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经筌卷三　　　　　宋　赵鹏飞　撰

译《侯之命》罢了。活着时赐命，是常理；死了还要赐命，古代没有这样的道理。《周礼》中有职丧的官职，掌管诸侯的丧事，监督其禁令，安排其事务。凡是国家官员奉王命办理丧事，所谓“有事”，指的是赙赠、含玉等典礼。如果死者有功德于世间，死后有诔文，有鼎上的铭文，除此之外就没有所谓赐命的了。卫襄公去世，周景王派人追赐命服，这是春秋末期衰微时的做法，不是制度。推究其根源，应当是从周庄王开始的。然而拿卫襄公的为人和鲁桓公相比，那么周景王的过失较轻。况且桓公是天下的大逆之人，活着时不能讨伐，死后又何必用赐命来防备呢？那么周庄王更是失君道了。不写“天”，是文字缺失。有人附会“天德天讨”的事来解释不写“天”的原因，是穿凿附会。写“赐桓公命”，贬斥之意自然显现，哪里需要去掉“天”字才显出贬斥呢？不然的话，周王讨伐郑国不写“天”，难道它的贬斥不是天讨吗？圣人立文自有体例，不会如此琐碎计较。

译王姬嫁往齐国。

夏季，鲁国送王姬出嫁。秋季，在城外修筑馆舍，直到冬季王姬才回到齐国。在鲁国停留很久，为什么呢？是因为看到齐、鲁两国都不安。鲁国人不敢送行，害怕不孝的罪名暴露于天下；齐侯不敢迎接，害怕鲁国借他到来之机为父亲报仇。拖延了很久，齐国知道鲁国没有报仇的意思，这才前来迎接。不记载“迎”，是因为这是常事。观察王姬在鲁国久留，其中的情由就可以明白了。鲁国主持王姬的婚事，如同嫁女一样，所以记载为“归”。

齐国军队迁移了纪国的郱、鄑、郚三邑。

唉！齐襄公真是猪狗不如。纪国是王后的母国，如今周王又把女子嫁给齐国，纪国也有防范姻亲的好意。王姬进入齐国，而齐国迁移了纪国的三邑，这是为什么呢？难道齐襄公也有亲爱之心吗？鲁僖公看到纪国将女子嫁给周王，就终身不敢图谋纪国；齐襄公在王姬出嫁时，却迁移了纪国的城邑，他们父子作恶的轻重，就可以比较了。《春秋》记载“迁”有三种含义：有迁移他国国都的，如宋人迁移宿国；有自己迁移国都的，如许国迁到叶地；有迁移他国城邑的，如纪国的郱、鄑、郚。迁移国都，只是迁移其都城和郊野城市罢了；迁移城邑，则是迁移其百姓并夺取其土地。有人说：“迁移其百姓而使其土地成为废墟。”这是不对的。况且“迁”的本意是贪图其土地而迁移百姓，如果不夺取其土地，只掠夺其百姓，有什么好处呢？周代的井田制，有田地才有百姓，春秋时代，这种制度依然存在。迁移百姓而不夺取其田地，百姓安置在哪里呢？然而夺取城邑称为“取”，是因为不迁移其百姓；迁移城邑称为“迁”，是因为迁移其百姓。齐国不义而逼迫纪国，纪国百姓有所不顺从，所以用军队胁迫他们，驱赶其百姓向东迁移，安置在南方，让甲地的人住在乙地，划定其疆界而区分开来，使他们如同齐国安置的一样。夺取其土地而百姓安于其下称为“取”，夺取其土地而划定其百姓称为“迁”，圣人根据事实确立文字，其中的义理自然显现。纪国是小国，三邑既已迁移，剩下的还有多少呢？它不能在大国之间立足，那么纪国的灭亡就不远了！

二年春季，周王二月，安葬陈庄公。

夏季，公子庆父率领军队讨伐于余丘。

于余丘是鲁国的附庸国，没有接受周王的任命，所以以地名来称呼它，就像邾国的牟娄一样。庄公年幼体弱，大夫专横跋扈，于余丘背叛，所以公子庆父专权用兵讨伐它。然而溺讨伐卫国，圣人贬去他的族氏；庆父专权，圣人不除去他的族氏，为什么呢？借此彰显孟氏祸乱的根源，大概基于此，如果不保留族氏就无法体现这一点，所以记载为“公子”，并不是褒扬庆父。

秋季七月，齐国的王姬去世。

冬季十二月，夫人姜氏在禚地会见齐侯。

记载齐国王姬去世，是表示怀疑的措辞。王姬去世而夫人姜氏在禚地会见齐侯，这确实值得怀疑。桓公是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君，文姜与其兄长谋划此事如同猎取狐兔，王姬作为妇人又依靠什么呢？嫁到齐国八个月就在齐国去世，死因的好坏无法详细得知。齐国向鲁国报丧，内心有所不安而报丧，怀疑鲁国询问其缘故，没想到报丧后夫人就外出在禚地会见齐侯，这正是导致鲁国怀疑的原因，圣人也根据事实用表示怀疑的措辞记载，其用意可见。不然，王姬去世是常事，为什么要记载呢？有人说：“当初王姬出嫁时，鲁国主持婚事，所以向鲁国报丧。”这是不对的。十一年王姬嫁往齐国，也是鲁国主持婚事，后来为什么不记载她的去世呢？

乙酉日，宋公冯去世。

鲁国的桓公、宋国的冯，是同流合污的人，而且他们的时代恰好首尾相接，他们同恶相济，是盗贼的常情。桓公、冯不死，郑国的动乱就不会停止。然而他们之所以扰乱郑国，实在是桓公、冯的缘故。宋冯废黜忽而立突，起初是为了培植逆党，不仅利于其党羽，而且利于其贿赂。贿赂不满足，就起初支持而最终厌恶他。桓公与突，也是同恶的人。突失去宋国的支持，就依附于鲁国，也是同气相求的人，所以鲁国又联合他讨伐宋国。到了最后，突被郑国国人厌恶而出逃，那么鲁国、宋国都对突没有指望了。对突没有指望，也可以停止了，而两人的心里认为突出逃则逆党就会离散，于是放下往日交兵的怨恨，共同接纳突。忽已经得到郑国，而突居住在栎地，这是郑国有两位君主。郑国有两位君主，是谁的罪过呢？是桓公、冯造成的。桓公十七年，高渠弥杀死忽而立子亹，如果桓公不死，战争的祸端又会兴起。幸好桓公死了，而冯不能独自接纳突。等到桓公十八年，齐襄公埋伏甲士杀死子亹而立子婴，郑国大概尚未安定，突还在栎地，如果宋冯不死，又未必不为突谋划。现在冯死了，所以子婴虽然年幼，却能君临郑国十四年，突无可奈何，是因为失去了宋国、鲁国的援助。所以圣人在《春秋》中重视断绝逆党，大概重视断绝逆党，天下的动乱就会平息。宋冯的去世，圣人大概庆幸他的去世。

三年春季，周王正月，溺会见齐国军队讨伐卫国。

卫朔不义而即位，不义而奔逃，是王法所不容的。齐襄公成为逃亡者的庇护主，而长期藏匿他，至此五年，又举兵讨伐卫国谋划接纳朔。齐襄公的行为，令人齿冷，天下共同痛恨他，而鲁国又有君父的仇敌，怎么可以与他同流合污呢？庄公这时才十五岁，君子大概不可以责备他的过错，而深可诛责的是，大夫在国内忘却君父之仇，而在外面专权用兵，这怎么可以忍受呢！所以除去溺的族氏，诛责得很重了。其后庄公忍受父仇而跟随他讨伐卫国，与王师交战而败退，对上不忠而对下不孝，都

译溺爱导致他成为这样的君主，他的罪过难道还能尽数惩罚吗！

译夏天四月，安葬宋庄公。

五月，安葬周桓王。

周桓王去世七年之后才安葬，这是因为周王室没有忠臣孝子，而诸侯也不尊奉天子。《左传》说：“这是迟缓。”哪里仅仅是迟缓呢？《公羊传》和《谷梁传》认为是改葬，这只是推测罢了。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为什么不像占卜决定改葬那样记载“改”字呢？

