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六·方药备考

译凡是质地轻、内部空虚的药物，药性浮而上升；质地沉重、充实的药物，药性沉而下降。药味较薄的药物上升而具有生发作用；药气较薄的药物下降而具有收敛作用。药气浓厚的药物浮而能助长；药味浓厚的药物沉而能收藏；药味平和的药物能够化生而成就功效。药气浓厚、药味较薄的药物浮而上升；药味浓厚、药气较薄的药物沉而下降。药气和药味都浓厚的，既能上浮，也能下沉；药气和药味都较薄的，既可上升，也可下降。酸味、咸味没有上升作用，辛味、甘味没有下降作用。寒性药物不会上浮，热性药物不会下沉。这就是药物升、降、浮、沉的含义。凡是药物颜色青、味酸、气味臊，性质属木的，都归入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阳胆经；颜色红、味苦、气味焦，性质属火的，都归入手少阴心经和手太阳小肠经；颜色黄、味甘、气味香，性质属土的，都归入足太阴脾经和足阳明胃经。凡是颜色白、味道辛、气味腥，性质属金的药物，都归入手太阴肺经和手阳明大肠经。凡是颜色黑、味道咸、气味腐，性质属水的药物，都归入足少阴肾经和足太阳膀胱经。十二经中，只有手厥阴心包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没有各自所主的药物。这两经与足厥阴肝经、足少阳胆经相通。厥阴经主血，凡是归入肝经血分的药物，也都归入心包经。少阳经主气，凡是归入胆经气分的药物，也都归入三焦经。命门相火散布运行于胆、三焦和心包络，所以归入命门的药物，也都归入三焦经。以上就是各种药物归入各经的部位。药物形如枝条的，能够到达四肢。形如树皮的，能够到达皮肤。形如心或树干的，能够向内运行到达脏腑。质地轻的，向上进入心、肺。质地重的，向下进入肝、肾。内部中空的，能够解表发散。内部充实的，能够攻治里证。性情枯燥的，归入气分。性质润泽的，归入血分。这就是上、下、内、外各部位，分别按照同类相从的道理归属。药物有所谓相须，是指同类药物相互配合而不可分离。相使，是指一味药作为另一味药的辅助。相恶，是指一味药会夺去另一味药的功效。相畏，是指一味药受到另一味药的制约。相反，是指两味药不能合用。相杀，是指一味药能够制约另一味药的毒性。这就是药物之间相异与相同的意义。药物各有自己的形状、性质、气味和质地；它们归入各经，有的是因为形状相似，例如连翘形似心，所以归入心经。荔枝核形似睾丸，所以归入肾经。有的是因为性质相从，例如属木的归入肝经，属水的归入肾经。润泽的药物趋入血分，枯燥的药物趋入气分。有的是因为气味相求，例如气味芳香的归入脾经。气味焦苦的归入心经，便是这类情况。有的是因为质地相同，例如药物的头部归入头部。药物的根干归入四肢。药物的皮归入皮肤。又如红花、苏木煎出的汁液形似血，所以归入血分。这是自然形成的道理。可以从道理上领会。有些药物是根据形状命名的，如人参、狗脊之类。有些是根据颜色命名的，如黄连、黑参之类。有些是根据气味命名的，如〔原文缺字〕、香薷之类。有些是根据味道命名的，如甘草、苦参之类。有些是根据质地或形态命名的，如石膏、石脂、归身、归尾之类。有些是根据生长时令命名的，如夏枯、款冬之类。有些是根据功用命名的，如何首乌、骨碎补之类。药物用于治病时，如果产地不正宗，优劣就会有很大差别。如果药店掺杂伪品加以伪饰，药物的气味就会完全失真。如果采收不合时令，良药与〔原文疑误〕就会成为不同的质地。如果误用药物的头部或尾部，药效就不能相互呼应。如果炮制方法不精良，药物的功效就会大大降低。使用药物的人不察明这些情况，却把责任归咎于药物没有功效。这就像军队训练不精，却想荡平寇贼、战胜敌人，结果只会导致军队覆没、尸横遍野。（汪庵） 凡是药物的根部都有上、中、下之分；用于人体上半身的，就用根头。用于人体中部的，就用根身。用于人体下半身的，就用根梢。药物按照根头、根身、根梢，分别归为上、中、下三部。使用药物时，是根据类似的部位和形态来取象。（李东垣） 一般来说，草木药物的性质，生用则偏凉，熟用则偏温。熟用能够补益，生用则能够泻下。（柯韵伯） 药物用来治病时，起主要治疗作用的药是君药。起辅助治疗作用的药是臣药。与君药药性相反却能相互辅助的药，是佐药。把药物引导到病变部位的药，是使药。例如治疗寒证使用温热药时，温热药就是君药。凡是温热性质的药，都是辅助君药的臣药。如果温热药的药性过于强烈，就少量使用寒药来监制它，这就是所谓的佐药。至于把药物引导到病变部位，使药物在那里发挥作用的，就是所谓的使药。（柯韵伯） 配制方剂时，单用一味药最好，用两味药次之，药味过多则较差。酸味能通达骨，甘味能解毒，苦味能清除热邪，咸味能引导下行，辛味能发散滞塞。对于应当验证疗效的药物，尚未验证时，切勿急于使用。主要病势已经消退后，残余病势不宜再继续用药。形体健壮肥实的人，服用药剂可以剂量充足。形体瘦弱的人，能够承受的药量应当减少。使用药物就像使用军队，使用医生就像任用将领。善于用兵的人，即使只有车辆，也能取得功效。善于用药的人，姜也能发挥桂的功效。（褚澄） 寒、热、温、凉，是药物固定的性质；但治病的方法并没有固定不变的一套。药物进入腑或进入脏，是采用补法还是攻法，都必须仔细考察药物的气味和性质。所以用药有顺着药性的正用，也有反着药性的反用。有单独使用的，也有配合其他药物使用的。此外还有灵活运用和借助药力等不同方法。例如用寒药可以治疗热证，反过来使用寒药也可以治疗寒证。单独使用寒药，可以除去热邪；配合其他寒药使用，则可以制约热邪。稍微运用消食导滞的方法，就能很好地调和中焦。稍微借助清热滋润之品，自然就能使汗液从表发出。由此举一反三，所能得到的启发就没有穷尽了。（《吴医汇讲》） 凡是药力很强的药物，或单独服用，或与两三味药同服，往往更能显现功效。如果同许多药物混合使用，药物之间就会互相牵制，不能各自充分发挥作用，功效和弊端也都会被掩盖。比如有四、五、六味药是方中紧要的药，却混入两三味药性平缓的药，那么这些紧要药物的药力都会被缓和。就像醇酒兑入淡水，兑得越多，酒味就越淡，这个道理很容易明白。使用药物的人，难道可以认为药味越多越好吗？古人凡是使用补阴药，必定兼用一两味淡渗药，稍微泻去浮阳的旺盛之气，才可以补益金水的不足。凡是药物，都属于草木的精华，必须借助人体的正气作为依托，才能运行并取得疗效。例如中焦之气极度虚弱，即使投入硝、黄，也不能迅速泻下。营阴枯竭，即使投入羌、麻，也不能使汗发出。元阳完全脱失，即使投入热药，也感觉不到热。真阴耗损到了极点，即使投入寒药，也感觉不到寒。正气受到严重损伤，即使投入补药，也感觉不到补益作用。如果不是医生立场坚定、见解不移，病人又专心一意地坚持治疗，哪里会有日积月累而最终成功的好处呢？（《冯氏锦囊》） 凡是补益气血的药，并不是药汁进入腹中就立即变成人的血，药气进入腹中就立即变成人的气。不过是观察某一经的气血虚空，然后引导其他经的气血输注到那里罢了。阴药性质柔和，运行缓慢；运行缓慢，就能持续不断。阳药性质刚烈，运行迅速；运行迅速，就会很快发散而不留余力。（《景岳新方砭》）

译有些病适宜补治，却要采用泻法的方式来补。有些病适宜泻治，却要采用补法的方式来泻。有些病适宜用寒剂，就用热剂作为响应和引导的先行之药。有些病适宜用热剂，就用寒剂作为同类相从的引导之药。病在上部，却从下部治疗。病在下部，却从上部治疗。病证相同，用药却可以不同。病证不同，用药却也可以相同。其中的道理极其微妙，学习医术的人尤其应当深入研究。用药的禁忌在于急于求成；一旦急于求成，寒、热、温、凉以及行、散、补、泻等药性就难免使用过度，疗效尚未取得，危害已经随之而来。药物运用没有次序，就像军队没有纪律；即使有勇将，也只会因鲁莽行事而把事情办坏。又好比整理乱丝，慢慢来还可以理清头绪，操之过急反而会使结缠得更紧。凡是苦味药，药力直行而能泄下。辛味药，药力横行而能发散。酸味药，能约束并收敛。咸味药，能使事物停止并软化坚硬之物。唯独甘味这一味药，可以升、可以降，可以浮、可以沉，可以作用于内、也可以作用于外；既能调和、缓和，又能补益、泄除。这是因为土的味道属甘，土居于中央，所以能够兼容五行的作用。（《雷公炮制》） 水的味道是咸的，这是水的本性。北方主收藏万物，咸味因此能使万物坚固。木的味道是酸的，东方主万物生长，酸味因此能使其生发通达。火的味道是苦的，南方主万物生长养育，苦味因此能促进这种生长养育。金的味道是辛的，西方主万物肃杀损伤，辛味因此能发挥肃杀损伤的作用。土的味道是甘的，中央代表中和，所以在五味中以甘味为主。（《白虎通》） 阴阳和形气都不足的，应当用甘味药调治。圣人对“甘”这个字的运用，含义实在深远。药物和食物进入人体，必先由脾胃接受，然后五脏才能得到它们的精气。胃气强盛，五脏就都强盛。胃气虚弱，五脏就都衰弱。胃属土而喜甘味，所以中气不足，非用甘温之品不可。土气强盛，金气就旺盛；金气旺盛，水气就充足。这就是土被称为万物之母的原因，也是阴阳都虚时必用甘味药调治的原因。虽然《至真要大论》所列的五味各有补泻作用，但那是按照五行生克的道理推演而言；实际运用时，只应略微兼用五味，而以甘味为主，这样才足以补益中焦。正如四时之气不能没有土气，五脏也不能没有胃气。考察《阴阳应象大论》说：形体不足，要用温性的气来温养。精气不足，要用有滋味的药物来补益。所以，凡是气味适合人体需要的药物，说它能够补益，是可以的。如果使用苦劣而难以承受的药味，却希望它能够补益，这是没有道理的。