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通志卷三十八

译传 汉 《西南夷传》载，班固说：南夷的君长有十多个，夜郎最大；夜郎以西靡莫一类的部族也有十多个，滇最大。这些都是巴蜀西南以外的蛮夷。楚威王时，开始派将军庄蹻率军沿江而上。庄蹻到达滇地，以军队的威势使其归附楚国；正要回去报命时，秦国进攻并夺取了楚国的巴郡、黔中郡，道路被阻断，无法通行，于是便凭借他的军队在滇地称王，改变服饰，遵从当地风俗来统治他们。秦代常頞大致打通了五尺道，并在这些地方设置了一些官吏。秦朝灭亡后，直到汉朝兴起，这些地方都被放弃，只重新开通蜀地旧有的边界。巴蜀百姓有的偷偷出境经商，取得那里的筰马、僰僮、旄牛，因此巴蜀日益富足。建元六年，大行王恢攻打东粤，东粤杀死王郢向王恢示威，于是汉朝借助军威，派番阳令唐蒙去晓谕南粤。南粤食用从蜀地来的蒟酱，唐蒙询问它的来源，回答说：“沿西北方向经过牂柯江，江面宽数里，流出番禺城下。”唐蒙回到长安，询问蜀地商人，才知道蒟酱只产于蜀地，很多人偷偷带出，在夜郎进行交易。夜郎临近牂柯江，江面宽一百多步，足以行船。南粤用财物役使、控制夜郎，向西直到同师，但也不能真正使夜郎臣服。于是唐蒙上书劝说皇帝：“南粤王乘黄屋车，左边树立纛旗，土地东西绵延一万多里，名义上是外臣，实际上是一个州的主人。现在如果从长沙、豫章出发，水路多有断绝，难以通行。我私下听说夜郎拥有精兵，可以得到十万人；若乘船沿牂柯江而下，出其不意地进攻，这是制服南粤的一条奇策。凭借汉朝的强盛和巴蜀的富饶，打通通往夜郎的道路，为那里设置官吏，非常容易。”皇帝答应了，于是任命唐蒙为中郎将，率领一千人，携带供一万多人食用的粮食物资，从巴筰关进入，终于见到了夜郎侯多同。唐蒙厚加赏赐，以汉朝的威势和恩德晓谕他，约定为夜郎设置官吏，并让他的儿子担任县令。夜郎旁边的小邑都贪图汉朝的丝帛，认为汉朝的道路险阻，最终不能占有这里，于是暂且听从唐蒙的约定。唐蒙回来报告，汉朝便设置犍为郡，征发巴蜀士卒修治道路，从僰道直达牂柯江。蜀人司马相如也说，西夷的卬、筰可以设置郡县，于是汉朝派司马相如以中郎将身份前往晓谕；对这些地方都像治理南夷一样，设置一名都尉和十多个县，隶属于都尉。此时巴蜀四郡为通往西南夷的道路运输粮饷，几年间道路不通，士卒疲惫饥饿，因暑热潮湿而死的人很多。西南夷又多次反叛，汉朝发兵征讨，耗费很大而没有功效。皇帝为此忧虑，派公孙弘前往视察询问。公孙弘回来报告说这样做不便利。等到公孙弘任御史大夫时，汉朝正在修筑朔方城，依靠黄河驱逐胡人，公孙弘等便说西南夷造成祸害，可以暂且停止经营，专心对付匈奴。皇帝答应了，停止经营西夷，只设置南夷两县和一名都尉，逐渐让犍为郡自行保全并完成治理。元狩元年，博望侯张骞出使大夏时，看见蜀地商人出售邛竹杖，询问它从哪里来，回答说：“从东南方的身毒国来，走几千里就能得到。”蜀地商人在大夏进行贸易。大夏位于汉朝西南，仰慕中国；如果打通从蜀地到身毒国的道路，路程既近，又没有祸害。于是天子命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十多人，秘密出使西南夷，前往寻找通往身毒国的道路。他们到了滇地，滇王当羌把他们留下来，替他们寻找向西通行的道路；过了一年多，他们都被昆明阻隔，不能通行。滇王对汉使说：“汉朝和我，谁更大？”夜郎侯也这样问。两人各自以为统治一州，却不知道汉朝地域广大。汉使回来后，便极力称说滇是足以办事的大国，可以亲近归附天子，天子因此注意到滇地。后来南粤反叛，皇帝派驰义侯借道犍为，征发南夷军队。且兰君担心路途遥远，邻国会乘机掳掠自己的老弱，于是便率众反叛，杀死汉使和犍为太守。汉朝于是征发巴蜀罪人，准备攻打南粤；八名校尉率军进攻。唐蒙所负责的南粤已经被攻破，汉军校尉不听中郎将指挥，孰昌、卫广率兵返回，途中诛伐阻隔滇地道路的且兰，斩首数十万人，于是平定南夷，设置牂柯郡。夜郎侯起初依靠南粤，南粤灭亡后，汉朝又诛杀反叛者，夜郎于是入朝。皇帝认为夜郎侯兵威强盛，便晓谕滇王入朝。滇王拥有数万部众，他东北旁边的劳深、靡莫等部族都与他同姓，彼此依仗，不肯听从。元封二年，天子发巴蜀军队攻灭劳深、靡莫。西南夷的君长有十多个，只有夜郎、滇接受王印，受到最优厚的宠遇。〔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人〕 《夜郎传》范蔚宗记载：起初有一个女子在遯水边洗衣服，有三节大竹子漂来，触到她的脚之间；她听见竹子里面有哭声，剖开竹子查看，得到一个男孩，便带回去抚养。男孩长大后，才智和武力都很出众，自立为夜郎侯，以竹为姓【见《华阳国志》】。汉武帝元鼎六年，平定南夷，设置牂柯郡。夜郎侯迎接汉军投降，天子赐给他王印和绶带，后来又把他杀掉。夷人都认为竹王不是由血气所生，非常尊重他，请求为他立后。牂柯太守吴霸把这件事上报，天子于是封他的三个儿子为侯；他们死后，配享其父。如今夜郎县有竹王三郎神，就是这件事。起初，楚顷襄王时，派将军庄豪从沅水出发讨伐夜郎，军队到了且兰，在岸边停船后下船步战；灭掉夜郎后，便留下来在滇池称王。因为且兰有停船的牂柯水道，于是改名为牂柯。牂柯地区多雨水涝灾，当地风俗喜好巫鬼，禁忌很多而牲畜很少，又没有养蚕织丝，因此这个郡最为贫困。句町县有桄榔树，可以磨成面粉，百姓依靠它维持生活。公孙述时期，大姓龙传、尹、董氏与郡功曹谢暹守护境地归附汉朝，于是派使者从番禺江进入朝贡，光武帝嘉奖他们，并加以褒奖赏赐。桓帝时，郡人尹珍认为自己出生在偏远荒僻之地，不懂礼义，于是跟随汝南的许慎、应奉学习经书和图纬，学成后回到乡里教授学生，从此南方地区才开始懂得学习。明

译《尚书黄公传》李梦阳记载：尚书黄公，是封丘人。名▯，字用章。他的祖先是洛阳人。高祖克让开始迁居封丘。克让生思豫，思豫生秀，秀生中，中生黄公。起初，高皇帝起兵时，思豫任太常寺官员，因获罪被编入沅州民籍。后来又在平越卫服军役。因此，平越、封丘、洛阳都有黄氏。后来，秀在金陵经商时去世，中收取他的财产到重庆经商，娶张氏为妻，生下黄公。由于中在重庆，重庆也有了黄姓。黄公出生那夜，梦见一位老人抱着婴儿说：“把蹇尚书送来做你的儿子。”黄公长大后依靠舅父张宗琦。张宗琦在麻城任学博，他便跟随到麻城；后来又回到平越，补为卫学生。正统丁卯年，他以《春秋》经义参加云南乡试，考中第五名。第二年考中进士，授任行人；升南京刑部员外郎，转任郎中；出任四川参政，升为右布政使；转任湖广左布政使；升为右副都御史，巡抚延绥；升任南京户部尚书，改任左都御史，仍兼尚书职。黄公清廉严峻、正直刚强，遇事便像暴风一样发作，正色直立，常常严重触犯当时的权贵，却不顾忌那些可以用来回避祸患的机巧。黄公毅然承担这些事情，人们往往暗中笑他呆直，但他也因此获得了声名。他任郎中时，人们已经用“硬黄”来称呼他了。部堂有时缺少官员，黄公代理掌管部堂印信，各位同僚都侍奉他，就像侍奉堂官一样，也是因为他的才识超过常人。谭千户是个大奸猾，善于逢迎权贵，曾经夺取百姓的芦苇场。显贵中没有人敢替百姓伸冤，黄公却为百姓主持公道，最终把芦苇场归还百姓。他任参议时，督理松茂各仓，并兼管军备，清理革除长期积弊，擒获豪强恶徒数百人，举劾的将官都分别得到应有处置，边地因此安宁。他任参政时到崇庆，忽然狂风卷住车舆，使其不能前进。黄公说：“难道是你们的冤气吗？姑且散去，我来设法处理。”到了州中，他斋戒沐浴，祈祷入梦；第二天清查囚犯，没有发现应验之处，于是又向城隍祈祷。当夜果然梦见神灵说：“州西有一座寺，寺距州四十里，位于边路旁的巢山。”黄公天一亮就起身，率州中官吏和士兵前往包围搜捕。有个和尚年轻而凶恶，盘问他却没有度牒，便用醋和石灰涂在他的额头上，晒干后洗掉，显现出头巾留下的痕迹，于是审讯他，终于把他的全部奸恶罪行揭露出来。他说，寺后有一个大塘，凡是投宿的人都被杀死，尸体投入塘中，众人分取财物；如果受害者有妻女，妻女也被分掉。又有典吏李节阳，是王府亲属，侵盗官粮数万，王府为他提供庇护。黄公查办此案，全部依法处理。黄公虽然主管钱粮事务，却善于揭发隐藏的奸恶，因此威势行于辖境。他曾经经过川东，青神县令听到风声，便解下官印离去。