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通志卷四十一

译艺文 记二 元 《八番顺元宣慰司题名碑记》。范滙：八番顺元，相传是夜郎、牂柯的边表，大概是古代鬼方的境域吧？蛮獠各部杂居，时而叛乱，时而归服，不能恒常。归入我朝以后，军队巡行并征服了这里，各部全都归顺。起初设置宣慰使都元帅府，统率军队镇守此地。又将贵州改为顺元，在城中屯驻军队，统领万户府一、镇抚司一、安抚司十、长官司五。而顺元、思播三宣抚司的辖地，都听任抚镇官员负责，责任重大。然而土司世袭，偶尔发生争夺，便使道路阻塞；对外又连接南诏、岭徼以及两江溪洞，侵扰削弱、争斗防守的事情往往发生。边疆政务稍有松弛，就要警戒意外。因此，任职于边疆军府的官员，号称人才难得。至正十年秋，宣慰司都元帅谔勒哲公凭借在台省任职的长期声望，仁慈勇武兼备，任职才几个月，号令便严肃整齐，军旗也为之改色。于是整顿纲纪，确立法度，推行各项事务，使所有废弛事业重新兴办；但大府还没有题名碑，怎样昭示劝善惩恶呢？于是命令立碑，嘱托我编次并题写，将要镌刻在石上，以等待后来的人。我于是考察所见所闻，从开辟以来直到今天，边疆政务的得失、人才才能的高下，公论自然存在，将逐一指明加以评论，岂能不感到畏惧吗？明 《司学题名碑记》。赵琬：正统六年冬，贵州按察司副使、济宁人李睿奉命前往巡按此地。到任后，他宣扬圣明教化，怀柔远人，人们都因此归向、服从，于是更加修治孔子庙学，以敦厚教化的根源。贵州宣慰司的学校，实在是各州学校的榜样，李君对此尤其重视。当时按察使莆田人林坦、副使束鹿人朱理、佥事济南人戴诚、左布政使宜春人易节、左参政钱塘人严泰、左右参议顾理、汪咏听说此事，都各自拿出俸禄供给土木工程；又堆筑石材建塔，取法韦肇修建慈恩寺的故事，考察本地历科乡贡的先后次序，把姓名和年月刻在塔中。凡有善行可以作为法则而又得到显著擢升的人，就使人有所感发；否则也有所警戒。这里可以劝导世人、砥砺风俗，关系十分重大，不是其他题名碑可以相比的。应当有所记述，以昭示永久。于是到我这里请求作记。我认为贵州古代是南方荒远之地，流行椎髻、穿草衣的风俗，即使唐虞三代的治理也不能广泛施及；汉、唐、宋以来，也不过实行羁縻而已。到了我朝，历代圣主相承，声教所到之处无论远近，当地人开始遵循礼制，称臣进贡，一切都像采衞地区一样；建立学校、设置教师，也与京畿没有不同。求学者通晓经书、考取科第，出仕后为世所用的人，往往可以同中州士人相匹敌。由此才知道，大明统御范围的广大、太平政治的隆盛，以及声名文物的盛美，能够同唐虞三代相媲美，汉、唐、宋无法企及。李君担任朝廷耳目的官职，巡察并省察风俗，能够不鄙视远方之人，勤勤恳恳地以修治学校、振兴人才为要务，又这样表彰科举出身的士人。即使如此，自古贤人君子，难道只是借此来提高自己的名声吗？本来就是要为当世所用。士人由此升入春官，在大廷应对，并在太学显名，还应当继续磨砺锻炼，务求实际功用，这难道不是伟大的事情吗？陆宣公曾说：“对上不辜负天子，对下不辜负所学。”我对这些题名的士人寄予希望。《平越卫儒学碑记》。黄绂：大明统一天下，天地之大都纳入统治；无论华夏还是夷狄，全都成为臣民，也都有君主。说到贵竹，它古代是炎荒之地，是小小的苗族区域；当地人说话像鸟鸣，椎结发式、穿草衣，习惯使用刀戈，喜好勇武争斗。我太祖高皇帝兴起之初，以神武剪除他们的昏乱狂悖，把他们纳入陶冶教化之中，开始设置采卫的军队镇守此地。平越有卫，大概就始于此时。然而当时功业教化刚刚施行，礼法教育还不完备，所以学校与各级官署一并兴建，大概是等待条件成熟、可以推行教化的日子吧？