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经筌卷十四　　　　宋　赵鹏飞　撰

译鲁昭公七年春天，小邾子来鲁国朝见。

夏天六月甲戌日初一，发生了日食。

秋天，郯子来鲁国朝见。

译小国朝见大国，是因为大国的势力足以庇护小国。鲁国自身尚且顾不过来，哪有空闲去庇护别人？小邾子和郯子前来朝见，大概也是没有什么益处的。

八月，晋国的荀吴率领军队灭掉了陆浑之戎。

辛有到伊川去，看见有人在野外披头散发地祭祀，说：“不到一百年，这里大概会成为戎狄之地吧！”后来这里就成了陆浑之戎。伊川靠近成周，而陆浑戎居住在那里，周王室已经衰微，没有谁能迁徙他们了。晋国的荀吴于是灭掉了他们，肃清了京畿地区，对周王室确实有功，所以圣人记载了他们的名字、姓氏以及“帅师”来加以区别。晋国所灭的国家有三个：荀林父灭掉赤狄潞氏，只记载了“师”；士鞅灭掉赤狄甲氏，只记载了“人”；而这里唯独记载了他们的氏族，大概是为了区别于荀林父和士鞅。虽然如此，灭掉别人的国家，是君子所痛恨的，而陆浑戎逼近周京，难道没有肘腋之患的担忧吗？安抚他们又担心养虎为患，逼迫他们又恐怕加速灾祸，那么用什么方法来处理呢？划定他们的疆界，严格他们的制度防范，选择空闲的土地让他们迁徙居住，这也可以吧。灭掉他们使没有遗留的种族，也太残酷了！

冬天，有大星出现在大辰。

大辰，是天上的尊星，星辰参列，不可以没有统领，所以说大辰，是众星的枢纽极点。大火是大辰，伐是大辰，北辰也是大辰。大星出现在大辰，是下凌驾于上的象征。如果要追究它的应验，那我就不知道了。

楚国人同吴国在长岸交战。

长岸，是楚国的地方。吴国讨伐楚国。吴国遭受楚国兵祸多次了，而没有用来报复楚国。襄公二十五年，吴子遏讨伐楚国，攻打巢国城门，死了，军队还没有到达楚国。三十年间，吴国没有一天忘记楚国，只是因为楚国正强盛，吴国没有必胜的办法。现在王僚进行长岸之战，不记载吴、楚谁败，大概是势均力敌吧。后来在鸡父打败六国的军队，接着灭掉巢、灭掉徐，在柏举大败楚军，楚国日益削弱而吴国日益强盛了。两个凶暴的国家互相攻伐，是中原各国所不能治理的，然而吴楚争锋，交替为雄，诸侯在哪里呢？记载吴国的强盛，是用来感叹中原的衰弱的。

十八年春天，周王三月，曹伯须去世。

夏天五月壬午，宋、卫、陈、郑发生火灾。

宋、卫、陈、郑同一天发生火灾，是非常大的异象。吴楚正强盛，而中原又遭受天祸，难道天不保佑中原吗？加上谴责警告来警惧他们，希望他们自我修养以巩固他们的国家。

六月，邾国人侵入鄅国。

春秋时期的小国，真是蜂虿一样，沾了太阳的温暖，就肆意施毒。邾子被鲁国削弱，也很厉害了，现在稍微安定他们的巢穴，就产生了毒螫之心。鄅国对邾国有什么不满吗？邾国人趁他们不防备而纵兵进入他们的城郭，大概是因为以前失去了郓、失去了鄫、失去了漷东田，所以在鄅国侥幸，或许能趁他们不备，夺取这个来补偿那个。这确实可恨。所以说：“邾人入鄅”，记载“人”、记载“入”，是轻视他们。

秋天，曹平公去世。

冬天，许国迁徙到白羽。

意义见九年，迁徙到夷仪。白羽，是楚国的地方，在邓州。

十九年春天，宋公讨伐邾国。

鄅国，是旧怨。邾国侵入鄅国，所以宋公讨伐邾国，为鄅国报复邾国。然而鄅国在沂州，越过邾国才到鄅国，本来与宋国无关，宋国凭什么依靠鄅国而为鄅国讨伐邾国呢？这一定是鄅国的姻亲。左氏认为鄅子娶了宋国向戌的女儿，道理或许是这样吧？邾国侵入鄅国，记载“人”、记载“入”；而宋国讨伐邾国，记载爵位、记载“伐”，是非曲直明白了。

夏天五月戊辰，许世子止杀死了他的君主买。

《春秋》记载许止弑君，而传文认为不是弑君，学者不信经文而信传文，又从而为他辩解，我不明白。如果传文真实而经文虚假，那么就是《春秋》诬陷人以大逆之罪了。君子听讼，言辞不实，心中不安，何况是大逆之罪，圣人轻易加给人吗？这固然是奸邪之言扰乱经文，给圣人加上诬陷人的罪名，其罪责重了。欧阳修曾经攻击它，我愿意鸣鼓而先登，这是辟杨墨的意思。其余意义见赵盾。

己卯，地震。

秋天，齐国高发率领军队讨伐莒国。

莒国的动乱，去疾逃奔齐国，从齐国进入莒国，是齐国的功劳。现在去疾死了，意恢，是去疾的儿子，而莒国人杀了他。去疾没有继承，所以齐国军队讨伐莒国，责问杀意恢和不继承去疾的缘故。

冬天，许悼公去世。

去世的报告从外面来，〇从里面来。内部防备则记载〇，不然就不记载，起初不计较讨贼不讨贼以及实际是否弑君。而传文者凿空说是这样，大概是想证实实际不是弑君的说法罢了，不是义例。

二十年春天，周王正月。

夏天，曹公孙防从鄸出奔宋国。

大夫出奔，没有记载“自”的，而这里记载“自鄸出奔”，刘敞认为是等待放逐。《春秋》有记载放逐大夫的，没有大夫等待放逐的。放逐大夫，不是正道；大夫等待放逐，是正道。不记载其正道，无以区别其不正道，所以在这里记载一次。公孙防，是不允。曹伯在鄸等待放逐，鄸，是宋国边境的邑，赐给他环就回来，赐给他玦就离开，曹伯允许他离开，所以出奔宋国。防，是子臧的后代，那么应该知道礼了。左氏最详细于事实，在这里唯独没有传文，所闻有所缺失的，那么也不能附会防了。身为国史，固然是这样吗？

秋天，盗贼杀死了卫侯的哥哥絷。

母兄称兄，卫侯的哥哥，是最尊贵的人。防贱记载盗，卫国的盗贼，是最卑贱的人。以至

译地位低贱却杀害了卫侯的兄长，卫国还有合乎礼法的人吗？这给卫侯带来的祸患实在太大了！罪责在于卫侯而不在于盗贼，那么盗贼就没有必要指名道姓，大概是为了防止“贱”这个称呼被记录在史册上罢了。左氏认为这是为了求取名声而灭亡，却没听说过杀人犯上还能求取名声的，这种说法本来就很牵强且不合情理。

