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四
卷二十四
策问
生乎天地之间，具人之形体，均之为人也，品类差等，何其若是之相辽绝哉？今夫天下之俗，固不可以言古，然蒙被先王之泽，士之求尧舜孔子之道者日众，而儒宫学馆之间，有父兄之所教，有师友之所讲磨，而考其所向，则有常人之所耻者......二三子各悉究其日履之所向，尝试相与共评斯语，毋徒为场屋课试之文。试言人之所向相去若是辽绝者何故。己之气质，己之趋向，当在何地？今日之用心，今日之致力者，其实何如？
齐欲称东帝，邹鲁之臣妾肯死而不肯从之；秦欲称西帝，鲁仲连肯死而不肯从之。夫以齐秦之强，力足以帝天下，而卒沮于匹夫之一辞。「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孟子之言，于是信矣。
西汉不崇礼义，好言时宜。叔孙通陆贾之徒，号称以儒见用，综其实，殆未有以殊于奇谋秘计之士也。
高祖宽大长者之称，见于起兵之日。惟恐沛公不为秦王，则长安之民所以爱戴之者，亦可谓深且素矣。继之以文景之仁爱，武宣之政令，所以维持之者，亦后世所鲜俪，元成哀平虽浸以微弱，亦非有暴鸷淫虐之行。然区区新莽，举汉鼎而移之，若振槁叶，天下慑然莫之敢争。
东都之兴，光武之度，不洪于高祖，明帝之察慧，有愧于文景多矣，章帝之仁柔，殆伯仲于元成之间，自是而降，无足讥矣。然绵祀埒于西汉，以曹操之强，其所自致者不后于高光，然终其身不敢去臣位。视天下有孔北海，如孺子之有严师，凛然于几席之间而不敢肆也。推其所自，则尊社卓茂以为太傅，投戈讲艺，息马论道，讲论经理，夜分乃寐，殆未可以文具而厚非之也。
二三子盍备论夫「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之道，......有能究唐虞三代之政，论两汉之得失，以及乎当世之务者，其悉书之毋隐。
有道之世，士传言，庶人谤于道，商旅议于市，皆朝廷之所乐闻而非所禁也。
夫子删诗定书，系周易，作春秋，传曾子则有孝经，子思所传则有中庸，门人所记则有论语，凡此因夫子所以诏教后世，而后世所以学夫子者，亦未有舍此而能得其门者。
圣人备物制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是故网罟、耒耜、杵臼作，而民不艰于食；上栋下宇以待风雨，而民不病于居；服牛乘马，刳舟剡楫，而民得以济险；弦弧剡矢，重门击柝，而民得以御暴。凡圣人之所为，无非以利天下也。二典载尧舜之事，而命羲和授民时，禹平水土，稷降播种，为当时首政急务。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未有它过，而孟子何遽辟之峻，辨之力？......孟子曰：「我能为君约与国，战必克，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辟土地，充府库，约与国，战必克，此其为国之利固亦不细，而孟子顾以为民贼，何也？岂儒者之道，将坐视土地之荒芜，府库之空竭，邻国之侵陵，而不为之计，而徒以仁义自解，如徐偃王宋襄公者为然耶？不然，则孟子之说亦不可以卤莽观，而世俗之蔽亦不可以不深究而明辨之也。世以儒者为无用，仁义为空言。不深究其实，则无用之讥，空言之诮，殆未可以苟逃也。愿与诸君论之。
观古人之书，泛然而不得其实，则如弗观而已矣。
逢蒙杀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自非圣人，安能每事尽善？人谁无过？如以其行之有过，事之不善，而遂绝之，则是天下皆无可教之人矣。
