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经筌卷七　　　　　宋　赵鹏飞　撰

译您来到朝廷，大概是自恃有功吧。有了功劳而自恃，这是常人的普遍心理。既然来了又有功劳，即使自恃也应当给予奖赏；如果不给予奖赏，就无法显示出那些没有功劳却来求赏之人的罪过了。

译冬季十二月乙亥日，齐侯小白去世。

修养内在的成就王业，修养外在的成就霸业。什么叫做内在？根植于内心的叫做内在。什么叫做外在？顺从于外物的叫做外在。王业与霸业的道理，都依靠仁德、仗义行事，都讨伐叛乱、征讨逆贼，都安定中原、尊崇王室。然而成就王业的是王，成就霸业的是霸，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内外修养的不同。

王者的治理，在于端正心念、真诚意念，起初通过修养自身，不期望使家庭和睦而家庭自然端正，不期望治理好国家而国家自然安定，不期望平定天下而天下自然安宁。不是不期望，而是修养内在而感应外在，并非有心去期望它。所以仁德根植于内心，不期望爱护别人而别人感念他的仁德；义理根植于内心，不期望使人信服而别人信服他的义理。叛乱者就讨伐他，逆贼就征讨他，并非贪图利用叛逆来作为自己的功劳，只是心中想着消除祸患罢了。中原尚未安定，我就去安定它；祸乱尚未清除，我就去清除它，并非贪图安定中原的功效而一定要获取清除祸乱的名声，只是心中想着拯救世道罢了。

霸者则不是这样，有表象而没有实质，外在丰盛而内在匮乏。他说：“我不爱护别人，别人就会认为我不仁，姑且去爱护他们；我不端正自己，别人就会认为我不义，姑且去端正自己。叛乱者本来对我没有损害，逆贼本来对我没有伤害，然而置之不问，我就没有讨伐叛乱、征讨逆贼的功劳。中原尚未安定，必定有人去安定它；祸乱尚未清除，必定有人去清除它。然而让别人去安定、让别人去清除，那么名声就在别人那里；我自己去安定、我自己去清除，那么利益就在自己这里，为什么不自己去清除并安定呢？”

所以凡是王者所修养的，都在内在；霸者所修养的，都在外在。修养内在的安逸，修养外在的辛劳。所以王者的修养没有勤勉与懈怠之分，而霸者的修养有勤勉与懈怠之分。修养内在的根本在于心，遇到时机到来就应对它，时机静止就停止，有什么勤勉与懈怠呢？修养外在的根本在于外物，外物到来无穷无尽，而人的智力和体力有限。运用我的智力而智力日益精深，培养我的体力而体力日益充足，那么外物到来就能应对而没有忧虑；我的智力一旦昏乱而体力一旦受挫，那么事情到来就有所不能筹划，外物到来就有所不能支撑，每天勤勉而没有懈怠是可以的。一旦稍微松懈，那么智力和体力就穷尽了。

齐桓公，是五霸中最兴盛的，他起初会盟北杏以寻求诸侯的归附，诸侯尚未和睦，就讨伐宋国以作为鄄地会盟的防备，讨伐郑国而举行幽地的盟会，诸侯没有二心了，然后讨伐戎族、讨伐徐国。徐国和戎族都顺服了，就救援郑国以向南展示威势，讨伐山戎以向北展示威势，平定鲁国的危难，救援邢国的危急，卫国被灭而齐国封立它，杞国被灭而齐国筑城保护它。内部的诸侯一心一意侍奉齐国，可以南征楚国了，就防备江国和黄国以牵制楚国的后方，攻取舒国和庸国以折断楚国的臂膀，然后发动次陉的战役，成就召陵的功绩，那么清除祸乱寇贼的功业就成就了。

外部虽然安定而王室尚未安宁，于是主持首止的会盟，确定太子的地位，以向诸侯展示尊崇王室的心意。襄王即位，又为他主持葵丘的会盟，率领诸侯听从冢宰的命令，复兴久已不行的大礼，以此号令天下，而王室就安定了。对内和睦诸侯，对外抵御强大的楚国，对上安定王室，桓公大概认为三王的功业也不过如此，于是懈怠之心产生了。狄人灭掉温国，齐国不过问；楚国灭掉黄国，齐国不救援；狄人侵犯卫国，齐国不知道。不久楚国间谍得知齐国懈怠而容易对付，于是深入东夏而讨伐徐国。桓公在牡丘会合八国诸侯，观望不前，才命令大夫去救援，而徐国最终遭到失败。虽然讨伐厉国、讨伐英氏，桓公都不亲自前往。最终内部宠妾如林，内宫没有法度，身体尚未闭眼，六个儿子成为仇敌，收敛不符合礼制，安葬不合时宜。同一个桓公，而以前的桓公不是现在的桓公，为什么呢？勤勉与懈怠的不同罢了。勤勉与懈怠的心意从哪里产生？修养外在而不修养内在罢了。

大概修养内在的安逸，内在一旦确定，那么事物的到来，只随意应对；修养外在的辛劳，一天不修养，那么事情就有所不能成功，而以前的功业都废弃了。圣人治理天下的道理，不出《大学》、《中庸》。《大学》、《中庸》，都是修养内在的。修养外在的，圣人不采纳。然而在《春秋》中似乎赞许桓公，这是权变。在《春秋》中如果不赞许桓公，那么天下大概都沦为夷狄了吗？孔子赞许他，孟子鄙视他。孔子赞许他，是权变，权变以救济时势为重；孟子鄙视他，是正道，正道以垂范万世的法则为重。孔孟相互补充，后世可以借鉴，不相互补充不足以称为孔孟。

十八年春天，周历正月，宋公、曹伯、卫人、邾人讨伐齐国。

我读《春秋》，私下不喜欢学者用传注混淆经文。如果平定心气，用经文阐明经文，如果不可通晓，不得已才求助于传注，但必须符合经文而没有抵触才采纳，否则就不采纳。我读《春秋》到这里，偶尔有不可考证而求助于传注的五处：隐公二年“郑人讨伐卫国”，经文没有战争起因；庄公十七年“齐人逮捕郑詹”、僖公四年“齐人逮捕陈涛涂”，经文没有犯罪起因；十五年“晋侯与秦伯在韩地交战”，经文有事件起因，也没有战争。所以如今齐桓公去世尚未安葬，而宋国和三国讨伐齐国，那么事件起因、战争，所以经文都没有记载。黎淳认为宋襄公想要称霸，讨伐齐国以树立威信，这本来是寻求起因而不得，姑且这样说罢了。然而宋襄公正想要称霸，征讨外族狄人、征讨小国是可以的，为什么突然讨伐齐国以获取不顺的名声呢？必定不是这样。诸侯继承世位，嫡庶的区别、长幼的顺序、兄弟的分别，这是经文所不能详细记载的，学者应当质询史书。左氏虽然不是史官，而他的传闻大概也是史书。

译那些依附于防邑的人固然不可信任，而嫡庶长幼兄弟的详细情况，没有《左传》就无法考证。比如曹羁出奔陈国、曹赤回到曹国这件事，《左传》没有记载其原因，于是《公羊传》和《谷梁传》便兴起荒谬的说法，那么《左传》在这方面也不可完全废弃，只是考证其事，以经文作为判断依据，从而确定褒贬就可以了。查考经文，僖公十七年冬十二月，记载“齐侯小白去世”，到今年秋八月才记载下葬，如果不是动乱，不会如此迟缓。动乱的原因是什么呢？《左传》说：“齐侯喜好女色，后宫众多，宠爱的妾室地位如同夫人的有六人：长卫姬生了无亏，少卫姬生了惠公，郑姬生了孝公，葛嬴生了昭公，密姬生了懿公，宋华子生了公子雍。齐侯与管仲嘱托宋襄公拥立孝公，寺人貂对齐侯有恩，齐侯答应他拥立无亏。齐侯去世，貂拥立无亏，宋襄公攻打齐国迎立孝公，杀死了无亏。”由此看来，宋襄公就是齐国的荀息，只知道奉行齐侯的遗言，而不考虑他所拥立的人是否名正言顺。立太子以嫡子为先，没有嫡子则以长子为先。齐国的六个儿子都是庶出，既然都是庶出，那么无亏是长子，长子应当被拥立，那么为什么要把孝公托付给宋襄公呢？母亲受宠则儿子尊贵，这是桓公的私心。宋襄公正有图谋霸业的打算，却首先顺从齐国的邪僻，是不义的。驱逐齐国的正统继承人而拥立不正统的人，所以圣人不记载“纳”，不认可他的拥立行为，就像防邑的世子伐郑不记载“纳突”一样。既然如此，就应当贬斥，为什么还记载爵位呢？大概是因为招致这场战争的是桓公，实际上并非宋国发起，所以记载爵位以表明这一点。战争是由齐国招致的，不是宋国的罪过，不记载“纳”，是为了表明宋国不应当拥立，褒贬自然显明了。

译夏季，齐国的军队去救援齐国。五月戊寅日，宋国军队与齐国军队在甗地交战，齐军大败。狄人出兵救援齐国。

公义存在于天下，没有不认同的。孔子说：“言语忠诚守信，行为笃实恭敬，即使在蛮夷之地也能行得通；言语不忠诚守信，行为不笃实恭敬，即使在本乡本土能行得通吗？”公义也是如此。行动合乎道义，那么疏远的人也会跟随；行动不合道义，那么即使是父子至亲也不会有所认可，何况是其他人呢？齐国立无亏为国君，是合乎道义的；宋国拥立孝公，是不合道义的。军队和狄人救援齐国以安定无亏，宋国与三国攻打齐国以拥立孝公，这两者的曲直已经判明了。然而救援无亏却导致无亏被杀，拥立孝公却使得孝公即位，那么道义在哪里呢？大概道义不在于胜败之间。秉持公义而失败，其道义依然存在；不义而获胜，道义又在哪里呢！圣人不用胜败来褒贬，而是用公义来判定邪正。所以内史记载了“救”，狄人也记载了“救”。鲁国是这样，那么狄人又是做什么的呢？圣人不因为他们是狄人，只因为他们秉持公义，所以不记载“伐”而记载“救”。救援是善行，那么攻打就是不善了。凡是军队作战以被攻打的一方为主，而甗地之战以宋国为主，这是痛恨宋国。先前攻打齐国的是四国，今天交战只记载宋国军队，并不是三国不参与，而是因为宋国军队独自交战而省略了三国，谴责宋国的分量很重了。唉！一举打败别人的军队，更换别人的国君，随后齐国的动乱延续了四代，直到顷公才安定下来，大概都基于这场战争。那么宋国虽然获胜但罪责无法逃脱，我国军队和狄人虽然失败但有余义。虽然如此，这难道仅仅是宋国的罪过吗？齐桓公在位四十三年，南征北伐，多次会合诸侯，霸业非常伟大，但内部不能安定世子之位，明确长幼嫡庶的分别，在众宠妾之间言语含糊，态度模棱两可，不能割舍私害、保存道义来首先确定国家的大计，反而在临死时将儿子托付给他人。如果长幼嫡庶早已分别，储君早已确定，那么儿子就是自己的儿子，何必依赖他人？现在无亏年长却将昭托付给宋国，这是知道昭不应当即位而害怕他不能即位。如果昭应当即位，国家就是他的国家，为什么要托付呢？知道不正而托付给他人，是自招祸患。宋国因为同盟的缘故，接受了他一句话的托付，能就此停止吗？宋国军队一到，齐宋就结为仇敌，而六个儿子的生死、两国的胜败，是在所难免的。那么无亏的被杀，是桓公杀的；齐军的失败，是桓公失败的；齐国四代的动乱，是桓公造成的。祸患都是自找的，只是借用了宋国的手罢了。《春秋》的法度，诛讨罪责的根源，我由此知道齐桓公的罪责重于宋襄公。

秋季八月丁亥日，安葬齐桓公。

冬季，邢人和狄人攻打卫国。

邢国、卫国，起初都是狄人的仇敌。齐桓公一并迁移并为他们筑城，是为了躲避狄人的祸患。现在桓公眼睛还没闭上，邢国就背叛中原而跟随狄人，并且与卫国结仇。邢国、卫国都遭受狄人的祸患，两国都迁移，那么互相援助抵抗狄人是可以的。现在却背叛自己的援助而跟随仇敌，又反过来攻打自己的援助，邢国作为邢国，是虞公一流的人，所以没过几年就被卫国灭亡，并不是不幸。解说的人怀疑狄人不应当称“人”，称“人”是为了褒扬他们，又没有什么可褒扬的道理，于是说攻打卫国是为了救援齐国。况且宋人夏季打败齐军，无亏已经死了，孝公已经即位，桓公已经安葬，今年冬季攻打卫国，与齐国有什么关系？不通达事理竟到了这种地步吗？狄人称“人”，是为了行文方便罢了。如同襄公五年戚地的防战，记载吴人、鄫人，大概不能说吴、鄫人，所以十四年向地的防战，又只记载吴罢了。今天狄人与邢国攻打卫国，二十年狄人与齐国结盟，都称“人”。到二十一年狄人独自攻打卫国，就又只称狄罢了，与吴人称人的意义相同，都是为了行文方便，没有理由穿凿附会。

十九年春天，周王三月，宋人抓获滕子婴齐。

齐桓公图谋霸业，先灭掉谭国，谭子逃奔莒国。圣人在齐国记载“师”以赞许他，而谭子不称名，就好像没有罪过。现在宋襄公图谋霸业，却先抓获滕子婴齐，圣人在宋国记载“人”以责备他专断，对滕子称名以表明他有罪。没有罪过而被灭的，圣人赞许；有罪过而被抓的，圣人责备。这样，《春秋》的法度就不可理解了。那么圣人的意思如何辨别呢？大概在庄公的时代，天下没有兴起霸业的根基，桓公开创它。当时楚国入侵蔡国，看待中原如同无人，桓公起来灭掉谭国，是为了向楚国示威。开创霸业，如果不假借权力，允许他示威，就无法威慑诸侯，所以圣人记载“师”以赞许他。然而谭子不称名，是没有罪过。虽然没有罪过，还是赞许他灭掉谭国以树立威望。现在宋襄公继承齐国的霸业，大概有了基础，如果还能安定小国，协调诸侯，那么霸业就能复兴。却抓获小国的国君以施展他的暴虐，怎么算是霸业呢？所以记载“人”以罪责他不是霸道的讨伐，滕子称名以表明即使有罪，也不应当被抓获。圣人运用法度，各自适合其宜。像这样看来，那么《春秋》难道可以用常例来寻求吗？

夏季六月，宋公、曹人、邾人在曹南结盟。

君子有行善的心，圣人不阻止。鼓励他前进，不保证他过去。过去行善，因为他的善而表彰他；过去作恶，就因他的恶而诛讨他，没有私心。齐桓公有图谋霸业的心，宋襄公也有图谋霸业的心，都想行善，圣人为什么阻止他们？所以北杏的会盟，诸侯都称“人”，只有齐国称爵位；曹南的盟会，两国都称“人”，只有宋国称公。他之所以开启

译通往善的道路是相同的，但日后的功过，圣人又怎能保证呢？然而如果不从一开始就给予肯定，就无法在最终追究其责任，只需观察他如何回应圣人的期望即可。对桓公从一开始就给予肯定，最终成就了九次会盟诸侯的功业；对宋公从一开始就给予肯定，最终却成为天下的耻辱。圣人也就根据其功过进行惩罚或奖赏，以此向天下后世表明劝善惩恶的道理。如果不这样，今天的盟会，圣人不予肯定，那么日后的罪过，又怎能施加贬斥呢？所以，给予肯定正是为了追究责任。

译鄫子在邾地参加防宋的盟会，己酉日，邾国人拘捕了鄫子，将他作为牺牲祭祀。

邾国人拘捕鄫子，解说者对此有疑问，一种认为是邾国擅自将他作为牺牲，另一种认为是宋国将他作为牺牲。如果认为是邾国擅自将他作为牺牲，那么后来就没有宋国讨伐邾国的事；如果认为是宋国将他作为牺牲，那么上文就没有宋国人命令邾国人的记载。然而鄫子在防地盟会，实际上是来防备宋国，不是防备邾国，就像单伯防备讨伐宋国之类一样，那么鄫国后来在防地盟会，是得罪了宋国，不是得罪了邾国。鄫国与邾国没有怨恨，邾国怎么能杀害他？假如鄫国将要防备宋国，邾国拘捕他并将他作为牺牲，那么宋国必定会因此对邾国愤怒，难道就会置之不理吗？那么将鄫子作为牺牲的，是宋公的意思。然而史书不记载宋国命令邾国，是因为宋公以意旨告知邾国，而在将鄫子作为牺牲的时候，宋公不在场，所以用邾国人将鄫子作为牺牲来记载。从地理位置考察，鄫国即现在的沂州，邾国在兖州的西边，宋国即现在的应天府，曹国和南顿介于邾国和宋国之间。从宋国到曹国，从曹国到邾国，从邾国然后才到鄫国，那么鄫国来防地盟会，道路必定经过邾国。邾国和宋国既然在曹南结盟，那么邾子向东返回邾国，宋公向南返回宋国，宋公没有理由再回到邾国，那么必定是告知邾国人拘捕鄫子的意思。邾子等待鄫子到来，列举他后来在防地盟会的罪责，拘捕他并将他作为牺牲，那么将鄫子作为牺牲虽然借用了邾国人的手，实际上是宋公的意思。如果不是宋公的意思，邾子敢这样做吗？假如不是宋公的意思而邾国擅自将鄫子作为牺牲，那么宋国必定会仗义讨伐邾国，怎么能没有讨伐邾国的事呢？那么将鄫子作为牺牲的是宋公，这是确凿无疑的。然而圣人不记载宋国命令邾国，大概是因为顺着这种隐情，宋国的罪恶就自然显露出来了。宋公固然知道将人作为牺牲是天下最大的无道，只是无道罢了。如果亲自去做，那么天下必定会有人议论他，于是他将罪恶转移给邾国，使得看起来像是邾国人自己将鄫子作为牺牲，那么罪责就不在宋国了。圣人根据事实记载，以显露这种隐情。如果解说者于是将罪责转移给邾国，这是迎合宋公的奸诈，而中了他转移罪恶的计谋，这难道是《春秋》的笔法吗？至于不伤害已经受伤的人，不俘虏头发花白的人，不攻击没有摆好阵势的敌人，这些都是天下的奸诈阴谋，想要借此来钓取仁义的名声。如果只看表面而不考察内心，就错怪罪人了。

