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权衡卷十七　　　　宋　刘敞　撰

译“我尽之也。”不对。《谷梁传》说宋共公失德不祥，是因为他与伯姬不相容。如果我能尽礼，为什么不相容呢？又说：“因为不合礼制，所以不称‘内’。”解释的人说：“称‘内’就是称‘使’。”按说内大夫受命出使，没有称“使”的。假如称“内”，那么会说“公使季孙行父到宋国送女”吗？又说：“迎亲的人地位低微，所以送女，详述其事，是褒扬伯姬。”也不对。《谷梁传》向来认为“致”是不送，讥讽“我尽之”，现在又说详述其事是褒扬伯姬。如果确实褒扬伯姬，那么“致女”是为伯姬而发，不是讥讽鲁国；如果确实讥讽鲁国，那么“致女”是为讥讽鲁国而发，不是褒扬伯姬。这两者谁能知道呢？

译晋国人俘虏了郑伯，晋国的栾书率领军队讨伐郑国。《谷梁传》说：“经文不说‘战’，是因为郑伯被俘。”这是错误的。《春秋》中记载讨伐而没有发生战争的情况很多，难道讨伐就一定会有战争吗？况且晋国实际上并没有因为俘虏郑伯才去讨伐郑国，怎么能断定是因为郑伯被俘呢？这些都是荒谬的说法。又说：“为亲人隐瞒过失。”这也是错误的。俘虏一国之君来讨伐他的国家，是无道至极的行为，当时正在贬斥这种行为，为什么要隐瞒呢？

莒国溃败，《谷梁传》说：“经文记载了日期，说明莒国虽然是夷狄，但还算是中国。”那么蔡国也是中国，蔡国溃败时，为什么不记载日期呢？又说：“大夫导致莒国溃败而投奔楚国。”这也是错误的。经文只说“莒溃”，并没有说“投奔楚国”，《谷梁传》是从哪里得到这句话的呢？况且溃败，不是大夫所能造成的，为什么要专门用大夫来解释呢？这似乎是不明白“溃”的含义。凡是溃败，取的是像水决堤那样的意思。

在城中修筑内城，《谷梁传》说：“这不是排斥民众。”这是错误的。如果不排斥民众，那么都城就不修筑城墙了吗？那与夷狄有什么区别呢？夷狄可以说是不排斥民众吗？

十三年，曹伯庐死在军中。《谷梁传》说：“这是表示哀怜。”这是错误的。诸侯死在路上，就记载地点；死在国内，就不记载地点。这是为了区别内外，惯例就是这样，怎么能说是哀怜呢？

十五年，仲婴齐去世。《谷梁传》说：“儿子跟随父亲避讳。”这是错误的。一定是公孙的儿子以祖父的字为氏，而不是公子的儿子。《公羊传》的说法是对的。如果一定要说儿子跟随父亲避讳，就不能称为公孙，那么归父为什么称为公孙呢？

晋侯俘虏曹伯回到京师。《谷梁传》说：“用晋侯来斥责俘虏曹伯，是厌恶晋侯。”这是错误的。如果说“晋人俘虏曹伯”，《谷梁传》难道又会像批评“齐人俘虏袁涛涂”那样去批评它吗？

宋共公，《谷梁传》说：“按月记载去世，称为〇，是不〇的人。因为他〇了共姬，就不能不〇共公。夫人的义理不超过国君。”这是错误的。如果因为〇了夫人，就必定要安葬她的国君，那么庄公二十九年安葬纪叔姬而不安葬纪侯，又是为什么呢？在钟离会盟，《谷梁传》说：“会盟又再会盟，是排斥他。”这是错误的，我在《公羊传》中已经说过了。

十六年，曹伯从京师回来。《谷梁传》说：“不说从哪里回来，是称赞他回来是好事。出入不称名，认为他没有失去国家。”这是错误的。曹伯的恶行，学者都知道，《谷梁传》的作者不知道罢了，曹伯有什么好的呢？又说：“回来是好事，从某地回来次一等。”这也是错误的。卫元咺、卫侯郑，有什么好的呢？况且“从某地”，只是表明他有奉命而已，本来不是为了好坏而设立的。

