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通志卷四十二

译艺文 记三 国朝 《重修盘江铁桥碑记》：卞三元。盘江的源头出自乌撒，绕过曲靖西部，经七星关向下流，在安南境内成为通往滇地的渡口。两山夹峙，好像巨灵用手劈开它们来划分滇、黔；两岸中间是断绝的峭壁，像刀削一般，江水汇入其中，深沉清澄而水流湍急，险要程度可与瞿塘、滟堆相比。虽然稍微狭窄，但水势浩大汹涌，不能靠近。鱼鳖没有藏身之穴，蛟龙没有栖息之宫，鲸鳄怪物也不能游行其中，因此即使把船并在一起也没有用，船桨也无力可施；即便有梁父那样忠信的人，也不敢渡过。只是盘江以外，云南确实有人居住；这里是贵州唇齿相依、辅车相济的险要之处，怎么能因为狭窄而无法渡过呢？前任方伯朱公家民颇有奇思，于是锤炼铁来制成绳索，凿开山崖作为固定处，横贯两岸石壁，再横铺木板。绳索和木板都有一定尺度，大概属于栈道一类。这座桥名叫铁锁桥，通道从此开始畅通。即使从庄蹻以来，也从未有过这样的工程，不知当日人们如何飞渡，而至今仍有此桥，或许也是天下奇特的建造吧？只是铁的性质坚硬，绳索的性质柔弱，横跨数十道山涧之间，自然不可能坚固。行走在上面的人脚一左一右落下，绳索便随之上下升降，木板也时起时伏，倾斜跳动，吱呀作响；人的身体也跟着摇摆震动，不能自主站稳，如同乘坐巨浪中的船，又如同踩在即将融裂的冰上，很少有人不头晕目眩、浑身寒战。而且前面的人刚登上对岸，后面的人才开始登桥；否则彼此踩踏，桥身就会更加震动，几乎想前进不能前进，想退后也不能退后，还有什么比这更危险的呢？何况要让万名骑兵、万名士卒迅速通过呢？我 大清平定天下，拓展疆土直到云南，但边境仍未完全安定，常常派遣禁旅轮班弹压，每年运送数百万钱财来供应粮草，军需每月频繁运到。除此之外，紧急奏章、羽檄以及其他驿递文书也络绎不绝。而过去的七条绳索，如今被盗寇烧毁了两条，桥的力量更加薄弱，尺度更加危险，人人都为此忧虑。督宪赵公统领两省大政，曾往来于曲靖、安顺之间，每年数次经过这座桥，因而熟悉地势，便对我谋划说：“何不赶快筹划把它翻修一新？”我拜手回答：“可以。”于是就在铁索旁边营建，彻底修建桥梁。石料不能使用，便取用木材；于是命官员督率丁役，到山中采伐，得到巨木二百二十八株，把它们排列连接，使其横卧在两岸，临水之处又用巨石压镇，以坚木作柱，各层层叠加，基本都如此，共形成重叠的桥架。全都把木材根部锁固，再加固到两根木材的末端；没有接上的地方仅三十四尺。选取长度约六丈的木材，用直角构件交错连接在上面，使缝隙更加严密；竖立的作为栏槛，覆盖的作为屋顶，高起的作为桥门，无不合宜。于是便像飞腾而未升云的龙，驾着尚未降雨的彩虹；它与古代铁索桥一同存在于险阻之间，虽然是接续前人并增饰其制，却使工程神奇非凡，不能说不是奇思超出的创举。与旧桥的功用相比，如今可以像雁群一样依次前进，可以像鱼贯一样越过，可以两车并行、马首相接；携带书箱、挑着担子的人，成千上万地成队举旗，平坦地通行，而且不再知道山水有多么险厉，更不必担心风摇电掣般的惊险了。唉！水土造成的困窘，前人用金属来帮助渡过，今天又用木材来接续，五行之利真是广博啊！这项工程，策略承自总督赵公，赵公名廷臣；帮助筹办费用的是藩司颜敏、粮道王廷弼；规划工程的是安顺司李沈玑、永宁刺史徐国维；监督工程的是盘江游击王官、姚有智，安南守备程璧；其余不过是从旁协助促成罢了。工程费用取自关税，三个月完成，不以为劳苦费耗，使往来滇黔的人从今以后不再恐惧，公私都依赖它获益，众人都说：“这是赵公帮助百姓渡过江河的功劳啊！”〔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万人〕 《关岭汉将军碑记》：彭而述。