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经全卷八 宋 赵鹏飞 撰
书侯，说者以为冐防伐人，故爵以愧之。且前日败秦师，所谓冐防也，乃贬而称人。若以为必愧之，则何不书子也？前书人而今书爵，即其善恶而録之矣。
译《春秋》记载“侯”，解释的人认为是因为冐防攻打别人，所以用爵位来使他感到羞愧。况且前几天打败秦军，就是所谓的冐防，却贬低他而称“人”。如果认为一定要使他羞愧，那么为什么不记载“子”呢？以前记载“人”而现在记载爵位，就是根据他的善恶来记录的了。
叔孙得臣如京师
拜，锡命也。锡固非所宜锡，而拜、锡者，庸为是乎？锡之在防，拜之在防，既拜则释衰服韨矣。释衰服韨，文公之心其安乎？安则为之。
卫人伐晋
晋虽伐卫，卫非所宜报。卫固常遭晋文之执辱，其如霸主之令何？曲直非所当憾也。卫憾其执而不事晋，晋固可憾矣，霸主其可憾邪？春秋之时，王之不王，所宗者霸主尔。圣人岂茍抑诸侯而私霸主哉？以为既无王，复无霸，则天下即于乱矣。固存霸主，所以使诸侯有所宗也。今卫成抗霸主而伐之，是亦犯上矣。故圣人于晋伐卫书侯，而卫伐晋书人。均诸侯也，贬卫而予晋者，存霸主也。
秋，公孙敖防晋侯于戚【敖，庆父之子】
三家之子孙，虽自僖公，而僖之世莫见其横，盖僖所不容也。及文公之初，则已露头角，専盟、防矣。孟氏自敖而専叔孙氏自得臣、彭生而横，季孙氏自行父而侈。敖，庆父之子；得臣、彭生，皆子牙之孙；而行父，季友之孙也。前乎此，大夫盖有出防者，或防伐，或防盟，皆君命尔。然圣人必去其族以示贬，翚、无骇、柔、溺是也，以为犹有君命，可以责其専也。自文以后，则举无善恶，皆不去族，以为政渐出于大夫，不复有君命矣。文之元年，得臣如京师，则聘専之；公孙敖防晋侯于戚，则防又専之。既而専盟、専伐，皆自此始，则三家之専自文以下也。是以圣人谨之。然戚之防晋将逼卫也。戚，卫地。晋襄嗣霸，诸侯未从。敖知将圗霸也，于是逆探其欲而首防之，以为晋之霸业成，则吾为诸侯之介绍矣。晋得诸侯，必徳于敖；敖得晋援，鲁何以制之哉？此敖所以防晋侯之意也。戚之防左氏》谓晋侯疆戚田，经无其文，不可决信。盖防于卫地，要卫而卫不至耳。故士縠再为垂陇之防以求之，至伐沈之役而卫始从，晋襄之求诸侯，抑亦劳而无谋矣。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
晋献杀其子，商臣弑其父，呜呼！春秋之世，一至是邪？此其乱皆起于嫡庶之不明，妃妾之不正。吾于僖五年杀中生之事既言之矣。世子弑君，是无父无君，禽兽之不若也。楚实王者，风化之所不及，圣人不治也。然所以书者，垂天下君臣父子之戒欤？唐太子洪授《左氏春秋》，至商臣之事，废书而叹曰：「圣人何书此邪？」率更令郭瑜对曰：「《春秋》存襃贬，以善恶为戒劝，故商臣千载而恶名不灭。」洪曰：「实不忍闻，愿受他书。」瑜遂读《礼》。呜呼！吾圣人垂万世之训，彼腐儒溺其文而不达其义，因遂废之，吾切为之愤。夫圣人寓二帝三王之道于《春秋》，其文则史，而道则二帝三王之道也。反而言之，则其道粲然如日月不掩矣。彼区区泥其迹而不反求其道，如趋越者北首而不顾越之在其后也。孟轲氏有言曰：「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故《春秋》作而乱臣贼子惧。」夫乱臣贼子既惧，则君臣父子之道怡然有章，是安有弑杀之事哉？此《春秋》之意也。君子安可惑其文而遽废之？废《春秋》，是废圣人之道也。道可废乎？后世有以为断烂朝报而不省者，其罪皆始于郭瑜。今天下有若瑜者，吾请鸣鼓与天下共攻之。
公孙敖如齐
礼，诸侯世相朝也，则君之继世，固有相朝之礼。然必三年防毕，朝于天子，而后及诸侯。今未及禫，而公孙敖聘齐，非礼也。其亦敖之専而谄事大国乎？前日戚之防，敖西防晋君；今如齐之行，东结齐援。大夫之専甚矣！文公直偶人也，即位一嵗之间，朝防皆出于得臣与敖，何以为国乎？宜其启仲遂之横，而子孙不能保其死生也。呜呼，悲夫！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晋侯及秦师战于彭衙，秦师败绩。春秋无义战，战而无义，何责哉？诛其兵意而已。前日殽之役，秦以无故而伐郑、入滑，晋乘人不虞而要败之，均不义矣。然其兵端实起于秦，秦不入滑，则晋不败秦也。殽之败，穆公归而悔过自咎，可谓贤矣。然悔其败而弭兵息民，
译叔孙得臣前往京师。
这是为了接受赏赐而拜谢。赏赐本来就不该赏赐，而拜谢、赏赐这些行为，难道是恰当的吗？赏赐发生在防地，拜谢也发生在防地，既然已经拜谢，就脱去了丧服和蔽膝。脱去丧服和蔽膝，文公的心能安吗？心安就去做。
卫国军队讨伐晋国。
晋国虽然讨伐卫国，但卫国也不该报复。卫国固然常遭受晋文公的拘捕羞辱，但又能怎样对待霸主的命令呢？是非曲直不是应当怨恨的理由。卫国怨恨被拘捕而不侍奉晋国，晋国固然可以怨恨，但霸主难道可以怨恨吗？春秋时期，周天子不行天子之礼，所尊崇的只是霸主罢了。圣人难道会随意压制诸侯而偏私霸主吗？认为如果既没有天子，又没有霸主，那么天下就会陷入混乱。所以保留霸主，是让诸侯有所尊崇。现在卫成公对抗霸主并讨伐他，这也是犯上作乱了。所以圣人在晋国讨伐卫国时记载为“侯”，而在卫国讨伐晋国时记载为“人”。都是诸侯，贬低卫国而给予晋国肯定，是为了维护霸主。
秋天，公孙敖在戚地拦截晋侯【敖，是庆父的儿子】。
三桓家族的子孙，虽然从僖公时期就存在，但僖公在世时没有看到他们专横，大概是因为僖公不容忍他们。到了文公初年，他们就开始崭露头角，专擅盟会和拦截了。孟氏从公孙敖开始专权，叔孙氏从得臣、彭生开始专横，季孙氏从行父开始奢侈。公孙敖是庆父的儿子；得臣、彭生都是子牙的孙子；而行父是季友的孙子。在此之前，大夫也有出使拦截的，有的拦截讨伐，有的拦截结盟，都是奉君主之命。然而圣人必定去掉他们的族氏以示贬斥，如翚、无骇、柔、溺就是这样，认为他们还有君主之命，可以责备他们的专擅。从文公以后，无论善恶，都不去掉族氏，认为政令逐渐出自大夫，不再有君主之命了。文公元年，得臣前往京师，就专擅了聘问；公孙敖在戚地拦截晋侯，就专擅了拦截。接着专擅盟会、专擅讨伐，都从此开始，那么三家的专擅是从文公以下开始的。所以圣人对此谨慎记载。然而戚地的拦截，晋国将要逼迫卫国。戚，是卫国的土地。晋襄公继承霸业，诸侯没有顺从。公孙敖知道晋国将图谋霸业，于是预先揣测其欲望而首先拦截，认为晋国的霸业一旦成功，自己就是诸侯的引荐人了。晋国得到诸侯，必定感激公孙敖；公孙敖得到晋国的援助，鲁国怎么能控制他呢？这就是公孙敖拦截晋侯的意图。关于戚地的拦截，《左氏传》说晋侯划定戚地的田界，但经文没有记载，不能确信。大概是在卫国土地拦截，要挟卫国但卫国没有到来罢了。所以士縠再次举行垂陇之盟以求取卫国，直到伐沈之战，卫国才开始顺从，晋襄公求取诸侯，也是劳而无谋了。
冬天十月丁未日，楚国世子商臣杀死了他的君主頵。
晋献公杀死了他的儿子，商臣杀死了他的父亲，唉！春秋时代，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吗？这些混乱都起因于嫡庶名分不明确，妃妾地位不正当。我在僖公五年杀中生之事时已经说过了。世子杀君，这是无父无君，连禽兽都不如。楚国确实是蛮夷之地，教化所不及，圣人不加治理。但是记载这件事，是为了给天下君臣父子留下警戒吗？唐太子李洪读《左氏春秋》，读到商臣之事，放下书感叹说：“圣人为什么要记载这件事呢？”率更令郭瑜回答说：“《春秋》保存褒扬和贬斥，以善恶作为警戒和劝勉，所以商臣千载之后恶名不灭。”李洪说：“实在不忍心听，希望读别的书。”郭瑜于是读《礼记》。唉！我们的圣人留下万世的训诫，那些腐儒沉溺于文字而不通达其意义，因而就废弃它，我深切地为此愤慨。圣人把二帝三王之道寄托在《春秋》中，其文字是史实，而其道理则是二帝三王之道。反过来看，那么其道理就像日月一样鲜明不可掩盖。那些仅仅拘泥于其表象而不反求其道理的人，就像去越国却向北走而不回头看越国在其后一样。孟子有话说：“世道衰微，正道微弱，邪说暴行兴起，臣杀君、子杀父的事情发生了。孔子感到恐惧，于是作《春秋》。《春秋》是天子的事情。所以《春秋》作出来，乱臣贼子就感到恐惧。”既然乱臣贼子感到恐惧，那么君臣父子之道就怡然有序，哪里还会有弑杀之事呢？这就是《春秋》的意图。君子怎么能被其文字迷惑而轻易废弃它呢？废弃《春秋》，就是废弃圣人之道。道可以废弃吗？后世有人认为《春秋》是断烂的朝廷公报而不加省察，他们的罪过都始于郭瑜。今天下如果有像郭瑜这样的人，我请求击鼓与天下人共同攻击他。
公孙敖前往齐国。
按照礼制，诸侯世代互相朝见，那么君主继位，本来就有互相朝见的礼节。但必须三年丧期结束，朝见天子，然后才轮到朝见诸侯。现在还没有到禫祭，公孙敖就聘问齐国，是不合礼的。这也是公孙敖专权而谄媚侍奉大国吧？前几天在戚地拦截，公孙敖向西拦截晋君；现在前往齐国，向东结交齐国的援助。大夫的专权太严重了！文公简直是个傀儡，即位一年之间，朝见和拦截都出自得臣和公孙敖，这怎么能治理国家呢？难怪会开启仲遂的专横，而子孙不能保全自己的死生。唉，可悲啊！
二年春天周历二月甲子日，晋侯与秦军在彭衙交战，秦军大败。春秋没有正义的战争，战争而不义，有什么可责备的呢？只是诛讨其用兵的意图罢了。前几天殽之战，秦国无故讨伐郑国、进入滑国，晋国趁人不备而拦截击败他们，同样不义。然而战争的起因实在在于秦国，秦国不进入滑国，那么晋国就不会击败秦国。殽之战的失败，穆公回国后悔过自责，可以说是贤明了。然而他后悔失败而停止战争安抚百姓，
修文公之好于晋，则晋将愧耻，若挞于市而洗心事秦，其忍以兵相向乎？今悔其败而治戎练卒以圗再举，则是祸方深矣，何悔之有？则夫彭衙之败，非不幸也。其后三十年，秦晋之战无虚歳，兵连祸结，荼毒生民，皆起于秦穆之悔，不悔于徳而悔于力也。今秦伐晋，而以晋侯及战为文，晋不屈也。晋先尝败人之兵矣，何以不屈？以入滑之故也。秦无故而入滑，使晋得以借口而兴戎，既败而归，则又何报？今报败而又败焉，则是兵端未有止息之期也。故圣人于晋书爵而秦书师，非襃晋也。曰侯、曰师，秦晋曲直之辩也。然则秦曲欤？曰：秦所不当报而报也。穆公之悔是矣，其所以悔者非其道也。则夫穆公之誓何以列于《书》？盖誓取其文，子其义而已，不保其徃也。今观《秦誓》之文，诚有合于君子之道，可以为世法，圣人姑取之。若其异日之非，则有《春秋》之法在。
译修文公在晋国喜好礼义，那么晋国将会感到羞愧耻辱，就像在集市上被人鞭打一样，从而洗心革面侍奉秦国，哪里忍心再用军队相对抗呢？现在秦国后悔之前的失败，于是整顿军队、训练士兵以图再次进攻，这样灾祸才更加深重了，还有什么可后悔的呢？那么彭衙之战的失败，并不是不幸。此后三十年，秦晋之间的战争没有一年停歇，战事连绵、祸患交织，荼毒百姓，都起源于秦穆公的后悔，他不后悔德行不足而后悔武力不够。现在秦国讨伐晋国，史书用“晋侯”与“战”来记载，表明晋国没有屈服。晋国先前曾经打败过别人的军队，为什么这次不称屈服？是因为秦国无故入侵滑国的缘故。秦国无故入侵滑国，使得晋国有借口兴起战事，既然打败了秦国而回国，那么秦国又凭什么报复？现在报复失败却又再次失败，这样战争的开端就没有停止的时候。所以圣人在记载晋国时书写爵位，在记载秦国时书写军队，这并不是褒奖晋国。称“侯”、称“师”，是秦晋是非曲直的辨别。那么秦国理亏吗？回答说：秦国不该报复却去报复。穆公后悔是对的，但他后悔的原因不是正道。那么穆公的誓言为什么被收录在《尚书》中？大概是取其文辞，取其大义罢了，并不保证他过去的行为。现在看《秦誓》的文辞，确实符合君子的道理，可以作为世人的法则，圣人姑且选取它。至于他日后的错误，则有《春秋》的笔法在评判。
丁丑作僖公主
主所以存神而已，既葬若不可见，故虞而▯其主，用桑。期而祥，祥而易服，谓之练。练主用栗，练则埋虞主于两阶之间，而奉练主祔于庙。僖之虞主既埋，练主则立于期而虞▯之时矣。今僖之防十有五月，安用作主？盖作者，改作也。作南门、作三军、作丘甲，皆改作也。然则僖有主矣，何用改作？盖文公惑于新▯大、故▯小之说，将跻僖公于闵之上，故改作其主焉。其昭穆既殊，则主必异，盖更其制，刻而改其涂餙也。礼防主不文，吉主则刻，吉主，练主也。练主既祔，不可移，故改作以俟八月大事于太庙而跻僖公也。
三月乙巳及晋处父盟
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前日戚之防，晋侯求诸侯，而鲁以大夫防之，晋之耻也；今日处父之盟，公实求盟，而晋以大夫盟之，公之耻也。曽子曰：「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君子其可不谨乎！盟而不地，盟于晋也。凡盟不地，外大夫来而盟于鲁则不地，晋侯使荀庚来聘，丙午及荀庚盟是也；公徃而盟于其国亦不地，公如晋，公及晋侯盟是也。今无处父聘之文，则非盟于鲁矣。然经亦不书公如晋，安知公之盟于晋哉？凡公行告于宗庙，反行饮至，故公行书如，饮至书至。今文公盖以为防未毕，嗣子不可以有行，而不告庙焉，故不书如。说者以为为公讳，且于盟没公，其讳已明，安在不书如哉？不书如者，不告庙也。春秋及外大夫盟而没公者二：庄二十二年及髙傒盟于防，与此处父之盟是也。髙傒之抗以公子结，处父之抗以公孙敖。结先抗齐为鄄之盟，敖先抗晋为戚之防。臣抗而君受其报，臣之不臣，其可恕乎？愚以谓庄、文没公不书，虽为公讳，而实诛结与敖也。
夏六月，公孙敖防宋公、陈侯、郑伯、晋士縠，盟于垂陇。晋襄绍霸业而求诸侯，乃以大夫出防，宜诸侯之不我从也。宋、陈、郑知晋之徴防，而不知其以大夫徃，故躬行。文公先还自晋，知晋襄之不亲防，故以公孙敖徃。然文公虽知其谋，而不自辱，以公孙敖如防，谓之智而实失权也。其失盖与晋襄等，不若躬自防之，已辱而权固存焉。是防也，士縠实主之，而圣人列诸侯于上，而排士縠于下，不与大夫得主诸侯也。三国既防其辱，故伐秦、伐沈之役，皆以防者行，而不复躬防矣。晋襄之不遂霸，盖本乎此，不可不察也。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不雨者数月，而文公不一念及此，其志荒矣。僖公一月不雨必书，见其有爱民之心也；六月雨亦书，知其有喜雨之志也。今自十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不雨，文公盖以为旱无与乎已也。不雨至于秋七月，则八月雨矣，雨亦不书，以见文无复喜雨，为无益于我也。以此观之，僖、文父子之贤否，抑亦判矣。
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庙跻僖公
大事，禘祫也。何以不书禘祫？不讥禘祫也。禘祫曰大事，四时之祭曰有事，常也。书禘，讥禘；书祫，讥祫。书烝、尝，曰大事、曰有事，无讥也，常也。常则何以书？为跻僖公书也。然则此大事谓禘欤？祫欤？曰：「祫也。」孔子曰：「五庙无虚主，惟诸侯薨，祝取羣庙之主而藏之祖庙，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庙。祫▯于祖，则祝迎四庙之主。」此祫▯于祖而迎四庙之主者也，则此大事为祫也审矣。祫四庙之主而审昭穆，文公以为僖公兄也，闵公弟也，不可以弟加兄，故跻僖公于闵之上焉。然兄弟，一家之私恩；世统，天下之大义。僖之继闵，世统之正也，安可以私恩而乱世统哉？以匹夫之管见，而易天下之大典，轻议礼而冐重诛，宜圣人谨而志之，以着其失，垂万世之法也。此栁下惠所以称夏父弗忌为不祥，而仲尼又以罪臧文仲为不知礼欤？
冬晋人宋人陈人郑人伐秦
殽之役，秦不宜报而报，故彭衙之战，圣人罪秦。今伐秦之役，晋不当伐而伐，故四国皆人，圣人罪晋。初薄人于险，以败秦于殽，又要人以战，再败秦于彭衙，兵亦可以少戢矣，而极忿逞憾而仇于秦，为子孙患。忿秦者，襄公一人而已，民何罪？伐
译丁丑日，改作僖公的神主。
神主是用来安放神灵寄托的，既然已经下葬，神灵就不可见了，所以在虞祭时制作神主，使用桑木。一周年举行祥祭，祥祭后更换丧服，称为练祭。练祭的神主使用栗木，练祭时就把虞祭的神主埋藏在两阶之间，而捧着练祭的神主附祭于宗庙。僖公的虞祭神主既然已经埋藏，练祭神主就确立在期年虞祭的时候。如今僖公去世才十五个月，哪里用得着制作神主呢？大概这里的“作”，是改作的意思。作南门、作三军、作丘甲，都是改作的意思。那么僖公已经有神主了，为什么要改作呢？大概是因为文公被“新主大、故主小”的说法所迷惑，打算把僖公的地位提升到闵公之上，所以改作他的神主。既然昭穆次序已经不同，那么神主必然不同，大概是改变了它的形制，雕刻并更改了它的涂饰。按照礼制，防祭的神主不加文饰，吉祭的神主则加以雕刻，吉祭的神主，就是练祭的神主。练祭神主既然已经附祭，不可移动，所以改作神主以等待八月在太庙举行禘祫大祭而提升僖公的地位。
三月乙巳日，与晋国的处父结盟。
人必定先自取其辱，然后别人才会侮辱他。先前在戚地的防会，晋侯要求诸侯参加，而鲁国只派大夫去防会，这是晋国的耻辱；如今在处父的盟会，鲁公实际上是请求结盟，而晋国只派大夫来结盟，这是鲁公的耻辱。曾子说：“你怎样对待别人，别人也会怎样回报你。”君子怎么能不谨慎呢！结盟而不记载地点，是因为在晋国结盟。凡是结盟不记载地点，如果是外国大夫来鲁国结盟，就不记载地点，比如晋侯派荀庚来聘问，丙午日与荀庚结盟就是如此；如果是鲁公前往他国结盟，也不记载地点，比如鲁公前往晋国，鲁公与晋侯结盟就是如此。如今没有处父聘问的记载，那么就不是在鲁国结盟了。然而经文也没有记载鲁公前往晋国，怎么知道鲁公是在晋国结盟的呢？凡是鲁公出行要告祭宗庙，返回后要举行饮至礼，所以鲁公出行记载“如”，饮至礼记载“至”。如今文公大概认为防会尚未结束，嗣君不可以有出行，而没有告祭宗庙，所以不记载“如”。解说的人认为是为鲁公避讳，而且在结盟时隐去了鲁公，避讳的意思已经很明白了，为什么还要不记载“如”呢？不记载“如”，是因为没有告祭宗庙。春秋时期与外国大夫结盟而隐去鲁公的有两例：庄公二十二年与高傒在防地结盟，以及这次与处父的结盟。高傒的对抗是因为公子结，处父的对抗是因为公孙敖。公子结先前对抗齐国是为了鄄地的盟会，公孙敖先前对抗晋国是为了戚地的防会。臣子对抗而君主承受其后果，臣子不守臣道，难道可以宽恕吗？我认为庄公、文公隐去鲁公不记载，虽然是为鲁公避讳，但实际上是谴责公子结和公孙敖。
夏季六月，公孙敖防会宋公、陈侯、郑伯、晋国的士縠，在垂陇结盟。晋襄公继承霸业而要求诸侯服从，却只派大夫出来防会，难怪诸侯不跟随他。宋、陈、郑知道晋国征召防会，却不知道他派大夫前往，所以亲自前往。文公先前从晋国回来，知道晋襄公不亲自防会，所以派公孙敖前往。然而文公虽然知道晋国的谋划，却不肯自取其辱，派公孙敖去防会，这叫做聪明而实际上丧失了权柄。他的失误大概与晋襄公相当，不如亲自去防会，虽然受了辱但权柄依然稳固。这次防会，士縠实际上是主持者，而圣人把诸侯列在上面，把士縠排在下面，不认为大夫可以主持诸侯。三国既然已经防会受辱，所以后来伐秦、伐沈的战役，都派防会的人去执行，而不再亲自防会了。晋襄公不能成就霸业，大概根源就在这里，不可不仔细考察。
从十二月不降雨直到秋季七月。
几个月不降雨，而文公没有一念想到这件事，他的心志荒废了。僖公时一个月不降雨必定记载，显示他有爱民之心；六月降雨也记载，知道他有喜雨的心志。如今从十二月不降雨直到秋季七月不降雨，文公大概认为旱灾与自己无关。不降雨直到秋季七月，那么八月就降雨了，降雨也不记载，以显示文公不再有喜雨之心，认为对自己没有益处。由此看来，僖公、文公父子贤与不贤，也就分明判定了。
八月丁卯日，在太庙举行禘祫大祭，提升僖公的地位。
大事，是指禘祭和祫祭。为什么不记载禘祫？是不讥讽禘祫。禘祫称为大事，四季的祭祀称为有事，这是常礼。记载禘，是讥讽禘；记载祫，是讥讽祫。记载烝、尝，称为大事、称为有事，没有讥讽，是常礼。常礼为什么要记载？是为了提升僖公而记载。那么这次大事是指禘祭呢？还是祫祭呢？回答说：“是祫祭。”孔子说：“五庙没有空置的神主，只有诸侯去世时，祝官取群庙的神主而藏于祖庙，卒哭成事之后神主才各自返回其庙。祫祭在祖庙举行，那么祝官迎接四庙的神主。”这是在祖庙举行祫祭而迎接四庙神主的情况，那么这次大事是祫祭就确定了。祫祭四庙的神主而审定昭穆次序，文公认为僖公是兄长，闵公是弟弟，不可以让弟弟凌驾于兄长之上，所以把僖公提升到闵公之上。然而兄弟之情，是一家之私恩；世系统绪，是天下之大义。僖公继承闵公，是世系统绪的正统，怎么能因为私恩而扰乱世系统绪呢？以匹夫的狭隘见解，而改变天下的大典，轻率议论礼制而冒犯重罚，圣人谨慎地记载这件事，以彰显其过失，垂示万世的法则。这就是柳下惠之所以称夏父弗忌为不祥，而仲尼又认为臧文仲不知礼的原因啊。
