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通志卷三十九

译序。明。《贵州通志》旧序。杨慎。贵州作为一个地方，在古代属于荒远的服属地区，到了圣明王朝才开始设置官府、兴办学校，把如鱼鳞般杂居的族类教化为穿衣戴帽的百姓，把丛生的芜乱削平而设置郡县，把寨落铲治而设卫防守。经过一百七十多年，渐渐趋向于接受华夏风俗。嘉靖年间，又特别开设科举、增加名额，士人争相磨炼自己，以坚定并助成文教，辅佐皇帝的政教事业，其中人才更多了。旧有地方志，十分简略。癸丑年商议增修志书，督学谢东山公实际主持编修，广泛征引经史，旁采诸子百家和文集，又访问故老，咨询儒生，内容周密而没有遗漏，精细简练而没有糟粕。谢公嘱咐我作序，我衰弱浅陋，哪里能够胜任？闲暇时曾读常璩《华阳国志》，从西汉初年至晋代四百年间，可记载的士民有四百人，也可以说很多了。向上追溯汉初到三代一千多年，史书所记的人却没有几个，忠魂义魄和尘埃草莽一同埋没在丘原之中，难道不是太可惜了吗？诸位今天的盛举，是接续绝传、表彰幽隐，以夏礼辅翼华夏，恢复三代礼乐的开端。我的确常常感慨当今的议论，把边远地区看作遥远之地，不予重视，而到那里做官的人也自己轻视厌弃。唉，边地难道可以轻视吗？” 衣服的末端叫作“边”，器物的余剩部分叫作“边”；器物破损一定从余边开始，衣服破损一定从衣边开始。所谓边远地区，和这有什么不同呢？边地难道可以轻视吗？这也是诸位应当尽心思考职守、恭敬地办理事务的地方，以符合皇帝对天下的眷顾，并开启百代人的瞻仰。这部志书，寄寓着《禹贡》义理的推衍，也承接了《周礼·职方》的流别。修建七星桥序。杨慎。且兰的古老疆域，就是今天贵筑所属的藩地；分割川云的剽悍之地，处在参、井星宿分野的余部，测度粤地而占据西路，实在贯通南方中部。关口名叫七星，是诸葛亮祃牙之地；卫所名叫毕节，是关索接受授钺的区域。这里虽然有穿卉服的杂居族群，却是朝拜京师的首要道路。溪流狂暴，山谷险狠，像马鞍一样的山势绵延千里；石阶高危，悬岩陡峭，城防险要如虎牢而且超过数倍。两座高山夹着河岸，河中有水；水深千寻，涉渡却没有舟船。夏季洪水、秋季淫雨，使洪涛冲击到树梢；浮土成丘、陆地沉陷，阻断行旅于荒僻道路。谁能像叱石成桥那样感动神灵？鼋鼍负桥，只能空望乌鹊搭桥；只知道行路艰难，却没有见到勇于担当的人。道士黄一中和他的弟子周阳泰来到这里，感叹说：“高下必定依凭丘陵和泽地，潮汐总是仿效日月运行。这两座岩石之间有天然的石岸，又有千株高大的树木和丰富的地产名材；只要人心坚定，便可以希望得到神力相助。我们应当立下铁杵磨成针的志向，祈求折梅寄远、神灵赐福之灵验，割除杂草，砍伐林木，聚集工匠，凿削山崖，以此磨炼微小的愿望，砥砺众人的力量。”高尚的义举感动了万商聚集的财源，胜缘汇集了三省的财力。于是从荒草丛中走出，建成壮观的桥梁；铲平险阻小径，铺设车舆通行的桥面。桥阶如雁齿排列在旁，水沫飞溅成流；不用担心鱼鳞般的瓦片被水沾湿，也不用忧虑山风阴雨，即使处在半空、距地千尺，也可无虞。〔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章〕 桥梁像星宿横跨，桥柱如斗，支撑着云汉横陈；雪白的浪花、银色的涛水，拖曳着玉虹般的桥身弯曲环抱。骑马的人不用负载运输，百姓过桥不用提起衣裳；即使阳侯掀起惊涛，也容易变成平坦的道路，即使冯夷侵扰居处，行走其上也如履康庄大道。看看那桥，中间的沙洲像黄河中的河洲；修桥者手持南征的符节，和从前孙原渡黑水时乘坐博望侯张骞的木筏相比，哪里会有一个小小的道士仅凭十指之力，以微薄力量补助君子的平政、遵循王道的美好德行呢？很快便安定了平坦道路，防止烦扰的法令，欢歌美谈，近处传遍罗鬼人的口碑，暗中行善留下声名，远方也符合桃源之人的心印。将要使这惠及百姓的功绩长久流传，怎能不佩服这篇文辞郁郁的文章？于是刻在坚贞的美石上，并非过分铺饰；姑且让观看的人知晓，愿他们永远传承下去。思南府志序。田秋。所谓志，就是记载；是一个郡的史书。它用来称述地方物产、考察区域形势，用来编写风俗歌谣、辨识民风厚薄，用来长久保存可供鉴戒和观览的文献。我国古代凡有邦国，没有能够废弃这种做法的。思南难道能有所缺失吗？黔地荒远，遗留下来的旧习如此，只有搜罗记载的责任，我自从考中科举以来，私下里就有这个志向，却一直没有来得及完成。嘉靖甲午年，郡学博钟子玉节也曾经编写过，但事情没有完成。第二年冬天，洪公承藩由南枢辅佐出任本郡太守，遵循古制振兴文教，继续完成这项事业。在广泛施政的空闲，他把钟子的稿本交给我校订；经过两个月，终于告成。洪公于是屈尊来到西麓草堂，向我作揖说：“这件事是思南有史以来的一次创举，成就功业深远，您难道可以不作一篇文章吗？”西麓先生说：“唉，方册一旦刊布便可长久流传，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不过，我也私下听说过这些道理。天下太平，文物制度就兴盛；统治权势统一，图志就明晰。这种典章制度关系到时代运数，而且其中也有治理国家的道理。从前先王治理天下，制定典章法式来观察民情，依据风俗的宜忌来设立教化，所以陈列诗歌、接受贡赋，用来考察民情趋向；辨别五方土地，用来施行教化；把这些写入典籍，用来长久保存风俗。” 九丘的典籍已经遥远不可考，《周礼·职方》的典制由孔子加以述明，大体都是为治理百姓而设的。如果这种意义湮没了，那么即使记载功劳很大，又有什么用呢？只注重观览详备和末节文辞，又有什么用处？这部记录固然不算完善，也许还不能完全避免这种弊病。过去李吉甫编写《元和郡国志》，说掌握这部书便可以善于治理；对于这部记录，我本来没有什么可说的，但私下仍有所期待。博览多闻的士人，希望能够为我校正它。黎平府旧志序。袁表。黎平成为郡府已经一百六十年了，地属黔地而卫属于楚地，却没有人记述其掌故。此前这里属于要服之地，难道不是因为缺少文献可考吗？我深入考察后，发现留守广文让有《地里考》，张守恺有《志夷杂咏》，冯司理天秩有《黎平五开记》。然而《地里考》只记载正统以前的事，冯司理的书出于民间，所记事情不够雅正，《志夷》用韵语作风俗讽刺，这些都各有缺漏。至于疆域图幅有考证，乡井里社有名称，历任官员有表格，这些内容也都有可取之处。于是开始编写《黎乘乘》这部记载之书，编纂原则首先在于类比汇集事实，文辞工巧或粗鄙则不予计较。舜帝到达有苗之地，殷代制服鬼方，这些都是上古遗迹，稀疏遥远、幽深茫昧。到了唐宋，开拓疆域；本朝统一天下，黎平隶属于职方，于是作《舆地志》第一，共五篇。后来修筑边地城池，于是建立官署、设置屏障，任命官员，使这里逐渐仿效中原，作《建置志》第二。既设置守官，又授予教师；教师统领牧养，文儒谆谆教诲，酋长则被羁縻约束；招来携带远方归附者，施行安抚远人的政策，清廉官吏也有其人，于是作《官师志》第三。这里处在边远荒僻之地，没有军队便不能强盛；设置戍守、排列屯兵，整顿军旅，士气旺盛，于是作《兵戎志》第四。

译这里的赋税有上下等级，和荆地相比并不低下；对被羁縻的地区征取赋税，五户或十户合出一份，于是作《征输志》以说明朝廷的恩惠，列为第五。这里是鬼方之地，风俗崇尚淫祀；革除不合经义的祭祀，使之合于国家法纪，于是作《秩祀志》以彰明典制，列为第六。美好的士人品行以及妇女的德行，也有贤者寄寓其中；往昔事迹即使悠远难考，也作《文献志》以彰显典范，列为第七。蛮夷虽然愚昧，武卫制度却不能废革；销熔兵器、铸造礼器，历代都有筹划，于是作《边圉志》以阐明征伐，列为第八。记述这些旧事，附加议论著述，共九卷三十三篇。于是命府中属吏接受并收藏，以备观览，等待后来有才者续作。丁酉志序。江东。贵州志自中丞刘公、侍御宿公增修以来，至今已有四十多年，始终没有人执掌简册继续编修，志事也已经荒疏了。我对此正感慨不已，想同直指应公商议，又会同乡先生给谏陈君请示；应公立即命有关部门清扫道路，先行开设集雅馆，重新邀请从前所称的一两个执简者来校勘，每天催促他们乘车前往。事情完成后，姑且写下这篇不丰厚的文章，以记载岁月。如今天下大一统，用以表示没有内外之分；即使鬼方荒远之地，也已经进步到可以和中国及各省并肩而立、承受宣扬德化。圣明天子特意在黔地增加乡试名额、开设科举，所谓用冠裳替代鳞介、用俎豆整饬战阵，其意图大概正在于此。因此，天文要辨析分野，地理要穷究舆图，士人习尚和百姓风俗要兼采夷夏，田赋、兵车也要随着时代增减，这本来就是革新的一项关键。考察贵州旧志，从诸葛武侯到王文成公，上下千余年间，英声美绩传播四方，大都可以看到。嘉靖、隆庆以来，历代都不乏人才：有的如铁石般刚强，在抵御外侮时显耀奇功；有的以瑶华般的文采在朝廷施展才华；也有拒绝受金、甘于清淡生活，媲美关西清廉宿德之士的；还有德高望重的儒者讲明洙泗之学。这些人的事迹向前考察有光彩，留给后世又值得效法，清清楚楚存在于人们的见闻中。如果不趁着岁月尚近加以记录，事情就会随时代湮没，人也会随世代逝去，典范便会遥远模糊、若有若无。即使豪杰再次兴起，又从哪里谈得上追慕古人呢？如今有声望极高的名贤执笔登坛，又得到督学沈君共同校订润色；凡例有纲有条，分合各得其宜，文章不伤害质实，华美而合体，贵州的衣冠礼乐因此得以彰明流传。思南旧志序。田汝成。思南原来是宣慰司治所，永乐年间撤销宣慰司，设置府，和内地郡府相同。