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经筌卷一　　　　　宋　赵鹏飞　撰

译如果用三王时代的标准来要求他，那么结盟就是不诚信；如果用春秋时代的标准来对待他，那么结盟就是美事了。圣人大概是因为无可奈何而对他加以宽恕，没有抹杀他的公义，没有直呼其名而称他为仪父，没有贬斥的言辞，这是褒奖他吗？回答说：“这哪里值得褒奖，只是庆幸罢了。如果他能够放弃干戈而走向结盟，放弃结盟而走向诚信，那么还可以回到三王时代的境界。可惜鲁隐公没过几年就背弃盟约而发动战争，圣人还能有什么指望呢！”没有接受周天子册命的附庸国君主，史书记载其字，仪父，是邾国国君的字。

译夏五月，郑伯在鄢地打败了共叔段。

圣人治理天下，从修身、齐家开始。尧从亲近九族开始，舜从端正五品开始，文王从惩罚寡妻开始，进而推广到兄弟；武王从重视民的五教开始。孔子论述《大学》的道理，也从齐家开始。所以《春秋》的写作，尤其重视名教。《春秋》开篇，首先记载郑伯打败共叔段的事，唉！圣人尚且忍心写出来，大概也是不得不加以谴责吧。那么为什么要谴责呢？郑伯不友爱，共叔段不恭顺，都是名教的罪人，但共叔段的罪行更重。世上的解说者都严厉指责郑伯而宽恕共叔段，不知道共叔段有什么可宽恕的。君主虽然不像君主，臣子不可以不像臣子；父亲虽然不像父亲，儿子不可以不像儿子；兄长虽然不像兄长，弟弟难道就可以悖逆吗？宽恕共叔段的说法，源于《诗序》作者误导后学。《诗序》是《汉书》附加的内容，不是圣人的言论。《叔于田》、《大叔于田》两首诗的文辞，都是讽刺共叔段的，而《诗序》作者说“讽刺庄公”。而且诗中写道“巷无居人，不如叔也”，是说没有叔段那样蛮横的人；“叔在薮，火烈具举，襢裼暴虎，献于公”，说的是叔段的暴虐。两首诗没有一句话提到庄公，为什么呢？这种说法源于《左传》，说“称郑伯，是讥讽他失教”，只是认为庄公失教导致共叔段愚昧，并非说庄公的罪责重于共叔段。而《诗序》作者误以为是讽刺庄公，这就意味着兄长可以不兄，而弟弟可以不弟。我私下认为，圣人责备臣下的过错通常较重，责备君主的过错通常较轻，不是随意加重或减轻，而是长幼的名分、尊卑的道义。名分道义确定，天下就安定，我不相信郑伯的罪责重于弟弟。凡是诸侯的弟弟称弟，是亲近他；或者称公子，是尊崇他。共叔段不称弟，不称公子，把他比作路人。把共叔段比作路人，怎么能说是宽恕他呢？大概庄公不幸有个悖逆的弟弟，像舜对待象那样就可以了，用礼法约束他，用仁爱养育他，给他俸禄但不让他任职，使他富裕但不让他掌握兵权。而郑伯的罪责，源于请求封邑时不拒绝，修缮兵器时不禁止，助长了他的愚昧，帮助了他的暴虐，直到不可控制，将要用军队攻打我，然后用军队打败他，《左传》所谓“讥讽失教”就是这个意思。“克”是战胜的用语。郑伯不能打败共叔段，那么共叔段就会打败郑伯。经书说“克段”，是说共叔段强暴，庆幸郑伯战胜了他。假如不幸共叔段打败了兄长，又怎么训导世人呢？我认为观察《诗经》的防范，就能明白《春秋》的用意，阐明《春秋》以纠正共叔段的罪责，大概是因为名教的道义，不可以重罚兄长而轻责弟弟。

秋七月，天王派宰咺来送惠公、仲子的赗赠。

《中庸》九经之一说：厚往而薄来，用来安抚诸侯。自从进入春秋时期，天王的厚往确实如此，但指望他薄来是不可能的。记载“天王来归惠公仲子之赗”，是责备鲁国，而解说者认为这是罪责天王不该赗赠别人的妾。大概鲁国以夫人身份向诸侯报丧，天王因此来赗赠。那么经书为什么不记载夫人呢？回答说：不记载夫人，是为了纠正隐公。仲子是惠公的妾，桓公的母亲。隐公把仲子当作惠公的正室，向诸侯报丧，这是开启桓公篡位之心。起初不行即位之礼，后来又把桓公的母亲正为夫人并向诸侯报丧，五年后又为她考宫献羽，那么桓公枕刀习毒之心已在此萌发，大概怨恨自己年幼而志向不能伸展。这是隐公自取祸患。所以圣人对于天王来赗赠，斥责说仲子，不以夫人记载，那么天王有什么可责备的呢？鲁国有妾防而平王赗赠；平王去世，而鲁国不参加会盟，我由此知道指望鲁国薄来是不可能的。夫子责备鲁国，不重吗？宰，是士；咺，是名。不是宰周公的宰，也不是膳宰的宰。地位低微的人称氏，车马称赗。

九月，与宋人在宿地结盟。

信用不足而后结盟，两位君主交盟，尚且怀疑不信，而地位低微的人相互结盟，信用又在哪里呢？而且不信的是君主，而结盟的却是地位低微的人，地位低微的人结盟，果真能结两国之信吗？与宋人在宿地结盟，本可以不结盟。直到十年才攻打宋国夺取两座城邑，那么地位低微的人结盟有什么信用可言呢？外出大夫有名而国内不书公，是公屈于大夫，避讳不书，与齐高傒结盟就是这样。或者承接上文而国内不出主名，与国佐在袁娄结盟就是这样。国内不书公，国外书人，都是地位低微的人，宿地结盟就是这样。

冬十有二月，祭伯来。

古时王臣没有外交，王臣是天子的臣子，诸侯也是天子的臣子。诸侯允许他们相互朝见，一心尊崇天子，而王臣缔结私交，对王室有什么损害呢？大概周朝的制度，王畿千里曰万乘以控制四方诸侯，大国不过千乘，合十大国才能敌王畿之内，所以犬牙相制，以杜绝僭乱的机会。凡是在王畿内食采的，都是万乘之数。如果内外之分不严，而寰内之卿大夫与诸侯交往，内外之势一合，那么王畿就危险了。这是王臣不得外交的原因。现在祭伯没有王命，不是朝见也不是聘问，不是奔逃也不是放逐，而贸然来到鲁国，为什么呢？他来的意图不可得知，所以直说“来”以谴责他。解说者都说：祭国伯爵。只有黎錞认为是字，说：“天子三公称公，如

译宰周公之类就是这样；其余的则是表字，祭叔、尹子、单子、刘子都是表字。如果不这样理解，刘子去世前来报丧，如果认为是爵位，应当说“刘子卷去世”，为什么直接说“刘卷”呢？由此可知，伯、叔、子都是表字。祭，是采邑，这种说法合乎情理，所以采纳它。

译公子益师去世。

大夫去世，被记载在史册上的，都是该国地位最高的上卿，是主持国政的人。生前作为国家的得力辅佐，得力辅佐有所缺失，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痛心的呢？所以国君为他停止临朝听政、撤去音乐、减少膳食，以彰显自己的哀痛；将名字登入史册，以显示礼制。公子益师，是鲁国的卿，他的事迹虽然不见于《春秋》，但史官必定会记载，以推崇恩德。这是鲁国史官的旧例，并非圣人的新创。只有记载姓氏、去掉族称，才能体现其中的褒贬。公子，是姓氏。记载姓氏，是为了区别于不记载姓氏的情况，以此来体现褒贬。有人认为公子是受命的大夫，有人认为公子是世袭的卿，这都是推测罢了。我在无骇一事中已经详细论述过了。

二年春季。

事情发生在某时，就不记载月份；不记载月份，就不记载王年，没有固定的义例，其他情况都仿照这个原则。说隐公十年没有记载王年，是主观臆测。

鲁隐公在潜地会见戎人。

鲁隐公在潜地会见戎人，解说的人都说：“会，是用礼仪来会见诸侯，还可以理解，会见戎人，太过分了。”唉！不估量时势而苛责别人做难以做到的事，我没见过这样的人是通达事理的。先王兴盛的时候，寄、象、鞮、译等译官都排列在四海之外，叛乱就讨伐他们，顺服就安抚他们，来朝见就让他们坐在门外，不与诸侯并列。周朝德行衰微，他们的部族混杂居住在中原，赤狄、白狄、伊雒之戎、陆浑之戎、骊戎、徐戎，都与诸侯共处，圣明的君王不再出现，隐公怎么能把他们驱逐到四海之外呢！凡伯，是天子的使者，而戎人竟然攻打他，鲁国与戎人有边境相邻的关系，能保证他们不侵犯边境吗？幸好他们没有用戈矛互相攻击，而是惠然前来相会，鲁国有什么理由拒绝他们呢？所以不得不与他们相会。

夏季五月，莒国人侵入向国。

莒国和向国都是小国，土地相当，德行相等，起初没有什么大的差别。自从进入春秋时期，强大欺凌弱小，人多暴力欺压人少，凭借一时的兵力施展，就想侥幸战胜邻国，王法不行，而诸侯专擅兵权来侵犯侯爵的限度。春秋初期，用军队侵入别人国家的，这是兵祸的开始，所以对他的贬斥本来就不轻。“入”，是指用军队直接到达其国都。《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记载“入”的条例，穿凿附会得很厉害。而《春秋》记载“帅师”，是将领尊贵、士兵众多；记载“师”，是将领尊贵、士兵较少；记载“人”，是将领卑贱、士兵较少；国君亲自率领军队不说“帅师”，这是《春秋》的常规。到了《春秋》变例的时候就不是这样了，有国君率领军队却记载“人”的，有将领尊贵却记载“人”的，这是贬斥；有士兵众多却记载“人”的，这是倚仗人多。大概《春秋》不改变文字，就无法彰显褒贬。莒人是谁呢？是莒子。《左传》认为向姜在莒国不安而回国，莒国人侵入向国，把姜氏送还，那么就不是人多，也不是将领卑贱士兵少。用“人”来指代莒子，是为了加重对他的贬斥，诛责兵祸的始作俑者。从此以后，向国不再出现在经文中。到了宣公四年，鲁隐公和齐侯平定莒国和郯国，莒国人不肯，鲁隐公攻打莒国夺取向地，那么向国最终被莒国所灭，土地并入莒国，那么莒国的暴戾就非常严重了。所以圣人在这里首先诛责他，以表明心意。

