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
善者以害吾之善；固欲人之仁，而天下不能无不仁者以害吾之仁。有不仁不善为吾之害，而不有以禁之、治之、去之，则善者不可以伸，仁者不可以遂。是其去不仁，乃所以为仁，去不善乃所以为善也
译那些不善之人会损害我的善行；虽然内心希望人们都能行仁，但天下不可能没有不行仁的人来损害我的仁德。如果有不仁不善之人成为我的祸害，却不采取措施禁止、治理、去除他们，那么善行就无法伸张，仁德就无法实现。因此，去除不仁正是为了成就仁德，去除不善正是为了成就善行。
夫五刑五用，古岂乐施于人哉？天讨有罪，不得不然耳。
「罪疑惟轻」，罪而有疑，固宜惟轻。「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谓罪疑者也。使其不经甚明而无疑，则天讨所不容释，岂可失也。「宥过无大，刑故无小」，使在趋走使令之间，簿书期会之际，偶有过误，宥之可也。若其贪黩奸宄出于其心，而至于伤民蠹国，则何以宥为？
卷六
与傅全美二
古之学者本非为人，迁善改过，莫不由己。善在所当迁，吾自迁之，非为人而迁也。过在所当改，吾自改之，非为人而改也。故其闻过则喜，知过不讳，改过不惮。
过者，虽古圣贤有所不免，而圣贤之所以为圣贤者，惟其改之而已。
人之所以为人者，惟此心而已。一有不得其正，则当如救焦溺而求所以正之。
与傅子渊
夫子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谓：「欲知舜与跖之分，无他，利与善之间也。」读书者多忽此，谓为易晓，故躐等凌节，所谈益高，而无补于实行。
善与过恐非一旦所能尽知。贤如蘧伯玉，犹欲寡其过而未能。圣如夫子，犹曰「如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子渊所谓迁善改过，虽无一旦尽知之心，然观其辞意，亦微伤轻易矣。
二
孟子所谓集义者，乃积善耳。《易》曰「善不积不足以成名」，荀卿积善成德之说亦不悖理。若如近来腐儒所谓集义者，乃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者也。
与傅圣谟
必谓不假推寻为道，则仰而思之，夜以继日，探赜、索隐、钩深、致远者，为非道邪？必谓不假拟度为道，则是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拟议以成其变化者，为非道邪？谓即身是道，则是有身者皆为有道邪？是殆未得夫道之正也。
二
孔子读《易》，韦编三绝；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颜渊问为邦，夫子告以四代之事；孟子辟杨墨，自比于禹之抑洪水。此皆圣谟所宜以为标的者。文字间又何足以汩没圣谟乎！
三
大抵学者且当论志，不必遽论所到。......若其所到，则岁月有久近，工力有勤怠缓急，气禀有厚薄昏明、强柔利钝之殊，特未可遽论也。
已知者，则力行以终之；未知者，学问思辨以求之。如此则谁得而御之？
与包详道
行之不肖者，则或耳目聪明，心意慧巧，习技艺则易能，语理致则易晓，人情世态，多能通达；其习于书史者，虽使之论道术之邪正，语政治之得失，商人品之高下，决天下国家之成败安危，亦能得其仿佛。彼固不能知其真，得其实，诣其精微，臻其底蕴，而其揣摩傅会之巧，亦足以荧惑人之耳目，而欺未明者之心。
行之贤者，则或智虑短浅，精神昏昧，重以闻见之狭陋，渐习之庸鄙，则其于慧巧者之所辩，浑然曾不能知。甚至于如荀卿所谓「门庭之间，犹可诬欺焉」。......一旦骇于荒唐谬悠之说，惊于诡谲怪诞之辞，则其颠顿狼狈之状中胜言哉？正使与之诵唐虞之书，咏商周之诗，殆亦未必不指污沱为沧海，谓丘垤为嵩华。况又杂之以不正言，亦安得而不狼狈哉？
由是而言，则所谓清浊智愚者，殆不可以其行之贤不肖论也。
理不可泥言而求，而非言以无以喻理；道不可执说而取，而非说亦无以明道。理之众多，则言不可以一方指；道之广大，则说不可以一体观。
用心急者多不晓了，用心平者多晓了。英爽者用心一紧，亦且颠倒眩惑，况昏钝者岂可紧用其心耶？昆仲向学之志甚勤，所甚病者，是不合相推激得用心太紧耳。
二
人之省过，不可激烈，激烈者必非深至，多是虚作一场节目，殊无长味，所谓非徒无益，而又害之。
若是平淡中实省，则自然优游宽裕，体脉自活矣。
三
详道之病，......当于日用出言措意之间，精观密考，使有日改月化之效，或庶几其可瘳也。
五
「优而柔之，使自求之；厌而饫之，使自趋之，若江河之浸，膏泽之润」，此数语不可不熟味，
译五刑各有其用途，古人难道乐于施加于人吗？这是上天讨伐有罪之人，不得不如此罢了。
