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外台秘要》，唐代王焘撰。重刻《外台秘要方》序 程子敬通是位醇厚的儒者，同时也精通医学。我本来没有学习过医学，但一听程子讲脉象、论病情，便觉得眼前没有一个人能与他相比；精微的言论和高深的见解接连出现，都是我从未听过、从未理解的。程子在医学方面，真是达到极高境界了！我又看到他给人治病时，即使病人极其贫贱，他一接触病人，必定郑重询问、详细审察，反复精心思考，从未显出厌烦懈怠的神色。遇到疑难病症，往往要花费很长时间，唯恐稍有误诊，直到心中没有疑惑后才采取行动。如果他做事始终如此，那么此人一旦科举中第而做了宰辅官员，能够推行这种道理，运用这样的心意，用来谋划国家大事，使天下万里百姓都得到善治，哪里是常人能够比得上的呢？唐代王刺史所著的《外台秘要》一书，历经五代，到宋代孙中丞时曾校订刊行一次，到了今天已经失传了。程子不忍心让这部书的学术传统断绝，想把它流传于世，因此对我说了这些话。我于是问程子：如果想了解医学，应当通过什么途径才能精通？他说：一定要爱好学习。应当学习什么？他说：先读书。读书就可以治病了吗？他说：读了书却不会治病的人，是有的；但决没有不读书却能治病的人。唉！天下的事情大概都是这样，难道唯独医学不是吗？我于是问程子：按照您的道术，要医治天下人；在我这一世，时间已经常常不够用，等到我身后，书又不能把话完全说尽，话也不能把心意完全表达出来，我担心这种学术无法传下去。为什么不找到合适的人传授给他，何必一定要写成书呢？程子说：老师寻找弟子，比弟子寻找老师更难。有真正前来求学的人，我愿意把所学全部教给他；但如今前来求学的人，没有认真求学，只是想求得一个行医的资格。这种学术，不经过十年的苦心钻研，是不可能获得的。可是如今的求学者，一来就问：想拜您为师，传授十天，够不够？他们把事情看得如此急迫，我即使想传授，又从哪里传起呢？唉！天下各种学问大多都是这样，难道唯独医学不是吗？古代君子对于道术，开始时只是急于寻找合适的人传授；等到找不到合适的人，便不得不寄希望于书籍，使道术长久存在于天地之间。对于古书，也不一定非要亲自著书，而是整理隐晦的内容，接续失传的学术，设法保存古人的著作。古人的著作，依靠后世有心之人而得以流传于世的，很多。起初并不要求后人个个有心、个个好学并且能够读懂；只是因为不忍心让这些书不能保存，心想万一有一个人有志于学、又能读懂这部书，那么这部书的保存就没有白费。即使再过百世，也应当会有人出来，看待今天敬通先生程子，就像程子看待唐宋时的王刺史、孙中丞两位先生一样。这样，今天来到程子门下、想在十天内学完他全部学问的人，程子也就可以婉言谢绝，而不必感到辜负什么了。赐进士出身、翰林院庶吉士、奉命参佐军务、钦授山东道监察御史、同郡金声撰。重刻《外台秘要》序 我曾说，良医和良相的功劳相等，总而言之，都是能够替百姓创造生存条件、挽救民生命运的人。我是武人，不懂治国，也不懂医学；只是看到百姓患病，就像自己患病一样难受。如今正逢世局巨变、百姓遭受兵火之际，如果患上严重的热病，我既然滥任安抚治理百姓的职务，就更应当把百姓的疾苦看得像伤痛一样，遗憾的是不能给每个人都服用清凉之剂。自从我进入新安以来，每次询问民间疾苦，都见到程衍道生员以儒业为本而通晓医学，长期广泛施治、救济众人；他又重建并刊刻唐代王刺史的《外台秘要》四十卷，详细校订后付梓。医学有药方，就像军队有作战法则一样。有人说：功劳只在一方之地的较小，功劳遍及四海的较大。又说：功劳只在一时的较小，功劳流传千古的较大。这正是程生希望把医方和治病策略流传下去的用意。