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图説卷下

译用木来止住。《乐书》说：“戞击鸣球。”注解说：就是柷、敔和球，琴瑟用于堂上。

按：木并非仅止于柷、敔，凡是丝弦、皮革如果没有木制的辅助部件就不能成为乐器，所以用来辅助以发声的，没有不是木头的。竹制乐器也有使用木头的。

译以上三节都是铸造金属制成的，用英玉和簜竹来辅助它，英玉是玉的一种，簜是大竹。有的用玉，有的用竹，把符节承载在上面。出使时将其分成两半，返回时再合拢。天子的使者，有公、侯、卿、大夫、士的不同，地位尊的用玉，地位卑的用竹，这都是天子所专有的。

以上三节都是刻上文字然后从中剖开，守卫邦国，比照诸侯，所以用玉；守卫都鄙，在内而屈居，所以用角。这两者也是天子所专有的。符节用于内外，送令出入时手持，只用竹即可。这是门闗所制作的。

将羽毛剖开附着在竹子上，行走时手持它作为标志，这是乡遂官府所制作的。

用玉作为印信，刻上文字，用朱砂盖印。货物钱财出入多，就把它作为凭证，这是司市所制作的。

班禄说

按照司禄一职虽然缺失，但通过孟子《春秋》来考证，却清晰明了。孟子说：“大国方圆百里，国君的俸禄是卿的十倍，卿的俸禄是大夫的四倍；次国方圆七十里，国君的俸禄是卿的十倍，卿的俸禄是大夫的三倍；小国方圆五十里，国君的俸禄是卿的十倍，卿的俸禄是大夫的两倍。”从大夫往下，三个等级的国家都是大夫的俸禄是上士的两倍，上士是中士的两倍，中士是下士的两倍，下士与在官府服役的平民俸禄相同。俸禄足以代替他们耕种，而耕种者所收获的，则有供养九人到五人的五个等级，在官府服役的平民，他们的俸禄以此类推。国君有实际封地的收入，大司徒所供养的人占一半、三分之一、四分之一，就是这样。有所食之禄，国君俸禄是卿的十倍以下，就是这样。从卿往上，大臣与国君同休戚，所以三个等级的国家随其大小，低于国君十倍。从大夫往下，少了就无法维持生计，所以三个等级的国家任命虽然不同，但俸禄没有增减。从下士往下，则取足以代替耕种，而以耕种者的收入为差别。畿外君臣的俸禄不过如此。至于畿内臣庶的俸禄，孟子所述卿大夫元士的俸禄，与各经不合。考证《春秋》，三公的爵位称公，就应当同大国君主的俸禄；卿的爵位称伯，就应当同次国君主的俸禄；中大夫的爵位称子，就应当同子男的俸禄；下大夫称子，那么他的爵位视附庸之君与大国之孤，而俸禄的收入也应当视附庸之君，大概是小国君主的一半。看《秋官·掌客》诸侯接待王臣的礼仪，三公视同上公，卿视同侯伯，大夫视同子男，也与《春秋》相合，应当以此为准。其元士以下，也依照命数来分派俸禄，那么元士视同列国之卿，中士视同其大夫，下士视同上士。大概爵位尊于侯国之士，那么俸禄也应当加厚，《掌客》“士视诸侯之卿”的礼仪，也是证据。又公卿大夫士庶的俸禄，都供给自公田，官吏有更换，而田赋无增减。田是母，官吏是子，如果供给他们田地，永远作为常业，也就足够了。一定要收入司禄然后供给他们的，大概是因为每年有丰歉，功劳有上下，所以一定要收归官府然后供给他们，所谓“家削之赋，以待匪颁”，并且以示君上养贤之意。其公卿大夫各有采地，而他们用来治理采地的，又各有官。大概治理王朝官府之事，就食在朝，家削之匪颁；治理甸稍县都之地，就又应当食采地之常禄，如宋朝之兼官，则有兼禄，也是优厚君子之道。而他们所统辖的乡遂都鄙之吏，则各食于其地。入则所谓禄位以驭其士，大约一视其爵以为禄也。那么司禄所掌管的，也不过如此，而周室班禄的制度，大概没有不可得知的吧？

颁禄定法

侯国大夫士，庶人在官者之禄，槀人职说：“试其弓弩，以下上其食。”孟子说：“耕者之所获，上农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禄以是为差。若如周礼之法，则上其食者，如上地家七人；下其食者，如下地家五人；平等如中地家五人矣。合用田百亩，可供九人至五人。”

下士之禄。孟子说：“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合用田百亩，可食九人，当一井公田之入。”

中士之禄。孟子说：“中士倍下士。”合用田二百亩，可食十六人，当二井公田之入。

上士之禄。孟子说：“上士倍中士。”合用田四百亩，可食三十二人，当四井公田之入。

下大夫之禄。孟子说：“大夫倍上士。”合用田八百亩，可食六十四人，当八井公田之入。

以上侯国大夫士命虽不同，而禄无隆杀。大概少了就无法维持生计。

侯国君卿，大国卿之禄。孟子说：“卿禄四大夫，田三千二百亩，可食二百八十八人，当三十二井，公田之入。”

大国君之禄。孟子说：“君十卿禄，田三万二千亩，可食二

译一千八百八十人，相当于三百二十口井。这是公田的产出。

译次国卿的俸禄。孟子说：“卿的俸禄是大夫三倍，田地二千四百亩，可供养二百一十六人，相当于二十四井公田的收入。”

次国君的俸禄。孟子说：“国君的俸禄是卿十倍，田地二万四千亩，可供养二千一百六十人，相当于二百四十井公田的收入。”

小国卿的俸禄。孟子说：“卿的俸禄是大夫两倍，田地一千六百亩，可供养一百四十四人，相当于十六井公田的收入。”

小国君的俸禄。孟子说：“国君的俸禄是卿十倍，田地一万六千亩，可供养一千四百四十人，相当于一百六十井公田的收入。以上这三等，侯国卿的俸禄，都低于国君十倍。大臣与国君休戚与共，所以随着国家大小的不同，俸禄与国君相差十倍。”

王朝公卿大夫的俸禄，公的俸禄，《掌客》篇规定三公比照上公，《春秋》中三公称为公，俸禄应当比照大国国君。卿的俸禄，《掌客》篇规定卿比照侯伯，《春秋》中卿称为伯，俸禄应当比照次国国君。中大夫的俸禄，《掌客》篇规定大夫比照子男，《春秋》中大夫称为子，俸禄应当比照小国国君。下大夫的俸禄，《春秋》中下大夫称字，与附庸国的国君、公的孤同俸禄，大概是比照附庸国国君，为子男的一半。

王朝的士，元士三命，比照列国的卿，三等国家的卿俸禄不同，大概是根据其功劳来定高低。

中士再命，比照大国的大夫，田地十六井。

下士一命，比照小国的大夫，田地八井。

以上都是依据命数来分定俸禄，不同于侯国三等士的俸禄。

司裘在王大射时，供给虎侯、熊侯、豹侯，并设置靶心；诸侯则供给熊侯、豹侯，大夫则供给麋侯，都设置靶心。大射是指诸侯春季献功，并贡士给天子，天子与他们在水泽边的宫室射礼，选拔士人用于祭祀。其法度特别严格，用虎、熊、豹、麋的皮制作箭靶，中间栖放一个靶心作为目标。《考工记》所说张挂皮侯并栖放靶心，就是春季献功时的射礼。所有的侯都用布制作，《仪礼》中的“白质、丹质”就是如此。用兽皮作为节饰，是取制服猛兽的意义。

正和鹄都是射中的目标，但鹄只有一个，而正有五彩、三彩、二彩的不同。《诗经》说“不出正兮”，专指彩侯而言；《礼记》说“不失正鹄”，兼指皮侯和彩侯而言。

射人用射法治理射礼。天子以六耦射三侯，三获三容，音乐用《驺虞》九节五正。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获二容，音乐用《貍首》七节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获一容，音乐用《采苹》五节二正。士以三耦射一侯，一获一容，音乐用《采蘩》五节二正。这是诸侯朝会天子时的宾射，三侯指虎、熊、豹；二侯指熊、豹；大夫一侯指鹿、豕。这与诸侯习礼比选士人的大射相比，法度稍宽。天子的正内朱次，白次，苍次，黄外〇。《考工记》所谓“张五采之侯，则远国属也”。诸侯三正减〇黄，大夫士二正止朱绿。

乡射礼，所有的侯：天子用熊侯，白质；诸侯用麋侯，赤质；大夫用布侯，画以虎豹；士用布侯，画以鹿豕。所有画图的，都是丹质。这是天子宴享王朝群臣与休息老人而射的礼仪。熊、麋、虎、豹的字有误，应当以司裘篇：天子虎，诸侯熊，大夫麋为准。白质、赤质、丹质，都是布。看天子的弁带，都是朱里，那么这里也应当用丹质。天子虎，诸侯熊、豹都用全皮；大夫麋，士鹿、豕不用皮，只是画物而已。这是平时习射，法度尤其宽，所以用兽皮作为靶子，射中物即为中。考《考工记》所谓“张兽侯，则王以息燕”，大概没有正鹄，所以只说兽侯。

制作侯的尺度，梓人制作侯，宽与高相等，三分其宽而鹄占其一。上两个与其身三，下两个半之。《乡射礼记》说：“倍中以为躬，倍躬以为左右。舌下舌半，上舌上纲与下纲，出舌寻縜寸焉。”