无骇率领军队侵入极国。

极国是个微小的国家，凭借鲁国的众多兵力，而无骇专擅率领大军压境，理应直接进入其国而没有人敢抵抗。然而动用大军而欺凌小国，不足以称为武勇，而无骇之所以这样做，是要向莒国示威。莒国人侵入向国，向国逼近鲁国，鲁国人怀疑他们侵犯东部的边境，所以也出动大军来胁迫他们，莒国就不能不恐惧了。极国有什么对不起鲁国的呢！隐公即位，与四邻修好，近的如邾国、宋国，远的如外族，都相会并结盟。莒国虽然对东边的邻国虎视眈眈，也将有办法亲近他们。所以后来因为纪子帛在密地结盟，于是结下了浮来的友好关系，那么今天率领军队的举动，就不是公意了。无骇，继承公子，执掌国家权柄的人，因为权柄在自己手中而专擅进行这次军事行动，所以圣人厌恶他专擅兵权，去掉族称以示贬斥。《谷梁传》说：“隐公不封爵任命大夫，封爵任命是封爵任命的事，与去掉族称、记载族称有什么关系呢？”这是《谷梁传》把封爵任命当作任命姓氏。任命姓氏是任命姓氏的事，与封爵任命有什么关系呢？封爵任命是什么？礼制规定：大国的三卿，都由天子任命；次国的三卿，两卿由天子任命，一卿由国君任命。虽然大国的卿不超过三命。《周礼》规定：一命接受职事，再命接受服饰，三命接受地位，这就是三命。大国的卿三命，次国的卿再命，小国的卿一命，这就是所谓的封爵任命。与任命姓氏有什么关系呢！任命姓氏不是天子任命的，是国君任命的。公的儿子称公子，公子的儿子称公孙，公孙的儿子不能称公曾孙，所以用祖父的字作为姓氏。像公子、公孙，都是活着时就姓的，接受姓氏的常规，不一定由国君任命。只有公孙的儿子不能称公曾孙，所以用祖父的字作为姓氏，私下里感到不安，所以必须请求国君而由国君任命，这就是任命姓氏。与封爵任命有什么关系呢！《左传》说“无骇去世，羽父请求赐族”，是为无骇的儿子请求赐族。杜预不理解，认为是为无骇请求赐族，那么无骇就是终身没有姓氏了，这难道符合人情吗！那么无骇，就是公孙无骇。无骇去世，羽父为无骇的儿子请求谥号为展氏。众儒错误地把封爵任命当作任命姓氏，认为无骇不记载姓氏是因为没有封爵任命，所以我极力辩驳。

秋季八月庚辰日，鲁隐公与戎人在唐地结盟。

《费誓》说：“徐戎同时兴起，东郊不能通行。”那么鲁国有戎患，大概始于伯禽。伯禽贤能，也不免设置甲胄，准备弓矢

译设置板障，储备粮草，然后才能抵御戎人，这确实是很辛劳的。如今隐公在春季会见戎人，戎人请求结盟，隐公推辞；到了秋季戎人再次请求结盟，于是便与他们结盟，由此可知戎人对鲁国有仰慕之心，而使他们归服并不需要辛劳。隐公有什么值得仰慕的呢？隐公虽然名分不正，却有让出国君之位的心意，把千乘大国的君位看得如同破鞋一样，在春秋时代很难找到这样的人。他即位之初，与四方邻国和睦相处，所以戎人因此对他产生仰慕。虽然歃血盟誓是戎人不该做的，但通过修好边境关系来止息战争、安定百姓，这也是春秋时期美好的事情。周文王那样圣明还要侍奉昆夷，太王那样贤德还要侍奉獯鬻，隐公有什么过错呢？春季会见而秋季结盟，隐公对祸患的考虑是很深远的。那么唐地的结盟，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不得已而与他们结盟，隐公大概也是知道主持盟誓的典制不可扰乱，所以两次推辞后才不拒绝。

译九月，纪国大夫裂繻前来迎娶新娘。冬季十月，伯姬嫁往纪国。

这是讥讽纪侯没有亲自迎娶。纪侯从鲁国娶妻，却派遣大夫去迎娶新娘，不符合礼制。伯姬是鲁国的女子。女子出嫁称为“归”。

纪国大夫子帛与莒国国君在密地结盟。

莒国自从攻入向国之后，便公然产生了窥伺鲁国的野心，所以无骇率领军队攻入极国来恐吓它。莒国虽然是小国，地处偏僻的海边，带有夷狄的风俗，伺机窥伺鲁国，大概不会停止。纪裂繻在莒国和鲁国之间往来，知道了这种情况，于是便与莒国国君在密地结盟，为鲁国谋划。《周礼》中有调人调和万民，有合方氏消除怨恨，那么和谐仇怨，也是圣人所赞许的，所以裂繻只称字而不称名，这是褒奖他。最终在鲁隐公八年举行了浮来之盟，莒国和鲁国交好，直到鲁隐公去世，东方边境都没有受到侵犯，这是子帛的功劳。那么子帛奉命迎娶新娘，却趁机与莒国国君结盟，可以吗？大夫出使境外，如果有能够尊崇国家、有利于社稷的事情，专断行事是可以的。这不仅足以平息莒国和鲁国的矛盾，而且使纪国和鲁国的友好关系更加深厚，这对他的国家也不是没有益处。子帛是裂繻的字，在莒国国君之前列出，表示他是主盟者。有人说：“公子结护送陈国的陪嫁女子到鄄地，于是与齐侯、宋公结盟，为什么没有称字？”回答说：“因为公子结是违抗命令。大夫不可以会合公侯，会合伯、子、男爵位的国君是可以的。公子结违抗齐国和宋国，不久齐宋就前来攻打，这是公子结的罪过。子帛与莒国国君结盟，是顺应时势，不久莒鲁就交好，这是子帛的功劳。圣人的书法，只看人的功过罢了，哪里容得下私心！”

鲁隐公三年十二月乙夘日，夫人子氏去世。

夫人子氏，是隐公的妻子。《左传》认为是仲子，况且哪有元年先赠送助丧财物，到二年才去世的道理呢？这诬蔑人太厉害了！周天子虽然势微，也不会颠倒生死的常理，用给死者助丧的礼节对待活着的人，不近人情，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公羊传》认为是隐公的母亲，也是不对的。隐公既然不自我正名，怎么肯正名他的妾母为夫人？况且惠公的原配夫人孟子，那么隐公的母亲声子、桓公的母亲仲子，都是妾。仲子不能称为夫人【按：归赗不书夫人】，声子又怎么能称为夫人？不仅隐公不认为她是夫人，圣人也不认可她为夫人，怎么能以夫人的身份记载呢？如果这样，就无法知道隐公的正统地位了。回答说：“都是庶出则立长子，隐公是长子，长子就是正统。如果是妾母，那么都不能称为夫人。”那么这位夫人子氏，就是隐公的妻子。隐公既然不自我正名，又怎么肯称她为夫人？回答说：“称夫人，是臣子的说法。鲁国以隐公为君，难道能不以子氏为夫人吗？去世称夫人，是国人的说法。不记载‘葬’，是隐公不以夫人的礼仪安葬她。隐公虽然不认为她是夫人，但国人以夫人看待她，圣人也因此以夫人记载她，以此来正名隐公应当即位。”

郑国人攻打卫国。

《左传》说：“这是讨伐公孙滑的叛乱。”共叔段的叛乱，公孙滑出逃到卫国，卫国人替他攻打郑国，夺取了廪延，于是郑国人攻打卫国。虽然公孙滑的出逃没有记载在经文中，但从《春秋》开始，郑国和卫国的怨恨无法考证。从郑庄公战胜共叔段的事情来看，那么共叔段出逃，他的儿子一定不能在郑国安身，在卫国谋生，也没什么奇怪的。郑国不幸有了兄弟间的嫌隙，而卫国又趁着这个余孽对郑国用兵，大概也是扰乱邻国了。然而圣人记载“郑人伐卫”，好像深深责备郑国，为什么呢？以此来显示郑庄公的不仁。管叔、蔡叔的叛乱，周公诛杀他们的父亲而录用他们的儿子，大概认为作乱的是管叔、蔡叔，他们的儿子有什么罪？所以封给他们土地，上以安慰先君的心，下以表明自己不私于杀戮。现在郑庄公战胜他的弟弟却不录用他的儿子，让他奔波流离寄居在卫国，又对卫国用兵。如果卫国抵挡不住，那么公孙滑再次被郑伯所鱼肉。卫国、郑国土地相当、德行相等，那么攻打卫国，一定不会以轻微的方式行事。现在不记载国君将帅，不记载军队，不记载率领军队，斥责而称“人”，贬低郑国的言辞明显了。后来使得州吁得以借口胁迫宋国攻打郑国，宋国、郑国交战，直到隐公时代也没有停止，这都是由此引发的战争开端。贬低而称“人”，其防范深远啊！

鲁隐公三年春季周历二月己巳日，发生日食。

经书记载日食三十六次，昭示天变以警戒恐惧人君。阴阳家流派则说：“太阳运行有固定的度数，应当发生日食就发生日食，这是常事。”庄公二十五年的一次日食，不应当发生却发生了，是历法家的错误。古代有太阳应当亏损却没有亏损，群臣称贺的，也是历法家的错误。唉！拘泥忌讳的学问以天废人，不可以作为准则。太阳，是君主的象征。君主的德行不刚强，那么阴气侵犯它而日食出现在太阳上。《诗经》说：“十月之交，朔日辛夘，日有食之，亦孔之丑。”怎么能视其为常事而不警戒恐惧呢！《尚书》说：“于是季秋月的初一，星辰不汇聚于房宿，乐师击鼓，啬夫奔走，庶人奔跑。”那么统治人民的人，应当在无事之时修养德行，而在灾变未形成时消除它。等到天变发生，仅仅奏鼓、穿素服、撤去膳食、避开正寝，又怎么来得及呢！然而与那些相信乐师史官的诬妄、视其为常事而不恐惧的人相比，还是有区别的。所以《春秋》记载日食灾变，凡是用来垂示人君敬畏上天的警戒罢了。而《左传》、何休却指一事、一臣、一国的应验作为验证，这是圣门中的叛臣。至于有的记载朔日，有的记载日期，有的不记载日期，有的日期和朔日都不记载，是旧史失实，圣人的意图不在此，所以我略去不述。

译三月庚戌日，周天子驾崩。

《春秋》记载了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历经十三位周王，其中记载了驾崩和丧礼的有五位。这是因为周王室向诸侯通报了丧事，而鲁国也派人参加了丧礼，所以驾崩的月日、尊贵的谥号得以记载在鲁国的史册中，孔子也就依据史册进行了记载。

记载了驾崩但没有记载丧礼的有四位，这是因为周王室通报了丧事，但鲁国没有派人参加丧礼，所以驾崩的月日、尊贵的谥号便不可知晓。

驾崩和丧礼都没有记载的有四位，这是因为通报丧事有所遗漏，鲁国也没有派人参加丧礼，那么驾崩和丧礼的日期、尊贵的谥号都不见于史册，孔子也就因此有时记载有时不记载，以此来显示鲁国没有周王室而又不参加丧礼，以及周王室衰微而通报丧事有所不详的情况。

记载了丧礼的五位中，只有文公九年周襄王驾崩时，记载了叔孙得臣前往京师；昭公二十二年周景王驾崩时，记载了叔鞅前往京师；其余三位则没有记载大夫前往京师。

没有记载大夫前往京师，怎么知道鲁国参加了丧礼呢？回答说：“是因为派去的是地位卑微的人。”地位卑微的人不登载于史册，又不可以说是鲁国人。礼仪没有比参加周天子的丧礼更重的了，诸侯亲自前往，是合乎正道的；派大夫前往，是不合礼的，何况派地位卑微的人呢？圣人有时记载大夫、有时不记载大夫，以此来表达深意，但这终究比完全不参加丧礼要好得多。