宣德癸丑年，宣宗章皇帝才开始下令建学、设置官员、颁发印信，使学校隶属于卫。泮宫和讲堂，最初由贵州按察司副使李睿、佥事屈伸负责。考察地势，发现卫城西南角有一处佳胜之地，大概是前隆平侯任卫官时居住的旧址。位置朝南，地势高阔，山水清丽、林木秀美，精华共同聚集，众人都说符合吉兆，于是命指挥王俊、刘璿主持版筑。殿庭、门庑、讲堂、斋舍，一时大致完备，选择俊秀子弟作为学生来教育。不久，我黄绂惭愧地考中两次，后来兴起的人接踵而来、如云蒸霞蔚，神明教化迅速见效，由此可见。正统己巳年，各苗族部落叛乱，所有城池都被围困，平越尤其严重。军民困守城中，不能上山砍柴，官府、公堂和吏舍的栋柱最终都被毁去作为防御设施，只有学宫还保存着。然而学宫也瓦毁墙坏，围墙倾颓，门户拆除，空旷无人看守，师生四散逃逸，弦歌诵读之声停止，学校没有完全废弃，已经是万幸了。此后王师声威赫赫地讨伐，铲除秽乱；至于修复废弃、振兴坠落的政务，也必定要等待合适的人才能实行。今上皇帝继位之初，简拔命令左监臣郑忠镇守此土，都宪李浩实际负责巡抚总制，南宁伯毛荣负责协助，防将吴经、监察御史周源又分别按察治理。当时文武众臣都贤良协和，一心想振兴衰颓的风气、廓清边鄙，因此各种事务都得到修举，百姓纷纷前来效力。恰逢襄阳吕贵侯由锦衣卫清军指挥改任平越，拜谒孔庙那天，周遍查看学宫，见其倾圮残缺，慨然把修复作为自己的责任；又因为他的儿子吕升曾考中进士，任地官主事，出身于学校，所以更加锐意更新，捐出俸禄购买材料，倡导同僚共同修缮。櫺星门全都改用石材，殿庭、门庑、围墙、台阶，也都拆除破旧部分而全部更新。

译正殿神位前又加盖板屋，用黑色涂饰、白垩粉刷和朱漆装饰，光彩照耀而且洁净润泽；外面还建造儒林坊来表彰学校。庙学的规制之美、建筑之精，比过去更加完备。工程始建于成化丙戌年冬十月，到第二年丁亥年夏四月完工。平越的士大夫、守城官吏、戍守士卒和百姓纷纷奔走观看，异口同声地欢庆，于是把工程竣工之事报告给总戎毛荣公。毛公听后嘉许此事，对我黄绂说：“吕侯过去作为金吾近臣离开京城来到边地，并不稍稍把这看作困穷忧戚，反而兴建学校，想着以成法教化百姓，使圣人的教化在远方已经昏暗的地方重新明亮起来，使学校的教育在边地百姓中已经坠落的地方重新施行起来。他的功劳和利益，关系到风俗的改变，使苗民去掉叛逆、效法顺从，使强暴之人归于善良。应当把这件事刻在石上，流传不朽。”我黄绂才疏学浅，是后进之人，从前任行人官时，一向以宣扬天子的德教为念；吕侯却能用心达到这个地步，直到取得成功，他的贤能远胜常人。总戎不埋没他的善行，既加以称许，又替他寻求作记的人以示永远流传，这难道不是有君子的见识、深得大臣体统吗？这些都值得记载，所以我写下此记以记明年月，并借此告诉来这里游学的士人：都应当知道自己本性中固有的资质，以及职分上应当做的事情；各自低头努力，考察求取圣贤经典和传记，讲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至于忠君孝亲、施行政治，没有一件超出伦理的常道，借此求得恢复仁义礼智的本性。这样才大概不辜负朝廷建立学校、施行教化的恩德，也不辜负卫侯修复废坠事业的心意。于是记下这些。《布政司题名碑记》。萧俨：恭敬地追念我高皇帝承受天命、开创国运，统一天下，覆盖承载之内全都成为君主统治下的臣民。看这贵州，在牂柯西南，就是古代三苗、鬼方的地域，历代都未能征服的地方，如今都以神武威服，纳入职方版籍。起初建立贵州都司，统领二十个卫所来镇守此地。钱粮的出纳、刑狱的审理，则兼由邻近地区负责。