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经筌卷九　　　　　宋　赵鹏飞　撰

译左氏认为，是贿赂鲁国以请求防地，并且是在取得防地之后才索取济西的田地。如果先贿赂鲁国，那么在取得防地之后，哪里还能得到济西田地的贿赂呢？他不探求其中的缘故，只是凭空臆测罢了。

译晋国将大夫胥甲父放逐到卫国。

春秋时期的诸侯，在礼乐刑政方面，动辄模仿天子，不知道有些权势是客观上无法模仿的，却强行去做，我私下里嘲笑他们这样。古代的大夫由天子任命，到了春秋时代，诸侯自行任命了；大夫有罪，被关押在司寇那里，到了春秋时代，诸侯自行处死了。任命大夫、处死大夫，或许还可以做，但放逐大夫，诸侯怎么能做呢？天子以四海为家，大臣有罪而法律不至于处死，就放逐到荒远的边地，安置在恶劣的地方让他们改过自新，舜放逐驩兜到崇山就是如此。晋国只是诸侯罢了，越过晋国国境就是别的国家，哪里有什么荒远边地可以安置他呢？现在把他放逐到卫国，卫国是邻国。假如胥甲父贤能，那就是把贤人借给别国；假如他不贤能，那么卫国怎肯收留他？晋国放逐他而卫国释放他，晋国凭什么责备卫国呢？卫国难道是晋国的荒服之地吗？古代大夫有罪，就在边境等待放逐，“待放”是“离去”的别名；舜放逐驩兜，“放逐”是“安置”的别名。现在胥甲父没有等待放逐而国君直接放逐他，这是把他安置在卫国。如果说“不要离开这里”，卫国不是晋国的土地，怎么保证他不离开呢？这是诸侯荒谬可笑的政治，《春秋》记载它来彰显其僭越和荒谬。用杀大夫的体例来推求，那么称国名来放逐，意味着放逐的是无罪之人。胥甲父无罪无法得知，而《左传》认为是河曲之战中不服从命令。况且河曲之战，到现在已经七年了，难道要等到现在才追究他不服从命令吗？没有事实依据而强行附会，太严重了。说“放逐无罪之人”，这就足够了，不必追问原因。

鲁宣公在平州与齐侯相会。

平州相会，是齐国的意图。《左传》认为是为了确定鲁宣公的君位，而且鲁定公去世、姜氏回国，那么鲁宣公已经即位了。改元即位，又从齐国娶妻，公孙行父又去齐国拜谢成婚，那么鲁宣公确定君位已经很久了，怎么到现在才确定呢？齐惠公大概认为鲁宣公的即位，都是齐国的恩赐，所以进行平州相会，要挟鲁宣公索取贿赂。齐桓公在垂地要挟郑伯，郑伯用璧玉假借许田，这是郑国的意图。鲁宣公在平州要挟齐侯，公子遂去齐国，齐国人夺取济西田，这是齐国的意图。它们的文义自然相承。《左传》只看到公孙行父去齐国在相会之前，因此认为是为了确定鲁宣公的君位，不知道公孙行父去齐国是拜谢成婚，与今天的相会有什么关系呢？今天的相会，是齐国要挟鲁国索取贿赂，与要挟郑伯的意思相同。平州是齐国的土地，难道鲁国要挟齐国不就在鲁国土地而在齐国土地吗？在齐国土地，那么齐国是主动方就确定了。

公子遂去齐国。六月，齐国人夺取济西田。

公子遂去齐国，是送去贿赂。鲁国送去而史书称“齐国夺取”，是齐国想要它。齐惠公的罪过，实际上与鲁国相当，还有什么借口胁迫鲁国索取贿赂呢？只是因为厌恶视之死、姜氏回国，有对不起齐国的地方。既然在平州相会而夺取济西田，那么姜氏的怨恨无法伸张，视之的冤屈无处申诉，反而亲近并依仗仇敌，贪图利益结党叛逆，都是为了辅助篡逆的势力、结交不义的援助罢了。对内巩固私党，对外获得重赂，这是两种利益，齐惠公乐于做，而不顾死者的冤屈、生者的怨恨。鲁国割让田地贿赂齐国，而免除讨伐叛逆的军队、成就婚姻的好事，这也是两全其美。齐国有两种利益，鲁国有两全其美，得失大致相当，然而姜氏的两个儿子有什么对不起齐国的，周公的疆土有什么轻贱于鲁国的呢？王法不行，齐鲁只是侥幸罢了，不知道百世之后有《春秋》的法度。史书记载：“鲁宣公在平州与齐侯相会，公子遂去齐国，齐国人夺取济西田。”他们的奸诈之心和恶劣行迹，能逃脱吗？

秋天，邾子来朝见。

滕子朝见齐桓公，解说的人认为是朝见弑君之恶而贬称“子”。现在邾子朝见鲁宣公，也是弑君之恶，为什么不贬称“男”呢？我由此知道滕子自贬的说法在这里有依据。邾国自僖公、文公时代屡次被鲁国虐待，到这时因为鲁宣公即位而求和，所以来朝见。然而十年后公孙归父攻打邾国夺取绎地。春秋时代，小国侍奉大国，大概也很难了！朝见也被攻打，不朝见也被攻打，一旦违背他们的欲望，军队就跟随而来，难道只是邾国吗？滕、杞等小国都是如此。

楚子、郑人侵犯陈国，接着侵犯宋国。

楚庄王，真是天下的奸雄啊！他的谋略，不是靠暴横陵虐来夺取诸侯，而是通达天下的形势逐渐蚕食。唉，可怕啊！前几天灭庸的战役，首先联合秦、巴来侵犯中原的西部；今天侵犯陈国、侵犯宋国，又联合郑国来侵犯中原的东部。没有得到秦、巴，就达不到庸国；没有得到郑国，就达不到陈国、宋国。必定秦、郑已经臣服，那么东西的形势合拢，羽翼的谋略成功，然后趋向中原。看这些，楚国的谋略，不是浅薄的。起初没见他攻打秦国、攻打巴国，而巴、秦臣服；没见他攻打郑国，而郑国臣服。他的政治，必定有假借仁义来安抚秦、郑、巴人之心的人。我私下为中原担忧。晋灵公不像君主，赵盾正有异心，诸侯依靠什么呢？他们虽然救陈国、攻打郑国，能挫败楚国的锋芒吗？难怪楚庄王能成就霸业。然而成就楚国势力的，是郑国，所以贬称“人”。

晋国赵盾率领军队救援陈国。

赵盾以大夫身份主持诸侯的事务，《春秋》没有贬词，大概是因为霸主不作，楚国正猖狂，不得已而让赵盾如此。赵盾不救援，那么陈国、宋国就属于楚国了。然而史书称“救援陈国”，而《左传》认为是“救援陈国、宋国”，诸儒沿袭它

译认为这是缺漏的文字，是不对的。这又是《左传》附会添加的内容，意思是陈国和宋国都遭受了军事进攻，赵盾怎么能够只救陈国而不救宋国呢？这大概是根据推测而胡乱添加的文字罢了。况且楚国攻打宋国，必定要经过陈国才能到达宋国，所以救援陈国，宋国的危机自然就会解除，哪里需要分兵去同时救援两国呢？那么，这是赵盾的谋略吗？不是谋略，而是形势使然。《左传》没有认清这种形势，却错误地生出了“救援宋国”的文字，后来的儒生们跟随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译宋公、陈侯、卫侯、曹伯在棐林抵御晋军，讨伐郑国。

赵盾救援陈国，还没返回就驻扎在棐林，四国国君抵御他讨伐郑国。然而救援陈国记载的是赵盾，讨伐郑国记载的是晋军，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是《春秋》的笔法。救援陈国的，只是赵盾一个人罢了，不写名字就无法知道那是赵盾；讨伐郑国的，是四国诸侯抵御他，让一个大夫主导四国国君，不足以作为典范，所以记载为“晋军”，不让大夫与诸侯抗衡。那么这是贬低赵盾吗？回答说：不能贬低他。改变文字记载为“晋军”，是为了肯定他救援中原国家的功劳；不斥责而记载赵盾，是为了保全君臣的大义。楚国势力正强盛，中原没有霸主，诸侯不互相任用，就会屈服而成为楚国的附庸。幸好赵盾能继承文公、襄公的基业，救援陈国讨伐郑国，如果一定要苛求正义而惩罚他，那么诸侯将尊奉谁呢？中原国家将依靠什么呢？所以不得已而肯定他。然而如果直接让四国国君抵御晋国的赵盾，那么君臣上下的名分就无法确立，所以改变文字记载为“晋军”。权衡变通以肯定他的功劳，坚守正道以确立他的名分，权衡与正道并用，《春秋》的法则就存在于其中。我因此知道《春秋》不是圣人不能编纂的。

冬天，晋国赵穿率领军队侵犯崇国。

赵穿是赵盾的同党，他见赵盾执掌国家大权，主导诸侯，而自己却没有一点功劳，认为秦国是晋国的世仇，于是率领军队侵犯崇国。崇国是秦国的盟国。侵犯崇国对秦国没有损害，对晋国没有益处，之所以这样做，大概是为了无事生非以建立自己的功劳。建立功劳是为了讨好赵盾而巩固自己的恩宠。难怪他被赵盾信任，从而成就了他弑君叛逆的恶行。追求功劳、制造事端的臣子，果真可以亲近吗？

晋国人、宋国人讨伐郑国。

前几天讨伐郑国，记载为“师”，是赞许他救援中原国家；今天讨伐郑国，记载为“人”，是厌恶他不能使郑国屈服而只是疲敝中原国家。使郑国屈服的根本在于德行，其次没有比武力更好的了。赵盾有什么德行来使人屈服呢？而武力又不足，郑国人理所当然地远远避开他们，为什么要讨伐呢？讨伐了，最终不能得到郑国，反而给宋国制造了敌人，所以第二年有大棘之战，而华元被俘的，是晋国的罪过。

二年春天，周历二月壬子日，宋国华元率领军队与郑国公子归生率领军队，在大棘交战。宋军大败，华元被俘。

大棘，是宋国的地方。郑国讨伐宋国。郑国讨伐宋国而以宋国为主语，《春秋》以被讨伐者为主语，这是常例。楚国不曾讨伐郑国，郑穆公没有过错却跟随楚国，晋国两次讨伐郑国而郑国不悔改，本来就已经违背道义了。现在竟然为了楚国讨伐宋国，依附荆蛮而残害中原国家，难道值得责备吗？然而讨伐宋国的，是楚国。楚王没有出兵，责备胜过宋国，而能打败宋军、俘获其将领的，是楚国的力量。那么郑国使用楚军，为什么不记载以掩盖楚国呢？被俘的不是郑国让他去的，所以以郑国亲自率领军队为文。然而衡量其力量，郑国必定不能独自打败宋军而不依赖楚国。《春秋》记载俘获将领的有七次，只有哀公十一年俘获齐国书与此处俘获华元记载了“败绩”，大概是兵将都覆没了。华元兵败被俘而没有贬斥的言辞，是哀伤他力量不敌，而责备晋国不救援。记载战败和俘获，是严厉谴责楚国和郑国。然而归生有今天的战功，而郑灵公遭受日后的祸患，战功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呢？战功是横逆的阶梯。那么郑国获胜而招致祸患，不如宋国战败未必不是福分。华元战败，不失为贤大夫。圣人哀伤他战败而没有贬斥的言辞，确实圣人的门下不谈论战功啊。

秦国军队讨伐晋国。

秦、晋自从河曲之战以来，到现在七年了，没有边境的忧患，大概是厌倦战争了。赵穿追求微小的功劳，没有理由而侵犯崇国，对秦国没有损害，却触怒了秦国，秦国于是有了报怨的军队。记载秦国为“师”，过错在晋国。讨伐是问罪的名称，侵犯是剽掠的计谋，用剽掠对待晋国，而用问罪对待秦国，圣人不赞同晋国是明显的。当时秦国大概与楚国和睦，幸好秦国不联合楚国而讨伐晋国，假使秦、楚共同谋划这件事，晋国就危险了！起初侵犯崇国，不仅对秦国没有损害，而且对晋国有什么益处呢，而今天遭受兵祸，晋国能不受伤吗？这是赵穿结下虚妄的怨恨，而晋国遭受实际的祸害，赵穿的罪行不可赦免了。

夏天，晋国人、宋国人、卫国人、陈国人侵犯郑国。

大棘之战，晋国看待宋国如同秦越一样而不加以救援，兵败将俘，也很伤心了。现在竟然勉强聚集三国军队来侵犯郑国，难道能攻克郑国吗？只是堵塞宋人痛哭的请求，而安慰他们战败的伤痛罢了。当时赵盾的叛乱动机在旦夕之间就要爆发，哪有空闲为诸侯谋划？然而听说他们受伤而不加以体恤，就害怕诸侯有离心；叛乱动机发动，四邻就会联合扼制他。所以做出勉强的行动，侵犯郑国罢了，怎么能说是报复大棘的耻辱呢？圣人痛恨他，贬斥而记载为“人”，不能说将领卑贱、军队少。

秋天九月乙丑日，晋国赵盾弑杀了他的国君夷皋。

《春秋》的创作，凡是用来揭露天下的隐情，而诛杀乱臣贼子的心。至于善如颜回、闵子骞，恶如夏桀、盗跖，妇孺都能判断他们的对错，哪里需要《春秋》呢？赵盾弑君，隐藏奸诈、暗藏阴谋，其情形非常隐晦，不仅当时的人迷惑，后世也有人不明白。学者不相信圣人，而相信浅薄男子的口耳之论，反而认为他是贤人，我不理解。而且弑君的是赵穿，而《春秋》记载为“赵盾”，圣人难道会用弑逆的罪名诬陷君子吗？弑君的，是赵穿的手而赵盾的心啊。赵盾将要弑君而借赵穿之手，赵穿是赵盾的

译赵盾啊，既然接受了盾牌的恩赐，就任凭驱遣，这不过是鹰隼的作用罢了。那些想要猎取禽兽的人，难道是鹰隼吗？舍弃赵盾而惩治赵穿，赵穿固然接受恶名毫无怨言，而赵盾的奸邪得以伪装成君子，《春秋》岂不是失去了诛讨贼人的意义吗？《春秋》记载说“晋赵盾弑其君夷皋”，这是穷究恶行的根源而诛讨其本心。用这种标准来防范百姓，后世仍然有人假借他人之手来施行篡逆之心，就像司马师使用贾充那样。况且高贵乡公被弑，实际上是贾充、成济亲手杀死的，陈泰请求杀掉贾充以警戒恶人，而司马师不忍心，这件事与赵盾不杀赵穿有什么不同？后世难道也会指责贾充为弑君者，而把司马师当作贤人吗？解说的人却说：“赵盾作为正卿，出逃没有越过国境，回国后不讨伐贼人，因此得了弑君的罪名。”况且裴度辅佐唐敬宗，主持国政，当时苏佐明弑杀敬宗而立文宗，裴度不知道这件事，不仅没有出逃，也没有讨伐贼人，后世难道也会指责裴度为弑君者吗？圣人不会责备无心之过，如果没有这种心思却胡乱加上罪名，这是诬陷别人，即使是罗织罪名的官吏也有所不忍，难道会说圣人会这样做吗？赵盾弑君的罪责已经明白，学者为什么废弃经文而采信传文，胡乱把贼人当作贤人呢？我援引魏、唐的事情，并不是用来证明经文，古今固然不同，而人情是一样的，用后世的事情来斟酌古人的情理，那么赵盾的真实情况就显现出来了。