译夏季四月辛夘日，尹氏去世。

《春秋》记载王室臣子去世的只有两处，即刘卷和这位尹氏去世。去世的记载中，没有只写姓氏的，这里写了姓氏，是讥讽世袭卿大夫。《诗经》说：“尹氏是大师，是周朝的根基。”周朝有尹氏已经很久了，尹氏世代把持周朝政权，到春秋时期也没有改变，所以圣人趁着他去世前来报丧而记载此事，以表明大义。后来尹氏拥立王子朝，尹氏带着子朝逃往楚国，世代以姓氏记载，其中的讥讽之意就可以知道了。左氏认为这是君氏去世，指的是声子。况且鲁国的夫人去世都记载为“薨”，没有记载为“卒”的。只有定公十五年姒氏记载为“卒”，哀公十二年孟子记载为“卒”，大概是因为姒氏是哀公的妾母，定公去世时，哀公还没有即位，所以记载为“卒”。如果认为是声子，她是隐公的母亲，隐公即位到现在已经两年了，并非没有即位，为什么不记载为“薨”？孟子，是昭公从吴国娶来的妻子，因为是同姓，称为吴孟子，哀公不敢用正妻的礼仪对待她，所以不记载为“薨”。声子不是同姓，又有什么嫌疑呢？何况“君”不是姓氏，不能称为“君氏”。如果认为是小君（夫人）的“君”，那么经文中已有记载“我小君”的了。“君氏”这种说法，本身就不成称谓，古代没有这种说法。

秋季，武氏子来请求助丧财物。

诸侯向天子进贡，天子不向诸侯索取，这是礼制。周王室衰微，诸侯不进贡，天子竟然向下索取，《春秋》能不有所作为吗？平王去世，鲁国没有参加丧礼，等到来请求助丧财物，最终还是没有参加，那么助丧财物是否得到，又不得而知了。鲁国在《春秋》中并不是强暴的国家，从鲁国来看，其他诸侯的情况就可以知道了。唉！仁人君子看到这种情况，可以为之叹息。然而书生们的议论，却认为不记载“天王”，是为天王隐瞒恶行。夫子在这里，忍心纵容诸侯的蛮横，而不怜悯周王室的衰微吗？《春秋》记载“求”字的有三处：文公九年春季，毛伯来请求金属，也没有记载“天王”。解说的人于是认为这是为天王向下索取隐瞒，使得看起来像是武氏子、毛伯自己索取的。那么桓公十五年天王派家父来请求车辆，为什么记载了“天王”？难道车辆服饰是天子应当索取的吗？寻求他们的说法而得不到，于是说：“车辆服饰是天子的赏赐，反而向下面索取，是不像君主的行为，所以记载‘天王’以示贬斥。”唉！不记载“天王”，认为是为天王隐瞒恶行；记载“天王”，又认为是彰显天王的罪过。周王室的衰微到了极点，不能承担天下如此沉重的罪责啊。这难道是仁人的言论吗？不知道武氏子来的时候，平王去世，威王还没有即位；毛伯来的时候，襄王去世，顷王在防邑。诸侯在防邑称“子”，就像葵丘之盟记载“宋子”，践土之盟记载“卫子”一样。天王不能记载为“周子”，所以直接记载为王臣。凡是记载请求助丧财物、请求金属、请求车辆，都是谴责诸侯不进贡，天下没有君主，还责备什么天王呢！武氏，是世袭卿大夫；武氏子，是未被任命的人。

八月庚辰日，宋公和去世。

名分道义，是天下的重大界限。君子不因为小的防范而扰乱大的名分，不因为小的谦让而废弃大的道义。宋国的动乱，是宣公开启的，而穆公促成的。宣公舍弃自己的儿子而立弟弟，这是用小防范扰乱大名分；穆公又舍弃自己的继承人而让位给侄子，这是用小谦让废弃大道义。所以宋国的动乱延续了两代，是宣公、穆公的罪过。圣人不是不崇尚贤能，崇尚贤能而破坏名分道义，就会争夺和动乱。所以如果不是像朱、均那样的不肖子孙，即使是尧、舜也不会随意禅让。益不是不贤能，禹传位给启而不传给益，难道是禹不能禅让吗？是为了杜绝动乱的根源。拘泥于小防范、坚持小谦让，没有不导致动乱的。隐公想要禅让桓公而导致动乱，吴王想要禅让季札而导致动乱。如果不引发动乱，那么大禹就没有必要传位给儿子以求不同于尧、舜。我私下奇怪后世有像启那样贤能的儿子却不传位，以谋求超过大禹；没有像朱、均那样的儿子却随意禅让，以僭越比拟尧、舜。宋宣公、穆公两次禅让而两次动乱，篡夺延续两代，直到襄公才安定下来。襄公不悔改，又想禅让公子目夷，幸好目夷不接受，动乱才停止。不然，宋国的祸患又不会停止。所以我趁着穆公去世，阐明名分道义作为世人的警戒。《春秋》诸侯去世必定记载名字，因为报丧时称名。记载爵位、谥号，是鲁国参加丧礼。只有吴、楚不记载，是贬斥僭越。

冬季十二月，齐侯、郑伯在石门结盟。

《春秋》对外国的盟会不记载，这里为什么记载？是为六年艾之盟做铺垫。圣人没有随意的言辞，一句话的记载，丝丝相连，确实有条理，只是学者不可不考察罢了。《春秋》初期，宋国和郑国是仇敌，而齐国是郑国的盟友。石门之盟，是恢复旧好，不是首次结盟。古代诸侯和睦四邻，以护卫王室。春秋时期的诸侯，不指望他们护卫王室，各自巩固私党以谋取利益罢了。隐公时期，宋国、卫国是西党，齐国、郑国是东党，鲁国则在两党之间徘徊，只追随利益。起初依附于宋国，到艾之盟时跟随齐国依附郑国，所以圣人在这里记载石门之盟，就知道齐国是郑国的私党；等到六年艾之盟，就知道鲁公跟随齐国而依附郑国。事情昭然可考，学者不要用传注混淆经文，那么圣人的意图就明白了。

癸未日，宋穆公去世。

国内诸侯去世记载为“薨”，是常例；国外诸侯去世记载为“卒”，是跟随报丧。报丧说“卒”，是谦辞。鲁国史官根据报丧而记载，解说的人认为这是夫子尊重国内而贬斥国外，是不对的。鲁国史官根据报丧而记载，孔子也根据鲁国史官而记载，不是贬斥。国外记载“卒”就记载“公”，是我参加丧礼，是尊重他。

译鲁桓公四年春季，二月，莒国军队攻打杞国，夺取了牟娄。

译杞国在周朝被列为三恪之一，在周朝鼎盛时期，拥有上公的爵位，天子祭祀时有祭肉赐给杞侯，也有防拜之礼。圣明的君王不再出现，方伯、连帅的职事不再修明，莒国不过是微小的东夷小国，却敢发兵扼制杞国以掠夺其土地，这都能容忍，还有什么不能容忍的呢？从周朝晚期开始，诸侯凭借强暴互相侵吞，力量不敌的就被吞并，一千八百个诸侯国到了春秋时期，只剩下七十多个罢了。子产说：“天子的土地方圆千里，诸侯国方圆百里，现在大国拥有几千里的土地，如果不是侵吞小国，怎么能达到这种地步？”大国侵吞小国，本是势所必然，但莒国依仗什么呢？自从进入春秋时期，莒国首先对向国用兵，天下没有人敢指责它。莒国僻处海边，时常出来攻击吞噬他国，像井底之蛙一样横行霸道，自认为无敌于天下。于是趁杞国弱小，发兵掠夺其封邑，圣人怎么能容忍它呢？春秋初期，莒国三次出现在经文中，而两次被贬称为人，因为它靠近东方边陲，被视作外邦。到了桓公十二年，鲁桓公与杞侯、莒子在曲池结盟，才消除了今天的怨恨，但牟娄这个城邑最终还是被莒国占有。到了昭公五年，莒国的牟夷带着牟娄投奔鲁国，那么牟娄又转而归属鲁国。杞侯不仅不能收复被侵夺的疆土，而且迁徙躲避的情况不止一次，由此可知杞国确实不足以作为凭证。仅仅遵守夏朝的历法，对于保全国家有什么益处呢？

戊申日，卫国州吁杀害了他的国君完。

君臣的名分，与天地一同产生，与天地一同长久，顺应它就能生存，违背它就会灭亡。然而世道到了衰微末期，乱臣贼子，固然有冒着危亡而违背君臣名分的，但也有违背了却没有灭亡，反而因此得到国家的。唉！王法不行，三纲沦丧，九法败坏，《春秋》能不产生吗？《春秋》记载杀害国君的有三十六次，用来端正君臣的名分，阐明天地的伦理。然而有称国名来记载弑君的，这是众人弑君的辞令，像薛国弑杀其君比之类就是这样；有称人来记载弑君的，这是地位卑微的人，像宋国人弑杀其君杵臼之类就是这样；有称名字来记载弑君的，这是诛杀那个人，像宋督弑杀其君与夷，以及这个州吁之类就是这样。宋督去掉姓氏，州吁去掉族氏，同样是贬斥，追溯他受命得氏的根源，断绝他的宗族依附。那么许止、蔡般为什么不去掉称谓呢？世子去掉世子的称谓，就不知道他是弑杀君父的人。只有鲁国内部的弑逆不记载，这不是偏私鲁国。隐公、闵公的去世不记载地点，是因为去世不在其地；不记载〇，好像没有得到〇一样，含蓄而显扬。只有桓公在齐国被杀则记载“薨于齐”，大概是因为在他国被杀，不得不记载地点；记载防至自齐，不得不记载〇。只有去掉夫人的族氏来表明意思。唉！圣人的防范，隐晦与显扬，抑制与褒扬，自有其防范，乱臣贼子应当在后世被清除踪迹。

夏季，鲁公与宋公在清地相遇。

宋、鲁两国的相遇，是为了谋划卫国的事。《左传》说：“鲁公与宋公准备会盟，将要重温宿地的盟约，还没到约定的日期，卫国人来报告动乱。夏季，在清地相遇。”根据礼仪和地点考察，怀疑《左传》是符合礼制的。清，是卫国的土地。《礼》说：“诸侯没到约定的日期相见叫做遇。”鲁公与宋公将要举行会盟的礼仪，没到约定的日期，各自简化礼仪，以遇礼相见。《左传》的说法与《礼经》相合，而且在地点上有依据，我遵从它。卫国有州吁的叛逆，宋、鲁都是卫国的邻国，听说变故应当如何？田常弑杀其君，孔子沐浴上朝请求讨伐他，那么卫国的动乱，是宋、鲁应当谋划的。然而两位国君在卫国土地相遇后返回，宋国于是跟随州吁讨伐郑国，以助长他的恶行，谋划在哪里呢！谋划不善，那么相遇怎么能合乎礼仪呢！圣人之所以不贬黜他们的爵位而使他们感到羞愧。

宋公、陈侯、蔡人、卫人讨伐郑国。

作恶的罪过轻，结党作恶的罪过重。大概自己造孽的人，足以杀死他自己罢了；结党作恶的人，引诱别人作恶，其危害怎么能穷尽呢！《春秋》的法度，惩罚恶人常常轻，而断绝结党作恶常常重。宋殇公，是结党作恶的人。州吁弑君叛逆，没有安定他的地位而取悦他的百姓，认为前两年有讨伐卫国的军队，以为先君的怨恨还没偿还。将要发兵攻打郑国，就怀疑兵力不敌而在前面失败；扫荡边境而出兵，就怀疑陈、蔡在后面袭击。彷徨筹谋，认为宋国公子冯在郑国，终究是宋国的祸患，于是迎合宋殇公的心意而向宋国借兵援助。宋殇公不加以明察，发兵跟随他，又为他胁迫陈、蔡一同前往。大概卫桓公，是陈国女子所生，而州吁弑杀了他，怀疑陈国联合蔡国在后面议论他。然而已经率领陈、蔡，那么陈国有所不从，所以借宋国人的力量来胁迫他们。宋殇公暗中落入他的计谋，联合三国军队跟随他讨伐郑国。最终郑国不能攻克，无功而返，而宋殇公结党作恶的罪过粘着不可赦免。唉！篡位叛逆的人，小人厌恶见到他的脸，而宋公奉持社稷跟随他，还怎么能逃避圣笔下腰领的诛杀呢！所以圣人不以卫国为主帅，而以宋公为军队首领，诛杀结党作恶的人。结党作恶的人孤立，那么乱臣贼子就断绝了。