“罪行有疑问时从轻处理”，罪行存在疑问，本来就应该从轻。“与其错杀无辜，宁愿违背常法”，这是指罪行有疑问的情况。如果罪行明显且毫无疑问，那么上天讨伐所不容宽恕，哪里可以违背常法呢？“宽恕过失无论多大，惩罚故意犯罪无论多小”，如果是在奔走服役、文书期限之际，偶然有过失错误，宽恕他是可以的。如果贪婪邪恶、奸诈违法出于内心，以至于伤害百姓、损害国家，那么凭什么宽恕呢？
卷六
与傅全美二
古代的学者本来不是为了别人，向善改过，没有不是出于自己的。善是应当追求的，我自己去追求，不是为了别人而追求。过是应当改正的，我自己去改正，不是为了别人而改正。所以听到别人指出自己的过错就高兴，知道有过错不隐瞒，改正过错不畏惧。
过错，即使是古代的圣贤也不能完全避免，而圣贤之所以成为圣贤，只是因为他们改正过错罢了。
人之所以成为人，只在于这颗心罢了。一旦心不能端正，就应当像救火救溺一样急切地寻求端正它的方法。
与傅子渊
孔子说：“君子明白义，小人明白利。”孟子说：“想要知道舜和跖的区别，没有别的，就在于利与善之间。”读书的人大多忽视这一点，认为容易理解，所以越级跨越阶段，谈论的越发高远，却对实际行动毫无补益。
善与过恐怕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全知晓的。贤良如蘧伯玉，还想要减少过错却未能做到。圣明如孔子，还说“像我这样的人，如果多活几年，五十岁学习《易经》，就可以没有大过错了”。……子渊所说的迁善改过，虽然没有一朝一夕就能完全知晓的想法，但是看他的言辞意思，也稍微有些轻率了。
二
孟子所说的集义，就是积累善行。《易经》说“善行不积累不足以成就名声”，荀子积累善行成就德行的说法也不违背道理。如果像近来腐儒所说的集义，那就是邪说欺骗百姓，充塞仁义的人。
与傅圣谟
如果一定说不借助推究探寻就是道，那么仰头思考，夜以继日，探求深奥、搜索隐秘、钩取深远、达到远大的人，就不是道吗？如果一定说不借助揣度就是道，那么揣度之后才说话，商议之后才行动，揣度商议以成就变化的人，就不是道吗？如果说身体本身就是道，那么有身体的人都是有道的人吗？这大概是没有得到道的正道吧。
二
孔子读《易经》，编联竹简的皮绳断了多次；周公思考兼采三代圣王之道来施行四项政事；颜渊问如何治理国家，孔子用四代的事情告诉他；孟子批驳杨朱、墨翟，自比于大禹抑制洪水。这些都是圣谟应当作为目标的。文字之间又怎么足以淹没圣谟呢！
三
大抵学者应当先谈论志向，不必急于谈论所达到的境界。……如果说到所达到的境界，那么岁月有长短，功夫有勤怠缓急，气质有厚薄昏明、强柔利钝的不同，特别不可以急于谈论。
已经知道的，就努力践行以完成它；不知道的，就通过学问思辨来寻求它。这样谁能够阻挡呢？
与包详道
行为不肖的人，有的耳目聪明，心意聪慧灵巧，学习技艺就容易掌握，谈论道理就容易理解，人情世态，大多能够通达；那些习惯于书史的人，即使让他们论述道术的正邪，谈论政治的得失，衡量人品的高下，决断天下国家的成败安危，也能得其大概。他们固然不能知道真相，得到实际，达到精微，抵达底蕴，而他们揣摩附会的技巧，也足以迷惑人的耳目，欺骗不明真相的人的心。
行为贤良的人，有的智虑短浅，精神昏昧，加上见闻狭陋，逐渐习染庸俗鄙陋，那么对于聪慧灵巧者的辩论，浑然不知。甚至到了像荀子所说的“门庭之间，还可以被欺骗”。……一旦对荒唐谬悠的说法感到震惊，对诡谲怪诞的言辞感到惊骇，那么他们颠沛狼狈的样子哪里说得尽呢？即使让他们诵读唐虞的书，吟咏商周的诗，恐怕也未必不指污沱为沧海，谓丘垤为崧华。何况又夹杂着不正当的言论，又怎么能不狼狈呢？
由此来说，那么所谓的清浊智愚，大概不能根据行为的贤不肖来论断。
道理不能拘泥于言语来寻求，但没有言语也无法比喻道理；道不能执着于学说来获取，但没有学说也无法阐明道。道理众多，那么言语不能从一个方面指代；道广大，那么学说不能从一个整体观察。
用心急切的人大多不明白，用心平和的人大多明白。英爽的人用心一紧，也会颠倒眩惑，何况昏钝的人怎么能紧用其心呢？昆仲向学的志向很勤奋，所严重弊病的是，不应该互相推激使得用心太紧。
二
人的反省过错，不可以激烈，激烈的必定不是深切透彻，大多是虚作一场节目，毫无长味，所谓不仅无益，反而有害。
如果在平淡中切实反省，那么自然优游宽裕，体脉自然活泼了。
三
详道的毛病，……应当在日常日用出言措意之间，精细观察严密考查，使得有日改月化的效果，或许差不多可以痊愈吧。
五
“温和柔和地引导，让他自己寻求；厌恶饱足地给予，让他自己趋向，像江河的浸润，膏泽的滋润”，这几句话不可不熟读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