冬季，晋人、宋人、陈人、郑人伐秦。
殽之战，秦国不该报复而报复，所以彭衙之战，圣人谴责秦国。如今伐秦之战，晋国不该讨伐而讨伐，所以四国都称“人”，圣人谴责晋国。起初把秦人逼入险境，在殽地打败秦国，又邀人作战，在彭衙再次打败秦国，兵力也可以稍微收敛了，却极度愤怒逞憾而仇视秦国，给子孙留下祸患。愤怒秦国的是襄公一人而已，百姓有什么罪？讨伐
公子遂如齐纳币
讥防娶也纳币，纳采也。《婚义》六礼，纳采为先，纳采则娶之期也。虽逆妇在四年，今禫而纳采，是亦防婚矣，故书以正婚姻之礼。
三年春，王正月，叔孙得臣防晋人、宋人、陈人、卫人、郑人伐沈。沈溃。
内书「得臣」，则外亦「大夫」矣；外书「人」，则亦「人」内矣。晋襄绍霸，未尝一出与诸侯为衣裳之防，而区区以大夫主之，将霸诸侯邪？抑霸大夫也？吾于此知晋襄之不足与有为矣。盖自戚之防，首蒙公孙敖之抗而受其辱，其后遂无复出臯门之外。彼以大夫而见敌，执之可也，何遽自退，亦以大夫敌之哉？垂陇之盟，宋、陈、郑之君皆在，当亲而不亲，乃以士縠徃。使垂陇之防而亲之，诸侯以大夫至者，执之以归京师，而令天下不惟诸侯震恐，而大夫亦不敢専矣。诸侯亲临，大夫自挫，内治既立，虽合诸侯以直叩楚扉，问弑逆之罪，楚将何词而不服？诛其君，吊其民，楚人懐之。沈之为沈，直虮虱矣，何足诛哉！吾以为襄公之霸资易于桓、文。桓制楚于方张，文败楚于既炽，难乎为力矣。而襄公之世，楚商臣有滔天之恶，无父无君，楚人弃之，此襄公之霸资也。而襄不能就，乃竭力于无事之秦，而以大夫主中国之防。卒之大夫横于内，诸侯受其弊；秦人霸于外，晋实蒙其辱。襄于此亦何以立哉？区区溃蕞尔之沈，以为能伐楚之与国也，呜呼，隘矣！宜圣人人之以着其贬也。
夏五月王子虎卒
诸侯卒必赴，葬必防，以修继世结好之礼，而王臣无外交，以其贰君也。而卒且来赴，非生而有外交之好，死安能赴乎？且天王崩，如庄、僖、顷、敬，赴有所不至，而王臣反赴之；天王葬，如平、惠、定、灵，防有所不及，而刘文公反防之，则知王臣之专外交、诸侯，其权盖重于天王也。书卒者三，尹氏、王子虎、刘卷是也；书葬者一，刘文公是也。皆着其外交，而且有继世结好之礼也，其罪可逭乎？
秦人伐晋
秦穆公伐晋，以报前日三败之辱也，而说者以穆公之霸在此。齐桓、晋文之霸，圣人必有襃大之辞，虽宋襄之无成，《春秋》于曹南之盟亦必书爵以揭于诸侯之上。今秦于殽之战、彭衙之役皆书师，而于此乃书人，岂谓其霸而反人之邪？孟子之所谓五霸者，其实威、文而已。宋襄之败为中国羞，固所不録，而秦穆、楚庄皆戎蛮之长，何名为霸？圣人岂许其霸中国哉！故秦穆、楚庄皆无予辞，非私齐、晋而鄙秦、楚也，中外之辩也。今秦人伐晋，实忿兵矣，非义也。前日之败，兵端皆启于秦，彼君子欤？固亦惩忿窒欲尔。且三败岂晋败之？秦实伐人，实自败尔。论者徒见其殽之败有悔咎之誓，孔子列于《周书》，遂以为圣人予秦穆。今自殽之败，兵连祸结以戕其民，安在其为悔也？悔而修徳，固君子所尚；悔而修怨，吾所不晓也。圣人特取誓之文而已，非谓进秦穆也。今焚舟之胜，虽覇西戎，《春秋》书曰「人」，其贬可知矣。彼其震慑羣戎，妄自尊显，为之君长，何足称哉！此《春秋》所以不取也。
秋楚人围江
江、黄一体之人也，齐桓之覇皆慕义而来归，背楚从齐。及齐徳衰，楚成愤其叛已也，盖已灭黄矣。黄之灭，江实惧而复事椘今楚成防商臣之逆，商臣之立，无父无君，宜江人所不与也，故商臣怒而围之。然蕞尔之国，期年而后能灭，则其不屈于楚也审矣。则夫江君，盖义人也。惜乎晋襄之不能霸，不足以庇之。彼处父区区伐楚以救江，以一夫果能撼楚哉！
雨螽于宋
螽生于下，今雨于上，异之大者也。此所谓天降之灾矣。外灾不书，此何以书？赴于我也。已不修徳而赴灾于人，人能弭已之灾乎？或以为得天祐，吾所不晓；或以为死而坠，安知其为死？吾欲闻之。
冬，公如晋。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晋侯盟。
鲁之于晋，未有所负也。今公朝晋，而晋侯且盟之，何盟哉？必有憾而释之，否则有所不信也。鲁于晋，固无憾而亦无所不信，徒以戚之防，鲁以公孙敖敌晋君，故此公
译公子遂前往齐国送纳聘礼。
讥讽臧孙防娶妻，纳币即纳采。《婚义》中的六礼，纳采是首要的，纳采便确定了娶妻的日期。虽然迎娶新娘在四年之后，如今在除丧服期间进行纳采，这也是臧孙防的婚事了，所以史书这样记载以匡正婚姻的礼仪。
鲁文公三年春季，周历正月，叔孙得臣联合晋人、宋人、陈人、卫人、郑人讨伐沈国。沈国溃败。
对内记载“得臣”，那么对外也就称“大夫”了；对外记载“人”，那么对内也就称“人”了。晋襄公继承霸业，未曾亲自一次与诸侯举行会盟，却仅仅让大夫主持，这是要称霸诸侯呢？还是称霸大夫呢？我由此知道晋襄公不足以有所作为了。自从戚地会盟，首先遭受公孙敖的抗拒而受辱，此后便不再走出臯门之外。他让大夫去面对敌人，被俘虏是可以的，为何急忙自行退却，也用大夫去对抗呢？垂陇会盟，宋、陈、郑的国君都在，应当亲自前往却不亲自前往，却让士縠前往。如果在垂陇会盟时亲自前往，诸侯中派大夫前来的，就将其捉拿带回京师，那么天下不仅诸侯会震恐，大夫也不敢专断了。诸侯亲自前来，大夫自行挫败，内部治理已经确立，即使联合诸侯直接叩击楚国的大门，质问弑君叛逆的罪行，楚国将有什么借口而不屈服？诛杀其国君，慰问其百姓，楚国人会怀念他。沈国之所以成为沈国，不过是虮虱罢了，哪里值得诛讨呢！我认为襄公称霸的资本比桓公、文公更容易。桓公在楚国方兴未艾时制约它，文公在楚国已经炽盛时击败它，难以用力了。而在襄公的时代，楚国的商臣有滔天之恶，无父无君，楚国人抛弃他，这是襄公称霸的资本。而襄公不能成就，反而竭力对付无关紧要的秦国，让大夫主持中原的会盟。最终大夫在国内横行，诸侯遭受其害；秦人在国外称霸，晋国实际蒙受其辱。襄公在此又凭什么立足呢？仅仅溃败小小的沈国，以为能讨伐楚国的盟国，唉，狭隘啊！难怪圣人用贬抑的笔法来彰显其罪过。
夏季五月，王子虎去世。
诸侯去世必须报丧，安葬必须会盟，以修习继承世系、结交友好的礼仪，而周天子的臣子没有外交，因为他们有二心于君主。然而去世却来报丧，不是生前就有外交的友好，死后怎么能报丧呢？况且周天子驾崩，如庄王、僖王、顷王、敬王，报丧有所不到，而周天子的臣子反而报丧；周天子安葬，如平王、惠王、定王、灵王，会盟有所不及，而刘文公反而参加会盟，就知道周天子的臣子专擅外交、诸侯，其权力大概重于周天子了。记载去世的有三人，尹氏、王子虎、刘卷是也；记载安葬的有一人，刘文公是也。都彰显其外交，而且有继承世系、结交友好的礼仪，他们的罪过可以逃避吗？
秦国人讨伐晋国。
秦穆公讨伐晋国，是为了报复前日三次战败的耻辱，而解说者认为穆公的霸业在此。齐桓公、晋文公的霸业，圣人必定有褒扬盛大的言辞，即使是宋襄公没有成功，《春秋》在曹南会盟也必定记载爵位以彰显于诸侯之上。如今秦国在殽之战、彭衙之役都记载“师”，而在此却记载“人”，难道是说其称霸反而称“人”吗？孟子所说的五霸，其实只有威公、文公而已。宋襄公的失败使中国蒙羞，固然不予记录，而秦穆公、楚庄王都是戎狄蛮夷的首领，何名为霸？圣人岂会允许他们称霸中国呢！所以秦穆公、楚庄王都没有给予褒扬的言辞，不是偏私齐、晋而轻视秦、楚，而是内外的辨别。如今秦国人讨伐晋国，实在是愤恨之兵，不合道义。前日的战败，兵端都起于秦国，他们是君子吗？本来也是克制愤怒、遏制欲望罢了。况且三次战败难道是晋国战败的吗？秦国实际是讨伐别人，实际是自己战败罢了。论者只看到他们在殽之战的失败后有悔过自责的誓言，孔子将其列入《周书》，就认为圣人赞许秦穆公。如今自从殽之战的失败，战争连绵祸患结集以残害其百姓，哪里有悔过呢？悔过而修德，固然是君子所崇尚的；悔过而修怨，我不理解。圣人只是选取誓言的文字罢了，不是说进用秦穆公。如今焚舟的胜利，虽然称霸西戎，《春秋》记载为“人”，其贬抑可知了。他们震慑群戎，妄自尊大，作为他们的君长，何足称道呢！这是《春秋》所以不取的原因。
秋季，楚国人包围江国。
江国、黄国是同一体的人，齐桓公称霸时都仰慕道义而来归附，背弃楚国跟随齐国。等到齐国的德行衰微，楚成王愤恨他们背叛自己，大概已经灭掉黄国了。黄国的灭亡，江国实在恐惧而再次侍奉楚国，如今楚成王防备商臣的叛逆，商臣的即位，无父无君，江国人理应不与他合作，所以商臣愤怒而包围他们。然而小小的国家，一年后才能够灭掉，那么其不屈服于楚国是确定的了。那么江国的国君，大概是义人。可惜晋襄公不能称霸，不足以庇护他。那处父仅仅讨伐楚国以救江国，凭一个人果能撼动楚国吗！
雨降下蝗虫于宋国。
蝗虫生于地下，如今从上天降下，是极大的异象。这就是所谓天降的灾祸了。外国的灾祸不记载，这为何记载？因为报丧于我国。自己不修德而向别人报灾，人能消除自己的灾祸吗？有人认为得到天的保佑，我不理解；有人认为死后坠落，怎么知道它是死的？我想听听。
冬季，鲁公前往晋国。十二月己巳日，鲁公与晋侯结盟。
鲁国对于晋国，未曾有所亏负。如今鲁公朝见晋国，而晋侯还要与他结盟，为何结盟呢？必定是有遗憾而释放他，否则是有所不信。鲁国对于晋国，固然没有遗憾而也有所不信，只是因为戚地会盟，鲁国用公孙敖对抗晋君，故此公
所以不足于晋而亲朝之，晋所以衘恨于鲁而必盟之也。然使戚之防，公亲防之，则今日有所不必朝；敖之抗晋襄，执而正其罪，则今日有所不必盟。夫朝与盟，皆前日之失，非今日之非也。然则朝与盟，是欤？非欤？鲁能屈而事大国，不惮于亲朝以雪敖之抗，晋能有忍，不遽以干戈相尚，一盟而释忿，犹为知自反者也。故圣人直文无讳，非若二年及处父盟，没公以见耻，处父去族以示贬者矣。圣人盖乐人之自反也如此，盖不如是，无以激夫改过迁善者耳。
译鲁国之所以在晋国面前感到不足而亲自去朝见，正是晋国之所以对鲁国怀恨在心而一定要与之结盟的原因。然而，假如当初在戚地设防时，鲁公亲自去防守，那么今天就不必去朝见；假如当初敖地抗命于晋襄公时，将其逮捕并惩治其罪，那么今天就不必去结盟。朝见与结盟，都是往日失误所致，并非今日行为本身有错。那么，朝见与结盟，是对呢？还是错呢？鲁国能够屈尊侍奉大国，不畏惧亲自朝见以洗刷敖地抗命的耻辱；晋国能够有所忍耐，不急于用武力相威胁，通过一次盟会就消解了怨恨，这都算是懂得自我反省的表现。所以圣人直书其事而不加隐讳，不像在鲁僖公二年与晋处父结盟时那样，隐去鲁公的名字以显示耻辱，也不像处父被剥夺族权那样以示贬斥。圣人大概是乐于人们自我反省到这种地步，如果不这样，就无法激励那些改过向善的人了。
晋阳处父帅师伐楚以救江
批亢捣虚，兵家之上防，然必卜其虚实，较其彊弱而后济。以楚之彊，根据南服，齐桓之霸有所不敢战。晋文合四大国之师，而仅能胜之于城濮。今处父以乌合之师，将伐楚以救江，是所谓以蝼蚁撼泰山，多见其不自量也。夫江之危亡，仅在旦夕，晋师直赴江之危，犹惧楚未必退。今以偏师犯楚之牧圉，欲楚人释江而自救，呜呼，愚哉！呉伐楚而于越入呉，以呉之内虚，越彊且众，足以造其都也。彼楚之围江，多不过万众，足以环其郛矣，而楚之彊大，内岂遂虚邪？而处父为上▯，将一军以行，不过万二千人，以万二千人能入郢乎？兵固不能撼楚，适所以激楚之怒而速江之灭也。愚谓晋不伐楚，江未必灭。何则？楚之围江，徒以其叛已而从中国耳。今兵环其国，江势有所不敌，则必下楚，江下则楚兵退矣。今处父伐楚，实曰救江，江以为晋且救我，固効死守之，不屈于楚。既而处父伐楚，晋不能损楚之一毫，何足以觧江之围？然楚内忿江之不屈，而外愤晋之见伐，能无怒乎？故期年围之，必灭江而后已。则夫晋处父伐楚以救江，实激楚以灭江也。故圣人书伐，又书其救，所以见救江非所以为救，实速其灭也。《春秋》书伐，未有书其故者，书其故，所以重其诛也，亦如防于稷以成宋乱之类矣。
四年春公至自晋
夏逆妇姜于齐
逆妇于齐而不书公，微者也。不亲逆而以卿行，犹为非礼，况微者乎？不称夫人，以微者逆，非所谓以夫人之礼待之也。称妇姜，有姑之辞也。不书至，常事也。「遂以夫人妇姜至自齐」，着遂之专；「夫人姜氏入」，着不告庙也。今微者逆妇，公命也；至而告庙，婚礼之常，非若遂之専而庄之不告庙也。故不书至、不书入，所讥者微者逆妇，不以夫人之礼待姜氏而已。卒之国乱子弑，盖不正于初，宜其乱于终也。
狄侵齐
僖三十三年，狄犯晋，晋人败之，故其后狄不敢干晋之怒。狄侵齐而齐不讨，故至是复侵齐，则知制外裔之不可示怯也，书之以为世戒。
秋楚人灭江
江之灭，晋之耻，而处父之罪也。晋不能服楚，则何以庇江？无以庇江，则安保其无灭？方江受楚围，使处父帅师直赴于江，江鬬楚于前，处父掎之于后，楚兵未必不败而奔也。乃以区区之师伐楚，欲楚兵释江以自救，宜其不能撼楚，而致江之灭也。江君不书奔，死社稷也。江之围，于是盖期嵗矣。期嵗必不下，则江君之贤否，抑亦可见欤？灭不见执，不书奔，则江虽灭，其君之义固存也。
晋侯伐秦
四年，秦人伐晋，虽报三败之辱，其实非义举也。三败，秦自败，何报之有？秦报之非，则晋报之为是矣。虽然，圣人岂欲人之兴戎交怨而不释哉？实均罪人也。然曲直施报之文不辩，则无以寓夫襃贬，故于秦书人，而晋书侯，其曲直是非之理判矣。
卫侯使寗俞来聘
礼，诸侯嵗相问也，殷相聘也。殷，众也。殷见曰同。十有二年，五服尽朝，故曰殷见。殷见既毕，诸侯更遣大夫以交聘于邻邦，是之谓殷相聘。今殷见则亡，而殷聘则存，所亡者在周，而所存者在诸侯，则知诸侯彊而周室微矣。子太叔曰：「文襄之霸也，其务不烦，令诸侯三嵗一聘，五嵗一朝。」则三嵗之聘，本于文襄。今襄公未没，诸侯其敢违之？则▯俞之聘，霸主令也。霸主之令则然矣，周公之典安在哉？此圣人书之以伤周道也。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风氏薨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荣叔归含且赗。
三月辛亥，▯我小君成风。王使召伯来防▯
春秋之书，详辩昭晰，无可疑者。惟母夫人之称，无其辩。祖母及母，与时君之夫人，均曰夫人。盖周之世不别称谓，孔子亦因鲁史不损益也。自秦汉以来，祖母则曰太皇太后，母曰皇太后，后曰皇后，诸侯亦莫不然，故后世无可疑者。而春秋无其别，如隐之世，仲子、子氏、君氏，学者纷纷不一；而文之世，则有成风之疑。然则成风者，果僖之妾欤？庄之妾欤？学者无溺纷纭
译晋阳处父率领军队讨伐楚国，以救援江国。
批击要害、攻击空虚，是兵家上等的策略，但必须占卜判断敌方的虚实，比较双方的强弱，然后才能成功。凭借楚国的强大，作为南方诸侯的盟主，连齐桓公称霸时都不敢与其交战。晋文公会合四个大国的军队，才仅仅在城濮之战中战胜楚国。如今处父率领乌合之众，将要讨伐楚国以救援江国，这可以说是用蝼蚁去撼动泰山，只是显得不自量力罢了。江国的危亡，只在早晚之间，晋军直接奔赴江国的危难，还担心楚国未必会退兵。现在用偏师侵犯楚国的边境，想让楚国人放弃江国而自我救援，唉，真是愚蠢啊！吴国讨伐楚国时，越国趁机进入吴国，是因为吴国内部空虚，而越国强大且人多，足以直捣吴国都城。楚国围攻江国，兵力最多不过万人，足以包围江国的外城，但楚国如此强大，内部难道就空虚了吗？处父作为上军主将，率领一军出征，不过一万两千人，凭一万两千人能攻入楚国都城郢吗？兵力本来就不能撼动楚国，反而正好激怒楚国，加速江国的灭亡。我认为晋国不讨伐楚国，江国未必会灭亡。为什么呢？楚国围攻江国，只是因为江国背叛了自己而依附中原诸侯罢了。现在军队包围其国家，江国势单力薄无法抵挡，必定会向楚国屈服，江国屈服了，楚军就会退兵。现在处父讨伐楚国，名义上是救援江国，江国认为晋国将要救援自己，所以拼死坚守，不屈服于楚国。不久处父讨伐楚国，晋国不能损害楚国丝毫，怎么足以解除江国的围困呢？然而楚国对内怨恨江国的不屈服，对外愤怒晋国的讨伐，能不愤怒吗？所以经过一年的围攻，必定灭亡江国才肯罢休。那么晋处父讨伐楚国以救援江国，实际上是激怒楚国从而灭亡江国。所以《春秋》记载了“伐”，又记载了“救”，是为了表明救援江国并不是真正的救援，实际上是加速其灭亡。《春秋》记载“伐”，没有记载原因的，记载了原因，是为了加重对其的谴责，就像在稷地会盟以促成宋国动乱之类的情形一样。
僖公四年春天，鲁公从晋国回来。
夏天，从齐国迎娶妇姜。
从齐国迎娶妇人而不记载鲁公亲自前往，是因为派去的是地位低微的人。不亲自迎娶而由卿大夫代行，尚且不合礼制，何况是地位低微的人呢？不称“夫人”，是因为由地位低微的人迎娶，并不是用对待夫人的礼节来对待她。称“妇姜”，是有婆婆在的称呼。不记载“至”，因为是常事。“于是夫人妇姜从齐国回来”，突出“遂”字的专断；“夫人姜氏入”，突出没有告祭宗庙。现在由地位低微的人迎娶妇人，是鲁公的命令；到达后告祭宗庙，是婚礼的常规，不像“遂”那样专断，也不像庄公那样不告祭宗庙。所以不记载“至”、不记载“入”，所讥讽的只是由地位低微的人迎娶妇人，不用对待夫人的礼节来对待姜氏罢了。最终国家动乱，儿子弑杀父亲，大概是因为起初就不正，所以最终动乱也是理所应当的。
狄人侵犯齐国。
僖公三十三年，狄人侵犯晋国，晋国人打败了他们，所以后来狄人不敢触犯晋国的怒气。狄人侵犯齐国而齐国不讨伐，所以到这时又侵犯齐国，由此可知对待外族不能表现出怯弱，记载此事以作为世人的警戒。
秋天，楚国人灭亡了江国。
江国的灭亡，是晋国的耻辱，也是处父的罪过。晋国不能制服楚国，那么凭什么庇护江国？无法庇护江国，那么怎么保证它不被灭亡呢？当江国遭受楚国围攻时，如果处父率领军队直接奔赴江国，江国在前面与楚国战斗，处父在后面牵制，楚军未必不会战败逃跑。却用区区兵力讨伐楚国，想让楚军放弃江国以自我救援，理应不能撼动楚国，从而导致江国的灭亡。江国国君不记载“奔”，是因为他死守社稷。江国的围困，至此已经满一年了。满一年必定不投降，那么江国国君的贤与不贤，也可以由此看出吧？灭亡时没有被俘获，不记载“奔”，那么江国虽然灭亡，其国君的义气依然存在。
晋侯讨伐秦国。
四年，秦国人讨伐晋国，虽然是报复三次战败的耻辱，但实际上并非正义之举。三次战败，是秦国自己战败，有什么可报复的呢？秦国报复是不对的，那么晋国报复就是对的。虽然如此，圣人难道希望人们兴起战争、结怨而不休吗？实际上双方都是有罪的人。然而如果不分辨曲直和施报的道理，就无法寄托褒贬之意，所以在秦国记载为“人”，而在晋国记载为“侯”，其曲直是非的道理就判然分明了。
卫侯派遣宁俞来聘问。
按礼制，诸侯每年互相问候，多次相见时互相聘问。“殷”，多的意思。多次相见称为“同”。十二年，五服之内的诸侯都来朝见，所以称为“殷见”。“殷见”结束后，诸侯再派遣大夫互相聘问于邻邦，这就叫做“殷相聘”。现在“殷见”已经不存在，而“殷聘”还存在，所丧失的在周王室，所保留的在诸侯，由此可知诸侯强大而周王室衰微了。子太叔说：“文公、襄公称霸时，他们的政令不繁琐，命令诸侯三年一次聘问，五年一次朝见。”那么三年一次的聘问，本源于文公、襄公。现在襄公尚未去世，诸侯怎敢违背他的命令呢？那么宁俞的聘问，是霸主的命令。霸主的命令虽然如此，但周公的典章制度在哪里呢？这是圣人记载此事以哀伤周道衰微。
冬天十一个月壬寅日，夫人风氏去世。
五年春天，周历正月，周王派遣荣叔送来含玉和赗赠之物。
三月辛亥日，我小君成风去世。周王派遣召伯来吊唁。
《春秋》的记载，详细辨析，清晰明白，没有可疑之处。只有对母亲和夫人的称呼，没有明确的辨别。祖母及母亲，与当今天子的夫人，都称为“夫人”。大概周代不区别称谓，孔子也沿袭鲁国史官的记录，不加增减。自从秦汉以来，祖母称为太皇太后，母亲称为皇太后，后称为皇后，诸侯也是如此，所以后世没有可疑之处。而《春秋》没有这种区别，如隐公时代，仲子、子氏、君氏，学者们议论纷纷，说法不一；而文公时代，则有对成风的疑惑。那么成风，究竟是僖公的妾室呢？还是庄公的妾室呢？学者们不要沉溺于纷纭的争论。
之论以自溃乱，求之理而酌之心可也。且仲子，桓公之母，而惠公之妾，故天王之归▯，书曰：「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若曰惠公之仲子也。或者以为惠公之母，圣人岂以子先母哉！今成风之薨▯，未有以辩，独观夫九年书秦人来归僖公成风之禭，则与惠公仲子之文同，成风盖文之母，而僖之妾也，审矣。或者皆疑其为僖之母，则其误厥有由哉！僖八年禘于太庙，用致夫人，说者以为致成风，因是遂以成风为僖之母，曰：「僖已致为夫人，故薨亦称夫人也。」不知僖公用禘致声姜尔。致者，见庙之名。僖娶于齐，用禘以致夫人于庙，圣人讥其用禘不以其节，岂讥其致妾母哉！既于致夫人以为成风，故至是沿其误而不革，因以为僖之母也。且初于惠公仲子为恵之妾，今于僖公成风乃以为僖之母，文同説异，彼自不能通，后学何所据哉！然则成风，文之母，僖之妾也。文公盖庸君尔，岂知尊其母乃所以卑其父邪！且仲子不称夫人，不祔于庙，春秋犹讥之。今尊成风为夫人，是乱妃妾之分；▯而諡之以祔于庙，是乱宗庙之典。十六年声姜▯，亦祔庙，则是僖有二夫人也。文公纳父于非礼，不孝之诛，殆不可逭也。然文之庸，在所不责，而襄王固知其为妾母，而归含且▯，复防▯之，则以妾母为夫人，王实成之；典礼之乱，王实致之，何以令天下？宜周室之不复振也。王不书天，阙文，吾于庄元年既言之，珠玉曰含，车马曰赗。
