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十五语录下
伯敏问云：「以今年较之去年，殊无寸进。」先生云：「如何要长进？若当为者有时而不能为，不当为者有时而为之，之个却是不长进。不恁地理会，泛然求长进，不过欲以己先人，此是胜心。」
译伯敏问道：“拿今年和去年相比，竟然没有丝毫进步。”先生说：“为什么一定要追求长进？如果该做的事有时却不做，不该做的事有时却做了，这才是没有长进。不这样去体察事理，泛泛地追求长进，不过是想胜过别人，这是争胜之心。”
格物是下手处。伯敏云：「如何样格物？」先生云：「研究物理。」伯敏云：「天下万物不胜其繁，如何尽研究得？」先生云：「万物皆备于我，只要明理。」
季绎与显道一般，所至皆勉励人，但无根者多。其意似欲私立门户，其学为外不为己。
世人所以攻道学者，亦未可全责他。盖自家骄其辞色，立门户与之为敌，哓哓腾口实，有所未孚，自然起人不平之心。
某平日未尝为流俗所攻，攻者却是读语录精义者。程士南最攻道学，人或语之以某，程云：「道学如陆某，无可攻者。」
某读书只看古注，圣人之言自明白。且如「弟子入则孝，出则弟」，是分明说与你入便孝，出便弟，何须得传注？学者疲精神于此，是以担子越重。到某这里，只是与他减担，只此便是格物。
读介甫书，见其凡事归之法度，此是介甫败坏天下处。尧舜三代虽有法度，亦何尝专恃此。又未知户马、青苗等法果合尧舜三代否。
祖宗之法自有当变者，使其所变果善，何嫌于同？
惟韩魏公论青苗法云「将欲利民，反以害民」甚切当。
或言介甫不当言利。夫《周官》一书，理财者居半，冢宰制国用，理财正辞。古人何尝不理会利？但恐三司等事，非古人所谓利耳。
或曰：「介甫比商鞅如何？」先生云：「商鞅是脚踏实地，他亦不问王霸，只要成事，却是先定规模。介甫慕尧舜三代之名，不曾踏得实处，故所成者，王不成，霸不就。本原皆因不能格物，模索形似，便以为尧舜三代如此而已。」
伯敏云：「目今未尝敢废防闲。」先生云：「如何样防闲？」伯敏云：「为其所当为。」先生云：「虽圣人不过如是。」
邵尧夫诗云：「当锻炼时分劲挺，到磨砻处发光辉。」磨砻锻炼，方得此理明，如川之增，如木之茂，自然日进无已。
今吾友死守定，如何会为所当为？
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博学在先，力行在后。吾友未博学，焉知所行者是为当，是为不当？
防闲，古人亦有之，但他底防闲与吾友别。吾友是硬把捉。告子硬把捉，直到不动心，岂非难事？只是依旧不是。
某平日与兄说话，从天而下，从肝肺中流出，是自家有底物事，何尝硬把捉？
伯敏云：「如何立？」先生云：「立是你立，却问我如何立。若立得住，何须把捉？」
孔门唯颜曾传道，他未有闻。盖颜曾从里面出来，他人外面入去。今所传者乃子夏子张之徒外入之学。
伯敏云：「近日别事不管，只理会我亦有适意时。」先生云：「此便是学问根源也。若能无懈怠，暗室屋漏亦如此，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何患不成？故云‘君子以自昭明德'。」
在我者既尽，亦自不能掩。今之学者，只有心于枝叶，不求实处。
心只是一个心，某之心，吾友之心，上而千百载圣贤之心，下而千百载复有一圣贤，其心亦只如此。心之体甚大，能尽我之心，便与天同。为学只是理会此。
「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何尝腾口说？
