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经筌卷四　　　　　宋　赵鹏飞　撰

译庄公十七年春天，齐国人俘虏了郑国的詹。

用“人”来称呼齐国并记载其“执”（俘虏）的行为，表明这不是霸主合法的讨伐；而郑詹不记载其氏族，大概是因为他有罪。讨伐有罪之人却不是霸主合法的讨伐，为什么呢？因为齐国没有将他押解回周天子所在的京师。然而郑詹的罪行无法详细考证。《左传》认为郑詹没有去朝见齐桓公，而且在冬天于幽地设防，春天就追究他不朝见的罪责吗？这没有道理。如果不是这样，齐国既然以讨伐罪名为由要求郑国朝见，那么俘虏郑詹又有什么好处呢？《公羊传》和《谷梁传》认为郑詹是奸佞之人，这种情况是有的，但它们的说法并没有阐明真相。总之，郑国自从忽、突两位君主争夺君位以来，两位君主出入宫廷互相避让，就像住在旅店一样；而臣子们早上把一方当作仇敌，晚上又把另一方当作君主，君主的地位如同下棋一样变幻不定，而臣子的地位却像磐石一样稳固，他们见利忘义，背叛君主去侍奉仇敌，从祭仲以下都是如此。像郑詹这样的人，必定是祭仲一党无疑，那么齐国俘虏他算是抓住了他的罪证。然而齐桓公既然已是霸主，就应当将郑詹押解回京师听候天子的命令，现在却自行处置，这就是史书用“人”来称呼齐国、不能将其视为霸主合法讨伐的原因。

夏天，齐国人在遂地被歼灭。

天子的军队，是为了正义而兴起的，诛杀其君主而安抚其百姓，百姓会非常喜悦。现在齐国灭掉了遂国，派军队驻守，遂国人难道真的会心悦诚服吗？如果不顺服却用军队驻守，而且遂国人无所畏惧，趁齐军空虚而将其全部歼灭。唉！我到现在才知道不义的事情果然不可为。不义而强大，连愚昧的百姓都有不服的，何况君子呢！遂国的君主被灭了，但区区百姓敢抗拒齐国并歼灭其驻军，如果遂国的君主还在，他会肯归属并侍奉齐国吗？遂国君主不知是谁，看他能以道义赢得民心，可以推测他是君子。齐桓公灭遂，在这里算是错误的举动。圣人在记载齐国灭遂时用“人”字，而在记载遂人歼灭齐军时用“歼”字，以齐国人自取灭亡为文辞，那么他推崇遂人的道义是很明显的了。遂人在这里，也足以报其君主的仇吗？然而齐桓公此举，对霸主事业的损害很大，君子大概为此替桓公感到惋惜。

秋天，郑詹从齐国逃到鲁国。

“逃”的意思是流窜，是责备郑詹的措辞，与郑伯逃归的意义相同。然而郑詹不是逃回本国而是逃到鲁国，那么他是郑国的罪人就很清楚了。被郑国厌恶，得罪了齐国，逃奔到鲁国，而鲁国接纳了他，这是鲁国成为了逃亡者的庇护主，我私下为鲁国感到担忧。齐国、郑国不对鲁国动武，已经是幸运的了。

冬天，麋鹿很多。

麋鹿，是一种野兽。《周礼·兽人》记载“夏天进献麋鹿”，《月令》记载“仲冬麋鹿角脱落”，都是指这种动物。从来没有出现过而出现了叫做“有”，“有”就是这种情况；曾经有过而数量多叫做“多”，“多麋”就是这种情况。“有”是因为出现而视为异常，麋鹿因为数量多而视为异常，都是记载异常现象。杜预认为麋鹿多就会危害五谷，并且成为灾害。麋鹿不是吃五谷的动物，怀疑杜预把麋鹿当作草了，这是不对的。

庄公十八年春天，周王三月，发生日食。

夏天，鲁庄公在济水以西追击戎人。

鲁国有戎人的祸患，不是一天两天了。伯禽刚建国之初，就不免发动《费誓》那样的战争。自从进入春秋时期，隐公、桓公都防备并与戎人结盟，大概是担心他们成为边境的祸患，那么戎人在鲁国边境，不可有一天不防备。庄公不整顿军备，戎人来袭就像进入无人之境，边境的官吏在哪里呢？等他们走了再去追击，有什么好处呢？《春秋》记载“追”的情况有三处：齐国人侵犯我国西部边境，庄公追击齐军到酅地，没有追上。齐国记载为“侵”，知道他们是侵犯；戎人不记载为“伐”，是因为没有察觉他们的到来。没有察觉到来袭就去追击，说明军备空虚了。

秋天，有蜮。

蜮含沙射人，大概是很微小的生物，而圣人记载它，是为了记录这种异常现象。蜮虽然微小，必定有某种原因感召它。观察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君主的德行不可有丝毫亏损。稍有亏损，异常现象就会感召而来，圣人不因为微小而不记载，是想让君主谨慎对待所感召的事物。

冬天，十月。

庄公十九年春天，周王正月。

夏天，四月。

秋天，公子结送陈国的陪嫁女子到鄄地，于是与齐侯、宋公结盟。

可以变通而不通晓变通，君子称之为固执；可以守正而不中正，君子称之为专断。通晓变通和守正的意义，那么在处理突发事情时就不会有失误了。像公子结，我不保证他通晓变通和守正的意义。送陈国的陪嫁女子，是君主的命令；与齐、宋结盟，不是君主的命令。不是君主的命令但对国家有利，专断是可以的，这是变通；不是君主的命令且对国家不利，那么专断，能不招致祸患吗？应当守正而不坚守正道，反而因变通而惹事。秋天与齐、宋结盟，而冬天招致三国军队入侵，那么今天的结盟果然对国家有利吗？况且鄄地是卫国领土，齐、宋两位君主为什么来到鄄地呢？齐桓公召集诸侯，必定在宋、卫之间会盟，因为四方诸侯前来，路程相等。所以葵丘、贯泽都是宋地，首止及咸都是卫地。齐桓公的霸主地位，曾经在鄄地两次会盟，现在将要再次在此召集诸侯。公子结去陈国，向卫国借道，正好遇到这次会盟，于是与两位君主结盟。他的意思大概认为一举两得：一是送陈国的陪嫁女子，二是与霸主结盟，而不知道他以大夫身份对抗霸主于国内，真的有利吗？然而公子遂在阳谷会见齐侯，齐侯没有与他结盟，而公子结专断行事，齐桓公却与他结盟，为什么呢？公子结必定有欺骗齐侯的地方。他对齐侯说的话，必定不说“我是送陈国陪嫁女子的”，必定说“我是代表君主来会盟的”。大概在此之前伐宋的战役，以及鄄地的会盟，都是单伯去会盟而庄公没有去。齐桓公也把公子结当作单伯一类的人，于是与他结盟。结盟后知道他是送陈国陪嫁女子，不是为会盟而来，于是愤怒而有西鄙的征伐。然而齐、宋前来征伐，是因为他专断，责备他欺骗，而陈

译也给予他，为什么呢？这尤其足以看出季结的两方面都失当了。季结与齐、宋结盟，不说这是为了送陈国的媵女；季结到达陈国，也不说这是为了与齐、宋结盟。两方面都编造谎言来欺骗他们，等到一次失败，两件事的真相都暴露了，所以齐、宋、陈三国都怨恨鲁国，这大概就是陈国也跟随一起来讨伐鲁国的原因吧？季结的罪过大概多得杀不完。而解说者只看到他记载为“公子”而没有去掉他的族氏，因此认为这是褒扬，说：“齐、宋谋划讨伐鲁国，季结在路上遇到他们并与他们结盟，以此来消除纷争。”况且宋、齐曾经共同参加过幽地的盟会，现在有什么嫌隙要去讨伐鲁国呢？如果说是为了讨伐郑詹的到来，鲁国已经过了一年，郑詹是生是死，无法得知。既然跨越了四季都不去追究，到现在还有什么可讨伐的呢？如果说是讨伐郑詹，那么胁迫郑国前来就可以了，宋国为什么要参与呢？况且盟约刚订立不久，三国军队都迅速逼近鲁国，还能消除什么纷争呢？公子遂前往京师，于是前往晋国；季孙宿救援台地，于是进入郓地，这些都是顺承前事的行为，都没有去掉族氏，难道都可以认为是褒扬吗？自从鲁庄公以后，鲁国的大夫大多不去掉族氏，这是为了彰显三桓势力扩张的根源。公子庆父弑君作乱而逃亡，尚且没有去掉族氏，还何必问季结呢？然而君子考察事情的善恶，褒贬自然明白，不能拘泥于去掉族氏或记载族氏的体例。