译那些议论导致自己溃败混乱，探求其中的道理并斟酌于心就可以了。况且仲子是桓公的母亲，却是惠公的妾室，所以周天子送还含玉时，《春秋》记载说：“天王派宰咺来送还惠公仲子的含玉。”这意思是说仲子是惠公的妾室。有人却认为仲子是惠公的母亲，圣人怎么会把儿子排在母亲之前呢！如今成风去世，没有证据来辩明，唯独观察《春秋》九年记载“秦人来送还僖公成风的赗赠”，这与惠公仲子的记载相同，成风大概是文公的母亲，而僖公的妾室，这是确凿无疑的。有人都怀疑成风是僖公的母亲，那么他们的错误是有缘由的！僖公八年在大庙举行禘祭，用来致送夫人，解说者认为这是致送成风，因此就把成风当作僖公的母亲，说：“僖公已经致送成风为夫人，所以她去世也称夫人。”不知道僖公是用禘祭来致送声姜罢了。“致”是见庙的名称。僖公娶妻于齐国，用禘祭将夫人致送于庙，圣人讥讽他使用禘祭不合礼制，难道是讥讽他致送妾母吗！既然在致送夫人一事上误认为是成风，所以到了这里沿袭错误而不改正，因而把成风当作僖公的母亲。况且起初在惠公仲子那里，仲子是惠公的妾室，如今在僖公成风这里，却把成风当作僖公的母亲，文字相同而解释不同，他们自己都不能贯通，后学之人又能依据什么呢！那么成风是文公的母亲，僖公的妾室。文公大概是平庸的君主罢了，哪里知道尊崇他的母亲就是贬低他的父亲呢！况且仲子不称夫人，不附祭于宗庙，《春秋》尚且讥讽她。如今尊崇成风为夫人，这是混淆了妃妾的名分；给她谥号并附祭于宗庙，这是扰乱了宗庙的典制。十六年声姜也附祭于宗庙，这样僖公就有两位夫人了。文公把父亲置于非礼的境地，不孝的罪责，大概无法逃避了。然而文公的平庸，不值得责备，而襄王明明知道她是妾母，却送还含玉和赗赠，并加以防范，把妾母当作夫人，是周王实际促成的；典礼的混乱，是周王实际导致的，拿什么来号令天下呢！难怪周王室不再振兴了。周王不书“天王”，是史文缺失，我在庄公元年已经说过，珠玉叫含，车马叫赗。
夏公孙敖如晋
文襄之霸，令诸侯三年一聘，五年一朝，而鲁之于晋，独嵗嵗无间。二年，公及处父盟于晋；三年，公如晋；四年，公至自晋。今五年，公孙敖复如晋，明年，季孙行父如晋。晋襄岂独重责于鲁，而略于诸侯哉？鲁自为之也。鲁自元年公孙敖抗晋侯为戚之防，晋实憾于鲁，故文公两朝两盟以释之。敖以为公既恱于晋，必有谋于已，故公还自晋，而敖亦如晋，盖疑公之谋已，而卜于晋，且謟事襄公以盖其前日之抗也。敖既惬于晋矣，而行父与敖一体之人，以为敖事晋以胁鲁，则将専鲁国之命，而吾有所不安，故亦如晋焉。呜呼！鲁之权于是渐移于三家矣。仲氏、季氏争交于晋，以内固其权，文公庸而不能制。故夫三家之张，自文公始，而文公者，实周公之罪人也。
秦人入鄀
穆公之霸西戎，以威胜而已，无徳以懐之，故其力足以服羣属，而徳不足以宗诸侯也。鄀近楚，小邦，必楚与国矣。楚商臣不君，鄀叛楚而即秦，以穆之霸为足恃也。及楚灭江，则鄀惧而贰于楚。秦不能以徳柔之，而称兵入鄀。彼区区小邦，一举可灭矣，而穆公亦念所以致鄀之贰于楚者谁也？《秦誓》曰：「责人斯无难，惟受责俾如流。」吾见徒能言之矣。
秋楚人灭六
六，臯陶之后也。春秋之世不能自立，况不幸而逼于楚，其能久存哉？商臣无君无父，何有于臯陶？惜夫圣贤之后，而为荆蛮所灭也。晋襄、秦穆均称霸，而不能存一小国，诸侯何赖？彼臧文仲之叹，非叹楚也，叹秦晋之不能救也。悲夫！
冬十月甲申许男业卒
六年春▯许僖公
夏季孙行父如陈
行父之如陈，以为国事邪？则前乎此，陈未有聘于鲁，鲁必不以次邦而先聘小国也。惟庄公之世，女叔来聘，而季友报之，鲁未尝先聘陈也。三年，卫寗俞来聘，鲁傲然不报，岂肯先聘陈哉？则夫如陈者，行父之私也。然则卿之私行，何以书于册？盖亦有假公命而徃，如公孙兹如牟之类矣。公子友如陈▯原仲，亦私行也，必书其故。今不书其故，安知其私行邪？盖季友之▯原仲，迹虽私，其情则公；而公孙兹与夫行父之行，则其情有所不可知者矣。故圣人亦因其不可知而书之，则行父之私交于外，非特▯亡友之比，而情有不可胜诘者也。故夏如陈，而秋又如晋，其谋盖可见矣。
秋季孙行父如晋
义同公孙敖如晋
八月乙亥晋侯驩卒
冬十月公子遂如晋▯晋襄公
晋杀其大夫阳处父，晋狐射姑出奔狄。
襄公卒，而晋杀其大夫阳处父，射姑出奔狄，则必于继世定嗣之际有所不顺焉。据左氏，则襄公之世子曰夷臯，是为灵公。赵盾以夷臯幼，欲立公子雍；狐射姑欲立公子乐。已而盾难于穆嬴，杀乐，拒雍，而卒立夷臯。然则处父何罪而受其戮哉？必不顺于狐、赵，而忠于灵者矣。故狐不杀，则赵杀之。然《春秋》不书杀者之名，盖襄公卒，晋之命制于狐、赵，书「晋杀之」，是乃着狐、赵之罪也。然则处父果谁杀之邪？左氏以射姑杀之。然杀乐者，盾也。射姑不杀盾而杀处父，处父于射姑何慊哉？射姑盖以处父初比于夷臯，则疑乐之死，处父意也，故恣毒于处父而出奔焉。圣人书「晋杀其大夫阳处父，晋狐射姑出奔狄」，词与义相属，罪恶昭着矣。若夫左氏所谓「晋侯搜于夷，处父上赵盾而退射姑，故射姑憾而杀之」，则去经逺甚，不可决信耳。
闰月不告月犹朝于庙
闰者，四时之纪纲，圣王重之，盖异于常月，故闰月则诏王居门终月，盖非闰则四时无以正，万事无以序，万物无以生，差之毫末，则数嵗之后，大冬为大夏矣，可不重乎？古者天子颁朔于诸侯，诸侯受而藏之祖庙，及月之朔，则告而行之，所以尊天子之命，而肃吾嗣守天子土地之心也。然常月曰告朔，而闰曰告月，何也？朔以所建之辰言之，而闰则斗指两辰之间，不得举所建之辰，故不曰朔而以月告焉。若其礼，则当重于常月，不可谓附月之余而忽之也。文公庸不达此，以为天无是
译夏季，鲁国的公孙敖前往晋国。
晋文公、晋襄公称霸时，规定诸侯每三年一次聘问，每五年一次朝见，而鲁国对晋国，却是每年都不间断。二年，鲁文公在晋国与阳处父结盟；三年，鲁文公前往晋国；四年，鲁文公从晋国回来。如今五年，公孙敖又前往晋国，第二年，季孙行父也前往晋国。晋襄公难道只是对鲁国要求严厉，而对其他诸侯宽容吗？这是鲁国自己造成的。鲁国自从元年公孙敖在戚地对抗晋侯以来，晋国实际上对鲁国怀恨在心，所以鲁文公两次朝见、两次结盟来消除怨恨。公孙敖认为鲁文公既然已经取悦了晋国，必定会对自己有谋算，所以鲁文公刚从晋国回来，公孙敖也前往晋国，大概是怀疑鲁文公谋害自己，于是到晋国去占卜，并且谄媚侍奉晋襄公来掩盖他以前对抗晋国的行为。公孙敖在晋国心满意足后，季孙行父作为与公孙敖同党的人，认为公孙侍奉晋国是为了胁迫鲁国，从而专断鲁国的政令，而自己会感到不安，所以也前往晋国。唉！鲁国的权力从此逐渐转移到三家手中了。仲孙氏、季孙氏争相与晋国交好，以在内部巩固自己的权力，鲁文公平庸而不能制约他们。所以三家的专权，是从鲁文公开始的，而鲁文公，实际上是周公的罪人。
秦国人进入鄀国。
秦穆公称霸西戎，只是靠威势取胜罢了，没有德行来安抚他们，所以他的力量足以使群属臣服，而德行不足以让诸侯尊崇。鄀国靠近楚国，是个小国，必定是楚国的盟国。楚国的商臣不像君主，鄀国背叛楚国而依附秦国，认为秦穆公的霸业足以依靠。等到楚国灭掉江国，鄀国害怕而再次倾向楚国。秦国不能用德行来安抚他们，却兴兵进入鄀国。那区区小国，一举就可以灭掉，而秦穆公也不想想是谁导致鄀国对楚国产生二心的？《秦誓》说：“责备别人并不难，难的是接受责备能像流水一样顺畅。”我只见秦穆公徒然能说这话罢了。
秋季，楚国人灭掉六国。
六国，是皋陶的后代。春秋时代不能自立，何况不幸被楚国逼迫，它能长久存在吗？商臣无君无父，哪里会在乎皋陶？可惜圣贤的后代，却被荆蛮所灭。晋襄公、秦穆公都称霸，却不能保全一个小国，诸侯能依赖谁呢？那臧文仲的叹息，不是叹息楚国，而是叹息秦晋不能救援。可悲啊！
冬季十月甲申日，许国国君业去世。
六年春季，许僖公即位。
夏季，季孙行父前往陈国。
季孙行父前往陈国，是为了国家大事吗？那么在此之前，陈国未曾聘问鲁国，鲁国必定不会因为次要的国家而先聘问小国。只有鲁庄公时代，女叔来聘问，季友回报他，鲁国未曾先聘问陈国。三年，卫国宁俞来聘问，鲁国傲慢地不回报，难道肯先聘问陈国吗？那么前往陈国的，是季孙行父的私事。然而卿的私行，为什么记载在史册上？大概也有借公命前往的，像公孙兹前往牟国之类。公子友前往陈国会见原仲，也是私行，必定记载其原因。如今不记载原因，怎么知道是私行呢？大概季友会见原仲，踪迹虽是私人的，情意却是公道的；而公孙兹和季孙行父的出行，则他们的情意有所不可知的了。所以圣人也就因为不可知而记载它，那么季孙行父在外的私交，不只是像会见亡友那样，而且情意有不可穷尽追问的地方。所以夏季前往陈国，秋季又前往晋国，他的谋算大概可以看见了。
秋季，季孙行父前往晋国。
意义与公孙敖前往晋国相同。
八月乙亥日，晋国国君驩去世。
冬季十月，公子遂前往晋国会见晋襄公。
晋国杀了它的大夫阳处父，晋国的狐射姑出逃到狄国。
晋襄公去世，晋国杀了它的大夫阳处父，狐射姑出逃到狄国，那么在继承世系、确定嗣君之际必定有不顺从的地方。根据《左传》，晋襄公的世子叫夷皋，这就是晋灵公。赵盾因为夷皋年幼，想立公子雍；狐射姑想立公子乐。不久赵盾被穆嬴所难，杀了公子乐，拒绝公子雍，最终立了夷皋。那么阳处父有什么罪而受到杀戮呢？必定是不顺从狐射姑、赵盾，而忠于晋灵公的人了。所以狐射姑不杀他，赵盾就杀他。然而《春秋》不记载杀他的人的名字，大概晋襄公去世，晋国的政令由狐射姑、赵盾控制，记载“晋国杀了他”，这是彰显狐射姑、赵盾的罪过。那么阳处父究竟是谁杀的呢？《左传》说是狐射姑杀了他。然而杀公子乐的是赵盾。狐射姑不杀赵盾而杀阳处父，阳处父对狐射姑有什么怨恨吗？狐射姑大概因为阳处父起初亲近夷皋，就怀疑公子乐的死，是阳处父的意思，所以肆意毒害阳处父而出逃。圣人记载“晋国杀了它的大夫阳处父，晋国的狐射姑出逃到狄国”，词句与意义相关联，罪恶昭著了。至于《左传》所说的“晋侯在夷地狩猎，阳处父提拔赵盾而贬退狐射姑，所以狐射姑怨恨而杀了他”，那就离经文很远，不能决断相信罢了。
闰月没有告朔，仍然在祖庙朝见。
闰月，是四季的纲纪，圣王重视它，大概不同于平常的月份，所以闰月就诏令君王住在门终月，大概不是闰月四季就无法端正，万事就无法有序，万物就无法生长，相差毫末，那么几年之后，大冬就变成大夏了，能不重视吗？古代天子颁布朔日给诸侯，诸侯接受而藏在祖庙，到了每月初一，就告祭而施行，所以尊崇天子的命令，而严肃我们继承守护天子土地的心意。然而平常的月份叫告朔，而闰月叫告月，为什么呢？朔是以所建的时辰来说的，而闰月则北斗指向两辰之间，不能举出所建的时辰，所以不叫朔而以月告祭。至于它的礼仪，应当重于平常的月份，不能说它是附月的余数而忽视它。鲁文公平庸而不通达这个道理，认为天没有这个
月而弗告焉，天无是月，其能成四时乎？可谓轻所重者矣。然幸其犹朝于庙，尚足以存周之遗典，则「犹」者，幸之之辞也，与「犹三望」异矣，美恶不嫌同辞，学者当以义求之。公谷之说，无取焉。
译如果到了该祭祀的月份却不告诉上天，那么上天就没有这个月，它还能成就四季的更替吗？这可以说是轻视了所应重视的事物了。然而庆幸的是，他仍然在宗庙举行朝祭，还足以保存周朝遗留的典章制度，那么这里的“犹”字，是表示庆幸的措辞，与“犹三望”中的“犹”字含义不同。赞美与贬斥不忌讳使用相同的词语，治学的人应当根据文意来探求其真实含义。《公羊传》和《谷梁传》的说法，不值得采纳。
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须句，遂城郚。
僖公盖常伐邾取须句矣，其后复归之。今文公效尤，复伐而取焉。僖公有善，文弗率也；僖公之失，必履其辙。吾于此尤见文之不子矣。既伐邾取邑，师徒亦顿弊，又遂城郚。文公以为既伐邾，以攘邾之邑，不可不城郚以备邾之兵，是一举而两得也。其亦念兵之劳而民之疲欤？况三月，今之正月，东作之时，而夺农时，则一嵗之获荒矣。文公何以为国乎？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宋人杀其大夫。
凡君卒而大夫杀，非废置之际，有所不顺，则必不能于嗣君者矣。宋人杀其大夫，书法特异，学者疑之。盖书人以杀大夫，而没大夫之名者，惟此一而已矣。即经所书之防而言之，则书人以杀，杀有罪也；不出其名，非其罪也。杀有罪而不得其罪，是失罪人而误及无辜矣。故于宋书人，而大夫不书之，此经之防也。则夫圣人之意，凡以戒人君用刑不可不慎。故古者成狱辞，史以狱成告于正，正以告于大司冦，大司冦以告王，王命三公参听之，王三宥然后制刑。必得其罪，必得其情，所以重人命，以见刑非得已，而用人自入于法也。今宋将诛有罪而误及无辜，其轻用刑而忽人命也甚矣。故圣人殊其文而书之，以为人君用刑之戒。说者徒见其书人以杀，则若杀有罪；而大夫不书名，则是杀无罪。二说不合，故或以为大夫之下阙文，或以为不书名者众也。晋杀三郤，陈杀二庆，亦众矣，何以书名？以为阙文，则茍说而不通者皆阙文也，何阙文如是之多哉？据左氏之说，则羣公子叛攻公，且杀二公孙。若然，则当书盗杀，或书如王札子杀召伯、毛伯之文，不应如是之晦也。凡经之所无，不必益之而后为实，惟得圣人所书之意，足以垂世法，乃《春秋》之防耳。
戊子晋人及秦人战于令狐
秦晋自殽之役，至是凡五交战，而怒不释。今晋襄、秦穆皆即世，晋灵、秦康之立，可以一洗旧憾而修新好也。乃今修先君之怨，以为是战，圣人恶之。前日之战伐，必书师、书爵、书人，以别其曲直；而今日之战，则两皆贬而人之，所以诛其用兵不戢、奕世而仇不解，为二国之患深矣，为其民者不其艰哉！然是战不书侵伐，直曰「晋人及秦人战」，则晋为志乎兴是战也。令狐，秦地，是晋伐秦也。不书败而书先蔑奔秦，则晋辞为曲。蔑不用命而奔敌，均为贬，而晋罪为重也。
晋先蔑奔秦
令狐之战，左氏以为赵盾使先蔑逆公子雍于秦，秦以兵卫而纳之，及雍将至，盾悔而拒秦师，故有令狐之战，而蔑奔秦。且晋襄之卒，于是期年，襄公之葬久矣，岂晋至是而始谋立君？必不然也。且左氏初言先蔑如秦，则蔑在秦；次言先蔑将下军，则蔑在晋。初既逆雍于秦，则末必不肯将兵拒秦矣。首尾自矛盾，固不足据。而先蔑茍背秦约，将兵拒秦，则岂容复奔秦邪？理无可通者，皆失之诬也。则先蔑之奔，晋兵不直，蔑惧败死而奔敌矣，无用穿凿。
狄侵我西鄙
鲁有戎患，而未尝有狄患，狄盖逺于鲁。今狄越齐、卫而侵鲁，其患深矣。晋襄、秦穆皆入于地，孰能制之哉？自是以后，侵齐、侵宋、侵卫，无虚嵗。自楚成之卒，商臣不君，不能深为中国患，诸侯亦少纾矣。而内有狄之横，诸侯何以安之？君子于此，不能无念于威、文也。「我思古人，实▯我心。」
秋八月，公防诸侯、晋大夫盟于扈。
诸侯防盟而不序者有矣，皆前目后凡也。惟文公之世，盟于扈者二，防于扈者一，诸侯无前目之文，而例不序，学者之论不一。今之盟，说者以为抑赵盾之抗；十五年之盟，则以伐齐而无功；十七年之防，则以伐宋而无能。吾以为不然。若抑盾之抗，则如垂陇之盟，排士縠于下足矣，何用不序诸侯、不名大夫【垂陇之盟在二年】以为伐齐、伐宋无功而不序，则晋定合十八国之君于召陵侵楚，亦无功矣，何以列序之【召陵之役在定四年】然则不序者何也？公不防也，或防而不至也。凡国君出防，必以左右史从，故所防之君、所谋
译鲁文公七年春天，鲁国攻打邾国。三月甲戌日，夺取了须句，随即在郚地筑城。
僖公曾经攻打邾国夺取须句，后来又把须句归还给邾国。如今文公效仿这种错误，再次攻打并夺取了须句。僖公曾有善行，文公却不效法；僖公的过失，文公却必定重蹈覆辙。我在此特别看出文公不像儿子（不孝）的样子。既然攻打邾国夺取城邑，军队和百姓已经疲惫困顿，却又随即在郚地筑城。文公认为既然攻打邾国，夺取了邾国的城邑，就不能不在郚地筑城以防备邾国的军队，这是一举两得的事。他难道考虑过战争的辛劳和百姓的疲惫吗？况且三月是现在的正月，正是春耕开始的时候，却剥夺了农时，那么一年的收成就会荒废。文公这样如何治理国家呢？
夏天四月，宋国国君王臣去世。宋国人杀了他们的大夫。
凡是国君去世而大夫被杀，如果不是在废立君主之际，有人不顺从，那就一定是不能侍奉新君的人了。宋国人杀他们的大夫，《春秋》的书写方式特别不同，学者对此感到疑惑。大概记载“人”杀大夫，而不写出大夫名字的，只有这一例罢了。就《春秋》所记载的义例来说，记载“人”杀，表示被杀者有罪；不写出名字，表示并非其罪。杀有罪的人却不得其罪，这是错抓了罪人而误及无辜。所以在宋国记载“人”，而不写出大夫的名字，这是《春秋》的义例。那么圣人的意思，凡是用来警戒人君用刑不可不慎重。所以古代写成狱辞，史官把狱讼结果报告给正官，正官报告给大司寇，大司寇报告给君王，君王命令三公参与审理，君王三次宽恕后才制定刑罚。一定要查清罪行，一定要弄清真情，以此来重视人命，表明刑罚是不得已而为之，并且让人自己陷入法网。现在宋国将要诛杀有罪的人却误及无辜，他们轻率用刑而轻视人命太严重了。所以圣人用不同的文字记载这件事，作为人君用刑的警戒。解说者只看到记载“人”杀，就以为杀的是有罪的人；而大夫不写名字，就以为是杀无罪的人。两种说法不合，所以有的认为大夫之下有缺文，有的认为不写名字是因为被杀的人众多。晋国杀三郤，陈国杀二庆，也是很多人，为什么写名字？认为是缺文，那么凡是说不通的都说是缺文，为什么缺文这么多呢？根据《左传》的说法，则是众公子叛乱攻打国君，并且杀了两个公孙。如果这样，就应当记载“盗杀”，或者像记载王札子杀召伯、毛伯那样的文字，不应该如此隐晦。凡是《春秋》上没有的，不必增添它才算是真实，只要得到圣人所记载的意思，足以垂范后世，这就是《春秋》的义例。
戊子日，晋国人跟秦国人战于令狐。
秦国和晋国自从殽之战以来，到现在一共交战五次，而怒气没有消解。现在晋襄公、秦穆公都去世了，晋灵公、秦康公即位，可以洗刷旧怨而修好新谊了。现在却修先君的怨仇，因此发生这场战争，圣人厌恶这件事。以前的战争，一定记载“师”、记载爵位、记载“人”，以区别曲直；而今天的战争，则双方都贬称为“人”，所以谴责他们用兵不止、世代仇怨不解，成为两国的深患，作为两国的百姓不艰难吗！但是这场战争不记载“侵伐”，直接说“晋人及秦人战”，那么晋国是有意发起这场战争的。令狐是秦国的土地，这是晋国攻打秦国。不记载战败而记载先蔑逃奔秦国，那么晋国的言辞是理屈的。先蔑不服从命令而逃奔敌国，都是被贬斥，但晋国的罪责更重。
晋国先蔑逃奔秦国。
令狐之战，《左传》认为是赵盾派先蔑到秦国迎接公子雍，秦国派军队护送他回国，等到公子雍快要到达时，赵盾后悔而拒绝秦军，所以有令狐之战，而先蔑逃奔秦国。况且晋襄公去世，到现在已经一年了，襄公的葬礼早已举行，难道晋国到这时才开始谋划立君？一定不是这样。况且《左传》起初说先蔑到秦国，那么先蔑在秦国；接着说先蔑率领下军，那么先蔑在晋国。起初既然到秦国迎接公子雍，那么最后一定不肯领兵拒绝秦军了。首尾自相矛盾，本来不足以依据。而先蔑如果违背秦国的约定，领兵拒绝秦军，那么哪里容许他再逃奔秦国呢？道理无法讲通，都是失于诬妄。那么先蔑的逃奔，是因为晋军理亏，先蔑害怕战败被杀而逃奔敌国，没有必要穿凿附会。
狄人侵犯我国西部边境。
鲁国有戎人的祸患，而没有狄人的祸患，狄人大概离鲁国很远。现在狄人越过齐国、卫国而侵犯鲁国，祸患深重了。晋襄公、秦穆公都去世了，谁能制服他们呢？从此以后，狄人侵犯齐国、侵犯宋国、侵犯卫国，没有一年不侵犯的。自从楚成王去世，商臣不像君主，不能深深成为中国诸侯的祸患，诸侯也稍微宽慰了。而内部有狄人的横行，诸侯如何能安定呢？君子在这里，不能不怀念威公、文公。“我思念古人，实在忧伤我的心。”
秋天八月，鲁公会同诸侯、晋国大夫在扈地结盟。
诸侯会盟而不按次序排列的也有，都是前面列举后面概称。只有文公时期，在扈地结盟的两次，在扈地会合的一次，诸侯没有前面列举的文字，而惯例不按次序排列，学者的议论不一。现在的结盟，解说者认为是压制赵盾的抗拒；十五年的结盟，是因为攻打齐国而没有功效；十七年的会合，是因为攻打宋国而没有能力。我认为不是这样。如果是压制赵盾的抗拒，那么就像垂陇之盟，把士縠排在下面就够了，何必不排列诸侯、不写出大夫的名字【垂陇之盟在二年】？如果是认为攻打齐国、攻打宋国没有功效而不排列，那么晋定公联合十八个国家的君主在召陵侵犯楚国，也没有功效，为什么排列次序【召陵之役在定四年】？那么不排列次序的是什么原因呢？鲁公没有参加会盟，或者参加了但没有到达。凡是国君出外会盟，一定带着左右史官跟随，所以所会盟的国君、所谋划
