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翼传卷一

译器物，其类别非常多。所以天象中有所显现，有器府，确实是九府之一。后来谈论九府圜法的人，没有见到这个含义，于是用天府和职内的职责来对应。却不知道天府掌管国宝和国家典章，而不是管理用物；职内主要负责监督，而不是主管保管。况且职内与职岁合并，职联事，怎么能专门把职内当作一府？所以从司空的角度来说，应当有器府与九府相通。看《巾车》说：“毁折的物品进入职币”，《职金》说：“把金锡送入制造兵器的府库”，那么巾车器府与九府圜法相通。可见，所谓九府，是太府、内府、外府、玉府、器府，加上司徒的泉府、春官的巾车、司寇的职金、币余的职币，合起来成为九府。这样百货就可以流通了。

译天象中的井宿主管水衡事务，因此其附属的星宿如南北河、四渎主管大水，水位、水府主管沟渠小水。其他的罗堰、九坎、天津、天潢、天江、天河等，更是数不胜数。在五行中，水对应冬季，考察《考工记》关于水的记载非常简略，地官中虽然有川衡、泽虞，但只主管禁令和财赋。从前伯禹担任司空，说：“我疏通九条大河直到四海，挖深田间小沟直到大河。”那么四渎都应当有专职官员，又应当有工匠来治理沟渠、疏通桥梁。如果按照《考工记》所述工匠的法度，就不会有后世的水患了。

大田的礼仪，叫作春獀、夏苗、秋狝、冬狩。在冬季唯独称为大阅。军礼最为完备，而其他三季的礼仪都以此为准则。所以天象中的垒壁阵出现在陬訾之次。冬官应当有垒壁氏掌管大阅的礼仪。大概其法度统属于司马，其民众出自司徒，而其事务则由司空掌管。

天子巡守的礼仪，春向东，夏向南，秋向西，冬向北，完成一个周期。所以天官、河鼓、阁道等星出现在玄枵之次。冬官应当有属官，来掌管巡守的礼仪。凡是道路桥梁的通畅与阻塞，山川的险峻与平易，以及诸侯朝见的方向、陈述的职责，都是他所管辖的。以上共八项职事，都源自天文，有天然的妙理，不是凭私意可以安排的。

万物终结于冬季，所以冬官的职责是：任用百官，滋生万物，因为这是万物终结之时。冬官的典章是：处理事务，因为万事在此宣告成功。因此伯禹担任司空，六府三事治理得当，所以称为考功，意思是考核百官的功绩。现在的考工，名义存在而实质已亡。司空应当有属官，总领修治六府的职责，年终则辅助冢宰进行考核，这是司空典职中最重要的部分。

人心如果不加节制，就没有限制。富人欲望过度，穷人欲望不足。百工如果不加节制，就会竞相制作淫巧之物，动摇君心而滋长人的欲望，没有边际。《尚书·立政》中有“准”，人守法有司。孟子说：“工匠不信任法度，是因为人的职事废弛了。”所以冬官应当有准人一属，那么律、度、量、衡各有其标准，宫室器用各有其制度。淫巧奢丽，从何兴起？这不是不节制而自然端正的道理吗？这与春官的典命、夏官的量人，是分职联事的官员。

冬季主藏，天地闭塞，又正值严寒，民众应当闭藏，礼仪中有啬夫，应当隶属冬官，主管掩闭房屋，收藏积聚，致力于封守键闭之事。如果《月令》中冬季所记载的，就是用来辅助天地收藏的。

自古以来大史掌管国史，现在春官大史所载，只说校正岁年以记录事务，这其实是羲和观测天象授时的职责。古代称为左右史，而老子担任周朝柱下史，在天文中称为柱史。现在五官都没有其人，大概冬季主事，记事自然应当隶属冬季，所以冬官应当有左史记录言语，右史记录行动，与内史的策命一起统属于柱下史。大事另行记录，应当像书册；记录年代，应当像《春秋》，专门掌管文学记载之事。大概大史是考核时令、执掌礼仪、赞襄治理的职责，御史是守法的宗主。三官实际上互为表里，所以都称为史。以上考工、准人、啬夫、左史、右史，五官的名目著录于《书》《礼》，其事见于传记，就像揭日月而行，只是习以为常而不加考察罢了。

旧君传位，新君即位，三年居丧，这是天下最大的政事。传位、即位见于《顾命》，居丧见于各经。现在虽然以联事见于各职，而没有专官。死人的终事，天道北方为幽阴，所以北方虚危二宿为死器之事。冬官应当有此官，来掌管其礼仪。

水在五行中对应冬季，虽然在地面上干涸，而实际上在地下旺盛。所以《月令》仲冬祭祀四海、水泉、鱼。在动物中属于潜藏，季冬命令渔师开始捕鱼，盐水的来源，而其利益非常广大。天官盐人只掌管国家食盐，产盐之地没有专官。所以水、泉、鱼、盐三者都应当有专掌之官，而隶属司空。鱼盐兼出于江海，而专掌于此，也如同职金掌管于秋官一样。

豕人供应猪，猪是水畜，所以隶属冬官。

天王会通

中垣紫微，是天子的内宫。上垣太微，是三朝。下垣天市，是市场，兼指国中。凡是建国，中间为王宫，前面是朝廷，后面是市场，大概是本于三垣。所以大帝、后、太子、庶子都列象于紫微，总居于大内【凡是帝星出现的地方最多，大概中垣者常居上垣听政，下垣治国。角星主正月新政，心星见于天根。北极即太阳，其德为天皇、天乙、太乙，其神为北斗，临御的权柄各不相同。后星所见也是如此。中宫者常居尾宿，是生生之源，轩辕立政之地，天市内政之所布。月亮即太阴，后的德各有所指】天枢北极，所谓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是天子为天下枢纽而无为的象征。五帝座，即五小寝，是朝宴休息之处。华盖是承雨日的器具，覆盖于上。勾陈是天子的亲军，防卫于前。两垣宿卫，是周庐宫伯所掌管的。八次八舍，旧时设立将相等名，是不对的【天子的武备，是国家最重要的事务。周礼由宫伯掌管，

译宫正官署，士和庶子都归其统辖。所以中宫是卫士常居的地方。常随皇帝则为勾陈天棓，侍奉朝会则为虎贲郎，位在东宫则为骑官骑将，守卫国家则为梗河招摇。天皇在勾陈里，天不明则日月不明，王者聪明睿智却不用其明，所以用冕旒遮蔽眼睛，用纩絮塞住耳朵，君主隐藏占卜以观察变象。天乙主管战争吉凶，太乙主管水旱疾疫，都是天帝的神灵，至诚如同神灵，因此首出万物。大理主管平反刑狱，阴德主管施恩赦免，君德以仁为主。尚书出纳王命，是王的喉舌，虞代称为纳言，是周代内史、大仆的职司。柱史，即左右史。四辅，大概就是《虞书》中的四邻，在周代则是师氏、保氏，是王者的友臣。六甲主管颁布政令，敬授民时，太史校正岁年以序事，天柱主管晦朔昼夜，以知晓天文次序，冯相氏防止天位错乱以叙四时。世间谈论天道的有两家，一是推步，一是占验。推步主要测度推算，属于内政之事，所以中宫天柱主推步六甲，用来授时。占验必须登高远望，属于外政之事，所以上垣有灵台，下垣有渐台。毕宿主管边兵，尤其应当观察天文气运，所以有天高。至于效法天道以赞化育，那么六经无非都是讲天道。这些人固然不了解，而儒者也很少谈论。御女、女御的星象，女史辅助皇后礼仪事务，并记录其美恶。北斗主管发出号令，定立纪纲，运转中央，临制四方，建立四时，均衡五行七政的枢机，是阴阳的本源，具有君道。势临御之柄，只有君主能作威作福，所谓用八柄驾驭群臣。然而决断行事则有危险，所以不希望它明亮。古代有时宦官窃取权柄，威福恣意施行，导致明大占书，于是说明亮则刑余，用事实并非斟者主星。辅一星，是大臣的星象。斗有三：南斗见于析木之次，一见于天市垣。斗主管斟酌损益，所以北斗为酌量元气；南斗主管进退人才。天市中的，只是量米谷的器具罢了。三公论道，治理国家调和阴阳；三师疑作三孤，辅佐公化，恭敬辅佐天地。大臣宰相的职务，非一公孤师而不臣；四辅是友而不任相；天官冢宰，大将军夏官大司马，司空冬官大司空，尚书主管纳言，上垣三公九卿主管常朝，下垣七公主治国，辅台鼎，大概其总象河月，大概其总占。如果轩辕内平，天相即内宰，这两个官都主管辅助皇后，不是宰相的职务。文昌位于斗之上，想要明白天理；居于斗之中，想要暗喻王者代天理物，自己有什么关系呢？文命敷于四海，效法文昌。神武而不杀，就是天理。旧说文昌六星，各有所司，有上将、次将、贵相、司禄、司中、司命等名。《周礼》注引此为证。然而北辰居中，列宿都以此为准则，其为司中无疑。虚宿下自有司禄、司命，所以知道星家注释的错误。太阳守乾之德，是昊天的形象，与昴宿太阴坤德地祇的形象相配。守字衍。又太阳主人君，以刚健御极；太阴主以厚德载物，也是皇后的形象。君德以刚为主，钺是天帝用来断天的，钺所执以威四方，讨伐无道。天棓前驱以御难。天牢是贵人的牢狱，有八议，所以以不见为善。内阶是升降的纳陛，天钩是舆服法驾，天厨是内厨掌管天子及皇后饮食，在周代属于膳夫的内饔及饎人。天床及天市垣的女床，是天子及皇后枕席床笫的司掌，在《周礼》则是玉府所掌。八谷黍稷稻粱麻麦菽。苽也，旧解为大麦、小麦、赤豆、大豆，只当菽、麦二谷耳。扶筐，是后妃亲蚕的器具。农桑衣食之源，是民之所天，人君应当知道其艰难。列于此者，是帝亲耕，后亲蚕，为天下先的形象。传舍，主管北狄驿馆，所以不明则胡兵入。纩音旷，冯音平，棓弼浪反，兵器也；饎昌乂反。