秋天，纪季带领酅地归附于齐国。

《春秋》根据事实确立文辞，褒扬与贬斥自然显现。纪季带领酅地归附齐国，从隐公元年到哀公十四年，只有这一件事，所以它的记载方式与众不同。凡是犯有罪过的大夫，一定记载“奔”，而这里不记载“奔”；大夫窃取封邑的，一定记载“叛”，而这里不记载“叛”；大夫被贬斥的，都直呼其名，而这里不直呼其名。大概是因为事情可疑，圣人如果不改变文辞，就无法消除后世的疑惑。这有什么可疑的呢？纪季是纪侯的弟弟，他预知齐国将要灭亡纪国，纪国灭亡的日子不远了，于是割让纪国的城邑来侍奉齐国，他的行为看起来像是背叛纪国、窃取城邑去侍奉仇敌。圣人如果不改变文辞，后世难道不会诬蔑君子为乱臣贼子吗？大概是因为纪侯痛恨齐襄公的恶行，不忍心面向北方侍奉齐国，齐国的军队即将逼近纪国。纪侯打算修筑城墙、挖掘护城河，拼死守卫，那么百姓就不能避免伤亡；保全百姓，那么国家就会灭亡；守卫国家，那么百姓都会死去。纪季于是向国君谋划，割让城邑作为齐国的附庸，让自己受辱以成全兄长的高义，凭借城邑来延续纪国的祭祀，他的行为看似悖逆，但他的谋划却是顺理成章的。后来纪国在酅地得以延续，叔姬得以归宗，那么宗庙祭祀没有断绝，这是纪季的功劳。所以圣人记载他的字，像许叔、蔡季那样贤德；不记载“奔”，不像邾国的庶其带着漆、闾丘来奔那样恶劣；不记载“叛”，不像赵鞅进入晋阳那样悖逆。其中的意图和文辞自然显现，几乎不能因为表象而怀疑他的实情。有的人不明白其中的界限，错误地说：“诸侯的母弟都记载字，宋公的弟弟辰、陈侯的弟弟黄为什么记载名？”又认为没有受封爵位的称字，受封爵位的称名。庄公十七年“公子友前往陈国安葬原仲”，记载名，这是已经受封爵位；到了闵公元年“季子来归”，却记载字，这难道是已经受封爵位后又追封爵位吗？圣人只通过记载字、记载名、去掉氏、记载氏，作为《春秋》的权变之法，除了这些还有什么能寄托褒贬呢！

冬天，鲁公停留在滑地。

有实际内容的，圣人给予相应的名称；盗用名称的，圣人追究其实质。鲁公停留在滑地，打算去救援纪国，没有实际内容，怎么能享有那个名称呢？所以圣人用“徒次”（仅仅停留）来记载，不给予他救援的名称。齐军停留在聂北救援邢国，名叫救援邢国，怎么能没有实际内容呢？所以圣人记载夷仪的迁徙，来追究其实质。停留在滑地，鲁庄公大概还年幼。公子同出生到现在十五年，十五岁的孩童，他能抵抗齐国并救援纪国吗？不能。实际上不能却出兵，有什么好处呢？虽然图谋那个名称，也得不到。所以记载鲁公停留，而不给予他救援的名称，没有实际内容，就不给予那个名称。

四年春天，周历二月，夫人姜氏在祝丘宴请齐侯。

文姜淫乱私奔，是君子所切齿痛恨的。然而元年她私奔齐国，圣人去掉她的氏，等到禚地之防、祝丘之享，又恢复她的氏，为什么呢？去掉氏是为了诛讨她弑君悖逆的罪恶，不去掉氏就无法显示她的弑君之罪；恢复氏是为了加重对齐侯的诛讨，不记载氏就无法显示她禽兽般的行径。文姜本来就在被诛讨之列，但一个女人有什么值得诛讨的呢？所要痛加诛讨的，是齐襄公。如果按照司马法，齐襄公应当受到九伐之典的惩罚，文姜有什么值得治理的呢！诗人作《敝笱》说：“破旧的鱼篓在鱼梁上，里面的鱼是鲂和鳏；破旧的鱼篓在鱼梁上，里面的鱼是鲂和鱮。”鱼大的，破旧的鱼篓足以控制它，文姜不值得治理。《南山》讽刺襄公，就说：“南山高峻，雄狐舒缓。”用狐狸比喻襄公，襄公还算什么人呢！所以圣人在《春秋》中诛讨齐襄公为重，而认为文姜不值得诛讨。享，是两国国君相见，在宗庙宴享，是礼节。用妹妹在祝丘宴享，宣淫太过分了！

三月，纪伯姬去世。

鲁国女子嫁给诸侯的很多，去世安葬的不记载。只有纪伯姬的去世记载，是怜悯她死在亡国之际；宋共姬的去世记载，是怜悯她死在宋国的灾难中。纪伯姬的去世，纪国还没有灭亡，而之所以记载，是为了齐侯安葬纪伯姬这一事件。

夏天，齐侯、陈侯、郑伯在垂地相会。

垂，是卫国土地，谋划迎立公子朔。郑伯突从桓公十五年居住在栎地，根据《左传》考察，大概不曾进入郑国都城。十八年高渠弥弑杀昭公而立子亹，庄公元年齐襄公杀子亹，祭仲立子婴。子婴到现在共四年，突居住在栎地，子婴居住在郑国，郑国有两位国君。子婴的即位没有记载在经文中，那么今天在垂地相会的，是子婴呢？还是郑伯突呢？回答说：“是郑伯突。”继承郑国正统的，昭公是正统。昭公被弑而没有儿子，那么正统本来断绝了。子亹、子婴虽然被立，却是昭公的侄子，不能说是正统；而突虽然篡位，实际上是庄公的儿子，又曾经做过郑国国君。圣人在这里，对于继承郑国正统的人，名义上给予他，实际上诛讨他。大概是不给予他名义，就无法显示他篡位的实质。然而在垂地相会的，是郑伯突。苏辙认为是子婴，错了。况且根据《左传》所记载，这次相会也不是子婴。当初，齐襄公讨伐子亹，问罪弑君之事，子亹防备被齐国所杀，祭仲立子婴，那么祭仲本来就是齐国的仇敌，而子婴是祭仲所立，敢冒不测去防备齐国吗？那么垂地的相会必定不是子婴。根据圣人明确郑国的世系正统，那么郑伯也应当是突；

译根据《左传》记载子婴的事迹，那么郑伯肯定不是子婴。这本来似乎不值得讨论，然而传承世系的正统，圣人是重视的，所以我陈述圣人的意旨，来阐明郑国的世系传承。

译纪侯彻底离开了他的国家。

圣人记载纪国之事，为何如此不同寻常！从前纪季投奔齐国，圣人明显地隐去其恶行，抑制文辞，必定把他置于无罪的地位。如今纪侯离开国家，又为他删改避讳，使他不与恶人同列。难道是圣人偏袒纪国吗？只是推究他的实情罢了，形势上有所不能避免的，就是纪国的灭亡。齐国对于纪国，大概是九代的仇敌。《传》说：“齐侯在周被烹杀，是纪侯进谗言陷害的。”如今虽然过了几代，齐国的怨恨仍未停止，虽然这件事有无不见于经书，但看齐国图谋纪国的狠毒，或许是真的。自从僖公与郑伯到纪国谋划偷袭它，到现在已经十八年了，看纪侯对齐国的僖公、襄公，都不见他有特别的怨恨，而齐国的图谋却日益加深。纪侯对下，大概已经无所不用其极了。桓公六年，在郕地会合桓公，冬天来朝见鲁国，都是为了向齐国求和，但齐国不答应。九年又向周王进献女子，凭借周王的威望来谋求安定，齐国也没有平息。十七年又举行黄地的盟会，然而襄公即位后，逼迫纪国更加厉害。周王又为他把女子送回齐国，期望平息齐国的愤怒，反而更加虐待。王姬回到齐国，三个城邑被迁移，三个城邑既已迁移，纪国就无法自存了。所以三年让纪季把酅地献给齐国，作为春秋祭祀之用。然而前年秋天进入齐国，直到今年的夏天纪侯才离开，为什么呢？大概是要等纪季在酅地安定下来，社稷有所依托然后才离开。那么纪国虽然灭亡，大概与一般的亡国不同。国家灭亡必定有灭它的人，而这里不记载“灭”，说明纪季献地足以阻止齐国灭纪。亡国之君必定称名，责备他不为社稷而死，而这里不称名，说明社稷在酅地，实际上并未灭亡。亡国之君必定记载“奔”，而这里不记载“奔”，大概是释然离去，实际上并非出逃。那么纪侯值得褒扬吗？回答说：“不幸到了这地步，还谈什么功劳？小小的谋略，仅足以赎去覆宗灭嗣的罪过，哪里值得褒扬！”然而圣人必定用不同的文辞，是用来哀伤纪侯治国艰难，仅能保存祭祀；痛恨齐国欺凌暴虐的恶行，而着重诛责他的用心。议论的人赞美他，或许把他推到大王的行列；贬低他，或许把他置于谭子之下。这都是不斟酌圣人的心意而考察其书法。