晋国人俘虏季孙行父，把他安置在苕丘。《谷梁传》把“舍”解释为“次舍”的“舍”，以及它所论述的内容，都是枝蔓之辞，大概不值得相信。

刺杀公子偃，《谷梁传》认为这是杀害无罪之人，这是错误的。况且从道理上看，先写刺杀后写名字，是得到了他的罪过；先写名字后写刺杀，是没有得到他的罪过。没有询问群臣，没有询问百姓，是可以知道的。

十七年，举行郊祀。《谷梁传》认为：“用秋天的末尾承接春天的开始，不可以举行郊祀。”这是错误的，我在《公羊传》中已经说过了。

壬申，公孙婴齐死在貍脤。《谷梁传》说：“等到国君回国后才记录臣子，这是错误的。昭公在国外，叔孙婼去世，那么为什么不等到国君回国才记录呢？”

襄公二年，晋国军队、宋国军队、卫国〇殖侵犯郑国。《谷梁传》说：“说卫国〇殖，是为了呼应前面的事情。”解说的人说：“起初卫侯速去世，郑国人侵犯卫国，所以举出〇殖的报复来表明称述前面的事情。”这都是错误的。将领尊贵而军队少，记载将领，这是惯例，为什么唯独在这里作为例外呢？孔子说：“用正直回报怨恨，用恩德回报恩德。”如果别人攻打自己丧事期间，自己也攻打别人丧事期间，这是用怨恨回报怨恨，哪里是用正直回报怨恨呢？《春秋》难道是为了这个而记载的吗！

修筑虎牢城。《谷梁传》说：“如果说这是中国，就是接纳郑国。”这是错误的。郑国不服从晋国，诸侯讨伐它，可以说是排斥它，反而说接纳它吗？

三年，叔孙豹和诸侯的大夫以及陈国的袁侨结盟。《谷梁传》说：“及，是用‘及’来给予他。”这是错误的。这两个“及”，是文辞本来就应该这样，什么叫给予他？什么叫不给予他呢？又说：“诸侯结盟，又大夫私下结盟，这是大夫专权。”这也是错误的。袁侨是陈国大夫，大夫不敢与国君结盟，所以让大夫与他结盟罢了。看《谷梁传》的说法，似乎是解释湨梁之盟防止大夫结盟，而不是解释这次鸡泽之盟防止诸侯的大夫与陈国袁侨结盟。

六年，莒国人灭掉缯国。《谷梁传》说：“这不是灭国，立异姓来主持祭祀，是灭亡的道路。”这是错误的，我在《公羊传》中已经说过了。

八年，在邢丘会盟。《谷梁传》说：“显示鲁国政治失当，国君在位而大夫会盟。”这是错误的。国君正月前往晋国，返回还没到国内，命令季孙宿再次前往会盟晋侯罢了。如果国君在位而大夫会盟，不应该没有文辞来引出这件事。

九年，宋国发生火灾。《谷梁传》说：“外国的灾害不记载，这里记载为什么呢？因为是宋国。”这是错误的。齐国发生大灾，难道是因为齐国吗？

十年，在柤地会盟吴国，《谷梁传》说：“会盟又再会盟，是排斥他。”这是错误的。在戚地会盟，吴国人也在，为什么不排斥他呢？在申地会盟，淮夷也在，为什么不排斥他呢？盗贼杀死郑国公子斐、公子〇、公孙辄，《谷梁传》说：“称

译“盗贼杀害大夫，是因为不遵循君臣上下之道，厌恶上级。”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如果认为“盗”是指那位大夫的君主，那么杀害臣子却称之为“盗”，这是名不正。如果认为“盗”本来就是盗贼，那么称其为“盗”就恰当了，又何必说是不遵循上下之道呢？按照《谷梁传》的意思，如果强调上下之道，那么应该说“盗杀害了他的大夫”吗？这样就是大夫成了盗贼的臣子，盗贼成了大夫的君主，这才说得通。戍守郑国的虎牢，《谷梁传》说：“之所以说郑国的虎牢，是为了在虎牢决断郑国。”这种说法是不对的。修筑别人的城邑，戍守别人的都城，势必会连带所属的国家来说，有不连带国家说的，那是变例。如果连带国家说了，这乃是常例，又何必决断呢？

