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权衡卷十一

译鲁宣公十六年，宋国人杀了他们的国君处臼。《公羊传》的条例说：“大夫弑杀国君要称名字和姓氏，地位低贱的人则归咎于‘人’；大夫之间互相杀害称‘人’，地位低贱的人则归咎于‘盗’。”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大夫弑杀国君，有的称名字和姓氏，有的只称名字，有的称‘人’，这些都属于所谓地位低贱的人。至于称为‘盗’的，那就都是盗贼了，并不是所谓比低贱者更低贱的人。大夫之间互相杀害，应当明确他们的罪行，像王札子杀害邵伯、毛伯就是这样。称‘人’的，是那些有罪的人。其中的文意十分清楚，不用深究就能明白，为什么还要争论不休呢？凡是弑杀国君的人，《公羊传》有时说他们掌权，有时说他们不掌权。如果《春秋》的条例在此处能够贯通，那自然足以让人相信。但现在掌权的有时不掌权，不掌权的有时掌权，条例与文意相反，怎么能依赖它呢？况且《公羊传》区分是否掌权，是认为这样可以体现轻重的不同。弑杀国君的人，哪里会在意轻重的分别呢？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区分呢！

译宣公

元年，晋国将大夫胥甲父放逐到卫国。《公羊传》说：“国君放逐他，是不对的；大夫等待被放逐，是正当的。”“不对，大夫等待被放逐，是因为他依循正道离开国君。国君放逐大夫，是宽免他的死罪，将他流放到远方，就像放逐驩兜到崇山之类一样。只是说没有离开罢了，这难道不是正当的吗？”

晋国赵穿率领军队侵犯柳地。《公羊传》说：“柳，是天子的城邑。不连属周天子，是不赞成讨伐天子。”这是不对的。如果真像《公羊传》所说，柳是天子的城邑，赵穿讨伐它，晋国的罪过就大了，《春秋》难道没有文字贬斥它吗？郤缺之所以称“人”，是因为他接纳接菑；无骇之所以不称氏，是因为他初次灭国；卫国国君朔之所以被断绝关系，是因为他违抗命令。用郤缺的情况来推论，晋国应当称“人”；用无骇的情况来推论，赵穿应当称名；用卫国国君朔的情况来推论，这就是诛绝的罪过。既然没有文字来贬斥，为什么呢？

二年，在大棘作战，宋国军队大败，俘获了宋国的华元。何休说：“再次出现宋国，不只是厌恶华元，而是表明耻辱波及宋国。”这是不对的。一国的卿，作战大败，败后被俘，其耻辱可想而知。《春秋》虽然没有明说，难道人们看不见吗？又成公十五年“宋华元从晋国回到宋国”，何休说：“不离开宋国，是因为华元是贤大夫，所以用繁复的文字来褒大他。”同一个华元，有时冒用宋国来厌恶贬低他，有时冒用宋国来赞美褒大他，这是多么混乱啊！

四年，鲁君与齐侯平定莒国和郯国。莒国人不肯，鲁君攻打莒国，夺取了向地。《公羊传》说：“说‘不肯’是什么意思？是为了掩饰夺取向地。”这是不对的。圣人作经，说“为国内丑事隐讳”，难道是这样说的吗？难道说“掩饰过错”，是这样说的吗？诬蔑人太厉害了。

五年，齐国高固和子叔姬来到鲁国。《公羊传》说：“为什么要说高固来？如果说叔姬来，而不说高固来，那是不可以的。”这是不对的。因为高固来，所以一并记载以讥讽他罢了，没有其他含义。

六年，晋国赵盾、卫国孙免侵犯陈国。《公羊传》说：“赵盾弑君，为什么又出现？”这是迂腐的问法，其意图是想说明赵盾不是弑君，不知道条例无法贯通。凡是弑君后又出现的，难道只有赵盾吗？认为赵盾出现就不是弑君，宋万出现也不是弑君吗？解说者于是用巧言掩饰，像这样谁不能呢？然而离正道已经很远矣。

八年，仲遂死在垂地。《公羊传》说：“不称公子，是贬斥。”这是对的。何休说：“贬斥加字，是因为立婴齐为归父的后嗣，大宗不能断绝。”这是不对的。如果真像何休所说，季友死时，又想立谁为后嗣呢？况且古人赏善罚恶，不偏私亲属，弑君的人要灭其族、污其宫，为什么大宗不能断绝呢？九年，夺取根牟。《公羊传》说：“是邾娄的城邑。”何休说：“因为有‘小君’的嫌疑，邾娄子来加礼，不到一年就夺取他的城邑，所以隐讳不连属邾娄。”刘子曰：“推究这种说法来看，其荒谬难道能胜数吗？”