他任右布政使时，上奏请求关闭建昌银矿，皇帝批准了。大盗周主簿聚集人众抢劫，朝廷下檄命黄公处理。事情平定后，黄公认为盗贼起因于烦琐苛刻的政策，应当稍微宽缓，以休养百姓。但宦官借贡赋之名横征暴敛，黄公抗拒不从；宦官排挤他，把他调到京畿附近的省份，升任左布政使。当时两京大兴工役，征银二万，按惯例摊派给百姓，黄公用府库积存的余银充数。又有权势豪强马快船户欠债万数，坐逼百姓索取。荆王又上奏请求迁移坟墓，黄公全部不予听从，节省费用数万。又谋划拘禁僧人继晓，于是威望和恩惠大为流行。继晓到来时，势焰炙手可热。黄公私下对各位公卿说：“继晓用妖术谄媚皇上，竟使皇上与他共同安寝进食。如今他躲避返回乡里，名义上说是扫墓，实际上只是逃生罢了。”于是命武昌府把继晓拘禁在后堂，表面上恭敬礼待他。没过多久，继晓果然败露，被装入囚车送到京城，在西市斩首。黄公在四川任职时曾触犯阁臣万安，万安记恨了他三年，六次推举都被压制。黄公知道后，便连续上疏请求罢职，共上了三次，才得到巡抚延绥的任命。到任后首先弹劾参将郭镛、都指挥郑印、李铎、王琮，以及葭州史知州等人。他又谋划逮捕豪强奸人张纲。于是他防备边患，考察幽隐之处，询问百姓疾苦，整顿废弛的政务，申明号令，修治器械，严格巡警侦逻，节制候望，边疆政务焕然一新。黄公看见一个饮马的妇人用一块布遮住下体，便悲伤而惭愧地说：“唉！士人的贫困竟到了这种极点，难道还要驱使他们去作战守边吗？”于是命令预先支给三个月的粮食。朝廷下诏毁掉庵寺，黄公让尼姑淘汰后解送军门，把她们分配给没有妻子的士人，百姓非常欢喜，没有不愿意替黄公效力的。黄公离任时，有尼姑带着子女在路旁拜送他。黄公后来任六部尚书，更加无所顾忌，威严凛然。正赶上改任掌管宪院，天下正仰望他的风采。黄公自认为历任五朝，内外任官总共五十年，刚直倔强、卓异不群，因触犯他人而获得名声，潜在的祸患难以预料。又想到盛满应当戒慎，于是以年老为由请求退休。过了不久，他发病，终于不起，享年七十一岁。他所作的奏议和政绩记录，以及所写的文章诗歌，全都散失，没有留下来。晚年喜爱《参同契》，号称精一道人。国家制度中，文官地位以六曹尚书为最高，官位如同北斗，天生的才器不可用常理衡量。夏蹇经纶忠诚恳切，辅佐太宗北征，全国都归附于他。三杨公辅佐朝政，和衷协力，建立盛大功绩，台省官员因此共同达到太平。君主安逸而臣下辛劳，这就是所谓代替上天辅相君主；他受到英宗的知遇，文达大致像马周。唉，俞一德善于秘密谋划，显著而果断地决策，处理积累的万般机务，政治格局因此一变。成化年间，朝廷内有贤良，外有植立功业的人。三原、河州、单县、封丘，杰出人物接连出现。他们静处时如高山屹立，行动时如雷霆震击；大事果断裁决，小事则胸襟如海。帷幄之中的幸佞之人，请求赐剑便一定诛杀，使见到他们的人畏惧，听到他们名声的人震慑。这些人的生死富贵，难道足以动摇他们吗？然而与天顺以前相比，情形已经不同了。是时势和地位不同吗？是委任和权力不同吗？弘治年间，中华、洪洞、钧阳、灵宝、阳曲、卢氏、金陵、安福等地，都有号称名卿的人。但他们的志向在于使事情简约，办事注重精审，只要事情办成，稍有委曲也可以安然接受，政治格局又发生了变化。虽然表面上没有显露痕迹，但道义上仍遵循矫正刚直，也许也是气数使然吧？自从言路得以伸张，毁誉、升降，气焰盛大，公卿都收敛退让。正德以来，风气逐渐衰败，难以观瞻。又有一些人甘心接受宠幸和粉饰的声誉，稍有一点嘉美之处，便立即立祠树碑，请人作歌作颂，刻在木板石碑上，只怕名声不能流传。如今相信后世评价的人越来越多，这种念头一旦横行，机巧便自然产生；善于言辞的人致力于弥补掩饰，政治格局又发生了一次变化。然而黄公任左都御史时，严格选择御史，按才能委任，把任命簿册在庭院中烧掉，并说：“事情贵在用人得当罢了，资历和劳绩的长短，难道是立官任人的本意吗？”

译在那个时候，言官能够毁谤他并使他罢黜吗？这究竟是政治取决于用人，还是时代已经不同了？黄公烧掉奏疏草稿，自己抹去对他的赞美；与那些急于把名声流传今世、取信后世的人相比，又怎么样呢？江浙地区征收盐税钱钞，百姓苦于包揽和搜刮勒索，呻吟不已。黄公任尚书时，竭力分条上奏改用银两折征的情况，这一办法至今实行，给百姓带来便利。黄公这件事与那些急于流名当世、取信后世的人相比，得失难道还不明显吗？黄公二十六岁考中进士，最初娶孙郎中镛的女儿为妻，生子楫、霖、彬，孙氏被封为宜人，追赠为夫人。继室是鲁卫镇抚宣的姐姐，生子杞、桓，被封为夫人。据说他终身没有妾婢。彬任工部司务，桓任光禄寺署正。黄公去世那天，皇帝震惊悲悼不已，派人祭奠，命有关部门营办葬事，墓在长葛县马陵冈。《侍御申公祜传》田秋记载：先民有句话说，父亲生养子女，君主治理百姓，老师教导学生，这是天下的三项根本。因此，只要是他们所在的地方，人们就应当为之献出生命。申公把这三方面都做到了。古代的孝子，固然有冒着刀刃去解救亲人危难的人；好比猛虎扑食人，目的在于吞噬，并不像盗贼那样还保留人心。申公以一个孤单的童子身份，径直冲犯仇敌的爪牙，救出了父亲的危难。事情惊动皇帝，皇帝震怒，申公的生死难以预料。当时承担言责、身居重任的人何其多，却只是环顾四周、握腕叹息，没有人敢触犯皇帝的威严。申公作为太学生，毅然上前申辩，脸上没有丝毫难色。这难道不是因为卓越而坚定不移的见解早已确定于心，见到正义就一定实行的勇气随即发作吗？然而申公在亲人有难、老师有难时都已经准备献出生命，最后却没有死，并且办成了这件事。到后来因土木之变而发生祸乱，他终于为节义殉身。或者有人在暗中帮助他吧？为什么他在年轻时奋不顾死，而到了晚节又以光明显赫、声势震动的方式加重了自己的死亡意义呢？有人说：这场灾难中，万众一同冒险，怎么能与秦朝坑杀百姓的惨祸相比？即使想不死，也无法做到。唉，从申公先前的事情来看，他秉持节操、为义而死的忠贞，本来就早已怀抱在心，并不需要等到土木之变才作决定。他怎么能与那些猿鹤沙虫一般、随众同时死亡的人相提并论呢？从前唐代段太尉用笏板击打叛贼朱泚而死，人们还认为那只是武人在一时激愤之下的行为。德宗在奉天听到他死去的消息，停止朝会达七天之久。当时宰相中还有人对此感到为难，等到柳宗元写出他的逸事以后，段太尉平日奉行职守、坚持正道、树立非凡大节的事迹，才开始昭示于天下，众议从此直到今天都明确不移。何况申公是远方的孤独士人，事迹湮没而无人知晓，原本就是自然的。幼年时，我的先师、司谏朴庵君常常举出申公的事迹来训诫我。后来又在乡里先生李立之、孟震那里，时时听到有关他的事情。我访求申公的后代，却没有找到招魂之墓，也没有发现记事的片石，唯一保存下来的只有一道敕命。他所应得到的恩荫和抚恤等典制，也都没有涉及。如今夏天，我与郡博钟君拜谒申公祠，于是把所听到的事情这样叙述下来，留给后人。《副长官李公盘死节传》：敖宗庆说，西南夷中有镇溪、筸子坪，都是卭僰的后裔。过去曾有人挥舞木棒、锄头作乱，副长官李公盘跟随军队出征，最终战死军中。他的曾孙湜之拿着事状，请我为他作传。我年轻时也曾听说过这件事的大概，私下里一直敬佩仰慕他。如今这些夷人近来又猖獗起来，祸害流毒于各郡，军队征战已经五年多，还没有取得成效，于是我感慨今昔，按照事状写道：公名盘，承袭副长官一职。他的祖先是京兆人。宣德年间，镇筸苗人叛乱，朝廷命大将前往征讨。贼人退入山中藏匿，长期不肯出来，人人都怀疑官军胆怯。公毅然率领一支孤军深入，遇到几百名贼人，公拍马奋勇攻击，斩首数十级。贼人从四面聚集，援兵又没有到，公于是被擒。公一向勇敢，贼人既害怕又憎恶他。擒住公后，贼人问：“你是铜仁李家的人吗？还是思南李家的人？”贼人过去归铜仁管辖，铜仁李家善于安抚他们，所以才这样问。公的随从故意说是铜仁李家的人，贼人想释放公。公却厉声说：“我是思南李家的人，难道会害怕你们吗？”公的堂弟、百户李邦政向德江副长官杨潮海告急。潮海是公的姻亲。等两人赶到时，公已经被杀害。邦政把一块石头放在树杈间作记号，时间久了，树木合拢，把石头夹在其中。夷人夜间经过树下，听见空中有点兵器械的声音，以为是神灵，便在树前为公立祠，称公为神，并把这个地方命名为留石坡。公的棺材运回后，安葬在府治西北十里、同人村后面。后世子孙称他为留坡公。公所穿的铁甲，每片铁甲上都有铜铃；他骑的马高五尺，性情爱咬人，没有人能够接近。