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经筌卷十六　　　　宋　赵鹏飞　撰

译一个士兵互相遗弃。邾国侍奉鲁国也很勤勉，在比蒲为鲁公设防，在鲁国朝见鲁公。定公去世，讣告传到他的庭院，他倒穿着鞋奔去吊丧，这也算厚道了。邾国与鲁国的友好关系，确实出于定公的意愿，各位大夫并不愿意。所以定公尚未闭眼就修筑漆地城墙，哀公即位，坐席还未坐暖，仲孙何忌就攻打邾国，为什么先君抚恤他们很厚，而继位的君主虐待他们却这么快呢！这不是国君的本意，而是各位大夫的意思。第二年，三位大夫一同出兵夺取了邾国的田地，直到哀公去世，虐待邾国无所不至，邾国哪里辜负了鲁国呢？只是因为邾国靠近鲁国，贪图它的土地罢了。

译鲁定公二年春季，周历二月，季孙斯、叔孙州仇、仲孙何忌率领军队讨伐邾国，夺取了漷水以东的田地以及沂水以西的田地。

癸巳日，叔孙州仇、仲孙何忌与邾国国君在句绎结盟。

定公即位时，尚能大致收揽威权，所以盟防、征伐，国君都亲自参与。三家大夫只能围困他们的私邑、拆毁他们的私城罢了。哀公懦弱平庸，三家大夫又嚣张起来。三位大夫交替出征，以攻打邾国为借口，出兵由他们自己决定，结盟也由他们自己决定，国君不得参与。唉！可惜啊！然而三位大夫讨伐邾国，却只有两位大夫去结盟，这是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三家之中只有季氏最强。前年冬天，仲孙何忌讨伐邾国而不能取胜，邾国不畏惧仲氏。如今三位大夫都出兵，而季孙率领上军，叔孙、仲孙辅佐他。凭借季氏的威势临逼邾国，邾国理应屈服；再加上叔孙、仲孙的军队辅佐，邾国凭什么抵御？所以邾国献出东面的田地来化解纷争。田地既已落入鲁国，而鲁国又怀疑邾国国君向大国告急以增派军队，所以又安抚并与之结盟。然而凭借邾国的防备，以及季氏的强大，季氏肯屈尊与邾国一同歃血吗？所以句绎之盟，只有叔孙、仲孙主持盟誓，而季氏不再亲临。大概威势在季氏，季氏不去，威势就不能单独施行，所以讨伐邾国夺取田地，非季氏不可得；信义在邾国国君，邾国国君既已屈服，信义就已确立，所以句绎之盟，季氏不必参与。强者已经亲近邾国以示威，弱者已经辞让以避辱，这就证明了季氏的强大而不可制约。唉！胁迫威势扼制小国以掠夺其土地，要挟神灵歃血以与国君结盟，邾国固然弱小，而诸位大夫的专横，岂能容忍？邾国在此时不能不怀念定公。然而定公的去世，不仅是鲁国的不幸，也是邾国的不幸啊！

夏季四月丙子日，卫侯元去世。

滕国国君来朝见。

其义理在桓公二年。

晋国赵鞅率领军队护送卫国世子蒯聩进入戚地。

卫国的动乱，是灵公自己造成的。父子相传，是世统的正道，而灵公废黜其子而立其孙，卫辄抗拒其父而顺从其祖。蒯聩不能侍奉母亲，出逃到宋国。灵公既然对蒯聩不慈爱，就应当揭露他的罪过而废黜他，选拔其次子而立之。国储既定，那么死后就没有祸患了。如今蒯聩出逃，没有废黜他的实质，却立了他的儿子并授予君位。辄得到君位，是得自祖父，而父亲实际上还活着。父亲如今返回，辄应当如何处置？拒绝他则违背父亲，接纳他则违背祖父。拒绝或接纳，情理实在难以处置。造成这种困境的，是灵公的过错。如今晋国赵鞅护送蒯聩而不能进入卫国，只安置在戚地，这是辄拒绝他。拒绝父亲违背祖父，都是不孝，应当顺理处置，就安定了。总之，灵公可以废黜其子，而子辄不可以断绝其父。灵公废黜蒯聩，蒯聩不敢违背；灵公立辄，辄不必推辞。奉行祖父的命令来接受君位，迎接父亲的归来而谦让，那么祖孙父子两相安适而没有嫌隙了。如今辄既已得到国家，就以为己有，蒯聩返回，拒绝而不接纳，违背天理了。然而导致辄抗拒父亲的原因，是灵公。所以君子对于接纳蒯聩这件事，认为蒯聩没有失去世子的身份，因为他本来适宜继承。不剥夺蒯聩的世子身份，那么灵公的罪过就显明了。至于辄，匆忙即位而抗拒父亲，是不加诛杀而自取灭亡的人，君子应当以不加诛杀的方式诛杀他。

秋季八月甲戌日，晋国赵鞅率领军队与郑国罕达率领的军队在铁地交战，郑军大败。

传文认为郑国罕达运送粮食给范氏，而赵鞅抵御他，虽然经文中没有归还粮食的记载，然而荀寅、士吉射进入朝歌叛乱，在五年也没有归顺或逃跑的记载，那么荀氏还在朝歌。郑国既然背叛晋国跟随齐国，所以转运粮食以接济范氏，帮助范氏以对抗晋国，情理或许如此？赵鞅本来就是范氏的仇敌，护送蒯聩的军队而在铁地遇到郑国罕虎，能不愤怒吗？郑国遭遇他的愤怒，锋芒不可抵挡，所以不免战败。铁地是卫国领土，晋郑交兵，怎么会在卫国领土交战呢？如果不是转运粮食而相遇，就不会在此交战了。然而罕达以不义之举接济叛逆的党羽，晋鞅因私愤而在对方不防备时击败人家，都是罪过。而追究道义，郑国人接济叛贼，罪不可赦，而赵鞅的愤怒，是人情所难免的。春秋以被伐者为主，而伐人者为客，铁之战以赵鞅为主，郑国哪里是讨伐赵鞅呢？以赵鞅为主战，而加给郑国讨伐别人的罪名，其不赞同郑国也很明白了。

冬季十月，卫灵公去世。

十一月，蔡国迁都到州来。蔡国杀了其大夫公子驷。

蔡国迁都到州来，是依靠吴国以躲避楚国。起初蔡国依靠楚国以对抗中原诸侯，就不免遭受齐、晋的兵祸；后来依靠吴国以击败楚国，又不免畏惧楚国而被灭。弱小不能自立，进退都受制于人，怎么能成为国家呢？州来靠近吴国，吴国灭掉州来而使其成为废墟，蔡国从而居住在那里，所谓重蹈覆辙，我不保其安全且稳固了。既已迁都而杀公子驷，驷一定是不愿意迁都的。强迫群臣中不愿意的人，杀掉他们而迁都，盘庚的迁都不像这样。