从贵州进入云南，道路曲折崎岖，放眼望去全是山，车马大多只能行走在山隙之中。唯独安顺以西，山岭正当要冲而耸立，绵延高入云端；因此岭名中的“岭”字，是从关将军索那里得名的。关将军以前的事情已无法考证。我在顺治十七年庚子年由滇藩越过此岭，登上将军祠拜祭。过了四年，到甲辰年，我又以黔臬的身份到此，威清使者陈公重修祠宇，请我撰文刻碑记事，并且说：“这是前任制府赵公的意思。”我私下往日读史传，汉代前将军赫赫有名。如今天下各州偏远之地，祭祀丰盛的程度，几乎可以与有国者祭祀社稷、城郭中建孔庙相比。如今这位将军名叫索，是汉代前将军的儿子；他的轶事不少，却大都没有完整记载。荆州之战中，父子既然已经殉难，为什么没有留下索的姓名？难道史书遗漏了他的名字吗？而且中原徐、泗、宛、邓之间，是前将军百战之地，为什么竟然没有记载将军在这里活动呢？后来我想到，将军父子所事奉的只是刘氏。南郡之后，刘氏既然西迁，将军也随之西行。贵州地方志称，建兴初年，将军跟随诸葛丞相南征，作为先锋，开山通道，为此岭的开辟打下先声，理应在这里享受血食祭祀。古之名山大川，率有神人居之。将军戮力王事，焄蒿凄怆，与山川相为不朽，岂顾问哉？尔时中原鼎沸，为西南一隅，将用蜀以用天下，以延火徳之基。若使雍闿之乱不止，则蜀中震动，褒斜以东不敢问矣。孔明先南中，而后乃有事于中原，饶有深意。将军之心与孔明同，此岭之所以传将军，与将军之所以常有此岭，非偶然矣。或者曰：「孔明舎荆州不问，称戈瘴毒之乡，与鳞介争雌雄，迨擒纵既成，而力亦惫矣，安能复问髙光之鼎乎？」此大不然。譬之千金之子，方有事于强隣怨家，而垣墙之内，乃有伺窥筐箧、厝火于积薪之上者，此之不除，祸岂在逺？孔明之先克南中，亦犹是也。然则天下之岭多矣，而此岭独以将军▯，何欤？曰：「此人心之不忘刘氏也。」今山半有饮马泉，有闗帝像，此又因将军而思及帝者也。

译帝始终为刘，将军亦始终为刘。成都虽去，后主虽淹没不▯，而人心之帝与人心之将军不可诬也。此闗岭之名，后天地而不朽，赖是欤？先是孙氏窃据黔、滇，十有六年，大师西征，惟此岭戍最严。迨我师直捣，而风靡。今缅甸、车里、南交奉正朔，恐后车书一统，此岭实先之，何莫非将军之灵哉？按是祠之建，肇前代，通道都督马公置守御所，正统麓川之役，靖逺王公拓之，及大司马松月伍公登诗告成。祠之起，皆以邉圉有警，行师克振，今 本朝承受天命后，滇、黔两地的职方建置，是在十五年以后才开始的。总制赵公依据舆图进行考察，查考祠祀典制，整修屋宇梁栋。至于苹藻之国……之大事在于祭祀和军事，他已经明白这一点了。《重开诸葛洞碑记》彭而述偏桥距沅州四百余里，中聨三卫，为黔楚喉沅，居楚西偏，▯楚，偏桥居黔南孔道，属黔而兼隶楚。先朝偏沅抚军之设，取名于此，以为滇、蜀、黔、粤、楚五省总枢，故抚军驻节两地，从中持缓急。楚东南都会，百货所聚，江汉而外，众水所归。沅水上接黔之镇逺，所谓防水也，发源于黔，在黄平而上可滥觞，下此即可通舟。乃偏桥之南北，上抵黄平，下抵镇逺，二百四十余里，有所为诸葛洞与夫老洞、鹞子滩等巨石填咽，不受舟楫。沅州至镇逺而止，即勉强溯流夹舟而上，必不能逾诸葛洞。洞夹两山，青嶂万仭，石大者如象，小者如牛，从上而下趺为深潭，不能容舠。前朝督师太和郭公子章曾经开凿，有碑记可考。事久石还本位，水归旧流，阻碍如故。于是楚粟入黔者，自镇逺而上二百余里，担负之功，百倍其难。国朝顺治十五年，王师定滇黔，贝勒诸军驻滇黔，及镇兵散布黔南郡县者，以亿万计。厥费正等，新镇道徐君及副戎王君，以事闗军兴，力议修举，请之台使者及藩臬之长。初以时绌举赢，未便。二君请之固，议乃佥同，鸠工襄事，告厥成功。下起镇逺，上至黄平，竟可通舟转饷，不至乏絶。