经过一百多年，渐渐受到文教熏陶，风俗显著改变。而西麓田先生凭借间世罕有的才华，精心砥砺自己的德行，成为后辈的领袖。于是缙绅士人文雅有礼，在全省名列前茅。思南府过去没有志书，田先生感慨而开始著述，郡守洪君请人刊刻。志书完成后，我因巡视各地来到府中，读了田先生所作的志书，知道其中有深切忧国的思想，并不只是为了描绘山川、充实图籍。思南是天下偏僻的郡，山谷狭窄险阻，狫犵之人潜伏其中。从前开拓疆土后实行羁縻统治，所以法制还不完备。境内多有肥沃的缦土，适合耕种；四方流亡、游荡无赖、逃避罪责的人都藏匿于此，成为逃亡者的聚集之地。田先生担心他们不成为本地土著而共同聚居，因此百姓容易发生动乱。东面靠近酉阳，西面连接真播，二三个酋长没有严格的黜陟制度，豪强任意妄为，残害百姓，使他们反目呼天，像喜鹊喧噪、群蜂骤起，越过我方疆界；无辜百姓像池鱼一样屡屡遭受牵连，而这些祸患都来自异省所辖的地区。因此督促考核的法令难以实行。一个法令尚不完备的地方，夹杂着容易动乱的百姓，又逼近豪强任意妄为的邻境，而郡守县令不能控制，等到兴兵讨伐，最后又出现盗窃变乱，究竟还能作什么打算呢？从前治理思南的人，本来就很困难。田先生当时向朝廷建议，请设置按察佐使一员，在此地掌管军务，并兼管各司，以防备意外。朝廷议论认为这个建议正确，最终依照他的请求实行。如今法制逐渐周备，奸邪盗贼也稍稍收敛，这就是田先生对于父母之邦的功劳。编写志书，应该把这件事列在首位。其他所称述的事情，当然只是末节罢了。先王治理天下，对外患加以考虑，对内政勤勉，所以政令能够均平。任用人才时，敬重近处的人而体恤远方的人，所以士人受到勉励。如今做官的人留恋朝廷，鄙视内地以外的边远地区，一看到任命文书，便精神沮丧，默默地去任职，只顾一己私利，希望早晚脱身离去便算幸运，哪里还有空闲顾及百姓？让做官的人怀有沮丧鄙弃的心情，实在不是用来抵御安抚四方、解除君主环顾四境忧虑的方法。因此说：挑选百姓来任使的，不是好官吏；挑选官职来做官的，不是忠臣。如果把使自己安定作为心愿，又何必计较路途远近？况且思南虽然遥远，难道那里百姓就不是先王的后裔吗？他们拿出丝帛和粮食供给徭役，对奉养上级十分恭敬；困于盗贼骚扰，不能彼此聚集保护，却又十分殷切地希望上级治理好他们。这样看来，思南百姓本来没有辜负郡县长吏；那么做郡县长吏的人，难道忍心因为它是边远之地就鄙弃这些百姓吗？” 这些就是田先生深藏的本意，只是还没有在文章中发抒出来。因此我特意把它论述并写在序文开头，使后来的读者得到治理政事的资鉴。如果说编写志书只是为了打开图籍、考察山川景观而已，那么确实就是这部志书的末等意义了。贺中丞沙城阮公抚定水西序。孙应鳌。大中丞沙城阮公抚循贵州的第二年，处置了水西土酋安氏，使其震服西南，天下安定。阮公把奏疏上报朝廷，相关部司记录他的功劳并奏闻皇帝，天子大喜，降下温和的诏书褒奖，特别赐给兼金和纯色币帛，赏赐十分丰厚。诏报传到后，藩司、臬司诸位大夫以及都防诸将军，都想宣扬功德、记载功绩，便共同告诉清平人孙应鳌，请他撰文庆贺。藩司大夫说：安氏世代享有罗施的俸禄，到了安国亨时残害安信，和智氏结怨，确实有罪。往年我军越过边界、失误行动，安国亨乘机陈兵防守，罪行更加明显。自从阮公来到此地，察知事机，才略足以游刃有余，见识能够揭示隐伏的祸患，剖析祸福，并允许他们洗刷罪过。约束法令一经颁布，众人都遵守要约。如今圣明天子像上天一样覆盖天下，所有人都是臣民，四夷归附边塞，父子相继请求进贡；粤地酋长献纳土地，祖孙一同被杀，哪里会有这种丑事？阮公独自怜悯无辜者众多，广施好生之德，慎防玉石俱焚的惨祸，从容谈笑之间，使一方百姓安睡在枕席之上，不急于追逐近世名声，也不争竞勇武功劳，这些确实都是阮公的作为。从前毕公治理东郊，兼有保卫安定之道；召穆公平定淮夷，任命专人首先宣布政令。从今以后，我们恭敬地奉行职事，百姓和睦安宁，可以说保全了百姓而奸恶不作，可以说整顿政事施行周遍，可以说巡视治理昌明端正，可以说宣扬教化；这些全都是阮公的力量。

译臬司大夫说：高皇帝创立三尺法，用来衡量天下，划一后世，谁敢违背节义？安国亨有罪，并不牵连他的继承人；阮公剥夺他的爵位，却仍让他的儿子安智恢复报仇的机会，体恤其中的情由，优待他的后代，划定疆界，使他们拥有安宁的居处。对于酿成祸患的奸党首领，逮捕诛杀；胁从者流放迁徙，剪除他们的羽翼，清除其心腹。安国亨自称拜将称王，围困城池，毒杀祖父，这些事情没有凭据，也没有文书核实，阮公没有罗织罪名审问定案，却仍然加重处罚，罚款输送官府，抄空他的牲畜财货，杜绝两家的仇怨余孽；设置戍守，纠正邪恶萌芽。阮公果断而坚定地制止变乱，细微之处也没有差错，遵守朝廷纲纪如同身在天上；好比从中央树立表率，向外统摄四方，纲纪网络交织而不牵扯摇动，这就是古人所称的文武大臣作为法则，阮公确实做到了。都防诸将军说：阮公刚到任时，筹划军务，考察山川，派出间谍，探察要害，储备草料粮食，选拔士卒马匹；又迅速罢免过去那些败坏军务的旧将，请改用东南名将刘君总管军旅，搜罗各部军队，使各类材官都能献报名单；设置防线，声势足以抗拒雷霆，义声名望如日月般昭著。安国亨听说后大为恐惧，于是到辕门叩头，倾吐暴乱的真实情状，因而免于灭亡。我奉君上的命令，违背常规前来征讨。若只是展开武备、遵循经制而舍弃其他办法，那么我们这些人不过听候指使，事务尚且应接不暇，哪里能对宏大的谋划补益万一呢？于是鳌再次拜谢，又对各位大僚说：“听藩司大夫的话，可以看出您善于施恩；听按察司大夫的话，可以看出您精于用法；听各位将军的话，可以看出您熟悉用兵。鳌受命镇守一方，成为您的百姓，不能看见全局，只因生长在此地，平日熟悉听闻过去任寀等人办事的得失，又参考乡邻治理政务是否合宜，私下只能看出其中一二细节。贵阳一带各寨分布如棋、罗列如星，没有一个不是夷族酋长。假如他们冒犯国法，不遵行王命，叛乱、侮慢并破坏常法，若以威势制胜有利，便会争强夺权，因骨肉私怨而彼此攻伐；但有时只需顺应时势加以辑和安抚，不值得劳烦国家动用武力，这时以德安抚最有利。德先于威，便不会争斗；德行施于威势之中，才是善于使用威势。邓襄敏过去攻打都匀，邹庄简过去攻破炉山，就是这样。威先于德，便是不仁；威势施于德政之中，才是善于施德。您如今安抚水西，就是这样。邓、邹二人所处的地方，都是势力较弱的夷地，又恰逢时势易于处理；您如今面对的时势艰难，声名虽与邓、邹相当，辛劳和实际功业却超过他们。况且凭威力取胜，事情显著而容易看见；以德安抚，功效深厚却没有明显踪迹。因此您的功劳与邓、邹相比，更加广大深厚，无法估量。” 把后来的事情作为前人的借鉴，像我们三位公这样的人，都可以留下有价值的言论，后世永远享有美誉而不衰了。”各位大僚听了这番话，大概会说：“听治理下属士民的人说话，可以看出您善于审察时势，精于因地制宜吧！”然而这些话最终也没有超出各位大僚彼此交谈的内容。《丁酉志》序　邹元标。我邹元标扛着兵器来到黔筑，等待治罪已有六年。癸未年春天，奉诏获赐环召还，承蒙特别恩典，得以在都察院任职。各位为边疆忧虑的人来询问黔筑的事情，说：“各土司世代承受国家恩惠，为什么还有许多不服教化的？”我说：“天威照临，谁不想守住祖业，传给子孙后代？偶尔有不安定的情况，是游民拍手起哄、从中挑动，并非土司本心如此。”即使势力最强大的土司，土地、人口、钱粮、武器和军队，也比不上中原的一个下县；何况他们所倚仗的亲信部属各怀心思，人人都想自相尊贵，又四面受敌，实在没有什么可怕的。不过当地土地贫瘠，物产又少；有田的人赋税常常增加，转眼便因无力承担而破产；州县长官和各级小吏的仕途情形都很萧条，其中小吏最为困苦，士人和百姓、上层和下层都受到困扰。又因军籍不断耗损，屯田荒废，所谓站军的士卒疲于迎送军队和卫所，更加困苦。拿强藩来比较，就像富室中各个儿子都享有富足生活，唯独一个儿子贫穷；而且这个贫穷儿子还要与富家兄弟分担宾客往来、祭祀宴饮的费用，衣襟难以掩体、手肘露出在外，他的苦处可想而知。听说前代正直大臣曾建议把湖北、川东全部纳入版图，这样楚、蜀便不显得狭小，而黔筑也可因此扩展壮大。这个建议不能说不宏伟，只是犬牙交错、相互牵制的办法受阻而不能施行，实在难说啊。” 听到这些话的人都连声称是。我的同年、巡抚中丞念所江公奉命镇守安抚此地，我从前与他交游，告诉他接受任事后，应当像斧头砍削一样果断，处理事务洞明无碍。听说这些，我已经很高兴了。又听说公捐出俸禄，创办了若干救荒田；还郑重邀请我的门人、给事中陈见羲，以及乡绅、按察副使许吉庵，大力修纂《通志》。这两件事，都是朱熹所到之处奉行的法令，公却毅然在尊贵之人中推行，能够有这样一位公，实在幸运。不久，公派使者送信，托我作序。我打开书稿，看到共有十二幅图，附有十八篇目录：一是星野，二是沿革，三是形胜，四是民政，五是军政，六是学政，七是城郭，八是公署，九是秩官，十是名宦，十一是经略，十二是艺文。内容有丰有约、有同有异，但都详尽准确；草创、润色、裁定、校正、编排次序，也都各得其人，真是贵州的典章制度啊。中丞公心里大概想：“普通人用百金辛苦置办家业，也必定编纂家乘留给后人。我怎么能让官府的记载反而不如家乘？”所以竭尽劳力，为贵筑世世代代筹划。读到这部书的人，看见兵甲强弱，就会想到振作军备；熟悉土民苗民的驯服与顽抗，就会想到驾驭和防备；考察钱粮多寡，就会想到增加财力；查考盗贼出没，就会想到安靖地方；观察士习和民风的淳厚或浇薄，就会想到整顿。