译冬季十月乙亥日，周匡王驾崩。

鲁宣公三年春季，周历正月，用于郊祭的牛口受伤，于是重新占卜选牛，新选的牛又死了，于是没有举行郊祭，但仍然举行了对三望之神的祭祀。

鲁国僭越礼制举行郊祭，上天不顺应它，人们也不认可它，但鲁国必定要这样做。郊祭用牛出现的变故，都是上天显示的谴责。占卜而不顺从的情况有四次，鼷鼠啃食祭牛的情况有三次，牛口受伤的情况有一次。出现变故而不举行郊祭的情况有四次，仍然举行三望祭祀的情况有三次，免除用牛的情况有一次，免除用牲的情况有两次。礼仪不合乎法度，人鬼尚且不享用，何况上帝呢？鲁国不自我责备其僭越，必定会坚持使用这种僭越的礼仪。凡是郊祭不顺从，祭牲出现变故，都不是人力所能造成的。况且鼷鼠啃食祭牛，难道是人所能治理的吗？这都是上天的灾殃。而解说者指责他们饲养祭牲不谨慎，这是把罪责推给厨师，而宽恕借重于鲁侯。这不仅违背了人的心意，而且违背了上天的意旨。如今郊祭用牛口伤而改卜新牛，这是宣公不识天谴而仍然改卜。牛又至于死亡，那么上天意旨不欲鲁国举行郊祭，是很明确的。不举行郊祭而仍然举行三望祭祀，这是不僭越上天而僭越大地。天地难道有不同的道理吗？上天所不享用的，大地怎么能享用呢？《左传》说：“不举行郊祭，不举行望祭，是可以的。”这是说得对的。其余义理见僖公三十一年。

安葬周匡王。

四月才安葬，是不合礼制的。

楚子讨伐陆浑之戎。

楚国讨伐陆浑之戎，其谋略深远啊！陆浑之戎在伊水洛水之间，逼近周王城，楚国对陆浑之戎没有丝毫怨恨。庄王的军队，不是痛恨陆浑之戎，而是要动摇周朝的鼎权。唉！庄王的意图在于图谋霸业，却不知道霸业以尊崇周室为义，舍弃尊崇周室就无法号令诸侯，而庄王首先触犯天下的忌讳，他不能称霸诸侯而仅仅成为战争的祸首，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他借讨伐戎狄的名义来窥探周室，应当受到严厉的贬斥，而这里记载为“楚子”，为什么呢？回答说：记载“楚子”，是为了深深诛责他。《春秋》对于楚国还有逐步进化的意思，不忍心立即将其排斥在外。不然的话，将以不治罪的方式治理他了。楚国本是鬻熊的后代，而庄王是楚国的贤君，应当稍微懂得大义，反而触犯上天的诛责，所以记载为“子”，好像是说：五等诸侯而做出这样的举动，是用中原的法度来诛责他。如果这样，那么《春秋》的法度，怎么可以按惯例来寻求呢？

夏季，楚国人侵郑。

霸主使诸侯服从，靠的是德义罢了。庄王兴兵，未曾波及郑国，而郑国归附了他。如今讨伐陆浑之戎，而在周王室展示武力，所行不正，而谋划不顺。晋国也未曾逼迫郑国，而郑国背叛楚国归附晋国，那么就相信德义是霸主的根基了。既然因不义而失去了郑国，却仅仅用武力侵郑，君子不认为这是责备叛乱，这只是侵掠中原罢了。所以说：“楚人侵郑。”记载“人”和“侵”，其诛责楚国的法度很重了。

秋季，赤狄侵齐。

僖公、文公的时代，年年有狄人的祸患，到文公十一年，叔孙得臣在咸地打败了他们，狄人的祸患顿时平息。狄人衰落而赤狄兴起，赤狄是隗姓，潞、甲及留吁都是赤狄，其族类确实繁多。如今他们侵齐，开始见于经文。周朝衰微，王政没有纲纪，职方氏失职，散居四方，固然不能驱赶他们到四海之外。然而有霸主兴起，顺从的就安抚他们，逆反的就消灭他们，使他们不成为诸侯的祸患，就够了。如今晋国内政混乱，赤狄在东边猖獗，楚人在西边跋扈，晋国不能治理。他们侵扰小国，还说是蜂虿罢了，如今直接侵犯大国，可以忽视吗？他们大概是认为齐国有弑逆的罪过，蚍蜉蚁子都可以撼动它，所以肆意毒焰蔓延来蚕食它。两年之间两次侵齐境，齐国对赤狄有什么不满呢？只是西边邻接赤狄而且背负不义的罪名罢了。唉！不顺从的人，没有人不可以借口而欺凌他，何况邻国呢！虽然如此，赤狄的祸患也不能滋长。

宋军包围曹国。

棐林之战，宋、曹共同讨伐郑国。隔了一年宋军就包围曹国，宋、曹的怨恨，不问其原因，而晋国不能调和诸侯是很明显的了。如今内有赤狄的祸患，外有荆楚的强大，诸侯只有结交一心，协力抵抗，然后才能稍微安定。如今内部自生敌国，诸侯交恶而志向不一，这是楚人的幸运，而中原的忧患。宋、曹不担忧外部，而在内部交争，这是自危。楚人不乘隙而为卞庄子之计，是幸运了。然而圣人记载这件事，不是随便责备宋、曹，实在是罪责晋国。晋国能尊崇诸侯，那么宋、曹就没有今天的包围了。

冬季十月丙戌日，郑伯兰去世，安葬郑穆公。

安葬不记载月份，是缺文。哪有丙戌日去世而丙戌日安葬的？没有这样的道理了。诸侯五月而安葬，如今十月去世，那么安葬在三个月之间罢了。郑国快速安葬，是归生的谋略。归生将不利于嗣君，所以快速安葬而成就他的逆谋。

鲁宣公四年春季，周历正月，鲁宣公与齐侯平定莒国和郯国的争端。莒人不肯，鲁宣公讨伐莒国，夺取向地。

平定争端不是齐、鲁所应当参与的，齐惠公、鲁宣公是什么样的人呢？自己不自量而责备别人平定争端，君子嘲笑他们。《周礼》有《调人》调和万民的困难，《合方氏》消除邦国的怨恶，那么平定争端固然是君子的事。只有正义才能平定别人的不义，自己成为不义的魁首，怎么质问别人的不义呢？莒、郯有疆界的怨恨，能端正自己而平定他们，两国有什么理由而不屈服呢？惠公、宣公背负大逆的名声于天下，小人耻于他们，厚着脸皮平定莒、郯，

译这正适宜于莒国、郯国不肯顺从的情况。如今市场上有两人争斗，盗贼捋起袖子去调解，那两人即使死了而已，难道能信服盗贼吗？盗贼不调解争斗，争斗将自行停止；盗贼去调解，这是激怒两人而加剧他们的争斗。盗贼既调解了争斗却不停止，那么人们没有不愤怒的，于是奋起攻击并抢夺他的钱财，这是盗贼的常情罢了。齐惠公、齐宣公平定莒国、郯国，与这有什么不同呢？莒国人不服从我，于是攻打莒国以夺取向地，起初以道义平定他人，最终却以利益收场，那么他们起初真的诚心于道义吗？小邾射献出城邑归附鲁国，鲁国派大夫与他结盟。他推辞说：“让子路来约束我，不必使用盟誓。”他不相信歃血为盟，却相信子路的一句话，是因为子路有道义存在。所以孔子说：“凭片面之词就能断案的人，大概是仲由吧？”双方结怨相仇，能用片面之词化解的，只有道义罢了。推究子路的道义，如果处在莒国、郯国之间，莒国、郯国将拜伏听命都来不及，哪里还有不肯顺从的违逆呢？那些齐惠公、齐宣公都是不义之徒，适宜他们不能平定两国。然而莒国不肯顺从，齐国不攻打，鲁公独自攻打它，大概主持平定的是鲁国。齐宣公以莒国不肯顺从为耻，就不能不愤怒，所以借攻打之机夺取城邑，那么他的罪恶尤其超过齐惠公，确实符合他是齐宣公的身份。《春秋》忌讳内部的罪恶，而这里的言辞详尽不删减，毫无隐避的文字，圣人在这里大概是严厉谴责他了。向地位于莒国和鲁国之间。鲁隐公二年，莒国人攻入向地，向地于是被灭，土地归属莒国，到这时被鲁国夺取。

译秦伯稻去世。

夏季六月乙酉日，郑国公子归生杀死了他的国君郑夷。

《春秋》记载弑君犯上这类事件，罪恶有轻有重，通过文字就能领悟其中的深意，圣人的用意自然显现。然而学者们沉迷于《左传》，因为它的辞藻华丽丰富，故事新颖奇特，大多违背经义而追随它。我并不厌恶他们喜欢新奇，而是担忧他们丧失了圣人的防范之心，从而宽纵了罪人，这样《春秋》的法度就不能在后世彰明了。比如赵盾那件事，本来就不值得相信，他自己也怀疑别人不信，于是假托孔子称赞董狐的直笔来证实自己的说法。如果他的说法合乎道义，即使不借助圣人也能流传；如果他的说法不对，即使冒用尧、舜、文王、武王的名义，有见识的人也一定会辩驳，更何况是假托传闻之论呢！归生的罪过是不必多说的，而《左传》记载吃鼋肉那件事，其情节非常荒谬。世上哪有因为一顿饭的嫌隙就图谋弑君的呢？这太不合常理了！《易经》说：“臣子杀害君主，儿子杀害父亲，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而是逐渐积累而成的。”学者不依据经典来学习经典，反而轻信口耳相传的浮华言论，这就是我辩驳的原因。

赤狄侵犯齐国。

道理与前文相同。

秋季，鲁公前往齐国，鲁公从齐国回来。

鲁公在七年之间，总共五次前往齐国。鲁公的即位，虽然是齐国的恩赐，但现在君位已经安定，齐国本来对鲁国就没有恩德，鲁国有什么求于齐国而屡次朝见呢？大概是因为平州防地的齐国人索取贿赂，鲁国割让了济西的土地，这块土地长久以来就在齐国，导致齐国富强而鲁国贫弱。鲁国本来就弱于齐国，现在又失去了这块土地，那靠什么来治理国家呢？所以鲁公屡次屈尊朝见齐国，是为了请求归还这块土地。十年时，济西的土地归还，齐侯元去世。鲁公又前往齐国，拜谢归还土地并吊唁。顷公即位后，鲁公就不再前往齐国了。由此可知鲁公五次前往齐国，都是为了这块土地。委屈自己来贿赂齐国，降低身份来请求齐国。因为自己行为不正，鲁宣公却把君位当作荣耀，我看他是把君位当作耻辱了。

冬季，楚子讨伐郑国。

楚国先前侵犯郑国，《春秋》记载为“人”、记载为“侵”，而今天讨伐郑国，记载为“子”、记载为“伐”，圣人区分轻重的法则，未曾不与人共同行善。人行善，即使是荆蛮也与他一起，何况是君子呢？楚国讨伐戎人，逼迫周王室，而郑国归附晋国，那么楚国侵犯郑国就是理亏，所以贬称“人”。现在郑国弑杀国君，诸侯不过问，而楚国讨伐郑国就有借口，虽然楚国出兵，目的是得到郑国，并不是为了讨伐罪人而来，然而楚军压境，未必不以此为借口，圣人也根据他的借口而权宜地给予肯定。这不是赞许楚国，而是责备中原诸侯。晋国也负有不义的恶名，还有什么理由来纠正郑国呢？然而如果让楚国得以借口而行义，那么给予楚国“子”的称呼，就是重重地责备晋国了。

五年春季，鲁公前往齐国。

道理与四年相同。

秋季九月，齐国高固来迎娶叔姬。

高氏，是齐国的显贵家族。管仲说：“有天子两位守臣，国氏和高氏在其中。”那么高氏大概世代执掌齐国政事。鲁公从齐国回来，而高氏的高固来迎娶叔姬，那么高固在齐国已经向鲁公求婚了。齐君要挟鲁国而从中获利，齐臣要挟鲁国而娶妻，君臣用来胁迫鲁国的原因，是因为鲁国对不起齐国。向君主输送土地，向臣子进献女子，鲁国的耻辱太大了！鲁宣公还以君位为荣耀吗？不如做个普通的平民，没有这样的耻辱。诸侯嫁女给大夫，由同姓的大夫主持，而高固来鲁国迎娶，鲁公亲自主持。让诸侯降低身份与大夫平等，这耻辱太严重了！

叔孙得臣去世。

得臣对于鲁宣公，大概有拥立之功。文公十八年，他与公子遂一起前往齐国，回来后杀死了公子恶和公子视，废黜了出姜而立鲁宣公，得臣在其中出了大力。那么现在他去世，鲁宣公难道没有怀念吗？仲遂去世，恰逢在太庙祭祀，就为他撤去乐器，完成丧事。得臣去世，幸好不在有事于太庙的日子，所以他异常的礼制没有记载在经文中。然而鲁宣公对待仲遂的优待，那么对待得臣也不能不优厚了。唉！推崇私恩而背离公义，轻视正礼而重视逆党，这是鲁宣公的心意。

冬季，齐国高固和子叔姬来到鲁国。

婚姻的礼制，世代有常规，而《婚义》中有亲迎，没有反马（女子出嫁后不久返回娘家）。议礼的人应当以《婚义》为正。女子已经出嫁，远离父母，一年一次回娘家省亲，父母去世后，就由卿大夫陪同前往，这是为了加深亲近亲属的道义。现在子叔姬不到一年就来回娘家省亲，礼节本来就很疏远了。而高固在齐国委身事君，没有君命不出国境。前次来迎娶叔姬，还可以说是亲迎；现在跟随叔姬一起来，这是什么礼节呢？对内废除了君臣的道义，对外扰乱了婚姻的礼制。《春秋》时代，礼义消亡，不只是高固如此。《春秋》大概是通过高固来示讥讽，从而给后世留下警戒。

楚国人讨伐郑国。

先前讨伐郑国，圣人因为讨伐叛逆而给予肯定，所以记载为“子”。现在讨伐郑国，只是欺凌虐待中原国家罢了，所以记载为“人”。圣人褒贬无私，不要认为先前的是对的而掩盖今天的错。