予庚子夏，捧滇藩檄，道经偏桥，闻而壮之，与王君并辔徃观，叹曰：郑国开渠，遂为万世之利；西门豹决滏水润邺，下国人祠之不衰。况乎排凿疏导，力同开山，且事闗军国之大乎？今夫二百四十里中山路，险隘牛车莫施，计一夫所负不过四斗，一日所行不过五十里。二百四十里徃返，所费一日止以二升计之，十日之中已去其半。如是而进，计之四十石止得二十四，百石止得二百。而此百人中之妨农功、赔里递，以及胥吏之浸渔，不与焉。若夫舟，即最小者可受十石或二十石，是一舟可以省百人数十人之费矣。其劳逸奚啻倍蓰？若夫商贾免捆载之劳，鱼盐得顺流之势，而都匀、平越之郡得借此转输，可以仰给他县无水旱之困。且环黔南之洞苗犵狫，亦得以本土所产贸易外货，勿生戎心，是一举而四善备焉。又不止军兴一事为然也。难者曰：黄平而上距黔尚三百余里，安得不陆？曰：是不愈于已乎？古人有言，得尺即尺，得寸即寸，况二百四十里之间乎？滇南千有余里，粟所难及，所需惟金。计东南吴越之间，襁属不絶于道，其所需人功不赀，亦可以稍贷黔之余力，以为滇地黔困少苏。一力办滇，不尤愈于二者并急乎？滇地宜五谷，产金锡，益州沃野千里，汉唐以来皆属内地。黔两腋皆苗，中通一线，粟不足供外来之用。先王开黔，所以开滇也。昔庄蹻畧黔地而王滇，正以非黔则入滇无路。今天这项工程，也同样是在实行古代的做法。后世的君子应当继承并推行下去，等征战和修缮稍有空闲时，再加以扩建，使它更加宏大。这样造福将延续百世；兴建和所需费用，徐君已经在《徐君记》中详细记载，这里就不再一一说明。严革协夫碑记蒋应修语曰：「天地之性，人为贵。古之善保天下国家者，未有不慎用其民者也。慎用之则治，否则乱；慎用之则安，否则危；慎用之则田野辟而财赋足，否则土满帑虚，公私交困。民犹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亶其然也。我」 朝驱逐流氛，定鼎燕蓟呉楚闽粤，倐忽荡平，未尝烦一民负刍茭，运粮糗为大兵供亿，故民之从之如水如市，岂非慎用其民之效乎？区区滇黔片地，何难走一骑，抽一矢，刻期扫卷而 世祖章皇帝固迟之十五年之久，始从事焉。亦曰：「大兵之后，中原民力竭耳。」乃滇黔底定，驻镇维难，又不惜岁捐五百余万之饷，以厚兵力而戢疑贰。凡以一隅蠕动，上厪。睿虑譬若癣疥之忧，虽全体无患，而搔痒不能去。心先皇帝之念不忘民也，如此是以经畧阁部洪公上体宸▯，下恤民隠，饬令军饷所至，邮递官弁得以便宜开销，给价雇运，一时民乐趋事，饷无停轨，甚盛心也。无何而稽覈令严，耑责驿运，驿运力匮，爰议幇协因。

译幇协而生科▯，因科▯而生横索，因横索而生滥应。一民也，而拉马，而载狗，而迁货贿，而肩花木，而轩优妓，而舆罪孽，皆民也。一民之役于官也，而上官，而使客，而亲识，而势豪，而差役，皆官之使为之役也。嗟乎！黔阳一带，民几犬豕不若矣。是乌识天地之性之贵人也哉？总督甘公，畿辅重臣。天子念邉荒控制为难，毅然简公经理滇黔两省。公受命，星言夙驾，汲汲出民汤火。如勤训练，稽尅减防，贪墨禁餽遗，威梗顽，辑柔懦，崇节俭，躬劳苦，无事不从民生起见。尤于协夫一事，谋之抚军，饬司道张之，示告凡属下吏晋谒者，罔不谆谆命诫。诚以役民之力，必妨民之农，必耗民之财，必轻民之故土，必离散民之父子兄弟。妨农谷贵，耗财室罄，轻土业徙，离亲情散，一二民苗不逺而之蜀楚，即与红黑种为伍耳。于是覈金钱给邮逓，革协济，举雇募，劝力行，惩不率。始之法令初具，继乃经画倍明。葢量逺近，酌险易，大抵雇价权舆于一钱一分，嗣有三分、四分、六分之差等。行之期年，小民晓然，公慎用其民之意，即使客亦晓然，公慎用其民之意。科▯杜横，索敛滥应戢。一时士农乐业，工贾安生。如公疏所云，米值一年减倍者，其明騐也。乃公犹虑法久玩生，日积蠧起，缮疏入告，訏谟洋洋，部议允覆。