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经筌卷二　　　　　宋　赵鹏飞　撰

译谁敢抗拒他呢？然而如果直接说在防地询问鲁国求取田地，那么在言辞上就不顺当，所以借璧玉来作为借口。况且两位国君相见，哪里用得着璧玉？而郑国带着璧玉来到防地，那么求取田地的事情，难道是在反坫之间随口说说吗？这是郑国的一贯用心。桓公庆幸得到援助，接受了少许璧玉就奉还田地而回去，郑国难道还计较双方是否两清吗？我因此知道在防地这件事上，圣人【缺】郑国过于看重，而把桓公置于不值得治理的地位。解说的人认为是交换祊地的田地，而且祊地归入鲁国已经五年了，难道到了这个时候才要求偿还吗？说求取田地是因为祊地归入鲁国而来，这是有的；说交换祊地，则不是这样。郑国受到宋国军队的威胁，不得已而归还祊地，既然得到了鲁国的援助，那么形势上不可以要求偿还。现在幸好鲁国有篡逆的间隙，可以投隙而要求土地，所以以璧玉求取为名义，而实际上是要求偿还祊地。我知道祊地的土地未必比许地大，祊地的赋税未必比许地丰厚，如果祊地大而赋税丰厚，郑庄公必定不会舍弃祊地而求取许地。许地，是鲁国的田地。刘敞说：“居常与许，恢复周公的疆域。”那么许地乃是周公受封的田地。有人认为许田，有人认为靠近许地的田地，没有根据，我遵从刘子的说法。

译夏季四月丁未日，鲁桓公与郑庄公在越地结盟。

内心不自信，是盗贼的常情。桓公以不义的手段取得君位，郑庄公实际上确立了他的地位。既然已经结成了垂地的友好关系，又割让土地贿赂郑国，郑国本来已经是桓公的死党，但桓公仍然怀疑郑国有什么欺骗他的地方，于是再次与郑国结盟。在越地结盟，是鲁国的意愿。在垂地设防，是郑国要挟鲁国以谋取利益，所以圣人用“防”字来谴责郑国。今天的结盟，是鲁国要挟郑国以巩固外援，圣人用“及”字来谴责鲁国。一字之差，内外的情状就显现出来了。

秋季发生大水。

尧帝时有九年的水灾，但后世不认为这是尧帝的瑕疵。《春秋》中有一天的水灾，圣人必定谨慎地记载。难道是要求《春秋》时期的君主比唐尧更高吗？天地开辟之初，四条大河尚且堵塞，九条支流未曾疏通，水在陆地上流淌，当时情况就是这样，并非尧帝导致水灾，尧帝有什么瑕疵呢？大禹疏通九河，引导四条大河注入大海。大禹的功业完成后，六府三事得以治理。自大禹之后，水从平原流出，就是反常现象，这是因为五行失去了本性，水不能向下滋润。建立皇极，修治五事，那么五行就能得到本性，水就没有不向下滋润的。水不能向下滋润，如果不是君主的职责又是什么呢？《春秋》记载大水共九次，都是用来表明圣王不出现，皇极不建立，五事混乱而五行失去本性，经常下雨成为灾害，水不能向下滋润。《春秋》时期的君主，还能指望他们建立皇极吗？圣人记载这些，是为了保存皇极的教化。

冬季十月。

二年春季周历正月戊申日，宋国华督弑杀了他的君主与夷以及他的大夫孔父。弑君三十六次，而牵连到大夫的共有三次。牵连大夫是什么意思？是连累。孔父、仇牧、荀息都是连累。什么叫连累？宋殇公的即位，是宋穆公舍弃冯而立的，冯本来依然如故，没有一天不图谋宋国。现在殇公被弑，是冯的意思，那么凡是依附殇公的人，能够长久存在吗？何况孔父亲自奉行穆公的遗言而辅佐殇公呢！所以不杀孔父，冯就会感到不安，现在弑杀与夷，连累必然波及孔父。仇牧、荀息也是这样。而有人以仇牧无故被杀为理由，并且认为有弑君必有立新君，立新君的人进入，那么弑君的人怎么能留下呢？所以凡是君主被弑而大夫被杀的，一定是连累。然而仇牧、荀息都称名，而孔父只称字，君子怀疑这是褒扬，于是产生了“生义形于色”的说法，这是附会。因为孔父是我们孔夫子的六世祖，子孙不敢直呼其名。有人说：“《春秋》是国史，难道可以为了私情避讳吗？”回答说：“《春秋》是根据鲁国史书编撰的，实际上不是国史。孔夫子在私家编修，不像太史在朝廷编修，那么《春秋》就是孔子的家史，怎么能不为他的祖先避讳呢？”

滕子来朝见【薛、杞与此同义】。

侍奉大国的礼节，以谦卑来实行；谦卑的实质，在于减损。谦卑减损的意象，是自卑以尊人的意义。《春秋》时期小国的君主，舍弃谦卑减损的意象而不被大国吞并的，很少。所以滕国以侯爵的身份降低称为子，杞国以公爵的身份降低称为侯、伯、子，薛国以侯爵的身份降低称为伯，都是自我降低，不是圣人降低他们，也不是当时的周王、霸主贬黜他们。因为圣王不出现，强大者以势力欺凌小国，不止像蚊蝇一样。一旦拂逆他们的眼睫，就会使城池变成废墟，社稷倾覆，反手之间罢了，小国敢抗拒他们吗！然而大国的爵位不过公、侯而已，以公侯的礼节侍奉他们，不算是抗拒吗？况且上公九命，侯伯七命，车旗衣服各自按照命数的多少，那么车服就与他们相当；公执桓圭，侯执信圭，缫的彩数都是三，那么执瑞就与他们相当；公的服饰从衮冕以下如同王的服饰，侯的服饰从鷩冕以下如同公的服饰，那么冕服就与他们相当。去朝见，那么执瑞就感到不安；去设防，那么车服就感到不顺。地位卑下而礼节尊贵，那么朝见大国，不是用来侍奉他们，恰恰是用来抗拒他们。抗拒以触犯大国的威严，真的没有祸患吗？现在滕子自我降低以子爵的身份来朝见，所以没有祸患。到了秋季，杞国以侯爵的身份来朝见，回国还没到都城就有军队进入杞国，讨伐不恭敬。所以后来杞国于是降低称为伯，又降低称为子，以谦卑侍奉大国。解说的人认为滕、杞朝见桓公，圣人因为他们奖赏篡位，所以杞国以公贬为侯，滕国以侯贬为子。况且薛侯未曾朝见桓公，却贬称为伯，为什么呢？不知道滕、薛、杞的爵位都是自我贬低以侍奉大国，不是圣人贬低他们，圣人只是怜悯他们罢了。怜悯他们势力不敌，所以爵位随之降低。而且从卒葬来考察，记载卒是因为外国报丧，而记载葬是我自己防备的。报丧跟随该国的称呼，而〇是我称呼的。现在三国君主的卒都称为伯、称为子，是自我贬低而报丧给我的缘故。记载〇则都称为公，知道不是外国降低的。都记载在经文中非常明白，而愚昧的人不寻求防备，却援引传文来附会地说：“列尊贡重，所以贬低他们的爵位以符合贡赋。”况且子产的话说：“从前天子制定贡赋，轻重按照列位。地位低而贡赋重的，是甸服。郑国是男爵，却跟随公侯的贡赋，担心供不上。”大概制定贡赋以五服远近为重轻，侯、甸、男、采、卫为列位。郑国是男服，却让它跟随甸服的贡赋，所以担心供不上，难道是说公、侯、伯、子、男中的男爵吗？起初不通晓道理，错误地产生异论。君子嘲笑他们，何况用传文证明经文，难道是所谓学习《春秋》的人吗！诸儒的说法，只有孙氏

译《发微》的说法比较接近，然而也没有通达那种自我贬低以侍奉大国的用意。

译三月，鲁桓公在稷地防备齐侯、陈侯、郑伯，以此促成宋国的动乱。

宋国华督杀害与夷并拥立冯，那么宋国的动乱已经形成了，为何还要等待诸侯来促成呢？大概是因为叛逆者的性命，轻如鸿毛，危险得像堆叠的蛋一样，诸侯只要在稷地一防备，华督的性命就重如九鼎，冯的君位就安如泰山，那么宋国的动乱，没有稷地的防备就不能完成。然而这次防备，鲁国的意图占多数，大概是因为同恶相济，是盗贼的常情罢了。但圣人让齐国主导这次防备，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盗贼与盗贼相互勾结，不能保证没有危险，天下那些不是盗贼的人，还可以议论他们的罪行。只有不是盗贼却与盗贼勾结，那么盗贼的心就会更加安定，知道天下不会再议论他们的罪行。那么那依仗恶行造成动乱的罪责，实际上齐、郑、陈是罪魁祸首。然而陈国曾经依仗州吁的叛逆，隐公四年以卫国讨伐郑国就是例证；郑国先前依仗鲁桓公的叛逆，元年垂地的防备就是例证；只有齐国未曾依仗动乱，但在这里也顺从宋国的动乱。所以圣人让齐国主导，诛讨齐侯结党为恶的罪行，就从这里开始。后来又在讙地防备，把女子嫁给桓公而不以为耻，那么今天稷地的防备，不仅促成了宋国的动乱，而且鲁国也共同安定，这是一次防备而促成了两国的叛逆，他们的罪行难道可以尽数诛讨吗！然而《春秋》记载防备，不曾记载其原因，只有稷地和澶渊记载了原因，大概是因为言辞不显明，罪行就不显著。圣人对于鲁国，曾经为之隐讳，但在这里却直书以促成宋国的动乱。“成”的意思是平定，再次平定叫做“成”，防备的目的就显明了。

夏季四月，从宋国夺取郜国的大鼎。戊申日，把它放入太庙。

利益，是动乱的媒介。天下崇尚道义而不崇尚利益，动乱怎么会产生？只有利益萌生于心中，而道义被利益所遮蔽，那么就会冒着死亡而不顾，哪里还会顾惜大乱呢！所以华督为了得到君位，就冒着弑君叛逆而不恐惧；冯为了得到国家，就冒着篡夺而不惭愧；桓公以及齐、陈为了得到贿赂，就冒着结党叛逆的罪责而不顾惜。桓公顺从动乱而得到大鼎，那么齐、陈、郑主导防备的人，肯没有贿赂而赦免宋国吗？记载鲁国夺取大鼎，那么三国都得到贿赂了。用平定动乱来接受贿赂，还怎么做人呢？然而大鼎在宋国却称为郜鼎，原本是郜国的分器。隐公十年，鲁公打败宋军夺取郜国，那么郜国被宋国灭亡已经很久了。先前土地并入鲁国，今天分器又并入鲁国，然而鲁国都是从宋国夺取的，但圣人一定要系之以郜国，这是器物跟随名称的原则。名称正当而名分确定，名分确定而天下安定，这是圣人的教化。桓公得到这个器物，所谓不义的贿赂了，而且把它放入太庙。太庙，是周公的庙，用来连累周公的事情太多了。不说“放置”，不说“进献”，而说“纳入”。“纳”的意思是内部不接受。周公难道忍心观看吗？圣人改变文字记载为“纳”，以此来为周公诛讨子孙的不善，以伸张周公的英灵。

秋季七月，杞侯来朝见。

道义与滕子相同。

蔡侯、郑伯在邓地防备。

左氏的说法，出自野史，学习经学的人所不取，但有时符合经义，那么君子所不废弃。“蔡侯、郑伯在邓地防备”，左氏说：“开始畏惧楚国。”然而以地理考察，大概符合经义。邓地在南阳，逼近楚国。邓侯姓曼，实际上嫁给楚武王，所谓邓曼生楚文王，那么邓国是楚国的婚姻之国。现在蔡、郑在邓地防备，那么邓侯也参与防备，这是蔡、郑必定有畏惧楚国而依托于邓国。然而邓国尚且不能自保，怎么能庇护蔡、郑呢？到了七年，经书记载“邓侯吾离来朝见”，诸侯失去地名，这是失去土地而逃奔到鲁国。以朝见的礼节相见，所以不说“逃奔”。计算来朝见距今才五年，而失去土地出逃，必定是楚国逼迫的。蔡、郑依托于邓国，而邓国先灭亡，那么楚国的兴盛大概基于此。最终蔡、郑常常处于冲要之地，没有一年没有楚国的军队。圣人记载邓地的防备，以彰显楚人内部侵侮的逐渐发展，而中原各国没有察觉。

九月，进入杞国。

七月，杞侯来朝见，而九月进入杞国，我因此知道他的朝见礼节不顺。鲁侯是侯爵，而杞国以侯礼来朝见，能不傲慢吗？所以回国还没转身，军队就进入其境内，难啊！小国侍奉大国。后来防备鲁国求和罢了，整个桓公时代不敢朝见，大概是害怕再次得罪鲁国。到了庄公二十七年，已经在鲁国防备后来朝见，但不敢称侯，降称为伯，以伯礼朝见。后来又降称为子，大概由此而来。虽然如此，大国是这样，而鲁国在《春秋》中未算是强国，又在天下背负篡逆的恶名，不内心愧对自己不正当，而对外责备别人守礼，如果杞国有中等智慧的君主，向大国谋划而用兵，鲁国有什么借口呢？可惜大国首先庇护其恶行，而没有能伸张杞国道义的人，由此知道势利胜过而道义不立。

鲁桓公与戎人在唐地结盟。冬季，鲁桓公从唐地回来。

诸侯有出行，向宗庙报告；返回出行，饮酒至、放下酒爵、记录功勋，这是礼节。先王制定这个礼节，用来防止诸侯的妄举，而约束其出入。如果出行而不义，那么脚就踌躇而不前进，难以向宗庙报告；如果矫饰举事来报告，那么害怕欺骗先君，而触犯防备责罚。不义而返回，那么脸就羞愧而心不安宁，难以记录功勋；如果修饰言辞而书写，那么害怕扰乱史册，而不被后世信任。出行而畏惧先君，返回而畏惧后世，那么诸侯没有妄行，而不逾越侯度，举行为贤君，这是先王制定告行、反至之礼的意图。春秋诸侯，这个礼节存在吗？灭亡了吗？回答说：文辞存在而实质灭亡了。十二公之中，君主