译太微垣有两座城墙，共十颗星，其中间的星，是天子的九座门，分别叫做大阴、大阳、中华、东华、西华、左掖、右掖、端门。五帝座，是天帝每天早晨临朝听政的地方，太子作为储君监国，所以排列在此【北极星前的星主管太子，居住在大内，氐宿是东宫产生的地方】。幸臣，是天帝防范亲近之臣，如同《周礼》中的小臣、御仆之类，可以对应。古时天子的侍从仆役，没有不是正直的人，哪里有所谓的幸臣呢？那么这个名字，大概是后世才有的吧？虎贲、从官、郎位、郎将，就是司士所掌管的天子王族，所以有虎士、太仆、大右、大仆从等官职。三公九卿，是常朝的五位诸侯入朝觐见的人。谒者，就是所说的司士中，对孤卿特别作揖的人。内屏设在路门，诸侯从应门进入，那么天子就安立在其前。天子有外屏，诸侯有内屏，这里也说内屏，是相对于娄宿的外屏而言的。常陈，是仪仗护卫的兵器。鼎，是国家的重器；台，是国家的崇高地位，都是大臣的象征。三台的解释不一，主要掌管臣子的位次：上公侯，中卿伯，下子大夫吧？太尊，是天子的尊贵亲属，即贵戚。少微，是贤人在下位做官的人，也是东宫的官属。明堂，是天帝颁布政令的宫殿，灵台用来时常登高眺望云气物候，宣达被阻塞的意见而舒缓郁结停滞之气。长垣，设置险阻来守卫国家，在古代是城墙沟渠，现在就是长城【宁，音承；吕，反切；涂，通途】。

天市垣有两座城墙，共二十二颗星，主管四海之地，建立诸侯树立屏障，护卫王畿。垣中的侯星，是王畿内的诸侯【上垣的五位诸侯入朝觐见在朝廷，井宿的五位诸侯六位诸王，建立万国以养育百姓为要务，河鼓之下的十二国，是天帝巡守所到的地方】。帝座，是天帝亲自治理王畿内，厚待近臣举荐远臣的象征。市楼，是司市所驻守的思次。斗斛帛度，是质人用来统一度量衡而确立标准制度的。列肆，是肆长用来陈列店铺辨别货物而平定市场的。车肆，是交易车辆的地方【轸用来造车，阁道下车府，是天帝五辂所藏之处，氐宿下的天辐，是士大夫的车吧。兵器是凶器，想要求得万全，步兵不如骑兵，骑兵不如车兵，所以圣人制定车制，与田界互为表里，实在是制约防备敌人，限制戎马的精意。仰观天象所依附的特别详细，想要抵御外侮，能不修举这些法度吗】。屠肆，饮食没有比肉更费钱的，所以专门设立肉铺。天子的同姓亲属，都在王畿内受封食邑，所以宗星排列在此。宗正用来编排玉牒确立宗法，宗人就是都宗人家，宗人治理礼仪事务。侯星则是各位臣子的采地，比照诸侯。女牀，是后妃的寝宫。后妃掌管天下的内政，所以太微多是天帝的事情，天市多是后妃的事情。女牀依附在此，是因为天下奢侈节俭贫富的根源，国家吉凶的征兆。宦者四星，就是《周礼》内小臣的职事，其员额四人，取象于此。天纪，是市场的法度。凡是建立国家，内宰辅佐后妃，设立市场设置其次序，安置其序列，整顿其店铺，陈列其货物，统一其标准制度，所以斗斛帛度，凡是司市的法度，也是内宰所掌管，而后妃得以参与知晓。织女，就是《周礼》典妇功，后妃夫人无不勤于丝麻之事。七公，是乡老和乡大夫，辅佐天帝治理王畿的人。市场之中，奸人聚集，所以杀人一定在市场，贯索是贱人的牢狱【天牢见于紫微垣，与此贯索贵贱所掌管的不同，所以《礼记》说公族有罪则磔于甸人，不与国人同罪。昴宿主管天下刑狱，大司寇的职事见于正秋之位，所以死刑一定在秋后处决】。罚主，是罚金赎罪获利的人，这是人们共同欲望而容易犯下的，所以罪行轻微的则罚金赎罪，用来在细微处禁止犯罪。又国君经过市场则赦免刑人，夫人世子命夫命妇经过市场则处罚幕帟盖帷，告诫君子不可以接近利益。梗河招摇都主管戈矛锋刃，以防备不测。渐台主管日晷漏刻律吕吹灰之事，用来验证气应的缓急，并观察天象，以占卜天文的变动，这是保章氏的职事【晷，音举】。

角宿是苍龙之首，鸟兽生角，草木破甲，化生万物。大角是君主的象征，主管春季，王正月，新政，摄提协调时月。进贤，是兴起贤能的人。天门，阳门，南门，天地在这里开辟门户，人君在这里开辟四门。天田，是耕种借贷。亢宿，主管章奏，明目达聪，是《周礼》中的复逆。庙堂通塞的征兆，所以叫疏庙，颉颃，是赦免过错宽恕罪过，折威是禁止兵器，止武，平星，是平和，政刑都是春生之象。帝席，是宴乐，群臣嘉宾。亢池，是平道，通达水陆之道。库楼，是天府，大府等在库门之内。楼中，是衡星，关石和钧，王府则有【亢，古吭字，取苍龙喉之意，也音冈；颉，月结反；颃，音杭】。

氐宿，天的运行始于东方，所以这是天根。太子是天下的根本，所以取象于此。天乳，后妃不亲自哺乳其子，是乳母，也主管饴糖之事。骑官主管国家有大事，太子集合国子而使用他们。阵车，是兵车；车骑，是乘车的马。骑阵将，是用来率领国子的人。天辐

译（这就像）车的三十根辐条一样。古代任命将领时，赐予弓矢，那么王都疆域之外都可以专断征伐；赐予斧钺，那么参将以下都可以专断杀戮。既然如此，那么大将统领军队在外，难道不是对国家不利吗？《周礼》记载，国家有重大事务时，国子都隶属于太子，任由太子调遣，按照军法治理，司马不参与。所以大将在外掌握统兵之权，以确立军法；而太子在内掌握兵权，以遏制动乱的根源。氐宿之下设有骑官、骑阵将，天道的昭示如此明确【“氐”读作“礼”，意为根柢；“饴”音同“兮”，意为糖浆】

译房宿是天子后宫妃嫔居住、侍奉君王的地方，门锁门闩，以及掌管钥匙的两咸星，都是防范淫乱行为的门户，这些都是为了谨慎地分辨内外之别。太阳是阳气的精华，生于东方，所以依附在房宿；月亮生于西方，所以依附在昴宿。太阳象征君主，月亮象征后妃和大臣。心宿是天子的象征，大概因为人是天地的心，而天子是人的主宰，所以以此命名。从官、巫医之类，主管疾病祈祷祭祀的事务；积卒、卫士，就是宫人所掌管的六寝修缮、扫除洒扫的事务。尾宿主管后妃在君王处侍奉的次序，以及神宫解衣的内室；傅说是后宫的女巫，主管虔诚祭祀以求子嗣，以消除无子的灾祸。箕宿主管承接粪秽，又是播种五谷的器具。字书中女子手持扫帚称为妇，周礼中舂米捣谷都由女奚掌管，尾宿后面接着箕宿，由此可知妇女没有外事。木杵主管舂米，而糠是谷物的皮壳。东方主管风，这颗星是播种的器具，所以主管八方之风。传中所说的“箕星好风”就是这个道理。舌星哆开又主管口舌之争，《诗经》说：“哆兮侈兮，成是南箕”。东方是春天万物生长的地方，所以太子称为东宫。天子后妃的寝宫依附在这里，有子嗣绵延无穷的意思，又主管太子问安视膳，以孝道奉养双亲。天江是大江的精华，发源于岷山；天淮是淮河的精华，发源于桐柏山，都注入东南的大海【江、淮、河、济为四渎，天河出现在昴宿之下，济水断流，所以天文上也不见，井宿又有四渎，是因为天下所依赖以养育万物的】东南是水流的归宿，鱼鳖及龟等水族，所以依附在这里【钤、咸、弗、钳、缄，绂通抌音，淫治米也，哆昌者反张也，岷音民，泲音济】

斗宿，是宗庙中酌酒的器具。爵位必须授予在宗庙中的人，所以斗宿主管举荐贤良并授予爵位俸禄。斗是器量，用来斟酌酒液的。由司尊管理。天弁，是天子的弁冠，由弁师掌管。建立天之都阙，在正月吉日，调和布设法象于其上。天籥，主管国家机密文书，藏在金柜石室中，如大训、河图、大盟约，开启钥匙看见文书之类，都是天府的职责。这些都是春官宗伯的事务，所以列象在丑寅之间。

河鼓，是天子的路鼓，天桴，是用来击鼓的，也主管漏刻鼓鼜的事务。左旗、右旗，是天子的旗帜，都是天子巡行时所涉及的事务。天下的事务，没有比耕织更重的了。牛是农夫耕种的器具，骊珠是女子献上的工艺，离瑜是女子的服饰。天田九星，是井田的象征。败臼，瓠瓜，疆有，瓠瓜干枯则质地坚硬，败臼是西甜王生冬等过时则败坏，所以得名。蔬菜类中最大的，所以占卜蔬菜的丰歉。狗国、天鸡，是民间常养的牲畜，制定田里制度，教导种植畜牧。罗堰主管蓄水，九坎主管沟渠，天渊是泉水，也是用来灌溉的。十二国，是天下的诸侯。这些都是巡守天下的事务。十二月朔，巡守一次就结束了一个周期。三垣，都是天子在国都内的事务。如果不巡守，那么四海之大难免有壅塞闭塞的地方。所以舜五年一次巡守，周制十二年，君王才按时巡行。后世这种礼仪已经废弃，凡是天子出巡的地方，甚至等同于兵灾。仰观天象，所谨慎的是道路津梁；所严肃的是旗鼓车御；所重视的是人民沟洫树畜，代替天子治理天下，难道不应该这样吗？汉章帝的诏书说得好：“车驾巡视秋稼，观看收获，都精锐骑兵轻装前行，没有其他辎重，不得随意修缮道路桥梁，远离城郭，派遣官吏迎接，刺探起居出入前后，造成烦扰，动不动就讲究节省，只担心不能脱粟瓢饮罢了。”这可以说是暗合天道了。狗国，是朝鲜、猃狁之类【四夷虽然属于人类，但其本性不同于禽兽的很少，因为他们得到的是天地偏气。观察上天呈现的星象，如虚宿下的天垒城生北狄，轸宿下的东瓯，毒丘子主闽蛮，毕宿下的九州，珠口为传驿之官，都在天边。圣人谨慎区分华夷，是有原因的。又按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德行衰败，才有戎狄之患。况且内部有即卫兵卫，外部有梗河招摇长垣，天象设险如此深切着明，外患怎敢侵犯？明皇自己招致戎狄，抛弃社稷逃跑，于是成为后世不坚守的魁首。那些愚儒反而为他悲伤。】猃狁音险允，桴枹通鼜音戚，夜戒鼓也。埸音易】

