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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藏象山语要四

卷三

儒藏 · 语录 · 已译 · 第 12–15 段

道德之意,如杨墨乡原之类是也。

  尊所闻,行所知,须要本正。其本不正,而尊所闻,行所知,只成个檐版。

译道德的含义,就像杨朱、墨翟以及乡愿这类人一样。

尊重所听到的,践行所知道的,必须根本端正。如果根本不端正,却去尊重所听到的,践行所知道的,只会成为一个檐版。

若与流俗人同过,其过尚小。檐版沉溺之过,其过甚大,真所谓膏盲之病也。

  定之于动静,非有二也。岂有定于静而不能定于动耶?

二

  特然自立之节,较之流俗人则为贤者,在子之身则为深病。吾非不知子之践履尚未能不自愧,顾以为践履未至,此节已常在胸中,耿耿然为拒善之藩篱,而不能以自知。......流俗人而或有之,是则可喜非可责也。至于知学之者有此病,则其观圣贤之训、听师友之言,必当惕焉愧悔改革,不如是,谓之不知学可也。......吾之所望于子者,非以流俗人望子也。如以流俗人望子,则子流俗人贤者矣,勉之而进,诚流俗中大贤者矣。望之以圣贤之门,乃始为一膏盲之病人也。此病去,自能改过迁善,服圣贤之训,得师友之益,如动亦定、静亦定之说,亦不必苦心而自明也。

三

  君子有君子践履,小人有小人践履,圣贤有圣贤践履,拘儒瞽生有拘儒瞽生践履。若果是圣贤践履,更有甚病?虽未至纯,亦只要一向践履去,儿则至于圣贤矣。只为辅之践履差了,正如适越北辕,愈务而愈远。

  凡与子言者,皆只是入头处,何谓不教以入头处也?

与曹廷之

  大抵学者且当大纲思省。平时虽号为士人,虽读圣贤书,其实何曾笃志于圣贤事业?往往从俗浮沉,与时俯仰,徇情纵欲,汩没而不能以自振。

  若有事役未得读书,未得亲师友,亦可随处用力检点,见善则迁,有过则改,所谓心诚求之,不中不远。若事役有暇,便可亲书册。

  看挺之未曾如此着实作工夫,何遽论到一贯多学处?此等议论可且放下。且本分随自己日用中猛省,自知愧怍,自知下手处也。既着实作工夫,后来遇师友,却有日用中着实事可商量,不至为此等虚论也。

与曹立之

  蒙问致知知止、正心诚意、知至至之、知终终之次序,深切慨叹!不知立之许多时在干当甚事?观如此问文字,一似梦中起来相似。......知至至之、知终终之一段,程先生说得多少分明。立之不应不晓文义,恐是用意过当,翻有此疑惑。

二

  夫子答子路「何必读书」之说,则历辞以斥其过,而不容其辩。

  必欲天下之理无所不明,必至夫子耳顺之年而后可言。然「学而不厌」,「发愤忘食」,「回非助我」,「启予者商」,则虽夫子之圣,亦非有天下之理皆已尽明,而无复有可明之理。今谓立之不明者,非固责其不明天下之理,盖谓之有不自知处也。

  能为能,不能为不能,明为明,不明为不明,乃所谓明也。

  姑随所见,其号不侈,小心退逊,以听他日之进,则小可大,狭可广,拘可通,曲可直便不至失序,便不至无证。

  子夏,孔门之高弟,百世之师表,其才质岂易得哉?当时夫子告之曰:「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夫所谓小人者,岂险贼不正哉?果险贼不正,则又安得谓之儒?虽曰儒矣,然而有所谓小人儒。「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虽曰小人,然不可不谓之士。

  横渠先生云:「见识长得一格,看得又别。」此语诚是。

与黄日新

  以夫子之圣,孟子之贤,犹不免叔孙臧仓之毁。

  彼狃于心俗,蔽于闻见以陷于恶而失于本心者,不可遽谓之小人。闻善而慕,知过而惧,皆君子之徒也。若乃亲善人,闻善言,见善行,而狼狈自若,无所忌惮,慧黠奸慝,常有毁伤善类之心此所谓志夫邪恶之小人。

与黄元吉

  道广大,学之无穷,古人亲师友之心亦无有穷已。以夫子之圣,犹曰学不厌,况在常人?其求师友之心岂可不汲汲也?