到文皇帝继承帝位、守成守业，大力光大宏业。永乐十一年，因为贵州逐渐受到治理教化，又议论设置布政、按察二司。当时魏郡人蒋廷瓒以行在工部侍郎的身份被选任为左布政使，乘驿车来到此地，暂时在城外北驿馆办公，借作官署听理政务。当时思南、思州宣慰司还隶属湖广，两个蛮族首领田氏违抗教化、行为不法，蒋公上奏朝廷，诛灭其家族，于是将当地改设为思南、思州、铜仁、石阡、镇远、黎平、乌罗、新化八府，以及贵州宣慰司、金筑安抚司二司，并划云南普定的边界设州，总归贵州布政司管辖。设置的官职有左右布政使、左右参政、左右参议以及各级首领官，和中原州府没有太大不同。宣德年间，又因为百姓稀少、事务简略，裁撤乌罗、新化二府，分别并入黎平、铜仁。它所管辖的只有六府、四州、三县、宣慰司和安抚司各一、长官司共六十七个，卫所属的长官司不在其中。至于官制，也有增减。右布政、右参政以及所属的检校、副理问、案牍，府的判官、同知，县的县丞、主簿，逐步裁减，情况各不相同。景泰七年，巡抚都御史蒋琳来到这里，认为借用城外驿馆办公，不是承接教化、宣扬政令的地方，便上奏迁入城中，得到空地建造衙署，规制宏大壮丽，建筑焕然一新。我萧俨才疏学浅，任藩司官员，对此愚昧无能、没有补益；只是想到这座城自历代圣主相继以来，受到德化涵养温煦，已经有一百多年，而历任官员同心协力宣扬圣意，逐渐熏陶、安抚百姓，他们留下的善政和恩爱，深入人们耳目、浸润人心。然而年代久远、人事凋亡，不能不湮没。因此撮要记述建置大略以及历代和当今官员的姓名、官位，刻在坚石上，希望沿革经历容易查见，后来的人有所考据；也让人知道祖宗开创事业的艰难、继承教化的盛大，以及边地风俗大为改变的美善，彼此努力修治职务，使治理教化更加隆盛，永远在悠久岁月中保持最终的声誉。我萧俨不敢自我期望，只愿与同僚一起努力谋求办成此事。《钟鼓楼碑记》。白圭：大明建立国家，法度超过前代；上天覆盖、大地承载之内，都成为君主和臣民。贵州本来是三代以前认为偏僻而不加治理的穷荒之地，后来虽有羁縻，也不过是互通使者、进贡当地土产罢了。我太祖皇帝是大有作为的君主，乘应天命的运势兴起，以神武威服，以文德安抚；从此城郭、宫室、衣冠、礼乐、师儒、官吏、守将、戍兵无不周备，唯独钟鼓楼尚未修建。前都知监深水人郑忠公镇守这里，历经十五年，才得以建成。郑公闲暇时访问当地老人，才知道旧址在城北角的正街上，大概是前元时顺元都元帅府所建的土城楼；明朝初年扩展城墙到今天的北门，旧址逐渐毁坏废弃，年代久远、人事变迁，无法考查沿革。郑公因此把这项工程同巡抚都宪宋钦公、总戎都督吴经公、巡按侍御梁泽公商议；他们同意后，三司也都认为可行。工程开始于这一年四月八日：在南郊开凿石料，在北野选择木材，在店铺烧陶，在场地冶炼；役夫和工匠轮番服役而不重复登记，既供给食物，又给钱雇用。到工程完工之日，即第二年甲午五月七日，楼基用石砌成台座，高六尺，周长方圆十六丈有余；中间空出作为通行道路。楼屋加重屋檐，通高五丈有余，宽度与高度相等，深度则减少到宽度的五分之二。铸造大钟一口，制作大鼓四面，又派使者到滇南招募工匠制作铜壶滴漏，都选在良辰，把钟悬在楼上、把鼓安置在楼中，把铜壶放在楼下。从此暮鼓、晨钟和更漏都有准确标准，节候不会错乱，昼夜分明。远近的人没有不惊叹观看、赶来听闻的，使在官府任职的人不误夜寝早起的时刻，使从事生产的人各自顺遂于出作入息的时序。外来的椎结之众也背着孩子前来，围绕观看；钟楼像龙盘虎踞，钟声如鲸吼雷鸣，无不变色失气。它足以暗中消除他们横行强悍、抗拒教化的心，确实可以昭示后世，流传不朽。因此记下这些。