天的道理，南方为阳明，北方为幽阴。人的事务，嘉礼属阳，凶器属阴。所以坐必面向南，寝必头向东，葬则在北方，头向北，都符合天理。所以北方玄武为虚、危，都主管死物、危险、灾祸等事。命星主管年寿，禄星主管官禄，危星主管骄纵淫乱，非星主管过失。谨慎则享受禄寿，危非则遭遇凶夭。哭泣星主管倚庐、哭泣之事；败臼星主管败亡灾咎，臼咎声同，通用。坟墓，由墓大夫掌管，百族兆域；虚梁冡人掌管，公墓之地，园陵寝庙。人，是万民的精华。正北方子位在先天卦气中为复卦，贞下起元，是天道开启的地方。人的事务，虽然生于寅，但实际胎于子，所以在此悬挂星象，继天而生。《周礼》献民数而祭天之

译司民，大概就是指这颗星。注疏认为它是轩辕角星，这是不对的。天钱星主管钱帛，共十颗星；规圆星主管九府（古代管理货币的机构）的循环流通，象征着权衡百货。因为位于坤位北方阴方，所以主管利益。《洪范》八政说：食、货、祀、司空、司徒、司寇、宾、师。天象中的八谷星，以及角、柳星主管粮食；天市垣、军市垣，天钱星主管货物；鬼宿主管祭祀；营室、翼、轸宿主管司空的事务；七公星主管司徒的官职，凡刑罚都由司寇掌管；凡军队将领即对应师。谒者、传舍主管宾客。圣人的经典与天道相契合，大抵如此。天垒城星主管丁零、匈奴等夷族，正是北方的地域。

译营室，到了十月农事和工匠的工作已经完毕。这颗星在黄昏时位于正南方，所以主要掌管修建宫室，“定之方中，作于楚宫”说的就是这个。离宫三双，是天子居住的别馆。百工的事务中，只有土木工程最为重大。土司空，是冬官中主管水土灾害、掌管测量土地、安置居民、观测日影的官员。土公，是从事劳役的百姓。盖屋主要掌管修建宫室，这是工师的事务，土公则是管理其下属的官吏。杵臼，是冬月加工五谷所用的器具。

阁道，是天子巡游别宫的道路，所以从紫微宫跨越银河抵达营室，是依附于阁道的便捷小路。王良、造父都是驾驭车马的官员。王良前面的四颗星为天驷，过去认为房星是天驷，因为房星在仲夏初昏时正当午位，而天干中的“午”属马，得到了午的气象。策，是王良手持用来驾驭车马的鞭子。车府，是天子五辂（五种礼车）存放的地方，由巾车官掌管。天廐，是用来养马的地方，由校人官掌管。天津，是四条大河的津渡桥梁。辇道，是天子的驰道，用来渡越神道通达四方，主管巡视天下水陆道路的事务。奚仲主管军事征伐，是大御的官员。至尊出行，道路舟车都要格外谨慎严密，所以天道对此记载得很详细。螣蛇，是北方的水虫。

垒壁阵，是天子四季田猎、演习武事的地方，而在冬天则准备军礼，进行大规模检阅，所以归属于这里。羽林军，是乡遂的军队，相当于后世的京军。北落门，即大司马在仲冬教习大阅，所谓用旗帜作为左右和门，按照次序和出军，命令统一，军队克敌制胜在于和谐。鈇钺，是军中所有的刑具，八魁主管设置机关陷阱、张设罗网，在周代官制中相当于兽人、迹人、罗氏等官员。雷电霹雳，云雨是滋生万物的原因。乖离与和谐都与此相关。王者的军队，像雷一样行动，像电一样明亮，像霹雳一样威严，像云雨一样润泽，其鼓舞群动，神武就像这样。天网，是武帐，与八魁的意义相同。天海，是四海的精华。

璧，是天下图书的秘府，从营室到娄宿，天子的宫馆苑囿都在这里。所以接待宾客、讲习武事、游览观赏的地方，都不可缺少，但也不可沉溺其中。这里有璧星，用来推崇文德。天象不是很昭著吗？

奎，是天子的武库，军南门，即军门。天大将军，是大司马的官职，主管兵事。外小柱为庾士，左右为旗。

娄，主管苑囿和牺牲，以供给郊祀，相当于周代官制中的牧人、左更、薮泽的虞官，以及右更、牧地的牧师。天陵主管山陵丘陵，是虞官的事务，又是盗贼藏身、死亡者埋葬的地方。所以兵疫在此，占测积尸陵中的尸体，昏暗为吉。天溷，是养猪的地方；外屏，是用来遮蔽臭秽的。天苑主管饲养鸟兽，天园主管培育草木。周代官制中的囿人，就是这类人。銕鎻主管砍割草料、铡碎干草，用来喂养牛马。刍槀营聚，草料堆放的地方，都是委人的职责。万物在秋天成熟，所以在这里有所准备。

胃，是天上的储藏，五谷的府库，用来核算国家用度的地方。天廪，是天子的御廪，用来供给祭祀用的谷物。天囷，是田中储存所征收的粮食的地方。天仓，掌管粮食入库的储藏，以等待国家使用，相当于周代官制中的仓人。天庾，储存在民间的小仓，所谓“曾孙之庾，如坁如京”。时节到了秋天，那么黍稷重穋，禾麻菽麦，没有不全部收获的。

昴，主管刑狱，天的道理，秋天主杀；地的道理，西方属金，都是用来裁断万物过失的。人的事务，蛮夷狡诈，华夏寇贼，奸邪违法者就加以纠正，小的施加刑罚，大的施加兵戈，所以兵刑都列象在西方。又名旄头，主管胡星，因为它禀受了肃杀之气。过去五胡乱华时，专门以此星占卜祸福，而三垣都不相应，由此可知华夷的区别了。兊为口舌，卷舌六星，是谗佞之臣，天谗一星，主管谗佞者，自古佞臣无世无之，在于君主亲近还是疏远罢了。天河一星，是浊河的精华，象征发源于昆仑。天船主管舟楫，船中积水一星，用来预示水灾。

毕，主管边兵抵御外侮的臣子，附耳主管听闻得失，伺察过失，不邪不祥。天髙主管观望云物，观察边境警报。天街主管南华北狄的道路，用来限制隔绝华夷。天闗主管边防关塞，也都是日月运行的地方。五车，是军器兵车储存的地方，所以用柱子支撑，出入车内外可知兵力的出入。砺石，磨砺锋刃；天潢，是可供车舆通行的桥梁。咸池主管陂泽池沼，是鸟兽麟介聚集的地方。川师所谓辨别其利害。天节，是使臣所持用来传达命令的信物，由掌节官掌管。九斿，是大将所持用来发踪（发布命令）的旗帜。

译（这是）掌管旗帜的职官，隶属于司常。九州中的珠口负责传达翻译，属于象胥一类。

译参宿中间的三颗星代表中军，正中间的一颗星是大将，旁边的两颗星是参谋。命名为参，是因为这两颗肩星代表左右将军，两颗足星代表前后将军。伐星是大将的权柄，主管大司马九伐之法，用来匡正邦国。觜宿是行军的仓库，坐旗是天子的白色大旗，参旗是大将的旗帜。司怪主管灾祥，是军中观察云气、占卜吉凶的官员。玉井主管水泉，供给军队厨房使用，行军的井，是用来供给士兵饮水的。军市是行军时的市场，野鸡精主管知晓物价，察知奸邪，是商贾之师。阙丘是天子的双阙，阙丘下面的一颗星叫狼，主管相互侵扰和盗贼。弧是天弓，常常连着箭矢瞄准狼星。天狗横亘在银河中，这些都是用来防备盗贼的。屏是用来遮蔽厕所的，厕所下面的一颗星叫天屎。【觜，音委，又音资，鸟嘴的意思。参，音清含】

井宿主管水，衡主管法令。中平的事物没有比水更平的，所以营建国家、修筑城池，划分疆域、分设州郡，都取法于水。钺依附于井宿，是用来决断的。北河是北方的警戒，叫胡门、阴户，从壶口向北背靠微垣，向东抵达秽貊、朝鲜，作为北方的边界，属于阴国，主管攻伐的政事。南河是南方的警戒，叫越门、阳户，从农亟谷截断江河到达岭，沿着漳水向东抵达越隽、东瓯，作为南方的边界，属于阳国，主管礼乐的政事。这就是地理上南北脉络的说法。【见《天官书》】六诸王是宗室大臣，作为藩屏保卫王室，在周朝是鲁、卫这样的国家，汉朝以后就是侯王了。五诸侯，是京畿以外的诸侯。这些都是圣王用来建立国家、养育百姓的。天樽主管盛放稠粥，用来供给贫苦饥饿的人。水位主管水衡。水府主管堤防沟渠的事务。四渎，是江、河、淮、济四条河流的精灵。【六府之中水居首位，是王政最为重视的，所以《周礼》规定河流有水衡，沼泽有虞官，沟渠有匠人，所以凡是依附于天的如四渎、咸池之类，都是虞衡的职责，水府、罗堰、九坎、天渊之类，大概是匠人的职责吧】丈人主管长寿，并且哀怜孤苦穷困的人。孙子主管孝爱，用来侍奉丈人。老人星是用来占卜大人长寿的。【秽，音秽；隽，音兖】

鬼宿主管祭祀之事，是祖先的象征，中央的积尸星，用来象征神灵。天庙，是天子的祖庙；天社，是勾龙的神；天稷，是后稷的神。积水、积薪，主管水火的比例，用来供给烹饪。爟位，主管变换国火，供应照明、水火及烽火，是司爟、司烜的职责。【大禹叙述六府说：水、火、金、木、土、谷。天象中的爟位，主管火；柳宿主管木、土；司空主管土，公土，公吏主管土。八谷主管在水边种植庄稼，比较详细，而金却比较简略，由此可以知道天道的轻重，王政的缓急了】后天卦位西南是坤方，万物都在这里得到滋养，所以说“致役乎坤”。滋润万物的，没有比水更滋润的，所以说“井养而不穷”。井宿排列在西南，有滋养的意义。养育没有比敬老恤孤更大的了，祭祀，是追养继孝的事情。

