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经筌卷六　　　　　宋　赵鹏飞　撰

译曹国的军队驻扎在聂北，以救援邢国。

齐桓公在此时表现出的仁爱缺乏真情，而志向也不够宽广。

狄人入侵卫国，齐国不救援卫国；狄人没有攻打邢国，齐国却去救援邢国。

圣人由此清楚地洞察了其中的隐情，从而知道桓公不足以成为贤明的方伯。

卫国的卫朔逃匿在齐襄公那里，齐国实际上接纳了他，这是齐国对卫国有恩，其一。

卫朔回国即位，实际上抗拒了周天子的军队，桓公谋求霸业、尊崇周王，赦免了他抗拒王师的罪过而不加追究，这是齐国对卫国有恩，其二。

鲁庄公十六年，在幽地结盟，卫朔一同结盟；等到二十七年再次在幽地结盟，诸侯都前来防备，而卫国没有到达，这是卫国辜负齐国，其一。

二十八年，齐国有讨伐卫国的军队，质问卫国未到的缘故，卫国本可以顺服，却悍然不顺从，与齐军交战，这是卫国辜负齐国，其二。

讨伐卫国之后又过了七年，卫国最终仍不与齐国沟通，这是卫国辜负齐国，其三。

齐国庇护卫国的地方有两处，而卫国辜负齐国的地方有三处，这就是齐国坐视狄人灭卫而不救援的原因。

然而不救援卫国，固然有其理由，但邢国尚未遭受兵祸，反而去救援它，为什么呢？

卫国与邢国是邻国，狄人不攻打卫国就会攻打邢国，邢、卫两国常受狄患困扰。

齐国厌恶卫国，所以即使卫国被灭也不救援；邢国对齐国没有怨恨，尚未遭受兵祸就先救援它。

救援邢国是为了激怒卫国，好像在说：“顺从我的人，即使灾患未到我也救援他；违逆我的人，即使已经遭受兵祸我也不救援。”

唉！这本来就是小人的私情，仁爱的人果真如此吗？

小孩将要掉进井里，难道一定要是他的父母亲爱他，才去救援吗？

即使是小孩父母的仇人，哀怜他濒临死亡，也会伸手去援救他。

难道会抱着别人的孩子展示说：“这个孩子对我没有怨恨，我抱着他；如果他的父亲与我结仇，我就眼睁睁看着他死去而不援救吗。”

这难道是人之常情吗！

人们看重霸主，是因为他能急于解除别人的灾难，拯救别人的祸患，从而使小国安定，却因私人的怨恨而废弃这一职责，他的志向就不宽广了。

邢国没有危难却出兵，驻扎在边境上，以显示救援的样子，他的仁爱也缺乏真情。

所以圣人在此，前年十二月记载“狄人入侵卫国”，而正月记载“三军救援邢国”，齐桓公的隐情还有什么可隐瞒的呢？

解说的人认为先驻扎后救援是救援灾患迟缓，况且狄人尚未攻打邢国，为什么要如此迅速呢？

不知道驻扎在聂北是为了向卫国示威，并不是为了救援邢国。

聂北在博州，博，是卫国的土地。

译夏季六月，邢国迁都到夷仪。齐国的军队、宋国的军队、曹国的军队为邢国筑城。

邢国并没有对齐国有什么贡献，而齐国却过分厚待它。前年狄人攻打邢国，齐国立即去救援，毫不迟疑。如今狄人还未到来，齐桓公率领三国军队驻扎在聂北，以此来壮大邢国的声势以击退狄兵，并且谋划让邢国迁都以求得长久的安定，为其筑城以设置重重险阻。在没有战事时让邢国迁都，在没有敌寇时为其筑城，这劳役也够辛苦了。况且当时正值夏季漫长、火星显现、南方事务繁忙的时节，耽误农时为别人的国家筑城，这对别人来说非常周全，但对自己来说却非常劳苦。桓公难道只是为了兴起这种无益的劳役吗？这大概是为了激励卫国。他对邢国的厚待，正是为了对比出对卫国的冷淡，并非为了保全邢国。况且邢国接受了齐国的封赐，就会终身效死以侍奉齐国，这对齐国的利益是长远的。然而卫国正寄居在远处，社稷成为废墟，春天不举行祠祭，夏天不举行礿祭，秋天不举行尝祭，冬天不举行腊祭，齐桓公又怎么忍心看着呢？邢国本来没有灾祸，不筑城也可以。仅仅筑城对邢国并无益处，姑且借此获得筑城救国的名声，向卫国显示恩德，而卫国人看到这种情况，难道不会产生归附齐国的心思吗？等到卫国乞求怜悯，然后筑城于楚丘来封立它，那么卫国对齐国的感激就会更加深重了。假如齐桓公按正道行事，狄人入侵卫国就救援卫国，邢国没有祸患就不让它迁都，那么就没有封立两国的功劳，而两国对齐国的感激就不会像这样深且久了。圣人认为，这种封立两国的权诈，不如按正道行事。所以从头到尾记载这件事，言辞繁琐而不删减，并不是褒扬它，只是揭示其隐衷罢了。

秋季七月戊辰日，夫人姜氏死在夷地，齐国人把她送回国。

大义灭亲，是霸主的谋略。姜氏是齐桓公的女儿罢了。石厚与州吁交游，石碏杀了石厚，君子认为这是合乎道义的。何况姜氏与叔父通奸，并杀了自己的儿子，导致鲁国连续两代发生动乱，她的罪过又岂止是与州吁相比？杀了她又有什么可指责的呢！我不指责杀哀姜这件事，而是惋惜没有诛杀庆父。当庆父与姜氏通奸，杀了子般而逃往齐国时，这是自投罗网。桓公释放了他而不诛杀，让他返回鲁国再次造成祸患，那么闵公的被杀，就是齐桓公杀的。还怎么归咎于哀姜呢？我猜想桓公在此时后悔释放了庆父，对外造成鲁国的祸患，对内造成齐国的耻辱，所以借哀姜来铲除祸根，大概是愤恨而杀姜氏以消除耻辱。虽然是出于愤恨而杀，但不失为大义灭亲，那么杀哀姜还足以掩盖以前不讨伐庆父的过错。然而文姜也有罪，而桓公不杀文姜，是有原因的。我在庄公十五年姜氏到齐国一事中已经说过了。

楚国人攻打郑国。

楚国自楚文王时代，开始有撼动中原各国的野心。他打败蔡国军队、进入蔡国，都是楚文王所为。到了楚成王，其势力日益强盛。即位之初，首先派遣使者来与中原继位的君主通好，庄公二十三年“荆人来聘”就是如此。时间久了，改称楚国。以前攻打蔡国、攻打卫国，都只称荆，不称人。现在改称楚，而且称人。解说的人认为是进升楚国地位，这是不对的。大概以前用兵，楚君必定亲自出征，到了这时楚国显然自我强大，任命将领出兵了。然而不记载军队、不记载将领，是因为国号虽然改了，但大夫的名号还未被中原各国所通晓。称“楚”、称“人”，是跟随郑国的赴告；称“荆”、称“楚”，是跟随其国家的称呼。哪有进升地位的道理呢！楚国日益强大，而《春秋》日益进升它：从称人到称爵，从称爵到称王，从称王到称帝，从称帝到称皇，难道要进升到三皇之上吗？他们多么不明白圣人的意图，而妄发没有根据的言论啊！况且楚国日益强大，中原各国日益可忧。作为霸主，不得不为此做准备。所以楚国攻打郑国还未防备，齐桓公就为柽地设防，那么诸侯大概自己就恐惧了。诸侯既然恐惧，圣人反而进升楚国，以增加他们的恐惧，这难道是人之常情吗！凡是说进升楚国的人，是被文辞迷惑而不探究其实质，君子所不取的。

八月，鲁公在柽地会见齐侯、宋公、郑伯、曹伯、邾人。

《左传》说：“谋划救援郑国。”如今郑国已经在盟会中，还有什么可救援的？那么柽地的盟会，是谋划攻打楚国而未能实现，并且图谋为卫国筑城。楚国与郑国结仇，至此已是第二次，其势力日益炽盛，不可不攻打，所以在柽地盟会以谋划此事。齐侯认为时机尚近，诸侯虽然跟随但江国、黄国未到，谋划有所不周，那么楚国还不可攻打，而卫国正暴露在野外，不可不为它筑城。为什么先筑卫城而后伐楚？所以在此衡量事务的期限，计算顺从与违背，考虑材用和干粮，以告诫诸侯准备事务。直到明年春天，于是筑城于楚丘。那么在明年春天还有五个月的期限，为什么提前准备？大概土木工程，二月龙星出现时告诫准备，七月火星出现时致力使用，十月水正昏时栽种，十一月冬至时完工。所以在九月之前告诫准备，如今五月告诫准备，不算提前了。等到筑卫城的劳役，正赶上水正昏的时节，所以诗人赞美它，有《定之方中》的诗篇，那么在柽地告诫准备尤其得当了。

九月，鲁公在偃地打败邾国军队。

邾国未被正式册命，大概是依附于鲁国的附庸。仪父在隐公、桓公时代都接受盟誓，不敢与诸侯进行外交。虽然齐侯称霸，两次鄄地盟会与幽地盟会，邾国未曾参与。等到邾子琐接受周王册命，而在幽地再次盟会，也不敢参与，大概还依附于鲁国。如今柽地盟会，齐国联合诸侯谋划攻打楚国，邾人也位列其中，大概想以五等诸侯自居，不依附于鲁国了。所以八月一同盟会，而九月攻打它，是责备它跟随齐国而背叛鲁国的缘故。然而责备它背叛，攻打它是可以的。

译如今却用欺诈的手段击败它，这不是问罪讨伐的举动。所以圣人在史书中记载“败”而不记载“伐”，是讥讽其用兵不正当罢了。有人认为是因为愤怒于邾国将姜氏送给齐国，所以击败它，这是不对的。齐国想要姜氏，邾国敢抗拒而不给吗？即使是鲁国也有所不敢，又怎能责备邾国呢？假使要责备它把姜氏送给齐国，为什么不在防柽之前责备它，而在防柽之后责备它呢？在防柽之后责备它，那么责备它顺从齐国就确切无疑了。整个僖公在位期间，鲁国对邾国的仇恨非常深重，夺取了它的须句，攻取了它的訾娄，不能抑制自己的愤恨，其意图大概就在这里。君子不可不仔细考察。

译冬季十月壬午日，公子友率领军队在郦地击败莒国军队，俘虏了莒国大夫莒拏。

庆父犯下弑君之罪后逃奔莒国，《春秋》经文没有记载他的最终结局，而《左传》说莒国人驱逐他，庆父在汶水边上自缢而死。莒国人认为抓住了弑君贼，向鲁国索取贿赂，鲁国不给，因此莒国发兵来讨伐。公子友在郦地击败莒军，虽然莒国来讨伐这件事在经文中没有记载，但根据地点考证，郦是鲁国的土地，这说明战端是由莒国挑起的。公子友击败莒军，是正义之举，并非欺诈，与臧僖伯的军队不同，只是没有列阵就击败了敌人罢了。莒国以不义的理由索取没有名目的贿赂，并且兴师动众，其无耻程度，是不言自明的。一战之中军队战败、将领被俘，并非是不幸的事。所以公子友记载为“帅师”，而莒拏记载为“获”。《易经》说：“长子率领军队，是因为名分正当。进入左腹，获得了明夷卦的心意，这是所获得的功绩。”那么公子友的军队可以说是名正言顺且有功绩了。

十二月丁巳日，夫人姜氏从齐国回到防地。

公义在于天下，私恩在于个人。公义和私恩集中在一个人身上，那就由他自己选择并安心接受；公义和私恩出自两个人，那就各自顺从自己的意愿罢了。齐侯杀死姜氏，是天下公认的公义；鲁侯请求姜氏并安葬她，是个人的私恩。鲁国固然不能废除齐国的公义，而齐国又怎能拒绝鲁国的私恩呢？这就是所说的各自顺从意愿而两全其美的情况。齐国人归还公孙敖的防地，是齐国归还的；夫人姜氏从齐国回到防地，是鲁国请求的。不记载“姜”字，是经文缺漏。有人认为这是贬去“氏”字，而且如果贬去“氏”字就直接写“夫人”，就像庄公元年“夫人孙于齐”那样，那么确实如此。但写“夫人氏”，是什么意思呢？孔子说：“言辞能够表达意思就可以了。”所谓言辞不能表达意思的，这确实是经文缺漏，怎么可以穿凿附会地解释呢？