六年春季，晋国赵盾、卫国孙免侵犯陈国。

晋成公的即位，得到了郑国而失去了陈国。郑国之所以来归附，是因为郑襄公继位，晋成公也是继位，同恶相求罢了。而陈国之所以跟随楚国，是因为楚国强大，而晋国的权柄在赵盾手中，估计他不足以庇护自己。晋国对内不修德行来招徕诸侯，而只依靠武力来使陈国服从，果真能得到陈国吗？现在赵盾和卫国孙免侵犯陈国，也是这样。黑壤的盟会，陈国最终没有参加。之后陈国时而归附晋国，而楚国又讨伐它，陈国又成为楚国的所有。陈国只是看双方的强弱来决定顺从或背离的计策，实际上并不是心服。晋国和楚国争夺

译陈国从此开始（衰败），所以圣人详细记载这件事，以显示中原盟主是靠不住的。不记载“帅师”（率领军队），是因为将领尊贵而军队少。《公羊传》认为赵盾弑君后又出现于经文中，其用意大概是以弑君之贼再次出现，来表明赵盾并非弑君者。翚、遂、庆父、宋万、齐商人都再次出现于经文中，也可以说他们不是弑君者吗？这种说法太疏漏了。

译夏四月。

秋八月，发生蝗灾。

这是记载灾异。

冬十月。

七年春天，卫侯派孙良夫来结盟。

孙良夫前来，是为晋国向鲁国求取盟好。鲁宣公因为孙良夫曾帮助自己即位，所以亲近齐国而疏远晋国。晋国确立霸业后，打算招揽诸侯以振兴霸业，只有卫国长久与晋国和睦。晋国讨伐宋国、郑国，侵扰郑国、陈国，卫国没有不跟随出兵的，而鲁宣公从未参与晋国的防会、盟誓和征伐。所以晋国打算在黒壤举行防会，并让卫国去请求鲁国参加。文公十三年，晋国举行新城之役，当时鲁国与晋国和睦，于是为晋国请求卫国，卫成公听从了，于是共同参加了新城之盟。现在卫成公与晋国和睦，于是为晋国请求鲁国，鲁国有什么理由拒绝而不听从呢？所以冬天鲁宣公就共同参加了黒壤之防，互相请求以尊崇盟主，这是为了排斥楚国而采取的自我保全之计，所以圣人赞许他，没有贬斥的言辞。然而卫成公作为卫国国君，派孙良夫来聘问就足够了，何必还要结盟呢？大概是因为晋国对卫国的要求很严格，而鲁国与齐国的关系很深，如果鲁国表面上答应卫国而暗中疏远晋国，那么卫国必定会得罪晋国，所以用盟誓来巩固鲁国亲近晋国的心意。至于黒壤之防，鲁宣公亲自参加防会，大概是因为重视违背与卫国的盟约吧？

夏天，鲁宣公与齐侯会合讨伐莱国。秋天，鲁宣公从讨伐莱国回来。发生大旱。

《尚书》说：“莱夷从事畜牧。”这是《禹贡》中青州的区域。齐国位于青州，那么莱夷必定成为齐国的祸患。莱夷成为齐国的祸患，而鲁国会合讨伐它，鲁侯服侍齐国，确实如此。鲁国百姓有什么过错却要跟随齐国服役呢？国君亏欠齐国而百姓来偿还，做鲁国百姓多么不幸啊！为齐国讨伐莱国，而史书说“从讨伐莱国回来”，这对鲁国有什么功劳，却要在鲁国宗庙中举行饮至礼？宣公必定有欺骗祖先的地方。传文说：“大战之后，必定有凶年。”那么这次大旱，是讨伐莱国的谴责吗？史书说大旱，那么就没有举行求雨祭，或者举行了求雨祭而没有下雨。不举行求雨祭，就是心里没有百姓；举行求雨祭而没有下雨，这是宣公的恶行上达于天了。

冬天，鲁宣公与晋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在黒壤会合。

晋国自从文公、襄公去世后，灵公不像君主，霸业不振，政权掌握在大夫手中，诸侯不齐心。成公即位到现在五年，才开始谋划黒壤之防，会合诸侯，共同排斥楚国，以尊崇中原，圣人大概赞许他，所以内外都称爵位，没有贬斥的言辞。《左传》在经文之外设立文字，把防会当作盟誓，说晋国人阻止鲁宣公，鲁宣公没有参加盟誓，所以特别记载为防会。我私下嘲笑这种说法是诬蔑，而许多儒生往往以此作为解说，难道不迂腐吗？况且阳糓之防，齐侯不肯与季孙行父结盟，就记载为“齐侯弗及盟”；平丘之防，鲁宣公不能共同歃血，就记载为“公不与盟”。现在经文中没有这样的文字，而《左传》凭空生出这种说法，学者相信它，就错了。假使有这种情况，而《春秋》不记载，后世没有《左传》的说法，那么学者怎么知道实际上是盟誓而称为防会、晋侯阻止鲁宣公而鲁宣公没有参加盟誓呢？圣人作经，必定不会如此晦涩。明智的人学习经书，应当以经书为准，用传文来探求经义，本来就已经迷惑了，何况反而用经文来阐明传文呢？相信这种说法，那么《春秋》中防会的体例就混乱了，无法考察了。

八年春天，鲁宣公从防会回来。

夏六月，公子遂出使齐国，到了黄地才返回。

奉君命出使，没有返回，没有停留。礼仪规定，接受君命后，君命不容许在家过夜，这就是没有停留。聘问还没有到达，不幸去世，那么就用尸体到朝廷，副使继续办事，这就是没有返回。公子遂出使齐国，到了黄地，生了病，于是返回，这就是废弃君命了。因为生病而返回，尚且可以说是躲避疾病，事情有比生病更严重的，又有什么不能躲避的呢？所以圣人不记载生病，好像说是有缘故就返回，没有君命一样。昭公出使晋国，生病才返回，昭公是亲自出行，不是奉君命，所以明确记载生病。而这里生病却不记载生病，差别很远了。凡是用来责备臣子奉君命，即使有缘故，也不应当躲避。

辛巳日，在太庙举行祭祀，仲遂死在垂地。

在太庙举行祭祀，是常规祭祀。讥讽不在祭祀本身，所以不写名字。所讥讽的是，仲遂死了还举行绎祭，绎祭的“绎”读去声。仲遂不称公子，是承接上文。称仲遂，是字，讥讽世卿。孙子用祖父的字作为氏，而仲遂的孙子叫仲婴齐就是例子。所以他的死记载字以彰显根源，也就像公子季友死后，他的后代成为季氏一样。成公十五年记载仲婴齐死，婴齐没有事业见于经书，而记载死，是为了仲遂而记载的。

壬午日，仍然举行绎祭，干舞进入而去掉籥舞。

绎祭，是祭祀第二天宴请宾客。商朝叫肜，《尚书》所说的“高宗肜日”就是；周朝叫绎，《诗经》所说的“丝衣绎宾尸”就是。万，是干舞，干舞没有声音；籥，是羽舞，吹籥。卿是国家的股肱，股肱有所缺损，还有什么比这更痛心的呢！古代卿大夫死了，国君为他停止朝会、减少饮食、撤去音乐以表示哀痛，那么仲遂死了，宴请宾客可以停止而不停止了，所以说“犹绎”。既然举行了绎祭，那么对仲遂应当疏远了，却为他保留干舞而去掉籥舞。唉！宣公为人真是巧妙啊，怎么经得起后世的清议呢？他欺骗一时之人的视听是可以的，能逃脱《春秋》的谴责吗？况且宣公的即位，实际上是受国于仲遂，内而国人，外而邻国，没有不知道的，而宣公内心厚待仲遂，而外表薄待他以防备众人的视听。等到仲遂死在垂地，宣公认为仲遂是鲁国的贼人，绎祭有所不必停止，而心里难道真的厌恶他吗？既然举行了绎祭而心里有所不安，害怕仲遂的神灵认为自己背叛恩义，所以干舞进入而为他去掉籥舞。绎祭应当停止而

译不停止，是为了防备国人；保留舞蹈而去除音乐，是为了安慰仲遂。他的本意大概是认为这样既没有辜负仲遂，也没有辜负国人。却不知道这种委曲求全、避重就轻的做法，恰好更加助长了他的恶行并暴露了他的奸诈，起初还不如彻底废除绎祭和万舞那样显得真诚。圣人通过修饰文辞来彰显他的恶行，记载道：“壬午日还在举行绎祭，万舞进入时去掉了籥乐。”他那些隐藏实情、掩盖踪迹的行为，大概已经暴露无遗而无法遮掩了。

译戊子日，夫人嬴氏去世。

文公四年记载迎娶妇姜于齐，十八年记载夫人姜氏回到齐国，那么文公的夫人已经断绝了。而宣公元年记载于是以夫人妇姜从齐国来到，妇是对有婆婆的称呼。姜氏已经断绝，妇怎么会有婆婆？所谓的婆婆，就是嬴氏。宣公杀太子，断绝嫡母而奉养妾母，大概从元年就已经这样了。他私下指使襄仲杀恶及视，断绝嫡夫人，都是嬴氏的谋划，那么嬴氏大概是鲁国的元凶吧！所以圣人在元年记载妇姜，就显示出她以妾为婆婆；而在这里又记载夫人嬴氏去世，就显示出宣公以妾母为夫人，而妾母专权的罪过，在这里就明显地显现出来了。隐公二年夫人子氏去世，隐公本来不把她当作夫人，而臣子把她当作夫人，所以不记载葬礼，不按照小君的礼仪安葬她。这位夫人嬴氏去世，宣公尊她为夫人，所以记载葬礼，按照小君的礼仪安葬她。一个记载葬礼，一个不记载葬礼，于是褒贬的界限就十分清楚了。

晋国军队联合白狄攻打秦国。

秦国和晋国自从河曲之战后，本来已经厌倦战争，而赵穿没有借口地挑起事端，以谋求自己的功劳，开启了侵崇之战，秦国于是有攻打晋国的军队。现在秦共公去世，而晋灵公被杀，怨恨已经换了一代，可以停止了。而晋成公又向秦国报复先君的怨恨，成公对先君还有什么思念呢？之所以这样，姑且用来顺从国人的情绪，以为没有废弃先君的举动。不知道晋国人难道喜欢战争，而攻打秦国难道是灵公的意愿吗？大概权力出自赵盾和赵穿罢了。不能修明文公、襄公的功业，尊崇周王室，安定中原各国，以掩盖自己的罪恶，却仅仅追寻赵盾、赵穿的足迹，拉拢白狄来攻打秦国，我看不到他能安抚国人而奉承先君，只看到招致寇患、兴起战争而增加敌国的仇恨。《尚书》说：“晋国军队、白狄攻打秦国。”这也是把晋国当作外邦看待了。

楚国人灭掉舒蓼。

舒是同宗但不同的国家，所以可以称为群舒，也像狄都叫狄，而分为赤狄、白狄一样。叫舒蓼，叫舒庸，叫舒鸠，都是舒。《诗经》说：“惩罚荆舒。”那么舒大概是楚国的党羽。他们的党羽互相攻打，中原国家所不治理的，圣人为什么记载它？大概因为舒逼近中原，灭掉舒那么中原就失去南门了。记载它是为了中原担忧，而显示楚庄王的强盛。晋国不图谋这个，却向秦国报复私仇，为什么呢？杜预认为舒蓼是两个国家，太粗疏了。舒庸、舒鸠难道也是两个国家吗？

秋天七月甲子日，发生日食，全食。

意义与隐公二年相同。

冬天十月己丑日，安葬我们的小君敬嬴。下雨，不能安葬。庚寅日正午时分才能安葬。

礼制，安葬不因下雨而停止。又说：送葬不躲避泥泞积水，那么下雨不能安葬，是不合礼的。士的丧事，礼制尚且用漆车载着蓑衣斗笠，而千乘之国难道没有准备吗？礼制，天亮时安葬，正午时虞祭。这里说庚寅日正午才能安葬，那么没有准备就明白了。孙复的说法，我赞同他。有人认为嬴氏杀嫡立庶，上天谴责她，所以下雨不能安葬，这是附会牵强的说法罢了。安葬定公也下雨不能安葬，难道也是上天谴责吗？嬴氏的罪恶，不重于文姜，而文姜安葬时不下雨，难道上天也偏袒文姜吗？这种说法毫无根据！嬴氏记载葬礼，大抵是为了讥讽妾母夺取嫡位，而得以用小君的礼仪安葬，并且把妾附祭在宗庙里。下雨不能安葬，只是讥讽没有准备罢了。

修筑平阳城墙。

左氏说：“记载是因为合乎时宜。”而且左氏的体例：水位昏正时栽种。水位昏正，是夏历的十月，不是周历的十月。现在看到记载十月，就认为是合乎时宜，这是不了解夏、周正朔的不同。于是怀疑左氏不学而粗疏的，不是丘明，是确定的。

楚国军队攻打陈国。

舒蓼，是楚国的盟国，没有罪过而被灭，适宜陈国恐惧而背叛楚国。然而晋成公也没有值得依靠的，所以楚国军队攻打陈国后陈国又归附楚国了。扈地的会盟，陈侯不在，后来荀林父攻打陈国，那么今天楚国军队又得到陈国了。唉！陈国不幸而处在晋楚之间，难道甘心于左衽吗？假使中原有像桓公、文公那样的君主，那么陈国本来就不乐意跟随楚国。那晋成公平庸罢了，怎么足以作为诸侯的宗主而抵抗楚国呢？适宜陈国不能自保而又归附楚国了。

九年春天周历正月，鲁公前往齐国。鲁公从齐国回来。夏天，仲孙蔑前往京师。朝见诸侯而聘问天子，春秋时代没有值得责备的，所记载的是责备其原因罢了。宣公朝见齐国共有五次，都有其原因；鲁国大夫前往京师共有七次，没有事情而去的只有这仲孙蔑和襄公二十四年叔豹前往京师而已。有原因而朝见必有其情由，没有事情而去必有其意图，不可不考察。鲁公前往齐国，是为了济西的田地，我在四年已经说过，而仲孙蔑前往京师为什么呢？凡是鲁国大夫前往京师，没有没有事情的。僖公三十年公子遂前往京师，是回答宰周公的聘问；文公元年叔孙得臣前往京师，是拜谢召伯的赐命；八年公孙敖前往京师，是奔襄王的丧事；九年叔孙得臣前往京师，是回答毛伯求取金子的要求；昭公二十二年叔鞅前往京师，是安葬景王。没有事情而前往京师的，只有仲孙蔑和叔孙豹，其原因是什么呢？仲孙蔑前往京师，是畏惧晋国；叔孙豹前往京师，是畏惧齐国。宣公依靠齐国而得到国家，他与齐国的关系很深了，倚仗齐国作为援助，所以不事奉晋国。黑壤的会盟，大概是赴卫国的请求，不是真诚事奉晋国。后来朝见齐国、聘问齐国没有虚度一年，晋国大概