如果这样说，那么程生就是有意追求功名了；但事实并不是这样。程生是担心平民百姓患病而无处申诉，又担心良医、良相的学术不能世代完整流传；他希望在疾病尚未发生之前就能防治，即使已经发病，也还能够救治。继承宋代传统而刊刻此书，使百姓长寿并进而使国家长治久安，他确实有着深远的用心。周文王推演八卦，使人知道吉凶；孔子编写《春秋》，使人懂得君臣之道，说的就是这个意思。程生只是一个读书人，借助医学来实行宰相治国之道；但这与我安抚百姓的一片心意暗中完全相合，而且他还兼有将帅般的作用，这种道理哪里是可以向平庸之人讲的呢？天下后世如果能够按照这个道理加以推广，又哪里会有百姓患病受苦的事呢？钦命提督徽宁池太等处地方总兵官、都督同知、榆林张天禄题。《外台秘要》序 天下的事情，长期败坏在庸人手中；庸医也同样如此。所谓庸人，都是不学习、没有本领的人。他们遇到事情时，起初既不弄清病因，也不审慎研究相应的治疗方法；有的以姑息迁就来养大祸患，有的则鲁莽行事、任意试验。究其结果，鲁莽行事造成的危害占十分之五；而姑息迁就造成的危害占十分之八。于是他们开始借别人之手把祸患留给后人，说：我姑且慢慢处理，不采取行动才是最重要的。却不知道邪气日益深入，元气日益衰减，人的性命也已经随之受到威胁。所谓庸臣误国和庸医误人，情形相同，罪过相等，根源都在于不学习。假如他们肯学习，深入考察古今疾病的根源，仔细研究古今治病的方略，就会明白疾病有时在表、有时在里，治法有时应补、有时应泻，病情有时会传变、有时会变化，处方也不能拘泥执着。那种提前三年蓄艾以治未病，以及用一匙药使垂危者复生、治疗已病的办法，都是先圣先贤当年竭尽心力思考所得，也都是医治国家、救治百姓的先贤所具备的方略。既然道理如此明白，为什么不赶紧认真研求，却把人的性命当作儿戏呢！这是我的朋友敬通先生探究性命深微之理、怀有深切忧痛之心，并以勤学不倦的宗旨，向人们启示广泛施治、救济众人的方法。他先刊刻《外台秘要》，又续补《圣济总录》，使国家长治久安、百姓长寿，这些心愿都具备于此书中，程子的功劳难道不伟大吗？时 崇祯庚辰年清和月吉日，赐进士及第、翰林院编修、国史讲官、同邑吴孔嘉撰。自序

译听说上古时代，医术还不如药方；到了中古时代，医术又远远不如药方。医术和药方本来同等重要，但时代越往后，药方越发杂乱。各家都各自坚持一套说法，彼此互相争论是非；偶尔有两三首验方，也只由父亲、老师传给子弟，绝不轻易拿出来给别人看。至于刊刻流传于世的，大多只是照着原样抄录，偶尔改头换面来博取名声地位罢了。我唯独选取《外台秘要》来交付刊刻，原因是什么呢？请允许我详细说明。自从神农氏深入了解药性，撰写《本草经》三卷，却还没有药方；轩辕氏每天与岐伯、雷公剖析病机，撰写《素问》《灵枢经》各九卷，却也还没有药方；商周之间，像伊尹、医和、医缓、扁鹊这样的人，都以医术闻名，却还没有留下药方。越人得到长桑君传授的秘方，流传于世的只有《八十一难经》和治疗虢太子尸厥的方法；至于他作为妇科医生、儿科医生以及治疗耳目痹证的医生时，具体怎样制定方剂，人们都没有完全了解。仓公接受公乘阳庆传授的秘方，人们能够了解的只有莨菪子汤、苦参汤；至于其他的火齐汤、下气汤、阳剂刚石、阴剂柔石，也都没有完全弄清它们的组方和用法。至于剖肠、洗胃之类的医术更不用说了，它们的方术没有流传下来；即使华元化的医方流传到今天，也很难真正仿效他的治方方法。只有仲景先生出现，撰写《卒病论》来治疗伤寒，记载方剂一百一十三首；又有《金匮要略》用来治疗杂病，记载医方一百一十二首；医方学实际上由此开创，他可以说是医方学的鼻祖。后来又有王叔和为它整理编次，使仲景深奥的旨意更加显明。王叔和并没有另立新方，而只是阐述仲景的方剂，因此也属于以方为学的人。