二年春季，周王正月，在楚丘筑城。

圣人遵循名分来考察实际，不在没有实际之前加上名分。桓公在楚丘筑城以图谋卫国，卫国实际上还没有迁移过来，那么所筑城的地方，不能预先用国名来称呼。现在木匠建造大屋，而主人还没有居住，那么涂抹墙壁的人指着它说“大屋”是可以的，怎么能指着它说是某人的家呢？这就是遵循名分考察实际的原则。楚丘虽然筑了城，但卫国实际上不在那里，那么《春秋》肯加上尚未实现的名分吗？邢国迁移到夷仪，齐国军队、宋国军队、曹国军队为邢国筑城，邢国已经迁移了，所以用国名。筑城楚丘、筑城缘陵，卫国、杞国没有迁移，所以用地名。圣人只是如实记载罢了，不预先加上没有实际的名分。成公三年新宫发生火灾，实际上是宣公的宫殿，却不以谥号相配，因为宣公的神主还没有在宫中举行禘祭。神主没有安奉，尚且不能用谥号命名宫殿；国君没有到达，宗庙社稷没有建立，怎么能用国名呢？那么楚丘是邑而不是国，这就是名与实的区别。解说的人认为齐侯专断分封，所以圣人不以国名记载。况且卫国本来就有国家，齐国只是为它筑城罢了，什么叫做专断分封？

夏季五月辛巳日，齐人杀了我国的小君哀姜。

道理见“防至自齐”条。

虞国军队、晋国军队灭了下阳。

《左传》《公羊传》《谷梁传》都说晋国向虞国借路去讨伐虢国，这种说法大概出自《孟子》，所谓“晋人用垂棘的璧玉和屈地产的良马，向虞国借路去讨伐虢国”，宫之奇劝谏，百里奚不劝谏，这种说法且符合经文，相信孔孟的观点相同。然而晋国向虞国行贿，只是借路而已，起初并没有防备虞国一同讨伐虢国。虞公贪图虢国的危难，顺从晋国而索取利益，那么讨伐虢国的是晋国，而灭亡虢国的是虞国。所以圣人把虞国列在首位，正是为了定罪，而解说的人认为厌恶它贪图贿赂借路，以至于主持军事，这是不对的。如果仅仅停留在贪图贿赂借路，那么虞公实际上没有跟随晋国讨伐虢国。不跟随晋国讨伐虢国，圣人怎么能把“虞师”写在“晋师”之上呢？实际上不跟随晋国却记载“虞师、晋师灭下阳”，这是圣人诬陷它犯下不是它的罪过，这不是《春秋》的做法。大概晋国起初只是借路讨伐虢国，虞国趁着这个请求，于是与晋国合兵而灭了它，那么灭亡虢国实际上是由虞国完成的，所以以虞师为主，就像讨伐郳国的军队，宋国在齐国之前一样。然而《春秋》灭亡国家说“灭”，而下阳也记载为“灭”。《谷梁传》说：“下阳，是虞、虢的边塞城邑，灭了下阳，那么虞、虢就都完了。”这种说法虽然巧妙，但在义理上是不对的。诸侯如果不是二王之后，不是天子的三公，没有称公的，而虢称公，这是天子的三公。下阳是王畿内的采邑，在周朝的北方，虞、虢都在陕地的平陆，虞国东邻晋国，北接虢国，所以从虞国出发而灭了虢国。虢国是王畿内的诸侯，那么下阳就是它的国家，不得不记载为“灭”。如果戎人讨伐凡伯，记载为“伐凡伯”，也是国家，与此义相同。其余义理见“晋人执虞公”条。

秋季九月，齐侯、宋公、江人、黄人在贯地结盟。

桓公的谋略，确实可以说深远了。北杏的会盟，到这时已经二十四年，诸侯服从，没有二心。围攻并讨伐楚国，还担心什么不能攻克？而一定要等待江、黄的到来，谋略才开始确定，为什么呢？大概军队出动要万无一失，这是霸主的举动；不胜则祸及天下，不可不谨慎。诸侯的军队，固然足以在前面战斗，而楚国强大且锐利，没有什么能抵御它的后方，那么不足以制服它的死命。如果采取筑室反耕的策略，来使我们的军队疲惫，那么不能以年月计算来攻破它。所以一定要让靠近楚国的盟国前来，结盟并联合他们，使他们成为犄角之势的援助。我们用精锐部队角抵它的锋芒，江、黄的援兵犄角它的后方，它的军队一旦越过边境，就会腹背受敌，

译进攻不能取胜，撤退不能防守，还凭借什么而不屈服呢？这就是齐桓公一定要先得到江国和黄国，然后才去讨伐楚国的原因。现在他们到来，一定要通过结盟来稳固他们的心意，江国和黄国的心意稳固了，那么讨伐楚国的功业就成功了。

译冬天十月没有下雨。《春秋》记载“不雨”的情况有两种。《春秋》记载“一时不雨”或“连续数月不雨”的，是讥讽国君没有怜悯百姓、关心降雨的心意。《春秋》记载“某月不雨”的，是欣喜国君有忧念百姓的心意。庄公三十一年记载“冬天不雨”，这是一时不雨。一时不雨而国君不过问，这是在政事上有所缺失。文公二年从十二月不雨直到秋七月，文公十年从正月不雨直到秋七月，文公十三年从正月不雨直到秋七月，这是连续数月不雨。连续数月不雨而国君不知道，这是在政事上懈怠了。只有僖公在位时三次记载“不雨”，只要一个月不雨就一定记载，可见僖公有忧念百姓、怜悯降雨的心意。所以僖公三年“六月下雨”也予以记载。既然得到雨水一定记载，没有雨水也一定记载，那么国君念及百姓的心思就很深厚了。《洪范》阐明天与人之间的感应，说：“言语不顺从，这就叫做不义，其灾祸是僭越，其惩罚是经常干旱；不雨也是经常干旱的惩罚。”圣人记载这些，也是用来责备当时的国君不能建立皇极，五事不能归于中正，从而蒙受不雨的惩罚。从浅显的方面说，可见其忧念百姓、怜悯降雨的心意；从深责的方面说，则是希望人君建立皇极而修治五事。圣人本来对春秋时期的国君没有期望，但春秋的大道并未坠落于地，在于人，只有贤明的国君才能识得。

楚国人侵犯郑国。

三年春天，周历正月，没有下雨。夏天四月，没有下雨。

正月，相当于现在的十一月；四月，相当于现在的二月。此时虽然没有下雨，对农业没有妨害，但一定要记载，又是为了显示僖公念及降雨。

徐国人攻取舒国。

齐桓公从庄公二十六年讨伐徐国，原本以为徐国于是就会臣服于齐国。徐国臣服于齐国，那么攻取舒国的谋划，就是齐国的谋划。舒国依附于庐国而迫近楚国，《诗经》说“惩戒荆舒”，那么舒国是楚国的盟国。徐国虽然距离舒国遥远，但计算齐国的谋划，是趁其不备而攻取它，以夺取楚国的援军。对外国灭国，没有记载为“取”的，而这里改变笔法记载为“取”，是计算着攻取其国君而不占有其土地。成公十七年楚国灭掉舒庸，舒庸就是舒国的故地，大概这是因为徐国灭掉了舒国，而楚国另外封立，改称为舒庸罢了。那么现在攻取舒国，也是讨伐楚国的深谋远虑吗？所以后来楚国痛恨徐国而两次讨伐它，齐桓公在匡地会合八国国君而派大夫救援徐国，那么楚国的讨伐，大概是愤恨徐国灭掉了它的盟国，而桓公救援它，也是因为徐国有攻取舒国的功劳。有人认为徐国是附庸小国，徐国攻取它来作为自己的附庸，况且徐国在泗水，舒国在庐地，相距二百七十里，这大概是不考察远近远近而做出的解释罢了。

六月下雨。

前几天三次记载不雨，是忧虑百姓的忧虑；现在记载六月下雨，是喜悦百姓的喜悦。百姓的喜悦，没有比雨水适时更大的了，雨水适时，是丰收年的喜庆。百姓喜悦而国君同他们一起喜悦，百姓忧虑而国君同他们一起忧虑，这僖公对于百姓，也可以说是有心的人了。圣人因为他的忧虑而记载忧虑，因为他的喜悦而记载喜悦，以天下为忧，以天下为乐，这是王者的心意。王者的心意，就是仲尼的心意。

秋天，齐侯、宋公、江人、黄人在阳谷会盟。

这是谋划讨伐楚国。贯地的盟会，只是结盟罢了，讨伐楚国的谋划起初并没有告诉江、黄两国。阳谷的会盟，江、黄两国听从齐国的命令，作为讨伐楚国的援军。有人说：“江、黄两国不参加次陉的会盟，这就是为了讨伐楚国。”江国居住在新息，而黄国居住在弋阳，两国在楚国的东南，而陉地靠近蔡国。楚军到达陉地，那么两国在楚军的后方，各自按兵不动，形成犄角之势。齐国与诸侯在前面战斗，那么江国、黄国就在后面跟随，不战则已，一旦交战，楚军就连一个车轮也无法向南撤退了。今天阳谷的会盟就是传授这个谋划。那么为什么不在贯地命令他们，而要再次举行这次会盟呢？大概是因为贯地的盟会，两国新近到来，不能保证他们没有二心，所以用盟誓来结纳他们。讨伐楚国的谋划不可泄露，一旦泄露这个谋划，而楚国加深戒备，那么江、黄两国就危险了，还怎么能作为次陉的援军呢？现在讨伐楚国的谋划已经集中，会盟而命令他们，传授定好的计策，所以第二年就兴起了讨伐楚国的军队。楚国也没有料到江、黄两国会接受齐国的命令，军队已经到达陉地，而江、黄两国按兵待战，楚国知道首尾受敌，谋划有所不及，所以不战而屈服。那么齐国谋划楚国不能说不深远，而江、黄两国不能说不为中国立功。

冬天，公子友前往齐国参加盟会。

这是听取讨伐楚国的日期。听取讨伐楚国的日期，为什么要参加盟会？是我们想要这样。柽地的会盟，回国还没到国都，而国君就打败了邾国的军队，厌恶他们跟随齐国。诸侯在柽地会盟，大概是为了谋划讨伐楚国，而国君实际上背叛了他们，所以阳谷的会盟，齐国会盟宋国而不邀请鲁国，鲁国本来就怀疑自己，而齐国实际上疏远鲁国。所以鲁国听说齐国将要讨伐楚国，而到齐国听取日期，又怀疑齐国不邀请我们，所以请求结盟。第二年，国君于是会盟齐国讨伐楚国，那么今天参加盟会是有原因的。

楚国人讨伐郑国。

三年之间，郑国每年遭受楚国的军事行动，小国怎么能承受呢？假使中原没有霸主，郑国顾念宗庙社稷的重任，大概也一定会屈服于楚国了。在这里可见齐桓公讨伐楚国，是不能不紧急进行的。一旦失去郑国，那么楚国就会更加猖獗，后来想要图谋它，还来得及吗？所以第二年有次陉的军队。

四年春天，周历正月，国君会盟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侵犯蔡国。蔡国溃败，于是讨伐楚国，驻扎在陉地。

