说借已经足够了，避讳邴而说璧，在罪责上有什么区别呢？而且假如真是用璧玉交换许田，又怎么解释文字呢？
桓公二年春，王正月。《谷梁传》说：“桓公无王，说王是什么意思？是为了正与夷的去世。”这是不对的。只是不记载王，与夷的去世就不正了吗？
七月，纪侯来朝见。《谷梁传》说：“朝见按时，这里记月份，是什么意思？桓公在内杀其君，在外成他人之乱，于是被齐侯、陈侯、郑伯讨伐，用贿赂来数日，已经做事而朝见，厌恶他，所以谨慎而记月份。”这是不对的。六年冬，纪侯来朝见，还是以前的纪侯，还是这个桓公，行为没有更加恶劣，厌恶没有减少，而纪侯过错而不改，这就是过错了。他的责任应当更深，深则应当记日，反而记时，为什么呢？这难道《春秋》不厌恶他吗？
鲁桓公从唐地回来。《谷梁传》说：“桓公无会，他回来是什么意思？疏远他。”这是不对的。隐公也没有防，哪里有什么疏远呢？
桓公三年夏，齐侯、卫侯在蒲地互相命令。《谷梁传》说：“互相命令而信任明白，谨慎言语而退下，以此认为是接近古代。”这是不对的，我在《公羊传》中已经说过了。
桓公四年春正月，鲁桓公在郎地狩猎。《谷梁传》解释说：“春天而说狩猎，大概是用冬天狩猎的礼仪，不对。春天的正月，夏天的十一月，说狩猎是对的。”事情在《周礼》中，谷梁子自己颠倒罢了。
周天子派遣宰渠伯纠来聘问。《谷梁传》的解释与《公羊传》相近，不对。五年正月甲戌、己丑，陈侯去世。《谷梁传》说：“为什么用两天记载去世？陈侯在甲戌日出去，己丑日得到。不知道死的日子，所以举两天来包罗。”这是不对的。国君潜行独出，去哪里呢？如果进入民臣的家，那么一定有知道的人；如果独自死在旷野，这不是人情，而且怎么能经过十六天而人不发觉呢？依倚古事人所不见，遂肆意妄说，不顾道理，甚可怪也。
周天子派遣任叔的儿子来聘问。《谷梁传》说：“任叔的儿子，是记录父亲而派遣儿子，所以避讳其君臣而彰显其父子。”这是不对的。经文称周天子派遣了，为什么说记录父亲派遣儿子呢？又为什么说避讳其君臣呢？又说：“父亲在，儿子代替任职的话。”也不对。如果儿子擅自代替父亲任职，贬低任叔就可以了。现在说周天子派遣任叔的儿子，既然说周天子派遣了，难道是父亲在使儿子自己代替吗？如果说周天子派遣任叔的儿子代替父亲任职，那么就是周天子已经任命任叔的儿子了，没有什么可讥讽的，而且不得系任叔言之。父亲年老而派遣儿子任职，也是常事罢了。周天子既然已经任命，与众卿士有什么不同呢？而谷梁又不应当说记录父亲而派遣儿子。
蔡人、卫人、陈人跟随周天子讨伐郑国。《谷梁传》说：“这是举从者的话。”举从者的话是什么意思？为周天子避讳讨伐郑国。这是不对的。直说跟随周天子讨伐郑国，文顺事明，可以不烦解矣。又妄云举从者之辞，何益哉？且安见讳伐郑之义哉？所谓无病自灸者。
桓公六年大阅，《谷梁传》说：“平而修戎事，非正也，盖以观妇人也。”这是不对的，只说大阅，怎么知道观妇人呢？
蔡人杀陈佗，《谷梁传》的解释与《公羊传》相近，我已经说过了。
子同出生，《谷梁传》说：“疑故志之。”这是不对的。圣人岂至此乎？若圣
