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儒门事亲 金 张从正
新刻《儒门事亲》序
一气之块然乎太虚之间也。氤氲摩荡，以生生万物。而其禀之驳者，为禽兽，为草木；粹者为人。而其粹者，亦有浓薄强弱之不同，加之六气 乎外，七情侵乎内，而诸疾生焉。有寒有热，有表有里，千状万证，不可俱述。而要之不过虚实两者之间焉。故经曰：虚则补，实则泻。呜呼！虚实者，诊病之标的，而补泻者，施治之大要也哉！长沙以还，明哲辈出，家擅专门，人立异见。诸说旁舞，于泻，而立斋偏于补。既有所偏，则不能无弊。苟不能无弊，则又不可无辨焉！予窃为二君之术，一补一泻，虽有不同，而各极其至，庶乎圣之功，亦莫以加焉。然天下之病，未必尽实，则其偏于泻也，吾恐虚者之反受其害也；未必尽虚，则其偏于补也，吾恐实者之亦反受其害也。一得一失，明于此而暗于彼，此岂斯道之大成哉！若长沙则不然，可以补则补，而不偏于补；可以泻则泻，而不偏于泻。虚实随证，补泻应机，呜呼！亦可谓大成矣。拟诸古之圣贤，二君之于长沙，犹夷惠之于孔子也。盖补泻之不可偏废，犹裘葛之不可一施也。而今不核虚与实，而致补泻之各偏，犹不审冬夏之异候，而欲偏裘葛之御也，岂其理也哉。故曰：少阴病下利清谷，里寒外热者，通脉四逆汤主之。又曰：少阴病，自利清水，色纯青者，宜大承气汤。补泻不可偏废也，可见矣。方今之世，好补而恶泻，喜温而畏寒，大黄芒硝，视如蛇蝎；干姜附子，甘如饴蜜。遇硝黄奏效，则曰：此惟取一时之快，后必致寒中之患。姜附错投，则曰：姜附犹不验，归之于命。盖亦不思之甚也。故凡治疗之书，偏于补者，盛行于世，而梨枣日广，至于戴人此书，传诵甚罕，予窃童蒙学医者，哗偏补之书，而不讲泻实之方，则虚虚实实，其弊将有不可胜言者。
鸠工寿梓，以广其传。惟冀此书，与立斋之书，并行于世，可以泻则师戴人，可以补则师立斋，无致补泻之偏胜，使斯民同跻于仁寿之域矣！
正德辛卯八月望日渡边荣元安甫书于洛阳松下睡鹤轩
重刊《儒门事亲》序
是书也，戴人张子和，专为事亲者着。论议渊微，调摄有法，其术与东垣、丹溪并传。名书之义，盖以医家奥旨，非儒不能明；药品酒食，非孝不能备也。故曰：为人子者，不可不知医。予幼失怙，慈母在堂，逾七望八， 髓既具，未尝不防以药物。每虑当有所馈，委之时医，恐为尽道之累。将欲遍阅方书，诸家着述繁杂。窃为是皇皇者数载矣。近得是书，如获宝璐，执是以证，何虑臆说之能惑！惜其板久失传，本多亥豕之讹。因付儒医闻忠，校订锓梓，与世之事亲者共云。
嘉靖辛丑三月戊子，复元道人邵辅序
《儒门事亲》后序
医道之大尚矣，其上医国，其下医人。而身之所系，抑岂小哉！观抱朴子之金柜肘后，其用心亦以精矣，功亦溥矣，大矣。邵君柏崖，以玉牒之亲存，以于天下后世，乃以是书命愚机之寿诸梓，以广其传，功岂在抱朴子下哉！愚不学，恐成后人之诮，幸柏崖之去，然日夜是惧，不敢语尽以力。至于析微剖奥，剔谬辨非，尚俟后之君子。
嘉靖十九年岁次庚子孟冬朔日钱唐者相闻忠机于南圃陋室中
卷一
七方十剂绳墨订一
方有七，剂有十，旧矣。虽有说者，辨其名而已，敢申昔人已创之意而为之订。