六月乙丑，齐侯安葬纪伯姬。

灭掉别人的国家，却安葬他的夫人，小恩惠能掩盖大罪恶吗？齐国是在所当诛的。鲁国是伯姬的母国，鲁国不安葬她，自以为仁义，却让齐国借此卖人情来掩盖过错，那么圣人记载此事，不只是讥讽齐国。

秋七月。

冬，庄公与齐人在禚地打猎。

庄公忘记了父亲的仇敌，却与齐国交往，那么会合是可以的，相遇是可以的，结盟也是可以的，为什么要打猎呢？与仇敌相通却托辞打猎，双方互相猜忌。元年已经为齐国主持防地，三年溺已经防备齐国伐卫，那么与仇敌相通已经很久了，还有什么可猜忌的呢？大概以前与齐国相通，庄公与齐襄公未曾交往，如今的打猎，是两位国君相见。交往之间，两位国君不能没有疑心，所以各自带兵出行。仅仅带兵出行，就嫌不顺理，所以用打猎来说，实际上是互相猜忌。唉！不共戴天的仇敌，是一生的憾事。如今因为打猎见了一面就释怀了，庄公是出于空桑吗？那么还有什么可责备的？如果是桓公的儿子，难道忍心忘记他的父亲吗？庄公在这里，不能与禽兽并列立于天地间，还可以用人道来责备他吗？经书说“齐人”，把齐侯称为“人”，所以也把庄公称为“人”。用人道来责备庄公，圣人还加上宽恕之心，我由此知道《春秋》忠厚的用意。

五年春，周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到齐国的军队中去。

唉！齐襄公宣淫，竟然到了这地步吗？师，是三军聚集的地方。从前在禚地会合，在祝丘宴享，还说是托辞会合宴享的礼节。如今当着三军之众，却毫无羞耻之心，无耻到了极点！《载驱》这首诗说：“载驱薄薄，簟笰朱鞹，这是路车。鲁道有荡，齐子发夕，朝夕在道路上游荡。四骊济济，垂辔弥弥，这是兵车。鲁道有荡，齐子岂弟，游荡没有满足，荒淫享乐不知羞耻。”它与《春秋》互为表里，孔子保留而不删去，由此可以看出六经的权衡。

秋，郳犁来来朝见。

郳，是附庸国。附庸国的君主未被任命者都称字，仪父、萧叔就是这样。而这里唯独称名，为什么呢？因为地位卑微。宋国的仲几说：“滕、薛、郳，是我的役使对象。”役使宋国，地位就卑微了。《公羊传》也说：“倪是微国。”如今犁来朝见，大概是懂礼的人。他最终能辅佐霸主，尊崇周室，而请求王命成为小邾子，光荣地列入五等诸侯之中，他懂礼的开端就从今天朝见开始，所以圣人进而记载“朝”，不同于介葛卢，是褒扬他。

冬，庄公会同齐人、宋人、陈人、蔡人伐卫。

六年春，周王正月，周王的人子突救卫。

卫宣公死而没有嫡嗣，朔进谗言杀害急、夀而自立。黔牟，是急的弟弟，又驱逐朔而得到卫国，那么朔与黔牟都是庶子，都是篡位。如今齐军接纳朔，而周王军队救援黔牟，其中的曲直道理，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然而以强弱论，则齐强而周弱；以尊卑辨，则周尊而齐卑。齐所倚仗的，是强于天下；周所倚仗的，是尊于诸侯。然而圣人作《春秋》，大概是抑制强权而救济弱小，抑制卑贱而奉尊高贵。强不敢欺凌弱，卑不敢抗拒尊，那么天下治理正常，这是《春秋》的教化。如今齐国连

译五国的军队兵临卫国，卫国本来就不敢抵挡，周王室又凭什么去救援它？如今周王室的军队连齐国兵力的五分之一都抵不过，那么救援失败也就理所当然了。然而齐军护送公子朔，公子朔最终进入卫国；周王室的军队救援黔牟，而黔牟最终出逃流亡。圣人在记载公子朔入卫时，旨在表明齐国强大且能护送公子朔，不写“纳朔”，是不认可齐国以护送公子朔来对抗周王室军队；在记载黔牟出逃时，不写“出奔”，是哀伤周王室衰弱不能庇护黔牟，不写“王师败绩”，是不认可齐国得以击败周王室军队。四国国君都称“人”，而鲁国国君唯独称“公”，对外国人称“人”是为了尊崇本国国君。鲁庄公忘却了杀父之仇，又跟随仇敌行不义之事，以此对抗并击败周王室军队，齐国与三国都犯了违背王命的罪过，而鲁庄公则同时遭受了不孝的谴责。鲁庄公到此时年仅十八岁，难道还保留着孩童般的心理吗？所以圣人用成人的道义来要求他。王人，是地位卑微的人；子突，是名字。就像孔子朝见之类，有时用字表示褒扬，有时用名表示贬斥，这些说法都不对。褒贬的关键在于周王室军队，而不在于王人。

译夏季六月，卫国国君卫侯朔进入卫国。

秋季，鲁庄公从讨伐卫国归来。

他胁迫五个国家的军队，对抗周天子的军队并打败了它，驱逐了黔牟而进入卫国。卫侯朔得到卫国，内心又能有什么安宁呢？孔子说：“你心安理得就去做。”卫侯朔本来就以得到君位为心安，还有什么可羞愧的？圣人记载“朔入于卫”，是因为他有所胁迫。鲁庄公过了年才兴师动众，跨越三个季节到远方去报私仇，而且不义地对抗周天子的军队，等到这时才回来，还有什么借口去举行饮至礼呢？他在宗庙里报告，一定不会说打败了周天子的军队。〇史书的诬妄，难道可以相信吗？如果没有《春秋》，后世凭什么来考证呢？

发生螟灾。

冬季，齐国人送还卫国的俘虏。

左氏认为这是俘虏，而公羊传和谷梁传认为是宝物。解说的人援引《尚书》所说的“俘获他们的宝玉”，于是把宝物和俘虏混为一谈。我认为这两种说法不能合并，如果认为是俘虏，那么贬斥的对象在齐国；如果认为是宝物，那么贬斥的对象在卫国。大概俘虏是战争的〇；而宝物是国家的贿赂。以情理推断，这应当是宝物，不能说是俘虏。况且齐国讨伐卫国，目的是送卫侯朔回国而已，难道贪图他们的宝玉、掳掠他们的百姓吗？大概卫侯朔胁迫诸侯的军队而重新进入卫国，对齐国的恩德很多，所以用卫国的宝物贿赂齐国。齐国因为鲁国放下仇恨而跟随自己，而且关系亲近，于是分出一部分送给鲁国。卫侯贿赂齐国，齐国分给鲁国，他们的贬斥是一样的。有人把卫国宝物比作郜鼎，说：“鼎从宋国取得，尚且称为郜鼎；宝物从卫国取得，应当称为卫宝，器物跟随名称。”我认为不写“卫”字，就无法知道这是卫国的贿赂，不能与郜鼎相比。君子观察文辞而体察其义理，不可穿凿附会地妄加议论。

七年春季，夫人姜氏在防地会见齐侯。

起初，文姜淫乱私奔时，庄公大概还年幼，所以圣人常常谴责齐国而责备姜氏。现在庄公已经成年了，而姜氏在两国之间宣扬淫乱，春季在防地会见，防是鲁国土地；冬季在谷地会见，谷是齐国土地。齐鲁的百姓不能忍受这种耻辱，而庄公却不以为耻。《猗嗟》这首诗说：“猗嗟昌兮！”又说：“猗嗟名兮！美目清兮，仪既成兮。”意思是庄公长大而美丽，已经成人了，却不能防范约束他的母亲，这就是诗人讽刺庄公的原因。况且一个妇人的出入，难道难以控制吗？而庄公纵容她的淫乱却不以为耻，还怎么做人子呢？庄公到这时大概已经成年了，圣人责备他的原因就很重了。