秋季，翚率领军队会同宋公、陈侯、蔡人、卫人讨伐郑国。

鲁公与宋公在清地相遇，是为了谋划卫国的事。不久宋国跟随卫国讨伐郑国，而鲁国不跟随，鲁公懂得道义。然而鲁公即位以来，常常不能自我端正，而在朝的大臣，常常好像不是自己应当臣服的人，所以无骇率领军队进入极国，而鲁公不禁止。现在翚出兵，《春秋》贬黜他的族氏，知道他的专断是很清楚的。卫国的恶【缺】宋殇公落入州吁的计谋，而陷入结党作恶的罪过，隐公也不能禁止翚的行动，而最终参与

译宋公与州吁同列。宋公自己陷入不义，而羽父的行为，我私下为隐公感到惋惜。篡位叛逆，是天下的极大罪恶，盗贼和小人尚且以此为耻。隐公拥有让位的美德，却与州吁并列，他有什么脸面去见宗庙祖先呢！虽然军队是由羽父率领，隐公本人不在军中，但隐公不能控制局面，致使鲁国人参与这种恶行，这也是隐公的耻辱。周公出征时作《大诰》，当时周公摄政，他的诰命必定称“王若曰”来命令众人，不敢专断。如今羽父不凭借隐公的命令行事，专断到了极点，而隐公拥有千乘大国的权势，却不能禁止一个公子，拿什么来统御命令呢？我因此知道寪氏之祸，大概在此时就已显露征兆。《易经》说：“臣子弑杀君主，儿子弑杀父亲，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而是由来已久的，因为辨别不早。”我在羽父身上看到了这一点。

译九月，卫国人在濮地杀死了州吁。

没有比杀害君主更大的罪行了，没有比抓获弑君贼人更值得庆幸的事了。君主被杀而贼人未被讨伐，这是臣子和子孙的罪过。大司马九种征伐的法令规定，对于杀害自己君主的人，就要用军队去残杀他，并且摧毁他的国家，不仅仅是惩罚一个人而已。所以法令出自大司马，而不出自司寇，由此可知圣人认为弑君之罪非常严重。春秋时期王法不行，君主被杀而贼人逃脱的情况很多。弑君者有三十六人，而杀死罪人的只有六人。只有杀死州吁和无知，史书称“人”，这是得到了讨伐贼人的措辞；而晋国的里克、卫国的甯喜，史书称“国”去杀他们，又明确贼人为大夫，大概是因为不是以弑君之罪杀他们，而是归罪于国人。陈佗的罪过，陈国不能讨伐而蔡国人杀了他，这符合邻国讨伐贼人的道义，而谴责陈国没有臣子。蔡般作恶，蔡国不能杀他而楚国诱骗杀了他，这也不是霸主讨伐，楚国和蔡国都有罪，所以不称“世子”来显示道义。其余的或者因此拥立他为君，或者因此任命他，或者安然自在地出入他的国家而没有人敢过问。唉！大司马的法令在哪里呢？孔子作《春秋》，都是为了复兴周公的典章制度。那些侥幸逃脱大司马征伐的人，最终受到圣人笔削的诛伐，我因此知道褒贬的权力，并不轻于赏罚的权柄。

冬季十二月，卫国国人拥立晋为国君。

民情是一国的私利；王法是天下的公义。圣人不以私利损害公义，这是《春秋》的法度。州吁被诛杀后，卫国没有君主共三个月。卫国国人知道康叔的祭祀不容易断绝，楚丘的城邑不容易灭亡，然而凭借这样狭小的土地，却夹在大国之间，怎么能长久实行共和之政而不混乱呢？于是寻求晋并迎接他，迎接晋并拥立他。从民情来看，卫国有君主了，这是卫国的根本。然而诸侯守护天子的土地，继承先君的宗庙，难道没有王法吗？诸侯的世子向天子宣誓后拥立，诸侯继承世位朝见天子后受命，上受之于天子，下受之于先君，这才是正统。不幸像卫国这样动乱而没有君主，那么大夫和国人应向天子请求，选择应当继承的人并受命，来供奉康叔的祭祀。现在卫国没有天子的命令，而自行拥立君主，对于一国的私情来说是这样，但天下的公法不是就混乱了吗？所以圣人记载“卫人立晋”，不以一国的私利废弃天下的公义。晋拥有国家，上不受之于天子，下不受之于先君，这是从平民那里得到国家。从平民那里得到国家，即使高居民众之上，又有什么荣耀呢？所以圣人不称“公子”，是轻视他。晋武公兼并晋国，合并两个晋国的强大，大概也可以安然自处了，而《无衣》这首诗，一定要等大夫向天子请命，让他接受七命的服饰后才安心。诗说：“岂曰无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一定要穿着受命的服饰才安心且吉祥。宣公傲慢地自以为安心，假使当时有圣明的君王，有贤能的方伯，向卫国问罪，那么宣公不免成为篡位者。而解说的人认为国人认为晋贤德而拥立他，宣公的淫乱行为，君子羞于提及，有什么贤德可言？如果认为《新台》、《苦叶》是宣公末年的诗，那么起初是贤德的；如果起初真的贤德，必定不会起初贤德而后荒淫。国人认为得到一位公子而供奉他，卫国的宗庙恢复血牲的祭祀，已经是卫国的幸运了，难道是因为他贤德吗？《春秋》记载拥立君主的有两处：尹氏拥立王子朝，记载尹氏以表明这不是周人的愿望，是尹氏一人的私利；拥立晋记载“人”，以表明是国人共同拥立的。不是晋所想要的，所以不像齐小白记载“入”；没有善行可褒奖，所以不像蔡季记载“归”；不是从外部接纳的，所以不像卫朔记载“纳”。圣人的防范，黑白分明了。所以说：“晋的拥立，是国人拥立的。”

五年春天，隐公在棠地射鱼。

承受天下托付的人，有天下的礼仪；承受一国托付的人，有一国的礼仪。礼仪用来尊崇君主，也用来约束君主。什么叫约束？超越礼仪就叫约束。平民超越礼仪，君子不记录；天子诸侯超越礼仪，那么天下国家就会议论他的上行了。所以尧舜不以地位为乐，而常以地位为忧。隐公是拥有千辆兵车的君主，却不以礼仪自我约束，轻视千乘的尊贵，而在棠地观鱼。鱼是什么东西？它的品质不足以充作祭品，那么对宗庙没有补益；它的材质不足以备作器物，那么对国家没有益处。却驾车越过边境，到遥远的地方，只是为了耳目的玩赏而已，有什么礼仪呢？四季的田猎，讲习武备以保卫边疆，准备物品以进献宗庙，行动不合时宜，狩猎不合地点，君子尚且讥讽，何况不是田猎不是狩猎，而游荡无度呢？天子不展示道义不狩猎，诸侯不为了民事不举事，这是古代的制度。在棠地射鱼，难道是民事吗？为了眼前的玩赏，轻视千乘的尊贵，我看出隐公不像君主的样子。《春秋》是讲礼义的书，重视礼仪是为了给诸侯显示法度。矢，陈列；鱼，微小的东西；于棠，遥远的地方。陈列微小的东西而踏足遥远的地方，作为隐公，也应该想想宗庙社稷吧？我私下为隐公感到危险。

夏天四月，安葬卫桓公。

州吁作乱，对外借先君的名义向郑国报仇，对内不葬桓公，他的罪过难道能尽数诛杀吗！宣公接受国人的拥立已经践位，就应当供奉他的宗庙，而先君被杀，到这时十四个月，宣公得到国家四个月后安葬他，国家

译人们凭什么要依赖晋国呢？圣人记载这件事，是为了彰显其迟缓。诸侯应在五个月内安葬。

译秋天，卫国的军队进入郕国。

在先王盛世，诸侯亲近小国、事奉大国，以统一的德行来尊崇天子。周朝德政衰微后，天下只倚仗强权，以大欺小，土地稍广，兵力稍强，便怀有兼并吞并的野心，哪里还顾念亲疏远近呢！况且卫国与郕国都是周文王的儿子，康叔被封于卫国，叔武被封于郕国，都是文王的昭辈。自从进入春秋时期，卫国强大而郕国弱小，卫国地大而郕国地小。卫宣公继承先业，不能奉行康叔的军法，却重蹈州吁的覆辙，安忍无亲，率领重兵压迫郕国的营垒，郕国的边防危险啊！幸好叔武的祭祀没有断绝，文王的神灵没有泯灭，郕国依靠这些得以生存；否则，凭卫国的军队和郕国的弱小，郕国转眼就会变成废墟。《春秋》贬低卫军，称其为“师”，以贬低将领来敌视郕国，轻视它；用大军直接攻入郕国的外城，意图灭亡它。唉，卫宣公真是不仁啊！如果没有《春秋》，怎么惩治他呢？到了鲁隐公十年，齐国、郑国又联合军队进入郕国；鲁庄公八年，鲁公又与齐国军队包围郕国，郕国大概是不敌而向齐国投降。虽然如此，投降却没有被灭亡。直到鲁文公十二年，史书记载“郕伯来奔”，此后郕国不再见于经书，估计是被大国扼制，失去土地而逃亡，国家于是灭亡了。然而春秋初期，郕国遭受邻国兵祸，大概始于卫国，所以圣人在这里谨慎记载，好像在说：“灭亡郕国的开端始于卫国，所以记载‘师’和‘入’，以加重对他的贬斥。”

九月，落成仲子的宫庙。

惠公把妾室当作嫡妻，隐公把庶出当作正宗。惠公不幸没有在《春秋》中得到纠正，而隐公因为效法他受到贬斥，这又怎么辩解呢？孔子说：“顺从父亲的命令，怎么能算是孝呢？”隐公在邪路上顺从父亲，还能称得上是孝吗？《春秋》贬斥隐公，大都是为了责备他不孝。惠公的原配夫人孟子，孟子死后附祭在惠公的宗庙里。诸侯的礼制没有两个嫡妻，那么仲子死后，怎么祭祀她呢？隐公于是在外面落成宫庙，来奉祀先君的死。然而落成宫庙合乎礼吗？回答说：古代没有这种礼制。妾母的儿子即位继承世系，就建立宫庙祭祀他的母亲，在儿子时祭祀，到孙子时就停止。先王制定这种权宜的礼制，来安慰人子的心。隐公不是仲子的儿子，却为仲子落成宫庙，这是什么礼呢？他的意思认为自己不是嫡子，桓公是嫡子，桓公年幼而自己代替他即位，那么自己所有的即位，都是为了桓公。我应当代替桓公为母亲建立宗庙来享祀她，不知道仲子成为嫡妻，是先君邪恶的心意，手文之妖，怎么可以扰乱先王的典制呢！我因此知道仲子的宫庙，是隐公祸乱的根基。桓公看到隐公为自己的母亲建立宫庙，那么他自立为君的心思，大概已经放纵于寪氏了。只是遗憾他篡位发动得晚了。考的意思是落成。宫庙落成而祸乱也成就了。所以圣人不记载“立”，而记载“考”。武宫、〇宫建立在五庙之外，是僭越，所以用“立”字记载。仲子的宫庙，不是隐公应当落成的，所以用“考”字记载。一字之间，其防范深远啊。