译冬季十月，宋国的华亥、向宁、华定出逃到陈国。

君主不像君主，臣子不像臣子，想要国家没有动乱，可能吗？宋国三位大夫一天之内出逃，不是君主不能端正他的臣子，就是臣子不能侍奉他的君主。君臣之间的道义废弛，宋国发生动乱是理所当然的。宋元公的为人由此可知，那三位大夫在本来不该被诛杀的情况下，自己暴露了祸患。

十一年辛卯日，蔡侯庐去世。

二十一年春季，周历三月，〇蔡平公。

夏季，晋侯派遣士鞅前来聘问。

晋国到了顷公，公室的势力日益衰微，六卿的势力日益骄横。顷公拱手即位，到现在五年了，才首次出访诸侯。大概霸业已经毁坏，诸侯疏远他，他也知道对诸侯无所求，所以聘问结好有所不急。六卿势力相当、德行齐平，彼此猜忌，哪里有空闲去外交诸侯、修习霸业呢？唉！文公的霸业衰落了！

宋国的华亥、向宁、华定从陈国进入宋国南里发动叛乱。

当初背叛君主结党出逃，现在挟持势力乘虚而入，叛乱恣意妄为，防备军队占据城邑，难道能尽数诛杀吗？宋公的弟弟辰从陈国进入萧地发动叛乱。萧地不系属于国家，而这里南里系属于宋国，大概萧地是宋公的食邑，而南里在宋国的都城。从外面进入而直接抵达宋都，那么他们的叛乱就不止于窃取城邑，而是企图夺取宋国。唉，祸害啊！宋元公不能制服他们，王权和霸权两道防线，叛臣横行天下，如果没有《春秋》，这些人有什么可畏惧的呢？在这里可以看出《春秋》不可不作了。

秋季七月壬午日初一，发生日食。

八月乙亥日，叔辄去世。

叔辄是叔弓的儿子，没有功业见于经书，却单独记载去世，是为了记录世袭爵位。

冬季，蔡侯朱出逃到楚国。

说：“朱字东国，是蔡侯的两个儿子。现在记载朱出逃到楚国，而后记载蔡侯东国死在楚国，那么两个儿子必定争夺国家，朱不能取胜而逃到楚国。其间没有记载蔡国两位国君的回归、进入，后世不能详细知晓。然而东国也死在楚国，那么必定是朱向楚国申诉，楚国拘禁了东国。不然，怎么能死在楚国呢？”

鲁君前往晋国，到达黄河就返回了。

顷公即位到现在五年，鲁君未曾朝见。现在等待他来聘问而后朝见他，所以晋侯发怒而拒绝鲁君。鲁君因为被拒绝，于是没有朝见。后两年才有叔孙婼的聘问，所以婼被拘禁，责备他怠慢。

二十二年春季，齐侯攻打莒国。

前年齐国高发攻打莒国，现在齐侯攻打莒国，都是责备他们杀害意恢的缘故。杀害意恢与齐国有什么关系呢？齐国只是借这个名义来虐待莒国罢了。第二年莒子出逃，是齐国逼迫的结果。

宋国的华亥、向宁、华定从宋国南里出逃到楚国。

三个叛臣占据南里，一年内不能讨伐他们，外面无法治理他们，又带领党羽逃到楚国，知道宋国所畏惧的是楚国，逃到楚国图谋再次进入宋国。传文记载晋、齐、曹、卫围困南里的事，这与围困彭城的事相同，本是诸侯的善举，不应该不记载。现在直接记载三个叛臣逃到楚国，学者相信经文，传文不值得采纳。

在昌间举行大搜。

春季搜猎应当合乎时节，而议论不在时节，我在十一年比蒲的搜猎时已经说过了。

夏季四月乙丑日，天王去世。六月，叔鞅前往京师〇景王。

三个月才〇，是因为动乱的缘故。鲁国派遣卿大夫〇天王的有两次：叔孙得臣〇襄王，和这次叔鞅〇景王。派卿出行而不亲自〇，本来已经是罪过了，然而比派使者〇要好。派使者〇，〇的礼节固然轻了，然而比不〇要好得多。叔鞅，是叔弓的儿子，叔辄的弟弟。

王室发生动乱

《易经·家人卦》的《彖传》说：“父亲像父亲，儿子像儿子，兄长像兄长，弟弟像弟弟，这样家道就端正了。端正家道，天下就安定。”所以安定天下，没有比端正家道更大的了。家道不端正而天下没有动乱的，我没有听说过。所以《象传》说：“风从火中出来，这是家人卦。”意思是说阐明内部以照亮外部。景王之所以发生动乱，是因为内部不能自我阐明。起初，有同母弟弟不能相容，违背天伦而杀害他；王子瑕不能和睦协调，让他在晋国糊口。到了晚年，太子寿早逝。寿的同母弟弟叫猛，是次嫡子，应当继承大统，却宠爱子朝而想要立他。子朝，是王的庶长子。子朝虽然是庶长子，怎么能超越嫡子呢？最终嫡庶不分，储君未定，一人闭眼，两个儿子对立。刘单挟持猛，尹氏立子朝，参商交抗，后来居皇逃到楚国，不能承受纷乱，直到五年后才安定，这确实是景王造成的。所以《春秋》记载说：“王室乱。”内部不端正家道，确实是自取动乱。

刘子单子让王猛居住在皇

挟持正道以号令天下，势力虽然弱但道义有余；挟持宠幸以号令天下，威势虽然胜但道义不足。刘单子让王猛居住在皇，是挟持正道；尹氏立王子朝，是挟持宠幸。刘单子说：“猛是嫡子；朝是孽子。庶子虽然长，不可以超越嫡子。我奉持猛，是天下的正道。”尹氏说：“立子朝，是王的宠幸；立猛，是私意。私意不可以逼迫王，我奉持子朝，是先王的命令。”两立而不屈服，各自有所挟持。然而挟持正道的，道义虽然有余但势力最终弱，因为没有王命；挟持宠幸的，道义虽然不足但威势有余，因为奉持王命。所以势力弱的先倾覆，而威势胜的后失败。由此知道春秋时代，道义不立而势力为重。现在王猛居住在皇而不能进入

