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 痉论
(评门人吴玉纯稿）
医学代有名贤，而着述每相排讦，故诸论有似是而实非者，有似非而实是者。考吞酸一症，刘河间之言曰，酸者肝木之味也，由火盛制金，不能平木，则肝木自盛而为酸也。夫稼穑作甘，本属于土，木反乘之，挟浊上升，遂冲于咽而为酸，以吞酸为肝病，河间之识，可谓卓卓千古矣。而必以火盛为训，则以河间详于论火，其见不无稍偏，宜景岳深以为非，必持东垣属寒之论以相质耳。景岳之言曰，人之胃阳旺而健运如常，何酸之有，惟火力微则健运迟，必停积不行而为酸为腐。景岳宗尚东垣，以虚寒立说，其见诚有是无非也。而独不及于肝者，毋亦过非河间，并其肝木自胜之说而弃之乎。夫人饮食入胃，清津上升，浊液下降，非有湿寒停聚，不能为吞也。然即湿寒停聚，而肝木不郁于土中，不过涎沫上泛，沃出清水，不能为吞酸也。惟是脾胃之所恶者湿，病吞酸者，必先有湿浊停于胃中，遏抑肝木之性，而无以上达，则清津不升，清津不升，则浊液反从上逆，胃中之物，不从命阳之蒸变而化为精微，尽从肝木之郁结，而酿成酸味，故河间肝木自盛之说，诚足垂法于后世，而景岳脾阳虚寒、积停气闷之言，尤足以补河间之阙略，而发明东垣之奥义也。况乎肝性宜凉，河间寒泻之治，例所当用。土旺而金生，金生而木有所制，不能乘土，则景岳温脾运胃之治，理所应投读薛立斋之言，而知夫内经以为火者，指其病形而言也。东垣以为胃寒者，指病本而言也。综二子之说而互通之，知古人之论，要各有精意存乎其间，既不容妄指古人为非，亦不可阿谀古人为是，而不深求其所以是也。
卷二十 痉论
陷胸泻心二方合论
（评门人吴玉纯稿）
结胸及痞二症，前贤以结胸为实，痞为虚，注释分明，可无疑矣。而于义尚有未尽者，则以陷胸之方，峻于承气，而方名泻心，亦必别有取意，不可不深思而详辨之也。考陷胸之症曰心下硬痛，曰从心下至少腹，硬满而痛不可近，小结胸症曰正在心下，按之痛，痞则曰心下痞，曰心下痞硬。故究其地位，实在膈膜之中，察其病源，实系痰饮与热互结不解。痰饮者，水类也，热者，火象也，水之与火，相结于膈膜之中，其气深，其道远，其病根牢固。且痰饮之质牵腻异常，凡汤药之轻者，非惟不能荡涤，且反与其质粘合为患。故大陷胸汤用承气之硝黄，易枳朴以甘遂，峻烈猛厉，可以直捣水饮之巢而无抵拒。至小陷胸症其水饮之停结较轻，然水饮为热所蒸，化而成痰。故用黄连为君，以治热盛蒸湿之源，半夏消痰为臣，栝蒌导痰热下行，为之佐使。若夫痞症，虽属无形之气，然亦必有或湿或热。或湿热二者交阻于膈中。故泻心汤以芩连为主，心属离火，泻心者，泻火之谓也。离卦中虚，外阳而内阴，火中有水，热能蒸湿，且既在膈膜，固非芩连之苦寒而燥，不足以直达病所。其痰湿盛者，必佐姜半，阳气虚者，主以附子，中气弱者，助以参甘，方法可谓备矣。然则陷胸泻心皆治膈病，而长沙不以治膈名者，何也。曰、膈内拒痛，客气动膈，长沙亦已言之。只以膈膜之义，内难二经尚少发明，且膈者所以遮护心肺，不使浊气上熏者也。今膈膜有病，而上焦空旷之区，悉为水饮痰热之所占踞，非急与扫荡廓清，则君主宫城，岌岌乎有震动之险。譬如剿寇之道，必先除其暴，然后可以安其良也。推此而寒实结胸之用三物白散，藏结之不可治，按之自濡为气痞，不在泻心例者，均可条分缕晰。其外胸痹痞气，宜用栝蒌薤白，湿温胸痞，宜用杏朴橘半等，临症分辨，均在读书者之会通耳。