广与崇方，高宽正方，三分其宽而鹄占其一，是说鹄占侯的三分之一，即《记》所说的倍中以为躬。上两个与其身三，是说身占一分，两个各占一分，共为三分，即《记》所说的倍躬以为左右舌。下两个半之，是说比上两个所出的数减半，即《记》所说的下舌半上舌。大概侯的形制上宽下窄，大概是像兽的后足敛缩，前足开张扑物的形状。上纲与下纲出舌寻縜寸焉，是说系舌的绳子出于舌八尺附一寸。

我想阐明周人两学的制度，所以依据古辟廱图，画出其大略如此。阅览者请不要拘泥于此。

长乐陈氏说：四代的学校，虞代有上庠、下庠，夏代有东序、西序，殷代有右学、左学，周代有东胶、虞庠，而周代又有辟廱、成均、瞽宗的名称。上庠、东序、左学、东胶，是大学，所以国老在这里养老

译下庠、西序、右学、虞庠，这些都是小学，所以庶老在这里养老。周代的辟廱就是成均，东胶就是东序，瞽宗就是右学。因为乐祖在这里，所以叫瞽宗；因为位于右边，所以叫右学。大抵周代的学校，成均居中，左边是东序，右边是瞽宗，这些都是大学。虞庠在国都的西边，所以是小学。《礼记》说：“天子视察学校，命令有司行事，祭祀先师先圣。事情结束后，于是前往东序，设置三老五更的席位。”又说：“在大学宴请三老五更，是用来教导诸侯的孝悌；在西学祭祀先贤，是用来教导诸侯的德行。”天子视察学校，那就是成均；命令有司行事，祭祀先师先圣，那就是在西学祭祀先贤。在西学祭祀先贤，那就是祭祀瞽宗。有司事情结束后，前往东序，设置三老五更的席位，那就是在东胶养老国老。在东胶养老国老，那就是在大学宴请三老五更。既然如此，那么殷代的右学在周代称为西学，也称为瞽宗；夏代的东序在周代称为东胶，也称为大学。大抵夏代崇尚东方而轻视西方，殷代崇尚右边而轻视左边，周代所保留的特别崇尚其上者，那么右学、东序大概与成均一起建在一座土丘之上。由此看来，成均颁布学政，右边祭祀乐祖，东序养老三老五更，右学、东序不仅保留其制度，而且根据其所崇尚的方向来定位。按：东序，序是屋名，用来习射的在东边，所以叫东序。东胶，就是东序的意思。所谓瞽宗，瞽者擅长声乐，学者所效法的在西边，所以也叫右学。学校的左右各有其含义，至于辟廱、成均、大学，则是它们的总称。《诗经·大雅·灵台》篇说：“于乐辟廱。”辟，大；廱，和。主管大司乐典乐以教导贵族子弟，所以以此命名。一说是成均，均，调和，如同黄帝钧天之钧，取成就和谐的意义。水环绕在外面的，就是所谓的泽宫。习乐的人必须专心致志才能成功，所以在泽中的土丘上建立学宫，使没有杂念干扰。《周礼》称为大司乐，就是《礼记》中的大乐正，指其所掌管的事务。又称为大司成，因为他掌管成均的法度。实际上只是一个职位。陈氏综合各处融会贯通地解释，使没有不合他说法的地方，很好。成均颁布学政没有根据，大抵天子视察学校，主要在于尊师乞言，或者合乐进用人才，并不是另外有学政的颁布。就像视察军队主要在于拜将犒军，或者更换军队主帅，并不是另外有军政的颁布。学政统一于师，就像军政统一于将一样。而且天子所到的地方，自然有大次、小次。如果说成均居中来颁布学政，这是后世自尊大的事情，难道是成周的制度吗？我因此画图如右，再用《文王世子》所载来考证：“春秋学习干戈，秋冬学习羽籥，都在东序；春诵、夏弦，大师在瞽宗教导；秋学礼，执礼者教导；冬读书，典书者教导。礼在瞽宗，书在上庠。凡是祭祀与养老、乞言、合语之礼，都由小乐正在东序教导；大乐正乐舞、干戚、语説、命乞言，都由大乐正教授。大司成论説在东序。”大抵舞蹈是乐中大的，乞言、合语是礼中大的，论説是通其义的，而都在东序，那么东序是学成的人居住的地方。诵诗、弦歌，是乐中小的，执礼乐中等的，而都在瞽宗，那么瞽宗是初入大学的人居住的地方。至于读书，则还没有离开小学的事情，所以还在上庠。上庠就是虞庠小学，十四岁未成童以下的学习，年少还不可以远出。

译所以在国家的西郊。

《乡饮酒义》：

乡饮酒的礼仪，违背礼经宗旨的有两点：其一，是宾、僎、介、主的含义不明确；其二，是铺设席位的方向不正确。所谓乡饮酒，是以养老为义。天子在大学养老，诸侯在国学养老，所以乡大夫在乡学养老。所谓主，就是乡大夫；所谓宾，是一乡中年龄和德行最尊贵的人；所谓介，是年龄和德行仅次于宾，用来辅助宾的人。古人每件事都必有介，用来辅助其不足之处。所谓僎，是什么呢？是众宾中地位尊贵的人。《仪礼》说：宾如果有更尊贵的，如三公、大夫，那么既有一人举觯后，就入席坐在宾的东边，说的就是这个。所谓三公、大夫，是指天子的三公、卿大夫退休而在乡里的人。如果按爵位排序而越级居于宾的位置，就委屈了年长者而失去了养老的意义；如果按年龄排序而降居在宾之下，就委屈了其爵位而非贵贵的礼节。所以另外在宾的东边设置席位让他们坐。《周礼》中党正在序堂饮酒以端正年龄位次，三命以上者不按年龄排序，就是这个位置。主、宾、介、僎的含义既然明确了，然后他们的位置就可以端正了。堂上的位置，没有比南面正中更尊贵的，因为它有尊位。让宾坐在西北，是说在北面朝南而稍偏西。僎则席设在宾的东边，尊贵与宾并列。介则在宾阶上东面，以接受生气，也是尊者所居。主则在阼阶上西面，其位置较低，是自卑而尊人。所以所谓西北，是说在北而稍偏西；东北，是说在北而稍偏东；西南，是说在南而稍偏西；东南，是说在南而稍偏东。并不是宾坐西北而面向巽方，僎坐东北而面向坤方，介坐西南而面向艮方，主坐东南而面向乾方。现在的人不知道僎的含义，如知道县令为主，就有以丞簿为僎的，是因为记载说僎以辅助主人而误解了。其座位则是四角相对，古代从未有过这种坐向的说法。说“席不正不坐”，如果这样还能算是正吗？看《仪礼》中宾升席从西方，介、主人升席从北方，降席从南方，大概设置必定是正方向，所以升降也是正方向。而且记载也说：“宾必南向，介必东向。”现在的人设置四角方向的，是因为记载说四角之位而误解了。按《礼记·乡饮酒义》阐发切当，但也有纯粹驳杂混乱的地方，不能不引起后人的疑惑。如说“介、僎象征日月”，又说“立三宾以象征三光”，这三宾又成了日月了。而且大宾主于一，只有主人向众宾献酒，那么众宾中升拜受酒的只有三人罢了，何曾有所谓三宾呢？它说“僎以辅助主人，赞是主人的辅助，僎也是宾”，怎么能说坐在东北的僎以辅助主人呢？堂上的位置，以向明为尊，其次则东面以接受生气为尊。宾与僎既然南面，那么介自然应当东面，主人居南而西面，也是必然的道理。何必以温和之气配僎与主，严凝之气配介与宾，反而失去了僎、宾、介、主的大义呢？古人制礼，哭踊揖让必成于三，所以说“让之三也”。象征月亮三日而成魄，那么哭踊，难道也是象征月亮而做的吗？羞肉出自东房，在堂东北烹狗，都出于主人的意思，却说祖先阳气发于东方，都不免牵强附会。

《春官·司服》：凡军事，韦弁服；视朝，则皮弁服。《夏官·弁师》：王的皮弁，用五彩玉璂、象牙邸、玉笄装饰，用皮六方防之，其合防处以五彩玉饰十二个装饰于会中。《诗经》所谓“会弁如星”，又说“其弁伊綦”。象邸，是以象牙置于弁顶辏处。玉笄，是贯于弁中以固定。诸侯的弁，会三采；子男而下，会二采。此图五斿乃是子男冕。其冠武上覆及延、纽、紞、瑱、纮、缨、笄等之制，上下通用，所不同的是天子缫十有二就，其余则依命数而为之，与玉之美恶、色之多寡以为等差。

章甫说：

《玉藻》记载：朝服端，夕服深衣。对公西华说：“穿端服，戴章甫冠，愿为小相。”《儒行》记载：孔子年轻时居鲁，穿逢掖之衣；长大后居宋，戴章甫之冠。所谓“端”，即《玉藻》之端；《儒行》“逢掖之衣”，即《玉藻》之深衣。看《论语》以“端章甫”并称，则章甫者，本是端服之冠。看《儒行》以章甫、逢掖皆为孔子所服，则章甫亦可为深衣之冠。叔孙通去古未远，所传之制似为有法。所谓“进贤冠”者，今之朝冠，即其遗制。但后有山为少异，盖山不丽于天殊。失灋象之旨，谨参酌制之画图如右。夫前髙广者，人向明而立，日月星辰皆在前，髙明广大之象，而背后敛于天枢，故卑鋭也。三辟积者，灋三光之垂象也。武以着冠，簪缨以为固也。章之云者，尔雅