译鲁襄公十二年，莒国人攻打我国东部边境，包围了台地，随即攻入郓地。《谷梁传》说：“夺取城邑不记载‘围’，因为不值得记载。”这是错误的。不记载夺取城邑，是为了有所避讳，并非因为事情微小而不记载。十四年，卫国国君出逃到齐国。解说者说：“卫侯衎与百姓结怨，自己放弃君位，弑君者回国即位，衎参与了逆谋，所以出逃和回国都称为‘出’。”这是错误的。如果以剽为国君，以衎为贼人，我不知道《春秋》为何如此昏乱迷惑！那么，鲁昭公出逃，也应当断绝关系吗？假如季氏立一位公子为国君，《春秋》难道也会剥夺昭公的君位而承认季氏所立之人吗？十五年，刘夏从齐国迎接周王后。《谷梁传》说：“因为经过我国，所以记载。”这是错误的。王后地位尊贵，按礼应当记载，哪里能和诸侯一样，因为经过我国才记载呢？那么其他王后没有记载的原因，是因为太子即位后妃子成为王后，自然没有机会被记载罢了。

十八年，共同包围齐国。《谷梁传》说：“没有包围却说是包围，这是不对的。《春秋》是信史，其记载的事迹是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霸业，其书法是由主持书法的人制定的。如果没有包围却说是包围，这怎么能称为信史呢？”

曹国国君负刍死在军队中。《谷梁传》说：“这是怜悯他。”这是错误的。这也只是记事而已，有什么可怜悯的呢？

十九年，鲁公从伐齐归来。《谷梁传》说：“《春秋》中已经结盟又再次讨伐的，就用‘伐’来记载；结盟后不再讨伐的，就用‘防’来记载。祝柯之盟，结盟后又讨伐齐国吗？”回答说：“不是的。那么为何用‘伐’来记载呢？”回答说：“与人共同行事，有的执拿其国君，有的夺取其土地，这是不对的。执拿国君、夺取土地，是邾国的事；用伐齐来记载，是齐国的事。现在想用齐国的事来阐明邾国，用邾国的事来阐明齐国吗？没有道理可以贯通。况且记载晋人执拿邾子，贬低晋国已经很明显了；记载夺取邾国田地直到漷水，讽刺鲁国也已经很明显了。还有什么不足，要用齐国的事来阐明邾国呢？”晋国士匄侵犯齐国，到达谷地，听说齐侯去世，于是返回。《谷梁传》说：“‘还’，是事情没有完成。士匄在外擅自专断君命，所以批评他。”这是错误的。如果说事情没有完成，那就是认为这是贬低了。公子遂到达黄地才返回，公孙敖出使周朝，没有到达就返回。“复”，是《谷梁传》所说事情完成的意思。那么《春秋》反而不贬低遂和敖吗？考察士匄不讨伐丧事，可以说是知礼，却免不了被贬低；遂、敖专断君命，可以说是非礼，反而没有贬低吗？况且士匄有什么可贬低的？大夫奉君命出境，进退由大夫决定，是可以的。

二十六年，卫国〇喜弑杀其国君剽。《谷梁传》说：“这不合正理，为何记载日期？”殖立剽为君，喜尊剽为君，这是合正理的，并非不合正理。周文王侍奉商纣王，周武王灭掉商朝，这也是不合正理吗？谈论《春秋》的人，主要论述其行事是否正邪罢了。衎对于殖，难道不是国君而驱逐他，为什么呢？二十七年，豹与诸侯的大夫在宋国结盟。《谷梁传》说：“豹，是恭敬的意思。诸侯不在场而说诸侯的大夫，大夫是臣子，这是不对的。称诸侯，是常规写法；不称诸侯，才是变例写法。而且豹不称氏，也是前面列举名字后面统称，同一件事再次出现最终称名的惯例，不因此认为是恭敬。”