这就是治理贵州的大要。这就是公对这部志书拳拳不忘的心意。即使如此，医书也记载，阴阳虚实要因人而异，关键在于医者自己领悟，不能只凭耳闻。若执守一个方剂来应付众多病症，病症越多、方剂越单一，便越不能胜任病情，医生必定失败。我久居并食用此地的粮食，长期以来，上下之间常有不合，大体不出两种情况：鄙视轻慢的人苟且简略、敷衍塞责；喜欢生事的人轻率行动、骤然发作；这样一来，事情更加无法支撑。若有人能熟悉当地习俗的宜忌，衡量事物的情势，文武手段交替使用，德政与威势都合乎时宜，就像名医运用针灸、人参、黄芪等药，随即施治便立见成效；但这样的人历代也没有几个，记载在《名宦》中即可看见。我朝列圣确立治道，统一天下而修志，正合《周礼》大司徒掌管史事的意思；各省编修志书，也合于小史所掌管的意思。然而政事的兴废、举措的成败，关键在人是否存在，并不能完全依靠方册。过去我办理站军抚恤之事，曾议论陈情于上，获得批准，防臣又防，大司马于是下令给贵州当事官员；但他们以力量不足为辞，因此没有找到合适的人。即使是君父的命令，最终也搁置不行。何况这部记载四境、使地方安定如覆盂的志书，关键不也在于能否得到合适的人吗？关键不也在于能否得到合适的人吗！我谨以先后粗浅的见解，熟读并列举各篇开端，使有志于此的君子有所借鉴。”

译《龙山志》序。邹元标。我小时候曾有一部《鹤楼先生集》流传到文江，便从旁偷看；读到《龙山道院记》时，恍惚如同游历员峤、方壶二仙山，遗憾不能早晚前往，脚还没有询问山中道路曲折，心却已经津津然置身于平州六洞之中了。丁丑年，我因获罪谴责来到此地，地方长老回忆往事，拿着酒杯为我接风说：“这里不正是您小时候欣羡却未能前往的地方吗？现在去看，遗迹本来还在；龙山层峦万叠，将要给您以沐浴般的享受。过去夺去您的东西很少，如今给予您的却很广，您应当自己宽解。”我扛着兵器到这里时，创伤很重，卧病在床整整一年。己卯年秋天，才得以同泸州知州吴明祥父，以及诸生周孟醇、吴汝见等人登山眺望；远处看见交广、潇湘，近处俯取香炉、金凤等名胜。遗憾《记》中没有完全写出它们的形状，于是与诸位畅谈胸怀，各自谈论心中所得，数日后才归去。从此以后，每逢一杯酒、一首诗，若不是龙山就不共同进行。我担心这种风雅流传逐渐零落，于是把前人和今人的题咏一并汇集为《龙山志》，并附言说：“人的爱好和快乐，各自因对象不同而不同。柳宗元在永州所称的钴鉧潭、愚丘，说它们峭拔、正直、幽深。柳宗元的为人，大体也像这样。” 龙山陡立如墙，高达万仞，像名卿硕辅垂着绅带、端正执笏，观看的人自然肃然起敬。先生忠信、孝友，光明开朗而和乐，这座山受到先生欣赏，实在是理所当然。我缺少那种棱棱然的气节，等到以后停留在这里，难道不几乎要被这座山辱没吗？即便如此，山势巍峨而不可侵犯，是因为它本体静定而且恒常。我不丢弃最初的志向，那么这种巍然静定的品格也就在我自身。古语说：‘高山令人仰望，美德令人遵行。’我虽然不能达到那种境界，内心却私下向往。” 《贵州乙卯乡试录》后序。钟惺。京官出任主考，所到地方的远近、事务的繁简、取士名额的宽窄，大体因官职而有差别；虽然不能说是明文制度，却也不能说不是惯例。就像边地的主管官员，按照官员所出身的等第而有差别；虽然不能说是明文制度，却也不能说不是惯例。近来主管此事的人忧虑边事日益恶化，请求稍微改变这一惯例，事情将要上报而听候裁决。贵州是边地，既然有警报，理应依照这一惯例；但我认为，三天的考试，做帖括文章尚且从容，不如在贵州任官的人要面对千里萧条、兵民骚动，承担弹压和综合治理的职责。贵州文事又比较简略，即使像我这样浅陋昏昧的人，也应该都能前往；而且按官阶次序，本来应当排在诸臣之后。因此我钟惺才与工部主事明钦一起前往主持乙卯年贵州乡试。公文写成后，明钦已经首先说明了这些，我钟惺又有什么可说的呢？我只想说，国家选取士人，士人在乡试中考取后，才得以称为‘孝廉’。‘孝廉’之名始于汉代，汉代取士的科目有茂才异等、明经、孝廉三种，不知三者究竟以什么为重？不过所谓茂才，正是汉武帝诏书中所说的放纵不拘、非同寻常的人才。如今若压低这种称号，把它仅仅作为诸生的称呼；至于明经，则称为在学校领取廪食、每年贡举给礼部的诸生，那么茂才、明经之士又怎会安然处在孝廉之下，不争着候补，也不敢越级呢？” 由此可知，国家用来鼓舞士人、颠倒名次的办法非常巧妙，意义也很深，完全在于采用汉代取士的方法，使各种名称有高下之分，于是本末轻重清楚可见。士人既然得到这个称号，为什么不回过头来思考它的含义呢？《礼记》说：从侍奉父亲的道理出发来侍奉君主。孟子说：不丧失自身操守，才能侍奉父母。侍奉父母的道理叫作孝，而丧失自身操守的罪过，没有比不廉洁更大的。士人如果不孝，怎么能忠？如果不廉，怎么能孝？君上若不替士人筹划，而让士人自己筹划，士人又怎么能完全守廉？士人从今以后，每得到一官半职、一点俸禄，君上都让他们能够把所得奉养父母。君上还没有得到士人以官职俸禄回报，而施加给士人的恩惠却还没有停止。提倡孝道、训导廉洁，凡是用来保全士人品格、培养士人气节的事情，无不在它们尚未显露之前，先从无声无息处替士人筹划，预先为他们准备好，比士人自己保全自己、培养自己还要周到；而士人反而不能自我保全、不能自我修养。孝道本来是用来侍奉君主的，但孝有时会因专意求取君主知遇而衰减；俸禄本来是用来训导廉洁的，但廉洁有时会因聚敛丰厚俸禄而改变。这样，士人就辜负了取士者，取士者也辜负了国家。六经中的平常言语，孝与廉是平常的德行。士人即使有放纵不拘、非同寻常的才华，却能守住经术，并以平常德行贯彻始终，那么他就是豪杰和圣贤；得到这样一个人，便足以侍奉君主。何况当今皇上嘉奖并广泛勉励士人，没有忘记远方，新的取士名额增加到三十七人，而我们又恰好遇上这盛况呢？然而既然得到士人，就一定要求其中有豪杰圣贤；而要选出这样的人，又只凭三天考试中的文章。与主管官员必须在兵民之间弹压、综合治理，并且一定要取得其中要领相比，两者的难易究竟应当怎样呢？诸位士人，愿你们努力，不要使我说错话就可以了。《城书》序。郭子章。《武经总要》有《城守章》，《纪效新书》有《守哨篇》，吕中丞有《城守》，尹朔野有《堡约》，《筹海图编》也载有《城守》一卷，相关论说已经很详尽了。只是事务过于繁琐，器具方面也有重复，披甲戴胄的武士大多不能理解其中内容。我进入福建后，得到福州何太守刻印的《守城事宜》，它总括《武经新书》并稍加注释，使人容易明白，是守城方面的好书。己亥年我进入贵州，边疆形势日益令人惊骇，城垣防守最为紧急，于是增补吕、尹二书中的若干条目，间或写入一点自己的心得，交付刻印。凡是守城的将帅，每人发给一册，命名为《城书》。熟读并详细体会它，或许可以使贵州坚如金城汤池吧？所以说：‘敌人没有脆弱不可胜之处，有准备的便能取胜；国家没有大小之分，善于守卫便能保全。’所谓准备，所谓守卫，没有超出这部书的。召伯营造城池、谢蒍修筑敖城，我私下替各位将领期望他们能够效法。

译《平溪卫志》序。作者姓名失考。平溪的前身，是古代的雄溪。《事文类聚》《山堂考索》等书载：沅州路一带，自秦昭王攻伐楚国、取得楚国蛮夷之地后，设置黔中郡。隋代称峡州，唐代称法州、巫州、溆州。宋代才改称沅州，五溪都隶属其中。雄溪是五溪之一。汉代《史记》记载武陵蛮叛乱，伏波将军佩带征蛮将军印，越过二酉山、渡过五溪，雄溪才开始见于图籍。如今城北尚有遗迹，土地上的人称它为马王，却不知道它原来的名称。这里山岭洞壑高峻险绝，林木茂盛。最初作为蛮王的居地，确实没有疑问。后来屈原在《离骚》中渡湘水南行，沿溆浦进入沅水，歌咏澧兰沅芷；平溪正处在沅水的平缓地带，距离都城又近。直到伏波将军感慨山川间毒害流行，李白把愁心寄托给明月，杜甫惋惜云山共同存在，李皋树立石柱作铭，虽然那时仍是蛮夷王长统治的地方，却已有忠臣、通达之士、才人和文士游历这里、歌咏这里的事情了。历经宋代到元代，都没有留下明确的占据记载。只是卫所治地西南有许多荒地，居民耕种时，偶尔发现丘墓：有的碑上刻着夫人字样，有的墓中衣冠像贵族。难道当时也有文武将吏驻守在这里？正如父老所传，因此曾附属于卢阳县吗？然而铭文籍册没有刻载，文献不足以考知。卢阳就是古代的麻阳，《一统志》说平溪在麻阳境内。明朝兴起后，洪武二十二年，从各地调来万户，在城郭内附设五个千户所，选授流官以参与军政；又登记六郡良家子弟五千六百多人，用来充实防守。这里据守辰州、沅州上游，是通往滇、黔的要道；面山背水，修建了高大雄伟的城防。刀耕火种，仍然沿袭夜郎的旧习。以铜镇作为北部屏障，颇无柴薪断绝之忧；与清镇相连成为西部邻地，实际上借助了辅车相依的力量。防溪向东流入，粮食货物日益繁盛。夷族分布盘踞南方，獠人几乎占了一半。屯田像锦绣交错，分布在思州、铜仁、沅州、麻阳各地；军饷依靠辰州、泸州、溆州、黔地的赋税供给。风俗质朴而未经雕饰，人情兼具华美与厚实。世宗皇帝中兴之后，平溪才开始设学，每两年贡举一名士人。虽然偏僻处在远方角落，但承担关钥防守和礼乐教化的职责，比起雄强之地也相差不多了。《黔记》序。陈尚象。从前孔子想居住到九夷之地，《鲁论》曾记载过他与弟子的问答。到了后来，明代正德年间，王阳明先生被贬谪到龙场，写有《何陋轩记》。如今文墨淋漓，墙壁间仿佛有神物在保护它。