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经筌卷十　　　　　宋　赵鹏飞　撰

译所以有了北鄙的征伐。顷公骄傲自大，与诸侯结下怨恨，晋国和卫国已经因为对齐国的仇恨而敌对，如今又向鲁国招致怨恨，这招致鞌之战的失败，并非不幸，而是自找的。

译夏四月丙戌，卫国孙良夫率领军队与齐国军队在新筑交战，卫国军队大败。

新筑，是卫国的地方。在卫国境内作战，那么就是齐国讨伐卫国。凡是交战，都以被讨伐的一方为主语，所以以卫国为主语。学者不考察圣人书写文章的用意，盲目跟随他人，所以错误地认为孙良夫讨伐齐国。哪有卫国讨伐齐国却在卫国境内作战，作战不以被讨伐者为主语而以讨伐者为主语的道理呢？宣公十八年，卫国世子臧会同晋国讨伐齐国，所以齐国有新筑之战来报复之前的战事，这是情理上必然的结果。然而齐国不讨伐晋国而讨伐卫国，大概是畏惧晋国的强大而不敢侵犯。之前讨伐鲁国，今天打败卫国，这两个国家的怨恨更加深了。虽然不讨伐晋国，鲁国和卫国能不求助于晋国来报复齐国吗？六月有七位大夫出兵，共同的怨恨和痛恨，齐国难免啊！交战记载“及”，战败记载“师”，这是《春秋》的常例。

六月癸酉，季孙行父、臧孙许、叔孙侨如、公孙婴齐率领军队，防备晋国郤克、卫国孙良夫、曹国公子首，与齐侯在鞌交战，齐国军队大败。

鞌之战，可以说是动用大军罢了。用四个国家的七位大夫来对抗一个齐侯，虽然齐顷公蛮横无理，招致天下的军队，但大夫们的专横恣意也太严重了。骄傲不悔改，从而触犯诸侯愤怒的，是齐国；权柄下移，从而开启大夫专横的，是这四个国家。齐侯不义，而四个国家的国君不智，《春秋》大概同样贬斥他们。齐顷公骄傲放纵，即位九年，不曾会同诸侯举行盟会，大概自认为是中原的强国，看待诸侯如同无物。当时聘问的使者不出齐国国境，讨伐莒国两次，讨伐鲁国一次，抗拒晋国军队，打败卫国军队，诸侯怒目而视，简直要把淄水、青水一带变成废墟了。虽然报仇之心，人情所难免，但晋、鲁、卫、曹也有国君吗？国家的大权，没有比军事更重的了。空出乡遂的军队，完全听任大夫，对内得到三军的人心，对外有战胜齐国的功劳，奏凯而还，国君拿什么来制约他们？由此可知鲁国的三家、晋国的六卿、卫国的孙氏、宁氏，他们的暴横大概就形成于此，不可不察啊。晋、卫尚且如此，而鲁国军队一出，四位大夫并驾齐驱，他们的专横竟然到了这种地步！以军制来考察，鲁国大概有两军，我在《作丘甲》中已经说过了。于是三家日益强大，季氏执掌国政，叔氏次之，这两人分别率领上军和下军。臧孙许辅佐季孙行父，公孙婴齐辅佐叔孙侨如，也就像晋国士爕率领上军，郤锜辅佐他；韩厥率领下军，荀莹辅佐他一样。臧孙许大概是臧文仲的儿子，而公孙婴齐是叔肸的儿子，这两人都是其他家族，所以不能专权。而孟氏的仲孙蔑曾经主持袁娄之盟，实际上与齐国和睦，所以不在这次出兵之列。季孙行父、叔孙侨如率领两军出兵，那么鲁国就倾尽边境来扼制齐国了。陈兵扼制齐国，原因在哪里？大概在宣公时期，专任东门氏，仲遂和归父父子执政，三家侧目已久。现在归父出使晋国，还没到达而宣公就去世了，归父知道不被三家容忍，怀疑他们胁迫齐国来扼制自己，所以在齐国称病，期望一定胜利才罢休，这就是季氏、叔氏一同出兵的原因。唉！没有战事而能战胜齐国，尚且担心他们专横，何况各自为自己谋划呢？他们战胜齐国作为鲁国的功劳，我私下认为这是鲁国的祸患。圣人排列各位大夫的名字，不是褒奖，大概是不写他们的名字，就无法显示他们的专横。凡是《春秋》的法则，只记载主将罢了，现在连同他们的副将也记载，是为了彰显他们倚仗人多来逼迫齐国。虽然如此，齐国的失败是有自取的原因，而《春秋》记载战争，只以被攻击者为主语。鞌之战，以七位大夫为主语，大概是以主战来肯定他们有正当理由，现在齐国被讨伐而不能作为主语，那么圣人不肯定齐国，也很明白了。《易经》说：“自己招致寇仇，又能怪谁呢？”说的就是齐顷公吧？

秋七月，齐侯派国佐到军中。己酉，与国佐在袁娄结盟。到军中请求结盟，只有召陵、袁娄而已。召陵之盟，记载其臣服；袁娄之盟，记载其受辱。所以屈完的到来，首先说“来盟”，好像预先确定的一样。以齐国的威望和道义，不服则已，既然臣服就结盟，没有得不到的。国佐的到来，却说“到军中”，能否结盟，还不可知。七位大夫的专横，在鞌打败齐国，大概已经没有什么齐国了。鞌距离齐国五百里，袁娄距离齐国五十里。如果到鞌而不能结盟，七位大夫攻打他们而不罢休，等到袁娄才与他们结盟，他们的耻辱太大了。虽然齐顷公的耻辱是自取的，但大夫们的暴横不也太过分了吗？所以与国佐结盟的是七位大夫，而圣人不排列他们的名字，说“己酉与国佐在袁娄结盟”，不写出主事者的名字，是为了抑制他们的专横；再次写出国佐的名字，是为了彰显齐国的耻辱。王者的军队，致力于使敌人臣服而不致力于战胜。敌人抗拒命令就前进以示威，敌人认罪就退兵以显示怀柔。齐国已经臣服了，而各位大夫逼迫人不停止，直到袁娄才听从他们结盟，这难道是义军吗？极其愤怒后才停止，与召陵之盟不是大不相同吗？所以圣人也区别其文辞，用来显示善恶的区别。

八月壬午，宋公鲍去世。庚寅，卫侯速去世。

取汶阳田

圣人在《春秋》中，是根据人情来确立文辞的。文辞确立而人情显露，人情显露而褒贬显现，所以《春秋》的创作，凡是用来治理人情的罢了。我在“归”和“取”的含义上看到了这一点：内部夺取外部城邑叫“取”，外部夺取内部城邑叫“取”，而内部自己夺取内部城邑也叫“归”，外部自己

译进入其内部也称为“归”，这就是所说的根据人情来确立记事体例。外部的归附与内部的邑地，起初是侵犯最终又归还，那是对方愿意偿还给我，所以称为“归”，齐国人归还我济西的土地就是这种情况。外部把别人的邑地给别人，这是外部的意愿，顺从其意愿而记载，也称为“归”，晋国人来谈论汶阳的土地，归还给齐国就是这种情况。外部用邑地贿赂我，对方乐于贿赂而不吝惜，也称为“归”，郑伯派宛来归还祊地就是这种情况。内部夺取外部的邑地，是凭借强力夺取的，所以称为“取”，夺取邿地、夺取根牟就是这种情况。外部夺取内部的邑地，也是凭借强力而被夺，那么也称为“取”，齐国人夺取讙地和阐地就是这种情况。外部侵犯内部并夺取它，按理应该称为“归”了，却也记载为“取”，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强行夺取了对方不愿意偿还的东西，夺取济西田和如今夺取汶阳田就是这种情况。济西田的夺取是因为欺诈，而汶阳田的夺取是因为战争，济西、汶阳都是齐国不愿意偿还的，而鲁国凭借欺诈和战争强行收复，那就不得不记载为“取”。现在我有玉璧，不幸丢失了，有一个人得到我的玉璧却不占有，自己带着来偿还我，那么怎么能不称之为“归”呢？得到我的玉璧却不还给我，我前去责问之后才偿还，那么怎么能不称之为“取”呢？这就是“归”与“取”的区别。而解说的人看到记载为“取”，就认为汶阳不是鲁国的土地。《诗经》说：“汶水浩浩荡荡”，这是鲁国的诗歌。汶水发源于莱芜，流入济水，西边属于齐国，南边属于鲁国，水的南面称为阳，那么汶阳是鲁国的土地就确凿无疑了。或许是因为鲁国起初没有丢失汶阳土地的事，于是就认为是齐国的土地。况且内部夺取外部的邑地必定要系属其国家，比如夺取邾国的土地自漷水就是这种情况，哪有齐国的土地不系属齐国的呢？然而不记载丢失土地的原因，或许是因为丢失发生在春秋之前，或者丢失了但鲁国的史官没有记载，圣人又怎么能凭空增添呢？君子观察其夺取的原因，也足以看出褒贬，至于其丢失的原因，就不去追究了。

译冬天，楚国的军队和郑国的军队侵犯卫国。

唉！错失防敌的时机，造成的损害太大了。楚国、郑国侵犯卫国，是晋国错失时机的结果。晋国自从文公、襄公之后，世代继承霸业。成公、灵公平庸懦弱，没有建树，还时常出兵主持诸侯盟会。景公兴起时，恰逢楚庄王势力正盛，晋国无法施展其霸业的一二成。宣公十八年，楚共王去世，楚共王即位，未能调和诸侯。晋国不趁此时修习文公、襄公的功业，号召诸侯在两河之间结盟，使陈、郑两国从衰败中回头，联合齐、鲁以对抗楚国，反而斤斤计较于一时的愤恨，帮助鲁、卫以在齐国身上发泄怨恨。齐国哪里值得计较呢？不图谋率领诸侯以排斥强大的楚国，却拉拢诸侯以争斗私怨，那么楚国、郑国侵犯卫国，是晋国招致的。随后楚国势力更加扩张，鲁国人战栗恐惧，鲁成公与楚国大夫在蜀地结盟。最终天下的诸侯从黄河以东，一举都归属了楚国。这虽然是鲁成公的罪过，但晋国的责任更重。有人不深究晋、鲁的责任，而就近指责郑国。郑国本来长久跟随楚国，如同为夏桀向尧犬吠，不值得诛讨。圣人的意思，大概是轻责郑国而重责晋国。

十一个月，鲁成公在蜀地防备楚国公子婴齐。

鲁、卫两国都受到南面楚国的逼迫，楚国侵犯卫国，那么楚军将要到达鲁国了，所以鲁成公恐惧而在蜀地设防，这是为了暗中顺服楚国以迎击并平息楚国的兵祸。鲁成公以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君身份去对抗楚国的一位大夫，这耻辱太大了！《春秋》明确记载此事，不为之隐讳，也足以看出圣人深切痛恨鲁国。前一个月四位大夫一同出兵，用尽怒气去抗拒齐国，只是为了快意于一时的愤恨而已，不知道强大的楚国在后面议论他们。楚国侵犯卫国，必定是因为齐国招致的。齐国既然不被诸侯容纳，就向南寻求楚国，楚国为齐国报仇，而鲁、卫实际上在鞍之战中击败了齐国，兵祸首先应当先遭受灾祸。鲁国如果没有前几天的战争，就一定不会有今天的耻辱了。幸好楚国听从他们的屈服从而平息兵祸，那么在蜀地设防还算幸运，哪里还顾得上耻辱呢！凡是诸侯的儿子称为公子，因为父亲称为公，儿子就称为公子。楚国既然称王，怎么能称为公子呢？我在庄公二十三年“荆人来聘”时，曾经论述过，认为楚国降低王号称为子，是根据其自称以与中国交往的言辞，在这里尤其足以证明这一点。况且婴齐不称王子而称公子，那么他的君主难道自称王吗？称王的，是臣子死后追谥的。战国时代，诸侯都称王，而赵武灵王唯独不称王，天下尊崇他，那么不称王，对楚国是有利的。楚国当时正在中夏寻求诸侯，肯自称王以触犯诸侯的厌恶吗？现在看记载公子婴齐这件事，那么他的君主不自称王就很明白了。他死后称为共王，是臣子尊崇他，也像赵武灵王起初不称王而称为灵王一样。

丙申日，鲁成公与楚人、秦人、宋人、陈人、卫人、郑人、齐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在蜀地结盟。

蜀，是鲁国的地方。鲁成公与各位大夫在蜀地结盟，那么鲁成公有意进行这次结盟。鲁成公有意进行这次结盟，那么是鲁国主持的吗？回答说：“鲁国怎么敢凌驾于楚国之上呢？是楚国主持的。”只有鲁成公有意接受楚国的盟约罢了。已经接受楚国的盟约，君子所不责备，不足以诛讨。现在率领天下都顺从楚国，他的罪过难道能胜得过来吗？国内不记载公而国外记载大夫的名字，是大夫抗拒，恶在外，像与齐国高傒结盟那样。国内不隐没公而国外记载人，是公自辱，恶在内，像公与莒人在浮来结盟那样。蜀地的盟会，是与浮来结盟类似的。鲁国内部争斗私忿而外部招致寇敌，寇敌到了，则匍匐请求屈服还来不及。既然已经顺服于楚国，在所不恤，而拉拢诸侯听命于楚国，他的罪过如何逃避？大概鲁国独自接受楚国盟约，就怀疑晋国率领诸侯来问他的缘故，先夺取晋国的援助，率领诸侯而顺从楚国。陈、郑本来就是楚国的党与，而齐、秦、宋、卫、曹、邾、鄫则不是鲁国号召的，也没有立即一起变为左衽。这是圣人不隐没公，暴露他的耻辱而加重他的诛讨的原因。秦先，宋先，陈先，卫先，郑、卫、宋两位国君斩然在丧期，可以推辞而不推辞。齐在郑之后，俨然大国，可以拒绝而不拒绝。冒着丧期而跟随结盟，自辱以顺从楚国，都在所诛讨。虽然一概贬称为人，看他们的先后顺序，而罪过的轻重就显现出来了。然而不如鲁国的恶行严重。以司寇的典章来责备，鲁国应当服上刑，齐国次之，宋、卫又次之，而诸侯是不得已的。这是《春秋》的法度所以寓含司寇的典章的原因吗？

三年春天，周历正月，鲁成公在蜀地防备晋侯、宋公、卫侯、曹伯讨伐郑国。

冬天顺从楚国而春天顺从晋国；冬天与郑国结盟而春天讨伐郑国，为什么呢？诸侯不自安且不信服。那些诸侯不安、诸侯不信服，谁承担其罪责呢？霸主不兴起啊。郑国顺从楚国很久了，假如晋国有志于对抗楚国、使郑国顺服，何不把讨伐郑国的军队移到鞍之战呢？移动七位大夫的势力而逼迫楚国，那么楚国必定恐惧；移动七百辆兵车的兵力去讨伐郑国，那么郑国必定顺服。恐惧齐国，哪里比得上恐惧楚国有利？顺服齐国，哪里比得上顺服郑国有功？兵力既已耗尽于齐国，楚国人乘隙而逞强，诸侯已经归属楚国，而仅仅拉拢诸侯从楚国的余威而进行讨伐郑国的战役，应当不能得到郑国。然而幸好诸侯不最终顺从楚国，反而顺从晋国，这也是晋国的幸运而中国的福分了。所以圣人再次举出并爵称他们，是为了伸张霸主的威严，而庆幸诸侯能够自我反省。