译夫人姜氏前往莒国。

姜氏前往齐国，尚且可以说是回到父母之国，前往莒国又是为了什么呢？这是淫乱奔逃到了极点。因为庄公还在，所以不予责备，史书这样记载，也是用来表明齐桓公不能约束她，这是作为霸主的一个累赘。

冬天，齐国人、宋国人、陈国人攻打我国西部边境。

这是为了讨伐公子结的抗拒和欺骗。欺骗与抗拒，小人尚且愤恨，何况是邻国呢？何况是霸主呢？如果放过而不讨伐，就会开启奸邪、招致侮辱，败坏霸业。三国都称“人”，是因为将领地位低、军队少，只是问罪而已，并不致力于战胜鲁国。刘敞认为齐国和宋国在鄄地设防，谋划攻打鲁国，公子结与他们结盟，从而使鲁国免遭灾难。看今天西部边境的讨伐，鲁国的灾难果真免除了吗？大概是被史书称“公子”的体例所迷惑，而没有探究事情的始末。

二十年春天，周历二月，夫人姜氏前往莒国。

文姜这时大概头发已经花白了，死亡的日子不远，却仍然淫乱奔逃不止。禽兽不加以屠戮就无法禁止其撕咬吞噬，她能死，已经是侥幸了。

夏天，齐国发生大火灾。

人为的火叫“火”，天降的火叫“灾”。齐国发生大火灾，为什么要记载？因为鲁国前去吊唁。前些日子齐国攻打我国西部边境，为什么还要前去吊唁？因为我国服罪了，这是公子结的过错。大火灾非常严重，宫殿宗庙、马厩仓库都烧毁了，能不吊唁吗？记载这件事，是为了表明齐桓公的霸业，德行不足而招致天怒。

秋天七月。

冬天，齐国人攻打戎族。

戎族有两个，有山戎，有戎。山戎就是北戎，远离中原，是舜帝营州之地、〇竹国。戎介于中原之间，在曹、卫、鲁之间，是隐公和桓公所结盟的对象，以及攻打凡伯、侵犯曹国的，都是这个戎族。这个戎族的祸患尤其接近，是霸主讨伐应当首先考虑的。之所以看重霸主，是因为他能遵循简册记载、抵御王室的愤怒，从而消除天下的祸患。戎族的祸患近在邻国，齐桓公能不讨伐吗？桓公即位以来，大概十年之内，只是讨伐叛乱、平定二国来确立自己的桓公地位而已，戎族大概从未过问。到这时才开始讨伐，也足以看出他在消除祸患上的迟缓。讨伐戎族，是霸主的讨伐，而圣人记载称“人”，责备其迟缓是可以知道的。

二十一年春天，周历正月。

夏天五月辛酉日，郑伯突去世。

秋天七月戊戌日，夫人姜氏去世。

冬天十二月，安葬郑厉公。

郑突篡夺忽的位置而进入栎地，后来终于回到郑国，而圣人不记载“归”，解说的人认为是不向鲁国报丧，这是不对的。他进入栎地时，鲁国确实接纳了他，难道他回到郑国却不报丧吗？圣人不记载他“归”，是不认可他拥有郑国。到这时去世和安葬都记载为“郑伯”，就知道他最终得到了郑国。其间庄公四年的垂地相遇、十四年的鄄地会盟，都是突，不是子仪。突当时大概在栎地，实际上并未得到郑国，而圣人以“郑伯”记载他，是认可他的世系统绪。突篡位却与世系统绪相连，怎么办？名义上给予他而实际上诛杀他，以此来深究他篡位的罪行。现在突死了，继承世系统绪的是突的儿子，难道可以不给予突世系统绪吗？有人把垂地相遇、鄄地会盟认为是子仪，这是死板的方法，不是《春秋》的做法。

二十二年春天，周历正月，施行大赦。

癸丑日，安葬我国小君文姜。

“肆”是赦免，“眚”是过错，赦免大过错。〇陶说：“宽恕过错没有大小之分，惩罚故意犯罪没有轻微之别。”现在大过错都列举出来予以赦免，施行大赦，有人认为是僭越天子，所以记载“大”。如果这样，那就应当记载为“大肆眚”了，怎么能说“肆大眚”呢？不观察文辞的顺逆，而诬陷人僭越，非常不合道义。那么“肆大眚”是认可的吗？回答说：“认可。”况且人本来就不能没有过错，有过错而能改正，没有比这更好的了。过错即使是禹、汤也不能避免，而要求普通人没有过错，可以吗？有过错就杀他，那么即使想改过自新，也没有途径了。所以《易经》说：“赦免过错，宽恕罪过。”《尚书》说：“灾祸过错，施行大赦。”这也是治理天下的常法，只是要看过错与故意的区别罢了。故意，是心里想要做这种恶事；过错，不是心里想要做恶，只是误犯而已。所以说：“宽恕过错没有大小之分”，是赦免误犯；“惩罚故意没有轻微之别”，是诛杀其心。那么虞舜的制度，诸侯也可以使用吗？回答说：“舜的赦免，是赦免天下，是威福的权力；诸侯的赦免，是赦免一国，是听讼的法律。”从前成王命令康叔说：“有罪行小的，却不可不杀；有大罪但不是始终如此，只是灾祸过错恰好如此，已经穷尽了他的罪过，这时就不可杀。”罪行小但是故意，就不可不杀，这说明诸侯也可以施行大赦。难道康叔可以施行大赦，而鲁国周公的后代反而不可以施行大赦吗？然而十二公之中，只有这一次记载，那么其他公都没有宽恕过错，过错和故意都杀了，而庄公宽恕了他的大过错而施行大赦，这也是《春秋》中的美事，圣人怎么能不记载呢！解说的人认为文姜的罪恶，不赦免就不能安葬，所以施行大赦后才安葬她。文姜的罪恶，熏炙天地，在齐、莒之间淫乱奔逃，往返如织，活着的时候尚且不治，现在死了，反而要等待赦免才能安葬吗？如果不赦免而安葬，当时的周王、霸主、四邻诸侯会发掘她的坟墓而暴露她的尸体吗？没有这样的道理。况且文姜的罪行与齐襄公相等，齐襄公在世时，九伐之法不行；齐襄公死后，尚且能以礼安葬，而文姜哪里值得治罪呢？何况儿子哪有赦免母亲的道理呢？有人又认为是向天王请求而天王施行大赦，如果这样，那么经文应当记载“天王大肆眚”，现在说“肆大眚”，辞句直接出自鲁国，天王有什么关系呢？这些都是寻求其义而不得，胡乱牵强附会

译却根据经文而穿凿附会地提出这种说法，不知道“肆大眚”恰好位于文姜去世与下葬之间，并非依据上下尊卑的礼义而设立的文辞。

译陈国人杀了他们的公子御寇。

葵丘之盟的禁令说：“不要擅自杀害大夫。”那么当时诸侯大概都擅自杀害大夫了。古代大夫由天子任命，如果有罪，就听从天子的命令。春秋时期诸侯的大夫自己任命自己，又自己杀害他们，这种专断太严重了。《春秋》记载杀大夫的事有四十七次，都是记载他们专断的行为。然而就具体事情来说，被杀的人有罪无罪，不能没有区别。所以凡是杀世子、母弟，直书国君的名字，是强调他们断绝亲情；杀有罪的人，称“人”，表示国人大家都想杀他；杀无罪的人，称国名，表示国君私自杀害他。有人说：杀大夫，是举出他尊贵的称呼；杀公子，是举出他亲近的称呼。杀而称名，是得到了那个人，得到了他的罪责；称大夫而不称名，是没有得到那个人，没有得到他的罪责。这些凡例如此，而罪责的轻重、情状的深浅就可以看出来了，不能只凭凡例来推求。陈国人杀了他们的公子御寇，书“人”来杀，是杀有罪的人。然而公子是陈侯的儿子，父亲杀儿子，父子之恩断绝了。然而御寇不孝而自取杀身，使父亲陷入不慈的境地，大概是有三方面的讥讽。

夏季五月

《春秋》没有用仲月作为一季开头的，可能是“五”字错了，或者是“月”字下面脱漏了“事”字。

秋季七月丙申，在防地与齐国高傒结盟。

重新与齐国通好，并且谋求防地。以前被齐国断绝关系，是因为公子结的对抗；今天重新与齐国通好，也是安然接受高傒的对抗。对抗是相同的，然而公子结的对抗，有西鄙的征伐；而高傒的对抗，鲁国因此求得防地。齐国因此愤怒，鲁国因此欢喜，强弱曲直，大概已经判然分明了。齐国的不义，杀了鲁庄公的父亲而胁迫他的儿子；鲁庄公的不孝，忍心对待杀父之仇而娶仇人之女。那么防地的盟约，鲁庄公的耻辱不是很深吗？所以隐去鲁庄公而不记载。然而忍心对待杀父之仇，接受高傒的对抗，向齐国求什么呢？只求防地罢了。仇敌与美色哪个重要？父亲与妻子哪个亲近？鲁庄公看重美色而轻视仇敌，想娶妻而忘记父亲，那么鲁庄公的耻辱，是自取的，甘心接受他的对抗，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冬季，鲁庄公到齐国纳币。