卷二十 痉论
赤白痢腹痛后重在气在血属寒属热解
（评门人吴玉纯稿）
译（评门人吴玉纯的稿本） 历代医学都有著名贤者，但他们的著述常常相互排斥指责，因此各种学说中有看似正确而实际错误的，也有看似错误而实际正确的。考察吞酸一证，刘河间说：酸是肝木的味道。由于火势旺盛制约肺金，肺金不能平抑肝木，肝木便自行旺盛而产生酸味。稼穑产生甘味，本来属于土；木邪反过来乘土，夹带浊邪上升，于是冲到咽喉而成为酸味。把吞酸看作肝病，河间的见识可以说是卓越而足传千古了。但如果一定把火势旺盛作为原则，是因为河间详于论述火邪，所以他的看法不免稍有偏颇；难怪景岳深以为不对，必然要坚持李东垣认为吞酸属寒的学说来与之质辨。景岳说：人的胃阳旺盛，胃的受纳和运化功能正常，怎么会有泛酸呢？只有胃火力量微弱，运化迟缓，食物停积不行，才会形成酸味和腐败之物。景岳尊崇东垣，以虚寒立论；他的见解确实有其道理，并非全无是处。只是他唯独没有谈到肝，难道也是因为过分反对河间，连河间所说肝木自胜的观点也一并抛弃了吗？人的饮食进入胃后，清的津液向上升，浊的液体向下降；如果没有湿寒停聚，就不会发生吞酸。然而即使湿寒停聚，只要肝木没有郁滞在脾土之中，不过是涎沫向上泛出，吐出清水，不能形成吞酸。脾胃所厌恶的是湿。患吞酸的人，必定先有湿浊停留在胃中，阻遏肝木的正常条达，使其不能向上疏达；清津不能上升，浊液反而向上逆行。胃中的食物不能依靠胃阳的蒸化而转变为精微，反因肝木郁结而酿成酸味。所以河间所说肝木过盛，确实足以垂示后世；景岳所说脾阳虚寒、食积停滞、气机郁闷，也足以补充河间的不足，并阐明东垣的深义。何况肝的性质宜于凉润，河间用寒凉药泄肝的治法，本来就应当采用。脾土旺盛，肺金就能得到滋生；肺金得到滋生，肝木就受到制约，不能反过来侵犯脾土，这样景岳温补脾胃、促进运化的治法也就合乎道理。读薛立斋的话，便可知道《内经》所说的“火”，是指病的表现而言。东垣所说的“胃寒”，是指疾病的根本而言。综合两家的学说并使它们相互贯通，就会知道古人的论述各有精深的意义在其中。既不能妄加指责古人错误，也不能只为迎合古人而说其正确，却不深入探究其所以正确的道理。第二十卷 《痉论》《陷胸、泻心二方合论》（评论门人吴玉纯的稿文） 结胸和痞这两种病证，前代医家认为结胸属实、痞属虚，注释清楚明白，已经没有什么可疑之处。但从医理上说仍有未尽之处：陷胸方的药力比承气汤更峻猛，而方名却叫“泻心”，其中必定另有取意，不能不深入思考、详细辨析。考察陷胸证，有“心下坚硬疼痛”，有“从心下直到少腹，硬满而疼痛，不能接近”；小结胸证说“正当心下，按压即痛”；痞证则说“心下痞”，又说“心下痞硬”。所以考究病变部位，实际上在膈膜之中；观察病因，实际上是痰饮与热相互结聚，不能解除。痰饮属于水，热表现为火；水火相互结聚在膈膜之中，病气深，病程通道长，病根牢固。而且痰饮的质地异常黏腻，凡是药力轻缓的汤药，不但不能荡涤它，反而会与其黏合，造成更大的祸患。所以大陷胸汤采用承气汤中的芒硝、大黄，以甘遂替换枳实、厚朴，药力峻烈猛烈，可以直捣水饮盘踞的巢穴而不受抵抗。