秋天，宋国人包围曹国。

齐国在防地防备宋国，而宋国背叛，齐国曾经讨伐它；宋国在曹南结盟，而曹国背叛，宋国也包围它。然而齐国讨伐宋国而宋国屈服，于是共同在鄄地防备；宋国包围曹国而曹国不屈服，最终共同在鹿上结盟，为什么呢？宋国讨伐曹国的原因，是不合道义的。先前在曹南结盟，同盟的只有邾国和曹国。邾国人回国后将鄫子作为牺牲，这是天下最大的无道，而宋国不过问；曹国稍微不顺从，就派军队包围它的营垒，曹国怎么能屈服呢？邾国将鄫子作为牺牲而宋国不责备，必定是宋国命令邾国这样做的。自己做了无道的事，却将罪恶转移给同盟，曹国如果顺从它，那么也将把罪恶转移给曹国了。曹国的背叛，是有原因的！即使筑室反耕，有所不屈服，包围又怎么能迫使它屈服呢？曹国最终不服从，是理所当然的。

卫国人讨伐邢国。

这是报复邢国讨伐卫国。

冬天，在防地盟会。陈国人、蔡国人、楚国人、郑国人在齐国结盟。

唉！齐国的防地盟会，对桓公的侮辱太大了！桓公用四十年的时间谋求称霸中原，而在召陵使楚国臣服，难道不艰难吗？现在桓公下葬，坟土还没干，而诸侯就召来楚国人在他身边结盟。诸侯是这样，而孝公不是桓公的儿子吗？父亲驱逐楚国以消除中原的祸患，儿子却与楚国结盟以成为天下的祸害，人的贤与不贤，父子之间竟然有天壤之别吗？我知道桓公在九泉之下的灵魂，大概不胜其愤慨。从庄公的时代，楚国虽然暴虐横行，大概未曾到达齐国。讨伐蔡国、讨伐郑国，只到达蔡国、郑国而已；荆国人来聘问，在徐国娄林战败，只到达鲁国、徐国就停止了。齐国距离楚国有几千里。齐国逼近东海，楚国濒临南海，现在楚国直接在齐国结盟，那么从齐国向南几千里都是楚国的势力了。唉，可悲啊！观察这件事，然后才知道齐桓公的霸业，确实对天下有功。孔子认为他“匡正天下”，而赞叹他的仁德，不是夸大其词。现在桓公去世不久，就已经折服而顺从楚国，君子在这里不能不思念古人。然而这次盟会，如果不是诸侯召来楚国，那么楚国未必会到这里。而做这件事的，是陈、蔡、郑的罪过。这三个国家靠近楚国，所以召来楚国。那陈、郑两国，也曾蒙受桓公的庇护吗？怎么忍心遗留给桓公这样的侮辱呢！楚国在中原横行，实际上是从齐国的盟会开始的。后来陈、蔡首先被灭，郑国没有一年不受楚国的兵祸，这不是不幸。圣人在这里一举笔，而人没有区分华夏和夷狄的辨别，大概是因为愤恨他们成为祸首，而且遗留给齐桓公侮辱。这些都是诸侯，解说者认为他们是地位低微的人，对盟会有什么益处呢？郑国排在楚国下面，是推尊楚国而压低郑国。中原的衰微，竟然到了这种地步！

梁国灭亡。

《尚书》说：“自己创造伟大的命运。”又说：“自己造孽，无法逃避。”那么人的祸福，没有不是自己寻求的。现在梁国灭亡，必定有灭亡它的人了，而圣人舍弃灭亡国家的罪责，而以自亡来记载，确实梁君是自己造孽。然而他所以自己造孽的原因，三传的记载不同。《左传》认为是喜好土木工程，何休认为是刑罚严酷，《谷梁传》认为是沉湎酒色。总之，这三者都是自己造孽，名称不同而罪责相同。唉！观察这件事，君子可以不自修吗？郑国抛弃它的军队，是自弃；齐国在遂地被歼灭，是自歼；梁国灭亡，是自亡。像这样，都不是旧史所能达到的，都是圣人根据事情考察情理来立文的。像日月的光明，根据物体投射影子，而没有不形象的，所以说

译不是圣人就不能加以修治。

译鲁僖公二十年春天，鲁国新建了南门。

“新”意味着旧有基础，“作”意味着改建。鲁国人建造长府，闵子骞说：“沿用旧制，怎么样？何必一定要改建？”孔子认为他说得恰当，所以改建并非圣人所愿。然而如果太室的房屋坏了，应当修缮却不修缮，等到它彻底毁坏，那就是有罪了。那么，“新”是应当修缮的，而“作”则不必是改建，讥讽的重点在于“作”字。如果直接记载“作南门”，就容易被误解为原本没有而新建，所以说“新作”。况且南门是法度之门，讥讽的是僭越礼制。僭越并非从僖公开始，是因为这次新建才显露出来。南门并非只有一扇门，库门对应天子的皋门；雉门对应天子的应门，这些都是天子的礼制。管仲修建屏风门，孔子讥讽他僭越了国君的礼制；新建南门，圣人讥讽鲁国僭越了天子的礼制。《诗经·大雅·绵》是周文王的诗，其中写道：“于是建立了皋门，皋门高大雄伟；于是建立了应门，应门庄严宏大。”文王身为西伯，不敢使用天子的礼制，皋门、应门都是诸侯的规制。天子的宫门，则加上库门、雉门。鲁国僭越天子的规制，那么现在所说的南门，其实就是库门和雉门。定公三年新建雉门，大概也是沿用旧制而加以修缮，因为这次新建而记载其僭越，以此来显示礼制的规范。

夏天，郜国的国君来朝见。

郜国灭亡已经很久了，隐公十年鲁国击败宋国军队，夺取了郜地和防地，那就是郜国的土地。桓公三年又从宋国夺取了郜国的大鼎，那么郜国是被宋国灭亡，其土地并入鲁国，而分得的器物也在鲁国了，哪里还有郜国的国君呢？现在来朝见，一定是鲁国另外分封他为附庸国。他的土地靠近单州，在鲁国和宋国之间。他的祖先大概是周文王的儿子所封，与鲁国同姓，那么宋国灭亡他而鲁国分封他是很确定的。《公羊传》认为他是失去土地的君主，春秋到现在已经八十三年了，失去土地的君主还活着吗？这种说法太疏漏了。

五月乙巳日，西宫发生火灾。

《礼记·祭义》记载：清晨，国君穿着皮弁素积的礼服，占卜三位宫中夫人、世妇中吉利的人，让她们进入蚕室养蚕，那么诸侯大概有三宫的规制。诸侯有三归，夫人住在中宫，左媵住在西宫，右媵住在东宫，那么西宫就是左媵的居所。《谷梁传》认为西宫是闵公的宗庙，太疏漏了。宗庙必定以谥号命名，如某宫、僖宫之类。如果是闵公的宗庙，怎么能叫西宫呢？大概是《谷梁传》没有考察三宫的规制。那么为什么记载这件事呢？是为了记录灾祸。

郑国人入侵滑国【左边注释：滑国人背叛郑国而臣服于卫国】

庄公十六年，在幽地结盟，滑伯参与其中，那么滑国大概是与郑国结盟的国家。此后滑国没有参与防地的盟会，大概滑国是晋国的盟国，为晋国服役罢了。齐桓公称霸时，诸侯不敢擅自攻伐。现在中原没有霸主，郑国欺凌小国而用军队入侵它，估计滑国一定靠近郑国，其土地在今河南缑氏。十三年后，秦国人入侵滑国，滑国最终被秦国灭亡。

秋天，齐国人和狄国人在邢国结盟。

起初，邢国遭受狄国祸患，齐桓公击退狄国并为邢国筑城。现在邢国无法支撑，屈服而顺从狄国，大概是迫不得已。而齐孝公是齐桓公的儿子，他庸懦本来不足以庇护邢国而制服狄国，姑且斩然自立，不关心邢国的喜怒哀乐是可以的。现在却屈从于邢国，而在邢国参与结盟，让邢国念及齐国曾经对他施加的威压，匕首可能在祭坛之间暗中发动，齐孝公就危险了！那么邢国的盟会对庇护邢国没有益处，而且让自己陷入不可测的危险，我为他感到恐惧。前天与楚国结盟，今天与狄国结盟，楚国和狄国都是齐国的世仇，却屈从于他们。屈从于诸侯还可以，屈从于狄国、楚国就是侍奉仇敌了。可惜啊！齐桓公贤明而后代不贤明竟到了这种地步，怎么办！

冬天，楚国人讨伐随国。

楚国自从在徐国战败之后，到现在五年了，虽然齐桓公已经去世，中原没有霸主，但楚国未曾对中原用兵，大概是想要通过盟会来招揽诸侯。之前的齐国盟会，诸侯并未统一，而宋襄公也有图谋霸业之心，于是楚成公知道诸侯不能诱骗而来，所以讨伐随国。随国虽然靠近楚国，但它是汉水以东的大国，不是江国、黄国那一类，一定倚仗其强大而不事奉楚国。楚国讨伐它，是为了惩罚不服从者，以威慑诸侯。所以第二年就在鹿上结盟，宋国、齐国实际上先于楚国，大概是不平。因此在秋天举行盂地的盟会，就拘捕宋公并讨伐宋国。看这些，那么讨伐随国的战役，针对的是诸侯而不是随国，只是借随国来恐吓诸侯罢了。

鲁僖公二十一年春天，狄国入侵卫国。

狄国入侵卫国，是为了邢国。十八年，邢国、狄国讨伐卫国。十九年，卫国人讨伐邢国。邢国大概弱于卫国，既然与卫国结怨，不借助外援，就无法抵挡。去年齐国人、狄国人在邢国结盟，是向齐国、狄国求援。齐国知道这不义而没有听从，而狄国确实与卫国是世仇，所以替邢国入侵卫国。邢国、卫国是同姓国家，不能以小侍奉大，反而互相成为仇敌，然而战争的起因确实始于邢国。如果邢国与卫国敌对，还说是兄弟交恶罢了。现在却引诱外敌入侵卫国，这是对外与盗贼亲近，对内与兄弟为仇，最终被卫国所灭，并非不幸。有的人知道指责卫国灭同姓，却不知道邢国是自取灭亡。

宋国人、齐国人、楚国人在鹿上结盟。

唉，宋襄公图谋霸业真是愚蠢啊！齐桓公兴起，协调诸侯，安定东方华夏近二十年，内外没有祸患，大小国家同心，然后才敢向楚国询问包茅的贡品，所以能一举使其屈服。现在宋襄公以孤立的宋国，外面没有蚍蜉蚁子般的援助，拘捕滕子，虐待鄫君，在曹国结怨，与鲁国结恨，诸侯无论大小都疏远他。

译只有齐孝公因为宋襄公接纳自己的缘故，不得已而跟随他。然而前年冬天，齐国大概也参加了楚国的盟会，怎能保证它对宋国没有二心呢？竟然在鹿上盟会时防备楚人，想用一只牺牲、一尺书信来使如虎狼般的楚国屈服，我由此知道宋襄公是大愚而不可改变，踏入死地却不害怕的人。天下人之所以依赖霸主，是因为他能对内安抚、对外抵御，所以诸侯依靠他而安定服从，强暴者有所畏惧忌惮而不敢侵犯。如今宋襄公与四方邻国结下仇怨，国内百姓尚且不顺从，何况诸侯呢？竟然在境内召集楚人来结盟。鹿上是宋国的土地，引老虎进入内室，妇女小孩都为之惊恐战栗，而襄公反而认为安全，难道愚蠢固执到这种地步吗？侥幸逃脱被吞食的命运，也算是幸运了，而秋天又去防备他，虎口怎么能屡次逃脱呢？他最终被俘也是理所应当的。

译夏季发生大旱。

举行求雨祭祀而得到降雨，史书就记载“雩”；举行求雨祭祀而没有得到降雨，史书就记载“旱”。《春秋》经文中记载“大旱”的只有两次，这是为了记录灾害的严重程度。记录灾害是为了表达对百姓的忧虑。

秋季，宋公、楚子、陈侯、蔡侯、郑伯、许男、曹伯在盂地会盟，（楚子）逮捕了宋公并攻打宋国。

宋襄公平庸无能，诸侯不与他结盟，他结怨招恨，四邻都厌恶他。盂地的会盟，大概就像把宋襄公放在堆积的柴草上面，而在下面点火，襄公自己不觉察危险，整理衣服登上柴堆，一点也不恐惧。唉，危险啊！宋国所依仗的，只有齐国对他有恩德而已。前几天鹿上的盟会，能够侥幸从虎口中逃脱，是因为齐国在的缘故。现在齐国畏惧楚国而没有到来，陈、蔡、郑、许都是楚国的党羽，而曹国又是宋国的仇敌。既然已经坐在柴草堆上，四邻一旦点火，我还怎么逃脱？被逮捕本来就没有疑问了。然而宋公虽然无道，毕竟是中原国家的君主；楚子虽然强大，不过是荆蛮而已。诸侯厌恶宋国，本来如此，但跟着去逮捕中原国家的君主，这可以吗？现在逮捕宋公的是楚子，但圣人用诸侯共同逮捕的文字来记载，实际上是诸侯逮捕了他而借用了楚国的力量。齐襄公没有礼义却追求大功，不修养德行却追求诸侯的服从，诗人讽刺他，说“不要耕种大片田地，杂草长得高高。”意思是说他不致力于耕耘自己的田地，却空想秋天的收获。现在宋襄公又比齐襄公差得远了，难道只是没有礼义而不修养德行吗？简直是愚蠢罢了。虽然如此，他把自己投入虎口，自身受辱国家危亡，也确实很严重了。君子怜悯他的愚蠢是可以的，还有什么可讥讽的呢？所以齐襄公受到讽刺，而宋襄公没有诗歌讽刺，大概是国人怜悯他的愚蠢吧。圣人在记载逮捕宋公时不写楚子，是为了谴责诸侯；记载“执”和“伐”，是为了加重其罪责。

冬季，鲁公攻打邾国。

邾国自从元年参加柽地的会盟以来，僖公厌恶它不依附自己而依附齐国，所以在偃地打败了邾国的军队。邾国实际上是鲁国的附庸，它的祖先仪父没有被周天子册封爵位，为鲁国服役。到了齐桓公称霸时，请求周天子册封邾国为子爵，所以邾国俨然以五等爵位自居，跟随霸主参加会盟，而不依附于鲁国。所以在柽地会盟归来，还没到国都，鲁公就打败了它的军队。那以后直到齐桓公去世，邾国不敢再跟随齐国参加会盟，是因为受到偃地战败的惩戒。桓公死后，宋国接纳了孝公，僖公救援齐国没有成功，大概与宋国结仇了。邾子于是首先跟随宋国，参加了曹南的盟会。宋国正图谋称霸，胁迫宋国来对抗鲁国。现在宋国被楚国攻打，无暇庇护邾国了，所以鲁公攻打邾国，责备它不依附于鲁国。这件事的起因非常明确，《左传》寻求解释而不得，于是编造了灭须句的事情，言辞烦冗而义理寡少，学者不采纳这种说法。

楚国人派宜申来进献防具。

盂地的会盟，鲁侯没有参加。楚国大概对鲁国有怨恨，随后逮捕宋公并攻打宋国，派宜申来进献防具，是为了威慑鲁国。古代诸侯向周王进献戎车防具，周王用来警戒四方。现在荆蛮仇视中原国家，反而用诸侯的防具来警戒诸侯，衰败混乱得很严重啊。所以圣人在楚国前面记载爵位，而这里记载“人”，是剥夺其强盛的资格。记载“防”而不记载“宋”，是不认可楚国防备宋国的行为。然而向鲁国进献防具，鲁国也恐惧了，所以十二月就参加了薄地的盟会。然而因恐惧而跟随，还是比无故跟随要好一些。