译宋、卫两位君主在逾年之后称爵，这是礼制的常规。他们当时尚未〇，时间还未到五个月罢了。称爵，是因为他们是逾年之后的君主，哪里会去计较〇与不〇呢？卫子在洮地结盟，已经〇了，只是还未逾年，所以也称子。由此可知，宋、卫称爵，是因为已经逾年，并非过错。

译辛亥，卫国穆公。

二月，鲁成公从讨伐郑国归来。

在宗庙举行饮酒礼，解释者认为这是表示危险。蜀地之盟为什么不表示危险？在这里反而表示危险，我想听听其中的道理。

甲子日，新宫发生火灾，哭了三天。

新宫，是指宣公的庙。为什么不写谥号？因为神主还没有进入宗庙。丧期结束则神主进入宗庙，丧期二十七月结束。现在二十八月，为什么还没有进入宗庙？因为还没有举行合祭。按照礼制，丧期结束就借着合祭的机会，将新神主奉安于宗庙，现在宗庙建成而还没有举行合祭，神主没有进入宗庙，所以不能书写谥号。那么为什么书写这件事？因为哭了一天而书写罢了。按照礼制，烧毁先人的居室就哭三天。如果神主没有进入宗庙，先君实际上没有居住在那里而哭他，不是哀悼先君，实际上是自我哀悼。自我哀悼怎么能算作礼呢？认为上天不保佑宣公而新宫发生火灾，是牵强附会的。僖公的宗庙发生火灾，难道也是谴责僖公吗？桓公的罪恶比宣公更严重，上天为什么不在新宫时降灾，等到已经毁坏后才降灾呢？上天难道重视宣公而轻视桓公吗？况且神主实际上没有进入宗庙就发生火灾，这对宣公有什么伤害呢？圣人书写这件事，只是为了指出礼制的缺失，而不是为了区区地认为这是上天的感应。

乙亥，宋国文公。

夏天，鲁成公前往晋国。

古代诸侯继承君位，丧期结束后就穿着士的服装去朝见周王，周王赐给他韨冕，然后才去朝见邻国，以延续友好、建立信任，这是礼制的常道。现在成公脱下丧服不去朝见周王而去朝见晋国，这是什么礼呢？春秋时期诸侯以强弱来划分，哪里还讲究礼！宣公在齐国接受君位，所以丧期结束后去朝见齐国而不朝见晋国；成公受制于晋国，所以丧期结束后去朝见晋国而不朝见齐国。那么相互朝见的礼制，只是看所畏惧的国家先去朝见，势均力敌以下的国家有所不朝见，何况周天子的礼防呢！那些轻慢诸侯而不再去朝见周王的人，君子不责备他们。圣人书写朝见晋国的事，大都是为了责备他们安然无视周王。

郑国公子去疾率领军队讨伐许国。

郑国讨伐许国，是自撤藩篱以招致楚国入侵。根据职方氏的记载，许国靠近楚国，楚国越过许国才到达郑国。许国弱小不能抵抗楚国，屈服而顺从楚国，君子不责备，是体恤它的弱小。而郑国本来是中原的次等大国，以许国为屏障，向北侍奉晋国，联合诸侯以抵抗荆楚，楚国也没有立刻得到郑国。现在郑国没有谋略，也屈服而顺从楚国，又连年讨伐许国，扼住许国的弱小而肆意施毒。许国和郑国是唇齿关系，许国灭亡则郑国灭亡，何不放过许国作为外部的屏障，这本来是郑国的利益？却偏偏逼迫许国不止，后来许国畏惧郑国更加严重，迁移到楚国境内，迁到叶地，又迁到白羽，又迁到容城，靠近楚国都城，用来依靠楚国而抵抗郑国。郑国既然失去了许国，所以楚国军队一出，就直接踏入郑国郊外，楚国的祸患更加接近。所以襄公之后，郑国多次归附楚国，每年都有晋国和楚国的战争，腹背受敌，水火交迫，而郑国就像在鼎中的鱼一样。这些祸患都起因于讨伐许国而自撤藩篱的缘故，不可不仔细考察。所以圣人对于郑国讨伐许国的事始终详细记载，用来诛责郑国的无谋，以及毁坏中原内部巩固的形势。

鲁成公从晋国归来。

秋天，叔孙侨如率领军队包围棘地。

包围城邑，不连属国家，是内地的城邑，为什么要包围它呢？棘地，不过是汶阳的城邑罢了。前年因为鞌之战而夺取汶阳田地，汶阳的百姓大概没有降服于鲁国。然而汶阳本来是鲁国的百姓，又回归鲁国，为什么不顺服？孟子说：“耕种者采用助法而不征税，那么天下的百姓都会喜悦而愿意成为那里的百姓。”宣公改变助法而征税，成公用丘赋来装备军队，对于那里的百姓，难道不困难吗！汶阳在齐国时，只实行助法；只实行甸赋来装备军队。现在回归鲁国而采用鲁国的制度，就固定了税收而加倍了赋税，他们怎么能承受呢？适宜他们悖逆而叛乱。百姓叛乱而包围他们，哪里比得上减轻赋税而百姓自然顺服呢？所以包围棘地的事，圣人所深深痛恨，只是为内部避讳而委婉其义罢了，所以不书写叛乱。然而书写包围，那么叛乱自然显现；百姓叛乱，那么不安于鲁国就可以知道了。这就是所说的含蓄而显明吗？

举行大雩祭。

意义见桓公五年。

晋国郤克、卫国孙良夫讨伐廧咎如。

叔孙侨如专权于鲁国，郤克专权于晋国，孙良夫专权于卫国，在鞌之战中，大概已经显露了。现在叔孙侨如包围棘地，而郤克、孙良夫讨伐廧咎如，大概是互相效仿而兴起徭役、建立武功，以夺取国家权柄罢了。棘地叛乱而包围它，还说得有理由，而廧咎如哪里值得诛讨呢？他们只是看到叔孙侨如包围棘地，好像对鲁国有功劳，所以也讨伐廧咎如而在晋国建立功劳。棘地，是汶阳的叛乱城邑，而廧咎如，是潞氏的叛乱城邑。鲁国得到汶阳而棘地叛乱，棘地是内地的城邑，那么叔孙侨如包围它，还说是为了国家；晋国得到潞氏而廧咎如叛乱，咎如是夷人，郤克讨伐他，做什么呢？这两个人不自我责备导致叛乱的原因，引导他们的君主并安抚百姓，却致力于专权用兵以建立自己的功劳，我只看到他们有防备军队的罪过，没有看到他们有丝毫的功劳。至于卫国孙良夫，尤其对自己无益而对国家有害，大概是模仿郤克的行为，而不知道自己被人役使。

冬十有一月，晋侯派荀庚来聘问，卫侯派孙良夫来聘问。丙午日，与荀庚结盟。丁未日，与孙良夫结盟。

聘问是用来表达友好的，结盟是用来质疑的，借着修好而质疑，君子有什么可取的呢？晋国、卫国两国都来鲁国聘问，不算不厚道了，既聘问又接着结盟，这是什么意思呢？鲁成公违背齐国而侍奉晋国，起初大概与晋国和睦，卫国在鞌之战中可以看出。后来楚国军队侵犯

译卫国，鲁公担心楚国的军队会波及鲁国，于是为了防备楚国，与楚国结盟，率领天下诸侯背叛晋国而归附楚国，晋国对此确实怀恨在心。卫国原本与晋国和睦，然而刚被楚军威胁，便跟随鲁国而归附楚国，晋国能不怨恨吗？等到讨伐郑国的战役时，鲁国和卫国虽然表面上疏远楚国而重新归附晋国，晋国确实怀疑他们。所以，在晋国没有防备之前，鲁公去晋国朝见，讨好晋国以洗刷之前的过错；而卫国的大夫良夫也跟随晋国讨伐廧咎如，取悦晋国以求得容纳。鲁国大概是借着卫国而归附楚国，卫国也是借着鲁国而背叛晋国，两国都得罪了晋国。如今晋国回报鲁公的朝见，派遣使者聘问鲁国，道路经过卫国，卫国怀疑鲁侯出卖自己以洗刷自己的罪过，所以也派遣使者聘问鲁国，大概是破除他们的奸诈并堵塞他们的谗言。那么这两位大夫来到鲁国，能不辩白吗？所以在聘问之后各自与鲁君结盟，结盟是因为有怀疑。晋国的结盟，是怀疑鲁国对楚国有二心；而卫国的结盟，是怀疑鲁国出卖卫国以欺骗晋国。这两者不能同日而语，所以在两天分别结盟，各自消除各自的怀疑罢了。然而这是鲁公的过错呢？还是两位大夫的违抗呢？回答说：“说是鲁公的过错确实如此，但结盟并非鲁公所愿，两位大夫各自出于私意要挟结盟，所以以两位大夫违抗鲁公来记事，隐去鲁公而不记载，不像蜀地的结盟那样在内史中记载鲁公而在外史中隐去大夫的名字。两位大夫的结盟，大概不是君主的命令，各自趁着便利而要挟结盟，所以不归属于国家，并且记载使者，不像郑伯派遣他的弟弟语来结盟，既记载使者又归属于君主。圣人用字的取舍，褒贬自然明白，我奇怪学者探求得太浅而不得其法，所以极力说明，而两位大夫的情状大概无法改变我的说法。两位大夫的情状显露，那么褒贬就确定了。”

译郑国攻打许国。郑国凭借许国来对抗楚国，这是有志于维护中原华夏的；如今攻打许国而亲近楚国，这是有志于蛮夷荆楚的。圣人也是根据他们的志向来判定善恶，所以说“郑伐许”，是将郑国排斥在外的意思。其余的义理见《公子去疾伐许》篇。

鲁宣公四年春天，宋国国君派遣华元来鲁国聘问。通，指继位的国君。按照礼制，诸侯世代互相朝见，是为了延续友好、建立信任。春秋时代，以强弱来划分等级，齐、晋是大国，宋国不敢不朝见；势均力敌以下的国家，本来就不曾朝见。来聘问已经是很丰厚的礼遇了，圣人记载这件事，大都是为了记录他们依仗权势而废弃礼制的行为。

三月壬申日，郑国国君坚去世。

杞国国君来朝见。《左传》说：“是为了送还叔姬。叔姬在杞国不守妇道，杞国国君打算休弃她。”如果只是送还叔姬，那么人们会怀疑鲁国利用叔姬的谗言来憎恶杞国，所以杞伯先朝见鲁国并说明缘故，因此第二年叔姬才回来。唉！春秋时代，夫妇之间的伦理道德已经断绝了。舜对两个女儿施行教化，文王对寡妻施行教化，这种道理在哪里呢？观察这些，君子能不感伤今世而思念古代吗？

夏四月甲寅日，臧孙许去世。

鲁宣公前往晋国。鲁宣公三年，鲁宣公前往晋国，不久荀庚来聘问，报答鲁宣公的朝见，并且要求鲁宣公结盟，这是鲁宣公的屈辱。鲁宣公固然已经受辱，但还是担心荀庚回去后在晋国有借口，来洗雪他抗命的耻辱，所以现在又去朝见。他两次朝见晋国，都是因为蜀地结盟时背叛晋国而跟随楚国的缘故。唉！一次行动的失误，接连几年朝见都不能洗刷，我看到他非常劳苦且受辱，不再责备他失礼了。

〇郑襄公 秋，鲁宣公从晋国回来。

冬，在郓地筑城。郓，就是汶阳的一个城邑。从田地来说，叫汶阳；从城邑来说，叫郓。先前棘地反叛而包围它，如今郓地有二心而筑城，这都是实行初税亩、制作丘甲的缘故。鲁国有两个郓：一个靠近莒国，叫东郓；一个靠近齐国，叫西郓。这是西郓，认为是因为害怕齐国再次夺取它，所以这样。《左传》认为是防备晋国，那么郓距离晋国太远了。

郑国国君攻打许国。郑国在这时三次攻打许国了，圣人大概厌恶这种行为。先前襄公攻打许国，《春秋》称他为“狄”；如今悼公攻打许国，《春秋》称他为“爵”。这难道是赞许他攻打吗？大概是因为悼公在襄公去世未满一年时就称伯，并且亲自穿戴甲胄，从事军事行动，这是圣人深深痛恨的。所以顺从他的意思来记载，以显示对他的厌恶。

鲁宣公五年春王正月，杞国的叔姬回来。宫中女子被休弃都称为“来归”，但是罪恶不可以不分辨，所以有被送回的，有自己回来的，以此显示用意。齐国人送还子叔姬，罪责在齐国；杞国叔姬回来，罪责在叔姬。叔姬自己请求休弃断绝关系，所以用“自归”来表述。虽然叔姬的罪过没有考证，但观察圣人所写的文字，被送回的显示丈夫不像丈夫，自己回来的显示妻子不像妻子。夫妇是人伦的大纲，也是王化之本。根本确立了，五种教化就能普及，周王室就能中兴，这是圣人作《春秋》的用意。

仲孙蔑前往宋国。

报答华元的聘问。

夏，叔孙侨如在谷地与晋国的荀首会见。谷，是齐国的地方。晋、鲁的大夫不在晋、鲁的边境会见，而在齐国的地方会见，为什么呢？鲁国自从鞌之战后，实际上与晋国同样憎恶齐国，不久鲁国得到了汶阳田，而晋国没有收获。对晋国没有益处，却招致齐国的怨恨，为什么呢？所以又与齐国讲和。如今荀首在谷地会见，实际上是前往齐国。鲁国怀疑他前往齐国，就有离间鲁国的可能，所以通过会见来坚定他的志向，以此来消除齐侯议论鲁国的阴谋，而破除晋人谋害自己的谗言。《左传》记载荀首前往齐国迎娶女子，而侨如在谷地供给他粮食，记录了会见而不知道缘故。我因此说明它，以阐明侨如的志向，那么圣人所写的用意就显现了。不然，侨如供给荀首，与国家大事有什么关系？《春秋》为什么要记载它？

梁山崩塌。梁山，是晋国的地方。《诗经》说：“奕奕梁山”，大概在韩侯的国家。韩国被晋国灭亡，那块地方属于晋国，晋侯和秦伯在韩地交战就是证明。梁山是晋国的地方而不归属晋国，山崩川竭，是天下的大异象，天地不因为一个国家而显示变异，圣人难道因为一个国家而记载它吗？天地显示变异来警示君主，圣人记载它来昭示后世，做君主的观察这个，也可以识得天意了。如果取其事用来应验，说：“这是梁山崩塌的验证”，这也是淫巫盲史的事情，不是君子想要听到的。

秋，大水灾。

义理见桓公二年。

冬十有一月己酉日，周天子去世。

定王也不书〇鲁不防〇

十有二月己丑日，鲁宣公与晋侯、齐侯、宋公、衞侯、郑伯、曺伯、邾子、杞伯，在虫牢结盟。

蜀地结盟，机防一旦失守，楚国人乘虚而入，晋国于是失去了诸侯。不久拉拢跟随楚国的残余势力去攻打郑国，郑国大概还没有归顺。如今郑国再次回归而成为中原国家，晋国于是会合诸侯在虫牢结盟，与郑国结盟并且团结诸侯的心。晋景公即位十有五年了，曾经举行清丘、断道之盟来寻求诸侯。当时楚庄公正嚣张，诸侯三心二意，晋国不能做宗主。如今虫牢的会见，开始能恢复中原的势力，收回失落的诸侯，会见并且结盟，而且能让郑国从长期叛乱中返回，虽然不足以成就桓公、文公的功业，但志向有值得嘉许的地方。所以《春秋》都举出他们的爵位，没有贬斥的言辞。而解说的人说天王去世而诸侯不吊唁是贬斥，而且虫牢是郑国的地方，

