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经筌卷十二　　　　宋　赵鹏飞　撰

译楚国发怒，是因为宋国和郑国成了祸患。如今平公听从郑伯的计谋，率领四国的军队迅速攻打许国，果真能得到许国吗？我看他不仅得不到，反而会招致许多损失。郑国在晋国的盟约中排在首位，大夫的地位不可以凌驾于国君之上。四国都是由大夫率领军队，唯独郑伯亲自出征，那么攻打许国的意图出自郑国，这就显而易见了。

译秋天，齐侯攻打我国北部边境，包围了成邑。

齐国两次攻打我国，都没有得逞，如今又包围成邑，齐国对鲁国的怨恨已经很深了。这是因为刘夏迎接王后时，有轻视齐国的行为，而又拘捕了邾子，违逆齐国的地方太多了，这就是齐国怨恨鲁国很深的原因。

举行大雩祭。冬天，叔孙豹出使晋国。

提到齐国攻打我国，所以十八年晋国率领诸侯包围齐国，是因为鲁国的缘故。

十七年春天，周王二月庚午日，邾子牼去世。

宋国人攻打陈国。

陈哀公逃归，坚决依附楚国，到现在已经十年了。这是诸侯应当征讨的，那么宋国人攻打陈国，应当给予肯定却不给予，为什么呢？大概宋国如果能向晋国报告，凭借霸主身份联合诸侯去问罪，那么出兵就有名义，陈国怎敢不服？现在宋国出其不意地攻打它，这只是贪图所获得的利益罢了，不是用兵的道理，所以史书记载说：“宋人伐陈。”

夏天，卫国石买率领军队攻打曹国。

贤明的方伯在上，诸侯不敢随意进行侵伐。卫国无故攻打曹国，是晋国的拖累，所以第二年晋国人拘捕了卫国行人石买。

秋天，齐侯攻打我国北部边境，包围了桃邑。齐国高厚率领军队攻打我国北部边境，包围了防邑。齐侯在两年之间攻打我国北部边境共三次，而包围成邑两次。如今又君臣分兵，各出一路而包围两座城邑，齐国的无道已经达到极点了。隐公十年，翚率领军队会同齐、郑攻打宋国，隐公在菅地打败宋军，夺取郜地，夺取防地。臣子攻打东方而君主打败西方，虽然是内部的恶行，圣人详细记载而不避讳，是憎恶这种行为。现在齐侯包围桃邑而高厚包围防邑，他们的恶行与隐公时的翚相同，圣人难道会赦免他们吗？所以一处记载齐侯，一处称齐高厚，显示他们一次行动而两次攻打，他们的谋划也很毒辣。然而鲁国曾经派叔孙豹向晋国报告，而晋国不出兵，并且坐视其被包围而不救援，这种救援灾患难道不也太迟缓了吗？这也足以看出晋国的懈怠。

九月举行大雩祭。

宋国华臣出逃到陈国。

华臣出逃，而逃往他国君的仇敌那里，知道在国内不容，而且憎恨他的国君了。国君可以憎恨吗？然而用累及上级的言辞记载他，国君一定有导致他出逃的原因。

冬天，邾国人攻打我国南部边境。

邾国背叛鲁国，依附齐国，攻打我国南部边境。鲁国向晋国申诉，晋国曾经拘捕过他们。现在牼已经去世，悼公新即位，因为先君的怨恨在鲁国，又攻打我国南部边境。鲁国再次有所言语，所以在祝柯的盟会上，晋国又拘捕了他们，以惩罚不服从。

十八年春天，白狄来。

白狄的国君，不是懂礼的人，所以不说“朝”，是不能朝见的意思，其义理与介葛卢相同。

夏天，晋国人拘捕了卫国行人石买。

石买无故攻打曹国，曹国向晋国申诉，罪责在所当问，然而拘捕的是行人，那就不是他的罪了。为什么呢？石买得罪于晋国，是因为攻打曹国；而石买被拘捕，却是在聘问晋国的时候。罪在攻打曹国，应当在卫国讨伐他；他奉命来聘问，有国君的命令。国君的命令有什么对不起晋国的，而晋国拘捕他？所以记载“人”来拘捕，又记载“行人”，拘捕他是不符合罪责的。

秋天，齐国军队攻打我国北部边境。

齐国在四年之间，五次侵害鲁国，鲁国怎么能承受呢？鲁国弱于齐国，所以不敢对抗，难道没有霸主吗？况且齐国侵害鲁国，实际上是怨恨晋国。怨恨晋国而不加兵于晋国，所以攻打鲁国，以此来激怒晋国。起初，鲁国因为晋国的缘故，让地位卑微的人去齐国迎接王后，那么怨恨本来就在鲁国，而怨恨的开端则产生于晋国，所以鲁国不能对抗，就一定向晋国报告。冬天，晋国联合十二个诸侯包围齐国，是因为鲁国的缘故。

冬天十月，鲁公会同晋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〇伯、小邾子共同包围齐国。

齐国虽然是鲁国的仇敌，但实际上是周天子的姻亲。它在四年之间，五次对鲁国动武，这确实是可憎恨的。而灵王确实与齐国联姻，虽然攻打齐国对周王没有损害，但投鼠忌器，君子有所不敢。那么为晋国打算该怎么办呢？一定要同时惩治齐国和鲁国，然后才合乎道义。为什么呢？鲁国得罪齐国的原因，是轻视王后的礼节，谄媚晋国而出卖齐国。如果是这样，那么鲁国也是周王的罪人，齐国攻打它，是想用周王的诛伐来对待它。以公天下的态度责备齐国和鲁国，那么鲁国在应当诛伐之列，齐国在应当攻打之列。为什么呢？鲁国畏惧晋国而轻视王后的礼节，这是直接欺骗周王而侮辱齐国。侮辱齐国固然不问，而周王可以欺骗吗？然而鲁国欺骗周王的罪，周王不能问；侮辱齐国的缘故，齐国怎么能忍受呢？所以勃然大怒，就屡次用兵扼制鲁国。现在晋侯能公正地执行霸主的讨伐，一定要先拘捕鲁侯回到京师，惩治他轻视王后礼节以欺骗周王的罪，然后请求周王的命令攻打齐国，问罪齐国专断用兵以虐待鲁国的缘故，那么齐国和鲁国的罪责都得以处理，而天下就信服了。现在因为鲁国被齐国虐待，联合诸侯而包围齐国，这是不追究欺骗周王的罪，而一定要诛伐虐待鲁国的行为，后顾王室而先顾盟国，我不敢保证这是公正的。况且包围没有记载“同”的，《春秋》连诸侯而包围的有四次：包围许国、包围新城、包围宋国彭城和这次包围齐国。只有这次记载“同”，包围齐国是因为鲁国的缘故，联合十二个诸侯包围齐国，所仇视的只是鲁国罢了，诸侯对齐国没有怨恨。晋国凭借霸主的势力而强行胁迫他们，其中大概有上忌周王姻亲、下畏齐国强大而不愿出兵的人，所以记载说“同”。“同”，是有所不同。解说的人看到诸侯共同憎恨齐国，而不考察其缘故，就说：“齐国无道而虐待鲁国，诸侯共同憎恨它罢了。”憎恨齐国的只有鲁国，诸侯有什么不满呢？《春秋》的法度，确定罪责的轻重

译用代王的法律来治理，如果不考察其缘由，那么凭什么判定他们的罪责？现在搁置鲁国而只惩治齐国，齐国果真会心服吗？所以我同时考察齐国和鲁国的罪责，以表明《春秋》的法度并非主观臆测。

译曹伯负刍死在军中。

楚公子午率领军队讨伐郑国。郑国跟随晋国讨伐齐国，楚国便趁其空虚讨伐郑国。郑国之所以跟随晋国，对郑国没有丝毫益处，反而因内部空虚招致敌寇，这是郑国的心腹大患。圣人记载“楚公子午伐郑”，是责备晋国而担忧郑国。

鲁成公十九年春天，周历正月，诸侯在祝柯结盟。

讨伐之后又结盟，是怀疑诸侯有二心。讨伐郑国，在戏地结盟；讨伐郑国，在亳城北结盟，是因为郑国接受了盟约。如今齐国坚决不接受盟约，而诸侯自行结盟，这是为什么呢？我由此知道之前围攻齐国时有不同想法的人。因为想法不同，所以记载为“同”，以此讥讽他们。想法不同却强行一致，于是怀疑诸侯会离心，所以在这里结盟。如果认为晋国善于利用诸侯，确实如此；但如果认为得到了诸侯的真心，那就未必了。

晋国人拘捕了邾子公，从讨伐齐国回国。

晋国对鲁国的恩惠很深厚，湨梁之盟时，拘捕莒子、邾子，是因为鲁国的缘故；会合诸侯围攻齐国，也是因为鲁国的缘故；祝柯之盟，再次拘捕邾子，也是因为鲁国的缘故。晋国之所以厚待鲁国，是因为鲁国屡次遭受齐、莒、邾的兵祸，有所不堪忍受。它对鲁国的恩赐虽然很大，但在天下的道义上却狭隘了。之前拘捕莒、邾，共同围攻齐国，我已经说过；今天再次拘捕邾子，尤其不是霸主的征讨。邾国本来不应该背叛鲁国而与齐国勾结，齐国讨伐鲁国，等到鲁国告诉晋国而兴起围攻齐国的战役，邾国又害怕而跟随齐国，在齐、鲁之间反复无常，这确实可以责备。然而晋国既然会同诸侯围攻齐国，又在祝柯与邾国结盟，邾国出兵则跟随，结盟则接受，邾国的罪过也可以赦免了。如今刚刚结盟就拘捕它，哪里算是霸主的征讨呢？别人已经服罪却还要惩治他，君子称之为暴虐，何况拘捕他并夺取他的田地，这怎么能使诸侯信服呢？所以圣人厌恶这件事，记载说：“晋人执邾子”，接着记载夺取田地的事，其恶行自然显现了。