杀父之仇不报，母亲的丧期未满，却向齐国谋求防地，是不孝。纳采不亲自去，而鲁庄公亲自去，是不合礼。虽然孝与礼，圣人不用来要求禽兽，而《春秋》垂示万世的典范，不是为鲁庄公设立的，是为了万世重视父子之亲，垂示婚姻之教，因为不孝而达到孝，因为非礼而达到礼，这是《春秋》的用意。

二十三年春季，鲁庄公从齐国回来。

忍心对待仇敌而谋求防地，冒着丧期纳币，现在回来了，我不知道用什么言辞来举行饮至礼以纪念防地的功勋呢！

祭叔来聘问。

孙云说：“周大夫祭采地。”刘云说：“祭邑，天子之下大夫是必使之，则其不称使，不予使也。下大夫无臣，虽有臣，犹不外交也。”祭叔，是王畿内的诸侯。聘问，是大夫的事，而诸侯亲自去可以吗？祭叔假借王命，托聘问为名，而私下与鲁国交往，其实不是聘问。聘问必书“天王使”，而这里不书“使”，不是王命，诸侯不自聘，是假借王命。祭叔大概自以为有所凭借而来，足以逃避私交的罪责了，而不知道《春秋》不书“天王使”，则不仅暴露他私交的罪责，而且兼受欺君的诛责。齐国高子来盟，不是君命，所以不书“齐侯使”，而见专盟之意；祭叔来聘，不是王命，所以不书“天王使”，而见专聘之罪。然而盟有善否，大夫专断，或许还可以；聘岂是王臣所能专断的吗？聘问，是传达命令的言辞，没有命令而传达，是欺骗人。内以欺君，外以罔人，祭叔的罪责大概重于祭伯之称来聘了。

夏季，鲁庄公到齐国观社，鲁庄公从齐国回来。

鲁庄公的无耻太严重了！子同生于今三十六年，那么鲁庄公的婚姻固失时矣。徒以父杀于外，母淫于内，诸侯所不齿，非忍雠而防，天下无与为匹者，故忍而防于齐。齐既许防，而母丧未除，庄公之心，葢可料矣。故前年如齐纳币，今年如齐观社。社何足观哉？托观社而如齐也。谷梁以为尸女，葢照其肺肝矣。君子耻言之，吾因谷梁之言，聊发其隠情而已耳。

荆人来聘【是年楚成王即位】

朝聘不是荆人所能参与的，明堂位四裔来朝，都位之国门之外，四塞世告至，周礼亦云蕃服世一见，掌客掌賔客之牢礼，诸侯士大夫皆有饩，典命掌诸侯之仪，五等之君及其大夫皆有车服礼仪之数，而独不及蕃服，其来也，行人制其出入，其至也，象胥制其言语，先王所以谨中外之防，至深且逺也。况楚人佳兵乐祸，乃其天性，故商颂之美武丁，则曰「奋伐荆楚」，鲁颂之美周公，则曰「荆舒是惩」，盖世乱怙终，虽四塞世告至，蕃服世一见之制，亦曾未有与焉。今即幸而賔服，天子大朝防引而进之守燎之列可矣，况乎其不能也。春秋之世，荆楚日彊，圣人葢忧之，入郑伐郑，骎骎然其患深矣。今率然而聘鲁，说者以为进之，圣人岂乐其

译难道是僭越了聘问的礼仪吗？对此担忧得更加严重了。况且从楚国到鲁国，根据职方氏的记载来考察，将近两千里，他们仰慕鲁国什么而前来呢？大概是借聘问之机来窥探中原各国罢了。计算道路的远近，经历山川的险阻与平坦，在诸侯中观察其强弱，在边境上察知其防备情况，他们的谋划有不可预测之处，而解说者认为他们放弃武力而使用礼仪值得嘉奖，却不知道礼仪出自中原，楚人哪里懂得礼仪？假借礼仪作为谋略，君子不可不仔细审察。先前讨伐郑国时记载为“荆”，而今天来聘问时记载为“人”，或许是不考究其文字，因此认为这是进升。况且如果直接记载“荆来聘”，就好像举国都来了，在文辞上不顺，而且楚国大夫的名氏又未与中原相通，所以加上“人”字以成全文辞。不然的话，二十八年楚国讨伐郑国，为什么又记载为“荆”呢？僖公十四年狄人侵犯郑国，记载为“狄”，到十八年邢人、狄人讨伐卫国，记载为“人”，二十四年狄人讨伐郑国，又记载为“狄”，难道是讨伐卫国时记载为“人”就是进升吗？大概是因为与邢人一同行动，不能说“邢人狄伐卫”，文辞有逆顺之分，圣人起初并不以此作为褒贬，学者应当深入思考。

译鲁庄公与齐桓公在谷地相遇，萧叔来朝见庄公。

自己行为不逾越礼制，然后才可以要求别人遵守礼制。自己既然行为不正，那么别人必定会以不正之道对待我，这是必然的道理。庄公既然向齐国请求防邑，那么在六礼的执行过程中，本应有大夫参与，而庄公却全都亲自去做，往返频繁如织，严重违背了礼制。而齐桓公也没有理由拒绝他，为什么呢？桓公宫中有女市、女庐七百，宠爱的妾室如同夫人般的有六人，怎么能指责鲁侯像鳏夫一样出入齐国边境而感到无耻呢？所以想见面就见面，想结盟就结盟，受到侮辱却不觉得羞愧，这是齐国自取其辱。萧叔是微小的附庸国，他朝见鲁国，是礼制所应当的。鲁国有宗庙社稷需要守护，并不是亡国后在外谋生。不等待庄公到达就来朝见，趁着庄公在谷地而迎上前去朝见，这非常不合礼制。而庄公也安然接受而没有愤怒之心，为什么呢？庄公对于齐国，是杀父之仇。忍受杀父之仇而向齐国请求防邑，而且还没有完成礼制，却早晚驱驰于齐国边境。解说的人大概认为这是陈佗那样的行为，那么他受到萧叔的侮辱，而接受萧叔草率的朝见，也就不足为怪了。孔子说：“人必定先自我侮辱，然后别人才侮辱他。”像齐国的桓公、鲁国的庄公，都是自我侮辱的人。等到被别人侮辱，也就敞开胸怀接受，还有什么可推辞的呢？圣人记载谷地的相遇、萧叔的朝见，以此表明君子要求自己不可以不严格。

秋天，给桓公庙的柱子涂上丹漆。

庄公忍受杀父之仇而向齐国请求防邑，内心有所不安。现在母亲丧期已满，将除去丧服而到齐国迎娶新娘。如果桓公有灵，这请求防邑的罪责就不轻了。所以庄公想用丹漆的装饰来讨好先君，秋天给柱子涂丹漆，春天给椽子刻花纹，以此来取悦他在九泉之下的灵魂。不然的话，五座宗庙都有宫室，为什么唯独给桓公庙涂丹漆刻花纹呢？唉！他的计谋大概既迂腐又荒诞。内心残忍而外表装饰，还怎么能算是孝呢？内心不孝而对外施加非礼的行为，得罪先君更加严重了。解说的人认为这是为了向齐国女子夸耀，况且姜氏进入鲁国不敢在宗庙露面，还有什么可夸耀的呢？礼制规定，山节藻棁，复庙重檐，刮楹达乡，是天子宫庙的装饰。