  然师友会聚不可必得。有如未得会聚,则随己智识,随己力量,亲书册,就事物,岂皆蒙然懵然,略无毫发开明处?曾子曰「尊其所闻则高明,行其所知则光大」,非斯人也。

  今元吉纵未有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处,且随前日所已闻已恬者,尊之行之,亦当随分有日新处,莫未至全然为冥行也。

  学者未得亲师

译如果和流俗人犯同样的过错,那过错还算小。像檐板沉溺那样的过错,那就非常大了,真是所谓膏肓之疾啊。

在动与静中确立本心,并没有两种不同的标准。难道能在静中确立,就不能在动中确立吗?

二

那种特立独行的节操,比起流俗人来算是贤者,但放在你身上却成了深重的弊病。我并非不知道你的实践功夫还未能做到不自愧,只是认为实践功夫未到,这种节操却常存于胸中,耿耿然成为拒绝善意的藩篱,而不能自我觉察。……流俗人如果有这种毛病,那是可喜而非可责的。至于求学之人有这种毛病,那么他观看圣贤的训诫、听取师友的话,必定应当警惕惭愧、悔改革新,如果不这样,可以说是不懂得求学了。……我对你的期望,不是用流俗人的标准来期望你。如果用流俗人的标准期望你,那你就是流俗人中的贤者了,努力进取,确实是流俗中的大贤者。但用圣贤的门径来期望你,你才刚开始成为一个膏肓病人。这种病去除后,自然能改过向善,服从圣贤的训诫,得到师友的益处,像“动亦定、静亦定”这样的说法,也不必苦心钻研而自然明白了。

三

君子有君子的实践,小人有小人的实践,圣贤有圣贤的实践,拘泥的儒生和盲从的学生有拘泥儒生和盲从学生的实践。如果确实是圣贤的实践,还有什么弊病呢?即使未达到纯熟,也只要一直朝着实践的方向去,终究会达到圣贤的境界。只是因为辅之的实践方向错了,就像想去越国却向北驾车,越是努力反而离目标越远。

凡是对你说的,都只是入门的地方,怎么能说没有教你入门的地方呢?

与曹廷之

大抵求学的人应当从大处思考反省。平时虽然号称士人,虽然读圣贤的书,但实际上何曾真心致力于圣贤的事业?往往随波逐流,迎合时俗,顺从私情放纵欲望,沉沦其中而不能自我振作。

如果有事务牵绊未能读书,未能亲近师友,也可以随时随地用力检点自己,见到善行就效仿,有过错就改正,所谓诚心诚意地追求,即使没有完全中肯,也不会相差太远。如果事务有空闲,就可以亲近书册。

看挺之未曾如此踏实地下功夫,怎么就议论到“一贯”和“多学”的地方去了?这类议论可以暂且放下。且从本分上,在日常用事中猛然反省,自己知道惭愧,自己知道下手的地方。既然踏实地下功夫,后来遇到师友,就有日常用事中的实在事情可以商量,不至于陷入这类虚浮的议论。

与曹立之

你问致知知止、正心诚意、知至至知、知终终之的次序,深切慨叹!不知道立之这么多时间都在忙些什么?看这样问的文字,好像刚从梦中醒来一样。……知至至之、知终终之这一段,程先生说得多么明白。立之不应该不懂文义,恐怕是用意过当,反而产生这种疑惑。

二

夫子回答子路“何必读书”的说法,则历数言辞斥责他的过错,而不允许他辩解。

一定要天下的道理没有不明白的,必须达到夫子耳顺的年纪才可以这样说。然而“学而不厌”,“发愤忘食”,“回非助我”,“启予者商”,即使是夫子的圣明,也不是天下的道理都已经完全明白,而没有可以再明白的道理了。现在说立之不明白,并不是固守责备他不明白天下的道理,而是说他有不自我觉察的地方。