至于小陷胸证，水饮停聚结滞较轻，但水饮受到热气蒸腾，变化而成为痰。所以用黄连为君药，治疗热盛蒸湿的根源；用半夏消除痰，为臣药；用栝蒌引导痰热向下运行，作为佐使药。至于痞证，虽然属于无形之气，但也必定兼有湿或热。或者是湿、热两者交错阻滞在膈中。所以泻心汤以黄芩、黄连为主。心属于离火，“泻心”就是泻火的意思。离卦中间空虚，外部属阳而内部属阴，火中含有水；火热能够蒸化湿气，而且病位既在膈膜，若不是黄芩、黄连的苦寒燥湿之性，就不足以直达病所。痰湿盛的，必须佐以姜半夏；阳气虚的，以附子为主；中气虚弱的，再用人参、甘草辅助。治法可以说很完备了。既然陷胸汤和泻心汤都治疗膈膜之病，那么长沙为什么不以“治膈”来命名呢？回答说：膈内拒按而痛、邪气侵犯并扰动膈膜，长沙也已经说过了。只是关于膈膜的意义，《内经》和《难经》两部经典还很少加以阐发；而膈膜是用来遮护心肺、不让浊气向上熏蒸的。如今膈膜有病，上焦这片空旷的区域全被水饮、痰热占据；如果不赶快加以扫荡、清除，心君所居的宫城就将面临震动的危险。这就像平定盗寇，必须先除去凶暴势力，然后才能使善良百姓安定。由此推论，寒实结胸使用三物白散，藏结无法治疗，按压时自然柔软属于气痞，不列入泻心汤的范围，这些都可以逐条分辨清楚。此外，胸痹、痞气，适宜使用栝蒌薤白；湿温胸痞，适宜使用杏仁、厚朴、橘皮、半夏等。临证时分别辨析，全在于读书人能否融会贯通。第二十卷 《痉论》赤痢、白痢的腹痛与里急后重，究竟属于气还是血、属于寒还是热的解释 （评论门人吴玉纯的稿文）
痢之见证不一，有但赤者，有但白者，有赤白兼见者，而不外乎腹痛后重。其受病之始，必由于寒，当夏日酷暑熏蒸，贪凉食冷，寒气入于肠胃，至秋阳气内入，与之相争，腹痛后重，气之病也。由气病而致血病，理之常也。寒则伤气，热则伤血，气血俱伤，寒热错杂，则赤白互下。此折衷之论，亦模棱之论也。河间专主湿热，丹溪以大小肠分主气血。然湿之与热，本是对举，未可言热而忘湿。且气壮而伤于天者，郁热居多，气弱而伤于人者，阴寒为甚。石顽张氏谓血色鲜紫者，信乎属热，若瘀晦稀淡，或如鱼脑，如紫草汁，或如玛瑙色者，为阳虚不能制阴。此外脉症之间，辨别多端未遑枚举。诚因当世多以痢属于热，峻用苦寒，故不惮反复详论也。继之曰，非温理其气，则血不清，理气如炉冶分金，最为捷法。明乎气为阳，血为阴，阳可以统阴，阴不可以兼阳，气可以统血，血不可以包气。故痢之始起，白多赤少，调气为主，误用血药，必致引邪入于血分。其后赤多白少者，虽宜活血养血，仍宜兼理其气，以和其血。此外噤口五色诸痢，及妇人妊娠下痢，皆当以调气之法，操纵而进退之。惟实系气壮而伤于天者，其热毒直入营分，肠胃如焚，喻氏有大黄黄连甘草法，苦寒直清其阴，不可再用芳香之品，以动其火也学人诚能于气血之孰轻孰重，寒热之为真为假，详晰而明辨之，不但可以治痢，其于诸病之治法，可一以贯之矣。
卷二十 痉论
白喉养阴忌表论
（评门人吴玉纯稿）