冬十一月，曹伯射姑去世。

十二月甲寅日，庄公在防地会见齐桓公，在扈地结盟。

这是告知婚期，告知婚期而结盟，是担心对方不守信。告知婚期，是大夫的事情，而庄公亲自去做；告知婚期，是防邑姻亲的常事，而齐桓公结盟，内外都违背礼制。

二十四年，春，周历正月，给桓公庙的椽子刻花纹。

意义与涂丹楹相同。

安葬曹庄公。

夏天，庄公到齐国迎娶新娘，秋天，庄公从齐国回来。八月丁丑日，夫人姜氏进入鲁国。智谋术数接近于欺诈，而君子有时不废弃它，是因为暂时借用来成就正道。只有君臣父子之间，不可以加智谋术数于其间。侍奉君主而崇尚智谋术数，是天下的大奸臣；侍奉父亲而崇尚智谋术数，是天下的大不孝。庄公在君臣父子之间，智谋术数无所不用，而不忠不孝的罪过更加明显。元年为周天子在齐国请求防邑，这是杀父之仇，不凭真情实意向周天子辞命，却用权术在外面筑馆。对内好像不接触仇人，对外好像顺从周天子的命令，却不知道成全了周天子不正确的命令，导致王姬长期居住在外，他的罪恶还怎么能掩盖呢？这是想用智谋作为忠诚，而陷入大不忠。现在既然忍受杀父之仇而请求防邑，而且亲自到齐国纳币，到齐国迎娶新娘，于是给桓公庙的柱子涂丹漆，给桓公庙的椽子刻花纹，以此来讨好先君。等到迎娶新娘返回，庄公不与姜氏同时到达，是因为难以在宗庙报告。七月庄公回来，八月姜氏进入。庄公回来，史书记载“至”；而姜氏进入，不记载“至”。姜氏本来就不可以在宗庙露面，而庄公的到达，我不知道他用什么言辞向宗庙报告。况且庄公出发时，已经以迎娶媳妇为由告知；等他到达时，我猜想他必定矫饰举动而妄自向宗庙报告。不然，怎么不与姜氏同时到达呢？昭公娶吴国女子，称为吴孟子，那么庄公到达时，我不相信他会以姜氏为由向宗庙报告。庄公的智谋术数，在这里穷尽而不孝的罪过更加暴露而无法掩盖。《尚书》说：“修德行善，心安逸而日日美好；弄虚作假，心劳苦而日日拙劣。”像庄公这样的人，可以说是心劳苦而拙劣的。圣人各自根据事实记载，而庄公不孝的罪过无法逃脱笔端，我因此知道君臣父子之间，果然不崇尚智谋术数。

戊寅日，大夫和宗妇私下相见使用玉帛。

礼制，是天下的公器，而私下相见是私下的名称。借用公器而使用它，庄公的情状可见了。哀姜，是仇敌的女儿，庄公不敢让她在宗庙露面。诸侯娶元妃以供奉祭祀，现在娶媳妇而不在宗庙露面，究竟是为了什么呢？这是重色轻礼。不能以礼事奉上级，那么怎么要求下级遵守礼制呢？现在大夫和宗妇私下相见使用玉帛，对于礼制不是过分了吗？薄待上级而厚待下级，庄公怎么能安心呢？庄公的心，大概说：“我只是私下相见，不以公事相见，那么对外不负宗庙，对内不负夫人。”却不知道他内外都失去了。俗话说：“私下相见，和乐的样子。”那么私下相见，不是下级见上级的礼制，是闲适时私下相见。所以说：“朝觐，大夫的私下相见，不合礼制。不敢私下相见，所以表示恭敬。”以私下相见而见面，那么不如不见，何况又使用玉帛呢？况且三匹帛、两只活牲、一只死牲，是男子的见面礼；榛、栗、枣、干肉，是女子的见面礼。以私下相见而使用公礼，以女子而奉送男子的见面礼，庄公大概认为私下相见在礼制上较轻，所以加重见面礼以

译去见了他，公的志向已经荒废了。遵守礼制则内心有所不安，使用权术则智谋有所不周，颠倒错乱，没有一处是正确的，大概无法逃脱君子的嘲笑。大夫和宗妇，是同宗大夫的妻子，不可拆分为二，难道有男女都去见他的情况吗？《谷梁传》的说法是不对的。

译大水

冬天，戎国侵犯曹国。曹羁出逃到陈国。赤回到曹国。

关于曹羁和赤的事情，左氏没有记载。凡是涉及大夫出奔或回国、公子争夺国家、兄弟父子嫡庶之辨别的，只有左氏记载得最详细，唯独对曹羁和赤的事没有传记，这就是引起两传争论纷纷的原因。用《史记·世家》来考证，庄公去世，僖公夷即位，也没有记载曹羁和赤出奔和回国的事情。怀疑赤就是僖公夷，是因为“夷”字与“赤”字相似而写错了。然而治学者应当用经文来印证经文，不可以用传文来印证经文。用经文来考证，这与桓公十一年“宋人执祭仲，突回到郑国，郑忽出逃到卫国”非常相似。郑庄公去世，忽在守丧；曹庄公去世，羁也在守丧。忽和羁都应当称“子”却没有称“子”，是不承认他们是国君。突凭借宋国而进入，赤凭借戎国而进入，都是从外面进入篡位，所以突不连属郑国，赤不连属曹国。只是突先进入而忽出逃，羁先出逃而赤进入，出逃和进入有先后，但事情是一样的，君子没有什么可怀疑的。然而曹国和郑国的事相同，从情理上考察，曹羁和赤的罪过应当比忽和突重一等。况且宋人执拿祭仲来控制郑国的命运，以宋国来说比郑国强，以祭仲来说比忽强。忽外部被宋国逼迫，内部被祭仲逼迫，势力不能保有郑国而出逃，还可以说得过去。现在戎国侵犯曹国，还没有进入城郭，曹羁就抛弃国家出逃，太不孝了。突凭借宋国的亲近，借助宋国而进入，还算中原国家；赤借助戎国而进入，与自己有什么亲近？竟然召引戎人进入而残害中原国家，他的罪过难道可以尽数惩罚吗！然而圣人书写史事的笔法对忽和突没有区别，大概是因为曹羁被斥名而不称“子”，对赤将其视为外人不连属曹国，法度也没有再能加重的了。治学者应当观察宋国与戎国的强弱而加重或减轻评价，这就是《春秋》对后世治学者的期望，治学者怎么能不深入探求呢？两传把曹羁当作大夫，把郭公当作赤，错误太严重了，大概不值得辩驳。

郭公

这是缺文或者错字，前代儒者都援引郭国灭亡的事情来证实它，说：“齐桓公问：‘郭国为什么灭亡？’父老回答说因为喜欢善人却不能任用，厌恶恶人却不能除去，所以灭亡。”这件事与当时的情况确实相近，但不能立即就认为是事实。如果不是郭公下面缺了文字，那么“公”字就是错字。

二十五年春天，陈侯派遣女叔来聘问。

庄公即位到现在二十五年了，而诸侯没有来鲁国聘问的，是轻视庄公不值得交往吗？如果不得已，顺从霸主的命令，那么只是共同在防地会盟罢了，未曾互相盟誓互相聘问。现在既然在齐国的防地会盟，陈国人害怕他胁迫霸主而报复西鄙的战事，于是派遣女叔来聘问，大概也是不得已。然而聘问很少记载名字的，而女叔却记载了名字，为什么呢？女叔的名一定是叔，有贤德的品行，在陈国是贤大夫，不是为了来聘问而褒奖他。那么怎么知道他贤德呢？回答说：“不了解那个人，就看他的朋友。”公子季友是贤人，女叔确实与他为友。春天来聘问，冬天公子友到陈国回报聘问；等到最后，季友又到陈国参加他的葬礼。只有贤人结交贤人，我因为公子友而知道女叔的贤德。

夏天五月癸丑日，卫侯朔去世。

六月辛未日初一，发生日食，击鼓、在社坛使用牺牲。

《书》说：“于是季秋月的初一，日月不在房宿会合，乐师击鼓，啬夫奔驰。”《周官》说鼓人救助日月，就告诉君王击鼓。传文说：“日食，天子在朝廷击鼓，诸侯在社坛使用币帛。在朝廷击鼓，是为了使用阳气。”《春秋》记载“日食，击鼓、在社坛使用牺牲”的有三处，庄公两处，文公一处，都彰显他们僭越天子，而且不合礼。击鼓应当在朝廷，不应当在社坛；应当使用币帛，不应当使用牺牲。然而日食有三十六次，只有这三处记载“击鼓、使用牺牲”，为什么呢？符合礼的不记载，违背礼的然后才记载。

伯姬嫁给杞国。

说“归”，不说“逆”。杞侯亲自去迎接，为什么不记载？“杞侯来迎接，是常事不记载。”

秋天大水，在社坛和城门击鼓并使用牺牲。

古代救助日月，没有救助水灾的礼仪。传文说：“不是日月的灾异，不击鼓。”那么大水就没有击鼓使用牺牲的制度。公羊认为在社坛是礼，在城门不是礼。谷梁又说：“救助水灾用鼓聚集众人。”似乎是依据公羊而立论。后来董仲舒说大水时鸣鼓而攻击社坛，大概是学习公羊，师徒遵循他们的私说而不考察古制。大水时在社坛和城门击鼓并使用牺牲，古代没有这种礼仪。

冬天公子友到陈国。

国内大夫出聘，从公子友开始。然而国外大夫来聘问记载“聘”，国内大夫出聘不记载“聘”，苏辙所说的“礼成在国外，不一定在我这里”就是这个意思。春天，女叔来聘问；冬天，公子友到陈国回报聘问。公子友是贤人，为什么不记载名字？等到闵公二年“季子来归”才记载名字吗？大概是因为国人的善举，一次褒奖就够了，何必屡次记载名字而屡次褒奖呢？至于陈国的女叔，如果不来聘问就无法彰显他的贤德，所以借聘问而记载他的名字。