柳宿主管草木，雷雨按时而至，在夏天云行雨施，万物成形。又是天上的厨宰，主管宴享之事。阳气极盛，所以天子在这个时候饮酎酒。酒用于祭祀宴享，酒正之官，天记主管知晓禽兽的年龄，是牧人、牧师等职责。外厨主管烹宰，供给宾客，是外饔、稾人的职责。【酎，音纣】

星宿是朱雀的颈部，是文明汇聚的地方，是羽毛仪仗所在。大概事物兴盛就有文采，所以主管衣裳文绣。

轩辕南边的大星，女后左右是夫人，依次向北的是嫔妃。从午时开始一阴产生，阴阳相遇，所以这里是后妃的宫廷。轩辕叫权，太微叫衡，主管内政以辅佐太微。内平主管执法平罪，天相主管朝服制度，辅助后妃礼仪事务，都是内宰的职责。

张宿主管珍宝，宗庙服用，掌次之官，是辅助天子乐府的。乐阳气之盛，所以系于此。天子之所以在夏天大合乐，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轸宿主管车骑，承载军队的出入，都由此占卜。长沙子主管三军寿命，军门是天子的军门。器府，是百工在作坊里完成工作，司空掌管邦土，翼轸、器府都是他所掌管的，所以土司空系属于此。百工的事情，应当趁着温和的时候，所以《月令》说季春百工咸理，孟冬效工。翼轸之所以依附于辰巳，大概是因为这个原因吧。【工有大小不同，室下的司空主管工师、匠氏、土木大役，像这样的司空、梓人、舆人的事情而已】东瓯主管穿骨，南越诸夷，青丘子，是南蛮的国家。

学习《周礼》的法度

周公设官分职，都出自于天，完备地体现在天上。王会通《冬官》补义，学习《礼》的人，如果不与天为一体，怎么能有圣人的心胸呢？那些以章句训诂为能事，穷尽遗留的经典；以仪章度数为能事，穷尽儒术的人。哪里值得谈论这些，何况是拾取记忆来写文章呢？

有人说：“三百六十个官职，都是周公心思所设计的，为什么如此精密呢？”这不是这样的。天生众民，有物就有法则，必须这样才安定，不这样就不行。周公的制作，都是从广大中流出的，万物各自归位，正如天地的化育，冲漠无迹，等到气机鼓动，大到日星的垂示教化，河岳的效验灵验，都是至理所在。小到草木的一花一叶，昆虫的一羽一毛，没有不相对成文的。

译难道要对每一件事物都刻意雕琢吗？自有那些并非人为刻意而为却自然形成的道理，《周礼》并非深思熟虑所能完全涵盖，也不过如此罢了。《周礼》设立六官，对应天、地、春、夏、秋、冬，掌管治理、教化、礼仪、政令、刑狱、军事，上至天下四方，无所不包，毫无遗漏，以此成就天下的治理。这正如同天地四方构成的六合，任何一方缺失就无法构成完整的六合。其分职治理，如六乡、六遂、六军，细微处如六牲，正像六瓣的花朵，一瓣脱落便不成其为花。至于王宫、王朝、都城、边邑、邦国，士人、庶子、万民、万物，以及祭祀、宾客、军旅、器物、荒政，每件事都层层关联、紧密相连，这却如同捆扎物品的六道绳索，一职缺位，管理便会有所疏漏。如果能明白这三层含义，谁还愿意改动《周礼》呢？

译《周礼》中有些制度是绝对无法恢复的，例如后妃、夫人与代表祖先受祭的尸主以及宾客之间的献酒酬答，天子与诸侯国君之间的送迎献酬，以及升降揖让等三千种礼仪，在后世必定无法实行，即使彻底废除它们也是可以的。至于宫中与朝廷本为一体，国王与后世子嗣行动都遵循法度，从天子以下拥有田地、封国、采邑来安置子孙，寓兵于农，以贤能选拔士人，任用宦官、守官、府史、胥徒，控制诸侯和四方夷狄，后世如果舍弃这些就无法治理国家，这些难道也不能采用吗？其他官职有分有合、古今制度不同的，不必改变现在的法规，只应当在现在的制度中施行古代的精神。比如出纳王命这一件事，周代的制度极其正大详密，现在的通政司、给事中、翰林院都承担这个职责，只要让这些人各自尽职，君主和宰相以公心治理天下，何必拘泥于大仆、内史、宰夫等官职呢？又如制定国家用度这一件事，原本属于冡宰的职责，现在的户部就是承担这个职责的，只要让户部等官员致力于寻找为百姓生财的方法、转运的途径，君主和宰相同心协力大力革除冗费、冗员、冗食，量入为出，何必拘泥于司会、大府等官职呢？治理军队的人，目的在于能够抵御外侮，而不必拘泥于军司马、舆司马、司兵、司弓矢等官职；治理刑罚的人，目的在于没有刑罚，而不必拘泥于乡士、遂士、掌囚、掌戮等官职。关键在于变通，然后才可以谈论施行《周礼》。【详见内宰、司徒、乡遂、天官、内史、司会条下】

世人怀疑《周礼》的人，大都是因为施行它没有效果。后世篡夺政权的人，以揖让为祖述；发动战争的人，以放逐讨伐为根本。这难道是尧、舜、汤、武的过错吗？王莽动不动就效法先圣，用文饰来掩盖奸邪，哪里只是限于《周礼》呢？王安石只得到了它的糟粕，以便推行他的权术，中间那些良法美意，他都茫然不知。因此就诋毁圣经，不也很奇怪吗？有人根据“奔者不禁”、“王及后世子不会”等语句，认为不是周公所作，不知道这都是注释家的解释错误罢了。所以林孝存说它是“混乱无效的书”，何休认为它是“六国阴谋的书”。现在这本书尚存，混乱阴谋在哪里呢？玩味它的文义，能够写出这样的内容，即使不是周公，也是圣人啊。

有人说：“乌鸢、蝈蠧、葛羽、荼炭，似乎繁琐。梦卜、盟诅、祷祠，似乎不是正道。如果这些确实是周公所作，那么他的学问岂不是驳杂不纯吗？”周代借鉴夏、商两代，这些事情都是自古相传的，周公因而加以品评节制，不一定都是周公所创。而且周公的道必然遍及万物，所以天下所有的昆虫草木，都在他的治理教化政令刑罚之中，自然有不能遗漏的。又因为古人距离造化不远，还知道鬼神的情状，所以他们在鬼神的事情上做得必定有效。现在的人被躯壳所隔，天道与人道不同，而且失去了古人的方法，所以在梦卜、盟诅、祷祠这些事情上做得没有征兆，直截了当的人一概禁止，于是就不相信有这个道理。谁又能知道周公所以能沟通幽明之故呢？【详见《天官·女祝》《春官·大卜》《秋官司盟》《冥氏》条下】

官员多则百姓受扰。《周礼》六官，用来经纬王畿和四海的制度，非常详细严密。当时百姓，恐怕受不了这种骚扰。其实不是这样，这在于官员是否贤能罢了。所以利于百姓的官职不可少，害于百姓的官职不可有。况且《周礼》中亲近百姓的官职，只有乡遂都鄙的主官而已。其余像司谏、司救、媒氏、调人，都是将法令下达给主官自行执行。又如布宪，每年年初派遣，只到达邦国，大概对官吏来说详细严密，对百姓实际上粗略简略。其他如匡人、撢人、掌交、掌察，则是因事派遣，没有常设人员。后世巡视国家城邑的人，得不到合适的人选，各自凭自己的意见主张行事，甚至有的官员向百姓征收赋税来附益私利，难怪有“十羊九牧”的比喻。

三百六十个属官，公孤官职不必齐备。周公以冡宰兼任大师，召公以司空兼任太保，苏公以司寇兼任大史。这原本是兼官的情况，公兼任乡老，卿兼任乡大夫，军将都是命卿，旅帅都是中大夫。这原本不另设官职，以至于比长、闾师等局分，不必设置府史胥徒，不另外安置。有不得不兼任的，掌马的人就让他驾车，士庶子等可以充当车右。至于撢人、训方，因事派遣；夏采、放相，因事设立。平时没有这些官职，事情完毕就罢免。所以官职虽然多，却没有冗员的弊病。

周公设置兼官，使人的能力能够利用他人的余力，事情治理好而不妨碍功效，用人而不耗费俸禄，善用物资而不浪费钱财。《周礼》中这种意思很多：司门有多余的空地，祭祀用的牛牲就系在那里；稾人有多余的谷食，用来饲养祭祀用的狗；甸师有多余的力气，率领他的徒众砍柴；圉师熟悉苫盖之事，就用来充当椹质；翦阖、车仆主管苹蔽之事，就用来供给大射礼的三乏。至于遂师农事不可延缓，就移用他的百姓；县正师役不可推后，就移用他的执事。大概没有不是这个意思的。其他如罪人在圜土服役，未曾以无用妨碍有用；盗贼的器物货物，就收入军队，也不以有用当作无用。周公能够勤于细微事物，大都像这样。这就是官职不兼摄，孔子所以讥讽管仲不节俭的原因。后世的冗费、冗员、冗食，大概不知道节制，而只知

译百姓的膏血用来偿还它，也应当考虑到这一点啊。

译在《周礼》的注疏中，对于文字不通顺的地方，不仅改动了读音，而且改动了原文，完全失去了原意。至于那些确实存在错讹的地方，却没能加以纠正。我选取其中被改动的部分，不过百分之一二罢了。

大凡各种经典各自有各自的义理条例，其文字表面也有不同。刚开始翻开书卷时，茫然无知，只有等到读完一遍后反复再读，其中的义理才会显现出来。我得到一个方法，就是用经文来解释经文罢了。所以凡是初读时不明白的地方，大概有十分之三四；接着逐渐融会贯通，最后还有疑问的，不过十分之一二。于是放下不再思考，把它记在眼前，使之留在心中。时间久了，这个道理自然会显露出来。大概心就是天地，圣人的心，只是因为被形体阻隔，于是被遮蔽昏塞。只有虚静无我，自然就会开明显露，这就是天赋的聪明。杜预说：“用宽缓柔和的方式引导，让他自己寻求；用满足饱足的方式熏陶，让他自己趋向。”管仲说：“思考而得不到，鬼神将会通达它。”都领悟了这种意思。