初次进献六羽的舞蹈。

初次进献六羽的舞蹈，是对还是错呢？回答说：“不问对错，应当讨论它的数量。数量确定而礼制确定，礼制确定而对错确定。”那么公羊、谷梁与众仲的说法不同，又应当听从谁呢？回答说：“听从众仲。”众仲说：“天子用八佾，诸侯用六佾，大夫用四佾，士用二佾。”公羊、谷梁说：“天子八佾，诸公六佾，诸侯四佾。”我私下认为高、赤的说法不合常理。况且天子、诸侯、大夫、士，有宗庙就有祭祀，有祭祀就有音乐。祭祀与音乐，就像吃饭必须配酒，穿衣必须配下裳，没有吃饭不喝酒、穿衣不配下裳的。宗庙的制度，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每降一级减少两庙，乐舞也是这样，这符合宗庙制度。而说诸公六佾、诸侯四佾，那么伯、子、男就不应当有乐舞吗？大夫、士就不应当有乐舞吗？季氏在庭院里跳八佾舞，是大夫有乐舞，是四佾僭越八佾，难道季氏起初没有乐舞而直接僭越佾数吗？鲁国使用天子的乐舞八佾，而季氏僭越模仿他的君主，也用八佾。说伯、子、男、大夫、士没有乐舞的，是汉儒的谬论。而后世附和这种说法的人说：“《周礼》舞师：‘凡小祭祀则不兴舞。’”小祭祀不用舞，伯、子、男、大夫、士怎么能用乐呢？嘻！小祭祀只是小祭祀罢了，怎么能拿来比伯、子、男、大夫、士呢？上自天子，下至士，建立宗庙是为了尊崇祖先，人各自以祖先为重，怎么能称之为小祭祀呢？诬蔑人太严重了！那么众仲的说法正确了，而仲子的宫庙用六佾，正确吗？回答说：“鲁国使用天子的礼乐，宗庙舞八佾，是常例。假如仲子是正宗嫡妻，那么各自附祭在宗庙，同舞八佾了。仲子不能附祭宗庙，在外面建立宫庙，而隐公怀疑，于是有众仲的询问。隐公认为在宗庙外建立宫庙，不能同宗庙的礼制，于是减少而用六佾。所以圣人记载‘初’，说鲁国世代用八佾，到这里初次进献六羽。”唉！认为不能同宗庙的礼制，那么不如不建立；既然建立了却只减少乐舞数量的一半，是隐公知道不对而强行做的。这是隐公对待仲子，还在正与不正之间，而被先君的邪念迷惑而不能纠正。我在这又看到隐公的不明智。不明智不孝，隐公的罪过深了。那么圣人诛伐他吗？回答说：“讥讽他。隐公有君子的资质而没有听闻

译道，责备他不智不孝，这是用来对待君子的方式。」

译邾国人和郑国人攻打宋国。

郑国与宋国结仇，本是必然，但邾国却主导出兵，这是为什么呢？邾国是个小国，必定不敢率先侵犯宋国。宋国与邾国相邻，必定有侵扰邾国的行为。《左传》说：“宋国人夺取了邾国的田地，邾国人请求郑国攻打宋国。夺取田地没有记载，是因为没有向周天子报告。”这样邾国和郑国都有出兵的借口了。然而卫国胁迫宋国攻打郑国，宋国是主导者；邾国请求郑国攻打宋国，邾国自己就是主导者。由此可以看出圣人谴责结党作恶的严厉。宋国跟随州吁攻打郑国，是因为依仗邪恶；而郑国跟随邾国攻打宋国，是为了报怨。情理上有逆顺之分，圣人只是推究其情由罢了。

螟虫灾害。

《洪范》八政，以粮食为首。粮食是百姓的生命，而庄稼是粮食的根本。螟虫啃食庄稼，庄稼受损百姓就受损，百姓受损国家就受损。所以圣人记载螟虫灾害的异常，大都是为了百姓而警戒君主。君主应当修养德行来消除灾害，而后世的君主不修养德行，却派遣捕蝗的使者，人力怎么能胜过天意呢？《春秋》记载螟虫灾害有三次，隐公时期两次，庄公时期一次，而何休牵强附会，认为是由于射鱼导致的；刘歆认为是违背谏言产生的。用一件事来对应天灾，天怎么会不宽广，却拘泥于一两件事就导致灾害呢？如果百事都不修举，那么百虫蠢动，全部驱赶出来，以应验君主的过失，这才算是应验吗？我研读三传，私下鄙夷何休的学问。凡是虚假荒诞不经的说法，何休说了都不觉得羞愧，我不愿再看下去了。

冬季十二月辛巳日，公子彄去世。

解释见元年公子益师去世的条目。

宋国人攻打郑国，包围了长葛。

唉！宋国和郑国的怨恨至此加深了。四年，宋国两次攻打郑国。五年秋天，邾国和郑国攻打宋国，胜负相当，本可以停止了。现在宋国又攻打郑国并包围其城邑，怨恨何时能消除呢？《春秋》对于将领地位低、兵力少的军队称“人”，这是惯例。现在攻打并包围其城邑，并非将领地位低、兵力少。兵法说：兵力一倍就进攻，十倍就包围。长葛是大城邑，所谓动用大军了，而圣人记载为“人”，是贬斥他们。大概前日胜负相当，怨恨已经偿还了，宋国人又挑起兵端向郑国招怨，况且又包围其城邑超过一年而不解除，其意图认为公子冯在郑国，必定要得到他然后才罢休。况且穆公从宣公那里接受国家，穆公死后，带着国家还给他儿子。殇公从穆公那里接受国家，却立志杀他的儿子，人的贤愚大概已经分明了。虽然穆公的退让不算义举，但殇公必定要杀冯，又能算是君子吗？况且立志杀冯，郑国有什么罪呢？最终连年结祸十年不解除，最终遭受华督的祸乱，并非不幸。

六年春天，郑国人来求和。

用利益胁迫以求取别人的人，言辞高傲而情意柔和；用权势胁迫以要挟别人的人，暗中进取而表面退让。郑国与鲁国求和，是不得已的。根据经文考察，郑国对鲁国本来没有怨恨。隐公四年，翚率领军队跟随宋国攻打郑国，虽然兵端起于宋、卫，但翚确实跟随了，这也难免没有遗憾。郑国仇视鲁国，而怨恨未得偿还，现在却突然消除前嫌而求和，好像郑伯能够克制愤怒。如果没有缘故而求和，不美好吗？而郑国的来使，实际上是被宋国的兵力所遏制，害怕鲁国人再次整兵跟随宋国，那么郑国就更危险了，于是派遣使者求和，以离间宋国的同盟。况且求和而说“渝平”，是有原因导致我的。什么原因呢？八年时的祊田。八年归还祊田，而现在给予，为什么呢？有所胁迫。好像说：“鲁国能不跟随宋国而反过来出兵救我，我应当把祊田送给鲁国。”后来郑国只是说说而已，祊田没有进入鲁国，所以鲁国虽然不跟随宋国，但也不救郑国，大概有所要挟。唉！像这样而说求和，果真足以称为求和吗？郑国有所胁迫，鲁国有所要挟，只是来致意罢了。所以圣人记载说“渝平”。《与齐国求和》、《与郑国求和》以及《宋楚之平》，都是直接豁然消除怨恨。现在说“渝平”，只是致求和之意，实际上并未求和。三传互相失误，不足为据。

夏季五月辛酉日，鲁隐公在艾地与齐侯会盟。

艾地的会盟，是因为郑国的缘故。自从石门之盟就知道齐国、郑国是同盟国，齐国将救郑国，但土地被鲁国阻隔，不求助鲁国，无法救郑国。春天，郑国来求和，是齐国策划的，所以郑国使者回报使命，而齐国举行艾地的会盟。当时，宋国包围郑国城邑大概有六个月了，其危险更加严重。齐国举行这次会盟，大概也是紧迫的，而鲁国最终没有救援，是因为祊田没有进入鲁国。观察这个，那么鲁国要挟郑国的原因，又可见了。

秋季七月。

没有大事必定记载首月，是为了完备四季，偶尔有不记载的，是传抄脱漏。

冬季，宋国人夺取了长葛。

宋国包围郑国长葛，超过一年不解除，必定夺取它然后才罢休，其恶行不已经深重了吗？记载“人”记载“取”，是严厉谴责他们。然而长葛被包围，郑国向鲁国求和而鲁国不救，接着又与齐国在艾地会盟，而军队终究不出动，坐视宋国人夺取郑国城邑，而没有怜悯之心。郑国用利益胁迫以求取别人，究竟有什么好处呢？不如像华元登床那样的谋划，未必鲁国人不会怜悯而救援。这可以作为用利益胁迫而不真诚者的警戒。然而隐公在这里，也不能算是君子了。

七年春天，周王三月，叔姬嫁往纪国。

叔姬、伯姬是陪嫁的媵妾，许配了人家，在父母之国等待成年，至此出嫁。媵妾不记载出嫁，这里为什么记载？是为了庄公十二年“纪叔姬归于酅”做铺垫，记录贤德。纪国灭亡，宗庙在酅，回去供奉祭祀，

译她不因国家的存亡而亏缺妇道，这是叔姬的贤德。因此这里首先记载她，以保全她一生的始终。陪嫁的女子不贤德就不记载。苏辙说：“记载叔姬，是赞美她的贤德。如果贤德不能记载，必定是地位尊贵而后才记载，这是用地位来轻视德行。”小国没有大夫，但到了接待我国时却记载，这是地位不能废弃职事。地位不能废弃职事，难道可以废弃贤德吗？苏辙只是学习《左传》杜预注的义疏罢了，离经义很远，我未曾观看。只有这个义理接近经义，暂且保留它。至于说小国没有大夫，这又是沿袭杜预的注疏而不知道纠正。礼制规定：大国设三十位大夫，次国设二十位大夫，小国设十位大夫，怎么说没有大夫呢？

译滕侯去世。

诸侯去世，有的记载名字，有的不记载名字，这是依据赴告（报丧）的内容。所以《礼》说：“诸侯生前不称名，去世则赴告时称名。”有的不赴告名字，是小国不通晓礼制。左氏、杜氏认为《春秋》完全依据赴告，这就疏漏了。如果诸侯去世应当依据赴告，那么反而确立体例说：“凡是诸侯结盟的，去世则赴告名字。”偶尔有未结盟却也赴告名字的，杜氏就说：“未结盟而赴告名字。”知道这种说法错误却不纠正，只说个“未”字罢了。况且既然认为是结盟，就不必依据赴告；既然认为是依据赴告，就不必结盟。确立体例却自相矛盾，我不明白。