人疑之，谁复不疑之乎？且诗云：「展我甥兮。」展者，信也。诗人贤者信鲁庄公为齐侯之甥，何有仲尼反疑其先君为齐侯之子乎？就今当时国人有疑之者，是国恶无大于此矣，圣人曷为明明揭之乎？
译人们怀疑这件事，难道还有谁不怀疑吗？况且《诗经》说：“我的外甥啊。”展，就是信的意思。诗人作为贤者，相信鲁庄公是齐侯的外甥，怎么会有孔子反而怀疑他的先君是齐侯的儿子呢？即便当时国内有人怀疑这件事，这也没有比这更大的国家丑事了，圣人为什么要明明地揭露它呢？
七年，焚咸丘。《谷梁》曰：「其不言邾咸丘，疾其以火攻与？」《公羊》说相近，吾既言之矣。
谷伯绥来朝，邓侯吾离来朝。谷梁曰：「失国也。」与公羊相近，吾既言之矣。
八年正月己卯，烝。《谷梁》说与《公羊》同，非也。
祭公来，遂逆王后于纪。谷梁曰：「其不言使，不正其以宗庙大事即谋于我也。」非也。若不正其即谋于我者，言遂逆足矣，不言使何哉？言使岂妨其即谋于我乎？
十年王正月，曹伯终生卒。《谷梁》曰：「桓无王，其曰王何也？正终生之卒也。」非也。五年陈侯▯卒，亦在正月，何以不书王？正之乎？
公防衞侯于桃丘，弗遇。谷梁曰：「弗遇者，志不相得也。」非也。此公与卫侯约防于桃丘，公后其期矣，耻失信，故托行而不相遇者也。
齐侯、衞侯、郑伯来战于郎。谷梁曰：「来战者，前定之战也。不言其人，以吾败也；不言及，为内讳也。」此皆非也。若来战为前定之辞者，自无縁复出其人，且言及也。岂可曰某人及齐侯、卫侯、郑伯来战于郎乎？又岂可曰齐侯、卫侯、郑伯及某人来战于郎乎？且凡结日偏战，皆前定之战也，何不一一言来战乎？然则不言其人、不言及者，非以吾败也；来战者，又非以前定也，皆妄说矣。
十一年，宋人执郑祭仲。谷梁曰：「宋人者，宋公也。其曰人，何贬之也。」此非谷梁例也。谷梁之例，常以称人执之为是，称侯执之为非。向令书宋公执者，得无云斥宋公以执祭仲乎？且齐人执郑詹，何以独不曰贬乎？文同而义异，何哉？
郑忽出奔卫。谷梁曰：「其名，失国也。」非也。《春秋》失国者多矣，岂皆名之乎？
十二年丙戌，公防郑伯盟于武父。丙戌，衞侯晋卒。谷梁曰：「再称日，决日义也。」非也，此饰说尔。
及郑师伐宋，丁未，战于宋。谷梁曰：「非与所与伐战也。不言与郑战，耻不和也。」非也，言之违理，乃至于此乎！茍能读《春秋》者，皆足以知之矣。
十三年，齐师、宋师、卫师、燕师败绩。谷梁曰：「战称人，败称师，重众也。」非也。齐人伐卫，卫人及齐人战，卫人败绩，何为独不重众乎？且《春秋》将卑师众称师，此常例矣，无为忽改。
十四年壬申，御廪灾。乙亥尝。《谷梁》曰：「御廪之灾不志，非也。粢盛焚焉，何以不志乎？」又曰：「以其未易灾之余而尝，志不敬也。」亦非也。若壬申之日而灾，乙亥之日而尝，尝之粟出廪久矣，乃其未灾者，何谓灾之余乎？又曰：「夫尝必有兼甸之事焉。」若此者，明粟非灾之余可也，欲明以为灾之余，则非也。
十五年，防于袲，伐郑。《谷梁》曰：「地而后伐，疑辞也，非其疑也。」非也。此先防后伐耳，亦何疑辞哉？且此又非出于仲尼者也，记事之体也。
十六年，公至自伐郑。谷梁曰：「桓无防，其致何也？危之也。」非也。去年伐郑，谷梁云「非其疑也」者，似言诸侯为忽讨突也。若非为忽讨突，则不得云「非其疑」矣。今云「危之」者，又似言诸侯乃助突攻忽也。若非助突攻忽，则亦不得云「危之」矣。二者谁能辨乎？