鲁定公三年春季，齐国国夏、卫国石曼姑率领军队围困戚地。

唉！卫辄围困戚地，天性灭绝了。起初拒绝他，还说是以祖父的命令为借口；如今围困他，就是许止、蔡般的逆行了。围困而攻克蒯聩，他不做许止、蔡般那样的人的可能性极小。君子至此，大概不可以专门责备灵公了。辄而不诛，弑父与

译君主在世上接连不断。圣人先前记载“接纳蒯聩进入戚地”，而此处记载“卫国石曼姑率领军队包围戚地”，这是为了讨伐辄。然而包围戚地的行动出自卫国，却将齐国列在前面，大概是卫国长期顺从齐国并奉齐国为主帅的缘故。晋国作为盟主接纳蒯聩，齐国帮助辄包围戚地，其中的顺逆大概已经分明了。然而宋国彭城归属于宋国，而包围戚地不归属于卫国，解说的人认为这是承接上文“接纳卫国世子”的文字，从而知道戚地属于卫国，这是不对的。彭城属于宋国，鱼石进入彭城，难道不知道彭城是宋国的吗？圣人在归属国家、不归属国家方面，褒贬意味深远。彭城归属于宋国，彭城不是鱼石应当拥有的，所以剥夺它而不记载鱼石。戚地本来就是蒯聩适宜居住的地方，所以给予他以确立蒯聩的名分，将戚地纳入卫国。蒯聩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蒯聩应当得到卫国而卫国人却包围他，这难道正是为了加重辄的罪恶而讨伐他吗？

译夏四月甲午日，发生地震。

五月辛卯日，桓公庙和僖公庙发生火灾。

从桓公到定公，共十代；从僖公到定公，共七代。拥有天下的天子祭祀七代祖先，即三位昭祖、三位穆祖加上太祖的宗庙，共七座；诸侯祭祀五代祖先，即两位昭祖、两位穆祖加上太祖的宗庙，共五座。到了哀公的时代，成公、襄公、昭公、定公作为两位昭祖和两位穆祖，那么桓公、僖公的宗庙早就应该迁毁入祧了。应当迁毁却没有迁毁，这是三家的意图。季孙、仲孙、叔孙都是桓公的儿子，而季友实际上辅佐了僖公，叔孙、仲孙的后代也都是僖公确立的，所以三家尊崇桓公而感激僖公。应当毁掉却没有毁掉，应当毁掉而不毁，上天就用火灾来谴责，这不是谴责桓公、僖公，而是谴责三家。

季孙斯、叔孙州仇率领军队修筑啓阳城。

哀公的时代，鲁国修筑四座城邑，解说者都认为是为了防备晋国。我私下对此感到奇怪：鲁国越过齐国、卫国才能到达晋国，齐国、卫国都与鲁国和睦，晋国从哪里去讨伐鲁国呢？《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晋国从来没有讨伐过鲁国的军队，这不是因为爱护鲁国，而是没有途径去讨伐鲁国。鲁国有什么可担忧的要去防备晋国呢？况且修筑一座城邑就率领军队跟随，那一定是有所畏惧。然而认为这是畏惧晋国，那就错了。这块地方在现在的沂州临沂，沂水靠近邾国。元年讨伐邾国，夺取了邾国的田地，怀疑邾国会讨伐我们，所以率领军队修筑城邑来胁迫他们，那么修筑啓阳城，是为了防备邾国，而不是防备晋国。

宋国的乐髠率领军队讨伐曹国。

春秋末期，强国欺凌弱国，大国兼并小国，讨伐别国动用军队，不再是有仇怨后才兴兵。对于比自己弱小的国家，就扼制它以谋取利益。宋国对于曹国，从来没有丝毫怨恨，然而曹国介于宋国、卫国之间，既弱小又狭小，如果不被宋国兼并，就会被卫国兼并，而卫国实际上比宋国弱。先前卫国两次讨伐曹国都不能攻克，宋国担心它最终被卫国兼并，所以在这里也讨伐曹国。后来再次讨伐并包围它，最终攻入其国都，俘虏其国君才罢休。唉！小国介于大国之间，靠什么来保全自己呢？滕国介于齐国、楚国之间而向孟子请教，孟子说：“修筑这座城墙，挖掘这道护城河，与百姓共同守卫它，效死也不离开，这才是可以做的。”曹伯做不到。

秋七月丙子日，季孙斯去世。

季孙斯，是季孙意如的儿子。季孙意如去世时，定公按照礼制为他治丧；季孙斯继承爵位时，定公凭借权宜之计授予他。评论者都指责定公不能讨伐驱逐国君的贼人。唉！这是书生的议论，不通晓权变。孔子说：“人如果不仁，憎恨他太过分，就会引发动乱。”昭公不忍心一时的愤怒而讨伐他，如同决开痈疽，几乎不得好死，鲁国没有因此灭亡，是侥幸的。定公的即位，实际上是接受季氏的让国，季氏正掌握鲁国的权力，怎么能一决裂就抛弃他们呢？如果意如去世而不按礼制治丧，那么他的儿子必定反叛；他的儿子反叛，那么叔氏、仲氏必定联合跟随他，这样定公就再次成为昭公那样的下场。定公之所以按礼制为意如治丧、任用他的儿子季孙斯，不是喜爱季氏，而是形势还不可以突然断绝他们。只有逐渐能够振奋自立以夺取他们的权力，慢慢图谋，才可以。所以定公大致能够亲自防范、亲自盟会、亲自征伐，权力稍微回归。不幸去世，哀公平庸软弱，三家再次扩张。现在季孙斯去世，哀公固然不能在礼制上比意如更苛刻。《春秋》记载季孙斯去世，三家再次扩张就可以知道了。

蔡国人将大夫公孙猎放逐到吴国。

记载“人”来放逐，说明放逐是有罪的。公孙猎确实有罪，而把他放逐到吴国，蔡国能保住他停留在吴国吗？能保证吴国为蔡国拘禁公孙猎吗？不能保证。

冬十月癸卯日，秦伯去世。

叔孙州仇、仲孙何忌率领军队包围邾国。

前年讨伐它的国家，夺取它的土地，迫使它的国君结盟，现在又包围邾国。邾国对鲁国有什么不满呢？虐待邾国太严重了！

四年春，周王二月庚戌日，强盗杀害蔡侯申。

宣公十七年，记载“蔡侯申去世”。〇蔡文公，从文公到这里才五代，不应该与五代祖同名，传抄者弄错了。阍人弑杀吴子，记载“弑”，而这里记载“杀”。阍人、强盗都是臣下，吴子、蔡侯都是国君，不应该那里记载“弑”而这里记载“杀”，也是字错了。总之，千百岁之后，把篆书改为〇，把〇改为楷书，不能没有错误。因为错误而为之解说，就穿凿附会了。然而蔡侯是一国的国君，强盗能杀害他，蔡国也有臣子吗？《春秋》记载这件事来责备臣子，把“弑”改为“杀”，是不合义的。蔡侯申既然错了，那么把“弑”改为“杀”，其错误就可以知道了。