唉，我的夫子所说的九夷，难道一定就是罗施一带吗？王文成的这篇记，或许也是为了给那些鄙视我们贵州的人增加见识吧？大中丞郭公在癸卯年抚治贵州时，拿他所著《黔记》给我看，更值得感念。我曾见名山大川都有图经记载，天下开明博达的人，恨不得早晚亲自遇见它们；可是偏远僻壤，难道就没有一丘一壑是大自然特别钟爱造就的吗？即使轻车使者经过，也不肯亲自游览。人情往往重耳闻而轻目见，重近处而轻远方，大体都是如此。贵州虽然是偏僻之地，自我朝建立藩府以来，二百多年间，太祖、太宗两位皇帝所创立的基业，历朝不断的覆育，以及皇上以文化教化百姓、在安乐太平中鼓舞民众，使士人沉浸于诗书之中，如今也已经文质彬彬、兼具文采了。只是游谈之士往往凭自己的成见轻视它。士大夫听到任命文书一下来，便厌恶轻视，不愿前往，这难道只是因为它处于边远地区吗？还是因为文献太少，兴起教化很困难呢？即使过了一千年，人们仍然没有脱离某些人的这种看法。如今有中丞公的《黔记》，贵州的文章和文献便都有了可以考察、借鉴的依据。我是贵州人，哪里敢夸谈贵州的事情？只要看《黔记》中所载，理学文章、忠孝节义，各方面都完备，这是多么兴盛啊！至于名公巨卿治理经营贵州的事迹，迁客硕儒在此讲学阐明道理的事迹，勋业增添天地光辉，道德成为士林楷模，又是多么伟大啊！这样谈论起来，今天的贵州与从前相比，难道还能同日而语吗？天地间的元气，浸润得越久便越精华；国家的政治，熏陶得越深便越光明。只是这种精华和光明，要能够由盖世之才加以发扬；人的分量越重，他所在的地方也会随之更加受重视。贵州大概兼有这些条件，贵山富水，以及龙山、龙场，不久将会在天下和后世闻名。世上开明博达的人，也一定会对贵州神往！从前左思写《三都赋》《两京赋》，一经问世便使洛阳纸贵，成为士林传诵的对象；但有的感慨时事、讽谏朝政，有的折服群言，而且都用了十年时间才写成。与中丞公投戈执笔、刻烛赋诗，完备一代典章、流传千秋信史相比，迟速轻重本来就有天壤之别。《黔记》写成后，应当与贵州一同长存，不仅会使天下人完全改变看法，也足以证明‘何陋’之说和阳明题写名轩的本意，因有公而更加可信。我陈尚象不自量力，谨在篇末附写几句话，记下这些言论，用来保存像粗劣酒器、土制瓦罐一样的一点微末见识罢了。如今天下设立府署、设置官属的地方共有十三处，而贵州最晚。贵州不只是开发设置得最晚，登记在册的人口也不足以抵中原一个大郡，而且汉人与夷人杂居，夷人还多出数倍。因此天下人往往轻视贵州。到贵州任官的人，有的根本不愿前往；到了以后，便想着早晚替换离去，这当然不奇怪。可是生长在贵州的士人，有的也错误地自我鄙薄，取得仕籍以后，往往登记自己的先世和故里，把贵州看得仿佛会玷污自己。我平日常为此叹息。说贵州不足以治理吗？那就等于说越地不能戴儒冠、蜀地不能受到雅正教化。说贵州不足以振兴吗？那就等于说楚国不能产生陈良、戎地不能产生由余。难道真是这样吗？只是地方之所以因人而受尊重，靠的是山川；人之所以使地方受尊重，靠的是文献。贵州自本朝开始才成为衣冠之地，但文献缺少，地方怎么能够得到尊重？我偶尔考察乡里的前辈，并非没有在当世崛起的人，只是很快就湮没无闻。旧日的典籍、府牒，以及各郡的志乘，都散失残缺、磨灭得无法阅读。没有志乘，就无法表彰人物、使其不至湮没，这全是贵州士大夫的过错。我才智浅陋，曾读郡志而有所感慨。自认为学问不通典籍，搜集也不广，恐怕会使山川蒙羞。如今有郭中丞青螺公的《黔记》。

译中丞读遍天下书籍，他记述贵州，简直像直接从武库取出兵器，不必另行铸造。只是中丞自从平定播州以来，一直在军马和军粮之间艰难支撑，应该没有余力；然而他笔墨所到之处，作品常常多得充栋。我从未听说杜元凯平定吴国、裴中立平定淮西时还留下什么论著。况且中丞在中书省声望很高已经很久了，谁能料到他不会很快被调任离去呢？我看《大事记》，贵州的旧事清清楚楚、如在掌握之中，即使贵州人也未必知道。至于读《贤宦传》，看见乡里前辈中的一两个典范，光彩鲜明如同昨日之事，而本人有时竟不知道。又如《宣慰传》中所载昂氏兄弟的诗，文采蔚然、颇有风雅；想不到他们是土官出身，竟有这样的才华，哪里还要论及华族？《黔记》未写成时，这些事就要一并湮没了。由此说来，若不加以表彰，不能说没有文献贡献；若不加以修纂，也不能说没有文章。中丞所作诗文，到处都已刊刻流传，而他挥笔写成史书，则唯独贵州最为显著。中丞难道也是有意为贵州留下文章吗？书成之后洛阳纸贵，天下士人都得以阅览。由此一定会有人乐意来到贵州，继承中丞的事业。若贵州士人已经揭开醯鸡所处的蒙昧之盖，能够在本地发现珍宝而无暇向外寻求，这难道不是《黔记》开启的吗？” 这部志书如今自身已经受到重视，天下人不会再借我陈元晏的名声来评价它。只是我乐于看到桑梓的文献有所归宿，又见到君子对于国家确实有益，因此记下这些事实为它作序。至于文章写得好不好，那只是贵州驴子的本领，不在我的考虑之内。《送少司马蔡公抚黔序》。谭元春。同安蔡敬夫先生，言语行为都像古人，明白而不自欺。他忠孝待人的志向，天下人都信服。我侍奉公很久，唯独认为他能够知惧。当今世上所缺少的，正是知惧。公有什么可怕的呢？我侍奉公很久，看见他学问的本末，浩瀚而深邃。他下笔时，上承孔子，下接周公，俯仰古今，不遗余力地探求深远无边的道理，却说：‘我苦于不能思考，喜欢读书却没有时间读。’他对自己的学问反而一无所窥。唉！我常常看见有志之士略有一二成就，便沾沾自喜、志得气盛，公为什么却如此畏惧？我正因此看出公的知惧。万历乙卯、丙辰年间，公在辰阳。辰阳与贵州的兵粮相互关联，有人想征用民力去对付苗民，公坚持不同意，于是自行解职归去。公离开后，那些高声叫嚣、诋毁他的人也恰好自行兴灭。几年来天下多事，天下人十分思念公，公也挂念天下。晋岳在郧中起用公后，公使百姓长久安定。恰逢贵州夷地不安，原先的开府官深入其中还没有回来，天子于是任命公为少司马，前往安抚贵州。我听说后推测其中的缘故，认为这不是利用公的才能，而是利用公的气节；利用公的气节，也就是利用公的知惧。当公坚持不肯轻易使用民力时，他的气节已经深入人的肝脾。气节隐藏在看不见的地方，却会在无法抵御之处发挥作用。古代君子以知惧来涵养气节，又以气节来涵养智慧。如今世人所谓的气节，只是高声叫嚣、互相诋毁，务求苟且胜过别人罢了。假使高声叫嚣、彼此诋毁就可以苟且胜过别人，那么气节已经泄尽、耗尽了，哪里还能再有气节？气节的作用不能让它再次泄露，必须诚实地蕴藏它，以知惧守护它。内心越诚实积蓄，知惧便越深；知惧一天天加深，气节也一天天通达。一旦不得已而用于世，便不是我想要这样，而是气节自然而然如此。气节就像泉水。泉水刚开始萌发时，像蚊虫将要蠕动，眼睛尚且看不见，何况耳朵能听见？渐渐流成池塘、山涧，形体出现，声音增大；到了水石相击、声响喧闹得听不见人声的程度，洗濯的人到这里，灌溉的人也到这里，但泉水仍然守住最初萌发的本性。哪里还看得见蚊虫将要蠕动的状态呢？公读书深厚，使用人才细密，观察事情透彻，以鬼神般的自我准则要求自己，又以豪杰圣贤的标准期望别人。刚接到前往贵州的命令时，我正好在郧中见到公。公虚心反省自身，遍问那些前往贵州的人所依据的情况，却没有人能够回答。公自己责备说：‘教导别人，却不能从别人那里受到教导，是学问最大的耻辱。’ 气节浮躁而自满，显露出需要别人斟酌指正的地方，却失去了什么，为什么没有人回应呢？我听到这话后欣喜跳跃，越发相信自己所看见的公之知惧了。知惧，是君子用来穷尽天道、善于谋划的东西，也是君子用来穷尽人事的东西。天道与人事在胸中自足，于是国运和人心，都坦然地默默呈现在忠孝待人的实践之中。所以说‘成’，这个字的含义就是天与人共同成就，不必再用言语追问。《大诰》说：‘确实要怜悯鳏寡之人，可悲啊！我奉行上天的使命，上天把大难交给我承担，我不能只顾自我忧虑。君主尚且如此，何况代替君主办事的人呢？’有了鳏寡之人的悲哀，才能与人相通；有了奉行天命的责任，才能与天相通。没有空闲自我忧虑，知惧就不会产生于自我忧虑；自我忧虑又产生于有空闲。心中因此纷乱地追问天、追问人，却苦于无法与之相通。泉水从内部枯竭，是因为气节不足。我一向以这些道理向公请教，谨述出来作为送别之言。尊重自己所听闻的道理，私下把自己附属于高明之人的门下罢了。本朝。《乡饮礼仪》序。卫既齐。我在辛未年十一月来到贵州任职，过了一个月便改换了年岁，这正是《周礼》所说乡大夫接受司徒之法、举行饮酒礼而崇尚德行的时节。贵州脱离战火还没有多久，这项礼典长期缺失，正等待恢复。于是我召集属官，依照…… 我依据国家律令，考察《仪礼》的规定，斟酌《礼记》来制定仪节，命令师儒在阳明书院讲习，反复进行两三次，起初多有扞格；后来逐渐熟练，仪式也有了条理，于是让新贵县令推行。宾、僎、介和众宾各自执掌事务，选择人选极其谨慎。到了举行礼仪这一天，众人严肃恭敬、整齐有序，贵州士人把它看作创举。考察古今礼制各有不同，谈论礼制的学者又人人有不同意见；然而众说纷乱，还是应当以圣人的言论加以裁断。凡是孔子明确说过的，都是万世都应当实行的。礼仪中大的环节有五项：第一是祭，即祭脯醢、祭肺、祭酒，所说的是报答根本、返回本始，以表达敬意。第二是俎，即宾和僎的俎取肩肉，主人的俎取臂肉，介的俎取胳肉，所说的是尊贵骨肉、卑贱骨肉，以表示区别。第三是拜，即拜至、拜洗、拜送、拜受、拜既，礼仪结束后还要拜送，所说的是自处卑下，以互相尊重谦让。第四是在席间，即最后尝肺、啐饮酒、告知肺的滋味，这些都不在席上进行，所说的是举行礼仪而不专为饮食。第五是献酬，即主人向宾献酒，宾回敬主人，主人又自己饮酒来酬答宾客；主人酬敬介，介酬敬众宾，众宾又彼此酬答，直到负责沃洗的人，所说的是恩礼一直推及卑贱者。拿《仪礼》的仪节来印证《礼记》所载孔子观看乡饮礼时说的话，真是达到了极点，不可更改。举行礼仪开始时，按惯例应当宣读律令；礼仪结束时，按惯例应当致谢。[原文残缺]恩。我在宣读律令时斟酌兼读孔子的话，大概是想尊重……