伯敏云：「如何是尽心？性、才、心、情如何分别？」先生云：「如吾友此言又是枝叶。虽然，此非吾友之过，盖举世之弊。今之学者读书，只是解字，更不求血脉。且如情、性、心、才，都只是一般物事，言偶不同耳。」伯敏云：「莫是同出而异名否？」先生曰：「不须说得，说着便不是，将来只是腾口说，为人不为己。若理会得自家实处，他日自明。若必欲说时，则在天者为性，在人者为心，此盖随吾友而言，其实不须如此。只是要尽去为心之累，如吾友适意时，即今便是。」
「以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也哉」，「此岂人之情也哉」，是偶然说及，初不须分别。
只与理会实处，就心上理会。
圣贤急于教人，故以情、以性、以心、以才说与人，如何泥得？若老兄与别人说，定是说如何样是心，如何样是性、情与才。如此分明说得好
译格物是下手的处所。伯敏问：“怎样格物？”先生说：“研究事物的道理。”伯敏问：“天下万物繁多不尽，怎么能够全部研究得完？”先生说：“万物都具备于我，只要明白道理。”
季绎和显道一样，所到之处都勉励人，但没有根基的人多。他的意图似乎想自立门户，他的学问对外不是为了自己。
世人之所以攻击道学家，也不能完全责怪他们。因为自家言辞神色骄矜，树立门户与他们为敌，喋喋不休地制造口实，有所不能使人信服，自然会引起人们不平之心。
我平时不曾被世俗所攻击，攻击我的却是读语录、精义的人。程士南最攻击道学，有人把我说给他听，程说：“道学像陆某，没有什么可攻击的。”
我读书只看古注，圣人的话自然明白。比如“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这是分明告诉你入家就孝，出外就悌，何须传注？学者把精神耗费在这里，所以担子越背越重。到我这里，只是给他减轻担子，这本身就是格物。
读王安石的书，见他凡事都归结于法度，这是王安石败坏天下的地方。尧舜三代虽然有法度，也曾专靠这个吗？又不知道户马、青苗等法是否真的符合尧舜三代。
祖宗的法度自有应当改变的，如果所改变的确实好，何必忌讳相同？
只有韩魏公论青苗法说“本想利民，反而害民”非常切中要害。
有人说王安石不该谈利。《周官》一书，理财的内容占了一半，冢宰制定国家用度，理财正辞。古人何尝不处理利？只是恐怕三司等事，不是古人所说的利罢了。
有人说：“王安石比商鞅怎么样？”先生说：“商鞅是脚踏实地，他也不问王道霸道，只要成事，却是先定下规模。王安石仰慕尧舜三代的名称，不曾踏到实处，所以所成就的，王道不成，霸道不就。根本原因都是因为不能格物，摸索形似，就以为尧舜三代就是这样罢了。”
伯敏说：“现在不敢废弃防范约束。”先生说：“怎样防范约束？”伯敏说：“做应当做的事。”先生说：“即使是圣人也不过如此。”
邵尧夫诗说：“当锻炼时分劲挺，到磨砻处发光辉。”经过磨砻锻炼，才能明白这个道理，像河水增加，像树木茂盛，自然日日进步不停。
现在我的朋友死守定规，怎么能够做应当做的事？
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中，博学在先，力行在后。我的朋友没有博学，怎么知道所行的是应当，还是不应当？
防范约束，古人也有，但他的防范约束与我的朋友不同。我的朋友是强行把持。告子强行把持，直到不动心，难道不是难事吗？只是依旧不对。
我平时与兄长说话，从天而下，从肝肺中流出，是自己有的东西，何尝强行把持？
伯敏问：“怎样立？”先生说：“立是你立，却问我怎样立。如果立得住，何须把持？”
孔门只有颜回、曾子传道，他们未曾听说。因为颜回、曾子是从里面出来，其他人是从外面进入。现在所传的却是子夏、子张之徒从外面进入的学问。