夺取邾国从漷水起的田地。

夺取汶阳的田地，不归属于国家，说明是鲁国的田地；夺取邾国的田地，从漷水起，归属于国家，说明是邾国的田地。国内自己夺取田地叫“取”，国内夺取外国的田地也叫“取”，这里就有说法了。我在成公三年夺取汶阳田地时已经说过，然而晋国拘捕邾子，夺取邾国田地给鲁国，其暴虐很深啊！而鲁国借别人的谋划谋利，围攻别人的国家，拘捕别人的国君，夺取别人的田地，其暴虐更超出晋侯之上，其罪恶可以赦免吗？圣人明显地惩罚晋国，隐晦地惩罚鲁国，其道义体现在言语和意旨之间了。

季孙宿前往晋国。

季孙宿一出使聘问晋国，也太冷淡了！晋国调动天下的力量，只是为了鲁国。湨梁之役，拘捕邾、莒；祝柯之盟，共同围攻齐国；后来又拘捕邾悼公，夺取田地送给鲁国，晋国也太宠幸了！鲁国用什么来报答这种恩赐呢？仅仅一个季孙宿的聘问，空耗鲁国一半的人力物力，还不足以称为丰厚，那怎么算是礼呢？唉！以利报利，在春秋时期，晋国本来就不施予无回报的恩惠。不然的话，漷水的田地，难道能长久属于鲁国吗！

安葬曹成公。

夏天，卫国孙林父率领军队讨伐齐国。

鞍之战，以七位大夫讨伐齐国，齐顷公折服，让国佐请求结盟，大概顷公之所以失败，实在是得罪了诸侯，失败后就不能不服从。围攻齐国的战役，以十二个诸侯环绕其外城，齐灵公不屈服。现在再次讨伐他，大概灵公之所以仇恨鲁国，实在有其缘故，所以虽然被围攻，言辞上有所不服。行动不义，即使以天下的力量扼制婴儿，婴儿也有所不屈服，何况齐国是大国呢？那晋国作为霸主，也不知道自我反省了。如今卫国讨伐齐国，是晋国的命令；晋国痛恨齐国，是鲁国的意图。之前会合诸侯为鲁国讨伐齐国，也太冷淡了，而鲁国不罢休。季孙宿前往晋国，而卫国孙林父又讨伐齐国，晋国必定接受了鲁国的馈赠而命令卫国。馈赠则晋国接受，兵员则卫国供给。晋侯使用卫国的军队来偿还鲁国的馈赠，为什么卫国弱而晋国强，鲁国逞强而齐国屈服呢！我在这里私下看到齐、卫有所不平。

秋天七月辛夘日，齐侯环去世。晋国士匄率领军队侵犯齐国，到达谷地，听说齐侯去世，于是返回。

圣人乐于与人行善，所以引导小人走上君子的道路，因此在《春秋》中，微小的善行必定宣扬，不是随便诛杀恶人来断绝人行善的可能。晋国士匄侵犯齐国，听说齐侯去世就返回，不只是自身行善，他成就国君善行的意义更大了。况且晋平公因为鲁国的缘故，再次被齐国遏制，本来就不义了，现在又命令士匄侵犯齐国。士匄到达谷地而齐侯环去世，假如士匄以奉命为固守而讨伐正在办丧事的齐国，他返回晋国，又怎么向诸侯展示而称霸中原呢？所以听到丧事就返回，就使人知道晋平公是义的，不讨伐办丧事的人。他怜悯齐国之心在后，而爱戴国君的道义又是怎样的呢？所以圣人不记载“复”而记载“还”，是赞许他。《谷梁传》不乐于成全别人的善行，反而责备他独占美名。况且士匄听到丧事不讨伐，被认为是独占美名，如果冒犯丧事必定讨伐，反而是爱戴国君吗？假如士匄还没出兵就听说齐侯去世，不辞去君命而行，到达谷地就返回，那可以说是把恶名留给国君而自己获取善名了。如今到达谷地后才听说丧事，于是返回而不讨伐，把国君置于善名之中，他的用心，应该不是《春秋》所认可的人，怎么能没有褒奖呢？小人穿凿附会来把人推向恶行，这不是圣人的心意，君子不采纳。

八月丙辰日，仲孙蔑去世。齐国杀了它的大夫高厚。

齐国的权臣叫崔、高，两

译崔氏与高氏互相掣肘，高氏势弱时崔氏便高傲抗上，高氏懦弱时崔氏便专权独断，双方各自相持以争胜负。如今高氏已经因罪被杀，那么齐国的权柄就只掌握在崔氏手中了，所以没过多久就发生了崔杼的叛乱。既然如此，高氏被杀有什么罪呢？史传记载齐灵公废黜世子光而立幼子牙，高厚传告此事，崔杼拥立光，杀死牙并牵连到高厚，那么高厚被杀，是齐灵公造成的，所以用归咎于君主的措辞来记载这件事。然而崔杼谋划除掉高氏已经很久了，趁此间隙得以杀死高厚，这大概是崔杼的幸运，却是齐国的祸患。

译郑国杀了它的大夫公子嘉。

从宣公、成公以来，诸侯杀大夫的记载，大多以“国杀”的体例来书写，而被杀的大夫也很少被灭族。大概从宣公以后，大夫势力日益扩张，盟会征伐往往由他们专断，诸侯对此视为常态，置之不问。因此横行逆理之事由此产生，有的出卖朋友以自保，有的争夺权力而互相攻伐，有的防范他人以利己。他们被杀虽然看似咎由自取，但探究其根源，实在是君主造成的，所以多用归咎于上级的措辞来记载，且不灭其族，这大概是用不诛杀的方式来诛杀他们。公子嘉是郑国掌权的人，他被杀，必定有逼迫并夺取他职位的人。他的善恶不必考证，看圣人用归咎于上级的措辞来记载，褒贬之意自然显现了。

冬，齐灵公去世。

修筑西郛城墙。

是为了防备齐国。

叔孙豹在柯地与晋国的士匄相会。

修筑武城城墙。

士匄没有趁齐国丧事而进攻，而是撤军回国，齐国人感激他，因此与晋国讲和。所以春天在澶渊设防，鲁国害怕齐晋联合，就会在边境发生战事，所以在柯地与士匄相会，以试探齐晋是否讲和。齐晋果然讲和，鲁国回来修筑武城，是为了防备齐国。古代治国，只有以德行来和睦邻国，才能内外无患；以势力激怒邻国的，势力一去就孤立无援，那么危险得好像活不过一天。鲁国起初依靠晋国来对抗齐国，势力本来很强大。一旦晋国与齐国讲和，那还依靠什么呢？所以今天与晋国会盟，明天就修筑武城，真是劳苦而且笨拙。治国像这样，难道可以说国家有人才吗？

二十年春，周历正月辛亥日，仲孙速与莒国人相会，在向地结盟。

莒国多次侵犯我国南部边境，鲁国向晋国申诉，所以在湨梁之会，晋国拘捕了莒国国君，这是鲁国的主意。现在齐晋已经讲和，鲁国势力孤立，应当向莒国有所求。莒国人也想讲和，所以在向地会盟，莒鲁两国因此讲和。

夏六月庚申日，鲁公与晋侯、齐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在澶渊结盟。

君子不在乖争之时苛求极致的和谐，不在伤残之世苛求极致的治理。乖争之时而稍显和谐，伤残之世而粗有治理，那也是春秋时代的齐、韶之乐了。齐鲁自从围成之役以来，五年之间干戈不息。齐国攻打鲁国五次，晋、卫攻打齐国三次，争夺微小利益的，只有齐鲁两国，而大小诸侯依仗党派互相攻伐，百姓因此不得安宁。齐灵公去世，晋国士匄听到丧讯不进攻，整顿军队回国。齐国人感激他，向晋国求和。晋国召集十三国国君，在澶渊歃血为盟，大小国家协和，强弱国家相比，天下百姓赖以稍得安宁。虽然不足以谈论极致的和谐、极致的治理，但停止战争、让百姓休养生息，圣人确实为此高兴，所以按爵位排列次序，没有贬斥的言辞。圣人难道随便给予齐、晋好评吗？是庆幸天下百姓得以小康。

秋，鲁公从澶渊回来，仲孙速率领军队攻打邾国。

襄公不能统御，众大夫暴横，不顾丝毫道义，肆意其无厌的叛逆，如果有王者兴起，必将诛灭这类人而廓清天下，然后鲁国得以安宁，天下从而治理。五年之间，扰乱天下，斗乱诸侯的，都是鲁国大夫所为。谄媚晋国以出卖齐国，致使天子迎娶后妃不能完备礼仪的，是鲁国。齐国因此痛恨鲁国，攻打鲁国五次。叔孙豹到晋国乞求出兵，晋国因此调动天下兵马报复齐国，拘捕莒子，拘捕邾子，侵伐齐、鲁，都是大夫在中间挑拨。现在幸好齐灵公去世，庄公不念旧恶，委屈自己与澶渊之盟，天下诸侯正有安定之渐，而盟誓的血迹未干，仲孙速这个浅薄小人，首先背叛盟约攻打邾国，再次在天下挑起兵端，罪该万死！况且邾国两次攻打鲁国而两次被拘捕，屡次割地以堵住虎兕之口，已经很弱了，现在又攻打它，有什么名分呢？襄公平庸软弱，不在责备之列，而可以重重惩处的是仲孙速。《春秋》记载伐邾之事，难道只是为鲁国诛杀仲孙速吗？是为天下诛杀兵祸的开端。仲孙速是蔑的儿子。