卫侯朔出奔齐。谷梁曰：「朔之名，恶也，天子召而不往也。」非也。何以不援郑忽例，自为失国名之乎？
十八年，公防齐侯于泺。公与夫人姜氏遂如齐。谷梁曰：「泺之防不言及夫人，何也？以夫人之伉，弗称数也。」非也。泺之防伉，故不书；遂如齐，书矣，可云不伉乎？要之，泺会时夫人自不在防，防毕，公更召夫人与之如齐耳，非他也。
葬我君桓公。谷梁曰：「君弑，贼不讨，不书▯此其言▯何也？不责逾国而讨，于是也，非也。父之雠不与共戴天，岂限国哉？若以齐强鲁弱，量力不讨，故君子不责，是复雠者常行于柔弱，而困于强御也，不亦妄乎？」
庄公
元年，夫人孙于齐。谷梁曰：「接练时，録母之变，始人之也。」非也。夫人前随桓公之丧还国，今复出奔尔，岂録母之变，横生孙文乎？如此，是圣人率意作经，不复记事实也。单伯逆
译七年，焚烧咸丘。《谷梁传》说：“这里不称‘邾国的咸丘’，是痛恨他们用火攻吗？”《公羊传》的说法与此相近，我已经说过了。
谷伯绥来朝见，邓侯吾离来朝见。《谷梁传》说：“这是失国。”与《公羊传》相近，我已经说过了。
八年正月己卯日，举行冬祭。《谷梁传》的说法与《公羊传》相同，这是错误的。
祭公前来，于是从纪国迎娶王后。《谷梁传》说：“这里不称‘派遣’，是不认为他把宗庙大事就在我这里谋划。”这是错误的。如果不认为他把大事就在我这里谋划，只说“于是迎娶”就够了，不称“派遣”又是什么意思呢？称“派遣”难道妨碍他把大事就在我这里谋划吗？
十年周历正月，曹伯终生去世。《谷梁传》说：“桓公时不书王，这里说‘王’是什么意思？是为了正曹伯终生去世的记载。”这是错误的。五年陈侯去世，也在正月，为什么不书王？是为了正吗？
鲁公在桃丘防备卫侯，没有遇到。《谷梁传》说：“没有遇到，是心意不相合。”这是错误的。这是鲁公与卫侯约定在桃丘防备，鲁公错过了日期，以失信为耻，所以借口出行而不相遇。
齐侯、卫侯、郑伯来在郎地作战。《谷梁传》说：“来作战，是事先约定的战争。不称其人，是因为我国战败；不称‘及’，是为国内避讳。”这些都不对。如果“来战”是事先约定的说法，自然没有必要再列出其人，而且会称“及”。难道可以说某人及齐侯、卫侯、郑伯来在郎地作战吗？又难道可以说齐侯、卫侯、郑伯及某人来在郎地作战吗？况且凡是约定日期交战，都是事先约定的战争，为什么不一个个都称“来战”呢？那么不称其人、不称“及”，不是因为我国战败；“来战”，也不是因为事先约定，这都是妄说。
十一年，宋人拘捕郑国的祭仲。《谷梁传》说：“宋人，就是宋公。称‘人’，是贬低他。”这不是《谷梁传》的体例。《谷梁传》的体例，通常认为称“人”拘捕是对的，称“侯”拘捕是错的。假如记载宋公拘捕，难道不会说斥责宋公拘捕祭仲吗？况且齐人拘捕郑詹，为什么唯独不说贬低呢？文辞相同而意义不同，为什么呢？
郑忽出逃到卫国。《谷梁传》说：“称名，是失国。”这是错误的。《春秋》中失国的人很多，难道都称名吗？