译鲁国对此感到怨恨。鲁公担心晋国会出兵，所以在前往齐国尚未返回时，就命令仲孙蔑前往京师。这是因为晋成公的母亲是周姬，成公是周王室所出，既然鲁国已经向周王室聘问，那么晋国必定不敢怨恨鲁国而攻打周王所亲近的国家，这就是仲孙蔑在没有特殊事务的情况下前往京师的原因。至于昭公派孟豹聘问周王室，则是畏惧齐国。昭公亲近晋国而不事奉齐国，齐国大概将要讨伐鲁国，而周灵王确实娶了齐国的女子，所以派孟豹前往京师以结交周王室。既然已经聘问周王室，那么齐国必定不忍心仇视鲁国而攻打周王所结交的国家。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大夫前往周王室的只有七次，大概也很稀疏了。而前往必定是因为有事，没有特殊事务却去聘问的只有两次，都是出于私心。安定时就视周王室的势力为微弱而不加体恤，危急时则倚仗周王室作为外援来巩固自己，他们的罪过可以宽恕吗？然而这件事非常隐晦，不深究春秋大义的人不能考证，所以我揭露它来彰显春秋的法则。

译齐侯攻打莱国，秋天，夺取了根牟。这是同一件事，但解说者因为中间有一个“秋”字，就认为是鲁国夺取的。这与僖公四年“齐人捉拿陈国的辕涛涂，秋天，与江人、黄人攻打陈国”，以及僖公十七年“齐人、徐人攻打英氏，夏天，灭掉项国”有什么不同呢？这是承接上文，特意间隔一个时间来说罢了。解说者怀疑中间间隔了一个时间，就认为事情发生在鲁国，这是不对的。这与“莒人攻打杞国，夺取牟娄”的文辞相同，只是牟娄没有间隔时间，而这里间隔了时间罢了。用《职方》来考证，莱国，东莱有牟平，又有东牟，那么根牟就是东牟。齐侯扼制莱国的小邑，攻打并夺取它的城邑，道理上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而学者既然说是鲁国夺取的，就认为是国牟，国牟是泰山牟县，不是根牟。经书记载“牟人、葛人来朝见”，“公孙兹前往牟国”，都只说牟，不说根牟，怎么可以把根牟当作牟国呢？他们之所以错误，大概是因为认为是鲁国夺取了国家。认为鲁国夺取国家，是因为中间间隔了一个“秋”字。难道间隔一个“秋”字，就分析为两个国家的事情，而又把城邑当作国家吗？莱国逼近齐国，齐国贪图它的土地而侵吞它，到襄公六年齐国最终灭掉莱国，那么莱国的衰弱和灭亡，是从夺取根牟开始的。齐国欺凌它弱小而图谋灭掉它，所以圣人详细记载以记录齐国的恶行。

八月，滕子去世。

九月，晋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在扈地设防。晋国的荀林父率领军队攻打陈国。

晋国在扈地会合诸侯，而派荀林父攻打陈国，大概是设防以求陈国来会盟，陈国不来，于是攻打它，那么出兵就有理由。陈灵公背叛晋国依附楚国，楚国灭掉舒、蓼两国，陈国害怕而回归晋国。不久楚军攻打陈国，陈国又成为楚国的附庸。陈国在晋、楚之间摇摆不定，虽然并非出于自愿，但也失去了所归属的对象。陈国大概是认为晋国不足以依靠而跟随楚国，然而郑国尤其逼近楚国，却一心侍奉晋国，也足以安定。陈国回归中原，难道不能像郑国那样吗？而长久沉溺于低劣的习俗，也已经迷惑了。扈地的设防，诸侯都在，而陈国没有参与，那么林父的军队，理应不能避免（战败）啊！圣人排列记载诸侯，接着记载攻打陈国，那么责备陈国就很深了。陈灵公为人，平庸而不通达权变，固然不能适应变化，侥幸晋成公去世而免于晋国的兵祸，然而祸患起于内部，殃及自身。看他处在两大强国之间，懵懂不知该顺从谁，本来就不是明智英哲的君主。理应不能保全自身啊！

辛酉日，晋侯黑臀在扈地去世。冬天十月癸酉日，卫侯郑去世。

不记载“卒于防”，而记载地点，是因为已经设防而后返回，没有离开扈地，不可以记载为“防”。晋、卫两位国君都不记载葬礼，是因为鲁国没有去参加吊唁。鲁国侍奉齐国而疏远晋国，而卫国，是晋国的盟友。既然没有去吊唁晋国，那么对卫国又有什么呢？所以都不去吊唁。齐惠公去世，鲁宣公亲自去吊唁，以报答齐国拥立自己的恩情。晋、卫大概也是同盟国了，虽然通报了丧事而不去吊唁，重视利益而轻视礼仪，大概是认为晋、卫对自己没有益处。唉！宣公为人，真是像老鼠一样啊！

宋国人包围滕国。

滕国，是小国，夹在宋、鲁两国之间，很难立国了。宋国之所以痛恨滕国，是因为滕国侍奉鲁国。怎么知道它侍奉鲁国？八月滕子去世，而向鲁国报丧，那么新君即位亲近鲁国就很清楚了。然而滕国的防务薄弱，难道能向两个大国进贡吗？宋国倚仗其强大，用重兵包围它。包围城池，不是将领地位低、兵力少所能办到的，而圣人记载为“人”，是谴责他们以大欺小，以强凌弱，所以记载为“宋人”是为了伸张滕国的委屈。滕国没有善行可以伸张，只是怜悯它危急弱小罢了。第二年宋国又攻打滕国，小国怎么能自立呢？滕文公询问，即使是孟子也不能为他谋划，说：“修筑这座城墙，挖掘这条护城河，与百姓共同守卫它，效死而百姓不离开，那么就可以做到。”孟子的谋划，也是想让滕国自我治理以安抚百姓，百姓本来就是国家的根本。做滕国国君的，本来没有可以改变这个谋划的。

楚子攻打郑国。

楚庄王即位，对郑国用兵共四次，而两次记载为“子”的是什么原因呢？三年侵郑，贬斥其为荆蛮，所以记载为“人”。四年，郑国有归生的叛逆，诸侯不讨伐，而楚国攻打它，圣人用讨伐罪过的文辞记载它，所以记载为“子”。五年攻打郑国，那么没有讨伐罪过的名义，这也是扰乱纲纪罢了，所以又记载为“人”。现在晋成公去世，中原没有盟主，楚国乘隙而动，攻打郑国而得到郑国，它的祸患很深了，而也记载为“子”，为什么呢？大概是彰显扰乱纲纪的强横，而为中原担忧，不是赞同它。即使有却缺的救援，也不能使郑国返回叛离的轨道，那么确实楚国的骄横而不可遏制了。圣人记载为“子”，大概是用来彰显楚国的强盛，而晋景公刚即位，懦弱而没有立志，中原没有盟主，诸侯怎么能安定？唉！怎么办！

晋国却缺率领军队救援郑国。

救援郑国，而郑国最终叛离，救援而没有功效，理应受到贬斥了，而没有贬斥的文辞，大概是用来保存中原的威望。晋景公即位而未能称霸，而大夫能出兵救援郑国，如果不因此肯定他，那么中原的威望就日益衰败了。《左传》说郑伯打败楚军，如果这样，那么郑国怎么能跟随楚国？郑国不跟随楚国，那么第二年晋、宋、卫、曹怎么能会有攻打郑国的军队呢？我认为打败楚军的事情，应当在三年侵郑，或者四年、五年攻打郑国的战役中，《左传》错误地附会在这里罢了。应当起初打败楚军，所以后来楚庄王愤怒而屡次痛恨郑国。如果郑国在这里已经打败楚军，还怎么能跟随楚国呢？《左传》的说法都出于附会。

译也偶尔有相合之处，如果把它当作国史，那就错了。

译陈国杀了它的大夫泄冶。

忠与孝不能两全，君子在迫不得已时，要衡量轻重的程度，权变处理。在生与死的关头，尤其关系到轻重的抉择，不可不审慎。不该死却去死，是轻视生命，不符合孝道；该死却不去死，是看重死亡，不符合忠义。商纣王的暴虐，微子离开他，比干为他而死，孔子都认为他们是仁人。离开与赴死，他们的行为如同冰炭般相反，却都能被称为仁，为什么呢？微子、比干都是王子，如果他们一起进谏，一起被杀，那么成汤的祭祀就会断绝。微子离开，是为了保全祖宗的祭祀；比干赴死，是为了尽到臣子的道义。一个体现孝，一个体现忠，这就是他们都能被称为仁的原因。泄冶身处淫乱昏乱的朝廷，固然不应该坐视其恶而不说话。然而君子说话，不可对可以说话的人却不说话，那样会错失人才；不可对不可以说话的人却去说话，那样会失言。交朋友尚且如此，何况向君主进言呢？向君主进言却无益处，只是自取灾祸，不如像收紧口袋一样沉默，既无灾祸也无赞誉。如果不忍心沉默而享受君主的俸禄，那么离开是可以的。把珍贵的圭璧扔进泥涂，已经疏远了，再去触动虎狼而求死，怎么能算是明智呢？这就是圣人指责泄冶死因的原因。然而他对泄冶的责备较轻，而对陈灵公的责备较重，所以用“陈杀其大夫”的笔法，表示杀的是无罪之人，何况杀的是进谏的人呢？自古以来，杀害进谏大臣的，不是国家灭亡就是祸及自身，夏征舒的叛逆大概就在此时埋下伏笔吧？唉，要引以为戒啊！

鲁宣公十年春天，鲁宣公前往齐国，鲁宣公从齐国回来。

齐国人把济水西岸的土地归还给我们。

把济水西岸的土地贿赂给齐国，只是为了求得君位的安定。君位安定后，不忍心便产生了。即位第二年，还有自我危惧之心；第三年，君位就更稳固了。所以第四年，鲁宣公就前往齐国请求归还这块土地。然而齐国既然贪图这块土地，三年的赋税不足以满足齐国的欲望，齐国怎么忍心归还呢？到了这时，又过了十年，历经四代国君才得到它。然而齐侯如果不是临终前的谋划，那么也不忍心归还给我们。齐惠公、鲁宣公，本来就是同恶相济。齐国之所以责备鲁国，而鲁国之所以贿赂齐国，只是因为姜氏断绝关系，齐国厌恶地看待她，心中感到不满罢了。现在齐惠公即将去世，闭眼之后，谁知道没有鲁文公死后那样的变故呢？这种变故一旦发生，齐国将再次遭受鲁国的报复。所以惠公趁着鲁宣公的朝见，带着这块土地归还给他，以此来售卖安定君位的恩惠，并为身后做托付。唉！天子的土地，难道是诸侯可以随意赠送的物品吗？用奸邪的手段贿赂，用奸邪的手段归还，齐鲁的罪过是一样的，怎么能宽恕呢？不写“请求归还”，是因为鲁宣公接受了齐国的归还。说“归还我济西”，济水在齐鲁的西边，靠近济水的土地都叫济西。有齐国的济水，有鲁国的济水，所以说“我的济西田”，区别于齐国的济水。

夏天四月丙辰日，发生日食。

己巳日，齐侯元去世。

齐国的崔氏出逃到卫国。

惠公去世，崔氏出逃。崔氏，是惠公的亲信。惠公去世而崔氏出逃，说明他受惠公宠信而长期不被国人容许。书“氏”，是讥讽世卿。孟子说：“所谓故国，不是说有高大的树木，而是说有世代侍奉的臣子。”那么世臣也是古制。文王治理岐地，做官的人世代享有俸禄。《尚书》说：“赏赐延及后代。”《诗经》说：“凡是周朝的士人，不显赫也世代相传。”那么世臣本来就是国家的希望、君主的得力助手，为什么要讥讽他们呢？大概不是讥讽他们世代为官，而是讥讽他们专权。世代为官而贤能，是世代继承美德；世代为官而专权，是世代继承恶行。《春秋》记载崔氏、尹氏、武氏，本来就不是所谓的贤人，都是专权。如果不是专权且横行而被驱逐，又怎么会出逃呢？谷梁认为这是举族而出，那么尹氏去世，难道是举族而去世吗？这不符合人情。左氏看到襄公二十五年有崔杼的事，因此认为崔氏出逃，我又怀疑这是附会。况且从此到崔杼的叛逆，共五十一年，按七十岁计算，那么今天出逃的崔氏还没成年，没成年就能专权齐国吗？古代四十岁做官，五十岁受爵，那么到崔杼弑君时，大概一百岁了，崔杼怎么能如此长寿且强壮呢？我本来不喜欢辩论，左氏附会的说法确实搜索我的言语，一吐为快。

鲁宣公前往齐国，五月，鲁宣公从齐国回来。

春天鲁宣公前往齐国，接受土地后回来，高兴得不得了，那么齐侯临终的托付，能忘记吗？所以元去世后，鲁宣公又前往齐国，奔丧并拜谢土地，并且确定继承人，以报答元的恩赐。鲁宣公即位到现在十年，不曾朝见天子，大概因为周王室衰弱不足以依靠，而我的君位实际上由齐国决定，齐国更重要了。他五次朝见齐国，大概是从齐国得到国家的安定。鲁国，是天子的封国呢？还是齐国的领土呢？厚待齐国而轻视周王室，鲁国有罪了。而齐国看待鲁国，不止是附庸，不是太横行霸道了吗！圣人记载“前往齐国”，不只是责备鲁国，也是诛伐齐国。

癸巳日，陈国的夏征舒杀了他的君主平国。

泄冶的进谏，是因为灵公与夏姬淫乱，他荒淫无度，杀害进谏者以自欺，这就是所谓的无道。而称臣子弑君，为什么呢？大概征舒是人的儿子，不忍心母亲受辱而弑君，君主虽然无道，但母亲的恶行因此更加彰显，怎么能算是孝呢？所以书写名字以惩戒子道，不是说灵公有道而写出征舒的名字。

六月，宋国军队攻打滕国。

前年围攻滕国，而滕国不服，现在又攻打它。以滕国的弱小，怎么能侍奉两个大国？背叛鲁国则宋国攻打它，背叛宋国则鲁国攻打它，治国艰难啊！而宋国刚刚摆脱晋楚的暴虐，就欺凌小国

译那么，何不把自己处于晋、楚两国之间作为考量，这样滕国是服从还是违抗就不必过问了。《左传》认为滕国倚仗晋国而不侍奉宋国，滕国如今位于徐州，根据《职方氏》来考证，滕国要越过齐国、卫国才能到达晋国，怎么能越过这两个国家去侍奉晋国呢？大概是侍奉晋国而不侍奉宋国，其中“晋”与“鲁”字形相近容易混淆，是《左传》误将“鲁”附会为“晋”了。

