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经筌卷五 宋 赵鹏飞 撰
冬齐仲孙来
闵公之立，虽出于庆父，而齐实与谋之，故秋有落姑之盟焉。及季子归鲁，而闵之立非季子意也。季子与庆父，盖冰炭不相入。今忠佞共立，不知季子将遂奉闵而君之，抑将有异谋也？大臣不和，则其乱未艾。此齐侯于是使仲孙来，察二人之去处焉。实非来聘，故不曰聘；实非求盟，故不曰盟。齐侯所以使之者，何可名状哉？故直曰「来」。然则命实出于齐侯，而不书「使」，何邪？盖齐侯之意，将以窥鲁之衅，而仲孙之心，则务宁鲁难也。君命以为恶，而臣复之以善，故圣人察其心，使若仲孙之自来，则善归于仲孙。不书「齐侯使之」，明为善者非齐侯本心，不得以攘其善也。虽齐侯遣仲孙之言不可得而考，而其归也，首兴取鲁之问，则其所以遣仲孙之意，于是见矣。愚意其初命仲孙也，必不曰「尔观鲁可取，吾将取之」，盖曰「姑省其安危而已」。仲孙亦不知其将取鲁也，姑省其君，慰其大臣，而归复其君曰：「鲁秉周礼，未可动也。君其务寜鲁难而亲之。」且教以伯主之器，其为益大矣。不惟有功于鲁，且纳其君于善，故圣人字而不名，所以与之者至矣。此左氏之说合于经者也，君子不可以人废言。
二年春王正月齐人迁阳
阳附庸也，其地今之沂州，当齐鲁之间，不知其▯附齐乎？附鲁乎？以意逆之，疑鲁之附庸也。不然，既附于齐矣，齐何用迁之？盖鲁方有内难，疆▯之事有所不暇也，故齐乘其乱而迁之以附于已，若宋人迁宿之类也。然宿在鲁宋之间，本附于宋，鲁侵宋，宋疑其附于鲁也，故迁之，是宋自迁其附庸，圣人犹书曰「人」，以为无事而转斯民也。今鲁无侵齐之师，齐无故而迁阳，则阳初非附齐也审矣。乘鲁之乱，迁人附庸以自封殖，圣人安得恕之？则其罪当加于宋一等，书曰「齐人」，其贬可知矣。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庄公
禘有二：有郊禘之禘，有禘祫之禘。郊禘，直郊天矣。禘其祖之所自出者以配天，故谓之郊禘。《大传》曰：「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此谓郊禘，非祫禘也。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天也。不然，禘祫之禘，安得配侑之礼哉？孔子曰：「鲁之郊禘，非礼也。」盖讥鲁僣郊，又禘文王以配天也。《楚语》：「郊禘不过茧栗。」《周语》：「郊禘之事，有全烝。」全其牲体而升之，皆谓郊天、禘其祖以配天也，非禘祫之禘也。诸儒不稽其义而惑其名，谬曰：「天子则禘，诸侯不得用禘。」诸侯固不得郊禘，而禘祫则宗庙之祭，天子、诸侯同之，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常典也。若曰诸侯得祫不得禘，则诸侯当间废一祭矣；是天子当禘不当祫，则天子亦间废一祭矣。且天子、诸侯五年始一祭也，安得三年、五年之辨、先禘后祫之说哉？此皆先大儒之说，小生所不当破，然其说不通，亦不容不辩也。不辩则害礼，害礼则废道，此吾所以不忍黙然也。夫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太祖之庙百世不毁，而三昭三穆、二昭二穆之外则迭毁，故其外曰坛、曰墠。