十二年丙戌日，鲁公与郑伯在武父结盟。丙戌日，卫侯晋去世。《谷梁传》说：“两次称日，是确定日期的义理。”这是错误的，这只是粉饰之辞罢了。
与郑国军队讨伐宋国，丁未日，在宋国作战。《谷梁传》说：“不是与所共同讨伐的国家作战。不称与郑国作战，是以不和为耻。”这是错误的，说话违背常理，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凡是能读懂《春秋》的人，都足以知道这一点。
十三年，齐师、宋师、卫师、燕师大败。《谷梁传》说：“作战称人，战败称师，是重视民众。”这是错误的。齐人讨伐卫国，卫人与齐人作战，卫人大败，为什么唯独不重视民众呢？况且《春秋》将地位低微的军队称为师，这是常例，没有必要突然改变。
十四年壬申日，御廪发生火灾。乙亥日，举行尝祭。《谷梁传》说：“御廪火灾不记载，是不对的。粮食被烧，为什么不记载呢？”又说：“因为用未被火灾波及的粮食举行尝祭，记载以示不敬。”这也是错误的。如果壬申日发生火灾，乙亥日举行尝祭，尝祭用的粮食早已出仓，那是未被火灾波及的，什么叫火灾的残余呢？又说：“举行尝祭必定有兼甸之事。”像这样，说明粮食不是火灾的残余是可以的，想要说明是火灾的残余，则是不对的。
十五年，在袲地防备，讨伐郑国。《谷梁传》说：“先写地点后写讨伐，是疑辞，不是怀疑。”这是错误的。这是先防备后讨伐罢了，有什么疑辞呢？况且这也不是出自孔子的，而是记事的体例。
十六年，鲁公从讨伐郑国回来。《谷梁传》说：“桓公时没有防备，这里说‘至’是什么意思？是危险。”这是错误的。去年讨伐郑国，《谷梁传》说“不是怀疑”，似乎说诸侯是为忽讨突。如果不是为忽讨突，就不能说“不是怀疑”了。现在说“危险”，又似乎说诸侯是帮助突攻打忽。如果不是帮助突攻打忽，也就不能说“危险”了。这两者谁能分辨呢？
卫侯朔出逃到齐国。《谷梁传》说：“朔称名，是厌恶他，天子召见而不去。”这是错误的。为什么不援引郑忽的例子，自己作为失国而称名呢？
十八年，鲁公在泺地防备齐侯。鲁公与夫人姜氏于是前往齐国。《谷梁传》说：“泺地防备不称及夫人，为什么？因为夫人的傲慢，不称数。”这是错误的。泺地防备傲慢，所以不记载；于是前往齐国，记载了，能说不过分吗？总之，泺地会盟时夫人本来不在防备之列，防备结束，鲁公再召夫人和她一起去齐国罢了，没有别的。
安葬我们的国君桓公。《谷梁传》说：“国君被杀，贼人不讨，不书〇这里说〇是什么意思？不责备越国讨伐，在这里，是不对的。父仇不与共戴天，难道限于国界吗？如果因为齐强鲁弱，量力不讨，所以君子不责备，这是报仇者常在柔弱时行动，而在强御时困顿，不也是妄说吗？”
庄公
元年，夫人孙于齐。《谷梁传》说：“接练时，记录母亲的变故，开始称人。”这是错误的。夫人先前随桓公的灵柩回国，现在又出逃罢了，难道记录母亲的变故，凭空生出孙文吗？这样，是圣人随意作经，不再记录事实了。单伯迎
王姬。谷梁曰：「命大夫，故不名也。」非也。若单伯为王朝大夫者，如谷梁说可矣。今单伯乃鲁大夫，虽命于天子，犹鲁臣也。君前臣名，何得不名哉？