能的就是能,不能的就是不能,明白的就是明白,不明白的就是不明白,这才是所谓的明白。

暂且随着所见,名号不夸大,小心谦逊,以等待日后的进步,那么小可以变大,狭可以变广,拘泥可以变通达,曲折可以变直,就不会失序,就不会没有证据。

子夏是孔门的高材生,百世的师表,他的才质哪里是容易得到的呢?当时夫子告诉他说:“你要做君子儒,不要做小人儒。”所谓小人,难道是险恶不正吗?如果真是险恶不正,又怎么能称为儒呢?虽然称为儒,然而有所谓小人儒。“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的,是小人啊!”虽然说是小人,然而不能不称为士。

横渠先生说:“见识长进一格,看得又不同了。”这话确实是对的。

与黄日新

以夫子的圣明,孟子的贤德,尚且不免遭受叔孙和臧仓的毁谤。

那些习以为常于世俗,被见闻所蒙蔽而陷入恶行并失去本心的人,不可以立刻称为小人。听到善行而羡慕,知道过错而恐惧,都是君子一类的人。如果是亲近善人,听到善言,见到善行,却狼狈如常,无所忌惮,聪明狡诈奸邪,常有毁伤善类的心思,这才是所谓志向邪恶的小人。

与黄元吉

道广大,学问无穷,古人亲近师友的心也没有穷尽。以夫子的圣明,尚且说学而不厌,何况常人呢?他寻求师友的心怎么能不迫切呢?

然而师友聚会不一定能得到。如果未能聚会,就随着自己的智识,随着自己的力量,亲近书册,接触事物,难道都是蒙昧无知,没有丝毫开明的地方吗?曾子说“尊重所听到的就会高明,践行所知道的就会光大”,不是这样的人。

现在元吉即使没有听到未曾听到的、见到未曾见到的地方,且随着以前已经听到已经知道的东西,尊重它践行它,也应当随着本分有日新月异的地方,不至于完全是在黑暗中摸索。

学者未能亲近师

友时,要当随分用力,随分考察,使与汲汲求师友之心不相妨害,乃为善也。

译结交朋友的时候,应当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去努力,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去考察,使得这种态度与急切寻求良师益友的心情不相冲突,这样才是好的。

与诸葛受之

  某自承父师之训,平日与朋友切磋,辄未尝少避为善之任,非敢奋一旦之决,信不逊之意,徒为无顾忌大言。诚以畴昔亲炙师友之次,实深切自反,灼见非外烁,徒以交物有蔽,沦胥以亡,大发愧耻。自此鞭策驽蹇,不敢自弃。

卷四

与李德远

  某生七岁读书,十三志古人之学,今二十有四矣。而漫刺未尝有所投,乃汲汲登阁下之门,固众人之所耶俞以为狂且怪。然而甘心犯之,惟以古人自慰耳。教且进之,于阁下固宜。

得解见提举

  古之见者必以贽,今世之贽以文。文之作,所以道进见之意,当介绍之辞,而其蔽至于苟为之说。恭敬者,君子之道,非是无以为礼。

  夫无根苟作之说,丛杂彩绣之文,则仆之所不能;夷倨慢囗,足恭谬敬,则仆之所不敢。

  某七岁读书,......二十四以书见先达李公,今经略广西者,书辞才百余言,而李公嘉之。是岁,实新天子即位,颁科诏,而某独无应书之意。李公以为不可。乃以向为举子业示李公,亦谓为能,其秋竟就试中选。

  习俗之礼,凡于官于是者,无问其与举选之事与否,中选者均往谢焉,退又为启以授之曰大谢。

  某窃以为举送公也,从而谢焉私也。谢之号固不可,求其所为谢之文读之,于心甚不安,故独不敢谢。

得解见权郡

  某闻君子行不贵苟异。然习俗之蔽,害义违礼,非法制所拘,而必曰不苟异,而局局然不敢少违;至于义礼之所在,非法制之所禁,乃曰不苟异而不敢行则亦非君子之道也。

与诸葛诚之

  承谕:「惟知顿身于规矩准绳中,而痛锄狂妄之根。」诚使心不狂妄,而身中规矩准绳,不亦善乎?纵未能如此,但狂妄日减,日就规矩准绳,日以纯熟,亦为难得。

  以诚之之勤笃,从事于规矩准绳中,此亦其所长也。但不知所谓狂妄之根者果何如?将何如而锄之?不知下手锄时,便锄得去也无?若锄得去,自后却遂无此矣,为复此根非若草木之根,一锄去后便无,虽锄得去,又复生耶?为复虽锄之而不能尽去耶?