译成周，是因为子朝的党羽擅自在成周作乱。称“王”，称“居”，是为了表明其正统地位。

秋天，刘子和单子率领王猛的军队进入王城。

译所谓“以”字，是指周天子受制于刘康公、单襄公。天子受制于刘、单二人，可以吗？即使是多难之世，来不及要求别人合乎正道，但圣人作《春秋》以垂示后世法度，也不可不予以责备。蔡人、卫人、陈人跟随周王讨伐郑国，经文用“从”字，意为顺从。刘康公、单襄公挟持周王，意为逼迫。胡安国说：“军队而用‘以’字，表示能左右其行动；土地而用‘以’字，表示能予取予夺；人而用‘以’字，表示能决定其生死。周王猛不能自己确定君位，受制于刘、单，这里用‘以’字，表示他们能废立君主。”这话很恰当。虽然周王猛年幼体弱，没有刘、单二人扶持，无法即位，但臣子挟持君主，不足以作为典范，所以圣人写“以”字，也是为了杜绝外臣奸邪。用这种笔法来防范民众，后世仍有挟持天子以号令天下的人，难道可以不用《春秋》的笔法来防范吗？进入王城，只是靠近成周罢了，并未真正占领成周。

冬十月，王子猛去世。

称“子”，是因为他是未满一年的君主，天子与诸侯在此相同。不称“王”，则容易与鲁国的“子”混淆；不称“子”，则容易与未即位的王子混淆；不称“猛”，则容易与众多王子混淆。所以写“王子猛”。然而其文辞与“王子虎卒”没有区别，如果前面没有关于王猛的记载，就会让人产生怀疑；既然承接了前面王猛的记载，那就不同于王子虎的情况，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文辞相同而意义不同，《春秋》中本来就有许多这样的情况。

十二月癸酉朔，发生日食。

二十三年春，周王正月，叔孙婼出使晋国。癸丑日，叔鞅去世。晋国人拘捕了我国的使者叔孙婼。

叔孙婼被拘捕，传注者及众儒都认为这是因为鲁国夺取了邾国的军队，俘获了三名将领，邾国人向晋国申诉，晋国人因此拘捕了叔孙婼。我考证经文，并没有这样的记载，而且外事或许会有通报不到的情况，内事怎么能不记载呢？在防邑那次，邾国自十一年与仲孙貜订立祲祥之盟后，此后和睦相处了十三年，没有动用过一兵一卒，而传注者只看到晋国有拘捕叔孙婼的事却不知其故，便凭空捏造出邾国人向晋国申诉的说法，众儒误信了它。从经文中寻找，自从晋昭公即位以来，季孙意如出使晋国，此后七年，鲁国的君臣未曾出使晋国。三十一年，晋侯派士鞅来聘问，直到这时过了三年才去回报，鲁国怠慢晋国太严重了。在平公、昭公时期，鲁国没有一年不出使晋国，国君不朝见就派臣子聘问；到了顷公时期，鲁国确实怠慢了，七年才聘问一次，而且拜见士鞅之后又拖延了三年，这恐怕是得罪了晋国的原因。况且朝见、聘问，都要进贡；不朝见、不聘问，贡品就不能供应，晋国对此能不责备吗？这就是叔孙婼被拘捕受辱的原因。然而鲁国既有罪，拘捕他应当书写爵位，却写“晋人”，并且说“拘捕我国使者”，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使者奉命聘问，没有失节辱命的罪过，晋国因为其他原因拘捕他，那就不是叔孙婼的罪过。罪在鲁国而执行拘捕的是使者，使者有什么罪呢？这就是写“人”而拘捕的原因吧？

晋国人围攻郊邑。

周惠王宠爱叔带，想要改立世子。齐桓公为此会合诸侯，在首止护卫周王世子，从而确定了世子的地位。等到世子即位，桓公又为此会合诸侯，在葵丘护卫冢宰，从而使周王室得以安宁。王室没有危险，这是桓公的功劳。如今王室动乱，天下没有安定王室的人。晋国作为霸主的后继者，坐视不管而无能为力。周王猛已经去世，晋国竟然只派偏师围攻郊邑。郊邑，是天子的城邑。晋国大概因为王子朝在那里而围攻他，但圣人不写围攻王子朝，而直接写围攻天子的城邑。谋求勤王的功绩，却落得侵犯京师的罪名，圣人责备晋国的用意很深啊。认为这对王室没有益处却追求名声，所以顺着他追求名声的行为，反而加上叛逆的名声。写“人”、写“围”，其贬斥之重可见一斑。

夏六月，蔡侯东国死在楚国。

楚子恢复蔡国，大概是不合情理罢了。既然恢复了，就不能再灭掉，所以驱使他们服役，去留完全由楚国决定。而蔡侯子孙不善，不能和睦相处以保全社稷，自己像参商二星那样不和而投入虎口，悼侯被拘禁很久最终死在楚国。虽然楚国暴虐欺凌小国，但蔡国的衰弱，也是自取灭亡。

秋七月，莒子庚舆来奔。

莒子不侍奉齐国，齐国就讨伐他。莒国人认为莒国遭受兵祸，是庚舆的过错，而且庚舆并非去疾的儿子，大概是篡位者。莒国人逼迫他，于是他来投奔。莒国人又立去疾的儿子郊公，以顺从齐国的意愿。二十六年，参加鄟陵之盟的，就是郊公。

戊辰日，吴国在鸡父打败了顿、胡、沈、蔡、陈、许的军队，胡子髠、沈子逞被灭，俘获了陈国的夏齧。

吴国讨伐楚国，驻扎在鸡父。鸡父，是楚国的土地。楚国率领六国的军队抵御吴国。还未列阵，吴国出其不意，用计谋打败了他们。不写楚国，是不让吴国与楚国直接交锋。顿、胡、沈，是楚国的党羽；蔡、陈、许，是中原国家。他们相率依附楚国，所以圣人用一个字来贬斥他们，而且将他们排在顿、胡、沈之下。凡是诸侯军队众多而战败，必定逐一列举，如“齐师、宋师、卫师、燕师败绩”就是如此。而这里不再逐一列举，统一归于楚国。胡、沈两位国君死在国外，怎么能说是被灭？从地理位置考察，鸡父在寿州，胡、沈在颍州，寿州、颍州接壤，杀其国君，就是灭其国家。然而《春秋》不写“灭胡”、“灭沈”，而说“胡子髠、沈子逞灭”，直呼其名，而且以自灭为文，如同梁

译像亡、郭亡这类情况，都是自取灭亡罢了。国君死在位上称为“灭”，活着被俘称为“获”，大夫无论死生都称为“获”，这是《春秋》的常例。

译周天子居住在狄泉。

王子猛即位而没有记载，是因为周天子还没有过完一年。王子匄，是王子猛的弟弟，是嫡子，即位后就记载了，是因为周天子已经过完一年了。没有记载“出”，是因为在狄泉即位，不是从王城内出来的。解说的人看到敬王没有记载“出”，而襄王记载了“出”，于是凭空生出“天子没有出”的理论，我在僖公二十四年已经说过了。敬王不能居住在成周，而居住在狄泉，是因为子朝的党羽占据了成周，躲避子朝而在狄泉即位，没有其他含义。