十年，齐国人归还我们的济西田。《公羊传》说：“说‘我’，是因为没有与我们断绝关系。”这是不对的。如果没有与我们断绝关系，经文为什么能记载齐国人夺取济西田呢？何休又说：“表明齐国不应当坐享夺取城邑。”像这样，《春秋》记载齐国夺取它，就是不对的，迷惑到这种地步。查考僖公夺取济西田，本来应当得到，何休认为是不当坐享夺取田；现在齐国人夺取济西田，本来不应当得到，何休认为是不坐享夺取田。持论诡辩偏颇，不是所谓让百姓无处安身吗？

十一年，晋侯在攒孟抵御狄人。何休说：“所闻世道太平接近升平，记载外族离散抵御，说‘抵御’，是区别夷狄。”这是不对的。抵御狄人，只是行文方便罢了。其他时候中原各国离散抵御，可以说某人、某人在某地抵御，狄人不应当称“人”，又不可以说晋侯、狄人在某地抵御，记载抵御狄人，是行文方便的缘故。何休不理解其意而制造异端，实际上对正道无所损益。

楚国人杀了陈国的夏徵舒。《公羊传》说：“这是楚子，为什么称‘人’？是贬斥。”这是不对的。这好比蔡国人杀陈佗罢了，有什么不同呢？况且在外讨伐弑君的贼人，有什么不可以呢？假使在道义上稍有欠缺，尚且不可以贬斥称“人”。田恒弑简公，孔子沐浴请求讨伐他。圣人难道不知道道义，而想陷其国君于被贬斥的境地吗？如果按《公羊传》的意思，这是说孔子不知道道义。

接纳公孙仪行父到陈国。《公羊传》说：“是接纳国君的党羽。”按《公羊传》的条例，立、纳、入都是篡位。这公孙仪行父称“纳”，是篡夺大夫之位吗？为什么称他为国君的党羽呢？何休说：“夏徵舒杀君，这两个人到楚国申诉。夏徵舒的党羽随后断绝了他们的官位。”那么这两个人的官位本来没有断绝，只是困于贼臣，所以失职罢了。现在为什么称“纳”，反而按篡位来书写呢？

十二年，晋国荀林父率领军队与楚子在邲地作战，晋国军队大败。《公羊传》说：“大夫不应当与国君对抗，这里为什么称名氏来与国君对抗？是不赞成晋国而赞成楚子讲礼。”这是不对的。大夫不应当与国君对抗，而荀林父偏偏称名氏来与楚子对抗，这可以说是赞成晋国而不赞成楚子讲礼，而不是不赞成晋国而赞成楚子讲礼。城濮之战，子玉得臣不称名氏，《公羊传》认为大夫不应当与国君对抗。那里子玉因为不称名氏为不与国君对抗，这两者

译谁能知道其中的道理呢？城濮之战，是晋文公；现在的邲之战，是楚庄王。这两位君主都是《公羊传》所推崇的贤者，却同样为了设立义理而如此相悖，这即使让《公羊传》的作者复活，我也知道他必定无法调和。而众儒生竞相文过饰非来迷惑后学，难道不奇怪吗！

译鲁宣公十四年，曹伯寿去世。何休说：“‘日’字，是公子喜时的父亲。”刘子曰：“推究这种说法来看，它的荒谬难道能计算得尽吗？”

鲁宣公十五年，宋国人和楚国人讲和。《公羊传》说：“这是赞扬他们讲和啊。”不对。臣子没有独占美德的道理，这是古今通行的义理。况且楚庄王并非不贤明的人，司马子反为什么不退下与国君商议，却擅自与宋国讲和？况且我看子反已经把宋国的情况告诉了庄王，而庄王更加愤怒，他的意思不一定只是厌恶子反把军粮情况告诉宋国，也恼怒子反擅自在外讲和。所以说：“舍弃（讲和之事）而停止。”假如庄王向来怀有不仁的行为，必定会穷尽国力而甘心（继续作战），这是由子反激怒他的结果。而子反如今胁迫国君先回国，后来才勉强成功，这也是幸好庄王向来有仁人之心罢了。所以子反进言就擅自占有国君的美德，退下就有胁迫国君的罪过，这两者没有一个是可取的，而《春秋》却赞扬他们讲和，这可以说合乎道义吗？