研究药物气味的攻邪与补益，如果不能善于调和，一开始用药就会错；这是医家首先必须掌握的要义。（王安道） 想要解表发散，就必须避免酸味和寒性药。想要使邪气下行，就不要兼用升散之品。阳气旺盛的人，应当知道忌用温热药。阳气衰弱的人，沉降而寒凉的药不可触犯。上部邪气实，忌用升提药。下部邪气实，忌用收涩闭塞之品。上部虚，忌用下降药；下部虚，忌用泄泻药。凡是已经动荡的，再加以动荡就会涣散。凡是已经静滞的，再使其静滞就会衰灭。甘味药不可用于中焦胀满。苦味药不可用于虚假的热象。辛味药不可用于热盛而燥的病证。咸味药不可用于血液已经受伤的情况。酸属木，最能克制土；脾气虚弱的人应少用酸味药。（张景岳） 古人使用补药时，必定兼用药物攻泻邪气；邪气去除后，补药才能发挥作用。有开有合，这才是用药的微妙之处。后人不知道这个道理，专门一味进补，必然造成偏盛的危害。升浮的药，用咸寒药引导，就会沉降而直接到达下焦。沉降的药，用酒引导，就会浮升而上达头顶。同一种药物中，有根部升而梢部降的，也有生用升而熟用降的。因此，升降既取决于药物本身，也取决于人的具体情况。（李时珍） 玉札、丹砂、赤箭、青芝，以及牛溲、马勃、破旧战鼓的鼓皮等，无论贵贱都收集并储备起来，等待需要时使用而不遗漏，这才是良医。（韩昌黎） 宣通法可以去除壅塞，生姜、橘皮之类就是这样；疏通法可以去除滞塞，通草、防己之类就是这样。补益法可以去除虚弱，人参、羊肉之类就是这样。泄下法可以去除闭塞，葶苈、大黄之类就是这样。轻清法可以去除实邪，麻黄、葛根之类就是这样。重镇法可以去除怯弱，磁石、铁粉之类就是这样。滑利法可以去除黏着，冬葵子、榆白皮之类就是这样；涩法可以防止滑脱，牡蛎、龙骨之类就是这样。燥湿法可以去除湿邪，桑白皮、赤小豆之类就是这样。润湿法可以治疗枯燥，白石英、紫石英之类就是这样。（徐之才） 药物有宣、通、补、泻、轻、重、滑、涩、燥、湿十种作用，这十种剂法对此已有详细说明。唯独寒、热两种，为什么反而遗漏了呢？现在补充这两种以完备其意义：寒性药可以去热，大黄、芒硝之类就是这样。热性药可以去寒，附子、官桂之类就是这样。（王好古） 涩味可以防止脱失；但气脱应专用补气药，血脱应专用补血药，也可以兼用补气药，因为气是血的统帅。如果阳气脱失而出现见鬼，阴气脱失而双目失明，这是精神也脱失了；应当补阳、助阴，并不是涩剂所能奏效的。（冯楚瞻） 十八种剂法是：轻剂、解剂、清剂、缓剂、寒剂、调剂、甘剂、火剂、暑剂、淡剂、湿剂、夺剂、补剂、平剂、荣剂、涩剂、温剂、和剂，共十八种。（《绀珠经》） 凡是药物，有的是根据它本身的性质来发挥作用。有的是根据它所起的作用来作药物引导。有的是根据它所能制胜的对象来加以制约。有的是因为气性相同而相互吸引。有的是因为气性相克而相互制约。有的是利用气有余来补气不足。有的是因为气相互感应，便按照这种意义加以配合使用。有的是形质相同而性质不同。有的是名称不同而实际相同。所以蛇性善于窜行，便用它来引导药力。蝉能够蜕壳，便用它来消退翳障。虻吸饮血液，便用它来治疗血病。鼠善于穿洞，便用它来治疗漏洞；这就是所谓根据药物的性质来发挥作用。弩牙能使生产迅速，是因为它依靠机括发动而不会迟滞。杵糠可以治疗噎塞，是因为用杵把它捣送下去。这就是所谓根据药物的作用来作引导。浮萍不沉入水中，所以可以制胜酒性。独活不能被风吹动，所以可以治疗风病。

译这就是所谓根据药物所能制胜的对象来加以制约。麻属木，木能入谷，所以用来治疗风病。豆属水，水能入谷，所以用来治疗水病。这就是所谓气性相同便相互吸引。牛属土，是土类牲畜；牛乳可以止渴、治疗渴病。猪属水，是水类牲畜；猪心可以镇定胆怯恍惚。这就是所谓根据气性相克而相互制约。熊肉可以振奋虚弱的身体，兔肝可以使视力明亮；这就是所谓用有余之气补不足。鲤鱼能治水病，鸭能利水。这就是所谓因为气相互感应，便按照这种意义加以使用。蜜由蜂酿成，但蜜性温而蜂性寒。油由麻产生，但麻性温而油性寒；这就是形质相同而性质不同。靡芜生于芎〔原文此处有缺字〕，蓬〔原文此处有缺字〕生于覆盆；这就是名称不同而实际相同。毛羽一类的东西生于阳而归属于阴。鳞甲介壳一类的东西生于阴而归属于阳。空青取法于木，颜色青而归入肝。丹砂取法于火，颜色赤而主治心。云母取法于金，颜色白而主治肺。磁石取法于水，颜色黑而主治肾。黄石脂取法于土，颜色黄而主治脾。由此类推并加以扩展，没有什么不是有其自然道理的。（《保命集》） 万物的性质，都有相离和相合的关系。老虎一吼便生风，蛟龙一吟便起云。磁石能够吸引针，琥珀能够吸起芥末等轻小物体。漆遇到螃蟹就会散解，麻遇到漆就会涌动，桂遇到葱就会变软，木遇到桂就会枯萎。戎盐可以堆叠得像累起来的蛋，獭胆可以分装在杯中。它们的气相互感应，类似这样的例子很多。其中的道理无法凭思索完全弄明白。（《汤液本草》） 磁石能吸引针，琥珀能拾取芥子，这是因为它们的气彼此感应。磁石不能吸引疲惫无力的针，琥珀也不能拾取腐败的芥子。物体腐败后，生气已经断绝，所以不再受到感应。（《谭真人化书》） 苍术容易发霉，却能治疗湿邪；僵蚕死于风，却能治疗风邪，这些都是造物的奇妙之处。《易经》所说的“同气相求”，医经所说的“衰之以属”，讲的也是同一个道理。（《医参》） 五种辛辣物中，大蒜的辣味入心。生姜的辣味刺激面颊，葱的辣味刺激鼻子，芥子的辣味刺激眼睛，蓼的辣味刺激舌头。（《医学纲目》） 要清除实热可以用大黄，但没有枳实就不能通行。要温通经脉可以用附子，但没有干姜就不能发挥温热作用。要发汗解表可以用麻黄，但没有葱白就不能发汗。要催吐痰涎可以用瓜蒂，但没有淡豆豉就不能使痰涌吐出来。竹沥如果没有姜汁配合，就不能运行经络。用蜂蜜作导药通便，如果没有皂荚，就不能通开闭结的大便。（陶节庵） 所有药物都有毒性；这里说的“毒”并不只是大毒、小毒，即使是甘草、苦参，也不能不说具有毒性。长期服用，必然会造成某一方面的偏盛。这种气势不断增强并持续下去，就是导致早夭的原因。（张子和） 古代贤者治病，多用活物来救治危急病情。虽然说畜牲低贱、人贵重，但就珍惜生命而言，人和畜牲是一样的。杀害生命来求得自身生存，反而离真正的生存更加遥远。我的方剂之所以不用活物，实在就是由于这个缘故。至于虻虫、水蛭一类，若市场上有已经死去的，就拿来使用，不属于这里所说的情况。（《千金方》） 《本经》的人部药物中，只有头发这一种；其余都出自后世，这实在不是仁慈之心。世人都说孙思邈对医学有很大功劳；但即使只是用活物来治病，尚且会受到冥冥中的谴责，更何况用这些东西呢？（《医学入门》） 伤寒病中，有些情况适合用人参入药，对此必须辨别清楚。人受到外来的邪气侵袭后，必先发汗把邪气驱逐出去。只有元气旺盛的人，外邪才会借助药力被排出体外。如果是气虚的人，药力虽向外运行，体内的正气却因而更加亏弱；病情轻的，邪气排出一半又排不尽，缠绵不去而形成困顿。病情重的，邪气会随着元气一起缩回体内，发热不止。所以体质虚弱的人，必须用人参若干分，加入解表药中，稍稍帮助元气，使它成为驱邪的主力。这样使邪气借着药力一下子排出，完全不是为了滋补身体。即使在和解药中加入人参，也是让它发挥强大力量居中支持；外邪遇到正气，自然会退让，不必争斗。假如没有强大的力量来抵挡它，而是邪气胜过正气，邪气凶猛放纵，怎么肯听从和解之法而退去呢？所以在和解方中使用人参，不过是借助它来取得平衡，也不是为了单独补益。不明白这个道理的人，却说伤寒没有补法，认为邪气得到补益会更加炽盛，于是绝不敢使用人参。哪里只是伤寒这一种病证？就是痘疹初起、疟疾痢疾初起、中风、中痰、中寒、中暑，以及痈疽、产后等病，起初一概不敢使用人参；这样一来，虚弱之人患重病时一切可能挽救生命的机会，全都被放弃了。古方用参苏饮、败毒散发汗解表。用小柴胡汤、白虎汤、竹叶石膏汤等方和解，方中都使用人参，都是借助人参的力量把体内的邪气引导出来，不让它久留，因此能够很快痊愈。为什么世俗之人却不考察这个道理呢？常见外感侵入体虚之人后，患者高热呻吟，几天之内津液就被灼耗殆尽，身体像枯柴一样；并不是没有给他发汗，发汗后热仍不退。后来也不是没有用和解、攻下的方法，使用和解、攻下之法后，热仍然不退。如果一开始就在药中加入若干分人参，引导药力深入体内驱邪，怎么会至于发汗、攻下都没有效果呢？何况古今的时势不同，吃膏粱厚味的人和吃粗茶淡饭的人体质也不同；李东垣治疗内伤兼外感时，使用补中益气汤，再加解表药来驱散外邪，功劳足以流传千古。伤寒这一专科，从仲景直到今天，方书经常使用人参；为什么今天的医家偏偏去掉人参不用？他们治疗体虚而感受外邪的病，几乎没有一个能活下来。那些不懂医的人，又众口一词地劝病人不宜服用人参；眼看着亲族死亡，却始终没有醒悟，原来是自己抱着鄙陋的见解从旁加以伤害。我谨慎地剖心沥血来告诉大家，并且发誓说：今后如果有人用“解表、和解药中不宜使用人参”这类话误导他人，死后当堕入犁耕地狱。本来不该用人参却用了而导致杀人的情况，都是因为把人参与【原文缺字】、白术、当归、干姜、桂、附等药同用，误用了温补之法所造成的。而不是因为把它同羌活、独活、柴胡、前胡、川芎、桔梗、白芷、黄芩、石膏、半夏等药同用，采用发汗和解的方法所造成的。在发汗、和解药中兼用人参，从古至今从未伤害人的性命，怎么能把它看成砒霜、鸩毒，固执己见而不加思考呢？（《寓意草》）