三年一祫，则合坛墠之鬼而并祭之，故曰祫。坛墠之外，则又有所谓所自出之祖，如商于契，周于后稷是也。五年则审谛而祭之，故曰禘。然则《春秋》书禘，常礼也，非僣也，所讥者吉禘矣。曰：「防三年不祭，惟祭天地四方。」三年者，禘祫之期也。二十五月防毕，庙成，遇祫则祫，遇禘则禘，审昭穆，祔新主于庙而祭之。祭毕，则迭毁其所当毁者，迁其主于祧焉，礼之经也。今庄公薨于此二十二月，则防未毕；书禘于庄公，则庙未成。防未毕，庙未成，主未祔，而用禘礼，踈谬甚矣。且庙未成则祭于寝，祭于寝而用禘，吾不知其何以审谛昭穆也。以季子之贤而为是谬举，吾不知仲孙所谓秉周礼者谁也？吾欲问之。
秋八月辛丑公薨
立幼君者，凶人之所利；相幼主者，君子之所难。以是观之，庆父、季友彊弱已判矣。庆父之弑般也，不立僖而立闵，以僖长而贤，闵稚而庸。立长以自绳，不若立幼以
译冬天，齐国的仲孙来到鲁国。
闵公的即位，虽然出自庆父之手，但齐国实际上参与了谋划，所以秋天有落姑的盟会。等到季子回到鲁国，闵公的即位并不是季子的本意。季子与庆父，就像冰和炭一样不能相容。如今忠臣与奸佞共同拥立君主，不知道季子是打算顺从地尊奉闵公为君，还是另有图谋？如果大臣们不和，那么动乱就不会停止。因此齐侯在这个时候派仲孙前来，观察这两人的动向。这实际上不是来聘问，所以不说“聘”；实际上不是来求盟，所以不说“盟”。齐侯派遣他的用意，怎么能够名状呢？所以直接说“来”。然而命令实际上出自齐侯，却不记载“使”，为什么呢？大概齐侯的心意，是想窥探鲁国的祸患，而仲孙的心意，则是致力于平息鲁国的危难。君主的命令是为了作恶，而臣子却以善行来回报，所以圣人洞察其心，让仲孙像是自来一样，那么善行就归于仲孙。不记载“齐侯派遣他”，是为了表明行善的不是齐侯的本心，不能让他窃取善名。虽然齐侯派遣仲孙的话无法考证，但从他归来后首先兴起询问鲁国是否可取这件事，就可以看出他派遣仲孙的用意了。我的意思是，他起初命令仲孙时，一定不会说“你观察鲁国是否可以攻取，我将要攻取它”，大概会说“暂且去探察它的安危罢了”。仲孙也不知道齐侯将要攻取鲁国，暂且去探察其君主，安慰其大臣，回来向齐侯复命说：“鲁国秉持周礼，不可以动武。您应当致力于平息鲁国的危难并亲近它。”并且教导他以霸主的器量，这带来的益处太大了。这不仅对鲁国有功劳，而且引导其君主向善，所以圣人用字而不用名，对他的赞许到了极点。这是《左传》的说法，符合经义，君子不可以因为人而废弃言论。
鲁闵公二年春天，周历正月，齐国人迁移阳国。
阳国是附庸国，它的地方是现在的沂州，处在齐国和鲁国之间，不知道它是依附齐国呢？还是依附鲁国呢？以意推测，怀疑是鲁国的附庸。不然的话，既然已经依附齐国了，齐国为什么要迁移它呢？大概鲁国正有内乱，疆界之事无暇顾及，所以齐国趁着它的动乱而迁移它以依附自己，就像宋国人迁移宿国之类。然而宿国在鲁宋之间，本来依附宋国，鲁国侵犯宋国，宋国怀疑它依附鲁国，所以迁移它，这是宋国自己迁移其附庸，圣人尚且记载为“人”，认为是无事而转移百姓。如今鲁国没有侵犯齐国的军队，齐国无故而迁移阳国，那么阳国起初不是依附齐国就很清楚了。趁着鲁国的动乱，迁移他人的附庸以自我扩张，圣人怎么能宽恕他呢？那么他的罪过应当比宋国加重一等，记载为“齐人”，其贬斥之意就可知了。
夏天五月乙酉日，在庄公庙举行吉禘祭。