蔡国自从庄公十四年楚国进入蔡国，哀侯折断肋骨而事奉楚国，大概换了一代就不与中原相通，到现在二

译已经十四年了。蔡国已经归附楚国，那么接下来就该轮到郑国了。蔡国和郑国正处于楚国进攻的要冲，是中原南北的门户。所以齐桓公如果不先拿下蔡国，就无法进而对付楚国；入侵蔡国、讨伐楚国，这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诸侯的军队，怎么能飞越蔡国的城池去讨伐楚国呢？那些荒诞不经的说法，有的说齐桓公因为对蔡国有私怨，有的说齐桓公图谋楚国却先入侵蔡国，这些人不懂得用兵的次序，凭空捏造没有根据的说法来诬蔑君子，我私下里嘲笑他们。蔡国本是中原国家却为楚国所阻挡，径直向前不再回头，霸主所主持的盟会征伐无法施行，是因为蔡仲的后代蔡侯已沦为楚国的附庸。齐国的军队兵临城下，蔡国还有什么理由拒绝交战呢？所以君臣百姓轻易地溃散了。齐国既然已经得到蔡国，楚国的门户就打开了，所以接着就讨伐楚国，这是顺理成章的后续行动。有人认为这是指责齐桓公专断，这又是错误的。进军驻扎在陉地，是等待楚国屈服。唉！齐桓公的这一举动，大概有着三代圣王的遗风。圣王的军队，只有征讨而没有交战，期望的是使对方屈服而不是期望战胜对方。一番问罪之后楚国的言辞理屈，派屈完前来结盟，军队没有流血，堂堂楚国吓得像受惊的鸟兽一样，而中原国家没有受到其扰乱，这都是齐桓公的功劳。孔子感叹地称赞他匡正天下的功业，于是以仁德来赞许他。然而之所以能匡正天下，正是依靠驻扎在陉地这一战役。圣人在门徒面前显露出赞许齐桓公的意思，是为了让后世知道我在《春秋》中实际上是赞许齐桓公的。然而看齐桓公讨伐楚国的原因，大概也是慎重而有谋略，从容而不急躁。自从在北杏会合诸侯，到这时已经二十五年了，这期间两次在鄄地会盟，两次在幽地结盟，诸侯并非不协调，但谋略没有涉及到楚国，大概是因为楚国的强大不是一天形成的，不容易用偏师战胜它。所以先治理内部然后才顾及外部，虽然缓慢有什么损害呢？这也是周宣王内修政理外攘夷狄的意思吧！等到诸侯和睦，中原安定，然后在柽地会合商议此事，与江国、黄国结盟以离间楚国的党羽，攻取舒国、庸国以夺取楚国的援助。等到与江国、黄国结盟，就授予他们夹击的计策；与公子友结盟，以确定讨伐楚国的日期。谋略已经完备，内外虚实的形势，已经考虑得很成熟；前后夹击的援助，已经筹划得很确定。计策毫无遗漏，可以必定使楚国屈服了。又说蔡国本是中原国家，屈服而顺从楚国，它的罪过较轻，所以只是入侵它而已。楚国的罪过固然重，但王霸的方略，贵在使对方屈服而不贵在战胜对方，所以只是驻扎军队等待它而已。他的谋略缓慢而不懈怠，有圣王的举动，那么驻扎在陉地的军队，实在是《春秋》中的盛大举动，城濮之战也有所不及。有齐桓公而圣人不予赞许，还会赞许谁呢？

译夏天，许国国君新臣去世。

诸侯在军队中去世，称“师”；在防地去世，称“防”。如今许男在军队中去世，却不称“师”，说明他并非死于军中，而是死于许国。怎么知道的呢？许国，就是现在的颍昌。军队撤退驻扎在召陵，召陵是颍昌的属邑，那么许男回国后死在许国是确定的了。地名虽然不参与褒贬，但像这样的情况也不可不考证。杜预对地名最为详细，但在“侵蔡驻扎在陉”的地名上有所不通。蔡国，就是现在的蔡州。先入侵蔡国然后进军驻扎在陉，那么陉应该在蔡国的南边，是楚国的土地。杜预说：“陉，是楚国的土地。”这是对的。但他又说颍川召陵有陉亭，这就错了。颍川就是现在的颍昌，在春秋时期是许国的土地。齐国讨伐楚国，先经过许国，然后到达蔡国，过了蔡国才到达楚国，那么陉应当在蔡国之前，不应当在蔡国之后。杜预认为它在颍川，那就是在蔡国之后了。难道是先进攻蔡国然后退到陉吗？没有这样的道理。颍昌距离蔡州三百里，不应该反而后退三百里。应当是楚国另有陉地，不是颍昌的陉亭。常景也跟随他的说法而不加考证，我私下对此感到疑惑。我认为召陵也不是颍昌的召陵。楚国虽然屈服，实际上并没有结盟，为什么突然退兵三百里然后才与它结盟呢？这两个地名都不对。估计驻扎在楚国土地而结盟后退兵靠近蔡国，那么陉应当在信阳军，而召陵应当是蔡州的土地了。只是千百载之后，地名更改，失去了原来的位置，不能用现在的地名强行附会。

楚国屈完来军中结盟，在召陵结盟。

楚国屈服了，屈完来军中结盟，是楚君派遣他来的。为什么不称“使”？是不让楚人与中原诸侯对抗。况且鞌之战，齐侯派遣国佐到军中，与国佐在袁娄结盟，记载“使”、记载“如”，是两国国君之间的礼节；记载“及”，是内外之辞。如今直接说“楚屈完来军中结盟”，不记载“使”，是不让楚君与齐侯并列。说“在召陵结盟”，以自我结盟为文，不认为他能够与诸侯对抗，不能与齐高子的事相比。高子来结盟，不是齐侯的命令，是高子专权结盟。如果楚君没有屈服，屈完敢独自专权结盟吗？况且高子专权，是可以的。如今齐兵压境，楚君想战想和尚未决定，而屈完请求结盟，既已结盟而楚君又不愿意，那么齐国怎么处置呢？那么楚君没有屈服，齐国必定不肯结盟，而屈完也不敢擅自结盟。今年春天讨伐楚国，到夏天屈完才来结盟，那么结盟不是屈完仓促的谋划，楚君考虑得很周全了。楚君知道齐兵不可抗拒，战必不胜，于是派遣屈完向齐国低头请求结盟。直接说“楚屈完来军中结盟”，那么结盟之前已在楚君那里确定，不是屈完到了军中才请求结盟。所以来军中结盟，是楚君的意思；在召陵结盟，是齐侯的意思。军中不是接受结盟的地方，大概是屈完到了军中才请求结盟。齐侯知道楚君屈服，不需要作战了，于是退到召陵与他结盟，这是合乎礼节的。唉！一箭不浪费，寸刃不钝，而在牲血之间使方张的楚国屈服，桓公的功绩太大了！八国军队卷甲而归，大禹的班师也不过如此。扬子说《春秋》赞美召陵之盟，是有原因的啊！

齐国人抓获了陈国的辕涛涂。秋天，与江人、黄人一起讨伐陈国。

齐桓公与陈国一起讨伐楚国，回来还没到国都就抓获了他们的大夫，不知道陈国凭什么得罪了齐国。抓获者记载“人”，那么罪不在涛涂了。《左传》、《公羊传》都认为涛涂避开军道而没有记载在经文中，然而军队回来还没到国都，那么陈国没有得罪的理由。认为是讨伐楚国不服从命令，那么军队未曾作战，那么避开军道的理由或许成立吧？然而避开军道那么涛涂就有罪，齐国怎么能记载“人”来表明无罪？那么涛涂为什么不称“行人”？大概称爵位来抓获，是霸主征讨；称人来抓获，不是霸主征讨。抓获称行人，抓获无罪；抓获不称行人，抓获有罪。那么齐国与涛涂都有错了。涛涂避开军道，本来就有罪，而涛涂大概是让军队返回走陈国道路，那么国家必定很痛苦，不如从东方出去。齐侯认为他不忠于自己，于是抓获了他。涛涂本来欺骗了齐国。《易经》说：“军队出动要有纪律，否则凶险。”所以成汤征伐，耕作者不变；宣王出兵，不留不处，三件事就绪。军队所到之处，秋毫无犯，农民安居，这是王者的军队。如今军队经过陈国而陈国担忧，那么齐侯的军队不守纪律了。不能反求诸己，而指责别人欺骗自己。欺骗自己的罪轻，而侵犯百姓的罪重，所以齐国抓获辕涛涂，所以不能算是霸主征讨。然而涛涂有欺骗齐国的罪是肯定的，而陈侯有什么关系呢？如今既抓获了他的大夫又讨伐他的国家，那么陈国有所不服。大概涛涂有罪，君主不参与；陈君有罪，百姓不参与。因为一个涛涂虐待他的君主而残害他的百姓，齐侯征服楚国而骄傲，有不善终的苗头了。所以前天讨伐楚国称爵位，今天抓获涛涂讨伐陈国称人，褒贬哪里容得下心机呢？看他的功罪而已。与江人、黄人一起讨伐陈国，承接上文齐人的文义。解说者认为是鲁国与陈国，这如同二十一年楚子抓获宋公来讨伐宋国同义。楚子不与其他人一起讨伐，所以不记载“及”而记载“以”，文字稍异而意义相同。或许因为中间有一个“秋”字，就认为是鲁国，这是不对的。如果不记载秋，无法表明时间，怎么能说中间一个秋字就把罪责移到鲁国呢？不然，八国诸侯在行，齐国

译难道只是命令鲁国吗？江国和黄国刚刚按兵不动作为援军，未曾出动。齐侯认为诸侯已经劳苦，而江国和黄国独自安逸，所以派大夫率领这两个国家的军队去讨伐陈国，这样劳逸就均衡了。这是齐侯的用意。

译八月，鲁公从伐楚之地返回。

因为伐楚而回，其功劳很大。在宗庙中记录功勋，是符合实际的。这里依据事实记载，是为了表彰善行。

许穆公

冬季十二月，公孙兹率领军队，抵御齐人、宋人、卫人、郑人、许人、曹人侵犯陈国。

自己所爱护的，不能用来要求别人不爱护；自己所不服从的，不能用来要求别人一定服从。陈国大夫涛涂误导军队行军路线，是因为他爱护自己的国家。换位思考，齐侯也没有不爱护自己国家的。齐国尚且爱护自己，却要求陈国不爱护自己，可以吗？齐国曾经攻打陈国，而陈国不屈服，大概是因为陈国无罪而不愿服从。反过来说，如果齐国无罪而被攻打，那么也会不服从。齐国尚且不服从，又凭什么要求陈国一定服从呢？拘捕陈国大夫涛涂，这是用自己所爱护的来要求别人不爱护，用自己所不服从的来要求别人一定服从。然而今年侵犯陈国，第二年陈国就参加了首止的会盟，这说明陈国屈服了。陈国虽然屈服，但不是心服，而是力量不足。凭借六国的大夫侵犯陈国，陈国依靠什么而不屈服呢？用武力使人屈服，这是霸者的做法。齐桓公不足以谈论王道，是显而易见的。外国的卿大夫都只称“人”，而国内却独独记载“公孙兹率领军队”，大概是因为国内如果不记载“率领军队”，就无法显示外国卿大夫也都率领军队；外国卿大夫不率领军队，就无法显示齐国是用武力压制陈国使其屈服。称外国卿大夫为“人”，是为了贬低鲁国。然而公孙兹是叔牙的儿子，这也是为了彰显三家专权的根源，叔孙氏大概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五年春天，晋侯杀死了他的世子申生。

父子之间的伦理，是天性。父亲慈爱儿子，儿子孝顺父亲，这是人的真情。世上有父子互相残害而违背天性的，难道是真情吗？我知道它的根源了。它的根源如果不是起于妾媵争夺正妻的地位，就是起于庶子干扰嫡子。如果妃妾的名分确定，嫡庶的名分正当，那么即使有掇蜂那样的奸诈、浸润那样的谗言，也无法得逞。做君主的，只要不因为美色扰乱正妻的地位，不因为偏爱干扰嫡子的继承权。即使有西施那样的容貌，也不能凌驾于元妃之上；即使有季札那样的贤能，也不能取代嫡长子的地位。端正心意，真诚意念，使美色和偏爱不能倾动我的心志、扰乱我的意念，那么天性就保存了，哪里会有互相残害的祸患呢！《春秋》记载君主父亲杀死世子的有两次：晋献公杀申生，宋平公杀子痤。晋献公是因为骊姬和奚齐，宋平公是因为芮弃和佐。骊姬和芮弃，都是因为美色争夺正位；奚齐和佐，都是因为偏爱干扰嫡位。由此可知妃妾嫡庶的名分不能不确定。所以《春秋》都斥称“君”，这是君主的罪过。世子难道是别人所能杀死的吗？如果不是君主父亲的命令，不至于死。唉！可悲啊！天性至亲，却互相看待如此。蜂蝎有君臣，虎狼有父子，雁鸭有兄弟，谁说人不如禽兽呢？想要端正根源，应当从妃妾嫡庶开始。所以《春秋》中世子、母弟直呼君主，罪责在于君主。以此防范百姓，后世还有说“赵王如意像我”而引发苍狗之祸、说“尧母名门”而产生巫蛊之祸的，那么做君主的，能不知道《春秋》吗？

杞伯姬来朝见她的儿子。

按照礼制，天子没有战事，诸侯相见称为朝。又说：诸侯世代互相朝见。那么朝见，是两位君主相见的礼节，难道是乳臭未干的孩子所能讲究的吗？儿子不能使母亲去朝见他，这是尊崇长辈而轻视晚辈。唉！典礼的混乱，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周公的训诫，让妇人窃弄权柄来玩弄黄口小儿，伯姬有什么值得诛责的呢？承担罪责的，是鲁侯和杞伯。杞国不足以作为证据，是有原因的啊！