译逼近王城，晋景公于是率领诸侯在王城之外结盟，以尊崇王室，这哪里算得上是罪过呢？或许有人只是看到史书没有记载定王的丧事，因而以此责备诸侯。况且定王驾崩时距离结盟才过了两个月，有什么丧事可记呢？史书不记载丧事，仅仅是因为鲁国没有派人参加护丧罢了，怎么能把罪责归咎于诸侯呢？诸侯参加护丧，自然记载在诸侯各国的史册中，鲁国怎么能把它写进自己的史书呢？像这样，借护丧之事将人推向恶名，从而削弱中原盟主的威势，这不符合《春秋》的本意。

译鲁僖公六年春季，周历正月，鲁僖公从防地回国。

二月辛巳日，鲁国建立武公的宗庙。

常规的礼仪，是先王用来区分尊卑等级的；非常规的礼仪，是圣人用来顺应情理的。鲁国的宗庙制度，其礼仪本身就已经属于非常规的了，在非常规之中，又用私意加以增补，那就扰乱了圣人的典章，触犯了先王的禁令了。况且诸侯不毁坏的宗庙只有一座，鲁国不毁坏的宗庙却有两座。诸侯实行二昭二穆的制度，加上太祖不毁坏的宗庙，总共是五座。鲁国因为周公对周王室有大功勋，而将伯禽封在曲阜，伯禽受封的祖庙不可毁坏，而伯禽之所以拥有鲁国，是因为周公的缘故。所以鲁国祭祀周公作为太祖，而伯禽作为太室，两座宗庙不毁坏是有原因的，这就是所谓的非常规礼仪，用来顺应情理。后世的子孙只看到鲁国的宗庙制度已经不同于诸侯，于是用私意创立，防地有功劳于鲁国就建立宫庙来祭祀他，这是什么礼仪呢！武公到这里大概已经十代了，他的宗庙早就成为鬼魂了。现在创立武宫，是用私意触犯先王的禁令，武公如果有灵，也不会享用祭祀的。解说礼仪的人不考察其荒谬，于是说鲁公的宗庙是文世室，武公的宗庙是武世室，因此把武宫当作鲁国不毁坏的宗庙，为什么鲁国不毁坏的宗庙这么多呢！周公因为功勋而不毁坏，伯禽因为受封而不毁坏，那武公又是什么人呢！记载礼仪的人出于春秋之后，看到鲁国有武宫，于是有了武世室的说法，大概是不合经义的。假如鲁国既有武宫而不毁坏，那么现在应当写“新”，不应当写“立”。写“立”，是初次建立，在此之前从未有过。学者应当以《春秋》经文为准，记载礼仪的人出于汉儒，不足以依据。

鲁国夺取鄟国。

内部灭国要避讳“灭”字，所以写“取”。鄟，是小国。鲁国灭国的情况有三种，都写“取”，取鄟、取邿、取鄫就是。如果宣公九年取根牟，是为了承接上文，大概是因为齐国夺取莱邑。昭公元年取郓，则是鲁国境内的城邑。这两种情况不是灭国，不能套用取鄟的例子。

卫国孙良夫率领军队侵犯宋国。

在此之前，卫国与宋国共同参加了虫牢之盟；在此之后，卫国送女子给宋国，那么宋国与卫国本来没有丝毫嫌隙。现在卫国没有理由而侵犯宋国，我考察其原因却没有发现。卫国依附晋国很久了，那么侵犯宋国的战役，怀疑是晋国的意思。大概在此之前，齐国未曾跟随晋国在防地结盟，也未曾与宋国共同作战。楚国主持蜀地之盟，就把齐国排在卫国、郑国之下，而宋国排在前面，大概认为本国本来比齐国尊贵。爵位是上公，国家是三恪，怎么会低于齐国呢？等到虫牢之盟，晋国才得到齐国，大概认为是不世出的幸运，所以把齐国排在宋国之上。宋国实际上感到不满，那么宋国在防地，必定有不屈服的言辞了。于是晋国命令卫国讨伐宋国，卫国实际上对宋国没有怨恨，只是服从盟主的命令，有所不得推辞罢了。所以孙良夫，作为卫国上卿，率领卫国军队前往。不讨伐而侵犯，率领军队，是重兵；侵犯宋国，是小事。用重兵而行小事，难道是力量不足吗？是不合情理罢了。所以圣人对卫国没有贬斥之辞，大概志向不在卫国，实际上是讥讽晋国。

夏季六月，邾子来朝见。

邾国，是鲁国的附庸。前几天在鄫国杀害鄫子，是鲁国应当惩治而没有惩治的。后来蜀地之盟、虫牢之防，都得以列于诸侯之中，鲁国实际上庇护了他，对邾国的恩惠很大了。现在的来朝见，不算过分礼仪了。容忍他的奸邪而引导他的恶行，接受他的礼仪而搁置他的罪责，这是春秋时期的做法。

公孙婴齐出使晋国。壬申日，郑伯费去世。

秋季，仲孙蔑、叔孙侨如率领军队侵犯宋国。

宋国对于鲁国，比卫国更亲近。前几天卫国因为晋国的命令，不得已而对宋国用兵，所以只是侵犯而已。晋国大概认为侵犯宋国不足以挫败宋国的抵抗，所以命令鲁国公孙婴齐从晋国返回，而鲁国由仲孙蔑和叔孙侨如侵犯宋国，是奉行晋国的命令。然而四年宋国派华元来聘问，五年鲁国由仲孙蔑回报，宋国与鲁国的友好关系正深厚，那么两军出动，难道是志在讨伐宋国吗？晋国怨恨宋国而自己不去讨伐，把恶行转移给别人，别人难道没有心腹肾肠吗？用自己的军队去争斗别人的愤怒，对自己没有益处而在别人那里结怨，适宜鲁国不忍心深深毒害宋国，也只是侵犯其北部边境而已。仲孙蔑和叔孙侨如都是鲁国的命卿，率领军队而行，其人数必定不少，即使进入其都城、包围其城邑也没有困难，而只是侵犯，这难道是他们的本意吗？只是敷衍塞责的言辞罢了。所以明年华元又来聘问，公孙夀来纳币，而伯姬嫁到宋国，那么今天的侵犯宋国，并不以为憾恨。知道命令出于晋国，不是鲁国的本意。左氏说“晋命”，是说得对的。

楚国公子婴齐率领军队讨伐郑国。

郑国自从辰陵之盟，就受命于楚国。楚国看待郑国，本来就像自己的同伙一样。刚刚背叛楚国而依附晋国，那么军队就包围其营垒。郑国不能忍受，晋国不能夺取。所以郑襄公向南服从楚国十五年。虫牢之盟，中原的势力稍微振奋，所以郑国又反过来依附晋国。悼公去世，楚国趁着郑国丧事用军队扼制它，其毒害很深了。然而诸侯讨伐丧事，很少有贬斥之辞，而楚国不加贬斥，不是赞同楚国。圣人难道会要求荆蛮遵守礼义吗？是用不治来治理他们。王者不治理外裔的意思，在这里体现了。

冬季，季孙行父出使晋国。

公孙婴齐出使晋国，返回后两位大夫侵犯宋国，是晋国的命令。侵犯宋国的军队返回后，而季文子出使晋国，是报告宋国屈服的情况。晋国因为卫国不服从命令，改而命令鲁国，鲁国只是侵犯宋国而已。鲁国怀疑晋国以宋国为

译未归服就怪罪鲁国，所以让行父出使晋国，以表明宋国的归服。因此第二年救援郑国的战役中，宋国再次跟随晋国，是因为鲁国的缘故。鲁国那样渺小却急于向晋国讨好，大概是因为蜀地之盟时率领诸侯背叛晋国而追随楚国，晋国对此确实怀恨在心，所以四位大夫在一年之间三次奔波劳碌，以迎合晋国的欢心，只怕得不到宋国而再次得罪晋国。唉！一次举动就失去了以往的辛劳，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吗！

译晋国栾书率领军队救援郑国。

善于救援郑国，救援是善举，那么征伐就是恶行，这就可以知道了。

鲁宣公七年春季，周历正月，小老鼠吃了郊祭用的牛角。重新占卜选牛，小老鼠又吃了那牛的角，于是免去用牛。

小老鼠吃郊祭牛角三次，改卜选牛后又吃角的，只有这一次。鲁国举行郊祭，是僭越礼制，上天难道会享用僭越的祭祀吗！小老鼠造成的祸害，解说者认为是饲养祭牲不谨慎，这是不对的。小老鼠难道是人招来的，而且难道是人所能驱赶的吗？上天不认可鲁国，所以留下祸害并彰显谴责。鲁国不体察这一点，又改卜选牛，违背天意是不祥的，理应再次被吃。免去用牛不举行郊祭，却仍然举行三望之祭，不祭祀上天却祭祀大地，其僭越程度是一样的。其义理见僖公三十二年。

吴国攻打郯国。

楚国的祸患没有止息，又加上吴国，这是中原国家的不幸啊！吴国本是太伯的后代，在周朝是伯父，假使它遵循周礼并顺从中原国家，那么《春秋》本来应当有褒奖和特殊的措辞。只因为它拘泥于本来的习俗，所以《春秋》也把它当作外邦看待，只称“吴”罢了。楚国开始与中原交往时称“荆”，吴国开始与中原交往时就称“吴”，这都是它们自称的。太伯避位逃奔荆蛮，自称“勾吴”，后世沿袭而不改变，所以也称吴。后来记载“吴子”，也是沿袭它的自称，与楚国相同。解说者认为吴国没有周朝册封的王号，圣人降低规格而书“子”，这是不对的。看它国君去世而向我国通报丧事，就可以知道了。礼制规定：诸侯去世而向诸侯通报丧事，都自称其原本的爵位，不敢有所加增；至于鲁国则书“公”，是臣子尊称它。现在吴国和楚国的国君去世都书“子”，都是它们自称的；鲁国称“公”并加谥号为“王”，是诸侯及其臣子尊称它，这不可以作为典范，所以圣人省略其“公”避其僭越的王号，这才得当。胡安国又援引《国语》中“吴本为伯爵”的说法，这是《国语》的失误，它只是看到吴是伯的后代，就认为是伯爵罢了。秦国本为伯爵，也自称伯，圣人不贬低它，为何唯独对吴国贬低呢？吴国和秦国是一样的，论吴国的祖先则比秦国尊贵，圣人不应降低吴国而与秦国同等，只是听任它自称罢了。至于它攻打郑国，则是中原国家的祸患，从此开始，《春秋》大概是替中原国家担忧。它称国、称子，是依据其势力强弱，所以与中原交往的记载详略如此。如果认为这是圣人笔削所寄托的深意，那就错了。

夏季五月，曹伯来朝见。

曹国在诸侯中，不能算小国，只是势力不足罢了。论其名分，上与卫国、郑国同列而无愧；较其实际，则下与邾国、莒国没有大的超过。如征发劳役，则上与卫国、郑国相同；而朝见觐礼，则下比于邾国、莒国。唉！曹伯大概也很艰难了。三年鞌之战，曹国本来与齐国没有怨恨，只是承受晋国、鲁国的役使，而有公子首的出逃。攻打郑国、救援郑国，没有敢不跟随的。其名分与郑国、卫国相同，而其实势支撑不住，所以郑国、卫国未曾朝见鲁国，而曹国屡次朝见它，这其实与邾国、莒国相比。《易经》说：“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所以自强不息而因时警惕。”这说的是《春秋》中的曹伯吧！

不举行郊祭却仍然举行三望之祭。

其义理见上文。

秋季，楚国公子婴齐率领军队攻打郑国。

楚国军队两次攻打郑国，是因为郑国背叛了自己。郑国难道是楚国的盟友吗？邻近楚国边境，楚国一旦得到它，就把它当作固有领土。郑国接受晋国的盟约，则军队屡次遏制它。前次攻打郑国，晋国派一大夫率领军队救援它；这次攻打郑国，派九国之君援助它。援助郑国的力量日益增加，就知道楚国日益强盛是确定的了。

鲁公在防地会见晋侯、齐侯、宋公、卫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援郑国。八月戊辰日，在马陵结盟。

《春秋》记载“救”，没有紧接着记载“盟”的。而且会合诸侯，主要是为了救援郑国罢了，何必用盟誓？盟誓，是用来巩固猜疑和背叛的。诸侯都在，有什么需要巩固的？现在诸侯救援郑国而在马陵结盟，我知道这是担忧楚国的强大，而怀疑诸侯的背叛。当时晋国大概没有失去郑国，马陵之盟，郑国实在在其中。楚国公子婴齐两次率领军队攻打郑国，前次的军队未能得逞，那么这次的行动，军队没有减少，增加兵力以遏制郑国，郑国能不害怕吗？岂止郑国害怕，宋国、卫国、曹国、莒国、邾国又凭什么而不恐惧？恐惧则二心生起，这是诸侯的常情。晋侯于是怀疑他们看到楚国的强大而背叛晋国倾向楚国，所以救援军队还没有返回，就在马陵与他们结盟，用来晓谕内外强弱的形势，消除诸侯的恐惧，而平息他们背叛晋国倾向楚国的心。《春秋》记载“救”共十八次，只有这次紧接着记载“盟”，由此知道这是担忧楚国而怀疑诸侯的猜疑和背叛。

鲁公从防地回来。

凡是鲁公出行而返回，在祖庙饮酒，放下酒杯，将功绩写在简册上。然而鲁公外出，本来有偶发两件事的情况，不可以因两件事而到，因两件事到，就好像再次外出一样。两件事都是善举，就概括说“至自防”。两件事善恶各一，就选择善的那件记载。大概恶行则饮至之礼有所不敢实行，如果实行，就必定用饰辞来欺骗简册上的记载。圣人都依据实际情况而记载，褒贬自然显现。现在救援郑国、在马陵结盟，是因为外出而偶发两件事，两件事都没有恶行，所以一并告于祖庙，而概括记载说“公至自防”。

吴国进入州来。

州来，是吴国和楚国之间的小国罢了。吴国攻打郯国，中原国家没有救援的，而楚国人也不敢议论其后。于是进入州来。州来微弱，且逼近于

译楚国，它攻取了州来，不足以影响中原国家的轻重局势，但圣人一定要记载这件事，用以表明楚国正处扩张之势而吴国日益强盛，中原诸侯怎能承受得住？所以不到十年就发生了钟离之会，中原国家怎能同时抵抗两个敌人呢？因此疏远楚国，不得不联合吴国。然而勾吴蚕食中原的态势，是从攻打郯国、进入州来开始的，这是为了彰显其侵扰华夏的逐渐过程。解说的人认为吴国趁着楚国攻打郑国而进入州来，这是楚国攻打郑国、晋国救援郑国的军队已经返回，而吴军才到达州来，怎么能说是趁着楚国出兵呢？王当又认为后来楚国军队不敢在中原大国面前炫耀武力，是畏惧吴国。九年楚国在吴国和鲁国之间攻打莒国，吴国为什么不趁机袭击它的后方呢？他们只是看到州来靠近楚国，而吴国进入了它的城郭，主观推测而做出这种说法，其实是不对的。