公戴冠穿礼服骑上它，马便步行奔驰如常；穿上铁甲坐在鞍上，铜铃一齐作响，马便奋力跳跃、嘶叫，像在战阵中一样。公虽然是武人，却喜欢同士大夫交游。御史申公祜是公的外甥，二人忘年相交。每当谈及时政，公总是大声说：“只有亲身踏入刀刃之中，让鲜血润湿野草，然后才不愧于舍生取义的道理。”申公说：“大丈夫就应当这样。”后来申公也为义而死于北方，人们都说这正是两位公一向的志向。赞曰：士人死于职事，大夫死守疆场，这是各自的本分。当时那些负有守卫边疆职责的人，平日吃俸禄，遇到劳役或用力的事便喧嚷，认为这些都是本分中应得的；又进一步敲打虐待百姓，把百姓当作鱼肉。只要一有警报，便惶恐不安，首先考虑躲避，唯恐祸患殃及自己；有的甚至为了谋利邀功而坏事害民，什么都顾不上，更何况指望他们勤勉尽职、以死守边呢？唉！同公相比，他们究竟怎么样？按照《春秋》的书法，大夫战死军中，便应记作“卒”；公是可以用“卒”来记载的。假如他的子孙世代都承担守卫疆边、办理军务的责任，难道不会想到你们的祖先吗？《尚书文恭孙公应鳌传》：郭子章说，孙应鳌，字山甫，是清平卫人。他出生那天，正好卫人送来六条鲤鱼，于是便以此取名。入塾读书学习，每天诵读数千字，衣襟整齐，端正危坐，专心务求理解大义。十九岁时以儒士身份应试，督学徐樾公一见便十分惊异，认为他一定会在众士子中夺魁。放榜后果然考中第一名。嘉靖癸丑年考中进士，选为庶吉士，改任户科给事中。出任江西佥事，流贼起事，公防御得法，整个地区安宁无事。当时九江有三百人被误判为贼党，公一句话便使他们获释。升任陕西提学副使。公真心实意地培育人才，亲自率先作出表率。他曾给耿楚侗公写信说：“世道的治乱关系到人才，人才的成就取决于师道，这是人人都能说的。至于当今所谓师道称职，不过是勤奋考核阅卷、品评没有差错罢了；猎取名声，讲求辞藻华美，凭经学博闻驰誉，也不过如此。我却不这样认为。我曾考察《荀子》，其中说：‘师术有四种，传授学习不在其中：尊严而令人敬畏，可以为师；年长而有信用，可以为师；诵读讲说而不欺凌、不冒犯，可以为师；懂得防范并能论说，可以为师。’这话是荀子最醇厚的论断，似乎正确，却还没有说尽。”

译孔子说：‘温习旧知识而获得新见解，就可以做老师。’这才是万世师道的最高准则。所谓温故知新，学者多把它解释为温习所听到、所得到的知识。我冒昧认为，“故”应当像孟子所说“性”那样，是本来如此之“故”；“新”应当像《大传》所说“日新盛德”的“新”。天下万物的实体都灿然具备、陈列显现，这是“故”；其中真实的生机明白显著而不停止，这是“新”。二者虽然有明显的区别，但总括于人心、运行于人心，生生不息的妙理是一样的。能够“温”，实体的总体便不会昏暗；能够“知”，真实生机的运行便不会停滞。不昏暗、不停滞，天地万物便合为一体，这就是仁。仁便能成就自己、成就万物，使万物各得其位、各得养育，并参与赞助天地化育，这些都是仁所能做到的。成就自己、成就万物，就是师道，也是教师的职责。因此子思作《中庸》，也用“温故知新”来承接圣人发育万物、崇高至极的大道，这是孔氏家传的法则。所以我冒昧认为，孔子所说温故知新的原则，就是孔子向世人显示万世师道最高准则的地方。”公在秦地选取的人才，全都是当时有名的硕学之士。后来升任四川右参政。土夷薛兆干擒住参将贺麐而叛乱，都御史谷中虚向公询问计策。公说：“参将和天子相比，哪个更轻？” 过去英宗在北方被俘时，肃愍公说了几句话，国威更加振作，最终使英宗回到朝廷。如今难道还会顾惜一个参将吗？”谷中虚采纳了公的意见，擒获薛兆干，贺麐最终免于祸害。隆庆改元，升任佥都御史。出任郧阳巡抚时，皇上正值冲年，刚开始亲理政务，防范杜绝祸乱应当及早，于是公借境内发生灾害之机，上疏请求勤于学习、励精图治、亲近贤能、远离奸邪等十件事，皇上嘉奖并采纳了。太和提督是祸害百姓的大宦官，公弹劾他欺罔、悖逆、贪婪、荒谬的罪状，皇上因此将他斥退驱逐。不久，公上疏恳切请求退休。万历初年，诏令重新起用公，仍任郧阳巡抚。当时诏书要记录建文年间死难的诸臣，一涉及革除建文年号的事情，人人都忌讳谈论。公推衍皇上的德意，上疏说：“褒扬一个人的儿子，必先褒扬他的父亲，这样儿子的心才安定；所以褒扬一个臣子，也必先褒扬他的君主，这样臣子的心才安定。建文诸臣以身许国，献身尽节，志向气节非常伟大，陛下深切地加以抚恤和记录，实在是厚重的恩幸。但是建文君还没有受到旷世罕有的典礼，恐怕诸臣有知，也不能在地下安然接受。应当赶快恢复建文君的名位称号，酌情拟定谥法。事情虽然关系到空有的名号，但舆论归于人心，正可以使人心更加坚定，这类事情就是如此。孔子作《春秋》，每一年必定记载，每一时必定记载，以显示天道、王政，上下之间都相互关联，不可有所缺失。” 建文君在位总共四年，却把这段历史记作“革除”，把他的事迹附缀在洪武年间，导致名与实混乱，历史轨迹令人疑惑，这怎么能够补足国家正史的缺失呢？”奏疏上呈后被留在宫中，满朝都把它看作直言。甲戌年入朝任大理卿，丁丑年升任户部右侍郎，改任礼部，掌管国子监祭酒事务。公在国子监很有意于维持风教、培育人才，仿效吕公柟的遗意，上疏说：“举人大多回原籍图求方便，把入监完成学业当作羞耻，却不知道他们在原籍时，师儒的教训不能达到，宪臣的法令不能施加，乡里人又夸耀他们的资望，有司对他们礼遇隆重，于是自身毫无约束而容易放荡；等到入仕时，资质已经败坏，便没有办法了。应当征召天下举人全部入国子监。祖宗设置太学，不是举人、贡生以及勋胄恩荫子弟，不能进入。祭酒、司业在朝廷内部培育人才，提学在朝廷外部培育人才，必须先在内部树立风教，然后才能在外部振肃纲纪。如今提学所摈斥的人全都归入太学，颠倒成这样，那么太学岂不是成了不才生员的逃避之所吗？甚至极其愚蠢、不肖、凭借财货而入学的人，也都混杂其中，太学的污辱败坏已经到了极点。”奏疏上呈后，全部著为法令。丙子年八月，皇帝驾临太学，公举《周书·无逸》一章进讲，皇上嘉奖采纳，命他入座并赐茶，这大概是罕见的典礼。不久因病请假，公在西城南面修建学孔精舍。后来起任刑部右侍郎，不久升任南京工部尚书，去世后，赐祭并赐葬。万历壬寅年赐谥“文恭”。著作有《易谈》《四书近语》《教秦绪言》《雍谕》《学孔精舍汇稿》《续稿》《春秋节要》《律吕分解》等。集传世蠙衣生说：“我任四川督学时，四川原有大儒祠，祭祀周元公、二程子、张敬夫、魏了翁诸位先生。到了明代，只配祀合州邹吏目，连司马长卿、扬子云都不能列入，大概是慎重的缘故。我到任后，才开始祭祀孙公以及赵大洲先生。我的老师是胡庐山先生，赵先生是内江人，孙公和先师先后在蜀地做官，人们议论纷纷却没有不同意见。我进入黔地后，拜谒先生的墓，询问他的后嗣，却发现已经断绝不续，于是替他向朝廷请求谥号。唉！伯道没有儿子，中郎只有女儿，自古以来就是这样，难道只有先生如此吗？” 《参政李公渭传》郭子章说：李渭，字湜之，思南府人。公天生资质非凡，十五岁时患肺病，独居在小楼上。盛夏天气，他披散头发，张开双腿坐着。父亲中宪公李富用“毋不敬”告诫他，他便恭敬地接受，并把这句话写在窗上。眼睛一直看着它，用来帮助自己约束检点，却只觉得妄念纷纷涌起。中宪公又用“思无邪”告诫他，他再次恭敬接受，把这句话写在窗上。时间久了，妄念渐渐消除，恍惚间似乎有所领悟。等到下楼与朋友谈笑时，楼上的那种境界已经消失了。于是他专门寻求本心，还没有同人接触时，便自问：“什么是本心？”已经同人接触后，又自问：“本心究竟是什么样子？”嘉靖甲午年考中乡试，生活清贫，穿布衣，赴京会试时只带一名仆人随行。读《孟子》“伊尹耕莘”一章时，他说：“尧舜治理君民的事业，是从不取一介之物开始的，人与人交往难道可以不谨慎吗？”癸卯年，蒋信公任贵州提学，公拜谒他，于是陈述自己在楼上和楼下的不同境界。蒋公说：“楼上是假境界，楼下同朋友谈笑却是真境界。”谈到连一介之物也不妄取时，蒋公说：“这仍然是楼上的意思，只不过是拘谨浅陋的小人罢了。”公惭愧至极，认为自己求学十四五年，只造就成一个拘谨浅陋的小人，不觉面红耳赤，背上汗流不止。