蔡国公孙辰出逃到吴国。

因为被诬陷参与弑君。

〇秦惠公

宋国人拘捕小邾子。

小邾子本来防备，既然防备，国家必定不敢侵犯宋国。宋国拘捕他，没有罪过，记载“人”来拘捕，其贬斥之意可知。

夏，蔡国杀害大夫公孙姓、公孙霍。

蔡侯的死，既然出于强盗，那么贼人不可指名，必须抓到真正的强盗而正典刑，然后才不算丢失贼人。抓不到真正的贼人而胡乱指认来诬陷人，谁肯承担这诛杀的责任呢？先前公孙辰出逃，是被诬陷；现在公孙姓、公孙霍，又哪里是真正的弑君者呢？杀害他们没有罪过，所以用“国杀”作为文辞。蔡侯的死记载“盗”，抓不到真正的强盗就可以知道了；抓不到真正的强盗，那么杀害公孙姓及公孙霍，怎么知道确实是他们的罪过呢？

晋国人拘捕戎蛮子赤，把他交给楚国。

戎蛮，是楚国的盟友。楚国逼迫他而逃奔晋国，晋国不能安抚，反而拘捕他把他交给仇敌。唉！不仁啊！老虎犀牛搏斗小猪，小猪害怕而投奔我，我又捆绑起来喂给老虎，普通人都不忍心，何况是霸主

译是霸主吗？晋国的意图，大概是认为庇护一个戎蛮，楚国必定会来讨伐，不如把它归还给楚国以消除祸患。小猪害怕老虎而投奔我，我如果去救它，那么老虎必定会与我搏斗，宁可抓住小猪交给它，老虎得到小猪就会高兴而离开。这就是晋国的意图。把它作为普通人保全自身的防备是可以的，用普通人的防备来作为盟主的策略就大错特错了。当时上面有周王室，抓住戎蛮把它归还给周王室，不也可以吗？却甘愿向楚国自取其辱，它不仁的罪过姑且不论，它的不智就太严重了！拿着楚国的仇敌把它归还给楚国，这是替楚国服役啊，晋国的耻辱太深重了！

译城西筑外城

是为了防备邾国。

六月辛丑日，亳社发生火灾。

鲁国僭越天子的礼制，没有不备办的。郊祭天、祀祭地，举行大雩祭，建造雉门，设立两观，这已经登峰造极了。虽然没有亡国之社，也不妨碍它具备天子的制度，却又建造了亳社。天子设立亡国之社，是用来自我警戒的，鲁国哪里用得着这个社呢？解说的人认为因为成王慰劳周公，所以赐给鲁国天子的礼乐，说礼乐尚且还可以，那么亳社难道也是成王所赐的吗？由此可知鲁国僭越天子的礼制，都是其后世子孙夸耀周公的功劳而僭越的。史逊既然向周王室请求，而平王也答应了。后来就顺着这种僭越而继续僭越，所以天子的制度没有不备办的。亳社虽然不必建造却建造了，其他情况就可以知道了。雉门两观的僭越已经招致火灾，而亳社的僭越也招致火灾，就知道上天厌恶僭越非常严重了。亳社，是商朝的社，亡国之社不接受天阳，所以用房屋覆盖它。

秋八月甲寅日，滕子结去世。

冬十二月〇蔡昭公

〇滕顷公

五年春天，在毗地筑城

是为了防备邾国。

夏天，齐侯攻打宋国。

宋国本来曾经与齐国结盟，定公十四年洮地的盟约就是证据。十五年，郑国的罕达率领军队攻打宋国，齐侯、卫侯驻扎在渠蒢，两观望望而不救援，认为与齐国结盟对自己没有益处，所以疏远齐国。齐侯于是攻打宋国。齐、宋两国没有什么大的差别，而齐国一定要凌驾于宋国之上，宋国不与之结盟是适宜的，白白攻打有什么益处呢？齐国姑且不要指望宋国臣服，宋国不兴起报复的军队，是幸运的事。

晋国赵鞅率领军队攻打卫国

是为了重新立蒯聩为君，但没有成功，所以不记载为“纳”。

秋九月癸酉日，齐侯杵臼去世。

齐景公在位五十八年，虽然崔氏、田氏、髙氏、国氏都在他的时代横行，而田氏尤其专权。景公之所以能做景公，不过是像鲁昭公那样罢了。然而景公最终没有被驱逐，是因为景公能忍耐，昭公不能忍耐。景公得到晏子并任用他，所以能忍耐；昭公有一个子家子却不能任用，所以因怨恨而失去国家。晏子用礼来回答景公的询问，虽然只是能说说而已，但景公知道礼可以用来治国，所以用柔和的手段使田氏屈服，田氏虽然施加暴行，却无处施展，所以景公得以善终。子家子告诉昭公要忍耐，而昭公不听从，最终被季氏驱逐。虽然如此，景公能忍耐，但最终不能除去田氏的祸患，等到他的子孙相继被杀，本来就不能算是好的谋略。然而与那些因忿怒急躁而迅速招致祸患的人相比，还是有区别的。这大概是因为知道礼而不能运用的过错。大概礼的作用，不止于能忍耐而已。能忍耐，是礼的末节；运用礼的根本，不是大儒不能做到的。晏子是器量狭小的人，哪里值得计算呢！

冬，叔还出使齐国。

闰月〇齐景公

丧期按年计算的，说一年而不说闰月；按月计算的，闰月也是月，怎么能不计算呢？谷梁认为闰月不正，是不对的。

六年春天，在邾瑕筑城

鲁国在邾国的邑地筑城，对邾国的扼制非常厉害。筑城是为了保卫自己的邑地，在别人的邑地筑城是为了什么呢？夺取其险要之地以要挟其臣服，就像筑城郑国虎牢之类一样。现在在邾瑕筑城，而冬天攻打邾国，既夺取了其险要之地，而且用兵攻打，邾国怎么能够安心呢？第二年攻打邾国，把邾子带回来，邾子失去了险要之地，无法抵抗鲁国。

晋国赵鞅率领军队攻打鲜虞

晋国攻打鲜虞有五次，而没有看到鲜虞因此受到损害。鲜虞被晋国逼迫，晋国贪图其土地罢了。然而五次攻打最终不能得到，那么鲜虞虽然是夷狄，大概也不是弱国。荀吴、士鞅曾经攻打而没有攻克，现在赵鞅又攻打它，希望攻克以建立自己的功劳，而掩盖以前叛乱的事。

吴国攻打陈国

吴国本来与楚国是仇敌，以前不曾攻打中原国家。鸡父的失败，是打败楚国。现在才开始攻打陈国，也不是与陈国有仇，是因为陈国在楚国，与楚国争夺陈国罢了。

夏天，齐国的国夏和髙张来投奔鲁国

田氏用重施恩惠来削弱齐国，齐国人归附他。景公的时代，本来就已经危险了！现在景公已经去世，所忌惮的只有髙国罢了，所以归罪于他们而驱逐他们。髙国既已出逃，那么田氏就可以肆意作恶，所以秋天就杀害了孺子。