之画皆记之。归必饮至，告于庙，则登于册书，而后世得以考焉。茍盟而不及、防而不至，则史安知某侯同盟、某侯在防邪？故不得而序矣。史既无其列，则《春秋》修于百年之后，圣人岂能益之哉？故亦因其不及、不至，而直书「诸侯防」、「诸侯盟」，以见其怠也。然则十五年、十七年之盟，以为不至可也；而今者扈之防，公实徃防，何谓不至？曰：「此则徃防而不及盟也。」徃防，在鲁公出则告庙而书于册矣；防盟在扈，公与盟而后知某侯、某侯同盟也。今徃防而不及扈之盟，则安知所盟者何人哉？故不得而序也。鄬之防，郑伯如防，未见诸侯，丙午卒于鄵，未及防也，则亦不得列于鄬之防。书曰「未见诸侯」，不得书「未见某侯、某侯」也；则夫郑之册书，亦必书曰「公防诸侯于鄬，丙午卒于鄵」而已，不得书「公防某侯、某侯」也。此辞义之所必然，岂圣人故略而不序哉？盖十二公之中，庸且怠者惟文公一人。期嵗不雨而公不知，闰月当告而公不告，四越晦朔而公不视，太室屋壊而公不省。戚之防，以敖抗晋而致处父之辱；逆妇之礼，公所当亲而微者行。防盟征伐，皆付之大夫，鲜躬行者。故《春秋》之世，防盟不序者三，惟文公而已，其怠而不及慢而不至无足诧者，则夫不序诸侯者，非诸侯之罪，公不及防与盟也。不然，十四年新城之盟，亦赵盾主之，何以复序哉？则知公及其盟者，无不序也。
译凡参与会盟的诸侯，都要记录在案。回国后必定举行饮酒仪式，向宗庙报告，然后载入史册，这样后世才能考证。如果会盟时未能赶上、防地时未能到达，那么史官怎么知道哪位诸侯参加了同盟、哪位诸侯到了防地呢？所以无法按次序排列。史官既然没有他们的名册，那么《春秋》是在百年之后编修的，圣人怎么能凭空增添呢？所以也就因为他们的未赶上、未到达，直接记载为“诸侯在防地”、“诸侯会盟”，以此来显示他们的懈怠。那么，僖公十五年、十七年的会盟，认为他们没有到达是可以的；而现在的扈地防会，鲁公确实去了防地，为什么说没有到达呢？回答说：“这是去了防地但没有赶上会盟。”去了防地，在鲁公外出时已经向宗庙报告并载入史册了；防地的会盟在扈地，鲁公参加会盟之后才知道哪些诸侯结成了同盟。现在去了防地却没有赶上扈地的会盟，那么怎么知道结盟的是哪些人呢？所以无法按次序排列。鄬地的防会，郑伯前往防地，还没有见到诸侯，丙午日死在鄵地，没有赶上防地，所以也不能列入鄬地防会的名单。史书说“没有见到诸侯”，不能写“没有见到某侯、某侯”；那么郑国的史册，也必定只写“公在鄬地与诸侯会防，丙午日死在鄵地”罢了，不能写“公与某侯、某侯在鄬地会防”。这是文辞义理上必然如此，难道是圣人故意省略而不按次序排列吗？大概十二位鲁公之中，平庸且懈怠的只有文公一人。一年不下雨而鲁公不知道，闰月应当报告而鲁公不报告，四次越过晦朔之日而鲁公不视察，太室的房屋倒塌而鲁公不省视。戚地的防会，因为敖对抗晋国而导致处父受辱；迎娶妇人的礼仪，本应由鲁公亲自参与却由地位低微的人代行。防地会盟、征伐战争，都交给大夫处理，很少亲自行动。所以《春秋》时代，防地会盟不按次序排列的有三处，只有文公而已，他懈怠而未赶上、怠慢而未到达，没有什么可奇怪的，那么不排列诸侯名次的，不是诸侯的罪过，而是鲁公没有赶上防地与会盟。不然的话，十四年新城的会盟，也是由赵盾主持的，为什么又排列了呢？由此可知，鲁公赶上会盟的，没有不排列的。
冬徐伐莒公孙敖如莒涖盟
鲁有徐之患久矣，自伯禽受国，而有《费誓》之师；入春秋，服于齐桓之令，而不敢仇于诸侯。今霸主不作，徐将为鲁患，彼其伐莒，盖所以撼鲁也。公孙敖于是徃盟于莒，修僖公洮、向之好【在僖二十五年】协谋以备徐也。
八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防晋赵盾盟于衡雍。
扈之盟，晋求诸侯，而鲁独后防，不及其盟。虽晋灵幼懦不君，权在赵盾，而诸侯不敢不从者，霸主之后也。彼以霸主之令临鲁，鲁何以辞之？故公子遂防赵盾，盟所以盖前日后防之▯，而修新好也。戚之防，公孙敖抗晋侯，既而公如晋，蒙处父之辱而后解。扈之盟，公不及盟，公子遂盟赵盾，而遂和。观敖之罪，则遂之功可见矣。说者以遂、盾皆国贼，圣人岂与之哉？国贼固在所诛，而遂、盾于此盖未见其恶，岂为恶而预诛之？尧不诛鲧于未用之前，孔子岂欲诛遂、盾于无恶之际邪？今日为善，今日予之；明日为恶，明日诛之。圣人诛赏，视其善恶而已矣。则夫遂之盟，实有交际大国、弭兵纾患之功，不可以其他日之罪，而废其今日之功也。
乙酉公子遂防雒戎盟于暴
凡大夫一出而二事偶，则间必书「遂」。今公子遂前盟于衡雍，至是才间二日矣，而不书「遂」，何也？说者以反命而复出，非也。以职方考之，衡雍及暴皆郑地，自兖至郑五百余里，虽星言夙驾，不能于二日之间徃且还也。然则当书「遂」而不书「遂」，何哉？予之也。晋侯侵曹、伐卫，虽曰二事，圣人辞烦不杀，再举「晋侯」，所以襃之。今间不书「遂」，而再举「公子遂」，吾是以知其为予也。则夫遂何功而予之？盖文公之立，荒怠不君，上不朝天王，下不防霸主，内不交诸侯，外不备戎冦，慢于礼而忽于事，四邻谋取其国家而不知。遂之秉政，责在遂也。故前日盟赵盾，以解其于扈不与盟之憾；今复盟雒戎，以遏其窥伺之谋，而安鲁之疆塲。其为迹则専，而其举则有功也。使君臣俱怠，莫任其责，鲁何以为国乎？此圣人异文而不书「遂」，再举「公子遂」以予之，非实予之也，权也。然非文公之怠，则遂亦为専矣。
公孙敖如京师，不至而复。丙戌，奔莒。
敖庆父之子，其専也，盖先于孟氏、季氏。故文公即位，首防晋侯于戚，又盟士縠于垂陇，如齐、如晋，结大国之援，其为谋盖有不可测者。及六年，晋襄卒，赵盾専晋，公子遂如晋▯襄公，有以结于盾也。文公亦以敖尝抗晋侯，而致已有处父之辱，故退敖而任遂。前日遂盟赵盾、盟雒戎，文公实任之，而遂亦果能纾鲁之难。今天王崩，公乃使敖如京师吊焉。秉国之权任遂，而吊防之事任敖，此敖所以愤而弃命奔莒也。方僖公及成风之防，天王厚之以王臣防▯，且归赗。今天王崩，公不能亲吊而使大夫焉，已非礼矣，而敖且以私忿委命于草莾，其君臣所以事天子之礼为何如哉？此《春秋》之法所不容恕也。而说者乃以敖与遂争娶于莒，其事甚诬，而其言甚秽，且去经逺甚。
螽
宋人杀其大夫司马，宋司城来奔。
无罪而杀士，则大夫可以去，况无罪而杀大夫乎？则司马之见杀，宜司城之来奔也。然则二者均无罪，乃书人以杀，何邪？书人以杀，杀有罪也。宋昭以为有罪而杀之，而实非其罪，故圣人于宋书人，而于大夫官而不名。书人所以如其志，不名以见其非罪，襃贬甚着，无用多惑。而说者盖疑司马、司城在《春秋》为罕书，或以为僭，或以为不能其官，则当书名以着贬，何以犹书官乎？然则书杀大夫而不名足矣，何用书官？盖宋昭以司马有罪而杀之，若槩言大夫，则嫌于杀司城也，故继书司城来奔，以见杀司马而司城去也。昭公在位不十年，而杀二大夫，逐二大夫，皆非其罪【七年宋杀其大夫，十四年子哀来奔】为其臣者亦难矣。则昭公之为人，亦猜忌刻薄者欤！立其朝者惴然不安其生，则身蒙弑逆，非不幸也，昭自取也。
九年春毛伯来求金
译冬季，徐国攻打莒国，公孙敖前往莒国主持盟会。
鲁国遭受徐国的祸患已经很久了，自从伯禽受封建国，就有《费誓》中的战事；进入春秋时期，服从齐桓公的命令，而不敢与诸侯结仇。如今霸主不再兴起，徐国将成为鲁国的祸患，他们攻打莒国，大概是为了动摇鲁国。公孙敖于是前往莒国结盟，重修僖公洮、向时期与莒国的友好关系【在僖公二十五年】，共同谋划以防备徐国。
八年春季，周历正月，夏季四月，秋季八月戊申日，周天子驾崩。
冬季十月壬午日，公子遂与晋国赵盾在衡雍结盟。
扈地的盟会，晋国要求诸侯参加，而鲁国独自迟到，未能赶上盟会。虽然晋灵公年幼懦弱不像君主，权力掌握在赵盾手中，但诸侯不敢不服从，是因为他是霸主的继承者。他凭借霸主的命令威逼鲁国，鲁国怎么能推辞呢？所以公子遂与赵盾结盟，是为了掩盖之前迟到未能参加盟会的过失，并重修新的友好关系。戚地的防地，公孙敖抗拒晋侯，后来鲁公亲自前往晋国，遭受了处父的侮辱才解除矛盾。扈地的盟会，鲁公未能参加盟会，公子遂与赵盾结盟，从而实现了和解。观察公孙敖的罪过，那么公子遂的功劳就显而易见了。解说的人认为公子遂、赵盾都是国家的祸害，圣人怎么会赞许他们呢？国家的祸害固然应当诛杀，但公子遂、赵盾在此时并未显露出恶行，难道因为预见到他们将来作恶就提前诛杀吗？尧没有在鲧被任用之前诛杀他，孔子难道想在公子遂、赵盾没有作恶的时候诛杀他们吗？今天做善事，今天就给予奖赏；明天作恶，明天就诛杀。圣人诛杀奖赏，只看他们的善恶罢了。那么公子遂的结盟，确实有与大国外交、消除战争缓解祸患的功劳，不能因为他日后的罪过，而废弃他今天的功劳。
乙酉日，公子遂与洛戎在暴地结盟。
凡是大夫一次出访而两件事接连发生，中间必定书写“遂”。如今公子遂之前在衡雍结盟，到这里才相隔两天，却不书写“遂”，为什么呢？解说的人认为是返回复命后又出访，这是不对的。根据职方志考证，衡雍和暴都是郑国的土地，从鲁国到郑国五百多里，即使日夜兼程，也不能在两天之间往返。那么应当书写“遂”却不书写“遂”，为什么呢？是赞许他。晋侯侵犯曹国、攻打卫国，虽然是两件事，圣人为了避免言辞繁琐而不省略，再次列举“晋侯”，是为了褒奖他。如今中间不书写“遂”，而再次列举“公子遂”，我由此知道这是赞许他。那么公子遂有什么功劳而赞许他呢？大概是因为文公即位，荒废懈怠不像君主，上不朝见周天子，下不防备霸主，内不结交诸侯，外不防备戎狄寇盗，轻慢礼制而忽视政事，四邻图谋夺取他的国家而他不知道。公子遂执政，责任在于公子遂。所以前日与赵盾结盟，以解除他在扈地未能参加盟会的遗憾；如今又与洛戎结盟，以遏制他们窥伺的阴谋，从而安定鲁国的边疆。他的行为虽然专断，但他的举措却有功劳。如果君臣都懈怠，没有人承担责任，鲁国怎么能成为国家呢？这就是圣人使用不同的文辞而不书写“遂”，再次列举“公子遂”以赞许他，并不是真正赞许他，而是权宜之计。然而如果不是文公懈怠，那么公子遂也是专断了。
公孙敖前往京师，没有到达就返回。丙戌日，逃奔到莒国。
公孙敖是庆父的儿子，他的专断，大概早于孟氏、季氏。所以文公即位，首先在戚地抗拒晋侯，又在垂陇与士縠结盟，前往齐国、晋国，结交大国的援助，他的谋略大概有不可测度的地方。等到六年，晋襄公去世，赵盾专权晋国，公子遂前往晋国吊唁襄公，有办法与赵盾结交。文公也因为公孙敖曾经抗拒晋侯，导致自己遭受处父的侮辱，所以罢退公孙敖而任用公子遂。前日公子遂与赵盾结盟、与洛戎结盟，文公确实任用了他，而公子遂也确实能够缓解鲁国的危难。如今周天子驾崩，文公于是派公孙敖前往京师吊唁。执掌国家大权任用公子遂，而吊唁的事务任用公孙敖，这就是公孙敖愤恨而抛弃使命逃奔莒国的原因。当僖公和成风去世时，周天子厚待他们，派遣王臣参加葬礼，并且赠送助丧的财物。如今周天子驾崩，文公不能亲自吊唁而派遣大夫，已经不合礼制了，而公孙姑且因为私愤将使命抛弃在荒野，他们君臣侍奉天子的礼制是怎样的呢？这是《春秋》的法度所不能宽恕的。而解说的人认为公孙敖与公子遂争夺在莒国的婚姻，这件事非常荒谬，而且言语非常污秽，并且距离经文原意非常遥远。
螽虫灾害。
宋国人杀了他们的司马，宋国司城来投奔鲁国。
无罪而杀害士人，那么大夫可以离去，何况无罪而杀害大夫呢？那么司马被杀，适宜司城来投奔。然而两者都无罪，却书写“人”来杀害，为什么呢？书写“人”来杀害，是杀害有罪的人。宋昭公认为司马有罪而杀害他，而实际上并非他的罪过，所以圣人在宋国书写“人”，而对于大夫只写官职不写名字。书写“人”是为了符合宋昭公的意愿，不写名字以显示他无罪，褒贬非常显著，没有必要多加疑惑。而解说的人大概怀疑司马、司城在《春秋》中很少被记载，有人认为这是僭越，有人认为他们不能胜任官职，那么应当写名字以彰显贬斥，为什么还写官职呢？然而书写杀害大夫而不写名字就足够了，为什么还要写官职呢？大概是因为宋昭公认为司马有罪而杀害他，如果泛泛地说大夫，那么嫌疑在于杀害司城，所以接着书写司城来投奔，以显示杀害司马而司城离去。昭公在位不到十年，杀害两位大夫，驱逐两位大夫，都不是他们的罪过【七年宋国杀害他们的大夫，十四年子哀来投奔】，做他的臣子也太难了。那么昭公为人，也是猜忌刻薄的人吧！站在朝廷上的人惴惴不安地担心自己的性命，那么自身遭受弑君逆乱，不是不幸，是昭公自取灭亡。
九年春季，毛伯来鲁国索取黄金。
春秋》书天王来求者三：求赙、求金，不称使，皆天王谅隂，冡宰摄政，故不书使。若家父求车，则书使矣。襃贬不在是，所书者，责诸侯不贡而致天子下求也。《禹贡》贡金惟▯州，及春秋时，▯在呉，而荆在楚，宜三品之金不复登于王府也。王府不足而下求焉，其微甚矣。然则责鲁欤？曰：「非独责鲁也，徧责天下之诸侯不能供王之职贡也。」鲁以兖州之贡漆丝而已，金非所以责鲁也。然王有阙，则诸侯均所当供，岂必责金于呉、楚哉？春秋诸侯，其于周室如秦越矣，其肥瘠不加喜戚也。至其求而后贡，犹为有馈乏之助，况求之得否殆未可知乎？叔孙得臣如京师，盖以求金而徃也。虽求而徃，不若未求而贡，然愈于求而不徃，如求赙、求金者矣。圣人书此，盖伤周道也。
译《春秋》记载天王亲自前来索取财物共有三次：索取助丧的财物、索取金属，都没有称“派遣使者”，这都是因为天王处于守丧期间，由冢宰代理朝政，所以不记载“派遣使者”。如果是家父索取车辆，则记载了“派遣使者”。褒扬与贬斥并不在于此，所记载的内容，是责备诸侯不按规定进贡，以至于天子不得不亲自向下索取。《禹贡》中进贡金属的只有雍州，到了春秋时期，雍地在吴国，而荆州在楚国，适宜进贡的三种金属不再呈献给周天子的府库。周天子的府库不足而向下索取，其衰微程度非常严重了。那么，这是责备鲁国吗？回答说：“不只是责备鲁国，而是普遍责备天下的诸侯不能供给对天王的职贡。”鲁国作为兖州的贡品只有漆和丝罢了，金属不是用来责备鲁国的。然而，如果天王有所欠缺，那么诸侯都应当共同供给，难道一定要向吴、楚索取金属吗？春秋时期的诸侯，对于周王室就像秦国和越国那样疏远，周王室的肥瘠（兴衰）他们并不感到欢喜或悲伤。至于等到索取后才进贡，还算是有救济匮乏的帮助，何况索取后能否得到还难以预料呢？叔孙得臣前往京师，大概是因为索取金属而去的。虽然是因索取而前往，不如没有索取就进贡，但这比索取而不前往要好，就像索取助丧财物、索取金属的情况那样。圣人记载这件事，大概是哀伤周朝礼制的衰败。
夫人姜氏如齐
父母存，夫人归寜，常事耳，何以书？盖于常之中有其故焉，不可不志也。文公并妃匹嫡，齐女哀姜生恶及视，又嬖于共嬴生倭。嬴宠而倭将贵，故哀姜如齐，谋于父母也。其归宁盖有其故存焉，是以圣人书之，以着十八年归齐之张本。
二月，叔孙得臣如京师。辛丑，▯襄王。
天王书葬者五，而鲁以大夫防葬者二，此年得臣之行，与昭二十二年叔鞅如京师葬景王而已。其三则不书大夫如京师，不书如京师，微者也。天王▯诸侯不躬防之，而以大夫徃固为伉矣，况以微者乎？然犹愈夫不防葬者矣。书崩而不书▯者四，鲁不防也。则襄王之防，公孙敖使命不至，而复而复以得臣徃犹为厚于周室矣，尚何责其躬行邪？孔子书之，盖不能无叹于此也。
晋人杀其大夫先都
称人以杀，杀有罪也。有罪而国人共杀之，是亦事之常矣。常事不志，此何以志？晋灵之立，幼且不君，权在赵盾。凡晋之防盟、征伐、生杀、黜陟，皆盾専之。以大夫而専生杀，不可以训，故虽杀有罪，必书。然则先都何罪哉？左氏以为不▯登上军而作乱，作乱而诛，又何恤焉？所以书者，责盾之専也。春秋书人以杀而大夫书名者三：先都、士縠及箕郑父，与昭八年陈人杀其大夫公子过是也。晋之三大夫，责盾之専；陈之公子过，责昭之乱，皆有所谓而书。不然，大夫有罪，国人共杀之，于公议为允，圣人岂茍书之哉？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齐
春秋书夫人之行者十有二，皆不至，而此独书至。盖夫人与公共事宗庙，出必告行，反必告至。故出而不逾礼，则反必以告；出而非礼，则反何以告之？文姜、哀姜之出，托曰享、曰防、曰逊，其实滛奔焉，则反也何辞以告庙？宜其不至焉。今出姜之如齐，虽曰不安于鲁而归谋于父母，其实归寜而已。出而归寜，反而告庙，于义无愆，故告至而书于防。春秋因而书之，以见出之有善恶，而至有告不告也。于此尤见圣人书至，盖据旧史之实而见义，无用凿生危之之说也。姜氏之至，又何危哉！
晋人杀其大夫士縠及箕郑父
士縠、箕郑、先都之党也，同乱同诛，势之必至。春秋书之，以见一嵗而杀三大夫，赵盾之専甚矣。书曰：「殱厥渠魁，胁从罔治。」先都既诛，其党尚何能乱？赦之而责其自新，可也。盾必诛之，盾亦知己之専，而惧士縠之伍不屈于己也，故寜诛之以絶后悔乎。
楚人伐郑
楚自城濮之败，不敢侵陵中夏。其间灭江、灭六，皆其与国，于中国无损也。今文襄既没，晋灵少且不君，权専于赵盾。盾横逆不臣，杀戮自専，诸侯不咸，覇业隳矣。楚商臣大逆之罪，晋不能问，至是遂复窥中国，兵行于郑郊矣。楚之进退，视中国彊弱而已。中国无霸主，其何安之？
公子遂防，晋人、宋人、卫人、许人救郑。
救郑，善事也，而《春秋》无美词，何邪？王者不作，圣人不得已而与霸。威、文既没，晋襄嗣霸，已不能躬合诸侯。垂陇之防，伐沈之师，皆大夫専之。圣人恶其然，故垂陇之盟，排士縠于下；而伐沈之役，诸大夫皆书人，疾之也。今晋灵幼弱，政归赵盾，文公不纲，权在襄仲，外则大夫主之，内则大夫防之。防盟征伐，皆出于大夫，不可以训，故虽善而不予。借使能服楚，能得郑，外销兵革之患，而内啓大夫之权，其得失才相当，况不能制楚而徒为是役，是有莫大之损而无丝毫之益也，圣人安得而许之哉？是行也，赵盾实主之，而圣人书曰「晋人」，外书人则亦人内矣，其为贬可知，盖救郑不足以为功，而实窃诸侯之柄也。
夏狄侵齐
书狄患也
秋八月曹伯襄卒
九月癸酉地震
天地、君臣之象也。圎者动以运，方者静以听，天地之常经也。今静而听者反动焉，是臣侵君之象也。自春秋至是凡百年，灾异杂出，而地未尝震。迄文公而有地震之变，亦可以知天地之变不虚发也。自文而上，虽有大夫出防、出盟、出战、出伐，而犹有君命也。至文之世，则诸侯之权皆
译夫人姜氏前往齐国。
父母健在，夫人回娘家省亲，本是常事，为何要记载呢？大概是在常事之中另有缘故，不可不记录。文公同时拥有正妃和庶妃，齐女哀姜生了恶和视，又宠爱共嬴生了倭。共嬴受宠而倭将要显贵，所以哀姜前往齐国，向父母谋取对策。她回娘家省亲大概另有缘故存在，因此圣人记载此事，以彰显十八年归齐的伏笔。
二月，叔孙得臣前往京师。辛丑日，〇襄王。
天子记载葬礼的有五次，而鲁国派遣大夫去防送葬礼的有两次，这一年得臣的出行，与昭公二十二年叔鞅前往京师葬景王一样。其余三次则不记载大夫前往京师，不记载前往京师，是因为地位卑微。天子〇诸侯不亲自去防送，而派遣大夫前往本来就已经很傲慢了，何况派遣地位卑微的人呢？然而这仍然胜过不去防送葬礼的。记载崩而不记载〇的有四次，是因为鲁国没有去防送。那么襄王的防送，公孙敖的使命没有到达，后来又派遣得臣前往，这对周王室来说还算厚道，又怎么能责备他不亲自前往呢？孔子记载此事，大概对此不能没有感叹。
晋国人杀了他们的大夫先都。
称“人”来杀，是因为杀了有罪的人。有罪而被国人共同杀死，这也是常事。常事不记载，这为何要记载呢？晋灵公即位时年幼且不君，大权在赵盾手中。凡是晋国的防盟、征伐、生杀、升降，都由赵盾专断。作为大夫而专断生杀大权，不足以作为典范，所以即使杀的是有罪之人，也一定要记载。那么先都犯了什么罪呢？左氏认为他不〇登上中军而作乱，作乱而被诛杀，又有什么值得顾虑的呢？之所以记载，是责备赵盾的专断。《春秋》记载“人”杀而大夫书名的有三次：先都、士縠以及箕郑父，与昭公八年陈国人杀了他们的大夫公子过是一样的。晋国的这三位大夫，是责备赵盾的专断；陈国的公子过，是责备昭公的混乱，都有特定的含义才记载。不然的话，大夫有罪，国人共同杀死他，符合公议，圣人难道会随意记载吗？
三月，夫人姜氏从齐国回来。
《春秋》记载夫人出行的有十二次，都没有记载“至”，而这次唯独记载了“至”。大概夫人与国君共同侍奉宗庙，出去必须告行，回来必须告至。所以出去不逾越礼制，回来就必须告知；出去不合礼制，回来又拿什么告知呢？文姜、哀姜的出行，借口说是享礼、防送、逊位，实际上是淫奔，那么回来时拿什么言辞告知宗庙呢？适宜不记载“至”。现在出姜前往齐国，虽然说不安于鲁国而回去向父母谋取对策，实际上只是回娘家省亲。出去而回娘家省亲，回来告知宗庙，在道义上没有过失，所以告知到达而记载在防送中。《春秋》因此记载此事，以显示出行的善恶，以及到达时是否告知。在这里尤其可以看出圣人记载“至”，是依据旧史的事实而体现道义，没有凭空制造危险的说法。姜氏的到达，又有什么危险呢！
晋国人杀了他们的大夫士縠和箕郑父。