十有二月癸丑，鲁公与诸侯在薄地会盟，释放了宋公。

逮捕宋公的是楚子，《春秋》记载为诸侯共同逮捕；释放宋公的也是楚子，《春秋》记载为诸侯共同释放。虽然逮捕和释放，诸侯无不参与谋划，但实际受制于楚国。圣人不记载楚子逮捕和楚子释放，是为了显示诸侯不是楚人所能随意逮捕和释放的。记载诸侯，也是为了责备诸侯，厌恶他们跟随荆楚而逮捕中原国家的君主。那么逮捕是诸侯的罪过，释放是诸侯的功劳吗？回答说：“功劳在鲁国，不在诸侯；罪过在诸侯，不在鲁国。”鲁国为什么有功劳呢？大概楚国逮捕宋公，是为了求取诸侯的服从。前几天在盂地会盟，鲁国没有到来，鲁国没有到来，鲁国的道义就可见了。楚国虽然怨恨它，但实际上是要它到来，以此来招致诸侯，所以派宜申来进献防具以威慑我们。鲁国恐惧而后跟随它，如果鲁国不跟随楚国，未必会释放宋公。为什么呢？因为楚国有豺狼的本性，逮捕宋公而诸侯不服从，就会放纵其暴虐。现在宋公尚未释放而鲁国到来，所以楚国高兴而释放了他，那么释放宋公，根本在于鲁公前往会盟。虽然释放和逮捕，鲁公无法制约楚国，但实际是因为鲁公的到来而释放了他，所以说功劳在鲁国。前几天逮捕他而鲁公没有参与，今天释放他而鲁公在场。虽然鲁公前往会盟，不是为了释放宋公而前往，但宋公的释放，确实是因为鲁公的到来而释放的，那么鲁公对宋国有功劳了。凡是诸侯逮捕后又释放的，都记载为“归”，而宋公记载为“释”不记载“归”，大概“归”像是自己回来，主动权在我；“释”是别人释放他，主动权在别人。如果说诸侯不与会盟，那么宋公就不能被释放，这是为了加重楚国的罪恶，也是为了责备宋公，投入陷阱而不能自己脱身，等待别人然后才能脱身。

二十有二年春，鲁公攻打邾国夺取须句。

须句是邾国的邑地。《左传》认为须句是一个国家，说：“邾国灭掉了须句，鲁公攻打邾国夺取了它，归还了须句的国君。”如果是这样，那么这是鲁国的美事，《春秋》应当记载“邾国灭须句，须句子来投奔”，“鲁公攻打邾国，把须句子归还给须句”，像归还邾子益那样的文字，然后才显得显著。现在直接记载“鲁公攻打邾国，夺取须句”，像“莒人攻打某地，夺取牟娄”之类，怎么可以把须句当作一个国家呢？现在既然夺取了它，那就是灭掉了它，到了文公七年，怎么又能记载鲁公又攻打邾国夺取须句呢？

译由此可知，须句是邾国的城邑，现在夺取它来谴责邾国不服从，如果邾国服了，就又把须句归还给它，到了文公的时代，又攻打并夺取了它。鲁公因为邾国为宋国服役，胁迫宋国来对抗鲁国，所以前年攻打它，现在又攻打它来夺取它的城邑，必定是它已经服了。没有必要把城邑当作国家，自立异说，那样只会因为巧言善辩而陷入困境。

译夏天，宋公、卫侯、许男、滕子联合攻打郑国。

郑国人跟随楚国，是因为力量不足以支撑。宋国攻打郑国，是为了责备郑国跟随楚国，郑国因此变得衰弱。宋国刚刚从被囚禁的耻辱中解脱出来，宋国哪里强大呢？自己不能抵抗楚国，却甘愿接受被俘的羞辱，凭什么责备郑国因为衰弱而依附楚国呢？郑国人，难道也是喜欢屈辱而厌恶讲礼义的邦国吗？势力衰弱了，中原强大，就跟随中原；楚国强大，就跟随楚国。从前齐桓公称霸，中原有值得依靠的力量，所以郑国虽然多次遭受楚国的军事打击，也不背叛中原。现在郑国依靠宋国而不背叛，宋国能抵抗楚国并使郑国安定吗？不能。不能却要求郑国服从，我看宋襄公是不自量力。宋国应当自我守备国家，而不被楚国所攻打，郑国的背叛或服从，不是宋国应该过问的。

秋天八月丁未日，鲁国与邾国在升陉交战。

升陉，是鲁国的土地。邾国攻打我国。鲁公在两年之间两次攻打邾国，一次夺取了它的土地，也太残酷了，邾国必然会有报复鲁国的行动。然而邾国作为一个小邦，两次遭受鲁国的军事打击而不屈服，并且举兵进入鲁国境内，那么它的心里大概有不能平服的地方了。鲁国责备邾国的原因，是因为邾国作为自己的附庸却不朝见、不进贡，并且在外依附宋国；而鲁国，作为天子的臣子，又有什么一介使者如周朝、一尺丝帛进献到王室呢？而楚国，是周朝的叛国，鲁国实际上跟随了它，那么就不奇怪附庸不服从，并且在外与宋国勾结了。治理别人却治理不好，要反省自己的恭敬，一定是自己有不恭敬的地方，然后才会得到别人的不服从。僖公，是鲁国的贤君，也应当有对此的反思。那小小的邾国，哪里值得征服呢？治理好自己那些不恭敬的地方，邾国自然会来归服。现在邾国用偏师侵犯鲁国边境，而鲁国不免于战败，大概是我方理亏而敌方理直。内战不记载战败，记载交战就是战败了，大概是为了国内避讳。国内以避讳为贬斥，国内不记载国君也是为了国内避讳。不记载战败，不记载国君，其贬斥之意可知，所以说国内以避讳为贬斥。

冬天十有一月，己巳日初一，宋公与楚人在泓水交战，宋军大败。楚人攻打宋国，是为了报复宋国攻打郑国的军队。宋国不自量力，拿着尺八马鞭去激怒老虎，固然不能损伤老虎一根毛，却遭到它的噬咬，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他刚刚从衅鼓的残余中归来，不能责备自己、自我归咎，对内整顿国家，对外和睦四邻，修养德行、积蓄威势，等待时机而动，却用区区三个小国的军队去攻打郑国。郑国不可得，而楚国肆意施暴，一战奔逃，几乎导致国家灭亡，这是谁的过错呢？宋国自找的。战败只是顷刻之间的事，却还以不重伤、不擒获头发花白的老人、不攻击没有列好阵势的敌人，来博取义兵的名声，这我又嘲笑他非常愚蠢。用兵行动必须以义，作战必须以谋略，即使是商汤、周武王的军队，也不能免于此。以至仁伐不仁，以义伐不义，这是天下的义。至于临战，没有谋略是不能成功的。况且我以义自持，说不正当就不行动，可以；敌人也肯像我一样不行动来守正吗？他们用谋略而来，我用正道等待，这是坐着等待被捆绑。武王伐纣的军队，可以说是义了，而太公问答的书就是《六韬》，其中的阴谋奇计，变化如鬼神，而说武王的军队是不义的，可以吗？义与不义，在未战之前。平日做不义之事，临阵决战，却说“我一定义”，义难道在坐作进退之间吗？《易经》的《师》卦彖辞说：“师，众也；贞，正也。刚中而应，行险而顺，以此毒天下，而民从之，吉。”所谓中正而顺，就是义。以义行动，那么即使毒害天下而民众跟随，哪里顾得上重伤而擒获老人呢？牧野之战，以至于血流漂杵，这是武王的战争不如宋襄公的义，把襄公加在武王之上，后世会认可吗？他不自量力而招致楚军，力量大概不足以支撑，知道不免于战败了，没有借口，于是假借区区妇人之仁，来博取大义的名声，而公羊传竟然认为这是文王的战争。唉！现在有个人，平日做盗贼，等到他失败时，伸颈就戮，说“我是义士”，君子竟然认为他是比干一类的人吗？像公羊传这样的，可以说是与人而不斟酌其轻重了。文王也曾执拿滕君、使用鄫子、投入虎口、脱离累囚吗？我不责备他与宋襄公的过错，而私下愤恨他对待文王的轻薄。

二十有三年春天，齐侯攻打宋国，包围缗【都归罪于孝公】

唉！齐孝公此举，可以说是以怨报德了。孝公得以成为齐侯，是宋国的缘故。甗之战，宋襄公打败了齐军，杀了无亏，拒绝鲁国、击退狄人而接纳他，他的恩德很大了。宋国举行曹南之盟以求诸侯，齐国应该跟随而不跟随，反而在齐国防备楚子以转移他的诸侯。等到盂之防，宋襄公陷入不测，而齐国不救。后来与释放宋公的，是鲁国，齐国不在其中。现在宋国不幸被楚国打败，奔逃之余，国家几乎不成其为国家，而齐孝公利用他的危难而攻打他，并且包围他的城邑。唉！人的不近人情，竟然到了这个地步！蛇雀无知，尚且报德，人竟然如此吗？这是君子所不齿的，而圣人记载爵位，是为了使他感到羞愧。攻打国家而包围城邑，太过分了，记载攻打并记载包围，是加重他的罪责。只有新城之围有其缘故，不在此例。

夏天五月庚寅日，宋公兹父去世。

我曾经论及齐桓公的霸业，认为他修外而不修内，所以不免于懈怠。像宋襄公这样的人，可以说是内外都不修，以至于灭亡的人。

译罢了。人们只看见齐桓公凭着小小的诸侯身份而称霸天下，却不知道他之所以能称霸天下，是靠什么修养才达到这种境界的。宋襄公接受了齐桓公临终前的托付，拥立了齐孝公，于是认为称霸统一天下的大业一旦就在自己手中，所以讨伐齐国的军队还没有返回，就逮捕了滕国国君婴齐，这算什么名分呢？既然逮捕了滕国国君，就急忙在曹南会盟，认为诸侯没有敢不服从的。然而前来会盟的，只有两个小国。鄫国国君已经约定了日期，却又故意迟到，于是宋襄公发怒而杀了鄫国国君。既然做了不道义的事，曹国就背叛了他，于是宋襄公倾尽兵力包围曹国。滕国怨恨、鄫国灭亡、曹国背叛、邾国离去，那么宋国作为宋国，就孤立无援了。而陈国、蔡国又召来楚国人，在齐地会盟，那么东方的诸侯一举都跟随楚国了。于是宋襄公防范楚国人，在鹿上会盟，以求取诸侯的归附。诸侯难道可以向楚国求得吗？楚国得到了诸侯，肯把他们送给宋国吗？这是天下最荒谬的举动。秋天，又在盂地设防，诸侯都在那里。楚国怀疑诸侯认为天下有两个霸主，而不完全归附自己，所以就在设防的地方逮捕了宋襄公。在薄地设防时，宋襄公逃脱囚禁回国。他本该自我责备并修养自身，和睦邻邦、积蓄威势，树立德行以招抚诸侯，然后慢慢谋划大举行动。但他再次不自量力，讨伐郑国以触犯楚国的怒气，招致楚国军队，结果一败涂地，自身受伤、军队丧亡，郁郁而死。这难道是诸侯背叛他、楚国人憎恨他吗？他谋求称霸的方法，不是正道啊。对内不修养德行，对外不整顿政治，国人不服从，诸侯都怀有二心，却凭着像木偶一样的身躯，直接去防范不可预测的危险。他大概认为齐桓公的霸业已经传授给自己，诸侯没有敢违背他的。唉，真愚蠢啊！霸业难道可以凭空话接受吗？诸侯难道可以凭虚名召来吗？必须是我有所修养才能招致他们。齐桓公谋划治国三十年，霸业才开始成功。宋襄公想凭片刻时间称霸天下，如果不是愚蠢，不会如此粗疏且荒谬。宋襄公不值得责备，我痛心的是天下不幸再次遭受左衽（被夷狄统治）的祸患。唉，如果没有晋文公，天下将会怎样？我在这里又遗憾晋文公兴起得太晚。宋襄公不记载葬礼，是因为诸侯跟随楚国而不防备他，没有其他的含义。

译秋天，楚国攻打陈国。

陈穆公的为人，我不了解。前日齐国的盟会，楚国率领天下半数诸侯到达齐国，是陈国召引他们的。随后楚国侵犯中原各国，都是陈国开启了祸端。盂地盟会时，楚国拘捕了宋襄公，陈国确实参与了谋划，那么宋国的失败，都是陈国造成的。如今宋襄公已经死了，陈国却背叛楚国，我不知道背叛楚国将依靠谁呢？依靠齐国吗？那么齐孝公的平庸，与宋襄公有什么不同？起初认为宋襄公不足以依靠，而想另作打算，现在却想拥戴齐孝公来对抗楚国，这是舍弃木偶而去追随土偶，他遭受楚国的军事打击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

冬天十一个月，杞子去世。

鲁僖公二十四年春天，周王正月。

夏天，狄人攻打郑国。

秋天七月。

冬天，周天子出逃居住在郑国。

周天子出逃居住在郑国，是记载他出入的实际情形罢了。《春秋》三传穿凿附会地提出不同的论点，说：“天子没有‘出’（出逃）的说法。”况且出入是人的常情，难道天子唯独能入而不能出吗？又说：“王者没有内外之分，所以不说‘出’，‘出’意味着失去天下。”一视同仁，是王者的心怀，这就是所谓的没有内外之分，难道是说王者一出逃就立刻有了内外之分吗？一举步出宫，天下就不再是他的天下吗？《尚书》说：“王出郊，天乃雨，反风，禾则尽起。”成王一出郊，就有了内外之分吗？《康王之诰》说：“王出在应门之内，太保率诸侯入应门左。”康王一出，也立刻失去天下吗？《易经》说：“王用出征，以正邦也。”如果说有内外之分，那么天下有警报，王就不可以出征了。圣人记载“出居于郑”，是记载周天子出逃而天下没有勤王救驾的人，并不是说王不可以出逃而出逃了。穿凿附会地提出异说，使后学耳聋目盲，《曲礼》于是有了“天子不言出”的文字，这文字大概源于《春秋》三传，汉儒杂取《春秋》三传的说法来确立条文罢了，并不是在《春秋》三传之前先有这种说法，不可以用这个反过来证明《春秋》。学者不通过《易经》、《尚书》中圣人的言论去探求，却以汉儒的说法作为证据，这不是所谓通达的人。况且《春秋》记载天王在外的有三处：这一年天王出逃居住在郑国，昭公二十二年刘子、单子带着王猛居住在皇地，二十三年天王居住在狄泉。王猛、敬王不记载“出”，而唯独襄王记载“出”，这就是三传怀疑并穿凿附会提出“无出”论调的原因。大概景王去世，嫡庶未定，诸王子争位，王猛在皇地即位，未能进入成周；国人杀了王猛，将要立子朝，敬王在狄泉即位，也未能进入成周。这两位王，都是在当地即位，不是从宫内即位而出逃居住在外，实际上并非出逃，怎么能说“出”呢？如今襄王自僖公九年即位，到这时十六年了，叔带逼迫周王，周王出逃居住在郑国，确实是自宫内出逃，怎么能不记载“出”呢？这两处，文字各自适合其事，并不是故意记载“出”来贬低襄王、不记载“出”来抬高王猛、敬王。不考察事实来体察圣人的言论，妄自在异同之间，穿凿附会提出没有根据的论调，众儒被迷惑而不考察纠正，于是说圣人记载“出”是为了贬低襄王。唉！襄王的出逃，难道是不得已的吗？圣人还忍心贬低他吗？自古有兄弟之难的情况有两个：舜有象的祸患，周公有管叔、蔡叔的祸患。舜对于象则封赏他，周公对于管叔、蔡叔则诛杀他们，都是不得已。周公上无母亲的宠爱，下有宗庙社稷的危险，所以宁可诛杀他们以保全宗庙社稷。舜因为顽劣的父亲和愚昧的母亲所宠爱，诛杀他们则伤害孝心，所以封赏他们以安慰父母的灵魂。如今叔带，是惠王、陈妫所宠爱的。杀害父母所爱的人，那么与郑庄公有什么不同？所以宁可躲避他而出逃居住在郑国。文王、武王的神灵未泯，天下必有勤王救驾的人。如果不得已而退位给叔带，这也是文王、武王的子孙，我有什么遗憾呢？这是襄王的心意，对上保全孝道，对下保全悌道。孝悌，是王者最高的德行，还以此贬低襄王可以吗？贬低襄王，就是违背正道、危害教化，不可以作为训诫。然而开启众儒违背正道、危害教化论调的，是从三传“天子无出”的论调开始的，所以我援引《尚书》、《易经》中圣人的言论来纠正它。“无出”的论调不值得纠正，所不可不纠正的，是贬低襄王则危害教化，所以我乐于纠正它。

晋侯夷吾去世。

鲁僖公二十五年，春天周王正月丙午日，卫侯燬灭掉邢国。夏天四月癸酉日，卫侯燬去世。

卫侯燬灭掉邢国，解说者都认为这是因为灭掉同姓国家，我独自认为是后世传授的误差，大概下面有“卫侯燬卒”的文字，因类似而误传罢了。《春秋》记载灭掉同姓国家的情况有，但未曾称名。虞国灭掉下阳，楚国灭掉夔国，都是同姓，为什么不称名？楚子诱骗蔡侯并杀了他，这不是同姓，为什么反而称名？那么诸侯称名自有褒贬，并不是因为灭掉同姓。况且记载“灭”，其罪恶自然显著，而同姓非同姓，后世自然能分辨，不在称名之后才知道他灭掉同姓。这是传授的误差，而后世防范它。《曲礼》于是说：“诸侯失地名，灭同姓名。”我曾经考察小戴《礼记》多杂有汉儒的说法，不都是圣人的言论。如《中庸》、《表记》、《缁衣》、《大学》之类，多是汉儒的言论罢了。那书与六经并立，学者不敢议论，虽然知道它不对却无法纠正，是畏惧圣人。然而其中与六经抵触的，不辨明则危害正道。我岂敢大声辩论呢？姑且质询

