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钦定四库全书 经部五

春秋经筌 春秋类

提要

【臣】等谨按：《春秋经筌》十六卷，宋代赵鹏飞撰写。赵鹏飞字企明，号木讷，绵州人。他的意图是认为解说《春秋》的人拘泥于《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这三部传注，各自坚守师承之说，大多丧失了圣人的本意，所以撰写了这本书，主张依据经文来解释经文。他在自序中说：“治学的人应当用没有传注的方式来阐明《春秋》，不可以用有传注的方式来探求《春秋》。在没有传注以前，圣人的本意在哪里呢？应当默然与心中的本意相契合。”又说：“三部传注固然不足以作为依据，然而以公正之心去评判它们，有时也能得到圣人的意旨。”那三部传注距离古代并不遥远，学者有所师承，其中经师衍生出的解说，逐渐丧失本意的，固然也有。然而如果一概加以删削去除，那么《春秋》所记载的人物，就无法核实他们的事迹；所记载的事迹，就无法核实相关的人物。就拿开篇一两件事来说：“元年春王正月”，不记载即位，其过失在于夫妇嫡庶之间。如果没有传文，即使是有穷究事理、格物致知的儒者，耗尽毕生精力，依据经文深入思考，也不能知道声子、仲子的事。“郑伯克段于鄢”，不说段是什么人，其过失在于母子兄弟之间。如果没有传文，即使是有穷究事理、格物致知的儒者，耗尽毕生精力，依据经文深入思考，也不能知道段是武姜的儿子、庄公的弟弟。那么舍弃传注来解说经文，谈何容易！啖助、赵匡攻驳三部传注，已经开启了异说的萌芽；到了孙复完全抛弃旧文，遂给《春秋》学家留下了无穷的弊端。蔡绦《铁围山丛谈》记载鹿溪生黄沇的说法说：“现在研究《春秋》的人，不探求圣人的志向，追随传注就议论鲁国的三桓、郑国的七穆，穷究经文就计算记载甲子的有多少、记载侵伐的凡几”等等。黄沇从陈瓘、黄庭坚那里学习，其传授尚有渊源，而持论已经如此，大概都是沿袭孙复的说法。赵鹏飞这本书，也是孙复的流派。其中最鄙陋的，竟然说经文记载成风，不知道她是庄公的妾、僖公的妾，将其付之阙疑。张尚瑗《三书折诸》讥讽他主观臆断地解说经文，不知道《左传》有成风事奉季友而归属僖公的事，不值一笑，颇为切中他的弊病。然而孙复喜欢持苛严的论调，赵鹏飞则颇想推原情理，他平允的地方也不可废弃。寸有所长，留存以备一说就可以了。乾隆四十三年六月恭校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春秋经筌序

蜀地在天的一方，士人在盛世，安于山林，只致力于穷究经义，白头也不停止，所以他们的著述往往深得经义，然而不轻易自我宣扬，而人们不知道，家中藏的书，又因国难而焚毁，实在令人慨叹。《春秋》在蜀地，尤其有传授，大概濂溪先生在合州做官，伊川先生被贬到涪州，金堂谢持正先生亲自从伊川先生那里受教，以阐明笔削的旨意，老师宿儒持守平时所讨论的，传授给弟子，虽然前有断烂朝报的毁谤，后有伪学的禁令，而坚守不变，所以熏陶浸染，所影响的范围很广，如冯公辅、朱万里、张习之、刘光远诸先生，都是一时人所尊崇的。我们同乡的木讷赵先生独自怀抱遗经，穷究探索，实在是倡导者。所著《诗故》、《经筌》二书，对圣经有很大功劳。《诗故》湮没不传，只有《经筌》独存。他的学说不出濂洛之学，而善于推原情理，不被传注所拘束，至于推见极隐秘的事理，使二百四十二年的事好像就在眼前，他的考订，大都有依据，经生学子窃取他的绪言来攀登科第的，接踵而至。唉！先生著书以造福后学，难道是为了这个吗？先民说“《春秋》是孔子的刑书，传注是案卷，经文是判决”，这种说法很高明。然而至当没有第二个，而三部传注说法不同，还难免引起疑惑。有能卓然不惑于好恶是非的私心，不迁就牵强附会的过失，先推原情理作为裁断的标准，得其情理，那么案卷可以判决，刑罚可以施用了。孔子作《春秋》，必定以人情为质，谁说在千多年之后探索，而不知道推原情理来概括事理呢？这是我深深品味这本书的原因。我和先生同乡，而且从先生的高足那里受经，常担心这本书不能散见于四方，谨在家塾刊印，与同志共享。读经的人如果能以濂洛胡文定的说法为主来探求大经大法的要领，又用这本书推原当世的人情而归于至理，推广并充实它，举而措之，以正谊明道为心，以拨乱反正为事，使我们夫子赏罚的公正不仅仅记载在空言中，尚且明白先生明经的明智。咸淳壬申年阳月朔，后学石泉青阳梦炎序。