译王姬。《谷梁传》说：“因为受命于天子，所以不称其名。”这是不对的。如果单伯是周王室的大夫，那么按照《谷梁传》的说法是可以的。如今单伯却是鲁国的大夫，虽然受命于天子，终究还是鲁国的臣子。在君主面前臣子要称名，怎么能不称其名呢？
筑王姬之馆于外，谷梁以谓变之正也，非也。鲁本自当以仇雠不可接防姻，上告诸天子，不当黙黙然受命。此乃《春秋》讥其舍大防小，以谓未尽臣子道者也，何谓变之正乎？凡变之正者，谓亡于礼者之礼，若权死亡者也，非谓可为而不为，以伤礼害义者也。若庄公者，可谓变于邪矣，未见变于正也。
王使荣叔来锡桓公命，谷梁说与公羊相似，非也。齐师迁纪郱、鄑、郚，谷梁曰：「纪，国也；郱、鄑、郚，国也。」非也。计齐一师必不能并迁两国，又《春秋》自当分别以见灭两国之恶，不当合之也。辛未取郜，辛巳取防，两邑尔，内小恶尔，犹恶而谨之，况两国乎？况外大恶乎？
二年，公子庆父伐于余丘。谷梁曰：「于余丘，邾邑也。公子贵矣，师重矣，而敌人之邑，公子病矣。」非也。春秋之战伐多，何独病此乎？若伐人之国，则勿病乎？且必若云，是果于伐国，不果于伐邑也，何以为惩且劝乎？又曰：「其一曰君在而重之也。」此似晚见公羊之说而附益之者矣。三年▯桓王。谷梁曰：「改葬也。」非也。若改葬，何为不言改乎？谓改不可言改，卜牛何以言改也？
纪季以酅入于齐。谷梁曰：「入者，内弗受也。」非也。此自往入之入，而非归入之入。若可受者，遂云归于齐乎？其守文而不达理至如此。且季之以酅入齐，当以纪侯使之为说；不然，是季专土盗邑以畔其君也，何以得字于《春秋》乎？而谷梁曰：「入于齐者，以酅事齐。」是真谓季畔矣，吾未见其善也。
四年，纪侯大去其国。《谷梁》曰：「不言灭而曰大去者，不使小人加乎君子也。」非也。就令言灭，灭人之国，岂非不使小人加乎君子哉？又变灭言大去，其义不类。何休以《谷梁》为纵失襄公之恶，是矣。郑康成强为文过，吾无取焉。齐侯▯纪伯姬。《谷梁》曰：「吾女也，失国，故隐而葬之。」非也。若但云▯纪伯姬者，如《谷梁》说可矣。今曰齐侯▯纪伯姬，此非常文也，此其重在齐侯，不在吾女，甚明。
公及齐人狩于郜，《谷梁》说与《公羊》相似，非也。
五年，公防齐人、宋人、陈人、蔡人伐卫。《谷梁》曰：「是齐侯、宋公也。」非也。安知其不是防者乎？若实齐侯、宋公而谓之人，即实防者，又何以书乎？
六年，齐人来归衞宝。谷梁曰：「分恶于齐也，使之如下齐而来我然。」非也，固齐人归我耳，何分之有？
七年，星陨如雨。《谷梁》以如，犹而也，言星陨且雨也，非也。春秋记星陨为异耳，夜中而雨，何足记乎？又曰：着于上，见于下，谓之雨，以言雨螽则可也，以言雨雪，则何着于上之有？又曰：着于下，不见于上，谓之陨，以言陨石可也，以言星陨，则何不见于上之有？
秋大水。《谷梁》曰：「髙下有水灾曰大水。」非也。假令大水，终不能令髙下皆有，但没城邑已剧矣，况山岳不可没，则大水不必髙下皆有也。
春秋权衡卷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权衡卷十五 宋 刘敞 撰
八年甲午，治兵。谷梁曰：「治兵而陈、蔡不至矣。」兵事以严终，其意谓《春秋》多之，非也。军出而治兵，治兵自有常地矣。今鲁人先出兵而后治，治又非其常地，故《春秋》记其非常尔。《春秋》非教战之书，贵其善阵不战也。