二十六年春天，鲁公讨伐戎国。

夏天，鲁公从讨伐戎国回来。

戎国成为鲁国的祸患已经很久了，而这次的战争，实际上是替曹国讨伐的。怎么知道是这样？前年冬天，戎国侵犯曹国，曹羁出逃到陈国。等到陈国女叔来聘问，言语一定有涉及曹羁的。所以冬天公子友到陈国回报聘问，而春天就讨伐戎国，是为了曹国可以知道了。陈国替曹羁讨伐戎国，那么自己讨伐就可以了，何必请求鲁国呢？大概是鲁国被戎国逼迫，而且世代有戎国的祸患；陈国远离戎国，没有事情需要讨伐它。

译这是为了制造祸端。这一定是陈女叔和公子友的计谋。那么鲁庄公的征伐，对内是为了报复济西之战，对外是为了追究侵曹之罪，出兵是有名正言顺的理由。所以庄公从伐戎之地返回，而曹国随后杀了它的大夫，这是因为戎国一定向曹国提出了责难，曹国杀了大夫来取悦戎国，并且用来堵住鲁国的指责。然而戎国所驱逐的是羁，羁最终在陈国；戎国所接纳的是赤，赤最终住在曹国。那么庄公讨伐戎国，是想借曹国作为借口，实际上并不能惩治戎国而纠正曹国。在当时，齐国是霸主，知道曹国的动乱却不加过问，看到戎国的强大却不讨伐，而鲁国却能讨伐它，齐侯大概对鲁国感到惭愧了。《春秋》记载“公至自伐戎”，庄公大概自认为这是莫大的功劳，而在宗庙里夸耀自己的功勋。

译曹国杀死了他们的大夫。

曹赤篡位时，戎人接纳了他；曹羁出逃时，戎人驱逐了他。大夫们有什么过错呢？如今鲁国讨伐戎人，而曹国却杀死了他们的大夫，由此可以推知他们是无罪的。曹赤大概是借此来堵住鲁国的指责。史书称国名而记杀戮，是因为杀的是无罪之人；不记载被杀者的名字，是因为他们并非有罪。

秋季，鲁庄公会同宋人、齐人讨伐徐国。

徐国的祖先伯翳与秦国同出一祖，虽然居住在中国，却带有夷狄的风俗。在鲁国建国之初，伯禽曾发动《费誓》中的战争，徐国一直是鲁国的祸患。周穆王时，徐偃王僭越称王，穆王灭掉了他，但另外分封了他的后代以祭祀伯翳，那块地方就是今天的临淮。徐国大概地处鲁、宋两国之间，成为两国的祸患。如今必定是徐国侵犯了宋国的牧场，所以宋国讨伐它。然而齐国实际上是霸主，却让宋国统领军队，为什么呢？出兵要讲究名义，不取决于强弱，这是霸主的器量。仇恨徐国的是宋国，所以齐国让宋国统领军队，是为了使名义正当。名义正当，罪人就会屈服，这是用兵的道理。然而齐国和宋国都派地位较低的将领率领少量军队，而鲁庄公却亲自前往，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春天鲁庄公曾讨伐戎人，戎人与齐国亲近。如果对徐国示弱，戎人必定联合徐国来讨伐鲁国，所以用先声夺人来挫败他们的阴谋。不然的话，《费誓》中的战事就要在庄公时期重演了。

冬季十二月癸亥朔，发生日食。

二十七年春天，鲁庄公在洮地防备杞国的伯姬。

洮，是鲁国的地方。伯姬前来，鲁庄公前往防备她。诸侯没有民事不行动，妇人出嫁后不越过国境，这里有三层讥讽之意。

夏季六月，鲁庄公会同齐侯、宋公、陈侯、郑伯在幽地举行同盟。

在幽地举行同盟，到现在已经十年了。齐桓公担心诸侯长久不聚会就会离心，于是再次举行同盟的礼仪。然而以前参加同盟的有九个国家，这次有四个国家没有到，由此可知诸侯不能不多次聚会。孔子说“桓公九次会合诸侯，不靠武力”，而《谷梁传》说“衣裳之会十一次”。大概是因为北杏的会盟，诸侯还不信任；鄄地的会盟，才刚刚得到宋国，而宋国也是讨伐宋国的诸侯之一。所以孔子只列举了九次。那四次动用武力的会盟，孔子大概略去不记录了。圣人难道喜欢用兵吗？安定中原而尊崇王室，这才是可贵的。

秋季，公子友前往陈国安葬原仲。

《春秋》的法度，对于小人诛杀从轻，而对于君子责备从严。公子友是贤人，不畏忌私交的法度，前往陈国安葬他的朋友。虽然朋友之义是五教之一，但君臣之义大概重于朋友之义。圣人责备他重视了该轻的，而轻慢了该重的，所以不因为他的过错小而不予诛责。大概说：“季友是君子，应当用君子的道义来责备他。”

冬季，杞国的伯姬前来。

没有事情而来，不是回娘家省亲，与祭伯私自前来相同。如果是回娘家省亲，那是常事，为什么要记载呢？

莒国的庆来迎娶叔姬。

不是为君主迎娶，而是臣子自己迎娶。为君主迎娶称“逆女”，自己迎娶称“逆叔姬”，与高固的情况相同，大概是为了区分君臣之别。有人认为是在鲁国完成礼仪，有人说不给予夫人的称呼，这都是穿凿附会。

杞伯前来朝见。

以伯爵的礼仪朝见，意义与桓公二年“滕子来朝”相同。

鲁庄公在城濮会同齐侯。

城濮，是卫国的地方。鲁庄公在城濮会同齐侯，谋划讨伐卫国。谋划讨伐卫国而鲁国不跟随，为什么呢？五年时齐襄公抗拒王师而接纳卫朔，鲁庄公确实跟随了他；如今齐桓公责备尊王而讨伐卫国，鲁庄公却拒绝他。拒绝正确的，跟随错误的，乐于做逆理之事而害怕助顺，庄公的为人，大概可以看见了。

二十八年，春天周历三月甲寅，齐人讨伐卫国。卫人与齐人交战，卫人战败。

十六年幽地的盟会，卫朔参加了。前年幽地的盟会，卫懿没有到，这是齐桓公讨伐卫国的原因。像这样，那么讨伐卫国是有名义的了，圣人为什么称他们为“人”呢？大概是因为卫朔确实得罪了周王，五年时胁迫齐襄公的力量击败王师而进入卫国，那么卫国本来就是天王的叛国。齐桓公图谋霸业以尊崇王室，而不讨伐叛国，两次在鄄地会盟，为宋国讨伐郑国，卫朔都在其中。后来在幽地同盟，那么卫朔亲近齐国已经到了极点，所以齐桓公隐瞒他逆抗周王的罪行而不追究。如今卫朔已经死了，罪行还追究什么呢？而前日幽地的盟会，卫懿没有到。卫懿是卫朔的儿子。父亲多次跟随自己，就隐瞒他叛抗周王的罪过；儿子一次违命，就责备他尊王之义。罪在父亲而责备归于儿子，卫国虽然微弱，也难免有所不服。讨伐卫国的是齐国；而交战的是卫国。齐国问罪而卫国交战，卫国果然服从齐国吗？那么齐桓公真心尊崇王室吗？还是假借尊王的命令来求取诸侯的服从呢？圣人洞察实情，所以齐、卫都称“人”，以显示卫国有罪，然而齐桓公讨伐卫国，也不能算是霸主的征讨。《左传》记载子颓奔卫、周王请求讨伐卫国之事，许多儒者多跟随它，但在经文中没有考证，我不敢以传废经。

夏季四月丁未，邾子琐去世。

秋季，荆人讨伐郑国，鲁庄公会同齐人、宋人救援郑国。

齐国自从北杏会盟到现在十五年，其间两次鄄地会盟、两次幽地同盟，诸侯没有不听从的，中原没有不振作的。而郑国被楚国逼迫，齐国尤其重视，所以两次鄄地、两次幽地的同盟，没有敢不听从的，所以对齐国的期望非常迫切。然而齐桓公不能稍微对楚国施加威势，让郑国遭受楚国的兵祸后才去救援，而且跨越千里之外去谋划讨伐山戎，大概威服诸侯对齐国有利，荆楚邻近郑国，讨伐楚国则郑国受福。对自己有利的是急务，而对郑国有利的是缓务，齐桓公的实情，大概可以责备了。所以救援郑国

译这是善事，但圣人不予齐侯以爵位，认为遭受攻击后再去救援，不如事先加以安抚，使郑国不遭受其毒害。内传称公而外传称人，大概如果不这样，就无法显示齐国人充当齐侯的身份。桓公的霸业，到此时不能说不长久，但只有盟会、防地记载爵位，用兵不论善恶，全都贬称为人，都是因为他急于谋取私利而迟缓于安定他人。