夏天，公孙兹前往牟国。

国内大夫有前往齐国、晋国的，是出使大国，因为国事前往，没有前往小国的。牟国，是微小的国家，鲁国未曾有交聘的礼节，公孙兹前往牟国，不是国事。《左传》说：“娶妻。”不对。公子友前往陈国〇原仲，齐国高固来迎娶子叔姬，有缘故才记载，哪有娶妻而不记载的？不是娶妻，是私交。公孙兹，是公子牙的儿子，前年伐陈已经专权用兵了，现在又无故前往牟国，他的专权日益炽盛。仲孙、叔孙氏僭越的根基在此，所以圣人详细记载。

鲁公和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在首止会见周王世子。秋天八月，诸侯在首止结盟。

只有义才能纠正天下的不正，只有信才能统一天下的不一。《经解》说：“义与信，是霸主的器具。”首止的会见，首止的结盟，齐桓公实际上是借助义与信来安定王室，圣人也权且认可他。如果一定要要求他在天下守信守义，那么除了商汤、周武王没有人能担当，而长期借取而不归还的，春秋时代只有齐桓公和晋文公罢了。圣人固然知道他是借取而认可他，大概也是失船得壶吧。周惠王宠幸陈妫，将要立王子带。王子带，是庶孽。郑世子。世子，是天下的根本，根本一动摇，那么奸人暴徒就会窥伺周鼎了。齐侯于是联合八国之君，在首止会见周王世子，使天下的期望寄托在世子身上，而羽翼已成，那么陈妫虽然受宠，无法施展谗言；惠王虽然偏爱，不能违背天下人心而听从宠人的请求。不动声色，而世子的地位就确定了，大概天下只有义所在，那些不正的人能施展到哪里呢？说“及”，是为了尊崇周王世子。尊崇世子而不与诸侯同等会见，这是齐桓公善于借助义的表现。世子的地位固定了，然而在会见

译诸侯各自怀有不同的心思，而王子带确实受到周王的宠爱，又是陈国人。如果诸侯中有人顺从周王的邪念而依附于王子带的党羽，那么我们的防备就会有所不牢固。于是（齐桓公）再次率领诸侯登上祭坛，歃血结盟，以此确定周王世子的地位，使诸侯同心同德拥戴世子，没有异心。这又是天下信义所在，那些不专一的人神明应当诛杀他们。史书说“诸侯在首止结盟”，诸侯结盟而世子亲临，这是齐桓公能够借助信义的表现。后来世子即位，就是周襄王，而洛阳的九鼎之所以得以稳固不移，这是齐桓公的功劳。《春秋》确实肯定了他，在防范世子（被废）一事上彰显齐桓公尊奉周王的道义，两次记载结盟以显示齐桓公团结诸侯的信义。信义确立而王室安宁，霸主的功业显赫，这就是首止之盟的意义。有人把防范世子说成是抗拒天王，这是不懂权变的人胡乱指责他人了。

译郑伯逃归不盟

君子对于去留的选择，是考察其善恶，并根据权变和道义来决定的。可以追随而不追随，与不可以追随却去追随，这叫不懂道义；可以离开而不离开，与不可以离开却离开，这叫不通权变。齐桓公凭借信义来辅佐王室，那么诸侯是服从还是违背，即使是三岁孩童也应当知道归属。郑文公难道没有心肝吗？舍弃忠诚顺从的齐国而不追随，反而投靠横行逆道的楚国。况且齐国在首止设防，是为了尊崇王室，而郑国独自逃归，这是天下都尊崇王室，唯独郑国违逆王室；诸侯都拥戴盟主来排斥僭越作乱，而郑国背叛盟约投奔楚国，这是诸侯都厌恶僭越作乱，唯独郑国顺从作乱。这是君子所不屑提及的，还值得责备什么呢！然而首止之盟，太子的地位已经确定，诸侯协同服从，共同拥戴王室，中原地区即使没有郑国，也不足以影响轻重。但郑国一旦逃归，就动摇了楚国企图窃取中原的念头；郑国一出逃，〇国就被灭，楚国又产生了窥视中原的野心；第二年发动天下兵力讨伐郑国，而郑国不服，导致楚国将怨恨转移到许国，〇国、许国都遭受其毒害，这实在是郑伯逃归所引发的。桓公二十多年安抚中原，仅仅能在召陵使楚国屈服，而郑伯一逃，又开启了楚国的贪婪之心，那么郑文公难道只是桓公的罪人，更是天下的罪人！背负天下的罪责，到了洮之盟，才摇尾乞怜，他有什么值得可怜的呢！《春秋》在他叛逃时记载为“逃”，在他前来时记载为“乞”，是极其轻视他。

楚人灭〇〇子奔黄

〇国本来是楚国的盟国，楚国为什么要自己灭掉它？大概是看到江国、黄国依附齐国而齐国安抚他们，而且他们远离南蛮而遵循中原礼制的界限，实在有羡慕之心，认为楚国自从召陵之盟后已经向齐国屈服，无法虐待我，一定会忽视而不侍奉楚国。楚国担心他们互相煽动而归附齐国，那么我们的北方边境靠什么来防守呢？于是举兵灭掉〇国，以此来挫败各戎狄依附齐国的心，并震慑舒、鸠、申、随等国。然而楚国灭〇国的原因，实际上是从郑伯逃盟开始的。郑国不逃，楚国就不敢出兵窥视中原。楚国的贪婪，在所难免，而郑文公更是深可诛杀。〇国国君不书名，是因为他没有罪。然而被灭后逃奔黄国，是把祸害嫁祸给黄国了。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晋人执虞公

《春秋》的道理，如同日月，而万物纷繁复杂地出现，各自随着类别投射影像，无不象形。所以《春秋》不能用一个标准来探求，学者随着事物观察影像，美丑自然显现，这才是善于学习的人。《春秋》灭国记载为“灭”，灭邑记载为“取”，拘捕其君主而不占有其土地记载为“执”，这是常例。而下阳的灭亡，实际上是邑，却记载为“灭”；虞公的被拘捕，实际上是灭国，却记载为“执”。这哪里可以用常例来探求呢？大概虞、虢都是王畿内的诸侯，下阳是采邑。说虞说虢，就像周公、祭公一样。虢并不是国，虞晋灭下阳，就是灭虢；晋拘捕虞公，就是灭虞。从土地来说，重在土地；从人来说，重在人。下阳是险要的城邑，得不到它的土地就无法灭虢，所以从土地的角度记载而写灭虢。虞是虢的屏障，亡了虞还有什么依靠呢？只要拘捕其人，那么其地也就全部得到了，所以记载拘捕虞公，而实际上都是灭国。各自根据轻重来记载，其义理自然显现。学者只要不被常例所迷惑，那么《春秋》就明白了。下阳作为邑，不像郑国的长葛、邾国的须句。夺取长葛，郑国依然存在；夺取须句，邾国依然保存。郑、邾没有灭亡，怎么能说灭呢？现在夺取下阳，下阳是虢的采邑，夺取其采邑，虢国又在哪里呢？所以不得不记载为灭。拘捕曹伯，曹国并未衰败；拘捕卫侯，卫国没有损失。难道就能因此灭曹、卫吗？现在虞公是王的臣子，拘捕王的臣子，土地又在哪里呢？所以记载为执，而灭国之意自见。土地重要的，掠夺其土地而夺取；人重要的，拘捕其人而灭国。拘捕王的臣子，夺取王的土地，其罪过难道能尽数诛杀吗？有人只是贬斥他灭同姓，况且王的臣子、王的城邑，他都拘捕并灭掉，还顾惜什么同姓？如果只贬斥灭同姓，就失掉了真正的罪人。

六年春王正月

夏公防齐侯、宋公、陈侯、卫侯、曹伯伐郑，围新城。

秋楚人围许诸侯遂救许

冬公至自伐郑

用人的标准来治理人，那么不符合人的标准者就在被诛杀之列；用正直来回报怨恨，那么不正直者就在被屈服之列。郑伯背叛楚国而投靠齐国，背弃道义而顺从逆道，还凭什么做人？齐桓公讨伐郑国，只是用人的标准来治理人罢了。郑国不服从，就包围其城邑，有什么伤害呢？这是为了诛杀其不符合人的罪过。楚国人救援郑国，不直接救援，反而转移兵力包围许国，许国有什么对不起楚国的呢？齐桓公宁可释放郑国而救援许国，只是用正直来回报怨恨罢了。我用正直回报他，楚国本来就知道自己不正直，还凭什么对抗齐国呢？所以许国最终不能被得到，楚国出兵无功反而因不正直而屈服。况且讨伐国家而包围城邑，也太过分了。宋国人讨伐郑国，包围长葛，宋国利用郑国没有援助而期望必定夺取，其用心恶毒。现在包围郑国新城，是不得已。假使军队压境而郑国服从，那么齐侯不过像驻扎在陉山那样罢了；讨伐而不服从，那么新城不得不包围，以等待其服从。那么包围新城，只是期望郑国服从罢了，并非志在夺取，不能与包围长葛同等贬斥。讨伐国家、救援国家，并不是没有谋略。楚国人包围江国，晋阳处父讨伐楚国以救援江国，批亢捣虚，解绳以救上吊的人，在法度上没有贬斥。

译如今讨伐郑国的军队中，许国不在行列，并非许国讨伐郑国，而楚国人围攻许国，不过是迁怒的军队罢了。齐国讨伐郑国，许国有什么罪过？那么楚国的军队可以说是理屈了，不能与晋国阳处父的事情相比。所以圣人在长葛被围时，宋国只书“人”，而在新城被围时，齐国与诸侯都书爵位，善恶自然分明。阳处父讨伐楚国的军队，书“救江”，而楚国人围攻许国的军队，不书“救郑”，曲直自然判断。所以新城被围，郑国最终自行屈服，到了宁母防线，郑国的子华来防守，以人治人，郑国也是人，怎么能不服从？诸侯救援许国而楚国最终自行退兵，洮地结盟而许国国君参加结盟，那么楚国就不能得到许国了。大概是以正义回报怨恨，楚国本来理屈，还有什么理由而不屈服呢？《左传》记载许国国君面缚衔璧的事情，况且许国没有转身就与洮地结盟，哪有服于楚国的道理？《左传》的说法大概是诬妄的。鲁公参与救援许国而到了讨伐郑国，以讨伐郑国的功劳举行饮至礼，不可以两件事都举行饮至礼，选择其中重大而有功的罢了。有的以事后之事举行饮至，有的以事前之事举行饮至，出于鲁国国君的意愿。圣人依据旧的惯例书写，不可更改。这就是所谓如实记录而褒贬自然显现的意思。

译鲁僖公七年春天，齐国人攻打郑国。

齐国大概是急于攻打郑国。冬天攻打郑国的军队刚到，春天又再次攻打，大概是郑国不服从，那么诸侯的心就会动摇，而首止的盟约也就不能稳固了。不只是首止的盟约受到损害，楚国人也有理由议论中原各国了。所以急于使郑国服从，对内以巩固首止之盟、安定王室的谋划，对外以断绝楚人窥伺中原的志向，这是有所不可延缓的。《春秋》记载为“人”，是因为将领地位低、军队少，只是责问郑国是否服从罢了，不一定非要取胜。不能因为《春秋》记载为“人”就认为是贬斥。同样是攻打郑国，为什么以前攻打褒国，而今天攻打郑国就立刻被贬斥呢？《春秋》的用笔不像这样早晨抬高、傍晚贬低。解说的人又认为齐侯不能使楚国服从却只争夺郑国，这尤其疏漏了。听说《春秋》有萧鱼争夺郑国之事，却不知道那不在齐国。文公之后，晋灵公、晋厉公、晋悼公、晋平公继承霸业，而楚国不服从，所以今天攻打郑国，明天又攻打郑国，今天救援郑国，明天又救援郑国，郑国起初也没有坚定的心，时而依附晋国，时而依附楚国，只跟随强大的那一方，这是中原各国争夺郑国的时期。现在郑国本来属于中原，在此之前未曾跟随楚国。文公不衡量华夏的形势，背叛正义就是叛逆，齐侯既然称霸，声威显赫，楚国大概有所忌惮。召陵之战，楚国帖服求盟，中原难道不足以依靠，而要依靠楚国吗？这是郑国的罪过，有所不容诛杀。到了洮地的盟会，郑伯请求结盟，整个齐桓公在位期间不敢窥伺郑国，那么现在的攻打就不是争夺郑国。不是争夺郑国，那么楚国的罪过就在郑国而不在齐国。指责齐国不能庇护郑国，是过错。然而在那之后争夺郑国的时期，郑国没有一年不遭受楚国的兵祸，追究其依附楚国的根源，文公是始作俑者吗？一次背叛来引诱楚国，整个郑国世代遭受楚国的祸患，那么即使戮文公的尸体来告慰厉公、宣公、桓公、武公的亡灵，郑国人也会漠然置之，又还能怪罪齐桓公攻打郑国什么呢！