译王朝法章，彰明圣人之道，使百姓懂得尊重、谦让、清洁、敬慎，先礼后财，用来崇尚教化、形成风俗罢了。其中升降、起立、就坐等仪节，比《仪礼》简略了十分之二三；僭越和擅改的罪责，我知道无从推辞，只希望人们容易遵从，不要把它看成繁琐劳苦。过去季氏直到天黑才举行祭祀，白天不够用，便接着点蜡烛；主管人员中强健有力的也都跛倚着疲倦不堪。后来子路与人天刚亮便开始办事，到了早朝时结束，孔子却认为这才懂得礼。谁说礼仪一定要曲折繁重、不近人情呢？这套礼仪既已在省城实行，将要把仪节颁行到各郡县，于是论述它的大概情形，为它作序。《贵州通志》序。曹申吉。今…… 今上登极第十年，我奉…… 简命前来抚治黔阳，偶尔利用闲暇阅读明代巡抚郭青螺先生编纂的《黔记》，感慨地认识到前代政治治乱的原因，也叹息安抚驯服此地并不容易。只是明代末年的典籍，我向遗老询问，其中事情也已经缺失不少。我恭敬地想到，我…… 国家平定西部边疆，年数已经超过一甲子；其中丰功伟绩、深厚仁德和恩泽，不能不记录下来。正想撰写成编，垂示后世典册，不久…… 皇上同意了各部的议案，下令天下纂修图志，于是更加思考用来补塞…… 皇帝的诏令颁示下来，于是我率领贵州各级官吏以及有文章才学的硕士，共同搜集散失、补足残缺，削除浮夸、删去冗杂；既已告诫，又已完备，终于拜手稽首完成了这项事业。听说盛世不专注于经营远方，虞舜朝的干戈仅仅用来表示远方来归，禹贡所说的荒服之地也只到羁縻而已。即使秦始皇、汉武帝这样的雄才大略之主，当时也只是开通五尺宽的道路，尚未设置封疆守备。唐代司马相如两次到夜郎，也不过刚刚修整宾贡关系；西部夷地设置的两个郡，随即又废止。难道是治理的纲纪过于疏阔，还是因为当地穿草衣、持椎杖，早已被称为难治，所以无暇顾及呢？风气日渐开通，疆域逐步扩大，经历唐、宋直到元代，才开始改土官为流官。明代设置专门藩府，逐渐收编为郡县；直到中叶以后，典章制度才逐渐完备。大概安抚远方本来就艰难，自古以来都是如此。本朝兴起，凡上天所覆盖之地，百蛮君长都接受约束。声威已经震动异俗之地，教化也传播到流沙之处。然而水西凭险固守，触犯上天的讨伐；陇氏在郎岱也没有停止作乱。最后摆防扯处一带，乌余残党仍使军队频繁出动；虽然逐步削平，版图文书也重新开辟，但不能说只凭一纸檄文就平定了。这又是近来的事情，可以考察记载。开创它很难，治理它也不容易。我曾任职于秩宗，又任冢宰的副职，在殿中奉事，得以仰见…… 天子嘉奖并赞许革新，对内外一视同仁，怜悯贵州百姓的困苦，责令地方长官丈量田亩，劝勉百姓发展农桑。想到边地贫瘠，特意停止鼓铸；知道荒僻地区不熟悉法度，不能用中原的法律治理，便放宽禁令，用来怀柔远人，并且周详地更改规划。我到贵州已经很久，每天接见残存的百姓，逐渐用教化晓谕他们。圣明时代让百姓休养生息的心意，使老少都相互欢悦，载歌载舞；凡是有关边疆谋划的事情…… 也依次加以指陈。皇上不因这些话愚拙而轻视，往往得到批准，希望蚕丛、鸟道之乡能够登上安乐之席…… 然而贵州偏处西南，遥望国门，仿佛在天上；疆域又四面错杂，依靠滇地、扼守楚地，背靠蜀地、连接粤地，以至于伏莽藏在深山，每年都烦劳文书询问。那么长远忧虑、反复顾念，所借助的后来继起之人还需要等待；即使把今天掌握的情况加以考核，绘图收入…… 报告之中，确实也是主管疆土官员的责任。只是野史遗闻长期遭受兵火，不免有讹误残缺，哪里敢把疑惑之事传下去？所以杂记多列真实事迹，而法制部分尤其详于当今。取其足以供人鉴察、足以使远方之事可信，实在希望…… 皇上日夜勤政之余，展开书卷，便能把遥远万里的地方看得如同明察火光；这样一来，治理之道就在其中，法令和警戒也都具备了。难道能因为它记载的是荒远地区就忽略吗？因此把我所见写下来，作为序。《黔书》序。徐嘉炎。我曾考察阅读古今有关舆图、疆域治理的书籍，其中所载山川的高低、财赋的丰歉，以及士卒、铠甲兵器、人才风俗等方面，确实详尽而有助于治道，但文采不足。至于历代词人才子，描写名都，谈论街巷，采撷虫鱼草木的华彩，多写宫阙城郭的盛大，极尽雄伟华丽；至于面对景物萧条而感伤，感叹声调衰飒，也往往写得凄凉悲慨，含有征音商调。然而若要用来谈论政治得失、百姓的安乐疾苦，却大体都没有涉及。这大概就是著述不能兼备的情形。如今读中丞防斋先生的《黔书》，却不是这样。先生这部书，大概专门为治理贵州的人提供法则。贵州地处五溪之外，在四海之内属于荒服之地，作为藩翰的时间还不到三百年。这里每一寸土地都是山，想寻找所谓平原旷土，走上几十里也未必找得到。当地人中，从军屯、卫所官户和戍卒等来自外地的人，虽说是贵州人，却都能说出自己的故乡，没有不自称为寄居之客的。真正土生土长的贵州人，则都是苗、獞、犵、狫等族，劫掠仇杀，强悍难驯，容易凭险固守。他们的田地和物产，比起其他地方中较为贫瘠的地区，还不到十分之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里〕 像贵州这样的土地和人民，不能依靠它来守卫；土地物产又如此不能作为利益和依赖，国家为什么还要经营贵州呢？然而我听先生说：‘没有贵州，粤、蜀的臂膀就可以被牵制，滇、楚的咽喉就可以被扼住。’国家几十年来也知道荒僻之地不能供给天府的储藏，甚至还要每天依靠其他省份接济，每年耗费金钱也不吝惜，安抚平定的道理本来就是这样。既然如此，贵州得到治理，便有与它一同得到治理的地方；贵州发生动乱，便有与它一同受到牵连的地方。先生凭英伟的才华、深沉的见识，身处当地，了解得周密，思虑得全面。因此他在书中对于怎样达到治理、怎样防止动乱，反复致意于三点：道路里程的险易必须详载，这是为了谨慎侦察、严格出入往来；山谷的曲折、道路小径必须分别记述，这是为了慎重封锁守备、整饬边防。治理蛮夷边地的人，先要审察地势利害、了解人情，开始时一定不要给他们造成可乘之机，接着又一定要有办法控制他们。谨慎查验他们出入的门户，熟悉他们党羽的离合，防守险要，断绝勾连，禁止劫掠，审察他们器械和力量的长短、利钝，然后善加驾驭，这就是所谓有办法控制他们。〔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年、十里〕 使他们在自己的习俗中相安，在闲暇宴饮中相乐，使各部苗民不因扰动而惊恐，使各土司不因苛刻索取而困苦，这就是所谓不要给他们造成可乘之机。因此先生的书既重视严整军队、守护土地，尤其重视羁縻和抚绥。每当记述前人平定动乱、使叛者归服的举措时，对于不事张扬、不烦动兵革的做法，必定津津乐道地记下来，作为不忘前事、后事之师。这就是先生治理贵州的办法，也可以永远成为治理贵州的法则。即便如此，先生写这部书，也不只是以经世济民自负。因为他的英伟才华、深沉见识，既具雄奇气象，又精通深奥博大之学，实在也是词人学士的宗师。贵州的草木山川、人才土产，全都幸运地有先生来发掘其中精华，抒写其中文采。因此，穿木刻木之物都可以收入王会图；踏月吹笙之事都可以写成名都之赋；飞云、白水的瀑布，可以同庐山、天台的景色媲美；济火、关索的名称，可以在史籍记载中考核；牡丹花可以与洛阳并称；渥洼所产的良马可以雄踞冀北；至于丹砂、卉革、水银、雄黄之类，也都广为称述、逐一列举，使人把贵州看作名邦、乐土，爱慕它而安居其中，赞美它而为之作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年〕