贾公彦的《正义》说：“按照《书传》记载，周公第一年平定祸乱，第二年讨伐商朝残余，第三年平定奄国，第四年分封诸侯建立卫国，第五年营建洛邑，第六年制定礼乐。所制定的礼，就是这部《周礼》。”汉朝兴起，高堂生传授《仪礼》十七篇。从高堂生、萧奋、孟卿、后仓、戴德、戴圣，这是五传弟子。所谓的十七篇，就是《仪礼》。至于《周礼》，它出现得特别晚。马融传中说：“秦国自秦孝公以下，采用商鞅的法令，政治残酷激烈，与《周官》相反。秦始皇禁止私藏书籍，特别憎恶想要灭绝它，所以焚烧它，唯独因为隐藏而得以幸存。百年后汉惠帝废除禁止私藏书籍的法律，开放献书的途径，当时有季氏献上《周官》五篇，重新进入秘府。五经之儒没有人能见到。”汉成帝时，刘向、刘歆校理秘书，才开始排列次序，著录于目录。然而缺少《冬官》一篇，用《考工记》来补足。当时众儒都出来，共同排斥认为它不是真的。只有刘歆年纪尚轻，致力于广泛阅览，才知道这是周公达到太平的遗迹，而且就在这里。无奈遭遇天下战乱并起，疾疫丧荒，弟子死丧。只有同乡何南、缑氏杜子春还在，永平初年，年纪将近九十，能通晓它的诵读，颇识它的解说。贾徽及儿子贾逵、大中大夫郑兴及儿子大司农郑众，众人都去传授他们的学业。又用经书传记辗转相互证明来解释。当时议郎卫次仲、待中贾景伯、南郡太守马融，也都作《周礼》解诂。然而仍有参差错误，同类事情相互违背。郑兴、郑众在典籍中阐明义理，粗略认识《周官》的意义，保存古字，发现细微之处并纠正读音。郑玄字康成，作《周礼》注，多引用杜子春、郑兴、郑众的义理，来称赞并承继他们。那么《周礼》兴起于刘歆，而成于郑玄。然而林孝存认为它是末世渎乱不验的书，作十论八难来排斥抛弃它。何休也认为它是六国阴谋的书。只有郑玄遍览群经，所以能回答林硕的诘难，作训注，使它的义理得以条理通畅。其后唐代大学博士贾公彦，又撰写《周礼》疏五十卷，这就是注疏【粗通】。文中子说：“我看千年以上圣人在位，没有像周公那样的。他的道统一，而典章制度完备，使后来执政的人有所遵循。”唐太宗问三代损益什么才是恰当，魏征回答说：“孔子说：‘周朝借鉴于夏商二代，礼乐多么丰富啊，我遵从周朝。’《周礼》是周公所裁定的遗存，谈论其余义理可以举而行之。如果选择前代的宪章，发明王道，臣请求以周典，任凭施行。”皇帝非常高兴，第二天又召魏征入宫说：“我昨夜读《周礼》，真是圣人的著作。篇首说：‘只有君王建立国家，辨别方向确定位置，规划国家治理田野，设置官员分配职责，作为百姓的准则。’确实深刻啊！”良久对魏征说：“我思考，不实行井田制，不实行分封制，不实行肉刑，而想要实行周公之道，是不可能的。”明道先生程颢说：“必须有《关雎》《麟趾》那样的心意，然后才可以实行《周官》的法度。”我按察程颢的学识，他的大处可以说完全得到了《周礼》的根本。然而详细考察《周礼》的治理，没有比教化更重要的。六宫教导世子，所以《周官》的法度正是为了成就《关雎》《麟趾》。法度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大抵周朝的治理，一定从卑下近处开始，一定在它困难的地方而详尽，所以后妃嫔妇、女御的教化，王世子、贵游子的教化，以至于教化宦官，教化胥徒，教化百姓女工，起初似乎可以省略而实际上非常切要，做起来很难，而其成功却很容易简单。这就是它不同于后世治理的原因。

横渠先生张载说：“天官的职掌，必须襟怀洪大，才能看得懂。因为它的规模极大，如果不能有此心，想要事事向上致曲，穷究凑合，此心如此之大，一定不能得到。”我说：“周公的心，与天地同体，以天下为家，又因为多才多艺，一事一物，都是此心的散见。等到制作完成后，无不与此心凑合。六官都是这样，学者必须先得到此心，有不通的地方，致曲也可以。”

横渠又说：“太宰的职掌，难看。因为没有那么大的心胸，包罗记得，这个忘了那个，那混混的天下之事，应当像捕龙

译蛇、搏虎豹，用心力看，方可。其他五官便易看，止一职也。」愚谓大宰之职，若典法则，而下凡十条，皆总陈治天下之道。其余有春王正月之事，有岁终之事，有毎日之事，又有随时所遇大事，具有成法，按职行之，要之亦一官之事。后世此书遂无传者，特以周公于天下事混成在心，其作为成书，皆自大本中冩出，故官虽六而治则一，职虽殊而意则通。后人无此胷襟，各自一职上推求，只见其杂乱纷纠而已。学者须于三百六十属融会而通之，运旋得转，乃可以观此书也。

蛇、搏虎豹，用心力看，方可。其他五官便易看，止一职也。」愚谓大宰之职，若典法则，而下凡十条，皆总陈治天下之道。其余有春王正月之事，有岁终之事，有毎日之事，又有随时所遇大事，具有成法，按职行之，要之亦一官之事。后世此书遂无传者，特以周公于天下事混成在心，其作为成书，皆自大本中冩出，故官虽六而治则一，职虽殊而意则通。后人无此胷襟，各自一职上推求，只见其杂乱纷纠而已。学者须于三百六十属融会而通之，运旋得转，乃可以观此书也。

译文公先生说：“《周礼》这一部书，是周公用来确立许多条规纲纪的，这些条规都从他那广大的心中流露出来。”又说：“《周官》遍布精密，是周公运用天理纯熟透彻的著作。”

文公又曾认为《周礼》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然而我观察其中“正岁、建牧、立监、九伐之法、巡狩、殷国”等礼制，都是防范维系封建制度的意图，怎么会有后世牧伯专横恣肆的祸患呢？又如“建其长、立其两”，以及“都则都士、都宗人、都司马”等官职，都设置在都鄙之后，怎么会有世卿专权的祸患呢？像“制贡、治兵、春秋”这些法令尚且存在，至于“六官职掌”都与《尚书》相同，大概周公摄政时制礼作乐的就是这些内容，怎么能说它未完成呢？只是自从成王、康王去世之后，纲纪日渐颓废，没有大有作为的君主来推行它，于是便无法再恢复。如果当时未曾实行过，文公或许没有详细阅览，恐怕也是记录者的错误吧。

陈同父说：“《周礼》这一部书，先王的遗制都具备在其中。后世再有圣人，也不能在此之上增加丝毫了。世俗儒者认为治理到周公时方法已经穷尽，穷尽就无法再延续。周朝之后必定是秦朝，孔子大概是预先说了却又不明说。唉！如果真是穷尽了，那么周公的志向就荒废了。自从伏羲、神农、黄帝以来，顺应风气的适宜，因时制定法度，都是为了为人道确立准则，而没有私心占有天下的念头。大概到了周公而集百圣之大成，文理精密详察，曲折恰当而穷尽，且不污浊，没有一丝一毫的间隙，而人道完备了。人道完备就足以贯通天下的礼制，而周遍天下的变化，变通的道理都具备在周公那里。大概到了这个地步而与天地同流，又何必担忧它穷尽呢？周家的制度既然已经确定，上下相互维系，长达八百多年，诸侯既然已经擅自立国，周王徒然拥有空虚的权位，渺小地立于诸侯之上，诸侯都相互看着而没有人敢废黜他，独自有什么畏惧而不忍心呢？难道不是周公的制度有以维持他们不完全背叛的心吗？虽然颠倒错乱，但还没有达到灭亡的地步。当时如果有能够变通周公的制度而在天下推行的，不一定非要周朝，而周公的方法起初就没有穷尽。”

黄度氏《周礼说》序言说：“周朝的道，固然没有比这本书更聚集的，其他经典是分散的；周朝的典籍，固然没有比这本书更切近的，其他经典是疏缓的。公卿恭敬，众有司廉洁，教法齐备，义利均等，文王、武王、周公、召公的实政都在这里。怎么能让它降格为度数事物的学问呢！”新昌黄文叔开始论述五官而为之作解，娓娓道来孔孟以理贯穿事理者，必定相互阐发；深切感人地体现文武以自身教化百姓者，必定相互经纬。涤荡刘歆、苏绰、王安石的腥秽，而一以性命道德开启后世的公心，虽然未能表彰此心而独自推行，仍将与其他经典并存。

马端临氏说：经制到周朝而详细，文物到周朝而完备，有一件事必有一个官职，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有如阉阍卜祝各自设立命官，羞服泉货都有司属。自从汉朝以来，其规模的琐碎，经制的烦密，也如此，只是官名不沿袭六典的旧制罢了。固然没有见到他们实行周礼，也没有见到他们不同于周礼。唯独与百姓交涉的事情，古今适宜不同。大概三代之时，寰宇都以封建治理，上面的人用来治理百姓的方法，不像帝王对待子孙那样。田土则年少时授予，年老时收回，又从而观察其田业的肥瘠，食指的众寡，而为之斟酌区划，使之均平。货财则盈余时收敛，匮乏时散发，又从而补其不足，助其不给，或赊或贷而使之足用，所以养育他们如此。司徒的乡州县，遂岁时读法，考核其德艺，纠察其过恶而加以劝惩。司马的卒旅师军，四时大田，行其禁令而加以诛赏，所以教导他们如此。其事虽然似乎烦扰，而不见其为法之弊者，盖以私土子人，痛痒常相关，脉络常相属。虽其时所谓诸侯卿大夫者未必皆贤，然既世守其地，世抚其民，则自不容不视为一体。既视为一体，则奸弊无由生，而良法可以世守矣。自封建变而为郡县，国家之法制率以简易为便，慎无扰狱市之说，治道去太甚之说，遂为经国庇民之远猷。所以临乎其民者，未尝有以养之也，苟使之自无失其养斯可矣。未尝有以教之也，苟使之自无失其教斯可矣。盖壤土既广，则志虑有所不能周，长吏数易，则设施有所不及，竟于是法立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处以简靖犹或庶几，稍涉繁伙则不胜渎乱矣。则知周礼所载凡法制之琐碎烦密者，可行之于封建之时，而不可行之于郡县之后，必知时适变者，而后可与通经学古之说也。