夏季四月辛〇日，夜间恒星看不见，半夜星星坠落像雨一样。

天地发生大变异，显然不能用常情来揣度，但也不能说没有感应而这样。只有作为君主的人常怀敬畏上天之心，而惧怕其发生变异，兢兢业业地修养德行，在天下建立最高的准则，那么天地各安其位，万物繁育生长，哪里会有变异呢？那些浅陋的儒生，拘泥于指出一件事的感应、一个事物的验证来认为这是知道天意，这是淫巫盲史的事情，君子不学习这些。夜间恒星看不见，是大变异。半夜星星坠落像雨一样，天意难道可以推测吗？看到变异而警戒恐惧，修养德行来消弭它，不问其感应就可以了。〇扬雄说：“圣人不知道天意。”这句话足以作为万世的法则。至于公羊何休，是〇氏的罪人。恒星，就是列星。星星坠落像雨一样，是记载其数量多。有人问其原因，回答说：“我知道这是变异，不知道其原因。”

秋季发大水，没有麦苗。

周朝的秋季，是夏历的五月。五月麦子将要结实，却发了大水，被水淹没而不能结实，所以先记载大水，〇记载没有麦苗，以显示灾祸。五月麦子尚未收获〇，不能举出它的果实，所以称为麦苗。解说的人把麦苗当作两样东西，麦子还没有收割，怎么会有单独的苗？这大概是怀疑五月之际麦子将要结实，不能称为苗。不知道尚未收获〇圃，怎么能举出它的果实？二十八年冬季，记载大无麦禾，那么谷物已经收获〇圃了，所以明确举出它的果实。这里则是麦子尚未结实，被水全部淹没罢了，有什么可怀疑的呢？

冬季，夫人姜氏在谷地会见齐侯。

八年春季，周历正月，军队驻扎在郎地，以等待陈国人、蔡国人。

甲午日整治军队。

夏季，鲁军和齐军包围郕国，郕国向齐军投降。

秋季，军队回国。

出兵要有名义，有名义的军队就是直的，直就多有援助。出兵不义，不义的军队就是曲的，曲就没有功效。鲁国和郕国，从来没有过一天的怨恨，庄公无故出兵而驻扎在郎地，这是什么名义呢？所以陈国、蔡国，有所不听从。陈、蔡没有到来，庄公害怕打不过，于是整治军队练习作战，联合齐军包围郕国，不义得很厉害。所以郕国虽然抵挡不住，宁愿投降齐国而不投降鲁国，不义的军队，即使是小国也有所不服。从春季兴师动众，到秋季才回来，三个季节暴露在野外，而且与仇敌勾结，君子为此感到危险。等到他返回时，记载“还”而不记载“至”，大概是没有功效而返回，有什么借口去告祭宗庙呢？庄公的举动可以说是不自量力了。齐国是仇敌而不报复，郕国没有怨恨而兴兵，自己刚放下仇恨侍奉齐国以求喘息，怎么能胁迫陈、蔡而必定让他们到来呢？只见齐国曾经胁迫陈、蔡去讨伐卫国，自己也胁迫他们去讨伐郕国，陈、蔡难道肯听从自己像听从齐国一样吗？太不自量力了！自己已经放下父仇而侍奉齐国，齐国本来亲近自己了，那么包围郕国的举动，向齐国请求就可以了，何必找陈、蔡呢？大概郕国介于齐鲁之间，离陈、蔡很远，与齐国一起讨伐郕国，就怀疑郕国服从齐国而不服从自己，于是宁愿远求陈、蔡而近舍齐国。不知道陈、蔡虽然弱小，他们能听从我的差遣吗？他们不来是必然的。两国不来，最终不得已而向齐国求助，齐国来了，郕国本来就不是我所有的。夏季，

译郕国已经向齐国投降，直到秋天才回国，大概是因为庄公行事不谨慎，在郕国失策，滞留而不返回，惭愧得没有借口去举行饮至礼，所以史书只记载“还”而不记载“至”，这是为了记录实际情况。有人认为“还”是善意的措辞，如果出兵没有正当理由，攻打别国是不义的，过了三个季度才返回，还说是善意的，《春秋》的笔法不会如此疏漏。

译冬季十一个月，癸未日，齐国的无知杀死了他的国君诸儿。

凡是弑君只称人名，是因为国君无道。诸儿的罪恶，熏炙天地，不仅齐国人厌恶他，鲁国也想要他死；不仅鲁国厌恶他，天下后世都认为是替太公诛杀他。然而诸儿被杀，史书却记载了无知，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两种罪恶都显著，不能舍弃甲而保留乙。诸儿的无道，不需要记载无知就能显现；无知的事，如果不写明名字就不显著。为什么呢？无知是仲年的儿子。僖公因为仲年是母亲的弟弟，对他特别宠爱，不同于其他弟弟，恩惠也延及到他的儿子无知。大概是因为习惯受宠成为常态，诸儿一旦贬斥他，怎能没有怨恨呢？怨恨，是祸乱的媒介，于是无知弑杀诸儿并自立为君。所以写明无知的名字，是为了显示僖公宠爱弟弟带来的祸患，不可不警惕。《春秋》在这里，是为了阐明亲近亲人、尊重贤人的道理，不可偏废。

九年春天，齐国人杀死了无知。

庄公与齐国大夫在蔇地结盟。

《春秋》的法则，有不写明姓名就无法体现褒贬的，那么即使地位卑微也必须记载，比如刘夏从齐国迎接周王后就是这样；有不依赖姓名而褒贬自然显现的，那么即使地位尊贵也不记载，比如防止王人在翟泉结盟就是这样。大概是不记载刘夏，就无法显示他地位卑微却担任尊者的职责；一旦记载王人，就已经显示出周王室衰微而王人屈尊结盟，这是详略的区别。现在蔇地的结盟，责任在庄公，他忘记了杀父之仇而为齐国谋划立君，记载说“与齐国大夫结盟”，其含义已经明显，不需要通过大夫的姓名来体现褒贬。“与齐国高傒结盟”，那么罪责在高傒而不在庄公；“庄公与齐国大夫在蔇地结盟”，那么罪责在庄公而不在齐国。所以略写外邦而详写本国，言辞的详略，圣人的意图可见。

夏天，庄公攻打齐国，接纳子纠。齐国小白进入齐国。

齐襄公无道，被杀，他的继承人断绝。子纠、小白都是僖公的儿子，而齐襄公的弟弟。从世系统绪来看，他们都不应当立为国君。而子纠来自鲁国，小白来自卫国。子纠依靠鲁国谋划进入齐国，所以记载为“纳”；小白凭借强力自行进入，所以记载为“入”。“纳”与“入”都不正当，而小白凭借强力得到齐国，记载说：“齐小白进入齐国”，这是篡位。然而庄公与齐国不共戴天，齐国发生动乱，鲁国应当讨伐它，反而担忧它。起初与齐国大夫结盟，谋划为齐国立君，到了这时竟然亲自攻打齐国而接纳子纠。有人说：“这是以德报怨。”我认为不是这样。怨恨有深浅，像坛坫之争、干戈之憾，以德报怨是可以的；不共戴天的仇恨，哪里能逃避，可以用德报怨吗？放弃杀父之仇而冒着万世不孝的罪名，德在哪里呢？有人说：“以德报怨，怎么样？”孔子说：“以直报怨，以德报德。”报怨尚且不可以德，何况杀父之仇呢？