译痢疾的表现不一，有的只下赤痢，有的只下白痢，有的赤白相兼，但总不外乎腹痛和里急后重。疾病开始时，必定由寒邪引起。夏日酷暑熏蒸，人贪凉而吃冷物，寒气进入肠胃；到了秋天，阳气向内进入，与寒邪相争，于是腹痛、里急后重，这是气分的病变。由气分病变而导致血分病变，是通常的道理。寒会损伤气，热会损伤血；气血都受损，寒热交错，就会赤白相间地下痢。这是一种折中说法，也是一种含混笼统的说法。河间专门强调湿热，丹溪则认为大肠、小肠分别主司气和血。然而湿和热本来就是相对并提的，不能只说热而忘记湿。而且气盛、受到自然界邪气损伤的，多为郁热；气虚、受到饮食起居等人为因素损伤的，多为阴寒。石顽张氏说，血色鲜红或紫红，确实多属热；如果血色瘀暗、稀淡，或像鱼脑，像紫草汁，或像玛瑙的颜色，则是阳虚不能制约阴气。除此之外，脉象和证候还有许多不同，来不及一一列举。确实因为当时世人多把痢疾归为热证，峻用苦寒药，所以我不怕反复详细论述。接着说：如果不温通、调理气机，血就不会清利；调理气机，就像在炉中冶炼、分离金属，是最便捷的方法。应当明白，气属阳，血属阴；阳可以统摄阴，阴不能兼摄阳；气可以统摄血，血不能包摄气。所以痢疾刚开始时，白痢多、赤痢少，应以调气为主；误用治血药，必然会把邪气引入血分。后来赤痢多、白痢少，虽然适宜活血养血，仍应兼顾调理气机，以调和血分。此外，噤口痢、五色痢以及妇女妊娠期间下痢，都应当运用调气的方法，根据病情进退取舍。只有确实属于气盛而受自然界邪气损伤的，热毒直入营分，肠胃如同焚烧；喻氏有使用大黄、黄连、甘草的治法，以苦寒药直接清泄阴分之热，此时不可再用芳香药物，以免扰动其火。医者如果能够详细辨明气血哪一方轻、哪一方重，寒热究竟是真还是假，不但可以治疗痢疾，对于其他疾病的治法也可以一以贯通。第二十卷 《痉论》《白喉养阴忌表论》（评论门人吴玉纯的稿文）
或问白喉一书，养阴忌表，专以大剂甘凉镇润，然则治喉之法，果尽于此，而从前表散之方，皆可废弃乎。曰、治病之要，在乎辨症，辨症之道，求其精确。凡喉症之宜暂表者，必头疼板痛，鼻塞流涕，音声重浊，此为外寒包热，实喉症之轻浅者，辛凉散之即愈。近人以其辛散有效，于喉症之重者，亦必用之，用而不效，以为辛凉尚轻，继以辛温，口耳相传，并无他法。考之于古，无是理也。医书之中，伤寒金匮，最为近古，其论咽痛，独详于少阴之经，以少阴之脉，上循喉咙，为津液往还之道路也。首条症见胸满心烦，用猪肤白蜜，清润甘养之意，毕露于此。其但咽痛而无烦满者，少阴之热不盛，则甘草汤平调之。挟有外感不瘥者，加桔梗为桔梗汤。必不差而始加，其慎表之意若此也。其非少阴炽热，而由寒热杂沓为疮者，方书所谓乳蛾之类，苦酒汤主之。其寒犯肾中之痛，则又有半夏散及汤之方。后贤详其证状，谓猝然而起，不红不肿，但觉大痛异常，暴喑无音，脉多弦紧，或数疾无伦，此大寒犯肾也，用麻附细辛汤。然此症百不得一，姑备其法而已。惟是猪肤汤一方，实与白喉书中养阴清肺汤后先相望，诚以白喉一症，火热自内而发，燔灼于少阴经中，少阳之风，亦因之而动，火乘风势，风助火威，少阴天一之源，几乎有涸绝之势。求其属以济之，非壮水之主，不足以制阳光，养阴清肺者，求其属以济之也。是故其初起也，咽中干涩，咽物窒碍而痛，心中烦热，口鼻面上，皆觉烘热，绝无表寒之症象。然病犹在少阴本经，火未得风，势未炽也。至盛极而动少阳之风，则目眩昏花，胸胁不和。经络焦灼，或作掣引之状，而风与火相合而暴煽矣。煽及阳明，则蒸灼胃中之浊为腐，煽及肺金则熬炼阴中之液，尽化为痰。