  讲学固无穷,然须头项分明,方可讲辩。

二

  中人之质,戕贼之余,以讲磨之力,暂息斧斤,浸灌于圣贤之训,本心非外烁,当时岂不和平安泰?更无艰难。继续之不,防闲之不严,昏气恶习,乘懈而炽,丧其本心。觉之则来复,岂得无艰屯?一意自勉,更无他,则屯自解矣。

  继续之善,防闲之严,中人之质,亦恐未能免昏气恶习之间作。然辨之于早,绝之于微,则易为力耳。

三

  大丈夫精神岂可自埋没......‘为仁由己',‘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我未见力不足者',圣人岂欺后世?

与刘淳叟

  学固不欲速,欲速固学者之大患。然改过迁善,亦不可迟回。向来与诸公讲切处,正是为学之门,进德之地。

二

  申公曰:「为治不在多言,顾力行如何耳。」今曰「道不在多言,学贵乎自得」,明理者观之,二语之间,其病昭矣。......杨子非不自得也。二氏不至多言,而为异端。颜闵侍侧,夫子无言可也。杨墨交乱,告子许行之徒,又各以其说肆行于天下,则孟子之辨岂得已哉?或语或默,各有攸当。

  夫博学于文,岂害自得?颛臾之不必伐,卫政之必正名,冉有季路不能无蔽,夫子不得不申言之。夷之陈相告子之徒,必执其说以害正理,则孟子之与之反复,不得不致其详。必曰不在多言,问之弗知弗措,辨之弗明弗措,皆可削也。自得之说本于孟子。

  仁智信直勇刚,皆可以力行,皆可以自得。然好之而不好学,则各有所蔽。道之异端,人之异志,古书之正伪,固不易辨。然理之在天下,至不可诬也。有志于学者,亦岂得不任其责?

与赵宰

  吏胥贪鄙,旁公浸渔,惟利是见,岂恤公上?......大抵吏胥献科敛之计者,其名为官,其实为私。官未得一二,而私获八九矣。比者数吏魁田连阡陌,楼观,服食燕设,拟于贵近,非民脂膏

译给诸葛受之

我自从承受父亲和老师的教诲,平日里与朋友切磋学问,从未稍微推卸过行善的责任,并非敢凭一时的决断,相信不谦逊的意图,只是发表毫无顾忌的大话。实在是因为过去亲近受教于师长朋友,深切地自我反省,清楚地认识到人的本性并非由外物所改变,只是由于与外物交往时产生遮蔽,从而一同沦丧,因此极大地感到羞愧和耻辱。从此我鞭策自己这驽钝的资质,不敢自我放弃。

卷四

给李德远

我七岁开始读书,十三岁立志学习古人的学问,如今二十四岁了。然而我的名片从未投递给任何人,却急切地登上门庭拜见阁下,这本来是众人所不赞同、认为疯狂且怪异的事情。但我甘愿冒犯这种非议,只是用古人来安慰自己罢了。教导并促进我,对于阁下来说是理所当然的。

考中秀才后拜见提举

古代拜见的人必定要带上贽礼,当今世上的贽礼是用文章。文章的创作,是用来表达拜见的心意,充当介绍人的言辞,但其弊端在于流于随便应付的说法。恭敬是君子的正道,没有恭敬就无法行礼。

那些没有根基、随便创作的说法,杂乱如彩绣般的文章,是我所不能做的;傲慢无礼、表面恭敬内心轻慢,是我所不敢做的。

我七岁读书,……二十四岁时写信拜见先达李公,即如今经略广西的人,书信言辞才一百多字,而李公称赞我。这一年,恰逢新天子即位,颁布科举诏令,而我唯独没有应试的意思。李公认为不可以。于是我把以前做举子时写的文章给李公看,他也认为我能行,那年秋天我终究参加考试并中选。