叔还防备吴国在柤地

吴国已经攻打陈国，鲁国害怕吴国的军队波及自己，所以叔还防备吴国在柤地。

秋七月庚寅日，楚子轸去世。

齐国的阳生进入齐国

小白和阳生进入齐国，志向相同而事情不同，都是篡位。子纠没有到达，小白先进入，从而拥有齐国；阳生后进入，于是杀害子荼而自立。两者先后虽然不同，但都是志向得到位置，所以都用“入”来记载，而且都不记载为公子。

齐国陈乞杀害他的国君荼

景公询问政事，孔子回答说：“君要像君，臣要像臣，父要像父，子要像子。”景公说：“好啊！确实如果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即使有粮食，我能吃得到吗？”唉！知道并不难，实行才难。景公听到晏子的话，知道礼可以用来治国而不能实行，最终无法收回田氏的权力；听到圣人的话，知道父子君臣的道义而不能端正，最终成就了田氏的祸乱。景公真是平庸懦弱，不值得与他有所作为。景公没有嫡子，都是庶子则立长子，阳生长而荼幼，却废黜阳生而立荼，还算知道父子之义吗？父父子子，是长幼的分别。不立其长子而立其幼子，怎么能免于祸乱呢？陈乞的叛逆，是知道礼而不实行的过错；荼的死亡，是知道父

译这是做儿子的不矫正的缘故啊。唉！人不怕别人不了解自己，既然了解了却不能实行，这是缺乏勇气。我惋惜景公听到了圣人的言论、贤人的议论却不能实行，最终导致动乱，姑且论述这件事，把它作为听取言论者的准则。至于陈乞，则是赵盾一类的人。有人怀疑杀害齐荼的是朱毛，而史书却记载陈乞，这是不推究实情了。《春秋》难道只是声讨人的叛逆行为吗？它是声讨人的叛逆之心罢了。

译冬天，仲孙何忌率领军队讨伐邾国。

既然已经修筑了瑕邑的城墙，邾国还能依仗什么呢？讨伐邾国必定取胜，这是理所当然的。

宋国的向巢率领军队讨伐曹国。

义国的乐髠率领军队讨伐曹国。

七年春天，宋国的皇瑗率领军队侵犯郑国。

这是为了报复罕达率领军队（侵犯宋国）的事。罕达率领军队侵犯宋国，到此时已经七年了，为什么报复得这么晚？大概是因为当时宋国和郑国都顺从齐国，宋国顺从齐国的程度较浅，而郑国顺从齐国的程度较深。罕达讨伐宋国时，齐国在渠蒢驻扎军队，然而既不讨伐也不救援，在宋国和郑国之间观望。宋国知道齐国对郑国厚待，对宋国薄待，虽然内心怨恨郑国但不敢报复，害怕齐国亲近郑国而在背后议论宋国。现在齐景公已经去世，齐国正面临内部动乱，所以宋国举出积年来的怨恨来报复郑国，于是就有了侵犯郑国的军队。《左传》不知道这一点，竟然认为是因为郑国背叛晋国的缘故。郑国虽然背叛了晋国，宋国难道仅仅是为了晋国而侵犯郑国吗？这是错误地附会了《春秋》的书法。

晋国的魏曼多率领军队侵犯卫国。

这是因为蒯聩的缘故。

夏天，鲁君在鄫地防备吴国。

鲁君将要讨伐邾国，所以先在鄫地防备吴国，害怕吴国袭击鲁国。

秋天，鲁君讨伐邾国。八月己酉日，攻入邾国，把邾子益俘虏到鲁国。

解说的人说：“定公、哀公时期《春秋》多有隐讳之辞。”我读《春秋》到这里，从未见到有隐讳之辞。现在在攻入邾国、俘虏邾子益这件事上，尤其足以证明解说者的谬误。攻占别人的国家，俘虏别人的国君，这是天下极大的罪恶，而《春秋》不为之隐讳，却说有隐讳之辞，我不相信。追溯邾国的先世，它实际上是鲁国的附庸。自从邾子克接受周天子的命令后，就叛服无常。鲁国之所以虐待邾国，是因为邾国理应服役隶属于鲁国却不归顺。然而鲁国不图谋安抚邾国的心，而是倚仗强大欺凌弱小，讨伐它的国家，攻入它的都城，俘虏它的国君，唉，多么残暴啊！如果这样，那么邾子即使想改换侍奉鲁国，也不可能了。定公抚慰并养育邾国，邾国蒙受他的恩德，那么今年防备它，明年朝见它，死了就奔赴丧礼，像对待父兄一样，那么邾国本来就是鲁国的西部屏障。哀公不知道用先君安抚邾国的方法来招徕它，却趁着一次胜利，就俘虏了它的国君，最终招致大国的愤怒，失去了讙邑、阐邑，岌岌可危地害怕齐国的军队逼近城下，急忙归还邾子，那么当初还不如不灭亡邾国，就没有这种耻辱了。这一时的错误举动，必定出自三家大夫。三家大夫逼迫邾国已经很久了，想要自己灭亡邾国，就把罪恶归于自己，所以让鲁君统领军队，而实际上是三家大夫的谋划。得到邾国，三家大夫分享利益；灭亡国家，哀公独自承受杀戮。唉！奸人欺骗君主，竟然到了这个地步，《春秋》能不作吗？

宋国人包围曹国。

冬天，郑国的驷〇率领军队救援曹国。

宋国虐待曹国已经太过分了，而郑国救援曹国却不合情理。宋国讨伐曹国已经两次，现在又包围它；郑国对曹国没有半点交好，现在却突然救援它。宋国痛恨曹国，大概是想贪图它的土地；郑国救援曹国，是为了报复宋国侵犯郑国的战役。然而宋国只称“人”，而郑国称名，大概是没有缘故而虐待别人的人，罪责重；趁着间隙而报复怨恨的人，责任轻。包围曹国的战役，宋君在其中却只称“人”，贬斥很重；而郑国称名并记载“救”，大概也是赞许它。然而君子之所以不深深赞许郑国，是因为郑国对宋国有嫌隙，而对曹国没有一天的交好，现在救援曹国，只是掠取救援别人的名声罢了，实际上是向宋国报复怨恨。

八年春天，周历正月，宋君攻入曹国，把曹伯阳俘虏回宋国。

前年宋国包围曹国，现在宋君攻入曹国，把曹伯阳俘虏回去，与鲁君讨伐邾国，己酉日攻入邾国，把邾子益俘虏来，文字实际上相同，只是内外体例不同，所以记载为“归”和“来”，以此区别。而传注者都认为实际上是灭亡了却记载为“入”，我认为当时实际上没有灭亡，所以不能记载为“灭”。狄人攻入卫国，实际上是灭亡了卫国；楚子攻入陈国，实际上是灭亡了陈国。然而卫国、陈国的祭祀都没有断绝，并且重新封立了君主，后来卫国、陈国都再次出现在经文中，所以不能记载为“灭”。现在宋国攻入曹国，与楚国攻入陈国、狄人攻入卫国没有不同，攻入它的国家，俘虏它的国君，然而没有使它的宗庙成为废墟，毁坏它的社稷，所以不记载为“灭”。然而卫国、陈国重新封立了君主，而曹国没有重新封立，圣人也根据事实来记载。如果它的祭祀没有断绝却记载为“灭”，这是《春秋》诬陷别人的罪过。所以不记载为“灭”，还是对宋国恢复曹国抱有期望，就像鲁国恢复邾国一样。而宋国不能做到，这两件事恰好先后发生，所以记载下来，也足以看出宋国的强大，没有人敢议论它，而它的恶行也不再自我反省。鲁国的弱小，一旦做不义之事，就被别人扼制，必定要恢复邾国以缓解祸患。为什么邾国幸运而曹国不幸呢？所遇到的敌人有强弱罢了。