伯敏说：“近日别的事不管，只理会我，也有适意的时候。”先生说：“这就是学问的根源。如果能够没有懈怠，在暗室屋漏中也这样，仓促之间必定这样，颠沛流离之中必定这样，何愁不成功？所以说‘君子以自昭明德’。”
在我身上的已经尽力，自然也不能掩盖。现在的学者，只留心于枝叶，不求实处。
心只是一个心，我的心，朋友的心，上而千百载圣贤的心，下而千百载再有一个圣贤，他的心也只如此。心的本体很大，能尽我的心，便与天相同。做学问只是理会这个。
“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何曾夸夸其谈？
伯敏问：“怎样是尽心？性、才、心、情怎样分别？”先生说：“像朋友这话又是枝叶。虽然，这不是朋友的过错，是举世之弊。现在的学者读书，只是解释字义，不再寻求血脉。比如情、性、心、才，都只是一般东西，说法偶然不同罢了。”伯敏说：“莫非是同出而异名吗？”先生说：“不必说得，说着便不是，将来只是夸夸其谈，为人不为己。如果理会得自家实处，日后自然明白。如果一定要说，那么在天者为性，在人者为心，这是顺着朋友的话而言，其实不必这样。只是要尽去为心的累赘，像朋友适意时，现在就是。”
“以为未尝有材焉”，“这难道是山的本性吗”，“这难道是人之情吗”，是偶然说及，起初不必分别。
只与理会实处，就在心上理会。
圣贤急于教人，所以以情、以性、以心、以才告诉人，怎么拘泥？如果老兄与别人说，必定是说怎样是心，怎样是性、情与才。如此分明说得好
当吾友适意时，别事不理会时，便是「浩然」，「养而无害，则塞乎天地之间」，「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
告子之意：「不得于言，勿求于心」，是外面硬把捉的。要之亦是孔门别派，将来也会成，只是终不自然。孟子出于子思，则是涵养成就者，故曰「是集义所生者」。
集义只是积善，「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若行事不当于心，如何得浩然？
天之予我者，其初未尝不同。如「未尝有才焉」之类，皆以谓才乃圣贤所有，我之所无，不敢承当着。故孟子曰此乃人人所有，自为斧斤所害，所以沦胥为禽兽。若能涵养此心，便是圣贤。
读《孟子》，须当理会他所以立言之意。血脉不明，沉溺章句何益？
伯敏呈所编《语录》，先生云：「编得也是，但言语微有病，不可以示人，自存之可也。兼一时说话有不必录者。盖急于晓人或未能一一无病。」
人谓某不教人读书，如敏求前日来问某手处，某教他读《旅獒》、《太甲》、《告子》「牛山之木」以下，何尝不读书来？只是比他人读得别些子。
包扬显道所录
一实了，万虚皆碎。
存养是主人，检敛是奴仆。
上是天，下是地，人居其间，须是做得人，方不枉。
须是有智识，然后有志愿。
今人如何便解有志？须先有智识始得。
人当先理会所以为人，深思痛省。枉自汩没，虚过日月。朋友讲学，未说到这里，若不知人之所以为人，而与之讲学，遗其大而言其细，便是放饭流羹而问无齿决。
古之君子，知固贵于博，然知尽天下事，只是此理。
要当轩昂奋发，莫恁地沉埋在卑陋凡下处。
志于声色利达者固是小；巢摸人言语的与他一般是小。
自得、自成、自道，不倚师友载籍。
问：「颜鲁公又不曾学，如何死节如此好？」曰：「便是今人将学、将道看得太过了，人皆有秉彝。」
人精神在外，至死也劳攘，须收拾作主宰。收拾得精神在内时，当恻隐即恻隐，当羞恶即羞恶。谁欺得你，谁瞒得你？
人皆可以为尧舜。此性此道与尧舜元不异。若其才，则有不同耳。
