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诗名物觧卷二十
，此复续仪礼之误也。说者谓饎而在西堂下，逼西壁，谓之天防，置于庙中，理不安矣。况欲逼宗庙西壁爲之乎？说者或谓西壁，谓西墙也。案仪礼有曰「西墙」，有曰「西壁」，则壁与墙异矣。臣等考之，《特牲馈食》曰：「主人服如初，立于门外，东房南面，视侧杀。主妇视饎防于西堂下。」盖堂谓门侧之室。《尔雅》曰：「门侧之室，谓之塾。」近人曰：「门堂三之一。」古者防在庙门外，或在东，或在西，故饎防在庙门下之西堂下。《少牢馈食》曰：「雍防在门东南，北上。廪防在雍防之北。」《特牲馈食》云：「牲防在庙门外东南，鱼腊防在其南，皆西面。饎防在其西北。」《壁士虞礼》曰：「侧亨于庙门外之右，东面。鱼腊防亚之，北上。饎防在东壁，西面。」由是观之，饎防在庙门外之西堂下，逼西壁爲之，明矣。故曰「饎防在西壁」，又曰「主妇视饎防于西堂下」。臣等稽考载籍，庙与路寝、明堂同制，虽具其凡如右，然其脩广之度，行人以爲南北七筵，东西九筵，凡室二筵，谓之「凡室二筵」，则太室大矣。太庙五室，十有二堂，太室又大，则广九筵，脩七筵，不能容之。案市朝一夫，而郑谓方各百歩，则东西九筵，南北七筵，亦谓南北各六十三尺，东西各八十一尺欤？且古者寝不逾庙，宴衣不逾祭服。而宣王考室之所，曰：「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鸟斯革，如翚斯飞。」则先王之宫室甚轮奂矣。又曰：「哙哙其正，哕哕其冥。」「哙哙」大声也，「哕哕」小声。言其闳可以响荅，岂与大夫之陋同？日而语，又况后世弥文积隆，以至于今也？然则天子庙虽古制残缺，不可知，而今亦有不可尽如古者。要之，度先王，稽当世，与时宜之。其前代载籍所不得见，与其后世未之有者，法可以道揆，礼可以义起。使华副实，以称昭明，垂之百世，取成于心，实在圣躬。如允臣等所议，伏乞参校旧圗，择其善者，以圣训裁之。
译这又是沿袭《仪礼》的错误。解说者认为饎防位于西堂之下，紧挨着西壁，称之为天防，将其置于庙中，道理上是不妥当的。况且难道要紧贴宗庙的西壁来设置它吗？解说者有的说西壁指的是西墙。查考《仪礼》，有的说“西墙”，有的说“西壁”，那么壁与墙是不同的。臣等考证，《特牲馈食礼》说：“主人服饰如前，站在门外，东房南面，观察侧杀。主妇在西堂下视察饎防。”大概堂指的是门侧的室。《尔雅》说：“门侧的室，叫做塾。”近人解释说：“门堂占三分之一。”古代防在庙门外，有时在东，有时在西，所以饎防在庙门下西堂之下。《少牢馈食礼》说：“雍防在门东南，以北为上。廪防在雍防的北面。”《特牲馈食礼》说：“牲防在庙门外东南，鱼腊防在它南面，都面向西。饎防在它西北。”《士虞礼》说：“在庙门外右侧烹煮，面向东。鱼腊防次之，以北为上。饎防在东壁，面向西。”由此看来，饎防在庙门外西堂之下，紧挨着西壁设置，是很明显的。所以说“饎防在西壁”，又说“主妇在西堂下视察饎防”。臣等查考典籍，庙与路寝、明堂制度相同，虽然大致情况如上所述，然而其长宽的尺寸，有人认为是南北七筵，东西九筵，凡是室两筵，称为“凡室两筵”，那么太室就太大了。太庙有五室，十二堂，太室又大，那么宽九筵，长七筵，是容纳不下的。查考市场朝堂一夫之地，而郑玄说各方各百步，那么东西九筵，南北七筵，是说南北各六十三尺，东西各八十一尺吗？