译冬天修筑郿邑。《春秋》记载“筑”字共七次，不过是筑馆舍、筑台、筑苑囿罢了，没有记载修筑城邑而用“筑”字的。修筑城邑而用“筑”字，是创建城邑的意思。创建城邑必定要有居室、城墙、负责管理的官吏，所以称为“筑”。左氏说：“修筑邑邑叫‘筑’，修筑都城叫‘城’。”况且修筑楚丘、修筑缘陵，说是都城也可以；但修筑中丘、修筑郎邑，也能说是都城吗？大概“城”是指已有城邑，只是在外面加筑城墙以划定区域；“筑”是指建造房屋作为官吏驻守的地方。宣王《考室》的诗说：“筑室百堵，百堵皆兴。”就是这个意思。周历的冬天，相当于夏历的秋天，不是适宜动工的季节。何况今年麦子和大豆都没有收成，要向齐国借粮，却兴办这种不急迫的工程，对国家有什么好处呢？对国家没有好处，对百姓却有损害。百姓困苦而国家的根基动摇，国家就危险了。凡是土木工程的事情，圣人谨慎地记载下来，就是为了爱惜民力而巩固国家的根基。

今年麦子和大豆都没有收成。按季节来说，麦子是夏季的谷物，禾是秋季的谷物，怎么能等到冬天才知道没有收成呢？周公《七月》的诗说：“九月修筑场圃，十月收割庄稼，黍稷早晚品种，禾麻大豆麦子。唉，我们农夫，庄稼已经收割完毕，进宫去从事宫中的劳役。”况且黍稷、禾麻、大豆、麦子，是三个季节的谷物，等到十月收割完毕，就聚集起来存入粮仓，等到存入粮仓之后才知道没有收成。大概冢宰制定国家用度，必须在年底，不到年底无法知道这一年的丰歉。然而国家没有九年的储备叫做不足，没有六年的储备叫做危急，没有三年的储备叫做国家不像国家。一年没有麦子和禾稼就向齐国借粮，这是连一年的储备都没有。庄公作为国君，仅仅够得上举行年终祭礼，又怎么顾得上百姓呢？

臧孙辰向齐国借粮。鲁国的空虚，不是一天的罪过造成的。古代用三十年通融的办法制定国家用度，根据收入来决定支出。三年的丰收，有一年的积蓄；用三十年来计算，就有九年的积蓄。所以即使遇到尧时的洪水、汤时的干旱也没有忧虑。庄公即位到现在已经二十八年了，九年的积蓄在哪里呢？修筑馆舍来奉养王姬，疏浚洙水来防备齐国的侵犯，会盟、战争、征伐，没有一年没有；丹漆柱子、雕刻屋椽，无所不为。天上有流星陨落、日食的变故，地上有多头鹿、有蜚虫的怪异，大水灾有三次，没有麦苗、没有麦禾的各有一次，而在此之前还修筑郿邑，在此之后还要新建马厩。灾异接连不断，浪费层出不穷，不考虑国家的丰歉、百姓的盈虚，只凭自己的欲望，任性而为。计算收支，从来没有几个月的积蓄。所以一旦没有麦子和禾稼，就向邻国求粮。况且向周王求赙金、求财物，鲁国乞求军队、借粮，是天下极大的耻辱。说“求”、说“乞”，能不能得到还不确定，而借粮尤其是最耻辱的。命悬于沟壑却向人乞食，齐国幸好有嗟来之食的心意来救济，不然，君民靠什么生存呢！所以圣人这里直接写“告籴”而不写“如”，“如”是缓和的措辞。大概不写“告籴”，就无法知道他们有旦夕之间的急迫。

二十九年春天新建延厩。礼制规定，年成凶荒，谷物歉收，国君膳食不祭肺，马不喂谷物，先顾百姓而后顾牲畜。马厩失火，孔子说：“伤人了吗？”不问马，重视百姓而轻视牲畜。然而国家的防备在于军队，军队的用途在于马匹，所以六匹为一厩，在周代是完备的；三千匹好马，在卫国是美好的，马政也是治国者不可废除的。然而君子必定要辨别先后次序，考察贵贱轻重，大概事情有根本和枝节，不可舍本逐末，重末轻本。去年冬天大旱没有麦子和禾稼，百姓粮食已经不足，还问马匹做什么？臧孙辰向齐国借粮，百姓体力疲惫病弱，还问马厩做什么？那么马匹是次要的而百姓是担忧的，马厩是闲置的而人力是急需体恤的。在凶年让疲惫的百姓新建不急迫的马厩，虽然说是合乎时节，但作为国家的祸患就大了。所以圣人不因为合乎时节而忽略它，说“新”，是改变旧有的；说“延”，是扩大原有的。有人把延厩当作法厩，古代没有这个名字，大概是不考究它的意义了。

夏天郑国人侵犯许国。许国作为国家，介于楚国和郑国之间。郑国被楚国逼迫，常常把许国当作屏障。郑国不通权变，而虐待许国不止。许国一旦归附楚国，那么楚国袭击郑国，就像进入无人之地一样，这是郑国自己撤除了屏障。为郑国谋划的人，不如对许国厚待，教导许国抵御楚国，而郑国援助它。许国借助郑国得以保全，郑国得到许国得以安定，更成为唇齿相依的国家，而在危急时互相救助。郑国况且内部联合齐国、晋国来对抗楚国，那么许国未必灭亡，郑国未必困顿。郑国不考虑这些，而与许国结仇。成公十五年，许国畏惧郑国而迁到叶地，叶地是楚国的土地。许国已经归附楚国，郑国没有一年不遭受楚国的兵祸，大概郑国自己撤除了屏障和援助而不自知。现在楚国正与郑国结仇，而郑国侵犯许国，许国必定跟随楚国。其后八年之间，楚国攻打郑国三次，大概是因为没有了屏障，失去了许国的援助。

秋天有蜚虫。出现蜚虫，是记载怪异现象。刘敞说：“蜚这种动物，形状像牛而头是白色的，一只眼睛而尾巴像蛇，走到水里水就干涸，走到草上草就枯死，出现它国家就会发生大瘟疫。如果是这样，那么不只是怪异，而且是灾害了。这是世间未曾见过的，怀疑不是中原地区的动物。圣人记载说‘有’，怪异得很了。”

冬天十二月纪叔姬去世。本国女子很少记载去世和安葬，只有纪国的两位姬姓女子和宋国的共姬记载去世和安葬。纪伯姬，怜悯她死于国家灭亡，而安葬在齐国；纪叔姬，因为她没有丧失妇道，最终归于

译酅这个地方；宋国的共姬，因为她坚守节操而死于火灾。如果不是这样，就不会记载。

译筑诸邑和防邑。

十二月，即现在的十月。此时水位昏沉正定，正是可以树立筑城板桩的时候。通常顺应时节行事不记载，这里为什么记载？因为年成凶荒，百姓疲惫，却接连修筑两座城邑，有什么早晚的紧急军情需要这样做呢！庄公平庸且暴虐，不考虑民力了。国家空虚，百姓叛离，即使城墙坚固如金，又有谁来守卫呢？有识之士为此感到寒心，而庄公却不畏惧，怎么办！

三十年春，周王正月。

夏，齐军驻扎在成地。

想要救援鄣国却无能为力，这与僖公三年驻扎在滑地的意义相同。大概驻扎滑地时记载了“公”，而这里没有记载“公”，更足以显示庄公的耻辱。

秋七月，齐人迫使鄣国投降。

鄣城在现在的密州，杜氏认为它是纪国的附庸，因为纪国靠近密州，所以如此。齐襄公是平庸的君主，他虐待纪国并灭掉它，不值得谋划；而齐桓公是霸主，何必依赖小小的鄣国，一定要它归附呢？然而郕国向齐军投降，是郕国自己投降；齐人迫使鄣国投降，是齐人逼迫它投降。襄公逼迫纪国使其离去，桓公逼迫鄣国使其投降，作恶程度相差无几。鄣国是区区小国，对齐国没有损益，没有鄣国也不妨碍成为霸主，但得到鄣国却大大损害了霸业。我在此为齐桓公深感惋惜。