蔡国杀了它的大夫公子燮，蔡国公子履出逃到楚国。

八年，郑人侵犯蔡国，俘获蔡国公子燮。到这时被释放回国，蔡侯杀了他吗？《左传》记载文侯想侍奉晋国，公子燮不想，所以杀了他。这件事与经文不合，我不相信。如果像《左传》所说，那么经文应当写“蔡人杀其大夫公子燮”，以杀有罪之人来记载，不应该以国杀来记载。以国杀来记载，罪责归咎于上级。公子燮战败被俘，不是不用命，郑国出其不意而偶然俘获，对于公子燮来说只是欠蔡侯一死罢了。现在被释放回国，最终被杀，那么公子燮无罪，而蔡侯确实失于政刑，所以用归咎于上级的措辞来记载。公子燮被杀而公子履出逃，那么公子履大概是公子燮的同党。然而不逃往中原而逃往楚国，跟随楚国很久，安然不以为怪。如果依照《左传》的说法，那么在经文中没有依据，所以我以经文为准。

陈侯的弟弟黄出逃到楚国。

庆氏专权陈国，掌握国家命脉，陈侯手足之亲不能自保，其专横可知了。黄的出逃，是二庆逼迫的。二十三年，陈国杀了二庆，黄回到陈国，那么现在的出逃，是二庆驱逐他无疑了。陈哀公昏庸软弱，权力转移到庆氏手中，黄是他的弟弟，不能保全他的安危，那么国家的情况可知了。经文写“陈侯之弟”，是归罪于陈侯。解说的人见他逃往楚国，就说：“陈国有两派，庆氏图谋归附晋国，黄想为楚国效力，黄不胜，所以又逃往楚国。”况且陈国自从在鄬之会逃归后，死心塌地依附于楚国

译哪里会有与晋国合谋的事呢？只是看见黄国出奔楚国，便主观臆测罢了。

译叔老出使齐国

因为齐国和鲁国已经和好，在澶渊结盟，所以派遣叔老去齐国聘问。

冬十月丙辰初一，发生日食。

季孙宿出使宋国

宋国的向戍前来聘问，到现在五年了，鲁国才开始回报他。文公、襄公称霸时，规定诸侯每三年一次聘问，每五年一次朝见，现在这种法度已经废弛了。诸侯之间交往的礼节更加疏远，如果没有早晚的紧急事务，就不去朝见也不去聘问。

二十一年春季，周王正月，鲁君前往晋国

晋悼公称霸时，鲁君一共四次前往晋国，都是遵循三年一次朝见的礼节。晋平公即位，到现在六年了，鲁君才第一次去朝见。然而晋悼公在位时，鲁国对晋国没有什么请求，而鲁君却屡次去朝见；晋平公在位时，鲁国对晋国的请求很多，却只去朝见一次，这是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晋悼公称霸，仁义且有礼，鲁国的大夫不敢横行，所以侍奉晋国的礼节一定是鲁君亲自前往；晋平公残暴且没有法度，即位之初，在湨梁会盟，首先让大夫盟誓，所以鲁国的大夫也随之兴盛，侍奉晋国的礼节由大夫出面，不把鲁君当作重视的对象。所以说到齐国被讨伐，就是叔孙豹前往晋国拜谢围困齐国的军队；等到邾国田地赏赐的事，就是季孙宿前往晋国，鲁君在其中不得参与。而晋国也听从大夫而不听从鲁君，鲁君的朝见不如大夫的聘问重要。所以鲁君前往晋国的只有一次，由此也足以看出大夫日益强大，鲁君只是空占着职位罢了。然而晋国不重视鲁君的朝见而重视大夫的聘问，它的霸权大概可以知道了。

邾国的庶其带着漆、闾丘两地来投奔

庶其，是邾国的叛臣，盗取漆、闾丘两地来投奔。庶其在他那里不受治理，而鲁国的惩罚却很重。鲁国作为周公的后代，周礼尚存，却成为逃亡者的主人，来招聚叛逃者，周公的耻辱太大了！人做盗贼，君子有所不责备，但藏匿亡命之徒，为盗贼提供庇护，世人共同憎恶。为什么呢？盗贼没有地方藏匿，也就不敢做盗贼了。邾国大概是鲁国的附庸，鲁国不能安抚，它叛变而依附齐国，鲁国常常讨伐它却不肯返回，大概是因为认为鲁国不值得侍奉。现在鲁国引诱它的叛臣，窃取它的封邑，这是教人做盗贼啊。鲁国正以得到城邑为利，而我私下为鲁国感到羞耻。现在有千金的美玉，却从盗贼那里得到，君子会斥责它，大概是因为用这个来玷污自己，那么自己就无法做人，对于漆、闾丘两地又有什么关系呢？现在一旦接受了庶其的叛逃，后来莒国的牟夷、邾国的黑肱接踵而至，曲阜之地汇聚成盗贼的深渊，唉！可叹啊！周公如果有灵，大概会在九泉之下愤恨惋惜。圣人忍心不为周公诛杀他们，以快慰他在九泉之下的灵魂吗？所以凡是记载庶其、牟夷、黑肱的事情，大概是为了周公诛杀不贤的子孙。像庶其这样的人，是不足以诛杀的。

夏季，鲁君从晋国回来

秋季，晋国的栾盈出逃到楚国

晋国从此六卿日益扩张，互相猜忌兼并。栾盈被范氏逼迫，愤而出逃，大概是想依靠楚国来回国叛乱。晋国所忌惮的只有楚国，而栾盈逃到楚国，计谋大概很恶毒了。最终他进入曲沃，占据城邑叛乱，他也有所倚仗啊。

九月庚戌初一，发生日食。冬十月庚辰初一，发生日食。曹伯来朝见。

鲁君在商任会见晋侯、齐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子。左氏认为这是为了禁锢栾氏，而且一个大夫出逃，调动天下诸侯来禁锢他，那么栾盈大概是极大的祸害了。栾盈又能做什么呢？大概是害怕他胁迫楚国回国罢了。他们联合诸侯，张扬中原的势力来震慑楚国而已。杜预认为这是禁止诸侯不得接纳栾盈，栾盈知道诸侯都是晋国的盟友，不足以依靠，所以逃到楚国，难道还会从楚国反过来求助诸侯吗？诸侯中只有齐国不值得畏惧，晋国、鲁国、宋国以下都受晋国役使，怎敢抗拒晋国来接纳它的叛臣呢？那么联合诸侯不是为了接纳栾盈，而是壮大中原的势力来恐吓楚国。

二十二年春季，周王正月，鲁君从会盟回来。夏四月。秋七月辛酉，叔老去世。

冬季，鲁君在沙随会见晋侯、齐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鲁君从会盟回来。

晋国因为一个大夫出逃，惶惶然向诸侯求助，只怕有人接纳他成为晋国的祸患，他们的计谋也太疏漏了。如果栾盈贤能，一定不会仇视君主来图谋叛乱；如果他愚笨，即使得到依托，又能做什么呢？国内有防备，等他到来再慢慢制服他，大概也不晚，何至于大动干戈调动天下诸侯来禁锢一个匹夫呢？这正好张扬了他的声势而增加了他的叛心，只是自己示弱罢了。我由此知道晋国没有谋略。最终栾盈回国，楚国也不保佑，诸侯不赞同，以匹夫的愚笨，直接投入陷阱，不到一个早晨就死了。如果晋国起初不举行商任、沙随的会盟而坐观其变，他连曲沃也不敢进入，怎么能叛乱呢？所以进入曲沃，圣人不记载叛乱，因为他无能。那么今天的会盟，徒劳诸侯，没有益处。

楚国杀了他的大夫公子追舒

称国名来杀，罪责连累上级

二十三年春季，周王二月癸酉初一，发生日食。三月己巳，杞伯匄去世。

夏季，邾国的畀我来投奔

畀我，是庶其一党的人。庶其来到鲁国，被宠信安置，适宜畀我继而至。招揽叛人来容纳藏匿他们，怎么教导百官呢？大概也是三家正扩张，培植他们这类人吧？襄公平庸昏暗，本来就不明察。

安葬杞孝公

陈国杀了他的大夫庆虎和庆寅

陈哀公平庸昏暗不像君主，权力归于庆氏。

译前年驱逐了陈哀公的弟弟陈黄，陈黄向楚国申诉，凭借楚国的力量才杀了庆氏兄弟二人而回国。陈国的国势大概也很危险了，因为国君的弟弟被驱逐出逃，陈哀公仅仅免于像卫衎、鲁昭公那样的遭遇，大概也是侥幸了。如今能够杀掉庆氏兄弟二人，这是陈黄的谋划和楚国的力量所致。否则，庆氏兄弟难道会伸长脖子接受杀戮吗？因为陈哀公连累上级的言辞，史书特记“陈侯”，是有原因的。记载“及”字，是因为职位有尊卑，罪行有大小，是以尊及卑、以大及小。二赵、三郤不记载“及”字，是因为他们是敌对关系。

译陈侯的弟弟黄从楚国回到陈国。《春秋》记载“自楚”，是因为楚国在其中起了作用。既然凭借楚国的力量杀掉了庆氏兄弟，那么他返回时就可以从容不迫、没有忧患，所以记载为“归”。外出时称“弟”，回国时也称“弟”，没有违背做弟弟的道理。黄没有违背做弟弟的道理，那么陈侯就感到棘手了。