译冬季举行大雩祭。

周历的冬季，即现在的八月，因为没有下雨，不得不举行雩祭。我在桓公五年条下见过相关记载。

卫国孙林父出逃到晋国。

孙氏专权卫国，从孙良夫开始。孙良夫在经文中出现六次，专主盟会两次，专主军事四次。防盟征伐，既然全由他一手操办，世代传到他的儿子，怎能不专横呢！孙林父，是孙良夫的儿子。卫定公不忍心他的专横，心中不能没有怨恨，然而还没有加以谴责，孙林父就逃往晋国，向大国申诉并在国内对抗国君，他的罪过难道可以尽数惩罚吗？晋国不能惩治他，反而同情卫国，鼓励他的臣子违抗国君。十四年孙林父去世，从晋国回到卫国，是晋国把他送回去的。此后他日益放纵恶行，到襄公二十六年进入戚地叛乱。圣人始终记载这件事，开头记载他出逃，结尾记载他叛乱，孙林父的罪过无处可逃了。然而卫国不能制约他而容忍他，晋国不能惩治他而纵容他，同样是罪过。卫国弱小且受制于晋国，有所不能抗衡，而晋国庇护叛臣扰乱别国，它的罪责难道不应该加重吗？这是《春秋》的法度，大概专门责备晋国。

八年春天，晋侯派韩穿来谈汶阳的田地，把它归还给齐国。

孟子说：“可以夺取，也可以不夺取，夺取会损害廉洁；可以给与，也可以不给与，给与会损害恩惠。”鲁国因为鞌之战而夺取汶阳，是晋国的力量。现在韩穿来谈归还汶阳田地，也是晋国的缘故。以前认为可以夺取，那么如今就不应归还；现在认为应当归还，那么以前就不应夺取。认为可以夺取却又归还，认为应当归还却故意夺取，两者都是罪过。汶阳本来是鲁国的田地，很久以前就沦陷于齐国。等到鞌之战，晋国主持这场战争，一战获胜，把鲁国被侵占的土地返还，然而晋国实际上有什么损失呢？只是为鲁国恢复田地罢了。以前从齐国夺取田地，齐国失去了它，晋国实际上没有什么损失；今天把田地给齐国，齐国得到了它，晋国实际上有什么所得？失去的不是自己的损失，得到的不是自己的利益，所以晋人在取予上非常轻率且容易。只是借这个田地在鲁国买功，在齐国买恩罢了。起初进行鞌之战，鲁国确实倾尽全国之力跟随。倾尽全国之力跟随我，而我没有什么利益给他们，那就好像劳苦人民而没有报答，所以夺取汶阳田地来报答鲁国的功劳。既然打败了齐军，齐顷公委屈自己侍奉晋国。晋国自文公之后，齐国大概是东方强大的诸侯，不曾屈服于晋国。鞌之战一败，锐气顿挫，虫牢之盟、救郑之役，执兵歃血，只服从晋国。晋国得到齐国的臣服，认为是很大的荣耀，所以常常把夺取它的田地看作是一种亏欠。鲁国人得到田地，晋国实际上没有补益，而亏欠齐国较多；鲁国人失去田地，晋国实际上没有伤害，而对齐国是一种恩惠。所以宁愿让鲁国失去田地，而晋国不亏欠齐国，这就是韩穿来的原因。然而这块田地本来是鲁国的旧封地，那么在鲁国是正义，在齐国是不义。晋国借田地来在两国买功罢了，哪里顾得上正义不正义呢！然而鲁国起初依靠四位卿大夫得到它，现在因为一句话失去它，为什么得到艰难而失去容易呢？起初依靠晋国的势力得到它，所以如果不是四位卿大夫一起出动，无法奉承晋国的欢心；现在畏惧晋国的势力失去它，所以即使一句话涉及，也不敢不承奉晋国的命令。这就是得到艰难而失去容易的原因。鲁侯不刚强，固然无法违抗，而晋景公强势唠叨，也太过分了！圣人记载说：“晋侯派韩穿来谈汶阳的田地，把它归还给齐国。”《春秋》的书法，没有像这样详细且委婉的。晋侯的罪过，哪里能逃避呢？“归还给齐国”，是迂回的言辞。凡事有曲折而不通达的，必定用迂回的言辞来表现。晋人拘捕卫侯“归还”给京师，与拘捕曹伯“归还”给京师不同，所以说“归还”以显示其曲折。现在说汶阳的田地“归还”给齐国，与齐人来归还郓、讙、龟、阴田地不同，所以也说“归还”，以彰显其不直，一字之间，其义理就明显了，确实非圣人不能修撰。汶阳田地，就是郓、讙、龟、阴。起初说它的田地，最后列举它的城邑，此时还不是城邑，后来齐国修筑为三个城邑来守卫罢了。所以定公十年回来归还时，以城邑列举。其余义理见《取汶阳田》。

晋国栾书率领军队侵犯蔡国。

蔡国迫于楚国，很少归附中原，大概是甘愿做役使了。自从翟泉结盟之后，不曾跟随中原参加防盟。文公十年，比附楚人举行厥貉之次。十五年，晋国郤缺讨伐它，最终不能使其返回。现在栾书率军侵犯它，虽然没有成功得到蔡国，但也可以说不畏惧楚国了。所以圣人也记载它，以此来保存中原的势力，而振奋霸主的威严吧！

公孙婴齐前往莒国。

公孙婴齐前往莒国，不是国家事务。鲁国大夫前往大国的，是聘问；没有聘问小国的。前往小国，是谋取私利罢了。公孙兹前往牟国，左氏认为是去娶妻，这也是推测。公子友前往陈国娶原仲，原仲死后公子友还记载他，娶妻有什么嫌疑不记载？齐国高固来迎娶子叔姬，是娶妻。外国的尚且记载，内国的怎能不记载？不记载其原因，是谋取私利。虽然鲁国有所不知的，所以无法记载。公孙婴齐，是叔肸的儿子。父亲不认同宣公，而甘愿做平民，能不说是贤德吗？而公孙婴齐在朝廷专横奢侈，并且前往莒国谋取私利，给叔肸带来很多拖累，君子为此惋惜。

宋公派华元来聘问。

求婚。

夏天宋公派公孙寿来纳币。

婚礼不称主人，以自媒为嫌疑。天子娶诸侯之女，以同姓的诸侯主持；诸侯娶大夫之女，以同姓的大夫主持。诸侯娶诸侯之女，

译父亲在世就听从父亲，母亲在世就听从母亲，没有自己娶妻而由自己作主的。宋公从鲁国娶妻却由自己作主，所以经书记载说：“宋公派公孙寿来送聘礼”，这是讥讽他自我作媒。《公羊传》认为这是为了记录伯姬，伯姬贤德确实如此，但何必在送聘礼时就预先褒扬她呢？

译晋国杀了它的大夫赵同、赵括。

赵同、赵括没有功业记载在经文中，他们的罪行无法考证。仅从经文来看，称国名而杀大夫，是杀无罪之人。赵同、赵括为什么无罪？赵盾弑杀晋灵公，到现在已经两代了，两代人都没能抓到凶手。赵盾死在窗下，杀赵同、赵括有什么好处呢？赵同、赵括是赵衰的儿子，赵盾的弟弟。兄长犯下逆罪，弟弟有什么牵连？况且兄长保全了性命，弟弟却遭受杀戮，放掉主犯而诛杀亲属，这算是抓住了罪责吗？所以经文将他们记为无罪。《左传》记载了庄姬的谗言，真假未必可信，所以我略去不谈，只以经文为准。

秋季七月，天子派召伯来赐予鲁公命服。

赏赐没有固定标准，轻重要看功劳。周公制定的制度，没有无功而受赏的。赐命是国家重大的赏赐，怎么能加给无功的人呢？锡命，是诸侯继承君位，天子任命他为诸侯；赐命，是有功劳而赐予命服。礼制规定：三公为一命衮服，如果有加恩则赐命服。大国国君不超过九命，次国国君不超过七命，小国国君不超过五命。有额外恩赐，所以叫赐命。成公即位已经八年了，朝见晋国两次，不曾朝见周天子；聘问晋国、聘问宋国三次，不曾聘问周王室。周王室的军队战败，不曾去救援；周定王去世，不曾去防备。鲁国属于甸服，按规定两年朝见一次，现在四年没有朝见了。降低爵位、削减土地，出动六军去征讨，都不为过分。不施加刑罚反而施加赏赐，这是什么法则呢？大概是因为简王即位到现在三年了，守丧期刚结束，开始听政于天下，用姑息纵容的手段来维系诸侯罢了，有什么值得赏赐的呢？天子、天王是称呼。有人说：“统治天下叫天子，统治诸侯叫天王。”天下就是诸侯，诸侯就是天下，怎么看出区别呢？任伯雨说：“天子主恩，天王主法。”这话虽然巧妙，但实际上是穿凿附会，褒贬并不在此。

冬季十月癸卯日，杞国的叔姬去世。

妇女的道义，不能改嫁。叔姬既然被杞国断绝关系，却还用杞国来称呼她，圣人的教化深远啊。郯国的伯姬不记载去世，而这里记载去世，是因为成公不认为她有罪，并且厚待她的丧事。所以第二年杞伯来迎接她的灵柩回去，是畏惧鲁国。

晋侯派士燮来聘问，叔孙侨如会同晋国的士燮、齐国人、邾国人攻打郯国。士燮来聘问，是谋划攻打郯国。郯国是个小邦，哪里值得让两个国家谋划，并劳师动众让四个国家出兵呢？不是难以对付郯国，而是难以对付吴国。前年吴国攻打郯国，郯国屈服而依附吴国，吴国人正嚣张，晋国确实害怕。郯国在齐、鲁的边境，攻打郯国而吴国救援郯国，那么齐、鲁将遭受祸害，所以先在齐、鲁谋划，使内部有所防备而外部攻打郯国。兵势既已张扬，那么吴国就不敢救援了。这就是为什么先聘问后攻打，一定要四个国家的军队都出动后才攻打的原因吗？不然的话，郯国作为一个国家，偏师足以包围它的城墙，还需要用这么多军队吗！起初吴国攻打郯国，晋国不能救援，等到郯国依附吴国，才调动四个国家的军队去攻打它，不针对容易的而针对困难的，晋国已经失算了。然而因为它的失误就放弃它，那么吴国的祸患会更深，攻打郯国还足以掩盖它的失误。所以《春秋》没有贬斥的言辞。齐国、邾国书“人”，是将领地位低、军队少；晋国、鲁国不书帅师，是将领地位高、军队少。用四个国家一起起兵攻打郯国，只是声威震慑吴国人罢了，其实不在于多用军队。

卫国人来送陪嫁女子。

义理见齐国人来送陪嫁女子。

九年春季，周历正月，杞伯来迎接叔姬的灵柩回去。

《春秋》的写作，凡是用来纠正天下的非礼、非义。叔姬既然被杞国断绝关系，而在鲁国去世，那么应该在鲁国安葬。现在杞伯来迎接她的灵柩回去，这是什么礼呢？礼制规定：被休弃的妻子之子为她服齐衰杖期，如果是父亲的后嗣则不服丧。她的儿子尚且如此，对于丈夫还有什么呢？杞伯认为叔姬贤德，起初就不该休弃；认为叔姬不贤，那么死后就不该接回去。起初认为她有罪而休弃，最终认为她有恩而接回。既然说是有罪，就不该加恩；既然加恩，就不能说是有罪。这两者必居其一。看杞伯起初断绝关系，不敢直接送回鲁国，先朝见鲁国然后送回，可见他畏惧鲁国。等到叔姬在鲁国去世，鲁国不认为这是过错而厚待她的丧事，杞伯于是畏惧而再来迎接，那么休弃她、迎接她都是畏惧鲁国，不是杞伯的本心。况且夫妇的道义，到了休弃断绝的地步，也太不仁了，而圣人不责备杞伯，是因为叔姬不贤，不能顺从夫家来侍奉杞国的宗庙。以身作则教化妻子，即使是文王的德行，而太姒的贤德，圣人将她列为十乱之一，那么太姒的美德如何呢！如果叔姬不贤，那么即使是文王也不能感化她。这就是圣人为什么重责叔姬、轻待杞伯的原因吗？

成公会同晋侯、齐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杞伯，在蒲地结盟。

霸主要求诸侯服从，只是假借道义罢了，不能长久假借而突然归还，这适宜诸侯产生二心。晋国自从虫牢之盟，开始得到诸侯，宋公一句话不顺从，就命令鲁国、卫国侵犯它，六年的战役就是这样。鲁国、卫国与宋国有什么嫌隙呢？是因为霸主的命令罢了。后来晋国因为齐国对自己厚待，又夺取鲁国的田地归还给齐国。鲁国之所以侍奉晋国，是因为依靠晋国而得到汶阳田。现在既然又被晋国夺取，鲁国对晋国还有什么指望呢？所以晋国虽然厌恶宋国，而鲁国触犯晋国的怒气，与宋国共同结为婚姻之好。宋公派公孙寿来纳币，而卫国于是来送陪嫁女子。鲁国既然与

译宋国既然已经顺从，卫国还有什么可畏惧而不顺从的呢？鲁、宋、卫三国结为一家，如果鲁国因为晋国夺取自己的田地而发一句怨言，那么天下的诸侯就都会对晋国产生二心了。所以，三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一旦确立，晋国因此感到恐惧，便举行了蒲地的盟会，以收拢诸侯离异的心。蒲地盟会刚刚结束，晋国人就派人送来了陪嫁女子，这难道不是害怕三国联合友好而背叛晋国，他们肯这样做吗？晋国虽然厌恶宋国不顺从，却反而将女儿嫁给它；轻视鲁国的弱小，却反而送去陪嫁女子，这难道是不得已的吗？不过是害怕三国背叛晋国罢了。诸侯举行同盟，必定有其缘故，治学的人不可不考察这些原因。虫牢之盟，是为了得到郑国；马陵之盟，是怀疑诸侯对楚国有二心；蒲地之盟，是害怕三国联姻而背叛晋国。不考察其缘故就随意议论，那么《春秋》就变成空洞的文字了。未曾听说圣人作《春秋》，有一句话是空洞的文字。

译鲁成公从防邑回国。

二月，伯姬嫁往宋国。

《春秋》记载女子出嫁的有三例：纪叔姬和宋伯姬因为贤德，鄫季姬因为奸邪。不记载她们出嫁的起始，就无法显现她们最终的结局，所以在她们出嫁时，都加以记载。然而纪叔姬、宋伯姬始终的善行，可以显现出来了，而鄫季姬的恶行，又从哪里明白呢？所以纪、宋两位姬最终记载了“卒”字，以显现她们善行的终结；鄫季姬不记载“卒”字，以显现她恶行的终结。这是《春秋》通过不同的文辞来显现善恶的做法。

夏季，季孙行父前往宋国送嫁女子。

妇人出嫁三个月后，选择吉日在宗庙拜见公婆，这是完成妇礼。这本来是娶妇一方的礼节，难道是嫁女一方所适宜做的吗？鲁僖公从齐国娶夫人，在宗庙完成致礼，记载说：“在太庙举行禘祭，用来完成夫人的礼节。”这是没有女方嫁出的命令，却让男方去女方宗庙完成致礼的先例。现在鲁国将伯姬嫁往宋国，三个月后派遣季孙行父前往宋国送嫁女子，这自然是有原因的。鲁国既然触犯了晋国所厌恶的事，却将女儿嫁往宋国，卫国也来陪嫁，晋国大概怀疑这三个国家联合起来反抗晋国。所以之前举行蒲地的盟会，诸侯已经协调一致，因此晋国也委屈自己前来陪嫁。晋国是大国，向来轻视鲁国，现在肯让自己的女儿做妾吗？所以晋国将要送陪嫁女子往宋国，鲁国怀疑伯姬没有在宗庙拜见公婆，被晋国胁迫而不能成为夫人，于是派遣使者去宋国完成致礼。古今的典礼，有在宗庙拜见公婆的制度，没有送嫁女子的条文。送嫁女子，大概是成公一时的权宜之计，实际上不符合礼制。诸儒都寻求其中的道理却不得，于是将送嫁女子当作常典，错误地将庙见当作送嫁女子。既然认为送嫁女子是正确的，就怀疑《春秋》不记载常事，于是又说：“派遣卿大夫是不合礼的。”况且季孙行父，是鲁国的贵大夫、上卿罢了，如果派遣他不合适，季氏专权且强大，难道肯承担低微者的差役吗？寻求其中的道理却不得，理应不免陷入穿凿附会。