治地事宜

尺

凡是土地都从人身开始，寸是手指的关节，尺是手臂的长度，寻是伸臂向上的长度。大约以中等人十寸为尺，十尺为丈，加倍丈为引，八尺叫寻，加倍寻为常。布帛尺十二寸的，是天数。周尺六寸四分，洛阳测

译景防的制度尚且保留。它的尺度从黄钟开始，所以较短。

译半步称为武，一只脚所踏出的距离；两步称为步，两只脚所跨出的距离；六尺为一尺，这是人生来就有的自然度量，用于田地，从古至今，未曾改变。《王制》说：“古代以周尺八尺为一尺，现在以周尺六尺四寸为一尺。”古代的百亩，相当于当今东田的一百四十六亩三十步，东田指的是山东地区的国家，是相对于关中在西边而言的。这不过是周末度量衡不严谨，所以有此谬误。步产生于脚，如果说步有不同，脚也不同吗？邓展说：“古代百步为一亩，汉代二百四十步为一亩，古代的千二百亩就相当于现在的五顷。”

赵氏说：“古代以百步为一亩，现在以二百四十步为一亩。古代的百亩，相当于现在的四十一亩。”

桑弘羊说：“古代制定田制，百步为一亩，百姓实行井田制耕种，十分之一作为赋税。先帝哀怜百姓愁苦，衣食不足，制定田制为二百四十步为一亩，按三十税一的比率征收赋税。”

《司马法》说：六尺为步，百步为亩。一眼望去纵横各六尺，这就叫步。此图纵横各十步，累积为百步，这就叫一亩。

《考工记》说：匠人开凿沟渠，耜宽五寸，两耜为一耦。一耦所开垦的土地，宽一尺，深一尺，称为畎。班固说：“后稷开始开垦畎田，以两耜为一耦，宽一尺，深一尺。田中的畎贯穿整亩，一亩有三条畎，在畎中播种。幼苗长出叶子后，逐渐锄去垄上的杂草，顺势将土堆到苗根旁。等到垄都锄完，畎被填平，那么根就深了，能抵御风灾和旱灾。”“能”音同“柰”，通“耐”。

两耜为一耦，是两人并排耕种的意思。深挖的部分称为畎，畎上方高起的土称为伐，伐即发掘。两人所发掘的土，宽一尺，那么伐下方的土深也就是一尺了。一步有三条畎，种植幼苗的间距为二尺见方。这种方法在井田和牧田中都一样。郑氏说：古代的耜头是金属的，两人共同发掘。贾氏说：耒头的金属部分宽五寸。

按照畎垄的方法，见于赵过的记载。大概所有旱地谷物刚播种时，必须紧贴地面，这样天地之气相接而容易滋生。等到它们渐渐长大，逐渐培土以增益它们，这种治理土地的方法可谓尽善尽美了。如果是治理水田，没有比吴越地区的畎垄制度更好的了，这与旱地不同。大凡土地的宽窄，各有适宜之处。所谓宽深一尺，也不可拘泥，应当根据种植的适宜性，参考当地风俗，教导百姓去做就可以了。象山先生叙述他家治理田地的方法，使用长大的镢头锄，深至二尺左右，宽一尺半，种植一株禾苗。大旱时，因为田土深而独自不旱，每穗多达二百粒，其他地方不到一百粒，计算收成是数倍之多。深耕易耨的效果如此，不可不学习啊。

《诗经·公刘》说：整治田地作为粮食，大田降雨滋润我，公田的收成也惠及我的私田。

孟子说：“一平方里为一井，一井九百亩。中间是公田，八家各自拥有私田百亩，共同耕种公田。公田的事情做完，然后才敢治理私田的事情。”

一平方里之中，田地九百亩，界限划成井字，中间是公田，八家各自拥有私田百亩，借他们的劳力来辅助耕种公田，所以称为助。八家共同耕种，称为通力；各自拥有私田百亩，称为均平，所以称为彻。彻，就是通、均的意思。通力合作，就可以计算亩数；均收则不可以。大概各自收获自己田地的收成，所以称为私田。如果说均收，那么公田之外的为民田就不称为私田了。

必定要分成井字才不称为私田吗？

孟子说：国都之内实行十一税，让百姓自行缴纳赋税，又说贡法，是考察几年的平均收成作为常例。千亩的田地，中间为遂，九十户人家各自受田百亩，九条遂汇入沟中，因为没有公田，每户人家各自供给十一的赋税，所以称为贡。

小司徒规划土地而实行井田和牧田制度。《春秋传》说：平坦肥沃的土地实行井田，低湿高燥不平的土地实行牧田。

宽阔平坦的土地实行井田，狭窄的田地以及高低不平的土地，只能实行牧田。多的话十户人家，少的话即使不足一户人家，都可以补充授予田地。

《司马法》说：百步为亩，百亩为夫，三夫为屋，三屋为井。百步为亩，是指宽一步长百步。百亩为夫，是指长宽都是百步。

匠人开凿宽一尺深一尺的畎，田首加倍，宽二尺，深二尺，称为遂。九夫为一井，井之间宽四尺，深四尺，称为沟。

遂人规定，夫之间有遂，遂上有小路；十夫有沟，沟上有大路。

夫之间有遂，宽深二尺。遂上有小路，高宽也是二尺，可以通行行人。行十夫有沟，宽深四尺。沟上有大路，高宽也是四尺，可以通行牛马。

旧说认为遂人篇中有十夫的字样，因此认为是乡遂地区使用贡法的沟洫；匠人篇中有九夫的字样，因此认为是都鄙地区使用助法的沟洫。我认为凡是耕种者都开凿横向的畎，以汇入遂中，一步为三条畎，种植幼苗间距二尺见方，这是种植的方法，井田和牧田都一样。夫之间有遂，遂上有小路；十夫有沟，沟上有大路。大体上田首的水流入沟中，这也是井田和牧田所相同的。只是井田限于九夫，牧田则是十夫，这略有不同。然而所谓的九夫，是指九夫的土地，并非九家。况且每井有余夫等受田，一井实际上不止九夫，所以举整数而言。岂能因此就认为乡遂、都鄙有两种不同的方法呢？

公田二十亩作为庐舍。

《春秋谷梁传》说：古代方圆三百步为一里，名叫井田。井田

译（古代实行井田制时），每九百亩土地中，公田占其中一百亩。公田位于中心位置，井、灶、葱、韭等生活所需都从公田中获取。

译班固说：治理百姓的方法，以安土重迁为根本，所以必须建立步亩制度，划定田地的界限。六尺为一“步”，一百步为一“亩”，一百亩为一“夫”，三个夫为一“屋”，三个屋为一“井”，一井方圆一里，这就是九夫之地，由八家共同耕种，每家各自分得私田一百亩，公田十亩，这样总共是八百八十亩，剩余的二十亩用来建造房屋，环绕房屋种植桑树，蔬菜瓜果种植在田界上。在野外称为“庐”，在城邑中称为“里”。春天就命令百姓全部出野耕作，冬天就全部回到城邑。何休说：一夫一妇受田一百亩，公田十亩，房屋二亩半，总共是一顷十二亩半，八家共九顷合为一井，所以叫井田。赵岐说：古代一夫一妇受私田一百亩，公田十亩，八家总共是八百八十亩，剩余的公田二十亩，八家平分每家得二亩半用来建房屋，城邑中的居住用地也各得二亩半，房屋各自建在田地中，而“里”则是聚居之处。

季氏说：公田中分出土地建房屋的学说起源于《谷梁传》的儒者，于是认为在城邑和野外各分二亩半，以符合孟子五亩的说法。如果在公田中减去二十亩，只存留八十亩，那么在制定俸禄时又应当割取井田中的土地，以凑足一百亩之数，这不仅违背了先王划定正经界的本意，而且让农民居住在城邑中也有不便。因为一夫一妇是靠体力劳动的平民，靠近田地才可以治理农业，而且死徙不出乡，又是同井之人所安心的。冬天进入城邑，春天出野耕作，即使是近郊之地，住在靠近国都的地方，尚且觉得搬运烦扰，不愿轻易变动，更何况远郊之外，必定要让他们远离田地，迁徙居住在国都城邑，谁愿意呢？先王制定这个法令，究竟有什么意义呢？况且孟子说五亩之宅，并没有把它当作房屋。《诗经·信南山》中说田中有庐，是八家各自在田地中建小茅屋，作为休息劳作、看守田亩的地方罢了。大概农民所住的宅第，必定是平原可居之地，另以五亩为一处，不占用公田。但也为了方便农事、就近送饭，离开田地怎么能远呢？他们聚居的地方，或许只有八家，或许超过八家以上，各自根据方便，合并为一邑，设置堡垒修筑城墙，以便互相守望。所以举整数来说，就有十室之邑、千室之邑。有妻子的成年男子称为室，室也就是家。主要在于同井之人不出乡而已，并非一定要都城才叫邑，而都城又怎么能安置农民呢？所以农民的住宅与国都中的坊市不同，农民的住宅是乡里，就是制定里制来引导他们奉养妻子、赡养老人的地方。国都中的坊市，只是士人旅寄居住的地方，工商贸易的区域罢了，如果农民入住其中，就会改变职业没有常定，不是用来安定的方法。所以《管子》在论述内政时说：“四民杂处，那么他们的言论就会嘈杂，事情就会混乱。圣王让士人居住在清闲幽静的地方，工匠居住在官府附近，商人居住在市场，农民居住在田野。从小习惯于此，他们的心就安定，不见其他事物而改变。父兄的教育不严厉就能成功，子弟的教化不费力就能学会。”因此士人的儿子永远是士人，工匠的儿子永远是工匠，商人的儿子永远是商人，农民的儿子永远是农民。农民则在野外居住而不亲近（城邑），韦昭所说的国都城郭的领域，只有士、工、商而已，农民不在其中。这是古代制度仅存的部分。众儒者只看到后世四民混杂为一，于是说人都有两处住宅，这只能对富裕奢侈的家庭来说罢了，怎么能用来谈论安土重迁的农民呢？