况且古代寝宫不超过宗庙，宴饮服饰不超过祭服。而宣王考察宫室之所，说：“像踮脚展翅，像箭羽整齐，像鸟羽革新，像野鸡飞翔。”那么先王的宫室非常华丽了。又说：“哙哙其正，哕哕其冥。”“哙哙”是大声，“哕哕”是小声。说其宏大可以回声应答，岂能与大夫的简陋相同？白天说话，又何况后世礼仪日益繁复隆盛，以至于今天呢？那么天子的宗庙虽然古制残缺，不可确知，但现在也有不能完全照搬古制的地方。总之，衡量先王，考察当世，顺应时宜。那些前代典籍所不见的，以及后世未曾有的，法度可以道理推求，礼仪可以义理兴起。使华美符合实质，以彰显昭明，流传百世，取成于心，实在在于圣上。如果准许臣等的议论，恳请参校旧图，选择其中好的，以圣上的训示裁定。
诗序统觧
静而爲性，动而爲情，定而爲心，适而爲志，晦而爲道，显而爲言，妙而爲神，麤而爲法，此之谓体用之言，此之谓生出之序。情不能无动，则有所感；志不能无适，则有所言。言丽乎显，则有所寓；法陈乎麤，则有所形。此诗所由作也。凡顺之则喜，逆之则怒，得之则乐，失之则悲，忿有所不已，则不能无怨；欲有所不获，则不能无思；事有所不当，则不能无嗟；理有所不足，则其气不能无叹。此诗之所谓情也。穷之则郁，逹之则舒，或屈或伸，或拘或肆，或逺或近，或小或大，义之所起，则不能以辞害之；辞之所止，得以意逆之；命之所止，则况之而以其言要其所归则导焉，而以其趋。此诗之所谓志也。贵极于王公大人之所作，贱极于羁臣小夫之所爲，抑扬天下之至情，包罗万物之至理，曲而有所谓端，聚而有所谓升，谲而有所谓正，微而有所谓彰，在所可言也。故虽侈而不疑于夸，在所畧也，则虽约而不疑爲简。此诗之所谓言也。不止于美而有所谓嘉，不止于规而有所谓诲，虽乱而在所可矜也，则闵之而不以伤；虽过而在所可恕也，则哀之而不刺。方其致严也，虽天子亦贬之于风；方其致美也，虽诸侯而进之于颂。此诗之所谓法也。故昔之能诗者，正其六义之归，辨其四始之叙，取其辞义之合于礼义者着于篇，使学而循之者可以言体，而行之者可以治修身接物，事父事君。论其粹则可以美教化，移风俗；论其妙则可以动天地，感鬼神。故古之作乐者则取是以文之也，古之燕饮者则取是以赋之也。可以导和，可以见志，蒸而爲佳气，止而爲中声，雅正之音，歌颂之美，洋溢乎上下，防导乎隂阳，则诗之所施，岂曰小补之哉！作诗者不知起于何代，然自《生民》之能言，则诗之道已具矣。康成以爲诗不起于上皇之世，岂其然乎？作序者不知自于何人，然非深通乎法言，莫之能爲也。或以谓子夏、衞宏之所爲，则疑其不能及也。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然则所谓诗亡者，非诗亡也，礼义之泽熄焉而已矣。变风、变雅之作，而知止乎礼义。当是时，诗尚存也。惟其礼义之泽熄，然后诗之道亡矣。何也？盖诗者，礼义之所止故也。诗亡，则美刺之法废；春秋作，则褒贬之法兴。使诗之道尚存，则愚知春秋不作矣。盖美刺之法废，而无襃贬以继其后，则乱臣贼子无所忌惮，而接迹于后世矣。古之君子，号爲善救天下者，知此道而已矣。虽然，能诗者，岂曰言治人之间而已哉？亦知其所致而已矣。不然，孔子之进子贡，何以言「告诸徃而知来者」？
毛诗名物解卷二十
译《诗序》的统括性解释如下：