师及齐师围郕，郕降于齐师。谷梁曰：「不使齐师加威于郕，故使若齐无武功而郕自降。」审如此，《春秋》为纵失齐师之恶也。其意虽欲贬齐存郕，其实乃为齐文过了，不可晓。
师还，《谷梁》曰：「还者，事未毕也。」遯也，云欲避灭同姓之国，示不卒事，非也。郕虽降，齐国实未灭。又《谷梁》曰：「向云不使齐加威于郕。」然则加威于郕者，独齐师耳，鲁故无罪，岂可谓灭同姓哉！
齐无知弑其君诸儿。谷梁曰：「大夫弑君以国氏者，嫌也，弑而代之也。」非也。宋万岂亦弑而代之者乎？公子商人岂非弑而代之者乎？
九年，齐人杀无知。谷梁曰：「无知之挈，失嫌也。称人以杀大夫，杀
译在城外为王姬修建馆舍，谷梁传认为这是变通中的正道，这是错误的。鲁国本来应当以仇敌不可通婚为理由进行防备，向上禀告天子，而不应当默默无言地接受命令。这正是《春秋》讥讽其舍弃大节而拘泥小节，认为他没有尽到臣子的本分，怎么能说是变通中的正道呢？凡是变通中的正道，指的是在礼法缺失的情况下所采取的合乎礼义的做法，就像权宜之计是为了保全性命一样，而不是指可以做却不做，从而伤害礼义的行为。像庄公这样的人，可以说是变通于邪道，而没有变通于正道。
周王派荣叔来赐给桓公册命，谷梁传的解释与公羊传相似，这是错误的。齐国军队迁移了纪国的郱、鄑、郚三地，谷梁传说：“纪是一个国家；郱、鄑、郚也是国家。”这是错误的。推想齐国的一支军队必定不能同时迁移两个国家，而且《春秋》本来应当分别记载以显示灭亡两国的罪恶，不应当把它们合在一起记载。辛未日夺取郜地，辛巳日夺取防地，这只是两个邑罢了，是内部的小恶罢了，尚且厌恶并谨慎地记载，何况是两个国家呢？何况是外部的大恶呢？
二年，公子庆父攻打于余丘。谷梁传说：“于余丘是邾国的邑。公子身份尊贵，军队重大，却去攻打敌人的邑，公子很困窘。”这是错误的。春秋时期的战争很多，为什么唯独对此感到困窘呢？如果攻打别人的国家，就不困窘了吗？而且如果真像他所说的那样，那就是果断地攻打国家，却不果断地攻打邑，这怎么能起到惩戒和劝勉的作用呢？又说：“其中一条理由是国君在位所以要加重处罚。”这似乎是后来看到公羊传的说法而附益上去的。三年，桓王去世。谷梁传说：“这是改葬。”这是错误的。如果是改葬，为什么不直接说改呢？说改葬不可以说改，那么卜牛为什么又说改呢？
纪季带着酅地投奔齐国。谷梁传说：“入，是内部不接受。”这是错误的。这是自己前往投奔的“入”，而不是回归的“入”。如果内部可以接受，难道会说归于齐国吗？他拘泥于文字而不能通达事理竟到了这种地步。而且纪季带着酅地投奔齐国，应当以纪侯派遣他为理由来解释；不然，这就是纪季独占土地、盗取邑地以背叛他的国君，为什么能在《春秋》中被称字呢？而谷梁传说：“入于齐，是用酅地侍奉齐国。”这真是认为纪季背叛了，我没有看到其中的好处。