肺胃清旷之区，已成燎原之势。肺败而鼻塞音喑，喘逆痰升矣。胃败而衄流臭腐，神明糊乱矣。病至此，虽有智者，不能与谋。曰、不然。白喉之重者，其初起往往骨节疼痛，大寒大热，状类伤寒，苟不挟外感，何以若是。曰、白喉之外感者，感冬春温热之邪，郁伏少阴而成温毒，非风寒也。即病起之时，或触微邪，只足以鼓动少阳之风，少阳者，人身内生之风也，内风动而外风已不知何往，而少阴之火，乃因之愈炽矣。故伤寒之寒热，必先凄清怯冷，肢节疲倦，由寒而生热。白喉之寒热，必先肢肤焦燥，肢节烦疼，热极而生寒。曰、热极生寒，经训有之，然其理尚惝恍而无凭也。曰、阴阳之亢战，观于天地之风雷而知之矣。譬如盛夏之令，炎 燔热，郁蒸不解，而后日月为之晦冥，万窍为之怒号，雷电为之大作。人身亦犹是也，阳亢之极，一线之阴气，欲承而不得承，乃作寒热交战之象。安得与伤寒之寒热相提并论乎。然则喉痹缠喉二症，果有异于此乎。曰、喉痹红肿为实火，厥阴之火也。缠喉肿闭为痰火，阳明之火也。白喉色带淡白，初起不甚肿痛为虚火，少阴之火也。本书中猛将之类，神仙活命汤方，即可治厥阴阳明之火。此外又有烂喉丹痧一症，其痧未透时，必须表散，本书除瘟化毒汤中有葛根薄荷，大可胜任。盖少阴伏邪，达于少阳，必须归于阳明，从肌肉而出，故伤寒论云，阳明者土也，万物所归。若与麻桂羌防等类，必至毒热四窜，奔腾莫制。况葛根薄荷辛凉甘润，与辛温燥烈之品，自有分别。伤寒论少阴篇中，先猪肤而次桔梗，此书首生地而殿葛根，三方鼎峙，直追南阳心法，未可仅以乩谶之语观之也。苟凡有医书，皆能如是之规绳划一，禁忌分明，庶几一病有一定之方，而无杂药妄投之虑矣。
条分缕析，推阐靡遗，是熟精南阳书而神于变化者，不独为白喉一症作功臣也。玉机微义论喉痹谓、一言可了者火是也。又谓、君火者犹人火也，相火者犹龙火也，人火焚木其势缓，龙火焚木其势速。其急于治火，同也。
跋
医之有案， 于史传，附载于诸子百家，所以纪治验、彰学术也。降及近世，乃多专刻，若喻氏嘉言、徐氏洄溪、王氏孟英等，皆扼其要略，作为论断。至以完全方案刊行者，惟叶氏临证指南。夫叶氏天姿明敏，见解超脱，治案颇多可采，然肤浅通套，实开后世庸流简便之门，耳食之士，奉为掌中珠、枕中秘，晚近叶派之称，毁誉盖参半焉。先生于是书尝三购而三焚之，其高尚之志趋，即此可见一斑。然则医案之刻，非先生志也。曰、不然。先生以毕世精神，消耗于延医之事，常思老而退休，本生平之阅历，专心着述。
译有人问：《白喉》一书主张养阴、忌用解表法，专门使用大剂量甘凉药物镇静、滋润；那么治疗喉病的方法难道全在于此吗？从前那些解表发散的方剂都可以废弃吗？回答说：治病的关键在于辨证，辨证的方法在于求得精确。凡是喉病适宜暂时解表的，必定有头痛、颈项强痛、鼻塞流涕、声音重浊等表现，这是外寒包裹内热，属于较轻浅的喉病，用辛凉药发散就会痊愈。近世医家因为辛散药治疗轻症有效，连喉病重症也一定使用；用后无效，就认为辛凉药力还轻，接着改用辛温药。这种说法口耳相传，仿佛再没有别的治法。考察古代医籍，根本没有这样的道理。古代医书中，《伤寒论》和《金匮要略》最接近早期医籍；它们论述咽痛，唯独对少阴经说得详细，因为少阴经脉向上循行经过喉咙，是津液往来运行的道路。