吴国讨伐我国。

吴国讨伐我国，都说：“是因为灭亡邾国的缘故。”我认为不是这样。根据《职方氏》考察，吴国越过宋国才到达邾国，邾国与吴国有什么关系，吴国为了邾国而讨伐我国呢？说吴国忌惮鲁国得到邾国而讨伐鲁国，这也是不对的。吴国未曾讨伐中原国家，六年时吴国讨伐陈国，所以鲁国人害怕，派叔还去柤地防备。现在鲁国讨伐邾国而得到邾国，吴国忌惮它扩大封疆难以控制，所以讨伐我国。大概吴国将要蚕食中原国家，鲁国正处在它的要冲，鲁国强大而堵塞它的要冲，那么吴国就无法施展它的毒手。所以讨伐鲁国的人，是忌惮鲁国，不是为了邾国。

夏天，齐国人夺取讙邑和阐邑。

邾国介于齐鲁之间，两国都想要它。现在鲁国独自灭亡邾国而占有它，齐侯害怕，所以夺取讙邑和阐邑来抵偿鲁国得到邾国的事。鲁国得到邾国，大概处于危险境地，而首先失去两个城邑，如果不恢复邾国的祭祀，那么祸患不会停止，所以归还邾子。

译这件事非常明显，文辞也很直白，不加解释就能明白。《左传》对于吴国攻打我国，已经荒谬地认为是因为邾国的缘故，到了这里不能再说是因为邾国了，于是粉饰季鲂的事情来掩饰它。怀疑季鲂的事情污秽而不合典制，不足以让人相信，于是又说齐侯派人到吴国请求出兵来攻打我国。先前说是邾国的茅成子向吴国请求出兵，现在又说是齐侯派人到吴国请求出兵，前后互相矛盾，没有一处可以依据。由此可知《左传》解释经义都是依附于《春秋公羊传》的，这就是我很少采纳它的原因。

译把邾子益送回邾国。

秋季七月。

冬季十二月癸亥日，伯过去世。

齐国人归还讙地和阐地。

鲁国得到了邾国却失去了讙地和阐地，这两者的轻重本来就有区别。假使鲁国舍弃这两个城邑而得到一个诸侯国，仍然不失为有利。如今却舍弃一个诸侯国而收复两个城邑，这不是鲁国偏袒，而是形势所迫。得到邾国却背负灭国的恶名，那么岂止是齐国可以胁迫鲁国？凡是与邾国相邻或有姻亲关系的国家，都可以借机指责鲁国。如今舍弃邾国而得到讙地和阐地，对外有悔改邪恶、回归正道的声誉，对内有收复疆土的美名。得到两个城邑而安定富足，哪里比得上得到一个小国却战战兢兢、担忧四方邻国还来不及呢？这就是鲁国送回邾子并收复两个城邑的原因。那么这样做是对还是错呢？回答说：“圣人不厌恶改过向善，悔改过错、顺从善道，本来就是君子的行为。然而假使鲁国不等到失去两个城邑就立刻送回邾子，那就更好了。等到齐国夺取了两个城邑，才开始恐惧而送回邾子，那么送回邾君，是形势所迫不得已而为之。不得已而做善事，固然已经不真诚，但终究比放纵邪恶而不悔改要好一些。”至于齐国人归还讙地和阐地，是因为有所图利，并非出于仁义，其说法见于《邾子益来奔》。

鲁僖公九年春季周历二月。

宋国的皇瑗率领军队在雍丘俘获郑国的军队。

天子的军队，用最大的仁义讨伐不仁，用最大的正义讨伐不义，所以正义的旗帜所指之处，只是问罪而已，只要对方有一句话理亏，就收兵退去，难道会随意让百姓争斗吗？春秋时期的用兵，没有曲直的道义，有时把敌人逼入险境，有时用欺诈击败敌人，杀他们的百姓是为了削弱他们的势力，摧毁他们的军队是为了削弱他们的国家，只求必胜，不一定追求道义。然而作战、讨伐、围困、攻入的军队，还说是有所借口，而宋国俘获郑国军队，就更加过分了！在鲁隐公时代，只有郑庄公伐取三军，此后二百多年没有记载“取”的，郑庄公的奸诈阴险，世上本来很少有匹敌的。如今郑国讨伐宋国，本来就不符合道义。鲁定公十五年，郑国的罕达首先挑起祸端而讨伐宋国；鲁哀公七年，宋国又派皇瑗报复，那么怨恨本来就已经偿还了。宋国人围攻曹国，郑国的驷弘救援曹国，不是救援曹国，而是仇视宋国，那么郑国仇视宋国已有两次，而宋国侵犯郑国只有一次。如今郑国再次讨伐宋国，军队驻扎在雍丘，雍丘是宋国的土地，那么郑国已经三次仇视宋国，其道义本来就有亏欠。然而宋国抵御郑国，也不能说是符合道义，因为在雍丘用诡计俘获他们，也太过分了。不说是“败”，是因为不是战败而逃跑；不说是“溃”，是因为不是溃散而离散，而是出其不意，劫持而俘获了他们。不再向宗庙献俘，他们上报战果时不称俘获，春秋史官也就不能记载为俘获。所以说：“宋皇瑗率领军队在雍丘俘获郑国军队”，是记载他们的诡诈且不义。然而郑庄公俘获三军，记载为“伐”、记载为“取”，而这里直接记载为“取”，事情不同文字也不同，这是记事体例如此，其实俘获军队则是一样的。

夏季，楚国人讨伐陈国。

陈国跟随吴国。

秋季，宋公讨伐郑国。

宋国春季俘获郑国军队，秋季又讨伐郑国，虽然雍丘之战实际上是郑国讨伐宋国，但我既然用诡计俘获了他们的军队，也已经过分了，为什么还要讨伐呢？记载“公”是为了区别于大夫，并不是褒扬。