译山正平说：“章甫”这个词，是美好、宏大的称谓，说的是这种冠的平正、美好、宏大，戴上它观看，自然能看出它没有差错。后世进贤冠、卷容冠、纶巾等形制，都不超出这个范围。又查考丧冠与此没有两样，大概古人的冠用于吉礼，也就用于凶礼，所以《曾子问》中有穿着丧服而戴冠的记载。如今吉冠的形制已经废弃，丧冠的形制还保留着，只是太过简陋，世人于是把它视为凶礼特有的异类。现在确定章甫的形制像这样，人们将会认为吉礼的冠与凶礼的冠相同，却不知道古代的凶礼原本就源于吉礼。头部圆形象征天，冠用来覆盖头部，所以它的上部必定是圆的，像弁、像缁撮，都没有平直的顶部，只有冕是平的，以效法天南北两极作为天枢轴的象征。又因为南极深入地下，北极高出地面，都是三十六度，所以也象征它前低后高，并且用来表示尊贵者谦卑待人的意思。现在的头巾大都是四角平顶，大地有四方，治理大地称为平，所以脚部方形象征地。鞋履之道如同磨刀石般平整，冠与鞋履形制相同，难道不是头圆象征天、足方象征地的道理吗？

译《诗经·都人士》篇中提到的“台笠缁撮”，是太古时代的服饰。它只用来覆盖发髻，所以名叫“撮”。大概像弁、冕这类冠帽，在当时都还没有出现。古代圣贤的画像，多使用这种头饰。后世王者的制度虽然华美，但依然不忘根本。它的形状与现在道家所戴的帽子相似，是因为老子想要恢复太古的大道，所以他的头饰也采用太古的样式。

〇端端衰深衣说

经典中有“端衰”的名称，但其形制不见于古代的称呼。端衰，是说衰的形制就是端。查考《仪礼·丧服》记载，衣【上衣称为衣】长二尺二寸，这是衣服的主体部分，其长度可以到达腰部【腰部称为无骨】；衣带下方再加一尺，意思是二尺二寸之外，又延长一尺【整体裁剪不像现在那样剪断再缝合造成支离破碎】，用来遮盖下裳，体现天覆地载的意义。袖子【手臂所穿的部分】与衣身相连，袖口【袖子的开口】宽一尺二寸，这是袖口的宽度。衣襟二尺五寸，衣襟指内外两襟【从《论语》中“左衽”可以看出，旧解认为衣襟下垂是错误的】；衣服总长三尺二寸，衣襟减少七寸，是担心妨碍行动，从缝合在衣身上的地方算起。

然后逐渐收窄直到腋下，并系上小衣带，这样才便于身体活动。其裁剪方法是内外衣襟交叉裁剪，这都是顺应自然之势。后人误以为这是燕尾形状。“适”的意思是主，说它是衣服的主要部分，即衣领。宽四寸，超出衰的部分，是说领宽四寸而长八寸【衰宽六寸，超出衰的部分所以长八寸】。注疏说“适”是“辟领”，这是什么意思呢？“辟”的意思是夹。衣服在开叉肩部已经有布补缀，所谓“塞于宽处”就是这样。另外加上衣领，这就是“辟”。于是坚固厚实可以提携，垂在脖子两旁各八寸，所以又叫“左适右适”。其正中反折的地方自然像矩尺一样方正，所以又叫“曲袷如矩”。衰负，是古人用来前后掩护心口的。大概心是神明的居所，后面有肺作为华盖，前面有骨骼作为防护，而天上的五帝座也有华盖覆盖在上面，勾陈星宿在前方防护，所以取象如此。负的宽度超出适一寸，那么方形就是一尺。衰宽六寸，博宽四寸，形状稍长像心形。这些都在衣服内部，因为缝线向外，所以都在外面，称为“负”，是因为它承担在背部。衰的意思，是说凡是丧事万般忧虑都衰败，极尽无装饰而缝线向外，所以就把所见到的称为衰。凡是衰的缝边都在外面【缝边在外】，裳的缝边都在里面【缝边向内】；如果是齐衰，裳在内而衰在外，因为礼制中吉事凶事道路不同，不得相互干扰，所以丧服都反着吉服的缝边，下缝都向外，那么衣服自然就反过来了。《仪礼》先叙述五服，最后总结说“凡是衰的形制”，是说五服的衰都是这样，不仅仅指斩衰。大概衰的区别在于齐衰、斩衰以及升数，而不在于适、负、衰以及外削幅。先儒说齐衰以下没有适、负、衰，是因为寻求其义理的错误，又认为缝边向内，都是没有深入考究经文。至于裳，五服都是内削幅，下体轻所以不变，幅都是三袧，所谓帷裳。下缝只有斩衰向外，齐衰以下都向内，不全是凶服的样式。衰是反着端来制作的，所以称为端衰。现在想要制作端，也是反着衰来制作而已。衣带下方的袖子、袖口、适、裳，大概没有不同，只是内削幅，所以前后掩护心口的部分，后面的负、前面的端都在衣服内部。为什么称为端呢？大概因为衣裳都均齐方正，没有圆袖、缝掖、邪裳等形制，而用来掩护心口的部分端正地处在心口，所以因此得名，也取此作为教化。至于深衣的形制，则是取衣裳相通，合为一体，而其长度到达脚踝【脚部的圆骨】，所以因此以“深”命名。而其形制在端的基础上有所增减，但没有大的差异。所以上面是端的衣，只是缝合腋下，而袖子做成圆形，所以说“袼的高低可以运转肘部【肱臂交接处】，袖子圆形以符合圆规”。下面是端的裳，只是用六幅交叉裁剪，成为十二幅，所以说“对应十二月”。窄的在上面，宽的在下面，所以说“深衣”。三袧【袧一尺二寸，三倍是三尺六寸】，防齐倍腰【七尺二寸】，又说“不是帷裳，必定在前后收窄”。六幅各自以边缘向里，而裁剪处向旁，不加修剪，制成衣服，自然平整而且笔直，所以说“负绳及踝以符合直”，“下摆如权衡以符合平”。只有长中继掩一尺，才是制作衣裳腰缝的方法。大概上衣二尺二寸，到达腰部，这是人的中部。带下加一尺，就长了。内部对应其中，接着是裳，所以衣服遮盖裳一尺，所以说“长中继掩尺”。如果说上衣长于人的中部，以及遮盖在裳的衔接处一尺。正因为如此，既不失覆载的意义，而衣裳合一，深奥适宜，所以可以作为便服穿着。深衣白色而边缘黑色，从后面看，黑色边缘像燕尾一样，就是后人误把衣襟当作燕尾的。古代的衣服，一定是上衣下裳，颜色也不同，大概取法于乾坤，其意义极为精微。只有妇人的衣裳同色，取从一而终的意义。现在的服饰大多都是长衫的形制，只有朝祭的服饰上下还保留，而其颜色形制符合古制的很少。至于君子寻求古制而不得，那么人

译穿着奇异的服饰；小人厌倦当今的服饰而思念奇异之物，就会每天更换新衣。古代天子巡视守土时，统一服饰，并在城门关卡禁止穿着奇异服饰。古代的君子，如果不是先王的法定服饰就不敢穿着，这也是考究礼制的人所应当知道的。

译裼袭的意义

祭祀昊天上帝时，穿着大裘并戴着冕。穿着羔裘时从容自在，穿着狐裘则用于上朝。犬羊的皮裘不露出裼衣，是因为它们没有文采装饰。不露出裼衣，是皮裘的裼法，是为了显露美好。吊丧时则穿着袭衣，是不追求尽善尽美的装饰。国君在时则露出裼衣，是追求尽善尽美的装饰。穿着袭衣，是为了充实美好。因此，尸穿着袭衣，执玉时穿着袭衣，没有事务时则露出裼衣，是不敢自认为充实美好。执玉时，如果有借用的情况就露出裼衣，如果没有借用的情况就穿着袭衣。子游露出裼衣去吊丧，主人已经小敛，括发快步走出，穿着袭衣系着丧带进入。丧礼中有袒露手臂的时候，也有遮盖手臂的时候。孔子穿着黑色衣服配羔裘，白色衣服配麑裘，黄色衣服配狐裘。国君穿着狐白裘，用锦衣来露出裼衣。君子（孔子）穿着狐青裘，豹皮袖口，用绡衣来露出裼衣。麛裘配青豻袖口（即素衣），用绞衣来露出裼衣。羔裘配豹皮装饰，用缁衣来露出裼衣。狐裘用黄衣来露出裼衣。表裘不进入公门，袭裘不进入公门。没有恭敬的事务，不敢袒露裼衣。劳累时不袒露，暑热时不撩起下裳。