秋天七月丁酉日，安葬齐襄公。

诸侯五月下葬，齐国正逢内乱，无暇举行葬礼，所以超过三个季节之久，以显示臣子并非怠慢。

八月庚申日，与齐国军队在干时交战，我军大败。

《春秋》国内战争没有记载“败绩”的，都是为之避讳。现在干时之战不避讳失败，那么圣人对庄公的态度，大概也很淡薄了。都是鲁国国君，对其他国君厚待而对庄公薄待，为什么呢？因为看到庄公不值得齿数。人没有不有父亲的，而庄公唯独没有父亲，如果有无父的国家就尊重庄公，如果有无父的人就看重庄公了。庄公从春天与齐国大夫结盟，夏天就攻打齐国接纳子纠，齐小白已经趁机进入，那么庄公可以停止了，还整顿军队与齐国交战，战败不能支撑，丢弃俘获而逃跑。假如没有仇恨而为齐国接纳子纠，还有义与不义的区别；现在为仇敌接纳国君，已经是不孝了，即使有义又有什么益处呢？况且小白是哥哥，子纠是弟弟，《公羊传》《谷梁传》经文都记载“纠”而不记载“子”，明确子纠不应当被接纳。对内忘记杀父之仇，对外为齐国接纳不应当立为国君的君主，庄公的过错，不仅仅是日食月食那样的暂时遮蔽，而是终身的罪过，还值得避讳什么呢？所以不避讳失败，暴露他的罪恶。有人认为我攻打齐国有复仇的名义，所以圣人赞同，不避讳失败，是荣耀他。唉！君子看庄公真的有复仇之心吗？为齐国主持防地，跟随齐国攻打卫国，接受齐国赠送的俘虏，等到齐国围攻郕国，与大夫结盟，难道今天的战斗是突然背弃齐国的友好而直接为父亲复仇？况且庄公接纳的是仇敌的弟弟，而名义上是复仇，有这样的道理吗？七月安葬襄公，而八月与齐国军队交战，其作战的意图可见，何必喋喋不休地为无父之人掩饰过错呢？有人认为不记载庄公是庄公的耻辱，既然失败都不避讳，还有什么耻辱要掩盖呢？战斗不记载庄公，是承接上文“庄公攻打齐国”的文意，比如僖公二十二年春天庄公攻打邾国，秋天与邾国军队在升陉交战，意义相同。学者不要过多穿凿附会来扰乱经文的体例，那么褒贬自然明白了。

九月，齐国人捉住子纠并杀死了他。

小白的罪恶，在这里更加严重了。他已经先入齐国得到君位，齐国人安定，小白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子纠在外谋生，已经不能和谐，那么放走他可以了，小白一定要杀死他才罢休，说：“我这样做是为了断绝人们的期望而杜绝后患。”小白也有天伦之性吗！郑庄公打败共叔段，共叔段在卫国，没有杀他；宋殇公得到宋冯，宋冯在郑国，没有过问。既然篡夺了他的君位又断绝了他的性命，君子能安心吗？那么小白的奸诈，大概比郑庄公更甚一等，宋殇公的用心，还比小白宽容。小白的意图，大概

译看到郑突没有杀忽，最终忽出入归奔就像在旅馆一样，所以齐桓公在此必定抓来杀了他，那么齐国就安定了。大概不知道他的恶行实际上出自郑突之上，且万世不可磨灭。所以圣人在《春秋》中齐国记载“人”，就知道那是小白；在纠那里再次记载“子”，就看出他不应当被杀。左氏错误地认为是鲁国杀了他。《论语》说桓公杀了子纠，召忽为他而死，孔子的话与《春秋》所记载的，明亮如同日月，学者怎么能相信传注而违背经义呢？然而记载这件事，也足以看出鲁国不能庇护他而被齐国抓走，这正是用来讥讽鲁国的原因。

译冬天疏浚洙水。

狭隘啊！庄公有着孩童般的心智。吴江、剑阁、洞庭、孟门，是天下险要的地方，有人却能跨越而过，如同奔赴平地，洙水有什么值得依仗的呢！孟子说：“巩固国家不依靠山河的险要，威慑天下不依靠兵器的锋利。施行道义的人帮助他的人就多，违背道义的人帮助他的人就少。”庄公不孝，上天震怒百姓怨恨，四周邻国背叛他，除了齐国大概没有通融的了。先前等待陈国、蔡国不来，知道四周邻国没有把他放在眼里的。庄公又接纳公子纠，向齐国招致怨恨，却仅仅疏浚沟渠，作为防备齐国的器具，不是很愚蠢吗！楚国以方城山作为城墙，以汉水作为护城河，小白不畏惧而前去问罪，还怕什么洙水呢？庄公白白地劳役民众，做这种无益的事情，敌人大概望着他发笑，这对防备齐国有什么好处呢？

十年春天周历正月，庄公在长勺打败齐军。

齐国攻打我，为什么不记载“伐”？不承认齐国来攻打。干时之战的失败，齐国俘获子纠并杀了他，齐国也可以心安理得了。如今又兴兵进入我国土地，幸好鲁国预先知道而打败了他们。长勺，是鲁国的地方。圣人记载“公败之”而不记载“来伐”，褒贬之意大概可以看见了。桓公十三年，齐、卫、郑来郎地作战，鲁国没有理由对抗他们，所以用三国自行作战来表述。如今庄公在长勺打败齐军，齐国没有理由来攻打，所以用单方面战败来表述。内外文体不同，战败名称各异，而曲直分明，《春秋》的文辞确实不能轻易揣度。

二月，庄公侵犯宋国。

庄公与宋国未曾有怨恨，认为是为了报复先君的怨恨吗？那么桓公末年尤其亲近宋国，也没有一天的遗憾。况且齐国是杀父之仇，而庄公确实这样做，还问什么宋国呢？那么庄公侵犯宋国，是愤怒之师。为什么愤怒呢？愤怒宋国轻视自己。庄公不孝，父亲的仇不能用义去报复，母亲的淫乱不能用礼去约束，天下人都认为他是齐侯的儿子，适宜诸侯不把他放在眼里。在位到了十年，四周邻国没有一个使者来与候人交往。五年伐卫的战役，宋、陈、蔡虽然一同参与，其实是跟随齐国，不跟随鲁国。三国大概以与他同列为耻了。所以围郕的战役，在郎地等待而陈、蔡不来，是轻视庄公不值得交往。长勺的胜利，大概也是偶然。庄公在此，于是凭借兵力的强大而侵犯宋国，愤怒宋国轻视自己，不能自我反省而修身齐家。自责不被别人尊重的原因是什么，却无缘无故侵犯邻国，与诸侯结怨，那么庄公为人，果然不足以成为君子，而归于小人了。

三月，宋人迁移宿国。

宿，是宋国的附庸，而介于宋、鲁之间。隐公元年与宋人在宿地结盟，两国相约，在此结盟，那么它在宋、鲁之间是确定的。庄公侵犯宋国，宋国大概怀疑宿国暗中被鲁国逼迫而投降，于是迁移其国都，向内靠近宋国。那么灭亡了吗？没有。迁移其社稷的守卫，靠近宋国，还认为是附庸，所以不记载“灭”。鲁国本来不强于宋国。庄公一次侵犯宋国，宋闵公迁移附庸来躲避，也足以看见闵公的懦弱了。夏天，齐、宋都驻扎在郎地，而宋军独自战败，适宜宋国的怯懦不能庇护宿国。唉！力量不能庇护，心里不忍抛弃，于是聚集其民众而迁移他们，后来就不再见于经书。用传文考察，那么其土地最终在鲁国。定公十年，侯犯叛乱，驷赤引诱侯犯到宿地，侯犯跟随他，那么土地入鲁很久了。难道宋国迁移其土地而占据其城邑，最终入于鲁国吗？考察这些，更足以看见宋闵公不能庇护宿国，虽然迁移他，对宿国的灭亡也没有益处。

夏天六月，齐军、宋军驻扎在郎地。

庄公在乘丘打败宋军。

军队驻扎在郎地，是有所等待，等待鲁国屈服。先前庄公打败齐国、侵犯宋国，齐、宋都对鲁国有怨恨，那么他们攻打我，大概有理由了，还等什么？回答说：“只有有理由而不忍心让士兵作战，所以等待。”威公以诸侯的军队驻扎在陉地等待楚国，楚国派屈完来在军中结盟，所以不战而返。楚国虽然是南蛮，还知道义。齐、宋驻扎在郎地，而在乘丘打败宋军，庄公虽然是周公的后代，还不如楚国。鲁国接纳公子纠、侵犯宋国，都是无名的军队，而驻扎在近郊，鲁国本来可以求和了。反而乘着两国没有战心，用诡计打败他们，庄公还算知道义吗？凡是外来的攻打，不记载“伐我”，记载“来战”，或者“侵我西鄙”、“伐我北鄙”，圣人都据实记载，不避讳。如今不是侵、不是伐、不是战，而军队驻扎在郎地，本是问罪的举动，所以圣人也据实记载“次”，不诬陷别人有过错。然而齐、宋同驻扎在郎地，而宋军独自战败，又可以看出齐桓公不忍心让民众作战，保全军队而返回；宋国则不忍心其愤怒，作战所以独自战败。不然，齐、宋共同敌对鲁国，宋国战败，齐军怎么能独自没有伤亡呢？呜呼！齐威在此大概有霸主之心，不是从前的小白了。圣人也根据他的功过而记载，从前是桀、跖，现在是颜、闵，圣人没有私心，据实记载以寄托赏罚而已。凡是《春秋》攻打而记载“次”的，是赞许他；救援而记载“次”的，是谴责他。攻打而驻扎，大概有所等待，不胁迫愤怒而急于对人；救援而驻扎，则有所观望而不前进。圣人察其情以求其善恶，不能说记载“次”都是贬义。