译他由华阳县知县、和州知州升任高州府同知。到任后，便到嵎峒中拜谒湛甘泉先生。曾经住在廉州公署时，梦见三条蛇缠绕身体，急忙挥杖驱打，蛇才逃走。第二天早晨，合浦县吏把美珠进献给他，化州吏把兼金进献给他，公都呵斥他们，笑着说：“三蛇的梦已经破了。金珠并不是宝物，本来就是把我们这些人当作蛇蝎啊。”升任应天府治中，南京户部员外郎，韶州知府。在此以前，韶州发生过二源之役，草寇的警患还没有平息。公召集属官开导他们说：“孔子告诉康子‘我不想要’这两个字，是千古以来消弭盗贼的根本。如果欲望太多，自己就成了深谷，榨尽百姓的膏脂也填不满，百姓怎么能不去做盗贼？消弭山中的盗贼容易，消弭心中的盗贼困难。我们岂敢忘记自我责备！”听到的人都惊惧屏息。入朝觐见皇帝，路过麻城时，跟随楚侗先生登天台山。楚侗向他提出八句话：接近道的资质、承载道的器量、求道的志向、见道的眼光、体察道的根基、担当道的力量、弘扬道的气量、通达道的才能。这八者缺一不可。公回答说：“我李渭在这八者中，惭愧的只是见道的眼睛还没有清醒罢了。”他刻了“必为圣人”四字印章，向天下传播。公曾说：“知道‘无意’的脉络，即使日夜思考、搜寻万端，也仍然是无意；知道‘不加丝毫人为之力’的脉络，即使一人努力抵得百人、十人努力抵得千人，这样用力，也仍然是无意。” 知道“毋意”的脉络，即使日夜思考、搜寻万端，也仍然属于“毋意”。知道“不加丝毫人为之力”的脉络，即使一个人做一百人的事、十个人做一千人的事，这样用力，也仍然是用力。实际上没有丝毫人为之力；学习就是学习，这里不另加人为安排；思虑就是思虑，这里不另加人为安排。懂得“不学不虑”的道理，任凭人自然行动，只管学习，只管思虑，便都是“不学不虑”。升任云南左参政。罗近溪公任屯田使，公到任后与他相互切磋，精神和学问更加进步。他自己说：“我过去下功夫也有时起时灭的情况，被近溪大声喝斥一番后，全身汗透。从出这身汗以后，便想停也停不下来了。”著有《先行诸集》，收藏在家中；《大儒治规》流行于世。《李节妇石氏传》胡松：节妇石氏，是印江处士石某的女儿。成化己丑年六月二十四日出生。弘治庚戌年嫁给李宣。婆婆欧阳氏性情严肃庄重，石氏侍奉她，每每都能合乎她的心意。她喜爱治理麻、苎麻和蚕茧。性情朴实贞洁，衣服通常五六年才更换。内室之中不以奢华相尚，石氏独自以节俭自守，没有羞惭之色。弘治乙卯年，李宣去世，留下两个孤儿：长子绽，四岁；次子族，尚未满周岁。家中一向贫困，艰难窘迫到了极点，有人劝她改嫁。她哭着说：‘留下的孤儿怎么办？况且我死的时候，有什么脸面到地下去见夫君！’于是纺纱织布，抚养两个孩子。嘉靖乙未年，巡按御史鲤湖王公巡视郡县，赠给她礼物和钱币以表彰。这年七月十五日去世，葬在鲤鱼浩，位于李宣墓的右边。石氏嫁给李宣时二十二岁，李宣去世时她二十七岁。守寡共四十年，去世时六十七岁。柏泉子说：‘我后来读《春秋》，认为寻常事情不予记载是对的。至于记载叔姬去世以及下葬，我也曾疑惑这似乎是寻常之事。可是先师仲尼却把年月日都详细记下而不遗漏。那一国的国君及其夫人，以及当时的公卿大夫，是何等声名显赫、尊贵荣宠啊！’ 可是这些人在史书中竟然有时完全不见记载，我心中私下感到奇怪。后来想到《春秋》所处的时代，功利之风炽盛，人心大为败坏，以至于龙蛇在野外交战，卖国弑君，把名位器物视若草芥，而秉持节操、坚守道义的行为，竟只见于一位离开国土、无处归依的妇人。仲尼怎么能不认为她贤德，并把她作为劝勉天下后世的榜样呢？如今我生活在这个时代，能够得到李节妇石氏的传记，不禁感慨长叹，写下这篇传记。确实不是因为她富有，而只是因为她非凡，大概古今同样的情怀就是如此。我惭愧自己不是那样的人，不能使节妇像纪叔姬一样永远闻名于后世。即便如此，又怎么知道世上果真没有这样的人呢？我因感慨时事、哀悼时世，放下书本而忧愁。《梅节妇熊氏传》郭子章：节妇熊氏，是本郡人梅纪的妻子。她年轻美丽，嫁到梅家。天性端庄严肃，少言少笑。婆婆吴氏治家非常严厉，熊氏善于侍奉她，以孝顺闻名。侍奉丈夫谨慎，邻里都十分称许她。不久，梅纪去世，熊氏刚二十三岁，便闭门不出，隐藏行迹，守志非常坚定。留下两个儿子，长子名月，次子名雪。熊氏每天住在梅纪牌位旁，教月读书，抚养雪，靠纺线织布自给。每次督促月读书诵书直到半夜，才上床休息。如果月的功课稍有懈怠，她就把他拉到牌位前跪下，号哭着鞭打他。事后又委婉地劝说道：‘我没有立即跟随你父亲同归黄泉，是希望抚养你们这些孩子。将来你们成人立业，能够报答你父亲的地方还大着呢。即使终身守着孤寡生活，难道还算什么难事吗？’后来月的学业终于大成，嘉靖丙戌年考中进士，官至川南道。雪以孝顺闻名。长孙惟和考中己未年进士，官至广东道御史，巡按山海。两个孙子惟用也考取明经科。三孙惟台由壬午年选贡，任蜀地纳溪县县尹。五孙惟诗考中癸酉年贤书，授官中牟县。重孙豸考中戊午年亚元，任北直隶完县县令。直到今天，子孙繁衍兴盛，成为习安的望族。熊氏在嘉靖年间奉诏受到旌表，当时士大夫纷纷作诗歌颂。大学士徐阶、状元杨慎、总戎张杰，都有诗歌宣扬她的事迹。熊氏享年九十三岁，共守节七十年后去世。《牟节妇邵氏传》陆懋：太宜人姓邵氏，是郡学生邵斐的长女。十五岁时，嫁给同郡诰赠奉直大夫牟嘉禾。生有四个儿子：长子应寿，次子应秋，再次应眷，幼子应律。二十七岁守寡，悲痛哭泣，几乎不想活下去。她孝顺地侍奉公婆，并且善于教育几个孤儿。牟家正处于衰落之时，公婆年老，几个孩子年幼，乡里的大奸人和族中的恶少都希望她改嫁。等公婆相继去世后，想做坏事的人便请媒人接踵而来。邵氏善于安抚并坚决拒绝他们，因此那些人虽然恼怒她，却不忍肆意加害；时间久了，甚至感到惭愧。当时邵氏才三十多岁，郡中的梅节妇、薛节妇对她说：‘几仞高的积雪，累尺厚的坚冰，寒冷是可以想见的。’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母亲戏水涉险而不能半途而废，进退都很困难。邵氏又哭又笑地说：‘既然如此，我试着这样做吧。’于是决心苦守，双脚从不踏下堂阶。二十多年后，长子应寿在粤地做官，次子应眷在防地做官，她前往粤地和防地接受奉养，并教导两个儿子以安静平和治理政事，殷切地讲说把孝道移作忠诚、把慈爱落实为惠政的话。两个儿子中凡是因才能得到举荐升迁的，大多得益于她的慈训。等她回到故乡后，以母仪成为郡中妇女的楷模，名声震动数百里。妇女们都努力向贤德看齐，希望得到她的欢心。”}],

译不贤的人则深深隐藏自己，赶紧改正，只因害怕邵氏知道。乡邑多次谋划举荐她的节行，邵氏告诫几个儿子制止此事，说：“举荐是为了宣扬幽隐的德行，最应当合乎公道。如今我恐怕别人因为我的儿子显贵，便怀疑这是徇私，那么就无法劝勉穷乡僻壤的普通妇人了。”所以一直拖到崇祯十五年壬午，邵氏年满八十岁时，公论终于无法阻止，才把她的事迹呈报给有关官府。巡抚、巡按分别上疏请求旌表，说她五十多年如一日，确实可以同山岳相比其操守，同日月一样光明。皇帝下令建坊旌表，坊名为“贞节”。我分巡这片地方时，早已听说她平日的德行，仰慕很久了。尤其是节妇持身严肃，即使至亲也不能见到她的面容。命令下达那天，我同郡守捧着诏檄前往道贺，才有幸见到她。她虽然白发苍苍，但上下台阶、起身行拜，丝毫不苟且。我也肃然行礼后返回。又听说她对亲近的人说：“守节本来是不幸的事，旌表宣扬也不是我这个老妇人当初的意愿。然而我活到今天，也可以不愧于梅、薛两位母亲了。”我既景仰她美好的德行，又亲身感受到她严正的仪范，于是写下这篇传记来教育我的百姓，并记下劝勉之意。本朝 《詹广文传》田雯：公名英，字秀实，贵阳人。幼年便有早慧，书读一遍便能背诵；任性守气节，重视操行和情谊，专心研究当时政务，以古人为自我期许。做诸生时，受到巡方使者器重，每次召见都亲切交谈很久。听他说话后，感叹他不是普通经学生。十七岁时考中正统戊午科乡试。三次参加礼部会试都未中，代理防川卫训导。当时发生麓川战事。此前麓川宣慰使思任发动叛乱，黔国公沐晟、都督方政前往征讨却未能取胜。朝廷议论多认为麓川遥远，是蛮夷之地，不值得较量；王振当权，想向蛮方显示威势，极力请求大规模出兵征讨。兵部尚书王骥迎合他的意思，于是任命王骥督率蒋贵的军队，调集东南兵十五万人，穷追到思任的巢穴，却没有找到思任，只焚烧营寨而回。王骥被封为靖远伯。军队回师后，贼势又炽盛，王骥再次前往征讨，征调军队如前，仍然没有找到思任，于是增加岁禄三百石。正统十三年，思任的儿子机卜又占据孟养作乱，朝廷再次命王骥督率宫聚、张軏、田礼，带兵十三万征讨。