天语煌煌，砻石勒铭，垂宪彰彰。愚闻之，父母之爱其子也，非茍且旦夕谋，必为之计深逺虑长久，使永不即于殆。公之于民，岂非计深逺虑长久者乎？《诗》云：「乐只君子，民之父母。」公之谓也。修守平越，后于公之莅黔，葢协夫之革始，未尝不病其扞格难行。及奉檄讯卫弁滥应一事，葢两阅月而驿夫至六千余名。喟然叹曰：「何贱视吾民而虐用之若是！」用是一遵公令，寜以罪我聴之人，而不敢暴用一民。即公务跋渉，必价雇徃返，不敢自欺欺人以速谤戾。爰奉 防勒公疏于通衢，俾绅士民苗咸知弊政，永革复为之记，刋之行舘，庶登斯馆者共晓然天地之性之贵，人而用之者之宜慎也，则由一隅及天下，由一日及万年，坐致庶民用康，国祚罔替，公之志其一畅也夫，于是乎书。重修阳明书院碑记杨雍建贵阳抚署东偏有阳明先生书院，故明大中丞阮公文中之所嗣修也。自兵燹蹂躏以来，髙陵下谷，一望苍然而空，木頽垣犹仅存于寒云落日，烟埃起灭之余，岂有幸欤？余以聴政之暇，揽其遗址，摩娑断石，而按其文辞所称述，先生在黔功徳为甚悉。因念黔于职方为西南徼，遐濶僻陋，民杂苗犵，山栖而草处，椎结卉裳，攻刦鬭暴，往古所不能柔驯。自数百年之间，始循法度，称贽奉贡，以至于我。国家进以文治，学者争自奋于六艺，由于训程，感道懐和，薫蒸砥砺，卓荦间出，登进显庸，发闻四方，虽 朝廷文教覃被，实大以遐，而揆厥阮初，报本反始，则黔人之俎豆，先生宜不能怠，庶几充大厥宇，崇荅弗替，而风廓雨立，陊剥不堪，登其门门壊，升其堂堂废，徘徊俯仰，以余之莅兹土也，而又乌得无情哉？遂乃徴工执用来，会祠下，凡斋舍之倾圯无存者，栋楹榑栌椳闑扂楔之腐败挠折，与级砖甍甓之破缺者，赤白之漫漶防昧者，或作或仍，以葺以治，室宇具修，神位毖清，蕲示后人，而亦无侈前功，工既讫，乃伐石以纪之，其词曰：伊昔先生至于是邦，葺轩以居，何陋因名，惟徳无陋，惟人无逺，去陋本儒，则思其返，有祠奕奕，亲临炙之，尚俾来者钦兹训辞，佩服无斁，如参于前，良知内照，其敢不防居而无陋，罔贰昔言申陈，严祀永永是尊。阳明书院碑记田雯余尝考昔人之不合于时而迁谪其官者，或海外，或蛮乡，比比然也。柳州、播州皆非善地，而播州尤非人所居。黔地接壤于栁州，而播之版图则半隶于黔。明朝二百七十余年前后，以谪官来兹土者有王文成、邹忠介两先生。忠介以抗疏忤江陵，杖戍都匀卫，日与匀士讲明阳明良知之学，著书立説，大抵尊信文成者。文成先生疏救戴铣，遂谪为龙塲驿丞，得罪之由，南臯畧同，宜其意之相从也。其学问闗乎世道人心，其功在于生民社稷，明臣中无有出其右者，非气节文章一才一艺之士所可企而及也。故南臯尊信之不置，而黔之士俎豆之无已也。方先生初至龙塲，刘瑾憾犹未已，事且不测，自计得失荣辱颇能通脱，独生死一念未忘，乃为石椁自誓，居易俟命。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防，寤寐中若有人告之者，呼跃而起，从者皆惊。

译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乃以▯记五经之言证之，莫不脗合，因着五经臆説。呜呼！先生之学以谪官而成，先生之道其亦由龙塲而跻于圣贤之域也耶？当日坐拥臯比，讲习不辍，闻风而来学者雍雍济济。观其课诸生四条并问荅语録，俾尼山之铎被于罗施，弦诵流▯以迄今日。黔之士肆成人有徳，小子有造，嵗时伏腊或走龙塲致奠，亦有遥拜于其家者。先生之教何其广而泽何其深且逺欤？乃复于穷岩茂箐之间，以何陋名轩，寅賔为堂，君子亭、玩易窝旧迹岿然，遗风宛然。虽樵人猎士过其地者，无不感而生敬，流连而忾慕其为人，所谓顽夫防，懦夫有立志，而况于亲炙之者乎？其最大者则在于水西安宣慰二书。