冬季十月。

鲁僖公十年春季周历二月，邾子益来投奔。

鲁公会见吴国军队讨伐齐国。

起初，齐国因为鲁国灭掉邾国，夺取讙地和阐地来胁迫鲁国。鲁国恐惧而把邾子送回邾国，邾子得以恢复他的国家，齐国的恩赐现在归还不久就逃奔到仇敌那里，难道不是齐国有诛求而邾子无法忍受吗？所以邾子来投奔，鲁公为他会见吴国讨伐齐国，是因为邾国的缘故。前几日鲁国灭掉邾国而齐国夺取鲁国的城邑，那么道义在齐国；今日齐国胁迫邾国而鲁公讨伐齐国，那么道义在鲁国。道义难道是这样去留不常的吗？人们只是借它来谋取利益罢了。齐国窥视鲁国的西部边境很久了，只是庆幸鲁国有灭邾的事情，借道义来夺取城邑；鲁国怨恨齐国也很久了，只是庆幸邾子来投奔，借道义来讨伐齐国。两者都是借道义来满足欲望，其实是大不义。而鲁国作为国家，本来就弱于齐国，将要讨伐齐国，怀疑自己不能取胜，就会见吴国来讨伐齐国。然而用兵实际上是鲁国的意图，却记载为“会见”，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鲁国弱小不敢直接面对吴国，尊崇吴国为主帅罢了。吴国大概距离齐国很远，隔着鲁国然后才能到达齐国。吴国如果不趁着鲁国的请求，怎么能越过鲁国去讨伐齐国呢？鲁国因为小小的邾国，而使齐国遭受南蛮的兵祸，吴国的祸患于是波及到东方华夏地区，这都是鲁国造成的。圣人记载“公”而不掩盖事实，责备鲁国的意思很深啊。

三月戊戌日，齐侯阳生去世。

经文记载“齐侯阳生去世”，而传文认为“齐国弑杀其君”，这怎么讲得通呢？赵盾实际上是弑君，而传文认为不是弑君；阳生不是被弑，而传文认为是被弑。学者不相信经文而相信传文，反而歪曲经文来迎合传文。像杜预、左氏那样笃信传文，君子不责备他们，而学习《春秋》的人也折服而顺从传文，我不理解。

夏季，宋国人讨伐郑国。

宋国俘获郑国军队，又再次讨伐郑国，不义到了极点，所以称“人”。

晋国的赵鞅率领军队侵犯齐国。

晋国自从定公以来，政权归于六卿，在经文中显现的，赵鞅最为横行霸道，出入归叛，随心所欲，军事之事，都由赵鞅专断。晋定公被臣下控制，很久不能会盟诸侯了，小国尚且不归附晋国，何况齐国呢？晋国只是看到鲁公会见吴国讨伐齐国，怀疑吴国于是称霸，所以赵鞅也侵犯齐国，显示晋国并不弱于吴国。然而吴国讨伐齐国，为了邾国是有名的，而晋国侵犯齐国，趁丧伐人是极大的恶行。晋国想要与吴国争强，却不知道自己的行为不义。后一年，黄池之会，吴晋争长，其征兆大概就见于此了。

五月，鲁公从讨伐齐国回来。

译因为军队是来进攻的，而不是来防守的，所以以“伐”来报告。

〇齐悼公

卫国大夫公孟彄从齐国回到卫国。

译鲁定公十四年，卫国世子蒯聩出逃到宋国，卫国大夫公孟彄出逃到郑国，那么公孟彄本来就是蒯聩的同党。后来蒯聩居住在戚地，《春秋》经文中没有记载他进入卫国的文字，说明蒯聩仍然在戚地。现在公孟彄作为蒯聩的同党，不回到戚地却回到卫国，这是背叛同党而侍奉仇敌。从名分上说，蒯聩是正统而子辄是不正统；从道义上说，蒯聩是顺从而子辄是叛逆。公孟彄跟随不正当的人去逼迫正当的人，以叛逆对抗顺从，他的为人大概可以知道了。经文记载“自齐”，是胁迫齐国来对抗卫国。记载“归”，是缓和的措辞。凭借齐国的力量进入卫国，卫国怎么能抵挡呢？所以措辞缓和而不紧迫。解说者认为“归”是褒善之辞，这是浅陋的。

薛伯夷去世。

秋季，薛惠公即位。

冬季，楚国公子结率领军队讨伐陈国，吴国救援陈国。

成公、襄公时代，晋国和楚国争夺郑国，还可以说是中原国家与荆蛮争夺诸侯。现在楚国与吴国争夺陈国，中原国家有什么相干呢？陈国大概是中原国家，却被吴国和楚国争夺，这是中原国家支撑不住了。唉，可悲啊！东方强大的国家，只有齐国和晋国，都被国内的强臣控制，无法自立了，诸侯怎么能不随之倾覆呢！陈国是楚国的盟国。楚国战败后，陈国背叛楚国依附吴国。鲁定公六年，吴国讨伐陈国。九年，楚国讨伐陈国。陈国本来就很弱，早上依附吴国晚上依附楚国，形势所迫不得已罢了。然而不幸处于吴楚争夺的要冲，建国是多么艰难啊！现在楚国讨伐陈国而吴国救援陈国，讨伐的一方并非不善，救援的一方也并非善。君子不在这两者之间辨别善恶，圣人之所以两者都记载，是为了显示中原国家衰败而吴楚争夺诸侯。

鲁定公十一年春季，齐国大夫国书率领军队讨伐我国。

这是报复之前讨伐齐国的战役。邾子来投奔，鲁国为他防备，吴国因此讨伐齐国，因为齐国逼迫驱逐邾子。齐国既然不义，受到讨伐有什么可推辞的呢？而现在又报复它，它的举动本来就已经理亏了。然而诸侯来讨伐，没有不记载“四鄙”的。只有八年吴国讨伐我国，以及现在齐国讨伐我国，没有记载“四鄙”。所以记载其鄙的，只是讨伐其边境罢了。现在直接记载“伐我”，说明军队到达了都城，不仅仅是讨伐边境而已，那么国书的军队，也太厉害了吧！然而《春秋》记载这件事没有贬斥的措辞，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春秋末期，大夫专横暴虐，不记载他们的名字，就无法显示他们的专横，这并不是褒扬。

夏季，陈国大夫辕颇出逃到郑国。

晋国和楚国争夺郑国，郑国的大夫在南北之间摇摆谋划，谋划失败就出逃。现在吴国和楚国争夺陈国，陈国的大夫大概也有不同的意见吧？辕颇的出逃，正好在公子结讨伐陈国、吴国救援陈国之后，这一定是谋划不合而逃跑的人。《左传》认为辕颇因为封田被收回而逃跑，这在经文中无法考证。圣人在《春秋》中，为什么如此隐晦呢？如果这样，那么后世没有《左传》，这件事去哪里考证呢？我也不相信这种说法。

五月，鲁君防备吴国讨伐齐国。甲戌日，齐国大夫国书率领军队与吴国在艾陵交战，齐军大败，抓获了齐国大夫国书。

鲁国两次防备吴国讨伐齐国，讨伐齐国还可以，但招引强吴来残害中原国家，罪恶太大了。鲁国与齐国有仇而弱于齐国，不借助外力无法报复齐国。晋、宋、卫、郑都是鲁国的盟国，而鲁国不向他们求助，一定要招引吴国来击败中原国家，其罪不可饶恕。然而艾陵之战，只记载齐国与吴国交战，鲁国没有参战。参与讨伐而不参与交战，也足以显示吴国的强大和鲁国的弱小了。