旧说认为古人贴身穿着袍襗之类的衣服，外面夏天穿葛衣冬天穿皮裘，上面都有裼衣，裼衣上面有袭衣，袭衣上面有日常穿着的衣服，比如皮弁服和深衣之类。掩着不开叫做袭，如果打开露出裼衣就叫做裼。这种说法怎么不合人情呢？我认为裼袭只有皮裘才有，如果是葛衣就直接露在外面，外面加上礼服罢了。如果穿着葛衣又加上裼衣袭衣和常服，这难道是夏天适宜的吗？看《诗经》说：“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绉絺是绁绊也。”是说用展衣蒙在绉絺上面。又说：“是以有衮衣兮，”大概是成王在七月迎接周公，诗人指出所见周公的衣服。冬天则在常服外面加上礼服，礼服外面有皮裘，皮裘外面或者裼或者袭。裼则领袖下摆都露出文采，袭则完全遮盖不露出。大概是裼就不袭，袭就不裼，不是既有裼又有袭。因为皮裘加在礼服外面，举目即见，所以古人多指皮裘而不指礼服。比如大裘而冕，狐裘以朝，君衣狐白裘，这类很多。如果皮裘在礼衣裼袭之内，重重掩覆，怎么能看见呢？至于说打开露出裼衣，古人行大礼的时候，衣服怎么能如此不肃整呢？难道是绁绊的意思吗？冕服是用来彰显德行的，所以把皮裘加在上面。大概皮裘是衣服的根本，皮裘加在衮服上，就像鞞加在裳上一样。而且夏天主发散，冬天主敛藏，夏天表冬天里，也是法象的一件事情。那么怎么区别呢？君臣处理事务的皮裘颜色各不相同，而它们的裼衣与之相称，即通过外表可以知道里面。礼有以文采为贵的，有以质朴为贵的。国君在时裼袭，皮裘不进入公门，有借用的情况就裼，这是追求尽善尽美的装饰。这是以文采为贵。尸袭执玉，袭，没有借用的情况就袭，这是充实美好。这是以质朴为贵。没有事务时裼，崇尚文采。吊丧时袭，去除装饰。丧礼的袭，不是袭皮裘，是说有时袒露手臂，有时不袒露但只用衣服遮盖手臂罢了。大概是去除装饰到了极点，难道还以皮裘的文采为贵而再讨论其袭不袭吗？儿子侍奉父母也应当崇尚文采，衣服镶边用青色，衣服镶边用彩色就是这样，正宜穿着裼衣。所谓不敢袒裼，是说没有像割牲芸之类的恭敬事务，不敢自己选择便利袒裼露出臂以上。裼袭二字是借义，不是正指裼衣袭衣。素裘不进入公门，是说完全露出文采，而没有裼衣在外面，厌恶其防碍。犬羊的皮裘不裼，是说它们没有文采，不需要裼。那么庶人也不敢穿着皮裘进入公门了。又《诗经》说：“衣锦防衣，裳锦褧裳。”那么可能是春秋之时，穿着锦衣而尚之以防，不是比锦衣以裼之外，还有防衣。

典瑞：王晋大圭，执镇圭，缫籍五采，五就，以朝日（说朝日，那么凡是大祀都这样）

《考工记》：大圭长三尺，杼上，终葵首。《记·玉藻》：天子搢珽，方正于天下。它的形状直方，厚一寸，上面稍薄，以便于搢，所以说杼上终。杼，是剡的意思；葵首，是葵杀的意思。是说削减其首的厚度。一名介圭，介是大。

镇是安的意思，刻四镇山，以义推之，背面各二，取镇安四方的意思，尺有二寸，法天数。

珍是重的意思。天子的圭，尺有二寸，没有比它更重的。此圭符合其度，所以以珍命名。它不同于镇圭，大概是不刻。召监守重臣，以及用它来发仓廪，用的都是莫大之事。

《考工记》：天子执瑁四寸以朝诸侯，玉方四寸，邪刻其下，辑诸侯五瑞，合其剡者以为信，取名于冒者，覆冒天下的意思。

公执桓圭，象桓楹，双植形，九寸者九命。

侯执信圭，五等诸侯独以侯称，所以所执也以信命名。七寸者，七命。

伯执躬圭，象人身之形，似信圭微屈，七寸者亦七命。

典瑞：琬圭以治徳，以结好。《考工记》：琬圭九寸而缫，以象徳。琬是圆的意思，是说规其首。

典瑞，琰圭以易行，以除慝。《考工记》：琰圭九寸，判规判防也。从圆而剖之，为两峰，取刚制

译这是“和善”的意义。

《典瑞》说：“用谷圭来调和危难，用来聘娶女子。”考察《考工记》说：“谷圭长七寸，天子用来聘娶女子。”谷有和善、生生不息的意义。

译典瑞职掌：“四圭有邸，用来祭祀天，旅祭上帝。”《考工记》说：“四圭长一尺二寸，用来祭祀天。”

用璧作为底座，在上面竖立四根圭。璧是圆的，用来象征天；四圭，是四季的象征。十二寸，是天数的体现。

典瑞职掌：“两圭有邸，用来祭祀地。旅祭四方之神。”《考工记》说：“两圭长五寸有邸，用来祭祀地。”

用琮作为底座，在上面竖立两根圭。琮是方的，用来象征地；两圭，是大地裂开的象征。五寸，是天数的一半。

典瑞职掌：“圭和璧，用来祭祀日月星辰。”《考工记》说：“圭和璧长五寸，圭树立在璧上，因为日月星辰依附于天。”

大司徒用土圭的方法测量土地的深浅，校正日影，日影长一尺五寸，称为地中。凡是建立邦国，用土圭测量其土地从而划定其疆域。

典瑞职掌：“土圭用来招致四时，封赐诸侯国，则依据土地。”

典瑞职掌：“祼圭，配有瓒，用来陈列先王，用来祼祭宾客。”《考工记》说：“祼圭长一尺二寸，配有瓒，用来祭祀宗庙。”《祭统》说：“君主手持圭瓒祼祭尸，大宗伯手持璋瓒进行亚祼，瓒用来承接郁鬯酒，圭作为柄。”

半圭称为璋。《聘礼》中，璋配以皮币。二王之后享祭后妃，使用璋。祭祀礼仪，使用赤璋。礼敬南方，收敛玉首使用璋。

典瑞职掌：“牙璋用来征发军旅，用来治理兵守。”《考工记》说：“牙璋即中璋，长七寸，射长二寸，厚一寸。”牙，是猛兽的兵器，刻成牙齿的形状，所以以牙命名。取有备司杀的意义。有人说：“牙璋，中璋，长七寸，是说如同璋的尺度罢了，并非说中璋也用来征发军队。”应当以《典瑞》为依据。

《诗经》说：“济济辟王，左右奉璋。”又说：“瑟彼玉瓒，黄流在中。”典瑞职掌：“璋邸射，用来祭祀山川，用来馈赠宾客。”《祭统》说：“大宗伯手持璋瓒，进行亚祼。”《考工记》说：“大璋，中璋长九寸，边璋长七寸，射长四寸，厚一寸，黄金勺，青金外，朱中，鼻长一寸，衡长四寸，有缫。天子用来巡守，宗祝在前面牵马。大璋也是如此。诸侯用来聘问女子。”又说：“璋邸射，素功用来祭祀山川，致送稍饩。”

玉肉宽度是玉孔宽度的两倍称为璧，玉不刻的地方称为肉，中空刻的地方称为好。肉倍好者，肉和好的比例是三分之，肉两旁占两份好，好占一份。

子执谷璧，以养人为义。

男执蒲璧，以安人为义。

按：璧圆而中空，所以子男的璧，古图都是圆形。但是侯伯的圭，长七寸；子男的圭，四面圆径五寸。那么比起圭来反而显得厚重，而且天子的瑁，是用来合五瑞的。如果宽五寸，那么又怎么合呢？我认为应当是圆长的形状，宽三寸而长五寸。这样既小于躬圭，又不妨碍合瑁。谨存此说以待知者。

《考工记》说：“璧羡度尺，好三寸以为度。大概内倍好称为璧。凡是璧好一肉，两个好的周长是三寸，那么肉的外周长就是九寸。璧羡者九寸，而羡余一寸，所以度尺。”

好倍肉称为环：以肉计，好占六分之肉，两旁得二，好得四。

肉好相等，称为瑗；以肉好四分之，肉两旁得二，好得二。

半璧称为璜，北方所用。冬物伏藏，天半见地上的象征。

《考工记》驵琮五寸，宗后以为权。

《考工记》大琮十二寸，射四寸，厚一寸，是谓内镇，宗后守之。

《考工记》驵琮七寸，鼻一寸半，天子以为权。

琥的形制无考，旧说刻伏虎形。然而六玉没有象物的，以例推之：北方是阳气之始，瓒为半璧；西方是阴气之成，琥大概是半琮吧？西方属白虎，所以以此取名。

瑞玉说

按：玉具备天地之全德，记载所载备矣。圭为直方，象纵立而贯通上下之形，是玉的主宰。璧圆虚中，以象天；琮八方，以象地。又圭鋭其首，象春德之发生。夏则一阴生，不如春德之盛，所以半圭曰璋，是夏的象征。冬一阳复，天之德，所以半璧。

说：“璜，秋阴盛，地之德，琥大概是半琮吧？这六者的形状，圣人用来比拟三才，其义精矣。”所以天子诸侯执之以为瑞玉，从其德之所征，曰瑞；自天子所颁，曰命；自传之不失，曰守。镇圭长一尺二寸，天子守之，凡行大礼所执也。大圭长三尺，天子以为笏，平日所执，有事则搢焉也。冒玉长四寸，天子用来合诸侯之瑞，所以朝诸侯者也。大琮长一尺二寸，宗后守之，以为内镇。宗后者，或先王之后，或王后世次相传，以主内政，故曰宗也【以上天子及后之玉】命圭长九寸，谓之桓圭，公守之。命圭长七寸，谓之信圭、躬圭，侯伯守之。璧长五寸，谓之谷璧、蒲璧，子男守之。诸侯朝会于天子及自相朝会，则执以为信者也。朝会之后，则有享天子及后之礼，虞书所谓五玉之贽也。小行人合六币：圭以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锦，琥以绣，璜以黼。《考工记》