译出使行程一百七十六次，其中记载到达的有八十二次，未记载到达的有九十四次，这是选择那些能够到达的情况才记载到达。到达就记录在简册上，有时润饰言辞来防备功勋（的虚夸）。所以有记载出使却不记载到达的情况，是因为只告知出使而不告知到达。有的到达是因为以前的事，有的到达是因为以后的事，有的到达是因为征伐，有的到达是因为防备，选择那些值得记载的事记录在简册上。圣人也根据事实来记载，这是圣人不必刻意修饰，凭借旧史自然显现其意旨的地方。出使行为有善有恶，通过事情本身自然显现；到达有久有近，通过时间自然显现。出使行为不义，君子就能看出其恶；出使超过期限，君子就知道其危险。如今九月与戎人结盟，到冬天才返回，出使时间不能说不长，然而以篡夺君位的人去防备戎人，其出使行为的善恶也就可想而知了。隐公也曾与戎人结盟，但先防备后结盟，那么他的结盟是为了安定，况且隐公即位时有谦让国家的心意，戎人未必不是有所仰慕而来。先防备后结盟，对外是志在求取盟约。如今桓公内心不安，而对戎人有求，所以记载“及”。“及”字，是表明内心有所图谋。然而戎人狼子野心，假使他们在盟坛之间突然发动袭击，而列举桓公篡位叛逆的罪状，我知道他危险了！他到达后在宗庙中防备功勋，大概已经是侥幸了。这又是通过出使行为看出其危险的地方。

译鲁桓公三年春季正月。

桓公在位共十八年，只有元年、二年、十年、十八年记载了“王”字，不记载“王”字的共有十四年。对于诸侯的纪年，如果事件发生在该年，就不记载月份；不记载月份，就不记载“王”字，这是《春秋》的常例。桓公只有九年“纪季姜归于京师”这一件事发生在该年，其余事件都记载了月份。既然记载了月份却不记载“王”字，是为了谴责桓公无视周天子。一年的开端，诸侯的正朔必定要接受于周天子，所以称为“王正月”、“王二月”、“王三月”。如今桓公只记载月份而不记载“王”字，就好像桓公自己确立正朔，无视周天子的程度太严重了！圣人并非随意谴责桓公无视周天子，也是愤慨天下没有人能用周天子的法度来匡正桓公。所以在元年、二年、十年、十八年记载“王”字，是圣人用周天子的法度来匡正桓公。既然这样，那么天下弑君而无视周天子的本来很多，为什么唯独匡正鲁国呢？大概是圣人借鲁国的史书来彰显周天子的法度，那么凡是天下无视周天子的人，都可以类推而加以谴责。而公羊学派附会解释，认为二年记载“王”字，是为了匡正公子翚弑君之事，与定公十三年“薛弑其君”相类比，为什么（薛弑君）不记载“王”字？十年记载“王”字，是为了匡正曹终生之死，而十七年“蔡封人卒”，为什么（蔡封人卒）不记载“王”字？这些说法都不足为据。其余的含义已在元年中说明。

鲁桓公在嬴地会见齐侯。

会见是为了联姻，这是人伦的开端。开端不正当，最终必然导致混乱，这是事理必然的结果。桓公娶齐国女子，不通过父母的命令、媒人的介绍，而是在嬴地会见齐僖公，于是完成婚事。桓公的意思，大概是急于得到齐国的支持，特意借会见来巩固齐国的援助罢了。他不知道得到齐国的支持而确定地位，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借会见而扰乱鲁国，却是一国的祸患。后来文姜荒淫无度，阳受制于阴，丈夫被妻子所杀，大概就源于开端的不正当。唉！桓公当初哪里知道祸患会达到这个地步呢？舜从嫁二女开始，所以《尚书》以《虞书》为首；文王从惩戒寡妻开始，所以《诗经》以《关雎》为首；天地从阴阳交合开始，所以《易经》以《乾坤》为首。大概夫妇是人伦的开端，父子、君臣的关系是接着夫妇关系而后确立的。桓公如果只想着得到齐国的援助，哪里还会想到这些呢？然而圣人记载这件事，是为了匡正人伦的开端，学者观察这一点，也可以知道《诗》、《书》、《易》、《春秋》是互为表里的。

夏季，齐侯、卫侯在蒲地互相约定。

《春秋》虽然通过文字来体现义理，但不考察事实，文字的含义就不明显。如果只训释文字而不考察事实，我没有见过能领会经文真意的。《春秋》始于隐公，终于获麟，只记载了一次“胥命”，解说者怀疑它很少记载，就说其中寄托的褒贬一定很深。有人认为这是褒扬，就直接把它举到三王之上，说是不结盟、不发誓，约定言语后就退兵，接近古代的风俗；有人认为这是贬斥，就直接把它贬到匹夫之下，说是不结盟、不正式会见，以草率的方式相见，礼仪极其简陋。又有在褒贬之外寻求说法的，就说齐国是方伯的后代，卫国负有连帅的职责，“命”是上级对下级的称呼，双方互不相让而互相命令。这几种说法，都是拘泥于文字而不考察事实，不符合经文的真意。齐国和卫国，自从进入《春秋》记载以来，本来就没有相邻，也没有互相结仇。然而齐国曾经依附郑国，而卫国常常依附宋国。宋国和郑国之间有怨恨，齐国和卫国本来没有嫌隙。隐公八年，齐侯常常想要平息宋国和郑国的争端，所以先和宋国、卫国结下瓦屋之盟。不久郑国不肯平息争端，齐国又跟随郑国，卫国又跟随宋国。齐国、卫国各自跟随自己所依附的主子，也曾兴兵作战。隐公十年，齐国跟随郑国攻打宋国，卫国也跟随宋国进入郑国。齐国、卫国只是各自依附自己所依靠的主子罢了，实际上并没有怨恨。到了桓公二年，宋殇公遭遇华督的祸乱，那么卫国失去了所依附的对象，齐国、郑国又在稷地会见以促成宋国的动乱。宋国既然依附齐国，卫国还有什么怨恨呢？所以齐国想要和卫国结好，卫国也愿意和齐国和好，大概起初没有仇怨，没有必要像参星和商星那样互相背离。于是就在蒲地互相约定。没有仇怨可解，哪里需要等待结盟？两位国君为了表达意愿，不能记载为“防”（正式会见），所以记载为互相相见而称为“胥命”。事实与文字自然互为表里，哪里需要树立异端言论来在经文之外寻求意义呢！那么“胥命”是对的呢？还是错的呢？回答说：“何必问对错？‘胥命’是‘平’（和解）的别名。不是有仇怨而化解，所以不能称为‘平’。‘平’，是起初有所不平。现在齐国未曾攻打卫国，卫国也未曾攻打齐国，起初没有什么不平。只是因为各自依附自己所依靠的主子而没有通好，所以记载为‘胥命’罢了。不能说这是褒扬，也不能说这是贬斥。如果认为是褒扬，那么卫宣公的淫乱、齐僖公的交乱，真的有接近古代的风俗吗？如果认为是贬斥，那么不交战、不盟誓，双方互相寻求而交好，又有什么罪过呢？所以‘胥命’，只是互相寻求通好罢了。”

六月，鲁桓公在郕地会见杞侯。

《春秋》中的诸侯，小国跟随大国进行会见，是顺理成章的；而大国会见小国，必定在其中寄托曲折的含义，君子不能不仔细考察。鲁国会见齐国、晋国，是形势所迫；会见郑国、卫国，是势均力敌；会见小国的，很少。只有这一年会见杞国，六年会见纪国，十二年会见杞国、莒国，十七年会见邾国。会见小国的，只有桓公一位，其余十一位国君都没有会见小国的。会见是以外部为主，为什么小国唯独敢于抗拒桓公而与他会见？大概是桓公篡位内心不安，实际上有求于小国，又害怕小国不心悦诚服。所以小国不顺从就用武力胁迫，等到小国有所恐惧而求和时，就委屈自己而会见他们，来结纳他们的心。对于杞国、纪国、邾国……

译都是这样的。鲁桓公二年，杞侯来朝见，因为他的朝见礼仪中有不敬之处，鲁国于是发动了九月的军事行动。杞国弱小，却承受了鲁国重兵的威胁，能不恐惧吗？然而想要再次朝见鲁国，又担心会再次获罪，所以不敢朝见而寻求防御。表面上虽然像是不敬，内心实际上有所恐惧。然而桓公也没有因为他的不敬而撤去防御，这是为了维系他前来归附的心意。不然的话，桓公对杞国没有什么要求，怎么会委屈自己来防备它呢？

译秋季七月壬辰初一，发生日全食。

公子翚前往齐国迎娶夫人。九月，齐侯将姜氏送到讙地。鲁桓公在讙地防备齐侯。夫人姜氏从齐国回到鲁国。

按照迎亲的礼节，应当有媒人存在，这是国君不应当亲自去做却亲自去做的，于是桓公在嬴地防备齐侯。按照迎娶的礼节，诸侯应当亲自迎接，这是国君应当亲自去做却没有亲自去做的，于是派公子翚前往。我由此知道桓公确实是在防备齐侯。然而按照送女的礼节，父亲不下堂，母亲不出祭门，齐侯送女却到了讙地。桓公起初没有亲自迎接，到了这时听说齐侯亲自送女，那么情势上不得不亲自接受，所以在讙地防备齐侯。这是婚姻礼节颠倒错乱，没有一处是正确的，齐国和鲁国大概都是一样的。虽然如此，圣人难道会责备篡位逆乱的鲁国讲究礼节，而询问不贤明的齐国讲究仪制吗？大概大婚的礼节不可不正，特意记载下来以垂示万世的典范。先王重视迎亲的礼节，不是随便以繁多的仪制为快乐，而是因为礼节轻而美色重，那么淫佚就会随之而来，所以繁多的仪制是用来制约淫佚的。齐国和鲁国一旦扰乱婚礼，最终两国的动乱都基于此，致使太公的后代有禽兽的行为，周公的家室丧失了睢麟的风范，这真是可悲啊。孔子记载此事，不只是用来端正迎亲的礼节，也是为太公、周公执行大司马的刑法，以泄发他们在九泉之下的愤恨。公子翚在隐公时不称族，在桓公时称公子。在隐公时不称族，是王法的公正；在桓公时称族，是一人的私情。鲁国认为他是贼，桓公认为他是贤人，鲁国想要诛杀他，桓公想要显贵他，国人怎么能抗拒国君的私情呢？所以圣人也顺着他的私情来记载，以表明心意。至于夫人，有时称姜氏，有时称妇姜。“妇”是有婆婆的称呼，仲子已经去世，桓公没有母亲，所以称姜氏。有人认为称妇是因为已经成礼。杞伯姬来求妇，也是已经成礼吗？穿凿附会的言论，污人齿颊，我忌讳听到。

冬季，齐侯派他的弟弟年来聘问。

这是致送新娘。关于“年”书“弟”的问题：“我在隐公七年‘来聘’时已经说过了。”

有丰年。

上天生育众民，不能自己治理，所以厚生地产生后王君公来治理他们，那么凡是后王君公，都是上天所建立的。因为是上天所建立，所以行善，上天必定降下祥瑞来彰显他的德行；作恶，上天必定显示灾异来警戒他。像桓公、宣公这样的人，难道是上天所建立的吗？篡夺千乘之国而得到千乘之国，世间没有明王，上天的讨伐不能实行，上天固然不能自己诛杀他们，那么他们应当得到凶荒水旱来显示灾异，现在却在桓公、宣公身上单独加上丰年，为什么呢？大概桓公、宣公起初不是上天所建立，放纵而不诛杀，是当时周王和方伯的罪过，不是上天安置他们的。所以上天用不治理来治理他们，好像在说：“桓公、宣公固然不容诛杀，但鲁国的百姓有什么罪？鲁国的百姓，是天下的百姓，而鲁国的国君不是上天所建立的。”所以上天暗中保佑他的百姓而不治理他的国君，这是上天的意旨。那么丰年，是治世的常事，却是乱世的祥瑞。那么成王有丰年，也是常事，为什么在《诗经》中歌颂？大概歌颂，是宣扬国君的盛德，在国家认为是常事，在百姓认为是美好而歌唱它罢了，不是桓公、宣公有丰年可以比拟的。桓公、宣公有丰年，《春秋》认为是祥瑞而记载，用来表明上天不治理桓公、宣公，而等待他们不足以诛杀。那么不诛杀，难道是深深诛杀他们吗！那么二百四十二年间，有丰年固然很多而不记载的，是因为常事不记载。

四年春季正月，鲁桓公在郎地狩猎。

搜狩，是国家大事，不是国君一人的私事。《春秋》记载“搜”五次，记载“狩”两次。“搜”不记载“公”，而“狩”记载“公”，那么这是国君的私事，不是国家大事。古代寓兵于农，耕种的农夫，征战的士兵，是一回事。作战不是不教导就能会的，所以先王借着田猎来教导百姓作战，但一定要在农闲时演习，不合时宜就会妨碍农事；一定要有苑囿来施行，越过苑囿就会夺取百姓的利益。礼节规定：“仲冬教导大阅，接着进行狩猎。”周朝的正月，是夏历的十一月，那么桓公的狩猎是合乎时宜的。圣人为什么记载它？大概鲁国的苑囿叫大野，桓公不在大野狩猎而在郎地狩猎。郎地，就是现在的单父、鱼台，那地方靠近宋国，借着狩猎而到达宋国边境，桓公的志向不正了。所以圣人记载“公”以表明心意，就像“公矢鱼于棠”之类一样。这是桓公特意假借狩猎的名义到远处游乐，不一定主要在于教导百姓作战。虽然合乎时宜，他能逃脱圣笔的诛伐吗？到了庄公八年，就在郎地治兵；昭公九年，修筑郎囿，后来就成为苑囿田猎的地方。推究它的开始，大概基于桓公初次在这里狩猎而开启的。议论制作俑的罪过，在《春秋》中又应当如何呢？

夏季，周天子派宰渠伯纠来聘问。

庆贺赏赐和刑罚威严，是王者用来驾驭天下的权柄。春秋时代，庆贺赏赐有泛滥，而刑罚威严有所不敢施加，这是周朝衰微的原因。十二公之中，记载王臣下聘的共八次：聘问隐公的两次，聘问桓公的三次，聘问庄公、僖公、宣公各一次，聘问其他国君在所不问。聘问桓公、宣公做什么呢？桓公、宣公的罪过，按照司马九伐的法令，放逐弑杀国君就残害他。周室的衰微，九伐固然不能实行了，还聘问什么呢？在这两位国君之中，桓公的罪过尤其显著，而周天子聘问他尤其急切，由此知道周天子不像国君，是他自己招致衰弱的。宰有冡宰，有太宰，有小宰。冡宰兼三公，宰周公就是；太宰称字而不称名，渠伯纠就是

译也；小宰由士大夫兼任，所以名叫咺的就是这种情况。渠氏的伯纠是字，就像公的弟弟叔肹这一类一样。有人认为是爵位，有人认为是名，都不对。我在《祭伯》篇中已经说过了。

译阙秋冬

这是脱漏的文字，是圣人在修订经典之后，传授过程中遗漏的。何休附会公羊家说，认为“桓公不尊王，所以贬去秋冬两季”，况且去掉两个季节，怎么足以表示贬斥呢？这是荒谬的说法。如果四季俱全，难道就是褒扬桓公吗？十二位国君中，只有桓公脱漏的文字最多：四年、七年都缺秋冬；五年春正月甲戌之下缺记事，连同甲戌、己丑一起记载“陈侯鲍去世”；十二年十一月一个月内两次记载丙戌；十四年夏五月缺月份，十月日食缺日期。脱漏的文字只有桓公最多。我推测秦朝焚书之后，恰好在这里多有脱漏。后人不敢擅自增补，认为这是圣人不可更改的经典。桓公之上不书“王”的共有十三次，黎錞也认为是脱漏。由此推论，或许是这样吧？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陈侯鲍去世。