夏天，小邾子来朝见。

郳犁来了，到这时被任命为小邾子，大概是齐桓公已经称霸，为他请求周王的命令而将其列入五等爵位。邾国，是鲁国的附庸，而小邾又是邾国的别封，两个邾国都是桓公开始任命为诸侯的。

郑国杀了其大夫申侯。

郑国将要归附齐国，杀了申侯来取悦齐国。申侯有什么罪呢？没有罪。称国名来杀，是国君杀的。孟子说：“左右的人都说可以杀，不要听；各位大夫都说可以杀，不要听；国人都说可以杀，然后才杀他。”所以说这是国人杀的。现在不称“人”而称“国”，只是国君杀了他。国君和左右大夫杀了他，以此出卖背叛华夏的罪名，不是国人杀的。不是国人杀的，怎么能算有罪？许多儒生多听从《左传》的说法，说陈涛涂怨恨申侯在齐国反对自己，进谗言而杀了他。如果是这样，那么申侯大概是忠于齐国的人，现在将要归附齐国却杀了齐国所忠诚的人，这是激怒齐国，怎么能叫取悦齐国呢？《左传》设立虚妄的说法而不知道其自相矛盾，儒生跟随这种说法而不知道其乖谬。我起初不喜欢与三家传注辩论，在这里奇怪儒生们不察。刘敞最喜欢辩论，而在这里却不说，我姑且辩论一下来补充刘敞的遗漏。

秋天七月，鲁公与齐侯、宋公、陈世子款、郑世子华在宁母结盟。郑伯上得罪了周王，下得罪了齐国，齐国总共两次攻打而后郑国屈服，后来杀了申侯，大概是说罪在申侯。既然用申侯来抵罪，那么郑伯就可以参加盟会而结盟，现在却让世子听命，为什么郑伯勇于跟随楚国，而怯于归附正义呢？大概以前首止的盟会，不只是背叛齐国，也是背叛周王世子。现在周王世子的地位已经确定，郑国实在畏惧，虽然杀了申侯来取悦齐国，但怀疑周王世子不会立刻释放自己，于是先让世子听命，来试探齐国的意图。齐国知道是这样，于是第二年为他请求周王的人，而讲和洮地的盟约。这就是齐国对于郑国，期望于服从罢了，难道一定要强迫他吗？大概郑国服从，就断绝了楚国窥伺中原的衅端。陈国也让世子参加盟会，陈宣公年老而厌倦出盟。陈宣公在此即位，大概四十年了，不是懈怠。

曹伯班去世。

公子友前往齐国。

僖公的即位，实际上出于公子友。僖公即位而公子友辅佐他，凡是鲁国的政事，君臣实在互相依赖以成功。僖公、公子友在《春秋》中，实在是所谓君臣都贤明的人。当齐桓公称霸天下时，以侍奉霸主为急务，五年两次朝见的礼节不可缺；否则就由大夫聘问。僖公三年，公子友前往齐国聘问，于是听从伐楚的日期而参加盟会。此后每三年，僖公不朝见，那么季友的聘问，直到桓公去世都不懈怠。只有六年伐郑之后，从春天到冬天，不假借朝聘了。所以七年公子友前往齐国，十年僖公前往齐国，十三年公子友前往齐国，十五年僖公前往齐国，十六年公子友去世，十七年齐桓公去世。当桓公称霸时，僖公、公子友同心侍奉霸主，三年两次朝见的礼节没有废弃。虽然不能一次朝见京师，但当时诸侯都不朝见，不可单独责备鲁国。他们朝见聘问霸主，虽然不是古制，但小国侍奉大国，以和睦邦国，鲁国确实做到了。这就是十五年之间鲁国安宁的原因，是僖公、公子友同心相助的功劳。

冬天，曹昭公去世。

鲁僖公八年春天，周历正月，鲁公与周王的人、齐侯、宋公、卫侯、许男、曹伯、陈世子款，在洮结盟。

宁母和洮两次会合诸侯而结盟，都是为了郑国。桓公称霸，东方的诸侯无论大小，没有不协同顺从的。

译（郑国）虽然防备郑国，并不损害霸业。桓公先前在寗母会盟，是为了与郑国的世子结盟，而郑国所疑虑的，是周天子没有赦免它的罪过。桓公又为此让周天子的使者屈尊参与这次会盟，纠集天下诸侯以迫使郑国臣服，这是为什么呢？我知道其中的缘由了。郑国堵塞南北交通的要冲，其地名叫虎牢，大概是天下的险要之地。武姜为太叔请求封地制邑，制就是虎牢，在汉代称为成臯，在今天称为汜水，天下的形势都系于此处。楚国得到它，就凭借它来对抗中原各国；中原各国得到它，就凭借它来抵御楚国。现在郑国依附楚国，那么虎牢就在楚国手中，难道是因为失去郑国而损害霸业吗？大概是因为失去虎牢而成为中原各国的忧患。所以一定要得到郑国，然后收取天下的险要之地，既然扼住了南北的要害，用丸泥封住关口，诸侯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如果不这样，蔡国也靠近楚国，自从召陵之战后，君民都溃败，估计后来又被楚国所得，中原各国的防盟大概从未参与，而桓公舍弃蔡国，不谋求一定得到蔡国，却一定要得到郑国，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得到郑国就能收取险要之地。所以直到桓公去世，郑国不再背叛，而楚国也不敢窥视郑国，大概是有原因的。如果不这样，桓公为什么急于两次会合诸侯，一次让周天子使者屈尊，而谋求小小的郑国呢？后来晋国和楚国争夺郑国，战争连绵不断，也不是争夺郑国，而是争夺虎牢的险要。晋悼公率领诸侯修筑城郭，而楚国争夺不止；又率领诸侯驻守，而郑国像萧鱼之盟那样防备。此后十五年，郑国不背叛而楚国不窥视中原，都是因为虎牢的险要之地在中原手中。由此可知桓公不惮于劳烦诸侯而一定要使郑国臣服，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周天子的使者排在诸侯之上，是尊崇周天子。大概只是招引郑国前来罢了，不借助周天子的臣属来镇服诸侯，这又是桓公懂得权变吧！

译郑伯乞求结盟

君子对于去留的选择，不可不谨慎啊。去留一旦失误，就会成为终身的耻辱。从前郑文公逃避盟约，是不该离开却离开了，所以圣人记载为“逃”。商纣王是天下逃亡者的庇护主，“逃”这个字的含义，是盗贼所做的事。如今郑伯乞求结盟，是不得已才乞求的。孟子说：“用脚踢着给人吃，连乞丐也不屑一顾。”大概是不以道义去求取，而是乞求，这就是乞求的道理。圣人对待郑伯的方式，可以说是极其侮辱了，这难道是圣人故意侮辱他吗？是郑伯自找的。假如郑伯懂得道义，就不会有逃亡的耻辱；起初不逃亡，就不会有卑贱乞求的羞辱。我由此知道去留不可不谨慎。僖公二十三年，楚国人攻打陈国，陈国因为中原没有盟主，于是屈服而顺从楚国，但圣人不记载为“逃归”，知道他是不得已的。到了二十八年，晋文公在践土结盟后陈国又前来，圣人记载说“陈侯到防地”，不说是“乞盟”，知道他是仰慕中原而前来归顺，并非受到侮辱。襄公七年，晋悼公在鄬地设防，陈哀公逃亡归来，也记载为“逃”，他的卑贱可想而知。而陈哀公任性而不悔改，最终被楚国俘获而甘心受辱，那么他的罪过又超过了郑文公，圣人尤其看不起他，只记载“楚军灭陈”，不详述哀侯的存亡。那么郑伯乞求结盟，还算得上是能自我反省的人。君子用人来治理人，改正了就停止。他既然已经乞求结盟了，还责备什么呢？而圣人所责备的，在于逃亡而不在于乞求；郑伯之所以失败，也是在于起初而不在于最终。

夏，狄人攻打晋国

狄人成为诸侯的祸患已经很久了。从前狄人攻打邢国，齐国救援并筑城保卫；狄人侵入卫国，齐国迁徙并封立卫国。如今狄人攻打晋国，齐桓公却视而不见，为什么呢？大概自从齐国称霸以来，晋国历经三代君主，从未曾窥探诸侯的盟会。大概晋国自认为是京畿以北的大藩属，不屈服于齐国，齐国也轻视它，所以狄人攻打晋国，齐国何必担忧呢？齐国不攻打晋国，是幸运的事，还何必过问狄人？像邢国、卫国那样，一举手援助他们，他们就带着国家侍奉齐国。那晋国即使得到齐国的救援，也无法效忠于齐国了，桓公怎么能施予这种没有回报的恩惠呢？适宜他坐视而不救援。

秋七月，在太庙举行禘祭，用来迎致夫人

僖公迎致夫人，是迎致活着的夫人呢？还是迎致死去的夫人呢？认为是迎致活着的夫人，那么哀姜已经去世，不是迎致活着的夫人；认为是迎致死去的夫人，那么成风尚未去世，不是迎致死去的夫人。那么究竟迎致的是谁呢？不问死活，从古至今，儿子有迎致母亲的道理吗？认为是将神主附祭于宗庙，那么应当有崇奉的言辞，不可以说“致”；认为是迎致妾母为夫人，那么先君已经去世，儿子哪有在宗庙见母亲的礼仪？这两点不辩驳就自行理屈，在所不辩。《公羊传》认为僖公娶了楚女，被先到的齐国媵女胁迫，这个意思是对的，但事实不对。如果这样，那么经文应当先记载“到楚国迎娶女子”，接着记载“迎致夫人姜氏”，否则后世怎么知道他把齐国媵女当作夫人呢？那么迎致夫人是什么意思呢？僖公娶了齐女，姜氏到来，用禘礼祭祀太庙而迎致她。什么叫“致”？就是见庙。成公九年伯姬嫁到宋国，季孙行父到宋国迎致女子，内女嫁到宋国，行父迎致她，宋公在宗庙迎致她。这就是鲁国娶了齐女，僖公在宗庙迎致新妇。那么迎致于宗庙，是合乎礼的；用禘礼，是不合礼的。不讥讽迎致夫人，而是讥讽用禘礼。所以不记载姜氏，讥讽不在夫人，省略了她。就像“与齐国大夫在蔇地结盟”，讥讽在鲁国，不在齐国大夫，所以省略了名字；如今讥讽在禘礼，不在夫人，所以省略了她的姓氏，事情不同但道理相同。那么禘礼为什么被讥讽呢？因为不合时宜。三年举行祫祭，五年举行禘祭，禘祫如同闰月，是礼制的常规。僖公三年应当祫祭，五年应当禘祭，如今八年又应当祫祭，不应当用禘祭。大概禘祭只到远祖而不及所自出的祖先，鲁国所自出的祖先是文王。僖公娶了伯主的妹妹，在内以为荣耀；鲁国祭祀文王，在外以为荣耀。用祫祭则不及文王，无法作为夫人的荣耀，于是改用禘祭来荣耀姜氏。这也是庄公觌用币的意思。不知道礼制不可玩弄，玩弄而改变它，就是诬蔑祖先而得罪先王先公了。那一个妇人有什么值得荣耀的呢，却扰乱宗庙常有的典制，这是圣人所以表示讥讽的原因。有人认为那是哀姜，那么哀姜去世丧事完毕在四年，难道等到八年才附祭宗庙吗？认为是成风，那么儿子没有迎致母亲的道理，都是疏漏的。十一年僖公和夫人姜氏在阳谷会见齐侯，那么夫人是姜氏，而僖公娶了齐女是确定的。夫人，是当时国君的夫人。俗话说：“国君的妻子，国君称她为夫人，国人称她为君夫人。”这是跟随国君和国人的称呼，还有什么可疑的？祫祭和禘祭的意义，我在闵公二年吉禘于庄公时已经说过了。