译公孙归父前往齐国，参加齐惠公的葬礼。

归父是仲遂的儿子。父亲前往齐国，是依靠齐惠公来稳固自己的公位；儿子前往齐国，是为齐惠公送葬以完成父亲的遗志。父子二人争夺国家的权力，对外依附大国，对内迎合君主的恶行，圣人记载此事，是为了彰显父子相互勾结作恶，以巩固他们的宠幸，这种罪行难道值得宽恕吗？

晋国人、宋国人、卫国人、曹国人攻打郑国。

晋国与楚国争夺对郑国的控制，大概从宣公时期开始，楚庄王即位后，公然图谋霸业，而晋灵公不像君主，大权掌握在赵盾手中，所以郑穆公背叛晋国而依附楚国。既然郑国把自己当作诱饵献给楚国，那么楚国看待郑国，就像看待自己固有的领土一样。一旦郑国转而归附晋国，楚国就攻打它；如果郑国背叛晋国而跟随楚国，晋国就征讨它。郑国无法自立，只是观察晋楚两国的强弱，来决定顺从或背离的策略罢了。所以圣人也怜悯它的弱小。自从郑襄公之后，就着重责备晋楚两国而轻微责备郑国，贬斥楚国的暴虐而要求晋国以德行服人。晋国的德行占优，那么楚国的暴虐自然会收敛，郑国有所依靠，也就不会再成为楚国的附庸了。这就是《春秋》的用意。此前楚子攻打郑国，晋国大夫却缺救援郑国，没能打败楚军，怎么能得到郑国呢？所以郑国屈服于楚国。郑国屈服于楚国，不是出于本心，而是形势所迫。晋国不自我反省不能打败楚国而导致郑国背叛，反而在郑国边境小规模用兵，迫使郑国再次转而跟随晋国。晋国能庇护郑国，保证楚国不攻打郑国吗？不能。既然不能，为什么不内部修明政治刑罚，和睦诸侯，致力于农业和军事，以谋划像召陵、城濮那样的重大行动呢？他们拉拢诸侯来攻打郑国，郑国有什么罪过呢？这就是圣人贬斥他们并只称“人”的原因吧？

秋天，周天子派遣王季子来鲁国聘问。

前年仲孙蔑前往京师，难道真的是尊重王室吗？不过是谋取私利罢了。他虽然是为了谋取私利，但周天子却认为这是厚礼，因此才有王季子这次聘问。宣公即位后，朝见齐国的有五次，聘问齐国的有六次，都是为了确立自己的地位。他看待王室的利害并不切身，理应没有使者前往。只是因为长期侍奉齐国而害怕晋国的军队，由于有了仲孙蔑出使消除了对晋国的恐惧，就不再聘问周天子了。然而周天子立刻派季子回访，周天子难道能揣测他的奸诈吗？仲孙蔑见周天子时，一定不会说“鲁国害怕晋国而前来聘问”，大概会说“这是履行三年一次聘问的礼节”。然而奸诈终究不能没有败露，所以在整个春秋时期，周天子不再聘问鲁国，难道是因为今天的奸诈欺骗了王室吗？如果不是这样，从此以后，一百多年间，周天子没有派遣聘问鲁国的使者，为什么起初笃实而后来疏略呢？我因此知道他的奸诈败露了。王季子，是王季子的字，他在王城享有采邑，因此以采邑为氏，现在世上的王氏，都源于此，也像宰周公在成周享有采邑称为周公一样。其他儒者的说法，牵强附会而不通顺。

公孙归父率领军队攻打邾国，夺取了绎邑。

季氏将要攻打颛臾，孔子说：“国家分崩离析而不能守卫，却在国内策划动用武力，我担心季孙的忧患不在颛臾，而在宫墙之内。”孔子难道是帮助季氏出谋划策吗？他是为鲁国考虑，认为季氏如果攻克颛臾，就更加不可制约了。现在邾娄与颛臾有什么不同？归父攻克邾国得到绎邑，那么东门氏的强大，难道会少于季氏吗？仲遂的专权，大概从僖公时期开始，在经文中出现是从向楚国乞求军队开始。后来文公平庸懈怠不像君主，于是他的权力日益炽盛，文公不能收回。到了废黜夫人、杀害太子、拥立宣公，都是仲遂主导的。始终在经文中出现的，共有十九次，专断盟约、专断防御、专断军事、专断出使。他死后，宣公还为他撤去音乐、降低声调。仲遂的丧事还未除服，归父就毅然带着使命前往齐国了。现在他又率领重兵攻打附庸国并夺取其城邑，掌握兵权，建立战功，又夺取城邑来培植自己的势力，拿什么来制约他呢？而宣公不加以制约，反而认为他贤能，这是在宫廷中养虎。圣人记载此事，大概是为鲁国担忧。邾国有什么对不起鲁国的，鲁国却攻打它？这其实是自我削弱以加强内部的防备罢了。

大水。

解释见桓公元年。

季孙行父前往齐国。冬天，公孙归父前往齐国。

行父前往齐国，是庆贺顷公即位，而归父又何必前往齐国呢？大概是因为鲁国政治失序，权力归于东门氏，三家起初未能得志，谋划夺取其权力而还没有找到机会。现在宣公聘问齐国，不命令归父而命令行父，归父大概怀疑他，怀疑行父前往齐国而有办法离间自己。归父父子侍奉齐国，关系牢固不可破坏，所以依靠齐国来控制鲁国。现在行父既然忌恨自己的专权，他前往齐国，怎么保证他不谋划对付自己呢？所以行父还没到，归父就紧接着前往齐国，是为了察知行父的阴谋，并观察齐侯的意图。行父固然未必有这个阴谋，然而小人的心思，既然做了不义之事，忌恨别人图谋自己，惶惶不安，那么归父的出使，又难道是君主的命令吗？宣公大概也无可奈何，如果不是《春秋》，拿什么来治理他们呢！

齐侯派遣国佐来聘问。

在丧期进行聘问，在礼制上没有可讥讽之处。鲁国有僖公的丧事，公孙敖前往齐国，不认为这是贬斥，那么齐国有惠公的丧事，派遣国佐来聘问，不称“子”，也是正确的。武氏之子来请求助丧财物，毛伯来请求金钱，都是因为周天子在丧期，所以不写“王使”。礼制规定：天子在丧期称小童，诸侯在丧期称子。他们自称是可以的，臣子怎么能这样称呼他们的君主呢？所以不称“王使”，就像武氏、毛伯自己请求一样。葵丘之盟称宋子，践土之盟称卫子，大概是亲自防备而自称。现在齐顷公尚未满一年而称侯，当他命令使者时，难道是顷公自称

译为什么称“齐侯”呢？国佐本来也不敢自称其君为“齐子”，又岂会自称“齐侯”呢？他出使时的辞令不过是说“寡君派遣下臣来聘问执事”罢了。宣公援引德齐的盟约，看待齐国如同父母之邦，理应不敢直呼“齐子”。然而称“侯”，难道是尊称齐侯吗？这是为了防范齐侯有不孝之嫌。所以《春秋》在记载防地之事时写道：“齐侯派国佐来聘问。”《春秋》大概是沿用了旧史的记载，让大义自然显现，这就是所说的沿袭旧文而不必修改的情况。

译《春秋》记载饥荒的有两次，记载大饥荒的有一次，而鲁宣公在位期间就占了两次。宣公即位到这一年已经十年，期间发生蝗灾、大旱、大水各一次。宣公即位不合天意，上天降下灾异是理所当然的。然而他向齐国进贡没有一年空缺，用兵没有停止的时候，粮仓空了，府库也空了，再加上水旱灾害，百姓流离失所、受冻挨饿，本来就不值得奇怪。但是宣公又是凭什么立为国君的呢？君主无道而百姓遭受毒害，做鲁国的百姓是多么不幸啊！古代国家有九年的储备，所以蝗虫、螟虫、水灾、旱灾都无法造成严重伤害，因为事先已经做好了准备。宣公耗尽国内资源去侍奉齐国，量入为出尚且担心不够，怎么能事先做好储备呢？所以水旱灾害之后接着发生饥荒是必然的。

楚国攻打郑国共有五次，都是因为指责郑国背叛。郑国难道是楚国的盟友吗！郑国一旦失身被楚国引诱，就五次遭受楚国兵祸，跟随楚国六次，回归晋国五次，时而依附晋国时而依附楚国，飘忽不定就像没有系绳的船一样。圣人难道会指责郑国叛服无常吗？是怜悯郑国不幸处于晋楚之间，不能自立。现在楚子攻打郑国，经文中又再次记载楚子的爵位，这并不是赞许楚国，而是彰显楚国的强大，以此指责晋景公即位后不能修明霸业，而楚庄王日益强大，陈国和郑国将要归附楚国了。中原诸侯不能竞争，唉，该怎么办呢！

十一年春季周历正月。

夏季，楚子、陈侯、郑伯在辰陵结盟。

辰陵之役，陈国、郑国背叛晋国而在楚国接受盟约，按理应该受到严厉的贬斥，反而记载了他们的爵位，为什么呢？这不是赞许他们，而是记载楚国的强大并怜悯两国不得已。晋景公即位，不能继承武公的武功，不能继承文公的文治，陈国、郑国知道晋国无能为力，所以屈服而跟随楚国。看子良的话，他们接受盟约难道是真心想服从楚国吗？大概是因为受到楚国对南部边境的威胁而暂时顺从罢了。所以圣人在记载楚国时称“子”，以彰显其强大；在记载陈国、郑国时称爵位，以宽恕他们的不得已。彰显楚国强大而宽恕陈国、郑国，那么对晋国的指责又该有多重呢？而晋侯正在櫕函防备狄人，狄人弱小尚且害怕并防备，何况楚国呢？保卫国家都来不及，还怎么庇护陈国、郑国呢？圣人指责晋国而宽恕陈国、郑国是理所当然的。

公孙归父会同齐国人攻打莒国。

齐国和鲁国平定了莒国、郯国的怨恨，莒国人不肯接受。两国不自我反省，反而更加结仇。鲁公攻打莒国，得到了向邑，而齐国没有收获，所以也出兵攻打莒国。鲁国心里也有不满，认为：“我们一同平定莒国、郯国的怨恨，莒国却不屈服于我们两国，我们得到了城邑而齐国没有。”所以也集结军队会同齐国攻打莒国。大概是因为共同憎恶小国，期望重新夺取城邑，那么鲁国和齐国是一样的。他们的心思难道可以宽恕吗？所以贬称他们为“人”。称齐国为“人”，也就是称鲁国为“人”了。因为国内不写出君主的名字，就无法显示公孙归父的专横，以及依附齐国的固执。齐顷公即位，不继承父亲的好意，而继承其怨恨，难怪他会与四邻结下怨恨，并招致鞌之战的耻辱。

秋季，晋侯在櫕函防备狄人。

楚子在辰陵与陈国、郑国结盟，而晋侯在櫕函防备狄人，他们的强弱已经分明了。晋景公继承霸业却不能自我振奋，坐视诸侯跟随楚国，不敢过问他们的去留，狄人哪里值得计较呢！狄人从僖公、文公时代起，也很猖獗，侵犯卫国、侵犯齐国、攻打郑国、攻打晋国，直到箕之战失败【在僖公三十三年】势头才稍微收敛，到咸之战失败，就不再振作了【在文公十一年】。现在狄人本来就不值得畏惧，他们敢于侵犯牧场，一支偏师就可以消灭他们，却出动千辆兵车在櫕函防备，櫕函是狄人的土地。对内失去了陈国、郑国，对外去对付狄人，得到狄人有什么好处于霸业呢！“不能守三年的丧礼，却仔细计较缌麻、小功等细微的丧服”，说的就是晋景公吧！

冬季十月，楚国人杀了陈国的夏征舒。

弑君的盗贼，人人都可以杀他。经文书“人”是用讨伐盗贼的辞令。楚国以蛮夷的身份匡正中原，得以用讨伐盗贼的辞令记载，圣人难道是想这样吗！陈国夏征舒的叛逆，内部的齐国、晋国不过问，邻近的宋国、郑国不讨伐，让楚庄王得以假借大义来匡正中原，圣人如果赞许楚国，那么对中原诸侯的指责就太重了。《公羊传》认为书“人”是贬斥，而且这与蔡人杀陈佗有什么不同呢？不贬斥蔡国而贬斥楚国，大概是说：“楚国是南蛮，蔡国是中原，楚国怎么能和蔡国相比？”不知道大恶之人，天下共同抛弃他。如果不幸楚国不讨伐而让夏征舒在陈国横行，还怎么训导世人？圣人大概是赞许他能讨伐，所以用讨伐盗贼的文字记载，不是贬斥楚国。《左传》认为楚国进入陈国，记载申叔时的谏言。如果这样，那么经文为什么不书“楚国进入陈国杀陈夏征舒”呢？进入陈国的事，应当是在接纳二子的时候，《左传》错误地附会在这里。解说的人沿袭这个错误，于是说楚国不进入陈国，就无法得到夏征舒。况且蔡人杀陈佗，蔡国也进入陈国了吗？一个弑君的贼人，一尺竹简就可以招致，哪里需要大军去讨伐呢？解说的人又说杀夏征舒是义，进入陈国是不义，圣人不希望用不义掩盖义，所以把进入陈国的文字移到接纳二子之上。这尤其不可取。圣人作《春秋》，只是如实记录罢了。一个词不真实，天下谁还会相信呢？如果确实进入陈国而不记载，没有进入陈国反而记载，这是圣人轻率地以私意立论，怎么能让天下和后世相信呢？况且把进入陈国加在杀夏征舒之上，有什么妨碍讨伐盗贼的大义，一定要迁就曲解来欺骗后世呢？学者不考察《左传》的错误，而曲解经文来迎合它，危害正道太多了。这就是我之所以喜欢辩论的原因。

丁亥日，楚子进入陈国，把公孙宁、仪行父安插在陈国。

楚庄王这时大概是想讨伐盗贼，但没有阐明大义。

译（这是）因为前日杀徵舒，是因为他弑杀了陈灵公；今日接纳二子，是认为他们是陈灵公的党羽。杀了仇人却接纳其党羽，把这当作义举，却不知道导致陈灵公被弑的原因，实际上是二子造成的。公孙宁、仪行父与陈灵公一起在朝廷上宣淫，徵舒弑杀陈灵公却没有牵连到二子，这是二子的侥幸。现在楚国将要整顿陈国，杀徵舒是正确的。如果要彻底清算陈国的罪恶，必定要一并诛杀二子，否则就逮捕他们押回京城以审判其罪行，然后才算是义举。现在仅仅因为他们受陈灵公宠信就接纳他们，如果说这是顺从陈灵公的欲望，那倒是可以的；如果说这样能整顿陈国，那这反而是扰乱陈国的行为，怎么能算是正义呢？有人说这是“义不终”，不对。他们大概是自认为在做义举，但看清义理不明，反而把不义当作义举。把不义当作义举，这难道就是楚庄王所为吗？所以圣人知道这不义却没有贬斥的言辞，是为了宽恕他的用心而彰显他的过失。记载“子”和“入”，像是仗义之举，这是宽恕他的用心；二子只称名而不连属陈国，意思是二子应当被陈国断绝关系，现在却接纳了这些被断绝的人，这是彰显他的过失。其中的用意含蓄而明白。