晋国军队灭掉了赤狄潞氏，把潞子婴儿带回来。《公羊传》说：“潞为什么称子？因为潞子行善，自身足以导致灭亡罢了。”不对。赤狄，是狄人；潞氏，是狄人的分支；潞子，是他们的君主。夷狄的君主称子，是周代的礼制，不是因为行善而灭亡，大概是因为迷惑于有爵位罢了。

鲁宣公十六年，晋国人灭掉了赤狄甲氏和留吁。何休说：“说‘及’，是因为留吁行为微小，不够进贡。”不对。说甲氏、留吁，似乎是一个国家；说甲、留吁，一个国家更加明显，所以用“及”字断绝开来，表示是两个国家。又说“氏”字，是用来配合“甲”字的，不是因为行进的原因。文字本来不能说“晋国人灭掉了赤狄甲和留吁”，也不能说“晋国军队灭掉了赤狄潞，把潞子婴儿带回来”，所以用“氏”字来补足罢了。《公羊传》却说国家不如氏，这不是通论。

成周宣榭发生火灾。《公羊传》说：“这是新周。”不对，我已经说过了。

郯国的伯姬来归宁，何休说：“出嫁不记载，是因为她是陪嫁。来归宁记载，是因为后来成为正妻。如果她刚开始出嫁时，郯子还没有成为国君，也应当不记载。何休为什么要如此肯定呢？这不是君子的言论。”

鲁成公

元年制作丘甲，《公羊传》说：“这是讥讽开始征用丘民。”何休说：“征用丘民制作铠甲。”不对。如果这样，经文应当说丘制作铠甲，而不是制作丘甲。况且按照何休所讥讽的，《春秋》应当是厌恶他让农民从事工匠的工作，扰乱了士农工商的职业。那么应当说农民制作铠甲，或者说百姓制作铠甲，为什么说是丘呢？丘，是井田邑落之类。如果丘民制作铠甲，井田的百姓难道不制作铠甲吗？《春秋》只说井制作铠甲，难道不是更加明白吗，却特意指出丘，这是什么意思呢？

二年，在鞌地作战。《公羊传》说：“曹国没有大夫，公子手为什么记载？是忧虑内部。”不对。《春秋》不以鲁国为王，我已经说过了。况且曹国为什么唯独没有大夫呢？如果曹国因为是小国所以没有大夫，郑国也是伯爵，也没有大夫吗？况且《春秋》纠正诸侯，是根据王爵，不是根据土地的大小。曹国、郑国同辈，一个有大夫，一个没有大夫，为什么呢？

齐侯派国佐到军中。《公羊传》说：“国君不派遣大夫出使。”这次派遣大夫出使是什么？是因为佚获。不对。国君不派遣大夫出使，是指安平无事的时候。现在两国整治军队，将领在军中，国君的命令有所不接受。既然国君的命令有所不接受，其重要且专断可想而知，派遣出使有什么妨害？又如诸侯在棐林防备晋国军队，实际上是赵盾的军队，说晋国军队，是因为国君不防备大夫。国君不防备大夫，所以可以说晋国军队，不可以说赵盾的军队。现在这里说晋国军队就够了，这是常例，为什么说是不派遣大夫出使呢？

夺取汶阳田地，何休说：“不说从齐国夺取，是耻于乘胜胁迫齐国索取贿赂。”不对，这是夺取齐国侵占的土地罢了，有什么耻辱呢？

鲁成公与楚国人、秦国人、宋国人、陈国人、卫国、郑国人、齐国人、曹国人、邾娄人、薛国人、鄫国人在蜀地结盟。《公羊传》说：“他们称人是什么？得到一个贬斥罢了。”我不明白这句话，得到贬斥，究竟是指什么事呢？我想问问。