越过孟养到达孟那，贵州都指挥洛宣、九溪卫指挥翟亨战死，思任父子二人仍不知去向。公于是上疏陈述边务十三件事，又说：“靖远伯王骥、都督宫聚等奉命征讨思任、机卜，却不体察皇上的心意，只放纵自己的欲望。随行携带一二百扛夫、五六百役夫，还夹带彩币等物，暗中分送给都司官员，以谋取厚利；又动辄故意违背祖训，擅自使用阉割之刑，名义上说是进献给皇帝，实际上却留下来供自己使用。等到出兵时，完全没有纪律。十五万大军全都从同一天起程，践踏伤害百姓，完全不加怜惜。运粮也不设法，每名士兵运米六斗，搬运负担艰苦，以至于有人上吊而死。又以押运粮草为名，派马一千多匹，不知这是什么安排。到了贼境金沙江边，进攻包围不能取胜，反被贼人杀死都指挥等官员，却把渔户抓来冒充生擒的敌人，就这样回师，把地方分给木邦、孟甸，以失败冒充功劳。过去唐代南诏叛乱，侍御史李宓率兵七万进攻，兵败后杨国忠却把败报改成捷报。范祖禹引用管子的话说：君门远于万里，这是说壅蔽皇帝视听的祸害。请求治王骥的罪，先派廉干官员沿途盘查各官的行李，以谢天人之怒，快慰士卒之心。”奏疏下发后，皇上认为王骥等人专任征讨苗蛮，特别宽宥了他们，并下诏让公前往参赞军务。公到宫阙前辞谢，公卿争相想认识他的面貌，有人想举荐他为台谏官。任期考满后，升任河西教谕。又上疏举荐可以安抚治理蜀地的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六百人〕 侍郎张固上奏，认为他的意见可以采纳。不久，公辞官归乡。他去世时，编修罗玘在墓碑上写道：“正统己巳年以前，虽然变乱的祸端尚未显露，但四方也已经骚动了。于是一个远方的微末臣子奋不顾身，议论天下大事，而天子又能够听取。不仅听取，而且加以任用。当时的大臣不但没有阻挠他，反而还想举荐他。这可以说是一个不忌讳直言的朝廷，臣下的言论仍然没有被堵塞而传达到皇上耳中。所以即使遭遇极大的变乱，最终也没有什么灾祸能够伤害它，难道会没有缘由吗？从罗公的话来看，也可以想见当时的情形。当时太祖、太宗的家法流传未远，三杨的风范规制还保存着，因此大小臣工都能尽情进言而没有隐瞒，不因越位进言而自我嫌疑，皇上也不因越位进言而责怪他们。即使他们的意见没有全部被听取，自身也没有全部得到任用，但已经受到天子的知遇，得到大臣的礼遇，也可以没有遗憾了。大概教职人员进入台省，是从弘治年间邵清开始的，在此以前本来没有这样的先例，所以应当是有人想举荐他，却最终没有成功。”公著有《止庵集》。孙恩登，成化己未年考中进士，官至大理寺副。《长史郑公安民传》刘谦吉：郑长史名安民，字敬修，年轻时随父亲办理三殿用木之事。到京城后，少宰李旭山公认为他有志向、有器量，便以资贡身份任河东长芦盐运使判官，升任四川提举。崇祯二年转任蜀府右长史。王府官员按例需要候缺五年，他就任时兼管龙安府同知，驻守青川所。青川所军队只有三百人，没有衣甲器械，公捐资制造，又招募壮勇训练他们，并分条上奏守御方略。崇祯七年秋，流贼小红郎等大规模聚众窥伺四川，公担心他们渡过白水后容易发动冲突，于是亲自率领所军夜出早归，向贼人显示已有防备。援兵到达时，贼人已经连夜逃走，公迅速追击，击败了他们。总兵罗尚文上疏报告功劳，公得到不同等级的升迁赏赐。父亲去世，公服丧；服丧期满后，蜀王上疏请求他仍留在府中任长史，改任低职，享受正四品服色和俸禄。崇祯十一年，贼人从川北进犯省城，公守卫城西角楼，城中无患。十三年，贼人再次进入川北，从两资横行抄掠仁寿等处，直逼成都，公守住南门，击退贼人。十五年，设置川东、川北巡抚办理盗寇事务。四川两次遭贼扰乱，元气已经耗损。公感念蜀王的宠遇日益深厚，每次宴见都进言规劝，言辞恳切，必定说应当广布恩德、施行惠政，抑制强宗，遵循祖制，尊重钦差重臣，协调各有司，以加强屏障辅翼。

译蜀王虽然赞许并接受他的话，却不能实行，只是三次启奏都唯唯答应而已。十六年九月初一，府中官员宴饮结束，公跟随蜀王进入宫门，伏地号哭，直陈时势危急紧迫，又补写奏牍进献。蜀王也感动得流泪，向他致谢。十七年三月，贼人逼近帝京，消息传来。蜀王同直指使者意见不合。当时张献忠攻破荆襄，正迅速进入川东，攻下夔门，进攻重庆。东路巡抚陈士奇为国而死。公知道蜀地不可保全，便派仆人从小路秘密返回黔地，在文书末尾写道：“我此身将献给国家，不要挂念。”八月，贼人从涪州、重庆一带向上进攻，竟没有人发出一箭抵抗。巡抚、镇守官员商议守城，公守卫月城楼，贼人不能攻下，于是踏着奏报来到凯营。初九日黎明，北角城墙轰然崩塌数丈，贼人于是攻入。公急驰到蜀王所在之处以及王府门前，宫人、宦官都狂奔着说：“王投水了！王投水了！”公进去看见情状，于是伏在桥上哭泣，叩头三次，跳起来大声喊道：“今天难道肯让我的王独自死在这里吗！”随即跳入桥下，抱着蜀王的尸体而死。北路巡抚龙文光也投锦水而死，直指刘之勃同内江王到达防地后，被缚在树上射死，他们都是重臣，而且死在蜀王之后。公只是一个长史，任王府官而死在王府，光明炳耀啊。公年轻时，父亲发怒，把他叫到门前，忽然责问母亲：“孩子为什么还不快来？”公说：“我听到命令了，只是看到您的脸色不高兴，姑且缓一缓再接受鞭打罢了。”从河东回家时，庶母何氏违逆祖母的心意，父亲发怒，要把她赶回娘家。何氏当时已有身孕，公极力劝谏，父亲不听，公便把她接回来，另安排住处，后来生下弟弟泽民。何氏不久去世，公的妻子替她哺乳。弟弟长大后，崇祯庚午年考中乡试，公把父亲置办的住宅让给泽民，自己另置产业，田地、财货、奴婢等都照样分给他。任提举时，代理邻水、大竹、遂宁三县长官，以清廉闻名。在遂宁结识李如石先生后，每次见面都以忠义互相勉励，感叹说：“现在才知道，人的品格不是一天就能造就的。”李如石先生名实，癸未年考中进士，任长洲县令，有惠民政绩。甲申年起，他寄居吴下葑门，穿着野服同农夫往来。那些来此任显要官职的人，登门求见也不能见到他。他去世后，吴地人祭祀他。淮阴子说：“我出自李少司农子静先生门下，在师长席前听说郑长史的事，后来又寄居在李如石公处。初次相见时，他穿着与平民没有差别的麻衣。唉！这就是宰相重视澹台灭明的原因。”我的郡守对我说：“你这个年轻人，给他作传。” 《潘思聪传》吴中蕃：思聪是贵阳人，维岳的儿子。维岳考中嘉靖丁酉科乡试，历任昆阳知州，以清白闻名。思聪援引惯例出仕，任武定府狱官。虽然身居低位，却能存仁厚之心，尽力履行职务。当时武定百姓乐应举被仇家控告，郡守逮捕审治，案件尚未办完，忽然听信仇家的流言，郡守非常恼怒，想抓到乐应举后让他受尽苦楚。夜间召公秘密谈话，意思是第二天一早就要让乐应举活不成。公回到官署，仰天长叹说：“上天爱惜生命，人的性命最为重要。杀人来取悦他人的事情，我不能做。即使因此获罪，看丢掉一个官职也不过像丢弃破鞋一样。”他急忙召来乐氏亲属，对他们说：“这件事已经罗织成罪，若不向上申诉，就没有办法洗清。”乐氏听从了。第二天入见郡守，郡守问：“我日夜办理这件事，妥当了吗？”公说：“不妥。”郡守盛怒，想把怒气发泄到公身上。公慢慢说道：“听说他已经派人向台使申诉，近来又追捕他却没有生擒乐应举，怎么办呢？”郡守惊惧起来，于是把这件事压下不办。等台使审查讯问后，乐应举果然无罪，于是得以活命。然而乐应举并没有托请公，公也不是希望从乐应举那里得到什么。公在任职时，凡遇事情都按照天理来体察，类似的情况很多。但他最终因为官位低微，不能实行自己的志向，便慨然拂袖归乡。公归乡后，乐氏感念公使他获得第二次生命的恩德，修建庵堂，塑造公的像来祭祀。后来，公的长子润民考中乡试第一名，成为进士，进入中秘书，历任中央和地方官职，在云南任职尤其久，分守安普，兼任学政，负责曲靖兵备，分巡金沧，直到升任左辖。次子济民考中万历庚子年乡试，官至汉州知州。公的长孙驯考中己卯年贤书，任蒙自县令；次孙骧因恩选任罗次县令，升任崇庆州知州。潘氏在云南享受报应福泽，已经四代了。到公的曾长孙德征，也考中乡试，兼任武定知州。庵堂和塑像至今还在，乐氏子孙世代奉祀。德征仰慕并奉行祖先的典范，把这件事传为治理的谱则。武定人爱戴他，不亚于诸葛瞻；而乐氏奉祀公的后人留居武郡，因此得以免于庚申年的灾难。评论说：人事没有比行善更重要的，天道没有比报偿施与更明显的。这两件事总是相互因果、可以确定吗？