禘祭有两种：有郊禘的禘，有禘祫的禘。郊禘，就是直接在郊外祭天。禘祭其祖先所由出的神，用来配享上天，所以称为郊禘。《大传》说：“不称王不禘。王者禘祭其祖先所由出的神，用自己的祖先配享。”这是指郊禘，不是祫禘。禘祭其祖先所由出的神，用自己的祖先配享上天。不然的话，禘祫的禘，怎么会有配享的礼仪呢？孔子说：“鲁国的郊禘，不符合礼制。”这是讥讽鲁国僭越郊祭，又禘祭文王以配享上天。《楚语》说：“郊禘不过用茧栗大小的牺牲。”《周语》说：“郊禘之事，有全烝。”全用牲体而升祭，都是指郊祭天、禘祭其祖先以配享上天，不是禘祫的禘。诸儒不考察其义理而被名称迷惑，错误地说：“天子才禘，诸侯不得使用禘。”诸侯固然不得郊禘，而禘祫则是宗庙的祭祀，天子、诸侯相同，三年一次祫祭，五年一次禘祭，是常典。如果说诸侯可以祫祭不可以禘祭，那么诸侯就应当间隔废除一种祭祀；如果是天子应当禘祭不应当祫祭，那么天子也应当间隔废除一种祭祀。况且天子、诸侯五年才举行一次大祭，怎么会有三年、五年的区别、先禘后祫的说法呢？这些都是先代大儒的说法，后学本不应当驳斥，然而其说法不通，也不容得不辩驳。不辩驳就会损害礼制，损害礼制就会废弃道义，这就是我忍不住沉默的原因。天子有七座宗庙，诸侯有五座宗庙，太祖的庙百世不毁，而三昭三穆、二昭二穆之外的就轮流毁弃，所以其外称为坛、称为墠。三年一次祫祭，就合祭坛墠的鬼魂，所以叫祫。坛墠之外，还有所谓所由出的祖先，如商朝的契，周朝的后稷就是这样。五年则审慎谛视而祭祀，所以叫禘。那么《春秋》记载禘，是常礼，不是僭越，所讥讽的是吉禘。说：“居丧三年不祭祀，只祭祀天地四方。”三年，是禘祫的期限。二十五个月丧期结束，庙宇建成，遇到祫祭就祫祭，遇到禘祭就禘祭，审慎昭穆次序，将新主附祭于庙而祭祀。祭祀完毕，就轮流毁弃应当毁弃的，将其主牌迁入祧庙，这是礼的常法。如今庄公在此年二十二月去世，那么丧期未结束；记载禘祭庄公，那么庙宇未建成。丧期未结束，庙宇未建成，主牌未附祭，而使用禘礼，荒谬极了。况且庙宇未建成就在寝宫祭祀，在寝宫祭祀而使用禘礼，我不知道他怎么审慎谛视昭穆次序。以季子的贤能却做出这种谬举，我不知道仲孙所说的秉持周礼的人是谁？我想问他。
秋天八月辛丑日，鲁公去世。
拥立幼主，是凶恶之人所图利的；辅佐幼主，是君子所难以做到的。由此看来，庆父、季友的强弱已经判明了。庆父弑杀般公，不立僖公而立闵公，因为僖公年长而贤能，闵公年幼而平庸。立年长的以自我约束，不如立年幼的以
自恣，则予夺生杀惟已欲之，则夫闵之立与弑，皆制于庆父，独任其幸不幸矣。而季友自外至，权不能尽出于已，所恃者民心、国势耳。民心是从，国势未附，而闵实吾君之子也。顺民之心而为之谋事，事无不集，而季子之忠实寡谋也。自陈归鲁，至是期年，内不能销庆父之权，外不能求寸兵之援，则季子之在鲁，实从闵公▯生矣。吾料季子之心，以谓君实立于庆父，庆父必无自弑之理。庆父虽横，俟君之壮而自除之，吾何为再冐杀兄之名也？不知庆父立幼而不立长，其意安在哉？齐仲孙曰：「不去庆父，鲁难未已。」是季子之虑患逺不及仲孙矣。祸根未除，俟君壮而自除之，吾见季子果忠而无谋者也。平勃安刘，必尽诛产禄而后已，鉴于此也。五王存武三思而俟中宗自去之，不知《春秋》者也。平勃介胄之士，而所为偶合于《春秋》；五王皆文人，而不达《春秋》之义，卒陷于不测。吾是以知《春秋》不可不学也。