译《周礼》说：“璧和琮长九寸，诸侯用来进献天子。”大概是用璧进献天子，用琮进献王后，所以总称用璧琮进献天子。《考工记》又说：“刻有纹饰的琮长八寸，诸侯用来进献夫人。”那么诸侯互相进献也使用璧琮，只是使用刻有纹饰的罢了。诸侯派遣臣子聘问天子，以及诸侯国之间互相聘问，不应当使用诸侯作为信物的守圭和璧，所以用刻有纹饰的圭、璋、璧、琮来进行聘问【以上为诸侯及其臣子朝见、进献所用的玉器】。至于用于祭祀的：四圭长一尺二寸，用来祭祀天和旅祭上帝。两圭长五寸，用来祭祀地和旅祭四方之神。圭和璧长五寸，用来祭祀日、月、星辰。这些是祭祀神灵的玉器，如同神灵的主宰一样。苍色的璧用来礼敬天，黄色的琮用来礼敬地，青色的圭用来礼敬东方，赤色的璋用来礼敬南方，白色的琥用来礼敬西方，黑色的璜用来礼敬北方。这些是礼敬神灵的玉器，如同进献祭品一样。祼圭长一尺二寸，用来祭祀先王，用来祼礼宾客。璋邸射，用来祭祀山川，用来造访和赠答宾客。这就是《考工记》所说的：“大璋、中璋长九寸，边璋长七寸，天子用来巡守，宗祝用来在马前引导。”这些用于宗庙、山川和祼地，以招降神灵。用于宾客，礼敬宾客如同礼敬神灵【以上为祭祀所用的玉器】。至于国家举行重大事务，而以玉器作为信物的：珍圭用来征召诸侯，用来赈恤凶荒。琬圭长九寸，用来治理德行，用来结好盟约。琰圭长九寸，用来改变行为，用来消除邪恶。谷圭长七寸，用来和解危难；天子用来聘问女子。牙璋长七寸，用来发动军队，用来治理军队和守卫。这是因为根据事务使用玉器，所以模仿事务的性质来命名器物【诸侯聘问女子，则使用中璋，地位仅次于天子的圭。以上为举行重大事务的信玉】。又作为法器的玉器：土圭长一尺五寸，用来测定日影，分封诸侯国则用来划分土地；璧的羡度一尺，孔径三寸，用来作为度量标准；驵琮长五寸，王后用来作为权器。凡是建立国家的市肆度量，都由王后制定。驵琮长七寸，鼻长一寸半，天子用来作为权器。这是先王统一天下的律、度量、衡，保存其定制，那么长久也不会出现谬误【以上为法器的玉器】。驵圭、璋、璧、琮、琥、璜的渠眉，以及疏孔的璧琮用来收敛尸体，这些用于死者，以礼敬天地的方式，来礼敬死者。玉器的用途，作为瑞信，作为祭祀，作为信物，作为法器，作为养生，作为送死。至于只有君主才能享用玉食，则有像《月令》所载的服玉。又如〇玉、佩玉、车器装饰玉、玩好之玉，散见于经传之中，不能全部列举。这是圣王之所以重视它，而天下都把它作为礼制的原因，大概是因为它制成的器物可以适用，所以用来互相赠送。

译大常、旂、旗、旐、旟、旞、旜、旌，这些物品合称为九旗，是天子、诸侯及众臣平时在车上所树立的旗帜。上面绘制其形象并书写其名号，因此其幅面纵向较长以形成纹饰。树立在车上时，必定要以两两相对为原则，所以日月、交龙、熊虎、鸟隼、〇蛇等图案都采用成双的制度。又如天子在宫室帷帐前设立旌门，诸侯在临时驻扎处设置旂，也都应当以两两相对为原则。绘制日月、熊虎等图案时，每一面旗帜只画一种物象，旧制规定每幅都要绘制，那样就无法让远处的人看清了，这是不对的。旗幅称为“防”，防下垂的部分称为“斿”，斿就是旗幅末端削尖后下垂的部分。大常有十二斿，即十二幅，其余九斿、七斿、五斿的旗帜也都是如此。旗帜的高度以幅数为节度，宽度占高度的三分之一。“防”音同“杉”，“斿”音同“由”或“流”。

巾车驾玉路，树立大常，有十二斿，用于祭祀。司常规定，绘有日月的称为常，《仪礼》中说大旂上绘有日月，以及升龙和降龙。《郊特牲》中说龙纹章上设有日月。《左传》中说三辰（日月星）绘于旂旗，《曲礼》中说招摇星在上【按：日月星辰，唐虞时期用作衣服上的纹饰，周人则将其画在旗帜上作为大常，只有天子可以树立。但司常中有日月却没有星辰，是因为《礼记》说招摇在上，旧注认为招摇即北斗第七星摇光，这很有道理。因为北斗斗柄所指的方向对应十二个月的建位，天帝借此颁布政令，所以王的中军绘制北斗星，用来指挥万众。因此，日月称为大常，是祭祀时树立的；北斗星也称为大常，则是军事行动中中军所树立的。然而观察《仪礼》《郊特牲》和《左传》的说法，交龙为旂，日月之下仍以交龙为形象；熊虎为旗，如王的侯爵画虎，才符合旗的名称】

乡师在四季田猎时，用司徒的大旗召集民众并排列队伍。遂人在征发野外劳役时，用遂的大旗召集民众。大司马在田猎之日，司马在后方标志的中间树立旗帜。等到召集民众时，树立大常。凡是旗帜，只有五路车所树立的为最大，所以这里说的大旗，都是指王的大常之旗。司马代替王作为将领，所以得以树立它。大司徒、遂人为王召集民众，所以也都称为大旗。

巾车驾金路，树立大旂，用于接待同姓诸侯，用于分封。司常规定，交龙为旂。按：天子的冕服，虽然有五等，如同众臣的制度，但五冕都以十二旒来区别等级。所以这大旂以下的四种旗帜，都应当像大常一样有十二斿。这交龙的图案，也应当像卷衣一样一升一降，如果诸侯只有升龙而已。下面的大赤、大白、大麾，其高度和宽度都应当像大常。

旂用于分封同姓诸侯，但其幅数自然应当依据九、七、五的命数，所以这是同姓上公所树立的。如果是同姓的侯伯，则应当从七；子男自然应当从五。异姓诸侯虽然不用于分封二王之后及作为上公九命者，但也得以树立它。

巾车驾象路，树立大赤，用于朝见，用于分封异姓诸侯。司常规定，道车，载旞，全羽为旞，用于天子朝觐之事。十二斿，异姓诸侯七命所树立的为七斿。如果是五命者，旗幅也应当以五为节度。

巾车驾革路，树立大白，用于出征，用于分封四卫。通帛为旜〇。卿树立旜，用于天子军旅之事，十二斿。四卫如同子男，以命数幅作为五节。如果是孤卿六命，则另当以六幅为节度。

巾车驾木路，树立大麾，用于田猎，用于分封蕃国。司常规定，斿车，载旌，析羽为旌。用于天子田猎之事，十二斿。蛮夷虽然强大，也称子。蕃国的旗幅，也以五为节度。

司常规定，熊虎为旗，师都树立旗。师都，是公的采地。三公八命，旗幅也以八为节度。

司常规定，〇蛇为旐；县鄙，树立旐。县鄙，是卿的采地。卿六命，旐以六为节度。

司常规定，鸟隼为旟，州里树立旟。州里，是乡遂大夫所统辖。除了公卿有采地者，大夫四命，旟以四为节度。

司常规定，杂帛为物，大夫、士树立物。间色，所以称为杂。大夫四命，士三命，二命。旗幅也以四、三、二为节度。

《诗经》中的“织文鸟章”，就是《礼记》所说的前朱雀。旧图绘制如上，道理或许如此。龙虎蛇也都相同。按：军中的旗帜主要用于指挥，所以其幅面宽广而飘扬〇。古文“旗”字作〇，正是这个意思。然而其数量都单独使用，不像车上的旗帜那样用两两相对，所以只称龙虎鸟蛇而已。

《诗经》中的“白斾央央”。旧图如此。大概麾主要用于布阵，想要其易于指挥，所以狭长。

九旗说

按：旗的意思是主，期望民众聚集在其下，古文作□□，是旗的形状。又从“期”字省略，会意。国家事务有常，旗用于天子、诸侯、众臣以辨别等级威严，书写名号。军事的旗帜用于区别前后左右的军队，又有小麾，作为进退〇疾徐的节度。它们的制度各不相同，不可以混淆。凡是旗帜的辨别，没有比颜色更重要的，所以绘制的以象物为主，而颜色包含其中；不绘制的则专门以颜色为主。司常及大司马所说的旂、旗、旐、旟，就是《礼记》中的。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〇武，四方的颜色包含在其中了。通帛就是大白，颜色纯粹而不施加采色，所以称为通。旜字从单，意思也是如此。孤卿树立它，取其跟随王而不敢专断；招集庶民用它，取其质朴无为的意思。白兵象，所以巾车王革路树立大白，道车即象路巾车王象路，