译天下间害人的事，有的能杀死他的身体，却未必能毁掉他的家产。有的能毁掉他的家产，却未必能杀死他本人。先毁掉人的家产，随后又杀死其本人，这种东西就是人参。人参使用得当，确实能够补益元气、挽救危急，但不能说天下所有将死之人它都能救活。这种药药性强、力量厚重，不论风、寒、暑、湿、痰、火、郁、结等病邪，都能把它们补住、壅塞住。如果病中邪气已经去除而正气衰弱，用人参当然合适。有时邪气轻而正气疲惫，有时邪气深重而正气虚弱，不能把邪气驱逐到体外，这时就在祛邪药中加入人参，作为驱邪的助力，自然有扶助危局、稳定病势的功效。如果不察明有无邪气、是虚证还是实证，又配用纯粹补益而温热的药物，就会把邪气补住；病情轻的，邪气不再外出，病情重的，就会死亡。医生一遇到疾病就使用人参，而病人服后死去还不后悔，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愚昧的人都认为价格昂贵的才是良药，价格低廉的就是劣药。而且一般人的心理都喜欢补益、厌恶攻伐，所以服人参而死，即使明知这是误治，也认为医生已经尽了力量，做子女的也已经尽了孝心，是命数如此，因此可以没有遗憾。如果服用攻伐药物而死，即使实际上用药没有错误、病情确实难治，医生的罪过也已经大到不可胜数。所以人参竟成了医家邀功避罪的灵药。病人家属这样，医生也这样，于是害人的手段就无所不在了。更令人害怕的是，有人把使用人参当作体面，有人把使用人参当作医术有力量；又因为它贵重，便深信它一定能挽回天命，所以毅然使用。谁知人参一旦使用，凡是体内有邪气的病人就会死亡。那些没有死的，也终身不能痊愈。它为什么会导致家产破败呢？因为从前的人参不过值一、二换，多的三、四换；如今价格是从前的十倍，而且服用的也不再只是一、二钱。家境小康的人家服用二、三两，家产就已经荡然无存。人在生死关头，还有什么不能求取的呢？哪里还顾得上家产破败？医生完全不加考虑，轻率地把人参写入方中；用了人参却没有遵从医嘱，在父亲看来是不慈爱，在子女看来是不孝，在夫妻兄弟之间则是忍心害理。亲戚朋友责备痛骂，即使明知这样做没有益处，也姑且借此来推卸责任。又有孝子慈父，希望病人或许能够活下来，竭尽力量筹措药费，于是使贫困之家即使病人稍有好转，全家也终身受冻挨饿。如果最终仍未能救活，连棺材和殓葬费用都没有，只好卖妻卖子，全家彻底败亡。医生误治，杀死病人或许还可以宽恕；但既害人又使人家破产，其罪恶比盗贼更重，怎么能不谨慎呢？我希望天下人绝不要把人参当作起死回生的药而执意服用。医生必须审察病情确实属于纯虚证，非人参不能治疗，而且服用后必定万无一失，然后才能使用。还必须估量病人的家业尚能支撑，不至于用了人参以后，生死都无所依靠，然后再节省使用。这样做，一是爱惜物力，二是保全人的性命，三是保住人的家产。存有这样的心思，自然会得到上天降下的福分。如果像近来的医生那样，在人们不知不觉中杀人破家，恐怕上天降下的祸患，也会在人们不知不觉中到来。（徐灵胎） 药物治疗疾病，需要根据临床情况随时变通，并不是调养补益就要依赖丸剂。对于时令流行的风痰壅塞闭阻，理应根据病情随时用药；就连自己制作的丸剂、散剂尚且不应服用，又何况蜡丸呢？蜡丸产于粤东，谋求利润的人把它贩卖到四方；愚昧的男女误服后受到伤害，不知有多少。医家执意照做而跟着犯错，这究竟是什么心思！孔子说：“没有弄明白，就不敢品尝。” 我曾经对送药的人家说，送药时一定要附上药方；没有药方的药，有见识的人肯愿意服用吗？（《小儿诸热辨》） 凡是用药过量或剂量不足，都不是恰到好处。剂量不足还可以再增加，药力过强则病已经去除而药力仍留在体内，造成的危害更加严重，这是医生的过错。（《医门法律》） 药物解释 人参的用途很多。概括起来有四类：一是参【原文缺字】，二是参麦，三是参附，四是参连。临证时灵活变通，使用得当，它的功效无法一一说尽。（《怡堂散记》） 人参有三种作用：补气。止渴。生津。补气的作用不必多说，为什么它还能生津止渴呢？因为脾气把水谷精微输送到肺，肺气向下运行，津液于是产生。这就像蒸煮东西一样，热气熏蒸，很快就会化成液体。所以气不足就会口渴，补益气后津液产生，口渴自然就会停止。（王宇泰） 所谓“参”，就是参与、辅助的意思。它能够参与并辅助元气。不仅气虚适合使用，血虚也适合使用。内伤适合使用，外感也适合使用。烦渴是由于火邪所致，服用人参后，阴津自然会逐渐充足。肿胀根本上是气机壅滞所致，服用人参后，痞闷就会完全消除。至于食欲不振、进食后反而胀满，或胃气上逆而噎塞，泄泻损伤阴液，阵阵恶寒，以及汗出过多、肌表不固等证候，无不依赖人参的强大功效，用它来作为护卫元气的屏障。却妄称这是肺热伤肺，认为人参会使人吃不下东西。他们不知道，肺虚所致的郁热，非人参不能救治。脾虚所致的中焦胀满，不用人参、白术，又怎能使脾恢复健运呢？这就是人参功效超过众多药草的原因。（赵羽皇） 人参配伍升麻，能够补益上焦、泻肺火。配伍茯苓，能够补益下焦、泻肾火。配伍麦冬，能够泻火并使脉气充盛。配伍黄[疑缺“芪”]、甘草，就是用甘温之性来退除大热。东垣用来调理脾胃、泻阴火的交泰丸，以人参、皂荚同用，这是虽然厌恶皂荚却仍然使用它。古方治疗月经闭止，在四物汤中加入人参、五灵脂，这是虽然有所畏惧却仍然使用它们。又有治疗痰阻胸膈的方剂，把人参与藜芦同用，以取其使痰涌吐而出的作用，这是借助藜芦激发人参的相反药性；不是深通药性并能灵活权衡的人，无法理解其中的奥妙。（汪庵） 人参、[疑缺药名]、甘草，是泻火的圣药。烦劳过度就会虚弱并产生热，使用甘温药来补益元气，虚热自然会退。所以这也可以称作泻火。（李东垣） 人们知道人参、[疑缺药名]能够止汗，却不知道它们也能发汗。这是因为把它们放在解表药的配伍中，就能辅助解表药，使邪气发散。东垣治疗虚人感冒，使用补中益气汤，就是这个意思。（陶节庵） 补气药用得多，补血药也会随之而补益气分；补血药用得多，补气药也会随之而补益血分。补中益气汤虽然加入当归，但由于当归用量少，受到人参、[疑缺药名]的制约。补血汤中黄[疑缺“芪”]的用量数倍于当归，也会随着当归的引导而补血。（汪庵） 甘味药会使人产生胀满；有时甘草生用来泻，就是因为它能够把各种药引到胀满所在的部位。《黄帝内经》说：用甘味来补，用甘味来泻。所以仲景治疗痞满，有甘草泻心汤。甘草与茯苓同用，就不会助长胀满，反而能够泻除胀满。古方使用甘草，都把它作为主药，必须重用才有效。当时的医生每次使用不过二三分就停止了，却不知道这种做法究竟始于何人。大家互相沿袭而成风气，实在可笑。（汪庵）

译叶时可先生有一天观看钓鱼，领悟了甘草的作用。他对我说：鱼竿拿在手中，真正使用的是鱼线和鱼钩。把鱼竿投进水里，鱼线浮在水面，鱼钩沉在水下。鱼竿腰部一定系着一个浮子，留在水面上；它能使本来要浮的东西不浮、要沉的东西不沉，钓鱼时就以它作为判断的准则。因此，钓鱼表面上不需要浮子，但没有浮子终究钓不到鱼。药物中的甘草就像浮子，因为它的甘味持久，并能守护中焦。古人说甘草能够调和百药：药物停留在胃中后，便能从容地分布；应当上升的沿经脉上行，应当下降的进入腑中。即使不是甘草直接治疗的病，其他药物能够发挥作用，也都依赖甘草使药物停留、缓行的功效。这种看似无用却实际发挥作用的功效，实在太大了！（《怡堂散记》） 有人问：附子理中汤、调胃承气汤都使用甘草，这怎么能说是调和的意思呢？回答说：附子理中汤使用甘草，是担心附子的药力过于上冲。调胃承气汤使用甘草，是担心药力下降得太快。这不是调和，而都是为了使药力缓和。小柴胡汤使用甘草，才有调和的意义。中焦没有胀满而使用甘味药，是用它来补；中焦胀满而使用甘味药，是用它来泻。《黄帝内经》说：用甘味来补，用甘味来泻，用甘味来缓和。（王好古） 附子有斩关夺门般的勇猛药力。它能引导补气药运行于十二经，以追复散失的元阳。它能引导补血药进入血分，以温养鼓动不足的真阴。它能引导发散药打开腠理，以驱除停留在肌表的风寒。它能引导温暖药到达下焦，以驱逐停留在体内的寒湿。（赵羽皇） 熟附子配伍麻黄，是在发散中兼有补益。仲景的麻黄附子细辛汤、麻黄附子甘草汤就是这样。生附子配伍干姜，是在补益中兼有发散。仲景的干姜附子汤、通脉四逆汤就是这样。（赵以德） 附子以滋阴药为主药时，就只有回护阴气、制约火势的力量。哪里还会保留辛热、助阳的药性呢！所以药书称为“饵”，是说用药把火势引导回到下方。古人说“附子没有干姜就不会发热”，这句话值得进一步思考。（《冯氏锦囊》） 用附子补助火气时，必须防止耗竭水液。阴虚的人如果长期服用补阳药，虚阳就会更加炽盛，真阴更加损耗，精血日渐枯竭，气无所依附，最终形成无法救治的病证，这种情况很多。（王好古） 桂枝、附子能够消除蒸热，芒硝、大黄能够解除寒战。（高鼓峰） 人体有气分中的阳气，也有血分中的阳气。气分中的阳气，运行而不留守。血分中的阳气，留守而不运行。凡是药性偏于气的药，往往补益气分中的阳气。凡是药质偏重的药，往往补益血分中的阳气。例如附子温暖血分，肉桂温暖气分，这是确定不变的道理。然而气分的阳气旺盛，就能推动血液运行。血分的阳气旺盛，就能补益气分。这又是相互影响的道理。肉桂属于气分药，但它的疗效却表现在血分，这个道理不是很明白吗？（徐灵胎） 白术既能燥湿，又能生津，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脾厌恶湿邪，湿邪过盛，气机就不能施行运化，津液又怎么能够生成呢？使用白术除去湿邪，气机能够周流，津液自然就会生成。胸膈气机逆乱而胀满，如果是由于中气不足所致，就应当补益，胀满自然会消除。《黄帝内经》所说的“因塞而用塞法”，就是这个意思。庸医拘泥于白术、人参会使人胀满，因而不敢使用，却不知道少量使用反而会助长壅滞，服用较多则能宣通；补益正是为了疏导。（汪庵） 如今人们动辄说白术药性燥烈，真是冤枉了白术。因为脾喜欢燥而厌恶湿，脾气旺盛就能保持燥，脾气虚弱就容易生湿。白术能够补益脾气，湿邪除去后脾气旺盛，自然就表现为燥。并不是白术本身的药性燥烈。