译他大概不愿让天边一隅成为曹国、郐国那样，即使季札经过也无可讥评；而且将要像吴、蜀那样被左思写入赋中。先生对于贵州，思虑不是很深、用意不是很长远吗？后世读这部书的人，既可以依靠它治理贵州，又可以借助其中多余的材料考证史传、求助于辞赋，那么这部书难道只是能与《尔雅》《方言》以及稽含的物产记述、郦道元的注释相提并论吗？至于龙场祠记，尊重前代先民，不因彼此异同而互相诋毁，这尤其显示出崇尚、奖掖、激励人才的盛大用心。嘉炎来到贵州，得到这部书并阅读它，禁不住欣喜地说：这部书兼具经世文章的作用，任凭读者各自取用，都能各有所得，正所谓仁者见它说仁，智者见它说智。大概著述中能兼美的，没有超过这部书的了，所以乐意为它作序，以使它附于不朽。《思南府志》序。刘谦吉。思南旧日曾有志书。万历乙未年以后，经过一百多年，文采兴盛的只有我…… 《思南府志序》，刘谦吉。思南过去本来就有志书。自万历乙未年以后，已经一百多年了；“蔚惟我”一语原文疑有脱误，无法确译。本朝又过去五十年，很少有人执笔记述，文献也无法查考，君子为此忧虑。忧虑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荒废了，缺失了，残缺了，坠落了，散失了，纷乱了。考察星宿分野，有轸、翼，有参、井，有双女，有申、参。究竟属于那里，还是这里？难道没有荒废吗？问章亥、宾也、化卬、印务、婺羁縻等地，有庸州、城乐、叙州、洪杜、宁夷，却都无从考据了。难道没有缺失吗？城池难道修筑了吗？竖立起来也只是凭借旧址，军队难道能够防守吗？敌人却像野猪一样突入。江上不能行船，壕堑不能运输，田地不能开沟，田亩不能施肥，商人不能获利，工匠不能从业，输入不能统计，输出不能经营，流民不能收容，迁徙的人不能复归。难道没有残破吗？牂柯有守臣，番部有首领，并不是游宦之人。永乐十二年设置，而府在弘治八年设置，县也不是各路所属。丞相一职没有常设官员，公文没有专人判署，主簿没有考校，狱讼没有专司，仓库没有专使，这不是完整的制度。夷族中有丑于名者，沿陵属于酉，朗被分割于洞，这也不是完整的官司。难道没有坠落吗？伏波将军的祠庙，已经被弃置在荒草中。河东的石碑，已经邻近怪异之境。西麓的奏议、西台的奏疏文稿，也都付之一炬了。水西的殉难、桃红的战役，都没有专门记载。南人的话、南寨人的话；寨中有功而得赏的人，是秦地的赘疣；挥臂起事的人，是楚地的伯劳；抱着货物贸易的人，是巴地的僰人；流徙迁移的人，是豫章人。人们为一点点利益斤斤计较，利益一旦耗尽，便如鸟兽般四散。难道没有散失和纷乱吗？现在 诏令下达到各郡诸侯，也已经多次了。为什么却要用荒废、缺失、残破、坠落、散失、纷乱的状况来回应呢？荒废的就加以整治，缺失的就加以厘正，残破的就加以整顿，坠落的就加以振兴，散失的就加以补充，纷乱的就加以规划。厘正之后就不会有差错，整顿之后就不会有遗漏，修整之后就不会有破败，振兴之后就不会有废弃，补充之后就不会有渗漏，规划之后就不会有偏颇。这正是君子所忧虑的。因此全书设十篇纲目，分为五十二个条目。这不仅是为思南而作；思南志编成了，所以才说是思南志。考察古代可以约束今天，观察过去可以作为未来的镜鉴，知道已经发生的事情可以防范尚未发生的事情。志书就是准绳、镜子和防范。要问刀耕火种之地，过去为什么还能绣丽兴盛，如今为什么却粗陋败坏？要问任土作贡，过去为什么能够供给贡赋，如今为什么反而缩减？要问土著安居，过去为什么能够收敛安定，如今为什么却纷扰不宁？要问城阙和士子，过去为什么受到称誉，如今为什么却轻佻浮薄？要问计偕入仕和宦游，过去为什么兴盛，如今为什么衰落？又不只是这些。至于忠孝大节，亲身代天子乘车出行的人，那是什么人？如今为什么没有侍奉、御用如他那样的人？铜铃齐鸣、率孤军深入的人，那是什么人？如今为什么没有像他那样留守坡地？一定要倡导圣人之学于西南的人，那是什么人？如今为什么没有像他那样官至大参？最初开设科举科目的人，是给谏；复议婺州学校之议的人，是中丞；请求设置印江学校的人，是柱史。前代先贤名士纷纷杰出，如今为什么远远赶不上他们呢？对百姓有功德的人，百姓为其立尸位而祭祝。庆历以前，这样的人接踵相连；如今为什么寥寥无几呢？难道是有司后来怠慢了，而贤能的二千石官员再也没有出现吗？所有这些，都是我和乡里的士大夫及几位君子深深忧虑、却无法排遣的事情。恐怕没有办法把这些彰明出来。这是盛世的美好景象，也尤其寄希望于后来的人，共同彰明这部志书的宗旨。

译《贵州通志》序 阎兴邦《志》的起源始于《尔雅》。司马迁称为“书”，班固称为“志”，后世沿袭而没有改变。江文通曾说：“撰作史书的困难，没有什么比志书更难的。”我认为编志已经很难，而编纂黔志尤其困难。各省自秦汉以来便划分疆界、明确地域，长期隶属于职方之官；贵州则在明朝初年才设置，是从楚、粤、川、滇分割出来的剩余土地，因此星野分野难以整齐对应。各省的名山大川都有各自的记载；贵州除牂柯、九隆之外，山不见于《益州记》，水也没有记入桑钦的《水经》。其他如乐史《寰宇记》、希先《方域志》，卷帙浩繁，唯独对贵州记载简略，因此典籍难以考查。各省设置官员、任命牧守，已有很长时间；贵州虽可追溯到庄蹻通行、唐代开凿道路，但从隋到宋，半数属于羁縻之地，官员中没有循良卓异之士，号称“天荒”。元、明以后，略有记载的也只有数人，因此政治沿革难以详考。西南各省也夹杂蛮獞之民，但一般不过十分之二三；只有贵州十一府苗人多、汉民少，椎髻、侏儒，半数不通语言文字，因此风俗难以整齐划一。十一郡之中，设卫所三十一处、长官司八十二处、土舍丞同和巡检三十处；近来虽改设县并改用流官，但变更不止一处，旧册已经湮没，新图还未校订，因此户籍版图难以查考。综合这五种困难，于是又产生三种疑惑：夜郎与遵义同在一疆，兴古与曲靖交错接壤；究竟属于梁地还是益地，分在轸宿还是参宿，这是对地理的疑惑。且兰远隔番禺，紫池沿袭讹误而归入贵县，舞字没有音义对应，兖、充二字也各不相同，这是对文献的疑惑。晋代设置宁州，为什么刺史不临治黔地？唐代增设采访使，为什么牂柯夷地另属剑南？这是对官制的疑惑。黔志难道容易编纂吗？圣朝的声教遍及四方，连海内外都纳入了版图。何况黔地处于十五国之…… 中，虽然距离京师八千里，但那片土地却是 天子的土地，那里的百姓却是 天子的百姓，那里的政令却是 天子每月初一颁布的政令所及；那里的治理却是 天子年终所考核的政绩。学校教育有了光彩，所取士子便比旧额增加；逃亡者归首，苗族顽民也在舞干之礼的感化下归顺。这些事情都可以谱入管弦、列入雅颂，流传后世而传布久远。我到贵州任职以来，至今已有五年。想到田野还没有完全开辟，忧虑在于民生；想到异族还没有完全驯服，忧虑在于疆土。有时在尚未下雨前就做好防备，有时在事情发生前就预先补救，承担着治理一方的重大托付。如今幸而 天子的文治武功如风翔云聚，贵州的百姓也都已经聚居成林、改说汉语，扶杖观看教化。如果不把这些分别载入成书，汇集保存下来，那么古人所说的土地地图、人民教化，用来辅佐君王治理邦国的事业，又凭什么得到体现呢？黔志创始于明代嘉靖年间，由督学谢公编修，后来由中丞刘公和江公续修，如今已经失传；只有青螺郭公的《黔记》尚存。但其中所载往往详于近代而略于远古，所以贵州的事情仍有缺漏散失。我 在我皇上登极的第十一年，于是 奉命由儒臣编纂《一统志》，到第二年，《贵州通志》也接着编集完成。无奈书刚完成，就遭逢叛乱，因而散失殆尽。这部志书，是前任巡抚猗氏卫公所修的。始于三十一年正月，到这一年十月告成。它用功确实勤奋，但期限却很短。我阅览后发现，不仅三十二年以后的事情应当补入，即使这三十六卷中的山川，已有定名而遗漏的也有十分之三；古迹中共同传说而遗漏的有十分之五；职官没有详记年月，选举只记下姓名而已。目录中近代的内容，遗漏散失的也很多。我本想重新修订，却屡屡感叹文献无从考证，又担心征集人员、开局修书并不容易。因此把各条略加考订，有可增加的就增加，不能增加的姑且沿用旧文。不敢说对前人有什么功劳，只是让后来阅读的人可以作为参考罢了。至于编志的困难，古今都同样感慨。那班氏的著述，尚且因为详于浮泛言论、略于实际事实而受到夹漈先生讥评，何况我呢？司马迁所谓“三长”我一样也不具备，班固《七略》也未能窥见，竟想在相近的时间里网罗千年的文献，搜集偏远荒僻之地的事情。这种困难，比前人多十倍百倍。然而不推辞这项困难，大概是因为想要宣扬 天子的盛大治理，使它流传到亿万年以后。《重修贵州通志序》董安国　考察《禹贡》一书，是在九州疆域确定之后写成的，用来记载山川、土田、物产、贡赋的不同；又铸造九鼎，以图示各地物产，使百姓知道神灵与奸邪，不遇到不善之物。《周礼》所说的邦国志由小史掌管，四方志由外史掌管，这就是后来纪载、志乘的由来。我年幼时读龙门先生的著作，知道汉武帝元鼎六年设置牂柯、犍为、越嶲、夜郎四郡，合为益州；宋、元以来才开始设置贵州，也就是梁、益与荆、楚的分界。我初次做官时，得到楚地靖州的职务，它在黔东；后来历任四川按察司官职，所在又在黔西北，都与贵州相邻，于是稍微熟悉了那里的风土。大体说来，那里山岭丛集、蛮族杂居，土地坚瘠、百姓贫困，又加上盗寇战乱接连不断，凋敝疲困尤其严重。辛未年秋天，我惭愧地担任黔藩官职，从夜郎渡过牂柯江，看见群山排列，百里之内炊烟稀少；那里的土色黑而肥厚，田地都属下下之等。路上遇到的人，大多说着鸟一样的语言、穿着草木制成的服装，面容像鹄、身形如鸠。到任处理事务后查阅户籍，赋税不过白银七万两、米九万八千九百多石，人口一万六千六百八十余人。就其疆域和风土而言，可以说是荒僻而鄙陋了。恭敬地遇上我 皇上深厚的仁德恩泽，三十多年武功大定之后，休养生息，在山泽之间招集安置百姓，户口渐渐增加，流离者重新归来，俨然成为滇、楚之间的一大都会。近些年来文教广泛施行，贵州士人受到磨炼砥砺，才华显著，颇为可观。间或有人潜心修业、在山岩中隐居，甘愿贫困俭约以约束自身；敦厚践行甚至影响到苗蛮妇女，她们也知道守节重义，有些人卓然可称道。于是感叹人的发展不受土地限制，采风者不能因为地方荒僻鄙陋就忽略它。恰好大中丞卫公来抚治此地，他虚心谦下、降低身份，与我共同讲求治理之道，勤勉不懈。想到《通志》一书修成于康熙十二年，却还没有来得及通行，就遭叛乱而全部焚毁，署中只遗下一部抄本，而且残缺错讹很多，不足以资助考据、流传永久。于是命我开局延请儒士，分类分发文简，由大参陆公总理此事，又亲自裁定修订，务求详尽而核实。从春天到冬天，经过八个月便报告完成。我接受后阅读，凡是舆地、星象、赋役、兵防、名宦前后的政绩，乡贤、流寓的文章，以及死事者的忠勤、孤贞者的操守，无不条理清楚、内容完备。刚开始修辑时，残编断简茫然无所依据，我私下里很是忧虑。