译那些与《春秋》相违背的记载，是用来警示后学者不要因迷惑于这些言论而扰乱《春秋》的礼法界限。这些记载并非圣人亲自修订，而是由汉代儒者修订的，那么这些书就产生于《春秋》三传之后，大概有援引《春秋》三传来确立文辞的情况，我请求逐条列举如下。

《王制》说：“东夷、北狄、西戎、南蛮，即使强大也称‘子’。”他们看到吴、楚强大，《春秋》都称他们为‘子’，而北燕也在北狄之中，秦国本是西戎，为什么称他们为‘伯’？这是依附《春秋》来确立文辞却不相符的第一点。

《曲礼》说：“诸侯失去封地就称名。”他们看到谷伯绥来朝见、邓侯吾离来朝见，传文说他们是失去封地的君主；而郕伯来投奔、郜子来朝见，传文也说他们是失去封地的君主，为什么不称名？这是依附三传来确立文辞却不相符的第二点。

又说：“天子不说‘出’。”他们看到天王居住在狄泉不写‘出’，而天王出居在郑，为什么写‘出’？这是依附《春秋》来确立文辞却不相符的第三点。

又说：“诸侯活着时不称名。”他们看到蔡侯考父、郑伯寤生这类人，是死后才称名，而卫侯朔、郑伯突，为什么没死就称名呢？这是依附《春秋》却不相符的第四点。

又说：“诸侯没到约定日期相见叫‘遇’。”他们看到传文解释书写‘遇’的说法说‘遇’是指没有约定，而公在桃丘防备卫侯却没有相遇，也可以说是没到约定日期吗？又说：“在偏僻之地相见叫‘防’。”他们看到《春秋》中的‘防’没有固定地点，因此说是偏僻之地，而在齐国、宋国防备，也是偏僻之地吗？况且《春秋》中的防备和相遇，不是太平盛世的礼仪，不是《周礼》所说的因朝见而防备相遇的情况，只是诸侯不谨慎，不时外出以谋取私利罢了，怎么能把《春秋》中诸侯的防备和相遇作为法则呢？这是依附《春秋》来确立文辞却不相符的第五点。

其他不能详尽列举，暂且陈述其中一二，以显示戴氏的说法，不能用来证明《春秋》就是如此。现在卫国灭掉邢国，是文辞的错误，而《曲礼》也把它当作典范训诫，这又是更大的错误了。

况且卫国灭掉邢国确实过分了，但邢国的灭亡确实有自取的原因。况且邢国、卫国都有狄人的祸患，都受到齐桓公的恩德，被迁移并筑城安置。两国安定后，本应联合起来抵抗狄人，但邢国却背叛卫国跟随狄人，又胁迫狄人来攻打卫国。卫国抵抗狄人尚且担心支撑不住，邢国和狄人联合攻打卫国，卫国大概危险了。卫国本来无法制服狄人，所以灭掉邢国，是为了夺取狄人的援助，缓解国家的祸患。起初，邢国跟随狄人攻打卫国，这是虞国跟随晋国灭掉虢国的计策罢了。虢国灭亡后虞国也跟着灭亡，卫侯大概以虞国为鉴，说：“我不早点灭掉邢国，那么卫国就会被邢国和狄人灭掉，卫国灭亡后邢国也会跟着灭亡。所以宁愿先灭掉邢国以断绝狄人的图谋，从而使卫国得以保存。”虽然，计谋是好的，但灭国的罪过又该如何呢？圣人从十八年到现在，记载邢国、卫国的事非常详细，是为了表明邢国不应当依附狄人攻打卫国，卫国也不应当因此就灭掉它。两者都有罪过。如果说灭掉同姓国家就记载其名，那么就是《春秋》用法不推究实情，而仅仅以同姓作为轻重标准了。所以说：记载名以灭，是文辞的错误。

译宋国的荡伯姬来迎接儿媳。

诸侯嫁女给大夫，应以同姓的大夫为主持。现在由公主亲自主持，这是尊贵者屈就于卑贱者。娶妻必须亲自去迎接，而伯姬替儿子去迎接儿媳，这是上级役使下级。国君因为疼爱女儿而亲自主持，伯姬因为疼爱儿子而去迎接，爱与礼哪个更重要呢？用爱来破坏礼制，导致尊卑上下的名分混乱，这并不是真正的爱护。

宋国杀死了他的大夫。

史书称国名而杀，却不记载被杀者的名字，是因为杀无罪之人。宋国被楚国打败，这是宋襄公自找的，怎么能责怪他的臣子呢？现在襄公去世，成公即位，而晋文公即位才三年。晋文公谋求霸业，宋国将依附于晋国，于是把罪责归咎于臣下，以消除先君的耻辱，所以杀死了大夫。大夫有什么罪呢？所以史书记载为杀无罪之人。其余含义与庄公二十六年“曹杀其大夫”相同。

秋天，楚国人包围陈国，把顿子安置在顿国。

楚国接纳顿子，这是陈国的罪过。顿国受到陈国的逼迫，胁迫其国君出逃，使得楚国得以借口仗义来接纳他。诸侯之所以看重中原国家，是因为他们足以依靠仁义，秉持仁德、服从道义，那么外族就会有所畏惧忌惮而不敢侵犯暴虐。现在陈国不仁不义，欺凌顿子弱小并驱逐他，楚国人贪婪，反而假借仁义来接纳他，这是谁造成的呢？所以我认为陈国的罪责重于楚国。圣人在记载顿子时用了“纳”字，是赞许接纳他。赞许楚国是为了责备陈国，不记载“遂”这一事件罢了。包围陈国，是为了接纳顿子。

安葬卫文公。

冬季十二月癸亥日，鲁桓公在防地会见卫子、莒庆，在洮地结盟。

莒国自从获挐事件之后，未曾与鲁国往来，其怨恨可以说很深了。卫成公继位，毅然在丧服之中，在洮地设防以平息怨恨，他的用心大概有亲近小国、尊重大国的道义。《周礼》中有调人调和万民，合方氏消除怨恨厌恶，统一喜好，那么平息人与人之间的怨恨，也是圣人所赞许的。然而平息莒国的怨恨而莒子不到场，只让莒庆到防地，对平息怨恨有什么益处呢？大概平息怨恨的意图出自卫国，莒国大概怀疑鲁国不肯平息怨恨，所以只派大夫听命，那么洮地的结盟，怨恨并未平息。第二年向地的结盟，才真正平息了。

二十六年，春季周历正月己未日，鲁桓公在防地会见莒子、卫寗速，在向地结盟。洮地的结盟，卫成公在防地，而莒国只派大夫；向地的结盟，卫国只派大夫，而莒子在防地。为什么呢？我从中看到莒、卫两国君臣进退谨慎而有礼。起初，洮地的结盟是卫国的意图。卫国只想平息莒、鲁两国的怨恨而已，如果不亲自前往，怎么能取信于人呢？所以即使离开守丧的次位，也不得不亲自前往。莒国对鲁国，怨恨由来已久。现在一旦恢复与鲁国的往来，怎么揣测鲁国的心意呢？如果以身涉险试探鲁国，鲁国若有衷甲那样的变故，又怎能逃脱呢？所以先派大夫听命，来试探鲁国的情意。现在向地的结盟，是莒国的意图。莒国知道鲁国肯与自己平息怨恨吗？前日洮地的结盟，大概已经取信了。现在将与鲁国在防地结盟，而自己却不亲自前往，这不是平息怨恨的做法，所以莒子必须亲自前往。而卫国平息两国怨恨，两国既已顺从，那么这次结盟的信义就在莒、鲁两国了，卫侯何必参与呢？所以只派大夫参与歃血，以作为信义的保证。这两种情况，都符合情理且合乎礼制，所以圣人没有贬斥的言辞。卫成公在丧期，就称他为“子”，不剥夺他的孝道；莒子来到防地，就举出他的爵位，赞许他平息怨恨。对外虽然结盟的是大夫，对内不抹杀国君，不认为这是对抗。圣人赞许他们的意图，已经非常明白了。

齐国人侵犯我国西部边境，鲁桓公追击齐军到酅地，没有追上。

齐国对鲁国，本来就有怨恨。甗地之战，齐孝公将要入主齐国而鲁国救援无亏，虽然救援不力，但对孝公来说已有遗憾。然而齐国的防备，本来已经放松了。鲁国与齐国是甥舅之邦，既与齐国结盟，那么鲁国就不必担忧齐国的心意。孝公趁其不备而暗中出兵侵犯其西部边境，那么孝公为人，大概已经阴险了。所以史书用“人”字来显示其恶。齐国侵犯我国疆土，鲁国固然不能不问，然而桓公追击齐军，驱赶出境就可以了；否则整顿军队讨伐以问其罪，却因追击而到了酅地。酅，是齐国的附庸，纪季的城邑。军队到了酅地，酅地没有受到伤害吗？怨恨齐国却伤害酅地，酅地有什么对不起鲁国的呢？回答说：“没有追上齐军才返回。”那么侵犯不是正义之师，追击也不是正义之师，只是残害百姓罢了。

夏天，齐国人侵犯我国北部边境。

唉！齐孝公在此事上很不义。前日酅地的战役，齐国是首先动武的。首先动武侵犯鲁国，而怨恨鲁国报复，可以吗？况且酅地的战役，只是追击而已，起初并未报复齐国。现在又兴起对北部边境的讨伐，为什么呢？虽然如此，道义不是孝公所知道的。宋国有接纳他的恩情，孝公利用其危难而讨伐他，对鲁国有什么道义可言呢？然而不责备其道义，无法伸张王法，所以圣人列举此事并称之为“人”，也是知道孝公不足以称为人。

卫国人讨伐齐国。

这是鲁国的缘故，前日鲁、莒有怨恨，卫成公离开守丧的次位去平息它，多么有道义啊！现在齐、鲁有怨恨，卫国帮助鲁国而讨伐齐国，多么忿怒啊！前日是道义，而今日助长忿怒，两次结盟的功劳一旦抛弃，我由此知道忿怒败坏德行。圣人在洮地的结盟中称卫成公为“子”，而在讨伐齐国时称卫人为“人”，没有私心，只是根据功过进行升降罢了。

公子遂前往楚国请求出兵。

楚国自从齐地结盟后，陈、蔡两国召请他。后来盂地的防备、〇地的战争，欺凌虐待中原，实在是陈、蔡的罪过。然而兵交于宋，未曾波及齐国。现在鲁国怨恨齐国的侵伐，而向

译向楚国借兵，这是招引外族军队横行中原，他的罪过难道还值得宽恕吗？虽然齐国攻打我们，本来就不义，但凭借鲁国的兵力，秉持正义去报复它，何必担心不能取胜？却要向楚国借兵，而在遥远的蛮夷面前示弱，助长了他们轻视中原诸侯的心理，从而成为天下的祸患，这能说是明智的吗？即使战胜了齐国、夺取了谷地，对鲁国又有什么好处，反而实际上损害了中原各国。况且诸侯大国拥有三军，中等国家拥有二军，小国拥有一军，因为国土有广阔与狭小之分，所以军队有多有少，但也各自足以守卫自己的国家并抵御敌人、取得胜利。假使鲁侯平时加以训练，何必担心不能作战？一旦有警报，就向别人乞求援兵，那么僖公治理国家的情况就可以知道了。然而向四方邻国乞求援兵，毕竟还是中原国家，却进而向楚国乞求援兵，可以吗？《春秋》记载乞求援兵的情况有五次，都是因为不能治理好国家，而僖公的罪过尤其严重。

译秋天，楚国人灭掉了夔国，把夔子带回楚国。

夔国，是楚国的同姓国家。楚国欺凌它弱小而灭掉了它。凡是灭掉别国并把国君带回去的都记载名字，而夔子没有记载名字，是因为他没有罪过，这与谭子逃到莒国不记载名字的情况相同。楚国灭掉同姓的夔国而不记载名字，楚国人由此知道卫侯燬灭掉邢国是误写的文字，这是很清楚的。

冬天，楚国人攻打宋国，包围了缗地。

公子遂前往楚国请求出兵。夔国被楚国灭掉，宋国被楚国包围，而齐国的怨恨本来也没有报复。唉！一个举动的错误，给天下带来祸患，他的罪过难道能尽数惩罚吗？宋国自从襄公被楚国拘捕受辱，不久又在〇地战败，几乎到了灭亡的地步。成公即位，伤痛还没有痊愈，又有了缗地被围的祸事，四邻国家也可以因此动心了。然而诸侯只顺从楚国，坐着看宋国受苦却不施以援手。而僖公又投下毒计而闭目不管。唉！当初命令公子遂出使，哪里知道祸害会达到这种地步呢？因此知道兵祸不可开启，而中原国家不可示弱。以此垂戒后世，还有借兵回纥而向吐蕃求援的人。唉，祸害啊！那么夔国的灭亡、宋国的被围，我知道圣人责备鲁国是很重的。

鲁僖公率领楚国军队攻打齐国，夺取了谷地。鲁僖公从伐齐回来。

君子所依靠来安定国家的，在于内部，不向外寻求。在于内部，那么根本不动摇而外部没有忧患；不向外寻求，那么权力在自己手中而外部有所顾忌。现在鲁国将要报复齐国，而兵力不足以制服齐国，这是内部没有实力的表现。根本已经动摇，那么四邻国家就会窥视，知道鲁国内部空虚，没有什么可依靠的了。于是向楚国请求出兵，这是向外寻求。向外寻求，那么权力在别人手中。请求而得不到，那么楚国已经测知我们的空虚而招致防备和掠夺；请求而得到了，那么接受楚国的恩惠，任凭楚国想要怎样，就带着国家听命于楚国了。那么僖公对于鲁国，还怎么治理国家呢？现在用楚国军队攻打齐国而夺取谷地，这是接受楚国的恩赐而结下齐国的怨恨。楚国有要求偿还的心思，齐国有报复怨恨的志向，僖公攻打齐国而回来，难道能安心睡觉吗？幸好齐孝公去世，晋文公制服楚国，而鲁国免除了齐国的兵祸，没有楚国的责难，这是宗庙社稷的幸运。不然的话，正惶恐地担忧齐国，琐碎地侍奉楚国，没有一天稍微空闲。《春秋》记载“以”字的情况有三种：宋国用齐国军队攻打郑国，是用诸侯攻打诸侯；蔡国用吴国军队攻打楚国，是让同类互相残害。现在鲁国用楚国军队攻打齐国，不几乎等于引狼入室自取灭亡吗？用情理来比较，那么鲁国的罪过重于宋国、蔡国。都动用了军队，而开启战端招致祸患，他们的罪过难道能与宋国、蔡国相比吗？况且攻打而夺取城邑，不义而返回，还认为是功劳而报告到达、记录功勋。僖公大概不知道功劳在前面，而罪过在后面，可悲啊！

二十七年春天，杞子来朝见。

意义与桓公二年滕子来朝见相同。

夏天六月庚寅日，齐侯昭去世。

秋天八月乙未日，安葬齐孝公。

乙巳日，公子遂率领军队进入杞国。

杞国是个极小的国家，已经朝见却又攻打它，如果它不朝见，那么还怎么生存呢？鲁国害怕齐国而欺凌杞国，害怕的人我请求出兵一定要夺取它的城邑，弱小的人我用偏师直接攻入它的都城，鲁国作为鲁国的情形也可以看出来了。几年之间，内部不自我修治而结怨四邻，僖公自从公子友去世而任用公子遂，善恶就判然分明了。没有君子，果真能治理国家吗？

冬天，楚国人、陈侯、蔡侯、郑伯、许男包围宋国。

楚国欺凌虐待宋国，也已经太过分了。宋成公因为父亲的仇怨，道义上不向楚国屈服，也可以说是贤孝的儿子了！当时晋文公兴起霸业，大概已经四年，宋国也有可依靠的力量，而楚国虐待宋国不止。楚国是这样，而诸侯不知道变通，竟然到了这种地步！有晋国可以顺从而不顺应，反而依附楚国来残害中原国家，他们的罪过大概重于楚子。所以楚子称人而诸侯称爵，诸侯也应该感到羞愧吧！唉！楚国的暴虐到了这种极点。在盂地拘捕宋公，在〇地打败宋国，攻打陈国包围陈国而陈国屈服，包围缗地夺取谷地，又将要使齐国、宋国屈服。齐国、宋国屈服，那么天下就落入楚国了。现在包围宋国的军队不解散，宋国危险了！晋文公在这个时候不得不兴师讨伐。有人怀疑晋文公兴起霸业太急躁，大概是不迅速就来不及应对天下的祸患，而诸侯都归附楚国了。所以第二年打败楚国于城濮，难道只是宋国依赖他吗？天下都依赖他啊。