而且如今人们动辄谈论补阴，却完全不知道真正补阴的方法；使用白术，正是补阴的方法。脾属于太阴，补益脾的太阴之气，难道不就是补阴吗？（吴天士） 地黄产于中州，颜色黄色，味道甘甜，所受土气最为浓厚。只是生地黄药性寒凉，脾阳不足的人应当谨慎使用。制成熟地黄后药性平和，能够补益五脏的真阴，尤其有益于血液较多的脏腑，这难道不是脾胃药吗？它还有奇妙之处：与发散药同用，就能发汗，因为汗是由血液化生的。与温热药同用，就能回复阳气，因为阳气生于下焦。然而阳气的性质迅速，所以人参用量少也可以见效。阴气的性质迟缓，熟地黄用量不多就难以奏效。如果有人担心熟地黄滋腻碍滞，那么肾气丸为什么能用来治疗痰饮浮肿呢？如果有人担心熟地黄滑润助湿，那么八味丸为什么能用来治疗肾泄呢？此外，如果炮制时使用姜汁，必定是因为有中焦寒并兼有呕吐。使用砂仁，必定是因为胀满而气机不畅。使用酒，必定是因为经络壅滞。如果并没有这些情况却强行这样炮制，就是想利用熟地黄的静守之性，反而扰乱了它的药性，这与画蛇添足有什么区别呢？（张景岳） 当归的作用有三点：第一，是心经的本药。第二，调和血液。第三，治疗各种药物在夜间病情加重的情况。凡是血分有病，必定要使用当归。（张洁古） 麻黄能够发汗，药力迅猛而难以控制。根部和节部都有止汗作用，效果快得像回声应声一样。事物的道理竟然如此不可测知。（汪庵） 桂枝本来是作用于营分的药，配伍麻黄、生姜，就能使营气向外发散而出汗，这是取其辛味的作用。配伍芍药，就能收敛营气而止汗，这是取其酸味的作用。配伍甘草，就能补益营气、滋养血液，这是取其甘味的作用。（柯韵伯） 仲景所用桂枝汤中的桂枝，是取桂树枝梢中细而薄的部分。并不是像肉桂那样肉质厚实。肉桂厚实而坚重，用来治疗五脏病，是取它镇静、沉降的作用。桂枝轻扬，用来治疗伤寒，是取它发散邪气的作用。如今人们一概混用桂枝和肉桂，所以真正见效的很少。（《发微论》） 按：柴胡是治疗少阳的药，是因为伤寒少阳证使用柴胡汤。邪气进入少阳后，病势将呈现表邪逐渐解除、里邪逐渐加重的趋势。方中用柴胡和黄芩相互配合，一方面解表，另一方面清里，确实是调和少阳的治法。但柴胡实际上并没有被确定为只能治疗少阳的药。这是因为柴胡药性苦、平而微寒，味薄而气向上升，与少阳半表半里的邪气正相适合。如果病还在太阳经，过早服用柴胡，就会把邪气引入内部。如果病邪已经进入阴经，又服用柴胡，就会使本已虚弱的表气更加虚弱。这是担心后人辨认病情不清，模糊混用柴胡，所以提出这两点来使他们明白。你们不妨看看张景岳《新方》中柴胡饮、柴芩煎、柴胡白虎煎等方，随手取用却都很恰当，这确实是深知柴胡的功用，也正与我的看法相同。再说，古方中有用逍遥散来疏解郁热的。有用归柴饮来调和营气、疏散邪气的。有用补中益气汤来升发清阳、把下陷的邪气提举上来的。有用疏肝益肾汤来疏肝清热、滋养阴液并透解邪气的。柴胡的这些妙用，难以一一列举。怎么会反而使表气更加虚弱呢？对于风邪刚开始侵袭的轻证，以及邪气停留日久、表热持续不退的久病，我使用柴胡都取得了极好的疗效。为什么要把这样有用的良药拘泥于成说而畏惧不用呢？即使使用，也要拘泥于固定的剂量比例，最终竟沿袭成习，这实在不得不加以辨析。（《吴医汇讲》）

译有人说治疗疟疾不能用柴胡，我想问他：疟疾如果不属于少阳，还属于哪一经？少阳证不用柴胡，又用什么药？我不知道他将怎样回答我。○我治疗疟疾使用柴胡时，常常用青蒿辅助。青蒿最早承受少阳的时令之气，并且具有芳香之气。（《散记续编》） 黄芩退热，是因为寒性能制胜热邪，从根本上折损火邪。柴胡退热，是因为苦味能够发散，从表面上驱散火邪。（《直指方》） 地骨皮能退除内在的潮热，这是人们所知道的。它也能退除外在的潮热，却是人们实在不知道的。有的病是风寒之邪，虽经发散却没有完全消除，因而潮热往来不定；这不是柴胡、葛根所能治疗的，应使用既能走表又能走里的地骨皮，以消除浮游不定的邪气，服后没有不痊愈的。（朱二允） 地骨皮泻肾火，牡丹皮泻包络火，总的来说，都是治疗热在体外、无汗的骨蒸。知母泻肾火，治疗热在体内、有汗的骨蒸。（李东垣） 古人说：黄柏没有知母相配，补骨脂没有胡桃相配，就像水母没有虾相伴一样。（汪庵） 里急后重使用木香、槟榔，是为了疏通燥金之气的郁滞。小便闭塞不通使用知母、黄柏，是为了疏散相火的炽盛。（滑伯仁） 肝火逆行，向上侵犯脾的位置，就用吴茱萸炒黄连来制约它。黄连能够泻火，吴茱萸能引导肝气向下，使其回到本位，这就是所谓木气下沉，火气便下降。（周慎斋） 温热药大多会使大便秘结，只有硫黄药性缓和而能通便。寒凉药大多会导致泄泻，只有黄连能使肠道坚实而止泻。（张洁古） 有些人真阳虚衰，即使用桂枝、附子也不能补益，只有硫黄才能补足它。如今人们认为硫黄燥烈有毒，弃之不用，却不知道硫黄虽然性燥，但能疏通滑利，与燥而涩滞的药物不同。《本草》称它为挽救危急的妙药，道家还用它服食，尊称为金液丹，本来是可以经常服用的。而且硝石与硫黄一阴一阳，都是同一类的药物。如今人们只知道使用硝石，却不敢使用硫黄，可见今人的见识和用药不如古人。（吴鹤皋） “硝”的意思就是消散。朴硝是至阴之精，却凭借阳气而显现；它的本质属水，表现出来的作用属火。遇到湿气就化为水，遇到火就升腾为火，形体最为清灵，作用变化也最大。所以炼丹家很重视它。（徐灵胎） 阳起石遇火不会燃烧，遇到太阳却会飞散。硫黄在太阳下没有火焰，遇到火却会燃烧起来。二者都是火之精华，但性质各不相同。这是因为阳起石禀受太阳的阳气而形成，是天上阳火的精华。硫黄禀受石头的阳气而形成，是地上阴火的精华。所以硫黄能补益人体阴火中的阳气，阳起石能补益人体阳火中的阳气。五行各自都有阴阳，这个道理也可以类推。（徐灵胎） 古人用大黄治疗虚劳吐血、鼻出血，所含的道理十分深奥微妙。因为浊阴之气不能下降，清阳之气就不能上升。淤血不能除去，新血就不能产生。（李时珍） 大黄去除积滞，如同用水冲荡。巴豆去除积滞，如同用烈火焚烧。（高鼓峰） 淤血进入体内而出现吐血、鼻出血时，犀角地黄汤是治疗阳明证的要药。如果没有犀角，就用升麻代替。这两种药的性味相差很远，为什么可以互相替代呢？这是因为升麻能引导其他药物一同进入阳明经。朱二允说：升麻的药性向上升，犀角的药性向下降；用犀角止血，是借助它下降的药气，清除心、肝之火，使血向下运行而归入经脉。如果误用升麻，血随着气向上升，岂不是会更加涌出而不能止住吗？古方不能不加辨析地拘泥照搬。（汪庵） 黄席有先生说：犀角、羚羊角都能进入阳明经，清除胃热；方书虽然这样使用，却没有详细说明其中的道理。人的上牙属于足阳明经，各种有角的兽类都没有上牙，大概是因为阳明经的血脉贯通到角，却不到达牙齿。出现斑疹、发狂、失血的病证，都属于阳明证，所以犀角、羚羊角是对症的药。这确实阐明了前人没有阐明的道理。（许宣治） 龟和鹿都被认为灵异而且长寿。乌龟的头常常缩藏并朝向腹部，能够通达任脉，所以取用龟甲来补心、补肾、补血，以滋养阴气。鹿的头常常回转朝向尾部，能够通达督脉，所以取用鹿角来补命门、补精、补气，以滋养阳气。（李时珍） 《月令》说，仲夏之月，鹿角脱落。仲冬之月，麋角脱落。鹿在夏至时脱落鹿角，以应合阴气。麋在冬至时脱落麋角，以应合阳气。鹿肉性温，是以阳气为本体。麋肉性寒，是以阴气为本体。麋是以阴气为本体、以阳气为末端。鹿是以阳气为本体、以阴气为末端。所谓末端，就是角。所以麋茸能补阳，对男子有利。鹿茸能补阴，对妇人有利。王氏所著的书说得非常明白，但如今人们不但一概把它们当作男子补精益血的药剂，甚至连麋茸和鹿茸也分辨不清了。（《知新录》） 鹿茸的精气形质都完整，还没有向外发泄，所以补阳益血的功效较多。鹿角则已经充分向外发泄，所以托毒、消散的功效较强。由于形成先后和发泄迟速不同，功效便随之不同。不明白天地造化规律的人，是无法推测其中道理的。（徐灵胎） 人体的神属阳，但神不像气血那样有形有质，不能用补泻的方法来直接调整。所以，治疗神是最困难的。龙乘天地的元阳之气，出入变化无法测度，是天地之神的象征。用神来治疗神，使同类之气相互感应，再辅以寒、热、温、凉以及补、泻的方法，即使是无形的疾病，也不难治疗了。（徐灵胎） 龙齿能够安定魂，虎睛能够镇定魄。龙属木，主肝，而肝藏魂；虎属金，主肺，而肺藏魄。（《卫生宝鉴》） 半夏味辛，能够疏散并运行水气，滋润肾中燥邪，所以《局方》的半硫丸用来治疗老年人的虚秘，都是取其润滑的作用。世俗认为半夏、南星药性燥烈，这是错误的。湿邪去除后，脾土就不再被湿困，痰涎也不会生成，这并不是因为这两味药本性燥烈。古方用它们治疗咽痛、喉痹，以及吐血、下血。它们并不是禁用的药物。这两味药也能散血，所以破伤、跌打损伤都可以用它们治疗。只有阴虚劳损，并不是湿热邪气所致，却使用这种通利孔窍、运行湿邪的药物，就会进一步耗竭津液，这是医生的过错。难道能怪罪药物吗！（成无己） 小柴胡中使用半夏，是因为邪气处在半表半里，阴阳相互争斗，所以用半夏调和胃气，使阴阳得以贯通。《灵枢经》用半夏治疗失眠，也是同样的意思。仲景治疗喉痹咽痛以及大小便不通，都使用半夏，是取其辛味能够润燥，同时又能疏散邪气的作用。丹溪认为半夏能使大便润滑、小便通畅。如今的人只把半夏当作祛痰药，稍微涉及燥证就不敢使用，于是半夏的功效再也不被世人所了解了。（李时珍）