译过了一个月，买到郭青螺《黔记》若干卷，其中文字多有鱼鲁豕亥之类的讹误，这才有了校正依据。又陆续购得全省的郡志、邑志，原来已有志书的地方十处仅有二三处，便全部取来整理编纂；原来没有志书的地方，也争相自行搜集编纂，亲手抄录成册，用来补助见闻所未及之处。因此得以补入康熙十二年以后的事情，编成全书；前志遗漏的内容，也一并加以详载。不敢说修明志书的功劳可以超过前人，只是竭尽上下的心力，汇集远近的见闻，务必使荒僻鄙陋的地区也有文献可供考征，以此报答、彰显 圣天子休明的治理罢了。即便如此，搜罗旧闻以传之后世、使之可信，是外史、小史遗留下来的本意；率先兴办事业而不寄托于空泛言论，是岳牧、守令的责任。如今贵州土地多石，只能以草为居所；土壤多瘠，舟船又不能通行；苗人多强悍，反复叛服也没有定准。用什么办法才能使荒芜土地全部开垦，商贾往来兴盛，战鼓不再响起，原始粗野之地形成良好风俗？这也应当是治理此地的官员应当加意筹划、防患于未然的事情。我难道敢不努力吗？所以在这部书编成之际，把大略写在卷首。纪事 明 《抚夷纪事》高拱　隆庆庚午年，贵州土官安国亨、安智各自起兵仇杀，并以叛乱上报，请求出兵讨伐他们。不久，巡抚离任，由太仆少卿阮文中代任。阮文中来拜访并议事，我对他说：“我听说安国亨原本是被群奸挑拨、安排去宣扬淫乱暴虐，后来便仇杀安信，以致安信的母亲疏穷孤苦无依；安信的兄弟安智怀恨报复，于是双方不断互相仇杀。他们彼此交恶、互相揭发，都是仇敌口中的诬陷之辞，不足凭信。只是安智不能胜过安国亨，抚台想替安智伸张心意，本来是好事；但后来反被安智欺骗，拥兵驻在省城，又被安智蒙骗而谋划动用兵戈，就成了多事之举。”安国亨不服，被拘提到抚台那里；安智却疑惧，不敢出来。抚台于是上奏称其为叛逆，这怎么能成立呢？所谓叛逆，是敢于侵犯朝廷、背弃法令而作乱的人。如今夷族只是彼此残杀，并没有侵犯朝廷；即使被拘提而不出，也不过是违抗，违抗怎么能算叛逆呢？于是朝廷竟派轻兵突然袭杀那些夷民，安国亨哪里肯束手等死，所以双方都受到伤亡。但也没有听说安国亨有率兵拒战的迹象，这本来可以查访清楚。如今一定要按叛逆论处，也太过分了。你此行应当查明事实，虚心平气地处理。” 如果果真如我所听说的那样，就应当去掉他叛逆的罪名，追究他仇杀和违抗的罪过；这样他一定会出来接受审理。一旦出来接受审理，就能看出他不是叛逆，只按他原有的罪过治罪，他应当没有不服的，这才合乎国法的正道和天地的公正。阮文中到了贵州，查访得知事实果然如我所说，于是写信报告我，并陈述处理的大略。但他拘泥于浮泛的舆论，不敢突然改变前说，言语多有犹疑推诿。我便又写信说：“天下的事情，有些必须明确、公正地定罪，有些看似有罪却未必属实。臣下应当自行裁处，不能在君父面前把话说过头。如果中原百姓敢这样公开作乱，就应当上告天子，发兵征讨，不消灭他们就不进早餐。可是夷民属于异类，归顺和叛逆的道路不同；即使有嫌隙，本来并不具有叛逆的事实，臣下就应当自行裁处，不能在君父面前把话说过头。为什么呢？君父是天下之主，威势必须伸张；一旦说有叛逆，就应当扑灭，难道可以姑息吗？可是事情并非真实，却硬把罪名钉死在他身上，将来又该怎样处理呢？”安氏的这场祸乱，本来只是安国亨、安智这两个夷族成员彼此仇杀，是他们家族内部的事情，并没有侵犯我们，怎么能说是叛逆呢？可是前任巡抚却仓促地以叛逆上奏。君父在上，一旦听到叛逆的说法，法律所规定的惩处就必然要实行，哪里容得轻易宽免？安国亨本来没有叛逆的事实，却遭遇不可预测的祸患，只能设法苟全性命。地方官又不体察他的实情，终于把他逼得激变，随后又把激变当作叛逆的证据，实在可恨。如今安国亨上奏申诉冤屈，哀求得十分恳切。叛逆者如果真是这样，而地方官仍然不作处理，仍按叛逆论处，就使朝廷想释放他也没有理由，安国亨想投顺也没有道路，实在太过分了。况且安智是安国亨的仇人，并非我族之人，却居住在省城，这是什么意思？安智在省城，谗言就日益加重，安国亨的疑惧也日益深重；安国亨越疑惧，安智的祸患就越难以化解。这是在挑动他们争斗，增加我们的麻烦。所以我认为，安国亨的罪过固然不轻，但不能说是叛逆。安智应当另行安置，不能让他住在省城，只在于处理是否得当罢了。凭朝廷的力量，即使灭安氏全族，又有什么困难？但事情并非事实，却白白劳师远征，这不是驾驭夷狄、安定中原的办法。希望你仔细思量。此时当地号令还不明确，安国亨更加疑惧，越发不肯接受拘提。他公开说，恐怕军门以勘问为名诱骗我出来，出来后杀掉我；又怕安智的军队前来袭杀，所以每天拥兵自卫。于是阮文中上疏请求兵粮，谋划征剿，并写信来商议此事。我读信后说：“唉！阮文中错了。安国亨不肯出来，是因为疑惧太深。如今明确的防谕已经下达，事情势在必行，这实际上就是按叛逆来处理他了。既然按叛逆处理，他就会自行成为叛逆，难道不是把他逼成真正的叛逆吗？况且他只是一个夷族首领，即使劳师费财、灭其全族，又有什么必要？何况事情未必真是这样。既然未必是真，又怎么可以停止追究呢？这个道理还很长。这不但会使他把假叛逆变成真叛逆，也会使我们最终不得不把假的当成真的。当时我在内阁中绕着床榻来回踱步，同僚问：‘您为什么绕床而走？’我说：‘我在思考贵州的事情。想依从阮文中的请求，未必是良策；想不依从，又会损害威信。’同僚问：‘那么应当怎么办？’我说：‘如今巡抚上疏请求兵粮征剿安国亨，同时也有奏疏申辩诬陷、哀求宽免，双方各有说法。我想把两方面的奏疏一并施行，再派一名有才干的给事中前往勘问。如果没有叛逆事实，就只治他原有的罪；如果果真有叛逆事实，再发兵屠戮也不晚。安国亨听说勘问官即将到来，一定会认为我亲自带着勘问军门，军门不敢杀他；他出来接受审理，才可以证明自己不是叛逆。’ 如果他出来接受审理，那么不是叛逆这一点自然就会显明；再按他原有的罪过治罪，他也应当心甘情愿，叛乱或许就可以平息。同僚说：“好。”我召职方郎中来，告诉他我的意见，于是上奏复议获准，派吏科给事中贾三近前往勘问，我又当面授予他处理方略。安国亨听说朝廷要勘察此事，科官即将到来，果然高兴地说：“我活下来了。难道我真是叛逆吗？之所以不出来接受审理，是怕军门诱骗我出来后杀掉我。如今既然有勘问的防谕，科官又来勘查，我就是接受勘问的人，军门一定不敢杀我；我于是可以出来接受审理，证明我不是叛逆。”他几乎逢人便这样诉说，话很快传到了京师。在此以前，阮文中提出五项要求：一是责令安国亨交出被挑拨安排的罪犯；二是按照夷族习俗，赔偿安信等人的命价；三是命令把疏穷母子分地安置；四是削夺宣慰的职衔及其儿子的承袭权；五是从重处罚以惩治他的恶行，并令有关道官向他晓谕。但安国亨母子狐疑不定，仍旧拥兵不出。到这时，他们才开始交出汉、夷罪犯王实、吴琼、阿弟等人，母子亲自出来接受审问，并供称其余罪犯都已死亡、逃亡，或者所奏之事尚未得到回报，并非有意隐瞒包庇；又称愿意把六名罪犯的命价、罚银合计赔偿六千两。

译他又说，官兵被敌人杀害时，安国亨正在蔺州与奢效忠讲理，不知道安总兵统兵杀死了夷目以朵、杨生、阿乌等人；这些人的父兄弟弟、男子侄辈便率众冲击击败官兵，奔过浮桥时被淹死，他愿罚银三万五千两。又说愿意把内列安置在阿傀、织金二处，把疏穷安置在卧这；令自己退职闲居，以安国贞顶替头目，以后再也不敢聚兵仇杀。又说愿意革除管事职务，命儿子安民暂代处理公务。于是安国亨立即交纳白银四万一千两送官听候处置；但疏穷、安智仍坚决不从，声称一定要杀死安国亨母子，直到改土官制、设置流官为止。阮文中于是处置了那些掌权、挑拨安排此事的人，安智才服从；随后派三名卫官押送安智和夷目汉聪等五百多人，连同军械辎重，一起背负出城，前往卧这、织金等地安置。大概此时给事中还没有到，事情已经平定了，于是给事中在半途返回。阮文中于是上报此事说：“安国亨不过是一个卑劣小人，侥幸承袭世代官职；奸诈凶悍如豺狼，诡谲狡猾如狐鼠，横行暴虐，不遵守王法，大肆凶残，残害骨肉，放纵军队侵扰邻境，积累了许多不可赦免的罪过，给家门招来祸患，都是他自作自受的罪孽。他宠爱幸臣并私通妇女，信任群小而任意发动战争。安智避祸潜逃，他又极力追捕，惨酷至极；官兵逼近其巢穴讨罪，遭到的拒敌伤亡也很多。考察他的背法违令，实在难以按照法纪宽免。”这位大臣敬奉明确的防谕，参照各部咨文中众多官员的意见，斟酌舆论，反复考察二人的始末，认为事情果然事出有因：毒害祖先亲属之事含混不明，杀叔起于谗言和猜疑；所谓拜将封官，没有可以指证的事实；斩关夺地，也没有可供查考的踪迹；拒敌损兵，是供词中自己害怕死亡所致；激变既已形成，首恶也已经献纳罚银并受惩治；其余群犯都已依夷俗按命价赎治而被擒获；继恩、国贞从拘囚中释放而无恙；可知安智、疏穷被安插的原由已经消除，也已有归处。趁此机会消解怨忿，按这五项办法办理，尚且可以宽免一死。至于安智野蛮强悍而无知，昏庸尤其严重，起初怀着为兄弟洗雪冤屈的心，却煽动官兵；后来接受安置后，又屠杀掠夺夷目，纵恶的行迹也很明显，罪过并不低于安国亨。但考虑到他在流离失所之中，仍有为骨肉报仇的心志；如今奉命官员将他解散遣返，他也平息怨忿、回到巢居之处，情理上可以原谅，罪责应当从轻。至于王乔、吴琼、阿弟、王实、吴彩、吴鹤、驾刘、礼等人，有的投奔夷族煽动叛乱，有的抗拒官兵、结党作奸；他们自从参与挑拨安排而造成祸乱以来，判处一死也不足以尽其罪责。但考量各人的情节和罪行不同，首犯与从犯也应当区别等级。