秋季七月辛酉日，滕国国君虞毋去世。

冬季十一月，滕隐公即位。

卫国大夫世叔齐出逃到宋国。

前年，公孟彄从齐国回到卫国，现在，世叔齐出逃到宋国，一出一入，他们的同党之间已有不能相容的了。卫侯父子不能相容，何况群臣呢？君臣父子成为仇敌，出入相背，如同冰炭，想要卫国不发生动乱，可能吗？

鲁定公十二年春季，实行田赋。

《春秋》记载“用田赋”，是讥讽征收十分之二的赋税。解说者都引用哀公的话说：“十分之二，我还不够用，怎么能实行彻法呢？”因此认为宣公初税亩，按十分之二征税，现在又在十分之二之外实行田赋，这是错误的。宣公初税亩，是将助法改为贡法，并没有赋税。现在实行田赋，才开始按十分之二征税，哀公的话大概是在实行田赋之后说的。《周礼·地官》载师任地的法则：园廛二十取一，近郊十取一，远郊二十取三，甸、稍、县、都都不超过十分之二，那么周制不止十分之一。解说者都说十分之一的法则，只是举出税而言，没有说赋。税是十分之一，赋也是十分之一。赋出车马，税出谷米，举税和赋来说，那么周制都是十分之二。孟子说：“请在郊野实行九一而助，在国都实行什一而自赋。”这就是《地官》的法则。郊野九一而助，郊野就是甸、稍、县、都的区域，九一而赋且助。赋用来征收货币，应当缴纳牛马车甲；助用来征收谷粟，收入职岁的府库。国都什一而自赋，国都就是园廛、近郊的地方，什一而税且赋。让百姓自赋，那么就用税来供给赋，税的谷粟全部用来供给赋，税赋都供给马牛车甲。大概园廛、近郊，是天子六乡的军队所居住；国都，则是诸侯三乡的军队所居住。驻扎军队之地，税赋都用来供给赋；郊野之地，税赋都用来供给税，这是成周的定制。解说者只看到园廛、近郊轻而远郊、甸稍重，就认为周制轻近而重远，不知道载师的职责只是掌管税而已。

译因此，近郊只征收税，不提及赋；甸、稍的赋也是以税来供给，所以一并举出十分之一的税率。园、廛、近郊都驻扎军队，所以用税来供给赋；甸、稍、县、都不是驻扎军队的地方，所以用赋来供给税。将税和赋合起来看，平均是十二分之二。总之，近处只征赋不征税，远处只征税不征赋。如今哀公在国中地区既征赋又征税，在郊野地区既征税又征赋，以田地作为标准，不再计算远近，这是赋征十二分之二，税也征十二分之二。合起来说，平均是十四分之二。其征收之重没有超过这个程度的，所以圣人写下“用”字来厌恶它。“用”，是不应该使用的。《三传》中的诸儒都不考察古制且没有证据，胡乱凭主观臆测来推断，不是通晓事理的正确言论。

译夏季五月甲辰日，孟子去世。

《孟子》是鲁昭公的夫人，是吴国的女子。因为忌讳娶同姓女子，所以称她为吴孟子。不记载她的姓氏，是为了避讳同姓；不记载她的谥号，是为了避讳她的姓氏。

鲁昭公在橐皋会见吴国。

吴王夫差亲自率领军队在艾陵击败齐军，这是为了鲁国的缘故。鲁国认为吴国有恩惠，所以在橐皋会见吴国，以重修鄫地会盟时的友好关系。

秋季，鲁昭公在郧地护卫卫侯和宋国的皇瑗。

郧地在泰州，是吴国的土地。鲁国与吴国和睦，而吴国正图谋称霸，所以鲁国在郧地护卫宋国，联合卫国和宋国以顺从吴国。齐国本来就是晋国的仇敌，而鲁国、宋国、卫国也折服顺从吴国，晋国大概危险了！所以第二年举行黄池之会，晋国与吴国交好，不是为了争夺霸权，而是为了缓解吴国的祸患。然而晋国的屈辱、吴国的强盛，以及诸侯向东侍奉吴国，都是鲁国造成的。所以四次记载“公会见吴国”，接着记载“公会见宋国、卫国”，第二年记载“公在黄池会见晋侯和吴子”，那么鲁国的罪过就显明了。

宋国的向巢率领军队讨伐郑国。

宋国与郑国的怨恨，到这时已经十三年了。虽然战争的起因是由郑国的罕达开启的，但宋国对郑国的伤害更多。六年之间，四次侵扰郑国，而且战争不停息，也太过分了。屡次胜利就会骄傲，骄傲就不预料到失败，所以第二年郑国的罕达在嵓地俘获宋军，是因为宋国没有防备。逞强用兵而不止息，也可以作为警戒啊！

冬季十二月，发生蝗灾。

《春秋》记载蝗灾共有十八次，都在夏秋之交，本来就把这当作灾害。然而不如哀公时期，记载蝗灾两次，都在冬眠昆虫封闭之后。冬眠昆虫封闭之后，谷物已经收获，蝗虫本来不能为害，但这种现象也很异常了。礼制说：“仲秋时节施行夏令，那么冬眠的昆虫和蝗虫就不藏匿；孟冬时节施行夏令，那么正值冬季却不寒冷，冬眠的昆虫和蝗虫又出来。”这就是常年温暖的证据。温暖而冬眠昆虫苏醒，尚且如此；温暖而蝗虫滋生，这就叫做灾害和异常同时兴起。圣人能不记载它吗！

十三年春季，郑国的罕达率领军队在嵓地俘获宋军。

这是俘获向巢的军队。九年，宋国在雍丘俘获郑军，不记载“郑国讨伐宋国”，用宋国诡计俘获作为文辞，重在责备宋国而轻责郑国，所以隐去讨伐的记载。现在郑国俘获宋军，首先记载“宋国讨伐郑国”，宋国和郑国的罪恶相当，所以同时记载讨伐，好像说：“宋国不讨伐郑国，军队就不会被郑国俘获。”然而以小人之道责备宋国，那么俘获郑军的首要罪恶不可逃脱；以君子之道责备郑国，对方用诡计俘获，我不应该用诡计报复。君子可贵之处，在于对方虽然用不义对待我，我却独自以义自安，这是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如果宋国用诡计俘获，我也用诡计俘获，那就都是小人了，怎么区别呢？郑国将要报复宋国，为什么不在宋国郊外整顿军队，逼近边境而质问它俘获我军的罪过，宋国有什么理由而不屈服？现在宋国俘获郑军，郑国也俘获宋军，诡诈互相兴起，不是圣人所喜欢的，所以一个记载讨伐、一个不记载讨伐，只是判定谁曲谁直罢了，不用君子的道理来责备他们。