冬十二月丁未，天王去世

是周惠王。王世子即位，这就是周襄王。

九年春，周王三月丁丑，宋公御说去世。

夏，僖公与宰周公、齐侯、宋子、卫侯、郑伯、许男、曹伯在葵丘会见。忠是一回事，却说“大忠复君”，君子大概取其次一等的；信是一回事，却说“大信不约”，君子大概取较小的。大忠、大信，是用来期望圣贤的；次忠、小信，是用来对待君子的，这是圣人的心意。太甲即位，伊尹奉送嗣王去见他的祖先，侯甸群后都在

译百官各自停止职事，听从冡宰的指挥，制定三风十愆来告诫卿士和邦君。康王继承大统，太保率领诸侯进入应门左侧，毕公率领诸侯进入应门右侧，以聆听王命，这是大忠大信的表现，也是夏商周三代治理太平的典章制度。周德衰微，平王东迁，桓王、庄王、僖王、惠王虽然继承正统，但伊尹、太保、毕公的事迹，不再出现在新君即位之初。如今襄王即位，恰逢齐桓公担任方伯，桓公于是率领东方诸侯在葵丘护卫宰周公，这是修明旧典。因为周公摄行冡宰之职，所以称他为宰周公。桓公让侯甸地区的众诸侯各自停止职事来听从宰周公，这也是太保、毕公的遗意。然而这种礼仪，久已不讲，诸侯看待它大概已经惊骇愕然。桓公担心他们不信服，于是率领诸侯在宰周公面前结盟，以巩固他们尊奉周王的心意。捆绑牺牲、载录盟书而不歃血，宣布天子的五项禁令来命令诸侯，那么即使是伊尹的三风十愆、康王告诫诸国的诰命，又有什么不同呢？这大概是用来奉行襄王的诰命，而代替宰周公说话罢了。桓公的这一举动，也可以说是忠的次一等而信的较小者了。所以圣人把它记载在《春秋》中，孟子把它写入《尚书》，孔孟称赞它，不同时代却言辞相同，而解说的人妄加诋毁这次结盟，难道这是孔孟的心意吗？同样是圣人就是圣人了，而孟子说“亚圣”，这是君子大概赞许其次一等。圣人尚且赞许次一等的，何况是忠呢？具体就是具体了，而颜渊具体而微，这是君子大概赞许其较小者。大道尚且赞许较小的，何况是信呢？颜渊、孟轲，是圣道中次一等而较小者；桓公，是忠信中次一等而较小者。孔子的道不可名状，尚且赞许其相似，伊尹、太保、毕公的事迹大概接近于形迹，难道不容许君子效法并模仿他们吗？那么这次结盟，实在是《春秋》中的冠冕，而王室依靠它获益很多。当时，叔带还有窥伺之心，虽然首止之盟确定了世子的地位，但世子大概尚未正式确立。如今世子确立，这就是襄王。襄王元年，桓公首先做这件事来尊奉他，那么子带还敢窥探周鼎的轻重吗？这次葵丘之盟，对周室有功，不能说不大。至于那些儒者，没有一句话提到这一点，我私下嘲笑他们学习《春秋》却未曾考证事实。事实不知道，还谈什么褒贬呢？

译秋季七月乙酉日，伯姬去世。

伯姬，是尚未出嫁的女子。女子到了成年行笄礼并取字，便被视为成人。按照成人的礼制来对待她，这是合乎礼法的。圣人记载此事，是为了强调兄弟之间的情义。

九月戊辰日，诸侯在葵丘结盟。

在夏季之初设防，而在秋季之末结盟，长时间地拖延诸侯，是为了展示那种旷世难行的礼制，以此昭示天下，并且用来破除叔带的奸诈之心。

甲子日，晋侯佹诸去世。

冬季，晋国的里克杀死了国君的儿子奚齐。

十年春季，周王正月，鲁公前往齐国。

其义理参见八年“公子友前往齐国”的记载。

狄人灭掉了温国，温子逃奔到卫国。

温国位于河阳，其祖先大概是苏忿生的封邑，推测是苏忿生被分封的地方。它靠近周王城，二十八年时，诸侯在温国设防，怀疑狄人灭掉温国却并未占据其土地。狄人真是猖狂啊，攻打邢国、入侵卫国、讨伐晋国，如今又灭掉温国，而齐桓公却不闻不问，难道是因为葵丘的盟会，使他的骄傲之心日益增长，视狄人为不值得诛讨，视温国为不值得救援吗？还是因为温国靠近晋国，他怨恨晋国所以不救援呢？温国在河阳，河阳是晋国的土地，推测温国必定依附于晋国。晋国推辞而不能救援，那么齐国救援是可以的。看着它被灭却不救援，大概是因为这对齐国没有损害吧，这难道是霸主应有的公心吗？如果不是这样，北戎靠近齐国，为何要胁迫许男而远途征讨呢？齐桓公在此事上，我看出他有不能善始善终的苗头了。

晋国里克弑杀了国君卓，以及大夫荀息。

奚齐和卓，都是骊姬的儿子。奚齐记载为“君之子”而不称“君”，卓反而称“君”，为什么呢？奚齐即位时，献公想让他做国君，但国人并不承认他是国君。如今奚齐死了，夷吾和重耳都在国外，晋国没有国君。国人和荀息拥立了卓，那么卓的即位，虽然上面没有周王的命令，下面没有父亲的授命，但国人和荀息承认他是国君，所以用“君”来记载他。一处用“君”来顺应国人的意愿，一处用“子”来顺应献公的心意，这样是非就自然判明了。然而荀息不在奚齐之难中死去，却在卓之难中死去，这在道义上是两方面的缺失。况且奚齐、卓子都不应当即位，荀息追随君主行邪道而接受其孤儿，本来就不是所谓遵循正道的人。然而假使他死在奚齐之难中，还可以说是不辜负君主的信任，那么他死在卓之难中又是为什么呢？已经拥立了他却又让他死去，对君主没有益处而自取灭亡，这是自缢于沟渠的人，属于召忽一流的人。有人说：“这是普通人的信义，确实如此。”我说：从道义上讲，则不是这样。

夏季，齐侯和许男讨伐北戎。

北戎，就是山戎，远离中原，本来未曾成为中原的祸患，齐国为何要讨伐它？大概是贪图利益。就近而言，狄人灭温却不救援，却跨越千里险阻去讨伐山戎，山戎对齐国有何怨恨呢？庄公三十年曾讨伐过它，并向鲁国进献俘获，我因此知道这对齐国有利。许国，是个极小的邦国，而且邻近楚国，抛弃社稷跟随齐国，我为此感到担忧。然而诸侯不跟随而许国独自跟随，齐国胁迫鲁、宋而讨伐它们，如果不归顺齐国，凭借许国的弱小，其命运就掌握在齐国手中了。如果不是这样，鲁、宋、曹、卫，是齐国的四个邻国，舍弃近邻而远求许国，难道没有原因吗？然而幸好楚国没有窥探其空虚而窥伺中原，虽然齐国远离楚国，固然说祸患未止，而许国处于楚国的要道上，许国离去则陈、郑将遭受楚国的兵祸。陈、郑遭受楚国的兵祸，而齐国的霸业不毁，我不相信。如果不是这样，楚国远离中原，而谋划者有所不知。那么讨伐北戎，未必有利，而祸害是令人担忧的。其余义理同庄公三十年“齐人讨伐山戎”。

晋国杀死了其大夫里克。

里克杀死了两位国君和一位大夫，而圣人不用讨伐贼人的措辞来记载，为什么呢？大概惠公不是因为奚齐、卓子而杀他，而是为了自己而杀他。看到里克杀死两位国君如同反掌，怀疑他会波及到自己，所以杀了他。那么杀他，是出于私心，不是为了两位国君讨伐贼人。以里克的罪过如此之大，虽然出于私心杀他，他依然是贼人，而圣人不用讨伐贼人的措辞来记载。确实啊！法律是天下的公器，人君不可以出于私心使用。

秋季七月。

冬季下大雪。

周历的冬季、夏历的秋季，不是大雪的时候，而下大雪，是常寒的惩罚。《洪范》说：“听政不聪，这就叫做不谋，其惩罚是常寒。”那么大雪不是随意记录异象，而是用来责备当时的君主不能建立皇极。

十一年春季，晋国杀死了其大夫阳处父。

阳处父，是郑里克一党的人。里克死了，阳处父怎能独自存活呢？义理同里克。

夏季，鲁公和夫人姜氏在阳谷与齐侯相会。

妇人既已出嫁，有归宁的礼节，没有外出相会的礼节。鲁公与齐侯相会，而夫人也参与其中，这是僖公的责任。如果不是这样，齐侯有意于相会，姜氏则是桓公的罪过。僖公与桓公都是贤君，不应当有违背礼制的举动，我私下为两位君主惋惜。看此事与文姜有何不同？虽然没有实质之事而有其迹象，也是君子所厌恶的。

秋季八月举行大雩祭。

雩祭有二月，命令“孟夏大雩祭天帝，使用盛大的音乐”，这是时祭。《周礼》：“司巫，国家有大旱，则司巫舞雩。”这是旱祭。孔子生病，子路请求祈祷。孔子说：“丘的祈祷已经很久了。”祈祷巫祝，君子不崇尚。楚昭王生病，占卜说：“河神作祟。”昭王说：“祭祀不越过望祭的对象。”不祭祀。将要死时，有云像赤鸟，周史说：“禜祭可以转移。”昭王说：“有罪受罚，又怎能转移？”不禜祭。孔子说：“楚昭王懂得大道。”

译纵然遇到干旱而举行求雨仪式，本来对缓解旱情没有益处，但《周礼》中设有司巫的官职，这难道也是荀子所说的“求雨而下雨，只是文饰罢了”吗？回答说：荀子所说的“文饰”，是指不修明政治，不反省自身，只是通过求雨来欺骗百姓。孔子和楚昭王不祈祷、不禳灾、不祭祀，是因为他们先要求自己，而后才求助于神灵。商汤有桑林之祷，这也可以说是文饰吗？关键在于他如何先要求自己，以及他向神灵祈求时是否真心忧民。《春秋》记载大雩共有二十一次，只有僖公的两次祭祀，我私下认为他确实有忧民之心，不是苟且求雨来文饰的。自从僖公即位，一个月不下雨一定记载，一个月下雨也记载，如果不是念念在此，怎么能做到这样呢？所以他举行大雩，我由此知道他没有文饰之意。水旱灾害，是上天用来警戒人君的，看着百姓哀号却不祈祷不祭祀，难道是敬畏上天和忧怜百姓吗？孔子和楚昭王不祈祷不祭祀，是因为灾祸在于自身；商汤之所以祈祷，是因为灾祸在于百姓。灾祸在于自身，听任天命，不祈祷是可以的；而灾祸在于百姓，难道能忍心坐视而不祈祷吗？君子不能一概而论，要看其内心是否真诚。他是真正忧民呢？还是无心于民而用求雨来蒙蔽百姓呢？这样情感和罪责就显而易见了。《春秋》记载大雩，都是因为这个原因。求学的人应当考察其人而判定其情罪，就能领会圣人的意图了，不要说求雨无益就一概否定它。其余义理见桓公五年。

译冬季，楚国人攻打黄国。

鲁僖公十二年春天，周历三月庚午日，发生日食。

这是因为失去了朔日（初一）的缘故。

夏天，楚国人灭掉了黄国。

冬天攻打而夏天才灭掉，是因为黄国坚守城池等待救援。过了三个季节齐国的救援没有到来，黄国还凭什么能够生存呢？齐桓公的霸主事业，在这个时候就不能善终了。起初，黄国来朝见，我们依靠它来制约楚国。等到楚国攻打黄国，黄国指望齐国来保全自己。讨伐楚国的谋划还没有成功，黄国就来投奔齐国。现在楚国将要灭掉黄国，黄国指望救援而齐国的救援没有到来，这是黄国起初对齐国有恩德，而齐国却用灾祸来回报它。用灾祸回报恩德，还怎么能称为霸主呢？况且齐国不能庇护黄国，那么当初就不应该接纳它。既然已经接纳了它，那么黄国所依靠来对抗楚国的，就是齐国。现在齐国坐视黄国遭受攻打，已经过了三个季节，告急的文书不是没有送到，齐国国内本来安宁，没有肘腋之间产生意外的变故，牵制军队而不能前进，却对此置之不理，像没听见一样，度过冬季直到夏天，不曾派遣一支军队、任命一位将领去远远地声援，坐视楚国的封豕长蛇肆意吞噬而不可挽救，接着波及江、柏、道、夔、六、蓼等国，那么黄国的祭祀断绝，是齐桓公实际上误了它，怎么能说是楚国自己灭掉了盟国而齐国不过问呢？圣人记载黄国的灭亡，用来责备齐桓公，是很严厉的。黄国国君不记载“奔”（逃亡），也不称名，是因为他为社稷而死，大概是与百姓一起坚守，过了三个季节效死而不离开的。黄国国君大概也是懂得大义的人吧！