第一条所见胸中胀满、心烦，使用猪肤、白蜜，清润、甘养的用意在这里完全显露出来。如果只有咽痛而没有烦闷胀满，是少阴热势不盛，就用甘草汤平和调治。如果兼有外感而咽痛不愈，就加桔梗，成为桔梗汤。必须在确实不愈之后才加用，这种谨慎使用解表药的意义就是如此。如果不是少阴经火热炽盛，而是寒热错杂形成疮肿，方书所说的乳蛾之类，就以苦酒汤为主方。如果是寒邪侵犯肾中所致的疼痛，又有半夏散及汤这一方。后世医家详述其证候，认为病势突然发生，不红不肿，只觉得疼痛异常剧烈，突然声音嘶哑、不能发声，脉象多弦紧，或数而疾速、毫无规律，这是大寒邪侵犯肾脏，用麻附细辛汤。但这种证候百人中难有一例，这里姑且把治法备载下来而已。只有猪肤汤这一方，确实与《白喉》一书中的养阴清肺汤前后相应。因为白喉这种病，火热从内部发生，灼烧于少阴经中；少阳的风也因此被激发，火借风势，风助火威，少阴“天一”之源几乎到了枯竭的地步。要寻求同类之药来补益它，如果不是大力滋补肾水的主药，就不足以制约亢盛的阳火；养阴清肺法正是寻求同类之药来补益它。所以病初起时，咽中干涩，吞咽食物有阻碍并疼痛，心中烦热，口、鼻和面部都觉得烘热，完全没有外感寒邪的表现。但这时病还在少阴本经，火尚未得到风势助长，势头还不炽盛。到了火势极盛而牵动少阳之风时，就会出现头晕眼花、胸胁不舒。经络受到灼伤，或者出现牵掣引痛的形状；风火相合，突然猛烈煽动起来。火势煽动到阳明，就会把胃中的浊物蒸灼成腐败之物；煽动到肺金，就会把阴液熬炼尽数化为痰。肺和胃原本清旷的区域，已经形成燎原之火的势态。肺脏受损，就会鼻塞、声音嘶哑，气喘上逆、痰液上涌。胃气败坏，就会鼻衄、流出臭腐之物，神志也会昏乱。病势到了这个地步，即使有智慧的人，也无法挽救。回答说：不是这样。重症白喉初起时往往骨节疼痛，大寒大热，症状像伤寒；如果不兼有外感，为什么会这样呢？回答说：白喉的外感，是感受冬春温热之邪，邪气郁伏在少阴而形成温毒，并不是风寒邪气。即使疾病初起时接触到轻微邪气，也只足以鼓动少阳之风。少阳之风，是人体内部产生的风；内风一动，外风便不知到哪里去了，而少阴之火反而因此更加炽盛。所以伤寒的寒热，必先出现怕冷、畏寒、四肢关节疲倦，然后由寒产生热。白喉的寒热，必先出现四肢皮肤焦躁干燥、关节烦热疼痛，然后热盛到极点而产生寒象。问：热盛到极点而产生寒，《内经》的训示中确实有这种说法，但其中的道理仍然模糊，缺乏依据。回答说：阴阳之间激烈抗争的情形，可以从天地间的风雷变化中观察并理解。比如盛夏时节，炎热焚灼，闷热蒸腾而不能解除，随后日月因此昏暗，四方孔窍因此怒吼，雷电因此大作。人体也是这样，阳气亢盛到了极点，一线阴气想要承接它却无法承接，于是形成寒热交战的表现。怎么能把这种寒热与伤寒的寒热相提并论呢？那么，喉痹和缠喉这两种病证，果真与上述情况有不同吗？回答说：喉痹出现红肿，属于实火，是厥阴之火。缠喉出现肿胀闭塞，属于痰火，是阳明之火。白喉颜色呈淡白色，初起时肿痛不明显，属于虚火，是少阴之火。本书中“猛将”一类的神仙活命汤方，可以治疗厥阴、阳明之火。此外还有烂喉丹痧这一病证，痧疹尚未透出时，必须使用表散法；本书除瘟化毒汤中有葛根、薄荷，大可胜任。这是因为少阴伏邪传达到少阳后，必须归入阳明，从肌肉向外透出。