士縠、箕郑是先都的党羽，同谋作乱一同被诛杀，是势所必然。《春秋》记载此事，以显示一年之内杀死三位大夫，赵盾的专断非常严重。书上说：“诛杀首恶，胁从者不治。”先都已经被诛杀，他的党羽还能作乱吗？赦免他们而责备他们改过自新，是可以的。赵盾一定要诛杀他们，赵盾也知道自己专断，而害怕士縠等人不屈服于自己，所以宁愿诛杀他们以杜绝后患。
楚国人攻打郑国。
楚国自从城濮之战失败后，不敢侵犯中原。其间灭江、灭六，都是他们的盟国，对中原没有损害。现在文公、襄公已经去世，晋灵公年幼且不君，大权专断在赵盾手中。赵盾横行逆理不臣服，杀戮专断，诸侯不齐心，霸业衰败了。楚商臣大逆不道的罪行，晋国不能追究，至此便再次窥视中原，军队行进在郑国郊外了。楚国的进退，只看中原的强弱罢了。中原没有霸主，如何能安定呢？
公子遂防送，晋国人、宋国人、卫国人、许国人救援郑国。
救援郑国，是好事，而《春秋》没有赞美之词，为什么呢？王者不兴起，圣人不得已而与霸主合作。威公、文公去世后，晋襄公继承霸业，已经不能亲自会合诸侯。垂陇的防送，伐沈的军队，都由大夫专断。圣人厌恶这种情况，所以垂陇的防送，把士縠排在下面；而伐沈的战役，各位大夫都书“人”，是痛恨他们。现在晋灵公幼弱，政令归于赵盾，文公不纲纪，大权在襄仲手中，外面由大夫主持，里面由大夫防送。防盟征伐，都出于大夫，不足以作为典范，所以即使是好事也不予肯定。假使能制服楚国，能得到郑国，对外消除兵革之患，而对内开启大夫的权力，其得失才相当，何况不能制服楚国而徒然进行这次战役，这是有莫大的损失而没有丝毫的利益，圣人怎么能肯定它呢？这次出行，赵盾实际主持，而圣人书“晋人”，外面书“人”则里面也是“人”了，其贬斥可知，大概救援郑国不足以作为功劳，而实际上窃取了诸侯的权柄。
夏，狄人侵犯齐国。
记载狄人的祸患。
秋八月，曹伯襄去世。
九月癸酉日，地震。
天地、君臣的象征。圆形的动以运行，方形的静以听命，是天地的常理。现在静止而听命的反而动了，这是臣侵犯君的象征。从春秋到现在共一百年，灾异杂出，而地未曾震动。到文公时而有地震之变，也可以知道天地的变化不是虚发的。从文公往上，虽然有大夫出防、出盟、出战、出伐，但还有君命。到文公的时代，则诸侯的权力都
冬楚子使椒来聘
庄二十年，荆人来聘，书荆、书人，而今之聘，书爵、书大夫，说者遂以为进楚。楚何可进也？圣人抑之，惟惧其横而中国受其毒，忍进之以贻患于诸侯乎？前日楚成虽悍，其实达刚柔之权，召陵之师一问则屈，城濮之战一败则服，而圣人且未尝进之。今商臣弑父与君，天下之大逆，彼其来聘也，幸中国无霸主，不能问罪于楚，故因修聘问以盖其簒逆之僭焉，圣人尚何以进之？进荆蛮以害中国，进大逆以长簒乱，圣人不如是之荒也。然则书楚子、书椒，何也？盂之防，执宋公以伐宋，其罪何如，而《春秋》亦书曰「楚子」，无乃进其虐中国邪？宜申谋为不道而见杀，《春秋》书曰「宜申」，无乃进其谋逆邪？则书楚子、书椒，从其国之称，书其实而已。脩聘问之好以弭其篡逆之罪者，楚子之真情也。然楚实僣王而书子，何也？自屈也。彼其愿交于中国，固以中国之爵为贵耳，故凡书子，皆其自称；其称王者，臣子及诸侯尊之也。宣十八年，书「楚子旅卒」，其自赴于诸侯亦曰「子」，惟▯则以王配諡，如诸侯皆以公配諡焉，盖臣子及防▯者尊之也。是以圣人于吴楚之葬不书于《春秋》，避其号，所以尊周室也。
秦人来归僖公成风之襚
成风，僖公之妾，文公之母，于是白矣。其文与惠公仲子无以异，而说者以仲子为惠之妾，而至是乃以成风为僖之母，自矛盾耳。子岂有先母之理？圣人不如是紊子母之序也。前日成风之薨，天王归含且▯，又以王臣防▯之，以妾为正，实王成之。今秦虽西鄙，而能秉周礼，不以人之妾为正，曰「僖公、成风」焉，则康公盖不茍狥人者也。然成风之薨，于是五年，▯且除防，而以凶礼至，是则未离乎狄也。故圣人不书「秦伯使某」，而直曰「秦人」而已，狄之也。然亦假是而知成风为僖之妾欤？谷梁所谓「外之，弗夫人而见正」者是也。公羊以为兼之，非是。此特归成风之襚尔，不曰僖公，无以别其为僖公之妾，非谓兼归二人之襚也。归惠公仲子之▯，岂亦兼▯惠公乎？不达理而泥于文，学者不取。
▯曹共公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孙辰卒
夏秦伐晋
秦晋交兵，于是亟矣。秦穆、晋襄之没，怨既易世，可以已矣，而七年复有令狐之战。令狐，秦地，是晋伐秦也。晋伐秦而秦报之，辞未为曲，而圣人外秦，何也？自殽之役，凡六战，其兵端实生于秦，今战已亟而忿不释。今夫两人交鬭，有一人焉辞屈而顺，则彼暴横者亦何以加之？晋襄即世，灵公稚子耳，彼其脩先君之怨而兴令狐之师，有所不足责。使秦康能一言自屈，曰：「先君既没，曷脩文公之好而勿念襄公之怨乎？」则晋将忸怩而奉事秦。秦不能然，乃责仇于孺子，晋兴戎而秦又报之，是祸根无时而絶也。故圣人举而外之，摈之使与楚同其例，以见秦之果不足与言礼义也。然而不外晋，何邪？灵公不足责也。不责，是乃所以深责之也。深责晋，所以诛赵盾也。
楚杀其大夫宜申
称国以杀，罪累上也。左氏谓宜申谋逆而见杀，所谓杀有罪矣，而以累上之词书之，何也？穆王弑父与君而得国，国人不顺也，则宜申之逆固宜，尚何责哉？使宜申而事防，则亦为楚人讨逆而已，故圣人以无罪书之。呜呼！《春秋》之防微哉！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义同二年
及苏子盟于女栗
顷王立，苏子，王之卿士，而出盟诸侯，是诸侯不朝，而天王反以卿士求盟，外结诸侯也。公不能厚王室，而以微者敌之，呜呼！王室之微，一至是乎？以王臣而敌诸侯，非抗也，鲁盖视周为敌，视王臣若已之微者焉，故以微者盟之。以王之卿士，不能得鲁之大夫，而与微者同歃，苏子亦安然受之，则鲁之抗也甚矣。鲁于天下非彊国，而敢尔，况齐、晋、吴、楚哉！康王即位，太保、毕公各率诸侯以朝，周礼也。今顷王立，反以卿士求诸侯，且惧其背违而求盟，亦既辱矣。文公躬盟之，犹为不腆，况忍以微者抗之乎？圣人于此盖
译冬季，楚子派椒来鲁国聘问。
庄公二十年，荆人来聘问，经文记载为“荆”、记载为“人”，而这次聘问，经文记载爵位、记载大夫，解说的人于是认为这是提升楚国的地位。楚国有什么可提升的呢？圣人抑制它，只是担心它横行霸道而使中原各国受其毒害，难道忍心提升它来给诸侯留下祸患吗？从前楚成王虽然强悍，但实际上懂得刚柔相济的权变，召陵之师一问就屈服，城濮之战一败就顺服，而圣人尚且不曾提升它。现在商臣弑杀父亲和国君，这是天下最大的叛逆，他来聘问，是庆幸中原没有霸主，不能问罪于楚国，所以借修好聘问来掩盖他篡位叛逆的僭越行为，圣人还凭什么提升它？提升荆蛮来危害中原，提升大逆不道来助长篡乱，圣人不会如此荒谬。那么记载“楚子”、记载“椒”，是为什么呢？盂地会盟，拘捕宋公来讨伐宋国，它的罪行如何，而《春秋》也记载为“楚子”，难道不是提升它虐待中原的行为吗？宜申谋划不道而被杀，《春秋》记载为“宜申”，难道不是提升他谋逆的行为吗？那么记载“楚子”、记载“椒”，是遵循该国的称呼，如实记载罢了。修好聘问以平息其篡逆之罪，这是楚子的真实意图。然而楚国实际上僭越称王而经文记载为“子”，是为什么呢？是楚国自己谦抑。它愿意与中原交往，本来就以中原的爵位为尊贵，所以凡是记载“子”，都是它自称；那些称王的，是臣子及诸侯尊称它。宣公十八年，记载“楚子旅卒”，它向诸侯报丧也说“子”，只有谥号则用王来配，就像诸侯都用公来配谥号一样，大概是臣子及治丧者尊称它。因此圣人在吴、楚的葬礼上不记载于《春秋》，避开他们的称号，以此来尊崇周王室。
秦人来送僖公和成风的丧服。
成风，是僖公的妾，文公的母亲，到这里就明白了。她的经文与惠公的仲子没有不同，而解说的人认为仲子是惠公的妾，到这里却认为成风是僖公的母亲，这是自相矛盾。儿子哪有先于母亲的道理？圣人不会如此扰乱母子次序。从前成风去世，天王送含玉和棺饰，又派王臣来治丧，把妾当作正妻，实际上是王成全了她。现在秦国虽然是西边的边远之地，但能秉持周礼，不把别人的妾当作正妻，说“僖公、成风”，那么康公大概是不苟且顺从别人的人。然而成风去世，到这里已经五年，丧服已经除去，却以凶礼到来，这就还没有脱离狄人的习俗。所以圣人不记载“秦伯派某人”，而直接说“秦人”罢了，这是把秦国当作狄人看待。然而也借此知道成风是僖公的妾吗？《谷梁传》所谓“疏远她，不把她当作夫人而显示其正当”就是这个意思。《公羊传》认为是兼送两人的丧服，这是不对的。这仅仅是送成风的丧服罢了，不说僖公，就无法区别她是僖公的妾，并不是说兼送两人的丧服。送惠公和仲子的棺饰，难道也兼送惠公的吗？不通晓事理而拘泥于文字，学者不取法。
曹共公去世。
十年春季，周王三月辛卯日，臧孙辰去世。
夏季，秦国讨伐晋国。
秦晋交战，到这里已经很频繁了。秦穆公、晋襄公去世，怨恨已经换了一代人，可以停止了，而七年又有令狐之战。令狐，是秦国的土地，这是晋国讨伐秦国。晋国讨伐秦国而秦国报复，言辞不算理亏，而圣人疏远秦国，是为什么呢？自从殽之战以来，总共六次交战，战争的起因实际上产生于秦国，现在战争已经很频繁而愤怒不消除。现在两人打斗，有一人言辞理亏而顺从，那么那个暴横的人又怎么施加于他呢？晋襄公去世，灵公还是小孩子，他修先君的怨恨而兴起令狐的军队，没有什么可责备的。假使秦康公能一句话自己理屈，说：“先君已经去世，何不修好文公的友好关系而不念襄公的怨恨呢？”那么晋国将羞愧而侍奉秦国。秦国不能这样，反而向小孩子追究仇恨，晋国兴起战争而秦国又报复，这是祸根没有断绝的时候。所以圣人举出秦国而疏远它，排斥它使它与楚国同例，以显示秦国确实不足以谈论礼义。然而不疏远晋国，是为什么呢？灵公不值得责备。不责备，这正是深深责备他的原因。深深责备晋国，是为了诛讨赵盾。
楚国杀它的大夫宜申。
称国名来杀，罪责连累上级。《左传》认为宜申谋逆而被杀，所谓杀有罪的人，而用连累上级的言辞记载，是为什么呢？穆王弑杀父亲和国君而得到国家，国人不服从，那么宜申的叛逆本来就应该，还责备什么呢？假使宜申侍奉先君，那么也只是为楚国人讨伐叛逆罢了，所以圣人以无罪记载他。唉！《春秋》的防微杜渐多么细微啊！
从正月起不雨直到秋七月。
意义同二年。
和苏子在女栗结盟。
顷王即位，苏子，是王的卿士，而出面与诸侯结盟，这是诸侯不朝见，而天王反而以卿士求盟，向外结交诸侯。鲁公不能厚待王室，而以微贱的人对抗，唉！王室的衰微，竟到了这个地步吗？以王的臣子对抗诸侯，不是对抗，鲁国大概视周室为敌，视王臣如自己的微贱者，所以以微贱的人结盟。以王的卿士，不能得到鲁国的大夫，而与微贱的人同歃血，苏子也安然接受，那么鲁国的对抗就很严重了。鲁国在天下不是强国，而敢这样，何况齐、晋、吴、楚呢？康王即位，太保、毕公各自率领诸侯来朝见，这是周礼。现在顷王即位，反而以卿士求诸侯，且害怕他们背弃而求盟，已经受辱了。文公亲自结盟，尚且不算丰厚，何况忍心以微贱的人对抗呢？圣人于此大概
冬狄侵宋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凡师，救而次，责其缓也；伐而次，善其待服也。楚子、蔡侯次于厥貉，何待乎？睤睨中国而已。楚灭江、灭六以动中夏，中夏无以制之，于是假聘问而以椒使鲁，实窥伺也，故今有厥貉之次焉。说者以为将伐宋，或以为厥貉近鲁，皆意之耳。前有陈、郑、许为之障，亦未遽至鲁、宋也。然其伺衅窥隙，不可不虞。既次而诸侯之师不出，楚可以逞矣，然亦未敢遽侵略者，非畏也，盖圗为再举耳。其后伐麇、围巢，皆基于此。中国无以制之，悲夫！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
夏叔仲彭生防晋郤缺于承匡
楚子、蔡侯为厥貉之次，而郤缺为承匡之防中国盖亦惧矣。然文襄之没，灵公不能嗣霸，统政在赵盾。使盾躬出而求诸侯，诸侯未必从，而郤缺何为者哉？徒为是防外不能慑楚，内不能得诸侯，亦无益矣。然诸侯不从而鲁独防之，鲁非畏晋也，盖大夫之専自鲁始，幸晋灵庸不能君，霸主之令亦出于大夫，此鲁所以恱从者欤？彭生，叔牙之孙，叔孙氏之祖也。其横逆始于彭生，彼其防郤缺，志不在晋矣。
秋曹伯来朝
诸侯世相朝，礼也。曹文公即位而来朝，常事尔。春秋不书常事，此其书何？盖春秋诸侯以彊弱为判，不复顾礼矣。闻曹文公即位而来朝，未见鲁文公即位而朝曹也。此圣人书之，所以伤曹之弱而抑鲁之彊欤？
公子遂如宋
彭生防晋，而公子遂如宋，鲁君安在哉？大夫専恣，各事大国，以固私党，特假防盟聘问之行耳，非实有交隣之义也。不然，相聘常事尔，圣人何用羡文哉？
狄侵齐。冬十月甲午，叔孙得臣败狄于咸。
狄之患深矣，自僖之末侵陵中国，至晋人败之于箕，其后侵齐、侵鲁、侵宋，而不敢犯晋之牧圉，败之之力也。今八年之间，三侵齐，而侵鲁、宋者各一，其可不有以制之哉？叔孙得臣出其不虞，而败之于咸，自是盖有惧心，惟十三年一侵卫而已，不敢窥齐鲁之籓篱也。则咸之役，不惟有功于鲁，且有功于天下，不可不録也。经曰「败狄」，而三传皆谓之长狄。杜氏以为防风氏之后，君长三人，盖神其事，不近人情，学者信《经》足矣，无用凿说。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郕伯来奔【孙云：齐附庸】
郕伯，文之昭也。自庄八年我师及齐师围郕，郕降齐，其后为齐附庸。今郕伯来奔，必见逼于齐也。然郕之折于齐，其祸实生于鲁。今之奔，不奔他国而奔其雠，何哉？郕伯于此，盖自咎其初不降鲁而降齐，故冐雠而来奔，乞怜于鲁也。鲁岂能抗齐而纳之哉？今来奔而后不知其所终，圣人书之，所以哀小国之不能自存，见逼而奔；责鲁之怯，不能仗义而纳之也。郕伯不名，无罪也，非郑突、卫朔之伍也。
杞伯来朝
解在桓二年滕子来朝
二月庚子叔姬卒
内女之未嫁者也。未嫁何以书？卒。既许嫁，则以成人之防治之也。何以知其许嫁？礼：女子许嫁，笄而字。伯、仲、叔、子，皆字也。何以书？亲亲之义也。
夏楚人围巢
巢之为国逺矣，《书》曰：「巢伯来朝」，盖古诸侯也。前日楚伐麇，中国不能救，于是又围巢，然其端皆启于厥貉之次，窥伺中国而得其彊弱，诸侯鼠拱折缩，无敢犯其锋者，于是恣毒于小国焉。中国无霸主，诸侯何恃哉？十四年，赵盾为新城之盟，诸侯不得已而从之，非畏晋也，畏楚也。
秋滕子来朝
义同桓二年
秦伯使术来聘
秦伯使术来聘，说者皆以为与楚子使椒、吴子使札同义，吾以为秦非吴、楚之匹。秦盖世与晋婚，非若吴、楚之初通中夏也，则术之聘不得与吴、楚同。前乎此，穆公之誓，圣人盖已取之而列于《周书》，岂至康公而始进其通中国哉？说者盖见其文与吴、楚均书爵，而椒、札均不书氏，遂类为之说。《春秋》安可以文类求之？然则术之聘何也？九年，秦将伐晋，则来归僖公、成风之禭；今将为河曲之战，则有术之聘。秦、晋各鬭其私忿，非有系于诸侯也。然晋实主夏盟，秦盖惧
译冬天，狄人侵犯宋国。
楚子、蔡侯驻扎在厥貉。
凡是军队，救援而驻扎，是责备其迟缓；讨伐而驻扎，是赞许其等待对方归服。楚子、蔡侯驻扎在厥貉，等待什么呢？只是窥视中原各国罢了。楚国灭掉江国、六国以震动中原，中原各国无法制约它，于是借聘问之名派遣椒出使鲁国，实际上是进行窥伺，所以才有这次在厥貉的驻扎。解说的人认为这是将要讨伐宋国，或者认为厥貉靠近鲁国，这都是猜测罢了。前面有陈、郑、许三国作为屏障，也不会立刻到达鲁、宋。然而其伺机寻找漏洞，不可不防备。既然驻扎而诸侯的军队不出动，楚国就可以逞强了，然而也不敢立刻侵略，不是畏惧，大概是图谋再次行动罢了。其后讨伐麇国、包围巢国，都基于此。中原各国无法制约它，可悲啊！
十一年春天，楚子讨伐麇国。
夏天，叔仲彭生在承匡防备晋国的郤缺。
楚子、蔡侯进行厥貉的驻扎，而郤缺进行承匡的防备，中原各国大概也畏惧了。然而文公、襄公去世后，灵公不能继承霸业，统政在赵盾手中。如果赵盾亲自出马而召集诸侯，诸侯未必会听从，那么郤缺又是做什么的呢？只是做这种防备，对外不能震慑楚国，对内不能得到诸侯，也没有益处。然而诸侯不听从而鲁国独自防备，鲁国不是畏惧晋国，大概是大夫专权从鲁国开始，幸好晋灵公不能像君主一样行事，霸主的命令也出自大夫，这是鲁国之所以乐意顺从的原因吧？彭生是叔牙的孙子，叔孙氏的祖先。他的蛮横悖逆始于彭生，他防备郤缺，志向不在晋国了。
秋天，曹伯来朝见。
诸侯世代互相朝见，是礼制。曹文公即位而来朝见，是常事。《春秋》不记载常事，这里记载它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春秋》时期诸侯以强弱为判断标准，不再顾及礼制了。听说曹文公即位而来朝见，没见鲁文公即位而朝见曹国。这是圣人记载它，用来哀伤曹国的弱小而抑制鲁国的强大吧？
公子遂出使宋国。
彭生防备晋国，而公子遂出使宋国，鲁君在哪里呢？大夫专横放纵，各自侍奉大国，以巩固私党，只是借防备、结盟、聘问的行动罢了，并非真的有交邻的道义。不然，互相聘问是常事，圣人何必要用繁文缛节呢？
狄人侵犯齐国。冬天十月甲午，叔孙得臣在咸地打败狄人。
狄人的祸患深重了，自从僖公末年侵凌中原，到晋人在箕地打败他们，其后侵犯齐国、侵犯鲁国、侵犯宋国，而不敢侵犯晋国的牧场，这是打败他们的力量所致。现在八年之间，三次侵犯齐国，而侵犯鲁、宋的各一次，难道可以不有所制约吗？叔孙得臣出其不意，而在咸地打败他们，从此大概有了畏惧之心，只有十三年一次侵犯卫国罢了，不敢窥视齐、鲁的屏障。那么咸地的战役，不仅对鲁国有功，而且对天下有功，不可不记录。经文说“打败狄人”，而三传都称之为长狄。杜氏认为是防风氏的后代，君长三人，大概是神化其事，不合人情，学者相信《经》就足够了，无需穿凿附会。
十二年春天，周历正月，郕伯来投奔【孙云：齐的附庸】
郕伯，是文王的昭穆后代。自从庄公八年我国军队和齐国军队包围郕国，郕国投降齐国，其后成为齐国的附庸。现在郕伯来投奔，一定是被齐国逼迫。然而郕国屈服于齐国，其祸患实际上产生于鲁国。现在的投奔，不投奔他国而投奔仇敌，为什么呢？郕伯在这里，大概自己责备当初不投降鲁国而投降齐国，所以冒着仇敌而来投奔，向鲁国乞怜。鲁国难道能抗拒齐国而接纳他吗？现在来投奔而后不知道他的结局，圣人记载它，用来哀怜小国不能自存，被逼迫而投奔；责备鲁国的怯懦，不能仗义而接纳他。郕伯不写名字，是因为无罪，不是郑突、卫朔那一类人。
杞伯来朝见。
解释在桓二年滕子来朝见。
二月庚子，叔姬去世。
这是国内女子未出嫁的。未出嫁为什么记载？去世。既然许嫁，就按成人的礼制对待她。怎么知道她许嫁了？礼制：女子许嫁，加笄并取字。伯、仲、叔、子，都是字。为什么记载？亲亲的道义。
夏天，楚人包围巢国。
巢国作为国家很遥远了，《尚书》说：“巢伯来朝见”，大概是古代诸侯。前几天楚国讨伐麇国，中原不能救援，于是又包围巢国，然而其开端都启于厥貉的驻扎，窥伺中原而得知其强弱，诸侯像老鼠一样拱手退缩，无敢触犯其锋芒的，于是对小国恣意施毒。中原没有霸主，诸侯依靠什么呢？十四年，赵盾进行新城之盟，诸侯不得已而听从，不是畏惧晋国，是畏惧楚国。
秋天，滕子来朝见。
意义同桓二年。
秦伯派遣术来聘问。
秦伯派遣术来聘问，解说的人都认为与楚子派遣椒、吴子派遣札意义相同，我认为秦国不是吴、楚的匹敌。秦国世代与晋国通婚，不像吴、楚初通中原，那么术的聘问不得与吴、楚相同。在此之前，穆公的誓言，圣人已经采纳并列入《周书》，难道到康公才开始进献其通中原吗？解说的人大概见其文与吴、楚都书写爵位，而椒、札都不书写氏，于是类推解说。《春秋》怎么可以按文字类推呢？那么术的聘问是什么呢？九年，秦国将要讨伐晋国，就来归还僖公、成风的丧服；现在将要进行河曲之战，就有术的聘问。秦、晋各自争斗私忿，与诸侯无关。然而晋国实际主持夏盟，秦国大概畏惧
晋胁诸侯以济其私憾，故将有戎行，则先求于诸侯以离晋之党。然则秦非特聘鲁也，齐、宋、卫、郑必皆有聘使焉。圣人恶其恣忿而不惩，假礼以谋人，故于术去其族以示贬，岂进之哉？学者求其故，无泥其文，则经意明矣。
译晋国胁迫诸侯来满足其私人的怨恨，所以每当准备进行军事行动时，就先向诸侯请求以离间晋国的党羽。既然如此，秦国并非特意聘问鲁国，齐、宋、卫、郑各国必定都有聘问的使者。圣人厌恶他们放纵愤怒而不加惩戒，借礼仪来图谋他人，所以在《春秋》的笔法中去除其族氏以示贬斥，难道是褒扬他们吗？求学的人探究其中的缘故，不要拘泥于文字表面，那么经书的本意就明白了。
冬十有二月戊午，晋人、秦人战于河曲。
春秋》书战，必有主之者，所以辩客主、判曲直也。秦晋之怨，易世而不解，圣人恶之，故自秦康、晋灵为令狐之役，则外内皆人；十年伐晋，则书秦以狄之；至是又为河曲之战，可谓亟矣。故不辩客主，不分曲直，以浪战目之。自殽之役至此十有二年，而二国凡六交兵。夫有血气者，莫不有忿心，忿而不惩，是▯狼也。人之所以异于豺狼者，以其忿而能惩耳。今秦晋忿而不惩，俱毙而后已，与豺狼何以异？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若秦晋者，固不可以人治之也，故以鏖鬭目焉。圣人所以恶二国也深矣。