夫方者，犹方术之谓也。《易》曰：方以类聚。是药之为方，类聚之义也。或曰：方谓五方也。其用药也，各据其方。如东方濒海卤斥，而为痈疡；西方陵居华食，而多赘瘿；南方瘴雾卑湿，而多痹疝；北方乳食，而多藏寒满病；中州食杂，而多九疸食痨中满、留饮、吐酸、腹胀之病。盖中州之地，土之象也，故脾胃之病最多。其食味、居处、情性、寿夭、兼四方而有之。其用药也，亦杂诸方而疗之。如东方之藻带，南方之丁木，西方之姜附，北方之参苓，中州之麻黄、远志，莫不辐辏而参尚。故方不七，不足以尽方之变；剂不十，不足以尽剂之用。剂者，和也。方者，合也。故方如瓦之合，剂犹羹之和也。方不对病，则非方；剂不蠲疾，则非剂也。七方者，大、小、缓、急、奇、偶、复也；十剂者，宣、通、补、泻、轻、重、滑、涩、燥、湿也。
译《儒门事亲》，金代张从正著。新刻《儒门事亲》序。天地间充满着一种元气。这种元气氤氲交荡，从而生成万物。其中禀赋驳杂的，成为禽兽和草木；禀赋精粹的，成为人。人的精粹禀赋也有浓厚、浅薄、强弱的不同，再加上外有六气侵袭，内有七情扰乱，于是各种疾病就产生了。疾病有寒有热，有表有里，症状证候千变万化，无法全部叙述。但总的说来，不过是在虚、实两种情况之间。所以医经说：虚证就补，实证就泻。唉！虚实是诊察疾病的依据，补泻则是施治的根本原则啊！自长沙张仲景以后，明智贤哲相继出现，各家擅长一门，人人都提出不同见解。各种学说大多偏向攻泻，而李东垣、薛立斋一派偏向补益。既然有所偏重，就不能没有弊端。如果不能没有弊端，就又不能不加以辨析！我私下认为，这两位医家的方法一补一泻，虽然不同，却都各自发挥到了极致，大概即使圣贤的功业，也没有超过他们的了。然而天下的疾病未必全是实证；如果偏重攻泻，我恐怕虚证患者反而会受到伤害；疾病也未必全是虚证；如果偏重补益，我恐怕实证患者同样会反受其害。一方面得到，一方面失去，只明白这一面却不明白另一面，这难道是医道的大成吗！至于长沙张仲景却不是这样，可以补就补，但不偏执于补；可以泻就泻，但不偏执于泻。根据证候辨别虚实，随着病情采用补泻，唉！这也可以说是医道的大成了。拿古代圣贤来比拟，两位医家之于张仲景，就如同伯夷、叔齐和柳下惠之于孔子一样。补泻不可偏废，就像皮衣和葛衣不能只施用一种一样。如今不考察虚实，却使补泻各自偏执，就像不辨冬夏气候的不同，却想偏用皮衣或葛衣来御寒暑，哪里有这样的道理呢？所以说：少阴病腹泻，排出未消化的谷物，里寒而外热的，主治用通脉四逆汤。又说：少阴病自行腹泻，排出清水，颜色纯青的，适宜用大承气汤。由此可见，补泻是不可偏废的。如今世人喜欢补益而厌恶攻泻，喜爱温热而害怕寒凉，把大黄、芒硝看得像蛇蝎一样；却把干姜、附子当作甘甜的糖蜜。遇到使用芒硝、大黄见效，就说：这只是取得一时的畅快，以后一定会造成中焦受寒的祸患。如果误用姜、附而没有奏效，就说：姜、附尚且不能见效，只能归结为命运如此。这实在是太不加思考了。所以，各种治疗方面的书籍中，偏重补益的在世上盛行，刊刻流传日益增多；至于戴人这部书，传诵却很少。我私下担心，初学医的人只喧传偏补的书，却不讲求泻实的方法，那么就会把虚证当实证治、把实证当虚证治，其弊端将多得无法说尽。于是召集工匠刊刻此书，以扩大它的流传。只希望这部书能与立斋的书并行于世：可以泻时就以戴人为师，可以补时就以立斋为师，不要使补泻互相偏胜，使百姓都达到仁慈长寿的境地！