《中庸》称隐恶，而《尚书》载其受终巡狩之后，独汲汲于明刑，自四罪而放之流之窜之殛之，无乃与隐恶之意异耶？孔子自言「为政以德」，又曰「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又曰「政者正也」。季康子问：「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宜不尚刑也。而其为鲁司寇七日，必诛少正卯于两观之下，而后足以风动乎人，此又何也？
夫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汤德足以及禽兽，而
译卷二十四
策问
人生在天地之间，具备人的形体，同样都是人，但各类人的差别等级，为什么如此悬殊呢？现在天下的风俗，固然不能与古代相比，但蒙受先王的恩泽，士人中追求尧舜孔子之道的人日益增多，而在儒学宫馆之中，有父兄的教导，有师友的切磋讨论，但考察他们所趋向的目标，却有常人感到羞耻的事情……各位学子各自详细探究自己日常行为所趋向的目标，尝试共同评论这些话，不要仅仅写成科举考试的应试文章。请说说人之所以趋向相差如此悬殊的原因是什么。自己的气质，自己的趋向，应当处于什么境地？今天的用心，今天的努力，实际情况如何？
齐国想要称东帝，邹鲁的臣民宁可死也不肯顺从；秦国想要称西帝，鲁仲连宁可死也不肯顺从。凭借齐秦的强大，力量足以称帝天下，但最终被一个普通人的言辞所阻止。“巩固国家不依靠山河的险要，威慑天下不依靠兵器的锋利”，孟子的话，在这里确实可信了。
西汉不崇尚礼义，喜欢谈论时宜。叔孙通、陆贾等人，号称以儒学被任用，综合其实质，大概与奇谋秘计之士没有什么不同。
高祖宽厚长者的名声，在起兵之日就已显现。只怕沛公不做秦王，那么长安百姓爱戴他的原因，也可以说是深厚且长久。接着是文景的仁爱，武宣的政令，用来维持国家的方法，也是后世很少能比的。元帝、成帝、哀帝、平帝虽然逐渐微弱，也没有暴虐淫乱的行为。然而小小的新莽，举起汉室的鼎器而转移它，如同摇落枯叶，天下震惊没有人敢争。
东汉兴起，光武的气度，不如高祖宏大；明帝的明察聪慧，比起文景来惭愧很多；章帝的仁柔，大概介于元帝、成帝之间，从此以后，不值得讥讽。然而国祚绵长与西汉相当，凭借曹操的强大，他自己所达到的地位不落后于高祖、光武，但终其一生不敢除去臣子的名位。看待天下有孔北海，如同孩童有严师，在几案席位之间凛然敬畏而不敢放肆。推究其根源，则尊崇社稷，任命卓茂为太傅，放下武器讲习技艺，停息战马讨论道理，讲论经书义理，半夜才睡觉，大概不能仅凭形式上的完备而严厉地非议他。
各位学子何不全面论述“巩固国家不依靠山河的险要，威慑天下不依靠兵器锋利”的道理……有能够探究唐虞三代政治，论述两汉得失，以及当今事务的人，请全部写下来不要隐瞒。
有道之世，士人传言，庶人在道路上批评，商人在市场上议论，都是朝廷乐于听闻而不禁止的。
孔子删诗定书，系连周易，作春秋，传给曾子的有孝经，子思所传的有中庸，门人所记的有论语，所有这些因为孔子用来教导后世，而后世用来学习孔子的，也没有离开这些就能得其门径的。