八月癸丑，安葬纪叔姬。

回到酅地，在酅地安葬，却称纪叔姬，是因为叔姬贤德，所以必须联系纪国，一旦归附纪国，就生死相随，这是叔姬的道义。

九月庚午初一，发生日食，击鼓，在社庙使用牺牲祭祀。

意义与十五年相同。

冬，庄公与齐侯在鲁济相遇。

在鲁济与齐侯相遇，是谋划讨伐山戎。庄公推辞说不能，所以第二年齐侯来献山戎的战利品。

齐人讨伐山戎。

山戎远离中原，自从进入春秋时期，也未曾成为中原的祸患。根据职方考察，大概位于舜时的营州，古竹国之地。东边到辽水，北边到燕蓟，那里偏僻遥远且富足丰饶，所以齐桓公贪图利益而讨伐它，俘获宝玉以富国。齐国内有鱼盐之利，却对外贪求远方夷人的财富，那么齐桓公此举，只是为了利益罢了。管仲回答楚军的话说：“召康公命令我先君太公说：‘五侯九伯，你都可以征讨，东边到海，北边到无棣。’”那么现在山戎，又越过了无棣之外，桓公不畏惧千里险阻而征讨它，如果不是为了利益，肯这样做吗？国内有楚国的祸患，天天与郑国结仇，齐国玩忽而不讨伐；山戎对中原没有损害，而齐国首先讨伐它，齐国的谋略，大概可以看到了。不然，讨伐戎狄是美事，圣人怎么会只写“人”呢？后来秦惠王将要兼并天下，先夺取蜀国；诸葛亮将要统一吴魏，先夺取泸水。探究他们的利欲之心，都是齐桓公的谋略。圣人首先贬低齐桓公，留下的警戒深远啊。

三十一年春，在郎地筑台。

庄公前年筑郿邑，还说是筑城邑以治理百姓；新建延厩，还说是繁殖马匹以备战边；筑诸邑和防邑，还说是设置险阻以约束百姓。现在一年之内三次筑台，是为了什么呢？古时候，天子有灵台以观测天地，诸侯有时台以观测四时。所以春分秋分、夏至冬至，必定登台眺望，以记录云气物候，占卜灾祥水旱，而为百姓做准备，那么他们的台一定在国都。现在说郎、说薛、说秦，都是偏远之地，大概是为了残害百姓以自娱自乐。孟子说：“文王用民力筑台挖池，而百姓欢欣鼓舞，古人能与百姓同乐，所以能快乐。百姓想与他一起灭亡，即使有台池，岂能独自快乐呢？”现在庄公三次筑台，就是所谓百姓想与他一起灭亡的情况。天灾时变，没有比庄公更多的；工程劳役，没有比庄公更频繁的；粮仓空虚，没有比庄公更严重的。而在一年之间，三个季节役使百姓，以奉养一己之乐。唉！庄公如果看到天灾时变、工程劳役、粮仓空虚，一念及此，恨不得没有门可以入地，还有什么快乐呢？而庄公糊涂不自知，那么庄公的志虑精神，大概已经荒废了。第二年就去世，是有原因的啊！

夏四月，薛伯去世。

在薛地筑台。

六月，齐侯来献山戎的战利品。

狭隘啊齐侯，确实是霸主的器量，不足以期望达到三王的仿佛，这也大概是管仲辅佐他的君主如此吧？孔子说：“管仲的器量小啊！”大概有霸主的君主，必有霸主的辅佐，君臣的度量到此为止了，所以功业如此卑微。小小的山戎，有什么值得说的呢！桓公侥幸战胜它，割取左耳，抓获俘虏，捷报如他所愿，大概自以为是不世出的大功，所以获得戎捷，俘获而来献。而且献捷于周王，还可以说；献捷于鲁，就太卑下了。鲁国哪里尊贵于齐国呢？齐国大概以为威慑鲁国，而鲁国起初不跟随讨伐，坐受戎捷，以此为荣大了，又何必害怕呢？圣人认为这样狭隘，记载说“齐侯”，尊贵且高贵；说“来献捷”，卑下且屈辱。以尊贵而行卑下，以高贵而就屈辱，对待齐桓公的态度可以知道了。四年，齐人来归还卫国的宝物。对齐国写“人”而不写“爵位”，是微贱的；对卫国写“归”不写“献”，是顺从的言辞。大概卫国宝物以卑贱来归还，戎捷以尊贵来献。观察这些，又可以看出桓公智谋有余而度量不足。

秋，在秦地筑台。

冬，不下雨。

太仁爱了，上天爱护君主啊！即使是无道的世道，还想要保持并保全他们，所以显示灾变，用来警戒他们的荒废并防止

译他的懈怠。如果他能敬畏上天的警戒并悔改过错，忧虑百姓，未必不能成为贤明的君主。庄公不像个君主，残害百姓以供自己享用，一年之内三次建造高台，何况连年灾荒，粮仓不足，而工程却日益兴起，他的恶行理应获罪于天，无法逃脱灾祸了。然而上天还想示警于他，不下雨而变成旱灾，让庄公看到这种情况感到恐惧，以回应上天的警戒，忧虑勤勉，宽厚体恤，以救济百姓的隐痛，还能自我反省归于善道。然而第二年春天又修筑小谷的城墙，唉！一时不下雨，这警戒已经很大了，而庄公却不自我悔改。由此可知庄公果然平庸无知，无法通过告诫使其醒悟，所以上天诛灭他而后止。他在路寝中安然离世，尤其算是幸运的了。

译鲁庄公三十二年春天，修筑小谷城。

左氏的说法，出自野史，凭借他所听到的传闻，选取与经文相近的内容，偶然契合，所以有时也能得到事实真相。学者见到这种偶然的契合，便认为左氏是鲁国的国史，经文出自国史，左氏不可不信，这就犯了过于武断的错误；或者又怀疑其中不合经文的地方太多，而附会之处也很多，便说左氏都是虚妄荒诞之词，毫无可取之处，这就犯了过于怀疑的错误。武断与怀疑这两种态度都不妥当，总之要以经文为准，而左氏中与经文相合的地方也可以随时采纳，就可以了。我如今因为修筑小谷城这件事，才知道左氏并非国史，它是凭借传闻选取与经文相近的内容来附会，这是确凿无疑的。《春秋》昭公十一年，楚国申无宇说：“齐桓公修筑谷城并安置管仲在那里，至今还依赖它。”而《春秋》庄公三十二年恰好有修筑小谷城的事，左氏便说：“是为了管仲。”这是左氏采纳申无宇的话来偶然附会。杜预因为左氏的说法，认为齐国没有小谷，便把小谷当作谷城，说：“谷城，是齐国的地方。”谷城固然在齐地，但怎么可以强行把小谷改称为谷城呢？范寗说：“小谷，是鲁国的地方。”这才符合正理。《春秋发微》说曲阜西北有小谷城，那么小谷是鲁国的城邑就非常明白了。《春秋》记载鲁国没有修筑城外邑的，只有修筑楚丘，上面不写诸侯，如同修筑国内城邑一样，大概是圣人特意改变文辞，不把它当作诸侯封赐给卫国。楚丘是卫国的地方，这在《诗经》中已经显现。删定《诗经》和作《春秋》，都出于圣人之手，在《诗经》中既然已经明确说了，所以在《春秋》中隐藏其义，后世决不会怀疑楚丘是鲁国的地方。至于齐侯修筑谷城安置管仲，这不是圣人的话，怎么可以拿着这种说法就把小谷当作谷城呢？鲁国与管仲有什么关系，要为管仲修筑城邑呢？况且申无宇的说法，也没有说鲁国为管仲修筑城邑，大概说的是齐桓公修筑的。左氏的说法在这里暴露无遗，确实没有值得依据的地方，那么它与经文相合的地方也不过是附会而偶然契合罢了。选择对经文有益的地方采纳，就可以了。

夏天，宋公与齐侯在梁丘相会。

春秋时代，东方诸侯中强大的，只有齐、晋、宋而已。晋国倚仗其强大，直到齐桓公称霸，未曾一同参加盟会，而宋国在晋国之下。宋国一旦不来，那么齐国的霸业就不能成就，而诸侯也会随之背离。所以桓公依赖宋国很多。北杏的盟会，宋国人一背叛，诸侯就犹豫不决，齐国军队再次讨伐后才得到宋国。得到宋国后，又在鄄地再次盟会以坚定其心，又替它讨伐郑国以取悦其意。如果不是大的盟会、大的征伐，齐国不敢率先行动，必定推举宋国为主，以此作为诸侯的倡导者从而成就霸业。幽地的再次盟会，到现在又过了五年。齐桓公害怕诸侯背离，所以在梁丘远远地与宋公相会。梁丘，是宋国的地方，距离齐国八百里。齐侯不因为八百里之遥而进行这次相会，大概是为了探求宋国的态度以占卜诸侯的顺从或违背。宋国没有二心，那么盟会就不必讲了，所以只是相会，不必召集诸侯盟会。解说的人把“遇”解释为不期而遇的盟会，看这里，能说是不期而遇吗？