译《重建思州城碑记》。卢秩：思州府治在春秋时期本是楚国黔中之地。秦、汉、吴、隋、唐以来，郡治、州治的设置沿革随着时代改变，没有固定制度。宋大观丁亥年，蕃部长田祐恭愿意成为王朝百姓，开始建立思州，就是今天的思南。至元年间，又从龙泉坪改置思州宣抚司于此。天朝鼎立、天下归顺，洪武壬子年改为思州宣慰司。永乐壬辰年，继任宣慰使肆意作恶，触犯法律，于是撤销宣慰司，改为思州府，归属贵州藩司，统领四司。从此掌管郡务的，大多是天子任命的官吏。然而前后相继的官员往往把官署当作旅舍，偶尔刚刚草创，又被苗人焚毁。因此到了成化初年，蜀王君常以户部尚书郎的身份奉天子简拔，来任此郡知府。他仁风广布，义声远扬；不到三年，百姓已有经常的产业，于是商议修筑城池。当时总戎吴经、防戎彭伦都屯兵清浪，保障边疆，于是立意赞助并大力主持此事。工程始于成化庚寅年，甲午年完工，共五次更换役夫，动用民夫一万人，筑城一千三百步，在城墙上全部修建连屋，并覆盖陶瓦，以防风雨霜雪侵凌。四周开设四座城门，架起层楼，安置钟鼓以警戒寅夜；以四门为界划出通衢，根据地势建立官署。逃亡者纷纷归来，商人百姓聚居，城内外房屋密集如梳齿、如蜂群，几乎没有空隙；弦歌诵读之声充满四方，鸡犬安乐繁盛，不再像从前那样漂浮四散、萧条冷落。大概官吏有了凭借来治理事务，百姓有了依靠来获得安定；不逞之徒消除了觊觎之谋，摆脱了动荡不安的危险，所以如今他们都能安居，安稳地睡在枕上了。《都御史题名碑记》。洪钟：都御史这一官职，建国初年没有固定员额；地方有大事，就向朝廷请命，派廷臣前去办理。九卿中的正官和副官，随时简选任命，也没有固定官职。出发时奉有简檄，供应驿站和俸廪；到了地方，凡是有利于当地风俗、便利百姓的事情，允许便宜行事，这就是古代大夫出疆可以专断处理政务的意义。事情办完后回来，也没有固定期限。到正统、景泰年间，四方多事，于是各边疆和腹地凡有军务的地方，开始普遍设置都御史。贵州巡抚行院旧在省城南角，衙署偏僻狭窄，后来宋钦公开始迁建到这里，前后相承不断扩充修治，规制宏大而完备。当时题名碑记还没有建立，恐怕年代久远后难以考查，于是遍查旧籍，得到上元丁璿以下二十四人的姓名，又把他们的字号、籍贯刻在石上，以图长久流传。巡抚一方，地方安危都系于此；刑罚、奖赏、罢免、升降，全都可以专断办理，只要做到公正无私、明察而不受蒙蔽就行。镜子只要明亮，美丑自然显现；秤只要平正，轻重自然分明。正因为无私无蔽，所以美好的人、重要的人不必以此向他施恩，丑陋的人、卑微的人也没有什么可怨恨的。前代诸公所说的公正和明察，应当都无愧于此。难道就没有人议论他们的优劣吗？我这个小子承乏任职于此，对于尸位素餐的讥讽，我本来就知道很难免受后人的议论。唉！前人实行，后人议论；后人害怕受到议论，却不思考用什么来戒惧自己，那么后来的议论将没有止境，难道能不谨慎吗？《察院题名碑记》。席春：柱下史说：古代天子巡行四方名山，开明堂，朝见诸侯，亲自施行赏赐和责让，所以诸侯各自尽职而天下得到治理。自秦朝废除诸侯、设置郡守以后，后世沿袭此制，天子不再巡行，便时常派御史分赴天下巡按，表彰举荐官吏中的贤能者，废弛职守、败坏法度的人则罢免贬黜。因此有了御史代替天子巡狩的说法。御史的责任重大啊！四方的郡守县令，就是古代的诸侯。御史能够举荐或罢黜他们，所以御史贤良，属官才会贞正，法度才会严肃；否则属官将要玩忽，法度也将要松弛。贞正严肃还是玩忽松弛，世道因此淳厚还是浇薄，其端绪就在御史。御史的职责实在艰难。贵州古代是牂柯之地，入本朝后成为宣慰使司，旧时隶属四川，设置行都司加以控制。永乐年间开始设置藩省，这里汉人和夷人杂居。