圣人备办器物制定用途，设立成器以利于天下，所以网罟、耒耜、杵臼制作出来，百姓不艰难于食物；上栋下宇以抵御风雨，百姓不苦于居住；服牛乘马，刳木为舟削木为楫，百姓得以渡险；弦弧剡矢，重门击柝以警戒，百姓得以抵御暴乱。凡是圣人的作为，没有不是为了利于天下的。《尚书》记载尧舜的事迹，而命令羲和授予百姓农时，禹平定水土，稷降下播种，是当时首要的政治急务。梁惠王问“怎样有利于我的国家”，没有其他过错，而孟子为什么如此严厉地驳斥，如此有力地辩驳……孟子说：“我能为您约集盟国，作战必胜，现在所谓的良臣，古代所谓的民贼。”开辟土地，充实府库，约集盟国，作战必胜，这为国家谋利固然不小，而孟子却认为是民贼，为什么呢？难道儒者的道，将坐视土地荒芜，府库空竭，邻国侵陵，而不为之谋划，而只以仁义自我辩解，像徐偃王、宋襄公那样吗？不然，那么孟子的说法也不可以草率看待，而世俗的蒙蔽也不可以不深入探究而明辨。世人认为儒者无用，仁义为空言。不深入探究其实质，那么无用的讥讽，空言的嘲笑，大概不可以轻易逃避。愿与各位讨论。
观看古人的书，泛泛而不能得到其实质，那么就像没有观看一样罢了。
逢蒙杀羿，孟子说“这也是羿有罪”。……如果不是圣人，怎能每件事都尽善？人谁没有过错？如果因为他的行为有过错，事情不善，就断绝他，那么天下就没有可教的人了。
《中庸》称颂隐恶，而《尚书》记载他接受天命巡狩之后，唯独急切于明刑，从四罪而放逐、流放、放逐、诛杀，难道与隐恶的意思不同吗？孔子自称“为政以德”，又说“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又说“政者正也”。季康子问：“杀无道以就有道怎么样？”回答说：“您为政，何用杀？您想要善，百姓就善了。”应该不崇尚刑罚。而他在鲁国做司寇七天，必定诛杀少正卯于两观之下，然后足以风动于人，这又为什么呢？
孔子说：“德的流行，比驿站传命还快。”汤的德足以惠及禽兽，而
不行于葛伯，必举兵征之。又东征西征不已，必十一征而天下服。周世世修德，莫若文王，而不行于崇，必再驾而后降。至伐元共，伐密须，伐囗囗，伐昆夷，盖未始不以兵，何耶？七国用兵争强，攻城取地，而孟子乃游其间，言「深耕易耨，修其孝悌忠信」之事，曰「仁义而已」，曰「仁者无敌」......其说傥可信乎？愿究其说而悉言之。
译在葛伯那里行不通，就必定发兵征讨他。又向东征讨、向西征讨不停止，必定经过十一次征讨而天下臣服。周朝世代修德，没有谁比得上文王，但在崇国那里行不通，必定再次出兵而后才投降。至于讨伐元共，讨伐密须，讨伐某某，讨伐昆夷，大概没有一次是不用兵器的，这是为什么呢？战国七雄用兵争夺强权，攻城略地，而孟子却游历于其中，说“深耕细作，修习孝悌忠信”这些事，说“只要仁义罢了”，说“仁者无敌”……他的学说难道可信吗？希望探究他的学说并详细地陈述出来。
夫子讲道洙泗，《论语》所载，问仁者不一，又曰「子罕言仁」，如陈文子令尹子文之所为，皆世所难得，而不许以仁；如子贡子路冉有之徒，皆不许以仁。岂仁之为道大，而非常人之所能遽及耶？审如是，则所谓罕言者，是圣人之教人常秘其大者，而姑以其小者语之也。
且以子路子贡冉有皆圣门之高弟，其所以自立者皆足以师表百世。令尹子文陈文子皆列国之贤大夫，非独当时所难得，人品如此，盖亦古今天下之所难得也。然而皆不足以与于仁，则今日之学者，宜皆绝意于仁，不当复有所拟议矣。......故愿与诸生论之。
卷二十九
庸言之信庸行之谨
庸言之必信，庸用之必谨，是知所以成己矣。知所以成己，则诚岂有外乎此哉？又惧乎邪之为吾害而闲之也严，使无一毫非僻之习以侵之，则诚日益至，而在己者不期存而自存矣。
成己成物一出于诚，彼其所以成己者，乃其所以成物者也，非于成己之外复有所谓成物也。
和顺积中，英华发外，极吾之善斯足以善天下也。然伐之害德，犹木之有蠹，苗之有螟。骄盈之气一毫焉间之，则善随以丧，而害旋至矣，尚何有于德之博？
故有焉而若无，实焉而若虚，功赞化育而若虚，智协天地而若愚，消彼人欲而天焉以从，谦冲不伐，而使骄盈之气无自而作，则凡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乃所以为德也。