译鲁僖公十二年春天，安葬陈灵公。

陈灵公被弑杀，到这时已经二十一个月了还没有安葬，这是因为陈国没有忠臣孝子。贼人还在却不讨伐，国君被弑却不安葬，还能说是有忠臣孝子吗？如今公孙宁、仪行父进入陈国，史书于是记载了安葬之事，这是这两个人安葬了陈灵公。这两个人遭遇国君的恶行而导致他被弑杀，反而安葬他以获取功劳，向陈灵公卖弄恩德，在陈国百姓中沽名钓誉。他们安葬国君的行为看似是善举，但他们的心术不可不诛杀。所以冬天记载将公孙宁、仪行父接纳到陈国，春天记载安葬陈灵公，其中的义理自然显现。

楚子包围郑国。

楚庄王进入陈国，夺取了陈国的土地却不占有；包围郑国，抓获了郑国的国君并让他投降。世人都认为这是楚庄王的义举，我却私下对此感到奇怪。楚庄王是霸主，不能用王道来要求他，况且拿齐桓公、晋文公来比较，吞并陈国、包围郑国，都是齐桓公、晋文公不忍心做的事，而楚庄王却粗暴地做了，圣人难道忍心将他举荐到齐桓公、晋文公之上吗？我不相信。郑文公逃避盟约，齐桓公只是讨伐他罢了；陈国的辕涛涂，齐桓公只是侵犯他罢了。至于曹国、卫国背叛中原而追随夷狄，晋文公不过是侵犯曹国、讨伐卫国，没听说吞并他们的土地、包围他们的都城，快要灭掉他们后又重新封立他们。如今陈国有夏徵舒的叛逆，杀了夏徵舒就可以了，何必进入陈国而吞并它的土地？郑国对晋国有二心，讨伐它并责罚它归服就可以了，何必包围它而让它的国君投降？进入陈国吞并它的土地，包围郑国让它的国君投降，楚国的暴虐太严重了，怎么能说是义举呢？他们只是看到史书称楚庄王为“子”，怀疑这是褒扬，哪有进入别人的国家、包围别人的都城而得到褒扬的？史书称“楚子”，只是记录他的强暴罢了。记载进入陈国却不记载吞并陈国之事，记载包围郑国却不记载郑伯投降，大概是为了抑制楚国而保存中原国家。

夏天六月乙卯日，晋国的荀林父率领军队与楚子在邲地交战，晋军大败。荀林父的军队本打算去救援郑国，但《春秋》记载“与楚子交战”而不记载“救援”，说明这不是救援郑国。郑国从春天开始被包围，大概也已经很久了，如今六月才去救援，对救援有什么益处呢？邲地虽然是郑国的土地，但郑国的包围已经解除，楚国已经得到了郑国，即使打败楚国于邲地，能使郑国回到背叛前的轨道吗？何况反而被楚国打败，白白损耗军队，增加楚国的势力，而巩固郑国的背叛，究竟有什么好处呢！当郑国被包围时，晋国不能率领军队直接奔赴郑国的危难，等到郑国已经屈服投降楚国，才出动重兵在邲地求战，其意图大概是想出其不意地迎击并打败它，就像晋襄公在殽地打败秦国那样。不知道邲地不像殽地那样险要狭窄，白白驱赶军队去触犯楚国势如破竹的锋芒，这是自取败亡。军队，关乎百姓的生命；战争，是危险的事情。怎么能把百姓置于死地来侥幸求得万一的胜利呢？那么晋景公作为人，尤其不如晋襄公、晋成公，而荀林父的举动，还不如先轸、赵穿，霸业不能兴盛，是理所当然的。晋国本意是救援郑国，但圣人不记载“救援”，因为没有救援的实质，不可以假借救援的名义。凡是军队，被讨伐的一方为主。楚国讨伐郑国，却让晋国作为主方，是将晋国纳入郑国一方。晋国虽然妄动而无功，但圣人用内辞记载，内晋外楚，是为了抑制强横的夷狄而保存中原国家。认为晋国的举动错误是对的，如果说贬低晋国与楚国，那就不是经书的本意了。楚国称爵位，只是记录他的强横罢了，不是褒扬。

秋天七月。

冬天十二月戊寅日，楚子灭掉萧国。

萧国，是宋国的附庸，在宋国的南面。从宋国到楚国，大概有一千里，而楚国的军队一直到达宋国的郊外，灭掉了它的附庸，那么楚国的祸患就深重了。晋国不能振兴文公、襄公的霸业，坐视萧国被灭而没有一兵一卒的援助，大概是因为在此之前救援郑国而失败，还敢向楚国兴兵吗？楚庄王得到陈国却不占有，得到郑国又恢复其国君，评论的人认为他贤德。看如今灭萧的举动，那么以前恢复陈、郑，难道是真情吗？楚庄王本来就知道陈、郑的祭祀不容易断绝，白白取得灭国的名声没有益处，而萧国的防备一举就能兼并，吞并它的土地，俘虏它的国君，谁又能抵抗呢！唉！霸主只是假借仁义罢了，不能长久假借而很快回归本性的，是楚庄王。看灭萧的战役，哪里还有仁义？圣人难道用仁义来要求楚庄王吗？齐桓公、晋文公的霸业不再兴起，不得已而要求楚国，要求楚国是为了归罪于晋国。

晋国人、宋国人、卫国人、曹国人在清丘结盟。

结盟不是大夫的事，诸侯结盟，不在方岳之下，还被认为是僭越，何况是大夫呢？圣明的君王不再兴起，霸主假借结盟的礼仪会合诸侯以尊崇王室，其源头大概始于齐桓公庄公十六年在幽地的结盟。后来赵盾想求得诸侯的拥戴，又举行新城之盟，圣人大概已经厌恶他的僭越，将赵盾排在诸侯之下，认为结盟不是大夫所应该主持的。如今晋景公想求得诸侯的拥戴，却让大夫使用结盟的礼仪，大概是沿袭赵盾的旧例，而不知道晋国之所以不能得到诸侯拥戴，是赵盾的缘故。况且晋景公的大夫，他们的权势未必像赵盾那样显赫，凭什么号召群后呢？晋国由大夫主持，而诸侯也由大夫接受盟约，大夫果真足以结下信用吗？所以祭坛的牺牲还没有清扫，宋国的军队就讨伐陈国，卫国人救援陈国，宋、卫交兵，互相矛盾，那么今天的盟约有什么可依赖的呢？断道之役的防备，晋景公知道大夫的盟约不足以取信，所以亲自参与，然而宋国已经知道晋国主持的盟约不值得依赖，而不再同心，那么今天的盟约，正好用来使诸侯产生疑虑，而不是求得诸侯的拥戴。所以圣人全都称他们为“人”，不写出大夫的名字，不是防备，而是贬低。结盟的义理见庄公十六年。

宋国的军队讨伐陈国，卫国人救援陈国。

楚国正像鸱鸟一样张开翅膀，雄视四方。

译中原地区，是诸侯应当同心协力、小国侍奉大国，以此来抵御楚国锋芒的地方，否则姬姓诸侯将全部灭亡。如今晋国在清丘会盟，陈国人没有参加。宋国军队讨伐陈国，是为了询问陈国不与会盟的缘故，而卫国背叛晋国依附陈国，以此与宋国军队交战。最终陈国军队没有到达，而宋国遭受楚国包围，这都是卫国的缘故。圣人在记载宋国时写“师”，是肯定其问罪的举动；在记载卫国时写“人”，是谴责其交乱诸侯的罪过。

译鲁僖公十三年春，齐国军队攻打莒国。

十一年时，公孙归父阻止齐国人攻打莒国，是因为齐人有不愿讲和的怨恨。如今隔了一年齐国又攻打莒国，莒国哪里对不起齐国呢？只是因为齐鲁两国一同讲和莒国、郯国，莒国不肯，而鲁国得到了以前的战利品，齐国却没有得到什么。莒国难道对不起齐鲁两国的城邑吗？鲁国不义地攻打莒国，莒国失去了东边的城邑；齐国又以不义攻打莒国，莒国哪里还能拿出西边的城邑来供给他们呢？《春秋》记载为“师”，并不是褒扬，而是用大军队来扼制小国。齐顷公的恶行，在这里比齐惠公更严重了。齐惠公讲和莒国、郯国而莒国不肯，惠公未曾攻打它；顷公即位，看见鲁国有以前的战利品而齐国没有，就再次攻打莒国。由此可知顷公的恶行比惠公严重万倍。

夏，楚子攻打宋国。

楚国攻打宋国，是因为宋国军队攻打陈国的缘故。陈国背叛中原而跟随楚国，没有参加清丘之盟。陈国不参加盟会，晋国应当责问却不能责问，宋国代替晋国攻打陈国，这是宋国触犯了楚国的愤怒。为了晋国攻打陈国而触犯楚国的愤怒，那么今天宋国遭受楚国的兵祸，晋国应当救援却不救援，诸侯还依靠什么呢！陈国应当攻打而不攻打，宋国应当救援而不救援，晋景公在这里还想要继承文公、襄公的基业，我知道他无能为力了。然而宋国之所以遭受楚国兵祸，是因为卫国的缘故，也是晋国的罪过。

秋，发生蝗灾。

记载灾祸。

冬，晋国杀了它的大夫先縠。

邲之战的失败，荀林父是主将，却把罪责归咎于先縠，难道先縠有罪吗！荀林父战败而先縠蒙受杀戮，大概是六卿争强，互相仇杀消灭，先氏的权势超过荀氏，所以荀林父得以保全而先縠死了。后来荀林父的儿子荀庚，荀庚的儿子荀偃，荀偃的儿子荀吴，世代执掌晋国政事，到荀吴的儿子荀寅，发生了朝歌的叛乱，确实他们的权势很嚣张！而先縠的家族就在此时灭亡，先縠怎么能抵挡荀林父呢！理应主帅得以保全而副将受戮。战争的胜负，责任在主将，副将战败导致主帅失败，应当与主帅同罪。现在诛杀先縠而不涉及荀林父，国家没有政令刑罚，只是以强弱作为判断罢了。所以用“国杀”作为文辞，称国名来杀，说明先縠没有罪，罪责连累到上级。

鲁僖公十四年春，卫国杀了它的大夫孔达。

称国名来杀，是杀无罪的人。卫穆公背叛清丘之盟，对抗宋国而救援陈国，背弃晋国而亲近楚国，难道是孔达的罪过吗？现在将要背叛楚国而重新归附晋国，没有借口，就杀了孔达来取悦晋国，说：“以前的谋划，是孔达的罪过。”既除掉了他，有利就作为自己的功劳，有害就作为臣下的罪过，在朝廷上立足的人也很难了。这与刺杀公子买的事情没有不同，所以用“国杀”作为文辞，表明不是孔达的罪过。

夏五月壬申，曹伯寿去世。

晋侯攻打郑国。

十二年，楚子包围郑国，晋国救援不及，郑国最终归附楚国。清丘之盟，郑国不在其中，所以晋侯攻打郑国。然而清丘之盟，晋景公不能亲自参加，而让大夫使用同盟的礼仪，圣人厌恶他，隐去大夫的盟会，一概贬称为“人”。现在景公能够亲自出征并身披甲胄，这是中原的幸运，还有什么可贬斥的呢？所以举出他的爵位。圣人乐于人们勇于行善，庆幸中原有霸主如此，而诸儒却认为是贬斥，为什么呢？难道楚国不可侵犯而郑国不应当攻打吗？放任郑国叛变而纵容楚国强大，反而被《春秋》所赞许吗？这是相信自己的喜怒而不赞许人们行善。虽然攻打郑国未必能得到郑国，而复兴中原的志向值得称道，因此赞许他。

秋九月，楚子包围宋国。

攻打宋国而宋国不屈服，接着包围它，必定是宋国屈服了。楚国将要横行中原，许国、蔡国已经归附，陈国、郑国已经臣服，那么接下来轮到宋国。宋国是中原的门户，得到宋国那么齐鲁就随之而来，这是楚国一定要使宋国臣服的原因。经过三个季节包围不解，最终得到宋国讲和才停止，楚国的谋划毒辣啊！晋国本来畏惧楚国不敢救援宋国，而宋国能独自抵抗楚国吗？那么等到与楚国人讲和，也是不得已的。

安葬曹文公。

冬，公孙归父在谷地防备齐侯。

公孙归父父子侍奉齐国，依靠齐国来专断鲁国政事，他的谋划很深了。而齐国也乐于他谄媚侍奉自己，委屈君主的尊严而与他平起平坐，不认为这是对抗。顷公即位，归父两次到齐国去奉承他的欢心，所以十一年一同攻打莒国，现在又在谷地一同防备，甘受他的谄媚而忍受他的对抗，喜欢他的利益而忘记他的专断。当时楚国在宋国疾速行动，危险了。宋国归附楚国，那么齐鲁就以楚国为边境。谷地的防备是针对楚国的谋划。所以第二年公孙归父在宋国防备楚子，鲁国防备而齐国不防备，不是不畏惧楚国，鲁国安定那么齐国就安定了。这是公孙归父在谷地防备齐侯的缘故。

鲁僖公十五年春，公孙归父在宋国防备楚子。

公孙归父在宋国防备楚子，是谋求自身安定的计策罢了，而解说的人只看见接着记载宋国和楚国讲和的事情，就认为是公孙归父平息了两国的怨恨，大概是附会“防”字而不考察实际情况。公孙归父春天防备楚子，而夏五月宋国和楚国才开始讲和，难道几个月后口才才能平息，不符合人情啊。况且鲁国对于楚国没有一天的友好，怎么敢触犯它的愤怒而为宋国谋划呢？鲁国之所以防备楚国，是为自己谋划罢了。宋国与鲁国是邻国，宋国离去那么楚国军队就到鲁国了。鲁国看见宋国的危险，而诸侯畏惧楚国没有敢救援的，所以恐惧而请求臣服，用来迎合楚子的意思而消除它的兵祸。为自己谋划还恐怕不成功，何况能为宋国谋划呢？说鲁国平息楚国和宋国的，是妄说。