秋天七月癸巳日，公子牙去世。

陆淳说：“季子恩义都建立了，变化而得中道。恩义不都建立，君子怎么处身呢？选择轻重罢了。君臣，是尊尊的道义；兄弟，是亲亲的道义。尊尊的道义，是公义，天下系于它；亲亲的道义，是私情，一家系于它。君子不得已，宁可为了公义而蔑视私情，那么所保存的就重要了。古代有人实行过，周公就是这样。诛杀管叔、蔡叔而天下安定，废黜兄弟而保存君臣，后世不认为不对，是因为在轻重道义上取舍审慎。庆父、叔牙、季友，是桓公的三个儿子。庄公病重，向叔牙询问继承人。叔牙说：‘庆父有才能。’庄公本来有世子，怎么能轮到庆父？叔牙的谋划，是逆谋。接着问季友，季友说：‘我誓死奉般。’般，是世子。况且叔牙立庆父，那么般必定死；般死，那么鲁国必定乱。所以季友凭借君命召叔牙而毒死他。以兄弟的道义来说，叔牙是兄长；以君臣的道义来说，子般是君主。保存兄长而毁灭君主，那么有利于一家；保存君主而毁灭兄长，那么有利于一个国家。与国家轻重的区别，已经判明了。所以宁可毒死叔牙而保存鲁国。圣人认为他毒死兄长是道义的正确，所以记载说：‘公子牙去世。’以保存季友的道义。”

八月癸亥日，庄公在路寝去世。

庄公能够死在路寝，是幸运的了。《易经》说：“端正家庭而天下安定。”家庭不早端正，其祸患不可胜言。所以古代诸侯首先娶元妃，来供奉祭品，先端正家庭，是孝道的大节。庄公活了三十七年才娶齐女，齐国，是仇敌。姜氏进入，不敢让她见宗庙，不让见宗庙，就如同不告而娶。不告而娶，是沉溺于女色。在姜氏未进入时，纳币观社，到齐国，到织，到防，见齐侯，与齐侯盟誓，不胜其匆忙。姜氏既到，丹楹刻桷来炫耀她，宗妇用币来取悦她，不胜其欢乐。《家人》九三说：“家人严厉，悔恨严厉，吉利；妇子嬉笑，最终吝惜。”九三以阳处阳，是刚严的。端正家庭之道，宁可过于严厉，所以严厉悔恨严厉吉利；如果渎慢而喜悦，那么家道就败坏了，所以嬉笑最终吝惜。像庄公，就是所谓嬉笑最终吝惜的人。哀姜无子，内

译宠妾众多如林，众公子在外横行霸道，嫡庶之分在内混乱。立般为嫡子，般实际上并非嫡子；立闵为长子，闵实际上并非长子。嫡庶不分，鲁国便没有依托，庄公为何会死呢？庄公死后眼睛尚未闭合，庆父就弑杀了两位公子，又与哀姜通奸，几乎导致国家灭亡。鲁国之所以没有灭亡，是因为文王、武王的英灵尚未泯灭，周公的祭祀尚未被彻底断绝。如果不是这样，庄公用来齐家治国的方法，都是自取灭亡之道，这难道不是桓公留给子孙的祸患吗？拥有国家的人看到桓公、庄公的祸患，能不谨慎吗！

译冬季十月己未日，公子子般去世，公子庆父前往齐国。

唉！子般的死，庆父的出逃，都是季友的责任。季友既然毒杀公子牙以拥立子般，而子般最终仍不免被杀，季友还能逃避责任吗？季友起初不能辅佐子般，就不如不立他；既然立了他却不能保护子般，就必须杀掉庆父；不能杀掉庆父，就应当为此而死。像这样，就不失为像晋国的荀息那样。现在君主不能保护，贼人不能讨伐，自身不能殉死，这连荀息都不如了。当初毒杀公子牙时，季友暗自将自己比作周公，而最终却连荀息都不如，为什么呢？我了解他的心思了。季友的意思，大概是认为庄公临终时，哀姜没有儿子，子般、闵公、申公，都是庶子。我将凭借子般母亲受庄公宠爱，庄公大概将传位给子般，所以顺应君主的意愿而拥立他。现在子般已经死了，庄公的其他儿子还可以继承庄公，何不谋划为将来做打算呢？然而庆父杀了子般而出逃，洋洋得意如同常人，季友也常考虑到这一点吗？力量既然不能讨伐，也打算用恐惧来震慑他，使他战栗而不敢再次回国。于是连一句话都不问，让庆父从容闲适地前往齐国，最终庆父再次回国，再次施展他的毒手而逃往莒国，这又该责怪谁呢？《春秋》凡是国内贼人出逃，地位尊贵的就记载为“孙”，臣子就记载为“奔”。现在圣人在记载庆父时写“如齐”，以显示鲁国没有能制服他的人。鲁国没有能制服他的人，那又该责怪谁？我本来就说责怪季友。然而齐国作为方伯，却安于鲁国的动乱，接纳鲁国的贼人，那么它的罪责应当比季友更重一等。这又是《春秋》的法则，不言自明，其微妙而显明的道理在这里就体现出来了。

狄人攻打邢国。

齐桓公能够远征山戎，却不能就近制服狄人。狄人攻打邢国，使齐桓公感到忧虑。

以上是鲁庄公三十有二年

春秋经筌卷四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经筌卷五 宋 赵鹏飞 撰

鲁闵公

元年春季周历正月

不记载即位，是因为继承的是变故。子般对于闵公，既不是父亲也不是君主，然而继承世位就像君父一样，所以不忍心即位。

齐国人救援邢国

桓公的霸业，只有在盟会时记载爵位，征伐时没有称爵位的。像灭遂、伐郳之类，称“人”是可以的。而楚国攻打郑国，齐国人救援郑国；狄人攻打邢国，齐国人救援邢国，应当记载爵位了，却也称“人”，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灭遂、伐郳，是厌恶他们欺凌虐待小国；救援郑国、救援邢国，是责备他们消除祸患迟缓。凭借楚国的强大，不可能立刻战胜，谋划一下是可以的，而渺小的狄人，值得谋划吗？以齐国的一半兵力，联合诸侯的军队，可以犁平他们的庭院。桓公认为中原没有狄人的祸患，那么我就无法施展我的功劳，所以保留狄人以向诸侯卖弄功劳。这是众人的谋划、众人的见识，所以《春秋》以对待众人的态度对待他，怎么能记载爵位呢？

夏季六月辛酉日，我们的君主庄公去世

十月之后才安葬，是因为动乱的缘故

秋季八月，鲁公与齐侯在落姑结盟

落姑的盟会，是庆父的意思。庆父从齐国回来而立闵公，那么闵公的即位，齐国参与知晓了。现在听说即位已经确定，庆父辅佐闵公与齐侯结盟，是为了结交齐国的友好关系。《左传》认为是请求让季友复位，而且《左传》前面说成季逃奔陈国，现在却向齐国请求季友，这是自相矛盾的。况且闵公才八岁，怎么知道季友的贤能？即使知道他的贤能，庆父肯让他复位吗？八岁的孩童，一定不可能做出与齐侯结盟、对抗庆父而让季友复位的事，这是确定的。只是看到落姑之盟与季子来归的文字相连，强行将它们合在一起罢了。

季子回国

闵公即位，君主年幼国家疑虑，庆父、哀姜在内淫乱，鲁国作为鲁国，大概不能保证没有危险。国人喧哗不安，生活不得安宁，季子在外，又怎么安心呢？季子回国，是季子的心愿，也是国人的愿望。然而庆父正得势，谁接纳他呢？庆父怀疑国人背叛，顺从国人的愿望接纳他，是为了安定自己，也是为了安定国人。不然，庆父将要图谋他，怎么能回国呢？然而当时，鲁国依靠而不灭亡的，是季子。当他回国时，国人不知道他将如何处理大谋略而成就大事，然而鲁国的臣子，有谁像季子那样忠诚且正直呢？那么他的回国，也可以加重一国的期望。所以称字而不称名，是认为他贤能；记载说“来归”，是喜悦他。然而期望重则责任深，季子怎么符合他的责任呢？前日子般被杀，庆父出逃，过去的事不再追究了。现在庆父再次回国，而且再次立君主，君主是庆父所立的，季子怎么处理呢？说：“君主，是我君主的儿子，社稷有所供奉，国家没有倾覆，那又有什么说的呢？”唯独成为鲁国祸患的，只有庆父而已。闵公，八岁的孩童，饥饱冷暖，受制于庆父，庆父不除去，闵公不安，那么季子应当为他谋划。或者向霸主请求讨伐他，而自己作为内应；不然，一个庆父值得谋划吗？即使不借助外援，一根短棒也可以制服他，只看所谋划的是如何罢了。然而庆父最终再次施展他的逆乱，闵公最终死于无辜，季子熟视无睹无可奈何，那么哪里符合国人的责任呢？我听老师说过：“季子忠诚有余而谋略不足。”我私下认为这是确切的论断。虽然如此，《春秋》责备贤者，接受三尺之印，一国的命运，是伊尹、周公的事业。用伊尹、周公的标准来责备季子，不嫌太重了吗？他后来最终能够拥立僖公，鲁国的宗社再次重于九鼎，那么他的功劳也足以赎过罪了。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