说它可以确定，就像槌击鼓而鼓声应和；说它不可以确定，就像分道而行、彼此背离。天道难以知晓，自古以来人们就为此感慨。这正是善与不善并行于天地之间，使人长期怀疑造物主是否存在的原因。然而善事可以做，不善之事却绝不能做。按照人事本来应当如此的道理，如果行善一定要向上天索取报答，那么没有得到报答就可以不行善了吗？不行善之后，难道就可以去做不善之事吗？正因为不一定得到报答却仍然行善，这种善才是至善。至善之善，天道最终没有不报答的。人所能决定的事情之所以能够胜过天命，就在这里。说到可以做的善事，还有什么比救人更大呢？东海于公审理案件时积下许多阴德，后来从他家高大的驷马门开始兴盛。晋国王公用全家百口担保符彦卿，最终开启了三槐堂，古今传为美谈，成为明白的验证。然而我认为，这两位公虽然没有索取报答的心，仍然没有完全摆脱必定得到报答的想法。像思聪这样的人，以狱吏的身份抗拒郡守，又教导当事人申诉以求保全性命，他何曾期望得到报答？可是上天最终还是报答了他：先使他的后代昌盛，又保全了他的家族。从开始到结束，他在武定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无心，而报答他的人却像是有意安排。因此我知道善事可以做，不善之事却绝不能做。

译《守棺孝子传》吴中蕃：孝子是贵阳人，不知道姓名。天启壬戌年，安氏贼军包围省城，居民争相进入城中躲避，孝子住在城外，独自守着母亲的棺材不肯离开。贼人来到城下，认为他有义，便没有加害他；后来他饿死在棺材旁。评论说：人生最难忘怀的是父母。父母爱子女，超过爱护自身；如果子女遇到水火盗贼，父母无不愿意牺牲自己去救他。但子女却不一定都能如此，并不是他们忍心对待父母，而是因为自己的身体正是父母所爱惜的，一旦舍弃身体为父母殉死，也会陷入不孝。这样委曲体察父母之心的说法更为正确。至于这位守棺的孝子，他的心情却不同于此。他说：“我亲人的棺材在这里，就等于我的亲人在这里。如今贼人的锋芒已经逼近，我亲人的魂魄难道不会害怕吗？我若舍弃棺材离去，就是舍弃亲人。我不忍舍弃亲人，就只能始终守着它；棺材存在我就存在，棺材毁亡我就毁亡，仅此而已，哪里还知道其他事情？”贼人认为他有义而不加害，贼人自己也有亲人啊。然而为什么不周济他，反而听任他死去？这正是他们成为贼人的原因。蔡顺的母亲去世还没有下葬，乡里发生火灾，火势逼近，蔡顺舍弃自身，抱着棺材悲哭，火于是越过他家烧到别家。贼人难道还不如那场火吗？我想，孝子一定有不义之贼所给予的食物，却不肯吃，所以贼人也听任他死去而不救他。那些进入城中躲避的人最终也免不了饿死，孝子也饿死；同样是饿死，但饿死的原因却大不相同。假如孝子做臣子，一定能成为背负幼帝投海而死的陆秀夫；假如孝子做朋友，一定能成为甘愿冻死的羊角哀。我不知道这个孝子的姓名，只表彰他为守棺孝子，用来劝勉天下做子女的人。《胡朝栋传》吴中蕃：朝栋是卫所千户。性情憨直，见到合乎正义的事情便勇于去做，即使死也不躲避。明崇祯癸酉年，水西贼安位接受招抚，派他的头目把周世儒前来商议。世儒是逆贼安邦彦的谋主。此前王中丞战败，实际就是世儒策划的。黔地人士憎恨他的反复阴险，便向督府朱燮元请求杀掉他。当时督府的意图在于招抚，担心杀掉世儒会破坏此事，所以没有答应。于是全国大为喧闹，众人蜂拥到军门，不顾上下礼法，最终抓住周世儒，把他剁碎分食。巡方使苏琰是福建人，他唆使朱燮元具疏把这次事变上报，朝廷便把朝栋等四人斩首作为殉罚，其余人都处以重杖。朝栋临刑时，伸颈就刀，毫无惧色。后来朱燮元在任上临死前，仍有人看见朝栋出现，于是鸣金向黔城各处宣告，说这是被苏琰误导了。评论说：壬戌年持续一年的围城，世儒实在是祸乱的首恶。黔地人士的父兄被他困逼而死，祖坟任由他挖掘，仇恨深重，不能共存，按义理即使不拿武器也不行。何况他还策划覆灭王师，使军队片甲不返，罪恶滔天，法律不能容忍；如今竟敢亲自前来请求招抚，他心中眼中难道还知道有三尺法吗？如果不是朝栋等人愤然一击，招抚之事最终未必能够成功；即使暂时成功，也不会长久，最终还是会失败。为什么呢？因为我方的虚实已经被他们窥知了。光武帝派寇恂攻打高峻，高峻派军师皇甫文出使拜见，言辞礼数都不肯屈服。寇恂大怒，准备杀掉皇甫文。诸将劝谏，寇恂不听，斩杀了他，并派他的副使告诉高峻：“军师无礼，已经把他杀了。想投降，就赶快投降；不想投降，就坚守城池。”高峻惶恐害怕，当天便开门投降。诸将问：“为什么杀了他的使者，反而使他的城池投降了？”寇恂说：“皇甫文是高峻的心腹，是替他出谋划策的人。他今天言辞态度不肯屈服，必然没有投降之心。保全他，皇甫文就能把我军的计策告诉高峻；杀掉他，高峻就会丧失胆气。因此他才投降。”由此看来，说朝栋等人对督府有功是可以的。为什么反而因抗疏而杀掉他们？这是迎合贼子的心意，难怪黔地百姓怀有杀害忠良、讨好贼人的怨恨，直到死也不能心服。后来上奏皇帝，最终成为厉鬼来相报。鸣金之后才后悔，已经太晚了啊！唉！缇骑捕获五人的事迹，墓地因此流传；贼人的头目亲眼看见四人的身体被杀戮。明朝末年的刑罚竟是这样，难道还可以说没有冤屈滥杀吗？《朱太常死难传》黄秀明：崇祯五年二月，山东士兵发生哗变，饥民万人响应，又同登州叛兵合流，登州城于是陷落，声势非常猖獗，乘胜进犯莱州府。城中士民惊惧，想要逃散。知府朱万年平日施政惠民，深得民心，便安抚他们，凭借城防坚守。一切盾牌、弓箭、石块、火炮，都打开府库发给军民，军粮也从未断绝。他日夜亲自巡视各处，凡是受伤的人，便流泪送药，抚慰他们，同百姓一起拼死守城，所以城池最终得以保全。巡抚听说后，调蜀将彭某率兵二百前来援助，但都是步兵，不足以抵御突骑。不过彭某有才干谋略。一天贼人进攻城东南，却暗中在东北挖掘地道。彭某对朱万年说：“他们多次窥伺我方的地方，地下必定都是地道。”于是用石头遍处敲击，发现有三处洞中发出声音，便伏地听探，声音渐渐接近。于是征募民间锅灶，把水烧沸，混入油脂等待贼人；又在上面储放石灰。地道挖通后便扬撒石灰使贼人眼睛受伤，随即把热油脂灌入贼人死穴，杀死数百人，地道反而被填塞了。贼人抬来红衣大炮，轰碎敌楼一半，城内人却没有因此动摇。贼人又在城西北角挖坑，埋藏火药，准备攻城。朱万年和彭某从城内挖起甬道，用木头层层搭成几张床、几只柜子的形状，再填上泥土，外面张挂青布帷幕，画成灰砖的形状，在上面埋伏弩手和炮手。不久，城墙一角坍塌，贼军蜂拥而入，箭和炮一齐发射，死者数不胜数。贼军惊讶城防如此坚固，便认为再也没有办法攻取。守城军民粮食吃尽，只好把麸皮和糠混在一起充饥；守城的人粮食也已耗尽，甚至靠吃井里的泥来活命，人人都疲弱麻痹。然而，贼军发现城内防守仍然坚固，城池不能很快攻下，又害怕援兵迅速赶到，自己将腹背受敌，于是用欺诈的言辞请求投降，并说：“只要朱公来见我，我就解除武装。”众人都知道这是骗局，唯独负责此事的官员信以为真，命万年前去安抚劝降。万年说：“贼军残害郡县，杀害官吏，自知罪不可赦，必定没有真心投降的道理。我去了不过是白白送死，实在不值得惋惜，只会徒然损害国威罢了。然而我若不去，百姓怎么办？况且我享受国家俸禄，是王朝的臣子，怎么敢吝惜一死？”于是毅然请求前往，果然被贼军擒获。万年欺骗他们说：“你们只是抓住我，有什么好处？你们派骁勇的骑兵跟着我，我叫守城的人出来归顺你们。”贼军信了他，便让骑兵簇拥着他来到城下。万年大声喊道：“我被贼军擒住了，他们的骑兵全在这里，赶快开炮把他们轰碎，不要顾虑我。”守城的人仍然不忍心，又跺脚大喊。贼军大怒，将要杀死他，万年于是瞪裂双眼，大骂贼军而死。城上的人看见他死了，便开炮轰击贼军簇拥而来的骑兵，骑兵死了一半以上。