皇甫士安的《甲乙经》特别重视针刺而没有药方；巢元方的《病源》对每种疾病都说明病源，每个病源都立论分析，却没有药方。阅读这些书的人，都以它们没有药方而感到遗憾。等到唐代有孙真人，起初撰写方书三十卷，晚年又增加三十卷；他珍视自己的方书，题名为《千金》，医方于是较为明备，可以说是医方学的一大宗派。在孙真人之前和之后，医家有深师、崔尚书、孙处士、张文仲、孟同州、许仁则、吴升等人；方书有《广济》《录验》《删繁》《肘后》《延年》《短剧》《必效》等。这些医家和方书各分门派，从来没有人把它们综合汇辑起来。只有刺史王焘先生，早年在馆阁居住任职二十年，采集群书，汇编成医学方略，上溯炎帝、黄帝，下及各家医书。伤寒部分完全遵循仲景的学说，开篇论述大多冠以《病源》的内容；虽然设置了针灸方法却没有详细论述，但大唐以前的医方中，《千金》所占篇幅最多。全书共四十卷，药方有六千多首，是汇集历代医方的大成之作。题名为《秘要》，因为它汇集了医学中精要的内容。自从宋皇下诏刊刻颁布以后，后来再也没有重刻来扩大它的流传，难道不是因为世人沿袭时尚，而探究医术源流、考察根本的人太少了吗！天下的事情，哪一件不应当学习古人？文章除了六经之外，必定追溯秦汉；书法学习篆书以后，必定取法钟繇、王羲之；难道医学反而不是这样吗？从前祖讷说：解释佛经和经典，即使略有不同，也不足以损害风俗教化；但汤药稍有不当，就可能造成严重后果。这正是我急于把《外台秘要》公之于天下的深层用意。过去购买到的抄本，讹误缺漏很多，因此又竭尽力量加以校订。遇到有疑义的地方，就从旁征引同类材料作为证明，记录在篇章旁边；对于没有文字可以考证的地方，不敢勉强解释，只等待通晓其意的人来说明。十年之后才完成了这项工作。有客人读后对我说：深奥义理难以剖析，圆融机变难以辨明，浅薄的见识难道可以任意试用吗？我说：只采用自己确信的内容，仍然会有缺漏。客人又说：时代不断变迁，风俗习尚各不相同，古旧的车辙可以适应今天吗？我说：不必拘泥于古人的具体方法，但可以学习其原则。他又说：同一种病却使用不同方剂，同一种方剂却采用不同治法，差之毫厘，难道不会相差千里吗？我说：三部脉的微妙变化、五脏的精微情况，都要通过观察而知；结合面色和脉象后再确定方剂，力求处方与病情完全相合，这样就可以了。总之，如果把现成的药方当作唯一的法则，方剂就会固定不变；如果把法度和原则当作处方依据，方剂就能随病情万般变化而不会穷尽。如果确实平日用心研究，领会古人制方的意图，再根据临床当时的症状斟酌处方；果真属于热证而应当用寒法治疗，为什么不参考刘河间的学说？如果属于湿证而适宜用燥法治疗，为什么不参考李东垣的学说？如果可以发汗、催吐或攻下，为什么不参考张子和的学说？如果阴阳失调、营卫不和，为什么不参考朱丹溪的学说？广泛参阅前人的方剂，不要拘执于自己的见解，以确实能够救治病人为目标，不辜负前贤救济百姓、造福万物的心愿，那么把《外台秘要》一书作为医家的入门工具，又有什么不可以呢？新安后学程衍道，字敬通父，谨慎记述。《外台秘要方》序 唐代银青光禄大夫、持节邺郡诸军事、兼守刺史、上柱国 清源县开国伯王焘撰。从前神农治理天下时，亲自尝试各种药物，确立九候，以纠正阴阳变化的诊察方法，来挽救生命昏乱危急的状态，使他的土地和人民能够安康，意义实在广大啊。到了周代称王的时代，也有主管医药的上卿通晓医道，掌管相关政令，聚集毒药来供给医事；每年年终考核医官，并据此制定俸禄和待遇，十成医效为上等，少四成的列为下等。我国历代大体都遵循这一典制，办事取其中正，设置医学机构，颁行良方，也都是为了使元气达到和谐平衡。圣人的德行，还有什么能超过这些呢？所以，夏商周三代的常道，历代君王都不改变；而这种传统的由来，也已经十分久远了。自从雷公、岐伯、仓公、医缓出现，彭祖、扁鹊、华佗、张仲景兴起，直到后来，仁德贤能的医家不断出现，历时将近数千年，医方超过万卷，多到车辆装不下、高楼也容纳不了。然而年代绵延久远，书册有所残缺散佚；记载详细的地方虽然很多，省略之处有时却很深奥。搜集整理这些书，功效虽大，耗费也多；取舍删削，则会遇到偏爱甘美、忌讳苦涩的问题。长久以来一直想要删订整理，却没有时间亲自完成。