应电按：《谷梁传》是战国时期的人，其言论有来源，班固、何休、赵岐都推崇它，似乎有证据。但是公田减去二十亩作为房屋，只剩八十亩，确实对制定俸禄有妨碍。而冬天住城邑春天住郊外，出入烦扰，也不是人情所乐意的。这是季氏独到的见解，辨析得很好。然而看《周礼》：上等土地田和荒地共一百五十亩，其中可食用的占三分之二，其民可用的，每家三人；中等土地田和荒地共二百亩，其中可食用的占一半，其民可用的，两家五人；下等土地田和荒地共三百亩，其中可食用的占三分之一，其民可用的，每家二人。由此可知划分为井田的，这是定法。而田地有上中下之分，那么居民的八家就不能拘泥。中间为公田的，这是定法。而田地也有上中下之分，那么一百亩的收入也不能拘泥。所以如果田地极其肥沃而土地狭窄没有荒地，那么一井只有八家，这就是《匠人》《孟子》《司马法》的常制。如果田地贫瘠而人烟稀少，那么一井连三家都不够，这就是后世尽力开垦的方法。如果都城城邑相近，那么百姓不在野外住宿，而公田的一百亩没有缺损，这是季氏所怀疑的话。如果都城城邑相距遥远，那么百姓应当在野外住宿，而公田的一百亩不足，这是《谷梁》众儒者所说的话。大概公田已经足够，那么一百亩是实数，用来制定俸禄；公田不足，那么一百亩是虚数，应当有办法增加。这就像后世叙述俸禄所说：“食封若干，而其数多；食实封若干，而其数少。”这样，那么《周礼》《孟子》班固、季氏的话都没有矛盾了。况且公田都是借民力所收，自然比私田多一倍，即使八十亩也足以抵当一百亩了。

十一说

凡是十一的税制，有在十之内取其一的，贡法就是这样。有在十之外取其一的，公田二十亩作为房屋，百姓所耕种的田地共一百一十亩就是这样。有九分而取其一的，公田没有房屋

译“舍”这种赋税制度，官府都要从中征收，即在九百亩田地中征收一百亩的产量。大概税率不超过十分之一上下，所以统称为“十一之税”。

译一个男子，上有父母，下有妻子，旁有兄弟，组成一个家庭，受田一百亩。上等土地的莱田五十亩，中等土地的莱田一百亩，下等土地的莱田二百亩。所以从七人到五人，能够承担劳役的三人到两人，都靠这百亩田生活。除了这七人到五人之外，如果还有身高六尺以上、能够承担男子征役的弟弟，就另外授给余夫田二十五亩。如果有几个弟弟，就各自授田二十五亩，用来供养他们的妻子儿女。孟子所说的“余夫二十五亩”，弟弟即使生了儿子，仍然同居。所以兄弟的儿子称为“犹子”，他们互相称为同堂兄弟。

丈夫和弟弟各自生了孙子，那么丈夫和弟弟又成为父亲。丈夫和弟弟的长子为夫，次子为余夫，孙子为子，各自成为一个家庭。丈夫的长子继承原来的田地，众弟弟的长子各自授田一百亩。《周礼·遂人》所说的“夫一防，余夫亦如之”，世代依次降等，其法则都是这样。

**余夫疆与受田说**

《易经》说：“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顺，这样家道就端正了。”大概必须有三代亲人齐全，然后才能称为成家。《周礼》大司徒任用民众的法度，上至七人，下至五人，然后称为家。大概必须与兄弟相连。所以上等土地足以供养七人，中等土地足以供养六人，下等土地足以供养五人。此外如果有身高六尺以上、能够承担男子劳役的弟弟，百亩田不足以供养，就另外授给余夫田二十五亩。当今的十余亩田，虽然已有妻子儿女，都靠田内生活，也没有不能供养的。如果长子、孙子二十五亩田不足以供养，然后像正夫那样授以防田和莱田。大概从正夫来说，必须人口多于所食田地的数量，才加授余夫田；从余夫来说，必须人口足以担当所食田地的数量，才授给足额的田地。看先王的法度，父子兄弟永远没有分居的道理，骨肉亲情有天伦之乐，没有离散的忧愁，这是第一点好处。众弟弟各自有余夫田，宽裕自然产生礼让，而没有窘迫争怨的祸患，这是第二点好处。有了孙子就分家授田，既让老人休息，又让每个人各自亲近自己的亲人，以尽做儿子的情分，这是第三点好处。长子世代守护田里庐舍，支子依次尊奉他，暗中寓含宗法，这是第四点好处。有人怀疑朱熹说：“壮年而有妻子然后授百亩田”，这与上述不同，为什么呢？壮年而有妻子，上无父母，下无子孙，就可以称为单丁，怎么能与八九人的大家庭同受百亩田呢？这本是贾公彦疏所说：“二十九岁以下没有妻子，授口田二十五亩；三十岁有妻子，就授夫田百亩。一年之间，因为有妻子就增加田七十五亩，难道不至于荒芜吗？”所以余夫如果不是丁众防不足以容纳田地，不足以吃饭，就不能授给百亩田。由此说来，凡是单丁一夫一妇的，也只可授余夫田，不当授百亩田。经典记载未尽罢了。如果凡是壮年而有妻子就授防田，分家授田，分耕年少地广，零丁孤苦，普天之下的人都没有父子兄弟之乐，王政就是用来残害百姓了。有人又说：“土地有限，凡是创业之时，土地荒芜人口分散，那么授田的法度是可行的。太平日子久了，人口日益繁多，那法度将行不通吗？”这不是这样，天地的化育，形气充塞于天地之间，有了这些土地然后足以养活这些人，有了这些人必有办法满足他们的食物。从一方来说则有宽狭，从整体来说有民稠的地方，必有土旷之处。只担心在上位的人不加以裁制罢了。所以狭乡就迁徙到宽乡，百姓不苦于地少而没有争夺；地空，就招募百姓迁徙充实。地不苦于人稀而没有旷土，这是周朝先公世代有迁都之举的原因。哪里像后世不制定百姓的产业，而有有余不足之处呢？况且增减是理势的自然。得气有厚薄，那么子孙有多寡。几代繁衍，那么后代多无嗣。谁说天下的土地不足以养活天下的人呢？

**授莱田法**

凡是上等土地的莱田，有在一处的，就是右图所示。有美田不能做莱田的，就应当另外授给莱田，更在其他地方。凡是耕种莱田，有以百亩而二易的，一年叫菑，二年叫畬，三年叫新田。这是有莱田在别处，就应当杂植以辅助正田。

凡是公田的收入，也应当以上中下三等田地计算，所以有三井而当一的，有二井而当一的，有一井而当一的。《周礼·夏官·量人》说：“凡是颁赏土地占三分之一，食赏地多闲田，所以率三井而当一井。”这可以作为证据。

**井田夫家总论**

孟子说：一平方里为一井，井九百亩，中间为公田，八家各自私田百亩。然而周朝初年，开辟土地分配田地，不尽是这样。《周礼·大司徒》：不易之地，家百亩；一易之地，家二百亩；再易之地，家三百亩。《周礼·遂人》：上等土地，夫一防田百亩，莱五十亩，余夫也这样；中等土地，夫一防田百亩，莱百亩，余夫也这样；下等土地，夫一防田百亩，莱二百亩，余夫也这样。《周礼·小司徒》：上等土地，家七人可任劳役的，家三人；中等土地，家六人可任劳役的，二家五人；下等土地，家五人可任劳役的，家二人。《周礼·大司马》：上等土地，吃饭的人占三分之二；中等土地，吃饭的人占一半；下等土地，吃饭的人占三

译这第一点。三等土地，在《周礼》中四处提及，情况都是如此。划分土地、任用民众，无论是诸侯国与天子之国，还是乡遂公邑与卿大夫的采地，都不允许有差异。所谓“不易之地”，是指肥沃的上等地，但必须额外增加五十亩莱地，目的是常使地力有余，不至于耗竭。草莱和淤积的田地，变得肥沃美好，家中自然产生多余的利益，礼让之风兴起，人口日益繁衍，因为有田地可以耕种。三份收成中吃两份，所以说“食用的是三分之二”。每一夫拥有田地一百亩，莱地五十亩，所占用的土地相当于半个夫的标准，因此一井之中实际只有六个夫还不足。所谓“一易之地”，是指肥瘦适中的中等地，休耕一年再种植，其收获与上等地相等，额外增加一百亩莱地，两份收成中吃一份，所以说“食用的是二分之一”。每一夫拥有田地二百亩，所占用的土地相当于两个夫的标准，因此一井之中实际只有四个夫。所谓“再易之地”，是指贫瘠的下等地，休耕两年再种植，其收获与上等地相等，额外增加三百亩莱地，三份收成中吃一份，所以说“食用的是三分之一”。每一夫拥有田地三百亩，所占用的土地相当于三个夫的标准，因此一井之中实际只有三个夫还不足。井田的界限是固定的，而夫所分得的土地却如此不整齐。既然有休耕的法则，田地的收成本来就没有不均的。只是不易之地使用人工较少，易之地耗费人工较多。所以上等地的收入，能养活七人，其中可承担赋役的，每家三人；中等地的收入，能养活六人，其中可承担赋役的，两家五人；下等地的收入，能养活五人，其中可承担赋役的，每家二人。正夫足以养活其人数，还有可承担赋役的余力，就接受余夫的田地；余夫如果凑满了七人、六人、五人的数量，就另外接受正夫的田地。大致以上、中、下三等土地总计，每一井田通盘考虑，只有四家可用的民众十人而已。如果拘泥于“一夫百亩”的旧说，虽然田地有高下，人口有多寡，看似平均，实则并不平均。只有根据上、中、下三等田地授予，有一百五十亩、二百亩、三百亩之多寡三等；上、中、下三等农夫可承担赋役的民众，也有每家三人、两家五人、每家二人之多寡三等，这样才算是均平。由此可知古人说：“八家同井，大概是治理已久、人口繁衍，井田大治的时候罢了。”在最初开辟土地的时候，是不能这样做的。想要知道井田中夫和家的数量，应当考察《周礼》就可以了。