二十九年，鲁公从楚国归来。《谷梁传》说：“这是欢喜他。记载国君归来，是担心他前往，而欢喜他返回，这是不对的。鲁公出使晋国、齐国而记载归来的很多，又有什么可欢喜的呢？况且《春秋》中鲁公出使不一定都记载归来，这是把国君当作臣子或欢喜或不欢喜吗？”三十年正月，楚子派防罢来聘问。解说者说：“聘问的体例是记载季节，这里为何记载月份？想要记载王来纠正蔡般弑君的罪行。”刘子说：“推究这种说法来看，它的荒谬难道能胜数吗？蔡世子般弑杀其国君固，《谷梁传》说：‘不记载日期，是儿子夺取父亲政权，这叫夷灭。’这是错误的。如果记载了日期，为何还说不是夺取父亲政权呢？还可以说不是夷灭吗？夺取父亲政权，夷灭父亲，不等到不记载日期就能看出来，那么不记载日期凭什么寄托义理呢？”安葬蔡景公。《谷梁传》说：“不记载死亡日期而记载月份安葬，是不应该安葬的。死亡后安葬，是不忍心让父亲失去民心给儿子。”这是错误的。国君被弑，贼人未讨，不记载安葬，这是《春秋》的常例。凡是不记载安葬的，难道是失去民心的意思吗？如果为了应付问题而这样说可以，但这不是阐明《春秋》的方法。在澶渊结盟，因为宋国发生火灾的缘故。《谷梁传》说：“这是赞美它。”这是错误的。一个国家失火，自焚其财物，是小事，诸侯何至于聚集在一起谋划呢？认为这是善举，是《春秋》看重小恩惠而不看重大道。又说：“为何称‘人’？救灾需要众人。”这也是错误的。宋国五月失火，诸侯冬天在澶渊结盟，这能称为救灾吗？

昭公

二年，鲁公出使晋国。《谷梁传》说：“耻于出使晋国，所以记载有病。”这是错误的，只说到达黄河就返回，怎么知道有病呢？

七年，与齐国讲和。《谷梁传》说：“以外方及内方称为‘暨’。”如果是这样，为何不取外方为志的体例记载“防”呢？《春秋》尊崇鲁国，避开可耻之事，如果确实是因为齐国强逼鲁国讲和，为何不像乞求结盟、乞求出兵、来献捷那样减轻耻辱呢？

卫国国君恶去世，《谷梁传》说：“祖父的名字是子。”大概意思是臣子的儿子不敢与世子同名，如果出生在世子之前，祖父给他取名的，也不更改。以卫国齐恶为例，大概是祖父给他取名的。解说者不明白，认为只有祖父给孙子取名，祖父去世后称祖父命名，这是不对的。八年，

译陈侯的弟弟招，《谷梁传》说：“以前称陈公子招，现在称陈侯之弟招，这是为什么呢？”等等。这种提问是不对的。以前称陈公子，不过是他的通常称呼罢了。秋天在红地打猎，《谷梁传》说：“这是合乎正道的。”这也是不对的，大概是不通晓《周礼》的缘故。

译安葬陈哀公，《谷梁传》说：“不认为是楚国灭掉了陈国，是怜悯陈国。”这是不对的，这与齐侯安葬纪伯姬有什么不同呢？

鲁襄公十二年，齐国高偃率领军队把北燕伯送入阳地。《谷梁传》说：“‘纳’字，表示国内不接受。”这是不对的。诸侯失去国家，其他诸侯接纳他，是为了救济患难、哀悼灾祸，反而认为国内不接受，难道应当顺从那些乱臣贼子的心意吗？又说：“燕伯不称名，为什么呢？不把高偃挟持燕伯看作一回事。”这也是不对的。楚国人包围陈国，把顿子送入顿国。《谷梁传》认为送顿子的是陈国。陈国挟持顿子还可以，那么为什么不称顿子的名呢？鲁襄公十三年，鲁公不参与结盟。《谷梁传》说：“可以参与而不参与，讥讽在鲁公。”这是不对的。鲁公对于晋国只是听从命令，难道他独自能违背众人不结盟吗？推究《谷梁传》的意思，把“与”当作互相给予的“与”；推究《春秋》的意思，那么“与”是参与、跟随的“与”。安葬蔡灵公。《谷梁传》说：“不认为是楚国灭掉了蔡国，并且成全了诸侯的事。”这是不对的。这本就不应当灭掉蔡国，那么蔡国虽然被灭，也不算被灭。现在蔡侯恢复国家，按惯例可以安葬，并不是因为诸侯而成全他。鲁襄公十五年，叔弓去世，去掉奏乐的事。《谷梁传》说：“国君在祭祀奏乐之中，大夫有变故，可以报告吗？大夫，是国家体制。古人重视死亡，国君的命令没有不通达的。”这是不对的。按照《礼记》，卫侯说：“柳庄死了，即使正在祭祀也必须报告。”那么正在祭祀不报告的，是常礼；正在祭祀而报告的，是变通，这也就可以知道了。