当是时，刘六七之巨冦方兴，安氏之奸谋欲启发微摘伏，有以片纸数言詟服而震慑之，消反侧于未萌，伸天王之大义。虽司马谕蜀，殆无以过也。嗟乎！先生一谪官驿吏耳，亦何与地方事？而乃寓深心以弭祸乱，讲吾道以正人心，实大有造于黔也哉！而凡膺封疆之重，有斯民之责者，其亦当媿而知勉矣。迨平茶獠，征岑猛，浰头八寨猺洞革心，鄱湖一战，宸濠授首，异勲铭于景钟，大名垂于青史，皆自龙塲之石椁悟道始。奈之何拘牵之説者，谓其隣于佛老而轻诋之？然而光铓万丈，揭日月而行，先生之道固自若也。夫知行合一，致知为力行之本，而力行实践则必从功业中体验而出。先生之生平功业赫赫如是，当时寜吉軰岂不闻知之？顾乃甘为蠡测，不惟先生所哂，抑且为南臯所不受也。余于抚黔之明年，重修其祠，既告厥成，援笔书此，且勒诸石，以示黔士之来学者。若夫祠之亭树花竹，因革始末，则有阮杨之碑在，皆所不道也。是为记。《重修武乡侯祠碑记》。田雯：黔城南面的贮甲、铜鼓诸山，留有许多武乡侯的遗迹。世传武乡侯在章武年间南征，这里就是他平定蛮夷、开拓土地的地方。考察武侯，他以南阳平民的身份，因为先主三顾之知遇而出仕，辅佐先主占有巴蜀，成就帝业。自从离开草庐以来二十多年，早年曾以管仲、乐毅自期，已经可以没有遗憾了。等到接受遗诏，先主说他的才干是曹丕的十倍，最终一定能成就大事。所谓大事，并不是只顾保全六尺之孤、安定一隅之地；昭烈帝的志向，实际上没有一天忘记过兼并魏、吞并吴。直到将死之时，志向仍未衰减，大概只是想让武侯充分施展才干，乘中原局势变化，兴复汉室罢了。建兴元年，武侯以丞相身份兼领益州牧，开府处理政务，掌握军权。有人认为武侯处在这个位置，深切思念先帝的遗命，势必率领三军首先出祁山，发动北伐；事情已经审慎筹划，方略也已经决定了。但他为什么反而急忙进行南征呢？当时成都刚刚平定，根本尚未稳固；君主年幼，国人疑惧，群蛮蠢动，人心还没有归附；凫蚕般微小的国家，财用不足。假如一旦兴师动众，突然谋划远征，雍闿、朱褒、孟获之流便会乘机窥伺，并且可能袭击后方。我知道武侯谨慎，必不会这样做。所以他派使者聘问吴国，结成和亲关系，以便全力进行南征，而不敢轻率尝试北伐，这正是武侯的雄才大略和长远谋划。武侯南征时，后主亲自到郊外送行，下诏赐给金钺一把，羽葆鼓吹各一部，虎贲六十人。他分兵三路，派马忠进攻朱褒，李恢向益州、达昆明进军，自己亲率步骑从水路进入越巂；又得到酋帅济火率领罗鬼诸部，开山修路，聚集粮食供给军队。不到一百天，朱褒、雍闿全部平定。听说孟获是蛮王的首领，便悬赏活捉他。于是从艮坑、佛光、漾濞川向北，经过髣州、庆甸向西，直到骠国、木鹿、都鲁、普坎之间，七次释放，七次擒获，南方人不再反叛而归心了。以攻心为上策，这一切源于街亭败将的一句话；成都这个根本之地也因此像磐石一样稳固。三月出兵，五月渡过泸水，到秋天事情便平定了。牂柯、昆明、越巂、永昌方圆数千里，没有不收取当地豪杰任用为官属的；又征取金、银、丹砂、漆、耕牛、战马来供军用。财用充足，国家因此富饶。国家富足以后，才可以整治军备、讲习武事，北伐中原。这确实是善于体会昭烈帝的志向，没有辜负永安宫的托付。那么，武侯的雄才大略和长远谋划，究竟达到了什么程度呢？这难道是管仲、乐毅之流所能相比万一的吗？唉！《出师表》前后两篇，光辉可以与日月争辉；五丈原的秋风中，英雄为之挥泪。正所谓气运已经归于别处，不是才智和力量所能争夺的。至于改进连弩的妙处、制造木牛流马的奇巧、在渭水边实行屯田、在鱼腹浦布置八阵，又只是武侯剩余的才智和技能罢了。然而，《蜀书》记载武侯平定蛮夷的方法，尤其详细而且不可不说：不设置官吏，不留下军队，不运输粮食，这三项安排最为恰当而且不可改变。因为设置官吏，最终又不能取得蛮人的信任，必然形成祸患；留下军队，就没有粮食供养；运输粮食，则会苦于山川险阻，早晚告竭，而且容易引起脱巾起事的呼喊。