尹氏拥立王子朝。

尹氏胁迫王子朝占据成周已经很久了，王子猛即位，不能进入成周，居住在皇，进入王城而已。前年王子猛去世，尹氏大概认为大宝在王子朝手中，天下没有能与他抗衡的人，却不知道王子猛的弟弟叫匄，也是嫡子。王子匄既然在狄泉即位，那么周朝又有两个王，天下该听从谁呢？所以奉行王子朝即位的礼仪，来耸动天下的视听。不知道嫡庶的区别，是万世不变的法度，王子匄虽然年幼但确实是嫡子，王子朝虽然年长但确实是庶子。小小的即位礼仪，怎么能改变嫡庶的区别呢？所以圣人在记载王子匄时直接称为天王，而且记载“居”而不记载“立”；在记载王子朝时称其名，而且记载“立”。立，是不应该立的。如果按照名分本来应当如此，那么何必立了才成为君主？凡是记载“立”的，都是违背公义而强行拥立的，与卫国人拥立晋侯一样。晋侯的拥立，受制于国人；王子朝的拥立，受制于尹氏，都违背了公义。然而王子朝的拥立，到现在已经两年了。尹氏狭小的计谋，想借一个即位礼仪来欺骗天下，所以在这里再次拥立他。作伪之心劳苦而日益拙劣，不如安守本分来得得当。

八月乙未日发生地震。

冬天，鲁君前往晋国，到达黄河边，生病就返回了。

鲁君前往晋国，是为了请求释放叔孙婼。到达黄河边，生病就返回，不是晋国拒绝他。现在记载“生病而返回”，那么之前记载的“返回”，就是晋国拒绝他了。

二十四年春天，周王二月丙戌日，仲孙貜去世。

叔孙舍从晋国回来。

鲁君前往晋国，虽然生病而返回。晋国认为鲁君认罪了，所以归还叔孙婼。叔孙婼回来，《左传》和《谷梁传》都去掉氏，《公羊传》单独记载氏，是传授不同罢了。然而晋国拘禁叔孙婼，实际上是无罪的，不能与季孙意如相同，那么怀疑《公羊传》不除去氏的是正确的。

夏天五月乙未日初一，发生日食。

秋天八月大旱求雨，丁酉日〇伯郁厘去世。

冬天，吴国灭掉巢国。

吴国将要谋划楚国，所以先剪除它的盟国，灭掉州来，灭掉巢国，灭掉徐国，灭掉沈国，灭掉顿国，都是楚国的盟国。盟国尽灭，就轮到楚国了，这是进入郢都的渐进过程，而楚国没有察觉。楚国在这里还有治国的人吗？

〇〇平公

二十五年春天，叔孙婼前往宋国。

夏天，叔孙婼在防地会盟。晋国的赵鞅、宋国的乐大心、卫国的北宫喜、郑国的游吉、曹国人、邾国人、滕国人、薛国人、小邾国人在黄父会盟。

不努力而勉强的人，他的意志锐利；畏惧道义而修明的人，他的情感乖违。王室的动乱，到现在已经四年了，诸侯没有一个人念及成周的。晋国曾经围攻郊邑而没有成功，深深自我退缩，不再商议王室的事了。现在因为太叔的一句话，而晋国羞愧内惭，赵鞅于是联合九国的大夫在黄父会盟，谋划安定王室。然而当时诸侯的政治，大多出自大夫，大夫各自谋划削弱公室以作为自己的私利，志向不在此。只是勉强听从别人的话，而畏惧天下的清议，为此会盟以显示勤王的意思，实际上对周王有什么补益呢？襄王出居在郑国，晋文公安定他，就接着有践土、温地的盟会，再次会合诸侯而朝见周王，然后王室安定。现在各位大夫勉强进行黄父的会盟，只是姑息别人的议论罢了。王子朝固守在内而不敢过问，天王防尘在外而不能接纳，小小的会合九国的卿，做什么呢？其后将近两年，周天子才进入成周，是周王自己进入的，是刘、单的功劳，诸侯的大夫实际上没有参与。考察之前，四年的动乱，而晋国好像没有听说；考察之后，刚到两年，周王才进入。之前不及知晓，之后不及做事，我不知道赵鞅在这里进行会盟，他的志向在哪里？难道是用这个来博取安定周王的名声吗？《春秋》记载这次会盟，前面不关联狄泉的居住，后面不关联成周的进入，也足以看出它对周王没有益处。

有鸜鹆来筑巢。

鸜鹆在洞穴中而不筑巢，来筑巢，是异常现象。《周官》说鸜鹆不越过济水，鲁国不曾有。曾经有而多叫多，多麋之类就是这样；不曾有而有了叫有，有鸜鹆来巢之类就是这样。异常虽然小，一定有感应它的原因，所以虽然小也一定记载，用来警戒人君不要妄动。如果问它的应验，那么我不知道。

秋天七月上辛日大旱求雨，季辛日又求雨。

鲁国的大旱求雨，是僭越。我本来曾经论述过，而在这里上辛、季辛，它的僭越更加明显。大概郊祭的日子用辛日，是鲁国的制度。现在求雨的月份与郊祭相同，而也用辛日，鲁国的意思大概是认为郊祭用辛日，求雨用来荐上帝，所以也用辛日。用私意而妄改典礼，这固然是周公的罪人。而且一个月两次求雨，亵渎上帝也太严重了。一次这样做，上获罪于天，下获罪于祖。圣人记载它，是用来警示周公正不令的子孙扰乱周公的典礼。

九月己亥日，鲁君出逃到齐国，停留在阳州。齐侯在野井慰问鲁君。意如的横逆已经很久了，

译踩到霜就知道冰将至，其到来是有渐进过程的。季孙宿设立三军，开始只征发其中一军；废除三军，只保留两军。将公室四分，占有其中的两份。季孙意如是奸邪之徒中的枭雄，他怎么能服从侍奉鲁国呢？这就是鲁昭公遭受今日逼迫的原因。鲁国史官避讳国君出奔，记载为“孙”，实际上是昭公出奔到齐国。季孙意如驱逐昭公，昭公出奔齐国，向齐国寻求援助。驻扎在阳州，是等待齐国的命令。齐侯在野井慰问昭公，名义上像是慰劳昭公，实际上却是拒绝他，昭公大概失去了依靠。齐景公正面临高氏、崔氏、田氏的祸患，权力不在自己手中，他不帮助昭公，只是毫发之间的差别罢了。自顾不暇，哪有空闲治理鲁国来庇护昭公呢？解说者责备齐国不能接纳昭公，也是迂腐了。然而昭公不去晋国而去了齐国，大概是因为晋国曾经厚待季氏而轻视昭公，认为鲁国的政令不出自国君，不如厚待季氏有利。而且昭公前年又在晋国获罪，叔孙婼被拘捕受辱后回国，形势上不可以去晋国了。唉！对内不能使自己安定，对外又不被容纳，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君，竟然到了这种地步！推究他丧失政权的渐进过程，大概不是一天造成的。有人责怪他不采用子家子的计谋，大概也晚了。