夏天修筑中丘的城墙。

诸侯的城邑、宫室、池沼、台观、园林，都有固定的制度，不可扰乱。城墙倒塌了修筑它，旧了翻新它，用来守卫国家、保护百姓，也是不可迟缓的，而《春秋》对于修筑、新建、翻新、建造都加以记载，为什么呢？如果不讥讽其不合时宜而妨碍百姓，就讥讽其凭空创建而违背法度。凡是土木工程，龙星出现时告诫准备，火星出现时提供物资，水位昏正时树立板桩，冬至时完工。龙星出现，是周历二月，夏历十二月，用来告诫准备，是告诉百姓将有土木工程。火星出现，是周历九月，夏历七月，用来提供物资，是准备建筑用的材料，坚实优良而不腐朽。水位昏正，是周历十二月，夏历十月，用来树立板桩，农事休息而百谷成熟，百姓可以服役，土壤湿润而利于种植，树立板桩必定牢固。冬至，是周历正月，夏历十一月，百姓不可以长期服役，虫类不可以再插植，劳役不可以不停止。所以《春秋》记载的修筑城墙，只有十二月是合乎时宜的。卫文公迁居到楚丘，建造城墙营建宫室，是合乎时宜的。《诗经》说：“定星昏而正中，在楚丘建造宫室。”定星昏而正中，就是水位昏正，所以虽然役使百姓，百姓却赞美他，不耽误农事。凡是《春秋》记载的修筑，都是不合时宜的。周历的夏天，是现在的春天，而修筑中丘，正值春天耕作之时，却役使百姓修筑城墙，百姓失业了。其他修筑郎地、祝丘之类，都是不合时宜的。有的合乎时宜却记载，那必定是一个月内修筑两座城邑，劳民伤财，如修筑诸地和防地、修筑诸地和郓地就是这样。有的修筑不该修筑的地方，如修筑小谷、虎牢之类就是这样。不是修筑不合时宜，就是修筑两座城邑；不是修筑两座城邑，就是修筑不该修筑的地方，都是讥讽。至于新建、新筑、新作，则另有含义。新，是革除旧弊的意思，如新延厩就是这样。新作，是凭空创建的意思，如作南门之类就是这样。筑，是修筑不该修筑的，如筑三台之类就是这样。这些都是为了体恤民力而纠正违背法度的行为。

齐侯派他的弟弟年来聘问。

诸侯互相聘问，是礼制，而《春秋》中的互相聘问，并非指礼制，而是谋取私利罢了。齐侯前一年在艾地结盟，是为郑国向鲁国求情。不久宋国夺取长葛，而鲁国出兵不出，艾地结盟对郑国有什么益处呢？大概鲁国对郑国有期望，而郑国对鲁国有要求，所期望的没有到达，所要求的没有实现，那么鲁郑两国的友好关系，大概处于成败之间。鲁公的举足轻重，关系到宋郑两国的强弱，所以齐国再次派遣弟弟年来聘问鲁国，以占卜进退。鲁国大概决意对郑国有期望，不能耗费军队和财力去发动无益的战争。齐年来到，一定吞吞吐吐地说：“我国与宋国没有嫌隙，而郑国与我讲和，大概是空话，我怎么能用空话来破坏实际的友好关系呢？”年回国复命，而郑国的贿赂终究没有到来，所以秋天鲁公就讨伐邾国，大概因为邾国曾经跟随郑国讨伐宋国，鲁公讨伐邾国，表示将跟随宋国以牵动郑国。郑国知道鲁国的军队不会白白出动，所以第二年春天就把祊地归还了。那么年的到来，难道是聘问吗？借聘问的名义，为郑国向鲁国求情罢了。然而齐国有大夫担任行人（外交官），现在不用大夫而派遣他的弟弟，是出于私心。况且国君的儿子称公子，公子的儿子称公孙，这是国家的常制。现在不称公子，而特别称他的弟弟年，大概是同母弟。称弟，是亲近的意思，好像说这是我的弟弟罢了。而且在父子兄弟之间，君子不因为恩情而掩盖道义，大概恩情胜过则宠爱产生，宠爱产生则骄傲，骄傲则混乱，这是必然的道理。所以叔武，是武王的同母弟，只封他在郕地，与诸侯并列而已；友，是宣王的同母弟，也封他在郑地，与诸侯平等，不敢用私恩宠幸而使他骄傲。《春秋》中的诸侯，只知道恩情而不知道道义，不知道私恩恰恰是败坏他们的原因。郑庄公封段以大邑，而最终导致混乱，也可以作为鉴戒。而诸侯必定私爱他们的同母弟称弟，所以弟记载在《经》中有十二次，不逃亡就叛乱，不叛乱就杀害。只有齐国的弟弟年，不叛乱不逃亡，等到他的儿子无知，就肆意施毒而杀害襄公，那么宠幸和私爱果然有益吗？《春秋》记载弟，都是为了垂示警戒。用这个来防范百姓，后世还有淮南厉王和梁王的混乱，而文帝的贤明，不免受到尺布斗粟的讥讽，那么《春秋》的训诫，可以不鉴戒吗！

秋天鲁公讨伐邾国。

邾国，是鲁国的附庸。元年曾经跟随鲁公结盟，没有违背鲁国的地方，而鲁公在这里却为了宋国讨伐它。如果真是为了宋国讨伐它，还算是有所借口，说：“宋国是我的盟友，而邾国是我的附庸，怎么敢讨伐我的盟友？”现在却是为了牵动郑国而讨伐它，目的是得到郑国的贿赂。鲁国想要得到贿赂而邾国遭受兵祸，有什么名分呢？对邾国用兵来出卖两国，

译鲁国最终得到了贿赂，而邾国却横遭其害。不久鲁国又得到了郑国的贿赂，于是便跟随郑国去攻打宋国。今天为宋国攻打邾国，明天为郑国攻打宋国，由此更加可以看出攻打邾国是没有正当理由的，邾国人不服从鲁国也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在隐公统治的整个时期，邾国不再与鲁国往来，清楚地知道隐公是不值得侍奉的。

译冬天，周天子派遣凡伯前来鲁国聘问。

君臣之间的道义相互协调，天下就能得到治理。君主象征天，臣子象征地，天地交泰万物才能通达；君主象征阳，臣子象征阴，阴阳和谐万物才能各得其所。天道向下施恩而地道不向上僭越，否则就会背离；阳主动而阴不相应，就会亢奋失衡。天子与诸侯，是君臣之间最大的名分。所以天子对待诸侯，有时会有聘问、间问、归脤、赐命等恩宠；而诸侯对待天子，则有春朝、夏宗、秋觐、冬遇等礼仪，以此来相互协调，成就天下的治理。春秋时期，天子向下聘问、赐命、归膰、归赗，勤勉得不胜枚举，而诸侯又做了什么？只有一次觐见天子罢了。《春秋》记载天子向下聘问共八次，以此责备诸侯不朝见天子，却坐着接受天子的聘问。隐公即位十一年，周天子聘问鲁国就有两次。隐公安然接受，不认为这是对抗，自己却不朝见天子，又有什么使者前往京师报答天子的勤勉呢？所以《春秋》记载的乱世，就是君臣之道不相协调。圣人作《春秋》，垂示中兴的教化，所以把诸侯朝见天子看得很重，诸侯恢复朝见，是中兴的根本。

戎人在楚丘攻打凡伯，并把他带回去。

古时候敌国的宾客到来，候人作为向导，司徒准备役夫，司寇查问奸细。至于天子的臣子，则由官员亲自处理事务，事情办完后护卫其出境。单襄公出使楚国聘问，候人不在边境，宰官不供给膳食，单襄公由此知道陈国将要灭亡，那么尊重天子的臣子，不仅仅是为了加重王命的威严，国家的兴衰也可以由此预卜。大概诸侯尊重天子，大夫就尊重诸侯，这也是上下的常理。现在凡伯前来聘问，鲁国却不加以护卫；经过卫国，卫国也不以礼相待，使得小小的戎人得以攻打他并把他带回去。戎人是不值得责备的，而鲁国、卫国都是周王的叔父、伯父，天子的臣子到来却不护卫，所谓的司寇查问奸细的法度，还存在吗？我观察单襄公的话，就知道鲁国被三家大夫夺取权力、郑国被七穆控制，是有原因的。凡伯不能为节义而死，将天子的使命委弃给戎狄，圣人记载“以归”，凡伯的罪过也不轻了。楚丘是卫国的土地。凡伯的封邑在凡，凡邑在黎阳，与卫国相邻。大概凡伯将要回到他的封邑，戎人因此出兵攻打他，不然，一个人而说“伐”，难道合乎情理吗？有人认为这是为了彰显天子使者的尊贵，不考察地理，随意编造的说法。

八年春天，宋公、卫侯在垂地相会。

宋、卫在垂地相会，是齐国的命令。怎么知道是齐国的命令？从瓦屋的盟会可以看出。齐国为郑国谋划很久了，然而鲁公去世，鲁国没有听从。前年鲁国又为宋国攻打邾国，似乎无意于郑国。齐国担心鲁国不听从，那么郑国的祸患就不会停止。将要防备宋、卫而让他们与郑国讲和。宋国既已越年攻打郑国，夺取了长葛，大概已经报了仇，所以也害怕郑国报复，将听从讲和。所以说：“垂地的相会，是齐国的命令。”垂地靠近郑国，怎么知道它靠近郑国？桓公元年，鲁公在垂地防备郑伯，那么它靠近郑国就可以知道了。宋、卫在此相会，大概是为了观察郑国的意图。到了秋天，宋公、齐侯、卫侯在瓦屋结盟，那么垂地的相会不是齐国的命令又是什么？

三月，郑伯派遣宛来归还祊地。庚寅日，我国进入祊地。

唉！春秋时代，利益胜过道义已经很久了。隐公起初与宋国和睦，是多么深厚啊！宿地的盟会、清地的相会，是多么亲密啊！翚跟随宋国攻打郑国，是多么守信啊！到了六年，郑人来请求讲和，并且说要给予祊田，那么隐公对待宋国，就不如从前那样亲密；隐公跟随宋国，就不如从前那样守信。犹豫观望，期望祊田的到来。齐侯盟会他不听从，齐侯聘问他不答复，并且攻打邾国来动摇郑国。郑伯知道空话不足以结纳鲁国的信任，没有实际利益不能出动鲁国的军队。鲁国将要攻打邾国来取悦宋国，鲁国一旦向南行动，那么我的事情就完了。所以不得已，割让先君的田地，献上地图归还给鲁国，希望鲁国一定听从我。于是有了宛的到来，和祊地的归还。隐公得到了田地，还有什么可推辞的呢？所以奉守社稷而听从郑国。唉！从前和睦宋国的道义在哪里呢？隐公进入祊地的时候，难道也会想到这一点吗？我观察这些，就知道春秋时代，利益重而道义轻。

夏六月己亥日，蔡侯考父去世。辛亥日，宿男去世。

秋七月庚午日，宋公、齐侯、卫侯在瓦屋结盟。

瓦屋的盟会，是齐国调停宋、郑两国。调停宋、郑而郑国不参与盟会，什么叫调停呢？郑国不肯调停。郑国不肯调停而齐、宋只是结盟，有什么好处呢？是宋国逼迫的。大概起初调停宋、郑，是在进入祊地之前；而进入祊地之后，鲁国率领国家听从郑国，郑国得到了鲁国的援助，又已经把祊地给了鲁国，他肯实行虚假的贿赂而不要求回报吗？郑国不肯调停是适宜的。郑国得到了鲁国，那么宋国不能不恐惧，而向齐国求助就很急切，所以宋国把齐国排在上面，主持这个盟会。最终郑国没有到来，而三国参预结盟，虚假的盟会有什么好处呢？大概鲁国已经得到了贿赂，那么怎么肯听从齐国？郑国已经得到了鲁国，那么怎么能屈从宋国？齐国只是做这个盟会，固然没有好处，然而也不肯无故抛弃与郑国的友好。说：“我怎么能够听从新归附的宋国，而背叛旧交的郑国呢？”所以宁愿抛弃这个盟会，而再次听从郑国。起初为郑国谋求鲁国，继而为宋国谋求郑国，郑国最终不听从我，于是背叛盟约而攻打宋国，齐国外交的混乱，也太严重了！