鲁襄公十七年，楚国人跟吴国在长岸交战。《谷梁传》说：“提升楚子的地位，所以称‘战’。”这是不对的。交战就说交战，战败就说战败，难道在吴、楚之间有所选择吗？况且楚国跟中原各国并列已经很久了，难道到这时候才提升它吗？

鲁襄公十八年，宋、卫、陈、郑发生灾祸。《谷梁传》说：“有人说：有人对郑国的子产说：‘某日有灾祸。’子产说：‘天是神，你怎么知道？这是人，同一天让四个国家发生灾祸。’”这不是智者的话，哪里值得作为解说呢？

鲁襄公十九年，许世子止杀了他的国君买。《谷梁传》说：“记载日期说‘弑’，是正当的死亡。”冬天，安葬许悼公。《谷梁传》说：“记载日期死亡，按时安葬，不使止成为杀父的人。”这都是不对的。州吁、宋万、商臣、商人、归生、夏徵舒、崔杼、庆喜，这些都是杀了国君而记载日期的，能说都是正当的死亡吗？春天，安葬陈灵公，能说是不使夏徵舒成为杀君的人吗？大凡《春秋》所记载的褒扬和贬斥，难道不明显吗！要等到日月才能显现，这就是拘泥而不通达的原因。鲁襄公二十年，公孙防从梦地出逃到宋国。《谷梁传》说：“‘自梦’，是专指梦地。曹国没有大夫，称他‘公孙’，是说他以尊贵身份取得地位而不是因为叛乱。”这是不对的。如果臣子不背叛国君，是常事，哪里值得褒扬呢？褒扬他有功劳，贬斥他背叛国家，在这两者之间，不责备也不赞誉就可以了。鲁襄公二十一年，蔡侯向东出逃到楚国。《谷梁传》说：“‘东’，是东国。为什么称为东？祖父诱骗并杀了他，父亲拘捕并役使他，出逃又出逃，称为‘东’，厌恶他而贬斥他。”这是不对的。即使孔子想要这样贬斥东国，书写“东国”不也足够了吗？只贬斥他名字的一半，为什么呢？即使贬斥名字的一半是法则，让蔡侯只称“东”，难道还要贬去他的上下部分而称“蔡侯田”吗？

鲁襄公二十二年，刘子、单子带着王猛居住在皇地。《谷梁传》说：“王猛，是嫌疑。”这是不对的。如果王猛是嫌疑，怎么能说居住呢？

刘子、单子带着王猛进入王城。《谷梁传》说：“‘入’字，表示国内不接受。”这是不对的。如果一定要把“入”当作国内不接受，那么天王进入成周，也是不接受吗？王子猛去世。《谷梁传》说：“这是不应当记载死亡的人。”这是不对的。猛虽然没有成为国君，然而称他为小子王，死亡本来应当报告诸侯。诸侯中没有成为国君的人死亡，才不记载罢了。又说：“称‘卒’，是失去了嫌疑。”这也是不对的。猛没有满一年，不能说“崩”，又不能说“薨”，所以通称“卒”，有什么失去嫌疑呢？

尹氏拥立王子朝，《谷梁传》说：“为什么不称名呢？是为了区别尹氏的朝见。”这是不对的。《春秋》难道嫌忌尹氏的朝见吗！卫国人拥立晋，是众人想要拥立的，不称“公子”，君位已经确定了。尹氏拥立王子朝，只是尹氏想要拥立的。已经僭越了位号，还称“王子”，是说没有自己成为国君。这本来是逆顺的区别，怎么能不详细呢？鲁襄公二十六年，鲁公包围成地，《谷梁传》说：“说‘围’，是尊崇鲁公。”这是不对的。鲁公失去国家而包围成地，军队在封地内而记载，这是极度轻视，不能说尊崇。

鲁定公

鲁定公二年，雉门和两观发生火灾。《谷梁传》说：“为什么不说不雉门火灾波及两观，为什么呢？火灾从两观开始。”这是不对的，我在《公羊传》中已经说过了。

新建雉门和两观。《谷梁传》说：“为什么用尊贵的人亲近它，为什么呢？虽然不正，对于美还是可以的。”这是不对的。这只是记事的体例罢了。雉门先发生火灾，两观后发生火灾，不得不称雉门和两观火灾。如果不说“及”，那么似乎雉门的两观发生火灾，雉门却安然无恙。火灾之后，鲁国人修缮旧物，按理应当先修门。门，是出入的地方；观，是门的装饰。也各自顺着次序记载，不是圣人凭空提出这种意见。鲁定公四年，鲁公和