译肺喜欢滋润，但滋润也有不同的区别。例如杏仁、苏子，属于性温而能润燥的药，适宜用于冬、春两季；杏仁、牛蒡，属于能够疏散而又润燥的药，适宜用于夏季；杏仁、栝蒌，属于性清凉而又润燥的药，适宜用于秋季燥证。能够了解这些界限，用药就不困难了。（《怡堂散记》） 世人都把杏仁看作治疗咳嗽的通用药，不论虚证、实证都混用。然而杏仁味辛性温，走肺而药性并不纯正，耗伤正气、扰动血行，没有哪味药比它更严重。把杏仁熬成黑色后加入大陷胸丸，辅助甘遂等药搜逐体内的结聚积垢，由此就可以知道它的药性和滋味。（张路玉） 《本草》没有说栀子能够催吐，仲景却把它用作催吐药。栀子本来不是催吐药，而是因为邪气在上部，阻拒食物不能下纳，于是使病人向上呕吐，邪气便随之排出，这就是所谓邪在高处，应顺势使其越出。有时把栀子当作利小便药使用，其实并不是直接利小便，而是清除肺热。肺热清除后，气化功能就能正常运行；膀胱是贮藏津液的腑，得到这种气化作用后，津液便能排出。（王好古） 香附这种药，自从王好古说它是妇科要药后，于是人们治疗妇女各种疾病，不论虚证、实证，没有不用它的。却不知道香附气味芳香、味辛、药性燥烈，只有疏解郁结、疏散气滞、行血导滞才是它的长处。如果气虚的人使用它，就会严重耗泄正气；血虚的人使用它，就会严重耗伤血液。像古方女金丹、香附丸之类，只适宜气实血滞的人。如今妇女十人中有九人属虚证，难道可以只因为“要药”两个字就一概使用吗？（张景岳） 王好古说孙尚用莪术治疗气短、呼吸不能接续。这里的“短”字，是指胃中被积滞壅塞，气息舒展不长，好像不能接续，并不是指中气虚弱、气短而不能接续。如果确实是虚弱不足所致的气短，却使用莪术，难道不是会害死人吗！（高鼓峰） 考察《本草》，枳壳、枳实都说能够明目；我思索其中道理，却不得其解。然而治疗眼病的方剂中常常使用它们，难道是因为它们能破除浊气，便能使清气上升吗？《本经》又说枳实能够益气，想来也是同样的道理。所以厚朴条下也有益气明目的记载。王好古说：枳实配伍人参、白术、干姜，就能益气；配伍芒硝、大黄、牵牛，就能破气。这就是《本经》既说枳实益气，又说它能够消除痞满的原因。（汪庵） 泽泻，《本经》说长期服用能够明目；扁鹊却说服用过多会使眼睛昏花，这是为什么呢？易老说：泽泻能够去除脾中的积滞污垢，因为它味咸，能泻去潜伏的水饮。泻去潜伏的水饮、清除停留的污垢，所以能明目；但小便过于通利，会使肾气虚弱，所以反而眼睛昏花。（王好古） 《圣济》说：既然是涩滞之药，怎么能够通利九窍呢？《经疏》说：精气充足，九窍就会通利。汪昂按语说：山茱萸能够通利九窍，古今对此都感到疑惑；读到《经疏》这句话后，意义便豁然明白了。这才赞叹前人的见识深远。把这个道理扩展充实，可以启发医家的智慧和领悟。（汪庵） 茯苓味淡，属于天之阳气。阳气应当向上运行，为什么茯苓却能利水并使水液向下排泄呢？《经》说：气味薄的药，是阳中之阴。所以茯苓能够利水并使水液向下排泄。不过，它向下排泄仍然没有脱离阳气的本体，所以归入手太阳经。麻黄味苦，属于地之阴气。阴气应当向下运行，为什么麻黄却能发汗并使邪气向上呢？《经》说：味道薄的药，是阴中之阳，所以麻黄能够发汗并使邪气向上。不过，它向上升散仍然没有脱离阴气的本体，所以归入手太阴经。附子属于气味厚重的药，是阳中之阳。所以《经》说它能够发热。大黄属于味道厚重的药，是阴中之阴。所以《经》说它能够使邪气向下泄出。粥味淡，属于阳中之阴，所以能够利小便；茶味苦，属于阴中之阳，所以能够清利头目。（《汤液本草》） 《活人书》治疗胸中痞满，使用桔梗、枳壳，是取它们宣通肺气、利膈降气的作用。仲景治疗寒邪与实邪结于胸中的病证，使用桔梗、贝母、巴豆，是取它们温暖中焦、破除积滞的作用。治疗肺痈、咳吐脓液，使用桔梗、甘草，是取桔梗味苦辛能够清肺，甘草味甘性凉能够泻火，同时还能排脓并补益内部的亏损。治疗少阴证发病二三日后的咽痛，也使用桔梗、甘草，是取桔梗味苦辛能够散寒，甘草味甘性平能够除热。两药合用，就能调和寒热。（李时珍） 肝属木，脉象本应浮，却反而沉；肺属金，脉象本应沉，却反而浮。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肝实而肺虚。所以石头投入水中就下沉，但也有能够浮在水面的石头；木头投入水中就上浮，但也有能够沉入水中的香木。虚实相反所造成的情况就是这样。（《席上腐谈》） 滑石能够通利孔窍，并不只是通利小便。向上能够通利皮毛腠理的孔窍，向下能够通利精液和尿液的孔窍。这是因为甘淡的药味先进入胃中，渗入并运行于经络，使精气流溢，上输于肺，下通于膀胱。肺主皮毛，是水液运行的上源；膀胱主管津液，气化正常，津液才能排出。所以滑石向上能够宣发表邪，向下能够利尿，是荡除热邪、燥化湿邪的药物。宣发表邪，是荡除上焦、中焦的热；利尿，是荡除中焦、下焦的热。宣发表邪，是燥化上焦、中焦的湿；利尿，是燥化中焦、下焦的湿。热邪散去，三焦就能恢复平衡，表里也会调和；湿邪去除，阑门就会通畅，阴阳也会运行有利。刘河间使用益元散来通治表、里、上、下各种疾病，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李时珍） 香薷是夏季用于解表的药，就像冬季使用麻黄一样，气虚的人尤其不能多服。如今人们说香薷能够解暑，便一概把它当茶饮用，这是错误的。（李时珍） 香薷是消除暑邪的重要药物，但方书称它为散剂，民间却称它为夏月禁用之药。既然夏天禁用，那么应当在什么时候使用呢？这种说法不合经典，导致良药受到委屈，实在令人惋惜，所以要加以辨析。（程钟龄） 大豆黄卷，《本草》记载它的药性说：能够治疗湿痹、筋脉挛缩、膝痛，治疗五脏不足，益气和胃，破除妇女瘀血，清除胃中积热，消除水气所致的胀满。《金匮要略》虚劳篇中的薯蓣丸，就在补益气血的方剂中配伍了大豆黄卷。后来撰写方剂解释的人，有认为它能宣发肾气的说法，但也没有说它具有发表作用。近来误把它当作发表药使用，原因是什么呢？有人说，马元仪先生预先用麻黄汤浸泡豆发〔原文疑有缺字或讹误，具体所指不明〕；凡是遇到应当使用麻黄的病证，才开具豆卷，使病人家属不至于疑虑害怕。后来有些医生不明白其中的细节，竟把豆卷和豆豉看作同一类药，公然暗中附会，把豆卷当作解表药使用。可是药铺里的豆卷，难道也有用麻黄汤浸泡催发的吗？豆子遇水发芽，或许只能略微宣通湿气，却不能作为普遍使用的解表药。如果用二、三钱豆卷就能发汗，那么世人把它当作蔬菜来吃，每餐吃满一簋，岂不是会发汗到阳气脱失吗？真令人发笑。（《吴医汇讲》）

译黄席有先生对我说：木通能够把邪气引过界限，不可轻易使用。它必须用于像心火旺盛时用导赤散，淋证用八正散，痘疮初起一、二天大热而利小便，以及各种疹子、疮疥表气已经通畅但湿热尚未排出的情况；除此之外便没有可用它的地方了。麻黄的药性，是从里通达于表。木通的药性，是从上部疏通并引导到下部。阳分的邪气从里达表，自然能够通过出汗而解除。若把邪气引导向下，必然会使它陷入阴分，绝没有风邪会随着小便排出的道理。惊恐本来属于心虚，受惊会使气散失；不反过来养心，却用木通泻心，往往会使人困倦疲惫，甚至无法救治。因饮食积滞而误用木通，会使脾胃受寒，有的反而加重呕吐、恶心和腹痛。因吐泻而误用木通，会使脾胃更加受伤，有的最终形成慢惊风。麻疹表邪尚未透达，过早使用木通，两颊的疹子必然不能透发。痘疮内里虚弱，误用木通，必然导致泄泻并使痘疮塌陷〔原文“HT”字样疑为OCR错误，具体字义不明〕。疮疡隐伏、丹毒闭塞时误用木通，毒气必然归入腹中，很快就会形成腹胀。寒邪突然侵入人体，误用木通，药一下咽就会毙命。唉！木通造成的危害太大了。这不是木通本身的危害，而是不善于使用木通所造成的危害。（《小儿诸热辨》） 王节斋说：药物的气味各不相同，例如五味子的味道浓厚，所以李东垣的方剂中，少的用五、六粒，多的用十几粒。现在有些医生竟用二、三钱，我认为这是非常错误的。当时的医生都遵循这种用法，唯独王宇泰和缪慕台用药时五味子用得很多；治疗梦遗时，单独煎五味子膏这一味药，服后效果很好。又有种子方，用五味子、肉苁蓉各等分制成丸剂服用，那么李东垣所说的用量似乎也不必拘泥。（《折肱漫录》） 夜间不吃姜，是因为夜间主收敛闭藏，而姜主宣通发散。秋天不吃姜，是因为秋天主收敛，而姜主发散。（李东垣） 姜和枣用来调和营卫；姜能宣通阳气，枣能滋生津液。两味药同用，没有汗时能发汗，有汗时能止汗，古代方剂常常使用它们。大枣就是北方产的枣，质地沉重、味道浓厚，长于补益脾脏。如果论调和营卫的功效，应当以小枣为最好。小枣放入水中轻而上浮，和生姜的辛甘之性配合，能够升发阳气并到达病所。我近来所用的，都是小红枣。（《怡堂散记》） 冬虫夏草味甘、性平，能保养肺脏、补益肾脏，止血化痰，止住劳损所致的咳嗽。产于云贵地区。冬天在土中时，身体像老蚕，有毛而且能动。到了夏天，毛从土里露出，连同虫身一起化成草。如果不把它采走，到了冬天又会化成虫。（《本草从新》） 燕窝味甘淡、性平，能滋养肺阴、化痰止咳，既能补益又能清解，是调治虚劳的良药。一切由肺虚引起的疾病，都可以用它治疗。它能开通胃气，止住劳倦所致的痢疾，并有益于痘疹。《闽部疏》说：燕窝竟然无法辨明究竟是什么东西，漳州海边有这种东西。燕子飞渡大海时，翅膀疲倦了，便把东西投在海面上，使它像杯子一样浮着，自己坐在其中，过一会儿又衔着它飞走。《泉南杂记》说：福建远海、靠近外国的地方，有一种燕子，羽毛像金丝。临近产卵育雏时，它飞到靠近沙滩潮汐、有礁石的地方，啄食蚕螺。蚕螺背部的肉和两侧肋部洁白，燕子吃下肉后不能消化肋部，便连同津液一起吐出，凝结成窝附着在石头上，所以叫燕窝。《广东新语》说：崖州海岛的洞穴都是燕子筑巢的地方，巢大的像乌鸦。燕子吃鱼后就吐出涎沫，作为冬月换毛时的食物。也有人说，海边的石粉积聚凝结得像苔藓，燕子啄食后吐出来形成窝，层层堆在岩壁之间，岛上的人用长竿连接铲子把它铲取下来。海粉性寒，被燕子吞下又吐出后就变暖；味道咸，被燕子吞吐后就变甘；它的形质完全发生了变化，所以据说能够消痰开胃。