译如果庆父放纵自己，那么给予、剥夺、生杀大权都只凭他的意愿，那么闵公的即位与被杀，都受制于庆父，只是听凭他侥幸或不侥幸罢了。而季友从国外回来，权力不能完全出于自己，所依靠的只是民心和国家形势罢了。民心归顺，国家形势尚未依附，而闵公确实是国君的儿子。顺应民心为他谋划事情，事情没有不成功的，但季子忠诚却缺乏谋略。季子从陈国回到鲁国，到现在满一年，对内不能消除庆父的权势，对外不能求得丝毫兵力的援助，那么季子在鲁国，实际上只是顺从闵公的生存罢了。我揣测季子的心思，认为国君确实是由庆父拥立的，庆父一定没有自杀的道理。庆父虽然横行霸道，等到国君成年后自然会除掉他，我为什么要再次冒犯杀害兄长的罪名呢？却不知道庆父立年幼的而不立年长的，他的意图在哪里呢？齐国的仲孙说：“不除掉庆父，鲁国的灾难就不会停止。”这是季子考虑祸患的深远程度不及仲孙了。祸根没有铲除，等到国君成年后自然除掉，我看季子确实是忠诚而没有谋略的人。陈平、周勃安定刘氏江山，必定要彻底诛杀吕产、吕禄才罢休，就是鉴戒于此。五位王爷保留武三思而等待中宗自行除掉他，是不懂《春秋》大义的人。陈平、周勃是披甲执锐的武将，而他们的行为偶然符合《春秋》大义；五位王爷都是文人，却不通达《春秋》的含义，最终陷入不可测知的灾祸。我因此知道《春秋》是不可不学的。
九月夫人姜氏孙于邾
文姜弑桓而奔，春秋去其氏；哀姜弑闵而奔，圣人不去其族。盖弑夫之义与君父同，而杀子之罪，以尊杀卑也。不异其文，无以别罪之轻重。
公子庆父出奔莒
所畏于凶人者，以其为恶而餙之以义，则虽有智者不能攫而除之；若其凶而无知，则勇不惧难者一人足以制其命。共工恭而滔天，则非尧舜有所不能去；如管蔡之叛，则虽非周公在所必诛也。吾观庆父，直凶而愚者耳，无能为也。夫凶人之谋为逆，必匿其谋使若恶不出于已，文其过使国人无以议其非，弑君则仗讨贼之名以移其罪于人，故君虽弑而身不殒，谋虽恶而迹不露，赵盾即其人也。今庆父再弑再奔，内懐弑逆之奸，而外扬烝乱之行，是天下之至愚而无知者，直禽兽耳，寸刃尺棰可以躐而取之，而季子不能取。及奔于莒，听自缢，卒不得讨贼之义，愚用是知季子之果无谋也。
冬齐髙子来盟
惟仁者，故能定人之危；惟忠者，故能纳君于善。躬此二者，春秋之世盖难其人。有其人而不假以一语之温，则天下之为善者怠矣。鲁之祸，仁人君子盖可以动心矣。君弑国危，大臣惴恐，千乘之国亢然无君，而齐侯以伯主不能恤也，又命髙子将南阳之甲而谋之。使髙子而行其谋，则不战取鲁，直若反掌。然威公九合诸侯之功，亦一举扫地矣。髙子至鲁，知周公之灵未冺，而曲阜之地未易墟也。其臣民嗷嗷无所系属，亦可哀矣。于是及其大臣盟而为之立君，定其国，慰其臣，安其民，而后反。鲁赖之，季子頼之，而周公亦赖之。齐桓不陷于不仁，而伯业不败，其为二国之利大矣。故圣人贵而字之，其贤盖已杰出于春秋之世矣。故上不书「齐使」，而下书「来盟」，以见盟非齐侯之命，而出于髙子之忠且仁也。其心盖与仲孙同，而功则过之，此圣人所以异其文而襃之也。
十有二月狄入卫
辛有适伊川，见▯髪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卫自宣公烝滛，康叔不幸，而后嗣有鸟兽之行。《墙有茨》、《君子偕老》、《鹑之奔奔》、《氓之蚩蚩》、《新台》、《桑中》之诗，君子所不忍闻也。宣公烝于上，则父子之理防；公子朔逆王师，则君臣之义亡；杀夀及伋，则兄弟之恩絶；公子顽之乱，则夫妇之义废；黔牟之篡夺，则长幼之序灭。所贵乎中国者，以其礼义之所自出，五教之所由兴，尊卑上下粲然有伦，此四方之所景慕而不敢犯牧圉也，而卫皆无之，是亦辛有所叹耳，狄何慕而不恣其虐哉！观乎诗，则卫为狄所灭，野处漕邑，而春秋书「狄入卫」，何也？其后齐桓封之楚丘，实未灭，故不以灭书，如吴入郢之类矣。余义在救邢。