所以《伤寒论》说，阳明属土，是万物归聚之处。如果使用麻黄、桂枝、羌活、防风等药，必然导致毒热四处窜动，奔腾而无法控制。何况葛根、薄荷属于辛凉、甘润之品，与辛温燥烈的药物自然不同。《伤寒论》少阴篇先用猪肤汤、其次用桔梗汤；本书则以生地为首、葛根殿后。三方鼎足而立，直接追承南阳医圣的心法，不能只把它们看作扶乩谶语。如果所有医书都能这样规矩统一、禁忌明确，那么或许一种疾病就有固定的方剂，也不会有杂乱投药、妄加治疗的忧虑了。像这样条理分明、分析详尽、推演阐发而没有遗漏，说明作者熟读精通南阳医书，并能神妙地灵活运用；他不只是白喉这一病的功臣。《玉机微义》论述喉痹说：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关键在于“火”。又说：君火如同人间的火，相火如同龙火；人火焚烧木材，势头缓慢，龙火焚烧木材，势头迅速。它们在急于治疗火邪这一点上是相同的。跋 医家有医案，附载在史传中，也附载在诸子百家的著作里，用来记录治疗效果、彰显医学学术。到了近世，才有许多专门刊刻医案的著作，如喻氏《嘉言》、徐氏《洄溪》、王氏孟英的著作等，都提取其中的要略，写成论断。至于把完整医案刊行出来的，只有叶氏的《临证指南》。叶氏天资聪颖敏锐，见解超脱，医案中有许多可供采择之处；但其中也颇多肤浅、通套的内容，实际上为后世庸医开了走简便道路的先例。那些道听途说的读书人把它奉为掌中珍宝、枕中秘诀，近来所谓叶派，毁誉大约各占一半。先生对这部书曾经三次购买、三次焚毁；由此也可以略见他的志趣高尚。这样看来，刊刻医案并不是先生的志愿。回答说：不是这样。先生把一生的精神都耗费在为人诊治疾病上，常常想到年老后退休，依据平生的阅历，专心著述。
天不假年，未遂厥志，著作阙如。行道而未暇明道，诚憾事也。然先生之诊病也，必先澄心凝虑，而后下笔立案，故本经论以抒心得，隐微曲折之处，实足发前人所未及发，言众人之不能言，论证既精，处方更确，议病议药，一以贯之，行道在是，明道在是，断非抄袭敷衍陈陈相因之方案所可比拟，讵能任其湮没而不传哉。涵负笈先生门，尚在锡邑，两阅寒暑，亲炙无多，存有方案论说若干卷。后邵正蒙君从游沪上，抄得巨册携归示涵，读之狂喜雀跃，以为可法传之稿，具在于是。茫茫数载，正蒙君已仙化，稿交郭级 君珍藏什袭。丙辰秋，涵与郭君谋公诸世，郭君欣然出稿，爰重行检阅，分类排比，两载告成，付之剞劂，其中缺点，尚祈诸同学有道者匡正焉。民国七年戊午秋受业吴文涵敬识戊午长夏，张氏医案排印将蒇事，追维钞辑之始及其成功，而不禁有余慨焉。泰幼侍先君读，先君尝与人谈医，亟称聿青先生审病之精、处方之当不置，以吾乡就诊先生，获睹其方案也。岁甲午，先君弃养，遗命从子安家叔习医，居常欲搜求张氏案而不得。既而同里邵先生正蒙受业张氏门下，曾致书同门，征集方案谋汇刊，搜罗特广。讵丙午春邵公谢世，事遂寝，稿本托泰收藏。叶先生立庵儒而好医，下榻邵氏，尝手录此稿，谓泰宜相机刊印。尘事牵迫，未有宁晷。越十年丙辰，赴常熟晤吴先生玉纯谈刊案事。乃云与邵公有宿约，时谋付刊，乏同志赞助耳。泰闻言欣然，怂涌即出原稿，由吴先生详加编次，泰任誊正之责。恐藏稿尚非全豹，邮函四达，借阅增补，冀成完璧，应之者有包君镜澄、张君绍曾。泰与吴先生邮筒往还越两载，始告厥成。今春复由吴先生付印出版，一切手续，独任其难，热忱毅力，洵为当今希有。顾溯编钞至今阅十余年，商印成书又三四年，其迟迟也如是，因慨天下事之类此者不少矣。至是编之手眼高妙，蹊径独开传序已详言之，兹不赘。