治理此地的人，安抚柔服而处理得当，地方就安宁和谐；稍有失误，人们就会叛离；再加上有人制造事端，边疆还会有冒功领赏、收受贿赂的人从中寻找缝隙，于是战争永无宁日。这就是巡按此地之所以困难。察院旧有题名碑，列刻自设置以来巡按、清军、刷卷诸公的姓名，到现在已经没有空余之处。近年来任满离去的人，碑上有缺漏，没有记载。今年春天，延平人胡国华巡按此地，能够振作履行职责，边地因此得以安定。他有空时查看旧碑，发现碑面已经刻满，于是谋划另刻石碑，补题过去遗漏的姓名，并留待后来的人题名。胡春恰好奉命前往巡按云贵，认为我应当有所言说。胡春私下认为，各位同僚主持风纪，努力激励宣扬，都在当时有声誉；即使不够相称的人也可能混杂在其中而获得题名。假使胡春果真贤能，后人有指着碑文说：“这是有名的御史。”否则人们将起来议论后世，岂不可怕！唉！人情如果没有警戒，就会玩忽；玩忽就会懈怠；懈怠就会受到议论，这些问题便会汇集。有所警戒就会畏惧，畏惧就会谨慎，谨慎就能避免议论。胡春如今看着这块石碑，能够不受到警戒吗？明智的人自我勉励，也勉励我这个小子；这本来就是胡君刻石立碑的用意。《按察司题名碑记》彭华：贵州是古代夷族居住之地，从秦汉以来只是实行羁縻统治而已，有时略微设置郡县，最终却不能约束他们遵守法度。我国明朝拥有天下之后，武功和文教无远弗及。洪武初年，立即在贵州设置都司，统辖军队、卫所以及各蛮族首领。永乐癸巳年，于是建立布政司，全部按州郡治理这一地区，间或由宣慰、宣抚等官主持。过了十八年，到庚子年，才设置按察司掌管风纪，设置按察司副使、佥事五员，分巡贵宁、安平、新镇、思仁四道。这样，三司相互维系，共同治理，辖区内便都与中原藩省相等了。至于广施教化，朝廷固然把它交付给有关官府；但掌握官员黜陟、任用和激励之权，使有关官府遵循礼法来教导百姓，关键还在于风纪官是否得人，这件事所关系的重大程度是很高的。同年，卢君崇绩由湖广按察副使调任贵州按察使，铲除奸邪，革除弊端，扶助弱者，培植善良。刚满一年，官吏畏服，百姓怀念。他有时出巡山谷乡里之间，欣喜于当地风俗日益改变，因而感叹说：“夷族风俗发生巨大变化，固然是圣明教化的结果，也有赖于此前各位公卿奉行推广教化。何不记录他们的姓名，刻在坚石上，以示永久呢？”于是写信请我作记。我说：“在卢君之前，任职于贵州的官员何止数十上百人，其中本来有很多贤能者，但未必人人都贤能。”〔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贤能的人能够以礼法约束自身，并以身作则率领下属；不贤能的人则自行放纵于礼法之外，这哪里足以劝勉官吏、教导百姓呢？卢君把他们一概书写下来，将使后人指着他们的姓名，羡慕贤者而想着效法，讥笑不贤者而在内心自我反省，警觉戒惧，油然而生奋发之志，欢欣地共同整饬自励，以端正法度，仰承并称颂圣明设置官职的深意。这样，对在位官员的警戒作用将是无穷的。”

译《兴隆卫科贡题名碑记》李闻祥：兴隆建立学校，古代从未听说过。贵州志书称这里为狼洞，历代都没有臣属于中央的记载，其沿革也无从传述。到了我朝洪武己巳年，才开始开设卫所、设置官署，大概这时已经贡举士人并呈报人才了。又过了三十四年，到宣德甲寅年，才开始开学并招收学生，大概是人口渐多而开始施教了。然而，当时主持此事的人，只是在乡里议论并加以防范，仍然没有正式的学校官员。又过了几十年，到正统癸亥年，才开始设置官员、分掌事务，学生日益增多兴盛，于是人才逐渐齐备，开始显著地与中原相并列。不久，当今广西右布政使周公瑛，便以春秋经学获得庚午年乡试荐举，考中甲戌年进士；戊子年则朱公玉、罗公璿同时登科，己酉年又有周公之子希黙，共三人。