卷三十
天地之性人为贵
人生天地之间，禀阴阳之和，抱五行之秀，其为贵孰得而加焉。使能因其本然，全其固有，则所谓贵者固自有之，自知之，自享之，而奚以圣人之言为？
惟夫陷溺于物欲而不能自拔，则其所贵者类出于利欲，而良贵由是以浸微。圣人悯焉，告之以「天地之性人为贵」，则所以晓之者，亦甚至矣。
诵其书，听其言，乃类不能惕然有所感发，独胶胶乎辞说议论之间，则其所以听之者不既藐矣乎？
孟子言知天，必曰「知其性则知天矣」；言事天，必曰「养其性所以事天也」。《中庸》言赞天地之化育，而必本之「能尽其性」。人之形体与天地甚藐，而孟子《中庸》则云然者，岂固为是阔诞以欺天下哉？诚以吾一性之外无余理，能尽其性者，虽欲自异于天地，有不可得也。
而今未有笃敬之心、践履之实，拾孟子性善之遗说，与夫近世先达之绪言，以盗名干泽者，岂可与二子（告子、荀卿）同日道哉？
智者术之原
谁独无是非之心哉？圣人之智，非有乔桀卓异不可知者也，直先得人心之所同然耳。
圣人之智，明切洞达，无一毫私意芥蒂于其间。其于是非利害，不啻如权之于轻重，度之于长短，鉴之于妍丑，有不加思而得之者。......虽酬酢万变，无非因其固然，行其所无事，有不加毫末于其间者。
烁金为刃，凝土为器，为网罟，为耒耜......是圣人之智见于创立者，犹皆因其固然，而无容私焉。
老氏者，......其言则曰「绝圣弃智」，又曰「以智治国国之贼」，是直泛举智而排之。世之君子常病其污吾道，而不知其皆售私术者之过也。使术之说破，则为老氏者将失其口实，而奔走吾门墙之不暇，其又何污焉？
刘晏知取予论
天下有皆不足之病矣，而有皆不足之理乎？闻之曰「川竭而谷盈，丘夷而渊实」，天下盖未始不足也。
方其上之不足也，不必求之于下也，其可以足之者，固有存乎其上焉者矣。下之不足也，不必求之上也，其可以足之者，固有存乎其下焉者矣。
将输之利害不明，则费广于舟车之徭；储藏之利害不悉，，则公困于腐蠹之蔽。物苦道远，则寻以输尺，斛以输斗；吏污法弊，则私良公害，私盈公虚，此所谓不必求之下焉者也。
富贾乘急而腾息，毫民困弱而兼并；贪胥旁公而浸渔；绳瓮不立，而连阡陌者犹未已也；糟糠不厌，而余刍豢者犹争侈也。此所谓不必求之上焉者也。
创残之余，而向敌之甲未解也；饥疫之后，而馈军之
译孔子在洙水、泗水之间讲道，《论语》所记载的，询问什么是仁的人不止一个，又说“孔子很少谈论仁”，像陈文子、令尹子文那样的作为，都是世间难以得到的，却不被赞许为仁；像子贡、子路、冉有这些人，也都不被赞许为仁。难道是因为仁作为大道，非常人所能轻易达到的吗？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所谓“很少谈论”，就是圣人教导人时常把大的道理秘而不宣，暂且用小的道理来告诉人罢了。
况且子路、子贡、冉有都是孔子门下的高材弟子，他们自立于世的方式都足以成为百世的师表。令尹子文、陈文子都是诸侯国中的贤大夫，不仅当时难以得到，人品如此，大概也是古今天下都难以得到的。然而他们都不足以参与仁的境界，那么今天的学者，都应当对仁断绝念头，不应当再有什么揣测议论了。……所以愿意和各位学生讨论这个问题。
卷二十九
平常言语的诚信，平常行为的谨慎
平常言语一定要守信，平常行为一定要谨慎，这是知道如何成就自己了。知道如何成就自己，那么真诚难道还有超出这个范围的吗？又害怕邪恶成为我的祸害而严加防范，使没有一丝一毫不正派的习性来侵扰我，那么真诚就会日益达到极致，而在自己身上的真诚不期望保存却自然保存了。
成就自己与成就万物都出于真诚，他用来成就自己的，也就是他用来成就万物的，不是在成就自己之外另外有所谓成就万物。