夏五月，宋国人和楚国人讲和。

内部讲和不记载“人”，不能记载鲁国人，所以举出国名；外部讲和记载“人”。

译上下同心同德，所以用“人”来记载。和平不是一个人所能达成的，君主想要和平而臣子不想要，不能称为和平；臣子想要和平而百姓不想要，也不能称为和平。所谓和平，是上下同心，共同消除怨恨，然后才能称为和平。与齐国讲和，与郑国讲和，属于国内讲和，都以国家来记载；郑国人来输送和平，宋国人跟楚国人讲和，属于对外求和，都以人来记载。以国家记载、以人记载，用词不同但意义相同，都是上下都想要和平的意思。只是国内讲和不能记载鲁国人，所以一概以国家来记载。如果国内不写出主事者的名字而国外却记载人，那就好像防备的人达成了和平一样。在防地结盟可以由防备的人去执行，但和平难道是地位低微的人所能主导的吗？所以国内讲和忌讳记载人。《春秋》记载和平的有六次，只有宋楚之间的和平，圣人确实加以区别。当时两军对峙，怒气冲犯斗牛星宿，军声震动天地，只依靠武力，只寻求计谋，强者志在陷敌，弱者誓与国家同亡，怎么能吐露真情来互相谦让呢？现在宋国能凭真情告知楚国，楚国能凭真情回复宋国，不结盟不发誓，豁然达成和平，这确实是《春秋》中的齐韶之乐。楚国围困宋国已经九个月了，不仅宋国感到疲惫，楚国的兵力也疲乏了。停止战争的道义，宋楚两国都乐于听闻，只是担心两位君主不能平息愤怒，群臣不能促成善举。现在华元能倡导它，子反能附和它，对上成就君主的善行，对下满足百姓的愿望，那么和平的功劳虽然出自这两个人，但这两个人难道能独占和平的功劳吗！所以圣人都记载为“人”，这就是《谷梁传》所说的“上下同心同德”的意思。解说的人认为华元、子反没有禀承君命而擅自讲和，所以《春秋》贬低他们而记载为“人”，这是不对的。假如这两个人迎合君主的愤怒来助长恶行，败坏国家灭绝百姓来满足私欲，《春秋》又会怎么对待他们呢？现在这两个人尊重君主安抚百姓却遭到贬低，后世的君子谁还肯再谈论和平呢？这种刻薄的议论，不是圣人的本意。

译六月癸夘日，晋国军队灭掉了赤狄的潞氏，把潞子婴儿俘虏回国。

孔子说：“复兴灭亡的国家，延续断绝的世系。”圣人重视不灭亡国家、不断绝世系，是因为这些国家的先君对百姓有功德，国家不该灭亡却被灭亡，世系不该断绝却被断绝罢了。周武王封尧的后代在蓟，封舜的后代在陈，就是这样的道理。那些赤狄，对百姓有什么功德呢！周王室衰微，他们趁虚而入，炫耀武力，成为诸侯的祸患。况且一个人家里如果有盗贼，一定要把他驱逐到院墙之外，然后全家才能安宁。君王统一天下，用来显示没有外敌的规矩，然而边远之地、流放之所，各有其居住地而不互相混杂。古代盛世，既然把他们放逐到四方边远之地，还担心他们侵扰，于是设置司防的官职，何况让他们与诸侯杂居而没有刑法来制约他们呢！庄公、僖公时代，狄人成为列国的祸患，齐、鲁、郑、卫都遭受其毒害。晋国在箕地打败狄人，鲁国在咸地打败狄人，然后狄人的祸患才衰退。狄人衰退而赤狄兴起，三年入侵齐国，四年又入侵齐国，他们的祸患逐渐波及诸侯了。晋景公即位，正值楚庄王称霸，无处施展谋略，对外不能制服楚国，对内就灭掉了狄人。虽然这好像是不守三年丧礼却考究缌麻、小功等细微丧礼，然而这比缌麻、小功等丧礼全都废除要好。所以整个春秋时期，诸侯不再遭受狄人的祸患，这是晋国的恩赐。然而有人以灭掉他们的国家、俘虏他们的国君为过分，况且罪过在于国君而已，诛杀国君，慰问百姓，百姓没有不高兴的，哪里过分呢？况且以诸侯身份灭掉诸侯，本来应当问罪。至于追究诛杀的界限，想要得到并甘心报复的人，一旦受到兵威所指，覆灭其国都，擒获其首恶，天下正群起歌颂其平定祸乱，怎么能说是过错呢？所以圣人记载说“师”，没有贬斥的言辞，谁说灭狄是过分呢！

秦人攻打晋国

晋国自从八年用白狄攻打秦国，当时是秦桓公即位的第三年。虽然晋国以没有正当理由的军队攻打秦国，是晋国的罪过，秦人受到侵犯却不计较，接近于宽恕了。现在过了八年，秦桓公才向晋国报复旧怨，虽然说是报复怨恨的军队，君子不崇尚。前几天不计较，好像接近道义了，而最近又报复，道义在哪里呢？所以圣人贬斥而称“人”，责备他行道不能始终如一。

王札子杀召伯毛伯

生杀大权，是君主的权柄。周王室衰微，生杀大权不能通达天下，杀大夫、放逐大夫，由诸侯专断，而天子所能命令的，只有王城之内罢了。周定王不能纲纪天下，王畿内的权力又转移到臣下手中。王札子、召伯、毛伯，都是王的臣子，却互相残杀，生杀大权又在哪里呢？《春秋》记载这件事，是为了痛惜王室的威灵坠落而不能振兴。王氏札子的字与王季子相同，都在王城享有采邑，以地名为氏，像周公在成周享有采邑一样，没有其他含义。

秋螽

书灾

仲孙蔑在无娄防备齐国高固

鲁宣公自从齐惠公去世，侍奉齐国稍微懈怠，只有公孙归父两次防备齐侯而已，鲁公不朝见齐国，齐国大概有议论鲁国的理由了。高固大概与鲁国有婚姻关系，知道齐国的谋略，所以在无娄防备仲孙蔑，为鲁国谋划而解除齐国的纷争。整个宣公时代，最终没有遭受齐国兵祸，无娄的防备有力。等到成公即位，就有西鄙的讨伐了，由此知道高固的防备，是为鲁国谋划齐国。

初税亩

孟子说：“耕种的人实行助法而不征税。助法，是借民力治理公田而已。《诗经》说：‘雨水滋润我的公田，接着滋润我的私田。’就是这样。古代九夫为一井，一井九百亩，其中公田一百亩，借民力来治理，收取公田的收成供给公家，这是助法。所以年成的丰歉、土地的肥瘠，与百姓共同承担。现在宣公废除助法而实行征税。征税，是责求粮食而已，不计较公田私田的收成、丰歉肥瘠的差异。年成不幸歉收，一定责求丰年的收成；土地不幸贫瘠，一定用肥田的贡赋。虽然其法没有离开十分之一，而百姓有歉收年的痛苦、缴纳贫瘠田地重征的负担。而解说的人错误地探求其义，说既收取公田，又征收私田的十分之一，而十分之二的税法从此开始，这是妄说。做这种解说的人，只看到哀公有‘二吾犹不足’的说法，于是说十分之二的税法始于宣公，不对。十分之二的税法，是说税和赋。宣公既征收亩税，后来哀公又实行田赋。税出谷粟，赋出车马。野外九分抽一而税，国都中十分抽一而赋。赋就不税，而哀公兼收，这就是二。那么十分之二的税法，大概始于哀公，他回答有若的话，在已经实行田赋之后了。现在宣公只是废除助法而征税，不是十分之二。大概宣公以无道取得国家，不符合天意，戾气应验。六年蝗灾，七年旱灾，十年水灾，十三年蝗灾，十五年蝗灾，连年凶荒，公田的收成微薄了。所以改助法而不问丰歉肥瘠的差异，一概责求粮食而已。圣人谨慎对待变法，法一变，则利源日益增长而百姓遭受其害。所以《春秋》痛恨作俑者首开祸乱，记载说‘初’，认为作丘甲、用田赋，大概基于此。”

冬蝝生

饥

唉！税亩的法令于是投入宣公的计谋了。前几天因为连年凶荒，公田的收成不足，改助法为征税。现在税法实行而接着蝝虫滋生，那么地利的收成虽然歉收，而公家的供给不匮乏了。虽然如此，作为鲁国百姓怎么

译得到粮食来供给众人吗？所以蝗虫滋生，接着就发生了饥荒。蝗虫吃剩下的粮食既然全部用来缴纳公税，那么冬至和腊日的储备就空乏了，他们遭受饥荒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君主以百姓为根本，宣公却致力于制定法令使自己富足，从而剥削百姓，百姓饥饿而君主富有，宣公怎么能安心呢？百姓流离失所，饿死在沟壑之中，我不相信宣公还能保有国家。蝝，是蝗虫的幼虫。秋天是成年的蝗虫，冬天是幼虫，上天降给鲁国的灾祸太残酷了，而宣公反而高兴，认为这是自己的计谋得逞，唉！无道的君主，对上不怕上天的灾祸，似乎没有什么可指责的，但是做鲁国的百姓是多么不幸啊！圣人记录这件事，大抵是为了哀怜百姓。周朝的冬天，相当于现在的秋天，谷物将要成熟时却生了蝗虫，这灾祸非常严重。左氏认为这是幸运的事，而杜氏说这不算是对农作物的危害，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译鲁僖公十六年春，周历正月，晋国人消灭了赤狄的甲氏和留吁。

甲氏、留吁，是潞氏的一个分支。赤狄中最强大的部族叫潞氏，晋国既然已经消灭了它，那甲氏、留吁哪里还值得成为祸患呢！《尚书》说：“诛杀首恶，宽恕胁从，那些沾染了恶劣习俗的人，都让他们改过自新。”既然已经消灭了潞氏、俘虏了他们的首领，就应当施行礼教来革除他们的残余风气，彰明王制来废除他们的旧习，让他们归属象胥（翻译官）管理，教化那些顽固的百姓，这是安抚远方、亲近近处的道理。哪里可以聚集他们的族人而将他们全部杀光，直到没有活口才感到痛快呢！三监和淮夷叛乱时，周公诛杀了管叔、蔡叔，却封立了他们的儿子，教化他们的百姓，哪里是赶尽杀绝呢？那么，甲氏、留吁的被灭，大概也是过分了。所以圣人在记载灭潞氏时用了“师”字，而在记载灭甲氏和留吁时用了“人”字，他不赞许灭甲氏和留吁的意思就很明显了。肯定正确的而贬斥过分的，《春秋》的法则没有私心，学者也就根据文辞来探求褒贬罢了。

夏，成周的宣榭发生火灾。

君子不幸生于衰世，而不能见到先王的盛世，就会哀伤当今而追思古代，这难道只是圣人如此吗？有志之士都是这样的。哀伤政令烦苛、赋税沉重，就有《楚茨》这首诗；哀伤井田制度败坏，就有《甫田》这首诗；追思大禹的功绩而作《信南山》，追思明王而作《瞻彼洛矣》，陈述其兴盛而哀伤其衰败，这是君子忧念世道的心意。宣王兴起时，修治车马，备齐器械，又在东都召集诸侯会盟，多么兴盛啊！到了春秋时代，周王室日益衰微，再也梦不到宣王的事迹了，而讲武的榭又化为灰烬，圣人能不哀伤吗？所以记载说：“成周宣榭火。”哀伤宣王讲武的事迹不可再见，而见到的遗迹，如今又遭受了火灾，观察圣人为东周所怀的志向，在记载宣榭之事时，我猜想他提起笔来泪水沾湿了衣巾，可悲啊！《尔雅》说没有屋顶的厅堂叫榭，《楚书》说：“榭不超过讲习军备之用。”那么宣榭，就是宣王讲习武事的地方。《公羊传》认为是宣宫旁边的榭，谷梁认为是藏乐器的地方，都不对。人为失火叫火，天灾失火叫灾。

秋，郯国的伯姬回国。

这是国内的女子被郯国送还。文公十五年齐国人送还子叔姬，讥讽在齐国，不是叔姬的罪过，所以记载“齐人归之”。现在郯国的伯姬回国，罪过在伯姬，不是郯国胡乱送还她的，所以以伯姬自己回国为文辞，考察其文辞，善恶自然显现了。

冬，大有年（丰收年）。

这是鲁国百姓的幸运。宣公不顺应天意，灾祸接连到来，饥荒相继发生，而且宣公还改变助法而实行税制，他毒害百姓太厉害了！上天如果不体恤百姓，又还能指望什么呢？大有年，是上天用来保佑鲁国百姓而明显抛弃鲁君的表现。其余含义见桓公二年。

鲁僖公十七年，春，周历正月，庚子日，许男锡我去世。丁未日，蔡侯申去世。夏，安葬许昭公。安葬蔡文公。

不记载月份，是因为旧史缺漏了文字。

六月癸卯日，发生日食。

己未日，鲁君与晋侯、卫侯、曹伯、邾子在断道结盟。

起初，晋国举行清丘之盟来寻求诸侯的服从，却由大夫主持，诸侯也由大夫听命，理应不足以建立信用。陈国人没有参加盟会，宋国军队攻打他，而卫国人背叛盟约攻打宋国，最终招来了楚国的军队，包围宋国九个月不解围，而宋国与楚国讲和。这些过失都根源于清丘之盟，晋景公不亲自参加，而由大夫主持盟会，从而招致了这场祸端。现在楚军虽然退去，但宋国已经屈服于楚国，中原没有了宋国，屏障更加薄弱了。晋国的幸运在于，卫国又反过来归属于中原。所以晋侯恐惧而再次举行断道之盟，用来巩固鲁、卫、曹、邾的心，作为自己的援助罢了，实在无暇谋划楚国。然而假借同盟的礼仪来结私援，理应受到贬斥反而得到赞许，为什么呢？是权宜之计而赞许他。楚国正虎视眈眈地看着中原，宋国已经屈服而归属楚国，诸侯危险了。假如晋国不能举行这次盟会，卫、曹再次叛变而向南归附，那么天下不就几乎被楚国占有了吗？幸好晋景公能收容残余力量作为宗主，使它们不归属南方，这是中原的幸运，还容许贬斥吗？所以都举出他们的爵位而赞许他们，以保存中原而振兴霸主的余威。谷梁认为这是共同排斥楚国，也差不多接近了。左氏认为是为了推辞齐国，只是推测罢了。齐国没有参加断道之盟，后来才攻打齐国，断道之盟本来就不是为了谋划齐国。