译诸侯在臯鼬结盟。《谷梁传》说：“同一件事却两次设防，这是对的。”它说鲁公在后防表明心志，这就错了。在这个时候，鲁国非常微弱，防邑的进退，不是鲁国敢擅自决定的，凭什么责备它而说它犹豫呢？

译刘卷去世，《谷梁传》说：“这里不称‘卒’而称‘卒’，是因为他贤德。天王去世，是因为他是诸侯的主君。”所谓天王去世，指的是昭公二十二年景王去世；所谓是诸侯的主君，指的是刘子、单子拥立王猛居住在皇这件事。从这两点来看，刘卷既然是诸侯的主君，而《春秋》又称赞他贤德，这说明王猛本来名分是正当的。王猛本来名分正当，而《谷梁传》却说他篡位，为什么呢？蔡侯与吴子以及楚人在柏举作战，《谷梁传》叙述这件事说：“为什么不说是‘救’呢？因为‘救’是大义。”认为夷狄逐渐进犯，不可以与中国同等看待，这是荒谬的。狄人救援齐国，《谷梁传》认为功劳近而德行远，不仅值得称为“救”，还进称为“人”。难道吴国不如狄人吗？为什么赏罚如此偏颇呢。

吴国进入楚国。《谷梁传》说：“为什么不说是‘灭’呢？想要保存楚国。”不对。楚国实际上没有被灭，应当说“入”就可以了，难道是《春秋》本来就要保存它吗？况且凡是灭国，《春秋》未曾不保存它，难道唯独对楚国才保存吗？

五年丙申，季孙意如去世。按照《谷梁传》的体例，大夫不记日期去世，是表示厌恶。意如驱逐国君，可以说是恶劣了，为什么记日期去世呢？难道认为进入别人的国家，比驱逐自己的国君更严重吗？

七年，齐人抓住卫国使者北宫结来侵犯卫国。《谷梁传》说：“‘以’，是表示重视的辞语。卫人重视北宫结。”不对。抓住他的使者，攻打他的国家，文中加上“以”字就显现出来，不加上“以”字就不显现，这是事理本来如此，难道是表示重视吗？

八年，公从侵犯齐国回来。《谷梁传》说：“公出行，去时记时，回来记月，是回来时危险。去时记月，回来记时，是去时危险。去时记月，回来记月，是厌恶他。”不对。公出行，去时记时，回来记月，这就是文公十三年冬公去晋国，十四年正月公从晋国回来这种情况。当时公还没有到晋国，而卫侯在沓会见公，到了晋国得到国君结盟，结盟后返回，郑伯又在棐会见公，一次出行而三个国家归附，是最荣耀的了，为什么说回来时危险呢？至于去时记月，回来记时，这就是宣公十七年六月在断道结盟，秋公从结盟处回来这种情况。当时诸侯同心协力共同抵御外敌楚国，中原各国统一，没有其他变故，为什么说去时危险呢？至于去时记月，回来记月，这就是僖公四年正月侵犯蔡国，蔡国溃败，于是攻打楚国，八月公从攻打楚国回来这种情况。当时齐桓公主持诸侯事务，《谷梁传》认为齐桓公知道该侵犯谁，又说以攻打楚国回来，大举攻打楚国是最盛大的了，为什么说厌恶他呢？况且《谷梁传》想要说它危险，应当找到危险的状况；想要说它恶劣，应当指出恶劣的情形。现在说它危险，没有状况；说它恶劣，没有情形。设立空洞的文辞而没有实证，无法追究，这不是解释经书的方法。所以简略列举三件事来彰显它的不正确。

十年，公从颊谷回来。《谷梁传》说：“离开会盟不记回来，记回来是表示危险。”不对。往上最近八年公在瓦会见晋军，也记了回来，又有什么危险呢？况且按照《谷梁传》所说，颊谷之会，圣人辅佐，齐侯震惊恐惧，归还土地谢罪，齐国倒是危险了，鲁国有什么危险呢？又说：“为什么以地名记回来呢？表示危险。”也不对。两国会盟，回来都用地名，这是常例，为什么说危险呢？