秋天九月，楚国在莘地打败蔡军，把蔡侯献

译舞归。

楚国在此时开始出现在《春秋》经文中，而所记载的是楚国击败蔡国军队、俘虏献舞。解说的人说：“从称‘州’到称‘国’，再从称‘国’到称‘子’，这是逐渐提升其地位，我不相信这种说法。”大概在此之前，楚国虽然强大，但尚未立即侵犯王室的疆土，然而蔡侯、郑伯在邓地设防，圣人大概已经对此感到忧虑了。中原诸侯中没有人为此考虑，如今齐桓公刚取得齐国，大概有称霸的心思，所以圣人在楚国击败蔡国这件事上首先记载，以显示楚国将要吞并中原，诸侯不能不加以考虑，以此来兴起齐桓公的霸业。

楚国的强大，自古就是如此。有王者出现就最后归服，没有王者就先叛乱。《诗经》说：“唯有你荆楚，居住在国家的南方。从前有成汤，没有谁敢不来进献，没有谁敢不来朝见。”商朝德行中衰，就有所不朝见了。所以武丁兴起，发扬殷商的武德，奋力讨伐荆楚，深入其险阻之地，然后才使其臣服。周朝兴盛时，周公在朝，没有谁敢不臣服。《诗经》说：“抵御戎狄，惩戒荆舒，就没有谁敢违背我。”周朝家中衰败，就有所不臣服了。宣王兴起，蠢动的蛮荆，与大邦结为仇敌，方叔这位元老，能够壮大他的谋略，然后才能使其臣服。然而在商周兴盛时，在朝廷朝贡，也不过称为荆、楚、舒而已，未曾见称人、称子的。有时称荆，有时称楚，起初没有轻重之分，而后世看到《春秋》经开始记载荆，〇记载楚，初次来聘记载人，后来又记载子，就认为是提升其地位。况且成汤、高宗、周公、宣王只是惩戒并使其臣服，孔子会突然违背成汤、高宗、周公、宣王的道理而提升其地位吗？没有这样的道理。

那么所记载的不同之处是什么呢？回答说：“记载荆、记载楚、记载人、记载名，都是遵循史官的文字；只有记载子或不记载子，是圣人的用意。”大概楚国在周朝之前没有封爵，只是南蛮罢了。等到鬻熊侍奉文王，文王以他为师，有书叫《鬻子》。其后成王封他的曾孙绎于楚，以子爵，于是列在五等爵位的末尾。到了春秋时代，日益强盛，于是僭越称王。虽然其僭越出于君主，但实际上是国人拥戴他。至于与中原交往，就以中原的爵位为荣，所以会合诸侯、派遣聘使，以子爵自称。圣人也因其自称而记载。僭越称王则圣人厌恶，但如果因其实情而记载王，那么天下不能有两个王，不能作为训诫，于是还其所封的爵位，以子记载。好像说：“楚国虽然强大，其所封的爵位，不过是子。”以此来抑制藩属的强大，以尊崇王权。至于记载荆、记载楚、记载人、记载名，都是遵循其习俗，大概善恶浅深自然显现，不是圣人的新意。

有人又以楚国记载子为圣人依据礼制而称之，这也不对。《礼记》认为凡东南西北的边远地区，虽然强大也称子，这是汉儒采纳《春秋》的文字而立论，不是《春秋》之前先有这样的说法。说楚国属于南蛮而称子可以，说其余三方都称子，在《春秋》中有什么依据而这样说呢？这是汉儒的错误说法，不是先王的典章，不能用来证明《春秋》。蔡侯献舞就是蔡季，我在“自陈归于蔡”中已经论述过了。

译冬季十月，齐国军队灭掉了谭国，谭子逃奔到莒国。

灭掉别人的国家，断绝别人的祭祀，本来是很严重的事，但历史上却有所不免，君子大概要看它的罪过如何罢了。夏启的誓词说：“违背五行，怠慢废弃三正，上天因此断绝他的命数。”周公的典章说：“内外混乱，行为像鸟兽一样，就灭掉它。”罪过不是这两种，也就不会达到断绝和灭国的地步。然而成汤兴起时，仲虺作诰说：“兼并弱国，攻击昏昧之国，夺取混乱之国，侮辱将亡之国，推动灭亡，巩固生存，这样才能昌盛。”那么兼并弱国、夺取混乱之国、侮辱将亡之国，未必都是违背五行、怠慢三正，以及内外混乱、行为像鸟兽的人。大概弱国不能自存就兼并它，混乱之国不足以治理就夺取它，有灭亡的迹象就侮辱它，有灭亡的道理就推动它灭亡。为什么《甘誓》和周典把断绝和灭国看得很重，而仲虺却把夺取和灭亡看得很轻呢？大概成汤兴起时，仗义来匡正天下，所保全的是大义，那么所灭亡的就显得轻微了。如今谭国的恶行没有记载在经传中，齐侯一举就灭掉了它，君子大概对此表示怀疑。然而圣人在记载齐国时写“师”而不写“人”，没有贬低；在记载谭子时写“奔”而不写名字，好像没有罪过一样。大概谭国的罪过本来不至于灭国，而齐国军队灭掉它，是为了向楚国示威。九月，楚国打败蔡国军队并俘虏了蔡侯，其锋芒不可遏制，看待中原各国如同进入无人之境。齐桓公谋求霸业的谋划，本来不得不示威来震慑他们。齐桓公的志向是这样，但谭国的罪过不至于灭国，所以圣人写“子”，肯定他向楚国示威；写“师”，责备他灭人的罪过。所以不写谭子的名字，褒贬用不同的文字，各自有其中的意义。不到两年，在北杏会盟，圣人又明确地给予他爵位，大概肯定他谋求霸业的谋划。虽然不是成汤夺取混乱之国、侮辱将亡之国的心意，但事迹相近，圣人难道会用成汤的标准来要求齐桓公吗？只是肯定他的事迹罢了。孟子说：“商汤、周武王，是亲身实行仁义；五霸，是假借仁义。”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了。

十一年春季，周王正月。

夏季五月戊寅日，鲁庄公在鄑地打败了宋国军队。

庄公在这里三次打败齐国、宋国的军队，屡次作战屡次取胜，庄公大概以为这是善于作战。孟子说：“善于作战的人要受最重的刑罚。”大概是因为结怨连祸，百姓遭受毒害。子产认为没有文德而有武功是郑国的忧患，范文子认为国君年幼而有武功是晋国的祸患。庄公难道只是没有文德而且年幼吗？他的恶行大概已经传播到天下，诸侯都不屑与他交往，而又与四周邻国结下怨恨，君子为他感到恐惧。幸好齐桓公正谋求霸业，不把小的怨恨放在心上；宋闵公随即遭遇祸患而断绝了报复的军队。不然的话，庄公打败宋国军队，是鲁国的祸患，不是福分。

秋季，宋国发生大水灾。

外国的灾祸为什么要记载？因为去吊唁。鲁国与宋国是仇敌，为什么去吊唁？是庆幸。两次打败宋国军队，宋国的怨恨不会忘记，报复争夺，现在宋国发生大水灾，那么谋划就波及不到鲁国了，鲁国因此庆幸而去吊唁。灾祸没有赴告的道义，不吊唁就没有理由记载它。吊唁而记载在防地，圣人也根据史册记载，以显示庄公与邻国结下怨恨，却庆幸别人的灾祸来延缓报复的战争，这怎么能治理国家呢？

冬季，王姬嫁到齐国。

鲁国主持这件事，鲁国是周王室的至亲，所以为王室主持婚防的事很多。只有庄公时代两次记载“王姬嫁到齐国”，所以显示庄公没有父亲。不然的话，同姓主持婚防，是常事，为什么要记载？不记载齐国迎亲，也是常事。