〔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章〕 如今议定：按照法律，对谋划和首倡祸乱的人加处极刑；对纠结夷民滋事的人援引旧例，分别判处赎罪或遣发。总之是反复依据宪章，把情理运用于刑罚最终达到不用刑的境界，在治理中寓有不以严刑治理的意思，无非是体察圣世不轻易发怒、不轻易杀人的武德，并以共同生长、共同养育的仁德曲意保全众人。况且解除一个家族的嫌隙，可以免除数省调动兵粮的劳苦；宽赦一个人的死罪，也能避免众多百姓玉石俱焚的惨祸。不仅能使仗势逞强的鸳鷔有所顾忌、犹豫观望，也能使一切伺机获利者收敛止息；百姓安宁，边境安定。这些全都仰赖皇上的帝德广泛施行、天威远播，也赖执政大臣当面授予方略、本兵筹划军事机宜。近来又承蒙圣明俯从兵部意见，特派吏科给事中贾三近奉命勘察征剿；声威所到之处，叛贼胆寒，因此他们畏惧威势、感怀恩德，向往教化、输诚归顺，不劳烦兵戈便自行服从。伏乞敕令有关部门再次查议，请求将阿弟交由巡按御史处决并枭首示众；王乔、吴琼由监临官详审定罪；王世臣等编籍发往烟瘴地区充军；安国亨、禄氏、应卒、务卒、白孺等暂且免死；命安国亨退职闲居，等候将来有奇功时另行处置；钱粮、马匹、公务责成其子安民与禄氏代为管理；仍安置官员二人，一人驻大方，一人驻卧这，以遏制两家的嫌隙苗头，事情平定后撤回。从今以后，在作出处分、安置之后，如果安国亨再次怀有嫌隙，残害安智及其一方；或者安智挟带仇恨，带兵报复，都听凭我们按照明确的防谕办理。总兵官调动四省大军夹击征剿，并改土官制、设置流官，以此作为鸳鷔蛮首领的警戒。巡按大臣也上奏赞同阮文中的意见，又说安智既然与安国亨相互抵牾，就难以归属其管辖；准许他同母亲疏穷回到原管辖地安置，命其子安国贞管理催征一切钱粮公务，等等。诏令下到兵部议处，议定后得到批示：安国亨凶恶违犯法纪，本来应当出兵诛戮；既然已经投降认罪，遵奉约束，连同禄氏等姑且都饶他一死。安国亨革除职任，闲居；命其子安民代管宣慰事务。安智也命其子安国贞代充头目；如果再违法作乱，定当治罪，决不宽饶。其余依照所拟办理。钦此。兵部又上奏叙功说：巡抚都御史阮文中提出五项要求以责成安氏，终于使这两个凶徒畏服。虽然多方指示授予方略出自内阁大臣，但百般筹划经营，实际都竭尽了他们赤诚尽职之心，其余官员、舍人等也应分别给予赏赐。得到批示后，阮文中重重受赏，其余人各有差等。又过了一个多月，安智、疏穷的奏疏再次到达，重新申辩先前的事情，声称改土设流只是浮言，并且借机借故煽动我方。计算贵州到京师相距极远，如今前一道防谕下达才一个多月，怎么可能已经往返？这一定是安智的亲信办事之人暗中住在京师，随即策划此事，并不一定是安智本人派来的。于是命通政使拘拿投递奏本的人，押送法司审问。果然有安智的两个办事之人，都是被罢职闲住的官员，因犯有罪而逃亡投奔安智，特意长期住在京师谋划事情。如今奏本实际是别人代写的，安智本人尚不知道。于是将他们发往充军，浮言便平息了。此前有个大盗名叫者念，占据险要，拥众一万多人，僭越称王，设置官职、任命将领，宫室服用都仿照天子的车舆，时常发兵抢掠安顺一带，百姓和夷民受害将近三十多年，有司却隐瞒不报。阮文中想揭发此事并将其剿除，写信来商议，我又回信说：这个贼人作乱已久，朝廷却不知道，你想揭发此事并剿除他，可以说是忠诚了。调度既然周全，方略既然确定，就应当立即举事，我将帮助你完成此事。阮文中于是发兵征剿，到这时擒获者念并将其斩首，平定其余党，扫平他的巢穴，土地全部归入州、卫的版图；深山穷谷中不再有逃犯藏匿的渊薮，夷獠旁观者也都震恐畏服。阮文中上奏报告此事，认为这是圣上武威昭著、天威远播，也是内阁枢密大臣秘密筹划指授所取得的成果。

译兵部复奏后，诏令晋升、赏赐阮文中及各位有功官员，各有差等。阮文中随后写信，叙述事情的先后经过，把功劳归于我，我又回信说：“安氏之乱既已平定，可以避免百万生灵丧命；如今又建立奇功，剿除数十年来僭称王号的叛逆，荡平鬼窟，廓清妖氛，使王化宣流到万里之外。皇上的恩德如果不能广泛洽及，实在是社稷之功。理当把功绩刻在铜柱上，追踪伏波将军的事业，以示后世，难道不是伟大的吗？”我说自己只是偶然说中了，大概就是所谓“诚心求取，即使没有完全得到，也不会相差太远”，这哪里有什么个人力量呢？从此边境安宁，百姓安居乐业，士兵没有征伐之苦，官员免受奔波应命之劳，上下安乐和熙，与中原相当了。我于是为此事作了记载。本朝 《殉难纪事》　王睿　顺治元年，我 世祖章皇帝在燕京定鼎之时，滇、蜀、黔、粤还没有隶入版图。丙戌年，王师向西进军，流贼张献忠死于蜀地，他的党羽伪平东将军孙可望率领部众攻破永宁，进犯遵义。丁亥年正月，贼军窜入贵州省城，官 军像鸟兽一样四散逃跑，贼军焚烧劫掠原野，道路断绝，人烟稀少。定番州牧陈新第是四川长寿人，知礼敬士，平素深得民心，百姓拥戴他如同父母。听到变乱后，他在公堂召集绅士、土官和州民，商议堵截防御。贡生饶谟有智谋，联合绅士分条陈述应办事宜，新第十分高兴。于是命按察使张燿、参议曾益、都司陈瑞征知守定番，因弓弩手非常强劲，便抵达州城，整顿土司并招募士兵，以恢复省城为计划；而省城逃避战乱来到州中的近万家，于是准备器械，储备粮食，疏浚城壕，架设鹿角，警戒烽火，选拔精锐。发布檄文，命韦番守城，小程、小龙为左翼，方番、洪番为右翼，金石罗番、卢番为应援；又筑垒阻扼敌军，以威远守备陶世显为右师军，土桥大龙土官龙在田辅佐他；勇士简成书为左师军，洞口卧龙土舍龙起潜、龙飞辅佐他；张、陈诸公坐镇中军。调卢山、木瓜等四司从椒山出发，经水车抵达青岩，绕到贼军后方截断粮道；木官、通州等四里从平伐奔赴上马，张扬旌旗作为疑兵。布置十分周密，众人同心如城。正月十八日，土官龙在田在小山击败贼军，斩首四十九级；二十二日，土舍龙起潜在长田击败贼军，斩首二十九级；二月初五日，陶世显在土桥击败贼军，斩首一百多级，生擒二十一人。孙可望愤怒至极，命伪定北将军艾能奇率号称五万人的军队，初九日进攻洞口。简成书与陶世显率精锐轮番交战，斩贼一百多人。不久，两路援军失期，敌众我寡，右师溃败；陶世显、龙在田、龙起潜、龙飞等人血战而死。简成书孤军难以支撑，而贼军已经分两路直奔东北关。随后贼军包围州城，逼近城下；城上万弩齐发，贼军伤亡数百人，稍稍退却，便故意空出西门诱使我军出战，我军不动，戒备十分严密。第二天，贼军用炮轰击城墙，城垛毁坏就用木板替换，木板毁坏就用木材替换。贼军无计可施，便用铜牌写朱字劝陈新第投降；陈新第毁掉铜牌，将它扔了出去。艾能奇大怒，亲自到城下查看；简成书用药箭射中他的左臂。激战历时三昼夜，箭用完了就接着投石头，石头用完了就接着投粪，没有丝毫懈怠。贼军想退却，忽然贼军军师李自旺，号称“老神仙”，手执白色公鸡，披散头发、手持宝剑，用石灰绕城画地并诅咒。十二日巳时，城内忽然起火，人们争相救火；贼军乘势登上城的东角，于是城池陷落。州牧陈新第整理好冠帽衣带，面向北方拜道：“臣的力量已经耗尽了。”便在官署内的驯鹿堂上吊自杀。参议曾益题写绝命词，吊死在道署。学正尹大任吊死在明伦堂。训导徐镳、吏目安绍祖、广顺奉调吏目周龄六、按察使司狱陈玉环，都自缢而死。乡官顾人龙的妻子李氏与人相对吊死在中堂。她的儿子、诸生顾大元抱着父母尸体痛哭不肯离开，贼军把他也杀了。尹思民在墙上赋诗，放下笔后拿绳子自尽。黎维垣在城上督战而死。胡允中穿戴冠带坐在庭院里，贼军来到后，允中斥骂他们，贼军用刀杀死了他。这些人都是州里的绅士。当时贼军的炮声震响，充满街巷，饶谟大喊：“我们应该拼死作战。”于是诸生王道中、顾从龙、黄文芳、李一龙、夏朝卿、李二龙、毛一练、尹汤傅、尹汤卿、熊化、杨东明、唐琏、贾翰、张新建、王仰、王基昌，土官程民悦、韦帝臣，土舍韦之福，勇士简成书，把总许华宇等人奋勇奋力作战。战至学宫时，简成书仍然格杀了几个贼人。同时有一百五十多人都战死。举人毛琛投井而死。原任教授艾养中、诸生周卜年、尹汤宾、熊钟跟随赴火而死。诸生谢赐璠、黎应阳、江山秀、潘达、黎应辰投泮池而死。张承祖的妻子吴氏大哭说：“我们按义理绝不受辱。”于是彼此相继投身莲花池的有几十人。张燿、陈瑞征在城西角与贼军巷战，午后被擒。艾能奇说：“您是我的同乡，幸好投降吧。”张燿说：“你是贼，我是朝廷大臣，哪里还有同乡之说？”陈瑞征也大骂艾能奇，二人一同遇害。武举人冯九锡也在被擒者之中，艾能奇说：“你为什么不早点投降？”九锡说：“你为什么不投降？”艾能奇亲手射杀了他。这一天，刀砍之声如炮响，鲜血流得多到漂起杵棒。城中数百人，从官府人员到妇女，竟没有一个活下来。而贼军被我方杀死的，也损失了两成。天黑时，天空忽然下起红色的雨，颜色像血，贼军感到害怕。十三日夜里，他们立即返回省城，抵达桐木岭。艾能奇服药死在路上。难道是上天厌恶他的恶行，借简成书之手报应他吗？满城都是瓦砾，白骨堆积如丘。四乡百姓三个月都不敢进城。卧龙菩提寺有一位汪姓僧人，平时行善，雇人拾取遗骸，聚集在东关焚烧后埋葬，民间称为“万人坟”。康熙四十五年，郡中士人请求建立祠祀，没有成功。后来巡行的刺史王公为墓题额，称为“忠烈”。《贵州通志》卷三十九 《史部，地理类，都会议县之属，贵州通志》钦定《四库全书》《贵州通志》卷四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