秋天七月。

冬季十二月丁丑日，陈侯杵臼去世。

鲁僖公十三年春天，狄人侵犯卫国。

前年狄人灭掉了温国，温国国君逃到卫国。现在狄人侵犯卫国，是因为卫国接纳了温国国君。唉！狄人的蛮横太严重了！灭掉它的国家，使它的社稷变成废墟，俘虏它的人民，而它的国君逃亡了，还想要得到他来称心如意。那温国国君哪里对不起狄人呢？倚仗强大而不知满足，这是它的本性，君子不责备它。而中原本来有霸主，难道能安然观看而不讨伐吗？楚国灭掉黄国，畏惧它强大而不救援；狄人灭掉温国，因为它弱小而不体恤。强大的我们畏惧它，弱小的我们忽视它，那么诸侯哪里还需要霸主呢？齐桓公还没有称霸时，君子无法责备他的罪过；现在既然称为霸主，天下的休戚系于齐国，怎么能不过问呢？狄人看到齐国不过问，好像没有什么可畏惧的，所以今年侵犯卫国，而明年又侵犯郑国了。说它弱小而忽视它，可以吗？

夏天四月，陈宣公去世。

鲁僖公在咸地会见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

在咸地会见是谋划修筑缘陵城，解说的人大概怀疑他们在夏天会见，而第二年春天才开始筑城，说筑缘陵城不是咸地会见的目的。咸地会见的诸侯不知道夏天会见，而冬天筑城，这正是为了得到合适的时机。那么诸侯停留在咸地吗？回答说：“不是的，各自返回自己的国家了。”不然的话，秋天举行大雩祭，难道鲁僖公不在而举行雩祭吗？即使公子友到齐国，难道齐侯不在而聘问吗？那么先在咸地会见是为了什么呢？凡是土木工程，龙星出现而告诫准备事务。龙星出现，是夏历二月，周历四月。现在四月告诫准备事务，正合适时机。十月水昏正而栽木，十一月冬至而完工。第二年正月，是夏历十一月，于是事务完成，诸侯到来，各自记载在简册上。楚丘的战役也是这样。其余意义与元年柽地会见相同。

秋天九月举行大雩祭。

意义与十一年相同。

冬天，公子友到齐国。

鲁僖公十四年春天，诸侯修筑缘陵城。

在咸地会见，是诸侯。咸地会见的诸侯已经返回了，这是再次会见。再次会见为什么不按顺序排列？再次会见而与前次有不同则按顺序排列，再次会见与前次没有不同则不必按顺序排列，这也是前目后凡的体例。至于邑而不国，与修筑楚丘意义相同。然而卫国的灭亡，有狄人进入卫国的记载，而诗人明确说它灭亡了。缘陵则没有可查考的。左氏认为淮夷使杞国受害，淮与徐距离缘陵很远，不止千里之遥，没有使缘陵受害的道理。只有莒国与缘陵相邻，怀疑莒国灭掉缘陵是正确的。缘陵最初建都于陈留，桓公六年迁到淳于，在今密州，而莒国也在密州，就是密州的莒县。如果淮夷则在今泗州，大概越过鲁国而后到达这里，哪里有越过鲁国数百里而灭掉缘陵的呢？应当从《公羊传》莒国灭掉缘陵的说法是正确的。然而卫国的灭亡见于《诗经》，缘陵的灭亡没有记载，有人怀疑它没有灭亡。然而没有灭亡则记载迁徙，如邢国迁到夷仪了，那么这是迁徙而后修筑城邑。现在文辞与修筑楚丘没有不同，这是没有迁徙而先修筑城邑。楚丘不称卫国，缘陵不称缘陵国，《春秋》不加上没有实际名称的称呼。解说的人认为这是讥讽专断封国，错了。

夏天六月，季姬与鄫子在防地相遇，让鄫子来朝见。

鲁国的闺门不严肃，在这里大概三代了。桓公的污浊，庄公的平庸，文姜、哀姜的事情，有所不足以诛杀，而僖公，是鲁国的贤君，我在前年私下惋惜他在阳谷的会见，现在不到三年，而有季姬与鄫子相遇的事情。唉！我因此知道“家人嗃嗃，悔厉吉；嘻嘻，终吝”，圣人垂下的警戒很深啊！说“季姬”而不连属国家，是未嫁的国内女子。大概有约定在防地会见鄫子，而鄫子与她相遇。让鄫子来朝见，是为了请求已经许配，所以第二年季姬嫁到鄫国，符合他的心意。起初在防地相遇而国君不制止，中间让鄫子来朝见而国君不以为耻，最终嫁到鄫国而国君不拒绝。唉！淫风流行，《桑中》、《大车》的诗不产生于鲁国，而《駉》与《有駜》的篇章还用来歌颂僖公，为什么呢？大概孔子对于鲁国的《诗经》保留颂而省略风，为了鲁国

译这是避讳的做法。然而《春秋》寄托了天下的根本大法，哪里能全都避讳呢？所以文姜、哀姜、鄫季姬的事情，讥讽贬斥已经十分明显了，即使不符合鲁国的风俗也可以。

译秋季八月辛卯日，沙鹿山崩塌。

西周衰败时，百川沸腾，山岳崩塌。如今沙鹿山崩塌，东周兴起防备，由此可以预卜了。圣人记载此事，难道心中有所感怀吗？沙鹿是晋国之地，不记载国名，是因为它关乎天下。

狄人侵犯郑国。

前年狄人灭掉温国、讨伐晋国、侵犯卫国，周天子没有讨伐他们。如今侵犯郑国，情况严重了。赤狄、白狄都在西北，如今侵犯卫国并到达郑国，这就与楚国联合了。狄人与楚国联合，我为齐桓公担忧。到了这种严重程度却不讨伐，桓公的霸主之心懈怠了。年老而沉溺于内宠，内部不能治理，哪有空闲治理狄人呢？五霸中，桓公最为兴盛，可惜他不能善始善终，怎么办啊！

冬季，蔡侯肸去世。

十五年春季，周王正月，鲁公前往齐国。

意义与七年公子友前往齐国相同。

楚国人讨伐徐国。

三月，鲁公会同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在牡丘结盟，随后驻扎在匡地。

公孙敖率领军队以及诸侯的大夫去救援徐国。

可以驻扎而不驻扎，君子责备他缺乏道义；不可以驻扎而驻扎，君子责备他缺乏仁德。军队出动驻扎与否，关乎仁义。讨伐别国问罪而不驻扎，这是愤怒之兵。愤怒的军队暴虐，不符合道义。所以讨伐楚国的军队驻扎在召陵，是符合道义的，只是等待楚国屈服罢了。奔赴危难救援灾祸而驻扎，这是犹豫之兵。犹豫的军队怯懦，不符合仁德。如今救援徐国的军队驻扎在匡地，是不仁的，只是侥幸希望楚国自行退兵罢了。所以讨伐要缓慢，缓慢是为了保全道义；救援要迅速，迅速是为了彰显仁德。之前在陉地驻扎的军队，桓公得到了道义；如今在匡地驻扎的军队，愚笨的人不能保证它有仁德。楚国讨伐徐国，是什么缘故？怨恨徐国夺取了舒国。舒国是楚国的盟友，徐国人偷袭并夺取了它，徐国夺取舒国是为了齐国。这件事发生在僖公三年，是为齐国夺取楚国的援助。桓公招揽江国、黄国，夺取舒庸，都是夺取楚国的援助。前年楚国灭掉黄国，齐国不敢救援，楚国因此知道齐国容易对付。于是扬兵讨伐徐国，徐国距离楚国遥远，大约千里。跨越千里讨伐徐国，如果没有轻视齐国的心思，怎敢这样做呢？如今齐国联合诸侯在牡丘，只是驻扎而不前进，这是侥幸希望楚国自行退兵。况且正月讨伐徐国，三月才出动驻扎，本来就迟缓了，还驻扎什么呢？驻扎在匡地而楚国不退，于是命令诸侯大夫率领军队去救援。虽然楚国是用偏师讨伐徐国，诸侯不必亲自前往，如果知道不必亲自前往，那么不出兵也可以。派遣大夫前往救援，有什么担心不能取胜的呢？如今既会盟又不救援，这是向楚国显示怯懦。《易经》说：“公羊顶撞篱笆，不能后退，也不能前进，没有利益。”起初听说徐国遭受兵祸，本来不能忍耐而不出兵；出兵后又畏惧楚国，又不能勇敢直前，这就是所说的不能后退、不能前进，有什么利益呢？徐国遭遇娄林之败，未必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公孙敖是庆父的儿子，没有离开家族，由此可以看出仲孙氏日益强盛。

夏季五月，发生日食。

日食发生在朔日却不记载，是双方都有过失。

秋季七月，齐国军队、曹国军队讨伐厉国。

厉国是楚国的盟友。楚国讨伐徐国，齐国讨伐厉国以报复。徐国在楚国手中受挫，厉国对齐国有什么不满呢？主君与自己结仇，力量不能制服主君，只是指责他的仆从，这对主君有什么损害呢？厉国本来就是楚国的盟友，讨伐它的盟友，不足以损害楚国一根毫毛，只是激起楚国的愤怒罢了。徐国遭遇娄林之败，未必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况且黄国、徐国，起初都依附楚国，背叛楚国投向齐国，大概是倚仗齐国的重势来对抗楚国。如今黄国不免被灭，徐国不免战败，依附齐国的不能庇护，不依附的又何必讨伐呢？那么讨伐厉国的军队，可以说是错误的举动。

八月，发生蝗灾。

记载灾祸。

九月，鲁公从防地返回。

没有功绩而返回，举行饮至礼，这是什么辞令？

季姬嫁到鄫国。

在防地相会时，男女的界限，必须通过媒妁来成全，用礼来防止淫乱。没有媒妁而在防地相会，这是钻穴隙之类的事情。不记载迎娶，因为在防地已经成婚了，还迎娶什么呢？看这件事，就知道僖公内宫的治理情况了。

己卯日晦日，雷震夷伯的庙宇。

《春秋》记载灾异很多，不记载时间就记载地点，不是警示君主，就是危害百姓。如今雷震物体，也是常事，哪个时代没有？况且九月，相当于现在的七月，雷声尚未收敛，不能说是灾祸，也不能说是怪异，那么所记载的，是因为夷伯的庙宇僭越礼制。礼制规定：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二庙。君、大夫、士有庙宇，也是常事，本不在记载之列。夷伯是季氏的陪臣。《公羊传》说：“季氏的孚”就是夷伯。借雷震来记载，是记述其僭越。如同桓宫、僖宫火灾，亲尽应当毁掉却没有毁掉，也是借灾祸来记述非礼。如果把夷伯当作鲁国大夫，那也是常事，《春秋》怎么会记载呢？有人说：“季氏从季友开始，如今季友还在，季友的贤德必然不会让他的陪臣僭越大夫的礼制。”唉！这正是为了记述季友的罪过。闵公在庄公庙举行吉禘，季友没有纠正；僖公用禘礼迎回夫人，季友没有劝谏。季友如果懂礼，谁不懂礼呢？那么陪臣僭越庙宇礼制，是季友的罪过，夷伯在哪里？何必责备夷伯呢！晦，是晦朔的晦。《公羊传》、《谷梁传》认为是防地的晦日，这是错误的。夷是姓氏，伯是字。《公羊传》认为是季氏的家臣。孙氏说：“天子任命的大夫。”刘氏说：“我们的大夫。”由此可以看出士也有庙宇。苏氏跟随《左传》，认为夷是姓氏。

译伯这个字，刘氏与此相同。孙氏说：“这是夷的谥号。”