译冬季十月戊辰日，叔孙婼去世。

十一月己亥日，宋公佐在曲棘去世。

十二月，齐侯夺取了郓地。

晋国人包围郊地，而齐侯夺取郓地，他们的谋划是一样的。包围郊地是为了谋划迎接周王，夺取郓地是为了谋划安置鲁君，圣人认为他们这样做无益于实际，只是为了求取名声，所以记载“围郊”并加上悖逆的名号，记载“取郓”并加上攘夺的罪名。想要求取名声反而获罪，那么后世那些弄虚作假的行为就会止息了，这就是《春秋》的教化作用。郓地，是鲁国的西部边邑。郓地本来就是鲁国的城邑，夺取它来安置鲁君，齐侯有什么罪呢？大概是因为不能把鲁君迎回鲁国，只是夺取郓地来安置他，这也太虚伪了。等到昭公死在干侯，郓地就落入齐国手中不再归还。直到定公十年夹谷之会时，齐国才归还郓地，史书记载为“齐人来归郓、讙、龟阴田”就是这样。起初夺取郓地是为了安置昭公，最终却据为己有，那么圣人记载为“取”，难道是诬蔑人吗？起初想要求取名声，最终却获得了利益，那么齐侯夺取郓地，大概也是轻率妄动的行为。

二十六年，春季，周历正月，宋元公即位。

三月，鲁君从齐国回来，居住在郓地。

鲁君前往晋国，驻扎在干侯，史书记载为从干侯回来。现在鲁君前往齐国，驻扎在阳州，而史书记载为从齐国回来，大概是因为晋侯不见鲁君，而齐侯接见了鲁君。齐侯国内没有地方安置鲁君，所以夺取郓地来让他居住。不记载“入”而记载“居郓”，是因为郓地是鲁国的城邑，是鲁君固有的领地。周天子居住在郑地，周天子居住在狄泉，那也是周天子固有的领地。把郓地视为鲁君固有的领地，是为了讨伐季氏；把郑地和狄泉视为周天子固有的领地，是为了讨伐叔带和子朝。天下和一个国家，虽然大小不同，但所谓“固有”的道理是一样的。天子固有天下而没有出奔，诸侯固有一国而没有流亡，那么天下就安定了，这是圣人的用意。

夏季，鲁君包围成地。

郓地和成地都是鲁国的城邑，是鲁君固有的领地。鲁君一旦出奔到郓地，必须夺取后才能居住；成地虽然被包围但最终没有屈服。那么鲁君虽然在鲁国，也只不过是个泥塑木雕的人偶罢了，一个百姓都不归附他，一寸土地都不是他所有的。鲁国的百姓，简直是家家户户都可以诛杀。他们偏袒季氏，私自背叛他们的君主，三家各自吹嘘他们的百姓并笼络他们的心，百姓只知道有三家而不知道有君主，认为偏袒三家是理所当然的，认为爱护他们的君主则不是这样。成地被包围而不屈服，人们只认为孟氏有罪罢了，难道能责备百姓不懂大义吗！然而昭公治理国家，却使百姓归附季氏而不归附自己，那么他的政令大概就可以知道了。当时鲁君洁身自好而逃亡，哪里能得到军队去包围成地呢？那么包围成地的军队，是齐国的军队。齐国出兵让鲁君去包围成地，大概知道成地必定坚守，不能迅速攻下，让鲁君自己去包围，如果成地屈服，那是齐国的功劳，如果不屈服，那是鲁君的耻辱。包围一个城邑都攻不下来，何况想要得到鲁国呢？这就是鲁君最终死在干侯的原因。

秋季，鲁君在鄟陵与齐侯、莒子、邾子、杞伯结盟。

鄟陵的盟会，是为了鲁国谋划。包围成地的战役，齐国不敢亲自参与，害怕攻不下而让齐国受辱。现在谋划迎接鲁君回国，齐国怎敢轻举妄动呢？鲁国在《春秋》中，本来不是强国，但也不是大大弱于齐国。季氏和另外两家长期专权鲁国，并且得到了百姓的支持，小小的成地，鲁君亲自包围它都不屈服，如果把成地作为衡量鲁国的标准，就可以知道了。那么齐国本来就不敢轻易侵犯鲁国，于是联合邾国、莒国、杞国来谋划。以齐国的强大，尚且说畏惧鲁国，莒国、邾国、杞国这些小国，怎敢议论呢？难怪他们只是结盟而不能迎接鲁君回国。解说的人都说：“依附顺从而攻击逆乱，挟持君主而讨伐臣子，形势没有不能攻克的。”我独自认为昭公失去民心很久了，百姓只知道有季氏而不知道有君主。用齐国的众多军队包围成地，成地都不投降，何况攻打鲁国呢？攻打而攻克，对鲁君有利；攻打而不攻克，对齐国的损失就大了。这就是齐国难以迎接鲁君回国的原因。不讨论形势的强弱，而用空洞的道义来责备齐国，这是书生的言论，不是《春秋》的本意。

鲁君从鄟陵回来，居住在郓地。

九月庚申日，楚子居去世。

冬季十月，周天子进入成周。

王猛居住在皇地，进入王城，是刘单的功劳。敬王居住在狄泉，进入成周，也是刘单的功劳。然而王猛记载为“以”，而敬王不记载为“以”。敬王是王猛的弟弟，计算起来必定比王猛年轻。年幼本来就不能自立，必定有人扶持他，而《春秋》不记载，是不赞同刘单得以挟持周天子。王猛即位，是在多难的时候，刘单如果不立王猛，那么子朝就会掌握政权了，所以圣人赞同他的权变。然而以前没有过一年称为“以王猛”，还可以说得通；现在已过一年称为“以天王”，就不合规范了。尊贵的人不被卑贱的人挟持，天王是统领天下的尊贵称号，而刘单挟持他，这怎么给后世看呢？所以用“天王自居”、“天王自入”作为文辞。圣人智慧照亮百世之后，用来杜绝乱臣贼子的祸端，虽然防范但必定谨慎。所以拥有天下的人，不可以不明白《春秋》而把这个训诫通达于天下。

尹氏、召伯、毛伯带着王子朝逃奔楚国。

子朝能做什么呢？成败取决于尹氏罢了，那么导致子朝作乱的是尹氏；而导致尹氏作乱的，是景王。景王不明了嫡庶的区别，而将要立子朝，储位没有确定而景王去世。尹氏，是周朝的世袭卿大夫，迎合景王的邪心而立子朝，依仗孽子逼迫正统，王室动乱已经六年了。最终邪恶不足以战胜正义，而且自己也不屈服，大模大样地挟持朝廷逃奔楚国。楚国，是强暴的国家