译建立大赤旗，那么这里说道车装载旞旗为大赤色，就非常明白了。斿车是君王用来巡游田猎的，也就是木路。巾车中君王乘坐木路时树立大麾。五路旗帜的顺序是：旂为青色，大赤为红色，大白为白色，那么大麾为黑色无疑。这里说斿车装载旌旗即大麾，那么它也是黑色也就明白了。至于杂帛这种物品，则没有可考证的依据，但根据前三种情况的例子来推断，它是青色的间色。大概旂、旗、旐、旟是有图案的四种颜色，旞、旜、旌是无图案的四种颜色，都不脱离四方之色。先儒没有明确说明它们的颜色，而是笼统地看待，所以难免有错误。九等旗帜中，大常只有君王使用，其他人不敢僭越，其余没有比大更尊贵的了。

译旂，因此与大赤、大白、大麾一起作为五路所建的旗帜。它们的高度和宽度都参照大常的标准。它们作为诸侯所建的旗帜，则用旂来分封同姓诸侯，用大赤来分封异姓诸侯，用大白来分封四卫，用大麾来分封蕃国，都如同巾车所说的那样。它们的高度和宽度则应当参照其命数。既然周王使用大常来象征天，公和同姓诸侯使用龙旗来象征变化。其余三路以及异姓、蕃卫之国，不取象征意义而仅以颜色区分，这是因为君主的道统没有不可以与诸臣相同的吗？在王畿之内，司常在大规模阅兵时协助大司马颁布旗帜：诸侯建旂，师都建旗，州里建旟，县鄙建旐，都是因为有军队统领，所以旗帜有所象征。卿建旜，卿大夫建物，都没有军队统领，所以他们的旗帜也没有象征意义。道车载旞，斿车载旌，这是周王在国内日常使用并随从出行的。只有大司马在振旅时建立的旗帜与此不同。我认为旌旗是为了统一一人的视听，所以在大阅时颁布，而在振旅时辨别，怎么会有两种标准呢？这大概是错简误文，不可强行解释。如果是安营布阵，那么旗帜麾节的制度，又各有法度。与平日所建的旗帜，有所不同罢了。

车制

按，凡是车的制度，方形且能承载重物的叫轸，也叫箱。四面宽度都是六尺六寸，大车深度八尺，兵车深度四尺四寸，小戎所说的浅收，乘车都是如此，以便于坐立。轸的下方，木头横向贯穿并固定于车上的，横着的叫轴，用来承受车轮；纵向的叫辀，用来安装衡木。与轴结合并在外侧运行的是轮，以轨宽八尺计算，除去车的宽度，那么轮厚七寸。轮的大小，兵车六尺六寸，田车六尺三寸，大的速度快，小的速度慢。支撑轮的是辐，辐有三十根；外侧支撑辐条，内侧承受轴的是毂，又叫軧。直径一尺，中间应有三四寸的圆孔，用来容纳轴。长一尺五寸，伸出轴外八寸。兵车长三尺二寸，所以叫畅毂。大概古代行军用车作为营垒，毂伸出轮二尺五寸，使它们排列整齐，不相磨击也不分离。轴贯穿毂而伸出，与毂齐平。轴的端头叫范，范上的板叫隂，用来约束毂，使轮不向外脱落。毂与轴交接处，运动容易损坏，所以各自施加金属。毂内的金属叫輨，轴头的金属叫辖。辀从车后延伸到前，长一丈四尺四寸，也叫辕。辀的端头高曲并安装横木以驾马的叫衡，又叫輗。平直并安装横木以驾牛的叫轭，又叫軏。马高牛低。辀弯曲处有皮革束缚，共有五处，所以叫五楘。驾在衡木两旁的马叫服，外侧的两匹马叫骖。皮革系在隂板上而骖马牵引于胸前的叫靷，也叫靳。隂板上有环用来系靷的叫续。皮革前系于衡，后系于轸的两端，驱赶两匹骖马使其不得向内靠拢的叫胁。驱马的缰绳叫辔，也叫鞗。手中握着并垂下的叫革。骖马内侧的辔系在轼前，叫軜。系軜的环叫觼。手握两匹服马的四条辔及两匹骖马的外侧辔来驾驭的叫六辔。用皮革做成环，总束六辔而游移不定的叫游环。马衔叫镳。颔下有钩，胸前带叫膺，而在膺上有樊缨，樊是马的大带，缨是駃。铃在镳上叫銮，在轼上叫和，有人说乘车的銮在衡上。轸上横木对着隂的叫轼，遮挡暑雨的叫盖，也叫轑。应当使用红色的鞹皮，遮蔽旁侧的叫簟笰，是用竹片编成的，并见于《齐诗·载驱》。因为藏用不常，所以经传中有时有有时无。在车旁加木以防倾侧的叫辅。《诗》说“无弃尔辅”，木头止住车将行时发出来的叫轫，也叫柅。梚以上车之索叫绥。尊者另有器具如短梯的叫□。凡是兵车，叫：軘輣，取其屯卫朋比之意；又叫：輶车，取其轻疾之意。如果还在上面加巢以望敌的，叫：轈。攻城的叫：临冲；轒防，妇人车及载衣物的，叫：辎軿。大概即使簟笰，因为漆而外黑，所以叫：辎；可以屏蔽，所以叫：軿。又叫：輼辌，取其如窗户可开闭之意。丧车及泥行载物的，叫：輀防辁。三者名殊，义同。四轮而低矮，取其安稳而不倾覆。又有大车叫：輂，取其载物多；小车叫轺，人助挽的，叫：辇。现在的大车，大概是輂之类；小车，大概是轺之类？这只是大概而已。仰观乾象，如五车轸辐，车府车肆，非常详细。所以圣王经略中原，车制与经界相表里，实为制戎马的精意；而平时则用来辨别等级威严，学者则用来观察才艺，其作用不小。后世大多从简便，平时则用肩舆，名存实亡，识者认为以人代畜，而深加非议。至于车战之法，遂不可复。然而古先哲王，岂故意制造这种迟缓的器具，而耗费无益的财物？上天岂设置这种无用的象呢？殊不知步骑现在虽然容易办理，而其败莫能支撑；车法开始虽然不容易迅速办理，而其功甚博。今人只计较开始的难易，而不推究最终的利害。譬如作室者，北人多以甄土为壁，每遇火灾不过数十家止矣；南人多以芦竹为壁，每延烧数千家，及其重建则复如之，徒取其始之易，而不顾其后之害，

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呢？从前魏胜制造如意车，使用它总是有效，可惜它的制造方法没有流传下来。夹漈郑氏在《车说》中说：圣人制造车，圆的是轮，方的是车厢，弯曲的是车辕，都有固定的制度，运转起来无穷无尽。使车停止的是轮；上面可以捧持、下面可以拱抱的是车厢；承载要平稳，行驶要便利，以倾斜为弊病，以翻覆为警戒的是车辕。轮用来运转，车厢用来承载，车辕用来驾驭，这三者具备然后车才能行驶。所以兵车和乘车的轮子，直径都是六尺六寸；田猎车的轮子，直径是六尺三寸。车毂利于转动，车辐笔直指向中心，车牙紧紧包裹车毂。车毂的材料中间是空的。容纳车轴的大孔称为贤，小孔称为轵。车毂外部是实心的以容纳车轴，所以二分在外面，一分在里面。车毂的末端就是轵，车毂的约束部分就是篆。车轴靠近车毂的部分称为股，靠近车牙的部分称为骹。股进入车毂中称为菑，股进入车牙中称为蚤。车牙的材料，有的称为渠，是因为它足够大以包裹车辐；有的称为揉，是因为用揉曲的木材制作它。车毂又有皮革用来牵引，车辐有绳索用来加固，车牙又有油漆用来装饰，这就是轮子的制度。再从车厢来考察，两侧车厢板向上伸出形成栏杆的部分称为较；较下面横着一根木头的部分称为式。轵则是车厢板竖立的部分，因为旁边停止在这里，所以叫轵。轛则是式竖立的部分，相对于人来说，所以叫轛。车厢后面的横木称为轸，式前面的横木称为轨，这就是车厢的制度。再从车辕来考察，国马的车辕深四尺七寸，田马的车辕深四尺，驽马的车辕深三尺三寸。正好位于伏兔的位置，环绕在前支撑衡木的部分称为颈，环绕在后承接轸木的部分称为踵，这就是车辕的制度。而且轮子中间有车轴，这就是所说的轴有三层道理。车厢下面有轐，这就是所说的加上轸和轐。车辕前面有衡木，这就是所说的衡任。车轴的木头则有轊，辅助车辐则称为辅。车厢中间的横木称为轸，连接木头承载车厢则称为輹。大车的车辕端部称为輗，小车的车辕端部称为軏。它们的制度虽然在《考工记》中没有见到，但总之它们的材料都是相互依赖以达到实用，缺少一个都不行。所以轸可以命名车厢，可以命名车，逹常可以命名部。轸前面的横木可以命名为辂，这又是因为一种材料而通称的。车的种类有长毂的，有短毂的，有杼轮的，有侔轮的，有反揉的，有仄揉的，有两轮的，有四轮的，有有辐的，有无辐的，有曲辕的，有直辕的，有一辕的，有两辕的，有直舆的，有曲舆的，有广箱的，有方箱的，有重校的，有单校的。有的用马驾驭，有的用牛驾驭，有的用人牵引，有的用物品装饰，有的用油漆装饰，有的保持朴素本色，都是根据礼仪来制定制度，根据事务来制定文采。