春秋经筌序

木讷子作《经筌》，自叙其开头说：“鱼可以用筌来求，而经文不可以用筌来求。圣人的道寓于经文，如同天地日月不可以用形象来描绘，筌怎么足以局限它呢？大概我所说的筌，是心；求鱼所说的筌，是器具。道不可以用器具局限，而可以用心来求，求经文应当求圣人的心，这是我《经筌》之所以作的原因。然而圣人作经的心在哪里呢？”说：

译圣人驾驭天下的权柄，不过是威严与恩福罢了。二帝三王的道得以施行，那么所谓的威严与恩福，就表现为奖赏、惩罚、罢黜与升迁；我们孔夫子的道未能施行，那么所谓的威严与恩福，就表现为褒扬、贬抑、劝勉与惩戒。从他的奖赏与惩罚来看，贤能与不肖之人就像玉石一样分明。所以，即使只认识一个字的人，也知道罢黜四凶、举用十六位贤相、诛杀管叔蔡叔、兴起十位治乱之臣，是二帝三王的威严与恩福。至于孔子，则将这种权柄寄托于空言之中，褒扬以伸张忠臣的魂魄，贬抑以诛杀奸佞的灵魂，其意蕴体现在片言只字之间，其威严与恩福的作用与二帝三王相同，那么其中深奥的言辞和隐晦的意义，哪里可以随意揣测呢！所以五经很少有异说，而《春秋》却有很多不同的解释。孔子笔法一旦断绝，而《春秋》三传便鼎足而立，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刘向的《春秋别对》等，纷繁复杂地出现，几乎像打官司一样，后学之人该依从谁呢？等到何休、杜预的注解兴起，他们又各自维护自己的师说而不懂得经义，就像季氏的家臣，只知道有季氏而不知道有鲁国，这不能算是忠于师说。他们所学的内容，就有太官墨守成规的比喻；他们所不学的，就兴起卖饼的讥讽。各自怀有私意来维护自己的私学，互相持矛盾来争辩片言只语的胜负，这对圣经有什么益处呢！所以善于学习《春秋》的人，应当先平复自己的心，用经文来阐明经文，而不被异端所迷惑，那么褒贬自然就显现了。然而世间谈论的人，通常认为如果没有传注，经文就无法理解。唉！圣人创作经文之初，难道预料到后世会有三家为之作传吗？如果三传不创作，那么经文就无法明白吗？圣人寄托王道以昭示万世，难道故意制造不可理解的义理来欺骗后世吗？只是学者不深入探究其意，而追求快速获得，得到一家之学就认为足够了，而经文是否明白则不去过问。我曾经说，学者应当用没有传注的方式来理解《春秋》，不可以用有传注的方式来寻求《春秋》，认为在《春秋》没有传注之前，它的防范在哪里，应当默然与心中的防范相合。三传固然没有足够的依据，但如果公正地评价，也时常有符合圣人意图的地方。至于何休偏执地维护自己的学说，我没有看过。只有范甯比较公正，至于评论三家，则都指出了他们的过失。」说：「过失在于诬妄，过失在于世俗，过失在于短浅，不偏私于自己的学说。老师的过失，也跟随纠正，所以谷梁子的《传》，实际上依靠范甯很多。比如经文记载干时的战役，我军战败，赤说：『不避讳失败，是厌恶内部。』范甯知道这是妄说，纠正说：『仇敌没有可以相通的时候，厌恶内部的话，是传注的失误。』经文记载制作三军，赤说：『古代诸侯只有一军，制作三军，是不对的。』范甯知道这是疏漏，纠正说：『总说诸侯只有一军，又不是制度。』像这样的例子，大概有很多。所以我以为范甯的学问接近公正，而王通也说：『范甯有志于《春秋》。』我学习《春秋》，常常崇尚范甯的志向，本来愿意把经文当作靶子，把身体当作弓，把心当作箭，平心静气地射击，期望必定射中靶心，大雁野鸭在前面飞翔，也不眨眼。三传纷繁复杂的议论，怎么能扰乱我的心呢！希望有所得于经文，而不辜负圣人的志向。因为《春秋》，是公正天下的书，学者应当用公正天下的心来寻求它。」作《经筌》，左绵赵鹏飞作序。

译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经筌卷一 宋 赵鹏飞 撰

隐公

始隐

孔子曾说：“如果有人任用我，我大概会复兴东周吧？”这意思是要复兴西周。复兴西周的志向在当时无法实行，便寄托在《春秋》之中，所以说：“了解我的，大概只有《春秋》；怪罪我的，大概也只有《春秋》。”那么《春秋》就是中兴周王室的书。既然如此，为什么不从周孝公开始，不从周惠公开始，却从鲁隐公开始呢？因为《春秋》是为周王室而作，不是为鲁国而作。在周孝公的时代，正是周平王的初期，怎么知道平王不能兴衰拨乱，成为像西周宣王那样的人呢？起初他懈怠了；到了周惠公的时代，正是周平王的中期，怎么知道平王不能励精图治，整顿群弊，卓然成为贤明君主，像商朝的太甲那样呢？中期他也松懈了。起初懈怠，中期松懈，那么复兴西周的功业，还有什么指望呢！到了鲁隐公的时代，正是周平王的末年。平王末年，政治更加纲纪废弛，天下的混乱比从前更甚，而中兴的人才没有了。孔子于是哀悯悼惜衰败的时代而作《春秋》。《春秋》是修明中兴教化的书，所以从隐公开始。并非始于隐公，而是始于周平王的末年，是说周王室到了这个地步不可不中兴了。各位儒生不探究孔子的志向，妄指某一件事作为《春秋》的开始，这是用狭隘的眼光看待圣人，学者不要采纳这种观点。