晋国的栾盈重新进入晋国，进入了曲沃。曲沃是栾氏的封邑。栾盈重新进入晋国，没能进入国都，于是进入曲沃发动叛乱。不记载“叛”，是因为他不足以构成叛乱。这不过是愚蠢罢了。背负着背叛君主的罪名，亲身行遍半个天下，诸侯不接纳他，楚国人也不庇护他，却还进入曲沃，倚仗区区小城来对抗晋国，他的愚蠢真是无人能及。最终晋国人攻打他，他束手就擒被杀，记载为“晋人杀栾盈”，没有说“在曲沃”，是因为栾盈实际上不能拥有曲沃。

秋天，齐侯攻打卫国，接着又攻打晋国。攻打卫国，是出于怨恨；攻打晋国，是出于正义。在齐灵公时期，卫国的孙林父曾经为晋国攻打齐国，所以齐国攻打卫国以报复孙林父的战事，只是因为士匄没有在齐国丧期时攻打齐国，确实有德行，所以齐庄公即位后，暂时与晋国讲和。到了这时，齐国庆幸晋国有栾氏的动乱，再次攻打晋国以报复平阴的战事，不维护澶渊的友好关系，却重修平阴的怨恨。齐庄公这个人，也是喜好动乱、幸灾乐祸的人啊！难怪他不得好死。

八月，叔孙豹率领军队救援晋国，驻扎在雍榆。

晋国之所以招致齐国的怨恨，是因为鲁国。晋国为了鲁国召集诸侯以报复怨恨，这对晋国实际上没有好处。现在齐国趁着晋国动乱来报复围困齐国的战事，鲁国可以不救援吗？那么鲁国救援晋国，是形势所迫，并非施恩。然而齐国强盛而鲁国确实弱小，畏惧齐国而不救援就辜负了晋国，冒着失败的风险直接救援就会损害鲁国，所以出兵而以救援为名，实际上是不敢救援，驻扎在雍榆，只是观望胜负罢了。僖公元年，齐师、宋师、曹师驻扎在聂北救援邢国，先说驻扎后说救援，当时狄人还没有攻打邢国。齐桓公出兵只是为了防备，所以先说驻扎后说救援，并不是怯懦，而是狄人还没到。现在叔孙豹救援晋国，驻扎在雍榆，先说救援后说驻扎，晋国已经遭受攻击，只是显示救援的样子，实际上不敢前进。事情既不相同，所以书法也不同，大概也是如实记载罢了。然而鲁国既不敢得罪齐国，也不敢辜负晋国，为鲁国谋划的人，应该趁着齐侯外出，齐国国内空虚，而鲁国与齐国是紧邻，鲁国暗中出兵攻打齐国的东部边境，那么晋国不费力气就能解围，而且有攻打齐国的实绩，晋国确实会感激，足以报答围困齐国的恩赐了。况且齐国确实内部空虚，未必能打败鲁国。现在驻扎在雍榆，对内不能动摇齐国，对外不能救援晋国，白白耗费军队在远方运送粮草，对鲁国不能没有损失，而对晋国却毫无帮助。像叔孙豹这样的人，让他谋划削弱公室权力倒是能行，他舍弃自身利益去为别人谋划，不是很疏漏吗！由此可知三家权臣并不可怕，只是襄公昏庸无能助长了他们的愚蠢罢了。

己卯日，仲孙速去世。冬十月乙亥日，臧孙纥出逃到邾国。

邾国的庶其和畀我投奔鲁国，鲁国都接纳了他们，那么臧孙纥出逃到邾国也就不足为怪了。得到两个盗贼而失去一位大夫，得失大致相当。然而我担心贤人看到这种情况而出逃，那么鲁国就危险了，那么那两个盗贼在鲁国，难道是鲁国的利益吗？

晋国人杀死了栾盈。

栾盈占据曲沃发动叛乱，而圣人没有记载“叛”，是因为栾盈不足以构成叛乱。晋国人杀死栾盈，实际上是在曲沃杀的，而圣人没有记载“在曲沃”，是因为栾盈实际上不能拥有曲沃。栾盈的动乱，只足以让他丧命罢了，这可以作为愚蠢而喜好动乱者的警戒。《春秋》记载：“晋人杀栾盈”，是杀有罪之人。不记载“大夫”，是因为他已经与晋国断绝关系了。

齐侯偷袭莒国。

偷袭是盗贼的计谋，不是用兵的道理。莒国对齐国从未有过怨恨，齐庄公趁其不备而偷袭，靠偷袭来获取天下，仁者不会这样做，何况小小的莒国呢？假使齐侯一次偷袭就得到了莒国，那确实是善于盗窃的人。得到莒国正好成为齐国的耻辱，何况没有得到却冒犯了盗贼的名声呢！我由此看出齐侯不配做齐侯。圣人记载“侯”，是使他感到羞愧。

二十有四年春，叔孙豹前往晋国。仲孙羯率领军队侵犯齐国。

叔孙豹前往晋国，是因为在雍榆驻扎，想向晋国邀功。晋国看穿了他们的虚伪而有言论，所以仲孙羯侵犯齐国来讨好晋国。为鲁国谋划的人，为什么不把侵犯齐国的战事移到雍榆驻扎的时候呢？不在雍榆驻扎而直接攻打齐国，那么晋国的军队自然解围，晋国而且会感激鲁国，晋国使者应当首先出使鲁国以拜谢攻打齐国的军队。叔孙豹不必前往，仲孙羯也不必侵犯。鲁国的失策，大概失策于当初，而不是失策于现在。现在的举动，只是补救之前的失误，而不是预防。

夏天，楚子攻打吴国。

楚国到这时攻打吴国一共三次：襄公三年公子婴齐的战事，十四年公子贞的军队，都只是派遣将领罢了。这次的战事，楚子亲自率领，这足以看出楚国对吴国的仇恨日益加深了。在此之前，吴国两次遭受楚国军队攻打，吴国从未报复，并不是畏惧楚国。楚国对吴国有什么仇恨呢？只是因为吴国有钟离和向的防线，依附中原各国来对抗楚国。现在吴国与晋国不交往已经十年，楚子没有借口而攻打吴国，吴国有怨恨，所以第二年吴子攻打楚国，报复这次的战事。

秋天七月甲子日初一，发生日食，全食。

齐国崔杼率领军队攻打莒国。

齐侯用盗窃的计谋偷袭莒国，莒国人察觉了，实际上没有收获。所以崔杼率领军队攻打莒国，由此可知崔杼确实是天下的大奸臣。贤者之所以可贵，是因为他们能消除君主的恶行而引导至善，君主获得显赫的名声，臣子收取美好的功绩。

译君臣互相成就，以达到天下大治。如今崔杼助长了国君的恶行，知道国君有袭取莒国的计谋，诸侯对此感到羞耻，于是再次讨伐莒国，从而加重了国君在天下人中的恶名，而崔杼得以实行他不顺从道义的阴谋。我对于讨伐莒国这件事，私下为齐侯感到担忧，而齐君却把这当作功劳，他招致祸患，必定是逐渐形成的。这就是所说的不是一朝一夕的原因啊。

译大水。八月癸巳朔，发生日食。

鲁公在夷仪与晋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会盟。

鲁公在夷仪与诸侯会盟，谋划讨伐齐国，以报复齐国讨伐晋国的战事。楚国人趁虚而入讨伐郑国，所以（诸侯）未能成功讨伐齐国而返回。史书只记载“会盟”而不记载“讨伐”，是因为不能讨伐。郑国自从萧鱼之会回归中原以来，楚国不敢争夺，到这时已经十五年了。然而晋平公继承悼公的基业，不能治理内政以杜绝楚国窥伺的机会，楚国便趁机不时动摇郑国。先前诸侯共同围攻齐国，楚国公子午讨伐郑国；如今诸侯举行夷仪之会，楚国率领蔡、陈、许讨伐郑国。楚国未曾有一天忘记郑国，只是观察中原各国的祸患罢了。而晋国不能调和诸侯以遏制楚国，却拉拢诸侯来报私怨。况且战胜齐国，哪里比得上遏制楚国呢？夷仪之会，我看它对齐国没有损害，反而实际上为郑国招来了敌人。

冬天，楚子、蔡侯、陈侯、许男讨伐郑国。

蔡、陈、许长期依附楚国，中原诸侯不讨伐他们，已经是侥幸了。现在反而跟随楚国去残害中原国家，难道不值得贬斥吗？而圣人全都记载他们的爵位，并用楚子领衔，这不是褒扬，而是让他们感到羞愧，因为身为中原诸侯却甘愿受荆蛮役使。

鲁公从会盟之地回国。

陈国的鍼宜咎出逃到楚国。

自成公、襄公以来，晋、楚两国并立。诸侯以晋国为尊的，不仅君主听从它，其臣子也倚仗它作为靠山；以楚国为尊的，不仅君主依靠它，其臣子也借它作恶。所以宋、卫侍奉晋国，大夫出逃也奔向晋国；陈、蔡跟随楚国，大夫出逃也奔向楚国，各自倚仗其国家所畏惧的力量来胁迫国内。圣人根据他们的志向来记载，善恶自然分明，大概不需要探究事实就能察知实情。宜咎的出逃，《左传》认为是庆氏的党羽，也预先知道他不是贤者。