十二月甲戌日，鲁僖公会同诸侯，在宋国结盟。

宋国的盟会，僖公的真情暴露了。以前盂地的盟会拘捕宋公，僖公没有参与；薄地的盟会释放宋公，僖公参与了释放。僖公难道能制服楚国吗？正好因为僖公的到来，楚国正好释放了他。僖公在这里就认为是自己的功劳，说：“我不参与盟会那么宋公就不会被释放。”现在包围宋国的战役，僖公不在盟会，宋国的盟会而僖公参与了，这就可以看出僖公的真情了。认为我参与包围宋国，那么天下认为我顺从荆蛮而包围中原国家，既然不顺应了，那么害怕楚国的愤怒而转移兵力到鲁国，所以好像迟到而参与盟会，对内用来平息顺从楚国的诽谤，对外用来消除楚人的愤怒。他轻视与宋国的盟会，与戍卫、刺杀子买，都是这种谋略。唉！谋略虽然深远，哪里比得上勇于顺从晋国，而决意背离楚国，而始终做义人呢？安于不义，而图谋避免不义的名声，在当时是侥幸了，但怎么面对《春秋》呢？圣人在薄地及宋国的盟会，特别记载而不列举诸侯，是为了表白僖公的隐情。

二十八年，春天，晋侯侵犯曹国。晋侯攻打卫国。

晋文公的霸业功劳与齐桓公相同，而形势与齐桓公不同。齐桓公难于联合诸侯，

译这样容易制服楚国；晋文公难以制服楚国，却容易让诸侯尊奉他。大概齐桓公兴起时，天下已习惯周朝衰微的弊病，没有人懂得什么是霸业，所以桓公争取诸侯支持很困难，必须多次防备、多次盟誓，训示告诫，然后诸侯才服从。然而想要制服楚国，当时楚国正强盛，它的侵犯不过限于蔡国而已，所以诸侯一旦会合，只需一次问罪，楚国就屈服了。至于晋文公兴起时，诸侯都已习惯于跟随霸主，只是当时没有合适的人选，所以无所适从，晋文公起来号召他们，一挥动旗帜就都到了。然而楚国的强大，已不是齐桓公时代的情况了。齐桓公时代，楚国不出蔡、郑之地，如今却已逼近齐、鲁的郊外，鲁、曹、郑、卫、陈、蔡、许，从东方到南方都是楚国的势力范围了。晋文公将要起来收复这些诸侯，难道不艰难吗！所以齐桓公伐楚，到达召陵，那是楚国的土地；晋文公败楚，只到城濮，那是卫国的土地。从楚国到卫国，大概有一千里，把楚国击退到千里之外，从而收复鲁、宋、曹、卫、陈、郑、许、蔡这半天下的诸侯，所费的力气是怎样的呢？评论的人不明白，却胡乱挑剔晋文公，认为他不如齐桓公，这是不了解天下形势的书生之谈。齐桓公制服楚国，用了三十年的时间，所以会合诸侯以正问罪的名义，期望楚国屈服罢了；晋文公则是解除倒悬般的危急，在朝夕之间，所以致力于谋略，一定要战胜楚国才停止。这两者，又是形势不同所致。晋侯侵曹，晋侯伐卫，并不是为了曹、卫而设，那么曹、卫有什么不满于晋国的呢？伐曹、卫是为了调动楚国。所以先侵曹，侵曹而楚国不出战，于是又伐卫，那么侵曹、伐卫，不过是两件事罢了。假如侵曹时楚国出战，那么卫国就不必伐了。既然侵曹而楚国不出战，于是再次出兵伐卫，这确实是两件事，怎么可以连用“遂”字呢？再次书写“晋侯”，不是褒扬也不是贬斥，只是如实记录事情罢了。后来楚国果然救援卫国，那么晋国的计谋就成功了。只担心楚国顽固坚守而不战，来挫伤我们的锐气，于是又抓住曹伯以激怒楚国，那么楚国愤怒就没有不战的道理了。楚国出战，然后城濮的战功才成就，那么侵曹、伐卫，就是伐楚的步骤。学者观察天下的形势，探究晋文公的心意，然后用圣人的书法来参验，那么文公的举措谋画，就好像出自自己一样。至于《左传》《公羊传》《谷梁传》那些支离破碎的说法，我怎么能看得下去呢！

译公子买戍守卫国，没有完成戍守任务，僖公就杀了他。

鲁国背叛华夏盟约，罪责非常明显。僖公必定会粉饰掩盖，以便在晋、楚两大国之间立足，我私下嘲笑他这种做法徒劳而笨拙。薄地的防宋之盟，就是例证。如今晋文公兴起，其气势威灵，已经足以感动万物、唤醒世人。齐、宋这样的大国，嬴秦这样的强国，都屈服而顺从于他。而僖公凭借东鲁大国的地位，不知反省，平庸地役属于楚国。等到晋国侵犯曹国、讨伐卫国，军队开向南邻，僖公还要为楚国去讨伐卫国。事情陷入绝境、计谋紧迫，尚且不能决定自己的立场，却杀了公子买来向两国表忠心。他向晋国报告，必定说：“子买戍卫，已经杀了他。”向楚国报告，必定说：“子买没有完成戍守任务，已经杀了他。”他以为夷狄与华夏的强弱，大概还没有判定。楚国胜利就顺从楚国，晋国胜利就顺从晋国，杀一个子买来在夷夏之间从容周旋，以观察胜负。所以城濮之战，僖公没有参加，直到践土之盟后才去朝见周天子。唉！他没有和曹伯一起被俘献给宋国，算是幸运了。因此杀子买还足以欺骗楚国、迷惑晋国，然而鲁国却免于灾难。子买有什么罪呢？君主把臣下看作犬马，那么臣下就把君主看作路人。那些像公子遂之类的人不忠不义的心思，从此就开启了。那么杀子买，难道是所谓善于谋划国家的人吗？这是招致祸患的做法。

楚国人救援卫国

楚国之所以是楚国，是因为它强大而没有谋略。晋国讨伐卫国，是为了引诱楚国的军队，楚国军队果然来了，这是落入晋文公的既定计谋。卫国值得救援吗！晋国讨伐卫国，志向不在卫国。以卫国的小，晋军兵临城下，不像热水浇雪一样容易吗，而晋国保存它而不攻克，是等待楚国到来。然而齐桓公讨伐楚国，直接到达楚国土地，大概诸侯都顺从齐国了。如今诸侯已经顺从楚国了，越过曹、卫去讨伐楚国，就害怕两国在后面议论攻击，所以先讨伐曹、卫。然而讨伐曹、卫就攻克它们，那么接着轮到陈、郑；攻克陈、郑，那么接着轮到许、蔡；攻克许、蔡然后才到达楚国。假如楚国按兵不动，等晋国攻克六国后才到达楚国，那么晋军疲惫且耗尽，偏师就可以攻克它了。楚国的谋略达不到这一步，晋国正讨伐卫国，楚国就集结军队出来救援，这是落入它的计谋。况且晋国讨伐卫国久而不攻克，难道是势力不敌吗？是等待楚国罢了。如今楚国救援到来，攻克楚国那么诸侯都顺从晋国了，那些陈、郑、许、蔡哪里需要劳师动众呢！所以晋军没有到达楚国边境，在城濮攻克楚国，而诸侯自然归附，这是晋文公的庙堂谋略。所以说：“楚国救援卫国，是强大而没有谋略的。”城濮，是卫国的土地。

三月丙午，晋侯进入曹国，俘获曹伯，献给宋人。

晋侯讨伐卫国，以引诱楚国军队。楚国军队来了，担心它不扫荡边境而来，来了却不作战。于是进入曹国，俘获曹伯，献给宋人。宋、楚是深仇大敌，而曹、楚是亲附关系。俘获亲附的君主，献给仇人，楚国不是木头石头，能不愤怒吗？愤怒就会倾尽兵力而来，竭尽全力作战。晋国以仁义讨伐不仁不义，辞气正直而士气锐利，何必担心不能攻克？这就是成就城濮之功的原因。晋国以诸侯身份擅自俘获诸侯，大概是有罪的，但圣人记载他的爵位；不归还京师而献给宋人，是不应该的，但圣人不认为不对，大概是成全他战胜楚国的谋略，以拯救天下沉溺于苦难的人。

夏四月己巳，晋侯、齐师、宋师、秦师与楚人在城濮作战，楚军大败。

齐桓公、晋文公制服楚国，是一样的。然而桓公以柔顺制服，文公以刚强制服。我曾经考察他们不同的原因，是形势不同。桓公在楚国方兴未艾时制约它，天下诸侯本来没有顺从楚国，以天下诸侯压制它，所以不战而服。文公在楚国已经炽盛时制约它，诸侯都顺从楚国，只有齐、宋没有顺从。以齐、宋对抗天下诸侯，楚国怎么能屈服？所以不战胜它不行。楚国不能制服，诸侯就不能得到。所以楚军一败南逃，然后天下诸侯才脱离国土常有的祸患，恢复正常的饮食生活。莒、鲁、蔡、陈、卫、郑，才开始参加践土之盟。不然，不战胜它，怎么能从虎狼口中夺回诸侯呢？由此知道桓公、文公制服楚国，事迹不同而功绩一样。然而晋文公在五年之间，突起而攻击它，一战而称霸，可以称为一时的伟绩了。假如齐桓公兴起，五年就讨伐楚国，那么未必能胜。由此知道晋文公的功绩是艰难的。所以圣人在齐桓公兴起时，记载人、师，然后记载爵位；而在晋文公，则一开始就记载侯。侵曹、伐卫、执曹伯、败楚师，都举而记载爵位。而城濮之战，三国记载师，而晋国独称侯，对他的赞许到了极点。大概不这样，就无法彰显他一时的功绩，作为天下万世的劝勉。

楚国杀了他的大夫得臣

从前派遣屈完的，是成王；现在派遣得臣的，也是成王。屈完的盟约有剩余的功劳，而得臣的失败有剩余的罪过。然而圣人记载杀得臣以杀无罪，为什么呢？大概得臣之所以被派遣，不是屈完能比的。屈完奉命求和，得臣奉命作战。求和本来是人容易做的，作战本来是人难做的。求和没有胜负，而作战有胜负。作战而胜，那么得臣有功；作战而败，那么得臣有罪。成王必定要求胜利，得臣怎么保证必胜呢？必定要求胜利而以失败告终，这是得臣得罪的原因。然而战争本来是危险的道路，把人置于危险道路而必定要求他胜利，可以吗？

译这就是成王的罪过，并非得臣的罪过。所以史书用“杀无罪”来记载，圣人的用意大概在于认为侥幸取胜不如必然能得，不如求取盟约那样必定能得到。前日的盟约也是成王，今日的战斗也是成王，盟约与战斗贯穿了成王的始终，仁德与暴虐、贤良与不肖的区别大概已经判明了。

译卫侯出逃到楚国。

诸侯出逃没有不称名的，而卫成公出逃却独独不称名，是因为他无罪吗？卫国背叛中原依附楚国，子买戍守卫国，楚国人来救援，那么卫国与楚国的关系本来就很稳固了，怎么能说是无罪呢？然而楚军已经战败，卫国怎么敢对抗晋国？晋国宽恕他并安抚他是可以的，却逼迫他出逃，这是什么原因呢？那么怎么知道是晋国逼迫他出逃的呢？看践土之盟时，卫侯还没有回来，卫国的代表就参加了盟会，那么卫国的代表一定是晋国所拥立的，而成公出逃并非晋国逼迫他不出。晋文公凭借霸主的威势，胁迫小国的君主而擅自废立，所以圣人不称卫侯的名，以此来彰显晋文公的罪过。

五月癸丑，鲁公在践土与晋侯、齐侯、宋公、蔡侯、郑伯、卫子、莒子结盟。

践土之盟，与在温地的会盟，周天子都在场。周天子不居住在成周而出居在外，解说者对此表示怀疑。而在践土之盟，圣人只记载“鲁公在周天子所在的地方朝见”，而不记载周天子出居的原因，不像在温地的会盟那样记载“巡狩”，使得后世的人释然无疑。于是《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就有了周天子下劳晋侯的说法。况且最初并没有《三传》，后世怎么知道周天子下劳晋侯而在温地呢？所以学者应当在《三传》出现之前去探求《春秋》的本意，不可以盲目相信《三传》而不考证经文。况且经文在僖公二十四年记载“周天子出居在郑国”，此后从未记载他回到成周。践土就是郑国的土地，那么周天子大概已经在践土居住很久了，哪里还有下劳晋侯的说法呢？迷惑的人舍弃经文而信奉传文，认为《左传》有晋侯迎立周天子的事，就以为是真的。况且圣人作《春秋》以周王室为重，哪有晋侯迎立周天子的事却不记载的呢？然而此后终究没有记载周天子回到成周，难道襄王最终没有返回，像昭王那样吗？回答说：周天子的回归，是因为践土之盟。在此之前，郑国依附楚国，天下没有为周天子效力的人，楚国是在所不问的。现在晋侯在城濮战胜楚国，以对抗敌人的怒气，向周天子奏凯，会盟诸侯在郑国，让诸侯朝见，周天子因此得以回到成周。那么为什么不记载“归”呢？回答说：冬天记载河阳之狩，就知道周天子已经回来并出巡狩了。说在此之前晋侯迎立周天子的，只是推测罢了。况且当时郑国依附楚国，晋国尚未制服楚国，怎么能直接侵犯楚国边境而取回周天子呢？文公并非怠慢迎立周天子，而是先战胜楚国而后迎立周天子，那么讨伐楚国，就是迎立周天子的资本。那么践土之盟，功绩真是盛大啊！对外挫败强大的楚国，对内安定王室，一方面对抗敌人的怒气，一方面为周天子效力，这是一举两得。小人不喜欢成全别人的美德，采取《三传》中掇蜂的说法来挑剔我们的晋文公，君子是不甘心的。所以我考证经文来纠正它，不是偏私晋文公，只是阐明圣人的笔法罢了。

陈侯来到践土。

陈国自从二十三年遭受楚国的讨伐，二十五年遭受楚国的包围，于是屈服而顺从楚国。二十七年围宋的战役，陈国参与其中，那么陈国背叛盟约顺从逆贼，已经有五年了。现在晋侯战胜楚国而把陈国从依附楚国的困境中解救出来，陈国难道没有悔改之心吗？所以践土之盟，晋文公对外献上楚国的俘虏，对内安定王室，实在是盛大的举动，陈胡公怎么敢不跟随？所以欣然前来归附，愿意参加这次会盟。圣人根据他的实情而记载说：“陈侯来到践土”，喜悦他悔过知返，而洗清他背叛中原的罪过。这与郑伯请求结盟有所不同。所以郑伯请求结盟，“乞”是谦卑的言辞，郑伯请求结盟是害怕齐侯不信任自己。现在陈国记载“来到践土”，“如”是缓和而不迫切，来到践土就够了，不请求结盟。陈国和郑国前来是一样的，观察圣人的书法，那么善恶自然不同了。

鲁公在周天子所在的地方朝见。

诸侯在郑国朝见周天子，而记载说“朝见在周天子所在的地方”，为什么呢？不记载地名，是为了尊崇天子。四海都是王土，记载地名就好像不是王土了。所以概略地记载“王所”，那么四海之内都是王所。《诗经》说：“从天子所在的地方，王师所在的地方。”说的是王所在的地方而已，不以地名为障碍。那么在郑国居住为什么记载地名呢？大概是不记载地名，无法看出他出居在外。既然记载居住在郑国，那么王所就是郑国了。那么在王所朝见是正确的吗？回答说：“不必问是否正确，王所在的地方，诸侯朝见，是礼制所应当的。”然而两次记载“王所”的朝见，就看出诸侯不经常朝见。经常朝见在京师，出居时朝见在王所，是诸侯的职责。现在诸侯不经常朝见，因为他在郑国而朝见一次，就知道诸侯如果不是因为晋文公的会盟，未必会朝见。圣人记载这个，是为了显示诸侯的罪过，而彰显晋文公的功绩吗？

六月，卫侯从楚国回到卫国。

诸侯出逃不称名，而回来称名，出逃是善的而回来是恶的。出逃既然是善的，回来怎么能是恶的？回来有所废杀。有所废杀，那么经文为什么不记载？不必记载，意义自然显现。起初，成公出逃，晋国拥立叔武在卫国，践土之盟，所说的卫子就是叔武。现在卫侯回来，所说的卫子，怎么安置他呢？不杀就废黜了。卫子并非篡位，晋国确实拥立了他。所以凡是诸侯在会盟，超过一年就称子，因为还没有超过一年，不敢称君。现在践土之盟，叔武不在会盟，也以卫子记载。卫子大概是受晋国命令逼迫而摄理卫国政事，实际上不敢称君，等待卫侯回来。那么卫子也是所谓的贤者吗？卫侯记载“复归”，那么国家迎接他，不是外人接纳他。国家迎接他，是卫子的意思。卫侯进入而不明察，以为卫子篡位，所以杀了他。那么卫子，就像鲁隐公，

译而卫成就是卫桓公。他因谦让而招致悖逆，因贤能而获罪，这就是圣人在记载叔武时称他为“子”，以显示他的谦让与贤德；在记载卫侯时直呼其名，以显示他的悖逆与有罪。其中的义理已经非常显明了，哪里需要等到记载“杀卫子”之后才显现出他的恶行呢？这正是《春秋》笔法含蓄而意旨显明的地方。