只有在平定以后，就地任用他们的首领，向他们显示信义，施布德行和威信，使他们分别守护自己的土地，各自统领本部民众。纲纪刚刚建立，蛮人与汉人便能相安，这种办法是正确的。并且，他征讨蛮人的方法是：蛮人习惯击刺，武侯便故意用军队使其困顿；蛮人擅长放火烧原，武侯便故意用火进攻；蛮人习俗崇信鬼神，武侯用兵时，就使他们疑神疑鬼。蛮人所依仗的是深山密箐，采取群狐三窟的计策；武侯便彻底搜寻，使他们无处躲避，并震慑他们，使他们不敢出来。至于贮甲、铜鼓一带，武侯的遗迹依然存在，哪一样不是武侯的奇功遗迹？铜鼓幽闭的声响，也确实足以使蛮人心服吗？山下有一座祠，已经有数百年了，距离城池不远。我因此前去拜谒，并且重新修整它；又在山上修筑了一座小亭，用来览观黔地的胜景，并在亭旁立碑。于是得以考察武侯南征的始末，叙述他平定蛮夷的方法如下。

译《重修甲秀楼碑记》。田雯：甲秀楼，是江公东之主持修建的。到现在已经一百多年了。经过波涛汹涌的冲击、风雨雷霆的震荡，哪里还能使楼完好无损呢？大概江公以后，再也没有热心主持这件事的人了。为什么今人不如前人呢？江公当时知道楼的兴建关系到黔地，所以为此忙碌操劳；而且知道它还关系到黔地的人才和风气，于是用“甲秀”给它命名。他的用意深远啊。假如江公之后，或者几年有一个人，或者三五十年又有一个人，能够不听任波涛汹涌、风雨雷霆交相侵袭这座楼，那么楼即使不能完整，也不会像今天这样破败。无奈江公之后竟成了绝响。零零落落一百多年，再也没有热心主持的人，这也是甲秀楼的不幸。假使后人都喜欢主持事务，那么天下还有什么难以治理的？不只是这座楼如此。后来的君子，常常有所不屑去做，于是或者急躁，或者懒惰；急躁就会妄为，懒惰就会废弛。既妄为又废弛，那么天下之所以不能治理，往往就出在这里，也不足为怪。唉，这不正是苏子瞻在驿馆中发出感叹的原因吗？事情开始时，有创办它的人；事情结束时，也有完成它的人。当创办者已经离去，完成者还没有到来，正处于事情将存将亡、可以防护也可以续办的关头，如果有人保存一线生机，以等待后来的接续者，这样的人不可缺少，他的功劳也最大。这就像经学和理学互为表里一样。理学形成于宋代儒者，这是正确的；然而所说的诚、敬、礼、格物致知、正心诚意，没有一样不是以经学为根本。假如在嬴氏焚书后的灰烬之中，没有汉代儒者各自为经书作注、为传文作释，使火尽之后薪火相传、流传到后世，那么宋代儒者想直接接续洙泗一脉的源流，怎么可能做到呢？所以，前人的事业是后人事业的凭借，在断绝与接续的交接处，不可以没有这样的人。唉，这座楼也是如此！江公之后如果有人接续，今天就会事半功倍；可惜江公之后没有这样的人，今天就成了事倍功半。大体上，人们懒散怠惰，再也没有热心主持事务的人，我担心黔地最终会没有这座楼。于是召集工匠，收集材料，重新修建它：到林中选择木材，到山上砍伐石料，向工匠核算瓦、砖、墁地材料和钉子，己巳年二月开工，共用一百五十天，在鱼矶烟水之上、长桥垂虹之间建成，可以作为黔人的美好景观。虽然事情做起来费力加倍、功效减半，远远比不上江公当年的作为，但也可以没有遗憾了。然而，人才和风气所关涉的意义，难道就在这里吗？如今风气日益振作，人才接连出现，甲乙科名日益兴盛，黔士的文章也越来越好。这些成就是否能够不断延续，关系到甲秀楼能否完好存在。我将把这些话告诉后来那些热心主持事务的人，因而写下这篇记。《重修偏桥碑记》。衞既齐：施秉只是弹丸般的小县罢了，但它是黔、楚往来的东西咽喉。从黔地前往滇、蜀、粤西，只有一条羊肠小道相连，连接着几个省会，且有四五处之多。县城北门外原有一座桥，名叫偏桥。楚南靠近荒服之地，所以设置偏沅巡抚，统辖一州一卫，交给巡抚衙门管理，这是因为看重此地。