译程张井地语録

二程说，地形不必说宽平，可以画成方形，只可用算法折算计算地亩授予百姓。子厚说，必须先厘清田界，田界不厘清，那么法度终究不能确定。土地有高低不平之处，不要管它，只看四周的标杆，中间的土地虽然不平，多给百姓也无害。又，田界必须端正南北，假使地形有宽窄尖斜，田界则不避开山河的弯曲，那些田地就得以成为井田的地方作为井田，不能成为井田的地方，或者五七亩，或者三四亩，或者一夫之地，其实田地的数量是存在的。又，或者在不成为一夫之地的地方，也可以计算百亩的数量而授予，没有不可行的。这样，田界随着山势河流，都不妨碍划定。如果这样划定，即使让暴君污吏，也几百年破坏不了。田界的败坏，也不专在秦朝，其由来也久远，逐渐就败坏了。有人说井田的议论不可轻易示人，恐怕招致嘲笑以及有议论。子厚说，有嘲笑有议论，那么才有益处。又说，如果有人听到这个说法，拿它作为自己的功劳，先生说：如果有能人，那么我愿意受一夫之地成为百姓，也是幸事。伯淳说，井田现在取民使贫富均等，那么愿意的人多，不愿意的人少。正叔说，也不能说民情怨怒，只论可行不可行罢了，必须使上下都没有丝毫怨怒，才可以实行。

二程问：“官户占田超过制度的怎么办？比如文曾有很多田地，只消给他五十里的采地，就足够了。又问其他的怎么办？现在的公卿不像古代的公卿，旧有很多田地的人给他采地多，少给他就无法区别，有田的人和无田的人。”

朱子开阡陌辩

阡陌，旧说认为是田间道路。大概因为田地的疆界，制定它的宽窄，以及它的纵横，以通行人物往来。就是《周礼》中遂上的径、沟上的畛、洫上的涂、浍上的道。大概陌的意思是百，遂、洫是纵向，而径、涂也是纵向，那么遂间百亩，洫间百夫，而径、涂就是陌了。阡的意思是千，沟、浍是横向，而畛、道也是横向，那么沟间千亩，浍间千夫，而畛、道就是阡了。阡陌的名称，由此而得。至于万夫有川，而川上的路，环绕其外，它与匠人井田的制度，遂、沟、洫、浍也都四周环绕，那么阡陌的名称，怀疑也是因为它的纵横而命名的。然而遂宽一尺，浍宽二寻，就是一丈六尺；径容牛马，畛容大车，涂容乘车，一轨道，二轨路，三轨就将近二丈了。这些水陆占地不能成为田地的很多。先王不是白白废弃它们，用来厘清田界，纠正侵占争夺，适时蓄泄，防备水旱，为长久的计策，有不得不这样的原因。商君以急切苛刻的心，行苟且的政令，尽开阡陌，悉除禁限，听任百姓兼并买卖，以尽人力开垦废弃土地，全部成为田地，而不使有尺寸遗留，以尽地利。大概一时的害处虽然除去，而千古圣贤传授精微的意思，在这里就尽失了。又说：所谓开，是破坏铲除的意思，而不是开置建立的名字。所谓阡陌，是三代井田的旧制，而不是秦所设置的。

季氏说：“孟子说耕者所获，一夫百亩。百亩的施肥，上等农夫养活九人，上次养活八人，中等养活七人，中次养活六人，下等养活五人。庶人在官的，其俸禄以此作为差别。一夫百亩，不是说一夫一妇佃田百亩。大概九夫为井的夫，说百亩的田为一夫之地。一人的力量，只可以耕二十五亩，那么百亩者，是四人之力所耕的。上中下农夫都是正夫，自公田八分之一外，上等农夫自受私田百亩，中等农夫受七十五亩，余二十五亩授余夫；下等农夫受五十亩，余五十亩再授一下等农夫或授二余夫，道理都可以通。上食九人，八人；中食七人，六人；下食五人，计算他们所食的人口，而耕田所获，恰足以供给他们。庶人在官的，事有繁简，那么人有众寡，而俸禄宜有差别，故计算农夫所食的人数来阐明它。难道说不论人力多寡，都耕百亩，听任他们成为懒惰农夫，而漫无劝督均齐的法度吗？”季氏又说：“农家受田，其实每人只可耕二十五亩，但从受田的长来说，则说匹夫，而总谓之一夫百亩罢了。”

按孟子的意思，应当如朱子注，同授田而以粪力为上下。如果授田有此三等，那么上次中次的说法就不去了。且经中明言七人、六人、五人三等，那么不及人数者不受足田，在其中了。因为它足以阐明余夫受田的法度，故存之。

小司徒说：九夫为井，以步百为亩，亩百为夫，计算它，所以说九夫。地有上、中、下，大约一夫耕二夫之地，每井实则四家。四井为邑，十六家。《论语》说：“十室之邑”是也。四邑为丘，十六井，六十四家。丘的意思是聚，舜所居二年成聚是也。《司马法》有“戎马一匹，牛三头”毕赋的法度，期于甸，而鲁成公作丘甲，春秋所以识其重赋也。四丘为甸，

译六十四口井，二百五十六户人家。《司马法》记载：“战马四匹，兵车一辆，步兵七十五人，再加上辎重车一辆，驾驶和随车人员二十五人，两辆车共计一百人。”“甸”这个名称，是用来指代狩猎野兽的地方。一个甸出兵车一辆，既可以用于军事行动，也可以用于田猎差役，因此得名。

译四甸组成一个县，共二百五十六井，一千二十四户，出兵车四乘。四县组成一个都，共一千二十四井，四千九十六户，出兵车十六乘。

“都”字，由“者”和“邑”组成，意思是众邑汇聚的地方。

凡是丘、甸、县、都，都是根据井田制下的居民数量来命名的，这就是所说的按户数来制定编制。它们出兵车的数量应当是凑整计算，不能按道路里程来推算。上述两种图形都是正方形，这里只是阐明它们的名称和数量而已。

遂人规定，每百夫有一道洫。洫上有涂。《司马法》说：十井为一通，一通为一匹。马士一人，徒卒二人。一条沟容纳十夫。一井的遂，十条沟汇入一条洫，那就是十井而百夫了。所以说“百夫有洫”。十井为一通，是说百夫通力合作治理一条洫。又是十井通力合作来兴修耡田。

涂的高度和宽度与洫相同，能容纳一辆马车通过。涂的尽头有桥梁。

放牧的人，每数十夫，所以有百夫、千夫、万夫井田的说法，数量限于九，大数限于八，这里记载夫数并以十为单位，是因为其余的夫、单丁以及士、工、商所受的田地不过二十余亩，实际上每井必有十余夫，所以举其整数来说。

遂人规定，千夫有浍，浍上有道。

《司马法》说：十通为一成，一成百井，革车一乘，马士十人，徒卒二十人。《匠人》说：方圆十里为一成，成之间的沟宽八尺，深八尺，叫做洫。

一条洫容纳十井，百夫的水，十条洫共同汇入一条浍，那就是百井而千夫了。所以说：千夫有浍，十通为一成。是说十洫方圆百井，井田的制度于是就成了。

一成百井，千夫除去山川等三分之一，大约相当于甸的六十四井以上，中下三等，计算下来一夫耕种两夫的土地，每井只有四家为户，二百五十六约五户出两个兵卒，所以是马士十人，革车一乘。

道的高度和宽度与浍相同，能容纳两辆马车并行。

遂人规定，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通达于国都。

《司马法》说：十成为一终，一终千井，革车十乘，马士百人，徒卒二百人。千夫有浍，十条浍共同汇入一条川，那就是千井而万夫了。所以说：“万夫有川，十成为一终。”是说十成的水，共同归入一条川，因山川的形势而加以人工，疏导水流有所终结，所以取这个意义。从川就可以通达于四渎了。

《诗经》说：“迅速开发你的私田，长达三十里。也服侍你的耕作，数以千计。只有耦耕，长达二十五里。说三十里，数以千计的耦耕。”都是举其整数，极而言之。

以地方言，千井万夫除去山川道路等三分之一，为二县零二甸之地，总共为十甸，共六百四十井，出兵车十乘。路的高度和宽度与川相同，能容纳三辆马车并行。

《司马法》说：十终为一同，一同方圆百里，革车百乘，马士千人，徒卒二千人。一终千井，万夫十终，则总共有万井，十万夫。直二十五里，四面方圆一百里，叫做同，是说雷震百里，其声音相同。同之间的沟宽四寻，深四仞，为川。一同之中，有九条川，其外为大川，以通达于国都。每一目相当于一成，以地方计算，虽然有万井，十万家，除去山川道路三分之一，总共为百甸之地，六千四百井。每井只有四家，为户二万六千四百，约五户出两个兵卒，所以是马士千人。二百五十余户出一辆车，所以是革车百乘。

井田沟洫浍川所用田地数量

一井的沟【长九百步】沟上的畛【各宽四尺，共八尺，积一千二百步】计田十二亩。十井为一通，沟畛十【积一万二千步】计田一夫零二十亩。十井的洫【长二千步】洫上的涂【各宽八尺，共二步四尺，积八千步】计田八十亩。以上十井沟畛合洫涂，共计田二百亩，相当二夫。

十通为一成，百井洫涂十，计田二千亩，相当二井零二夫。百井的浍【长一万步】浍上的道【各宽二步，共五步二尺，积一万六千步】计田一夫零六十亩。

以上，百井沟、畛、洫、涂、合、浍道，共计田二千一百六十亩，相当二井三夫零六十亩。

十成为一终，一千井浍，道十，计田二万二千六百亩，相当二十四井。千井的川【长三步】川上的路【各宽四步，共十步四尺，积三十二万步】计田三千二百亩，相当三井零五夫。

以上沟畛、洫、涂、浍、道、合川路，共计田三万四千八百亩，相当二十七井零五夫。

十终为一同，一万井川路十，共计田二十四万八千亩，相当二百七十五井零五夫。

以上每同沟洫浍川，大约耗费田地不及百分之三，即百里耗费田地三里，千里耗费田地三十里。古今以耗费田地为忧虑，而秦人所开拓的要害，不过如此，为何要计较这些？

因小利而坐失大利吗？我观察古法治水，以道里。

计算赋税除去三分之一，则沟洫已在其中，而人

仍然怀疑它，因此详细叙述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