译卫元咺出逃到晋国

元咺是卫成公弟弟卫叔武的门客。晋侯拥立卫叔武，元咺辅佐他。如今卫成公回国并杀死了卫叔武，所以元咺逃到晋国去申诉。国君有什么可申诉的呢？国君有过错就劝谏，劝谏而不听从就离开他，不离开就为他而死。卫叔武贤德，卫成公不该杀却杀了，劝谏是可以的；不可劝谏，为他而死是可以的。为卫叔武的灾难而死，尚且不失为像晋国的荀息那样，何况卫叔武的贤德不是奚齐能比的呢？元咺如果为卫叔武而死，其道义应当比荀息高出一等。如今却胁迫晋国来诉讼国君，即使诉讼赢了，那违背国君的罪行又该如何呢？最终卫成公再次回国，终于与子瑕一同死去，不是死于道义而是死于逆乱，元咺的愚蠢太严重了！

陈侯欵去世

召陵的盟会，许男新臣死在军中，史书不记载“师”；践土的盟会，陈侯欵死在盟会上，史书不记载“防”。解说的人都穿凿附会地提出虚妄的议论，认为威王、文王在践土盟会时安抚诸侯是不对的。许男回去死在许国，陈侯回去死在陈国，大概是因为召陵的地方靠近许国，而践土的地方靠近陈国，他们因病回国而死在自己的国家罢了。许男的去世，我已经说过了，而陈侯在践土，践土是郑国的土地，郑国就是现在的郑州，陈国就是陈州，陈、郑是邻国，他因病回国而死在自己的国家了，所以不记载“防”，没有什么可疑的。

秋天，杞伯姬来

这是私下前来

公子遂前往齐国

鲁国因为楚国军队攻打齐国，夺取了谷地，齐国的怨恨很深。幸好齐孝公去世，齐昭公篡位，而不报复鲁国，这是鲁国的幸运。如今既然共同参加了践土的盟会，旧的怨恨已经消除，但友好关系还不深厚。公子遂前往齐国，是为了修复与齐国的友好关系。友好关系虽然在齐国修复了，心里实际上还是畏惧晋国。

冬天，鲁公在温地会见晋侯、齐侯、宋公、蔡侯、郑伯、陈子、莒子、邾子、秦人。周天子在河阳狩猎。壬申日，鲁公在周天子所在的地方朝见。

温地的盟会，周天子已经回到成周，晋文公于是会合诸侯朝见他。然而不在京师朝见而在河阳朝见，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襄王在郑国，郑国实际上防备楚国，晋侯战胜楚国得到郑国，并从虞渊取得日光，前日践土的朝见就是如此。如今周天子复位，所以感激晋国的恩德很重，而晋国将要朝见他，于是襄王出来狩猎而接见他，以此来慰劳晋文公的到来。然而这合乎礼吗？回答说：“非常不合礼。”诸侯朝见天子，是礼的常规，而天子接受朝见，也是礼的常规。自从进入春秋时期，百年之间没有再修习朝见的礼节，晋侯朝见天子，大概是旷世的盛典。于是天子屈尊出来接见，而托辞说是狩猎。大概走下堂来会见诸侯，从夷王以下，从夷王到襄王又过了一百年，那么顺着这种趋势而至于出来接见，也是势所必然，没有什么奇怪的。解说的人怀疑这一点，于是说晋文公召见天子，让诸侯朝见。提出这种说法的人，大概不知道践土的盟会，襄王在郑国，认为天子出来慰劳晋侯。既然认为践土的朝见是襄王自己出来，就怀疑河阳的狩猎不容许再次出来，所以说晋侯召见天子。况且晋侯正以尊崇天子来向天下沽名钓誉，如今反而召见天子来买取抗命的罪名吗？必定不是这样。大概践土的战役，襄王先在那里，不是出来慰劳，那么出来慰劳晋侯的行动是在河阳，不是在践土。所以圣人在这里记载“狩”，而践土不记载“狩”，就知道践土的朝见天子已经在，河阳的朝见则是天子出来慰劳。文意非常明显，没有什么可疑的，何必要听从那些穿凿附会的说法呢？又曾经通过地理考察，知道河阳的狩猎不是晋文公召见天子。河阳，是现在的孟州，河阳与温都是孟州的属邑，它们相距很近，而河阳就是孟州的内邑。孟州距离王城只有七十里的距离，难道不举步前往王城吗？那么河阳的狩猎，是天子自己出来慰劳，这是确定的。不可以用七十里的距离诬陷晋文公以召见天子的罪名。然而孔子称晋文公诡诈而不正派，为什么呢？回答说：“不是指这件事。”召见天子，是天下的逆节，岂止是诡诈而不正派呢？假如晋文公召见天子，圣人将不屑于提及他，何止是讥讽他诡诈呢？所谓诡诈，就是谋略。比如侵犯曹国攻打卫国，拘捕曹伯，拘捕宋人，拘捕卫侯带回京师，都是诡诈而不正派的。所以圣人称他诡诈，至于尊崇天子的道义，岂容召见呢？召见而说尊崇他，罪过太大了，仅仅称之为诡诈可以吗？圣人的赞许不是这样轻率的。

晋国人拘捕卫侯带回京师

晋文公支持元咺的诉讼而拘捕卫侯，这是晋侯的私心；带回京师，这是天下的公义。以一国的私心而冒充公天下的名义，自己不能决断而把过失推给天子，这就是晋文公所谓的诡诈。卫侯杀死叔武，固然不该杀，而元咺诉讼国君，难道是该诉讼的吗？晋侯拘捕元咺而责备卫侯，那么两人都得到罪责。如今反而拘捕卫侯，放走元咺在卫国，这就是助长臣下而欺凌君主。卫侯既有罪，然而拘捕他不该拘捕的人，就不能算是霸主讨伐，所以在晋国记载为“人”。既然拘捕不该拘捕的人而带回京师，这是自己做了错事而推给天子，可以吗？《春秋》记载拘捕诸侯而带回京师的有两次：成公十五年晋侯拘捕曹伯带回京师，“归之于”是迁就的说法。晋国拘捕而不正，于是迁就于天子，假借天子的命令来释放他。大概自己拘捕而自己释放，那么失刑的过错更严重，所以假借天子。晋国倒是方便了，天子有什么过错而承受失刑的诽谤呢？这就是晋文公的诡诈

译的。

卫国的元咺从晋国重新回到卫国。

译晋文公拘禁卫成公，是因为卫成公杀死了晋文公所拥立的人；让元咺回国，是因为元咺忠于晋文公所拥立的人。况且卫成公与元咺之间，暂且不论谁是谁非，而晋文公所拥立的人是否应当被拥立，晋文公只要自我辩白一番，卫国的是非自然就能判明了。晋文公胁迫卫成公离开卫国，于是拥立叔武在卫国执政，叔武哪里是应当拥有卫国的人呢？等到卫成公回国，除去那些不顺从自己的人，也是人情必然的结果。元咺胁迫晋国来控告他的国君，是因为卫成公杀死了叔武的缘故。晋文公不责备自己拥立叔武的错误，反而责备卫成公杀死叔武的罪行，知道卫成公杀死叔武是不应当杀的，却不知道元咺控告他的国君是不应当控告的。自己投身于昏暗不明之中，情理不能反省，越是行动就越背离正道。推究其根本，当初如果不驱逐卫成公，就不必拥立叔武；不拥立叔武，就不必拘禁卫成公；不拘禁卫成公，就不必让元咺回国；不让元咺回国，卫国就不会再次发生动乱。那些驱逐卫成公、拥立叔武、拘禁卫成公的事情，既然已经发生就不必追究了，而元咺怎么可以让他回国，使卫国再次遭受祸患呢？让元咺回国，这是助长无视君主的恶行，而酿成卫国无穷的祸患，那么晋国作为晋国，难道也是一个无视君主的国家吗？像元咺这样的人，不必等到聪明圣智的人去考察他的恶行，路上的普通人都知道他是无视君主的。假使晋国诛杀他以号令天下，或者拘禁他来使他的国君甘心，天下人没有不称快的。现在反而助长他的暴虐而让他回到卫国，最终导致卫国动乱三年后才平定，这是晋文公造成的。

诸侯于是包围许国。

许国自从二十七年跟随楚国包围宋国以来，晋侯制服了楚国，释放了许国而不攻打它，许国是幸运的。而在践土和温地，两次会合诸侯朝见周王，而唯独许国不去朝见，它的罪过难道可以尽数惩罚吗？现在在温地，诸侯奉周王的命令包围它，责备许国不去朝见也不参加会盟。史书用“遂”字，是承接前事，没有贬义。

曹伯襄回到曹国，于是会合诸侯包围许国。

春天，晋侯拘禁曹伯并在宋国拘押他，不是为了治理曹国，而是借他来激怒楚国。等到打败楚军，晋侯就怀疑释放曹伯了。这期间诸侯两次会盟两次朝见周王，实在是天下盛大的举动，曹国不是不想参加，而晋侯不释放他，让他参加会盟，大概也是过分了。从春天到冬天，曹伯被拘禁在宋国然后才被释放，曹伯心中有所不满。不满什么呢？不满自己不能参加朝见周王的行列。所以刚回到曹国，听说诸侯包围许国，询问许国不朝见的罪过，于是整顿军队参加包围。曹伯的意思，大概是认为虽然不能参加朝见周王，但能参与执行天讨，足以消除自己的不满。解说的人认为这是晋侯役使曹国，是不对的。小小的许国，诸侯包围它，何必担心它不服从？何必依赖曹国呢？于是会合诸侯包围许国，是曹国自己愿意的，不是晋侯让他愿意的。史书称曹伯的名字，是纠正他背叛华夏的罪过。

二十九年春天，介葛卢来。

介葛卢来，是来朝见。为什么不记载“朝”？是不承认他朝见。介，是夷狄的附庸，不同于邾、萧。所以邾、萧没有受命，称字而不称名，而介葛卢称名；邾、萧来就记载“朝”，而介不记载“朝”，这就是《春秋》辨别内外的方式。这与白狄来是一样的。鲁公不在而介来朝见，为什么呢？突然来朝见，谁能揣测他的实情？然而鲁公不在，介不是不知道的，趁着空虚而来，有所窥探了。所以第二年侵犯萧国，是有原因的！

鲁公从包围许国回来。

鲁公在温地会盟，在周王所在的地方朝见，现在他回来，却说是从包围许国回来，为什么呢？是记载实际情况。如果说从温地会盟回来，就好像没有功劳；如果说从京师回来，实际上并没有到，所以说是从包围许国回来。后事小，就用前事来致祭，在这里就不通顺了。包围许国难道比温地会盟、朝见周王更大吗？惯例不可用，是很明显的。

夏天六月，在翟泉与王人、晋人、宋人、齐人、陈人、蔡人、秦人结盟。

洮地的盟会，齐桓公与王人结盟而没有贬义，大概是因为诸侯与王人结盟是平等的。翟泉的盟会，晋文公与王人结盟，都贬称为“人”，以大夫的身份与王臣对抗，这是把自己与天王等同，所以都贬称为“人”。这是《春秋》轻重之义，很明显了。然而晋文公前两次会合诸侯，两次朝见周王，他的功劳很大。功劳大必然骄傲，是中人的常情。现在以大夫的身份与王人结盟，无益于尊崇周王，而有抗上之罪。况且翟泉是周地，以大夫的身份在周王旁边与王臣结盟，其傲慢可想而知。适宜诸侯从此有背叛的，晋国不能使他们归顺，而且自己不能尊崇周王，怎么能责备别人尊崇自己呢？

秋天，下大雨和冰雹。

天地的大规律，只是阴阳而已；天下的大趋势，只是治乱而已。天地的变化，霜雹雨雪、日食星陨、水旱瘟疫，都不脱离阴阳；而君主的政治，德刑礼乐、视听言动、仁虐善恶，都关系到治乱。在下作恶则在上感应，政治清明则阴阳和谐，政治混乱则阴阳不和。和谐与不和的感应，看君主的行为如何罢了。大雨冰雹，是阴胜阳。虽然天地的感应不能立刻测知，但寻求其同类而推演，那么君不像君而臣逼迫君，德不修而刑胜德，刚不立而柔侵刚，夫不制而妇抗夫，都是阴胜阳的同类。春秋时代，这类事情实在繁多，不能一一考证。经书记载大雨冰雹的有三处，都是彰显阴胜阳的惩罚。如果寻求其感应，那我就不知道了。

冬天，介葛卢来。

介葛卢春天曾经来朝见，因为鲁公不在而没有见到。鲁公在这个冬天又回来了，礼节虽然丰厚，但情意可疑。介本是东夷，

译一年之内，鲁国军队两次进入鲁国边境，能担保他们没有暗中窥探伺机而动吗？第二年鲁国侵犯萧国，未必不是因为这个缘故。

译三十年春季，周历正月。

夏季，狄人侵犯齐国。

在齐威公的时代，狄人曾经讨伐过晋国，齐威公因为晋国没有屈服于自己，所以看着狄人而不加以讨伐。如今晋文公称霸，狄人侵犯齐国，晋文公也坐视不管而不加过问，这可以说是报应相当了。然而齐国不讨伐狄人，是因为怨恨晋国不听从自己；现在齐国实际上已经臣服于晋国，晋国有什么理由不为齐国征讨狄人呢？这也显示出晋文公年老而松懈了。他战胜楚国，两次朝见周天子，到了翟泉的盟会，就已经不亲自参与了。连与周天子的臣子结盟都怠慢不去执行，何况是对狄人呢？晋文公刚毅果敢，超过齐威公，可惜他年老而精力有所不及，怎么办啊！

秋季，卫国杀了它的大夫元咺以及公子瑕。

晋国拘捕卫成公押回京师，卫国没有国君已经两年了。卫国的权柄专断在元咺手中。现在卫侯将要回国，必定要杀掉元咺然后才能进入国都，这本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公子瑕是什么人，也一同被杀了呢？我推测元咺控告国君而夺取了国家，国人并不愿意，所以拥立公子瑕来顺应国人的心意，实际上元咺专断卫国罢了。公子瑕是贤人呢？还是愚人呢？是壮年呢？还是年幼呢？我无法知道。但他实际上没有志在君临卫国，所以圣人不以国君的身份记载他，也不去掉他的族氏，就知道他无意于卫国，只是元咺强迫他罢了。所以在元咺之上加上公子瑕，那么公子瑕本来无罪，而元咺是卫国的逆臣。不能用讨伐贼臣的措辞来记载，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元咺的被杀，不是国人共同诛杀他，而是出于成公将要回国的心意。这就是成公出于私恨杀他，怎么能算是为国家讨伐贼臣呢？这与晋国杀里克的义理相同。那么卫成公还没有回国，怎么知道是出于成公的心意呢？回答说：正因为他还没有回国而将要回国，所以知道是成公的心意。如果成公到了之后与国人共同杀他，那就是讨伐贼臣了。成公还没到就与元咺结仇，必定要得到元咺然后才能回国，所以卫国人杀了他来迎合他的心意。这是圣人诛除恶人的义理，求学的人不能仅从表面迹象去探求。

卫侯郑回到卫国。

《春秋》记载拘捕诸侯押回京师的有两次：晋文公拘捕卫成公，以及成公十五年晋厉公拘捕曹成公。然而曹成公回国不称名，而卫成公回国称名；曹成公记载为“归自京师”，而卫成公记载为“归于卫”。这种差异的原因，不可不考察。曹成公回国，没有罪过，所以不称名；卫成公回国，有恶行，所以称名。曹成公回国，是周天子释放他，所以记载为“归自京师”；卫成公回国，是晋国释放他，所以记载为“归于卫”。卫成公有什么罪过呢？从楚国回来就杀了叔武，从京师回来就杀了公子瑕。兄弟是天伦关系，如果不是周公那种不得已的情况，有所不必诛杀，那么叔武、子瑕有什么罪该杀呢？叔武摄政，是因为晋国；子瑕被立，是因为元咺，卫国本来就不能抗拒晋国，杀了元咺就足够了。那叔武摄政是为了等待国君回来，公子瑕被元咺逼迫而不是自愿，都是贤德的兄弟。贤德的人嫉妒而杀他们，何况是兄弟呢？这就是他有恶行而不免于圣人诛责的原因，怎么能不明了地加以区别呢？然而晋侯在这件事上，也不容许没有罪过。起初拘捕他，本来就不是他的罪过，却把恶名转嫁到京师。既然押回京师，那么释放还是不释放，听从周天子的命令就可以了。现在却是晋国请求后让他回国，而且起初拘捕无罪，那么过错归于周天子；现在释放无辜，那么恩德归于自己。京师难道是晋侯分担谤议的地方，而周天子难道是晋侯摆弄的木偶吗？这种罪过是不容宽恕的。所以圣人记载“归于卫”，那么命令不系于周天子，而权柄也不归于晋国，使得好像卫侯自己回国一样。这又是寄托在言语之外的意图，不能仅从文字表面去探求。