习俗中的礼节,凡是对于在此任职的官员,不问是否与科举选拔有关,中选的人都要去拜谢,回来后又要写启帖授予他,称为大谢。

我私下认为,举荐是公事,跟随去拜谢则是私事。拜谢的名义本来就不可以,寻求那篇用于拜谢的文章来读,心里非常不安,所以唯独不敢去拜谢。

考中秀才后拜见权郡

我听说君子行事不贵在苟且求异。然而习俗的弊端,损害道义、违背礼节,并非法律所约束,却一定要说不要苟且求异,而拘谨地不敢稍有违背;至于道义和礼节所在的地方,并非法律所禁止,却说不要苟且求异而不敢实行,这就不是君子的正道了。

给诸葛诚之

承蒙告知:“只知道使身体处于规矩准绳之中,而痛加铲除狂妄的根源。”如果心里不狂妄,而身体合乎规矩准绳,不也很好吗?纵然不能如此,但只要狂妄一天天减少,一天天接近规矩准绳,一天天纯熟,也是难得的。

凭着诚之的勤奋笃实,在规矩准绳中行事,这也是他的长处。只是不知道所谓的狂妄的根源究竟是什么样的?将怎样去铲除它?不知道下手铲除时,就能铲除干净吗?如果能铲除干净,从此以后就没有这根源了,还是这根源不像草木的根,一铲除后就没了,虽然铲除了,却又再生呢?还是虽然铲除了而不能完全去除呢?

讲学固然没有穷尽,但必须头绪分明,才可以讲论辩驳。

二

中等资质的人,在受到戕害之后,凭借讲习磨砺的力量,暂时停止斧斤的砍伐,浸润在圣贤的训诫中,本心并非由外物所改变,当时难道不和平安泰吗?更没有艰难。如果继续不善,防范不严,昏浊之气和恶习,趁着松懈而炽盛,丧失了本心。觉察到它则使其复归,难道没有艰难吗?一心自我勉励,没有其他杂念,那么艰难自然就化解了。

持续行善,防范严密,中等资质的人,恐怕也不能免除昏浊之气和恶习的间歇发作。然而及早辨别,在细微处断绝,就容易用力了。

三

大丈夫的精神岂可自我埋没……“实行仁德在于自己”,“有人一天把力气用在仁德上,我没见过力气不足的”,圣人难道欺骗后世吗?

给刘淳叟

求学固然不希望快速,追求快速固然是求学的大患。然而改正过错、迁向善道,也不可迟疑徘徊。向来与各位切磋的地方,正是为学的门径,进德的境地。

二

申公说:“治理国家不在于多说话,只看努力实行如何罢了。”如今说“道不在于多说话,求学贵在自得”,明白道理的人看这两句话,其中的弊病就昭然若揭了。……杨子并非不自得。佛老二家不至于多说话,却成为异端。颜回、闵子骞侍奉在侧,孔子无言也可以。杨朱、墨翟交相扰乱,告子、许行之徒,又各自以他们的学说在天下肆意横行,那么孟子的辩驳岂能停止呢?说话或沉默,各有其恰当的时候。

广泛学习文献,难道有害于自得吗?颛臾不必讨伐,卫国政治必须正名,冉有、季路不能没有遮蔽,孔子不得不申说。夷之、陈相、告子之徒,必定执着他们的学说来危害正理,那么孟子与他们反复辩驳,不得不详尽。如果说不在于多说话,问而不知就不放下,辩而不明就不放下,都可以删去。自得的说法本源于孟子。

仁、智、信、直、勇、刚,都可以努力实行,都可以自得。然而喜好这些却不喜好学习,就各自有所遮蔽。道的异端,人的异志,古书的真伪,固然不容易辨别。然而道理存在于天下,极其不可歪曲。有志于求学的人,又岂能不担负起这个责任呢?

给赵宰

吏胥贪婪鄙陋,侵吞公家利益,只见利益,哪里顾惜上级?……大抵吏胥进献苛敛计谋的人,名义上是为公家,实际上是为自己。公家没有得到一二,而私利获得了八九。近来几个吏胥头目田产连绵,楼台观阁,服饰饮食宴饮摆设,比拟于权贵近臣,无非是民脂民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