甲戌之下脱漏了记事，左氏认为是再次报丧，这是错误的。即使再次报丧，也不过是再次报告去世的日期，难道会因为一个人而写成两天去世吗？公羊、谷梁的说法都不可信。先儒大概怀疑甲戌之下有“陈佗杀陈世子免”一事。六年秋，记载“蔡人杀陈佗”，陈佗杀世子而自立，经书起初不记载，而直接记载“杀陈佗”，如果没有前因，所以怀疑甲戌之下必定记载“陈佗杀世子”。然而君子不敢擅自增补，存疑即可。

夏齐侯郑伯如纪

诸侯互相朝见，是夏商周三代的典制，圣人没有废除这种礼法。自从进入春秋时期，齐、郑是大国，纪是小国，小国朝见大国是有过的，大概没有大国朝见小国的。大国朝见小国，这必定有诈谋诡计寓于其中，不可不考察。纪对于齐是西邻，土地逼近齐国，齐大概有并吞的志向已经很久了。用军队防备，则兴师无名，担心有所不胜，所以胁迫郑伯一起朝见纪，将要趁其不备而袭击它。况且郑距离王城比纪远，如果在纪没有利益，所以齐胁迫郑与之俱往，使纪不怀疑。而纪作为防备之国，一旦两个大国之君无故来朝，纪能不怀疑吗？怀疑而防备，齐不得志而返回。唉！齐僖公的心，大概像山川丘陵一样深不可测，吁，可畏哉！圣人厌恶他假借礼制来行盗，所以虽然表面上互相朝见，也不略去诛责他的重笔。凡是诸侯互相朝见都书“如”，“如公如晋”、“如齐”，都是朝见。不叫“朝”而叫“如”，是尊重天子。只有朝见王才叫“朝”，“公朝于王所”就是。尊重内朝则叫“朝”，“滕、薛来朝”就是。外诸侯朝见则叫“如”，大概不是盟会、不是防务而到其国，不是朝见又是什么？然而外相如只有这个和州公如曹而已。州公确实来了，所以书；齐、郑如纪，是听从报丧。纪与鲁通婚而来报丧，所以书于策。圣人依据防务而书不略去，以彰显齐侯的恶，大概是为纪侯大去其国张本。

天王使仍叔之子来聘

这是征召军队。郑伯不朝见，王将要讨伐他，向鲁国征召军队，所以派仍叔之子来聘问。然而郑亲近齐，齐庇护鲁，鲁蒙受齐的恩惠，他忍心背叛齐去讨伐郑吗？所以天王有命令，鲁有所不从，宁愿违逆王命而不敢违逆齐的欢心。秋，王师讨伐郑，所跟随的只有蔡、卫、陈而已，鲁不在其中。那么仍叔之子的聘问，就是虚行了。在周的西边，牙璋举起而诸侯之师云集响应，以对抗王的愤怒，义旗所指，没有征讨不克的。现在以王臣来聘问，其礼节隆重了，而军队最终不出，私党重而王命轻。最终王师败于郑，是鲁的罪过。大概三国看见鲁不从，他们能极力去对抗郑吗？那么败坏王师的，是鲁。仍叔，周大夫。说：“仍叔之子，未被任命。未被任命而将王命，王命轻了。”这就是得到鲁的不从的原因。

〇陈桓公

城祝丘【不时】

秋蔡人卫人陈人从王伐郑

亲自征伐，不是太平盛世的事。武王创业则亲自征伐，宣王再造则亲自征伐，大概是为了立威天下以平定祸乱。所以成康平世则不闻亲自征伐，有大司马的法度在。周衰微，大司马的法度不行，天威不宣扬于天下，一人的愤怒，诸侯不敌，而王亲自对抗，大概是有所不得已。郑伯再不朝见，在周制，贬爵削地就够了，征伐是暴虐。而周的防备，虽然贬爵有所不从令，削地有所不受命，所以宁愿征伐，使诸侯翕然顺从，于是平定郑，而周的威令因此恢复振作，那么振兴周室的，未必不属于桓王。不幸齐亲近郑，向鲁征召军队，鲁畏惧齐而不从，所跟随的只有三个弱国而已。三国者，又不能没有畏惧齐亲近郑的心。大概二年蔡曾与郑在邓地会盟，三年齐卫又在蒲地胥命，这一年陈佗杀太子而自立，他们畏惧大国的心尤其惴惴不安。天王有命令，虽然三国不敢不从，而跟随的实在不情愿。所以不能亲自穿戴甲胄，而以防备者行，最终临戎不战而败北，以重挫皇灵，而益周室之弱，其罪为何如？有人竟然以书“人”为褒扬，大概不考察经书，不知三国亲近郑畏惧齐的缘故，徒观其从王的文字，疑若可褒也。唉！圣人一书

译讨伐郑国，罪行显明的就诛讨三国，罪行隐晦的就诛讨齐、鲁。三国的罪行显明，所以记载人名足以彰显他们的罪责；齐、鲁的罪行隐晦，所以在鲁隐公二年记载稷地之防，这一年记载齐侯、郑伯前往纪国，之后才能看出齐国与郑国结为同党；鲁隐公三年记载讙地之防，这一年记载仍叔的儿子来聘问，之后才知道鲁国畏惧齐国。罪行显明的诛讨较轻，大概是因为有不得已的苦衷，三国就是这样；罪行隐晦的诛讨较重，大概是因为依仗私党而违抗王命，齐、鲁就是这样。研读《春秋》应当在“防”字上下功夫，然后才能阐发圣人的深意，否则，只是琐碎地探求文字表面，我看不出这样能领会圣人的意图。

译大雩

《史记·鲁世家》记载：“周公去世，成王也将周公安葬在毕地，让他跟随文王，以表明我这个小辈不敢把周公当作臣下。”成王命令鲁国可以举行郊祭文王的仪式，鲁国拥有天子的礼乐，是为了褒奖周公的德行。雩，是求雨的祭祀。天子和诸侯都可以举行雩祭。天子祭祀上帝以及天下的山川，全部列举出来进行祭祀；诸侯祭祀封地内列入祀典的山川。所以天子称为大雩，诸侯称为雩。鲁国使用天子的礼乐，所以也称大雩。那么这是僭越吗？回答是：“是僭越。”解说的人认为成王为了慰劳周公，所以赐给鲁国天子的礼乐，这是《汉书》中的杂说。刘敞辩驳说：“鲁惠公派宰逊向周王室请教郊庙的礼仪，天子派史角前往，惠公挽留了他。史角后来留在鲁国，实际上开创了墨翟的学说。”那么赐予天子之礼始于周平王，使用天子之礼始于鲁惠公。我得到这个说法，私下认为这是成王和周公的一大快事。不然的话，成王是贤明的君主，却背负失礼的罪名；周公是圣人，却遭受犯礼的讥讽，我知道这一定不是事实。那么郊祭、禘祭都始于鲁惠公了。雩祭有两种：龙星出现时举行雩祭，是常规祭祀；干旱时举行雩祭，是非常规祭祀。《春秋》对常规祭祀不记载，记载雩祭共二十一次，都是干旱时的祭祀。记载雩祭是为了显示干旱，而百姓的庄稼不得不令人担忧。

螽【书灾也】

冬，州公前往曹国。

六年春正月，州公确实来到了鲁国。

州公是天子的臣属。怎么知道他是天子的臣属呢？大概天下的诸侯，除了前两代王朝的后裔，没有称公的。杞国因为是夏朝的后裔，宋国因为是商朝的后裔，所以爵位称公。其他即使是周公、太公的子孙，在齐、鲁建国，都只是侯爵罢了。只有天子的三公称公，祭公、虞公、虢公和这个州公就是。州，是王畿内的采邑，爵位是公。州邑就是河内的州县，起初大概是苏忿生的采地，到这里成为州公的食邑。《左传》却认为是淳于公，况且淳于公就是杞公。淳于，即现在的密州。杞国后来迁到淳于，世代有人用地名来称呼他们，像东楼公之类就是这样。《左传》不知道，于是把淳于公当作州公，不知道诸侯如果不是前两代王朝的后裔、不是天子的三公，就没有称公的，它不通晓道理竟到了这种地步吗？外国互相交往不记载，这里为什么记载呢？是为了六年州公确实来到鲁国奔丧。州公其实是来鲁国，而在中途去了曹国。从地理位置考察，鲁国南边与曹国相邻，西边通往周王室，天子的臣属来鲁国必须经过曹、卫之间。州公大概是本来要来鲁国，中途去曹国朝见，所以先记载“州公如曹”，接着记载“寔来”，文意相承。那么记载“州公来”就够了，何必用繁琐的文字记载“如曹”呢？这是鲁国史册记载的旧例。鲁国史官如实记载天子臣属的事迹，圣人也不抹杀这些事实。只有“寔来”，则是圣人简化文字以承接上文。这用来显示王法不严谨，天子的臣属与诸侯外交而没有顾忌，一次出行就与两个国家交往。其含义大概与隐元年祭伯来的含义相同，我已经说过了。有人认为因为经过我国所以记载，况且从周王室来，曹国从曹国来，这是鲁国的形势，哪有经过我国又去曹国，去了曹国又来鲁国，州公往来往返不怕劳累呢？又有人认为“寔”是州公的名字，说失地的君主称名，这又是寻求其义而不得，穿凿附会到了这种地步吗？○杞国最初建都于陈留，就是现在的开封。桓公六年迁到淳于，淳于在现在的密州。迁徙后，以其地名称呼，所以叫淳于公，像东楼公、西楼公之类，其实都是杞公。杞国是禹的后裔，因为爵位是公所以称公。这一年州公去曹国，《左传》不认识，因此认为是淳于公。事情恰好同一年，错误地把甲当作乙。不知道州公本来就是王畿内的天子臣属称公，是天子的三公。州地在王畿的西边，其祖先苏忿生的十二邑之一，就是现在的怀州州县。

夏四月，鲁桓公在成地会见纪侯。

纪国寻求鲁国的帮助，谋划多么浅薄啊！齐国萌生图谋纪国的心思，纪国想要自我保全，有什么办法呢？只有礼罢了。对内用礼治理国家，使没有可乘之机；对外用礼侍奉大国，不触犯其怒气。孟子说：“以小事大的人，是敬畏天命，太王、勾践就是这样。”没听说过太王向外寻求援助，勾践向大国借取资财。纪国寻求鲁国，只是因为鲁国依附于齐国，与齐国和睦必定深厚，不知道鲁国寄托于齐国，大概也是巢幕上的燕子了。鲁国因为不义而求人，庇护自己尚且来不及，哪有闲暇庇护别人呢？齐国想要吞并纪国，鲁国想要保存纪国，这会触犯齐国的怒气。那么成地会见纪侯，正好用来激怒齐国而加速招致祸患，对纪国最终离开其国境有什么好处呢！

秋八月壬午日，举行大阅。

大阅，是四季阅兵的名称。《周礼》：仲春教振旅，仲夏教茇舍，仲秋教治兵，仲冬教大阅。但必须因田猎而进行，没有不是田猎而直接举行大阅的。这里直接记载大阅，是《谷梁传》所说的“太平无事而修习军事”。太平无事而修习军事，正当吗？回答是：不正当。先王因田猎而讲习，表示不玩弄武力，只是在农闲时教民作战罢了。现在无事而大阅，难道正当吗？况且大阅在仲冬举行，六月酷暑之时，可以吗？四季都教习军事，而名称不同、礼仪不一，大概是因为百姓的劳逸、时节的闲忙而制定详略。大阅，是倾尽三军全部列举出来检阅，所以必须在仲冬，民事已经空闲，可以一并检阅而不妨碍百姓。现在六月

译在耕种锄草的农忙时节，这种防备措施难道不会妨碍农业生产吗？圣人将其记载下来，一方面是为了表明其不合时宜，另一方面是为了显示其无事生非、白白检阅，极大地劳累了百姓。解说的人认为大阅是僭越天子的礼仪，我认为所谓“大”构成僭越，只有大雩祭才是如此。大阅，是阅兵的名称，与治兵有什么不同呢？庄公治兵视为常事，而桓公大阅却被视为僭越，这是为什么呢？

译蔡国人杀了陈佗。陈佗杀了太子免自立为君，但《春秋》经文没有记载，君子大概对此有所怀疑。然而根据同类事件来推求，陈国的夏徵舒弑杀了他的国君，而楚国人杀了陈国的夏徵舒，圣人赞许这种讨伐贼臣的说法，那么陈佗必定是叛逆的贼臣无疑。然而杀世子免没有记载，是因为陈国没有向鲁国报丧。有人说：“这是前年甲戌年下面缺漏的文字罢了。”蔡国人杀陈佗有记载，是因为蔡国向鲁国报了丧。那么陈国的贼臣，由蔡国去讨伐，可以吗？回答说：“可以。普通人杀他都可以，何况是诸侯呢？这符合讨伐贼臣的道义。”没有记载地点，是因为陈佗死在蔡国。没有记载爵位，是因为陈国人不把他当作国君。陈国人不把他当作国君，他逃奔到蔡国，蔡国人杀了他。

九月丁卯日，公子同出生。公子均是桓公的儿子，而世子出生必定要按礼仪来举告，为什么呢？圣人在这里是为了正名定分，杜绝祸乱的根源。世子的地位从襁褓中就确定了，那么乱臣贼子还有什么可图谋的呢？古代种植遗腹之木，朝拜委裘之礼而不发生混乱，是因为名分确定。鲁国自从惠公让妾室与正妻并列，隐公、桓公出生都没有按礼仪举告，嫡庶不分，从而预示了以前的祸患。现在桓公幸好有正嫡，又能按礼仪举告并且史官记录在册，圣人怎么忍心削去而不记录呢？那么“子同生”大概是带着喜悦的心情记录的，鲁国从此以后得到了正道。虽然如此，桓公通过篡位得到国家，桓公既然不正，儿子怎么能正呢？唉！假使世上有贤明的君王和霸主，来纠正桓公的罪过，拥立隐公的儿子，这才算是正道。现在既然不能这样，而桓公做鲁国国君已经六年了，假使不幸桓公又不能分辨嫡庶，那么鲁国的祸患就没有平息的时候。幸好桓公有正嫡，周公的后代于是杜绝了篡位的门路，难道不值得为周公庆贺吗？所以桓公的叛逆，圣人在他即位之初就加以谴责；而“子同生”，圣人大概是喜悦鲁国有正嫡。