晋国人、秦国人围攻郑国。

晋国人围攻郑国，解说者都认为是报复私怨。考察《春秋》经文，没有私怨的嫌隙。求学的人是学《春秋》呢？还是学别的呢？学别的，所以应该听从私怨的说法；如果学《春秋》，应当相信经文，怎么能在经文之外穿凿附会出不同的议论呢！况且在践土、温地的盟会上郑伯都在；到了翟泉的盟会，郑国就没有到。晋国人围攻郑国，是责备郑国没有参加翟泉的盟会。晋国人何不责备郑国，而责备自己，说：“大夫可以盟会周天子的臣子吗？自己可以敌视周天子吗？”难怪郑国不到。自己对抗周天子而不加过问，别人不依附自己就围攻他，这是轻于责备自己而重于责备别人。所以晋、秦都称“人”，是诛责他们不该围攻郑国。解说者只看到记载称“人”，就听从《左传》的诬妄，认为重耳路过郑国，郑国没有以礼相待。事情的有无不能决断相信，何况过了五年共同参加了两次盟会，到现在才开始责备旧怨呢？这种说法很迂腐不近情理，考察翟泉的盟会却远求重耳路过郑国的记载，不相信经文而沉溺于传文，真是迷惑了。

介国人侵犯萧国。

萧国，是附庸国，以附庸国侵犯附庸国，本来不足挂齿，但或许因此引发大国的兵祸，也不可不小心。隐公五年，邾国人、郑国人讨伐宋国。宋国，是鲁国的盟国，而邾国，是鲁国的附庸国，所以七年鲁国为宋国讨伐邾国。然而鲁国最终因此背叛宋国，那么附庸国虽然微小，也由此引发大国的兵祸，怨恨是有的。萧国依附于宋国，而介国依附于鲁国，他们像蜗牛角上的争斗，有什么值得数的呢！而宋国、鲁国不因此结怨，是侥幸的。何况介国只是鄙野的小邑，却侵犯中原国家，这是鲁国应当责备而不责备，难道是接受了一年两次朝见的礼节而认为是恩惠吗？我看到礼节不足而罪过有余。

冬季，周天子派宰周公来聘问。公子遂前往京师，于是前往晋国。

从春秋时期到此时，周天子

译派遣王臣出使鲁国的共有六次，然而从未有过以三公身份下聘的。如今襄王因为晋文公两次会合诸侯而朝见自己，大概已经承受不住这份荣耀了，于是便以三公的身份前来聘问。周公的到来，并非专门为了聘问鲁国，而是从晋、齐以下各国都依次聘问罢了。唉！周王室的不振，也是天子自降身份从而招致侮辱吗？虽然厚往薄来是为了安抚诸侯，但君王的刚正品德，是不可以自我挫伤的。前次河阳的狩猎，本可以不称为狩猎。诸侯到来时，距离王城还有七十里，就应命令候人引导他们，告诫阉尹按时报告，命令司徒准备役徒，司寇查究奸邪，等到他们到达，就庄严地南面而坐临视他们，那么诸侯就会敬畏地知道王室不可轻慢，尊王之心就更不敢懈怠了。却屈尊万乘之尊而出见他们，难怪诸侯产生轻侮之心，而将自己与王平起平坐了。所以翟泉之盟，竟然用大夫的身份来对抗王臣，是有原因的啊！那么鲁国用公子遂回报宰周公的聘问，并非始于公子遂，而是始于翟泉之盟的防备了。然而公子遂前往京师，接着又前往晋国，这就是鲁国用对待邻国的礼节来对待周王室。鲁国大概认为宰周公的到来，是鲁国的大荣耀，但探究其原因，则根本在于晋侯让我朝见天子而带来这份荣耀，所以既然已经聘问了周，就不能不前往晋国以报答其私恩。这就是聘问的勤谨出于周，而慰劳问候的恩惠归于晋。唉！诸侯从此只知有盟主，不知有王室了。然而从隐公到庄公，天王聘问鲁国的有五次，最终没有一次派遣使者前往周王室，那么今天公子遂的出行，已经是非同寻常的礼节了，还责备他接着前往晋国什么呢？推究圣人的本意，必定首先谴责隐公、桓公、庄公坐着接受天王的聘问而不回报，其次谴责僖公用大夫的身份回报上公的聘问，用对待晋国的礼节对待周王室。对内谴责鲁国而不赦免，那么对外诸侯都受到《春秋》法则的制裁而无话可说了。

译鲁僖公三十一年春天，鲁国收回了济水西岸的田地。

周王室衰微，诸侯的礼法不严，封疆守卫不稳固，田邑的夺取与丧失，彼此交替，后世大概有不知道其来源的人了。孟子说：“鲁国方圆百里，齐国方圆百里。”子产说：“列国方圆一同。”春秋时期的国家，哪里还有百里、一同的制度呢？都扩大了好几倍了。如果不是侵夺，怎么能达到这种地步呢？《诗经》说：“拥有奄、蒙之地，于是开垦大东；保有凫、绎之地，于是开垦徐地。”这都是后世开拓扩大封疆，不再是伯禽受封时的疆界了。如今济水西岸的田地，不知道它本来是鲁国的田地呢？还是侵吞小国而得到的呢？然而进入春秋时期无法考证其实情，而淮河、济水、泰山都是鲁国的疆界，那么济水西岸大概是鲁国的田地。庄公三十年，鲁君与齐侯在鲁济相遇。济水发源于齐、鲁之间，所以有齐济，有鲁济。现在说济西，就是济水以西的田地罢了。然而《春秋》起初没有记载失去济西田地的原因，现在记载“取”，所以解说的人认为是夺取曹国的田地。况且国内夺取国外田地，必定要关联国家，比如“取邾田自漷水”就是这样；不关联国家，那就是夺取小国或附庸，比如取邿、取根牟就是这样。国内夺取田地没有不关联国家的，只有成公二年取汶阳田和这次取济西田不关联国家。不关联国家，那么本来就是鲁国的田地了。宣公元年，齐人取济西田，取的是这块田地。到了宣公十年，就记载“齐人归还我济西田”，记载“归还我”，就知道济西本来是鲁国的田地确凿无疑了。解说的人又说：“田地虽然是曹国的田地，但是是从晋国夺取的，不能关联晋国，也不能关联曹国，所以直接记载取济西田。”如果这样，就应当像“取郜大鼎于宋”那样，记载“取曹济西田于晋”，然后才明显。现在记载取济西田，怎么知道它是曹国的田地呢？怀疑圣人作经不像这样晦涩，使得后世没有《左传》《公羊传》《谷梁传》，那么济西之地怎么考证它本来是曹国的田地呢？所以应当以经文为准，三传的说法不值得相信。那么这块田地是从哪里夺取的呢？回答说：“从晋国夺取的。晋国因为公子遂的到来而归还了侵夺的疆界。”晋国什么时候侵夺的呢？推测《春秋》没有记载，应当在隐公之前了。诗人歌颂他恢复周公的疆域，说的就是这个。不然的话，僖公在位三十三年，不曾有恢复侵夺疆界的事情，那么所说的恢复周公的疆域在哪里呢？如果不是济西的田地，我要问它在哪里。

公子遂出使晋国

前几天公子遂因为出使周王室的缘故，接着出使晋国，那么侍奉晋国就不专一，而接着得到了归还的侵夺疆界。于是又让公子遂出使晋国，表示谦逊不敏。然而公子遂出使周王室接着出使晋国，那么侍奉周王室难道也是专一吗？况且宰周公的聘问，在公子遂出使周王室之前；而济田的归还，在出使晋国之后。那么周王室的恩惠深厚，对于晋国的聘问虽然是虚名，对于教化却重要；田地虽然是实利，对于德行却是虚的。鲁国不把报聘当作不谦逊，却把拜谢田地当作不专一，不再次出使周王室却再次出使晋国，僖公在轻重厚薄之间，也确实偏颇了。然而在当时的情况看来，那么晋国强盛而周王室衰弱，聘问是虚的而田地是实的，所以宁愿厚待晋国而薄待周王室，重视田地而忽视聘问。厚待晋国薄待周王室，重视田地忽视聘问，是春秋时期的常态。

夏天四月，四次占卜郊祀都不吉

鲁国从春秋时期到现在将近百年，历经四位国君，不曾说过郊祀的，大概知道这是僭越而不敢举行吧。解说的人认为符合礼制所以不记载，难道百年间没有一次失礼的，到了僖公才失礼吗？不是这样的。僖公大概自认为是鲁国的贤君，在典礼之外自作聪明，而举行郊祀。大概郊祀的制度，从惠公向周王室请求，有了制度而未曾敢使用，而僖公首先举行。所以《鲁颂》说：“周公的孙子，庄公的儿子，龙旗承接祭祀，六辔整齐。”诗人特意说周公的孙子、庄公的儿子，那么在此之前未曾举行过这个礼仪。诗人歌颂他的美德，《春秋》讥讽他的僭越，这是情感与道义不能两全的情况。郊祀有固定的月份，月份有固定的日期，是不需要占卜的。所以说：“占卜郊祀，不符合礼制。”“礼制不占卜常规祭祀。”《周礼》太祝：“春天衅钟，祭祀先占卜。”是占卜牺牲和日期罢了，没有占卜郊祀的礼仪。占卜用来决断疑惑，常规祭祀没有疑惑，有什么可占卜的呢？大概僖公也知道郊祀是僭越而害怕得罪上天，所以占卜。占卜不吉，本来就是应该的。《春秋》记载占卜郊祀的有四次，没有一次吉的，上天难道容许僭越吗！然而占卜不超过三次，《易经》说：“再三就是亵渎，亵渎就不告知。”而鲁国占卜郊祀有四次、五次的，亵渎神灵太严重了。然而四次、五次占卜后就不郊祀，还算是知道自我反省而敬畏上天，而僖公不听从，却仍然举行三望，这是冒犯天威而必定要僭越，可以吗？大概鲁国郊祀的僭越，不敢与周王室相同，所以依次占卜子、丑、寅三个正朔之后才郊祀。既然不敢与周王室相同，那么不郊祀就可以了。知道是僭越了，迁避时间而侥幸吉利，不亵渎天地吗？那么记载礼制所说的“占卜郊祀在祖庙接受命令，在禘宫制作牺牲”的，鲁国的僭越，又不是三代的常规典制。左氏所说的“启蛰时郊祀”，孟献子所说的“郊祀祈求农事”，都不是周朝的典制，是鲁人迁避时间的礼仪罢了。那么郊祀的时间以什么为正呢？周朝开始郊祀，在冬至之日，这是郊祀时间最正确的。所以说：“郊祀的祭祀，迎接长日的到来。”那么就是夏历十一月冬至之日。郑氏遵循

译左氏的说法，把迎接白昼变长的时候当作白昼变长的时候，把建寅之月当作白昼变长的时候，这难道不是太疏漏了吗？不知道左氏的说法，是鲁国的制度，不是周朝的制度，怎么可以把冬至当作建寅之月呢？这本来与《春秋》没有损害，我姑且纠正它。

译于是免除牺牲。

牺牲是一样的，有的说免除牺牲，有的说免除牛，为什么呢？没有作为牺牲时称为牛，已经占卜确定作为牺牲时称为牲。牺牲备齐而占卜郊祀，占卜不吉，就免除牺牲。免除牺牲就不进行郊祀了。

如同举行三望之祭。

关于三望的说法，各位儒者议论纷纷，没有统一的定论。有人认为《周礼》说“天子祭祀四望”，四望是指五岳、四镇、四渎。鲁国所望祭的，既然已经祭祀了济水、泰山，鲁国使用天子的礼仪，兼祭三望。如果这样，就应当说“如同四望”，现在说“三望”，那就是举其外而遗漏其内了。有人认为三望是泰山、淮河、东海，那么东海不在鲁国境内。从前楚昭王生病，占卜说：“河神作祟。”昭王说：“三代规定的祭祀，祭祀不超越所望祭的山川。长江、汉水、睢水、漳水，是楚国所望祭的。黄河不是我获罪的对象。”那么望祭，就是望祭其境内山川。五岳中的泰山，四渎中的淮河、济水，都在鲁国，这就是所谓的三望。泰山在兖州，不必考证。济水发源于王屋山，在砥柱分流，经过齐、鲁之间流入大海；淮河在信阳，汇合泗水，经过鲁国南部流入大海。那么三望是泰山、济水、淮河，这是确定的。既然三望是鲁国的常规祭祀，为什么记载？因为不举行郊祀，却如同举行三望之祭，所以记载。《虞书》说：“向上帝报告，向六宗献祭，望祭山川。”那么是因为郊祀而望祭山川。《周书》说：“柴望，大告武成。”那么是焚烧柴草祭祀上天，因而望祭。这是王者郊祀天地的礼仪，大概天地神祇不可偏享。现在鲁国起初打算举行郊祀，等到占卜不吉，就姑且祭祀地祇。虽然祭祀不超越鲁国所望祭的山川，这也是僭越祭祀地祇的礼仪，不是无事而常规举行三望之祭。所以圣人记载说“犹”，是顺从其意愿。他们大概自以为如同举行三望之祭比不举行三望之祭好，那么“犹”的含义，是如同比停止好，不是说可以停止的辞令。学者应当深思。

秋季七月。

冬季杞伯姬来求取媳妇。

五年，杞伯姬来朝见她的儿子，现在又来求取媳妇。杞国也有君主吗？为什么朝聘、婚姻都出于妇人？杞侯的儿子应当结婚，有媒人在，哪有婆婆自己求取媳妇的礼仪？前几天扰乱朝聘的法度，今天专断婚姻的命定，伯姬也太强悍了！杞侯失去丈夫的刚强而不能制约，僖公以兄弟之心而不拒绝，两者都受到讥讽。

狄人包围卫国，十二月卫国迁都到帝丘。

齐侯修筑楚丘城墙以迁移卫国，到现在大概三十年了。卫国虽然迁移但狄人的祸患未止，齐桓公未死，大概已经侵犯卫国，僖公十三年的战役就是。十八年联合邢人讨伐卫国，二十一年侵犯卫国，狄人对卫国的祸患也严重了。现在又整顿军队包围卫国，卫国不得已迁都到帝丘以躲避。然而卫国有狄人的祸患，齐桓公修筑城墙而迁移他们；现在卫国躲避其锋芒而自己迁移，晋文公坐视而不救助，文德衰微了，大概也是年老而谋划不到这里吗？第二年就去世，哪有空问狄人的事呢！

三十二年春季周王正月。

夏季四月己丑，郑伯姬防去世【文公】。

卫人侵犯狄人，秋季卫人与狄人结盟。

与狄人结盟，所谓降低身份以防患。然而既然用军队威慑他们，他们有所畏惧而与他们结盟，还足以收敛其噬咬的锋芒，而结好其安靖疆场的友好。大概狄人的性情，轻视他们就越发前进，追击他们就奔逃，我们既用军队逼近他们，必然恐惧而求和，然后允许他们求和，这是控制他们的策略。狄人的横行严重了，进入卫国讨伐邢国，侵犯晋国侵犯齐国，邢国卫国都迁移以躲避，齐国晋国也忍而不伐，我不知道他们有什么值得畏惧，而诸侯大的怯懦，小的迁移，不敢用一支箭伤害他们、一寸刀刃触及他们，为什么呢？现在卫国已经迁移，狄人大概怀疑他们畏惧自己。卫国出其不意用军队侵犯他们，狄人果然恐惧而求盟，于是就在当地与他们结盟，所以卫国没有狄人的祸患十多年，是侵犯的威严和结盟的力量。大概也是卫国遭受狄人的祸患很久，到这里才开始得到策略吗？为什么在此之前不敢讨伐，而到这里才第一次侵犯他们呢？后来晋人打败他们、晋军消灭他们，都视今天的侵犯为军事开端，而占卜知道狄人的勇怯，那么侵犯狄人结盟狄人，不能说没有谋略。记载“人”，是将领地位低军队少。两次举出“卫人侵”，是一件事；“盟”，是一件事。不能说“卫人侵狄及狄盟”，自己不成文理，如果分开来说，则好像内部细微者及狄盟。

冬季十二月己卯，晋侯重耳去世。

齐桓公、晋文公的霸业，功绩丑恶德行相同。然而桓公之后，子孙不振，平庸守国而已，没有再复兴霸业的人。而文公之后，厉公、悼公、平公、定公，都能继承文公的事业，以宗主诸侯，与强大的楚国角立，虽然不足以使楚国臣服，但中原依赖他们，不至于覆亡，那么也对衰世不是没有益处。我曾经寻求其所以如此的原因。桓公致力于以柔克刚，而用威严辅助；文公致力于以刚克刚，而用德行辅助。这就是所谓强弱的不同，而兴衰的不同。商周拥有天下，其世数、历年之久，不大相过。而商之后，屡次失败而屡次兴起，少康、盘庚、高宗，都在衰乱之中奋起，卓然为一时的贤王；而周之后，委靡不振，在衰乱之间兴起的，只有宣王一人。而宣王的为人，刚毅果敢，大概不是成康一类，大概不这样，也不足以兴起。我因此知道

译齐桓公、晋文公的子孙兴衰之所以不同，这与商朝和周朝的气势是一样的。商朝崇尚质朴，而周朝崇尚文饰。质朴接近刚强，文饰接近柔弱。柔弱可以强大却不能长久，所以周朝的后代，性情平易温和，很少能崛起；刚强可以立身却难免受挫，所以商朝的后代，严厉奋发，屡次兴起又屡次跌倒，这也是祖宗所崇尚的东西导致的结果。现在桓公、文公所崇尚的，固然不能与商周相比，然而观察他们子孙的兴衰，实际上很相似。