五年，梁山崩塌。《公羊传》说：“外国的灾异不记载。”不对，这是迷惑于百二十国都宝贵地记载，不知道依据鲁国史书罢了。

八年，晋侯派韩穿来说汶阳田地，归还给齐国。《公羊传》说：“这是内辞，胁迫我们归还的。”不对。这直接记载事情罢了，有什么内辞呢？又说：“鞌之战，齐侯吊唁死者、慰问病人，七年不饮酒、不吃肉。”这也是荒谬的。孔子称赞颜回三个月不违背仁德，认为很难。如果齐侯真能这样，就远远超过颜回了。国人归附他，诸侯畏惧他，死后为什么又谥号为顷公呢？宋公派公孙夀来纳币，《公羊传》说：“这是记录伯姬。”不对。伯姬虽然贤德，但在这个时候，还没有值得称贤的地方。贤德在于她坚守正道至死，不合礼法不动，怎么能事先褒扬她呢？

天子派召伯来赐给鲁成公命令。《公羊传》说：“元年春王正月，是正，其余都是通例。”这是说天子、天王等同，而何休解释的又不同，其文意自相矛盾。是非的说法难道能计算得尽吗？

卫国人来送陪嫁，《公羊传》的解释与纳币相同，不对。

十年才不郊祭。

译《公羊传》说：“经文说‘乃不郊’是什么意思？是因为没有免除祭牲，所以说‘乃不郊’。”这是对的。何休却解释说，这是为了避讳，使得看起来像是因为重大困难而不能举行郊祭，他的本意是想指出“乃”字含有艰难的意思，却不知道本来就不应该称郊祭而因此不举行郊祭。这就是所说的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何休又说：“没有免除祭牲，应当以盗窃天子祭牲的罪名论处。”所谓没有免除，只是系缚着罢了，哪里说得上是盗窃呢？况且这又是轻微的过错，不足以深加避讳。

译十五年，宋国的华元从晋国回到宋国。何休说：“不省略文字，再次出现‘宋华元’，是因为他担忧国家而被大夫山所谗言陷害，这是对他表示尊崇。”这是不对的。这只是普通的记事笔法罢了，看不出什么深意。如果一定要为此编造说法，宣公二年记载“宋华元”，是为了表示对他卑贱耻辱的贬斥，如果真是表示卑贱耻辱呢？如果真是表示尊崇呢？怎么前后不一呢？

宋国的鱼石出逃到楚国，何休说：“后面说他又回来，是因为他出逃没有过错，知道不是国君泄露了机密。”鱼石没有杀山，这是不对的。这本不应作为定例，而且也不能由此推论。假设鱼石不再回到彭城，那就应当把他指认为杀山的人了。何休本想为泄露机密的行为掩饰过错，所以做出这种解释，过错不可掩饰，而笨拙反而更加严重。

在钟离防备吴国，《公羊传》说：“为什么特别记载防备吴国？是把吴国当作外邦。”这是不对的。同一个地方两次提到防备，是为了明确这是一次防备行动。吴国则是其国君，不能用爵位来称呼，又不能称为“人”。称为“人”就等同于大夫的体例，所以必须说防备吴国，以成全文辞。如果真是把吴国当作外邦，后来吴国人防备向地，为什么不对他们特别记载呢？又在申地防备时有淮夷，为什么也不把他们当作外邦呢？吴国难道还不如淮夷吗！太伯具有极高的德行，实际上开创了吴国，从族属来说，他是周朝的伯父，《春秋》难道会特意把他当作外邦吗？

十六年，在沙随防备，没有见到国君。《公羊传》说：“国君没有露面，是因为见到被执的大夫。为什么记载防备？因为不以为耻。为什么不以为耻？因为国君年幼。”这是不对的。查考：国君即位到现在已经十六年了，怎么能说是年幼呢？近来不郊祭、不免除牺牲等事，《公羊传》总是说：“国君怨恨上天，有怨恨不敬之心。”如果此时还年幼，那时就更年幼了。年幼不应当感到耻辱，何必苦苦责备他呢？

晋国人抓获了季孙行父，把他安置在招丘。《公羊传》说：“代替国君被抓获，所以对他表示仁爱。”这是不对的。凡是国家有罪，而抓获其正卿，是合乎礼制的。况且《公羊传》说，国君当时还年幼，那么罪过不是国君所为。罪过不是国君所为，那么正卿就应当被抓获。这乃是行父使国君蒙受耻辱，《春秋》为什么反而对他表示仁爱呢？如果道理不足，说对他仁爱是因为安置在招丘，那还不如《公羊传》的说法。又晋国人来请求出兵而不给予，何休说：“没有记载，是因为没有过错。”这也是不对的。晋国作为霸主，讨伐叛乱、惩治罪过，是为了恭敬地执行王命。向附属诸侯请求出兵，其态度非常恭敬，而鲁国人吝啬不给予，这是有过错的，为什么说没有过错呢？