叔孙豹前往周王室。

鲁国大夫没有无故前往周王室的，只有宣公九年仲孙蔑前往周王室，以及这次叔孙豹前往周王室，看不出原因。我在宣公九年已经说了仲孙蔑的原因，现在叔孙豹的出行，其原因还有可说的。鲁国倚仗晋国而疏远齐国，齐国屡次与鲁国结仇，鲁国因此告诉晋国以报复齐国的怨恨，围攻齐国的战事就是这样。而仲孙羯又曾经侵犯齐国，齐国对鲁国的怨恨更深，军队将再次迅速攻打鲁国。鲁国因为周天子娶了齐国的女子，我实际上主持了这件事，虽然派刘夏迎娶后妃，不能完备礼仪以迎合天子的欢心，然而天子之所以能在齐国成婚，实际上是鲁国的缘故。现在齐国因为后妃礼仪不完备而责备鲁国不止，军队又将到达城郊，所以叔孙豹前往周王室，说明齐国的缘故，并且请求宽恕后妃礼仪简薄的罪责，想要凭借王命来解除齐国的军事威胁。然而齐国既然把女子嫁给天子，天子实际上依赖齐国，齐国难道畏惧天子，而天子又怎么能违背齐国的意愿来顺从鲁国呢？所以这次前往周王室，而春天有崔杼的讨伐，那么前往周王室固然不足以解除齐国的愤怒。然而无事时视周王室为不值得亲近，有事时倚仗天子来缓解危难，他们前往周王室，难道是出于真情吗？如果没有齐国的军事威胁，也就不会去聘问天子了。其余含义参见宣公九年。

发生大饥荒。

宣公十年秋天大水，冬天饥荒；十五年秋天蝗虫、蝝虫，冬天饥荒。治理国家没有一年的积蓄，一旦遭遇灾害，饥荒就会随之而来，怎么能立国呢？今年秋天大水，冬天大饥荒，其没有事先准备尤其可知。

二十五年春天，齐国崔杼率领军队讨伐我国北部边境。

鲁国先前胁迫晋国围攻齐国，接着又有仲孙羯的军队，现在又前往周王室，倚仗天子来胁迫齐国，能不愤怒吗？所以叔孙豹前往周王室，而齐国讨伐我国北部边境，这是愤怒的军队。然而崔杼正怀有叛逆的阴谋，暂且讨伐我国以顺应国人的欲望，他的志向不在鲁国。

夏天五月乙亥，齐国崔杼弑杀了他的君主光。鲁公在夷仪与晋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会盟。齐国有弑君叛逆的罪过，诸侯在夷仪会盟，谋划讨伐齐国。谋划讨伐齐国而不加兵，接着在重丘结盟，重丘是齐国的地方。军队不攻打齐国而在齐国地方结盟，是成全齐国的动乱。然而诸侯不能讨伐叛逆反而与他们结盟，按理应有贬斥却没有贬斥，为什么呢？春秋时代，篡位叛逆的人很多，如果不是诸侯有类似的行为，那么盗贼将会有所顾忌而不做。现在晋国只是联合诸侯来谋划齐国，其实并不是志在治理齐国，只是索取贿赂罢了。没有贿赂就讨伐，得到贿赂就释放，所以在夷仪会盟以等待贿赂。戴着礼帽穿着礼服向盗贼乞求贿赂，其侮辱太大了。不记载爵位，就无法显示其侮辱，所以用小大爵位列举，那么不贬斥正是为了深深谴责他们。所以记载爵位而会盟，会盟而不讨伐，接着结盟，其含义也很明显了，所以不需要不记载爵位就知道这是贬斥。

六月壬子，郑国公孙舍之率领军队进入陈国。

陈国自从鄬地会盟后逃离中原，依附南蛮，一次背叛不再返回，固然是中原诸侯应当责问的。先前又跟随楚国讨伐郑国，所以今天郑国军队讨伐陈国，是报怨。郑国本来有理由，然而当时郑简公在会盟，而公孙舍之讨伐陈国，那么命令不出自君主，虽然说是有功，君子也不看重。

秋天八月己巳，诸侯在重丘结盟。鲁公从会盟之地回国。

卫侯进入夷仪。

郑突进入栎地，内外有两个君主；卫侯进入夷仪，内外也有两个君主。然而郑突进入，圣人直呼其名，而卫侯进入，《春秋》不直呼其名，这是叛逆与顺从的区别。起初，突篡位而得国，不义而奔

译等到郑忽回到郑国，所以郑忽拥有君位，而公子突又进入栎地来逼迫他，这是再次篡位，所以不称其名，以显示他的悖逆。孙〇不守臣节，驱逐卫侯而立剽，剽的即位，国家难道还是他的国家吗？卫侯已经出逃而进入夷仪，只是期望恢复他的君位罢了，并非篡位，所以不称其名，以显示他的顺从。顺逆分明而名分确定，名分确定而天下安定，这就是《春秋》所设立的防范。

译楚国屈建率领军队灭掉了舒鸠。

群舒靠近楚国，被楚国逐渐吞并，到这时全部灭亡了。成公十七年灭掉舒庸，宣公八年灭掉舒蓼，到这时灭掉舒鸠，群舒没有幸存者。考察他们的祖先，大概与楚国同时兴起，“荆舒是惩”说的就是这种情况。而现在都并入了楚国，那么楚国的强大，比起古代来要超过万倍。中原诸侯不能竞争，没有办法惩罚楚国，该怎么办呢？

冬天，郑国公孙夏率领军队攻打陈国。

陈国再次遭受战争，最终坚决依附楚国而不归附中原，大概是因为郑国只是倚仗晋国而仇视陈国，实际上并不是霸主应有的讨伐。中原诸侯必然要得到陈国，晋国应当联合诸侯以正义的名义征讨它。陈国或许会归附，那郑国本来就是陈国的敌人，而且曾经侍奉楚国，怎么能责备陈国立即归附楚国呢？以前攻入陈国都城，已经过分了；今天再次攻打它，只是白白耗费兵力罢了，不符合道义。

十二月，吴国国君遏攻打楚国，在巢国城门下，战死。

吴国国君遏以死为名，不是因为攻打楚国而名，与郑伯髠顽相同。

二十六年，春天，周历二月辛卯日，卫国甯喜杀死了他的国君剽。

甯喜的父亲立剽为国君，而甯喜亲自杀死剽，为什么父子的谋划如此不同呢？甯殖驱逐国君以谋取私利，甯喜杀死国君以谋求自身安定，实际上罪行相同。所以史书记载：“卫国甯喜杀死了他的国君剽。”好像说甯喜自己杀死了他的国君一样。剽的即位，篡夺了卫国而占有它，国人有所不顺从，那么他被杀是适宜的。史书以无道的名义记载，而单独斥责甯喜，大概是因为父子在两位国君之间反复无常，自立又自杀，扰乱卫国的是甯喜。所以惩罚甯喜为重，就必须指名道姓，以彰显他的罪行，不是因为剽无罪而指名甯喜。这是《春秋》在斟酌轻重之间，而同时惩罚两人的做法。

卫国孙林父进入戚地叛乱。

孙氏、甯氏共同作乱，驱逐献公而立剽为国君。现在甯喜又杀死剽以迎回献公，孙林父害怕被诛杀，所以占据戚地叛乱。国君在位时就逼迫驱逐他，国君复位时就叛逆作乱。小国的大臣，叛逆放纵，周天子不诛杀而霸主不过问。观察这些，真是乱世啊！《春秋》可以不作吗？

甲午日，卫国国君衎回到卫国。

献公出奔和入国都不指名，而在这里回到卫国，却指名了，为什么呢？圣人不诬陷人以恶行，也不苟且给人以正道。以前衎出奔齐国，是因为孙氏驱逐他；进入夷仪，是因为甯喜挽留他。然而国家确实是衎的国家，不幸出奔，得到机会而入国，圣人不责备他。等到居住在夷仪，不能以正义的方式进入卫国，派遣甯喜实行弑君篡位的阴谋，既已弑君而后入国，那么国家虽然是衎的国家，得到它却不正。圣人厌恶他仗恃不义而谋求返回国家，于是谋划弑君以图谋复位，所以斥责并指名他。剽被杀才三天衎就回来，那么弑君的阴谋，衎确实参与了谋划。以弑君而得到国家，位置虽然是他的位置，君子也不赦免。这就是衎回国而再次指名的原因。

夏天，晋国国君派荀吴来聘问。

鲁公在澶渊防备晋人、郑良霄、宋人、曹人。

澶渊，是卫国的地方。在澶渊会盟，是为了谋划卫国的事。孙氏驱逐国君而立剽，卫献公出奔，在外靠乞讨为生，晋国作为盟主，不能纠正这件事。现在甯喜杀死剽而迎回献公，孙林父进入戚地叛乱，那么献公虽然入国，实际上在卫国并不安定。作为霸主，应当联合诸侯诛杀孙林父以安定献公，那么在道义上就很大了。现在却在澶渊会盟，反而偏袒逆贼，正式接纳叛人，那孙林父有什么值得交往的呢？只是孙林父虽然叛逆，但曾经参与戚地的会盟；剽虽然篡位，但曾经共同参加湨梁的盟会。围攻齐国、攻打齐国，卫国曾经服从命令。澶渊、商任、沙随之会，剽无不听从，那么剽确实长期服役于晋国，而衎对平公没有丝毫益处。现在孙林父立剽而甯喜杀死他，孙林父驱逐衎而甯喜迎回他，那么甯喜确实是剽和孙林父的仇敌。晋国既然偏袒剽而庇护孙林父，那么也以衎、甯喜为仇敌。所以这次澶渊的防备，大概是要驱逐衎、惩治甯喜，以给予孙林父。唉！霸主像这样，怎么能端正诸侯呢？这是天下最大的不义，平公大概也知道，所以不亲自防备而让地位低微的人主持。然而诸侯都是大夫，而鲁国亲自参与，这是平公不义而将恶名转嫁给鲁国。晋国大概因为对鲁国有恩惠较多，执莒、执邾、围齐、伐齐、取邾田自漷水，都是因为鲁国。现在进行这次防备，自己亲自主持，就会受到诸侯的诽谤；不进行防备，就内心愧对孙林父。所以派遣荀吴聘问鲁国，命令鲁国主持，那么恩惠归于自己，诽谤归于别人，这就是有荀吴聘问，而进行澶渊会盟的原因。晋国、宋国都是地位低微的人，而郑国唯独以卿的身份前往，是畏惧晋国。郑国虽然畏惧晋国，但与晋国无关，所以不如鲁侯亲自防备。唉！善行就归功于别人，过错就归咎于自己，那么百姓就会谦让。现在平公将恩惠归于自己而将恶名推给别人，怎么能主持诸侯呢？我在这里看到平公不是君子，真是奸雄罢了。