桓公的兴起，常常不做刚烈果断的事情。对内联合诸侯，只致力于使他们内心顺服，而不施加暴力。宋国、郑国不服从，只是侵犯讨伐他们，延缓他们归附的时间。戎狄成为祸患，忍耐而不征讨，迁移邢国、卫国、杞国，只是避开他们，不与他们争锋。诸侯已经联合，将近二十多年，不敢侵犯楚国。等到召陵的军队，率领天下诸侯面对楚国，有什么担心不能战胜的呢？一问就屈服，整顿军队而撤退，不战而退。他为人宽缓柔和，不追求刚强果断，所以他的子孙都优游自在、温和平易。四位公子都不能自立，生死废立，都取决于他人。景公在位将近六十年，没有大的过错，仅仅足以安定国家罢了。权力专断于田氏而不能夺取，晏子有言论而不能被采纳，没有什么可奇怪的！这是桓公留下的谋略造成的。

至于文公的兴起，则不是这样。在外流亡求生，十九年。一旦得到晋国，就任用贤能，治理军队，使国家富裕。不到五年就图谋大举，侵犯曹国、讨伐卫国，以触犯楚国的锋芒。拘捕曹伯、俘获宋人，以激怒楚国，只怕楚国不出兵，出兵而不战。一战打败楚军，杀死得臣，把天下诸侯从左衽之地解救出来，恢复衣冠而与他们结盟，朝见襄王并让他回到成周，再次朝见京师，那么襄王有所不敢承受，反而在河阳慰劳晋侯。他的气势威灵，震动天下，这是桓公不能做且不敢做的。

文公在亡命之余勃然兴起，五年就成就了霸业。楚国的强大，是桓公不敢战的，文公战胜了它；叔带的叛乱，是桓公不敢杀的，文公诛杀了他。这些都是凭借刚毅果断，勇于必为，来完成大谋略，成就大功业。所以他的子孙依靠这个来统领诸侯，悼公、平公都足以抵抗楚国并挫败其锋芒，天下依赖他们，诸侯尊崇他们，主持中原盟会，将近两百年，与春秋时代始终相伴，这是文公的规模基业，没有留下委靡保身的计策给后代。

由此看来，那么桓公、文公子孙兴衰的原因，大概已经分明了。后来的君主想要立世久远，子孙有所维持，不成为齐国那样的衰败，不成为晋国那样的刚暴，世代有兴王而没有弊端，只有以威严辅助德行，以柔弱辅助刚强，以仁义为根本，以兵戈为手段，那么即使与天地同样长久也是可以的。

译鲁僖公三十三年，春季，周历二月，秦国军队侵入滑国。

滑国北边与晋国相邻，南边与郑国相邻。晋国正处强盛，滑国必定依附于晋国。秦穆公讨伐郑国，不得不借道经过滑国。滑国是晋国的盟国，晋国能不感到遗憾吗？所以夏季发生了殽山的战役。

齐侯派遣国归父来鲁国聘问。

鲁僖公二十八年，公子遂出使齐国，是为了平息旧怨并建立新的友好关系。如今国归父前来，大概是报答公子遂的聘问吧？公子遂出使齐国，到现在不过四年而已，何必报答呢？大概是因为此前晋文公称霸，诸侯都侍奉晋国，没有二心。如今晋文公去世，诸侯不知该听从谁，所以缔结交好以修复边境的友好关系。圣人没有忽略而记载此事，是赞许他们讲究信用、和睦相处的善举吧？

夏季四月辛巳日，晋国人以及姜戎在殽山打败了秦国军队。

孔子在《尚书·秦誓》的序文中，记载了秦穆公讨伐郑国，晋襄公率领军队在殽山击败他们的事。讨伐郑国这件事，《春秋》没有记载，是因为秦国没有向鲁国告捷。而《春秋》记载了秦人侵入滑国，滑国与郑国相邻，是因为讨伐郑国而侵入滑国。滑国是晋国的盟国，晋襄公于是率领军队在殽山击败秦国军队。用《尚书序》来考证，则是晋襄公、秦穆公；而《春秋》的文字，则是晋人、秦师。《尚书序》记录事实，《春秋》运用笔法。两本书都出自圣人之手，而文字差异如此之大。由此可知《春秋》书写“人”、书写“师”，用法有标准准则，不可不深入探究其含义。国君将帅不称“帅师”，这是常例。然而国君将帅却称“人”，国君将帅却称“师”，这是为什么呢？这是《春秋》的变例，是轻重之法。大概称“人”的罪责重于称“师”，而称“师”的意义又已经得罪于称爵位者了。如今晋襄公被贬爵位而称“人”，秦穆公被贬爵位而称“师”，都有罪过，但轻重就区分开了。秦穆公起初谋划讨伐郑国，不可得，于是移兵攻打滑国，滑国有什么对不起秦穆公的呢？只是倚仗人多而扼制小国罢了。所以圣人书写“师”，彰显其人多势众。晋襄公在晋文公的丧期，穿着黑色丧服从事军事行动，在险要之地伏击敌人，趁其不备而在殽山击败他们。殽山，是秦国的土地，秦国本来未曾侵犯晋国，晋国因为滑国与自己结盟而秦国虐待它，所以冒着丧期而出兵。况且滑国正遭受兵祸，晋国派偏师去救援它就足够了。不能救援滑国的危难，反而在险要处扼制秦国，况且滑国自是滑国，晋国自是晋国，滑国虽然已经与晋国结盟，但秦国实际上是父亲（晋文公）的同盟，父亲与同盟相比谁更尊贵，同盟与盟国相比谁更重要呢？偏袒自己的盟国而击败父亲的同盟，何况是在守丧期间兴起战事呢！所以圣人特意称晋国为“人”，加重对晋国的责备。

癸巳日，安葬晋文公。

狄人侵犯齐国。

狄人侵犯齐国屡次发生，而齐国不讨伐，难道不是轻视它小而不予治理吗？敌人没有小的，不可轻视，轻视它小，必定会助长寇盗的气焰。

鲁僖公讨伐邾国，夺取訾娄。秋季，公子遂率领军队讨伐邾国。

僖公在位三十三年，其间打败邾国军队三次，亲自讨伐邾国、夺取邾国城邑两次，又派公子遂率领军队讨伐它。我不知道邾国有什么怨恨于僖公，虐待它如此残酷！推究其根源，邾国大概是鲁国的附庸，自从接受周王册命，就位列五等爵位，不屈服于鲁国。僖公二年柽地的防地，邾国跟随齐桓公结盟，僖公发怒而在偃地打败它。此后邾国不敢跟随霸主结盟，到宋襄公兴起时，邾国人又依附他，参与曹南的防地结盟，所以僖公有之前的讨伐。如今僖公在即将去世之年，威势不足以震慑他们，邾国必定会叛离，所以僖公讨伐并夺取了它的訾娄。《春秋》记载国内讨伐夺取的有七次，而夺取邾国田地、夺取邾国城邑的有五次。鲁国大概认为邾国是自己的附庸，夺取邾国的田地也就是自己的田地，夺取邾国的城邑也就是自己的城邑。唉！邾国确实受封于周王室，鲁国怎能专断处置它？鲁国如果要使邾国臣服于自己，那么就有仁德来安抚它、有义理来折服它，武力怎能制服邾国呢！晋国用八百辆战车帮助邾国安置防菑而没有成功，安置是因为义理不能取胜。即使公子遂扫荡鲁国全部军队去扼制它，邾国只有被灭国的命运，但使其心服是不可得的。僖公何不自我责备邾国所以不服的原因，而在内修德，那么邾国怎敢抗拒命令呢？不自我责备而用武力服人，僖公不要说邾国小，我见义理不可胁迫猪狗，何况是人呢？何况是附庸的君主呢！

晋国人在箕地打败狄人。

狄人自从讨伐邢国之后，到现在将近四十年了。诸侯无论大小，都遭受其毒害，而不敢用一支箭去攻击它。前年卫国不忍其暴虐而侵犯它，狄人屈服而请求结盟。如今又侵犯齐国、讨伐晋国，像封豕长蛇一样，乘虚而动，不扫荡其巢穴，大概不会停止。侵犯齐国而齐国不能讨伐，侵犯晋国晋国打败它，所以后来屡次侵犯齐国而不敢侵犯晋国，就知道制服强悍果然不可以显示怯懦。

冬季十月，僖公前往齐国。十二月，僖公从齐国回来。

僖公前往齐国，是因为国归父的聘问。国归父的聘问，大夫回报就足够了，僖公何必亲自前往？此前齐桓公称霸，僖公两次前往齐国，是尊崇霸主，而昭公有什么值得侍奉的呢？僖公大概是感激他忘记孝公的怨恨而不报复取谷之战，不然，有什么可畏惧而前往齐国呢？齐鲁相邻，朝聘往来，十天而已，如今三个月才回来，僖公的心志荒废了，不死在齐国，是幸运的了。

乙巳日，僖公在小寝去世。

十二位国君之中，只有僖公是贤君。读《诗经》的颂诗，把他放在三王之列而无愧；然而看《春秋》所记载的，却没有一件是好的。大概人没有不兼有美恶的。《诗经》颂扬其美，而《春秋》记载其恶。假使僖公能

译如果只悔恨《春秋》所记载的恶行，而只追求《诗经》所歌颂的美德，那么三王之间有什么区别呢？正因为美德与恶行各占一半，这才是鲁僖公的特点。《诗经》中歌颂的美德大多有过分溢美之词，不能当作事实，如果依据《春秋》的记载来考证，那么僖公大概是个中等才能的平庸君主罢了。他起初任用贤能的公子友，后来任用不贤的公子遂。天下有霸主时，僖公就能借此稳固地位；中原没有霸主时，僖公也就无法自立。他可上可下，依靠他人行善，也依靠他人作恶罢了。当齐桓公称霸时，制服强大的楚国，安定周王室，僖公确实参与了其中的功劳；宋襄公战败时，楚人在齐地结盟，在薄地结盟，僖公也参与了其中的耻辱。晋文公尚未兴起时，僖公借楚国的军队攻打齐国，为楚人戍守卫国，确实蒙受了恶名；晋文公兴起后，两次防备诸侯，两次朝见周王，因此获得了美好的赞誉。起初任用公子友时，在郦地打败莒国，以此追究保全庆父的罪责；前往齐国参加盟会，以求参与伐楚的功劳；公子友前往齐国，是为了修习侍奉霸主的礼节。这些虽然出于公子友，但僖公确实享受了荣耀。最终任用公子遂时，向楚国乞求军队来攻打邻国，率领军队进入杞国以虐待小国；前往京师却随即前往晋国，这是对周朝不忠；既然夺取了城邑又攻打邻国，这是将君主引入恶行。这些虽然出于公子遂，但僖公确实蒙受了恶名。我因此又知道僖公是个中等才能的人。其他方面，宫闱不严，夫人防在卞地会见齐侯，季姬在防地会见鄫子；典礼不合常法，用禘祭迎回夫人，免除牛祭却仍然举行三望之祭，这又是中等才能之人的本性，德行有所达不到，智慧有所不及的地方。然而他在位三十三年，一天也没有土木工程的事情，只有修筑楚丘城，那是顺从齐国封卫国的缘故罢了，未曾因为私欲享乐而役使百姓。他爱护百姓、体恤万物的心意，表现在面容神色上。下雨必定记载，不下雨必定记载，大旱求雨必定记载，大旱必定记载，忧虑勤勉的神态言辞，与百姓感同身受，这是《春秋》所没有记载的。唉！如果公子友始终辅佐他，不被仲遂所误导，那么僖公的作为，就不会止步于此了。可惜啊！

译降霜却不冻死草木。上天以霜露展现肃杀之威，君主以刑罚展现肃杀之威。霜降却不冻死草木，那还叫什么霜？刑罚不能制止奸邪，那还叫什么刑罚？周历的十二月，相当于夏历的十月。《诗经》说：“九月霜降肃杀。”何况是十月呢？此时应当是霜威发动，没有草木不枯黄的。如今降霜却不冻死草木，这是极大的异常。以此类推，莫非当时诸侯法网疏漏，连吞舟的大鱼都能漏网，而刑罚不够严正吗？虽然上天难道喜欢人们使用刑罚？然而如果刑罚不用，奸邪不能制止，暴乱不能清除，那还怎么治理国家？这就是刑罚必须使用的原因。上天讨伐有罪之人，五种刑罚各有其用途！那么君主的刑罚就是上天的刑罚，只要符合罪责即可。霜降不冻死草木，就好像奸邪不被诛杀，暴乱不被制止，上天降下的警戒已经非常明显了。圣人记载此事，是为了给后世留下训诫：刑罚不能不用，但使用时不可不谨慎。

李树和梅树结果。夏历十月，草木的根芽尚未萌发，李树和梅树却结了果实，这些事物虽然微小，但作为异常现象却非常重大。霜降不冻死草木，是该杀而不杀；李梅结果，是不该生却生了。春天生长秋天肃杀，这是上天的规律，如今全都反过来了，那么人君生杀的大权就混乱了。上天所警戒的，是为了人君，不是为了上天本身，君主应当谨慎对待。

晋国人、陈国人、郑国人攻打许国。晋文公称霸时，诸侯都顺从，只有许国没有来朝见，所以在温地的边境，率领诸侯包围它，但最终许国还是没有来。翟泉之盟，许国再次不参与，晋文公也放下不管，认为不值得诛讨。如今晋襄公即位，本来就不能继承晋文公的霸业，却仅仅联合陈、郑两国攻打许国。况且晋文公凭借攻打楚国的余威，率领天下诸侯包围许国，许国依附楚国如同漆树依附漆树一样紧密，顽固而不自我拔除，晋襄公难道能得到它吗？许国之所以不归附中原，是倚仗楚国。如今晋国率领两国攻打它，我为此感到担忧。楚国如果不因此再次放纵贪婪，那是侥幸；晋国能够制服楚国并使许国臣服吗？晋文公尚且不能得到许国，而晋襄公想得到许国，我看他是自不量力。

以上是僖公三十三年结束的内容。

《春秋经筌》卷七

<经部,春秋类,春秋经筌>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经筌》卷八 宋 赵鹏飞 撰

文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继承正统而记载即位，是常例。常例通常不记载，这里为什么记载？回答说：“记载常例，是为了显示变例。如果不记载常例，怎么显示变例？”

二月癸亥日发生日食。

不记载朔日，是因为失去了朔日。

周天子派叔服来监护葬礼。诸侯死后五个月安葬，僖公去世到现在只有三个月，周天子派叔服来监护葬礼，不合礼制。不是天子不制定制度，不考核文饰，而是天子自己失去了准则，这不是展示制度的做法。然而周天子对待僖公非常优厚，僖公活着时宰周公去聘问，死后叔服来监护葬礼，而僖公却派公子遂回报聘问，并且趁机出使晋国，这不能算是笃实侍奉周室。如今僖公死了，周天子还优厚地对待他的丧事，鲁国又拿什么回报呢？这责任在于文公而不在于僖公。

夏四月丁巳日安葬我们的国君僖公。

周天子派毛伯来赐予公命。《春秋》记载“锡命”的有两处，“赐命”的一处，它们的含义都不相同，但有人一概而论，这是错误的。庄公元年，周天子派荣叔来赐予桓公命，是因为桓公监护丧事。卫襄公去世，简王派人追赠命，说：“叔父升天恪守职事，在我先王左右，辅佐侍奉上帝，我怎敢忘记高圉、亚圉？”这是死后追赠命，就像现在的赠予章服一样，不是任命为诸侯。古代诸侯继承爵位，必须由天子任命。晋武公已经是诸侯了，也必须向天子的使者请求任命。《诗经》说：“难道说没有七章的礼服吗？不如你的衣服，安稳又吉祥。”侯伯是七命，穿着七章的礼服。旧时虽然有，但不是新任命就不安稳。至于成公八年，天子派召伯来赐予公命，就不是这个意思了，是加赐命。《王制》说：“三公一命卷，如果有加赐，不超过九命；次国之君不超过七命。”比如平王赐予晋文侯秬鬯、圭瓒，作《文侯之命》，就是这种情况，一定是诸侯有功，加赐给他。它们的含义各不相同，不能一律视为锡命。如今文公即位，没有请求任命而周天子首先任命他，不合礼制。诸侯监护丧事完毕，穿着士服朝见天子，天子赐予他韨冕、圭璧让他回去。如今文公即位四个月，斩衰还在丧服之中，而周天子赐予他韨冕，拒绝韨冕就是不忠，脱下丧服就是不孝，这是周天子让人陷入两难。自从进入春秋时期，诸侯没有朝见天子而接受任命的，襄王对僖公优厚而任命他的儿子，不知道赐予韨冕时，监护丧事尚未结束，怎么让他安心？让他脱下丧服而戴上冕冠，这是让人陷入不孝。叔孙得臣去京师，就拜受了这个任命。二年公子遂去齐国纳币，冒着丧期纳币，是有原因的。

晋侯攻打卫国。我以前论述晋文公以刚强取胜，所以他的子孙世代不丧失霸业。如今看晋襄公，不是英明的君主。即位之初，就能攻打叛乱讨伐贰心以求取诸侯，也可以说是有志向的，所以圣人赞许并尊称他为侯。卫成公被晋文公逼迫驱逐，又被抓住后释放，卫成公心中难免没有怨恨。晋文公去世后，卫成公必定不侍奉晋国，所以晋襄公首先攻打他。卫国不能屈服，还有报复的军队，圣人难道允许他攻打霸主吗？所以在卫国攻打晋国时记载为“人”，是贬低卫国；贬低卫国，是为了肯定晋国。所以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