晋国人来陪嫁。

诸侯将女儿嫁给诸侯，两个国家陪嫁，这叫作三归。一娶九个女子，是为了广继嗣之道。鲁国将伯姬嫁往宋国，卫国、晋国陪嫁，这是常事，为什么记载呢？大概是因为在常事中有变故，不能不记载。鲁国嫁女，卫国来陪嫁，是真情。晋国作为霸主而下嫁陪鲁国的女子，实在是不得已，大概是被形势所迫，怀疑诸侯背叛晋国。然而晋国来陪嫁固然有其用意而记载，那么卫国人陪嫁何必记载呢？大概是不记载就无法显现这三个国家来陪嫁是礼制的过度。后来齐国也来陪嫁，这就是不得不记载卫国陪嫁的原因。至于齐国的陪嫁，另有说法，解释在后面。

秋七月丙子日，齐侯无野去世。

晋国人拘捕郑伯，晋国栾书率领军队攻打郑国。

郑国将要背叛晋国依附楚国，晋侯拘捕他，理应得到霸主的讨伐，但记载说“晋国人拘捕郑伯”，为什么呢？大概晋国用来统领诸侯的，不是正道，理应得到郑国的背叛。前几天举行蒲地的盟会，诸侯已经三心二意，因此鲁国嫁女往宋国，晋国委屈自己为之陪嫁，大概是寻求鲁国、宋国的支持。晋国主持夏盟，用这种方式寻求诸侯，郑国还有什么指望呢？郑国介于晋国、楚国之间，弱小不能自立，只服从强者。看待晋国不足以庇护郑国，所以贰心于楚国。晋国不念想自己失去郑国的原因，修养德行来招致郑国，反而趁着郑伯来朝见而拘捕他，郑国人怎么能心服呢？郑国不服从而施加兵戈，还算得上是霸主的讨伐吗？楚子拘捕宋公来攻打宋国，晋国人拘捕郑伯来攻打郑国，他们的恶行仅仅相差毫厘罢了。这理应受到《春秋》的贬斥和断绝。然而楚子拘捕宋公来攻打宋国，不再记载楚军；晋国人拘捕郑伯来攻打郑国，再次记载栾书的行动，这不是褒扬晋国。楚子在宋国境内拘捕其君主来攻打其国家，晋国趁着郑伯来朝见，在内拘捕其君主，在外命令大夫攻打郑国罢了。拘捕不记载地点，就知道是在晋国；再次记载军队，就知道是对外命令大夫。唉！君主拘捕君主，而臣子攻打国家，其暴虐比楚国更酷烈。依靠这个来统领诸侯，理应诸侯不怀念；用这个来对抗楚国，理应楚国人更加炽盛。晋景公在这里无能为力了，仅仅侵扰郑国，理应不能得到郑国。

冬十一月，齐顷公去世。

楚国公子婴齐率领军队攻打莒国，庚申日莒国溃败，楚国人进入郓地。

楚国的祸患深重了，使莒国溃败进入郓地，多么神奇啊？楚国居住在荆州，其地大概远离莒国。莒就是现在的密州，在吴、鲁的东边。楚国人整顿军队，道路经过吴、鲁之间，跨越吴、鲁的边境而攻打莒国，我不知道楚兵怎么能直接到达这里。楚国在这里实在有轻视诸侯的心，而诸侯也拱手愕视，没有敢议论其后的。我在此私下为中国担忧。唉！莒是极小的国家，固然不足以对抗楚国，况且一向与楚国隔绝，又哪里料到楚军直接侵犯其国家呢？听到楚军的声音，本来就已经震慑，理应百姓不战而溃。有人归罪于莒国没有防备，而且不得民心，所以轻易溃败，这不符合人情。莒国的防备纵然有准备，它能打败楚军吗？莒国的百姓耳闻楚国强大，眼睛未曾见过楚军，一旦见到乘坐广车的军队，能不害怕吗？百姓虽然怀念他们的君主，也不能不忧虑自身，还凭什么不逃跑？百姓逃跑，那么楚国就像踏过无人之境，所以乘着破竹之势于是进入郓地。郓，是莒、鲁交争的城邑，在当时大概在莒国。鲁文公修筑诸及郓，而未能得到。襄公十二年，莒国人围攻台，季孙宿救援台，于是进入郓，就知道成公时代郓不在鲁国。楚国人

译楚军击溃莒国军队并随即攻入其城邑，按理应当记载为“遂”，但为何再次提及“楚人”呢？大概是因为婴齐攻打莒国，莒国军队溃败，楚军仅以部分兵力攻入郓地，而婴齐本人并未亲临，所以不能记载为“遂”。再次提及“楚人”，是为了表明莒国已经彻底瓦解，即便只是部分兵力也足以攻入郓地。唉！楚军横行无忌，一直推进到海边，齐国和晋国不能在前方与之交战，吴国和鲁国不能在后方夹击，我真不知道诸侯们为何如此缺乏谋略。后世学者不指责诸侯缺乏谋略，反而指责莒国人没有防备，这不符合《春秋》的本意。

译秦人、白狄攻打晋国。

白狄哪里有什么固定的主君呢？甲国强大就依附甲国，乙国强大就顺从乙国。君子不治理他们，只是以中原诸侯为重罢了。鲁宣公八年，晋成公曾经率领白狄攻打秦国；如今秦伯也率领白狄攻打晋国。白狄夹在秦国和晋国之间，任由两国驱使，而秦、晋两国的国君都是中原强大的诸侯，使用异族去攻打同类，他们的心意是怎样的呢！所以圣人一概称他们为“人”，中间不写“及”字，把秦、晋与狄人同等看待。秦国和晋国自殽之战以来，到现在四十七年，各自经历了四代君主，怨恨却不消除，那也就不能算是人了。圣人大概对双方都持厌恶态度。现在又互相利用白狄来互相攻伐，罪恶相同，罪责均等，没有什么大的差别。以前晋国史书称“师”，今天秦国史书称“人”，所使用的兵力有多有少，将领有尊有卑罢了，其实都是不义，并没有轻重之分。

郑国人包围许国。

郑国人包围许国，郑伯的怨恨并未消除。晋国拘捕了郑伯而郑国百姓不服，反而包围许国来激怒晋国，唉！行事不义，招致天下的羞辱，小小的欺诈和武力，究竟值得依赖什么呢！王者的军队，诛杀其君主，慰问其百姓，百姓非常高兴。现在即使杀了郑伯，郑国也不会屈服，晋国受到的羞辱就大了。郑国人大概说：“我们的国君无罪却被晋国拘捕，郑国凭借社稷神灵，已经拥立了新君。”所以包围许国来显示不畏惧晋国。唉！晋国在这里即使放回郑伯而郑国不接受，即使杀了郑伯而郑国不服从，晋侯对于郑国，我看他羞愧得恨不得钻入地下了！即使后悔以前拘捕郑伯，怎么来得及呢？郑国本来就虐待许国，而今天的军队无意于许国，大概是用来激怒晋国的耻辱罢了。

在城中修筑内城。

先前，楚国人攻打莒国，于是攻入郓地。郓地逼近鲁国，鲁国确实害怕它。现在在城中修筑内城，是为了防备意外。中城就是现在的海州邑，虽然远离楚国，但看到莒国的溃败，也不可不做防备，何况是正当其时呢？这不算作贬斥。

鲁成公十年春天，卫国国君的弟弟黑背率领军队侵犯郑国。

卫国对郑国有什么怨恨呢？这是霸主的命令。晋国不义地拘捕别人的国君，郑国不服，晋国对郑国感到惭愧，想要放回郑伯，而郑国没有请求放回国君的意思，晋国进退两难，不知如何自处，所以命令卫国军队侵犯郑国，意思是郑国或许会害怕而请求放回国君，从而得以凭借此机会放回郑伯。郑国最终没有一句屈服的话，所以五月晋国率领诸侯攻打郑国而送郑伯回国。没听说过既拘捕了国君，又攻打他的国家而要求放回国君的。晋侯有什么脸面来统领诸侯呢？黑背称为“弟”，是因为他是同母弟。卫定公笃爱母亲而亲近弟弟，与齐僖公厚待弟弟年的人，不同时代却走了同样的路。年的儿子无知弑君，黑背的儿子剽篡位，这或许是一条路。偏爱自己的亲人而厚宠他们，真的对国家有益吗？

夏天四月，五次占卜郊祀都不吉利，于是就不举行郊祀了。

四月本来就不是郊祀的时节，却占卜了五次，亵渎已经太过分了。没有杀牺牲，没有杀牛，却说“于是就不郊祀了”，这是愤恨的言辞。上天之所以不允许鲁国郊祀，已经很明白了。却不自我责备，还愤恨而不郊祀，成公的悖逆太严重了！《春秋》记载“免牲”的有两次，还存有从容敬畏上天的意思；记载“乃不郊”的有三次，这是愤恨而干脆置之不理了。上天可以愤恨吗？我为此感到恐惧。

五月，鲁成公会同晋侯、齐侯、宋公、卫侯、曹伯攻打郑国。

晋景公拘捕郑伯来攻打郑国，而郑国不服，包围许国来激怒晋国。晋国想要放回郑伯，而郑国不请求；又命令卫国侵犯郑国，郑国最终不请求恢复其国君。晋景公在这里狼狈不堪，好像活不过一天，想要放回国君而郑国不请求，想要杀了国君而郑国不服从，所以厚着脸皮联合诸侯攻打郑国而送郑伯回去。然而如果只派一个使者去送还国君，郑国如果拒绝不接受，那么回来怎么安置他呢？所以借六个国家的兵力来威逼郑国，而必定让他进入郑国。唉！起初拘捕他，凭一己之力；现在送还他，胁迫六国的军队，为什么拘捕容易而释放反而难呢？是因为道义不足。如果拘捕他合乎道义，那么郑国会倾全国之力听从晋国请求放回国君，哪里用得着攻打他然后才放回呢？拘捕他不合乎道义，那么郑国就会拥立国君来对抗晋国，而晋国无可奈何，所以即使送还他也有所不接受。唉！霸主的举措，怎么可以忽视呢？他们只看到文公曾经拘捕曹、卫两国国君而得到国家，所以也拘捕郑伯，哪里知道这反而成为羞辱呢！然而曹伯襄、卫侯郑都记载“归”，而郑伯不记载“归”，大概是曹、卫的人庆幸他们的国君被释放而有想要回去的志向，所以把“归”告诉诸侯，鲁国史官记载其归，圣人也因此记载。现在郑伯被拘捕，晋国确实不义，郑国不服，奉郑世子来对抗晋国，晋国强行送还他，不是郑国想要他回去，所以不把“归”告诉诸侯，鲁国史官不记载归，所以圣人也不能记载归，不是圣人故意省略。看晋国攻打郑国，而十三年郑伯跟随晋国攻打秦国，那么郑伯在这里回到郑国是可以知道的。不记载“纳”，实在是因为“归”不能说是“纳”。诸侯大概耻于说“纳”，还有什么言辞可以记载呢？所以成公的归国没有到宗庙报告，鲁国史官不记载，《春秋》怎么能增加呢！

齐国人来送陪嫁女子。

齐国、晋国是大国，向鲁国送陪嫁女子，解说的人认为是羡慕伯姬的贤德，有人说以三国陪嫁僭越天子，都不是这样。大概有其原因。晋国的陪嫁，是晋国自己屈尊；齐国的陪嫁，是晋国让它这样做的。晋国起初夺取鲁国的田地，把它归还给齐国，鲁国因此怨恨晋国。侯与宋国联姻，卫国人来送陪嫁，晋国怀疑鲁国与宋、卫联合背叛晋国，所以也屈尊来送陪嫁。晋国的屈尊，实在是因为夺取鲁国田地给齐国的缘故。晋国已经屈尊

译齐国与宋国、鲁国、卫国是姻亲之国，齐国独自夺取汶阳之地，从而与鲁国结下怨恨，致使鲁国教唆晋国，再次发动鞌之战，齐国独自能够抵挡吗？所以当看到晋国派人送陪嫁女子时，齐国也委屈自己派人送陪嫁女子，对外顺从晋国的意愿，对内谋求鲁国的欢心，并且能得到宋国的援助。齐国因为一个陪嫁女子，而获得的利益很多，即使遭受屈辱也在所不辞。这就是齐国、晋国派人送陪嫁女子的用意。如果不是这样，两个大国的强大，不容易向宋国、鲁国屈服。那些所谓仰慕伯姬的贤德以及三国僭越天子礼制的说法，并不是这个意思。伯姬的贤德，表现在她坚守节操而死，在她未死的时候，凭什么彰显她的贤德？宋国不是强国，怎么能迫使齐国、晋国送陪嫁女子？大概是因鲁国女子而坐享其荣罢了，并不是宋国主动要求的。

译丙午日，晋侯獳去世。

秋季七月，鲁成公前往晋国。

奔丧吊唁，是臣子应尽的本分。天子驾崩，诸侯去吊唁；同盟国君主去世，大夫去吊唁，这是合乎礼制的。晋侯獳去世，鲁成公却前往晋国参加吊唁，这是极大的屈辱。鲁宣公十年，齐侯元去世，鲁宣公前往齐国，回国后记载为“公至自齐”，后来又派公孙归父去齐国吊唁，所以史书只记载了“吊齐惠公”。如今鲁成公前往晋国，在晋国停留很久，直到吊唁完晋景公才返回，这实在是鲁成公的屈辱，所以史书不记载“吊晋景公”，是为了替国内讳言。

冬季十月。

鲁成公十一年春天，周历三月，鲁成公从晋国返回。

鲁成公从前年七月前往晋国，直到今年三月才返回，在晋国停留了整整九个月，鲁国难道没有人民和社稷需要守护吗？晋侯獳在五月份去世，那么九月份就已经过了吊唁的期限，既已过了吊唁期却还在晋国稽留了六个月，我私下为鲁成公感到担忧。当时季氏势力日益强大，季孙行父大概把持了鲁国的政权，政权落在季氏手中长达九个月，鲁国作为鲁国的处境也就非常危险了。然而鲁襄公前往楚国，也是过了一年才返回，当时季武子趁国君不在而夺取了卞地，所以《春秋》在二十九年春正月记载“公在楚”，记录国君所在之地以保全鲁国并谴责季武子。如今鲁成公出访，季文子把持政权，但没有夺取卞地这样的事，所以圣人没有记载“公在晋”，那么季文子的专权程度就不如季武子严重。孔子称赞他三思而后行，大概他也是一个谨慎而有敬畏之心的人吧？