译我小时候多病，长大后喜好医术；适逢政治清明的时代，于是走上仕途，七次登南宫，两次任职东掖，在台阁任职二十多年，长期熟悉弘文馆的图籍和方书，因此得以登堂入室，探究其中的精要。后来因为婚姻方面的缘故，被贬为房陵太守，随后改任大宁郡，又在江上携带书籍，冒着暑热，从南方到北方；那里既偏僻又简陋，我染上瘴气并患病，十人中有六七人会如此，生死祸福难以预料。幸赖保存下来的经方，才得以治愈；其中神奇的功效确实难以尽述。于是我发愤删订刊刻，希望保存其中一部分。古代的方书，我汇集了五六十家；近来新撰的方书，大约有数百上千卷。我都研究它们的总体纲领，核对它们的宗旨。近代的释僧深、崔尚书、孙处士、张文仲、孟同州、许仁则、吴升等十多家，也都有编录并流行于当世；它们当然很美好，但还没有达到尽善尽美。为什么呢？各家都自擅其长，彼此相互矛盾；有的篇目重复杂乱，有的考订比较烦琐芜杂。如今我兼采各书精华，选取其中重要精妙的内容，使自己夜以继日地制作、经营此书；舍弃众贤著作中的砂砾，拾取各家才俊作品中的精华。所有材料都反复考订，前后费时十年；上自炎帝、黄帝，下至圣唐，搜集遗漏、考察隐秘，我自认为已经尽了心力。有客人见到我编的这部方书，说：啊，内容真广博！学问竟然能够达到这种地步吗？我回答说：我所爱好的是使人长寿，哪里谈得上达到了学问的境界呢？至于超脱自然规律、背离常情，以及悬解事理、先于常人觉悟的境界，我过去常听说过。现在施用药物来治疗疾病，希望大概能够使病情痊愈吧？客人又对我说：人的禀赋、出生和形体，都有一定的命分，药物和针石又能把命运怎么样呢？我非常反对这种说法，请让我逐条说明理由。喜怒没有节制，饥饱失去常态，嗜好欲望从内部侵害身体，寒热变化从外部损伤身体；这样的疾病，难道是由上天造成的吗？一个人做臣子、做儿子，从修身治家到治理国家，由近及远，这些事情哪里是容易谈论、容易做到的呢？否则圣人就不必开启金縢，贤者又何必整理玉版；这种说法本身就是错误，我私下替您感到惭愧。客人说：是，是。唉！在齐、梁一带，不懂医术的人，不能算孝子；鲁、闵那样的孝行，更应当用心学习医术。如果不能精心探究疾病的根源，深入研究医方和医论，即使有百名医生守着病人、许多药物聚集在门前，也只会增加疑惑，不能使病人痊愈。皇上尊重贤才、看重道术，以保养寿命、祈求长年为念。因此张先生、王先生、李先生等几位先生相继入朝，都敬仰圣德，请求学习益处；皇上珍视并遵行他们的意见。所以《鸿宝金匮》《青囊绿帙》等医籍往往都有收藏。由此可知，日月照耀的范围很远，圣人感化的影响很深；至于节制精神、保养和气、使老年人安逸休养、补治疾病的方法，也就能够有所听闻和见识了。我冒昧地采集并记录下来，这些内容是古代所未有的；如今一并整理编纂，所能做的事情也就完成了。至于分别天地运行的极数，辨明阴阳变化的极候；气有余，就调和经渠穴来使它安定；志气不足，就补复溜穴来滋养它；使气液流行不息，上下都得到调理。这些话我听说过，却还没有遇到真正能做到的人。我不敢妄言欺骗后来的医者，姑且等待后世贤哲来评定。这部医方共四十卷，名为《外台秘要方》。我不敢把它传播到各地，只希望施惠于后世贤能之人；如果有人来询问谋求，我也不会有所隐瞒。