八月，安葬蔡宣公。

九月辛卯日，鲁公与莒人在

译浮来

莒国自从密地之盟以来，虽然接受了纪国人的调停，但实际上未曾与鲁国互通往来。直到这七年之后才举行这次盟会，难道是到这时和平才真正达成吗？大概是因为此前子帛之盟时，莒国对鲁国有窥伺之心。子帛主持盟会，是为了修好与纪国的关系，只是顺便为鲁国传达辞意罢了。然而莒国最终不敢侵犯鲁国，是因为知道鲁国不可轻动，无法将怨恨转嫁到鲁国身上从而破坏与纪国的友好关系。如今隐公既然接受了郑国的祊地，准备倾尽全国之力去满足郑国的要求，于是担心莒国人会在背后议论，所以借重寻访密地之盟的机会来成就与纪国的友好关系。大概没有争端而向人求助，心情就舒缓；有所畏惧而向人求助，心情就紧迫。莒国不过是个小国，它敢对抗鲁国吗？此前子帛之盟，纪国的大夫在场，而莒君亲自歃血盟誓而不推辞；如今浮来之盟，鲁公在场，而莒国作为小国却主持执牛耳之礼，这难道是莒国人对抗鲁公的罪过吗？这是鲁公自取其辱，因为有所畏惧而向人求助。所以为了替国内讳言，就隐去鲁公不记载，如与高傒结盟那样，高傒是鲁国大夫；内外都是小国，就只记载“及”字，不能记载鲁国人，如与宋人在宿地结盟那样；国内不隐去鲁公而国外记载“人”字，是为了彰显鲁公的屈辱，这次浮来之盟就是这样。

译螟

冬季十二月，无骇去世。

这是去除其族氏以示贬斥，因为无骇专权，所以在他死后终身予以贬斥。有人认为他未被任命，有人认为他未被封爵。如果认为他未被任命，那么人没有终身没有氏的；如果认为他未被封爵，那么他就是士。士是地位卑微的人，卑微的人不记载在史册上，怎么能记载他去世呢？记载去世，是鲁国正卿的待遇，挟的去世也与之相同。

九年春天，周天子派遣南季来鲁国聘问。

隐公即位到现在已经九年，未曾派遣一个使者前往京师，而周天子元年派人来送葬具，三年派人来求取助丧财物，七年凡伯来聘问，九年南季来聘问。况且每年一次小聘，三年一次大聘，是诸侯侍奉天子的礼节，而周天子反而在鲁国实行这些礼节，鲁国安然接受而不感到惭愧，唉！诸侯的对抗、周王室的衰微到了极点！举鲁国的例子来推问，齐、晋、宋、楚的强盛也就可想而知了。周朝的典制：一次不朝见就贬低他的爵位，两次不朝见就削减他的土地。况且以五年一次朝见为标准，那么隐公到这一年应当已经两次不朝见了。两次不朝见，而周天子却一次送葬具、一次求取助丧财物、两次聘问。圣人记载周天子派遣使者的礼节，是为了诛责鲁国两次不朝见的罪过。周公贬爵削地的典制在《春秋》中不实行，而孔子代替它进行赏罚，怎么能偏袒鲁国而不诛责呢？记载周天子下聘，就是为了彰显鲁国不朝见的罪过，以此来感叹周公的衰微，而不让子孙自毁周公的典制。其余的含义在凡伯那里已经详细说明了。

三月癸酉日，大雨并伴有雷电。

庚辰日，大雨雪。

《公羊传》《谷梁传》关于月份和日期的体例，我未曾观察过，因为褒贬最初并不在于月份和日期。然而也有通过月份和日期来体现褒贬的，比如筑城等土木工程，不记载月份和日期就看不出褒贬，如九月筑费城，十二月筑诸城和防城就是例子；攻取两座城邑，不记载月份和日期就看不出褒贬，如辛未日攻取郜，辛巳日攻取防城就是例子；祭祀的礼仪，不记载月份和日期就看不出褒贬，如正月己丑日冬祭，五月乙亥日秋祭就是例子；上天的灾异变化，不记载月份和日期就看不出褒贬，这三月癸酉日大雨雷电，庚辰日大雨雪就是例子。八天之内天象变化如此，不记载日期怎么知道呢？这是通过月份和日期来体现褒贬的。《公羊传》《谷梁传》认为有时谨慎而记载日期，有时谨慎而记载月份，有时记载日期表示去世，有时不记载日期表示去世，有时记载日期表示危险，有时不记载日期表示可信，褒贬不在于此，这是《公羊传》《谷梁传》错误的体例，君子不学习它。三月，是现在的正月，大雨雷电，难道是这个时候应有的吗？况且八天之内又下大雨雪，而且阳气极盛时大雷电，阴气极盛时大雨雪，大雨必定在夏天，大雪必定在冬天，阴阳的运行规律就是这样。现在在正月同时出现冬天的雪和夏天的雷电，天象变化太严重了。圣人记载这些是为了显示阴阳相反，指责君臣调和的失误，鲁国的君臣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

挟去世。

挟的功过在经文中没有记载，而去世时去掉了他的族氏，必定是鲁国大夫专横恣肆的人。公子益师、公子彄的功过在经文中也没有记载，而去世时记载了他们的族氏，虽然不能保证他们贤能，但知道他们必定不像无骇、挟那样专横。那么公子翚对于桓公可以说是专横了，而不去掉族氏，为什么呢？翚对于桓公，不必去掉族氏就能看出他的罪过；对于隐公则不去掉族氏，不知道他的专横，所以翚在隐公时两次出现在经文中，都去掉族氏以表达意思；对于桓公则记载他的族氏，以显示桓公任用他专横而对待他厚重，这与挟、无骇不同。

夏天筑城。

防备宋国。郎就是现在的单父、鱼台。单，是宋国的土地。郎靠近宋国，鲁国将要北防齐、郑伐宋，怀疑宋国采取批亢捣虚的策略，所以在西面筑郎城来防备它。唉！不致力于讲求信义、修好和睦以调和四邻，却见利忘义，背叛宋国而跟随郑国，军队还未出境，就小气地盟誓莒人来巩固东方，筑郎城来防备西方，为了利益役使百姓，竟然到了这种地步！被利益所逼迫，哪里还有闲暇顾及天时是否正常、民力是否丰足呢？所以即使在春耕之时，也妄自兴筑城之役而不顾惜。唉！做隐公的百姓，不艰难吗！

秋七月。

冬天，鲁隐公在防地会见齐侯。

十年春天，周历二月，鲁隐公在仲丘会见齐侯、郑伯。

唉！利益迷惑人，比水火还厉害。普通人亲近而玩弄它，最终导致死亡；利益甘甜使人喜悦而嗜好它，最终导致不义。与其不义，宁可死。所以君子不避死而避不义。隐公起初大概是贤君，即位之初，慨然视千乘之国如鸿毛，将举国让给弟弟，与四邻缔结交好，会盟交好，以休养生息、和睦民众。如果推广并充实它，以善始善终，不接近贤德吗？自从郑庄公以利引导他，割让祊地来归附，隐公得到祊田，就只见祊地而不见义理，背叛宋国的盟约，赴郑国的会盟，屈身盟誓莒人，动用民众筑郎城，作为跟随郑国伐宋的计策。起初，祊地未入鲁时，齐侯会盟他，每年聘问他，也是为郑国谋划，而隐公不答复。现在祊地已经归附，就会盟的会盟，倒屣相迎而参加仲丘的会盟，欣然退听。在反坫之间，将谋划什么呢？谋划宋国而已。所以仲丘的会盟，回国还未到国都，君臣就扫境同仇敌忾于宋国。宋国哪里辜负了鲁国呢？是因为祊田的贿赂。隐公在这里，还值得称为贤吗？一旦为利益所迷惑，就终身陷于不义，视祊地为利，那么视千乘之鲁，果真能脱然归给弟弟吗？适宜在菟裘养老，不被桓公信任，而公子翚得以施行谗言。唉！观察隐公的祸患，就知道义理比死还重。所以我的论述，以

译这是给那些沉溺于私利的人的告诫。

夏翚率领军队防备齐国人和郑国人攻打宋国。

译仇视宋国的是郑国，但讨伐宋国的战役，却是齐国为主帅而鲁国跟随，这是为什么呢？大概郑国痛恨宋国，本是其应有的情理，但齐国是做事有始无终的人，鲁国是见利忘义的人，所以圣人谴责齐国的罪责更重。为什么呢？郑国遭受宋国进攻长达一年而丢失长葛，那么郑国报复宋国，是人情所难免的，而齐国又是做什么的呢？齐国本来偏袒郑国，其间为郑国向鲁国求援，无所不用其极，鲁国没有听从，齐国又在瓦屋结盟来调和郑鲁关系，郑国又不接受，于是齐国背弃盟约而防备鲁国并顺从郑国。隐公起初偏袒宋国，等到得到郑国的贿赂，就不接受齐国的调停而一定要讨伐宋国，那么宋郑两国结怨、战事连绵不止，实际上是齐国和鲁国造成的。所以圣人记载为“齐国、鲁国讨伐宋国”，而把郑国置于不争论的地位，圣人的意图大概可以看到了。国内出兵为主帅而去掉族氏，国外以齐国为主帅而都称人，郑国对宋国的怨恨极深，必定不会派遣地位低微的人；齐国正与郑国结党，必定不会派遣地位低微的人防备，那么齐国和郑国必定是国君亲自率领，或者是上卿，而《春秋》都称人，这种贬斥难道不严重吗？然而三国的贬斥，齐国和鲁国更深，因为以混乱助长混乱的，实际上是齐国和鲁国开了头。

六月壬戌日，鲁君在菅地打败宋国军队。辛未日，夺取郜地。辛巳日，夺取防地。

鲁国对宋国有什么怨恨呢？却君臣痛恨宋国如同世仇一样。公子翚防备齐国和郑国，在宋国边境布阵。鲁君又秘密出兵，出其不意地打败了宋军。十天之内，夺取宋国两座城邑。宋国本来未曾对鲁国有怨恨，鲁国对宋国肆意施毒，只是因为从郑国得到贿赂，效法鹰鹯的回报，擒纵搏击，只听郑国的驱使。认为宋国曾经夺取郑国的长葛，我们夺取它的两座城邑，那么得失相当，然后才足以报答郑国。郑国虽然仇视宋国，但宋国有什么亏欠鲁国的呢？况且丢失长葛的是郑国；得到郜、防的是鲁国。郑国得到虚名的回报而鲁国获得实际的利益，这大概是隐公乐于做的。在讨伐宋国之前夺取祊地，在讨伐宋国之后夺取郜、防，郑国和宋国都失去了城邑，隐公两次都获得了利益，隐公大概自以为计谋得当，却不知道上下争利而国家危亡。孟子说：“千乘的大国，杀害其国君的，一定是百乘的家族。如果后义而先利，不夺取不满足。”那么隐公钟巫之祸，大概就由此形成了。当他秘密出兵到菅地，一战而得到两座城邑，哪里知道祸患会达到这个地步呢？唉，要警戒啊！