晋侯派郤犫来聘问，己丑日，鲁成公与郤犫结盟。

前年鲁成公前往晋国，在晋国停留了整整九个月。鲁成公对晋国有什么亏欠，而晋国要扣留他？晋国的不义太严重了！起初没有罪过就拘捕郑伯，郑国人不服，想杀他不能，想放他回去又不行，反而遭受了侮辱。尚且不自省悔改，如今又扣留鲁成公，这是为什么呢？只是因为鲁国与宋国、卫国结为婚姻联盟，以对抗晋国，而晋国、齐国屈服并送女嫁过去罢了。如今鲁成公已经返回，晋国因此派郤犫来聘问，并且迫使鲁成公与他结盟，表面上装作有礼，暗地里其实怀疑鲁国。大概是晋厉公刚即位时寻求诸侯支持，怀疑鲁成公怨恨自己被扣留，可能会背叛晋国，所以借着聘问的机会与他结盟。郤犫来的名义，大概是拜谢前日的朝见，并且通报新君即位，那么郤犫要求结盟是什么意思呢？我由此看出晋国人聘问的不合情理，以及鲁国的衰弱。以国君的身份去对抗大夫，这屈辱到了什么地步？圣人隐去国君之名不记载，不是随便替国内讳言，而是伸张国君的尊严以谴责郤犫。

夏季，季孙行父前往晋国。秋季，叔孙侨如前往齐国。

季孙行父前往晋国，是报答郤犫的聘问。叔孙侨如前往齐国，是改向齐国示好。既然已经向晋国报答聘问，却又去侍奉齐国，这是为什么呢？鲁国弱小不能自立，在两个大国之间周旋，只亲近对自己厚待的国家罢了。起初，鲁国之所以侍奉晋国，是因为晋国能帮助自己在鞌之战中取胜并夺取汶阳田。没过几年，晋国又把田夺走给了齐国，鲁国对晋国还有什么指望呢？所以侍奉晋国的心意更加懈怠了。以前因为怨恨齐国，不得不侍奉晋国，如今田已经又归入齐国，鲁国与宋国会盟，而齐国又要送女嫁过来，对齐国还有什么不满呢？晋国既然认为鲁国怀有二心，鲁成公去朝见反而被扣留，晋国对鲁国不厚待是显而易见的。郤犫来聘问，又迫使鲁成公结盟，鲁国怎么能忍辱负重去侍奉晋国呢？所以派叔孙侨如前往齐国恢复旧好，并且依靠齐国来对抗晋国。然而既然已经侍奉齐国，为什么还要报答晋国呢？大概当时齐国也依附于晋国，因为恢复了汶阳田的缘故。如今侍奉齐国却立刻断绝与晋国的关系，不仅鲁国会触犯晋国的怒气，齐国也不敢庇护鲁国来对抗晋国。所以分派使者分别聘问，在齐国和晋国之间牵制周旋，其实心里亲近齐国而疏远晋国。所以十四年叔孙侨如前往齐国迎娶女子，又在齐国娶妻，那么今天这次前往齐国的使命，不仅仅是背叛晋国，而且是在谋划联姻。

冬季十月。

鲁成公十二年春天，周公出逃到晋国。

内外出入的区别，从天子到平民都是一样的，哪有天子只有内没有外，只有入没有出的道理？浅陋的儒生穿凿附会，使得圣人的言辞无法通达，我且嘲笑他们。天子没有“出”的说法，我在僖公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郑”时已经说过了。自从周朝没有“出”的说法，我还有话要说。《春秋》中内外臣子，记载“奔”的有五处，记载“出奔”的有三十七处。直接记载“奔”的，是没有官位的说法，或者从外面逃奔；记载“出”的，是有官位的说法，从内部出来。浅陋的人硬生生制造出“周朝没有出”的理论，大概是看到王子瑕逃奔晋国，尹氏、召伯、毛伯跟随王子朝逃奔楚国，没有记载“出”罢了。至于周公记载“出”，他们的理论既然不攻自破，就粉饰说：“周公是自己断绝关系而出来的。”唉！是谁让他们妄生“周朝没有出”的理论，从而自讨苦吃呢！况且考察古代，周朝没有不说“出”的道理。《尚书》说：“大保于是率领众国的君主出来取币，然后返回。”又说：“诸侯走出庙门等待。”说：“众公都已经听从命令，互相作揖快步走出。”不知道从哪里得出周朝没有“出”的说法。周公的罪过虽然不能确切知道，但他出逃，如果不是自己不能安身，就是内部不容他。周室的政令是什么政令呢？从内部出来，所以不得不记载“出”。至于王子瑕是听说佞夫之祸而逃奔，王子朝是听说敬王到达而逃奔，都不是有官位的人，或者从外面逃奔，所以不记载“出”。晋国的先蔑逃奔秦国，是从令狐逃奔的；归父逃奔齐国，是从笙地逃奔的，所以不能说“出”。宋国的万出逃到陈国，卫国的孙林父出逃到晋国，都是从内部逃奔，所以不得不记载“出”。如果一定说在周朝没有“出”，那么先蔑、归父也不记载“出”，难道晋国、鲁国也没有

译周公出奔了吗？这种说法浅陋啊。圣人在经书中记载周公出奔到晋国，并不是在“出”与“不出”之间含糊其辞，所讥讽的是周王室和晋国。周朝兴盛的时候，大臣有罪，流放、处死、放逐、贬谪，完全听从君主的命令。得罪了君主，就伸长脖子去受死，否则就穿着素服等待放逐，没听说过有罪却暗自逃跑的。被君王抛弃的人，天下人也会一同抛弃他。命令一旦发出，谁敢窝藏奸恶之人？罪行大的，就讨伐他以对抗君王所愤怒的对象；罪行小的，就逮捕他交给甸人（负责刑狱的官员），没听说过被周王室废黜却能在晋国得到庇护的。周王室纲纪废弛，圣人尚且不忍心责备，而晋国作为窝藏逃犯的主子，藏匿罪人来对抗天子，这种罪行怎么能不诛讨呢！这就是周公出奔到晋国这一记载的用意。如果说周公没有出奔，这不是我想听到的。

译夏公与晋侯、卫侯在琐泽会盟。

晋厉公刚即位，就寻求诸侯的归附，因此举行了琐泽之会。然而所防备的只是鲁国和卫国而已，齐国、宋国没有参与。前年叔孙侨如出使齐国，鲁国实际上对齐国有二心，侍奉晋国不忠诚，所以晋国寻求诸侯归附，必定先要得到鲁国和卫国。因为鲁国、卫国与齐国、宋国是姻亲，鲁国、卫国不背叛，那么齐国、宋国也就到了，这就是在琐泽会盟的缘故。《左传》记载宋国促成晋国、楚国讲和，郑国人听从讲和，考察经文，既不记载楚国，也不涉及宋国，晋国所会盟的只是鲁国、卫国，没有一丝一毫讲和的意思。这不知是哪一年的事，《左传》错误地附会了。

秋天，晋人在交刚打败狄人。

齐桓公开创霸业，天下都明白他的志向。晋厉公继承霸业之初，首先在交刚打败狄人，顺应诸侯的愿望，来安抚他们的心罢了，所以晋国有命令，诸侯有所不敢违背。当时狄人实际上没有伤害诸侯，而晋国打败他们，虽然是恢复霸业，在《春秋》看来是美事，但圣人记载为“人”，是责备其虚伪。不写“战”而直接写“败”，并不是诈战，是说其力量原本就不敌对。

冬天十月。

十三年春天，晋侯派郤锜来请求出兵。

晋国是强国，厉公是英明的君主，况且世代继承霸业，不会轻易屈居诸侯之下。现在不向鲁国征调军队，却说请求出兵，难道是真情吗？成公制作丘甲，甲士众多且精悍，兵力实际上强于诸侯，晋国大概忌惮这一点，于是假借谦逊顺从的礼节来请求出兵，其实暗中谋划来困住鲁国。借谦逊顺从来行暗中谋划，鲁国不察觉，反而认为这是厚待，只派使者到朝廷，就率领三军全部跟随晋国。晋国利用这一点而在诸侯中屡屡得志，为什么晋侯如此奸诈而鲁君却不醒悟呢！所以对外请求出兵的，只有成公时期，确实如果不是成公制作丘甲，就不会招致晋国来请求；如果不是成公昏庸，就不会落入厉公的计谋。晋国来请求出兵有四次，其谋划则是一致，厉公的奸诈到了极点！请求，是屈辱的言辞，把屈辱的言辞加给晋国，圣人大概轻视厉公了。

三月，公前往京师。夏天五月，公从京师回来，于是会同晋侯、齐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邾人、滕人讨伐秦国。

情感虚伪而迹象真实，君子诛责其虚伪；迹象公正而情感私利，君子治理其私利。《春秋》之所以为《春秋》，就是判断天下的情感和迹象罢了。公前往京师，迹象似乎真实而情感实际上虚伪；晋侯讨伐秦国，迹象似乎公正而情感实际上私利，不可不考察。《春秋》至此一百多年，没有听说有诸侯前往京师的。僖公因为周王狩猎而两次朝见周王所在的地方，大概不是正式的地方了。成公唯独能前往京师朝见周王，他的迹象不已经真实了吗？然而公实际上不是朝见周王，志向在于会同晋国讨伐秦国罢了，那么他的情感已经暴露。所以圣人首先记载“晋侯派郤锜来请求出兵”，接着记载“公从京师回来于是会同晋侯讨伐秦国”，彰显其虚伪。秦国和晋国互相怨恨五十多年，已经极深了。前年秦国人又率领白狄讨伐晋国，虽然晋侯以怨报怨，不失为正直，但秦国唯独对晋国是深仇大恨，那些诸侯对秦国有什么嫌隙呢？大概秦国不曾把一寸兵器、一支箭矢留给诸侯。现在厉公会合诸侯举行兵车之会，大概是用霸主的命令胁迫他们，那么他的迹象似乎公正了。然而会合诸侯来消除中原的祸患，是可以的；现在却拉拢他们来报自己的私怨，怎么能算是公正呢？在此之前，晋国讨伐秦国很多次，不曾胁迫霸主的威严、利用诸侯的力量来憎恶秦国。现在用公正的名义会合诸侯而私下利用他们，所以圣人记载“公会同晋侯、某侯讨伐秦国”，记录其私利。这两者都是罪人。至于公前往京师，责备得浅的人就说：“十二公之中，只有成公前往京师，圣人大概褒奖他。”责备得深的人就说：“公是因为讨伐秦国经过京师罢了，不曾朝见，所以不记载‘朝’。”浅的责备我不辩论，而深的责备我私下认为过分了。况且公三月前往京师，到五月会同晋国讨伐秦国，久留京师，不是朝见周王而这样吗？公在周王所在的地方朝见，不是正式的地方，所以不能记载“公前往周王所在的地方”而记载“朝”。如果公朝见齐国、晋国，以及国内大夫出使京师，都记载“前往”而“朝”、“聘”自然显现。现在记载“公前往京师”，责备他不朝见，大概是说如果不因为讨伐秦国，那么也不会朝见京师。然而解说的人认为朝见京师是褒贬很重的，就只责备鲁国而不问晋国，晋国怎么能没有罪呢？当时吴国、楚国交替兴起，诸侯震惊恐惧，晋厉公继承霸业，不图谋制服吴国、楚国来安定中原，却联合诸侯来报私愤，诸侯难道是晋国应该利用的吗？只是凭借霸业来谋求自身安定，那么形势有所不得不顺从。齐桓公、晋文公会合诸侯来安定诸侯，一旦不义君子就责备其不对，何况会合诸侯来谋求自己的私利可以置之不论吗！我在这里看到晋国、鲁国都受到贬斥。三〇诸儒没有一句话提到晋国，我因此补充以阐明圣人的意思罢了。

曹伯庐死在军中。

为人役使而丧失自身，圣人怜悯他。

秋天七月，公从讨伐秦国回来。

公起初前往京师而后才讨伐秦国，这是为了表明公起初不是前往京师，只是因为讨伐秦国经过天子所在而朝见他。所以他返回时，不敢说从京师回来，而不欺骗宗庙。然而当时以跟随霸主为重，而前往京师为轻；以朝见周王为不足道，而以讨伐秦国为荣。所以他返回时，以讨伐秦国回来，而不以从京师回来。

译罢了。虽然当时的时势把这种状况视为常态，但圣人将其记载下来，也足以看出京师的地位轻而诸侯的地位重了。可悲啊！

译冬季，曹宣公。

鲁宣公十四年春，周王正月，莒子朱去世。

莒国出现在《春秋》经文中，从鲁隐公三年到现在，莒君去世，未曾被记载在史册上。《公羊传》认为这是听闻其去世，记录大事而忽略小事；或者又认为莒国没有谥号，这些说法都不对。莒国人废弃礼制，君主去世不向鲁国通报，所以不记载“卒”；不参加会盟，所以不记载“会”。没有其他的含义。

夏季，卫国孙林父从晋国回到卫国。

孙林父在卫国获罪而逃奔到晋国，倚仗晋国的势力逼迫卫国以求回国。晋国作为霸主，不逮捕他以纠正他的罪过，反而窝藏这个罪人，胁迫卫国强行让他回国。孙林父既然胁迫晋国得以回国，知道卫侯畏惧晋国而不敢惩治自己，就在卫国肆意作恶，还有什么顾忌呢！所以他后来终于到了叛乱的地步。导致叛乱卫国的人，是孙林父；而导致孙林父叛乱的人，是晋国。晋侯的罪过，应当比孙林父重一等，这就是圣人之所以记载“归自晋”的原因吧？凡是说“归自某”的，是某国让他回去的。“归”表示罪过较轻，“归之”表示罪过较重，所以我认为《春秋》责备晋国的程度更重。

秋季，叔孙侨如到齐国迎接新娘。

这是讥讽他不亲自迎娶。

郑国公子喜率领军队攻打许国。

郑国攻打许国，不是好计策。我在鲁宣公三年去疾攻打许国时，已经说过了。

九月，叔孙侨如带着夫人妇姜氏从齐国回来。

同一件事再次出现，先称氏后称名，是惯例，不只是迎娶新娘如此，公孙归父出使晋国，归父从晋国回来到达笙地，随即逃奔齐国之类也是这样的。《左传》说称族是尊重君命，舍族是尊重夫人，这是穿凿附会而没有道理的。称“妇”是因为有婆婆，当时穆姜还活着。

冬季十月庚寅日，卫侯臧去世。

秦伯去世。

鲁宣公十五年春，周王二月，卫定公。

三月乙巳日，仲婴齐去世。

仲婴齐，是公子遂的儿子。鲁宣公十八年公孙归父逃奔齐国，鲁国人让仲婴齐继承公孙归父。礼制说：“为别人做后嗣的人，就当作他的儿子。”那么仲婴齐就是仲遂的孙子了。公孙的儿子以祖父的字作为氏，所以叫仲婴齐。然而让弟弟继承哥哥，昭穆次序不顺，不可以作为典范。况且仲遂是鲁国的贼臣，归父尚且违抗命令逃奔齐国，那么即使断绝他们的后嗣也不算过分，而鲁国人却让他们继承。所以《春秋》在仲遂去世时只记载他的字，而仲婴齐没有功业见于世也记载他的去世，足以看出鲁国人不断绝仲氏的后嗣，尤其认为仲遂贤能，并且对鲁国有功劳。成公是宣公的嫡子，仲遂对他父亲有恩，儿子忍心断绝他的后嗣吗？那么东门氏被三家厌恶，成公大概厚待他们。