许昌朝集朱吕学规，在金溪教学，一册，月令人一观，固好。然亦未是。某平时未尝立学规，但常就本上理会，有本自然有末。若全去末上理会，非惟无益。
做得工夫实，则所说即实事，不话闲话，所指人病皆实病。
午间一人问虏使善两国讲和。先生因叹不用兵全得几多生灵！是好。然吾人皆士人，曾读《春秋》，知中国夷狄之辨。二圣之仇岂可不复？......今吾人高居无事，优游以食，亦可为耻，乃怀安，非怀义也。此皆是实理实说。
显仲问云：「某何故多昏？」先生曰：「人气禀清浊不同，只自完养，不逐物，即随清明。才一逐物，便昏眩了。」
人心有病，须是剥落，剥落得一番，即一番清明，后随起来，又剥落，又清明，须是剥落得净尽方是。
囗侄问：「乍宽乍紧，乍昏乍明如何？」曰：「不要紧，但莫懈怠。紧便不是，宽便是。」
风恬浪静中，滋味深长。
仰首攀南斗，翻身倚北辰。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
世欲情欲底人，病却不妨，只指教他去彼就此。最是道理中鹘突不分明人难理会。
（朱子）彼亦可受用，只是信此心未及。
古人朴实头，明播种者主播种，是乐者主乐，...一切皆有一定，不易不争。
此理塞宇宙，如何由人杜撰得？
自立自重，不可随人脚跟，学人言语。
江泰之问：「某每惩忿窒欲，求其放心，然能暂不能久。请教。」答曰：「但惩忿窒欲，未是学问事。便惩窒得全无后，也未是学。学者须是明理，须是知学，然后说得惩窒。知学后惩窒与常人惩窒不同。常人惩窒只是就事就末。」
学能变化气质。
谓天理人欲，非是。人亦有善恶，天亦有善恶，岂可以善
译当我的朋友心境舒畅、不理会其他杂事时，便是达到了“浩然”的境界。“培养它而不损害它，就能充满天地之间”，“这是积累道义而产生的，不是偶然做一件合乎道义的事就能取得的”。
告子的意思是：“在言语上理解不了，就不要去心里探求”，这是从外部强行把持的。总之这也算是孔门的一个别派，将来也能有所成就，只是终究不自然。孟子出自子思，则是通过涵养而成就的，所以说“这是积累道义而产生的”。
积累道义只是积累善行，“行为有内心不满足的地方，就会气馁”，如果做事不能使内心感到满足，怎么能得到浩然之气呢？
上天赋予我的，起初并没有不同。像“不曾有才能”这类说法，都是认为才能是圣贤所独有的，是我所没有的，不敢承担。所以孟子说这是人人所共有的，只是因为自己像斧斤砍伐树木一样伤害了它，所以沦落为禽兽。如果能够涵养这颗心，就是圣贤。
读《孟子》，必须理解他立言的本意。脉络不明，沉溺于章句训诂有什么益处？
伯敏呈上他所编的《语录》，先生说：“编得也是对的，但言语中稍有毛病，不可以示人，自己留存即可。况且一时说话有不必记录的。大概是因为急于让人明白，或者未能做到句句无病。”
人们说我教人不读书，像敏求前几日问我手稿的事，我教他读《旅獒》、《太甲》，以及《告子》中“牛山之木”以下的篇章，何尝不读书呢？只是比别人读得有些不同罢了。
包扬显道所录
一切实了，万千虚妄自然破碎。
存养是主人，检点收敛是奴仆。
上是天，下是地，人处在其间，必须做得个人，才不枉此生。
必须有智识，然后才有志愿。
今人怎么就能有志向呢？必须先有智识才行。
人应当先弄清楚做人的道理，深思痛省。白白地沉沦，虚度光阴。朋友间讲学，还没讲到这个层面，如果不知道人之所以为人的道理，却与之讲学，舍弃根本而谈论细枝末节，就像是捧着饭流着汤却问为什么不用牙齿咬断食物一样。
古代的君子，知道固然贵在广博，然而知晓天下万事，不过是这一个理。
应当轩昂奋发，不要那样沉埋在卑陋凡俗的地方。
立志于声色利达的人固然渺小；那些模仿他人言语的人与他们一样渺小。
自得、自成、自道，不依赖师友和典籍。