十一年，宋公的弟弟辰以及仲佗、石彄从陈国进入萧地叛乱。《谷梁传》说：“辰没有失去他弟弟的身份。”不对。公子没有离开国家，而辰抛弃亲人出逃，勾结党羽作乱，认为他没有失去弟弟的身份，多么荒谬啊！

十三年，晋赵鞅回到晋国。《谷梁传》说：“说‘归’，是看重他把土地归还。”不对。假使赵鞅做了不义之事，即使归还土地，能免于贬斥吗？那么赵鞅得以说“归”，不是看重他归还土地，而是看重他忠信足以依靠。十四年，天王派石尚来归还祭肉。《谷梁传》说：“石尚想要在《春秋》上留下名字，劝谏说：‘周朝很久不在鲁国行礼了，请施行祭肉之礼。’”不知道石尚是想在孔子的《春秋》上留下名字呢，还是在鲁国的《春秋》上留下名字？如果是孔子的《春秋》，孔子这时还没有作《春秋》，石尚怎么能留下名字？如果是鲁国的《春秋》，王人到来就记载了，有什么值得荣耀的呢？凡是想要在《春秋》上留下名字的人，是因为有特殊功劳和异德，想要让后世看见。石尚有什么而想要留下名字呢？这大概是不对的。

哀公

二年，接纳卫国世子，《谷梁传》的说法不对，江熙的说法是对的。

四年，盗贼杀害蔡侯申。《谷梁传》说：“称盗贼杀害国君，是不以上下之道来对待。”不对。盗贼就是地位卑微的人，避讳称“人”，所以称“盗”。如果不以上下之道对待，为什么称“弑”呢？

五年闰月，安葬齐景公。《谷梁传》说：“不认为闰月正当。”不对。丧事以年计算的，不把闰月算在内；以月计算的，则把闰月算在内。安葬这件事，是以月计算的，把闰月算在内是适宜的，为什么说不正当呢？

六年，陈乞杀害他的国君荼。《谷梁传》说：“阳生名分正当，荼名分不正当。然而荼接受先君命令，阳生不接受先君命令。这样，阳生得罪了先君，荼才是他的国君。杀害先君所任命的人，这就是杀害他的国君了，又为什么说不用阳生做荼的国君呢？”假使先君废黜阳生是不义的，自然可以听任天子、霸主处理，现在竟然亲自杀害国君，《春秋》还掩饰他的罪过而归于陈乞，为什么呢？况且假使陈乞没有参与阳生的事，《春秋》又将强行把一个卿大夫加上杀害国君的罪名吗？总之，

译陈乞拥立阳生并杀害荼，这是可以推知的。

译鲁僖公七年，鲁军进入邾国，将邾国国君邾子益带回国。《谷梁传》说：“经文说‘来’，是表示将邾国视为外邦的措辞。”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春秋》褒扬善行、贬斥恶行，直接记载“进入邾国”，又说“带着邾子益来”，对于国君和亲人的过错毫不隐瞒，其中的道义已经充分表达了。难道因为一次过失，就因此将邾国国君视为外邦人吗？况且假如《春秋》不把邾国国君视为外邦人，那么应当说“带着邾子益归”吗？“归”字可以施用于他人，不能施用于自己；“来”字可以施用于自己，不能施用于他人。详细理解这里的用意，就可以明白《春秋》的文辞了。

鲁僖公十二年，孟子去世。《谷梁传》说：“经文不说‘夫人’，是避讳娶同姓女子。”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孟子就是孟姬，既然称她为孟子，这已经是避讳同姓了，不说“夫人”，难道也是避讳同姓吗？

鲁僖公十四年捕获麒麟，《谷梁传》说：“不说它‘来’，是不把麒麟视为外物；不说‘有’，是不让麒麟成为常有的东西。”这两种说法都不对。既然说是捕获麒麟，就不能说它“来”，也不能说“有”，这是记录史事的基本道理。有什么可说的呢？如果认为说它“来”就是把它视为外物，那么“季子来归”也是把它视为外物了；如果认为说“有”就是让它成为常有的东西，那么“大有年”（大丰收）也是让它成为常有的东西吗？所以固守一种解释而废弃其他百种解释，被称为拘泥于章句的儒生，离大道已经很远了。

春秋权衡卷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