癸丑日，鲁君会见晋侯、卫侯、郑伯、曹伯、宋世子成、齐国佐、邾人，在戚地结盟。

晋国在戚地会合诸侯，是为了掩盖前几天攻打秦国的错误。前几天攻打秦国，是私自使用诸侯兵力；今天在戚地，是公开结盟。然而攻打秦国的战役，齐侯、宋公、滕人都参加了；今天戚地的会盟，宋国派世子，齐国派大夫，而滕国甚至没有到。大概前几天以公事会合诸侯，诸侯起初不知道要攻打秦国，用兵车防备，随后晋侯就拉拢他们去报仇，诸侯不答应。所以今天的会盟，齐、宋猜不透他的意图，暂且派世子、大夫听命罢了，滕国虽然没到，晋国也无可奈何。大概晋国已经欺骗了诸侯，难怪诸侯不深信他。晋国害怕诸侯防备，所以曹国已经结盟，又逮捕他来向诸侯示好，大概是说：“我会合诸侯，是为了替天下讨伐乱臣贼子。”唉！这也太虚伪了，哪有刚结盟又逮捕人的？那么赏罚不是混乱了吗？虽然得到了霸主的讨伐名义，其实是假借义理来掩盖攻打秦国的过失罢了，并非真情实意。

晋侯逮捕曹伯，把他押送到京师。

僖公二十八年，晋国人逮捕卫侯，把他押送到京师，记载“人”、记载“归之”在这里。晋侯逮捕曹伯，把他押送到京师，记载“侯”、记载“归于”在我这里。由此可知《春秋》一字褒贬，果然不是圣人不能修撰。文公是晋国的贤君，却听信元咺的诉讼而逮捕别人的君主，所以记载“人”来逮捕，是贬低的措辞；既然逮捕了无罪的人，却不自己决断，反而连累京师，所以记载“归之于”，是迂回的措辞。现在曹成公趁着宣公去世，杀死世子自立，是天下的罪人。晋侯逮捕他，而且不敢自己决断而押送到京师，举措都正当，所以记载“侯”而不记载“人”，是褒扬且直陈的措辞。那么这本来是常事，为什么还要记载呢？大概不在结盟之前逮捕他，而在接受盟约之后逮捕他，那么晋侯并非真心讨伐曹国，只是假借义理来维系诸侯的心罢了。《左传》不理解，因此认为在戚地会盟，专门是为了讨伐曹国。况且曹国与戚地的会盟，晋侯起初会合诸侯而结盟，是为了洗刷前几天私自使用诸侯兵力攻打秦国的欺诈，只是怀疑诸侯有二心，因此讨伐曹国来显示义理。不在未结盟时逮捕，而在已结盟后逮捕，那么戚地的会盟起初不是为了讨伐曹国，是明显的。

鲁君从会盟地回来。

夏季六月，宋公固去世。

楚子攻打郑国。

楚子攻打郑国，郑国有招致的原因。前年郑公子喜无故攻打许国，许国是楚国的盟友。郑国过去曾经攻打许国而楚国不过问，因为郑国依附楚国。现在郑国跟随晋国攻打自己的盟友，楚国能不厌恶郑国吗？所以楚子攻打郑国，是为了许国。

秋季八月庚辰日，宋共公。宋华元逃奔晋国。宋华元从晋国回到宋国。

华元，是宋国的贤大夫，他为什么逃奔晋国呢？是被山和鱼石所逼迫。华元回国后，山被杀，鱼石叛乱。

译由此可知，当初华元出逃，是山和鱼石逼迫他的。华元身为右师，而两位叛将发动叛乱，他无法制止，于是像狼一样回头张望地逃往晋国，依靠晋国的力量才得以返回，这也足以看出华元懦弱不能自立、忠诚却无谋略。论华元的本心，他与卫国的孙林父不同；看华元的行为，他与卫国的孙林父相同。赞美与贬斥不忌讳使用相同的措辞，所以圣人用同样的文字记载。然而看孙林父返回后最终走向叛乱，华元返回后杀了山、驱逐了鱼石，那么善与恶自然分明。赞美与贬斥虽然措辞相同，哪里会损害褒扬与贬斥的意义呢！《左传》记载鱼石在河边阻止华元，而《春秋》经实际记载华元出逃到晋国；又说请求讨伐山，既然已经讨伐了山，那么鱼石为什么还要逃往楚国？考察《左传》的说法，没有一点点符合《春秋》经，是不值得相信的。大概山和鱼石都是宋国的乱臣，所以山被杀而鱼石出逃，又依靠楚国重新进入宋国，这是分明无疑的。如果依照《左传》的说法，那就完全无法考证了。

译宋国杀了大夫山。

山只称名而不称氏，是因为他是宋国的乱臣。圣人厌恶他，剥夺了他的族氏，以此来彰显他的罪恶。然而用“国杀”的体例记载，是因为罪责连累了国君。既然杀了有罪的人，却用连累国君的措辞来记载，为什么呢？因为导致山作恶的，是国君。宋共公宠信任用荡氏，共公死后荡氏专权，驱逐了华元，勾结鱼石，成为宋国的祸患。虽然山的罪恶非常明显，但促成他作恶的，大概是从国君那里开始的。所以用连累国君的措辞来记载。然而山的罪行终究不可赦免，所以贬去他的族氏以显示其恶。由此可知《春秋》的褒贬，像天地一样没有私心。众儒在善恶之间含糊其辞，不通达的人因此认为不书氏是文字缺失，这大概是粗疏的看法。

宋国的鱼石出逃到楚国。

华元回国，诛杀荡山，驱逐鱼石，宋国因此安定，那么华元的功劳足以掩盖他的过失了。所以华元出逃，系于宋国；回国，也系于宋国，因为宋国以他为重。然而鱼石出逃后又返回，是凭借叛乱胁迫的力量，那么将鱼石与荡山一同诛杀，并不算太过分；放走他而成为祸患，还是失策。

冬季十一个月，叔孙侨如会同晋国的士燮、齐国的高无咎、宋国的华元、卫国的孙林父、郑国的公子虿、邾国人，在钟离会见吴国。

首止的会盟，记载为“及以会”，是因为霸主和诸侯一心尊崇王世子。钟离的会盟，记载为“会以会”，是因为霸主和诸侯对吴国怀有二心。当时，诸侯都听从晋国，各位大夫只知道会同晋国而已。至于会同吴国，是晋国的意志，所以先会同晋国而后会同吴国。分别记载会盟，是为了区别二心，所以不说“及以会”，而说“会以会”。在柤、在向的会盟，也是同样的道理。晋厉公称霸，诸侯震惊恐惧，他们怎敢不听从晋国的命令而会见吴国呢？然而晋国屈尊会见吴国，是有原因的。当时吴国和楚国都强盛，吴楚联合则中原危险，晋国既然对抗楚国，就不得不联合吴国以夺取楚国的援助，这就是联合诸侯在钟离会见的原因。然而襄公五年戚地的会盟，吴人在其中却没有分别记载会盟，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钟离、柤、向都靠近吴国，晋国联合诸侯前往会见他们，所以说“会以会”。戚是卫国的地方，晋侯在戚地联合诸侯，吴国人前来会见，所以不分别记载会盟。事情不同文字就不同，不必多疑。而解说的人认为分别记载会盟是为了尊崇吴国，与首止的文体相同，不知道首止的会盟记载为“及以会”，不像“会以会”那样不同，圣人怎会把吴国比作王世子呢！解说的人又说：“‘会以会’，是排斥吴国。”况且吴国和楚国都是夷狄，追溯他们的祖先，吴国比楚国尊贵。齐地的盟会、盂地的会盟，未曾排斥楚国而单独排斥吴国，为什么呢？这大概是晋国率领诸侯前往会见他们，道理很明显，哪里用得着穿凿附会出尊崇它、排斥它的说法呢！

许国迁都到叶地。

许国自己迁都。郑国虐待许国，许国畏惧郑国，迁都到叶地。叶地靠近楚国，依靠楚国来对抗郑国。

十六年春王正月，下雨结冰在树上。

雨水附着在树木上结冰，这是很大的异象。阴阳的道理紊乱了。认为是阴气到了极点，那么应该下雪而不应该下雨；认为是阳气乖戾，那么树木不应该结冰。树木属少阳，得水而生，现在反而结冰，探究其道理不可理解。冰属少阴，因水而凝结，现在下雨结冰，其变化不可预测。总之，圣王不出现，皇极不建立，五行的常理反而成为灾害。圣人记载它，不是随便责备当时的国君，而是用来警戒后世。何休用沙随、苕丘的事情作为应验，这是巫祝的话，君子不谈论。

夏四月辛未，滕子去世。

郑国公子喜率领军队侵犯宋国。

郑国背叛晋国跟随楚国，为楚国侵犯宋国，所以不久就有鄢陵之战。郑成公即位到现在十年，这期间对外遭受楚军，对内蒙受晋国羞辱，最终没有背叛，是因为晋国足以依靠来对抗楚国。现在晋国率领诸侯去侍奉吴国，郑国不仅役属于晋国，而且将要役属于吴国。侍奉一个楚国，哪里比得上侍奉两个晋国（指晋和吴）？所以宁愿折断而投入楚国。从此一叛，直到成公去世都没有返回，是有原因的啊！

六月丙寅初一，发生日食。

晋侯派栾黡来请求出兵。

栾黡请求出兵去讨伐郑国，鲁国的军队没有按期到达。晋侯对此感到遗憾，所以在沙随之会，没有会见鲁公。

甲午晦日，晋侯与楚子、郑伯在鄢陵交战。楚子、郑国的军队大败。郑国背叛晋国跟随楚国。晋侯讨伐敌视晋国的，是郑国，却把楚国加在郑国之上，这是郑国推卸责任罢了。郑国背叛盟约侵犯顺从者，并且胁迫强大的楚国来对抗中原，罪行不言而喻，而晋国能够以孤军战胜楚、郑的众多军队，晋国也很强大了。然而郑国军队虽然战败但最终没有屈服，是因为晋侯倚仗武力而不修养德行，他不会见鲁公、拘捕孙林父，都不是招致诸侯的方法，适宜郑成公虽然战败但不屈服。战争称爵位，战败称军队，是《春秋》的常例。楚战败称“子”，是文字错误。解说的人认为楚子受伤了，所以斥责他，这是穿凿附会的说法。宋襄公在泓水战败，身伤而死，为什么不称宋公，战败而记载宋师呢？《春秋》义理相同则文字一致，圣人不会为了细微的义理而自相矛盾。

楚国杀了大夫公子侧。

战败国君受伤，是将领的罪过，杀他有什么过分？然而用“国杀”的体例记载，用连累国君的措辞记载，为什么呢？古时候任命将领出兵，推毂车并告诉他说：“城门以外，由将军决定；城门以内，由我决定。”把三军的命运授予将领，所以战败时，国君可以惩罚他的罪过，将领也为三军伏诛而不顾惜。现在鄢陵之战，楚子在场，已经自己导致战败，为什么

译责备难道超过了将领吗？将领虽然负有使命，但战败实际上是由君主造成的，还杀他做什么呢？所以子反有流传后世的美名，而《春秋》不把他作为有罪之人被杀来记载。

译秋，晋侯、齐侯、卫侯、宋国的华元以及邾国人在沙随设防，但没有接见鲁公。在沙随设防，是因为晋国大概怀疑诸侯有二心，所以借会盟来试探。郑国已经背叛晋国，而宋国也遭受郑国军队的攻击，宋国本来就在被怀疑之列。等到鄢陵之战时，晋国向鲁国请求出兵，而鲁国的军队没有出动，其他诸侯也没有派出一兵一卒来援助晋国，这就是晋国随即就在沙随设防的原因。然而诸侯都不援助晋国，却唯独不接见鲁公，大概是因为鲁公卑屈地请求出兵，而鲁国却没有出兵，晋国对待鲁公表面上恭敬，而鲁公实际上却傲慢，所以唯独责备鲁国。然而鲁国怎敢对晋国傲慢呢？是因为国内有侨如的祸难，军队没能按期到达罢了。晋侯不察实情，竟然打算对鲁公无礼，鲁公虽然没被接见，但实际上是有理由的，这又有什么耻辱呢？况且诸侯都不保佑晋国，为什么唯独责备我们呢？国内的恶行必须避讳，这是《春秋》的常例，即使不得已，也要加以隐晦，这是为了保存君臣的大义。国君被杀就记载为“薨”，国家被灭就记载为“取”，出逃就记载为“逊”，被迫与大夫结盟就记载为“及”，背叛盟约失信就隐去国君而只记载“防”。现在直接记载“公防”，没有隐讳，不是因为国内有恶行，而是因为晋国的错误。接见诸侯却唯独不接见鲁公，说明晋国的用心已经偏颇；因为军队没赶上作战就责备别人，说明晋国的谋划不仁；不体恤别人的危难却责备别人一定要到来，这在道义上是悖逆的。罪过在晋国，我们有什么耻辱呢？所以对此不予避讳。

鲁公从会盟之地回来。

这是为了报告会盟的事。鲁公虽然没被接见，但实际上前往参加了会盟，过错不在自己，可以以完成使命来报告，所以说“公至自会”。

鲁公会合尹子、晋侯、齐国的国佐、邾国人讨伐郑国。

晋侯在鄢陵打败了楚国和郑国的军队，郑国最终没有归顺。现在又打着周天子的命令去讨伐它，而郑国一点也不理会，郑国的罪过就大了。晋厉公依仗势力来迫使别人屈服，别人不向我们屈服，也没什么奇怪的。鄢陵之战时，晋国来请求出兵，鲁国的军队没能按期到达，鲁公因此受了辱。现在晋国不请求出兵而鲁公去会合，可见鲁国畏惧晋国。然而约定了时间却失约，国君就蒙受不被接见的耻辱；没约定时间却到了，臣子就有被拘捕的耻辱。去或不去，都有罪过，诸侯侍奉晋国确实很难，难怪郑伯一再背叛而不归顺。周天子的臣子参与讨伐，从此开始，其义理可见于《柯陵之盟》。

曹伯从周天子都城回来。

曹成杀了世子而自立，这是天下的大恶。晋侯拘捕了他，不自行判定他的罪过，而是把他送回周天子都城，这是尊崇王室的表现。周简王不能以王法来号令天下，反而把他放回曹国，王室失去了纲纪，废弛了政刑。从此以后，春秋时期乱臣贼子，其党徒实在众多，东周的国君本来就不能执行九伐的法典。现在幸好晋厉公有尊崇周室的心，不自行裁决处置，而把曹伯送回周天子都城，周王如果能借此运用威福的权柄，那么天下谁不震慑，王室还有复兴的希望。现在却置之不理而姑息他，诸侯分明知道王法不再施行，他们还有什么顾忌而不做乱臣贼子呢！我在此为周王深感惋惜。《春秋》记载拘捕诸侯送回周天子都城的有两次：晋文公拘捕卫侯送回周天子都城，不久晋国自行释放了他，记载说“卫侯郑回到卫国”，不说“从周天子都城回来”，因为这不是周王的命令。现在曹伯从周天子都城回来，是周王命令释放他的。然而卫侯郑有名而曹伯不名，这是通过文字的轻重来体现义理。凡是诸侯有恶行就称名，否则就不称名。郑的回来，晋文公认为他有罪而赦免他，所以顺从他的意愿而称名，称名郑是为了责备晋文公。曹伯的回来，周简王认为他无罪而释放他，所以也顺从他的意愿而不称名，不称名曹伯是为了讥讽王室。观察这些，然后才知道《春秋》非圣人不能编纂。