静默时表现为本性，活动时表现为情感，安定时表现为心志，趋向时表现为意志，隐晦时表现为道，显扬时表现为言语，精妙时表现为神韵，粗疏时表现为法度。这就叫做体用关系的表述，这就叫做生成演化的次序。情感不可能没有波动，因此有所感触；意志不可能没有趋向，因此有所言说。言语依附于显扬，因此有所寄托；法度陈列于粗疏，因此有所形态。这就是诗歌产生的缘由。凡是顺从的就欢喜，违逆的就愤怒，得到的就快乐，失去的就悲伤，愤恨不能停止，就不能没有怨恨；欲望不能获得，就不能没有思念；事情处理不当，就不能没有叹息；道理有所欠缺，那么其气息就不能没有感叹。这就是诗歌中所说的情感。困顿时就抑郁，通达时就舒展，有时屈曲有时伸展，有时拘束有时放纵，有时遥远有时亲近，有时微小有时宏大，义理兴起的地方，就不能用言辞去损害它；言辞停止的地方，可以用心意去推求它；命运停止的地方，就通过比喻来概括其言论以探求其归宿，从而引导它，并顺应其趋向。这就是诗歌中所说的意志。高贵到王公大人所作，低贱到羁旅之臣、平民百姓所为，抑扬天下极致的情感，包罗万物极致的道理，曲折中有所谓端正，聚集时有所谓升华，诡谲中有所谓正直，隐微中有所谓彰显，这些都是可以言说的。所以虽然铺陈而不怀疑是夸张，在应当简略的地方，虽然简约而不怀疑是简略。这就是诗歌中所说的言语。不止于赞美而有所谓嘉奖，不止于规劝而有所谓教诲，虽然混乱但在可以怜悯的地方，就怜悯它而不因此伤害；虽然有过错但在可以宽恕的地方，就哀怜它而不加以刺讥。当它极其严厉时，即使是天子也在《国风》中被贬抑；当它极其美好时，即使是诸侯也在《颂》中被推崇。这就是诗歌中所说的法度。所以过去擅长诗歌的人，端正六义的归宿，辨明四始的次序，选取那些辞义符合礼义的篇章著录下来，使得学习并遵循它的人可以谈论体统，而践行它的人可以治理自身、修养品德、待人接物、侍奉父亲、侍奉君主。论其精纯之处，可以美化教化，移风易俗；论其精妙之处，可以感动天地，感召鬼神。所以古代制作音乐的人就取用它来加以文饰，古代宴饮的人就取用它来赋诗。它可以引导和谐，可以表达意志，升腾成为美好的气息，停止成为中正的声音，雅正的音乐，歌颂的美好，洋溢于上下，防范疏导阴阳，那么诗歌的施行，难道只是小小的补益吗！作诗的人不知道起源于哪个时代，然而自从《生民》能够言说，那么诗歌的道理就已经具备了。郑玄认为诗歌不兴起于上古帝王之世，难道真是这样吗？作《诗序》的人不知道是谁，然而如果不是深通法言的人，没有人能够做得到。有人说是子夏、卫宏所作，那么怀疑他们达不到这个水平。孟子说：“王者的踪迹熄灭，而诗歌消亡；诗歌消亡，然后《春秋》才出现。”那么所谓诗歌消亡，并不是诗歌本身消亡，而是礼义的恩泽熄灭罢了。变风、变雅的作品，知道在礼义处停止。在那时，诗歌还存在。只有礼义的恩泽熄灭，然后诗歌的道理才消亡。为什么呢？因为诗歌是礼义停止的地方。诗歌消亡，那么赞美和讽刺的法度就废弛；《春秋》出现，那么褒扬和贬斥的法度就兴起。假如诗歌的道理还存在，那么愚昧的人就知道《春秋》不会出现了。因为赞美和讽刺的法度废弛，而没有褒贬来继承其后，那么乱臣贼子就无所忌惮，而在后世接踵而出了。古代的君子，号称善于拯救天下的人，知道这个道理罢了。虽然如此，擅长诗歌的人，难道只是谈论治理人间的道理而已吗？也知道它导致的结果罢了。不然的话，孔子提升子贡，为什么说要“告诉过去的事而能知道未来的事”呢？
《毛诗名物解》卷二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