译【周礼图说卷下】

《周礼翼传》序

五官具备于经典，恭敬地为之作传注。冬官篇章散佚，众说纷纭。则天明考察古代训诂，阐述冬官的补义。

昊天悬挂天象，帝王颁布政令，如同符节相合。中古时期古文兴盛，其天象更加彰显。仰观天象，俯察地理，阐述天王会通的道理。

孔子去世后，微言绝迹；处士横加议论，大义乖谬。提挈纲维，开示蕴藏的奥妙。阐述学习《周礼》的方法。

堆筑高台，下面作为基础；养育百姓，土地是根本。疆界虽然废除，方略依然存在；通晓变化以适宜百姓，在于其人。阐述治理土地的事宜。

军车行进，司马的职掌忽然空缺。东汉废止都肄之礼，而古代的陈脢之制。卫公将七军变为八阵，亡本风后推尚父阐述。掌握机要的经传。

满嘴塞满食物的人，不知道易牙的滋味；一根手指遮挡的人，看不见泰山的形状。粗疏自以为是，敢于非议圣人；毫厘剖析，阐述非周礼的辨正。

书名不被象胥（翻译官）理解，古文在斯〇（此处疑为衍文或特定符号，暂译作“此时”）大坏。以至于用楷书翻译经典，连斯〇也失去了。斟酌古代，准绳当今，阐述经传的正误。

冬官补义

冬，是万物终结的季节。司空掌管邦国土地，天下的治理由此而成，所以命名为冬。汉人用《考工记》来补它。共工，确实是冬官的事务，但只是其中一个属官罢了。所以取它归入冬官是可以的，用它来补全冬官则不可以。自宋代以来，就把五官中隶属于司空的事务归入冬官，认为冬官未曾亡佚。不知道《周礼》的治理，每件事六官都参与。大概从王身、王宫、王朝、王畿、四海一直到昆虫草木，六官都有责任，不像后世设官那样截然分开各管一事。不明白这个意思，就用似是而非的东西互相归并。这种说法一兴起，人们各自按照自己的意见重新制定。那么这种人的《周礼》，哪里还能算是周公的《周礼》呢？我认为周公设官，都效法上天，五官历历可考，这可见圣人的制作，后天而顺承天时，建立于天地之间而不违背。所以用与冬官有关的天象来参验互证，就明显不可磨灭。其余各职见于经传的，也昭然可考。恭敬地陈述如下：补全其义，则前人的是非不辩自明；缺略其文，以逃避续经的罪责吗？损益而折中，暂且等待后来的君子。

天王会通序

天，是万物的祖先，悬挂天象显著明亮，不言而品类全部陈列。王者，是天的元子，效法上天建立大道，无为而天象更加彰显。看到天的人，就说虚无能生出有，所以在天形成天象，在地形成形体。看到人的人，就说影子生于形体，所以下面有这个形体，上面就有这个影子。谁知道有就都有，成就不单独成就，何先何后呢？因此元气的开启，是逐渐的，后人有时用人事来命名天象【如周鼎灵防，天稷，王良之类】，天象未开时，先有此事】人文的显著，是及时的，后王多因天象来设官【如三垣，八政，营室，东井之类】，后王见到有此星，然后设此官】《易》说：“先天而天不违背，后天而顺承天时”，这是极至的道理。听到它的名字，可以了解它的意义；观察它的位置，可以推测它的蕴藏。自古圣神，没有不与此文相关的。中古大道亨通文治兴盛，周公得以在六官中完备施行；春秋大道衰微文治弊坏，孔子不再见于空言。秦汉以后，从事儒学的人视天象为术数家，知道的人少。谈论天的人，以王道为粗浅的痕迹，而茫然不知，直接以占验互相注释，大义乖谬而小道炽盛，只让英雄借以用武，奸豪窃用以行私。难怪成为世间的重大禁忌，而垂象的精微蕴藏隐没，效法上天的妙用断绝了。前世的已然事迹，未必一一复见于后世，大概可以参考而不能作为典要。现在用占验来确定其所主，有时几颗星同一个主管，有时一颗星混杂几种占验，这都是不明白道防，何而不致于远则拘泥呢？况且现在谈论天的人，都以二十八宿为纲，不知道二十八宿都是七政经由的常道，而尚且显著，所以古代步天的人，因用以七政之行，而天王合一的妙处，则未尽于此。曾经仰观，帝是一体的，垣斗角心，意义各有所在，相是一体的，公孤辅相，职司各有主管。后妃太子，诸侯诸臣，间或出现而有无穷的奥妙。八政六府，交错出现而有天然的蕴藏。大到日月岳渎，小到昆虫草木，精英呈露，至理存在。光辉灿烂的图书，布列的天象，多不可损，少不可增。昭著的帝王经纶之法，南不可北，左不可右。再用三五所陈述的，稽类体躬，就可以见到六艺的指归。颉顽相并，万化的纲维，昭

译清晰而不遗漏，才是真正的王道。这是王道的开端，也是历代圣人所取法的地方。作为君主，明白这个道理，就能顺应时势、养育万物，而不需要依靠强力；作为臣子，考察这个道理，就能弥补君主的过失、陈述善政，而不是说空话。做学问的人如果不知道这个义理，就无法奉行天道、体现大道，也无法真正将其内化于自身。我痛心于王道失去了本源，天与人背离了根本。于是著述《会通》来阐明它，说明王道与天文是贯通的，其实是一回事。书中记载星宿一千四百六十五颗，星官二百八十三座，其中大义有数十条，文字五千字。宇宙间的事情，就像指着手掌一样清晰。各星宿所主管的事物，界限分明，不可移动。那些专门研究的人观测并认识它们，根据星体聚集离散、隐现、光芒强弱变动，以及七政之所以停留或离去、客气之所以乘势显现的原因，再结合十二年的相互对应，参酌十二律的征验，以十二州的分野来记录，吉凶妖祥就可以触类旁通地推演出来。这些都有主管的官员负责。拒绝而不相信，不是我强求的；知道却不采用，也不是我所期望的。融合并凝聚它，在于德行；推广并实行它，在于通达；神妙并阐明它，在于圣人。

译学习《周礼》的方法

孔子曾经向人们展示过学习《诗经》的方法。如今学习《诗经》的人，有能够通达政事并专门应对的人吗？有能够起到兴发志意、结合同伴、观察风俗、抒发怨愤，以及能够侍奉父亲和君主的人吗？又有能够不面壁而立、无所作为的人吗？大概孔子所说的诵读，不仅仅是记住它的词句；所说的学习，不仅仅是知道它的意义，而是要去实践它罢了。世上学习《周礼》的人很多，剽窃它的词句来应付科举考试，一时的功利，哪里有空闲去深思它的意义，讨论它的义理，以形成训诂，成为一家之言呢？哪里曾经有过一定要去实行的志向呢？这与孔子所说的学习是不同的。怎么能期望这些礼制得以施行呢？我并不是比别人高明，只是我的志向直接想要去实行，有所不能，就虚心地等待，这个道理自然会显露出来。这与在纸面上钻研，强行探索索求的人稍有不同罢了。唉！圣人与凡人的见识不同，为自己还是为他人，道路迥异。以我不才来记述周公的作品，不知道究竟能否涉足其藩篱呢？以后人来看我记述的内容，怎么知道就能窥见其堂奥呢？虽然如此，学习如果不能做到就不停止，思考如果不能得到就不停止，难道只是看见我的堂奥吗？将希望达到周公的堂室。学习《诗经》和学习《周礼》，有什么不同呢？

治理土地的事宜

我曾经考察自古以来的井田学说，并绘制了沟洫、丘邑、封疆等图，大概想要知道它的大致情况，不得不这样罢了。山林川泽，曲折万千，不能拘泥于一种情况，这是其一。土地有肥沃贫瘠之分，司徒说上地、中地、下地，参差不齐，这是其二。宅田、士田、贾田、圭田、余夫田，所授田的数量不尽相同，这是其三。地形偏斜不等，不足百亩的很多，这是其四。山川林泽，本来在除去之外，一易再易的土地，一个农夫耕种两个或三个农夫的土地，圭田则用一井中的公田分为二，余夫田则用一个农夫的田分为四，士田、贾田等各自随分量授予，如同余夫田的方法。如果地形偏斜不足，就通过计算来补足百亩的数量，大概没有阻碍不可行的，又哪里曾经取正方形如纸上所画的那样呢？孟子说：“这只是它的大致情况。”至于润色完善它，就在君主和君子了，这话说得对。但是这种方法始于黄帝，到大禹、伯益、后稷，都以神明的德行，相互参画辅助，才开始成功。又经历殷周几代圣人之后才大大完备，如今废弃殆尽。如果想要急于行事，窃取古人的糟粕来实行，必定导致纷乱，徒然败坏天下，让后人指责为口实罢了。听说刘中丞隅、穆翰林孔晖，在北方直隶、河南开垦土地，稍微获得利益。如今南方土地贫瘠、人口稠密的地方，往往分散到四方，耕种做工来谋生，常常背负冒借越境的罪名。如果有志于复兴，应该进用天下的贤人，选择策略可行的，授予荒废的土地，隶属迁徙的百姓，或者免罪赐爵来鼓励，提供房屋、牛种来安定，如同晁错徙民的法令，任其经营开垦，不要用文法吏治来拘束，几年之间，优劣自然显现，然后兴起贤能的人让他们巡视慰劳，用他们的良法美意，推广开来，事情有成效，那么人必定乐于跟随，不是空谈徒法可以比拟的。因此记述事宜如下。