十七年九月辛丑日，举行郊祭。《公羊传》说：“九月不是用来举行郊祭的月份。”这是不对的。五月举行郊祭，为什么不加“用”字呢？五月难道适宜举行郊祭吗？况且按照《公羊传》的说法，《春秋》只是讥讽郊祭失时罢了，直接说“九月郊祭”，道理难道不明了，为什么要加“用”字呢？又说：“用了‘用’字才举行郊祭。”这说明《公羊传》起初没有理解经文的本意，姑且这样说罢了。壬申日，公孙婴齐死在貍轸。《公羊传》说：“这不是他死的那个月日，是等待国君的命令后才记载大夫的死。”这是不对的。国君允许婴齐做大夫，本来就在前面了，只是国君到了之后才明确而已。那么记载婴齐的死应当在迎接国君之前，毫无疑问。如果认为婴齐返回时国君未到，所以不能以大夫的身份记载他的死，那么婴齐的死终究不是以大夫身份，那么婴齐最终就不应记载死，没有必要只把记载死移到迎接国君之后。如果认为国君允许了，就成了大夫，在国君未到之前记载他的死，有什么妨害呢？假设国人不知道国君的命令，不记录他的死，国君后来告知，才追记他的死。既然追记，本来应当在迎接国君之前，明确国君允许他做大夫，本来就在前面，难道不可以吗？又公孙敖死在齐国，他不等待国君命令，为什么记载他的死呢？事物有似是而非的，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襄公

三年，陈侯派袁侨来到防地。《公羊传》说：“后于防地。”这是不对的，我在陈侯来到防地时已经说过了。又说：“诸侯的大夫与陈国的袁侨结盟。”何休说：“再次出现陈国，是高兴得到了陈国。”这也是不对的。成公二年，在鞌地作战，齐侯派国佐来到军中。己酉日，与国佐在袁娄结盟。在这个时候，也得到齐国了，那么为什么不再次出现齐国国佐呢？

五年，叔孙豹、鄫国世子巫前往晋国。《公羊传》说：“一起前往几乎在晋国遭遇危险。”这是不对的，请在灭国一事中解释。

在戚地防备吴国人、鄫国人。《公羊传》说：“吴国为什么称为人？吴、鄫人说则文辞不通。”这是对的，是说不能这样作为文辞。然而《公羊传》问“吴国为什么称为人”，是认为吴国不应当称为人，这是不对的。各有适用的情况，这一年防备吴国在善稻，其国君在防备；现在防备吴国人在戚，是其臣子来防备。君臣用词不同，这就是不同的原因，不是为了压制鄫国人而把吴子称为人。况且如果如所说，《春秋》把吴国排在鄫国上面，那就是压制鄫国，也没有理由再提升吴国。六年，莒国人灭掉鄫国，《公羊传》说：“鄫国娶莒国公子为后，所以《春秋》记载，等同于灭国。”陆质说：“如果鄫国娶莒国人为后，罪在鄫子，不在莒国人。《春秋》应当以梁亡的体例记载鄫亡，不应当只责备莒国人。”这话说得对。

七年，郑伯髡原来到防地，没有见到诸侯，丙戌日死在操地。《公羊传》说：“大夫杀了他，为中国避讳，不忍心说出来。”这是不对的。臣子杀他的君主，与杀他的父亲相比如何？杀他的父亲，《春秋》不为中国避讳。

译现在为什么忽然替中国隐瞒弑君之事呢？况且有人弑杀了他的国君，不致力于纠正他的罪行，反而想要遮掩掩盖，让作恶的人不显露，而含冤的人得不到报复，这就是所说的用巧言败坏国家的人，不是君子所说的话。又说：“没有会见诸侯，他的话像防备一样，这是表达他的心意。”这也是不对的。没有会见诸侯，只是记载事情的次序罢了，有什么值得询问的呢？十二年，莒国人攻打我国东部边境，包围了台地。《公羊传》说：“邑地不说围伐而说围的，是夺取邑地的说法；说伐而不说围的，不是夺取邑地的说法。”这也是不对的。攻打是一件事，包围是一件事，夺取是一件事，三者不相混淆是很明显的，却还这样议论，不也很迷惑吗？又在这下面有“季孙宿率领军队救援台地”，如果莒国人已经夺取了台地，还救什么呢？又十五年，齐国人攻打我国北部边境，包围了成地，鲁公救援成地，到了遇地。《公羊传》说：“说到了遇地是什么意思？是不敢前进。”这是说齐国已经夺取了成地。第二年又有“齐侯攻打我国北部边境，包围成地”，如果已经夺取了，怎么又有一个成地可以夺取呢？又十五年“鲁公救援成地到了遇地”下面说“季孙宿率领军队修筑成地的外城”，如果齐国已经夺取了成地，鲁国怎么能修筑外城呢？