和顺之气积聚在心中，英华之气发露于外表，极尽我的善就足以使天下向善了。然而自夸的危害德行，就像树木有蛀虫，禾苗有螟虫一样。骄傲自满之气哪怕有一毫介入，那么善就会随之丧失，而祸害随即到来，还谈得上德行的广博吗？
所以拥有却好像没有，充实却好像空虚，功业辅助天地化育万物却好像空虚，智慧协调天地却好像愚笨，消除那些人的私欲而天性得以顺从，谦虚冲和不自夸，而使骄傲自满之气没有产生的根源，那么凡是无需言语而令人信任，无需发怒而令人敬畏的，才是德行的表现。
卷三十
天地之性人为贵
人生活在天地之间，禀受阴阳的和气，怀抱五行的秀气，他的尊贵谁能超过呢。如果人能顺应他的本然，保全他固有的本性，那么所谓尊贵的本来自己就有，自己知道，自己享有，还要圣人的话做什么呢？
只是那些沉溺于物欲而不能自拔的人，他们所看重的多半出于利欲，而真正的尊贵因此逐渐衰微。圣人怜悯他们，告诉他们“天地的本性中人是尊贵的”，用来开导他们的话，也已经非常透彻了。
诵读圣人的书，听圣人的话，却好像不能警惕地有所感悟激发，只是纠缠于言辞议论之间，那么他们用来听受圣人之教的态度不也太渺小了吗？
孟子谈论认识天，一定说“知道人的本性就知道天了”；谈论侍奉天，一定说“修养人的本性就是侍奉天”。《中庸》谈论辅助天地的化育，而一定以“能够尽人的本性”为根本。人的形体与天地相比非常渺小，而孟子、《中庸》却这样说，难道固然是说些荒诞的话来欺骗天下吗？实在是因为我的本性之外没有其他的道理，能够尽人性的人，即使想让自己与天地不同，也是做不到的。
而现在没有笃实恭敬的心、实践履行的实迹，拾取孟子性善的遗留学说，以及近代先贤的绪论，用来盗取名声、谋求恩泽的人，难道可以和告子、荀子相提并论吗？
智者术之原
谁独自没有是非之心呢？圣人的智慧，并不是有什么高大奇特不可知的，只是先得到了人心所共同认可的罢了。
圣人的智慧，明切透彻，没有一丝一毫私意芥蒂在其中。他对于是非利害，不像秤对于轻重，尺对于长短，镜子对于美丑那样，有不加思考就能得到的。……虽然应对万般变化，无非是顺应事物的本来样子，做该做的事，没有在其中添加丝毫私意。
熔炼金属做成刀刃，凝固泥土做成器皿，制作网罟，制作耒耜……这些圣人的智慧体现在创立事物上的，都还是顺应事物的本来样子，而没有容许私意介入。
老子……他的话却说“抛弃圣智”，又说“用智治国是国家的祸害”，这是泛泛地列举智慧而排斥它。世间的君子常担心它污染我们的道，却不知道这都是那些贩卖私术的人的过错。如果私术的说法被揭穿，那么老子一派将失去借口，忙着奔走于我们门下都来不及，又怎么会污染我们的道呢？
刘晏知取予论
天下有都感到不足的弊病，但有都感到不足的道理吗？听说“河流枯竭而山谷充盈，山丘夷平而深渊充实”，天下大概从来不曾不足。
当上面不足的时候，不一定要向下面索取，那可以使之充足的，本来就有存在于上面的；下面不足的时候，不一定要向上面索取，那可以使之充足的，本来就有存在于下面的。
如果运输的利害不明确，那么费用就会耗费在舟车的劳役上；储藏的利害不详尽，那么官府就会困于腐败虫蛀的弊端。物品苦于路途遥远，那么用寻来折算尺，用斛来折算斗；官吏贪污、法令败坏，那么私利充盈而公家空虚，这就是所谓不必向下面索取的。
富商趁急迫而抬高利息，百姓困弱而被兼并；贪婪的胥吏借公事而侵吞；法度不立，而占有大片田产的人还没有停止；连糟糠都吃不饱，而剩余肉食的人还在争着奢侈。这就是所谓不必向上面索取的。
战乱创伤之后，而面对敌人的铠甲还没有解除；饥荒瘟疫之后，而供给军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