郑弃其师
郑文之为国，可谓无政刑矣。以清人之诗考之，则郑弃其师，非弃师也，逐髙克也。髙克有罪，寘之甸人，诛之司冦，放之境外，惟所欲之。虽杀大夫、放大夫，非诸侯所得専，而诸侯専之久矣，君子不以责郑文也。特究夫得其罪、不得其罪，所以寘于法者，轻重惟允耳。髙克之好利，何足诛哉？虽欲诛，则寸刃可殒；欲放，则尺简可逐，何以师为？师者，人命所系，国势以之。使髙克能用众，遂以师叛郑，其殆哉！不然，知其无能，以师徒御敌于境，为敌所败，则又谁任其祸也？则夫髙克不叛、郑师不败、自散而归，犹为幸也。郑，小国，伯爵，师不过四百乘。逐一人而散百乗，使郑屡有髙克，安得师而给诸？愚于是知郑文不君，无政刑矣。书曰「郑弃其师」，而不书逐髙克，髙克何足逐哉？徒弃其师而已，故曰弃其师焉。于《诗》详其事，于《春秋》用其法，二经皆出于圣人之手，其相为表里也如此。吾尝闻之师曰：「五经，三尺之律也；《春秋》，听讼之牍也。」吾于此见之。
右闵公尽二年
春秋经筌卷五
<经部,春秋类,春秋经筌》>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经筌卷六 宋 赵鹏飞 撰
僖公
元年春王正月
不书即位同闵公义
齐师宋师
译九月，夫人姜氏逃到邾国。
文姜杀害桓公后出逃，《春秋》隐去了她的姓氏；哀姜杀害闵公后出逃，圣人没有隐去她的族氏。大概是因为杀害丈夫的道义与杀害君父相同，而杀害儿子的罪过，属于以尊杀卑。如果不区别书写方式，就无法辨别罪行的轻重。
公子庆父出逃到莒国。
人们所畏惧的凶恶之人，是因为他们作恶却用道义来粉饰，那么即使有智慧的人也不能轻易将其铲除；如果凶恶而愚蠢无知，那么勇敢无畏的人一人就足以制住他的性命。共工恭敬却滔天犯上，那么不是尧舜就无法除去；像管叔、蔡叔那样的叛乱，那么即使不是周公也必定诛杀。我看庆父，只是凶恶而愚蠢的人罢了，没有什么作为。凶恶之人谋划叛逆，必定隐藏其阴谋，使恶行看起来不是出于自己，文饰其过错，使国人无法议论其是非，杀害君主则借讨伐贼人的名义将罪责推给别人，所以君主虽然被杀而自身不亡，阴谋虽然邪恶而踪迹不露，赵盾就是这种人。现在庆父两次弑君两次出逃，内心怀着弑逆的奸邪，外面宣扬淫乱的行径，这是天下最愚蠢无知的人，简直是禽兽，一把短刀一根短棍就可以轻易将其拿下，而季子却不能拿下。等到他逃到莒国，听任他自缢，最终没有实现讨伐贼人的道义，我因此知道季子确实没有谋略。
冬天，齐国高子来结盟。
只有仁爱的人，才能安定他人的危难；只有忠诚的人，才能引导君主向善。亲身具备这两种品德，在《春秋》的时代大概很难找到这样的人。有这样的人却不给予一句温和的鼓励，那么天下行善的人就会懈怠了。鲁国的祸乱，仁人君子大概可以为之动心。君主被杀国家危在旦夕，大臣们恐惧不安，千乘之国孤傲无主，而齐桓公作为霸主不能体恤，又命令高子率领南阳的军队去图谋鲁国。假使高子执行了他的图谋，那么不战而取鲁国，简直易如反掌。然而齐桓公九次会合诸侯的功业，也就一举扫荡干净了。