《握机经传》序

古代对于战争，没有什么可说的。谈论战争，是不得已而为之。上古治理之时，人们闲暇时射箭驾车，军队有固定的法度，有防备戎狄的事情，那么百姓都是士兵，六卿都是将领，文武没有分开，见到它没有不知道的，实行它是常事罢了。不明白，于是有言论；不实行，于是有传述。所以兵事进入言论，是不得已而为之。杀戮就不仁，争夺就无礼，欺诈就不信，这不是大道的实行吗？为什么呢？天地初创，龙在野外争斗，真伪相互角力，天下统一，四夷入侵，盗贼窃发，哪个时代没有呢？就像毒虫猛兽，沼泽山林，是它们的区域。如果放任它们在平原，就会剥食我的树木牲畜，难道能免除驱逐吗？如果在萧墙之内，就会杀害我的骨肉，难道能免除与它们争斗吗？所以虞衡有陷阱，居室有藩墙，都是兵的道理。所以知道而不做，就可以想要做而没有器具，怎么消除忧虑？防备而不用，就可以想要用而没有防备，怎么立国？而且兵法说：“使敌人显露形迹而我隐藏形迹，用多种方法误导他们，是疑兵之计。疑兵之计，是秘密。展示利益给他们，是诱敌。诱敌，是饵敌。”所以投其所好而不是欺诈，不显露我的计谋而不是不信，顺从刀刃的人生存，迎着刀刃的人死亡，杀人之中而有礼，而不是争夺。所以兵事，是仁人所不忍说的，而不得不说的；信士所不肯做的，而不得不做的；义者所应当做的，而不竭尽力量；智者所擅长做的，而不任其欺诈。必须五常的德行完备，然后可以谈论兵事。所以分数不明，就没有统摄，而人各有心，左右不相顾，首尾不相应，容易离散和溃败，于是队伍的法度产生。布列没有法度，是让士卒自己占据位置，队伍必定纷乱而不整齐，家自为敌，敌人因此可乘，于是行阵的法度产生。击刺没有节制，是极尽士卒的力量而不考虑他们的疲惫怯懦，敌人勇者不立，于是有坐作进退的法度。调

译军队出发没有秩序，这是拥有众多士兵却不懂奇正变化，作战的人独自辛劳，留守的人空虚营垒，所以要有出兵的先先后后次序。驻扎营地不周全，迁移调动不适当，这是只知生存不知死亡，把我们的百姓抛弃给敌人，所以要有营垒和军队行进的制度。教导的方法不明确，那么击鼓时士兵不前进，鸣金时士兵不后退，兵器虽然锋利却不能杀伤敌人，士兵虽然众多却没有用处，因此要有训练检阅的法度。所以认为用兵容易而喜欢谈论它的人是不对的，认为用兵困难而不敢谈论的人也是不对的。有人问：“我有这种阵法，敌人也使用它，凭什么来决胜负？”这大错特错。那些轻浮浅薄、不能完备物资；突然聚集又突然分散、不能持久作战；胜利时不谦让，失败时不救援，而且没有节制，这些都是末世盗贼的常态。他们即使得到了阵法，也一定无法运用。如果对手更有道德仁义来辅助，这就是必胜的道理。世上所传的孙武、吴起等人的兵书，都讲的是用兵的权谋策略。至于营垒阵地的制度，没有能超出风后所作的，夏商周三代保卫国家，没有能超出这个范围的。曹操顺应天命，平定外患，保护百姓，这些是应当世代坚守的。但聪明人变通以愚弄百姓，愚昧人支离破碎以自欺，真假混杂陈列，使得圣贤简明的心法，反而变成了繁复晦涩的废话。后世无所取法裁断，我因此作传来阐明它，又推广其中未说到的内容，使它可以付诸实践。虽然如此，我所传授的是法度，通晓其意则法度神奇，不通晓其意，法度就无法施行。从前高祖得到韩信并申明其法，从而开创汉朝基业；太宗得到李靖并变通其法，从而奠定唐朝根基；昭烈得到诸葛亮并敷演其法，还能吹燃汉朝余烬，使其复燃。唐朝明皇因为忘记战备而不使用，最终导致流亡；宋朝各位君主因为小聪明揣摩，最终导致削弱。不是睿智神武且急切于救世的人，可以谈论这些吗！

译非周礼辨

圣王治理天下的法则，源自伟大的德行而像水流一样自然推行，不需要等待更改之后才确定。其中的礼制经典，源自神妙的教化而加以摹写，并非经过刻意思考努力之后才形成。想要穷尽它的人，就像攀登太华山，靠近它反而觉得更加陡峭；就像涉渡沧海，测量它反而觉得更加深邃。所以先儒研读经典，从没有疑问到有疑问，从有疑问到没有疑问，思考而不得其解，鬼神将会通达它，然后才能算是接近真理罢了。哪里像史书汇集的文字那样粗略浅近，一看就能完全掌握其大意呢？非议《周礼》的人，像林孝存、何休等人不下好几家，指摘瑕疵，没有像胡仁仲那样详尽的。著书数十万言，辨析精微，没有像季明德那样刻苦的。移易《周礼》篇章的人，像吴澄、余寿翁、王次仲等人，也不下好几家，参互演绎，集成后出，没有像舒国裳那样完备的。以我看来，胡氏说太宰下属六十个官职，没有一个官职是完善的，他的说法浅陋，没有看到确切的证据，然而不可驳倒。才高的人，乍见而不领会，于是搁置不再思考，任意评判，虽然想要自己断绝与经典的联系，有什么损失呢？舒氏作序，辨图释剔伪，接着确定定本。先王的法度，本来是安定的，而人自己不安定；圣人的书籍，本来是明白的，而人自己不明白。各自按照自己的意思去更改确定，起初好像很痛快，对不知道的人说，似乎可观。回头看看作者的精义，其谬误何止千里？季氏的大意，只执着《孟子》一书作为权度。然而我看《孟子》的才学，足以旋转乾坤，开辟宇宙，他的学识宏大，假使他当权，那么他的施政必定不会拘泥于周朝的旧章。况且他用来告诫当时君主的，在于救时。三揖三让的礼仪，不是用来施于同室相斗的；不亲授受的礼节，不可以用来谈论兄嫂溺水的情况。所以远色贱货，下力放淫，都是孔氏的家法。也好货好色，好勇在王，有什么呢？现在的音乐还是古代的音乐，可以拿着它来非难《中庸》《论语》吗？况且《周礼》施行于王国，而不是侯国所通行的，它的典籍藏在六官，《孟子》未曾到过周朝，固然不能见到。施行于侯国的，那么诸侯厌恶它危害自己，就去除它的典籍。至于姜姓的齐国，移变为田氏；姬姓的晋国，移变为魏氏。旧法哪里有保存的呢？立意既然偏颇，将后人误解的，都用来诟病《周礼》。治经可以草率到这种地步吗？我既然选取三家的说法为之辨释，因此叙述他们差失的原因，冠于篇首。阅览的人自然知道选择什么。

经传正譌题词【《诗·沔水》：“民之讹言。”《说文》作“譌言”，“为”是兽名，就是猴。它的性情变诈，所以用为差讹的意思。“讹”字，《说文》缺失。《诗》：“无干，或寝或讹。”兽活动也。《诗·节南山》：“式讹尔心”，改易也。《书》：“平秩南讹”，物化生也。不应当用为差讹字】

我看《说文》所引用的五经文字，与现在的书文完全不同。大概许慎处在东汉时，还能见到古文，所以记载如此。现在的经文，不知道经过多少翻刻楷书之手，所以与许慎不同。我所诟病《说文》的，是因为它违背古文；而翻刻楷书的人又违背《说文》，那么它们距离古文何止千里！我曾经谈论楷书的错误，世上很少知道的人；至于谈论《说文》的错误，更加不相信了。现在列举《说文》所载，那么翻刻楷书的错误也就容易看见了。那么《说文》的错误，难道没有证据吗？世上习经的人，只知道今文；而写字的人，只知道趋向简便。狂澜一决，谬误将到何处！现在姑且依据《说文》所载以及浅近讹谬严重的，稍加订正以为防备。肤浅衰病，不是我的长处；不贤的人识其小的，也不是我所看重的。不得已罢了！况且这特别因为字书中见到经字，姑且纠正它而已。如果依据诸经文，一一纠正，何止于此？姑且为之发端。

钦定四库全书

周礼翼传卷一

明王应电 撰

冬官司空补义

“空”的意思，就是空缺。观察天下的大势，选择空缺的地方而修治补助它。所以天文室壁星宿的末端，有土司空一星，土公二星，主管知晓水土的灾祸。《周官》的职掌说：“司空掌管邦土，安置四民，适时地利。”《礼记》说：“司空测量土地安置居民，使土地和居民，必定相互配合，没有荒废的土地，没有游荡的居民。”司空的职掌，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大概司徒掌管图籍数目，而司空治理工程。司空建立开始，而司徒守护完成。他们联事如此，而后人就想把他们合并。然而冬官的下属，应当有掌管大均之事的人，像地官的徙民，宗伯的恤众，又应当有善于景相观卜的人，以经营疆理于四方。像《诗》称召伯的时代，执其功，燕师所成的。

百工的事情，只有土木最大。所以盖屋二星，土公吏二星，列象于营室之下。又百工居肆以成其事，所以土司空四星，列象于翼轸器府之下。以冬官而言，应当有工师以统率营造诸工，又应当有梓人以统率制器百工。这就是《考工记》的事情，虞书所说的共工。

百工的事情，使用邦财非常广泛。如果考查《考工记》：庐人为兵器，梓人为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