问：“颜鲁公又没学过，为什么死节如此好？”答：“这就是今人把学、道看得太重了，人都有天生的常理。”
人的精神在外，至死也劳碌不安，必须收拾回来作为主宰。当精神收拾在内时，该恻隐就恻隐，该羞恶就羞恶。谁能欺骗你，谁能瞒过你？
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这个本性、这个道与尧舜原本没有不同。至于才能，则有不同罢了。
许昌朝收集朱熹、吕祖谦的学规，在金溪教学，一册书，每月让人看一次，固然好。但这也不是根本。我平时不曾立学规，只是常在根本上去理会，有根本自然有末节。如果全在末节上理会，不仅无益。
下功夫实在，那么所说的就是实事，不说不切实际的话，所指出的别人的毛病都是实在的毛病。
午间一人问虏使善于两国讲和。先生因而感叹不用兵保全了多少生灵！这是好的。然而我们都是士人，曾读过《春秋》，知道中国与夷狄的区别。二圣之仇难道可以不报吗？……如今我们高居无事，优游度日，也应当感到羞耻，这是怀安，不是怀义。这些都是实理实说。
显仲问：“我为什么多昏沉？”先生说：“人的气禀清浊不同，只要自己完善保养，不追逐外物，就随着清明。才一追逐外物，就昏眩了。”
人心有病，必须剥落，剥落一番，就一番清明，随后又起来，再剥落，又清明，必须剥落得干净彻底才行。
某侄问：“时而宽松时而紧张，时而昏沉时而清明，怎么办？”答：“不要紧张，但不要懈怠。紧张就不对，宽松才是对的。”
风平浪静中，滋味深长。
仰首攀南斗，翻身倚北辰。举头望天外，无我这般人。
世俗欲望重的人，病倒不妨，只指教他去彼就此。最难理会的是道理中糊涂不分明的人。
（朱子）他也可以受用，只是信此心还不够。
古人朴实，明播种者主管播种，是乐者主管音乐，……一切皆有一定，不易不争。
这个理充满宇宙，怎么由人杜撰得来？
自立自重，不可随人脚跟，学人言语。
江泰之问：“我每次惩忿窒欲，求其放心，然而能暂不能久。请教。”答：“只是惩忿窒欲，还不是学问的事。即使惩窒得全无后，也不是学。学者必须明理，必须知道什么是学，然后才谈得上惩窒。知道学之后惩窒与常人惩窒不同。常人惩窒只是在事上、末节上。”
学能变化气质。
说天理人欲，不对。人也有善恶，天也有善恶，岂可以善
皆归之天，恶归之人？此说出于《乐记》，不是圣人之说。
学者须是打迭田地净洁，然后令他发奋植立。若田地不净洁，则奋发植立不得。然田地不净洁亦读书不得。若读书，则是假寇兵，资盗粮。
译都归咎于天，怎么归咎于人？这种说法出自《乐记》，并非圣人的言论。
学者必须先把心田打扫得干净纯洁，然后才能让他奋发向上、确立志向。如果心田不干净纯洁，就无法奋发向上、确立志向。然而，心田不干净纯洁也读不好书。如果强行读书，那就是给强盗提供兵器，给盗贼供给粮食。
一行数甚妙，聪明之极，吾甚服之，却自僧中出。
优裕宽平，即所存多，思虑亦正。求索太过，即存少，思虑亦不正。
人之精爽，负于血气，其发露于五官者安得皆正？不得明师良友剖剥，如何得去其浮伪而归于真实？又如何得能自省、自觉、自剥落？
「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学者第一义。「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此是第二。孔子志学便是志此，然须要有入处。《周南》《召南》便是入处。
《周南》《召南》好善不厌，《关睢》《鹊巢》皆然。
睢鸠在河之洲，幽闲自重，以比兴君子美人如此之美。
事固不可不观，然毕竟是末。自养亦须养德，养人亦然。自知亦须知德，知人亦然。不于其德而徒绳检于其外，行与事之间，将使人作伪。