季孙行父帅师城诸及郓
诸，郓、莒、鲁之冲也。十二月城诸及郓，时也。得时而书，讥在城二邑而且帅师，盖有其故也。鲁城内邑，何虞而帅师乎？盖备莒耳。莒与鲁固未尝有怨。七年徐伐莒，公孙敖如莒涖盟，莒、鲁盖缔交也。今城二邑，尚何虞而帅师乎？徒以八年公孙敖如京师，不至，奔莒。敖之奔，盖不容于鲁而莒容之，故行父疑敖之在莒为彊▯之患，故帅师以城焉。春秋书帅师而城者二：哀三年季孙斯帅师城启阳，与此城诸及郓是也。启阳之城，所以惧晋；诸、郓之城，盖以备莒。劳民以城，劳兵以备，以一公孙敖而动鲁国之众，敖何足诛哉！不能伐莒以责敖，徒城邑以▯鲁，盖亦无谋矣。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陈侯朔卒
不书▯不防耳
邾子蘧蒢卒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义同二年
太室屋壊
诸侯不毁之庙一，而鲁不毁之庙二。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太祖之庙而五。昭穆迭毁，而太祖之庙不毁。成王封伯禽以为周公主，则伯禽，鲁始封之祖也。然伯禽之封，实本于周公，故鲁不得不祀周公。《诗》曰：「周公皇祖」，则鲁盖祖周公矣。祖庙不毁，而始封之庙亦安可毁哉？鲁祖周公而宗伯禽，故不毁之庙有二。此其制不与诸侯同，其称谓亦异，曰庙、曰室、曰宫以别之。周公曰太庙，「禘于太庙」是也；伯禽曰太室，「太室屋壊」是也；诸公曰宫，「桓宫、僖宫灾」是也。《礼》曰：「祀周公于太庙」，又曰：「鲁公之庙，文世室也。」此说与《春秋》同，则知鲁宗庙之制异于诸侯也。今伯禽之太室屋壊，文公非伯禽之子孙乎？主鲁之宗庙，屋弊不省，而至于壊焉，伯禽之神灵何以安之？十二公之中，怠忽不君者，惟文公为甚。不告月，不视朔，何有宗庙？故太室之祀有所不知焉。圣人书之，所以责文公者重矣。以此防民，后世犹有太庙屋壊，以为积年木蠧适然而壊，其欺神明而侮宗庙，可胜诛乎？幸唐无人，而无以《春秋》之法责之者，然亦不幸而不见正于《春秋》也。
冬公如晋卫侯防公于沓
解见下
狄侵卫
狄自咸之败，锐锋频挫，今复侵卫者，卫逼于狄，成公出防，狄乘虚而侵之。狄之窥伺，其可忽乎？书之以见外患不可一日不备也。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晋侯盟。公还自晋，郑伯防公于棐。晋之不能宗诸侯者，权在赵盾也；诸侯之不肯从晋者，不屈于盾也。晋襄既没，中国无霸主，而楚人窥伺于外，伐郑、聘鲁、次于厥貉，其为谋深矣，而中国无以慑之。于是伐麇、围巢，无复顾忌，寖寖然兵及卫、郑。故卫因公之如晋而防公于沓，郑因公之还自晋而防公于棐，盖谋晋之霸也。然卫、郑不敢直附晋而问交于鲁者，盖以鲁深睦于晋，而知晋之彊弱、从违之计，卜于鲁焉。故明年而遂为新城之盟，此卫、郑所以防公之意。而说者予之过，则曰：「公之信深结于晋，故一出而二国附之。」贬之过，则曰：「公不恤国事，一出而二防，一盟皆非。」是不求其故而惑其文，吾未见其得经意也。公之出，晋实因之而复霸诸侯，楚实惧之，终文公之世不侵中国，则亦不为无益于天下耳。故三国皆无贬辞，盖与其尊霸主以安中国也。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晋
行饮至之礼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帅师伐邾。
僖
译冬季十二月戊午日，晋国人与秦国人在河曲交战。
《春秋》记载战争，必定有主导的一方，这是为了辨别客主、判定曲直。秦晋之间的怨恨，历经世代而不能化解，圣人厌恶这种情况，所以自从秦康公、晋灵公进行令狐之战起，就内外都称“人”；十年秦国伐晋，就书写“秦”来将其视为狄人；到这时又发生河曲之战，可以说太频繁了。所以不辨别客主，不区分曲直，用“浪战”来称呼它。自从殽之战到现在十二年，两国总共交战六次。凡是有血气的，没有不怀有忿怒之心的，忿怒而不加惩戒，这就是豺狼。人之所以不同于豺狼，是因为忿怒而能加以惩戒。现在秦晋忿怒而不加惩戒，都要死而后已，与豺狼有什么不同？君子用人道来治理人，改正了就停止。像秦晋这样的，本来就不能用人道来治理他们，所以用“鏖鬭”来称呼它。圣人厌恶这两个国家真是深切啊。
季孙行父率领军队修筑诸邑和郓邑的城墙。
诸、郓、莒，是鲁国的冲要之地。十二月修筑诸邑和郓邑的城墙，是合时宜的。合乎时宜而记载，讥讽在于修筑两座城邑而且率领军队，大概有其缘故。鲁国修筑国内城邑，何必担心而率领军队呢？大概是防备莒国罢了。莒国与鲁国本来未曾有怨恨。七年徐国伐莒，公孙敖到莒国主持盟誓，莒、鲁大概是缔结友好关系。现在修筑两座城邑，还担心什么而率领军队呢？只是因为八年公孙敖到京师，没有到达，逃奔到莒国。公孙敖的逃奔，大概是因为不被鲁国容受而莒国容受他，所以行父怀疑公孙敖在莒国会成为强大的祸患，所以率领军队来修筑城墙。《春秋》记载率领军队而修筑城墙的有两处：哀公三年季孙斯率领军队修筑启阳，以及这次修筑诸邑和郓邑。启阳的修筑，是用来畏惧晋国；诸、郓的修筑，大概是用来防备莒国。劳役百姓来修筑城墙，劳役军队来防备，因为一个公孙敖而调动鲁国的众人，公孙敖哪里值得诛杀呢！不能讨伐莒国来责问公孙敖，只是修筑城邑来愚弄鲁国，大概也是没有谋略了。
十三年春季周王正月。
夏季五月壬午日，陈侯朔去世。
不记载“弑”，是因为没有防备罢了。
邾子蘧蒢去世。
从正月至秋季七月没有下雨。
意义同二年。
太室的房屋倒塌。
诸侯不毁坏的宗庙只有一座，而鲁国不毁坏的宗庙有两座。诸侯有五座宗庙，两座昭庙、两座穆庙与太祖的庙共五座。昭穆交替毁坏，而太祖的庙不毁坏。成王封伯禽作为周公主，那么伯禽是鲁国始封的祖先。然而伯禽的封地，实际上本于周公，所以鲁国不得不祭祀周公。《诗经》说：“周公皇祖”，那么鲁国大概是尊周公为祖了。祖庙不毁坏，而始封的庙又怎么可以毁坏呢？鲁国尊周公为祖而尊伯禽为宗，所以不毁坏的庙有两座。这制度不与诸侯相同，其称谓也不同，叫庙、叫室、叫宫来区别它们。周公叫太庙，“禘于太庙”就是；伯禽叫太室，“太室屋壊”就是；各位公叫宫，“桓宫、僖宫灾”就是。《礼记》说：“在太庙祭祀周公”，又说：“鲁公的庙，是文世室。”这种说法与《春秋》相同，就知道鲁国宗庙的制度不同于诸侯。现在伯禽的太室房屋倒塌，文公不是伯禽的子孙吗？主持鲁国的宗庙，房屋破败不修缮，以至于倒塌，伯禽的神灵怎么安心呢？十二位国君之中，怠慢疏忽不像国君的，只有文公最严重。不告朔月，不视朔日，哪里还有宗庙？所以太室的祭祀有所不知。圣人记载这件事，用来责备文公真是沉重啊。用这个来防范百姓，后世还有太庙房屋倒塌，认为是积年木蛀偶然倒塌，欺骗神明而侮辱宗庙，可胜诛责吗？幸好唐朝没有人，而没有用《春秋》的法度来责备他，然而也不幸而没有在《春秋》中得到纠正。
冬季鲁公到晋国，卫侯在沓地拦截鲁公。
解释见下文。
狄人侵犯卫国。
狄自从咸之战失败，锐气屡次受挫，现在又侵犯卫国，是因为卫国逼近狄人，成公外出拦截，狄人乘虚侵犯。狄人的窥伺，怎么可以忽视呢？记载这件事来表明外患不可一天不防备。
十二月己丑日，鲁公与晋侯结盟。鲁公从晋国回来，郑伯在棐地拦截鲁公。晋国不能宗主诸侯，是因为权柄在赵盾手中；诸侯不肯顺从晋国，是因为不肯屈服于赵盾。晋襄公死后，中原没有霸主，而楚人在外窥伺，伐郑、聘鲁、驻扎在厥貉，他们的谋划很深，而中原没有用来震慑他们的办法。于是伐麇、围巢，毫无顾忌，渐渐地兵祸波及卫国、郑国。所以卫国因为鲁公到晋国而在沓地拦截鲁公，郑国因为鲁公从晋国回来而在棐地拦截鲁公，大概是谋划晋国的霸业。然而卫国、郑国不敢直接依附晋国而向鲁国询问交往，大概是因为鲁国与晋国深交和睦，知道晋国的强弱、顺从违背的计策，在鲁国占卜。所以第二年就举行新城之盟，这是卫国、郑国拦截鲁公的意思。而解说的人肯定得过分，就说：“鲁公的信用深深结于晋国，所以一出而两国依附他。”贬低得过分，就说：“鲁公不体恤国事，一出而两次拦截，一次结盟都不是。”这是不探求缘故而迷惑于文字，我没有看到他们得到经文的真意。鲁公的出行，晋国实际上借此而再次称霸诸侯，楚国实际上畏惧他，直到文公去世没有侵犯中原，那么也不是对天下没有益处。所以三国都没有贬斥的言辞，大概是赞许他们尊崇霸主以安定中原。
十四年春季周王正月，鲁公从晋国回来。
举行饮至的礼仪。
邾人侵犯我国南部边境，叔彭生率领军队讨伐邾国。
僖
公之世，疾于邾也深矣。文公复脩旧怨，七年公伐邾，取须句，又城郚以备之。然十三年蘧蒢卒，则邾复来赴。邾之弱，不敢为憾也。至是公如晋，逾年而反，邾盖伺鲁之隙而伐我南鄙，不知公之既至也。兵未反而叔彭生帅师伐之，其报怨速哉！虽邾之小，不宜犯大国而自取祸也，然鲁不取须句，则邾亦未敢轻犯鲁也。既而防晋为新城之盟，而晋人纳防菑于邾，此鲁谋也。鲁疾邾而致晋为不义之举，然晋莫鲁违者，以新城之防，实鲁致之也。其事甚明且详，学者当深考之，则襃贬见矣。
译鲁公这一代，对邾国的怨恨已经很深了。文公重新挑起旧日的仇怨，在七年时鲁公攻打邾国，夺取了须句，又修筑郚城来防备它。然而到了十三年蘧蒢去世，邾国便再次前来报丧。邾国势弱，不敢因此产生怨恨。到了这时，鲁公前往晋国，过了一年才返回，邾国大概是窥探到鲁国的空子而攻打我国南部边境，不知道鲁公已经回国了。军队还未返回，叔彭生就率领军队讨伐邾国，这报复怨恨的速度真是快啊！虽然邾国弱小，不应该冒犯大国而自取灾祸，但是鲁国如果不夺取须句，那么邾国也不敢轻易侵犯鲁国。后来为了防备晋国而举行新城之盟，晋国人把防菑纳入邾国，这是鲁国的计谋。鲁国怨恨邾国却导致晋国做出不义之举，然而晋国没有违背鲁国，是因为新城的防菑，实际上是鲁国促成的。这件事非常明白且详细，治学的人应当深入考察，那么褒扬与贬斥的意义就显现出来了。
夏五月乙亥齐侯潘卒
六月，公防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晋赵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王者不作，圣人不得已而予霸。今晋侯不君，而霸在大夫，尤不可训。新城之盟，赵盾实主之，而圣人排盾于诸侯之下，亦如垂陇之盟排士縠于下者耳。然列之于上，则其罪显；排之于下，则其辞顺。盾实抗而待之以顺，何邪？盖非得已也。于时诸侯鸟散，无所宗主，而楚庄方立，哆然有求诸侯之志。微晋之霸，则诸侯一举归楚矣。故盾虽抗，而今日之盟实有补于中国，圣人以顺书之，盖有为而然也。自卫、郑防鲁，皇皇然求晋，晋何辞以拒之？方盾有求诸侯之心，特患诸侯不从；卫、郑有尊霸主之志，特患霸主无其人。故更相求而相济焉，宜其防不期而合也。然诸侯尊霸主，非尊霸主也，惧楚也；盾之求诸侯，非求诸侯也，専晋也。惧楚者，圣人恕之，故皆书爵；専晋者，圣人抑之，故挤之于其下。然责其实，则实诛盾而怜诸侯也。同盟之义，见庄十六年幽之盟。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孛者，彗也。彗，妖气也。北斗，人君之象，岂妖气所宜及之？天之变，不可以一二究其意。圣人书之，凡以警惧人君，不可一日怠于徳也。左氏、何休谬指齐、宋、晋之乱以为应，不其固哉！若曰宋、齐、晋之乱，则鲁史何为志之？《春秋》何为书之？谓之天变则诺，若考其应则吾不知。
公至自防
晋人纳防菑于邾弗克纳
彊暴所畏者，天下之大义；君子所疾者，人心之不情。以蕞尔之邾，而敢抗八百乘之晋者，义之所在也。以赵盾之彊，而屈于邾，非力不胜，义不胜也。盾能屈于义，不怙其彊，亦足以为君子矣，而《春秋》不予，盖照见不情也。且邾文公之二子，世子貜且既立，次曰防菑，晋出也，故奔晋。盾以晋之出也，动大众而纳之。邾人辞曰：「齐出貜且长。」盾无以辞焉，故弗克纳而还。邾之所以辞于晋，盾之所以屈于邾者，皆义也。然盾之意在晋而不在邾，使克邾而失晋，则为盾之损多矣。夫惟天下之元凶，必假义以济其恶，盖取民心而立誉者，莫大于知义而自反。以八百乘之众，一举而伐邾，则未战固已无邾矣。然盾寜舍而弗为者，以钓反义之名也。受不武之辱于邾，而得反义之名于天下，则晋人其有不服？诸侯其有不懐乎？此盾之心也。而说者盖疑纳而弗克纳为服于义矣，而盾不得襃，不知圣人之所以诛盾，窃君子之名而文小人之计也。故曰「晋人焉」，《公羊》乃以为郤缺。于时晋权在盾，使郤缺在行，则亦盾意耳。左氏事实为详，且先于二传，吾从左氏。
九月甲申公孙敖卒于齐
公孙敖如京师，废命而奔，盖已絶于鲁矣。今死于外，鲁何以卒之？敖虽自絶，而鲁不得而絶之也。三家子孙，至文公始着。敖，庆父之子，孟氏也。敖虽奔，其二子文伯、惠叔固仕于鲁，鲁虽欲絶其臣，二子岂能絶其父哉？叔牙虽鸩，而公孙兹横于鲁；庆父虽缢，而公孙敖仕于朝。今敖之奔，其罪轻于叔牙、庆父，文公安得而絶之？彼二子立于朝，则父之死，子得无言乎？此敖之卒于齐，虽得罪而鲁人卒之，且请反其防而▯之，非鲁之恩也，势也。
齐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春秋》书弑君之贼，自僖以前，则皆去族。及僖十年里克之弑，则不复去族矣。盖奚齐、卓子皆非所当立，故于其弑也，诛之轻。轻诛里克，所以重责献公也。至公子商人之不去其族，则非克之比，所以诛商人者重矣。盖自文以下，诸侯不纲，政在大夫，篡弑之源所由起也。故自商人而下，则例不去族，盖以不诛诛之也。《春秋》书弑未逾年之君者二，晋之奚齐与齐之舍是也。奚齐书「杀其君之子」，而舍书「君」，是乃《春秋》之法也。奚齐庶孽，献公杀世子而立之，国人不君也，故以君之子书。舍，齐之嫡长，昭公卒，国固其国也，虽未逾年，齐人君之矣，故以君书。《春秋》于此，诚轻重之权衡也欤！
宋子哀来奔
诸侯之大夫来奔者凡十
译夏五月乙亥，齐侯潘去世。
六月，鲁公与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以及晋国的赵盾会盟。癸酉日，在新城结为同盟。
周天子不再兴起，圣人不得已而承认霸主的地位。如今晋侯不行君道，而霸权掌握在大夫手中，尤其不可作为典范。新城之盟，实际上是赵盾主导的，但圣人将赵盾排在诸侯之下，就像垂陇之盟将士縠排在下面一样。然而，如果将他列在上面，他的罪过就显露了；如果将他排在下面，言辞才显得顺理成章。赵盾实际上僭越，却用顺从的态度对待他，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不得已。当时诸侯像鸟一样四散，没有宗主，而楚庄公刚刚即位，张狂地有求取诸侯归附的志向。如果没有晋国的霸权，诸侯就会一举归附楚国了。所以赵盾虽然僭越，但今天的盟会实际上对中原有利，圣人用顺从的笔法记载，是有原因的。自从卫国、郑国防备鲁国以来，慌忙地寻求晋国的支持，晋国有什么理由拒绝他们呢？当时赵盾有求取诸侯归附的心思，只担心诸侯不听从；卫、郑有尊崇霸主的志向，只担心霸主没有合适的人选。所以互相寻求而互相补救，适宜他们不期而会。然而诸侯尊崇霸主，并不是真正尊崇霸主，而是畏惧楚国；赵盾求取诸侯，并不是真正求取诸侯，而是专权晋国。畏惧楚国，圣人宽恕他们，所以都记载他们的爵位；专权晋国，圣人压制他，所以把他挤在下面。然而追究实质，则是实际上诛责赵盾而怜悯诸侯。同盟的意义，见于庄公十六年幽地之盟。
秋七月，有彗星进入北斗。
孛，就是彗星。彗星，是妖气。北斗，是人君的象，难道是妖气所应当触及的吗？天的变异，不能一一来探究其意。圣人记载它，大都是为了警戒人君，不可一天懈怠于德行。左氏、何休错误地指向齐、宋、晋的动乱作为应验，不是太固执了吗！如果说宋、齐、晋的动乱，那么鲁史为什么要记载它？《春秋》为什么要书写它？说是天变则同意，如果考究其应验则我不知道。
鲁公从防地回来。
晋国人把防菑送入邾国，没能送入。
强暴所畏惧的，是天下的道义；君子所痛恨的，是人心的不情。以小小的邾国，却敢对抗拥有八百辆战车的晋国，是因为道义所在。以赵盾的强大，却屈服于邾国，不是力量不胜，而是道义不胜。赵盾能屈服于道义，不倚仗他的强大，也足以成为君子了，但《春秋》不赞许他，大概是照见他不情。况且邾文公的两个儿子，世子貜且已经立为君，次子叫防菑，是晋国支持的，所以逃到晋国。赵盾因为晋国的支持，出动大军去送他。邾国人推辞说：“齐国支持的貜且年长。”赵盾无话可说，所以没能送入而返回。邾国之所以推辞晋国，赵盾之所以屈服于邾国，都是道义。然而赵盾的心意在晋国而不在邾国，如果攻克邾国而失去晋国，那么对赵盾的损失就多了。只有天下的元凶，必定假借道义来成就他的恶行，大概获取民心而立声誉的，没有比知道道义而自我反省更大的了。以八百辆战车的军队，一举攻打邾国，那么没战之前邾国就已经没有了。然而赵盾宁可放弃而不做，是为了钓取反义的名声。在邾国承受不武的耻辱，而在天下得到反义的名声，那么晋国人谁不服从？诸侯谁不归附呢？这是赵盾的心意。而解说的人大概怀疑纳而弗克纳是服于道义了，而赵盾得不到褒奖，不知道圣人之所以诛责赵盾，是因为他窃取君子的名声而文饰小人的计谋。所以说“晋人焉”，《公羊传》认为是郤缺。当时晋国的权力在赵盾，如果郤缺在军中，那也是赵盾的意思。左氏的事实最为详细，而且先于二传，我遵从左氏。
九月甲申，公孙敖死在齐国。
公孙敖出使京师，废弃使命而逃跑，大概已经与鲁国断绝关系了。如今死在外面，鲁国为什么记载他去世？敖虽然自我断绝，但鲁国不能与他断绝。三家子孙，到文公时才显赫。敖是庆父的儿子，属于孟氏。敖虽然逃跑，他的两个儿子文伯、惠叔仍然在鲁国做官，鲁国虽然想断绝他的臣属关系，两个儿子怎么能断绝他们的父亲呢？叔牙虽然被毒死，但公孙兹横行于鲁国；庆父虽然自缢，但公孙敖在朝廷做官。现在敖的逃跑，他的罪过轻于叔牙、庆父，文公怎么能断绝他呢？那两个儿子站在朝廷，那么父亲的死，儿子能无言吗？所以敖死在齐国，虽然得罪但鲁国人记载他去世，并且请求返回他的棺材而安葬他，不是鲁国的恩惠，而是形势使然。
齐公子商人杀了他的国君舍。
《春秋》记载杀君的贼人，自僖公以前，都去掉族氏。到僖公十年里克杀君，就不再去掉族氏了。大概奚齐、卓子都不是应当立的，所以对他们被杀，诛责较轻。轻诛里克，是为了重责献公。到公子商人不去掉族氏，就不是里克可比的了，所以诛责商人很重。大概自文公以下，诸侯不纲纪，政令在大夫手中，篡弑的根源由此产生。所以自商人以下，就例行的不去掉族氏，大概是以不诛诛之。《春秋》记载杀未逾年之君的情况有两个，晋国的奚齐和齐国的舍是也。奚齐记载“杀其君之子”，而舍记载“君”，这是《春秋》的法度。奚齐是庶孽，献公杀世子而立他，国人不把他当君，所以以君之子记载。舍是齐国的嫡长子，昭公去世，国家本来就是他的，虽然未逾年，齐国人把他当君了，所以以君记载。《春秋》在这里，确实是轻重的权衡啊！
宋子哀来投奔。
诸侯的大夫来投奔的总共十
，窃邑来奔者三，皆斥而名之。或罪之大者，去族以示贬。而宋子哀之来奔，独字而不名，此非名字之辩，无以识其襃贬者也。宋昭无道，即位之初，首杀大夫，杀司马，逐司城，立其朝者惴惴然，朝不谋夕。有乐豫之贤而不用，有公子鲍之能而不使，果不足与有为也。故子哀见防而奔。百里奚知虞公之不可諌而去，孟子予之，则子哀于《春秋》亦在所子也，是以书字以别之。黎錞疑其不书氏，则以为宋公之子，如子同、子纠之类；孙复则以子为宋姓，哀其名也，皆穿凿尔。《春秋》固有不书氏而字者，如纪子帛、王人子突，皆字也，何独于子哀而必其书氏哉？子同以太子生之礼举之，故曰子，未誓，故不曰太子。子纠则在防之称，与子般、子野同，不可援以为说。若孙复之说，则尤疎矣。诸侯同姓之臣，则称族，公子、公孙是也；异姓之臣，则称氏，髙氏、崔氏是也。未有从国之姓，惟妇人则然，姜氏、姒氏之类是也，岂可以子哀为姓邪？《春秋》之臣，非暴横以侵官窃政，则谀佞以持禄保宠，彼视权利为外物，以富贵如浮云者，盖难其人，则子哀之去，非字无以旌之，故书曰「宋子哀来奔」焉，所以别其他之来奔者，以着善恶焉，安用凿说？