冬天，纪侯来朝见。《春秋》中，小国朝见大国，爵位尊贵但礼仪傲慢的，都降低爵位来朝见，杞、滕、薛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三个国家虽然处于防备状态，但夹在大国之间，最终与《春秋》相始终。只有纪国，知道齐国有并吞之心，不能按礼仪自我谦卑，傲慢地以侯爵的礼仪来朝见，只知道向大国求援，不知道他触犯大国愤怒的原因，大概是从来朝见开始的，纪国和鲁国的婚姻友好关系，有所不顾，而他朝见齐国，齐国能淡然忘记这个念头吗？齐国是侯爵，而纪国以侯爵的礼仪来朝见，我没有看到他的顺从。圣人在他朝见鲁国时，记载为侯，那么就知道他朝见齐国也是这样了。那么齐国灭掉纪国，未必不是责备他的傲慢，而纪侯不通权变，最终导致灭亡。在当时，纪国确实比杞、滕、薛强大，但他保全自己的谋略，远远不及这三个国家，所以不免于灭亡。

七年春天二月己亥日，焚烧咸丘。咸丘，是鲁国的城邑。杜预说：“高平巨野县南有咸亭。”现在在济州。《左传》说：“在西边的大野狩猎。”大野，是鲁国的苑囿，就是巨野。《周礼》说：“河东叫兖州，它的沼泽叫大野。”鲁国属于兖州，那么大野是鲁国的苑囿就很明白了。在大野狩猎，因为用火驱赶野兽而于是烧毁了咸丘。那么为什么不记载用火驱赶野兽呢？回答说：“《礼记》说：‘昆虫没有蛰伏，不用火驱赶野兽。’周历的二月，是夏历的十二月，在蛰伏之后，是用火驱赶野兽的时候。”合乎时节不记载，所讥讽的是焚烧咸丘，因为咸丘靠近大野，因为用火驱赶野兽而蔓延到城邑。《公羊传》、《谷梁传》认为是火攻，况且咸丘是内邑，有什么可攻的呢？又认为是邾国的咸丘。《春秋》记载地名，没有不隶属其国家的，宋国的彭城就是这样。所以即使在楚国，必定隶属宋国，哪有邾国的城邑而不写邾咸丘的呢？不写邾，后世怎么知道它是邾国的城邑呢？圣人作经，必定不会如此晦涩。那么焚烧咸丘没有贬义吗？回答说：“有贬义，贬斥的是淫猎。狩猎不至于焚烧山林，何况焚烧城邑呢？城邑，是人民聚集的地方，攻击野兽而灾祸波及到人，太过分了！”

夏天，谷伯绥来朝见，邓侯吾离来朝见【刘敞认为这是使用夷狄的礼仪】《春秋》中诸侯以小国朝见大国，是势态的常态。滕、薛、纪、杞、谷、邓、牟、葛，都是小国。然而君子不在小国身上寻求道义，而只在桓公身上寻求褒贬，况且小国难道只朝见桓公吗？在此之前则朝见隐公，在此之后则朝见庄公，直到齐、晋、宋、楚，没有不朝见的。势态卑下国家弱小，就谦卑地侍奉大国，何必选择逆顺呢？那么记载朝见不是为了桓公而设的。学者应当在小国身上寻求道义，然而来朝见的没有记载名字的，而谷、邓记载了名字，解说者认为这是讥讽他们不按礼仪。《春秋》之时，周礼在鲁国，难道他们抛弃礼仪而朝见鲁国吗？诸侯不记载名字，只有失去土地才记载名字；去世则报丧时记载名字。谷、邓活着时记载名字，是失去土地。为什么记载朝见而不记载奔逃？因为以朝见的礼仪相见。谷、邓都在南阳，被楚国逼迫，与鲁国土地相距遥远。鲁国居于兖州，谷、邓居于邓地，用《职方》来考证，兖、邓东南相距大约二千里。兖州距离京师六百里，邓地距离京师八百里，合计一千四百里的遥远距离，其间越过蔡、许、陈、曹、宿及邾国而朝见鲁国，有什么好处呢？大概是被楚国逼迫，失去土地而奔逃，越过大小七个国家而不被容纳，是害怕楚国。到了鲁国，远离楚国而被容纳，所以朝见鲁国。以朝见的礼仪相见，所以记载朝见；因为失去土地，所以记载名字。解说者不寻求记载名字的意思，而被他们来朝见的文字所迷惑，怀疑他们朝见桓公是叛逆，

译却不知道他们是因为失去土地而逃亡。如果不是这样，凭借一千四百里的遥远距离，难道符合结交邻国的道义吗？整个春秋时期在经文中都没有记载，难道就不与诸侯交往了吗？由此可知他们是在这里会盟的。为什么不记载会盟呢？是因为没有向鲁国告祭。鲁桓公二年，邓国的会盟，邓国大概是畏惧楚国而求助于蔡国、郑国，蔡国、郑国也向邓国求助并与其会盟。距离现在六年，邓国最终被楚国逼迫，逃亡到鲁国，谷国也随之灭亡。楚国日益强盛，而中原各国却毫无防备。圣人难道会随意记载谷国、邓国的到来吗？这是为中原各国担忧啊。

译阙秋冬

鲁桓公八年春季正月己卯日，举行烝祭。

《春秋》不记载常规之事，然而如果不通过常规之事，就无法显现其变异，所以有时也会记载。“在太庙举行大事”、“在太庙举行有事”，这是常规。之所以记载，是因为僖公的位次被提升。“万舞去掉籥”，这是记载的。春祠、夏礿、秋尝、冬烝，周历的正月，是夏历的十一月，那么正月己卯日举行烝祭，是常规之事。之所以记载，是为了引出五月丁丑日的烝祭。礼仪有时令不合，就是失礼；礼仪有节制，如果烦琐频繁，就是失节。烝，是冬季的祭祀。田猎之后，备齐物品来祭祀，所以四季的祭祀中，只有烝祭最为丰厚。大概如果不是冬季，物品就无法备齐。现在正月举行烝祭，是合乎礼仪的。如果是五月的烝祭，这又是为什么呢？夏历的三月，万物繁茂但果实未成熟，禽兽正在孕育，哪里能备齐物品呢？那么五月的烝祭，如果不是暴殄天物是做不到的。况且冬季烝祭，春季又烝祭，就是烦琐且频繁；冬季备齐祭祀，春季又备齐祭祀，就是不遵循法典。所以圣人在这里起笔，而义理在于彼处，所以说“是为了引出五月烝祭”。

天王派遣家父来鲁国聘问。

这是命令鲁国主持防地之事，鲁国将替纪国谋划向周王进献女子，周王派遣家父来聘问，说的是从纪国娶妻，所以冬季祭公来迎接王后。

夏季五月丁丑日，举行烝祭。

秋季，鲁国攻打邾国。

桓公的篡逆，是大国的防务，到现在大概六年了，而邾仪父作为附庸国独自不来朝见。仪父大概是懂得道义的人。隐公有谦让千乘之国的想法，那么即位三个月，仪父就来结盟；桓公有篡逆的恶行，那么确立君位六年，仪父不来。不依靠道义还依靠什么呢？桓公对此感到愤恨，所以无缘无故地攻打他，责备他不来朝见。然而邾国最终没有立即来朝见，直到十五年，借着牟人、葛人来朝见的机会，不得已和他们一起来才朝见。我由此知道道义果然是可以依靠的。桓公以不义攻打别人的国家，用兵有什么名义呢？所以不记载“公”，不记载“师”，从而显示对他的贬斥。

冬季十月，下雪。

这是记载不合时令的事，夏历的八月，难道是下雪的时候吗？

祭公来鲁国，随即从纪国迎接王后。

周王从纪国娶妻，不是周王的本意，而是鲁国的意思。齐国将要灭掉纪国，纪国寄托于鲁国，鲁国心里不忍心抗拒，但齐国的势力不能庇护纪国，于是为纪国谋划，让它进献女子给周王，寄托周王的权威。认为齐国虽然倚仗强大，必定不敢防备王后的母国而背负大逆不道的名声，于是鲁国做主让周王娶她。大概从五年齐国、郑国到纪国，纪国不能承受恐惧而向鲁国求助更加急切；六年夏季在成地设防，秋季又来朝见，所以鲁国为此谋划。春季天王派遣家父来聘问，大概是谋划防地之事。现在祭公来，起初不是为了迎接王后，只是请定日期而已，而鲁国知道齐国图谋纪国更加深入，因此来不及回报使命就让祭公随即从纪国迎接王后，所以圣人用“遂”字记载，这不是周王的命令，而是鲁国的命令。以鲁国的命令而祭公得以完成事情，他的罪过可以吗？祭公是天子的三公，甘愿废弃王命，不能违背鲁国的意思，怎么能说是无罪呢？况且王后是奉承天地、宗庙、社稷祭祀的人，却以私谋娶她，以私谋迎接她，可以吗？圣人一记载迎接王后的事情，就包含了几层义理：谴责纪国、鲁国的私谋，责备祭公的擅自行动，惩处齐国的倚仗强大，哀伤周朝的失礼。我由此知道《春秋》不是我的圣人不能修撰的。虽然纪国寄托于周王，最终不免于被灭，然而齐僖公因此大概有所顾忌，终身不敢侵犯纪国。纪国虽然跟随鲁国、郑国打败齐军，而齐国不敢报复怨恨。不久僖公去世，而灭掉纪国的是齐襄公，那么进献女子给周王尚且足以延长纪国几年的寿命，虽然说是下策，其谋划不能说不深远。

鲁桓公九年春季，纪季的妹妹姜氏回到京师。

大婚，是人伦的根本，而天子娶后以奉承天地宗庙，尤其不可轻率。然而其礼仪，只有《昏义》记载士人婚礼的六礼，而天子的礼仪在经书中没有见到。《诗经》记载韩侯娶妻、文王亲迎，都是诸侯的礼仪罢了。只有《春秋》记载天王大婚的礼仪，然而也是因事而显现礼仪。凡是诸侯迎接女子称“女”，进入称“夫人”；而天王迎接称“王后”，回去称“女”。天王用大夫迎接王后没有贬斥，而诸侯用卿迎接有讥讽，这是礼仪不同的原因。天子以四海为家，而后有母亲临天下的道理。天王在纪国有命令，那么纪姜已经有母亲临天下的道理了，而迎接她的是天王前往，所以用“王后”记载，尊崇王命。纪姜没有见过宗庙，没有见过君子，那么只是纪国的女子罢了，而她从纪国回去，所以用“纪季姜”记载，不敢以王后的身份自居，顺从听命。这是礼仪，只有天子是这样，而诸侯则不同。所以迎接称“女”，进入称“夫人”。迎接称“女”，女子在父母家，受父母制约，怎么能称她为夫人呢？进入称“夫人”，已经配婚之后才能称夫人。至于诸侯礼仪均等势力相当，那么必须亲迎，韩侯、文王就是这样。天子在天下无敌，四海没有客礼，那么势力不能屈从而亲迎，所以用卿大夫代行。那么祭公、刘夏应该没有贬斥，为什么讥讽呢？大概祭公，是三公坐而论道的人，尊贵不应当出行；刘夏，是士，士是卑贱的人，大婚不应当前往，讥讽所派遣的人不适宜，不是讥讽不亲迎。况且祭公的擅自行动不能没有贬斥，所以上面不记载“天王使”，下面记载“遂”，厌恶他的专断。然而侨如随即从齐国迎接女子，都记载“以”，而纪姜回去不记载“以”，大概王后将母亲临天下，不是祭

译这是公之所以能够做到的，所以让纪姜自己归附，这又是天子与诸侯的区别所在。

译夏四月，秋七月。

冬天，曹伯派他的世子射姑来朝见。世子来朝见，符合礼制吗？回答说：“这是礼制的变通，不是正礼。事情有出于不得已的情况，所以也不得已而采用变通。”《周官·典命》规定：“凡是诸侯的嫡长子，如果向天子宣誓并代理国君，则礼仪比国君低一等；如果没有宣誓，则用皮帛作为子、男爵的礼物。”这就是变通的礼制。国君生病或年老昏聩，就由世子代理朝政，所以有这样的礼制。然而朝见天子有不可废弃的情况，然后才由世子代行，或者是四方诸侯的朝见，或者是牙璋召见，这些是礼制中不可废弃的。不幸的是国君生病且年老昏聩，所以由世子代理。现在曹国朝见鲁国，并没有早晚的急迫，也不是王礼中不可废弃的情况。况且世子是一国的根本，而曹伯在即将终老的年纪，瘦弱地病着，世子却不在身边，唉，这太危险了！如果不幸世子还没回来而曹伯就去世了，那么国家就不再是原来的国家了。父子俩愚昧无知，都不考虑这一点，都走上了危险的道路。曹伯不考虑就派他出去，世子不推辞就出发，我私下为曹国的社稷担忧。幸好曹伯在春天去世，否则，奸臣窥探，暴徒乘虚而入，曹国的后代就危如累卵了。秦国的灭亡，是因为太子扶苏不在，权力转移到赵高手中，于是被剿灭。秦始皇是奸雄，却考虑不到这一点，大概是因为他焚毁了六经，不知道《春秋》吧。不知道《春秋》，怎么能不灭亡呢！

十年春，王正月。

桓公自从二年记载“王”之后，七年没有记载“王”，到这里又记载“王”，为什么呢？幸好有郎地的战事。自从桓公篡位以来，大国防备他，小国朝见他，没有一个人对鲁国动武的，都是共同纵容篡位。到了这时，齐、卫、郑才开始在郎地作战。虽然如此，郎地的战事难道真的是为了问桓公篡逆的罪吗？圣人根据表象来取用，不追究实情。即使因为其他原因而来，但表象上确实对鲁国动武，这比结盟和朝见要好。所以圣人肯定他们的表象，用“自战”来记载，表明鲁国没有理由可以拒绝。因此正月先记载“王”，幸好王法借此还得以保存。在此之前，没有对鲁国动武的，只有这是开始。解说的人寻求其义理而不得，有的拘泥于数字，有的考证外部情况。谷梁认为这是为了正曹伯终生的卒，而且五年陈侯鲍卒也在正月，为什么不记载“王”？有的认为十年是盈数，那么无王的罪过日月可诛，何必要等到盈数呢？刘敞又认为是三朝的节度，并且引用《周礼》“侯服一年一见，甸服二年一见，男服三年一见，采服四年一见，卫服五年一见”，鲁是采服，到这里三次不朝见了，三次不朝见就派六师去讨伐，所以讳言而保存王。这也是附会罢了。而且王畿之外五百里叫侯服，又五百里叫甸服，又五百里叫男服，又五百里叫采服，又五百里叫卫服，那么采服距离王畿总共二千里。鲁居住在兖州，以地理位置考证，兖州距离东都六百里，距离西洛千里。以西周来说，鲁是甸服，二年一见，那么桓公到这里五次不朝见了；以东周来说，鲁是侯服，一年一见，那么桓公到这里十次不朝见了。所谓采服和三不朝的节度，无一符合，这是附会不严密，漏洞很大，没有言辞可以弥补的。