秋天，宋国国君杀死了他的世子痤。

道理见僖公五年晋国杀死申生。

晋国人抓住了卫国甯喜。

甯喜杀死国君，而晋国人抓住他，应当得到霸主的讨伐了，而不以霸主的讨伐记载，为什么呢？大概甯喜杀死剽而迎回衎，他的行为固然叛逆，而道义却顺从。为什么呢？剽驱逐衎而篡夺卫国，卫国不是剽应该拥有的，国家确实是衎的国家。现在去掉剽而立衎，其道义确实正确，那么甯喜的罪行还在轻重之间。晋国庇护剽的党羽而抓住甯喜，怎么能算是霸主的讨伐呢？所以虽然抓住了弑君贼，却书“人”字。那么作为霸主应当怎么做呢？必须联合诸侯以诛杀孙林父，惩治他驱逐衎的

译定罪，以此确定衎的地位，然后逮捕〇喜押回京师，以纠正他杀害掠夺的罪过，那么大义就能在天下确立，〇喜本来就没有借口来逃避罪责。如今庇护林父而逮捕〇喜，这是帮助叛逆来攻打顺从，〇喜不服从是理所当然的，而法度也就无法得以施行。这就是史书用“人”来记载逮捕的原因吗？

译八月壬午日，许国国君许男甯在楚国去世。

他朝见楚王，却在楚国去世。

冬天，楚子、蔡侯、陈侯攻打郑国。安葬许灵公。

郑国两次对陈国用兵，所以楚国联合蔡国、陈国攻打郑国，这是因为陈国的缘故。解说的人只看到许男在楚国去世，而楚国攻打郑国，回国后安葬许灵公，就认为是为了许国而攻打郑国，这是根据文辞的先后顺序而做出的推测，实际上这是诬妄的说法。十六年，郑国联合晋、卫、鲁、宋攻打许国；二十四年，许国联合楚、蔡、陈攻打郑国，双方的怨恨已经偿还了。此后只有郑国两次攻打陈国，陈国没有一次报复，所以陈国胁迫楚国攻打郑国，其中的道理非常明白。研究《春秋》应当以事理来探求，仅仅根据文辞的相连来确定褒贬，并且穿凿附会地生出异说来修饰它，这不是《春秋》的本意。然而许男在楚国去世并向鲁国报丧，鲁国正侍奉晋国，不适宜参加葬礼却参加了，那么鲁国难道对楚国有二心吗？后来在宋国结盟，晋、楚讲和，当时华夏与夷狄大概都有讲和的意愿。

二十七年春天，齐侯派庆封来鲁国聘问。

齐国自从围攻成邑的战役后，与鲁国的仇怨已经很久了。这期间鲁国胁迫晋国报复齐国，共同围攻齐国就是例子。二十四年，仲孙羯再次侵犯齐国，而崔杼有北鄙的征伐，怨恨已经偿还了。如今庄公被弑杀，景公即位，与四方邻国修好，所以洗去前日的遗憾，成就今日的好意，首先命令庆封来聘问。齐鲁恢复通好，从庆封的聘问开始，所以圣人记载此事，高兴他们不念旧怨而修好新交。

夏天，叔孙豹、防地、晋国的赵武、楚国的屈建、蔡国的公孙归生、卫国的石恶、陈国的孔奂、郑国的良霄、许国人、曹国人在宋国会盟。

晋楚自从萧鱼之会后，晋国不战而得到郑国，楚国不敢争夺，晋楚两国安宁将近十五年。这期间郑国胁迫晋卫攻打许国，许国联合楚、蔡攻打郑国，郑国派公孙舍之、公孙夏攻打陈国，陈国也联合楚子、蔡侯攻打郑国。虽然互相交恶的是陈、郑、许三国的国君，如果不是晋楚的本意，但战争的端绪实际上未曾停止。如今晋国的赵武、楚国的屈建，因为战争端绪未绝，渐渐不止，必定会导致大战。于是联合晋楚而会盟，使内外交欢，诸侯得以安宁，他们的功劳很大了。君子大概不能说权谋出于大夫就轻视他们。权谋与正道不并用，仁义不两立，权谋足以济世，君子舍弃正道；仁足以安定天下，君子不苛责其义。由大夫来承担大功，固然不是所谓的正道；由大夫来专断盟会，固然不是所谓的义。然而对外安抚对内安宁，他们的权谋实际上有利于国家；停止战争让百姓休养生息，他们的仁德实际上有利于安定天下。虽然舍弃正道而不苛责其义，并不是过错。由此可知宋国的会盟，《春秋》实际上是赞许的，大概不能因为专断而废弃他们的功劳。

卫国杀了大夫元喜。

元喜弑君而被杀，为什么不以讨伐贼人的措辞来记载呢？元喜弑杀剽的原因，是为了元衎，那么元衎复国，实际上是受助于元喜。然而剽的篡位，晋国实际上庇护了他，所以前日拘捕元喜，是责问他的杀剽之罪。如今元衎已经回国，对外不免受晋国责难，对内受到国人诽谤，所以杀元喜以平息内外的责难。元衎认为庇护元喜，那么对上抗拒盟主，对下违背国人，内外两方攻击，我怎么能长久安定呢？所以宁愿辜负元喜的恩情，而不敢违逆内外的意愿。那么元喜的被杀，难道是因为他的罪过吗？不以讨伐贼人的措辞记载，其中的情由也就显现了。

卫侯的弟弟鱄出逃到晋国。

鱄与元喜同谋迎立国君，国君回国后背恩诛杀元喜，鱄害怕，出逃到晋国，是为了逃避死亡。鱄不称为公子，而记载为卫侯之弟，不是因为鱄不友爱，而是卫侯不能友爱。

秋天七月辛巳日，叔孙豹与诸侯的大夫在宋国结盟。

会盟一件事，却两次提及地点，文辞繁复不删减，圣人是赞许他们的。葵丘、首止与这次宋国的盟会都是如此，由此可知宋国的盟会，《春秋》实际上是赞许的，没有贬斥的措辞。葵丘、首止，因为宰周公、王世子没有参加，所以记载“诸侯盟”以区别；宋国的盟会，因为诸侯不在，而大夫不敢擅自结盟，所以记载“诸侯之大夫”以表彰他们。所以再次提及葵丘、首止，是因为周公、世子没有参加盟会；再次提及宋国，是因为大夫秉承诸侯的命令而不敢擅自结盟，不是随意再次提及地点，而是期望确实区别它们。《谷梁传》说：“湨梁之盟，诸侯在场却不称为诸侯之大夫，是大夫不臣服。如今诸侯不在，却称为诸侯之大夫，是大夫臣服。其臣服，是恭敬。”都符合会盟的义理。

冬天十二月乙亥朔日，发生日食。

二十八年春天没有结冰。

义理见桓公十六年。

夏天，卫国石恶出逃到晋国。

卫国大夫出逃的都是元喜的同党，元喜杀献公，实际上是忘恩背党，适宜弟弟鱄出逃而接着有石恶的出逃。然而晋国起初拘捕元喜以责问他的弑剽之罪，如今弑剽的同党都出逃到晋国而晋国藏匿他们，哪里还算是拘捕元喜呢？由此可知晋国拘捕元喜，大概是为了向元衎索取贿赂。

邾子来朝见。

邾悼公即位时，曾经修先君的怨恨来攻打我国。我国向晋国申诉，晋国拘捕邾子，夺取邾国的田地给鲁国。不久仲孙速又攻打邾国，诱骗邾国的庶其带着漆、闾丘来投奔。鲁国虐待邾国，也已经很厉害了。邾国失去田地，失去城邑，失去臣子，失去百姓，其衰弱可想而知。如今悼公隐藏怨恨而来朝见，是不得已的，社稷危在旦夕，姑且忍辱以保存宗庙祭祀。

译这不是非正常时节举行朝见的礼仪，左氏将其视为应时的常事，是错误的。

秋季八月，举行大雩祭，仲孙羯前往晋国。

译晋国与楚国不和，诸侯侍奉的对象只有一个；晋国与楚国和好，诸侯侍奉的对象就有两个。不和时就有战争的祸患，和好时就要争夺玉帛的进贡。唉！春秋末期，小国难以生存了。然而，挥舞干戈驱使百姓走向死亡，与多送玉帛让百姓免于战事，还是有区别的。现在国君将要去朝见楚国，就不得不先去聘问晋国，这是因为侍奉晋国时间长久，而侍奉楚国是初次。所以向晋国陈述以听从晋国的命令，晋国同意，所以十一月国君前往楚国。这不仅仅是鲁国如此，拿鲁国来推问其他诸侯国，都是这样的。虽然没有征伐的怨恨，却有朝聘的辛劳。唉！怎么能有贤者兴起而实现大一统呢？圣人对此大概是有感叹的。