《汉书食货志》后生可先读，又着读《周官考工记》。
某观人不在言行上，不在功过上，直截是雕出心肝。
佛老高一世人，只是道偏不是。
周康叔来问学，先生曰：「公且说扶渡子讼事来。」曾充之来问学，先生曰：「公且说为谁打关节来。」只此是学。
某今亦教人做时文，亦教人去试，亦好人发解之类。要晓此意是为公不为私。
凡事只看其理如何，不要看其人是谁。
内无所累，外无所累，自然自在，才有一些子意，便沉重了。
只要当奖即奖，当怒即怒，吾亦不自知。若有意为之，便是私。
见人收拾者，又一切古执去了，又不免教他稍放开。此处难，不收拾亦不得，收拾又执。这般要处，要人自理会得。
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只就近易处着着就实，无尚虚见，无贪高务远。
不专论事论末，专就心上说。
事好，心却不好。
王遇子合问：「学问之道何先？」曰：「亲师友，去己之不美也。人资质有美恶，得师友琢磨，知己之不美而改之。」子合曰：「是，请益。」不答。先生曰：「子合要某说性善性恶、伊洛释老，此等话不副其求，故曰是而已。吾欲其理会此说，所以不答。」
詹阜民子南所录
今所学果何事？人生天地间，为人自当尽人道。学者所以为学，学为人而已，非有为也。
阜民既还邸，遂尽屏诸书。及后来其不可，又问。先生曰：「某何尝不教人读书？不知此后煞有甚事。」
阜民曰：「昔尝见南轩张先生所类洙泗言仁书，考察之，终不知仁。」
读书不必穷索，平易读之，识其可识者，久将自明，毋耻不知。今之读书谈经者，历叙数十家之旨，而以己意终之，开辟反复，自谓究竟精微。然试探其实，固未之得也。
某尝问：「先生之学亦有所受乎？」曰：「因读《孟子》而自得之。」
荆州日录
汤放桀，武王伐纣，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之义。
棋所以长吾之精神，琴所以养吾之德性。即是道，道即是艺，岂惟二物？
此理塞宇宙，所谓道外无事，事外无道。舍此而别有商量，别有趋向，别有规模，别有形迹，别有行业，别有事功，则与道不相干，则是异端，则是利欲为之陷溺，为之窠臼。说即是邪说，见即是邪见。
人各有所长，就其所长而成就之，亦是一事。
自形而上者言之，谓之道；自形而下者言之，谓之器。天地亦是器，其生覆形载必有理。
必至于有诸己，然后为得也。
孔子十五而志于学，是已知道时也。虽有知，未多乍出乍入，乍明乍晦，或警或纵，或作或辍。至三十而立，则无出入、明晦、警纵、作辍之分矣。然于事物之间，未能灼然分明见得。至四十始不惑。不惑矣，未必能洞然融通乎天理矣，然未必纯熟，至六十而所知已到，七十而所行已到。
学问不实，与朋友切磋不能中的。每发一论，无非泛说。内无益于己，外无益于人。此皆己之不实，不知要领所在。
译一行的算术非常精妙，聪明到了极点，我非常佩服他，但他却是从僧侣中出来的。
生活优裕宽和，内心的存养就多，思虑也就端正。追求索求太过，内心的存养就少，思虑也就不端正。
人的精神清明，依附于血气，它通过五官表现出来，怎么能全都端正呢？如果没有明师良友剖析剥落，怎么能去掉浮华虚伪而归于真实呢？又怎么能做到自我反省、自我觉悟、自我剥落呢？
“人如果不学习《周南》《召南》，就像面向墙壁站立一样”，这是做学问的第一要义。“古代想要把光明的德行昭示于天下的人”，这是第二要义。孔子立志做学问就是立志于此，但必须要有入门的地方。《周南》《召南》就是入门的地方。
《周南》《召南》喜好善行而不厌倦，《关雎》《鹊巢》都是如此。
雎鸠在河中的小洲上，幽静闲适，自重自爱，用来比喻君子美人如此美好。