译莱绅刘重庆任兵部侍郎，请求朝廷调边兵前来援救，贼军听说后便各自像鸟兽一样逃散。东方于是平定下来。事情上报朝廷后，追赠朱万年为太常寺少卿，赐祭葬，荫封一个儿子，并命有关部门建立祠堂祭祀他，在南城外建牌坊，大书“东莱太守朱公万年死难处”。“万年”是朱公的名，字鹤南，贵州黎平府人，是万历己卯科举人。明代溆浦县令王祚久传。夏力恕公姓王，名祚久，字象征，是贵州平越人，现任湖北大中丞王士俊，是他的曾孙。明朝末年，王公由贡士出身，两任县令。他为人恭谨沉静，以建立诚信为根本，以救济百姓为施政之用；有人以非分之事求托，他就像泰山高岳一样不可动摇。最初任酆都县知县时，慈祥和善，蜀地百姓感念他的恩德。不久调任湖南溆浦。溆浦是古代五溪之地，最为偏僻鄙陋。王公刚到任，巡视四境，感慨说：“这里难道不足以施政吗？”于是兴办礼教，各项废弛的事务都得到恢复；有空时就召集生员讲论道理，娓娓不倦。溆浦人从此向学。县中有坊厢四个、里三十六个，王公不到一年便完全知道各村落的远近和民情风俗。百姓因事来见，他常说：“你是从某处来的吗？某某如今改过向善了吗？”听到的人都肃然起敬。然而他又极力抚慰百姓，使人既敬畏又爱戴，百姓到县令处办事，如水流归海。南方局势不安，他修筑城垒，清除盗贼源头；只要一句话涉及某事，就像指挥自己的手臂、呼吸一样，没有人敢违抗。怀宗时，军粮供应不足，有一位何将军率领一万多人驻扎在溆浦境内，起初还颇为收敛，时间一久粮食缺乏，便准备纵兵劫掠，行动日期都已确定。王公多次求见而不得，吏民惶恐得面无人色。王公掀开军帐径直进去，将军又怒又惊，问道：“我已经想尽办法，实在没有可筹措的东西了，你难道能让我的军队变成沙虫猿鹤吗？”王公泪流满面地说：“小小一个破败县邑，我实在不忍心再剥夺百姓的生路。我历任官职积有余俸八百金、布八百匹，谨用来为将军祝寿。”将军说：“那你的士卒怎么办？”在此之前，王公已经同里民准备了牛羊猪、酒和米若干，于是按数目送到将军面前。将军的脸色稍稍缓和，沉吟着环顾左右，只见银钱、布匹、牛羊和酒已经交错陈列在帐外，全军都很高兴。第二天整顿队伍出发，县里百姓仍然震恐，全都跑到衙门，环绕伏地，甚至挤满内外。将军得到粮食，又感动于王公的至诚，凡是军队经过境内的地方，都让人在门上作标记，并下令说：“擅自闯入者按军法处置。”因此最终没有杀害一人便离去，县中百姓庆幸如同获得重生。过了几天，父老前来报告说：“百里之外都听见杀人的声音了。”王公随即解下官印归乡，只带一辆车，家人徒步同行。溆浦百姓都带着粮食来献，他一概推辞不受，于是百姓哭着送行，扶着车直到里门，哭声不断。此后，各家都祭祀王公，又在学宫祭祀他。王公有七个儿子、二十一个孙子。长子梦麟，康熙年间补行辛酉科举人；梦旭、梦尧都在翰林院任官，其余子孙科举接连不断，不能一一记载。如今的中丞王士俊，就是梦麟的长子。康熙辛丑年，他与我一同考中进士，一起在词苑任职两年。我守着书案，生活清贫寂静，却从未断绝供给。我探问其中缘故，才知道丰润公施政有恩，丰润人感念他，时时接济他的困乏。雍正九年，他由广东布政司官员改任御史中丞，巡抚湖北。溆浦人听说后，都感动流泪说：“这是我们王公的孙子啊！从前我们的祖父和父亲实在是王公救活的，王家后代应当昌盛啊！”王公曾亲口说：“我所做的事，只希望对得起自己的内心，不想让世人知道，也不让后人知道。”所以他的其他遗事大多没有流传下来。我过去游历沅湘之间，沅湘人常谈到何将军的事，我便得以搜集来为他作序评。赞语说：“我读《宋史》，王祐考察天雄军事务归来，亲手在庭院中种下三棵槐树，说后世必定有人成为三公。如今看王公治理溆浦，比起符彦卿一家所救活的人，究竟谁更多？王公以诚心救济百姓，可惜恩惠仅仅施及一个县。然而他任御史中丞时在广东，广东就得到治理；来到楚地，楚地也得到治理。他施于当世的功业，正远未到尽头。那么享受王公恩德而最终完成王公志愿的，难道不就是这些人吗？难道不就是这些人吗？” 丰润县令玉山王公传。吴襄公名梦麟，字玉山，贵州平越人，康熙壬戌年乡试中举，补行辛酉年省试。甲申年授任丰润县令，丁亥年因父母丧事归乡，服丧期满后便彻底无意于仕进。他的宗族本来就推重他，他又是族中长辈，率先倡导敦睦，成为宗族的表率。他啸歌山泉林石之间，拄杖穿屦所到之处，常常游玩一整天忘了回去。平日宾客满座，他却不经营家产，不时混杂在乡里人中，从不因身着官服而显得不同。和人谈话也不涉及仕宦之事，别人根本不知道他曾经做过官。这样过了十多年。雍正元年，我巡视京畿学政，丰润县属于京城附近地区；各位生员把他的事迹详细上报，请求在学校中祭祀他。我认为所谓名宦，往往名声多而实际少，符合公众舆论的十件中不过两三件。那些富裕人家想借名宦之名来显扬自己，又常常附会善行归于亲族，人们也乐于成全这种美名，没有人排斥并加以核查。我便反问他们：“王公的子孙，有没有不远数千里前来完成这件事的？”众人都说没有。“在这里做官的，有王公的旧友吗？”众人也说没有。我看他们的言辞越来越有气势，义气勃发，不由得为之肃然起敬，说：“百姓竟然这样不能忘怀他吗？”于是又默然说道：“这才是真正的名宦。”谨按所报材料，王公性格耿直，仪表端庄。他刚到任便斋宿神祠，向神明发誓说：“我承受天子命令治理这个县，如果不能洁身自守、爱护百姓，稍稍存有私顾家人的念头，死后尸骨不得归葬故土。我从贵州到丰润，经历江河险阻，违背誓言就如此。” 丰润百姓听到这些话，没有不震惊恐惧的。王公正式任事以后，革除繁重的耗羡和杂派，命百姓自行输纳，使胥吏没有机会从中作奸。铲除豪强，惩办积年盗贼，案件没有积压，衙门没有私下请托。吏民爱戴他，如同爱戴慈父慈母。他曾因捕蝗，完全屏退骑马随从，徒步走遍郊野，亲自带头扑打蝗虫，随从无不一人抵十人，不久便把蝗虫全部消灭。对于遗留下来的蝗蝻和余孽，又想尽办法清除，使境内没有形成灾害。乙酉年五月大旱，他亲自率领士人和百姓，头戴蓬草、赤脚行走在烈日之中，汗水混着尘土淋漓而下。乡村农民摇头咋舌，感动之余继而流泪。他一片孤诚上达天听，甘雨立即降下，年景于是获得丰收。直到今天，每逢举行雩祭祈雨，父老还都相互看着说：“哪里能得到王公这样吃苦的办法呢？”他任职三年，曾经以言辞劝解代替刀兵刑罚，刊刻流传。他遵奉圣谕，反复教导百姓，建立义塾，赈济孤儿和贫困者，督促士子学习，尊敬高年老人，这些都深切地落实在行动中。他听讼断案廉正明察，即使被剥夺功名服色的人也没有怨言。有个奸猾的人挨了杖刑，想捏造流言越级上诉，忽然挺身跑进城隍庙，沿途大喊：“神明宽恕我，神明宽恕我！”我依照王公的判决处理，不敢另作改变。他仿佛中了邪，鼻子被毁，自己投水自尽者不计其数，市民面面相觑，惊愕不已。这大概是因为王公到任之日，诚心实政早已感动了神明。离任那天，只有三个儿子和一个仆人扶持病弱者上路，行李空空，图书、琴和鹤都没有携带。走到磁州，检查袋中的银钱还不到四金，估算路途遥远，已经没有钱供给途中食宿。恰好王公的长子从家中变卖产业赶来迎接，路旁观看的人都叹息不已。称颂他的姓名而离去，王公的操行大略就是这样。雍正九年秋，广东藩司王士俊升任湖北中丞入朝。

译他入朝觐见时，我任职阁门，看到班次之间人人都在注目；彼此见面后，各自谈起往事。我于是说：“您是黔南人，黔南人中有一个做过丰润县令的，您知道吗？”王士俊肃然说道：“那是我的先祖。”后来我们每天交谈，我才知道王士俊的祖父、溆浦公的恩德源远流长，也全面了解到王家的家政，而这些大概都是丰润百姓所不知道的。又听说王士俊任词臣时，丰润人常常集资，代他购买京城的粮米。唉！北方土地深厚、民风淳朴，百姓戴德不忘，竟到了这种地步吗？还是王公深入人心的缘故啊。中丞就是从家中变卖产业来迎接王公的人。我叙述完这些事情，于是为他作赞。赞语说：“王公在家时好像没有做过官，做官时好像没有家庭牵累；他大概就是古代安于本分的君子吧！中丞仿效并发扬先祖的贤德，实在是应该的。” 三节妇传。钱邦芑。敖氏是孝廉敖应征的女儿。十六岁时，嫁给孝廉邹先鲁。邹先鲁子嗣艰难，任祁阳县令时，又娶广陵杨氏和同县李氏为妾。邹先鲁因考核调任，送家眷回乡，自己赴京补选。船行到铜仁时，被苗人劫掠，溺水而死。敖氏和两位妾年纪都还年轻，没有子女。听到死讯的当天，便同两位妾一起长斋礼佛，同心守节，终年坐卧在一间屋里，即使至亲也很少能见到她们。当时滇、黔一带接连遭受盗寇战乱。丁亥年秋，军队突然来到，四处抢掠。敖氏听说后，和两位妾商定，发誓一定以死守节，便撕开白绢，三位妇人各自怀藏一片。乱兵知道她们不容易夺取，只抢走财物便离开，最终没有侵犯她们。然而三位妇人的生活更加贫困，僮仆逃亡殆尽，只好纺纱织布维持生活，雇邻妇替她们砍柴挑水。戊子、己丑年间，一斗米要卖几千钱，甚至出现人吃人的惨事。三位妇人到了吃糠秕的地步，苦难更加深重，但节操却更加坚定。郡中没有人敢用非礼的话冒犯她们。后来平茶土官仰慕杨氏的美色，借口邹先鲁曾欠他债未还，想聘娶杨氏。