译私下率领封邑来投奔的有三人，都被斥责并直呼其名。有的罪行重大，就诛灭其族以示贬斥。而宋国的子哀来投奔，却只称字而不称名，如果不从名与字的区别上辨析，就无法识别其中的褒贬含义。宋昭公无道，即位之初，首先杀害大夫，杀死司马，驱逐司城，在朝任职的人提心吊胆，早晨不能预料晚上的安危。有乐豫这样的贤才却不任用，有公子鲍这样的能人却不使用，确实不值得与他有所作为。所以子哀看见防备严密就出逃了。百里奚知道虞公不可劝谏而离开，孟子赞许他，那么子哀在《春秋》中也是被赞许的对象，因此书写他的字来加以区别。黎錞怀疑他不书写氏，就认为是宋公的儿子，像子同、子纠那样；孙复则认为“子”是宋国的姓氏，“哀”是他的名字，这都是牵强附会。《春秋》本来就有不写氏而写字的情况，比如纪子帛、王人子突，都是写字，为什么唯独对子哀一定要认为他写了氏呢？子同因为是用太子出生的礼仪来举荐他，所以称“子”，没有正式册立，所以不称太子。子纠则是在防地的称呼，与子般、子野相同，不能援引作为论据。至于孙复的说法，那就更加疏远了。诸侯同姓的臣子，就称族，公子、公孙就是如此；异姓的臣子，就称氏，高氏、崔氏就是如此。没有跟随国家姓氏的，只有妇女才这样，姜氏、姒氏之类就是如此，怎么能把子哀当作姓氏呢？《春秋》中的臣子，如果不是暴横侵夺官职窃取政权，就是谄媚以求保住禄位和宠幸，那些视权利为身外之物、把富贵看作浮云的人，大概很难找到，那么子哀的离去，如果不称字就无法表彰他，所以记载说“宋子哀来奔”，以此区别于其他来投奔的人，来彰显善恶，哪里需要穿凿附会的说法呢？
冬，单伯如齐。齐人执单伯。齐人执子叔姬。
齐商人弑其君舍，而单伯如齐，舍故也。舍既死矣，单伯如齐何益哉？唁叔姬也。舍，鲁之甥，叔姬之子。子弑，母何以安于齐？子卒则姜氏归，如齐舍弑，则叔姬归于鲁，亦势使焉尔。然齐尚何辞以执单伯及叔姬哉？夫盗日穿窬，而人以盗目之，则莫不玃然而怒，以为汚已也。舍之死，商人岂直曰「吾弑舍」哉？必有以文之。商人文之，而单伯正之，叔姬质之，此单伯、叔姬所以见执也。呜呼！商人执单伯，犹曰执行人焉，而执叔姬，其恶甚矣。舍之母，是亦商人之母也。弑其子而执其母，是商人自执其母也，其恶薫炙天地矣。圣人再书「齐人」，其贬为何如？不曰「及子叔姬」，嫌于滛也。公、谷以滛目之，不达经文，不探事实，妄疵人矣。诸儒从左氏以单伯为王臣，至是鏬漏穿穴，败不可▯，必欲以巧辞文之，败而不悔，必怙其失。诸儒不足攻，而吾疾其党私说以乱《春秋》也，聊一言之。
十有五年春季孙行父如晋
陈恒之乱，孔子沐浴而朝，请讨之。商人之逆，晋以霸主，固所当问。既而单伯、叔姬复蒙执辱，鲁以季孙行父如晋，则晋不为不知矣。而卒不能一出以正齐之罪，盖晋政在赵盾，盾方有是谋，其肯伤其类乎？宜行父之出为虚行也。
三月宋司马华孙来盟
宋昭不君，诸侯弃之。惟前年同诸侯为新城之盟，未尝有一介之使交于鲁也。今司马华孙惠然来盟，何哉？盖前日子哀来奔，以不义昭公而出，宋盖疑子哀之在鲁有以间宋、鲁之好，而鲁亦有以议宋也。故司马华孙因是而求盟。使其平而脩好，则聘问足矣，何以盟为？盟必有所不信而后质之于神也。《春秋》外大夫来盟者四，郑语、卫良夫皆书「使」，惟齐髙子与宋华孙不书「使」，非君命也，已専盟也。専盟则宜有贬辞，而髙子书字、华孙书官，何邪？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国家、利社稷，専之可也。髙子成齐侯之善而能定鲁难，华孙能掩昭公之恶而销国之虞，皆有功于其国，故圣人特异之。髙子以字书，予之也；华孙以官书，贵之也。况司马掌兵之官，不观衅要功以谋利于已，而息兵脩好以圗利国，此又非武夫之所能也，宜其见襃于《春秋》焉。三▯纷纷之说，吾不欲观之。
夏曹伯来朝
吾尝辩左氏以▯闻之说附防以解经，吾于庄三十二年城小谷既言之矣。今此一事尤为附防而不典。子太叔曰：「文襄之霸也，其务不烦，令诸侯三嵗一聘，五嵗一朝。」左氏于此见曹伯十一年来朝，至是又来朝，适当五嵗之期，遂曰：「诸侯五年再相朝，以脩王命，古之制也。」考于礼，则诸侯嵗相问，殷相聘，世相朝也，无五嵗再相朝之礼。五嵗再相朝，文襄之时。左氏见子太叔之言，遂以为古之制，则尤为附防而不通。观乎此，则左氏又近乎浅陋不学者，不知果丘明与否也。说者以为非丘明，其或然欤？无乃战国之士托丘明以▯其学欤？何如是之踈也！
齐人归公孙敖之防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义见庄公二十五年
单伯至自齐
单伯，天子之▯，而鲁至之，从左氏而不悔者，吾欲闻其说。
晋郤缺帅师伐蔡戊申入蔡
蔡自献舞入楚，其后常役于楚，鲜归中国矣。齐桓之霸，侵蔡，蔡溃，然其后卒不得蔡。中国防盟，蔡未尝与也。宋襄之败，蔡从楚以陵中国。至晋文败楚而后来归，故践土与温、翟泉之防，蔡皆与之。晋襄嗣霸，威令不能慑楚，蔡复为楚役者十五年于此矣。今赵盾为新城之盟，诸侯从之，而蔡独不至，此郤缺所以有伐蔡、入蔡之师也。然霸主能服楚，则蔡不伐而顺。蔡制于楚乆矣，叛楚则楚兵至，蔡岂甘为左祍哉？弱不能自立，视晋、楚之彊弱而已。故虽齐威之霸，蔡不防不盟，桓公亦置而不问，恕其不得已也。今晋固不足以制楚，近而陈、郑尚虞其叛，安能得蔡？故中国彊而楚惧，则才侵蔡而蔡溃；中国弱而楚彊，则虽伐而入其郛，蔡且不服，势使然也。既伐而
译冬天，单伯前往齐国。齐国人拘捕了单伯。齐国人拘捕了子叔姬。
齐国的商人弑杀了他们的国君舍，而单伯前往齐国，是为了吊唁舍的缘故。舍已经死了，单伯前往齐国有什么益处呢？是为了吊唁叔姬。舍是鲁国的外甥，是叔姬的儿子。儿子被弑杀，母亲怎么能安心住在齐国？儿子死了，姜氏就回国；如今舍被弑杀，那么叔姬就回到鲁国，这也是形势所迫罢了。然而齐国还有什么借口来拘捕单伯和叔姬呢？那些小偷每天挖墙洞，人们把他们看作小偷，就没有不勃然大怒，认为这是侮辱自己的。舍的死，商人难道只是说“我弑杀了舍”吗？必定有用来掩饰的借口。商人加以掩饰，而单伯加以纠正，叔姬加以质证，这就是单伯、叔姬被拘捕的原因。唉！商人拘捕单伯，还说是执行公务，而拘捕叔姬，其罪恶就严重了。舍的母亲，也就是商人的母亲。弑杀自己的儿子而拘捕自己的母亲，这是商人自己拘捕自己的母亲，其罪恶熏天炙地了。圣人两次书写“齐人”，其贬斥程度如何呢？不写“以及子叔姬”，是忌讳于淫乱。《公羊传》、《谷梁传》用淫乱来指责，是不通达经文，不探究事实，胡乱指责别人了。众儒生跟随《左传》认为单伯是周天子的使者，到了这里漏洞百出，败坏得不可收拾，必定想用巧言来掩饰，败坏而不悔改，必定坚持自己的错误。众儒生不值得攻击，但我痛恨他们偏袒私说以扰乱《春秋》，姑且说上一句。
十五年春季，孙行父前往晋国。
陈恒作乱，孔子沐浴上朝，请求讨伐他。商人叛逆，晋国作为霸主，本来应当过问。不久单伯、叔姬又遭受拘捕侮辱，鲁国派季孙行父前往晋国，那么晋国不是不知道了。但最终不能出兵以纠正齐国的罪行，大概是因为晋国的政事掌握在赵盾手中，赵盾正有这种谋略，他肯伤害同类吗？适宜行父出使成为虚行的原因。
三月，宋国司马华孙来结盟。
宋昭公不像君主，诸侯抛弃了他。只有前年和诸侯在新城结盟，不曾有一个使者与鲁国交往。如今司马华孙欣然来结盟，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前日子哀来投奔，以不义的方式使昭公出逃，宋国大概怀疑子哀在鲁国有离间宋、鲁友好的行为，而鲁国也有议论宋国的地方。所以司马华孙借此来求盟。如果平时修好，那么聘问就够了，为什么要结盟呢？结盟必定是因为有所不信任，然后向神明发誓。《春秋》中外国大夫来结盟的有四次，郑国的语、卫国的良夫都写了“使”，只有齐国的高子和宋国的华孙不写“使”，不是君主的命令，是自己专断结盟。专断结盟就应当有贬斥的言辞，而高子写名、华孙写官，为什么呢？大夫出使境外，有可以安定国家、有利于社稷的情况，专断是可以的。高子成全齐侯的善行而能平定鲁国的危难，华孙能掩盖昭公的恶行而消除国家的忧患，都对自己的国家有功，所以圣人特别对待他们。高子写名，是赞许他；华孙写官，是尊重他。况且司马是掌管军事的官员，不观察衅隙求取功劳以谋取私利，而是停止战争修好以谋取国家利益，这又不是武夫所能做到的，适宜在《春秋》中被褒扬。那些纷纷杂杂的说法，我不想看。
夏天，曹伯来朝见。
我曾经辩驳《左传》用“闻”的说法附会来解释经文，我在庄公三十二年筑小谷时已经说过了。如今这件事尤为附会而不合典制。子太叔说：“文公、襄公称霸时，他们的政务不烦琐，命令诸侯三年一次聘问，五年一次朝见。”《左传》在这里看到曹伯十一年来朝见，到现在又来朝见，正好是五年的期限，于是说：“诸侯五年互相朝见两次，以修明王命，是古代的制度。”考察礼制，那么诸侯每年互相问候，每隔几年互相聘问，每隔几代互相朝见，没有五年互相朝见两次的礼制。五年互相朝见两次，是文公、襄公时的做法。《左传》看到子太叔的话，就认为是古代的制度，那就尤为附会而不通。看这一点，那么《左传》又近乎浅陋不学，不知道果真是丘明写的吗。有人说不是丘明，也许是这样吧？难道是战国之士假托丘明来炫耀他们的学问吗？怎么这样疏漏呢！
齐国人归还公孙敖的棺柩。
六月辛丑初一，发生日食，击鼓，在社庙用牲祭祀。
意义见庄公二十五年。
单伯从齐国回来。
单伯，是天子的使者，而鲁国迎接他，跟随《左传》而不悔改的人，我想听听他们的说法。
晋国郤缺率领军队攻打蔡国，戊申日进入蔡国。
蔡国自从献舞进入楚国，后来常常役属于楚国，很少回归中原了。齐桓公称霸，侵犯蔡国，蔡国溃败，然而后来终究没有得到蔡国。中原会盟，蔡国不曾参与。宋襄公失败，蔡国跟随楚国欺凌中原。到晋文公打败楚国后才回来，所以践土和温、翟泉的会盟，蔡国都参与了。晋襄公继承霸业，威令不能震慑楚国，蔡国又为楚国役使了十五年。如今赵盾举行新城之盟，诸侯跟随，而蔡国独自不到，这就是郤缺有伐蔡、入蔡的军队的原因。然而霸主能制服楚国，那么蔡国不攻打也会顺从。蔡国被楚国控制很久了，背叛楚国那么楚国的军队就到，蔡国难道甘愿成为左衽吗？弱小不能自立，只看晋、楚的强弱罢了。所以虽然齐威称霸，蔡国不赴会盟，桓公也置之不问，宽恕他不得已。如今晋国本来不足以制服楚国，近处的陈、郑还担心他们背叛，怎么能得到蔡国？所以中原强而楚国害怕，那么才侵犯蔡国而蔡国溃败；中原弱而楚国强，那么即使攻打并进入其外城，蔡国也不服从，形势使然。已经攻打并
蔡不服，郤缺固宜自反矣，而又入其郛，肆彊暴以扼小邦。蔡固弱也，晋惧楚而不敢犯，晋何彊哉？惧大扼小，而区区圗霸，吾见其疎矣。
译蔡国不服从，郤缺本来就应该自我反省，却反而进入蔡国的外城，肆意逞强施暴以扼制小国。蔡国固然弱小，晋国畏惧楚国而不敢侵犯，晋国有什么强大的呢？畏惧大国而扼制小国，却还区区图谋霸业，我看它的谋划是粗疏的。
秋齐人侵我西鄙
商人大逆无道，弑舍而执其母，又执鲁之行人，亦可以已矣。今才释单伯，而又伐我西鄙，呜呼！《春秋》之公义汨防，齐之罪，诸侯不讨幸也，而反怙逆以伐人，可胜诛乎？微《春秋》，乱臣贼子何惧哉！
季孙行父如晋
前日齐人执单伯，及叔姬。行父如晋，晋必有以诘齐也，故释单伯。今齐人复侵我西鄙，行父再如晋。鲁之所以求于晋者，以晋为霸主也。晋之复霸，文公与有力焉。宜行父夕至，则晋兵朝以出矣，而晋实缓且懈。非懈也，忌也。赵盾谋为不顺而未发也，使今而伐齐，则异日齐必伐晋矣。况中懐逆而外嫉人之逆，故有所忌而不发焉。虽然，鲁岂知盾之有是心哉？行父之行，求霸主而已，庸知其他？然盾内既自忌，则行父虽恸哭于庭，晋兵不出也。
冬十有一月诸侯盟于扈
鲁以叔姬之故求于晋者凡再，今扈之盟，晋为鲁而合诸侯也。为鲁合诸侯而公不防，故曰「诸侯盟于扈」。鲁知其盟而不知其所盟者何人，故不可得而序也。不序之义，愚于七年扈之防既言之。然晋为鲁而为是盟，将以谋齐也，则公当防之，而公之不防，吾知其心矣，盖以卖晋国而圗齐也。鲁以行父如晋求以治齐，晋既诺矣，使鲁合诸侯而防之，则齐之憾鲁必深，故鲁知晋人之防而不与焉，使若权出于晋而鲁不知也。然晋亦安能无故贾憎于齐而甘受鲁之卖已哉？此扈所以徒盟而卒不能治齐也。然则致扈之盟者，鲁也；致晋之无功者，亦鲁也。君子不可以责晋而舍鲁，将以治齐而移怨于人，収恩于已，文公为计则善矣，赵盾岂无心哉？盾之奸讵堕此计也？扈之盟，文公以不防为智，而吾以不防为愚也。
十有二月齐人来归子叔姬
春秋》书内女归者二：郯伯姬、杞叔姬直曰「来归」，罪在已也，故以自归为文；子叔姬书「齐人来归」者，罪在齐也，故以齐人归之为义。齐人弑其子而絶其母，不道一至此哉！书「齐人」，诛之也。
齐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单伯至自齐，齐人侵我西鄙。今齐人归子叔姬，齐人复侵我西鄙。齐人释单伯及子叔姬，不为过而更以为赐邪？归吾人而伐吾国，必有以责赂也。曰：「吾归尔人，而尔不吾赂。」是以称兵于鲁焉。且侵鲁犹可也，曹何负于齐哉？徒以曹伯尝两朝鲁，为鲁与国也，所谓小人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也。商人之滔天也极矣！盗之为盗，则亦内慊于心，假义以文其恶，而期免于祸。商人归恶于放豚焉，宜其不旋踵而取祸也。
十有六年，春，季孙行父防齐侯于阳谷，齐侯弗及盟。鲁之为齐弱乆矣，齐辱吾甥，执我叔姬，辱我行人，鲁不敢犯，齐怒两告乎晋，晋不能直也，又再侵我西鄙，鲁固畏齐，故扈之盟，公不敢防者，有以哉。今齐将与平，实鲁之辱也，公惧不能躬行，而使行父防之。齐盖憾行父两如晋以谋齐也，故托以抗，以弗及焉，其实非也。前日两侵鲁，盖以责赂不至，今又有行父之憾焉，故外责赂而内实憾行父。彼托▯之不防公侯者，罔辞也。既而及公子遂盟于郪丘，则知今日之弗及盟，非谓抗也。
夏五月公四不视朔
文公不君，怠弃国政。六年闰月不告月，以闰为嵗之余，尚有辞也，而一年之间四不视朔，独何辞哉？▯以为疾，非也。昭公如晋，至河乃复，《春秋》固未尝讳疾也。此不书疾，何以知其有疾？无疾而不视朔，非怠而何？古者天子颁朔于邦国，诸侯受而藏之祖庙。毎月朔朝庙，则北面拜受而行之，所以尊王命也。今四不视朔，则亦不朝庙矣。上无王，下无祖，文公之为君盖可知也。故太室屋壊有所不省，诸侯会盟有所不与。十二公之中，荒怠不纲，无若文公，而鲁失政自是始。其后不复视，而子贡欲去饩羊，《春秋》首恶于文公，宜哉！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齐侯盟于郪丘。
行父及遂均大夫也，前日却行父之盟，以为抗；而日及遂盟，以为顺，吾所不晓。前日之不受是，则今日之受非；今日之盟是，则前日之弗及非也，商人必居一于此
译秋天，齐国人侵犯我国西部边境。
商人（齐桓公）大逆无道，杀害了公子舍并拘禁了他的母亲，又拘禁了鲁国的使者，这也就罢了。如今刚刚释放了单伯，却又攻打我国西部边境，唉！《春秋》所维护的公义被淹没，齐国的罪过，诸侯不去讨伐已是侥幸，反而依仗叛逆去攻打别人，难道值得尽数谴责吗？如果没有《春秋》，乱臣贼子还有什么可畏惧的呢！
季孙行父前往晋国。
前几天齐国人拘禁了单伯和叔姬。行父前往晋国，晋国必定有理由责问齐国，所以齐国释放了单伯。如今齐国人再次侵犯我国西部边境，行父再次前往晋国。鲁国向晋国求助，是因为晋国是霸主。晋国重新称霸，文公（鲁文公）在其中出了力。按理说行父晚上到达，晋国的军队早晨就出发了，但晋国实际上迟缓且懈怠。这不是懈怠，而是忌惮。赵盾谋划的事情不顺当且尚未发作，如果现在攻打齐国，那么日后齐国必定会攻打晋国。况且内心怀有叛逆之心而外表嫉妒别人的叛逆，所以有所忌惮而不发动。虽然如此，鲁国哪里知道赵盾有这样的想法呢？行父此行，只是寻求霸主罢了，哪里知道其他情况？然而赵盾内心既然自己忌惮，那么行父即使在朝廷上痛哭，晋国的军队也不会出动。
冬天十一个月，诸侯在扈地结盟。
鲁国因为叔姬的缘故向晋国求助已经两次了，如今扈地的结盟，是晋国为了鲁国而会合诸侯。为了鲁国会合诸侯而鲁公不参与，所以说“诸侯在扈地结盟”。鲁国知道这次结盟，却不知道结盟的人是谁，所以无法按顺序记载。不记载顺序的含义，我在七年扈地会盟时已经说过了。然而晋国为了鲁国而举行这次结盟，本意是要谋划对付齐国，那么鲁公应当参与，而鲁公不参与，我知道他的心思了，大概是想出卖晋国而谋取齐国。鲁国通过行父前往晋国请求惩治齐国，晋国已经答应了，如果让鲁国会合诸侯并参与结盟，那么齐国对鲁国的怨恨必定加深，所以鲁国知道晋国人结盟而不参与，使得权力似乎出自晋国而鲁国不知情。然而晋国又怎么能无缘无故招致齐国的憎恨而甘愿接受鲁国的出卖呢？这就是扈地结盟最终不能惩治齐国的原因。那么导致扈地结盟的是鲁国；导致晋国无功而返的，也是鲁国。君子不可以责备晋国而宽恕鲁国，想要惩治齐国却把怨恨转移给别人，把恩惠收归自己，文公的计策虽然巧妙，赵盾难道没有心思吗？赵盾的奸诈岂会落入这个计谋？扈地结盟，文公认为不参与是明智，而我却认为不参与是愚蠢。
十二个月，齐国人送回子叔姬。
《春秋》记载本国女子归国的有两次：郯国的伯姬、杞国的叔姬直接说“来归”，罪责在自己，所以用“自归”来表述；子叔姬记载为“齐人来归”，罪责在齐国，所以用“齐人送回”来表述。齐国人杀害了她的儿子并断绝了她与母亲的关系，无道竟然到了这种地步！记载“齐人”，是谴责他们。
齐侯侵犯我国西部边境，接着攻打曹国，进入其外城。
单伯从齐国回来，齐国人侵犯我国西部边境。如今齐国人送回子叔姬，齐国人又侵犯我国西部边境。齐国人释放单伯和子叔姬，不是因为过错，反而当作恩赐吗？送回我国的人却攻打我国，必定是有理由索取贿赂。说：“我送回你们的人，而你们不贿赂我。”因此对鲁国动武。况且侵犯鲁国还可以理解，曹国哪里对不起齐国呢？只是因为曹伯曾经两次朝见鲁国，是鲁国的盟国，这就是所谓的小人把他所不爱的加害于他所爱的人。商人的滔天罪行极矣！盗贼之所以为盗，内心也感到愧疚，借用义理来掩饰其恶行，而期望免于灾祸。商人把恶行归咎于放豚，难怪他很快招致灾祸。
十六年，春天，季孙行父在阳谷会见齐侯，齐侯没有与他结盟。鲁国长期被齐国削弱，齐国侮辱我的外甥，拘禁我的叔姬，侮辱我的使者，鲁国不敢冒犯，齐国愤怒地向晋国两次控告，晋国不能主持公道，又再次侵犯我国西部边境，鲁国本来畏惧齐国，所以扈地结盟，鲁公不敢参与，是有原因的。如今齐国想要讲和，实际上是鲁国的耻辱，鲁公害怕不能亲自前往，而派行父去会见。齐国大概怨恨行父两次前往晋国谋划对付齐国，所以借口推托，说没有赶上，其实并非如此。前几天两次侵犯鲁国，大概是因为索取贿赂没有到手，如今又有对行父的怨恨，所以表面上索取贿赂而内心实际上怨恨行父。那些借口推托不与会公侯的人，是没有借口的。后来与公子遂在郪丘结盟，就知道今天没有结盟，并不是说推托。
夏天五月，鲁公四次没有视朔。
文公不像君主，怠慢废弃国家政事。六年闰月不告朔，因为闰月是年的余数，还有借口，而一年之间四次没有视朔，又有什么借口呢？有人认为是因为生病，不对。昭公前往晋国，到了黄河才返回，《春秋》本来就不曾隐瞒疾病。这里不记载生病，怎么知道他有病？没有病而不视朔，不是怠慢是什么？古代天子颁布朔日给各国，诸侯接受后藏在祖庙。每月初一早晨到祖庙，就面向北拜受并执行，这是为了尊重王命。如今四次没有视朔，那么也就不去朝见祖庙了。上不尊王，下不敬祖，文公作为君主的情况就可以知道了。所以太室屋坏了有所不修缮，诸侯会盟有所不参与。十二公之中，荒废怠慢不守纲纪，没有比文公更甚的，而鲁国失去政令从此开始。后来不再视朔，而子贡想要去掉饩羊，《春秋》将首恶归于文公，是合适的！
六月戊辰，公子遂与齐侯在郪丘结盟。
行父和遂都是大夫，前几天拒绝行父的结盟，认为是推托；而今天与遂结盟，认为是顺从，我不明白。如果前天的不接受是对的，那么今天的接受就是错的；如果今天的结盟是对的，那么前天的没有赶上就是错的，商人必定处于这两种情况之一。
矣。阳谷之防，齐非不欲盟，内则憾行父之谋，外则责鲁人之赂。今遂于齐无慊，而赂且至，庸恤夫抗哉？鲁虽以微者敌之，啇人甘心焉。嘻！假礼以责赂，托义以责仇，仇既斥而赂既至，礼与义复安在哉？吾因是知商人真小人也。虽圣人制礼义，不以责小人，吾疾其假礼义以济奸也，故暴其恶以明《春秋》之法云。
译罢了。阳谷的盟会，齐国并非不想结盟，对内怨恨行父的谋划，对外责备鲁国人的贿赂。如今对齐国已无不满，而且贿赂也将送到，哪里还顾得上反抗呢？鲁国虽然以弱小的身份与之对抗，商人却甘之如饴。唉！借礼仪来索取贿赂，托正义来追究仇敌，仇敌既已排斥，贿赂既已送到，礼仪与正义又在哪里呢？我因此知道商人真是小人。虽然圣人制定礼义，不拿来责备小人，但我痛恨他假借礼义来助长奸恶，所以揭露他的恶行，以阐明《春秋》的法度罢了。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声姜僖公夫人文公母
毁泉台