正德辛卯年八月十五日，渡边荣元安甫在洛阳松下睡鹤轩书写。重刊《儒门事亲》序。这部书是戴人张子和专门为奉养父母的人所写的。书中论说深奥精微，调养摄生也有方法，其医术与东垣、丹溪并传于世。书名的含义，大概是说医家的深奥旨意，不是儒者便不能阐明；药物、酒食等事，不是孝子便不能准备周全。所以说：做子女的，不可以不知道医术。我幼年丧父，慈母还在堂上，年过七十将近八十，〔原文“髓既具”疑有讹误〕，我从未不预先用药物防备。每当想到应当有所馈赠或奉养，便把这件事托付给时医，又担心他们不能把医理完全讲明而造成拖累。我将要遍阅各种医方书籍，但各家著述繁多杂乱。我为这件事忧惧不安，已经有好几年了。近来得到这部书，就像获得宝玉；拿它来相互验证，还担心那些主观臆说能够迷惑人吗？可惜它的刻板早已失传，现存版本又有许多“亥豕”字样的讹误。因此把它交给儒医闻忠校订并刊刻，使天下奉养父母的人共同看到它。嘉靖辛丑年三月戊子日，复元道人邵辅作序。《儒门事亲》后序。医道的意义极其重大而且源远流长；高明的医术可以医治国家，较低层次的医术可以医治个人。而人的身体所托付的生命，难道是小事吗？看看葛洪《抱朴子》中的《金匮药方》和《肘后备急方》，其用心已经十分精深，功效也十分广博、伟大。邵君柏崖为了使有玉牒亲属关系的亲人得以存活，并把这部书留给天下后世，〔原文“以于天下后世”“愚机之寿诸梓”文意有讹脱〕，于是命我刊刻此书，以扩大它的流传；这功劳难道会在葛洪之下吗？我没有学问，恐怕成为后人的讥笑；幸而柏崖〔原文“之去”疑有讹误〕，但我对此日夜恐惧，不敢说自己已经竭尽全力。至于分析细微之处、剖析深奥义理，剔除错误、辨明是非，还要等待后世的君子来完成。嘉靖十九年，岁次庚子年初冬朔日，钱唐闻忠机在南圃陋室中书。卷一。七方十剂绳墨订第一。方剂有七类，治法有十种，这种说法由来已久。虽然有人对此作过说明，也不过是辨析名称罢了；我冒昧申述前人已经创立的含义，并加以订正。所谓“方”，就像所说的方术。《易经》说：“事物按类别聚集。” 药物组成方剂，就是按类别配合的意思。有人说：“方”是指五方。用药时，各自依据所在地域的情况。例如东方濒临大海，土地盐碱，多患痈疮；西方居住在山陵之间，饮食精美，多患赘生物和瘿病；南方瘴气雾气弥漫，地势低洼潮湿，多患痹病和疝病；北方以乳类为食，多患脏腑寒冷、胀满一类的疾病；中州饮食混杂，多患九种黄疸、食积劳倦、中焦胀满、留饮、吐酸、腹胀等病。中州之地象征土地，所以脾胃病最多。这里兼有四方的饮食口味、居住环境、性情特点以及寿命长短。因此用药时，也要综合各方的药物来治疗。例如东方的藻、带，南方的丁香、木香，西方的姜、附，北方的人参、茯苓，中州的麻黄、远志，无不汇集在一起，相互配合使用。所以方剂不分为七类，就不足以穷尽方剂的变化；治法不分为十种，就不足以穷尽治法的作用。“剂”就是调和。“方”就是组合。所以，方就像瓦片彼此合成，剂则像羹汤加以调和。方剂与病情不相合，就不能称为方；治法不能除去疾病，就不能称为剂。七方是大方、小方、缓方、急方、奇方、偶方、复方；十剂是宣、通、补、泻、轻、重、滑、涩、燥、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