庚申，曹伯终生去世。

夏五月，曹桓公去世。

秋，公在桃丘会见卫侯，没有遇到。

卫自从宣公即位，与鲁国大概没有往来。卫曾经依附宋，鲁曾经跟随齐。到了桓公二年，宋殇公遭遇华督的祸乱，卫失去依靠，所以三年也和齐在蒲地结盟。齐已经通好了，只有鲁没有会见。到了这时，将与公会见，以通好疆界。然而卫先已与齐通好，齐在这里大概将谋划伐鲁，必定有命令给卫。卫得到齐的命令，肯放弃先依附的齐，而跟随新通好的鲁吗？所以桃丘的会见，卫侯不到，公去会见而没有遇到，冬天于是有郎地的战事，那么桃丘的会见没有遇到，是齐的缘故。卫宣公约定与人会见，中途改变，不守信固在卫了。然而桓公是篡逆之人，而在桃丘会见卫侯，桃丘是卫地，如果卫侯借会见之机抓他，公就危险了！那么没有遇到，是公的幸运。

冬十有二月丙午，齐侯、卫侯、郑伯来战于郎。

《春秋》记载战争，没有不记载“及”的。内战记载“及”，如“及齐师战于奚”；外战记载“及”，如“宋师及齐师战于甗”。不记载“及”而用“自战”来记载的，只有这次郎地的战事和十二年及郑师伐宋丁未战于宋而已。都是伐者有理由，被伐者不能抗拒。桓公以篡位得国，在王法中必诛，邻国都可以问罪。迄今十年，没有一个人对鲁国动武的，王法几乎灭亡了。现在幸好有齐卫郑的军队，这三个国家究其真情未必是为了讨逆而来，大概元年郑曾经结盟，三年齐确实嫁女，他们不惩治桓公的罪行是明显的。现在却无故而来战，他们争夺疆土的事不可得知，他们依仗私愤的事不可得见，圣人不问。只是这三个国家毅然对鲁国动武，足以使志士愤慨而伸张久屈的王法，所以先在春记载“王”，而这次变文记载“来战”，用“自战”来记载，表明鲁国不能抗拒。所以《春秋》记载“来战”只有这次而已，与丁未战于宋，内外文字不同而其义理相同。宋人抓祭仲，赶出忽，立

译突，凭借此来制约郑国的权柄，其行为已极不道义，却又向突索取贿赂，突无法忍受。桓公在此事中多次防备宋公以谋求和解，宋国最终不肯顺从，鲁国于是联合郑国讨伐宋国，宋国有什么借口呢？因此经文以鲁国主动作战来表述，记载为“丁未在宋地交战”。外敌来犯而内部没有正当理由，所以记载为“来战”；内部出兵讨伐他国而外部没有正当理由，所以直接记载为“战”，文字不同但含义相同。左氏记载了先排班后郑国的事，在经文中无法考证，况且事情发生在五年，难道会有隔了数年之后才报复这种小怨恨的道理吗？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应当以郑国为主帅，怎么能将齐国列在首位呢？不值得防备。

译鲁桓公十一年春天，正月，齐国人、卫国人、郑国人在恶曹结盟。

恶曹的结盟，是共同与鲁国断绝关系。桓公以不义的手段取得君位，齐国和郑国实际上确立了他的地位。地位已经确定，而鲁国却公然自强，不侍奉齐国和郑国；再加上齐国、郑国图谋吞并纪国，而鲁国图谋庇护纪国。于是两国发怒，就有了郎地的战事。那么郎地的战事，是出于私人的怨恨。圣人为什么用爵位来称呼他们呢？大概是因为三国前来作战，本来就没有正当的理由，未必不是假借讨伐叛逆的名义。圣人也顺着他们的名义而用爵位来称呼他们，以此来保存王法。然而推究他们的实情，实际上并不是为了讨伐叛逆而来。所以在恶曹的结盟中又用“人”来称呼他们，起初用爵位来肯定他们的行为表象，最终用“人”来谴责他们的真实动机。圣人抑制与褒贬，可以说公正了。然而三国既然已经讨伐鲁国，为什么还要再次结盟呢？大概是因为齐国、郑国怨恨鲁国不侍奉自己，便联合卫国来讨伐它，而卫国曾经约定与鲁国在桃丘设防，虽然因为齐国而没有能够前往，齐国、郑国大概怀疑卫国又与鲁国勾结，所以与他们结盟。那么这个盟约，是盟誓卫国。后来齐僖公、郑庄公、卫宣公，都至死不与鲁国交往，那么这个盟约就牢固了。然而因为私人的怨恨而与鲁国断绝关系，歃血向神明发誓，这种盟约是欺骗神明的，虽然牢固又有什么益处呢！

夏季五月癸未日，郑伯寤生去世。秋季七月，为郑庄公发丧。

郑庄公，是天下的巨奸，他逃脱了上天的诛杀而死在床榻之下，算是侥幸了！大白天杀人，君子认为不加以治理就是治理，大概是愚蠢而作恶，是小人中的下等者。至于本质是小人却用君子的言辞来文饰，这才是真正的小人！当时没有英明的君王，却让这样的人得以保全性命活在世上，《春秋》难道可以不作吗？姜氏起初喜爱共叔段，向郑武公请求，将要立他为太子，郑武公不听从。郑庄公在这里大概怨恨他的母亲而憎恶他的弟弟。怨恨而憎恶他，应该疏远他了，而郑庄公却更加亲近他。母亲请求封给京地，郑庄公说：“答应。”共叔段收取两个城邑，郑庄公不加制止；修缮铠甲整治兵器，郑庄公不加责问。如果郑庄公真的仁爱且友爱，而郑庄公实际上是将他置于死地，认为罪恶不盈满，则罪不至于死，所以助长他的恶行，一定要战胜他然后才罢休。母子兄弟之间，心胸像山沟深壑一样险恶，对其他人还有什么情谊可言呢？后来郑国被宋国的军队围困在长葛，向鲁国求援，急切得像风雨一样，却不以实情相告，用利益来要挟，约定输送祊地，实际上没有进入祊地的意思。如果鲁隐公趁着他违背和平协议而就用军队去救援他，就会落入他的欺诈阴谋。幸好鲁国有公子翚之类的人为他谋划，最终等到祊地进入鲁国后才出兵，虽然他的阴谋没有得逞，他的真情实意就可见了。胁迫齐国救援鲁国而进入许国，驱逐许国的国君而划定许国的田地，却说：“许国是太岳的后代，我难道能与许国争夺吗？”让许叔居住在许国的东部，掠夺别人的土地却用道义来文饰，还说不能与许国争夺，君子相信吗？起初对鲁隐公有同盟的友好、借给物资的帮助，等到隐公被桓公所杀，郑庄公不能讨伐反而亲近他，大概是因为祊地在鲁国，没有借口而要求偿还。幸好鲁国有篡逆的罪行，可以胁迫来要求偿还祊地，所以趁机为垂地设防，借璧假许，实际上是要求偿还祊地。郑庄公年老而奸谋更加深了。齐国将要袭击纪国，郑国实际上依附齐国，如果让齐侯独自前往纪国，那么纪国必定怀疑而防备他，所以郑庄公助长他的奸计，与齐国一起行动，大概是因为郑国距离纪国远，将纪国置于不怀疑的状态而成就齐国袭击纪国的计谋。幸好纪国察觉了而阴谋没有得逞，不然，纪国将成为废墟了。起初，桓王在虢国参与政事，大概没有与郑国断绝关系，而郑庄公率领军队进入成周，夺取麦子和小麦。后来追究不朝拜的罪过于桓王，桓王的军队临阵，郑国清扫边境来作战，射中桓王的肩膀，并且说：“不敢冒犯天子。”唉！对上触犯逆君的诛杀，对下违背誓母的恶行，对内欺骗兄弟，对外欺骗邻国，却还用美好的言辞来文饰他的奸诈，没有《春秋》怎么照见他的隐情呢？所以记载战胜共叔段，记载违背和平协议，记载进入许国，记载借田，记载前往纪国，记载天子讨伐郑国，而郑庄公的奸诈无处逃避于笔端，没有《春秋》，这种人有什么可畏惧的呢？这虽然在传文中详细，但实际上符合经义，我不敢废弃，所以详细论述，用来揭露郑庄公的奸诈，而阐明《春秋》的深意，不是苟且顺从传文。

九月，宋国人抓获郑国的祭仲，把他带回郑国，郑忽出逃到卫国。

国家不可以没有坚守节义的大臣，坚守节义的大臣，国家的治乱系于他们。郑国的治乱，实际上系于祭仲。郑庄公去世而世子忽即位，是国家的常规。宋庄公不义，因为突的母亲是自己的女儿，诱骗祭仲并抓住他，要求废掉忽而拥立突。祭仲在这里以道义拒绝他是可以的，拒绝而不听从，以死殉职也是可以的。既然缺乏谋略见识浅薄，防备宋国的诱骗而落入他的罗网，懦弱不能拒绝，怯懦不防备死亡，而导致郑国几代混乱的，是祭仲。当他防备宋国的诱骗，形势不可逃避，唯独缺少一死了。祭仲死了那么宋国的阴谋就会受挫而郑国的混乱就会平息。圣人尤其谴责祭仲不死，所以在千百年之后诛杀他的灵魂，以平息郑国的混乱。那么祭仲为什么不称名呢？回答说：不称名是为了诛杀祭仲。古代国君不称卿老和世妇的名，祭仲是郑国的老臣，接受遗命辅佐忽的人，所以忽不敢称他的名。圣人也顺着他的字而记载他，用来深深谴责祭仲。然而突是郑国的公子，却不系于郑国，是把他当作外人，好像外来的盗贼进入篡位一样。为什么记载“归”而不记载“入”？是变换用词，是祭仲拥立他的。忽是世子，为什么不记载世子？已经做郑国国君四个月了，不可以称为世子。为什么不称为郑子？忽没有做到做君子的道理。受制于权臣，不能守护他的社稷，一个人作乱，就匍匐逃跑，怎么能说是君子呢？所以斥责称名，他的贬

译这是很重要的。

楚成王、宋成公、陈灵公、蔡庄公在折地结盟。

译内大夫专断征伐，是从无骇开始的；内大夫专断结盟，是从公子柔开始的。圣人全都贬黜他们的家族以示谴责，但有人认为他们是未被正式任命的大夫。况且专断用兵和专断结盟，必定是掌握国家政权的人，哪有未被任命却掌握政权的人呢？何况未被任命与氏族有什么关系而不记载呢？我在无骇一事上已经详细辨析过了。再说宋人拘捕了〇仲，驱逐忽而接纳突，这与鲁国有什么关系，而鲁国大夫却去结盟呢？大概宋国对于突，本来是因为亲近而立他为君，但宋庄公难道会因为亲近而放弃利益的人吗？必定是要求他接纳突的贿赂。〇仲既然不能在起初拒绝，难道能忍心在最终拒绝吗？〇仲不能拒绝，而郑国的小国之力无法满足宋庄公的贪求，所以鲁国打算调停。大夫与宋国结盟一次，而桓公与宋国会合五次，宋国最终不听从。宋国则罪不容诛了，而鲁国又在做什么呢？不治理好国内，却去调停别人的动乱，鲁国的君臣志向浅薄了，所以贬黜柔的家族以表达意思。

桓公在夫钟与宋公会合。冬季十二月，桓公在阚与宋公会合。

突以不义篡夺其兄之位，宋以不义向郑国索取贿赂，两者都是制造动乱的人。假如王法没有消亡，突应当被诛杀，宋应当被讨伐，而鲁桓公却拼死会合以调停他们，这是什么缘故呢？会合并调停他们，这是成全动乱。大概桓公与〇〇是同类。桓公杀兄自立，突篡兄而入，罪恶相同罪责相等，应当互相庇护。然而宋国立突，起初认为是恩惠，等到索取贿赂不满足时，反而认为是仇敌。桓公总共四次会合两次结盟，而宋国不听从，宋庄公固然是小人，而桓公不自量力太严重了。况且桓公曾经贿赂郑国许田以求确立地位，又曾经接受篡逆的贿赂器物于宋国，怎么能禁止宋国向郑国索取贿赂呢？传曰：“爱人而不被亲近，要反省自己的仁爱；治人而不被治理，要反省自己的智慧；礼待人而不被回应，要反省自己的恭敬。”桓公何不自我反省说：“我是什么人？我能制止宋国的贪婪而禁止郑国的贿赂吗？”一念及此，桓公应当羞愧而死，哪里值得再次遭受圣人的讥讽呢！

十二年春正月，夏六月壬寅，桓公与杞侯、莒子会合，在曲池结盟。

杞、莒的怨恨也很久了。隐公四年，莒人攻打杞国，夺取牟娄，从此以后未曾通好。杞、莒都是鲁国的东邻，而曲池是鲁国土地。大概杞、莒想要和好，请求鲁国并临之以诚信来确立他们的盟约，所以记载会合。会合，是杞、莒主动为此盟约。然而桓公五次会合宋公，调停宋、郑，而宋国不听从，桓公有什么值得依赖的呢？杞、莒的和好，自己互相结盟就够了，没有桓公也可以。《公羊传》、《谷梁传》都将杞误作纪，是字误，不是这样。

秋七月丁亥，桓公与宋公、燕人会合，在谷丘结盟。

这是南燕，黄帝的后裔。进入春秋时期，大概未曾与诸侯交往。在这里首次与宋、鲁结盟。宋、鲁的结盟，是为郑国谋划。宋不义而鲁不信，两者都没有可跟从的。到了十三年，于是最终跟从宋国，与鲁、郑作战。起初不与诸侯交往，存亡还不可估量。一旦跟从这个盟约，就有灭亡的证据存在。大概小国兵力有限，而跟从不义的战争，不义的战争没有停止的时候。一旦不跟从，则祸患由此产生。不如起初不与诸侯交往那样安全。所以兵败之后，不再见于经书，不知被什么国家所会合。从谷丘之盟开始，所以圣人书人以轻视他。

八月壬辰，陈侯跃去世。

桓公在虗与宋公会合。冬，十一月，桓公在〇与宋公会合。丙戌，桓公与郑伯会合，在武父结盟。

春秋记载盟会，没有像这样详细的。自从突进入郑国，柔在折与宋公会合，桓公在夫钟、在阚、在谷丘、在虗、在〇与宋公会合，总共四次会合两次结盟，都是为了郑国谋划而已。假如宋郑可以调停，一次结盟就够了，为什么要多次呢？现在屡次结盟多次会合，而宋国不肯调停，可见宋国贪利不舍，不像个人；而桓公不能自我反省，无法取信于人。现在宋国既然不听从，可以停止了，却冷却前日的盟约，背弃前日的会合，与郑〇结盟而谋划讨伐宋国。宋国贪利不悔改，猜忌二心不诚信，是在所当诛的。郑〇愤怒而讨伐他，还说得过去，而鲁国又在做什么呢？鲁国只是认为不听从自己调停，而助长愤怒兴兵，愤怒是桓公的心，而兵是鲁国的百姓。桓公心怒，而百姓有什么罪呢？后日的战争，从今日的结盟开始，所以详细记载会合宋国，一次记载会合郑国，以彰显桓公的罪恶。