十二年春季，周王三月，纪叔姬嫁到酅地。

叔姬是伯姬的陪嫁。陪嫁不记载，之所以记载，是因为不寻常，所以归纪、归酅、去世、安葬都记载了。叔姬从隐公七年作为陪嫁嫁到纪国，到现在三十四年，叔姬大概头发花白了。以头发花白的年纪，不幸纪国灭亡，纪侯远走，不知道他的结局。幸好纪季用诈谋带着城邑进入齐国，在酅地供奉宗庙，纪国的五庙还享有祭祀。然而伯姬已经去世，继承祭祀事务的是谁呢？说纪国灭亡而酅地微弱，就抛弃不顾，那宗庙怎么办？所以不忍心抛弃衰残的念头而再次回去，保全节操符合道义而不失妇道，有值得嘉奖的地方。圣人不因为她是陪嫁妾室的卑贱，不吝惜辞费而究其始终，是为了保存节妇的风范，为天下人劝勉。解说的人却说：“嫂子没有嫁给叔父的道义。”况且以头发花白的姬，又有什么嫌疑？小人不成全别人的美事而逼迫别人做恶事，这难道是圣人的心意吗？圣人在《诗经》中保留《柏舟》这一篇，《春秋》中记载归酅的事，垂训深远了。观察这个，不仅保全了叔姬的节操，也足以显示纪季确实能在酅地供奉社稷。

夏季四月。

秋季八月甲午日，宋万杀死了他的国君捷，以及他的大夫仇牧。

杀死国君以及他的大夫，是三重罪过。在桓公二年，宋督杀死了他的国君与夷以及他的大夫孔父，已经说过了。

冬季十月，宋万出逃到陈国。

八月杀死国君，而十月逃到陈国，宋国还有臣子吗？陈佗逃到蔡国，蔡国人杀了他，圣人肯定他讨伐贼人的言辞。宋万逃到陈国，而陈国安顿他，陈、蔡的善恶就分明了。

十三年春季，齐侯、宋人、陈人、蔡人、邾人在北杏会盟。北杏的会盟，是桓公谋求霸业的开始。谋求霸业的开始，就首先以爵位给予他，允许他称霸。古代二百一十国为一个州，州有伯；八州八个伯，各自率领他们的属国隶属于天子的两位老臣，分天下为左右，称为二伯。所谓上公九命的，那么伯的名称大概起源于此。现在

译齐桓公即位，没有接受天子的册命，那么所谓的霸主，是分管州的州伯呢？还是九州之中最尊贵的伯呢？古代所谓的伯，是天子的任命；如今桓公的霸业，是《春秋》的任命。有人说：“《春秋》只是空泛的文字，怎么会有任命呢？”大概圣人代替天子行使赏罚而作《春秋》，那么《春秋》所赞许的，就如同天子的任命一样。周王室衰微，方伯的职责不再修明，诸侯不知道尊崇天子并抵御外族，周王室在上衰替，楚国在外僭越，圣人对此深感忧虑。如今齐桓公兴起，显然有谋求霸业的心思，而齐国确实是方伯的后裔，于是圣人权宜地准许了他。难道是随便准许他吗？在起初准许他，是为了在后来责备他。所以北杏会盟这一天，诸侯都称人，只有齐国独独书写爵位，尊崇他不同于诸侯，这是为了责备他做出尊崇天子、抵御外族的成效。而桓公果然没有辜负圣人的责备，成就了九次会盟的功业，在召陵讨伐楚国，挫败了楚国强暴的锋芒，中原各国依靠他而不被楚国侵犯，这是桓公的力量。圣人在《春秋》中详细记载桓公的始末，来彰显管仲的伟大功业，公开赞许他的君主，私下称颂他的臣子，以此来显露《春秋》的义例，让后世知道我的《春秋》确实是赞许齐桓公的。那么北杏会盟书写爵位，列在诸侯之上，难道不是准许他谋求霸业的开始吗！

译夏季六月，齐国人灭亡了遂国。

前几天灭亡谭国，圣人记载用“师”；今天灭亡遂国，圣人记载用“人”。谭国和遂国都不应该被灭亡，而《春秋》却一个给予肯定一个予以剥夺，为什么呢？前几天记载“师”，并不是肯定它，而是出于权宜之计；今天记载“人”，也不是随意剥夺，而是责备它名不正言不顺。前年楚国人灭亡蔡国，欺凌中原各国，圣人打算允许它展示威势以图谋霸业，所以出于权宜之计给予肯定。如今齐桓公在北杏会盟时霸业已初露端倪，但他不能安抚小国，协调大国，宣扬禁令以安定王室，联合兵力以平定荆楚，反而因为诸侯稍有不服，就出兵将其灭亡，这是倚仗其强大，并非安抚中原各国的本意，所以圣人再次贬斥而记载为“人”。先前给予肯定，如今予以剥夺，并非出于私心，只是考察其善恶罢了。所以谭国国君记载“奔”，而遂国国君不记载“奔”。“奔”，是不能保全自己国家的称呼。谭国国君有不能保全国家的罪过，从而招致齐国的灭亡，所以记载“奔”；遂国无罪而齐国灭亡它，所以不记载“奔”。观察这一点，又足以看出灭亡遂国是没有正当理由的。

秋季七月。

冬季，鲁庄公与齐桓公在柯地结盟。

鲁国打败了齐国的军队，未曾与齐国往来。北杏会盟时，庄公没有参加。如今齐桓公以遂国没有赴会为借口而灭亡它，庄公感到恐惧，于是前往柯地与齐国和解，齐桓公在柯地结盟，与齐国讲和了。解说的人认为庄公忘记了杀父之仇，又与齐国通好，这大概是不对的。齐襄公是庄公的亲仇，庄公尚且亲近他；齐桓公是襄公的弟弟，与仇恨有什么关系呢？不责备亲近襄公的罪过，却责备跟随桓公结盟，这不是《春秋》的本意。那么柯地的结盟是允许的吗？回答说：“鲁国听闻齐国的名声尚且感到不安，何况是与齐国国君结盟呢！然而《春秋》的法度，重在责备起初的行为而略去最终的结局。那仇恨深切的是襄公，庄公尚且亲近他，何况是桓公呢？圣人既然已经责备了亲近襄公的行为，那么今天的结盟就不再过问了，只是他参与霸主会盟的开始在这里罢了。”《公羊传》记载曹刿在盟会上，齐国归还汶阳土地的事情，认为齐桓公在诸侯中守信，是从柯地结盟开始的。经文没有记载归还土地，何况汶阳的土地直到鞌之战之后才能夺取，没有什么可依据的。然而认为桓公的信用从此在诸侯中确立，则是有的。为什么呢？庄公讨伐齐国接纳公子纠，对于桓公来说是极大的仇恨，又在长勺打败齐军；在郎地驻扎时，齐国又未能得逞，那么鲁国怨恨齐国大概还未偿还。如今完全消除前嫌而进行这次结盟，桓公的心胸大概宽宏有容，适宜让诸侯内心信服。所以说：“桓公的信用在天下彰显，是从柯地结盟开始的，这个说法是对的，但具体事情并非如此。”

鲁庄公十四年春季，齐国人、陈国人、曹国人攻打宋国。

夏季，单伯参与讨伐宋国。

对外国记载“人”而对内国记载“单伯”，那么内外都是大夫罢了。有人以为记载“人”是贬斥齐国，这是不对的。齐侯有什么罪呢？宋国违背北杏的会盟，齐国如果放过而不讨伐，那么诸侯就会离心离德了。讨伐宋国的军队，是霸主的权力，并不是过错。单伯再次参与，所以再次出现讨伐宋国的记载。齐国将要讨伐宋国，没有约定鲁国。自从柯地结盟开始讲和，齐国不能保证鲁国一定跟随，所以不敢与鲁国约定。看到宋国没有赴会而齐国讨伐它，于是鲁国感到恐惧而派单伯参与讨伐，这是迟到。迟到了而齐桓公不加追究，这就是使鲁国内心信服而获得它跟随鄄地会盟的原因。大夫不排列次序，是因为将领地位低、军队少罢了。