译十八年，白狄前来。《公羊传》说：“为什么不记载‘朝见’？是因为白狄不能行朝见之礼。”这说法似乎接近事实，其实并不正确。周王朝的正朔本来就不施及白狄，难道能责备白狄不行朝见之礼吗？如果白狄顺从其风俗而来，内心有仰慕中原之心，这就可称为朝见了。

十九年，鲁公从伐齐归来。《公羊传》说：“为什么记载‘伐’？是因为没有包围齐国。”这是错误的。如果诸侯确实没有包围齐国，《春秋》怎么能记载这件事呢？况且《春秋》是记录事实的书，而不是揣测意图的书，怎么能揣测意图来当作事实呢！

鲁国从漷水夺取邾娄的田地。《公羊传》说：“漷，是迁移的意思。”这是错误的。先前拘捕了邾子，才做了这件事。况且如果像《公羊传》所说，鲁国因为漷水迁移而夺取田地，《春秋》难道会坐视其君行盗窃土地之事吗？这多么悖理啊！

晋国士匄侵犯齐国，到达谷地，听说齐侯去世，就撤军回国。《公羊传》说：“大夫奉君命出使，进退由大夫自己决定。”这是错误的。如果军队还没有出境，怎么能擅自回国呢？《春秋》记载他到达谷地，正是为了说明他在境外可以专断，这与公子结在鄄地的情况是一样的。何休说：“‘乃’字表示士匄有难以废弃君命的心理。”这也是错误的。“乃”就是“即”的意思，比如“箕子乃言”之类，只是说于是就这样做了，不一定表示艰难。大凡用“乃”对应“而”，那么“而”轻“乃”重，比如“乃克葬”和“而克葬”，两者文义相通而用字不同，所以能区别轻重。如果文义不可通，也就不可通了。“乃不郊”、“乃还”、“乃卜”之类，解释与“即”相近，不再属于“乃克葬”那一类了。那么，事理上本来就不该说，而不是不想说。二十二年，邾娄的庶其带着漆、闾丘来投奔鲁国。《公羊传》说：“邾娄没有大夫。”这是错误的。它说重视土地，是对的。假使是地位低贱的人窃取城邑来投奔，不能只说“邾人”，所以必须写出他的名字，以示惩戒和劝勉。

二十三年，邾娄的鼻我来投奔鲁国。《公羊传》说：“因为关系亲近而记载。”这是过分修饰以掩饰错误的言辞，不是精要之言。

晋国栾盈重新进入晋国，进入曲沃。《公羊传》说：“栾盈将要进入晋国，晋国人不接纳他，于是从曲沃进入。”这是错误的。如果栾盈能进入晋国，祸患已经萌生，而且怎么能不接纳他呢？栾盈不是独自进入晋国，这是肯定的。如果实在不能进入晋国，那么即使从曲沃进入，又怎么能进入呢？那么，他是依靠曲沃的士众进入的。《春秋》应该先明确他重新进入曲沃，然后才说他进入晋国，现在为什么反而颠倒了呢？考察栾盈进入晋国，晋国人不接纳，栾盈算是未曾进入，《春秋》不应当记载“入”；从曲沃进入，这是进入了，《春秋》应当记载“入”。不应当记载而记载，应当记载而不记载，这算什么《春秋》呢？叔孙豹率领军队救援晋国，驻扎在雍榆。《公羊传》说：“先救援后驻扎，是先传达君命。”这是错误的。大夫受命而出，哪有君命而不传达的呢？何必作这样的解释呢？

二十五年，诸侯在重丘结盟。何休说：“防止盟约再次出现，不举重罪，是因为诸侯想要诛杀崔杼。”考察：此后并没有诛杀崔杼的事，那么这就是妄语。

卫侯进入陈仪。《公羊传》说：“为什么不记载‘进入卫国’？是因为卫侯用弑君之罪来诬陷他。”这是错误的。衎虽然失去君位，不是剽的臣子；剽虽然得到国家，不是衎的君主。《春秋》难道认为衎是诬陷的君主吗？何休又说衎不能自己复位，于是假装做剽的臣子，这不符合人之常情，哪有这样的事情呢？进入陈仪，就像突进入栎，公在郓一样，不需要多疑而纷纷议论。