丙戌，卫侯晋去世。

两次记载丙戌，是衍文。这是旧史的文字吗？回答说：“不是。”作经之后，传授中衍生了，而世人不敢删改，春秋不删改的典例，不可改易。有人认为圣人保留旧史的文字，况且两次记载丙戌，与褒贬有什么关系？圣人保留衍文，对春秋有什么好处？

十二月，与郑国军队讨伐宋国。丁未，在宋国作战。

《春秋》以独战为文的，只有这次和郎之战，都是被讨伐者理亏，没有理由对抗。左氏说：“宋国没有信用。”杜预说：“尤其没有信用，所以以独战为文。”这是对的。前日五次会合，宋公会合的，以外为主，是宋国的意思。宋国向郑国索取贿赂而会合鲁国，为什么呢？依托鲁国来谋取利益。宋国想谋取利益，而鲁国想调停，贿赂得不到，调停不能成功，于是鲁郑愤怒其不听从而谋划讨伐。讨伐，固然不是天讨，而宋国确实没有理由。为什么呢？立突逐忽，是宋国的谋划。宋国的谋划，只是因为突亲近于宋，而忽不是自己的亲近，这是亲爱之心。

译宋突即位后，索取贿赂却不知满足，他所谓的亲爱之情在哪里呢？宋国多次在防地设防并从中谋利，鲁国知道宋国贪得无厌，而郑国无法堵塞宋国的索求，因此对宋国感到不平。虽然桓公并非君子，但他的举措也不能说不善。宋国最终不听从劝告，索取贿赂依然不止，这就是鲁国和郑国感到不平，联合出兵讨伐宋国的原因，宋国还有什么理由可说呢？难道是因为贿赂不足以补偿他获得君位而向郑国索取吗？难道是因为四次设防、两次结盟，最终没能得到哪怕一钱的贿赂而向鲁国索取吗？我因此知道宋国没有理由来对抗鲁国和郑国。那么圣人用“独”字来记事，难道不是有所防备吗？然而有人反而认为“独战”是宋国有理，这是我不理解的。他们只是看到国内没有记载“公”字，就认为是桓公的耻辱。况且，如果外出时不写主将之名，国内也不记载“公”字，那可以认为是桓公的耻辱；但现在国外记载了军队，国内却没有记载“公”字，怎么知道这不是有所防备呢？《春秋》的法则，将领地位低、军队人数少时称“人”，国内不能写“鲁人”，所以隐去不写。大概讨伐宋国是郑国的意图，桓公只是助长愤怒罢了，所以以将领地位低、军队人数少而跟随郑国。那么为什么不写“防”而写“及”呢？大概是因为宋突凭借宋国已经确立自己的地位，担心讨伐宋国，所以推举鲁国为主帅。推举鲁国为主帅，所以圣人也顺着他的意愿写“及”，以显示其中的意图。

译鲁僖公十三年春季二月，鲁公防备纪侯和郑伯。己巳日，与齐侯、宋公、卫侯、燕人交战。齐军、宋军、卫军、燕军大败。

春秋时期，诸侯结党营私，互相煽动，因共同的愤恨而结为同伙，以此驱使天下的军队互相攻伐，百姓如何能安宁呢！如今这七国的战争，圣人大概厌恶它，不写出主战的一方，以“浪战”（无端交战）来记载这件事。而左氏认为郑与宋交战，公羊认为宋与鲁交战，谷梁认为纪与齐交战，这些都是只看到了片面情况。七国之中，鲁、纪、郑为一党，各自有所愤恨；齐、宋、卫、燕为一党，也各自有所遗憾。纪与齐是世仇，纪的军队是为了齐而发动的；宋与鲁、郑，是为了报复前日宋国的战事；卫与纪、郑本来没有嫌隙却一同出兵，是为了鲁国，大概是因为十年前郎之战未能得逞；燕则是跟随宋国兴兵，指责鲁国在谷丘之盟中不守信义。那么七国都是有所为而战，各自为了私利而战。然而宋、郑之间的怨恨最为近且明显，如果就以宋、郑作为战争的首领，那么天下谁还能知道圣人的本意是将此视为无端交战呢？所以以齐、纪为首，让后世探究其中的义理，就知道他们各自有所遗憾。然而《春秋》记载战争，很少有不用地名的。外国的战争，只有庄公二十八年齐人攻打卫国，卫人及齐人交战，卫人战败，没有记载地点；国内的战争，只有这七国之战没有记载地点，都是因为战事发生在其国内。齐攻打卫，战事发生在卫国，所以不记地点；四国来攻打鲁国，战事发生在鲁国，所以也不记地点。然而卫国称“伐”而鲁国不称“伐”，大概是因为齐、宋、卫、燕的军队并非专门攻打鲁国，只是恰好在鲁地相遇而战罢了，所以不写“伐”。其文辞与义理自然相符，无需穿凿附会。交战称爵位，战败称军队，这又是《春秋》的常例，不值得多论。只有卫惠公出奔，宣公尚未去世，继位的世子出奔参与军事行动，直接书“侯”而不书“子”，是顺着他的称呼，罪恶自然显现。诸侯都称爵位而燕国独称“人”，是因为燕国偏僻简陋，未曾以爵位与中原各国交往。

三月，卫宣公去世。

卫国自从十年前有郎之战，今年春天又联合四国来战，那么对鲁国的怨恨就很深了。鲁国为什么弔唁卫宣公？刘敞所说的“怨恨不抛弃道义，愤怒不废弃礼仪”正是此意。

夏季，发生大水。

周朝的夏季，相当于现在的春季，水失去了它的本性，我在元年已经说过。

秋季七月。

冬季十月。

鲁僖公十四年春季正月，鲁公在防地防备郑伯。

郑突的即位虽然依靠宋国，但宋国已经对他产生怨恨，支持他的只有鲁国。一旦失去鲁国，郑突怎么能稳固自己的地位呢？所以他专门向鲁国求援。前年的战争，实际上接受了鲁国的恩惠，并且打败了宋军，对鲁国的感激更深，所以今年春天在防地防备鲁公，夏天又来聘问，大概是同恶相济，除了鲁国没有可以求助的地方。

没有冰。

寒暑的变化，是天地正常的规律，而在隆冬和盛暑时，立于天地之间的人，有所不安。所以圣人为此制定制度，秋天准备御寒的物品，冬天准备避暑的物品。《诗经·豳风·七月》说：“七月修剪桑树，拿起斧头，砍伐远扬的枝条，攀折女桑。八月纺织，染黑染黄，为公子做衣裳。”所以九月发放衣服，作为御寒的准备。“二月份凿冰声声，三月份将冰藏入凌阴，四月份冰刚结，献上羔羊和韭菜。”大概是用新鲜的羔羊和开冰，作为避暑的准备。周朝的正月，相当于夏历的十一月，凌人砍冰并储藏起来。时节到了却没有冰，就无法准备避暑了。不仅无法准备避暑，而且用新鲜的羔羊和开冰，如何祭祀寝庙？内外膳夫如何供应冰鉴？宾客如何供应美食？夏天无法分发，秋天无法清扫，这缺失的礼仪太重大了！《洪范》庶征说：“豫，恒燠若。”君主政事安逸享乐，就会常有温暖的气候相应。春秋时期的君主，勤于政事的本来就没有，那么没有冰难道是恒常温暖的证据吗？虽然如此，春秋时期，圣人难道期望他们的君主建立皇极、调和庶征吗？所以记载此事是为了给后世君主安逸享乐提供鉴戒。世上如果有贤明的君主，幸好不要忽视《春秋》的教诲，那么皇极就能建立；皇极建立，那么雨、旸、燠、寒、风都适时，就不会有无冰的灾异了。

夏五。

这是缺文。修订经文之后，传授过程中缺失了。有人认为圣人因为旧史缺失而保留，这是不对的。孔子说：“我还来得及看到史官的缺文。”那么旧史有缺失，圣人一定会修订它。况且缺失一个月字，与《春秋》大义无关，却徒增后世的疑惑，圣人不会这样做。

郑伯派他的弟弟语来结盟。

郑突在郑国的即位，不是很危险吗！对内只依靠祭仲，国人并不愿意；对外只依靠鲁国，邻国不赞同。所以祭仲在国内专权，鲁国在外部傲慢对待，郑突都委屈顺从，不敢违抗。《春秋》记载“来盟”共六次，都是委屈自己向我求盟。郑突既然自身危惧，害怕鲁国或许背弃他，那么孤立无援，一旦失去外援，他就成为普通百姓了。所以委屈自己派他的弟弟来结盟。郑国并非没有大夫，却一定要派他的弟弟，就知道各位大夫对郑突并不真心。后来宋国在外部攻打，祭仲在内部抗拒，不免出奔，然而又回到栎地，实际上依靠了鲁国的援助，那么今天的结盟对郑突并非没有益处。

秋季八月壬申日，御廪发生火灾，乙亥日，举行尝祭。

天子诸侯都亲自耕种，取那里的谷物单独储藏，用来供奉天地、宗庙、社稷的祭祀，称为御廪。醴酪、粢盛都从这里出来，所以圣人重视它。不然，一个粮仓的焚烧，值得记载吗？如今御

译粮仓发生火灾，大概是上天显示灾变来警示君主不够诚敬。然而火灾与尝祭之间只隔了两天，解说的人都说这是在灾后的余烬中举行祭祀，我认为不是这样。况且祭祀必须制作甜酒和奶酪，必须准备祭品，甜酒、奶酪和祭品都不是由谷物直接制成的，而是由米制成的，那么在三天之前谷物就已经从粮仓中取出了。宗庙的礼仪，散齐需要七天，致齐需要三天，哪有在致齐期间谷物还没有从粮仓中取出的道理呢？所以乙亥日的尝祭并不是在灾后进行的。灰烬中的残余，猪狗都不能吃，还怎么能用来向宗庙进献新谷呢？桓公虽然平庸，必定不会这样做。火灾和尝祭本是两件事，火灾用来彰显天象的变化，尝祭用来彰显不合时宜。况且春祠、夏礿、秋尝、冬烝，都是夏历的时节，周历的八月，就是夏历的六月。六月庄稼还没有成熟，怎么能得到新谷来举行尝祭呢？把陈粮当作新谷，就不叫尝祭了。所以史书记载这件事，是为了彰显不合时宜而扰乱了先王的典章制度。事情恰好发生在御廪火灾之后，并不是进献灾后的余物。如果不是这样，用灰烬中的东西，还能制作甜酒、奶酪和祭品吗？何况甜酒、奶酪和祭品难道是两天之间就能制成的吗？这不符合人之常情。左氏认为火灾没有损害谷物，哪有粮仓火灾而谷物不受损害的道理呢？有见识的人相信这种说法吗？

译冬季十二月丁巳日，齐侯禄父去世。

宋国人率领齐国人、蔡国人、卫国人、陈国人攻打郑国【攻打郑突】。

势力有所不能抗衡，而向他人借兵，大概也是迫不得已。以宋国的势力，足以遏制郑国，还向谁借兵呢？《春秋》记载“以”字的情况有三：鲁国怨恨齐国，势力不敌齐国，所以借楚国的军队攻打齐国夺取谷地；蔡国怨恨楚国，势力不敌楚国，所以借吴国的军队攻打楚国。如今宋国对于郑国，势力并非不敌，却率领齐、蔡、卫、陈的军队共同攻打郑国，唉，宋庄公真是不仁啊！凭一国之力攻打郑国，郑国本来就已经恐惧了，竟然联合五国的军队来遏制它，这是要一直打到郑国的国都，铲平它的社稷才肯罢休。幸好郑国凭借厉公、宣公的余荫，得以保全不灭，否则，咸林之地就会成为废墟了。况且当初驱逐忽而立突的人，是谁呢？已经立了他，却又怨恨他，是为了利益。起初把他当作亲人，最终把他当作仇人，也是为了利益。宋庄公贪利之心不止，宋国和郑国的百姓有什么罪过？宋国和郑国如此罢了，齐、蔡、卫、陈又是怎么回事呢？轻视百姓的生命，而为他人驱使，对自己有什么好处呢？因此圣人厌恶他们，一举而书“人”，君臣一同被贬斥，其笔法真是严厉啊。虽然五国都有罪，但宋庄公不义，凭借众多兵力遏制他人，他的罪过尤其不可赦免。虽然十有二年，郑国发生了宋之战；十三年，宋国遭遇了四国之败，那么报复怨恨本来也是应当的。然而挑起战端的人是谁呢？接纳突进入郑国，废黜正统而立庶子，以此扰乱别人的国家，却又索取贿赂不止。鲁国屡次会盟而屡次讲和，最终不能舍弃，郑国怎么能忍受呢？那么前次的军队，是停止索取贿赂的军队，并非不得已。所以这两年的会盟，都不敢主持军事，而以纪国、鲁国为先。宋国不能自我反省，又率领四国的军队，将要一举铲平郑国，他的用心如何呢？凡是借他人的军队，必定其君主亲自前往。鲁公率领楚国的军队，蔡侯率领吴国的军队，都亲自随军出征。大概如果不亲自前往，那么在情理上不安，军队也不会听命。那么那个“宋人”，就是宋公。称宋公为“人”，他的贬斥不是更重了吗？然而两位霸主攻打楚国，都是率领诸侯的军队，而圣人不书“以”，这里却书“以”，为什么呢？苏辙说：“桓公、文公使用诸侯，是公家使用；诸侯使用诸侯，是私家使用。公家使用，人们自动跟随；私家使用，是我驱使。”这符合圣人书“以”的用意，我赞同他。