四年，纪侯大规模地离开他的国家。谷梁传说：“不说灭而说大去，是不让小人凌驾于君子之上。”这是错误的。即使说灭，灭亡别人的国家，难道不是不让小人凌驾于君子之上吗？又把灭说成大去，其意义不相类似。何休认为谷梁传放纵并掩盖了襄公的罪恶，这是对的。郑康成强行文过饰非，我不采纳。齐侯为纪伯姬举行葬礼。谷梁传说：“是我们的女子，失去了国家，所以隐秘地安葬她。”这是错误的。如果只说为纪伯姬举行葬礼，那么像谷梁传的解释还可以说得通。现在说齐侯为纪伯姬举行葬礼，这不是正常的文辞，这重在齐侯，不在我们的女子，非常明显。
鲁公和齐人在郜地打猎，谷梁传的解释与公羊传相似，这是错误的。
五年，鲁公在防地会合齐人、宋人、陈人、蔡人攻打卫国。谷梁传说：“这是齐侯、宋公。”这是错误的。怎么知道他们不是防地的人呢？如果确实是齐侯、宋公却称他们为人，那么确实是防地的人，又为什么要记载呢？
六年，齐人来归还卫国的宝物。谷梁传说：“把罪恶分给齐国，使得看起来像是齐国下来归还给我们一样。”这是错误的，本来就是齐人归还给我们，有什么可分的呢？
七年，星星陨落像雨一样。谷梁传认为“如”就是“而”的意思，说星星陨落并且下雨，这是错误的。春秋记载星星陨落是因为它是异常现象，夜里下雨，有什么值得记载的呢？又说：附着在上面，在下面看见，叫做雨，用来形容雨中的蝗虫是可以的，用来形容雨雪，那么有什么附着在上面的呢？又说：附着在下面，在上面看不见，叫做陨，用来形容陨石是可以的，用来形容星星陨落，那么有什么在上面看不见的呢？
秋天发大水。谷梁传说：“高处和低处都有水灾叫做大水。”这是错误的。假使是大水，终究不能使得高处和低处都有水，只是淹没城邑已经很严重了，何况山岳不能被淹没，那么大水不一定高处和低处都有。
春秋权衡卷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权衡卷十五 宋 刘敞 撰
八年甲午日，整治军队。谷梁传说：“整治军队而陈国、蔡国没有到来。”军事以严肃结束，他的意思是《春秋》赞美这件事，这是错误的。军队出动而整治军队，整治军队自有固定的地方。现在鲁国人先出兵而后整治，整治又不在固定的地方，所以《春秋》记载它的异常。《春秋》不是教战的书，贵在善于布阵而不战。
鲁军和齐军包围郕国，郕国向齐军投降。谷梁传说：“不使齐军对郕国施加威势，所以使得看起来像是齐国没有武功而郕国自己投降。”如果真的这样，《春秋》就是放纵并掩盖了齐军的罪恶。他的意图虽然想要贬低齐国而保全郕国，但实际上却是为齐国文过饰非，不可理解。
军队返回，谷梁传说：“还，是事情没有完成。”逃避，说想要避免灭亡同姓的国家，显示不完成事情，这是错误的。郕国虽然投降，齐国实际上没有灭亡。又说：“前面说不使齐军对郕国施加威势。”那么对郕国施加威势的，只有齐军罢了，鲁国本来没有罪，怎么能说是灭亡同姓呢！
齐国的无知杀死了他的国君诸儿。谷梁传说：“大夫杀国君用国氏，是因为嫌疑，杀了国君而取代他。”这是错误的。宋国的万难道也是杀了国君而取代他吗？公子商人难道不是杀了国君而取代他吗？
九年，齐国人杀死了无知。谷梁传说：“无知的挈，失去了嫌疑。称人来杀大夫，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