秋，鲁君从盟会回来。

冬十有一月壬午日，鲁君的弟弟叔肸去世。

凡是鲁国的臣子都是公族，在朝廷做官的都加上氏，叫公子、公孙、仲孙、叔孙等。国内臣子去世的有二十三人，有的去掉氏，有的不去掉氏，善恶就体现在这里了。大概没有记载公弟而且称字的，现在公弟叔肸去世，《春秋》改变文辞，只有这一处罢了。叔肸，是鲁君的弟弟，亲情极深了，不仅不授予爵位，而且不授予氏，宣公为什么吝惜一点俸禄而不荣耀他的弟弟呢？这不是公的意思，是叔肸不想做官。宣公不义，杀害正嫡而自立，叔肸以吃污秽君主的俸禄为耻而不做官。然而为什么不离开呢？叔肸对于鲁君，是亲人，忍受他的污秽而吃他的一点俸禄，就是辱没自身，宁愿穿着粗布衣服隐藏珍宝而甘心做平民。所以圣人对他表示特别，不因他地位卑微而不记载，记载说“公弟”而且称字，以区别他的贤德。唉！宣公的恶行，兄弟都感到羞耻，那么站在朝廷、顺从他恶行而饱食俸禄的人，能稍微感到羞愧吗？

鲁僖公十八年春，晋侯、卫世子臧攻打齐国。

晋景

译指责齐国不加防备，也是不自量力了。齐国倚仗其霸业的余绪，未曾臣服于晋。只有晋文公称霸时，气势显赫，齐国畏惧而顺从。文公死后，晋国历经四代，世代继承霸业，齐国未曾顺从。如今晋国已经失去宋国，跟随的诸侯，只有鲁、卫、曹、邾而已，前日断道之盟就是证明。霸业衰微，恐怕不足以抗衡楚国。宋、陈、蔡、郑已经归附楚国，中原诸侯大国只有齐、秦，而秦国与晋国是世仇，本来无法招致，所以想要得到齐国以壮大中原的势力。他们想要得到齐国，而齐国倚仗其强大，傲慢地看待晋国，晋国怎么能招致它呢？何不派遣一名使者，剖析内外强弱的形势，用道义去撼动它，说：“霸业败坏，那么楚国的军队将要到达齐国了。齐国顺从晋国，不是晋国的利益，而是齐国的利益。您不要倚仗鲁、卫作为屏障，鲁、卫远离齐国，能独自生存吗？”如果这样，那么齐国倚仗什么而不顺从呢？现在却用军队逼近它，而想要使其臣服，它怎么肯屈服而侍奉晋国呢？这不是寻求援助，这是在内部制造敌国罢了。幸好楚庄王垂死，而没有实行卞庄子的计谋。唉，危险啊！《春秋》记载世子，不是褒扬，而是彰显他倚仗强大来遏制齐国，而不自量力。

译鲁宣公讨伐杞国。

杞国世代与鲁国通婚，杞桓公是鲁国女子所生，而且又在鲁国娶妻。在鲁僖公、鲁文公时期，杞国国君各来朝见了一次。只有鲁宣公杀害公子恶和公子视以自立，杞伯认为宣公是僖公、文公的罪人，所以不曾来朝见。宣公即位到现在大概十八年了，而杞伯一次也没有到鲁国朝廷来，他不讲道义是显而易见的。宣公对此怀恨在心，所以亲自穿戴盔甲兵器去讨伐杞国。君子不认为杞国被讨伐是不幸，这恰恰是用来彰显杞桓公的道义。不朝见却能守住道义的名声，即使遭受军事打击又有什么可担忧的呢？因此圣人赞许他。十八年间不曾记载一次杞伯来朝见，而这里记载宣公讨伐杞国，其中的道义自然显现了。

夏季四月。

秋季七月，邾国人在鄫国杀害了鄫子。

邾国在春秋时期，仅仅能够自保罢了，却欺侮鄫国比自己弱小，于是屡次扼制它。僖公十九年，借着宋襄公的威势，在次雎之社用鄫子祭祀，现在又贪图鄫国弱小而杀害它的国君。鄫国本来不曾有一天与邾国有嫌隙，只是因为邾国、鄫国是邻国，邾国想灭掉鄫国来扩张自己的土地罢了。然而夏后氏的祭祀不容易断绝，所以杀害了它的国君，而国家没有灭亡，这是大禹的神灵依然存在的缘故啊！邾国真是愚蠢啊！然而圣明的君王不出现，方伯不尽职，凭借邾国的弱小，却在鄫国肆意施毒，竟然没有一个人指责它，确实这是春秋时代的状况啊！从内部杀君称为弑，从外部杀君称为戕。鄫国有人民和社稷的守卫，而邾国人直接闯入它的朝廷杀害它的国君，鄫国难道没有宫室的守卫吗？《春秋》记载说：“于鄫。”这是责备鄫国的臣子不能保卫他们的国君，刺客在宫室中行动却没有察觉，还算是臣子吗？圣人不随便责备邾子，而且归罪于鄫国人。

甲戌日，楚子旅去世。

世人所称道的五霸，其议论出自荀子、孟子，圣人最初没有这种说法。孔子说：“齐桓公正当而不诡诈，晋文公诡诈而不正当。”说的是桓公、文公罢了，最初没有提到宋襄公、秦穆公、楚庄王、吴阖闾、越勾践。而荀子、孟子所说的五霸，所选取的也不同，各自遵循战国一时称慕的人来立论罢了。孟子所说的五霸，是桓公、文公与宋襄公、秦穆公、楚庄王为五；荀子所说的五霸，是桓公、文公与楚庄王、阖闾、勾践为五。两位先生的议论既然不同，那么学者相信我们孔夫子的话就足够了，战国的说法不足以作为依据。像前面提到的七位君主，都见于《春秋》，而圣人唯独对桓公、文公有实际赞许的言辞。首止、葵丘的盟会，践土、于温的防备，召陵、城濮的战役，王室依靠他们，诸侯依靠他们，百姓依靠他们。圣人所以赞许他们，不是出于私心，凡是庆幸天下有桓公、文公而不沦为荆蛮。至于宋襄公本来没有成功，我前面已经论述过了。而秦穆公、楚庄王、阖闾、勾践都成为中国祸患，圣人怎么忍心助长他们的寇盗行为呢？像阖闾、勾践都逞强用兵来争斗私欲，尤其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春秋》大概将他们排除在外，君子不谈论他们。而秦穆公三次战败不罢免孟明，他悔过自责的誓言得以列入《尚书》。楚庄王得到陈国、得到郑国而不占有，哀怜宋国的危难而随即允许讲和，他的道义被武子称道。像这两位君主，认为是两国的贤君固然可以，但于是与桓公、文公同列，那就雕花和鸾鸟没有区别了。秦穆公的誓言，只是他的言辞有可观之处，圣人取用他的言辞罢了，穆公的悔过不是正道，悔其战败却更加阻挠用兵，这难道是圣人所期望的吗？所以记载在《春秋》中，都将他们贬抑到九泉之下，没有一个字的褒扬。至于楚庄王，尤其成为中国祸害，又不是秦穆公能比的。秦穆公只是在晋国争斗私愤罢了，实际上不敢凌驾诸侯。而楚庄王的兴起，直接侵犯中国，灭掉庸国、灭掉舒国、灭掉萧国，宋、陈、郑，圣贤的后代，都遭受他的毒害。借着讨伐戎族的行动来在周王室炫耀武力，仗着讨伐罪名的名义来在陈国肆虐，包围郑国、包围宋国，都是必定让他们面缚请降、登床告病才罢休，称为贤者，本来就是这样吗？我曾经奇怪后世的君子不摒弃荀子、孟子的议论，而一概以五霸为贤，愚昧的人于是将秦穆公、楚庄王伸列于桓公、文公之列，那就玉石不分了。看《春秋》所记载的，没有一句温和平庸的话，可以说赞许秦国、楚国吗？所以我辩驳它，揭露秦国、楚国的罪恶以保存中国，破除荀子、孟子的议论以匡正威公、文公，不是私意，是《春秋》的意思。

公孙归父出使晋国。

归父父子是齐国的死党，现在改变计划侍奉晋国，必定有其原因。齐惠公去世，顷公不如惠公，强横聒噪不仁，妄自尊大，看待四邻如同无物。所以虽然对鲁国是亲戚，而鲁国也厌恶他。自从惠公去世，宣公不曾一次朝见他。前几天晋国为了断道之盟来求取诸侯，鲁国折节顺从它；不久晋侯、卫世子臧讨伐齐国，鲁国不救援。所以归父也折节侍奉晋国，背弃恩德，只追随强者。虽然顷公有所不足依靠，而鲁国之所以为鲁国，君子大概也看清它的人了。

冬季十月壬戌日，宣公在路寝去世。

归父从晋国回来，到达笙地，于是逃奔齐国。

仲遂杀害嫡嗣而立宣公，宣公感念仲遂的恩赐。仲遂死后，任用他的儿子处理国事，国家大事都听从归父。归父实际上是宣公的亲信，然而国人不同意，诸侯都对他侧目而视，而宣公独自庇护他。当他出使晋国时，宣公还没有去世。没有回来而宣公去世，归父知道自己所依靠的只是宣公罢了，国君去世那么鲁国的臣民都不容我，冒犯众人之所

译因被齐顷公猜忌而回国，那么回国后必定无法免祸，所以到了笙地就逃奔到齐国。起初认为齐国不值得侍奉而前往晋国，等到形势危急紧迫，又逃奔到齐国来保全自身。齐国本来对归父没有怨恨，而归父在齐晋两国之间反复无常，又有什么脸面去见顷公呢！那些小人忍辱求怜，本来就是他们的常态，齐国不追问原因而藏匿他，这确实是归父的幸运。

译右边是宣公，共计十八年。

《春秋经筌》卷九

<经部，春秋类，《春秋经筌》>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经筌》卷十 宋 赵鹏飞 撰

成公

元年春王正月，鲁成公即位。

即位的义理，参见隐公元年的解释。

二月辛酉日，我国国君宣公（去世）。

无冰。

义理参见桓公十四年的解释。

三月，制作丘甲。

《周礼》规定：“九户为一井，三十六户为一邑，四邑即十六井，一百四十四户为一丘；四丘即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户为一甸。”甸实际上是一百井，大概涵盖九百户的土地，其中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户负责治兵，确定出赋税的是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户，共同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如今制作丘甲，是让一丘承担一甸的赋税，在一百四十四户之间出三副铠甲罢了。解说者怀疑鲁国必定不会突然增加四倍的赋税，这是主观臆测的说法，说：“让一丘出一副铠甲而已。”况且经文记载“丘甲”，是赋税出铠甲了，怎么知道只是一副铠甲？如果认为一丘出一副铠甲，那么文意就不明确了，圣人立文不像这样言辞不达意。《周礼》规定大国疆域五百里，《礼记》说：“成王封周公，地方七百里。”实际上只有五百里，记载礼制的人是将附庸国合并计算而言的。五百里的疆域，按甸来计算，甸方圆八里，旁边加一里，方圆十里。四甸为一县，方圆二十里；四县为一都，即十六甸，方圆四十里；四都为六十四甸，方圆八十里，旁边加十里，方圆百里，称为一同。五同的土地为三百二十甸，一甸出三副铠甲，为甲士九百六十人；一甸出步卒七十二人，为卒二万三千四十人。步卒二万而甲士不到千人，那么精悍的士兵少而冗杂的士兵多，作战无法确保胜利，所以增加甲士。如果认为一丘出一副铠甲，那就是一甸出四副铠甲，只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增加一副而已。一甸增加一副铠甲，才增加甲士三百二十人。鲁国既然担忧兵力薄弱，不足以防备齐国，所以加重赋税来增加兵力，而只增加甲士三百二十人，对增强国力有什么补益？如今增加四倍，则为甲士三千八百四十人，步卒二万。甲士三千，既可以防守，也可以作战。合计步卒和甲士二万七千二百四十人，以一万二千五百人为一军，那么鲁国才有二军。孟子告诫慎子的话，则说：“周公受封于鲁，方圆百里；如今鲁国方圆百里之地有五个。如果有王者兴起，是应该削减呢？还是应该增加呢？”用军制来考察，那么方圆百里才为六十四甸，步卒和甲士合计四千八百人，连半军的兵力都没有，与制度不合。所谓方圆百里之地有五个，那是鲁国原来的封地。那么封国的制度，应当以《周官》为准，而《王制》、《孟子》的说法，大概是夏、商时期的制度。所以您用《周官》封国、丘甸的法度来考察，成公的实情就显现了。大概成周乡兵的法度，务求不败而已，并非志在决胜。所以步卒多而甲士少。如今成公期望战胜齐国，所以增加甲士而不增加步卒，精悍的士兵多则果断于必胜。如今制作丘甲，甲士既强，第二年就进行了鞌之战，大败齐军，那么制作丘甲似乎确实对鲁国有功了。唉！先王寓兵于农，是为了保护百姓，哪里是期望争斗怨恨呢？所以甲士少步卒多，是为了自守的计策。成公即位之初，没有一句政令来安定国家、造福百姓，首先增加甲士将百姓推向死地，逞一己之私愤，扰乱成周的制度，难道不值得责备吗？所以圣人记载说“作”。“作”，是创作的意思，诛责制作俑的人。

夏，臧孙许与晋侯在赤棘结盟。

鲁国，本来是齐国的盟友。宣公末年，怠慢侍奉齐国。公孙归父出使晋国，是背叛齐国的行为。还没返回宣公就去世了，归父逃奔齐国。鲁国，本来笃实亲附晋国。晋国大概怀疑归父在齐国，鲁国必定对齐国有二心，而鲁国也怀疑晋国不信任自己，所以在赤棘结盟。赤棘，是晋国的地方。鲁国大概果断决绝齐国，志在求取晋国，所以决绝齐国而求取结盟。第二年，齐国攻打我国北部边境，而四位卿大夫会合晋军进行鞌之战。他们的谋划大概在赤棘时就已确定了。

秋，周王室的军队在茅戎战败。

王者在天下无敌，周王室衰微，王室的威灵不振，动不动就遭受失败，无敌的形势危险了。而《春秋》尊王的书写，不因为形势危险而废弃无敌的道义，所以每每避就其文辞以保存其道义。王室军队讨伐戎人，被戎人所败，而圣人不认同戎人击败王室军队，记载说：“王室军队在茅戎战败。”好像是王室军队自己战败，以此来保存周王室。不记载交战，表明王者无敌；不记载地点，以表明天下都是王室的土地。他尊王到了极点！尊王是为了责备天下诸侯不能抵御对王室的愤慨。

冬十月。

二年春，齐侯攻打我国北部边境。

鲁国背离齐国亲附晋国很久了，而齐国没有立刻对鲁国用兵，大概是希望鲁国或许会改过而侍奉齐国。齐顷公对四邻不义，诸侯都张开嘴疏远他，只有鲁宣公因为援立齐顷公的缘故，不敢忘记惠公的情好，而屈节侍奉齐国，大概也不合情理。末年派归父出使晋国，他背叛齐国的迹象已经明显，而齐国没有察觉，看到归父来投奔，还以为鲁国没有断绝与齐国的关系。等到成公即位，臧孙许与晋侯在赤棘结盟，才知道鲁国决然没有齐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