桥又专门以“卫”为名，可见它成为关津冲要，并非一天形成的。只是此地处在岑鳌、景洞之间，洪江从南面环绕；春夏淫雨时水势暴涨，百道山泉争相汇注，奔腾震荡，桥也容易坍塌。桥一毁，行旅便迟滞不前，困难痛苦无所不有。康熙二十七年，桥梁坍塌，当年便商议修建。任职黔中的官员都协力募集资助，砍石集工，耗费白银一千六百多两。总共经历四个寒暑，直到三十年以后才建成。将要建成时，我正好奉命巡抚黔地。我奉简命巡视道途，经过桥上，便解开袋中的干粮，拿出来资助他们，工程才得以完工。工程的巨大和时间的长久，大概就是这样。我考察古代盛世，雨停便整修道路，水干便架设桥梁，搬土抬物的劳役，由一司一里的力量便足以完成。孟子谈到子产时说：“十一月，步行桥建成；十二月，车行桥建成。”奏效不过几天而已。与今天相比，难易为何相差如此悬殊呢？大概黔地盘曲于万山之中，山岚蒸腾浓郁，常常阴暗多雨，所以称为“天末”，又称为“漏天”。一切桥梁道路，与中原土地上的平原旷野相比，困难不止增加一倍两倍，简直无法计算。工程难以建成而又容易毁坏，大体是风土条件限制了它。虽然如此，人力治理得当，风土也会受到潜移默化的改变；在下雨前预先做好准备，事先防范，往往用力少而成功快。等到倾塌腐烂以后才谋划，即使在中原，困难也会增加十倍。所有事情都是这样，难道能只把责任推给风土吗？如今 天子圣明，仁厚的恩泽，连偏远的水陆交通都能普及，甚至达到万国之外；黔地虽然遥远，仍然如同京城郊外。边境罢了。我虽然不才，私下想奉行并宣扬 皇上的德意，使黔中的各种事务都振兴起来，能够与中原相当。正赶上这座桥建成，也是在我到任之时。把它记下来，作为各种事务兴办的开端，也是可以的。至于筹划经营、募集资助，都是众人的功劳。详细写在这里，是为了表明我不想掠取众人美名的意思。《重修文昌阁碑记》。衞既齐：会城东郊外有一座山峰突起，这就是木笔文星的支脉，盘曲延伸进入城中，成为书院、官署和科场的祖山。风水术士嫌它还不够高耸，想办法加以辅助，于是在子城之上修建三层楼阁，中层祭祀文昌帝君，上层祭祀魁星，下层祭祀武安王，总称为文昌阁，大概是取其同类相从之意。楼阁建成后，人文兴盛，科举中式者占全省榜额的一半；被荐举参加南宫考试、在宴会上显露才华的人也从不缺少。即使到这里任官的人，大多声誉多而过失少，不到几年便升迁提拔。难道天地间的灵气确实也有所聚集吗？近来战争接连不断，城墙宫阙荡然若扫，唯独这座楼阁巍然保存，不能不说是神灵呵护的力量。然而山岚侵蚀、冰雹损坏，椽木腐败、瓦片飞落，神像也不能免受风吹雨淋，几乎有不能恢复完整的趋势。我看见后心有所感，于是捐出钱财，招募工匠整修它。不久，朽坏的部分换上新材，破损的地方重新修饰；楼阁高摩云天、檐角逼近太阳，顿时恢复了旧日的面貌。于是砍石立碑记载道：我听说文昌六星，第一颗叫上将，第二颗叫次将，第三颗叫贵相，第四颗叫司禄，第五颗叫司寇，第六颗叫司勋，是上天的六府，用来总计天道；而主管禄籍的神，就是东晋的越巂人张亚子，在周代就是《诗经》所称的孝友之人张仲。

译在建兴年间，就是《谢艾传》所说把铁如意赠给姚苌，一挥手便使戈、盾、战马全部列阵的那位。至于北斗斗柄戴着筐，一颗星宿形状像鞋子；鞋子是用来远行的，言辞没有文采，行动就不能远行，所以文章之事归于它。武安王则是所谓才能绝伦、超越群类，读《春秋》而明白大节大义、以此成就仁德的人。这些神灵都有助于风俗教化，所以跟随祭祀他们是应当的，并不只是祭祀而已。古代最圣明、最神异的人，也就是古代忠臣、孝子、诚信友爱之人、仁人；只要不愧于人伦大义，就可以作为百代人的师法。活着是上卿，死后是明神；在天上是日月星辰，在地上是河岳山川，本来没有两条不同的道路。