杨氏号哭了三天三夜，一口水也不肯喝，这件事才暂时搁下。此后送媒人来的人屡次不断，杨氏两次上吊，都被人救下。有个冒充参军的人以威势逼迫她，甚至把她捆绑起来，杨氏服药自杀，过了一天又苏醒，从此毁坏容貌，决意自绝。加上敖氏性情严厉正直，别人不敢轻易冒犯她；远近之人都推重她们的义行，于是再没有人敢打她们的主意。然而杨氏每天哀痛求死，辗转反侧，身体因忧苦而日渐消瘦，且不久便病逝。敖氏、李氏为她办理殡殓，悲哀尽情；下葬以后，又关门自守。到了乙未年九月，敖氏因病去世；李氏号哭过度，悲伤毁损身体，遂得病卧床不起，不久也相继去世。想起唐人所说的事情，令人多次落泪。钱邦芑说：苦守节操的妇人并不常有，一时之间竟得到三人，而且集中在一家，真是奇异。总而言之，三位妇人身处这种境地，有三件极其困难的事：没有子女，是第一件；贫困艰苦，是第二件；遭遇战乱，又遇到强暴，是第三件。唉，士人处于困穷时才显出节义；如果不是历经百般挫折来成就它，三位妇人的节烈又怎么能彰显呢？有人说：敖氏出生于礼义之家，她有贞操是应该的。杨氏地位低微而志节尤其苦烈，应当另行作传。至于两位妾的刚烈，如果不是敖氏倡导率领，也不能成就，所以把她们记述下来，留待后世评论。王节妇刘氏传。陈龙岩。节妇是平越人，姓刘，十八岁时嫁给郡庠生王家柱。她恪守妇道，勤于纺织，辅佐王家柱读书，使他的学业更加进步；每次应试都名列前茅，三次进入锁闱应试，却都未能中选，最终抱着未竟的志愿去世。她有三个儿子：长子祚久，次子祚凝，次子祚蕃；有一个女儿，都还年幼，其中祚蕃当时还在襁褓中。刘氏二十七岁时，昼夜哀号，眼泪流尽又流血，数日不肯喝一口水。她发誓要以死追随公婆。有人安慰她说：“以身殉夫，是义；只是难道不想想这两个三个弱小的孤儿吗？没有父亲叫孤儿，没有母亲他们靠谁？如果一定要这样做，就是让我既防备失去儿子，又劳累于孙辈，还拿什么去安慰你死去的丈夫呢？”刘氏于是拿刀割断自己的头发，说：“我如果有一丝不为王家尽节之心，就像这头发一样。”家里本来贫困，她便脱下簪钗耳饰供办丧葬，又纺织养活公婆。公婆有病时，她废寝忘食，侍奉汤药，捶地呼天，请求让自己代替他们受苦。公婆因她的孝行，便忘却了儿子去世的悲痛，后来都活到百岁。明崇祯初年，有关部门将此事上报，建牌坊表彰她。此后三个儿子到外傅那里读书，刘氏亲自督课，直到深夜才停止。苗乱时，夜间行劫的人来到她家，把女儿抓走。刘氏径直上前把女儿夺回。苗人一向听说节妇的名声，不敢加害她。不久，贼军侵犯平越，祚蕃又被掠走。刘氏想尽办法筹集金钱把他赎回，因此家产荡尽，亲人离散，年年不得安宁，但她仍竭力谋求学费，使三个儿子都能完成学业。祚凝次子获得廪生待遇。过了很久，祚久、祚凝都应明经科选拔；祚久任官于蜀、楚两地，所到之处都有声望。祚凝去世时，留下一个刚满半岁的女儿，他的妻子改嫁了。刘氏抚养孙女，用羹汤代替乳汁，使她没有夭折。这个孙女后来嫁给郡庠生傅延年，夫妻相继去世，留下一个一岁的孤儿。刘氏把孩子抱回来抚养，直到长大成人，使傅氏一脉赖以不绝。康熙癸卯年，祚蕃考中乡试，刘氏脸上才露出喜色。不久她又流泪说：“你父亲早晚苦读，希望有一天能考中，却始终不能如愿。你能够完成父亲的志愿，来安慰我这个未亡人，只可惜你的父亲没有来得及看见。”刘氏一向喜欢施舍帮助，邻里中贫困得无法生活的人，无论亲疏，都根据自己的力量救济他们，即使自己穿破衣、吃粗粮也毫不吝惜。七十多岁时去世。我当初到黔地，路过平越，在一座荒寺中休息，有位老人把节妇的事讲得很详细，我便在心中记下了。丙午年，祚蕃任思州学官，与我相交；一天，他拿着节妇的事状在我面前哭泣，请我为她作传。我打开事状，与从前那位老人所说的相比，丝毫没有差错。因此我想到，妇女深藏不露的德行和幽香，只要得到其中一端，就足以流传后世。像断机、剪发、和丸、封鲊这些事迹，往往都脍炙人口。像王母这样的人，确实可以作传。有人说，母亲的德行、妇道、母仪都足以使后世显扬，而这里为什么唯独以节妇的名义流传呢？回答说：这是遵从母亲的志愿。

译梅节妇李氏传。卫既齐。我任贵州巡抚时，在办理军务、农务和学校事务的空闲，命令各郡县举荐忠孝节义、有关风化的人，分别加以奖励劝勉。安顺知府拿郡志请求载入梅节妇李氏的事迹，后来她的儿子建哭着请求我作传。我考察她的节操事迹，确实可信而有证据，于是为她作传。节妇姓李，是安顺人，性情端庄，熟悉礼法。后来嫁给同郡己卯科副贡梅运昌。梅运昌任四川江津县令，迎接李氏并带着幼子赴任，正遇流寇作乱，入蜀道路阻塞，不能到达。李氏来到平越，依靠舅父居住，接着听说丈夫已死，守城悲痛得几乎昏绝，当时年仅二十五岁。因为梅建还在襁褓中，为了延续梅氏宗祧，她只好忍死抚养孤儿。丁亥年流寇窜入黔地，李氏背着孤儿，和一个年老婢女一起，白天躲藏、夜间赶路，来到贵阳；贵阳城又失守，便逃到威清竹亭寨。当时贼党搜捕妇女，连深山密林也不放过。李氏剪断头发，毁坏容貌，怀藏利刃以防不测，潜伏山中七十多天，最终凭借智慧保全了自己。等到战乱平定，家产已被贼军毁坏，又连续几年歉收，李氏靠十指辛劳勉强维持家中生活。闺门之内严肃得如冰霜，即使家中仆役也很少见到她的面容。有人不理解她的志向，李氏便抚摸着梅建哭道：“未亡人不能跟随丈夫到地下，只是想凭这个年幼的孤儿延续梅氏一脉罢了。如果有人违背这个志愿，鬼神必定降罚。”从此她更加勉励自己守贞，延请老师教导儿子，凡是保护他、督促他学习的事情，无不做到。梅建长大后补为弟子员。康熙十一年壬子，李氏五十三岁，郡中士人共同上报她的事迹，巡抚等官员三次下令表彰她家。庚申年她六十一岁时去世。壬戌年补行辛酉科乡试，梅建考中乡试。赞语说：先父亲在黔中主持学政时，所培养的博士弟子大多是有世代德行而家境寒微的人，梅建就是其中之一。如今读郡志，看到它记载他母亲的事迹：她遭逢战乱迁徙，把襁褓中的孩子背在身上，跋涉于万山之中，白天躲避贼寇，夜间混杂在虎狼出没之地赶路；又毁坏容貌、携带刀刃，时时刻刻都接近死亡，最终能够保全自己和孤儿。如果不是苦守节操的赤诚感动鬼神，暗中相助，怎么能做到这样？我看古代节妇的后代，没有不昌盛的。如今梅建考中孝廉，他的显扬正远未到尽头；这实在是先母亲为他开创了道路。我为节妇悲悯而作传，并且禁不住为她留下更多悲伤。节妇余氏传。张大受。自古以来，忠臣孝子竭尽力量、献身国家，能够使死者复生，使生者无愧。至于妇人，从一而终，至死不改，像《柏舟》所说的誓言，可以说是极难做到的事。至于妾媵，侍奉自己的丈夫，不幸丈夫早早去世，便独自守在一室之中；她们同心协力的善行、三迁教子的贤德，以及男女有别、母子有恩的道理，都值得称道。我从朱重智那里，感叹他家家风端正，而他的母亲余氏苦守节操，更非寻常。我奉命选拔各学校的生员入贡太学，在贵定得到重智。拜见时，他流泪说：“我的父亲复昌，任普安州学正时去世。嫡母刘氏和我母亲共同守寡居住，彼此上慈下敬。庶母晏氏，是余氏嫡母所生的；她生重仁、重义，晏氏生重礼，余氏亲生重智。余氏刚二十岁就守寡，到去世时四十九岁。重智出生后便没有父亲，痛惜母亲的辛劳，恨自己没有办法报答，只常常想到国家采集民情、表彰善行的制度。” 诏书所要咨询访察的对象，不遗漏荒僻偏远之地和编入户籍的贫苦百姓，先生奉命…… 先生奉诏担任使臣，有所听闻必定上报；况且您长期在史馆任职，确实主管记述，请写一篇文章为我的母亲作传。”我听了他的话，感到悲痛。一个女子作为别人的妾，早早守寡，跟随嫡妻守义，生下儿子，教他诵读；经历霜雪、饥寒等各种苦难。她像《小星》所说的妾一样安于自己的命运，竟能发誓至死不改。上天如果能够鉴察她，也许会帮助她的儿子长大成人，使他的德行得以不朽地显扬。朝廷表彰列女，余氏尤其值得称许。天下人家的教化，如果都像她家这样，一门三位妇人没有嫉妒，没有奢侈淫逸，家风端正而教化推行，社会风气就会改变。又考察《黔志》中记载的重义事迹：他的庶母抚养幼弟，节使表彰她的孝友。重智亲身践行这些道理，忠厚诚实，善于继承兄长的德行，余氏的福泽将无穷无尽。连同这些，一并书写在这里。《贵州通志》第三十八卷。《史部，地理类，都會郡县之属，贵州通志》。钦定《四库全书》。《贵州通志》第三十九卷。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