事情固然不可不观察，但这毕竟是末节。自我修养也必须修养德行，修养他人也是如此。自我认知也必须认知德行，认知他人也是如此。不关注其德行而只在外部约束检点，在行为与事务之间，将会使人弄虚作假。
《汉书·食货志》后辈可以优先阅读，还要阅读《周官·考工记》。
我观察人不在言行上，不在功过上，直接是剖析其心肝。
佛老比世人高出一等，只是道理偏颇不正确。
周康叔来问学，先生说：“您且说说扶渡子诉讼的事。”曾充之来问学，先生说：“您且说说为谁打通关节的事。”这本身就是做学问。
我现在也教人写时文，也教人去应试，也喜好发解之类的事。要明白这个意思是为公不为私。
凡事只看其理如何，不要看其人是谁。
内心没有牵累，外面没有牵累，自然自在，才有一点私意，便沉重了。
只要应当奖赏就奖赏，应当发怒就发怒，我自己也不知道。如果有意为之，就是私心。
看到人拘谨收敛，又把一切固执去掉了，又不免教他稍微放开。这里很难，不收敛也不行，收敛又固执。这种紧要之处，要人自己理会得。
道在近处却到远处去求，事在容易处却到难处去求。只在就近容易的地方步步踏实，没有崇尚虚见的，没有贪高务远的。
不专门议论事情议论末节，专门就心上说。
事情好，心却不好。
王遇子合问：“学问之道什么在先？”回答说：“亲近师长朋友，去掉自己的不美之处。人的资质有美有恶，得到师长朋友的琢磨，知道自己的不美而改正它。”子合说：“是的，请再赐教。”不回答。先生说：“子合要我讲性善性恶、伊洛学派与佛老，这些话不符合他的需求，所以说‘是’罢了。我想让他理会这个说法，所以不回答。”
詹阜民子南所录
现在所学习的究竟是什么事？人生在天地之间，做人自然应当尽人道。做学问的人之所以做学问，就是学习做人而已，不是为了其他目的。
阜民回到住所后，于是全部摒弃各种书籍。等到后来觉得不行，又去问。先生说：“我何尝不教人读书？不知道这之后究竟有什么事。”
阜民说：“过去曾见过南轩张先生所分类的洙泗言仁的书，考察它，终究不知道什么是仁。”
读书不必穷尽索求，平易地读它，认识可以认识的，久了自然明白，不要以不知道为耻。现在读书谈论经义的人，历叙数十家的宗旨，而用自己的意思作为终结，开辟反复，自以为探究精微。然而试探其实质，本来没有得到。
我曾经问：“先生的学问也有所传授吗？”回答说：“因为读《孟子》而自得。”
荆州日录
汤流放桀，武王讨伐纣，就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意思。
下棋所以增长我的精神，弹琴所以培养我的德性。这就是道，道就是艺，难道只有这两样吗？
这个理充满宇宙，所谓道外无事，事外无道。舍弃这个而另有商量，另有趋向，另有规模，另有形迹，另有行业，另有事功，那就与道不相干，那就是异端，那就是利欲为之陷溺，为之窠臼。说的话就是邪说，见解就是邪见。
人各有所长，就其所长而成就他，也是一件事。
从形而上的角度说，叫做道；从形而下的角度说，叫做器。天地也是器，其生覆形载必有理。
一定要达到自己有，然后才算得到。
孔子十五岁而立志于学，是已经知道的时候了。虽然有知，但未多，乍出乍入，乍明乍晦，或警醒或放纵，或兴起或停止。到三十岁而立，就没有出入、明晦、警纵、作辍的区别了。然而在事物之间，未能灼然分明地看见。到四十岁才开始不惑。不惑了，未必能洞然融通天理了，然而未必纯熟，到六十岁而所知道的已经到了，七十岁而所行的已经到了。
学问不实，与朋友切磋不能中的。每次发表一个论点，无非泛泛而谈。对内无益于己，对外无益于人。这都是自己的不实，不知道要领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