后学江阴郭汇泰谨跋
译只是上天没有给他足够的寿命，未能实现这个志愿，著作也几乎没有留下。他行医济世，却没有空闲阐明医道，确实是一件遗憾的事。然而先生诊治疾病时，必定先澄清心神、集中思虑，然后下笔写成医案。因此这些医案以经论为依据，抒发自己的心得；其中隐微曲折之处，确实足以阐发前人未能阐发的道理，说出众人不能说的话。论证精确，处方更加周密；讨论病情和药物始终贯通一致。行医济世在这里，阐明医道也在这里，绝不是抄袭敷衍、因循重复的医案所能相比，怎么能任由它湮没而不流传呢？我曾背着书箱到先生门下求学，当时还在锡邑；前后经历了两个寒暑，亲自接受先生教诲的机会不多，但保存有若干卷医案和论说稿本。后来邵正蒙先生在上海跟随先生学习，抄得一大册稿本带回来给我看。我读后欣喜若狂、手舞足蹈，认为值得效法并传给后世的稿本，全都在这里了。转眼数年过去，正蒙先生已经去世，稿本交由郭级先生珍重收藏。丙辰年秋天，我和郭先生商议把稿本公之于世，郭先生欣然拿出稿本，于是重新校阅，按类别编排整理，历时两年完成，交付刊刻。其中如有缺点，还希望各位有学识的同学加以纠正。民国七年戊午年秋，受业弟子吴文涵恭敬地记。戊午年夏末，《张氏医案》即将排印完成，回想当初抄录、辑集稿本直到完成的经过，实在不禁感慨万分。我小时候侍奉先父读书，先父曾经和人谈论医学，屡次称赞聿青先生审察病情精细、处方恰当；因为本乡有人到先生那里就诊，所以先父得以看到他的医案。甲午年，先父去世，遗命让我跟随安家叔父学习医学。我平时一直想搜求张氏医案，却始终没有得到。后来同乡邵正蒙先生拜在张氏门下学习，曾经写信给同门，征集医案，打算汇编刊印，因此搜集到的稿本特别多。谁知丙午年春天邵公去世，这件事于是搁置下来，稿本托付给我收藏。叶立庵先生是读书人而又爱好医学，寄居在邵家时，曾亲手抄录这部稿本，并说我应当选择时机刊印它。但尘世事务牵累逼迫，一直没有安闲的时间。过了十年，到丙辰年，我前往常熟，会见吴玉纯先生，商谈刊印医案的事情。吴先生于是说，他和邵公早有约定，当时也曾谋划付印，只是缺少志同道合者的帮助。我听了十分高兴，立即拿出原稿，由吴先生详细编排次序，我承担誊清校正的责任。我担心所收藏的稿本还不是全部内容，于是向四方发信，借阅各处稿本以便增补，希望能够完成一部完整的书。回应此事的有包镜澄先生、张绍曾先生。我和吴先生通过书信往来，持续了两年多，才终于完成这件事。今年春天，又由吴先生付印出版。所有出版手续的困难，都由他一人承担；他的热忱和毅力，确实是当今少有的。不过，从开始编抄到现在已经十多年，商议付印成书又过了三四年，事情之所以迟迟不能完成就是这样。因此我感慨天下类似这样的事情，实在不少。至于这部医案编排者的眼光和手法高明独到，另辟蹊径，传和序中已经说得很详细了，这里就不再赘述。后学江阴郭汇泰谨慎作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