高子到了鲁国，知道周公的英灵尚未泯灭，而曲阜的土地不容易变成废墟。那里的臣民哀号无所依托，也可哀怜。于是他与鲁国大臣结盟，为他们拥立君主，安定国家，抚慰臣下，安抚百姓，然后返回。鲁国依赖他，季子依赖他，而周公也依赖他。齐桓公没有陷入不仁，霸业没有败坏，这对两国的利益太大了。所以圣人尊重他并称呼其名，他的贤德大概已经杰出于《春秋》时代了。所以上面不写“齐使”，下面写“来盟”，以表明结盟不是齐桓公的命令，而是出于高子的忠诚和仁爱。他的心意大概与仲孙相同，而功绩却超过了他，这是圣人区别书写方式并褒奖他的原因。
十二月，狄人侵入卫国。
辛有到伊川，看到披头散发在野外祭祀的人，说：“不到百年，这里将成为戎狄之地！”卫国自从宣公淫乱，康叔不幸，后代就有禽兽般的行径。《墙有茨》、《君子偕老》、《鹑之奔奔》、《氓之蚩蚩》、《新台》、《桑中》这些诗，是君子不忍心听的。宣公在上面淫乱，那么父子之间的伦理就败坏；公子朔迎击王师，那么君臣之间的道义就消亡；杀害寿和伋，那么兄弟之间的恩情就断绝；公子顽的混乱，那么夫妇之间的道义就废弃；黔牟的篡夺，那么长幼之间的秩序就灭绝。中国之所以可贵，是因为它是礼义的源头，五教的兴起之地，尊卑上下井然有序，这是四方所仰慕而不敢侵犯牧场的地方，而卫国都没有这些，这也是辛有所叹息的原因，狄人为什么不恣意施虐呢！看那《诗经》，卫国被狄人所灭，在漕邑野外居住，而《春秋》记载“狄人侵入卫国”，为什么呢？后来齐桓公在楚丘封立卫国，实际上没有灭亡，所以不记载为灭亡，像吴国侵入郢都之类。其余含义在救邢一事中。
郑国抛弃了他的军队。
郑文公治理国家，可以说没有政令刑罚了。用《清人》这首诗来考察，那么郑国抛弃军队，不是抛弃军队，而是驱逐高克。高克有罪，把他放在甸人那里，交给司寇诛杀，放逐到境外，任由他去。虽然杀大夫、放逐大夫，不是诸侯所能专断的，但诸侯专断很久了，君子不因此责备郑文公。只是追究他是否有罪、是否无罪，所以置于法度之中，轻重才恰当。高克贪利，哪里值得诛杀呢？即使想诛杀，一把短刀就可以让他丧命；想放逐，一张短简就可以驱逐他，为什么要动用军队呢？军队，关系到人命，国家势力依靠它。假使高克能利用众人，于是率领军队背叛郑国，那太危险了！不然，知道他没有能力，率领军队在边境抵御敌人，被敌人打败，那么又有谁来承担祸患呢？那么高克不背叛、郑国军队不败、自行解散回来，还算幸运。郑国是小国，伯爵，军队不过四百乘。驱逐一个人而解散一百乘军队，假使郑国屡次有高克这样的人，哪里能得到军队来供给呢？我因此知道郑文公不像君主，没有政令刑罚了。《春秋》记载“郑国抛弃了他的军队”，而不记载驱逐高克，高克哪里值得驱逐呢？只是抛弃了他的军队罢了，所以说抛弃了他的军队。在《诗经》中详细记载其事，在《春秋》中运用其法，两部经典都出自圣人之手，它们互为表里就是这样。我曾经听老师说过：“五经，是三尺的法律；《春秋》，是审理诉讼的文书。”我在这里看到了。
右边是闵公二年结束
《春秋经筌》卷五
<经部，春秋类，《春秋经筌》>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经筌》卷六 宋 赵鹏飞 撰
僖公
元年春王正月
不记载即位，同闵公之义
齐军宋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