燕窝可以加入煎药中，也可以单独煮后服用。现在的人用它煮粥，或者用鸡汁煮，虽然非常可口，但这样扰乱了它原有的性质，难道还能治病吗？有人把它和冰糖一起煎煮，这样甘味就会壅滞。这样难道还能帮助肺金清肃之气向下运行吗？（《本草从新》） 土是万物的母体，是坤的形体，也是脾发挥作用的基础。使用时应当随取随用，以纯黄色、含有生气的土为上品。陈旧的土从毁坏的墙壁和裂开的灶中取出，掺和过石灰的不能使用。（许宣治） 近来有一种吊米露的方法，病人不能进食时，就用它代替饭食。我见过几个人喝这种米露，病情加重，连谷物也断绝不能进食。这是因为米露的性质，是一团火气向上升发出来，和烧酒相同；虽然没有酒曲，但道理是一样的。不如把熟米煮成饭，再放入砂锅中煮烂，用夏布绞取汁液，洁白如膏，浓厚而柔软，并不难吞咽；这种平和调畅的性质，比米露强得多。（许宣治） 阿芙蓉，俗称鸦片，前代很少听说，近代才有使用它的。据说它是罂粟花的津液。罂粟结出青色花苞时，下午用针在外面的青皮上刺三、五处；第二天早晨津液渗出后，用竹刀刮取收集，放在瓷器中阴干备用。（《本草纲目》） 鸦片来自西方夷地，那里按照习俗都采用裸葬；尸体土葬累积百年后，挖取这种土，与罂粟花瓣等物混杂揉合而成。罂粟花瓣本来就有毒，再加上死人的血肉，吃下去怎么会不死？而且服食时间越久，就越难戒除。戒除的方法是用十全大补汤加入鸦片灰，在毒瘾发作时服用，逐渐服用便会逐渐痊愈。《本草纲目》只说到罂粟花，却没有提到用尸土制造的方法，大概是没有见过这种东西。（《养生格言》） 炮制。炮制有十七种方法：炮、〔缺字〕、爆、炙、煨、炒、〔缺字〕、炼、制、度、飞、伏、镑、〔“HT”疑为OCR错误〕、晒、曝、露，各自都应根据药物情况适当使用。（《雷公炮制》） 各种药物用火炮制有四种方法：〔缺字〕、煨、炙、炒。用水炮制有三种方法：浸、泡、洗。水火共同炮制有两种方法：蒸、煮。用酒炮制，可以使药性升提。用姜炮制，可以使药性温暖而发散。加入盐，能使药性走入肾，并软化坚硬之物。用醋炮制，能使药性归入肝，并具有收敛作用。用童便炮制，可以去除药物的偏烈性质，使药性下降。用米泔水炮制，可以去除燥性，使药性调和中焦。用乳汁炮制，可以滋润枯燥并生血。用蜂蜜炮制，可以使药性甘缓并补益元气。用陈旧墙土炮制，借助土气来补益中焦。用面粉煨、用曲炮制，可以抑制药物猛烈的性质，避免损伤上膈。用乌豆、甘草煎汤浸泡，可以解毒，使药性变得平和。用羊油或猪脂涂抹后烧制，油脂会渗入骨中，使骨头容易变脆折断。去掉稂，可以避免胀满；去掉药材的心，可以消除烦闷。这些炮制方法，各有其适宜的用途。（汪庵） 凡病在头面以及手指皮肤，使用黄芩、黄连、知母、黄柏时，都必须用酒炒，借助酒力使药性上行。病在咽部以下、肚脐以上时，必须用酒洗。病在下部时，就用生药。一般来说，药物生用则升，熟制则降。如果希望药性升降兼顾，就把生用和熟制的药物合用。大黄必须煨制，是担心它的寒性损伤胃气。乌头、附子必须炮制，是为了减弱毒性。地黄用酒洗，也是同样的道理。当归用酒浸，是为了增强发散的作用。（《医学入门》）

译药物的炮制、炙制有两类：脾胃药中，谷芽、神曲、〔缺字〕、白术、甘草之类适宜炙制，是因为脾喜燥，火能生土，可以借助火力发挥药效。黄芩、黄连、知母、黄柏，有些适宜用酒炒，是为了制约其苦寒太过的性质，并借助酒力使药性到达表部。干姜的性质禀受天地的阳气，本来就已经温热了，哪里还需要炮制呢？有人说，止血药大多炒成黑色后使用，例如荆芥、蒲黄之类都是这样。我说：荆芥本来就是血分药，炒黑后所以能够祛除血分的风邪并止血。蒲黄药性收涩，炒黑后也能止血。血证的发生，是因为热邪使血液妄行。炮姜岂能轻易试用？有人说：荆芥、蒲黄药性轻浮，炮姜药力猛烈，能直达下焦，祛除瘀血而生新血，并能引导血药进入气分以生血，你为什么要这样严厉地非难它呢？我说：大剂量使用四物汤，再少量加入熟附子辅助，并不是不可以；但如果一定要依靠炮姜止血，我担心它会迫使血液妄行，使血海因此枯竭。桂枝、附子的纯阳之性，是天的阳气。天的阳气中必然也含有阴，桂枝中有油，便说明其中也有阴。附子放在器皿中时间久了，器皿会变得湿润，这也说明其中含有阴。干姜虽然极其辛辣，其中还含有生发之气；用烈火炮制后，生发之气还在哪里呢？大体说来，经过九制的药物有利于补益，不利于攻伐。地黄、首乌是滋补良药，所以适宜反复蒸晒；蒸得越多，药液越容易透出，滋味越浓厚，药性就能守持而不外走，药力也才纯正。大黄的气味都很浓厚，药性走窜而不留守；药气先到，药味随后而至。经过九蒸，药气就散失了；药气散失后，剩下的只是渣滓，所以没有作用。天南星味辛而性燥，担心药性过于猛烈，所以用胆汁的苦寒之性来抑制它。经过一次炮制并放陈的较好。近世把牛胆汁九次制入南星，收藏起来当作珍奇货物，却没有想到南星的作用，是取其辛味以疏散风邪、取其燥性以祛除痰湿；九次加入胆汁后，辛燥的药性全都丧失了，只剩下纯粹的苦寒之性。名义上说是用胆汁炮制南星，实际上却是让南星吸收了胆汁。难道不想一想，胆汁能够治疗风痰吗？只有肝胆火盛、因而生痰生风并导致癫狂的病症，用它来引药入经才恰当；除此以外没有可用之处。（《怡堂散记》） 长沙夫子使用阿胶时，何曾说过要炒呢？这是后人画蛇添足罢了。使用阿胶，专门是为了使济水潜伏下行；把它炒过之后，济水还在哪里呢？（《吴医汇讲》） 某公炮制龙骨时，将它淬炼后研成末，藏在燕子的腹中，然后才使用。他把这件事讲给别人听，别人都认为很奇特。这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古人这样做的用意。大概龙蜕下的骨头落在地上，经过的年数无人知道，就和石头没有区别了。再加以淬炼，难道不就成了死灰吗？而且龙喜欢吃燕子；有人曾用火烤燕子来熏龙的胡须，龙须竟能缓缓自行活动。又听说吃过燕子的人不能渡海，所以把龙骨藏在燕子腹中，是为了恢复它的灵性；由此就可以想见其中的道理了。（卢不远） 凡是药物，都必须等炮制完成后再称量使用，不得按生药称量。湿润的药物必须增加分量，等它干燥后再称量。（《千金方》） “咀”，是古代的炮制方法。古代没有铁制刀具，就用嘴把药咬碎，使它像麻豆那样大小；煎煮粗药时这样处理，可以使药液清澈，饮入腹中后，药力也容易上升下行。现在的人用刀锉药，比用嘴咀嚼更容易制成。如果一概研成细末，就无法分辨清浊了。散剂就是细末，药力不循经络运行，只能去除胃中和脏腑的积气；药味浓厚的用白汤调服，气味较薄的煎煮后连药渣一起服。丸药用于治疗下部疾病的，丸粒最大；治疗中焦的次之；治疗上焦的最小。用稠面糊制丸，是取其溶化缓慢，使药力一直到达下焦。有的用酒或醋制丸，是取其收敛、使药性不散的意思。用稀面糊制丸，是取其容易溶化。用汤浸泡的蒸饼制丸，溶化得更快。滴水制成的丸，溶化得尤其快。用炼蜜制丸，是取其溶化缓慢。制成蜡丸，是取其难以溶化。大体说来，汤剂有荡涤之意，用来治疗重大疾病；散剂有疏散之意，用来治疗急性疾病。丸剂有缓慢之意，对于不能迅速祛除的疾病，取其缓缓治疗的意思。（李东垣） 凡是配制丸剂，必须把每种药分别研成细末，再按照各药末的轻重合在一起，这样分量才准确。否则，容易研细的药一磨就全部损失了，难以粉碎的药反复研磨多次仍然不能完全研碎。（《雷公炮制》） 炼蜜时先撇去浮沫，熬到微黄；滴入水中试验，若不散开，再熬二三沸。每蜜一斤，加清水一杯，再熬一二沸后制丸，就能吸收潮气而不结成块。冬季炼蜜，制成时加水二杯。《衍义》说：每蜜一斤，只能炼得十二两；与药末混合时，要趁极其滚热，在臼中用力捣千百下，自然会变得柔软熟润，容易制成条状和丸剂。凡是在汤剂、酒剂、膏剂中使用各种矿物药，都要把它们细细捣碎，用新绢包裹后放入药中。《衍义》说：矿物药加入散剂，如钟乳粉之类，要用水研得极细，再用水漂洗沉淀，才可以服用；难道只需捣细后用绢包裹吗？凡是把药物烧成灰，如十灰散之类，不要烧得焦枯；应当用器皿覆盖烧制，以保存药物的本性。若烧成死灰，就完全没有效验了。（《广笔记》） 分取两升，合并使用。药物的分量，以君药为最多；臣药次之；佐药又次之。如果药物针对病证所起的主要作用相同，就用相等的分量。古代的药剂量制，锱、铢、分、两与今天不同。古书说一升，就是今天的一茶盏；古书说一铢，六铢就是二钱半，二十四铢为一两；古书说三两，就是今天的一两；古书说二两，就是今天的六钱半。（李东垣） 数目是由小数累积成大数的，所以十个粉粒称为一丸；一丸的大小如黍粒；十个黍粒为一累；十累为一铢；两铢四累为一钱；十钱为一两；八铢为一锱；三锱为一两；十六两为一斤。（《正理论》） 凡是丸药中说大小如细麻子的，就是指胡麻子。说大小如黍粒、粟粒的，也是同样的意思。十六个黍粒相当于一个大豆。说大小如大麻子的，以三个细麻子作为标准。说大小如胡豆的，就是今天的青斑豆。以两个大麻子的大小作为标准。说大小如小豆的，就是今天的赤小豆。以三个大麻子的大小作为标准。说大小如大豆的，以两个小豆的大小作为标准。说大小如梧桐子的，以两个大豆的大小作为标准。说大小如弹丸或鸡子黄的，以十个梧桐子的大小作为标准。（《类证本草》） 凡是散剂中说用刀圭、方寸匕或一字的，都是剂量名称。刀圭是方寸匕的十分之一。方寸匕，是制作一个边长一寸的方形药匙，盛取散药，以药末不从匙中掉落为标准。一撮等于四刀圭，十撮为一勺。一字就是今天的二分半，相当于一钱分作四字。（《医宗粹言》） 凡说“等分”，不是说分量单位中的“分”，而是说各种药物按斤、两计算的多少都相同。（《汤液本草》）