二十六年，宋公杀了他的世子痤。何休说：“痤有罪。”所以平公记载了葬礼。如果像何休所说，痤为什么不像郑国的段那样省略姓氏呢？痤不省略姓氏，没有恶行是明显的。况且凡是葬礼，是臣子的事。君主被杀而不讨伐贼人，不记载葬礼，是因为没有臣子，所以能到这种地步。现在因为诛杀大夫的缘故，所以去掉葬礼，是说诛杀大夫与弑君相当吗？况且凡是君主杀母弟、世子，就直接称君主；杀大夫，就称国名，贬斥的意思已经明确了，何必依赖葬与不葬呢？晋人拘捕了卫国的喜。《公羊传》说：“不是按照他的罪行拘捕他。”这是错误的。晋国作为霸主，不讨伐贼人、不拘捕人也就罢了，现在想要讨伐贼人并且拘捕人，反而不按照他的罪行拘捕他，为什么呢？这大概不是这样。

二十七年，卫国杀了他的大夫喜。《公羊传》说：“已经约定归还，到了却杀了喜。”那么喜就没有其他罪行了，卫侯是以弑君之罪诛杀他罢了。以弑君之罪诛杀他，为什么不用讨伐贼人的言辞来说呢？是说卫侯不应当诛杀喜吗？为什么责备定公不能讨伐季氏呢？

叔孙豹与诸侯的大夫在宋国结盟。《公羊传》说：“为什么再次提到豹？大概是诸侯吧。为什么说是诸侯？因为卫国的石恶在这里。说：恶人的党徒在这里。”这是错误的。这是一件事再次出现，前面列举后面概括罢了，什么叫大概是诸侯呢？假使卫国的石恶真的是恶人，怎么能变乱诸侯的盟约呢？卫国比起诸侯，也是小国罢了，怎么会让诸侯就危惧他呢？都是不符合事实的说法。况且石恶只是名字罢了，行为未必恶劣。说名字恶的人行为恶，名字善的人行为善，董贤可以称为贤吗？

三十年，安葬宋共姬。《公羊传》说：“外国夫人不记载葬礼。”这是错误的。本国女子不记载死亡，是常

译这是礼制的规定。女子嫁给诸侯，就会在史书中记载；既然已经记录了她的去世，怎么能不记录她的安葬呢？只有那些被贬斥的人，才不记载其安葬。

译在澶渊设防，是因为宋国发生火灾的缘故。《公羊传》说：“这是为了记录伯姬的事迹。”这是不对的。“宋国发生火灾的缘故”，难道是在褒扬它吗？《公羊传》又说：“这是重大事件，为什么派地位低微的人去？”这也是不对的。诸侯聚集在一起改变宋国的防务，有什么重大事件呢？《公羊传》又说：“卿大夫却称‘人’，为什么呢？因为卿大夫不能为诸侯担忧。”这也是不对的。大夫接受君命出使去设防，这就是代表诸侯，何必一定说这不是诸侯的命令呢？

春秋权衡卷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权衡卷十三 宋 刘敞 撰

昭公

元年，叔孙豹、防、晋赵武、陈公子招等。《公羊传》说：“这是陈侯的弟弟招，为什么不称‘弟’？这是贬低他。”这是不对的。《公羊传》认为同母弟才称‘弟’，所以这样说。它不知道同母弟可以称‘弟’，但不能常称，常称都是用来加重书写的。况且招的罪过，在于杀害世子偃师，不在于在漷地会盟。圣人褒扬和贬低都针对具体事情，哪有针对尚未发生的事，推测将有的罪过来进行贬低的呢？由此推论，《公羊传》所说同母弟称‘弟’，是行不通的。《公羊传》又说：“招的罪过已经很重了，为什么在这里再次贬低？是为了彰显招有罪。说楚国借讨伐招的名义来灭亡陈地。”这也是不对的。杀害世子，这是招的罪过；灭亡陈国，这就不是招的罪过了。因为楚国讨伐招而灭亡陈国，就把罪过移加给招，这难道是《春秋》的道理吗！