译这大概是要胁迫楚国来对抗周王室，其悖逆之理也太过分了。圣人认为子朝即位是轻罪，而诛杀尹氏是重罪。子朝的立位由尹氏主导，子朝的奔逃也由尹氏领衔，而且只称氏而不称名，显示出尹氏世代把持周朝政事，挟持权柄来控制周天子的命令。奔逃不记载为“出”，是因为天王已经入城，子朝是出城后从外面奔逃，这与晋国的先蔑情况相同。如果说“从周王室没有‘出’这一说”，我已经在前面辨析过了。

译鲁昭公二十七年春季，鲁昭公前往齐国。鲁昭公从齐国回来，居住在郓地。

夏季四月，吴国杀死了他们的国君僚。

吴国的动乱，是由诸樊造成的。寿梦有四个儿子，长子是诸樊，次子是余祭，三子是夷末，四子是季札。季札贤能，诸樊器重他。诸樊死后，不把君位传给儿子而传给弟弟，是想让兄弟之间依次传递，最终传到季札手中。等到夷末死后，君位即将轮到季札，而季札逃走了。夷末把君位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僚。僚的即位，并不是吴国百姓的愿望，所以虽然是被公子光所杀，但《春秋》用“国弑”的笔法来记载，是因为吴国百姓都希望他死。唉！在权力交接的时候，圣人不推崇谦让，因为谦让是动乱的根源。解说的人都把吴国的动乱归咎于季札，而我却认为这不是季札的责任，而是诸樊的罪过。假使季札不逃走而接受君位，那么也不能避免动乱。为什么呢？季札最终要把君位传给谁呢？君子制定法度，一定要能流传到无穷无尽，法度如果有穷尽，这就是动乱的根本。况且兄弟之间依次传递直到季札，季札安然接受，吴国人也就安定了。等到季札临终时，他必定不肯私自传给他的儿子。不私传给自己的儿子，而用循环的法度来传递，那么诸樊、余祭、夷末，没有谁没有儿子，没有谁不想立自己的儿子。在这个时候，季札将如何处理呢？所以季札之所以不接受而逃走，不是因为贤德，而是因为形势所迫。接受君位而自身承受动乱，哪里比得上逃走而独自享受安宁呢？这是季札的志向。赞扬他的人认为他能谦让且没有私心，批评他的人认为他不接受君位导致了动乱，这两种看法都是不对的。假使我做季札，也免不了要逃走。所以说：不是因为贤德，而是因为形势所迫。

楚国杀死了他们的大夫却宛。

传述的人认为却宛的死，是费无极进谗言陷害而被杀的，而《春秋》用“国杀”的笔法来记载，大概是因为听信费无极而导致却宛被杀的是国君，所以用连累上级的措辞来书写。

秋季，晋国的士鞅、宋国的乐祁犁、卫国的北宫喜、曹国人、邾国人、滕国人，在扈地会盟。晋国到了顷公时期，六卿势力强大，顷公只是空占职位罢了。齐国的权力虽然在高氏、田氏手中，但景公还能出面会盟诸侯，会盟征伐都亲自参与。晋顷公在位十三年，不曾一次出面与诸侯并列，政事无论大小，都出自六卿。现在士鞅因为鲁君流落在外，会合诸侯来谋划这件事，他难道能讨伐季氏而迎回鲁君吗？不过是借此感动季氏而结交死党罢了。他们正有瓜分晋国的心思，只是没有找到时机，怎么能责备季氏驱逐国君呢？然而季氏正背负着恶名于天下，士鞅一出面，季氏必定有求于士鞅，士鞅舍弃其他而亲近他，可以结交他的心而得到他的死力，这是士鞅的谋略。那区区五个国家的大夫，大概也是没有察觉他的谋略而跟从罢了。《左传》认为宋、卫都利于迎回鲁君，而士鞅从季氏那里收取贿赂而推辞了这两个人，这才是真实的事情。圣人厌恶他们这样做，列书记载了他们的会盟而不记载其中的缘故，他们难道没有缘故而召集这次会盟吗？后世必定有能识别这件事的人。

冬季十月，曹伯午去世。

邾国的快逃奔到鲁国。

大夫逃奔的有了，而邾国独多。圣人不因为会盟而简略记载他们，大概是因为邾国本来是鲁国的附庸，自从接受周王的命令，叛服无常，鲁国大概怨恨他们，虐待邾国的人很多次了。到了末年，邾国曾经向晋国申诉，鲁国大概畏惧晋国而不想明显地憎恶邾国，特意暗中引诱他们的臣子来削弱他们，所以来逃奔的有四次，窃取城邑来投奔的有两次，鲁国实际上从中获利。堂堂大国，成为逃亡者的庇护所，接纳叛逃的人，它的恶行昭著了。

鲁昭公前往齐国，鲁昭公从齐国回来，居住在郓地。

鲁昭公朝见齐国有两次，会盟齐国有一次，齐国没有为鲁昭公谋划什么，所以第二年鲁昭公前往晋国，向晋国求助。

鲁昭公二十八年，春季，周历三月，〇曹悼公。

鲁昭公前往晋国，驻扎在干侯。

鲁昭公朝见齐国，是向国君求助，国君尚且不能接纳自己；现在朝见晋国，是向臣子求助，臣子能为自己谋划吗？晋国的六卿与鲁国的三家一样，前日在扈地的会盟，已经从季氏那里收取了贿赂，他们忍心背弃贿赂而伤害同类吗！所以只是驻扎在干侯，不能进入晋国都城。

夏季四月丙戌日，郑伯寜去世。六月〇郑定公。

秋季七月癸巳日，滕子寜去世。冬季〇滕悼公。

鲁昭公二十九年春季，鲁昭公从干侯回来，居住在郓地。

鲁昭公朝见晋国而不能进入，留在干侯满一年才返回，那么向晋国求助，还不如向齐国求助。我本来就知道六卿不忍心伤害同类，而求助是没有益处的。唉！晋国是盟主，齐国是大国，向两国求助而没有一个人怜悯，那么比晋齐小的国家就可想而知了。一旦在外失足，无处容身，像鲁昭公这样的人，固然是君子所应感到心惊的。唉！英明的君王不出现，私党胜过而公议消亡，唉！怎么办！

齐侯派高张来慰问鲁昭公，鲁昭公前往晋国，驻扎在干侯。

前年冬季，鲁昭公前往齐国，鲁昭公从齐国回来，而春季就前往晋国。齐国大概推辞鲁昭公，教导鲁昭公前往晋国以求得接纳。鲁昭公前往晋国，留在干侯超过一年才返回。齐国又派高张来慰问鲁昭公，是审察晋国的谋略。鲁昭公大概以没有见到晋侯为借口，所以高张还没有返回而鲁昭公又前往晋国，齐国想让鲁昭公必定见到晋侯。齐国本来不能勇于行义，而把鲁昭公转移到晋国，不是爱护鲁昭公，而是庆幸鲁昭公离开而齐国夺取郓地，所以冬季鲁昭公在干侯而郓地溃败，齐国因此得到它而不归还，直到定公十年才返还。那么高张的慰问鲁昭公，不是仁爱，而是欺诈。那么齐侯转移鲁昭公以夺取郓地，尤其比晋国不见鲁昭公严重。说慰问鲁昭公是礼数，我不相信。