九月，晋国人拘捕了季孙行父，把他安置在苕丘。

鄢陵之战，鲁国军队失期，晋侯不接见鲁公。讨伐郑国的战役，鲁公亲自会合，却又拘捕季文子，晋国的举措也太谬误了！失期就不接见他们的国君，亲自会合却又拘捕他们的臣子，诸侯怎么能忍受呢？晋厉公为人，大概也很暴虐吧！难怪他不能善终。“舍”是次舍的舍，谷梁传理解对了，大概是被拘禁在苕丘，以要挟鲁国服从。左传认为是赦免他，不对。楚子拘捕宋公，在薄地结盟后赦免了他，记载说“释放宋公”，不说“舍之”。这里如果是赦免，说“释放行父”就够了，何必记载“舍之于苕丘”，并且明确写出地点呢？考察文义，也没有把“舍”当作赦免的理由，这种说法太疏漏了。所以我以谷梁传为准。然而季孙意如、叔孙婼被拘捕都记载“至”，而这里不记载“至”，大概是因为晋国随即释放了他，他与鲁公一同到达。向宗庙报告以国君为重，记载鲁公从会盟之地回来，那么行父也就随之到达了。

冬十月乙亥，叔孙侨如出逃到齐国。

三家专权鲁国，势力相当，德行齐平，各自乘隙互相倾轧。鄢陵之战，侨如谋划除掉季孙和孟孙，鲁公害怕内乱，设置警戒防备后才出兵，因此失期得罪了晋国，这是侨如的缘故。侨如害怕，鲁公和行父向晋国申诉并谋划，所以侨如反而在晋国进谗言，晋国不接见鲁公并拘捕行父，也是侨如的缘故。然而事理有顺逆，情感有真伪，最终鲁公和行父不用辩解就自己明白了，晋国将要释放他们。侨如害怕鲁公回来而追究他的罪责，所以出逃到齐国。唉！败坏国家、谗害国君的贼人，安然逃到齐国，而齐国藏匿他，齐国还有国君吗？还是因为他是高国的同党，同恶相济呢！

十二月乙丑，季孙行父与晋国的郤犫在扈地结盟。

鲁公和行父离开到现在六个月了，君臣长期滞留国外，因为侨如的谗言

译然而晋国追究他，罪行便无法赦免。如今侨如的谗言既然已经败露，他未能得逞便逃跑了，所以晋国释放了行父，并在扈地与他结盟。鲁公从会盟之地回来，回国后便刺杀了公子偃，偃是侨如的党羽。那么鲁公不被接见，以及行父被拘捕，都是侨如进谗言所致，这就很明白了。《春秋》的文字简约而明晰，推究其本源，那么事情的情状就十分清楚了。

译成公从会盟之地返回。乙酉日，刺杀公子偃。

公子买戍守卫国，没有完成戍守任务，因此被刺杀。这并非他的罪过，如果不记载原因，就无法显示他无罪，所以先记载戍守，后记载刺杀。至于公子偃的罪过，自从侨如出逃时，人们已知他是恶党，所以直接记载刺杀，罪过自然显现。《春秋》的笔法就是这样。

十七年春天，卫国北宫括率领军队侵犯郑国。

卫国北宫括侵犯郑国，是晋国的命令。《左传》认为是为了救援晋国，他凭什么这样说呢？假如晋国遭受郑国军队攻击而卫国去救援，那么就有援助霸主的功劳，怎么会不记载“救”而记载“侵”呢？这种穿凿附会的说法不足以依据。大概是因为准备联合诸侯讨伐郑国，而怀疑楚国一定会庇护郑国，于是先命令卫国人侵犯郑国，以试探其锋芒，所以后来才有柯陵之战，没有别的含义。

夏天，成公会见尹子、单子、晋侯、齐侯、宋公、卫侯、曹伯、邾人，共同讨伐郑国。六月乙酉日，在柯陵结盟。秋天，成公从卫国返回。

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晋成公称霸时，大概曾经联合诸侯讨伐叛乱，但从未屈尊让周天子的军队向下讨伐。屈尊让周天子的军队向下讨伐，始于晋厉公。世道衰微，谋划紧迫，霸业日益败坏。起初是挟持周天子的军队来号令诸侯，联合诸侯来讨伐离异背叛者，兵役不敢波及周王室。如今战争之事，周王室也参与其中，衰败严重了。晋厉公暴戾，专门依靠武力来屈服郑国。郑伯一旦背叛，虽然在鄢陵之战中战败但郑国不服，于是责怪鲁国军队迟到，怪罪诸侯不听从自己，于是挟持天子的命令，屈尊让尹子、单子来号令诸侯。虽然周天子的臣子亲临，诸侯不敢不来。凭借七个国家的军队，加上周天子的军队，而郑国仍未归顺，于是举行柯陵之盟，特意借周天子的臣子来主持这次盟会，以使诸侯信服罢了。况且讨伐郑国就是讨伐郑国，郑国既然没有归顺，何必结盟呢？这实际上没有理由这样做，只是庆幸周天子的臣子在场，用来号令诸侯罢了。起初集结周天子的军队来胁迫郑国，又依靠周天子的臣子来团结诸侯，作为晋国的计策倒是好的，但周王室难道不会因此衰微吗？能否得到郑国，在所不问，而屈尊让周天子的军队向下讨伐，大概始于晋厉公，君子不可不细察啊。

齐国高无咎出逃到莒国。

高氏、国氏、崔氏、鲍氏，都是齐国的强臣，如果不是争夺政权失败而逃跑，就是阴谋暴露而出逃，决不是好事。所以今年高氏出逃，而明年国氏被诛杀，其中的缘故可以知道了。

九月辛丑日，举行郊祭。

鲁国占卜郊祭，从僖公开始，而实际举行郊祭从成公开始。大概在此之前，虽然通过史官请求周天子而得以举行郊祭，但怀疑这是僭越而上天不享用，所以占卜后没有立即举行。成公七年，大概曾经占卜过，后来没有听从，于是免除牛祭。十年又曾经占卜过，五次占卜都不听从，愤怒于是不再举行郊祭，不再免除牛祭、免除牺牲了。如今成公害怕占卜不听从，就无法举行郊祭，所以不再占卜而直接举行。圣人记载为“用郊”，大概在此之前未曾举行过。到了定公、哀公时的郊祭，就不再记载“用”字，大概责任不在定公、哀公，他们举行郊祭始于成公，与“用田赋”、“用致夫人”相同，而错误的人寻求解释不得，就认为是用人祭祀，其支离破碎竟到了这种地步！

晋侯派荀防来请求出兵。

鲁国制作丘甲，而晋国四次向鲁国请求出兵，一次没有按时到达，就导致国君不见使者而臣子受辱，多兵究竟有什么好处呢？荀防前来，鲁国敢违背吗？所以冬天，成公会见晋侯讨伐郑国。

冬天，成公会见单子、晋侯、宋公、卫侯、曹伯、齐人、邾人讨伐郑国。晋国三次讨伐郑国，都以周天子的军队为首，周天子的威严难道能震慑楚国而屈服郑国吗？只是借用来召集诸侯的军队罢了。然而三次讨伐郑国而郑国不归顺，也足以看出武力不足依靠了。而晋厉公不能在内修德来招致他们，只是穷尽其愤怒而不罢休，郑国最终不服，晋国也因此动乱，自身陷入不可测知的危险。攘除外患而不治理内政，唉，值得警戒啊！

十一月，成公从讨伐郑国返回。

成公跟随讨伐郑国三次，而两次是从会盟之地返回，大概是没有功劳可以告祭宗庙，只是以会盟为由返回罢了。如今的讨伐又有什么功劳呢？竟然说从讨伐返回，为什么呢？前两次讨伐，不是请求出兵而去，那么返回时，也不以出兵为由告祭。如今的讨伐是因为请求出兵而会盟，那么返回时，不得不以讨伐为由告祭。由此可知圣人记载“至”，是依据告祭宗庙来符合实情，认为这是表示危险的学说于是就显得疏远了。

壬申日，公孙婴齐死在貍脤。

大夫去世，只记载实情罢了，月日是用来记录实情的。十一月没有壬申日，这是错误罢了。《公羊传》、《谷梁传》附会认为是等待国君的命令，然后才去世。大夫去世，难道要等待国君的命令才记载吗？假使说一定要等国君到达才记载，那么也应当以其去世的月日来记录实情，怎么能把日期移到国君到达之后以扰乱编年顺序呢？这种说法迂腐了。公孙婴齐，是叔肸的儿子，不是归父的儿子。有人怀疑他是归父的儿子，所以一定要等国君到达才去世，这尤其疏远谬误。归父的儿子是仲婴齐，已经在十五年去世，怎么能在这里再次去世呢？这是跟随国君讨伐郑国，没有到达而死于外地罢了，没有别的含义。

十二月丁巳朔日，发生日食。

邾子貜且去世。

晋国杀其大夫郤锜、郤犫、郤至。

晋厉公的暴虐太严重了，一天之内杀了三位大夫。卿佐，是国家的股肱，一怒之下就诛杀，谁还能与他共处呢？适宜其祸患不久就降临了。《谷梁传》说祸患从此开始，确实如此。

楚人灭掉舒庸。

舒庸，是楚国过去的盟友，互相作恶而互相灭掉，在所不记录。然而中原必须记载，以显示楚国扩张疆域。

译〇，太阳侵入中原地区。

鲁成公十八年春天，周历正月，晋国杀死了他们的大夫胥童。

译胥童杀害国君，因此用“国杀”来记载，而〇者认为栾书、中行偃杀了胥童，进而弑杀了厉公。如果这样，就应当记载为“晋弑其君州蒲及其大夫胥童”，按照先尊后卑的顺序，然后才合乎情理。现在先记载“晋杀其大夫胥童”，而后记载“晋弑其君”，那么胥童被杀，是在厉公被弑之前，是厉公杀了他。起初杀了三郤，接着杀了胥童，所以栾氏、中行氏心中不安而谋划叛逆，事情的发展自然顺理成章，无需穿凿附会。

庚申日，晋国弑杀了他们的国君州蒲。

厉公兴起时，大肆修习文治之业，他的志向有值得称道的地方。然而他刚暴不仁，果断地使用威权。打败狄人、讨伐秦国，都如他所愿。然而当时吴、楚两国同时兴起，想要抵抗吴国就畏惧楚国，想要抵抗楚国就顾虑吴国，于是会合诸侯在钟离会见吴国，大概是因为吴、楚联合，中原各国无法抵抗他们。吴国已经依附我们，所以第二年就发动了鄢陵之战，大败楚国和郑国，他的谋划大概也很深远。然而晋国虽然得志，郑国却不归附。在这个时候，可以退而增进自己的德行，探求郑国不服从的原因，治理内政以柔化他们，何必担心郑国不归附、楚国不怀念呢？反而迁怒于鲁国，因为鲁国出兵不力而毁坏了他的功业。所以沙随之会没有见到鲁公，苕丘之战拘捕了执行父，大概也是不知自我反省。既而向上屈辱王师，向下牵连诸侯，三次侵扰郑国，郑国无法应对，他的愤怒更加厉害，怒气无处发泄，于是对内憎恨卿佐，杀了三郤，诛杀了胥童，朝中站立的人惊慌失措，好像活不过一天，所以中行氏、栾氏的叛逆在顷刻间形成。唉！刚暴的国君，不可以引以为鉴吗？凡是《春秋》记载弑君而用“国弑”的，是因为国君无道。一国的人共同憎恨他们的君主。身处一国之上，却被一国的人所憎恨，应当招致祸患了。可悲啊！

齐国杀了大夫国佐。

根据〇者考证，国子凭借自己的私邑叛乱，那么杀他算是得到了他的罪责。现在却用连累君主的措辞来记载，为什么呢？大概导致国佐叛乱的原因，在于君主。灵公不像君主，目光不明，听力不聪，因为谗言而治国子的罪，所以国子叛乱，那么他的被杀，怎能不用连累君主的措辞来记载呢？

鲁公前往晋国。

平定晋国的动乱并且朝见继位的国君。

夏季，楚子、郑伯讨伐宋国。鱼石再次进入彭城。

晋厉公遭受祸患，楚国和郑国乘隙袭击中原，讨伐宋国的举动，难道是为了接纳鱼石吗？是想扰乱宋国从而窥视中原。所以圣人也是根据他们的意图而不记载“纳”，使得讨伐宋国就是讨伐宋国，鱼石再次进入彭城，是鱼石自己进入的。解说的人有人说：“不记载‘纳’，是不赞许他们接纳。”况且宣公十一年楚子进入陈国，接纳公孙宁、仪行父到陈国，为什么直接记载“纳”？志在接纳的，圣人赞许他们接纳；至于接纳的好坏，褒贬自然显现。不志在接纳的，圣人不赞许他们接纳，他们的本意在于扰乱中原，不在于接纳鱼石。而且帮助鱼石作乱，对楚国有什么好处，而志在接纳他呢？有人说：“接纳鱼石，只是借用来讨伐宋国，给中原带来动乱，而后楚国得以逞志。”然而鱼石的进入，应当说叛乱却不记载叛乱，不是鱼石志在叛乱，是楚子驱使他来扰乱宋国罢了。

鲁公从晋国回来。

晋侯派遣士匄前来聘问。

宣公十年，齐侯元去世。鲁公前往齐国。鲁公从齐国回来。齐侯派遣国佐前来聘问。顷公即位不到一年就派遣大夫前来聘问，直接称齐侯，君子讥讽他。现在晋厉公被弑，悼公继承统绪，礼制规定为人后者为人子，那么他也是嗣子了，而士匄前来聘问，也记载为晋侯，是不合礼的。冬季，士鲂前来，十二月虚朾之盟，也称晋侯，悼公大概因为自己不是厉公的儿子，不再考究逾年之礼了。左氏反而认为合礼，我不理解。

秋季，杞伯前来朝见。

八月，邾子前来朝见。

修筑鹿囿。

苑囿之地，国家有固定的制度。鲁国有大野，是苑囿之地。现在修筑鹿囿，是为了什么呢？古代山林薮泽的利益，与百姓共享，不设立界限，百姓以此专享其利。修筑鹿囿，设立界限以专享其利了。这不是随便记载土木工程之事，左氏只指责其不合时宜，不是经文的深意。

己丑日，鲁公在路寝去世。

冬季，楚人、郑人侵犯宋国。

前几天讨伐宋国，今天侵犯宋国，难道是为了接纳鱼石吗？是侵犯中原。

晋侯派遣士鲂前来请求出兵。

十二月，仲孙蔑会同晋侯、宋公、卫侯、邾子、齐崔杼在虚朾结盟。

楚国、郑国侵犯宋国，晋侯派遣士鲂前来请求出兵。仲孙蔑于是会同晋侯，举行虚朾之盟。这是兵车之会，会同兵车而没有使用。大概晋悼公新立，不敢立刻役使诸侯，所以请求出兵以观察诸侯的志向。诸侯顺从，姑且结盟以巩固他们的心意。这是悼公的兴起，温和而有礼，应当最终成就霸业。

丁未日，〇我君成公。

右成公尽十有八年。

春秋经筌卷十

<经部,春秋类,春秋经筌》>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经筌卷十一 宋 赵鹏飞 撰

襄公

元年春王正月，鲁公即位。

鲁公年四岁。

仲孙蔑、会同、晋栾黡、宋华元、卫宁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包围宋国彭城。

讨伐叛乱、惩治叛逆，是霸主的事情。悼公兴起，首先会合诸侯的大夫为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