秋天，宋国人、卫国人进入郑国。宋国人、蔡国人、卫国人讨伐戴国，郑伯讨伐并夺取了它。《春秋》没有正义的战争，但如果一概认为不义，那就同样贬斥了。如果这样，那么圣人无处寄托赏罚，而《春秋》可以不作了。所以圣人在不义之中，必定诛讨发动战争的首恶。首恶被诛讨，那么战争端绪就平息了，这是《春秋》的法度。宋国、郑国交恶很久了，然而追问战争端绪，则起于宋国。隐公四年，宋国人帮助州吁作恶，对郑国兴兵，无功而秋天又讨伐它，郑国大概有理由，认为自己与卫国为仇，而宋国有什么怨恨呢？所以隐公五年联合邾国军队讨伐宋国，以偿还怨恨。战争可以平息了，但宋国不止息，又有长葛之围。接着夺取长葛，那么郑国又不能没有报复。于是有前日的讨伐，夺取郜、夺取防，以报复长葛的丢失，那么胜负相当，得失相偿，宋国可以停止了。现在郑国军队返回，还没到达国内，而宋国接着用兵进入郑国。幸好郑国有防备，不能动摇其社稷，于是又联合蔡国、卫国来讨伐其附庸。宋国的志向，也太残酷了！郑伯出兵乘其不备，戴国在前面战斗，郑国在后面扼守，一举而夺取三国军队。三国的失败，不是不幸。所以圣人举而称人，诛讨战争首恶。郑伯用奇计夺取他们，圣人庆幸其胜利，表彰而称爵，所以不同于宋国。有人怀疑郑国的孤军不能夺取三国的众多军队，更认为郑伯乘危夺取戴国。唉！这大概也不近人情了。戴国，是郑国的附庸，已经属于郑国了，何必夺取呢？怎么知道戴国是郑国的附庸？戴国，是现在的外黄，位于郑国北边边境。三国进入郑国不能攻克，所以移兵来杀害其附庸。不然，三国讨伐戴国，对郑国有什么损害呢？如果郑伯乘危而灭其附庸，那么应当记载“灭”。只有对内讳言“灭”则记载“取”，取鄟、取鄫就是这样；对外则直接记载“灭”，没有讳言而记载“取”的。由此知道这不是夺取戴国，而是夺取三国军队，如记载“在雍丘夺取郑国军队”、“在嵒地夺取宋国军队”之类就是这样。不然，郑伯灭别人的国家，怎么能记载爵位？解说的人又认为郑伯讨伐三国军队，夺取戴国而返回，又成为附庸，不是灭国。如果这样，那么记载“郑国军队救援戴国”就够了，何必讨伐而夺取它呢？

冬十月壬午日，齐国人、郑国人进入郕国。

郕国作为国家，介于齐国、宋国之间，现在是济北。济水逼近单父，单父，是宋国土地，那么郕国正当齐国、宋国的边境上。《春秋》小国，只依附强者，估计郕国必定依附宋国而不侍奉齐国，所以齐国人胁迫郑国讨伐它。前日宋国人讨伐戴国，是郑国的附庸；今日齐国、郑国进入郕国，是宋国的盟国。宋国、郑国交怨，附庸和盟国有什么亏欠呢？所以郑伯讨伐三国军队记载爵位，现在进入郕国记载人，圣人褒贬严格了。左氏认为讨伐违背王命，在经文中没有考证，不足依据。

十一年春天，滕侯、薛侯来朝见。

诸侯朝见天子，是礼制，但诸侯互相朝见，为什么呢？先王允许他们互相朝见，用来统一他们尊崇王室的心意。

译然而《周礼》中诸侯交往的法则，不过是世代互相朝见罢了。春秋时期的诸侯，难道一定是继世相承才去朝见吗？那是迫于强弱形势，为了延缓大国的讨伐，挽救危亡而去朝见的。所以朝见鲁国的，只有滕、薛、邾、杞而已，齐、晋、宋、郑从未有一人来到鲁国的朝廷；鲁国去朝见的，只有齐、晋、楚而已，从未有一人前往滕、薛的朝廷。所谓互相朝见，是不存在的。然而一位君主去朝见，另一位君主接受朝见，还可以说是“为了两国君主交好”。现在滕、薛的君主接连来到鲁国朝廷，鲁侯也接连接见他们，唉！僭越也太严重了。天子接连接见诸侯，隐公也接连接见诸侯，这件事怎么可以作为典范呢？所以圣人记载说“滕侯、薛侯来朝”，鲁侯的罪过就显露了。况且鲁国对于大国，即使大夫到来也不敢接连接见。晋侯派荀庚来聘问，卫侯派孙良夫来聘问，聘问不敢接连接受；丙午日与荀庚结盟，丁未日与孙良夫结盟，结盟也不敢同等对待。结盟、聘问尚且不敢同等对待，何况接连接见呢？到了滕、薛的君主，却接连接受他们的朝见，唉！强者即使是大夫也畏惧他，弱者即使是国君也轻视他，春秋时代，只依仗强者，在这里大概可以看得出来了。滕、薛来朝，鲁侯接连接见他们，那么鲁、卫朝见晋、楚，又未必不会接连接见。那么周公明堂的礼仪，难道还能在京城梦见吗？孔子记载滕、薛的朝见，大概是含有感叹的意思。

译夏五月，鲁隐公在时来与郑伯相会。

秋七月，鲁隐公与齐侯、郑伯一起攻入许国。

唉！隐公果然不能善终，君子虽然想救他，也来不及了。自从八年进入郑国的祊田，背叛宋国而依附郑国，贪利之心炽盛，无法遏制。到了十年，就用诡诈的兵事攻打宋国，夺取它的两座城邑，自以为在四方邻国中得志，却不知道祸患从内部发生，近在早晚之间。现在又舍弃宗庙社稷，在时来与郑伯相会，图谋别人的国家。秋天，于是与齐、郑攻入许国，驱逐许君而贪图其土地，他当初轻视千乘之国的想法在哪里呢？所以自从从许国回国，翚氏的祸乱随即发生，那么即使得到了许国，又有什么益处呢？然而时来之会，是郑国的意图；至于攻入许国的战役，则由鲁国主持军事，大概认为成全郑国意图的，是鲁国。隐公与齐、郑无故攻入许国，应当受到严厉的贬斥，现在却记载爵位，大概如果不记载爵位，就无法显示隐公的危险。祸患在顷刻之间而不料想，越过国境过了很久才返回，国人因此战栗，而隐公不害怕，那么翚的祸乱实在是自作孽。

冬十一月壬辰日，隐公去世。

外国弑君记载“弑”，本国弑君记载“薨”，是为了为本国避讳。那么避讳而记载“薨”，后世怎么知道他是被弑的呢？回答说：不记载地点就知道他是被弑的，不记载安葬就知道他没有完成防务。然而隐公、闵公都是被弑的，都不记载地点，都不记载安葬，这是固定的体例。而桓公也是被弑的，为什么记载地点、记载安葬呢？回答说：这里有细微的深意。隐公、闵公如果记载地点，就不知道他们是被弑的；桓公如果不记载地点，就不知道他是被弑的。桓公去齐国，是姜氏的意图；桓公在齐国被弑，也是姜氏的意图。不记载在齐国去世，怎么知道他在齐国被弑呢？大概地点不是他该在的地方，那么他被弑就可知了。齐国人弑了他，那么鲁国的臣子怎么能不安葬他呢？不记载安葬，就嫌疑于鲁国自己弑君。庄公元年记载“夫人逃到齐国”而不记载姜氏，夫人逃跑就与弑君有关可知，去掉族氏就她的罪过自然明显，大概不在不记载地点、不记载安葬之后才知道她是被弑的。

右隐公全部十一年

春秋经筌卷一

<经部,春秋类,春秋经筌》>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经筌卷二 宋 赵鹏飞 撰

桓公

元年春王正月

天下之所以成为唐尧、虞舜、成周那样的盛世，是因为有王法；天下之所以成为夏桀、商纣、晚周那样的乱世，也是因为王法。王法施行，那么诸侯的法度严谨而天下治理；王法松弛，那么诸侯的法度废弛而天下混乱。治乱取决于王法，王法取决于当时的君主。春秋时期，当时的周王不能持守王法，而天下日益趋向混乱。孔子怀抱王道，持守王法，而在当时不能伸展，寄托于《春秋》。凡是《春秋》记载“王”，是用王法来匡正天下。所以十二公的元年，不论有事无事，都记载“王正月”，是用王法来匡正它。然而一定要先记载月份而后记载“王”，事情在二月就记载“王二月”，事情在三月就记载“王三月”，事情在季节就只记载季节而不记载月份，不记载月份就不记载“王”。记载“王”必须下面有所系属，就不能虚写春“王”，在文辞上不顺。所以十二公之中，有月份的就无不记载“王”的，有月份而不记载“王”的，只有桓公而已，这是为了显示桓公没有王法。桓公弑杀隐公而自立，是天下的大逆不道。元年记载“王”，是用王法来惩治桓公；二年有“王”，是为天下彰显王法，希望天下有人用王法来惩治桓公。不久郑伯依仗他的恶行，齐、陈附和他们的混乱，滕、杞朝见他，外族与他结盟，那么四方邻国不再问罪，而桓公的君位确定，对于王法在天下无所指望，所以孔子从三年以后就不记载“王”，不仅是因为桓公没有王法，也是天下没有王法。到了十年而有三国来战的军队，三国前来，固然不是声讨桓公的罪过而来，但迹象似乎可以给予，圣人不问其情由而取其迹象，所以在这里再次记载“王”，是为天下保存王法。到了十八年，桓公有去齐国的战役，而圣人再次记载“王”，大概因为桓公的罪过虽然已死，但王法所不原谅的。然而宣公也是篡位，为什么唯独记载“王”呢？大概宣公的篡位宣公不参与谋划，是仲遂拥立他的；桓公的叛逆，是亲自做的，在王法中尤其严重。惩治严重的而轻微的自会惩戒，这是圣人的意图。

桓公即位

按照他的意愿，我在隐公那里已经说过了。

三月，桓公在垂与郑伯相会。郑伯用璧玉交换许田。

有所依仗，就藐视雷霆而不惊；心中有所愧疚，就听到脚步声而心颤。桓公杀害隐公而自立，惴惴不安怀着危惧之心，郑庄公知道这样，就急忙趋进而恐吓他。所以郑国想相会而桓公无不听从，郑国想交换田地而桓公不敢拒绝，桓公就不像桓公了，郑庄公真是君子吗？陈常作乱，孔子告诉哀公请求讨伐他，那么讨伐邻邦的叛逆，不必是方伯连帅才可以讨伐。现在有盗贼，路人抓住并杀死他，没有过错；如果贪图他的利益而释放他，那么他的罪过应当比盗贼加重一等。为什么呢？因为依仗恶行而且贪图利益。像郑庄公这样的人，还配做路人吗？垂地的相会，是郑国的意图。桓公弑君自立而君位未定，郑庄公知道桓公可以胁迫，于是进行垂地的相会来要挟他。桓公庆幸郑人不念及隐公的情谊而赦免他的罪过，怎敢不听从呢？桓公既已相会，那么郑国所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