译凡说“等分”，是指各药的分量相等，没有差别，适用于补养类的缓和方剂。如果是治疗疾病的急方，就必须分出君、臣、佐、使。（朱丹溪） 我阅读古方时，常见药名下面不注明分量，只在最后一味药下面注“各等分”；现在的人误以为是各药分量相同，我私下对此不能没有疑问。一张方剂中必定有君、臣、佐、使，彼此配合；何况药物有气味浓淡、药材有质地轻重，如果分量完全相同，我恐怕就无法调配驾驭，难以协调发挥作用。比如地黄饮子中的熟地黄和菖蒲，分量难道可以相同吗？天真丸中的杜仲和牵牛，分量难道可以相同吗？类似这样的情况很多，无法一一列举。难道可以把“各等分”理解为分量完全相同吗？有人说：你的话有道理；那么古人不注明具体分量，却说“各等分”，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说：“各”，是各自、分别的意思。古人说，用药如同用兵；药物有各种类别，就像将领、辅佐和偏将，各自担负自己的职责。“等”，是类别的意思。分类恰当，就像军队有严明的节制，不会越过队列而【原文缺字，语意不完整】。“分”，是大小不一、各有名分的意思。只有把“等”字同上面的“各”字连起来读，理解为各类药物有各自的分量，意思才自然明白。现在把“等”字同下面的“分”字连起来读，就好像是各药分量相同了。千里之差，往往起因于毫厘的偏差。由此可以看出，先贤不把分量明确写给后人，大概是希望后人临证时斟酌权衡，不要拘泥成法而机械套用。古方凡说一两，按今天的标准折算为七分六厘。凡说一升，按今天的标准折算为六勺七抄。《千金》说：十黍为一铢，六铢为一分，四分为一两，十六两为一斤。这是神农秤的制度。方寸匕，是制作一个边长正好一寸的方形药匙。钱匕，是用五铢钱制成的药匙，开元钱也相同。这两种药匙都以盛取散药后药末不掉落为标准。《千金》论述钱匕时说，是用一枚大钱满满地盛取药末。半钱匕，就是用一钱匕盛取药末时只取半边。钱五匕，是用钱币边缘刻有“五”字的部位来盛取药末。“一钱匕”折合今制五分六厘。“半钱匕”。折合今制二分八厘。“钱五匕”折合今制一分四厘。凡制丸药，丸子像梧桐子那么大，折合药末一分。像弹丸或鸡蛋黄那么大的，折合药末一钱。凡药方中说用“大升”“大两”的，是以神农秤三两折合一两，以药升三升折合一升。凡煎煮汤药，大致按古制药二十两折合今制一两五钱；用水一斗，折合今制七合；煎取四升，折合今制二合八勺。张介宾受郑世子《乐书》的说法影响，确定古方一两等于今制六钱；古方一升等于今制三合三勺。这是大错。李时珍说：古制一两等于今制一钱；古制一升等于今制二合半。这也不对。拿古方来验证，《肘后方》治疗消渴，用黄连三斤，放入猪肚中蒸熟服用；按景岳的说法，这就是二十八两八钱了。猪肚里能容得下这么多吗？又有一方治疗中风腹痛，用盐半斤熬到水分干尽，放入口中，再喝热汤二升，吐出来就能痊愈。按景岳的说法就是四两八钱，能放进嘴里吗？又能喝下这么多热汤吗？古人曾怀疑，汉方汤剂的大剂量有三十多两，小剂量也有十多两，用水六七升，煎取二三升，并分三次服用；如果按古代龠的容量计算，用七升水煎煮，今制三十两的药连水都不能完全浸没。又有人怀疑，散剂每次只服方寸匕，丸药像梧桐子那么大，最多三十粒，这与汤剂的剂量相差也太悬殊了吧？又有人怀疑，风引汤一料共计五十五两，每次只用三指撮，放入三升水中煎煮，怎么会煎至三沸，去渣后还能温服一升呢？考察它的煎制方法，每次只用三指撮，按理不应有这么多的药料；一旦加以考证并订正，这三个疑问就全都可以解释了。（《吴医汇讲》） 现在议论古方的人，都因古方的两数剂量太重而感到疑惑，认为古人的体格厚实，所以用药应当重一些。他们不知道这不是考察古代情况，而是没有根据的妄谈。古代的升、斗和权衡制度，历代各不相同。从夏、商、周三代到汉代，与今天相比，仅约为十分之二。（我亲眼见过汉代的六升铜量器，容量相当于今天的一升二合。） 例如桂枝汤，是《伤寒论》中的大剂量方。桂枝三两、芍药三两、甘草二两，共八两。按十分之二计算，不过是今制一两六钱。作为一剂，分三次服用，那么每次药量不过今制五钱三分多一点。其他方剂中偶尔有药味较多、剂量加重的，也不过是它的两倍而已。现在的人用药，必定每味药各用一二钱，或三四钱，反而超过三两了。更有无知妄为者，用四五两药作为一剂；还有人用熟地八两作为一剂，更加荒谬不合常理。即使用丸剂、散剂也是如此。例如古方乌梅丸，每次服像桐子那么大的二十丸，折合今天不过四五分。现在的人服丸药，却用三四钱到七八钱不等。古方末药每次只用方寸匕，不过相当于今天的六七分，现在也服三四钱。古人用药的分两，从来没有比今天重；但谬说代代流传，方剂的用量日益加重。仅这一端就荒唐到这种程度，何况那些更深奥细微的问题呢？（徐灵胎） 煎药 病人服药时，煎药的程序和方法，必须让亲近可靠的人来煎；煎药的铫器要洗净油腻。用新汲取的水，按药量酌定多少，以慢火煎煮，分次滤去药渣取汁服用，这样没有不见效的。（李东垣） 凡煎汤药，先将主治病证的君药煎沸数次，再放入其他药物，用文火慢慢煎煮至适当程度；不要揭开封盖，连罐端起，放入凉水中，等温热后再服，这样才能使药气和药味不散失。如果马上趁热揭开封盖倒出，药气就会散失，药性也不能完整保留。煎药时不宜用猛火；汤液沸腾过急，会很快耗损、熬干，药性还没有煎出，气味也不纯。人们常有这种毛病，却反过来责怪药物无效，责任究竟应归谁呢？凡煎汤药，开始要用微火，使它小小沸腾；用水多少依药方而定，大致药二十两用水一斗，煎取四升，以此作为标准。但泻下类汤药要药性生一些，应少加水而多取药汁；补益类汤药要药性熟一些，应多加水而少取药汁。（《医宗粹言》） 煎药的方法，最应该深入讲究。药物有效还是无效，完全取决于此。烹调食物如果失去调度，尚且能够损害人体，何况用药治病，难道可以不讲究吗？古方记载的煎药方法，各种各样，彼此不同。

译例如麻黄汤，先煎麻黄并除去浮沫，然后加入其余药物一同煎煮，这是主药应当先煎的方法。而桂枝汤不必先煎桂枝，服药后还必须喝几口热粥来帮助药力发挥，这又是一种方法。例如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就先用甘澜水煎茯苓。例如五苓散，要用白饮调和服下，服药后还应多喝温水。小建中汤则先煎五味药，去掉药渣后，再加入饴糖。大柴胡汤则煎到药液减去一半，去渣后再煎。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则等药煎成后，再加入大黄。至于煎煮时水量的多少，有的把水煎至减半，有的煎去十分之二、三分，有的只煎一、二十沸。煎药的方法多得数不清，而且各自都有道理。大体说来，发散药和芳香药不宜久煎，要取其药性生发、疏通宣散；补益滋腻药宜多煎，要取其药性熟厚、能够停留蓄积。这是煎药的总原则。所以药物即使对证，如果煎法不合适，药也一定无效。经常服药的病人，有的还能够按照方法煎制；至于粗俗贫困的人家，哪里能按规范煎药？因此病就难以痊愈。如果现在的医生尚且不能了解这些，何况病人呢？（徐灵胎） 凡汤药中使用阿胶、饴糖、芒硝，都必须等药煎好、去掉药渣后，放入清药汁中再煮二三沸，等它们完全溶化，倒入杯中服用。凡汤药中使用完整的药物，如干枣、莲子、乌梅、决明、青箱、蔓荆、萝卜、芥、苏、韭等的种子，都要劈开并研碎后放入煎煮，才能煎出药味。如果不打碎，就像米粒还在谷壳里，即使煮一整天，米味又怎么能煎出来呢？至于桃仁、杏仁等，都要用热水浸泡，去掉外皮、尖端和双仁；可以捣成泥，也可以炒至黄色，生用也可以。凡使用砂仁、豆蔻、丁香之类，都必须打碎，稍后再放入药中，煎沸数次就取出；久煎会使香气消散，所以药效减少。凡汤药中使用犀角、羚角，都概须研成粉末，临服时放入汤药中，后下；或者磨汁加入药中，也可以。（《广笔记》） 琥珀是木质，冲服时会浮在水面；辰砂是石质，冲服时会沉下去。如果只在煎剂中加入一二分，不能进入胃中，用它又有什么益处呢？凡使用这类药物，必须先研成末，放在器皿中用蜂蜜调匀，然后用汤药冲服。使用棕榈灰、头发灰也宜先用蜂蜜调和，否则就会漂浮。（许宣治） 煎药用水，应以药五钱、水一盏半作为标准。（《活人书》） 凡煎药所用的水，也各有适宜的选择。例如治疗湿邪导致的肿胀、浮肿，想使水道通利，就取长流水，因为水流绵长、源头遥远，药性通达，可以直达四肢之间。例如治疗大小便不通，以及足部、小腿以下的风湿，就取急流水，因为水流湍急奔涌，性质迅速下行。例如治疗痰饮郁滞而想使其呕吐、升散，就取逆流水，因为水性逆向倒流，回旋翻涌而奔决。例如治疗中气不足，就取春雨水，因为它有阳气发生、升发的含义。例如治疗下元不足，就取井华水，因为清晨井中的天一之气浮结在水面，具有补阴的作用。例如治疗火热阳证，就取雪水，它很能清退热邪。例如治疗伤寒阴证、奔豚等病，就取甘澜水，因为把水盛在缸中，扬水千遍，水珠和泡沫就会充盈水面；这种水性柔和、味甘，能够调和气机。例如治疗脾胃虚弱、泄泻、不思饮食等证，就取池潦水，因为它停积已久，不流不动，带有浓厚的土气，能够帮助脾的元气。例如治疗阴气不能上升、阳气不能下降以及阴阳乖隔的各种病证，就取阴阳水，即河水和井水各一半；阴阳相互配合，既可升又可降，能够使气机平和。（《雷公炮制》） 病人煎药时，各种药要用各自的药罐，不要和别人共用。因为那个人煎的是攻伐药，这个人煎的是补益药；那个人煎的是寒凉药，这个人煎的是温热药。比如用酒壶泡茶，虽然不会使人醉，却难免带有酒气。（《吴医汇讲》） 服药 服药的方法要灵活：病在上部，不妨次数多而每次少服；病在下部，不妨一次多服而不必频繁。少量服用，可以滋养上部；多量服用，可以峻力补益下部。病在心部以上，先吃饭后服药；病在心部以下，先服药后吃饭。