这一年是天宝十一载，岁次在执徐之年，正值当月初现明月的时候。校订《唐王焘先生〈外台秘要方〉序》所谓“外台”，是刺史所担任的职务。所谓“秘要”，就是秘密而重要的关键内容。唐代王焘在台阁任职二十多年，长期主管弘文馆，得到古今医方，从上古神农时代到唐代，没有不采集的，汇编成经方四十卷，都是各家医方中秘密而关键的内容。因为他出京任职于外地，所以称为《外台秘要方》。全书共有一千一百零四门，以巢氏《病源》以及各家医论、辨析分别列在每门开头，一家学说的内容，可以说十分详尽。王氏是儒者，医术虽然不及孙思邈，但他采集各家医方，很能掌握其中要领，也属于崔氏、孟诜这一类人物。况且古代如张仲景的方书、《集验方》《短剧方》，都是最著名的医家著作，如今大多散佚，书中的方剂也无法辨别清楚。王氏编排时，各自标明书名和作者，使后世学习的人都知道方剂的出处，这正是他的长处。他又认为针刺能够杀死活人，却不能使死人复生；针刺的方法失传已久，所以只取灸法而不取针法，这也是医家的偏见。当初编纂这部医方时，有时得到的是残缺的书，因此缺文、义理不完整的地方很多。而且从唐代到五代，书本辗转传抄，错误尤其严重，即使是鸿都秘府，也没有完善的版本。朝廷下诏命儒臣校订医书。我奉命后，对照这部书中方剂和病证，把重复繁重的内容删去，使其简明。对于经书中不同的文字，则加以注释以说明详细情况；那些鲁鱼豕亥般的讹误，也都清楚明白了。我认为三代以后，文化典章最盛的时代一定要数西汉；当时即使只命侍医李柱国校订方技之书，也没有命儒臣参与。我虽然只是勉强充任儒学之士，但仍竭尽自己的见闻加以修订；对于有疑而不能确定的地方，则保留下来，等待后世贤哲裁定。全书共四十卷，另有目录一卷。恭敬地想到皇上以盛大德行承继帝位，深厚的仁德流布教化，颁行这些医方医论，使恩惠遍及天下，辅助天地生育万物，端正万物的本性和生命，使每年没有疫病灾害，人民不遭横死，安乐地歌唱欢庆圣人的造化之恩。前将仕郎、守殿中丞、同校正医书臣孙兆谨上。第一卷 各家论述伤寒，共八家十六篇。《阴阳大论》说：春天气候温和，夏天气候暑热，秋天气候清凉，冬天气候严寒。这就是四时正常之气运行的次序。冬天严寒，万物深藏；君子行事周密，就不会被寒邪所伤。受到寒邪侵袭的人，才叫伤寒。受到四时之气的伤害，都能够发病。到了春天，就转变为温病。到了夏天，就转变为暑病；暑病就是热邪达到极盛，比温病更重。因此劳苦之人春夏多患温热病，都是由于冬天受到寒冷侵袭所致，并不是时令流行之气造成的。所谓时行病，是春天本应温暖却反而大寒，夏天本应炎热却反而大冷，秋天本应清凉却反而大热，冬天本应寒冷却反而大温。这是时令不当却出现了相应的气候，所以一年之中老幼患病多彼此相似，这就是时行之气。（《仲景病源》《短剧》《千金》同。） 王叔和说：伤寒这种病，应当根据病程逐日加深或变浅的情况来施用方药治疗。如今世人患伤寒，有的开始没有及时治疗，有的治疗不符合病情，有的拖延日久，病困之后才告诉医生；医生又不知道按先后次序治疗，于是不能切中病情。都应当根据当时病情的变化制定方剂，没有不见效的。现在搜集探究张仲景旧有的论述，记录其中关于证候、诊脉、声音面色以及针对病情的确切方剂，凡有神奇疗效的都予以收录，打算用来防备世人的急患。又由于各地地势高低不同，寒暖不同，物产性质刚柔不同，饮食起居也不一样，所以黄帝提出四方地域的问题，岐伯列举四种治法的作用，用来教导后世贤者，启发他们尚未明白的道理。临床治病的医生，应当对此两方面都仔细审察。（《短剧》《千金》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