夏季四月庚子日，叔诣去世。

译秋季七月。

冬季十月，郓地发生溃乱。

鲁国设立三军，但取消了中军。三家大夫已经瓜分了公室的权力，各自征收赋税，只向国君缴纳定额的赋税罢了。如今国君居住在郓地，三家大夫不再向国君缴纳赋税。国君所能征收的，只有郓地的赋税；而国君今年前往齐国，明年前往晋国，贡赋唯独出自郓地，郓地怎么能承受得住呢？郓地趁着国君不在，放松警惕而溃乱，是理所当然的。

译三十年春季，周历正月，鲁昭公在干侯。

鲁昭公居住在郓地，史书写作“居郓”，因为郓是鲁国内地，本来就是鲁公所有的，这与周天子居住在狄泉的情况相同。鲁昭公在干侯，史书写作“在干侯”，因为干侯是晋国的土地，不是鲁公所有的，这与鲁昭公在楚国的情况相同。然而鲁昭公居住在郓地，只有在提到他前往齐国、晋国时才提及，因为郓地隶属于鲁国，就好像鲁国仍然拥有它一样。鲁昭公在干侯，每到岁首必定记载，因为鲁昭公流落国外，不再拥有国家。不再拥有国家，却必定记载鲁昭公所在之处，季氏大概认为这是没有国君，圣人却说：“这是我的国君。”有国君却在干侯，那么对季氏的谴责就重了。

夏季六月庚辰日，晋顷公去疾去世。

秋季八月，晋顷公即位。

冬季十二月，吴国灭掉徐国。徐子章羽逃奔楚国。

国家灭亡而不记载其国君，是因为国君为社稷而死。记载国君逃奔而不称其名，是因为迫不得已，被逼迫而逃奔。所以国家灭亡而国君逃奔的有三例，都不称其名，唯独徐子章羽称其名。传注的人认为他是先投降而后逃奔，也许是这样吧？已经投降却担心不被赦免，于是便逃奔楚国，已经投降却逃奔，是羞辱了社稷，所以特别称其名。如果不是这样，圣人不会随意给人加上名字。

三十一年春季，周历正月，鲁昭公在干侯。

季孙意如在适历与晋国的荀跞会见。

晋顷公在位时，鲁昭公曾经两次前往晋国，而晋国没有回应。鲁定公即位之初，因为鲁昭公在干侯，不能不挂念，于是派荀跞在适历与季孙意如会见，接着又命令荀跞到干侯慰问鲁昭公，这也是观察晋国的意图，并非想要讨伐鲁国以迎回鲁昭公，而是想要调和鲁国的君臣关系。所以先与季孙意如会见以探测他的意图，季孙意如屈服了，再去慰问鲁昭公以促成他回国。唉！晋国的举动在这里是错误的。世间固然有母子如初、兄弟如初的情况，哪有君臣如初的呢？母子兄弟，产生于亲情，欢快地相爱，是母子兄弟的真情，感情暂时分离而最终必定聚合，所以能如初。君臣，以义理为主，尊崇君主、抑制臣下，是天下的至大之义，义理既然背离，怎么还能聚合呢？强行聚合，必定产生变故，这是事理必然的结果。季氏削弱公室以夺取权力，君臣互相猜忌。猜忌既已产生，势不两立，鲁昭公不杀季氏，季氏就会驱逐鲁昭公，各自观察对方的破绽而行动。鲁昭公被驱逐到国外，至此已经七年，季氏专权鲁国，不再有国君了。臣民都是季氏的信徒，即使让季氏悔改而重新容纳鲁昭公，鲁昭公敢再踏入虎口吗？这是鲁昭公与季氏势不两立。晋国如果有意于鲁国，必定联合诸侯讨伐它，诛杀季氏的党羽而重新确立君位，然后鲁昭公回国而没有忧虑。现在却对内不忍心忘记鲁昭公，对外不忍心违背季氏，派一个使者，在冰炭之间缓和言辞而强行聚合他们，这不是义，只是妇人之仁罢了。《春秋》先记载会见而后记载慰问，晋国的意图自然明白。解说的人不探求其中的义理，而穿凿附会生出异论，这既不是晋国的意图，也不是《春秋》的意图。

夏季四月丁巳日，薛伯谷去世。

晋侯派荀跞到干侯慰问鲁昭公。

秋季，薛献公即位。

冬季，黑肱带着滥地来投奔。

黑肱带着滥地来投奔，与邾国的庶其带着漆、闾丘来投奔的情况相同，不记载邾国，是文字缺失。而《左传》《公羊传》穿凿附会生出异论，《公羊传》认为“是为了向天下表明滥地，以表彰叔术的贤德”。滥地有什么值得向天下表明的，而叔术又有什么值得贤德的呢？土地固然有与天下相通的，沙鹿山崩塌、梁山崩塌就是例子，滥地有什么关系于天下呢！《春秋》固然有给予贤者的，季子、叔术就是例子，而黑肱确实称其名，怎么知道他是贤者呢？这本来没有根据，而《谷梁传》的说法尤其荒诞，说：“不记载邾国，黑肱是什么？是与邾国区别。为什么不记载滥子呢？不是天子所封的。”况且区别封国而不接受王命的在《春秋》中本来就有，郳国，是邾国的别封；萧叔，是宋国的别封。郳犁和萧都以地名记载，而黑肱怎么能不记载地名呢？既然是别封，那么本来就有国家，世上哪有带着国家来投奔的呢？这都不近人情。况且这与庶其没有不同，只是不记载国名罢了，不是不记载国名，而是文字缺失，学者不必怀疑。

十二月辛亥日初一，发生日食。

三十二年，春季，周历正月，鲁昭公在干侯。

三年之间，岁首都记载“鲁昭公在干侯”，保存鲁昭公是为了谴责季氏的义理，而《左传》各自为之解说，穿凿附会了。说《左传》专门相信国史而不附会，大概不是这样吧。

夺取阚地。

这是鲁昭公夺取阚地，不记载鲁昭公，是因为鲁昭公没有亲自前往。阚地，是鲁国群公墓地的所在，鲁昭公在干侯，不能在宗庙祭祀，暂且夺取墓地之地以寄托孝思。解说的人认为是季氏夺取的，而且内史记载“取”有两种：夺取外邑必定系于国名，而且加上“伐”，伐齐取谷就是例子；不系于国名，不加“伐”，那么是灭掉小国罢了，取邿、取鄟就是例子。现在阚地不是外邑，又不是小国，认为是夺取内邑，又没有丢失的原因，季氏从哪里夺取呢？所以知道夺取阚地，是鲁昭公在干侯时夺取的，与围成相同，不记载鲁昭公，是因为鲁昭公没有亲自前往。《左传》定元年记载昭公去世，季氏派役人到阚地，将要挖沟，然而昭公也死在阚地。昭公难道知道他将最终死在干侯，夺取阚地作为死所吗？唉，可悲啊！