不书即位

《春秋》的笔法，有不掩盖事实而显露寓意的，这种情况很多，而在记载“即位”与不记载“即位”之间，尤其明显。鲁国十二位国君，不记载即位的有四位，是隐公、庄公、闵公、僖公；记载即位的有八位，是桓公、文公、宣公、成公、襄公、昭公、定公、哀公。继承正统的不记载即位，这是正确的，而隐公并非继承正统也不记载即位；继承正统的记载即位，这是正确的，而桓公、宣公继承弑君者也记载即位，这就是所谓不掩盖事实。周惠公的正妻孟子，孟子去世后，没有嫡长子，隐公是声子的儿子，桓公是仲子的儿子，隐公和桓公都是庶出，那么隐公年长应当即位。惠公因为仲子手上有纹路，认为是鲁国夫人的奇异之处，称桓公为嫡子，这是邪僻的志向。隐公顺着这种邪僻的志向，也称桓公为嫡子而自己只是庶出，说：“桓公年长，我将把君位传给他。”所以在元年不敢举行即位典礼，自认为自己不应当即位，将要退让君位。圣人顺着他的志向而不掩盖事实，讥讽隐公不举行正规的即位典礼，从而萌生了寪氏之祸的隐患。至于文公、成公、襄公、昭公、定公、哀公，是继承正统的，记载即位，是常事罢了。而桓公弑杀隐公而自立，宣公杀害公子恶及公子视而自立，也记载即位，这也是顺着他们的志向，不掩盖事实，以诛讨他们的篡位行为。一种是不记载即位，两种是记载即位，都不掩盖事实，而罪恶自然显现。我由此知道《春秋》不是圣人不能修撰的。然而有人说定公从季氏手中接受国家，也记载即位，应当遵循桓公、宣公的例子。我认为定公并非篡位，他得到国家并非本意，不应当遵循桓公、宣公篡位即位的例子。如果定公遵循桓公、宣公的篡位，那么《春秋》的用法就没有轻重区别了。

元年春王正月

《春秋》的写作，有沿用旧史文字的，有出于圣人新意的。沿用史文，是为了保全一经的体例；出新意，是为了显示褒贬的方法。记载“元”、记载“春”，是沿用旧史。记载称太甲元年、太甲元祀，那么“一”称为“元”已经在太甲时出现；日中星鸟以定殷仲春，那么四季的区别大概始于尧，那么记载“元”、记载“春”在《春秋》中没有特别的义例，是鲁国史书记载的体例当然如此。只有记载“王”与不记载“王”，记载“正”与不记载“正”，是圣人的新意。在春季的正月，月份之上必定记载“王”，是用王法来端正天下。君主即位之初，不论有事无事都记载“王正月”。其余年份的事在二月，就记载“王二月”；事在三月，就记载“王三月”。只有事在季节，就记载“春”而不记载月份，不记载月份就不记载“王”，因为不可以虚写“春王月”【如五年春公矢鱼于棠】。所以没有月份而不记载“王”的，没有褒贬。十二位国君之中，只有桓公有月份而不记载“王”。有月份而不记载“王”，是桓公没有王法，其说法在桓公部分详细论述。至于记载“正月”的，事在正月就记载“正月”，事不在正月就不记载“正月”，事在季节就记载“春”而不记载月份。只有元年不论有事无事都记载“王正月”，是用王法来端正它。

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

天子失去信用，就不能使天下信服；诸侯失去信用，就不能保有他的国家；尊贵的卿大夫，低贱的士庶人，不根本于信用，就无法立足于天地之间。隐公，是拥有千辆兵车的君主，对内怀疑他的附庸，对外怀疑他的邻国，对远方怀疑外族，怎么能治理国家呢？邾仪父，是附庸国，首先与他结盟；宋国，是邻国，接着与他结盟；戎人，是远方的人，也与他结盟，那么隐公的不自信而怀疑别人也太严重了。《春秋》之初，圣人首先记载结盟，结盟，是记录不信任。况且元年与邾国结盟，而七年鲁公攻打邾国；与宋国结盟，而十年翚攻打宋国；二年与戎人结盟，而七年凡伯来我国聘问，而戎人攻打他，那么结盟果真可以依靠吗？所以《春秋》记载结盟，凡是用来讥讽他们不守信用的。然而歃血立誓祈求神灵，以期望边境的安宁，不还是比干戈相向，以仇兵毒害百姓要好一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