冬天，宋国人攻打曹国。

译值得尊重的霸主，在于他能够协调诸侯，使大家同心协力，尊崇王室并遵从盟约文书。自从齐桓公称霸以来，到现在已经三十年了，诸侯中没有擅自相互侵伐的，是因为他们畏惧霸主的威势。如今齐桓公的德行衰落了，宋国对曹国用兵，虽然不追究宋国用兵的具体原因，但诸侯已经离心离德，霸主的威势无法制止他们的侵伐了。

楚国在娄林打败了徐国。

八个国家的大夫去救援徐国，但徐国仍然不免战败，那么这些大夫果真听从命令吗？八个国家的国君畏惧楚国，驻扎在匡地，国君尚且畏惧，又怎能责备他们的臣下呢？难怪他们畏缩不前，任由徐国的胜败存亡自决。楚国只在娄林打败了徐国，那么八国的军队并没有与楚军交战，只是出兵以示救援徐国的名义。楚军还未撤退，鲁僖公已经从防地返回，国君既然勒马缓缓回国，那么大夫何必苦于赴敌而死呢？那么楚国打败徐国，是大夫的罪过；而大夫不肯前进，则是诸侯的罪过。

十一年壬戌日，晋侯与秦伯在韩地交战，晋侯被俘。

韩，是晋国大夫韩氏的封邑，那么韩地之战，就是秦国讨伐晋国了。秦国讨伐晋国而交战的责任在晋国，是因为晋国不肯屈服。秦晋交兵的原因，经文中没有记载，传文认为是因为晋惠公的即位，是秦穆公接纳了他，惠公回国后却背弃秦国，所以秦国有韩地之战。看晋献公杀世子申生，立奚齐，里克杀奚齐及卓子，晋国已经没有了国君。等到晋国新君即位，才杀里克，那么即位者必定是从国外进入的。如果不是从国外进入，为什么要杀里克呢？传文说秦穆公接纳惠公，并非没有根据。那么晋惠公的即位，秦国是有功劳的。依靠秦国而即位，秦国却来讨伐他，如果不是辜负秦国，不会导致今天的战事。况且辜负秦国而被讨伐，理亏在晋国。晋国知道理亏，一句话表示屈服，那么战争可以不流血而解决。却傲慢不服，与秦伯交战，兵败身俘，并非不幸。军队以士气为主，士气以正义为主。理亏则众心沮丧而锐气受挫，还怎么作战呢！然而打败了晋军而且俘虏了国君，秦国也太过分了。后来与晋国世代为仇敌，大概就根源于此。圣人详细记载，以彰显战争的开端。然而晋侯导致这种耻辱，是有原因的。晋国既然没有国君，按长幼次序来说，国君之位应在重耳。惠公依靠秦国的力量，排挤兄长而得到君位，起初以为荣耀，却不知反而成为耻辱。千乘之国的君位，通达的人看得像鸿毛一样轻，如果不得已而后接受，那么天下会归附他的道义。所以以道义得到天下，天下没有人敢争夺，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以利益得到一国，那么一天也不能稳固，受制于人。惠公既因利益而得位，又因利益而失败，屁股还没坐热秦兵就压境，狼狈地被俘，不胜其耻，那么利益究竟有什么可依赖的呢！《春秋》记载交战而国君被俘的，只有这一次。圣人内外都称爵位，没有隐讳的言辞，是因为厌恶之深。

十六年春，王正月戊申初一，五块陨石落在宋国。这个月，六只鹢鸟退飞经过宋国都城。

圣人记载灾异，用来警戒人君，并非随意议论事物的大小、数量的先后。解说者都追求末节以争奇斗胜，不探究根本，这不是圣人的本意。陨石落在宋国五块、六只鹢鸟退飞经过宋国都城，怪异之处在于石头坠落、鹢鸟退飞，五与六，是表示先后的辞语，是史官的旧文，圣人没有增减。石头，是大地所有的，不是天空所有的，现在从上落下，怪异很大了。鹢鸟飞翔，是常态，而退飞为什么呢？飞退而能飞，也是非常怪异了。这是天下未曾有过的怪异，为天下记录它，用来警戒天下的人君，不是为宋国。宋国也因为它是天下的怪异而报告给诸侯，不是宋国想把怪异转移给别人，只是怪异显现在宋国，圣人也根据事实而记载它。大概灾异有天下的灾异，有一国的灾异。螟、螽、𧈢、蜚，鸜鹆来，李梅实，是一国的灾异，其他国家未必有。日食、星陨、陨霜杀菽、梁山崩、沙鹿崩之类，是天下灾异，其灾异不是为一国设立的，而其应验也不以一国来寻求。现在陨石、退鹢，也是天下的怪异了，所以圣人不加宋国于其上，说：“陨石于宋五，六鹢退飞过宋都。”记载其地而不系于其国。如果系于国，那么必定说“宋陨石五”、“宋有六鹢退飞”，像“宋大水”、“齐大灾”一样。现在把石、鹢加在上面，是为天下记录怪异，只是特别记载其地在宋而已。不说“宋”，则嫌于在鲁。“是月”，黎淳认为当作“是日”，是文字的误写，这种说法是对的。如果说“是月”在一月之内，那么举其日足以见之，何必不书日而更说“是月”呢？大概一日有此二异，所以重申“是日”以惊诧之，这不是穿凿附会，或许是圣人的本意。孙认为不可再举正月，刘说：“宋国不报告日期，嫌与五石为一日，所以分别之尔。”石头以不动为常，而坠落是变；鹢鸟以顺飞为常，而退飞是逆，事物变常逆理如此。

二月壬申日，公子季友去世。

大夫去世不书字的，季友书字，或许是因为尊贵他、贤能他，不对。公的儿子称公子，公子的儿子称公孙，公孙的儿子以祖父的字为氏，这是季友的后代所以称为季氏，而季氏的根基开始于此，所以在此去世以字书，不书

译名字没有用来记载的。到了他的孙子行父，行父的后代以季孙为氏，到了意如时期，有驱逐昭公、拥立定公的专权行为，那么其源头不能不在此处加以记载。然而庆父的字叫共仲，共仲的后代是仲孙氏，仲孙蔑是他的孙子；叔牙的后代是叔孙氏，得臣是他的孙子。而共仲、叔牙不被记载，唯独记载季氏，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三家的专权没有比得上季氏的，驱逐昭公、拥立定公、掌控鲁国命运的是季氏。设立三军，将公室一分为三，而季氏独占其二，叔孙、仲孙各得其一，那么叔孙、仲孙大概是依附于季氏的了。记载其首领，那么叔孙、仲孙就在不必记载之列了。

译夏季四月丙申日，鄫国的季姬去世。

季姬去世，这是鲁国的幸运之事，但僖公仍为此感到悲伤，这是因为起初他不加限制她的出入，大概是因为宠爱她。如今看她去世而被记载，就知道他起初的宠爱是出于这种心理。因为宠爱她，希望她活着，所以她去世时，僖公为她修筑防墓并哀悼她。季姬行为不正，国人以此为耻，而僖公却认为这是爱。如今她的死，国人认为幸运而消除了耻辱，而僖公反而更加悲伤，僖公的为人，我不理解。然而，纪叔姬因为贤德而记载其死，宋共姬因为守正而记载其死，而鄫季姬行为不正也记载其死，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圣人记载行为不正的人，然后才能显出守正的人。纪、宋两位夫人记载其死，又记载她们守正；鄫国夫人记载其死，不记载她们守正。守正的人，行为不正者不得安葬，大概如果不这样，就无法区分纪、宋两位夫人的贤德了。所以保留行为不正者的记载以显出守正者，这是《春秋》的法则。不然的话，鲁国女子去世的很多，为什么都不记载呢？

秋季七月甲子日，公孙兹去世。

冬季十二月，僖公在淮地与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邢侯、曹伯会盟。

把美德归于君主，是一国人的心意；论功行赏遵循主导者，是天下的道义。淮地的会盟，使淮夷臣服的是齐侯。愚昧的人不通晓天下的道义，只看到《鲁颂》中有“淮夷攸服”的话，就把使淮夷臣服当作僖公的功劳。那些颂扬他们君主的人，是国人的私心，难道能因为那些夸耀艳丽的归美之词，就废弃天下的公义吗！淮夷就是今天的临淮，东边邻接鲁国，西边逼近宋国，南边连接吴楚，与徐国有疆界之交。先前徐国被楚国打败，齐国救援不及，齐国担心淮夷引诱徐国成为鲁宋的祸患，所以进行军事防备，联合诸侯在淮地展示武力，淮夷害怕而臣服，所以不记载侵伐。圣人记载“僖公在淮地与齐侯某侯会盟”，齐侯主导这次会盟，那么论使淮夷臣服的功劳，应当归于主导者，鲁国怎么能掠取名声呢？然而《泮宫》这首诗，确实只说鲁国而不提及齐国，而且有献俘虏、献割下的左耳、献战功、最终获得胜利的事情，而淮地的会盟虽然动用兵车，实际上并没有交战，那么确实国人的颂扬，都是言辞超过了事实。大概不夸大其事，就无法颂扬其美德；颂扬其美德而把功劳归于齐国，就不是颂扬了。所以说僖公使淮夷臣服，是国人的私心；《春秋》必定把功劳归于齐国，是天下的公义。难道能因为国人的私心而废弃天下的公义吗！况且桓公曾经封卫国，修筑楚丘就是。楚丘修筑在周历的正月，确实是得时，而诗人有《定之方中》的创作，就把美德归于卫文公。这件事与使淮夷臣服的功劳，用途不同而道理相同。《定之方中》直接赞美卫国，没有一个字提及齐侯；《泮宫》的颂歌直接赞美僖公，没有一个词提及威公。不是国人不知道力量出自齐国，百姓想要赞美他们的君主而把美德移归于齐国，这是讥讽他们的君主，怎么能算是赞美和颂扬呢？然而使淮夷臣服、修筑卫国的事，在《春秋》中端正天下的道义，诗人顺从国人的情感。道义不可废弃情感，情感不可废弃道义，情感与道义两全，而大道行于其间，这是圣人修撰《六经》的本意。

以上是僖公十六年的内容

《春秋经筌》卷六

<经部,春秋类,春秋经筌》>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经筌》卷七 宋 赵鹏飞 撰

僖公

十七年春季，齐国人、徐国人攻打英氏。

英氏，是楚国的盟国。徐国人想要报复娄林之战，但无法撼动楚国，所以齐国替他们攻打英氏。英氏与楚国有什么关系？打败徐国的是楚国，而英氏遭受兵祸，报复怨恨大概已经不正当了。齐国如果能制服楚国，那么英氏将成为齐国的役使对象，像江国、黄国那样。怨恨在楚国而不能制服，却天天仇视楚国的盟国，我看到齐侯的威德两衰，霸业到此为止了，功业如此卑微，在这里显现出来了。

夏季，灭掉项国。

项国也是楚国的附属国。攻打英氏没有成功，而转移兵力灭掉项国，项国一定比英氏弱小。大国畏惧它，强国胆怯它，小弱之国灭掉它，齐桓公的德行，大不能及楚国，次不能制服英氏，而小小的项国哪里值得灭掉呢！在荆莽之中俘虏其囚徒，土地不足以增加中原，赋税不足以增加粮仓，而徒然在远方劳师动众，这也只是灭掉一个国家罢了。圣人认为不值得褒贬，所以承接上文攻打英氏的文字，不再提及齐国人。解说的人认为是鲁国灭掉的，而且向来灭国没有记载“灭”字的，取邿、取鄟都是灭国，忌讳灭国而用“取”字记载，为什么在灭项上独不忌讳呢？这是承接上文的文字，与及江人、黄人攻打陈国的意义相同，攻打陈国中间隔一个“秋”字，灭项中间隔一个“夏”字，解说的人因为不连贯，就移动认为是鲁国书时书月记事的体例，难道隔一个季节就认为是两国的事吗？他们的说法也太固执了。

秋季，夫人姜氏在卞地与齐侯会盟。

齐侯从会盟归来，道路经过鲁国。夫人等待他到来，在卞地与他会盟，不符合礼制。当时僖公还未到，而夫人出城会盟。妇人既已出嫁就顺从丈夫，僖公不在而夫人出境与齐侯会盟，僖公的闺门政令可知了。这比阳谷的会盟更严重。阳谷的会盟，僖公与夫人同行；如今夫人独自会盟，那么夫人大概也专断了吧。父母健在，回娘家省亲是可以的；在边境上与父亲会盟，能算是礼吗？

九月，僖公从会盟归来。

在淮地会盟而返回饮酒，到了宗庙。看诗人颂扬使淮夷臣服的事，那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