他们以贡士身份列名于国子监，后来人这才知道兴隆学士的尊贵。自狄公瑄以来直到现在，共有十二人，科举贡举接连不断，士大夫衣冠济济，容止有序，与古代相比几乎增加了百倍。唉，土地本来还是这样，没有改变开发；百姓本来还是这样，没有改变聚集，而贤能人才的卓异竟达到如此程度，这又是为什么呢？这确实足以看出国家教化夷族的治理成效了。弘治二年，我因获罪被贬为兴隆经历，恰逢学校官员空缺，于是得以代理学校事务。学校中的各种规制，早已长久废坏；各科贡士也只是把姓名题写在堂屋右壁上，碑壁已经开裂，尘土侵蚀，日渐湮没，有时想寻找其中的人，却已经无法考得，我对此十分怜悯。于是雇工凿成一块石碑，高七尺五寸，宽度减去三分之一，磨成四面，分为四区，题作“进士”“举人”“监生”，并把姓名依次列在相应区域内，其余位置仍留空以等待后来者。石碑树立在卫门之外，并为它建亭。工程完毕，众人便请我作记。从前周公告诫成王说：“思念那众多贤士，他们生长在这个王国。王国能够生长贤士，他们就是周朝的栋梁。”这是说文王因此而兴盛。康王命令毕公说：“区别善恶，表彰他们所居的乡里，彰明善行，憎恶恶行，树立良好的声誉。”这是说殷民的教化；如果不出于劝勉教导，那么凡是想辅佐王国、教化顽民的人，难道还有别的道路吗？也不过是培育人才、彰明劝教罢了。因此我树立这块石碑，大概是为了彰显贤者、申明教化，难道只是为了这些姓名吗？唉，名声并不容易取得。古代的人若不是对国家宗庙有大功大德，就不能把姓名刻在金石上；又有人品行艰苦修持一生，到头来终身湮没，只差一个姓名也未能实现，名声难道容易取得吗？既然如此，诸位贤者把姓名刻在这块石碑上，固然应当更加知道名声的可贵；将来有志之士，也应当更加知道应当受到什么样的劝勉吧？如果真能如此，那么知道怎样成为王国的栋梁、率领顽昧之民的人，或许就要依赖这块碑了。这难道只是立碑者的恩惠吗？假如有人身为士人却忘了自己的名声，有了名声却忘了名声的实际内容，取得俸禄官位便懈怠职守，那么按照古人说法，他也只是个庸人罢了。即使尊贵富有，我也不取这样的人。名声可以使人远离善，也可以使人远离恶；既然远离了名声却不向善，那么与其远离名声相比又有什么区别呢？诸位贤者应当懂得在这里加以辨别。谨作此记。《思州府题名碑记》蔡潮：思州是古代黔中之地，经历隋、唐、宋、元各代，沿革并不一致。本朝吴元年以前，宣慰田氏归附，隶属于湖广行省。永乐壬辰年，田氏动用武力，获罪被废，改宣慰司为府，分属贵州藩府。然而这里地处偏僻、百姓贫困，又屡次遭受夷族兵火，日渐破败，完全成为荒草蔽塞之地。往年郡守张君常、张君价，逐渐修治兴举各项事务，但文献仍然不足以考证。正德丙子年秋，上元高君节守任思州第三年，感叹这里缺少这类典制，便广泛询问长官周缙、何纯等人，他们所记得的前人姓名和籍贯共有二十六人，便嘱托我作记。我认为思州郡不过是狭小的一隅，卑微地潜藏在荒远的服属地区，加上夷族气焰和年成歉收的缘故，在这里任职的官吏，常常把它视为染瘴气、抵御鬼魅的地方，急于脱身离去，不能安处一日。自崔贺启治理以来，能够长久安稳地任职，不十分鄙视当地百姓的，只有王、张、赵、李、唐、孙、严、柴以及如今的高、赵几位公。高侯又能在慰劳安抚百姓的空闲时间里，以经学训导约束子弟，并且还征集文章来表彰思州，使思州不再鄙陋了。《重修司学碑记》费宏：设置学校，是选择秀异的百姓聚集在其中，用六经的道理训导启发他们，大概是希望他们明白人伦大道，尊崇正统学术，厚实治国体要，探究教化的根源，从而养成君子的品行，作为公卿和百官的候选人才，以取得匡正朝廷、治理天下的功效。