夏季，吴国讨伐越国。

阖闾在这里勇敢而无谋略了。吴国将要报复楚国，越国是楚国的盟友，吴国必定联合越国以夺取楚国的援助。越国的强大，未必为吴国所用，暂且结其心以离间楚国的党羽。

译那么吴国专心对付楚国，就没有后顾之忧了。现在不先讨伐楚国却先去攻打越国，这等于又制造出一个楚国来。假如楚国和越国联合起来抵抗，吴国未必能取胜；如果越国背离吴国而在背后议论谋划，吴国就危险了！所以吴军攻入郢都还未返回，越国也攻入吴国了。吴国结怨招祸，就是从这时开始的。因此，攻打越国的举动，我认为吴国是没有谋略的。没有谋略，就是只勇于求胜而不考虑后患。

译秋季七月。

冬季，仲孙何忌、防。晋国的韩不信、齐国的高张、宋国的仲几、卫国的世叔申、郑国的国参、曹国人、莒国人、薛国人、〇国人、小邾国人修筑成周的城墙。

尊崇王室的人崇尚道义而不崇尚小恩小惠，统治天下的人在于德行而不在于坚固。周朝自从子朝作乱以来，敬王仅仅得到成周，这是天下诸侯所应当担忧的。如果担忧宗周的防备，就率领诸侯去朝见，向京师进贡，来增加王室的威望，那么天王就会受到尊崇，周室就会稳固了。现在却凭借微小的恩惠，拉拢各位大夫来修筑成周的城墙，这是对京师态度狭隘，而加重了天王的无德啊！所以统治天下的人，在于德行罢了。修养德行来招致诸侯，即使建都在四通八达的地方，没有高墙深池的坚固，天下谁敢轻视它呢？敬王平庸软弱，固然无法责备他的德行，然而诸侯怎么能不用德行来对待天王呢？所以那小小的城墙，名义上是奖助王室，实际上是轻视王室；名义上是尊崇天王，实际上是对天王极大的侮辱。所以《春秋》记载天子的居所都称为京师，而在这里唯独称为成周。成周在京师的西边，只是一小块土地罢了。王畿千里，起初不像这样狭小啊。起初，子朝、子猛嫡庶争位，王室危险到了极点，敬王在狄泉防尘居住了六年，诸侯没有谁肯念及平定祸乱。晋国不在这个时候仗着大义来迎立天王，会合诸侯在方岳之下结盟，来共同尊崇王室。现在天王已经进入成周，却想要凭借几丈高的城墙，来谋取尊崇周室的名声，他的恩惠多么狭隘啊！所以圣人依次列举十一个国家的卿大夫，去修筑那微小的土地，也足以显示其渺小了。而解说的人责备这件事，就责备卿大夫专权；肯定这件事，就肯定他们尊崇王室的道义。卿大夫专权已经很久了，为什么唯独在这里才责备他们？况且尊崇王室的道义，又哪里在于修筑城墙的板干之间呢？这都是不认识尊崇周室的大义，而琐碎地怜悯他们的小恩惠，责备他们专权筑城，这不是《春秋》的本意。

十二月己未日，昭公在干侯去世。

君主之所以能立于百姓之上，是因为以百姓为根本，臣子只是辅助罢了。任用、罢免、降职、升职，完全由君主决定，而百姓的心，却不可一天背离。没有臣子不妨害国家，没有百姓怎么成为君主？所以统治百姓的人，一定要结聚民心，作为国家的根本。昭公失去国家而不能恢复，不是失去了臣子，而是失去了百姓。鲁国失去民心，固然不是从昭公开始的，但昭公不能重新收服民心。政令都出自季氏，昭公只主持祭祀罢了。所以百姓只知道有季氏而不知道有君主。君主虽然在外，鲁国的百姓不知道他们没有君主，都顺从季氏罢了。国家的根本既然属于他人，昭公不能恢复国家是理所当然的。他一个人被驱逐，奔波于齐、晋的边境，得到小小的郓地而居住，而郓地随之溃败，由此可知昭公失去了民心。最终他在外流亡八年，鲁国没有一个人议论恢复他的君位，客死在干侯。唉，可悲啊！观察这个，做君主的怎么可以失去民心呢！

以上是从昭公开始到第三十二年的内容。

《春秋经筌》卷十四

<经部,春秋类,春秋经筌》>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经筌》卷十五 宋 赵鹏飞 撰

定公

元年春王

各位国君的元年，不论有无大事，都记载“王正月”，这是谨慎开端。年终，天子颁布来年的正朔给诸侯，诸侯接受并实行，以此来尊崇王室并统一天下。王室既然衰微，正朔是否颁布，固然不可知，而天下诸侯实际使用周历，没有改变。《春秋》不因为不颁布而废弃一统的道义，所以在元年一定记载“王正月”，这就是《春秋》行使天子权力的原因吧！然而十二位国君中，只有定公元年不记载“正月”，大概是因为昭公死在干侯，定公尚未即位，政权在季氏手中，鲁国实际上没有君主，凭什么确立正朔呢？所以不记载“正”，是圣人不认可季氏能够承接正朔。《公羊传》认为这是正式即位，《谷梁传》认为没有正式的开端，这都是把“正”当作邪正的正，我在隐公元年已经辩驳过了。

三月，晋人在京师抓获了宋国的仲几。

前面记载成周，而这里记载京师，显示出其城墙的狭隘。仲几不接受功劳，难道是因为几丈高的城墙不足以动用大量人力吗？韩不信心里忌惮他挟持自己的功劳，所以抓获了他。然而京师是生杀大权所在的地方，仲几有罪，有司寇在。韩不信在天子身边，不能向天王请示一次，就擅自抓获他，他的专横太严重了！或许也是胁迫天王的事情重要，庆幸一时的权力在自己手中，而肆意施展威风吧？圣人厌恶他没有天王，也没有君主，记载“人”、记载“于京师”，谴责得很重。

夏季六月癸亥日，昭公的灵柩从干侯运回。戊辰日，定公即位。

昭公死在干侯，过了六个月灵柩才到，灵柩到了六天后定公才即位，生死存亡的命运，都由季氏控制。定公是襄公的儿子，昭公的弟弟，季孙意如废黜世子衍及务人而立定公，理应很久不能决定。为国的根本在于太子，太子的根本在于选对人。成王去世，太保命令仲桓、南宫毛等人迎接子钊并立他为王，朝堂不动而天下安定。现在昭公不幸死在外面，世子受制于季孙意如而不能即位，虽然鲁国的变故，不能要求它合乎正道，但圣人详细地记载这件事，不仅仅是为了谴责季孙意如，也是为了彰显太子的重要性，不可不预先确定作为国家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