夏季，许男成去世。

鲁昭公在黄池会见晋侯和吴子。

中原诸侯会见吴国的很多，在钟离会见吴国，在戚会见吴国，在向会见吴国，都记载“会见”。因为晋国率领诸侯前往会见吴国，诸侯以晋国为主，唯独跟随晋国会见吴国。现在黄池之会，唯独记载“会见”以及“公”，不以晋国为主，而以吴国为主，是跟随吴国而会见晋侯。然而不记载“公与吴子会见晋侯”，而记载“公在黄池会见晋侯和吴子”，是为了保存晋国从而保存中原，这是改变文辞以显示大义。鲁国自从鄫地之会，长久与吴国和睦。前年使用吴国的军队讨伐齐国，俘获国书，鲁侯感激吴国的恩德，所以在橐皋会见吴国，又替吴国护卫宋国和卫国在郧地。晋国大概忌惮吴国终于称霸，不能不对吴国有所请求，所以黄池之会，由晋侯主持。晋国不再称霸将近三十年，怎么能主持吴国呢？大概是为了志在会见吴国罢了。然而吴国在经文中被记载，只有柏举之战和这次黄池之会记载爵位。柏举之战因为拯救中原有功，黄池之会因为调和中原没有恶行，圣人难道赞许吴国的强大吗？给吴子加爵位，是为了使霸主感到羞愧而哀伤中原。解说的人认为“会见”以及“会见”是两位霸主的话，而且所谓霸主，是因为他统领诸侯。晋国的霸业已经扫地了，晋侯独自一人在会盟中，诸侯没有一个跟随他，而吴国也才得到鲁国而已，凭什么称霸呢？晋国之所以会见吴国，不是为了称霸，而是忌惮吴国的强大；吴国之所以会见晋国，也不是为了称霸，而是与中原交往。黄池之会，固然是中原的耻辱，但会盟以交流列国的欢好，消除战争的苦难，这也算没有恶行了，所以内外都用爵位记载，没有贬斥的言辞。

楚国的公子申率领军队讨伐陈国。

越国入侵吴国。

吴王夫差一出，为了黄池之会，而楚国议论他的东面，越国议论他的西面，三个狄族鼎立，而吴国最强，楚国和越国忌惮他，所以趁他外出而争着袭击他的后方。吴国曾经击败越国进入郢都，所以欺凌楚国和越国很残酷。老子说：“兵器是不祥的东西，使用它的事情容易遭到报应。”现在夫差讨伐齐国，会见晋国，将要横行于中原，却不知道楚国和越国含怒已久，窥探空隙以向吴国雪耻。他将要联合晋国和鲁国以安定中原，并力以对付楚国和越国，不知道被楚国和越国抢先了。唉！观察这个，可以作为逞强用兵者的警戒。圣人记载黄池之会，接着记载楚国讨伐陈国、越国入侵吴国的文辞，根据事件组织文辞，垂示警戒深远啊。

秋季，鲁昭公从会盟地回来。

晋国的魏曼多率领军队侵犯卫国。

蒯聩居住在戚地，到现在已经十年了。

译凭借晋国的力量来平定小小的卫国，奉父亲之名讨伐儿子，胁迫正当以废黜不正当，不过是举手之劳罢了。然而晋国攻打卫国一次，侵犯卫国两次，蒯聩最终仍流离失所寄居在戚地，不能进入卫国。这并不是晋国的力量不足以战胜卫国，而是谋划不及于此。六卿正惊恐地互相猜忌，自保尚且不足，哪里有空过问卫国的事呢？起初他们侵犯卫国，只是顺从蒯聩的请求罢了。要将国君送入他的国家，才刚刚侵犯其边境，果真能送入吗？没有实质行动却攫取名义，所以《春秋》记载为“侵”而不记载为“纳”。

译〇许元公

九月出现蝗虫。

冬季十一月，东方有彗星出现。

彗星出现必定要说明它进入的星次，但这里没有说明星次，是因为它在清晨出现。其他星星都已隐没，只有彗星独自显现，所以不说明它的星次。不说明星次，也就不能说它“进入”了某处，所以只说“东方有彗星出现”罢了。为什么要记载？是为了记录天象的变异。记录天象变异，是为了让君主对上天感到敬畏，作为警戒。

盗贼杀害了陈国的夏区夫。

《春秋》记载“盗”字共有四次，杀害国君的有一次，杀害兄长的有一次，而杀害大夫的有两次。以盗贼的低贱身份，竟然能加害于大夫的高贵身份，这说明那个国家没有政治和刑罚了。

十二月出现蝗虫。

意义与鲁文公十二年相同。

鲁宣公十四年春天，在西边狩猎时捕获了麒麟。

麒麟的脚趾，是《关雎》诗意的应验。《关雎》的教化得以推行，王道就能成就；《春秋》的教化得以确立，王道就能完备。教化推行于国家，教化确立于典籍。推行于国家的，有利于一时；确立于典籍的，有利于万世。那么，《春秋》的教化，大概比《关雎》的教化更为重要。我的老师孔子怀抱二帝三王的治国之道，志向未能伸展，私下寄托于《春秋》之中。《春秋》的教化得以推行，这也等同于二帝三王的治理，所以《春秋》写成后，麒麟便应运而生。麒麟是为圣人而出世，不是为鲁国而出世，鲁哀公有什么德行来承受它呢？圣人为了王道而作《春秋》，是为了端正天下的大伦常。君臣关系、父子关系、兄弟关系、夫妇关系、朋友交往，而在《春秋》所处的时代都颠倒了。所以经文记载天王下聘、国君前往京师之类的事，都是为了端正君臣关系；记载申生、蒯聩之类的事，都是为了端正父子关系；记载郑伯战胜共叔段、天王杀死佞夫之类的事，都是为了端正兄弟关系；记载文姜、孟子之类的事，都是为了端正夫妇关系；记载公子友、原仲之类的事，都是为了端正朋友关系。这五种关系端正了，王道就能成就，这就是招致麒麟应验的原因。麒麟出现在鲁国的苑囿中，固然为圣人而出世，但不幸在狩猎中被捕获并受伤，这或许是让人怀疑它并非应验的原因。麒麟本是王者的吉祥瑞兆，不出现在其他地方而出现在鲁国，如果不是对圣人的应验，又是什么呢？凡是狩猎记载地点，是为了表明那不是常规的狩猎之地，现在说“西狩”，就是在鲁国苑囿狩猎罢了。鲁国的苑囿叫大野，在鲁国的西边，提到“西狩”，就知道是在大野了。自己得到叫“得”，用力捕获叫“获”。可惜啊，圣人的瑞兆，人们却不认识，反而施加暴力，这就是圣人感到悲伤而记载“获”的原因。圣人不幸被时代所困厄，麒麟不幸在狩猎中被捕获，圣人以麒麟自比，这就是他流泪沾湿衣襟的原因吧！圣人虽然看到麒麟被捕获，不能不感到悲伤，但这足以彰显我作《春秋》的志向，并非虚饰的文字，于是落笔书写。右边是哀公十四年经文的终结，十六年仲尼去世，二十七年哀公逝世。

春秋经筌卷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