秋季七月，荆国人入侵蔡国。

先治理内部而后抵御外患，这是霸主的次序。如今齐桓公图谋霸业，三年得到了鲁国却失去了宋国，诸侯大概尚未协调，而荆国又入侵蔡国。齐桓公大概对此感到忧虑，但还没有办法制服它。解说的人于是责备桓公不能使楚国臣服，这也是责备人太难了。获得稻粱，必须春天耕种、夏天除草、秋天耘苗，然后冬天才能收获。种子还没有入土，磨快刀刃就要收割，我私下嘲笑他的愚蠢。荆国的强暴，不是一天形成的，不能一下子夺取，必须安定中原各国，内部治理好而后抵御它，这是周宣公的事情。不然，没有准备好对付老虎，拿着短棍去搏斗，不激怒它而被它咬死的几率很小。所以后来过了二十六年，诸侯协调跟随，中原没有祸患，然后才讨伐它，这也足以看出楚国的强大不能很快制服，而齐桓公安定有谋略，不采取不审慎的计策来败坏中原。有人在这里责备桓公不能治理楚国，大概是书生的议论，不是明察事理的人。

冬季，单伯与齐侯、宋公、卫侯、郑伯在鄄地结盟。

周王室衰微，方伯、连帅的职责不再修明，诸侯像鱼溃鸟散一样，没有宗主，人各有心，各自自负，毫无谦下之意。所以桓公屡次召集并联合他们，大概也很难了。所以每获得一个国家，就召集诸侯结盟以统一他们的心。如今讨伐宋国而得到宋国，于是在鄄地会盟。鄄地的会盟，是为了宋国。单伯，是鲁国大夫四命的大夫，不称名。解说的人认为是周王的大臣，在这里可以明显看出这是错误的。《春秋》记载周王的大臣，必定列在诸侯之上以主持会盟，如僖公八年“会王人、某侯盟于洮”，九年“公会宰周公、某侯于葵丘”，那么周王的大臣都记载在会盟之下以主持这次会盟。如今单伯记载在会盟之上，如“公孙敖会晋侯于戚”，“季孙行父会齐侯于谷”，都是内臣，其文辞自然通顺。解说的人怀疑鲁国大夫没有称字的，不知道公的四命大夫，是附庸国的君主入仕于鲁国的人。

鲁庄公十五年春季，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在鄄地会盟。

过了一年，再次在鄄地结盟，是担心诸侯

译这是背离周礼的行为。在春季加以防范，是因为春季是诸侯会盟的时节，借此来协调诸侯们的思虑，从而激发他们尊崇周王室的心意。《左传》认为齐桓公在此时开始称霸，这是不准确的。齐桓公真正称霸，应当是在鲁僖公十六年幽地会盟的时候。

译夏，夫人姜氏前往齐国。

文姜、哀姜都是齐国的女子，两位女子都有罪过，而齐桓公杀了哀姜却释放了文姜，为什么呢？这是合乎道义的做法。文姜与鲁襄公私通，襄公是她的兄长，如果杀了文姜，那就是助长了兄长的恶行；释放而不追究，是疏远她的办法。哀姜与庆父私通，庆父是乱臣贼子，依照道义杀了他，对内足以消灭恶行，对外足以震慑乱贼，对姜氏家族也是安稳的。齐桓公在这件事上，大概也是经过审慎考虑的。然而齐桓公正图谋霸业，而姜氏前往莒国，未必不会成为霸业的拖累。

秋，宋国人、齐国人、邾国人攻打郳国。

郳国是邾国的分支封国，其祖先出自邾国。它的地理位置在徐州徐〇，属于宋国，大概是宋国的附庸国。郳国背叛宋国，所以宋国攻打它。联合齐国人，是胁迫霸主发号施令。郳国是邾国的本源，担心它叛逃而投奔邾国，所以一同让邾国人攻打它。宋国的谋略很深了，小小的附庸国，怎能容纳三国的军队呢？三国都称“人”，是贬低他们残暴的行为。

郑国人侵犯宋国。

郑突确实是个品行不端的人啊！起初因为宋国篡夺了他的国家，后来背弃恩情成为仇敌，等到他住在栎邑，又是宋国的力量所致。现在贿赂傅瑕，杀死子婴而进入郑国，这是再次篡位。齐桓公正为霸主，赦免而不讨伐，大概是采用宽大的法典，而郑突不知道世上有霸主，不像从前鲁桓公同恶相济的时候，却想凭借旧怨侵犯宋国，哪里能逃避讨伐呢？所以第二年三国攻打他，楚国又攻打他，郑突才知道霸主不可不依靠，而宋国不可攻打，于是就在幽地结盟。

冬，十月。

十六年春，周王正月。

夏，宋国人、齐国人、卫国的人攻打郑国。

齐国攻打郑国，而把宋国列在上面，是显示讨伐的名义。霸主的军队，不可没有名义而行动，没有名义的军队就是理屈，理屈就无法号令天下。仇恨郑国的是宋国，而齐国攻打它，郑国难道会安然无事而无话可说吗？所以把宋国列在上面，表明是宋国攻打它，齐国虽然是霸主，只是顺从道义罢了。所以郑国在幽地之盟臣服，郑国、宋国消除怨恨而结盟，知道齐桓公的道义正当，不可不顺从。将领地位低，军队少，称“人”。

秋，楚国攻打郑国。

楚国将要欺凌中原各国，蔡国、郑国正好处于要冲。东方的诸侯还不知道有楚国，而蔡国、郑国首先防备其祸害，治理国家也很艰难了。十四年入侵蔡国，十六年攻打郑国，齐桓公虽然担忧，但力量还不足以制服它。郑国在此时不依靠霸主，怎能立足呢？自从参加幽地之盟，而楚国不敢窥视郑国十多年，那么说齐桓公的霸业对中原没有益处，实在是不相信的。

冬，十二月，在防地，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滑伯、滕子，在幽地结盟。

齐国刚开始称霸，在此之前没有结盟的，而这次结盟了，这是齐桓公由此而称霸。结盟的礼仪很隆重，《左传》《公羊传》都不了解。《周礼》说殷见曰同，众人一同在方岳之下结盟，叫做同盟。古时候每十二年，天子按时巡视，在四岳考察制度，诸侯各自在方岳朝见。建造宫室筑坛，用木头制作方明，边长四尺，设置六种颜色，上下为黄色，四方各自用其颜色。陈列币玉放在坛上，诸侯各自站在方明之下。天子乘坐龙旗车出来，在东门之外拜日，回来祭祀方明。诸侯因此在下面结盟，方伯临视，用来统一诸侯以尊崇天子，所以叫同盟。周朝衰微，巡狩的礼仪不实行，方岳的会盟很久没有了。齐桓公在这里大概是借这个礼仪来临视诸侯，各国安守其国，各家安守其家。宋殇公不尊王，郑庄公抗拒讨伐，鲁桓公输纳朝宿之邑，卫朔抗拒子突的军队，鲁国来聘问而不回报，赐命而不朝见。询问其他国家，知道他们都无王。齐桓公于是慨然有尊崇周室的志向，会合诸侯而展示方明之礼，以众同之盟临视他们，虽然天子不在这里，但他的志向值得推崇。圣人不推崇谁推崇呢？所以八国国君都尊贵而书写爵位，对他们的肯定到了极点。〇孔子说：“《春秋》之时，齐、晋确实给予，不固执的人卓越。”这话符合圣人的心意。然而八国都书写爵位，而鲁国不书写“公”，一说是因为地位低微，一说是因为避讳。况且八国结盟，鲁国敢以地位低微的人夹杂其中吗？认为是避讳，固然对，但未得其实际。况且鲁国有父仇于齐，所当避讳，然而在襄公时不避讳，而在桓公时避讳；在柯地之盟不避讳，而在幽地之盟避讳，为什么呢？大概是避讳幽地之盟，是为了保存君臣父子之义，为桓公成全尊王的举动。况且在防地排列奸臣，管仲认为不可，而排列仇敌果然对盟约没有拖累吗？况且幽地之盟不是私盟，是为了尊王而结盟。君臣之义不可废，那么鲁庄公参加是对的，而父子之义可以废吗？庄公参加幽地之盟，固然忘记了父子之义，而《春秋》必定为他避讳，是为了保存父子之义。保存父子之义，不是为庄公，是为桓公。庄公在所不责备，而桓公尊王，却让人废掉父子之义，那么桓公的拖累就大了。所以避讳得像庄公不在这里一样，是为桓公避讳。避讳，那么君臣父子之义就保全了，而幽地之盟就更可贵了。有人认为庄公避讳，为什么不避讳于前而避讳于后呢，没有理解其中的深意。

邾子克去世。

就是仪父，到这时齐桓公已经称霸，为他向周王请求册命，所以书写“子”。

以上是庄公十六年的记载。

《春秋经筌》卷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