三月夺取郓地。《公羊传》说：“郓是鲁国内部的城邑。”这是不对的。郓地常见于《春秋》，都与莒国的事相联系，这显然是莒国的附庸。

秦伯的弟弟鍼出逃到晋国。《公羊传》说：“秦国没有大夫，鍼在晋国做官。拥有千乘之国却不能容纳自己的同母弟，所以君子称之为出奔。”这是不对的。凡是《春秋》所说的出奔，都是贬低。现在像《公羊传》所说，鍼是秦伯的过错，这自然应当贬低秦伯，而不应当贬低鍼。假如《春秋》记载说“秦伯放逐他的弟弟鍼到晋国”，那就可以。问：“秦国没有大夫，这为什么记载？”答：“在晋国做官。拥有千乘之国却不能容纳自己的同母弟，所以君子称之为放逐。”现在经文说‘奔’，这罪过在鍼，不在秦伯，是很明显的。怎么看出秦伯让鍼在晋国做官呢？由此说来，所谓秦国没有大夫，只是虚言罢了。

莒去疾从齐国进入莒国，莒展出逃到吴国。何休说：“不遵循莒国没有大夫而去氏的惯例，是因为篡位严重不嫌，本来就不应当称氏。”这是不对的。莒去疾就像齐小白，莒展就像郑忽，这是常例中见贬，自然不能遵循大夫的惯例。

划定郓地的田界。《公羊传》说：“是害怕莒国。”这是不对的。成公九年，楚国人攻打莒国，莒国溃败，楚国人进入郓地。襄公十二年，莒国人攻打我国，包围台地，季孙宿救援台地，于是进入郓地。现在又趁着莒国的混乱，划定郓地的田界，这明显表明郓是莒国的附庸，是很明显的。郓地本来属于莒国，所以鲁国夺取它的城邑。没有得到它的土地，所以趁着莒国混乱率领军队前往，明确划分疆土。这是欺骗它，不是害怕它。况且从道理上讲，鲁国强莒国弱，鲁国安定莒国混乱，为什么反而害怕莒国呢？季孙宿率领军队进入郓地，难道是进入自己的城邑吗？

三年，北燕伯款出逃到齐国。何休说：“称名，是因为所见世道责罚小国详细。”这大错特错，而且不可信。在此之前，出奔而称名的，不是失去土地，就是有大恶。现在到了款，唯独说在太平世责罚详细，也是幸好看到款没有其他大恶，所以让何休能这样说。即使款身有大恶像卫朔那样，难道可以连书两个名来显示吗？不连书两个名，不足以显示法度。为什么呢？款背负大恶而称名，何休必定说款以大恶称名，不会说是因为治世太平而称名。

四年在申地会盟，何休说：“不区别会盟淮夷，是因为楚子主持防务，施行道义，所以君子不区别他们的类别，用来顺从楚国而忧虑中国。”这也无理，不可信。何休认为楚国现在施行道义，所以《春秋》用来忧虑中国，那么楚国自然应当进爵，与中国同等，就应当区别会盟淮夷来兴起其事。现在却说想要顺从楚国的道义而不区别他们的类别，这足以表明楚国与淮夷没有不同，怎么能忧虑中国呢？推究他之所以这样说，是为了成全以前区别防吴的说法罢了。查考防于向，吴人、鄫人在列，又为什么不区别呢？

夺取鄫国，《公羊传》说：“是讳言灭亡。”这是不对的。莒国已经灭亡鄫国了，这又能再次灭亡它吗？《公羊传》本来认为鄫国未灭，所以借此编造说辞罢了。

五年，叔弓率领军队在濆泉打败莒国军队。《公羊传》说：“濆泉，就是直泉。”这是不对的，这是地名罢了，难道是说打仗时泉水涌出吗？打仗时泉水涌出，自然应当先举出战地，然后记载说“有濆泉”，不能引用濆泉作为战地。况且《公羊传》说在〇以水地，是褒扬不把人逼入险境；战于河曲，河曲是堤防，不是水地；战于干时，是着时之干，也不是水地；战于邲，又是褒扬楚庄王不困厄人。那么以水地为名的必定是水战。现在舍弃地名而改称著称，这难道是莒鲁的军队在泉水中打仗吗？

秦伯去世，《公羊传》说：“秦国是夷狄，是隐藏嫡子之名的。”这是不对的。说秦国是夷狄，那么经文书写秦伐晋，自然合乎情理，并不是贬低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