十有五年春季二月，周天子派家父来鲁国索取车辆。

车马服饰，是名分所系。天子制定五种礼器、五种车驾用于祭祀，这是诸侯所不可拥有的。金路用来分封同姓诸侯，象路用来分封异姓诸侯，革路用来分封四方守卫之国的诸侯，木路用来分封边远之国的诸侯。其制度有等级差别，其繁缨、旗帜都有定数，不可混乱。诸侯有德行、有功绩，也时常举荐作为非常规的赏赐。《尚书》说：“明察试用以验其功，以车服赏赐其劳。”《诗经》说：“周王赏赐韩侯，美好的旗帜和绥章。”就是这样。大概只有上级赏赐下级，没听说过臣下进贡给君主的。禹划分九州的贡品，贵重的到金玉，低贱的到土石，都是进贡土产而不进贡车服。那些用来准备车服使用的物品，则进贡，但车服本身是不敢进贡的。因为名分所系，非天子不可以制定制度。桓王不像君主，竟然命令家父向鲁国索取车辆，鲁国难道是制定车服制度的人吗？《礼记》说：“鲁君在孟春乘坐大路，旗帜有十二旒，日月之章，在郊外祭祀天帝。”大概鲁国僭用天子的礼仪，那么车路的制度，鲁国或许还保存着。周朝衰微，典礼不修，车路不能自制，反而向鲁国索取，怎么能统领诸侯呢？天下的治乱，就在于名分。仲叔于奚向卫国请求缨饰，孔子认为名器不可以借给别人，况且下级向上级请求，尚且说是扰乱名器，如今天子向诸侯索取，名器在哪里呢？那么周朝的纲纪，不是天下背叛它，而是周朝自己败坏了。唉，可悲啊！

三月乙未日，周天子去世。夏季四月己巳日，安葬齐僖公。

五月，郑伯突逃奔到蔡国。郑世子忽回到郑国。

突篡夺兄长之位而立，是不正的，但圣人记载为“郑伯”。忽出奔后又回来，应当断绝关系了，但圣人记载为“世子”。这都是不掩盖事实以表达用意。突篡位而立，乐于做君主，所以以郑伯记载；忽继承世位而不能守住，所以以世子记载。圣人哪里是加入私意呢？只是遵循事实罢了。遵循事实而善恶自然显现，说的就是这个。然而突进入不系于郑，而出奔记载为郑伯；忽出奔不记载为郑子，而进入记载为世子，这是圣人的新意。大概突的进入，是宋国接纳他而祭仲立他，其实不是他的合法位置。位置不合法而从外面进入篡位，那么怀疑他不是郑国人，所以不系于郑。既然以篡位得到位置，已经做郑国君主五年了，诸侯会盟他，国人拥戴他，那么今天虽然出奔，怎么能不以郑伯记载呢？记载后又称呼他的名字，这就是用来诛责他的原因。至于忽，是庄公的嫡长子，庄公去世，国家本来是他的，但他懦弱不能守住。即位四个月，位置已经固定了，听说突进入，抛弃宗庙而出奔，还能说是好儿子吗？所以不记载为郑子。然而出奔到现在大概五年了，论郑国的世系正统，忽确实是正统。如今突幸而被国人逼迫出奔，忽应当进入，所以他的回归又记载为世子，表明忽应当继承郑国。

译《春秋》贬抑与褒奖，使得善恶分明，如果不是我们的孔子，谁能修撰呢？然而有的记载用“入”，有的记载用“复入”，有的记载用“归”，有的记载用“复归”，解说的人于是把这作为判断善恶的标准。我认为考察《春秋》应当核查事情的是非对错，判定人的贤能愚笨，不可以仅仅根据“归”和“入”的区别就加以判定。大致说来，“归”是缓和的词，表示外部有所倚仗，内部没有抗拒，所以叫作“归”；“入”是急促的词，表示外部有所胁迫，内部得以乘虚而入，所以叫作“入”；“复”表示原本从内部出发又返回，所以叫作“复归”、“复入”。至于善与恶，君子应当根据事情本身来探求。

译许叔进入许国。

《公羊传》和《谷梁传》厌恶“入”这种体例，因此在这里就错了。况且许叔有什么可厌恶的呢？齐国、郑国没有正当理由就进入许国，驱逐许国的国君，贪图许国的土地，把许叔安置在许国的东部边陲，让他奉祀太岳的宗庙，许国没有灭亡，仅仅是勉强维持罢了。如今上天降祸于残暴的郑国，忽然停止争衡，郑国多事，无暇过问许国，许叔趁机恢复许国的宗庙社稷，这又有什么可厌恶的呢？经文用字而不用名，是认为他贤德。抓住时机进入，是迅速。时机和防备的到来，中间不容一根头发，难道可以迟缓吗？议论的人不通权变，认为许叔没有禀告周王的命令就直接进入许国，所以圣人用“入”字来厌恶他。唉！春秋时期诸侯的即位，果真都一一奉行周王的命令吗？古代诸侯的世子都在天子那里受誓，继位则朝见天子而听命，如今诸侯的世子果真都在天子那里受誓吗？继位果真由天子任命吗？诸侯在无事时即位，尚且不禀告周王的命令，许叔趁机进入，却责备他等待周王的命令吗！假如周王的命令还没到而郑国又安定，在许国兴兵，许国的社稷能保证再次存在吗？况且郑国一向抗拒周王的命令，周王的命令到了而郑国不接受，许叔是跟随郑国呢？还是跟随周王的命令呢？跟随郑国就违背周王的命令，跟随周王的命令则郑国的军队到来，他的计策更加危险了。那么，禀告周王的命令而坐等灭亡，与趁机恢复宗庙社稷，他们的谋划大概有差别了。圣人一定有理由来考察这件事，认为许叔没有禀告周王命令的说法，是浅陋儒生的议论。说这种话的人，大概被《公羊传》、《谷梁传》厌恶“入”的体例所迷惑，而不考察事情的善恶、人的贤不贤了。学习《春秋》的人，怎么可以因为体例而废弃贤人呢？

鲁桓公在艾地会见齐侯。

齐国自从郎之战后，与鲁国断绝往来很久了。如果因此就彻底断绝，那么彭生的祸患就没有由头产生。等到齐僖公去世，鲁国又与他相见，襄公即位，于是有了艾地的盟会，桓公的祸患大概从这里萌发。所以圣人谨慎地记载这件事，以表明恢复与齐国交往的开端。

邾人、牟人、葛人来朝见。

邾、牟、葛都是附庸国。附庸国朝见大国，是常事，为什么要贬低他们呢？大概诸侯集体朝见天子是可以的，集体朝见大国，就不是用来教导的。然而滕、薛朝见隐公，贬责在于隐公，滕、薛如果没有贬责的措辞。邾、牟、葛朝见桓公，圣人如果置桓公不问，而三国都书“人”，为什么呢？传文说：“天子无事，诸侯互相朝见，是正当的。”那么滕、薛在无事的时候，朝见鲁国，只是修好邻国的关系罢了，隐公不应当以集体朝见对待他们，所以贬责在于隐公。如今桓王去世，诸侯不去奔丧，却集体朝见桓公，无视周王太严重了！所以用“人”字贬低三国以显示贬责。圣人难道随便贬低三个小国吗？天下诸侯都与其受到讥讽。况且鲁国与齐国、卫国是仇敌，齐僖公、卫宣公去世，鲁国都去吊唁，而桓王去世，鲁国却不曾去奔丧，却安然南面而坐以接待三国国君，桓公凭什么傲慢地对待王室呢？鲁国是次等诸侯国，尚且公然无视周王，那么齐、晋、宋、楚就可想而知了。圣人在桓王去世时，分别记载三国朝见鲁国，所以彰显诸侯无视周王的罪过。这是圣人尊崇周王的深意，学者不可不考察。

秋季九月，郑伯突进入栎地。

诸侯出奔后又返回，没有到达国都的，只有这郑突进入栎地，和僖公二十五年卫侯进入夷仪罢了。然而郑伯突书其名，而卫侯不书其名；卫侯衎书“复归于卫”，而郑伯突不书“归于郑”，这正是正当与不正当的区别。卫侯出奔，国家本来就是他的国家，林父驱逐他而立剽，是不正当的，所以衎进入夷仪，等待剽的死罢了，不是篡位，所以圣人不书其名以区别他。突出奔，地位本来就不是他的地位，是宋国立他的，突进入栎地，逼迫忽而出奔，是篡位，所以圣人名之以显示他的恶。然而卫侯居住在夷仪，又得到卫国，圣人书“归于卫”，表明衎应当拥有卫国；郑伯居住在栎地，也最终进入郑国，圣人不书“归于郑”，表明他不应当拥有郑国。那么怎么知道突进入郑国呢？大概庄公二十一年“郑伯卒，立郑厉公”，就知道突后来又得到郑国了。然而其中忽的被杀、子亹、子仪的废立，都省略而不记载，表明突的强势，怜悯忽及子亹、子仪的弱小，不能保全他们的存亡了。圣人的书法，可以说是简略而显明了。学者应当由此推求，而考察其差异，那么褒贬自然显现，所以愚者援引卫衎的事，而得出郑突的罪过。

冬季十一个月，鲁桓公在袲地会见宋公、卫侯、陈侯，讨伐郑国。

会见讨伐，没有先写地点后写讨伐的。先写地点而后写讨伐，是商议讨伐的对象。当诸侯在袲地会见，讨伐栎地呢？讨伐郑国呢？没有决定。袲，是宋国的土地，听从宋国的命令而后讨伐。为什么呢？宋庄公驱逐忽而立突，忽本来是宋国的仇敌；后来向突索取贿赂，大概三次作战两次败北了，那么突也是宋国的仇敌。如今忽在郑国而突在栎地，将讨伐忽而接纳突呢？将讨伐突而保全忽呢？所以先在袲地会见，商议讨伐的对象。然而忽被宋国逼迫而出奔，对宋国的仇恨较浅；突两次作战击败宋军，对宋国的仇恨较深。然而宋国最终讨伐仇恨浅的而给予仇恨深的，大概因为突亲近，曾经贿赂宋国；忽是路人，不曾留下一根毫毛给宋国。宁可讨伐仇恨浅的而接纳自己亲近的，怎么知道突再次得到郑国，不会倾尽国力来侍奉宋国呢？这是先写地点后写讨伐的深意，先儒都没有通达。《谷梁传》说：“先写地点后写讨伐，是疑辞。”不是怀疑，接近了。

译并非如此。宣公元年，宋公、陈侯、卫侯在棐林抵御晋军以讨伐郑国，也是先写地点后写讨伐，大概是因为晋军已经出动，诸侯的军队前去抵御，双方在棐林相遇，于是共同讨伐郑国，这与上述情况不同。

译鲁桓公十六年春正月，鲁桓公在曹地会合宋公、蔡侯、卫侯。

这是为了再次谋划讨伐郑国以接纳公子突回国，所以在曹地会合。

夏四月，鲁桓公会合宋公、卫侯、陈侯、蔡侯讨伐郑国。秋七月，鲁桓公从讨伐郑国归来。

前年，宋国人率领四个国家讨伐郑国，是为了讨伐公子忽；如今，联合五个国家讨伐郑国，是为了接纳公子突。如果前次的讨伐是正确的，那么如今的接纳就是错误的；如果如今的接纳是正确的，那么前次的讨伐就是错误的，宋庄公必定陷入这两种情况之一。有人说：“孟子对于齐国、薛国的馈赠，接受或不接受都是正确的；宋庄公对于郑国的公子突，无论是讨伐还是接纳都是错误的。”公子突的篡位，本是宋国扶植他的结果，扶植他之后却对贿赂不满足，于是将亲信变为仇敌而讨伐他；公子突的出逃，本是宋国感到庆幸的事，庆幸之后却又索取贿赂，所以忍心隐藏怨恨而接纳他，宋国是应当被诛责的。而鲁国作为鲁国，为什么时而亲近时而仇视呢？公子突怨恨宋国，鲁国就帮助公子突讨伐宋国；如今宋国与公子突和解，鲁国就帮助宋国接纳公子突。向背转变就在翻手之间，为什么呢？只是为了利益罢了。起初公子突背离宋国，必定贿赂鲁国，所以鲁国顺从而憎恶宋国；如今宋国将要接纳公子突，公子突必定再次贿赂鲁国，所以鲁国屈服而顺从宋国。向背往来，只亲近利益，桓公实在不值一提。至于蔡、卫、陈三国，先前跟随宋国讨伐公子突，如今跟随宋国接纳公子突，不能自立而跟随别人作乱，圣人也厌恶他们。接纳公子突不记载“纳”字，表明公子突不应当拥有郑国，是不应当被接纳的。鲁桓公从讨伐郑国归来，举行饮至之礼，行为不义却还举行饮至之礼，是欺骗史官的记载。

冬，修筑向城的城墙。

向，就是隐公元年莒国攻入的国家，推测后来被莒国攻陷罢了。这块地方介于莒国和鲁国的边境上，既然本来就不是莒国的城邑，所以莒国和鲁国互相争夺，都认为是自己的，而它们的争夺从今日修筑向城开始，所以圣人谨慎地记载它，作为后来的伏笔。下文记载十一月，那么如今修筑向城是在十月，周历的十月，即夏历的八月，不合时宜。

十一月，卫侯朔出逃到齐国。

卫宣公乱伦的行为，我羞于提及，然而导致几代灾祸的原因，都是乱伦的缘故，我忍心论述它，作为后世的警戒。况且州吁作乱时，卫国几个月没有君主，卫国国人得到宣公并拥立他，庆幸康叔的后代没有断绝。不知道得到宣公，却是开启卫国灾祸、给康叔带来耻辱的原因。宣公与夷姜乱伦，生下了急子，为急子在齐国娶妻，妻子很美，宣公自己娶了她，生下了寿和朔。宣姜与朔谗害急子和寿，杀了他们并立朔为君。朔即位四年，左右公子厌恶他谗杀急子而驱逐他，朔出逃到齐国，拥立公子黔牟。黔牟是急子的弟弟。即位八年，齐国出兵接纳朔，放逐黔牟，卫国才安定。卫国不安宁，总共十五年，考察其动乱，是宣公造成的。诸侯的重大事务，没有比娶元妃以侍奉宗庙更重的了。宣公以千乘大国的尊贵，做出猪狗般的行为，不端正婚姻的礼仪，不区别夫妇的道义，对上乱伦，对下淫乱，夫妻既然不正当，哪里能得到嫡子？众子既然都是庶子，那么以长者为正，而母子同夫，如何辨别长幼？这就是杀害篡夺的开端。如今朔对于宣公，既是庶出又是年幼，杀长而立幼，能保证没有动乱吗？所以即位四年而不能免于出逃，随后导致齐国出兵侵犯，王命子突败坏王师，都是朔造成的。追究其根源，内外的动乱都源自宣公。《春秋》的法度，常常诛杀祸首，所以我舍弃朔和两位公子而责备宣公。诸侯出逃都记载名字，既已出逃，国内必定另立君主，所以用名字来区别。