冬天，齐国的庆封来投奔。

鲁国刚刚恢复与齐国的通好，前年庆封来聘问就是证明。现在庆封出逃，一定是因为在其国内不被容受，因为曾经聘问过我们而来投奔。鲁国既然已经与其国君和好，就不应当接纳其叛臣。藏匿叛臣，不是友好的做法。齐国不因此责备鲁国，是鲁国的幸运；不然的话，北边边境的讨伐又会出现在今天了。后来他从鲁国逃往吴国，难道是鲁国人畏惧齐国而驱逐他吗？

十有一月，国君前往楚国。十有二月，甲寅日，周天子驾崩。乙未日，楚昭王去世。

二十有九年，春季，周王正月，国君在楚国。夏季，五月，国君从楚国回来。成公十年、襄公四年、昭公十五年，国君都前往晋国，都是过了年才返回，而正月没有记载国君所在的地方。只有昭公被季氏驱逐，居住在干侯，那么三年之间都记载“正月公在干侯”。现在襄公不是被驱逐而出，实际上是去朝见楚国，为什么记载国君在楚国？大概记载国君所在的地方，是失去国家的措辞。从干侯的事情来看，体例就可以知道了。国君前往楚国，权力掌握在季孙宿手中，《左传》记载夺取卞邑的事情，这也危险了。国君在外投入虎狼之口，在内有萧墙之患，那么国家怎么能够保证没有忧患呢？这就是记载国君所在的地方，以表明国家不再属于他的原因。保留国君是为了讨伐季氏，在楚国是为了警惕楚人，一句话之间，寓含了防范远患的意思。这难道是旧史的笔法吗？这是圣人的新意。

庚午日，卫献公去世。

守门人弑杀吴子余祭。

守门人，是受过刑罚的人。受过刑罚的人就没有亲近的人，哪里还有君主呢？所以吴子被弑杀不记载君主。守门人，是天下最卑贱的人，卑贱的人不登上防陵，所以守门人不记载名字。接近最卑贱而没有君主观念的人，适宜他得到祸患。这里记载这件事，作为后世任用宦官的警戒。

仲孙羯会同晋国的荀盈、齐国的高止、宋国的华定、卫国的世叔仪、郑国的公孙段、曹国人、莒国人、滕国人、薛国人、小邾国人为杞国筑城。晋侯派士鞅来聘问。〇子来结盟。

以公使人的名义，没有私人感动的感情；以公爱人的名义，没有私人报答的礼节。晋国主持夏季盟会，是诸侯应当听从役使的。然而，使用诸侯的力量来兴办天下的利益，那么诸侯不认为是恩惠，而晋国也不认为是赏赐。现在率领诸侯的大夫为其母党之国筑城，那么派人实际上是私心。只有出于私心派人，而心中有所不安，既然使用了他们的力量，就不能不在心中有所感动，所以派士鞅来聘问。杞国因为是先代之后，是诸侯应当体恤的。然而如果它真的遭遇患难，而危急在朝夕之间，那么诸侯体恤所应当优先，而〇侯也有所不必报答。现在〇国实际上没有患难，晋侯以自己的亲戚关系率领诸大夫为其筑城，那么爱人就是私心。只有出于私心去爱，那么〇国就不能不报答于人，所以〇子来结盟。晋国出于私心使用诸侯的大夫，所以必定私下聘问；〇国出于私心得到诸大夫的亲戚之情，所以也私下结盟。聘问是用来拜谢工程役使的恩惠，结盟是用来结好事奉大国的诚意。其迹象看似美好，而其举动实际上是无聊而为之。圣人记载筑城、记载聘问、记载结盟，而公私之情就显现了。愚昧的人只责备大夫专断。况且自从成公、襄公以来，大夫专断盟会、专断集会、专断军事、专断讨伐的多了，为什么到这里才开始认为是专断呢？即使在其专断之中，有善恶存在，君子观察其善恶来确定褒贬就可以了。

吴子派季札来聘问。

楚子派椒，吴子派季札来聘问，本来没有不同的意义，而解说的人因为季札贤德，在吴国方面特别加以褒扬，我不理解。况且季札的贤德，怎么通达于《春秋》呢？吴国的诸樊、余祭、夷末因为他们的弟弟季札贤德，想要兄弟相传直到季札，直到季札最终逃避而不接受。逃避而不接受，这不是不得已吗？借以为贤，那么在鲁国史书中怎么体现呢？在鲁国史书中无法体现，圣人为什么说通达于《春秋》呢？这是天下的曲解，妄图钩连经书之外的事来扰乱《春秋》，君子不能不辩驳。况且《春秋》的法度，尊崇中国而外视吴与楚。文王称荆，成王称楚，后来称人、称子，逐渐强大兴盛，对于吴国也是如此。起初称国，接着称子，而大夫称名。圣人各自记载其渐进，以其强暴与中国列为五等，起初没有笔削在其中，各自依据其实而强弱自见。现在的来聘问，解说的人都认为是褒扬，其来聘问难道是真情吗？窥探中国罢了。我在荆人来聘问时已经说过了。

秋季，七月，安葬卫献公。

齐国的高止出逃到北燕。

北燕虽然是周的同姓，远离中国，然而自守其先世的封地，本来没有患难。自从高止投奔它，而燕国因此动乱，接着燕伯投奔齐国，齐侯讨伐燕国，其动乱都基于高止。内外，是天地的界限，此疆尔界，各自安守

译安居，则天地因此安宁。吴国与中原相通却导致混乱，那么开通防沟、练习车战，本来就不是有利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超越了天地的界限，忘记了祖宗的旧制。燕国得到高止以为有利，吴国得到巫臣以为有利，却不知道祸害随之产生。这可以作为内外隔绝的警戒，所以我论述它。至于高止出奔，就不必考证了。

译冬天，仲孙羯前往晋国。

三十年春天，周历正月，楚共王派防罢来鲁国聘问。

鲁襄公第一次出访楚国，在楚国待了整整七个月，这是因为楚国扣留了他。鲁国国君从未朝见过楚国，如今第一次去朝见，楚国大概因为轻易得到了鲁国的顺从，产生了骄纵之心，所以长时间扣留鲁公在楚国，以图谋超出期望的利益。后来知道即使杀掉鲁公也无法得到鲁国，所以又放他回去。鲁公从楚国回来，吴国派札来聘问。楚国怀疑鲁国亲近吴国，从而议论楚国东部的边境，所以派防罢来聘问。那么防罢的聘问，并非出于诚意，而是出于欺诈。糊涂的人认为记载臣子的姓氏，是为了表示进用。从前公子午、公子贞攻打郑国，杀死公子侧，杀死公子追舒，也记载了氏族，难道也是为了进用他们吗？我想听听这种说法。

夏天四月，蔡国世子般杀死了他的国君固。

儿子杀死父亲，是天下的最大悖逆。般的不像儿子，不诛杀他而彰显出来；如果固的不像父亲，世上没有自己知道的。凡是弑君，很少记载葬礼，而这里却记载了葬礼，也足以知道不是固不像父亲，般也不忍心不像儿子。《左传》记载这件事，说他们家门内部非常污秽，这就是得以弑君的原因。

五月甲午日，宋国发生火灾，宋伯姬去世。

《春秋》中关于日月记载的体例，我没有什么可取的，但是有不用日月就无法体现义理的地方，那也就不得不采用。五月甲午日，宋国发生火灾，宋伯姬去世，如果不记载日期，就无法体现伯姬死于火灾。伯姬不幸遭遇火灾，保姆不在身边，她不肯下堂而死于火中，唉，太难了！君子行事不崇尚苟且的艰难，而妇人如果不经历艰难就无法体现她的节操，这就是伯姬的节操之所以特别记载在《春秋》中，而顾影自怜无人能比的原因。《易经》所说的“保持她的德行，正固，妇人吉祥”大概就是这样吧？《春秋》记载本国女子的有四位，鄫国、〇国的两位姬氏因为恶行，纪国、宋国的两位姬氏因为贤德，但是说到艰难，那么纪姬不如宋姬艰难。所以纪姬的葬礼用字，而宋姬的葬礼用谥号，这就是圣人权衡轻重的标准。

周景王杀死了他的弟弟佞夫。

郑伯在鄢地打败了段，段不记载为弟，是因为段不像弟弟，那么诛杀段是重点，而责备郑伯是次要的。如今周景王杀死佞夫，记载为弟，那么就不是佞夫不像弟弟，过错在于哥哥。景王凭借万乘之尊，却不能容纳一个弟弟，拿什么给天下看呢？难怪他被诸侯侮辱，不能振兴周朝。生杀的大权，由天王专享，所以进入《春秋》以来不曾记载天王杀死卿大夫的。如今对内不能亲近九族，而手足不能相容，灭绝了天伦，所以在这里记载天王杀死，以表明这不是使用生杀大权的方式。

王子瑕逃奔到晋国。

王子瑕，是佞夫的同党。佞夫被杀，而瑕逃奔到晋国。然而不被周王容纳而逃奔到诸侯那里，诸侯对抗周王而藏匿他，这是《春秋》时代的状况吗？如果说“从周王室逃出的”，我在周公逃奔晋国时已经说过了。

秋天七月，叔弓前往宋国参加宋共姬的葬礼。

共姬的贤德，节义高于天下，鲁国与她共享荣耀，所以派卿去防送葬礼，是尊重她。

郑国的良霄出逃到许国，从许国进入郑国，郑国人杀死了良霄。

称“人”来杀，而不说大夫，是讨伐有罪者的言辞。良霄有什么罪呢？因为他逃奔到许国，从许国进入郑国。许国本来就是郑国的世仇，良霄不安于他的职位，在国内不被容纳而逃奔，挟持国君的仇敌进入郑国，想干什么呢？必定会对国家不利。国君讨伐并杀了他，是得到了他的罪过，那么郑国杀死良霄，大概符合《春秋》的原则。