病在四肢，宜在空腹时于白天进食服药；病在骨髓，宜在吃饱后于夜间服药。（李东垣） 病在上部，煎药宜用猛火，药液宜清，服用宜缓；病在下部，煎药宜用文火，药液宜浓，服用宜急。（张洁古） 凡说分两次服、三次服的，都要根据人的强弱和病情的轻重，灵活调整服药的进退。加减用量不必拘泥于方书的说法。又说：“时”就是一周时，即二十四小时。从今天早晨到明天早晨，也有只需服用一夜的。清热药宜凉服，如三黄汤之类。消暑药宜冷服，如香薷饮之类。散寒药宜热服，如麻黄汤之类。温中药宜趁温热服用，补中药也都如此。通利、泻下的药宜生服而温饮，如承气汤之类。（《医宗粹言》） 凡是服药，寒药要热饮，热药要冷饮，药性平和的药剂则要温服。凡是汤剂，温热时容易下咽，冷了就会引起呕吐涌逆。（《汤液本草》） 病人呕吐、难以服下药物时，必须一匙一匙地慢慢服下，不能太急。（《医学入门》） 补肺的药，必须在五更初、尚未说话以前服用。这是因为人在五更时肺气开放，一开口说话、咳嗽或吐唾，肺就闭合了；在肺气开放时保持安静服药，功效特别好。（《仁斋直指》） 疾病能否痊愈，不仅在于方剂是否对证；方剂即使对证，服用不得法，也不但没有功效，反而会有害处，这一点不可不知。例如发散药，是要把风寒驱逐到体外，必须趁热服下，并把身体温暖地覆盖起来，使药力运行于营卫之间，热气周遍全身，挟带风寒，借汗排解出去。如果药只温不热就服下，迎着风坐立，或者安静地躺着不动，那么药物就会停留在肠胃中，不能发汗，风寒也不可能暗中消散，反而会使营气受到发散药的损伤。例如通利药，是要使积滞消化并向下排出，必须空腹一次服下，使药性发挥作用，推动污浊之物随大便排解。如果和饮食混在一起服用，新旧食物彼此混杂，药力又同食物相互扰乱，药性就不能专一，食积反而会更加顽固。所以《伤寒论》等书所说的服药方法，有的宜热服，有的宜温服，有的宜凉服，有的宜冷服；有的宜缓服，有的宜急服；有的宜多服，有的宜少服；有的宜早服，有的宜晚服；有的宜饱食后服，有的宜空腹服；还有的宜用汤剂而不宜用散剂，宜用散剂而不宜用丸剂，宜用膏剂而不宜用丸剂。药力的轻重、剂量的大小，以及针对上、下、表、里的不同，各有极其精深的道理。深入思考其中的道理，一定能在心中有所领会。（徐灵胎）

译伤寒、伤暑、温病、凉病等各种证候，都是邪气侵凌正气所致。用药如同与敌人作战，药物进入体内后邪气逐渐退却，药力耗尽后邪气又会重新炽盛。必须先服一剂观察一周时辰，详细察看病势并诊察脉象；如果药物对证，就日夜连续服用三至五剂，以邪气退去、疾病安定为准。这种方法只有张长沙的《伤寒论》和孙思邈的《千金方》中记载过。孙思邈说：夏天一夜服三次，冬天三夜服五次，务必以疾病退去为止。这就像抵御敌人一样，越是驱逐敌人，越要精锐奋进，直到荡平敌患以后才收兵。（周禹载） 药引 汤剂有药引，就像船有船桨一样。古人使用汤剂，必须配设药引。例如仲景的桂枝汤，用生姜三两、大枣十二枚，和其他药物等量同用，确实能够发汗。又如东垣的补中益气汤，也使用姜、枣，却没有发汗的说法。这是因为姜、枣用量少，药力薄弱，所以不会使肌表受到浸渍而发汗。从这两种汤剂类推，药引是不可不考察的。古今汤剂方书多得无法穷尽，药引也没有止境，临证随机取用，各有适宜之处。发表解表用鲜姜。温暖中焦用煨姜。消除胀满用姜皮。消除痰饮用姜汁。调和营气、补益卫气用大枣。泻火疏散风邪用红枣。补益气、滋养肺用龙眼。泻火安神用灯心。解表皮用葱叶。解表肌用葱白。兼顾表里用葱茎。健运脾气用湖莲。止痢用石莲。治疗风邪用桑叶。治疗湿邪用桑枝。固摄肾气用莲蕊。收涩精液用莲须。保胎用陈苎根。安胎用鲜苎根。抑制脾气用青荷叶。疏理脾土用枯荷梗。补益心气用新小麦。止汗用浮小麦。清热除烦用青竹叶。利水泻火用淡竹叶。消除瘀血、通行经脉用赤糖。止痛、温暖中焦用饴糖。安和中焦、补益脾气用陈壁土。止呕、调和胃气用新黄土。消除瘀血用藕节。止血用侧柏叶。止呃逆用柿蒂。清凉大肠用柿霜。消除热痰用竹沥。泻除实火用竹茹。引导虚火下行用童便。补益真阴用秋石。延年益寿、祛除疾病用松黄、松脂。祛除风邪、舒展筋脉用黄松节。平定喘息用白葵花。治疗痢疾用赤、白扁豆花。壮阳用胡桃、蜀椒。温暖子宫用艾叶。虚烦用粳米。热盛口渴用芦根。止消渴用兰叶。平定咳嗽用梨汁。止血用金墨。治疗崩漏用陈棕。治疗肠风用石榴皮。治疗红痢用红曲。治疗白痢用煨姜。治疗赤白带下、浊带用韭子、白果。止呕、平定咳嗽用枇杷叶。止鼻出血用白茅花。推动瘀血运行用百草霜。帮助生产用黄杨脑。探吐用瓜蒂。促使胎儿迅速娩出用弩牙。使噎塞向下通行用杵糠。平定喘息用铅汞。治疗黄疸用铁屎。镇定心神用辰砂。驱避邪气用雄黄。润滑肠道用松子仁。治疗疝气用荔枝核、橘核。催促乳汁分泌用笋尖、樱桃萼。拔除毒邪用蒲公英。通利乳汁用通草。使麻木发作用紫背浮萍。治疗心中烦闷、无法入睡用鸡子黄。药引种类很多，难以一一列举。现在把常用的药引姑且记录几条。能够由一例推知其他三例的，恐怕只有高明的医生吧？（《医学阶梯》） 当今医生书写药引时，生姜常写几片，灯心常写几根，竹叶、橘叶常写几瓣，葱管、荷梗常写几寸。我认为姜片有厚有薄，药根有长有短，叶瓣有大有小，寸数也有粗有细。像这类情况，都必须以分两作为标准。（《吴医汇讲》） 这部书开始编纂于乾隆五十七年，完成于道光六年。删去繁杂内容，补充遗漏资料，书稿多次修改。所辑录的古今医书共有三百二十多家，经史子集四十多种。全书共记述医经义理六百五十多条，前代医家的著名论述五千多条，选录医案二百八十四则，附方一百九十一首，图五幅、序四篇、自序二篇，凡例十二条。全书分为十六卷，共一百三十门、五百七十类。审阅了二十八人，校勘抄录了二十三人，刻版的工匠二人，工价六百多两，书版八百多片。道光十年八月开始雕版，到十三年三月完工。全书共一千五百九十二页，六十五万四千零七十七字。观泉氏自记。跋。徽州凭借黄山的秀美、茂密树林和高大竹林的繁盛，以及新安江水运的便利，自南宋以来航运日益兴盛，经济繁荣，手工业发达，文化人才不断涌现。到了明朝末年，已经成为东南地区的重要城镇。它物产丰富、文物昌盛，在天下各地的著名城市中，很难找到可以与它匹敌的。然而。那里缺少食盐，因此要从我们扬州取得供应。当时扬州因为盐运的关系，也富甲天下，所以徽州与扬州之间的往来更加密切，经济和文化交流形成了唇齿相依的态势。明朝末年，前往扬州经商或居住的徽州人于是越来越多，在扬州行医的徽州人也很多。到了明朝末年，北都沦陷，南京也告急，战局将通过扬州一战来决定。当时，寄居在我们扬州的徽州籍人中，很多人登上运盐船回乡避难。不久，扬州遭遇“扬州十日”，凶恶的多铎大肆屠城，居民几乎绝迹。等到战乱平定，最先返回扬州的人，大多数是徽州人。清朝建立后，在南城设立安徽会馆，建筑规模之大，超过各地会馆。从此，徽州风俗对我们扬州的影响更加深远。若论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双方的关系尤其密切。乾隆、嘉庆年间，考据学在东南地区兴盛起来，直到今天，学术界仍把戴、段、钱、王并列称颂。戴氏是安徽人，王氏是扬州人；而扬州的汪容甫、焦理堂、阮芸台几位先生，又与安徽人士彼此产生了影响。在艺术方面，“扬州八怪”中的汪士慎、罗两峰先生，都是新安人；而怀宁的邓石如先生、泾县的包世臣先生，长期寓居扬州，并且对我们扬州的书法、篆刻艺术影响尤其深。我们乡里的吴让之先生继承了他们的技艺，后世常把邓、包、吴并称，形成了书法艺术中的一大流派。扬州十日之后，医界中最先返回扬州城的，就是曾经寓居扬州的徽州籍程云来先生。程先生在顺治年间就于我们扬州编纂了《医学分法类编》；他后来所著的《圣济总录纂要》《金匮直解》等书，也大多是在广陵撰写或刊刻的。因此，新安程氏医学对扬州的影响极其深远。云来先生应当与《医述》的编纂者属于同族。程杏轩先生是歙县学识渊博的士人，也是一位名医。他胸中广藏经史子集，又广泛研读医书，精通考据，于是摘取医药方面的重要言论，编成了《医述》。他的取舍十分精当，能够由博返约。掌握了这一部书，便可以说没有遗漏的精髓了。

译《医述》虽然属于辑录之作，但没有一个字是没有来历、没有出处的。它的文字、篇章组织和删节概括之处，与原作相比较，既准确表达了意义，又保存了原意，令人折服。它虽然多摘录已经刊刻的著作，也广泛收集皖南尚未刊刻的稿本；许多后来散失的著录，都靠这部书得以流传，它的功劳非常巨大。东瀛的丹波元坚虽然也曾编有《杂病广要》，但终究不如程氏节取得精当。所以当年这部书问世后，扬州当地的医家争相购买诵读。可惜问世不久，书版就散失了；后来虽又在汉上重新刊刻，但流传始终不广。求学的人想得到它，往往很不容易。我们家几代人研究医学，一直把这部书作为主要参考书。丁丑年，中日战争爆发，扬州城告急。鉴庭奉父命，迁往北湖避难，只随身带了三部医书。一部是《本草纲目》，一部是《证治汇补》，另一部就是《医述》；有这三部书，足以作为参考。仅举这一件事，就可以证明这部书的文献价值有多么高了。现在，安徽省卫生厅和安徽科技出版社共同商议校勘、标点并重印这部书，向我索要跋文，所以我勉强写下这些话，不知道是否符合他们的本意。如今我们的医学之道正等待兴盛，而得到医书并不容易。文章用来承载道理，书籍缺失，道理就将失传，所以翻印医籍是当前最紧要的事情。像《医述》这样的书，正是最切合实际应用的书。这部书一经刊行，对于医家查考参考、患者保健都有益处，实在是一件值得记载的大事，所以我奋笔写下这篇跋文，以表示赞颂。辛酉年夏日，扬州耿鉴庭谨慎地在北京颐和园撰写此跋，当时六十七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