因此，想继承前人的功烈，开创新的局面，取得盛大的声名，建立伟大的功业，就应当想到要与鬼神合其德行，磨炼自身、整饬品行，补足造化所不能达到之处。这样或许可以成为辅相、将帅，使天命有所归属、各种福禄汇聚，也不辜负重修文昌阁的本意。《重安江新建浮桥碑记》。阎兴邦：五行的性质，没有比水更柔弱的，但也没有比水更险恶的。堤坝再厚，水也能冲刷它；石头再大，水也能把它冲动。更厉害的，是水从高处流下，汹涌澎湃，愤怒如共工，气势如夸父，其危险达到极点。先王知道这个道理，认为分散的水可以用土来阻挡，暴烈的水应当用木材使人浮渡。考察《周易》，《涣卦》的卦辞说：“利于渡过大河，乘坐木船可以成功。”《中孚卦》的卦辞说：“利于渡过大河，乘木舟而船底空虚。”坎代表水，兑代表泽，巽代表木。木材制成舟楫，便于在水上通行；桥梁的作用有时会穷尽，用舟楫来沟通，险阻便可以被平复。如今黔地是险要之地，却是通往滇地的孔道；从西面来往，最险的莫过于安南的盘江，自从铁桥建成，盘江的险阻便不再令人惊惧；从东面来往，最险的莫过于黄平的重安江，自从石桥倾塌，重安江的险阻更加严重。这座桥大概是被水冲坏的，两岸行旅的号哭声，已经持续数年了。前任制军范公亲眼看见这种险情，首先捐出五百金，倡导滇黔文武官员共同修桥，并命令黄平徐牧重新修建。恰好我从豫地调任黔地，也捐出三百金，以乐见工程完成。这样过了三年，耗费白银六百五十两，突然遭遇山洪冲击坍塌，一旦之间全被水神卷走。当时是康熙三十四年五月二十五日。听到报告后我十分惆怅，于是想到用刚硬来制服柔弱，刚硬未必能够取胜；况且水性强悍，土性疏松，在旁边安放石头，溪流湍急、山涧陡峭，也会把石头冲走，确实很难取得功效。于是我召集同事商议，谋划可靠的办法，大家都说：“古代有用船连接成桥的，何不仿效这个意思，修建浮桥，以沟通往来，或许可以做到尽善尽美。”我回答说：“可以。”又把这个建议上报制军王公，王公也认为可行。于是询问司库，得到两省捐助的银两若干，发文命令平越守逐一估算，共同斟酌确定价银一千四百二十六两有零。随即委任余庆县牛令专门负责此事：在山中采木，在冶坊打制柔韧的铁件，油、麻、灰、漆、工钱和工人食粮，全部准备齐全。江面宽二十余丈，使用船十六只，每船相距三尺，以便水流通过。船面铺板一丈五尺，设置栏杆，以防失足。用两根铁链横系两岸，贯穿船中，使浮桥有所约束。两岸平整砌筑成马头，重重修起台阶，使行人如同走在大路上。浮船在九月固定搭造，三月拆卸，仍作为十六间住房，用来便于堆存和谨慎看守。酌情拨用水手八名，给他们工钱和饭食，并安排房屋居住。房屋有人多，接应就容易；饭食充足，出力也会勤勉。有船把它们连接起来，有木板使桥面平整，用铁索系住就牢固，铺设石阶就平坦。修建房屋贮存船只，桥便可以长久；设置人员看守船只，制度便可以遵行。这样一来，重安江的险阻，原本是天地留下的，人力筹谋却战胜了它。由此可知，做事如果不审察实际情况，只拘泥于一种固定办法，就没有能够成功的。世上的人一定会认为木材不如石头坚固，船不如桥梁安稳；但盘江的桥把木材架在铁缆之上，行人免除了覆船溺水的忧患；重安江的桥在大水中用船建成，行人没有了面对汪洋而叹息的忧惧。这些都符合《易》的道理：事物走到穷尽就要变化，变化便能通达，通达才能长久。不改变办法却想求得通达，古来从未有过。这项工程在三十四年十月开工，三十五年九月竣工。文武官员乐于出力，两省共同捐助，按例应当全部刻写在石碑上，告知后人。今后应当经常修缮，使往来滇黔的人能够顺利渡过大河，不受震动、不感惊惧，那么险要之处就失去它的险要了。《贵州通志》卷四十二。钦定《四库全书》。《贵州通志》卷四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