冬天十月，安葬蔡景公。

晋国人、齐国人、宋国人、卫国人、郑国人、曹国人、莒国人、邾国人、滕国人、薛国人、〇国人、小邾国人会盟于澶渊，是因为宋国发生火灾的缘故。

会盟没有说明原因的，只有桓公二年稷的会盟记载“平定宋国的动乱”，与澶渊的会盟记载“宋国发生火灾的缘故”，都是讥讽。况且宋国发生火灾与别人有什么关系而各位大夫会盟呢？各位大夫会盟，大概将有救灾恤邻的举动。然而慰问不到国家，吊唁不到尸体，只是在澶渊会盟，做什么呢？澶渊是卫国的土地，救灾而会盟在卫国的土地，其不能到达灾区是明显的。因为宋国发生火灾而会盟，会盟却不能赈济，为什么呢？我知道其中的缘故了。起初，伯姬嫁到宋国，齐、晋不得已而陪嫁，本来就已经受辱了。如今宋国发生火灾，共姬独自以节义显扬，而齐、晋的陪嫁女子没有听说。晋国以霸主的身份为宋国征召会盟，鲁国独自派叔弓前往宋国安葬宋共姬，而不听从晋国的命令。晋国人大概说：“诸侯共同救助宋国，而鲁国独自专享荣耀，我为什么要输送财物给自己而让名声归于别人呢？”所以只是会盟就退兵，最终没有用来赈济。然而记载这次会盟，也足以看出来了，何必记载原因呢？大概当时蔡国有弑君的事情，天王有佞夫的事情，郑国有良霄的事情，不记载原因，就无法知道他们是因为宋国发生火灾而会盟。根据《左传》的说法，这次会盟都是诸侯的卿。卿而记载为“人”，其贬低可知。为宋国会盟而宋国也记载为“人”，宋国招致天谴，不能端正自身修行而向外求人，理应都受到贬低。

三十一年，春天周历正月。夏天六月辛巳日，鲁襄公在楚宫去世。鲁国大夫的专横，起源于文公而成于襄公。不是文公懈怠疏忽，大夫不敢放肆；不是襄公懦弱平庸，公室不会迅速衰弱。虽然大夫世代享有俸禄不能免于专横，但上面的人有办法制约他们，那么他们也不能专权。文公懈怠疏忽不像君主，诸大夫逐渐掌握国政。幸好成公继承了他，粗略能够刚毅果断有所建树，大夫的权力日益受阻，公室日益强大了。不幸去世，襄公是乳臭未干的孩子

译继承鲁国的正统，被三家权臣凭借掌控，防御、盟会、征伐都由他们自己决定，设立三军，裁撤中军，完全按照他们的意愿分割公室的权力。等到威势命令已经丧失，襄公虽然强壮，却无法收回权力了。接着昭公继位，十九岁了还存有孩童之心。唉！上天难道是用这些来削弱鲁国吗？还是周公治理鲁国时，没能考虑到逐渐衰微的征兆呢？我对此深有感叹，感叹周公的圣明，为后世制定法度，却不能保全他的子孙免于微弱。唉！怎么办啊！

译秋季九月癸巳日，子野去世。

子野是襄公的太子。襄公去世而子野也去世，这与庄公去世而子般去世、文公去世而子恶去世有什么不同呢？他们都未曾正式即位为君，史书都不记载去世的地点，也不记载葬礼，而子般、子恶后世认为是被杀害的，唯独子野被认为是因哀毁过度而死，我私下对此表示怀疑。当时季氏专权，尤其不是庆父、公子遂所能比拟的，我推测子野贤能，季氏忌惮他，杀害了子野而立昭公，以哀毁过度为由向朝廷报告，而世人没有察觉罢了。不然的话，不记载地点、不记载葬礼，这与子般、子恶的记载相同，记载相同则其含义不应不同。有见识的人应当能对此加以辩明。

己亥日，仲孙羯去世。冬季十月，滕国国君前来参加葬礼。

诸侯去世，大夫前来参加葬礼，这是合乎礼制的；诸侯亲自前来防护，则是受辱了。当时诸侯根据大小强弱来判定地位，亲自前来防护，反而被认为是合乎礼制的。仲孙羯是仲孙速的儿子，仲孙蔑的孙子。

癸酉日，安葬我们的国君襄公。

十一月，莒国人杀害了他们的国君密州。

用“人”字来记载杀害，是失掉真凶的措辞。《左传》认为是展舆杀害父亲自立为王，杀害父亲自立为王，是天下的重大叛逆，而圣人却为之隐讳，那么后世还能取信于谁呢？《春秋左传》采纳民间传言而扰乱《春秋》大义的地方很多，它接受圣人经义，究竟是怎样的呢？

以上是襄公直到三十有一年的记载。

《春秋经筌》卷十二

<经部，春秋类，《春秋经筌》>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经筌》卷十三 宋 赵鹏飞 撰

昭公

元年春季周历正月，昭公即位。

闵公继位子般之后，不记载即位，因为子般被杀，闵公没有参与，不记载即位，是不忍心即位。宣公继位子恶之后，记载即位，因为子恶被杀，宣公听闻其事，记载即位，是顺从其志向。现在昭公继位子野之后，如果子野确实是因哀毁过度而死，那么就不能说是继位故君，继位正统而记载即位，是正当的。如果子野的死如同子恶被杀，那么也是继位故君了，继位故君也记载即位，是与子野的死相关的。我固然不忍心诬陷人于恶，然而子野去世不记载地点，与子般、子恶相同，姑且提出一点疑问，以等待有见识的人考证。

叔孙豹与晋国的赵武、楚国的公子围、齐国的国弱、宋国的向戍、卫国的齐恶、陈国的公子招、蔡国的公孙归生、郑国的罕虎、许国人、曹国人在虢地会盟。

赵文子先前主持宋国的盟会，以平息天下的战争，到现在已经六年，内外没有干戈的战事，诸侯安居乐业。现在盟会已经很久，楚国、鲁国、蔡国、卫国都已经改换了君主，赵文子担心继位的君主不延续前人的友好关系，而使宋国的盟约冷淡，于是率领诸侯的大夫在虢地会盟。重申旧日的友好关系，宣读盟书，不歃血为誓，因为他们的信用已经在宋国的盟会中确立了。这虽然是出于大夫的行为，但对天下的利益很大，君子不能不加以褒扬，所以各国按大小排列，秩序井然，不盟誓，这确实是当时难以做到的。宋国的盟会，齐国没有参加，而这次国弱也参加了，利益在于天下，即使大国也知道不得不跟随。然而宋国的盟会，蔡国排在卫国前面，而虢地的盟会，卫国排在蔡国前面，大概晋国、楚国虽然联合，但诸侯各有其宗主，齐国、宋国、郑国、卫国、曹国以晋国为宗主，陈国、蔡国、许国以楚国为宗主。宋国的盟会，晋国、楚国初次友好，晋国谦让于楚国，以楚国为先，所以蔡国排在卫国前面。现在的盟会，晋国、楚国长期联合，诸侯和睦会盟，楚国谦让于晋国，应当按爵位排列，所以卫国排在陈国、蔡国前面，这又足以看出晋国、楚国交好，诸侯谦让守礼。至于陈国的公子招，有时记载为“弟”，有时记载为“公子”，记载为“弟”的，是家事，记录其私事；记载为“公子”的，是国事，记录其公事。无需多言。

三月，夺取郓地。

郓地是莒国的附庸。鲁国趁着莒国的动乱而夺取它，其恶行昭著。不记载“伐”，与昭公四年夺取鄫地相同。襄公十二年春季，季孙宿救援台地，于是进入郓地。邑地没有记载“入”的，入极、入向、入滑，都是附庸的国家。记载“救援台地进入郓地”，那么它是莒国的附庸就确凿无疑了。然而鲁国有两个郓地：一个靠近莒国，叫东郓，救援台地进入郓地，以及这次夺取郓地、叔弓划定郓地的田界，都是指这个，是从莒国夺取的；一个靠近齐国，筑城于诸及郓，齐侯夺取郓地、归还郓地、讙和阴田，都是指这个，本是鲁国的田地。然而解说者怀疑现在的夺取不系属于莒国，认为不是东郓，大概是不知它是附庸，而误以为是莒国的邑地罢了。夺取附庸也是国家，何必一定要系属于大国呢？

夏季，秦伯的弟弟鍼出逃到晋国。

记载“弟”，是亲爱亲属的道义，因为亲爱亲属而奔逃，是谴责秦伯。秦伯作为拥有千辆兵车的君主，不能容纳一个弟弟。鍼被记载为“弟”，不是鍼不友爱兄长，而是秦伯不能友爱弟弟罢了，与陈侯的弟弟黄相同。以此防范民众，后世还有尺布斗粟的讥讽，何况防范《春秋》呢？

六月丁巳日，邾子华去世。

晋国的荀吴率领军队在大卤击败狄人。

僖公、文公时期，狄人确实横行于中原，齐国、宋国、鲁国、卫国都遭受其害。文公十一年，鲁国在咸地击败他们；成公十二年，晋国在交刚击败他们，其祸害于是平息。现在诸侯未见狄人的祸患，而荀吴在大卤击败他们。大卤就是太原，太原在晋国的东北，莫非是晋国边境的祸患而晋国击败他们吗？十六年，荀吴又讨伐鲜虞；十七年，又灭掉陆浑之戎，那么荀吴大概也是喜好武功的人。当时六卿日益扩张，各自立功以巩固其宠信，赵氏以盟会防御取胜，荀氏以战伐显赫，那么荀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