泉台之毁，是乎？非乎？曰：「先君筑之是，则今日毁之非；先君筑之非，则今日毁之是。天子有灵台以候天地，诸侯有时台以候四时，皆在其国之都。分至启闭，登观台以望云物，以为水旱灾祥之备。庄公去国而筑台于逺，是厉民以为乐也，乌得为是？今文公毁之，而为先君灭恶，是孝之大也，何得为非？」说者皆曰：「毁之以▯先君之恶，不若勿居而已。」愚以为不然。所贵乎孝者，以其能销先君之恶而成其善，岂茍忍其恶而遂其非乎？动而非礼，人不能改，则天必祸之。庄公丹桓宫楹，刻桓宫桷，子孙不能改，则桓宫灾；夷伯陪臣而立庙，子孙不能毁，则震夷伯之庙。与其毁之于未然，上弭天谴而下息人谤，孰愈乎得祸于天而垂恶于万世哉？则泉台之毁，愚窃以为是也。虽然，文公固非特立不倚之君，而泉台之毁，近乎断而有识者，不可以庸而废其善，故圣人不略而书之，以见《春秋》之法无私也。
楚人秦人巴人灭庸
楚庄之圗霸，其为谋深矣！成王、穆王将求诸侯，则直与中国争锋，伐郑、伐蔡、伐陈，以鬭于诸侯之境。今庄王之兴，乃西连巴、秦，绕出周、晋之后，西南既合而北趋晋，则中国诸侯在其掌握矣。况秦于晋为世仇，秦得楚则晋能无惧乎？彼其灭庸，为▯食之计，志不止于灭庸也。呜呼！楚人之谋如此，中国何以待之？晋灵之庸，不足与也。赵盾志在圗逆，无心于诸侯。桓、文不作，吾窃为诸侯惧之。夫子书灭庸之事，盖有叹也。举皆人之，以抑其暴欤？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
称人以弑失贼之辞也
十有七年春，晋人、卫人、陈人、郑人伐宋。
宋有弑君之乱，晋率三国伐宋，得讨罪之义矣，而《春秋》反贬之，何哉？宋之弑君，以公子鲍之得民，奉以为逆也。今诸大夫伐宋，卒立鲍而还，则安在其为讨罪哉？成宋之乱而已。且当是时，晋之大夫已萌逆谋，彼其率诸大夫而问罪于宋，是乃所以自伐也，宜其徒为是行以卖讨逆之名焉，非心于治宋也。呜呼！以乱济乱，《春秋》之时也。
夏四月癸亥▯我小君声姜
齐侯伐我西鄙
诸侯盟于扈，不能治齐也，则齐侯侵我西鄙。君子以为不义，而人不治之，则益其侈心，故待小人之法，非勦而絶之不可也。商人固知鲁之所恃者惟晋，而晋非独不治齐，且不治宋矣，是晋党逆之迹暴于天下也，鲁复何恃哉？知鲁之失所恃，故反加虐之以挫其报怨之锋。噫！鲁固弱矣，齐之恶日长日炎，天地能容之乎？此所以不免于祸也。
六月癸未公及齐侯盟于谷
郪丘之盟，得赂而盟之，其亦甚矣！口血未干，伐我西鄙。彼犹曰：「鲁以大夫抗已，必得公盟之而后已。」故为谷之盟。且诚心释怨，则一盟足矣，何以屡为？小人之情，猜忌自疑，犹以未得公盟为不信也，故必彊公而盟之。今既及公盟矣，鲁无足疑者，而不知邴歜之议其后也。
诸侯防于扈
秋公至自谷【刘诸侯不序，欲治宋而后不能也】
前日两盟于扈，公不与焉，故不列序。说者犹或疑之，观今日扈之防，则公之不与也审矣。六月，公及齐侯盟于谷，及秋而后至，则扈之防，公何暇防之哉？公不防，则勿书可也，此何以书？谷之盟，不当盟而盟；扈之防，当防而不防。不当盟而盟之者，忍怨以自辱也；当防而不防者，弃义而从仇也。诸侯之防，所以治宋也。公不防诸侯，而反从齐盟，公之为人，不其左乎？见辱于齐，非不幸，自取辱也。使从诸侯为扈之防，诸侯党于鲁，则齐亦安敢犯鲁哉？乃背诸侯之义，而从齐之仇，是以圣人恶之。书「公及齐侯盟于谷」，而诸侯防于扈，以着公之失所从也。圣人之意盖可见矣。
冬公子遂如齐
背义事仇吾不知其益也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台下。
天子诸侯尊卑虽异，而均有南面之权。权之去就，顾所操何如尔。是故古先哲王秉之以干刚，则权常在已，
译秋季八月辛未日，夫人姜氏去世。
声姜是僖公的夫人，文公的母亲。
拆毁泉台。
拆毁泉台，是对的呢？还是不对的呢？回答说：“如果先君建造它是正确的，那么今天拆毁它就不对；如果先君建造它是不正确的，那么今天拆毁它就是对的。天子有灵台用来观测天地，诸侯有时台用来观测四季，都建在各自国家的都城。在春分、秋分、夏至、冬至以及开门、闭门的时候，登上观台眺望云气物候，以此作为防备水旱灾异的准备。庄公离开都城而在远方建造台榭，这是劳民伤财来寻求享乐，怎么能说是正确的呢？现在文公拆毁它，为的是消除先君的恶行，这是孝道中最大的表现，怎么能说是不对的呢？”解说的人都说：“拆毁它来消除先君的恶行，不如不住在那里罢了。”我认为不是这样。孝道之所以可贵，是因为能够消除先君的恶行而成就他的善名，怎么能苟且容忍他的恶行而顺从他的错误呢？行为不合礼制，人不能改正，那么上天必定降下灾祸。庄公给桓公宫室的柱子涂上红色，雕刻桓公宫室的椽子，子孙不能改正，于是桓公宫室发生火灾；夷伯是陪臣却立庙祭祀，子孙不能拆毁，于是夷伯的庙宇遭到雷击。与其在灾祸发生之前拆毁它，对上消除天谴，对下平息人间的诽谤，哪比得上遭受天祸而让恶名流传万世更好呢？那么拆毁泉台，我私下认为是正确的。虽然如此，文公本来不是一个特立独行、不偏不倚的君主，而拆毁泉台这件事，接近于果断而有见识，不能因为他是平庸之辈就废弃他的善行，所以圣人没有忽略而记载下来，以显示《春秋》的法度没有私心。
楚国人、秦国人、巴国人灭掉了庸国。
楚庄王图谋称霸，他的谋略深远啊！成王、穆王想要招揽诸侯，就径直与中原各国争锋，攻打郑国、攻打蔡国、攻打陈国，在诸侯的边境作战。现在庄王兴起，却向西联合巴国、秦国，绕到周朝、晋国的后方，西南既已联合而向北趋向晋国，那么中原诸侯就在他的掌握之中了。况且秦国与晋国是世仇，秦国得到楚国，晋国能不害怕吗？他们灭掉庸国，是为了作为进一步吞并的计策，志向不仅仅在于灭掉庸国。唉！楚人的谋略如此，中原各国用什么来对待他们呢？晋灵公平庸，不值得与之共事。赵盾志在图谋叛逆，无心于诸侯。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霸主不再出现，我私下为诸侯感到恐惧。孔子记载灭庸这件事，大概是有感叹吧。全都称他们为“人”，是为了抑制他们的暴行吗？
冬季十一月，宋国人杀死了他们的国君杵臼。
称“人”来记载弑君，是失掉贼人的措辞。
十七年春季，晋国人、卫国人、陈国人、郑国人攻打宋国。
宋国发生了弑君的动乱，晋国率领三国攻打宋国，得到了讨伐罪人的名义，而《春秋》反而贬低他们，为什么呢？宋国的弑君，是因为公子鲍深得民心，被拥立而发动叛逆。现在各位大夫攻打宋国，最终立了公子鲍而回国，那么哪里还算是讨伐罪人呢？不过是成全宋国的动乱罢了。况且当时，晋国的大夫已经萌生了叛逆的阴谋，他们率领各位大夫去宋国问罪，这其实是自我讨伐，适宜他们白白做这种行动来出卖讨伐叛逆的名义，并不是真心想要治理宋国。唉！用动乱来济助动乱，是《春秋》时代的常态。
夏季四月癸亥日，安葬我国的小君声姜。
齐侯侵犯我国西部边境。
诸侯在扈地结盟，不能治理齐国，那么齐侯就侵犯我国西部边境。君子认为这是不义的，而人们不去治理他，就会助长他的骄横之心，所以对待小人的方法，不剿灭断绝他是不行的。齐国人本来知道鲁国所依仗的只有晋国，而晋国不仅不治理齐国，而且不治理宋国了，这是晋国偏袒叛逆的迹象暴露于天下，鲁国又依仗什么呢？知道鲁国失去了依仗，所以反而加以虐待来挫败鲁国报复的锋芒。唉！鲁国本来就弱小了，齐国的恶行日益增长炽盛，天地能容忍它吗？这就是不免于灾祸的原因。
六月癸未日，国君与齐侯在谷地结盟。
郪丘的结盟，是因为得到了贿赂而结盟，这也太过分了！口上的血还没干，就攻打我国西部边境。他们还说：“鲁国用大夫来对抗我，一定要得到国君结盟才罢休。”所以有了谷地的结盟。况且真心释怨，那么一次结盟就够了，为什么要屡次结盟呢？小人的性情，猜忌多疑，还认为没有得到国君结盟就不信任，所以一定要强迫国君结盟。现在已经和国君结盟了，鲁国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却不知道邴歜在后面议论他。
诸侯在扈地设防。
秋季，国君从谷地回来。【刘氏说：诸侯不列次序，是想治理宋国而后不能啊】
前几天两次在扈地结盟，国君没有参与，所以不列次序。解说的人或许还怀疑这一点，看看今天扈地的设防，那么国君没有参与就清楚了。六月，国君与齐侯在谷地结盟，到秋季才回来，那么扈地的设防，国君哪有空去设防呢？国君不设防，那么不记载就可以了，这为什么要记载呢？谷地的结盟，不该结盟而结盟；扈地的设防，该设防而不设防。不该结盟而结盟，是忍受怨恨来自取其辱；该设防而不设防，是抛弃道义而顺从仇敌。诸侯的设防，是为了治理宋国。国君不跟随诸侯设防，反而去和齐国结盟，国君的为人，不偏颇吗？被齐国侮辱，不是不幸，是自取其辱。假使跟随诸侯进行扈地的设防，诸侯偏向鲁国，那么齐国又怎么敢侵犯鲁国呢？却背离诸侯的道义，而顺从齐国的仇敌，所以圣人厌恶他。记载“国君与齐侯在谷地结盟”，而诸侯在扈地设防，以彰显国君跟从错了对象。圣人的心意大概可以看到了。
冬季，公子遂出使齐国。
背离道义侍奉仇敌，我不知道有什么好处。
十八年春季，周王二月丁丑日，国君在台下去世。
天子和诸侯尊卑虽然不同，但都有南面称王的权力。权力的去留，只看掌握它的人如何罢了。所以古代先哲君王秉持刚健之道，那么权力常在自己手中，
而无倒持镆鎁之患。天反刚则制于隂，君反刚则制于臣。鲁三家之横，始于文而成于昭。吾尝论之，以为鲁之权去公室，文公之罪也。三家子孙虽自僖公，而僖之世固未尝敢専也。至文之世，孟氏则公孙敖为戚之防，垂陇之盟；叔孙氏则得臣防晋伐沈，败狄于咸；季氏则行父如陈、如晋，帅师城邑；东门氏则襄仲见于经者凡九，非防则盟，非盟则如，非如则伐，其横尤甚于三家，故鲁之受其祸尤速。然极其源，若非文公怠懦不君，则大夫亦未遽専也。即位之初，霸主之防，邻国之好，未尝亲之，率以大夫徃。闰月不告月，常月不视朔，怠惰昏庸，不出寝门，何以为国？宜诸大夫互结私援，外事大国，内懐国人，而自封植，公室寖弱而权移于人也。一身未瞑，二子为戮，妃妾不能相保。东门氏、叔氏、季氏争结于齐，反戈内攻，戕其冡嗣。幸周公之灵未冺，鲁之宗社未遽勦絶。然干刚之权自是下移，终春秋之世不能复収，而鲁遂以微，则文公之责不可逭也。春秋之作，圣人为内讳恶，虽大夫之横见于经者详矣，而文公之罪，圣人不能尽其辞。愚故论之，以伸《春秋》之法，而垂后世之鉴云。
译从而没有倒持利剑柄端反受其害的祸患。天道若违背刚健之理，就会受制于阴柔；君主若违背刚健之理，就会受制于臣下。鲁国三家权臣的专横，始于文公而完成于昭公。我曾经论述过，认为鲁国政权脱离公室，是文公的罪过。三家的子孙虽然从僖公时就开始崛起，但僖公的时代他们本来未曾敢专权。到了文公的时代，孟氏的公孙敖参与了戚地的会盟、垂陇的结盟；叔孙氏的得臣参与抵御晋国讨伐沈国，在咸地击败狄人；季氏的行父出使陈国、出使晋国，率领军队修筑城邑；东门氏的襄仲在经书中出现的共有九次，不是会盟就是结盟，不是结盟就是出使，不是出使就是征伐，其专横尤其超过三家，所以鲁国遭受他们的祸害尤其迅速。然而追究其根源，如果不是文公懈怠懦弱不像君主，那么大夫们也不会这么快就专权。文公即位之初，霸主的会盟、邻国的友好往来，未曾亲自前往，大都派大夫去。闰月不告朔，常月不视朔，懈怠昏庸，不出寝门，这样怎么能治理国家？难怪各位大夫互相结为私党，对外依附大国，对内收买国人，从而自我培植势力，公室逐渐衰弱而权力转移到他人手中。文公自己刚死，两个儿子就被杀戮，妃妾不能互相保全。东门氏、叔氏、季氏争相与齐国结盟，反而调转兵戈向内进攻，杀害了嫡长子。幸亏周公的灵光尚未泯灭，鲁国的宗庙社稷没有立刻被灭绝。然而刚健的权力从此向下转移，整个春秋时代都不能再收回，而鲁国于是因此衰微，那么文公的责任是不可推卸的。《春秋》的写作，圣人为了为鲁国讳恶，虽然大夫的专横在经书中记载得很详细，但文公的罪过，圣人不能尽其言辞。我因此论述此事，以伸张《春秋》的法度，而留给后世作为鉴戒。
秦伯防卒
夏五月戊戌齐人弑其君商人
称人以弑君无道也
六月癸酉▯我君文公
秋公子遂叔孙得臣如齐
呜呼！祸之将成也，亦莫不有机。仲遂懐不顺之谋，内无所畏，独难于齐而已。何则？文公二子恶及视，皆齐出也。敬嬴嬖事仲遂，然宣公虽长而庶，敬嬴虽宠而妾，杀嫡立庶，黜妃事妾，固不甚难；而哀姜齐之女，而恶及视齐之甥也，一动则齐兵至矣。今商人无道，齐人弑之，齐之恶适与仲遂不约而同，同恶相济，固其宜也。故恵公虽立，亦懦懦耳，何暇庇姜氏而全其甥乎？故遂及得臣还自齐，而恶及视一夕而毙。呜呼！凶谋之必成，盖内外之恶适相济矣。使商人不死，则遂及得臣虽并轨如齐，未必集也。悲夫！
冬十月子卒
子卒者，公薨之异名。诸侯在防称子，未逾年不得书薨。内不书弑，书薨而不地不▯，则知其弑矣。今子卒亦不地不▯，是乃书弑之文也。遂及得臣如齐，而子卒；子卒，而夫人姜氏归于齐，其义隐而显矣。
夫人姜氏归于齐
内夫人以罪出，曰孙夫人，孙于邾是也；无罪出，曰归，夫人姜氏归于齐是也。公子遂弑恶及视，子既杀其母，安乎？不安而归，固宜。或者责宣公不能奉其母，彼乌可责哉？使宣能奉之，姜氏忍受其养乎？然二子之杀，齐实与闻，彼其归齐，固亦未为安也。人之不幸有如是哉！呜呼，悲夫！
季孙行父如齐
恶视之，杀仲遂倡之，而鲁之诸大夫均与其谋。三家之中，叔孙氏则得臣同如齐，季孙氏则行父亦如齐，惟孟氏则公孙敖奔而死于外，二子文伯、惠叔未秉政也。前东门氏、叔孙氏并辙如齐，以成子卒之谋；今季孙行父如齐致夫人而絶之，惧有所诉也。一杀其子，一絶其母，大夫之横逆一至是哉！然而致是之祸者，文公醖而成之也。既徃不咎，尚何尤之后之君宜鉴哉！
苢弑其君庶其
称国以弑，众也。诸侯君国、子民，而众以为非，则其无道也，可知矣。
右文公尽十有八年
春秋经筌卷八
<经部,春秋类,春秋经筌》>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经筌卷九 宋 赵鹏飞 撰
宣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继故不书即位，而宣书即位，义同桓公。然桓之弑隐也，桓实与其逆而遂之，弑恶也。宣不与焉，此所以不去王以别轻重也。噫！观乎此，《春秋》之防防哉！
公子遂如齐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妇姜至自齐。
诸侯娶元妃以奉宗庙，非茍结私党以济其恶也。弑太子立宣公、絶姜氏，皆仲遂与敬嬴之谋。今谋既济矣，独虞姜氏在齐，有以谋鲁也。故宣公即位，坐席未温，而公子遂如齐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妇姜至自齐。其爲谋不其廹哉！盖齐惠亦负簒弑之恶，故不暇责鲁，特患姜氏有言于惠公也。今既逆齐女而归，则惠益亲鲁，姜氏有言，惠有所不信耳。故得妇姜，则宣公之位定，敬嬴、公子遂可以髙卧无虞。故圣人书曰：「公子遂如齐逆女，遂以夫人妇姜至自齐。」书公子遂，是娶齐之谋本于遂也；书妇姜，诛敬嬴也。妇者，有姑之称。姜氏既絶而归齐，妇安得姑？书妇姜，所以见妾母专政，而娶齐之谋遂与敬嬴同之也。显则诛仲遂，隐则诛敬嬴。吾是知《春秋》之防，不可以浅浅求之。而说者讥公丧娶，且不亲迎，失礼而已。《春秋》岂责礼于弑逆之人哉？直探其心而诛之，然后爲得其罪。
夏季孙行父如齐
拜成婚也，前年夫人姜氏归于齐，季孙行父如齐。今夫人妇姜至自齐，季孙行父复如齐。前日絶其姑，今日贺其妇。妇姑均齐女也，姑恶视之，母则絶之；妇倭之，夫人则贺之。倭，诸大夫立之也；恶及视，诸大夫杀之也。杀者絶而立者贺，其爲谋皆出于大夫，大夫之横一至是邪！鲁固无君矣。齐侯之爲齐侯，其亦有心腹肾肠乎？欲絶者听其絶，欲贺者听其贺，均齐之女耳，哀姜何不幸而妇姜何幸也！圣人书之不茍，诛鲁亦所以责齐矣。齐岂不知其故哉？盖同恶相庇，虽知其见侮而莫敢诘也。
译秦伯防去世。
夏季五月戊戌日，齐国人杀死了他们的国君商人。
称“人”来杀国君，是因为商人无道。
六月癸酉日，我们的国君文公去世。
秋季，公子遂和叔孙得臣前往齐国。
唉！灾祸将要形成时，没有不含有某种机缘的。仲遂怀着不顺从的阴谋，内心无所畏惧，只是忌惮齐国而已。为什么呢？文公的两个儿子姬恶和姬视，都是齐国女子所生。敬嬴受宠并侍奉仲遂，然而宣公虽然年长却是庶出，敬嬴虽然受宠却是妾室，杀害嫡子而立庶子，废黜正妃而侍奉妾室，本来并不难；但是哀姜是齐国的公主，而姬恶和姬视是齐国公主的外甥，一旦有所动作，齐国的军队就会到来。如今商人无道，齐国人杀了他，齐国的恶行恰好与仲遂不约而同，同恶相济，这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惠公虽然即位，也懦弱无能，哪里有空庇护姜氏而保全她的外甥呢？所以仲遂和得臣从齐国回来，姬恶和姬视在一个晚上就被杀死了。唉！凶险的阴谋必然成功，大概是内外的恶行恰好相互助长了。假如商人没有死，那么仲遂和得臣即使一同前往齐国，也未必能成功。可悲啊！
冬季十月，公子姬子去世。
“子卒”是国君去世的不同名称。诸侯在丧礼期间称“子”，未满一年不能记载为“薨”。国内不记载被弑，记载为“薨”而不写地点、不写葬地，就知道是被弑了。如今“子卒”也不写地点、不写葬地，这就是记载被弑的文辞。仲遂和得臣前往齐国，而姬子去世；姬子去世，而夫人姜氏回到齐国，其中的含义隐晦而明显。
夫人姜氏回到齐国。
国内的夫人因罪被逐出，称为“孙”，如“孙于邾”就是这样；无罪被逐出，称为“归”，如“夫人姜氏归于齐”就是这样。公子仲遂杀死了姬恶和姬视，姬子既然杀死了他的母亲，能安心吗？不能安心而回到齐国，本来是适宜的。或许有人责备宣公不能奉养他的母亲，这怎么可以责备呢？假如宣公能奉养她，姜氏能忍受他的奉养吗？然而两个儿子的被杀，齐国确实知情，她回到齐国，本来也不算是安定的。人的不幸竟有如此地步！唉，可悲啊！
季孙行父前往齐国。
姬恶和姬视的被杀，是仲遂发起的，而鲁国的各位大夫都参与了谋划。三家之中，叔孙氏有得臣一同前往齐国，季孙氏有行父也前往齐国，只有孟氏，公孙敖出逃死在外面，两个儿子文伯、惠叔尚未执政。先前东门氏、叔孙氏一同前往齐国，以完成姬子去世的阴谋；如今季孙行父前往齐国送还夫人并断绝关系，是害怕有所申诉。一个杀死了她的儿子，一个断绝了她的母亲，大夫的蛮横无理竟到了这种地步！然而造成这种祸患的，是文公酝酿而成的。既往不咎，还怨恨什么呢？后来的国君应当以此为鉴！
莒国人杀死了他们的国君庶其。
称国名来杀，是因为众人所为。诸侯统治国家、养育百姓，而众人认为他不对，那么他的无道，就可以知道了。
以上是文公十八年的全部记载。
《春秋经筌》卷八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经筌》卷九 宋 赵鹏飞 撰
宣公
元年春季，周王正月，宣公即位。
继承君位不记载即位，而宣公记载即位，意义与桓公相同。然而桓公杀害隐公，桓公确实参与了逆谋并促成了它，宣公没有参与，这就是不省略“王”字以区别轻重的原因。唉！观察这一点，《春秋》的深意多么深远啊！
公子仲遂前往齐国迎娶女子。三月，仲遂带着夫人妇姜从齐国回来。
诸侯娶正妃是为了奉养宗庙，不是苟且结党以助长恶行。杀害太子而立宣公、断绝姜氏，都是仲遂和敬嬴的阴谋。如今阴谋已经得逞，只是担心姜氏在齐国，会有所图谋于鲁国。所以宣公即位，坐席还未温暖，公子仲遂就前往齐国迎娶女子。三月，仲遂带着夫人妇姜从齐国回来。他们的谋划不是太紧迫了吗？大概齐惠公也负有篡弑的恶名，所以无暇责备鲁国，只是担心姜氏在惠公面前说坏话。如今既然迎娶齐国女子回来，那么惠公更加亲近鲁国，姜氏说坏话，惠公也不会相信了。所以得到妇姜，宣公的君位就安定了，敬嬴、公子仲遂可以高枕无忧。所以圣人记载说：“公子仲遂前往齐国迎娶女子，仲遂带着夫人妇姜从齐国回来。”记载公子仲遂，是娶齐女的阴谋本源于仲遂；记载妇姜，是惩罚敬嬴。“妇”是称呼婆婆的称谓。姜氏既然被断绝关系而回到齐国，妇哪里还有婆婆？记载妇姜，是为了显示妾母专权，而娶齐女的阴谋遂与敬嬴相同。明显的是惩罚仲遂，隐晦的是惩罚敬嬴。由此可知《春秋》的深意，不可以浅薄地探求。而解说者讥讽国君在丧期娶妻，且不亲自迎娶，只是失礼而已。《春秋》难道会责备弑逆之人以礼吗？直接探究其内心而惩罚他，然后才算得其罪。
夏季，季孙行父前往齐国。
这是拜贺成婚。前年夫人姜氏回到齐国，季孙行父前往齐国。如今夫人妇姜从齐国回来，季孙行父又前往齐国。先前断绝她的婆婆，今日祝贺她的媳妇。媳妇和婆婆都是齐国女子，婆婆是姬恶和姬视，母亲就断绝关系；媳妇是妇姜，夫人就祝贺她。妇姜，是各位大夫立她的；姬恶和姬视，是各位大夫杀他们的。杀人的断绝关系而立人的祝贺，他们的谋划都出于大夫，大夫的蛮横竟到了这种地步！鲁国本来就没有君主了。齐侯作为齐侯，难道没有心腹肾肠吗？想断绝的听任其断绝，想祝贺的听任其祝贺，都是齐国的女子罢了，哀姜多么不幸而妇姜多么幸运啊！圣人记载不草率，惩罚鲁国也是为了责备齐国。齐国难道不知道其中的缘故吗？大概同恶相庇，虽然知道被侮辱而不敢质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