鲁桓公十七年春正月丙辰，鲁桓公与齐侯、纪侯在黄地结盟。

齐国图谋纪国，已经十二年了。五年时，齐侯、郑伯谋划偷袭纪国而没有成功。此后纪国向鲁国求助，不算不多，而鲁国为纪国谋划，也没有不尽心尽力的。然而齐国在此时已经改朝换代了。齐僖公为人，还可以用道义来约束他，而齐襄公是什么样的人呢？起初，鲁国为纪国谋划，将后妃送入周王室，而齐僖公果然不敢对后妃的国家无礼，以免背负恶名于天下，所以纪国虽然跟随鲁国、郑国击败齐军，齐国不敢报复，直到齐僖公去世，终究不敢侵犯纪国，那么齐僖公还是畏惧道义的人。至于齐襄公，则是所谓小人而无所忌惮的人，还能用什么话来说他呢？如今黄地的会盟，是为了平息齐国和纪国的争端，齐襄公奸诈且平庸，他能遵守鲁国的话吗？所以春天在黄地结盟，而夏天就有奚地的战争，齐国和纪国于是不能平息，鲁国也无法再为纪国做什么了。大概齐襄公不是齐僖公那一类人，道义不能触动他，礼仪不能约束他，还怎么能平息争端呢？这就是纪侯不免于离开自己国家的原因。

二月丙午，鲁桓公与邾仪父在趡地结盟。

仪父的事迹不见于经传，观察他与隐公、桓公交往的情况，而我知道他的为人。隐公有让国的廉洁，即位三个月，仪父与他结盟。桓公是杀害兄长的贼人，仪父终身轻视他，讨伐他之后才朝见，朝见大概是不得已的，而肯与他歃血结盟吗？所以结盟时等待他之后才到，他对桓公不诚心可见一斑。然而今日的结盟，真的是委屈自己侍奉桓公吗？我认为盟书的约定，必定有心里不服桓公的地方，所以秋天有与宋国、卫国一起讨伐的行动。我因此知道仪父是讲道义的人，所以圣人始终都用字来称呼他以区别他，难道是随便的吗！

夏五月丙午，鲁国与齐军在奚地交战。

齐国将要讨伐纪国，而鲁国想要平息争端，本来就会触犯齐国的怒气。前几天在黄地结盟，齐国本来不愿意，鲁国必定有强迫他的理由，所以春天结盟而夏天就有这场战争。

译奚，是鲁国的地名。齐国来侵犯我们，所以在奚地作战。为什么不记载“伐”字？是不认可齐国背弃盟约而来侵犯。为什么不记载“公”字？是因为将领地位卑微，不足以与敌国国君相匹敌。有人认为隐去“公”字是鲁君的耻辱，况且战争有是非曲直，齐国无故侵犯我们，我们有理，有什么耻辱呢？凡是军队将领地位卑微、兵力较少的，就称“人”，国内不记载“鲁人”，所以隐去了“公”字。

译六月丁丑，蔡侯献舞去世。

秋季八月，蔡季从陈国回到蔡国。

在进退与死生的关头，这是人们所感到困难的，而贤德的人却认为容易。然而，处于进退的关头，比一般人贤德的人能够做到；而处于死生的关头，不是大贤之人是做不到的。大概进退的关头，对于道义来说分量较轻，只有明察事理而不混乱、远离利益而不迷惑的人才能做到；死生的关头，对于道义来说分量很重，可以死却不去死，这是看重自己的性命，不符合道义；不可以死却去死，这是轻视自己的生命，不符合仁爱。所以进退与死生，同样是常人所感到困难的，即使是贤德的人也有做不到的时候，可见死生比进退更为重要。蔡季的贤德，可以说通晓了进退的道理，但在死生的关头，大概也不能没有困惑。当蔡桓侯去世而没有儿子时，蔡季是他的弟弟，地位尊贵且贤德，应当继位，但蔡季不愿意，离开蔡国去了陈国。然而蔡季离开后，蔡国的世系传承几乎断绝，于是蔡国国人迎接并拥立他。蔡季知道蔡仲的后代不可以不祭祀，便顺从国人的愿望而返回蔡国。离开时有轻视千乘之国君位的胸怀，回归时有承继宗庙的道义，那么他的进退难道不是从容自如吗！所以圣人用字而不称名来尊崇他，记载“归”而不记载“入”来褒扬他，蔡季在蔡国即位，蔡国人安心于他。然而不幸的是，蔡国受到楚国的逼迫，楚国正有窥视中原的野心，蔡国正好处于其要冲，治理国家非常困难。庄公十年，楚文王攻入蔡国，蔡国无法抵抗，那么作为蔡侯应该怎么做呢？为社稷而死是可以的，但蔡季不能赴死，被俘虏而进入楚国。蔡季的意思，大概是不忍心断绝蔡仲的后代，不知道为社稷而死而社稷有灵，蔡国应当有人能继承蔡仲的后代，这并不是蔡季所担忧的。所以圣人在记载他被俘入楚时称其名，说：“以蔡侯献舞归”，责备他不为社稷而死。为什么蔡季通晓进退却在死生上感到困惑呢？我因此知道，处理死生关头，不是大贤之人是做不到的。圣人起初用字，是肯定他在进退关头的表现；最终称名，是责备他在死生关头的道义。不因贤德而掩盖过错，不因过错而废弃贤德。有的人不通晓，认为蔡季不是献舞，况且蔡季回归而承继宗庙，就像许叔回国继承许国，纪季带着酅地进入齐国以继承纪国一样，这又有什么可疑的呢？如果不这样，国人从陈国召他回来，又怎么安置他呢？起初用字而最终称名，这是圣人褒贬的方法，怎么可以拆分为两个人而扰乱《春秋》的法度呢？学者大概惋惜蔡季贤德却遭受被俘的变故，所以说：“献舞自是献舞”，怀疑不是蔡季，这是不了解《春秋》的教化。

癸巳，蔡桓侯去世。

五等诸侯去世，按照他们的爵位，去世都称为公，圣人大概是认可的。大概去世，是邻国和臣子的道义，所以谥号必定以公来配合。对内以保存臣子尊崇君主的道义，对外以显示邻国重视同盟的情意，大概虚名不足以损害实际的教化，而所保存的是君臣的道义、诸侯的友好。有的人认为春秋是乱世，所以称谓都僭越，我认为不是这样。周公、太公的后代都是侯爵，所以说齐侯、鲁侯，这是爵位。而太公的子孙称丁公、乙公、癸公，周公的子孙称考公、炀公、幽公，都是成王、康王的盛世，也可以说是僭越吗？那么诸侯去世称公，是符合礼制的。现在蔡桓侯去世而记载为侯，是文辞的错误，修订经文后传抄谬误了。大概在此之前宣公去世记载为公，在此之后平公去世也记载为公，为什么唯独在桓侯时不以公来配合呢？解说的人穿凿附会，又因为蔡季贤德，独自为他哥哥向周王请求谥号，所以唯独以侯来配合，这是正确的。然而鲁国的考公、炀公，齐国的丁公、乙公，在成王、康王时期，反而不请求谥号吗？难道成王、康王的时代允许他们僭越，而平王以后反而得到正确吗？这是不考察古代的说法。况且诸侯五个月去世，大夫三个月去世，桓侯三个月去世，这是使用大夫的礼节。使用大夫的礼节而为其君主去世，我不相信他懂礼并向周王请求谥号。

以及宋国人、卫国人攻打邾国。

唉，鲁桓公的心机真深啊！宋、鲁、卫三国鼎立，而邾国介于鼎足之间。仪父胁迫道义，不侍奉桓公，他的朝见、结盟都不真诚，所以桓公厌恶并攻打他。鲁国攻打他，邾国如果不向西依附宋国，就向南依附卫国，桓公怀疑会这样，所以援助宋国、拉拢卫国而一同攻打他，使邾国断绝宋、卫的依附，不得不屈服而顺从自己。桓公的计谋难道不深吗！而宋、卫本来与邾国没有怨恨，不考察就跟随他，大概也很疏略了。不然，小小的邾国，哪里值得让三国军队如此劳师动众呢！

冬季十月朔日，发生日食。

凡是用来警戒使君主恐惧的。何休说：“此后夫人进谗言，被齐侯诱杀。不记载日期，是彰显桓公作恶，作为内部的恐惧。”唉！四海同是这个太阳，难道唯独为鲁国发生日食吗？何休的说法本来多有谬误，这个尤其可笑。不记载日期，是缺文。

十八年春王正月。

唉！《春秋》诛杀乱臣贼子，可以说是严厉了。桓公无视天子，十八年之中，只有四次记载而已。元年、二年记载王，以保存王法；十年记载王，幸而有郎地的战事。然而天下最终没有一个人倡导道义而诛杀桓公，现在他死了，而圣人又记载王，为什么呢？大概是天下不诛杀而已经诛杀他了。世上有明王、贤伯，应当诛杀他活着的时候，我用褒贬代替赏罚；应当诛杀他死后的时候，诛杀死者，是史官的权力。孔子不是史官，姑且寄托在《春秋》中，

译所以齐桓公虽然已经死了，最终还是在黄泉之下被戮尸而不被赦免，这是《春秋》的法则。所以说：“怪罪我的，大概只有《春秋》了。”《春秋》是天子所做的事。我因此知道《春秋》中称王，不是当时的天子，而是孔子自己担当的责任。

译鲁桓公在泺地会见齐侯，鲁桓公与夫人姜氏便前往齐国。

自从奚地之战后，齐国与鲁国断绝关系已经一年了。如今又在泺地相会，这是灾祸不可避免的原因。十五年在艾地的盟会，不该相会却相会，这是灾祸的萌芽；如今在泺地相会，不该往来却往来，这是灾祸的酿成。如果没有郎地的战事，没有奚地的战争，认为鲁国凭借姻亲之好，常与齐国往来而不考虑其灾祸，还说得过去。如今舍弃前两次嫌隙而一定要与齐国往来，难道是偶然吗？大概是因为桓公杀兄自立，上天所不容，如今又与齐国往来，被妻子所杀，天道好还，这难道是桓公的智慧所能预料的吗？大概是上天诱导他的欲望，屡次产生嫌隙又屡次往来，必定导致灾祸才停止。在泺地相会时，文姜尚未到达，齐侯大概与桓公商议接文姜来，而桓公没有察觉，果然与姜氏前往齐国，落入他们的陷阱。然而圣人不写“及”，不写“防”，而写“与”，这是改变用词以表达深意。大概因为公与夫人，夫妇之间不能说“防”，而前往齐国，是文姜的意愿，不是桓公的本意，所以不写“及”而写“与”。好像在说：“桓公不得已而与姜氏前往齐国。”那么杀害桓公的，是姜氏平素的阴谋，只是在前往齐国那天得以实现罢了。臣子杀害君主，儿子杀害父亲，难道是一朝一夕的缘故吗！唉，可悲啊！

夏四月丙子，桓公在齐国去世。

在国内被杀不写地点，这里却写了地点，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事情不同、情况特殊，不写地点就不知道他是被杀的。不写“薨于齐”，就让人怀疑是鲁国人自己杀的，所以写“齐”以显示文姜的罪责。

丁酉，桓公的灵柩从齐国运回。

秋七月。

冬十二月己丑，安葬我们的国君桓公。

在国内被杀不写“葬”，这里却写了“葬”，为什么呢？也是让人怀疑是鲁国人自己杀的。大概“葬”是臣子应尽的道义。自己杀君不写“葬”，以显示没有臣子。如今桓公在齐国被杀，鲁国的臣子怎能承受杀害国君的罪名？所以写“葬”，以显示是齐姜杀的，鲁国臣子的礼节依然如常。

以上是桓公十八年的记载。

《春秋经筌》卷二

<经部,春秋类,《春秋经筌》>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经筌》卷三 宋 赵鹏飞 撰

庄公

元年春王正月

继位后不写“即位”，这是正确的。我在《隐公》篇中已经说过了。

三月，夫人逃到齐国。

桓公被杀，其阴谋非常隐秘。当桓公与夫人前往齐国时，难道会预料到夫妇之间会萌生叛逆杀害的阴谋？等到桓公在齐国去世，鲁国人大概认为是齐侯杀了他，也不知道阴谋出自夫人。虽然夫人也认为鲁国不会怀疑她，所以灵柩运回时她也跟着回来。回到鲁国三个月，鲁国人没有知道夫人与谋的人，他们责备齐国说：“请用彭生来抵罪。”鲁国大概因为力量不足以对付齐侯而甘心，得到彭生姑且用来代替齐侯，也不知道凶手就在灵堂旁边而不追究。奸雄杀人后逃跑，心里尚且不安，何况妇人的情感呢？灵柩运回三个月，鲁国即将举行练祭，夫人害怕参与祭祀而受到冥冥中的谴责，于是逃往齐国。弑逆的阴谋至此才败露，夫人大概是自己败露的。鲁国于是才得到杀害国君的凶手，然而母子之间怎么处置她呢？大概可以断绝关系，但庄公年幼，有所不忍。圣人认为法度不能因恩情而掩盖道义，所以《春秋》在这件事上，贬斥她不写姓氏，为鲁国诛杀她，而为庄公断绝与她的关系。《公羊传》、《谷梁传》都认为去掉姓氏是因为未受爵命，这也是未受爵命吗？我前面论述去掉姓氏是圣人的书法，在这里有足以证明的了。国内忌讳写“奔”，惯例写为避让，其实她是奔逃。

夏，单伯送王姬。

秋，在城外为王姬建造馆舍。

忠孝没有两条道路，把孝心转移到忠心上，是同一种心，所以在孝子之门寻求忠臣。如今鲁国对齐国有不共戴天之仇，而天王命令鲁国主持婚事，这是置人于不孝之地。作为鲁侯，应该怎样处理呢？宁可推辞王命以避开仇敌，是可以的。大概王命有理由可以推辞，父仇没有理由可以避开，所以君子宁可废弃公事而保全私情，这是天下的通理。这样，忠孝不失为两全。如今鲁国上不推辞王命，下无法避开父仇，既然派遣单伯为天子送王姬了，却在城外建造馆舍来接待她，表示不与仇敌接触。然而一举而忠孝两失，疏远王姬则对天子不忠，让王姬归于齐国则对父亲不孝。鲁侯的计策，起初认为在城外为王姬建造馆舍，则上不违背王命，下不接触父仇。大概没考虑到忠孝两失，都源于在城外建造馆舍。不忠不孝的罪过，难道可以用智慧免除吗！单伯，是鲁国大夫。有人怀疑送王姬不是鲁国应该做的，于是认为单伯是周王室的臣子，等到看到十四年鄄地的会盟，单伯写在会盟之上像内大夫，于是又改“送”为“逆”，这两种说法都错了。天王命令鲁国主持婚事，王姬就像鲁国的女儿，所以单伯说“送”，而王姬说“归”，都按内辞来书写。如果认为是“逆”，哪有齐国娶王姬而鲁国去迎接的道理呢？然而内大夫没有写名字的，这里写了名字，刘敞说是鲁国的附庸国君，这是正确的。公的附庸，是四命附庸的国君，像邾仪父之类，所以写名字，这是说得通的。孤大概是鲁国的附庸国君，入仕于鲁国。

冬十月乙亥，陈侯林去世。

周王派荣叔来赐给桓公策命。

这是补赐策命，就像《尚书》所说的《蔡仲之命》、《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