人才的盛衰、风俗教化的厚薄，常常都系于此，这实在是治国之道中最优先、最紧迫的事情。高皇帝取得天下之初，立即下诏天下郡县建立学校、设立老师，以振兴文教。贵州虽远在西南，是《禹贡》所说的荒服之域，但宣慰司的学校在洪武甲戌年以前已经建立，礼殿在后，讲堂在旁，设有斋舍和廊庑，外面以门围护，一切都符合规制。景泰年间，御史杨纲、按察副使李睿曾依照旧有基础增修，又在讲堂后修建尊经阁，在阁前修建育英堂，左右配以幕室，作为诸生讲习居住之处，于是规制大为完备，为国家培育人才的用意也更加扩大了。一百五十年来，这一地区的士人往往凭借通晓经学而被任用，与内地士人并列，难道不是因为上面的声教传播得很远，而下面的振作激励又得到了合适的人来实行吗？近来尊经阁日渐倾颓，而所建的育英堂只剩下旧址。

译御史江君汝器因清理军务来到这里，看见这种情形，感叹道：“春秋时期的大复兴尚且能够恢复，古代建筑尚且不能恢复，难道可以说这不是我的责任吗？”于是与巡抚都御史熊君子山、巡按御史刘君器重商议，意见既已取得一致，便选定日期召集工匠开始施工。育英堂和幕室都按照原来的基础重建，尊经阁原来有两楹，现在增为六楹。不久，巡抚、巡按又采用佥事赵公渊的建议，同时修建神厨以及祭器、乐器两库，把泮池迁至乡贤祠旁；凡是与学校有关的布局、名称和器物，没有不加以修饰的。工程始于甲申年秋七月，到乙酉年冬十月完工。所用材料和人工费用，都是江君用罚款支付的，没有劳累和摊派百姓。负责督理工程的是布政使梁君材、按察使于君鏊，各位执事也都参与其中。工程完成后，派人来请我作记。《易经》蛊卦说“甲日前三日，甲日后三日”，传解释说：“终结之后便有新的开始，这是天道运行的规律。”大概兴盛与败坏相互接替，也是事物自然的道理。然而在它败坏的时候，如果不更新修整以慎重开始，不反复叮咛以准备结束，那么已经败坏的就不能重新兴盛，已经兴盛的也将很快败坏，这难道是君子振兴百姓、培育德行的道义吗？诸位君子在这所学校同心协力，竭尽力量，把旧的改成新的，又想把这件事记录下来加以彰明，希望它长久存在而不废弃，这是多么勤勉啊！” 在这里藏身修业的士人，应当想到学业的积累不可荒废，并且圣贤之道若离开六经便无从成就。每天正当时取出先贤遗编来研读，精心思考，努力实践，卓然以天下英才自我期许。由此进身而成为百官，在公卿遇到时运亨通之时，便怀抱仁德、辅佐正义，以尊崇君主、庇护百姓；即使没有遇到这样的时运，也一定要手持符节、以死守义，勉力推进忠孝。这样以后，才不辜负今天培育人才、报效国家的用意。如果只是把志向放在求取青紫官服，像买下匣子却退还珍珠一样，那么尊经阁所尊崇的和育英堂所培育的，难道本来就是为了这种人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日〕 《蔡公祠碑记》田秋：为活人建立生祠，并不是古代就有的事。记载说：“以死勤勉于职事，以劳苦安定国家，能够抵御大灾，能够捍卫大患，就应当祭祀他。”所以岘山表彰叔子的英灵，宣城显扬谢公的姓氏，正是这个意思。清平为蔡公建立生祠，大概也是因为这个吧？正德十三年，清平县苗夷作乱，占据香炉山作为巢穴，凭借势力侵扰远近，震动藩省。清平离那里最近，正如门庭前的盗寇。贼众数千人，攻打县城。蔡公正好以少量守军分守该地，城内没有精锐士卒，城外也少有强大援军，只凭数百名守城士兵，划分地段设置防线，运用奇谋，擒获其中强悍狡猾的首领，驱散其党羽，不到几天贼众便全部退去。全城老幼得以重新活命，都是蔡公的恩德。不久蔡公调离，百姓不能忘记他，于是建造两楹生祠，在其中塑立蔡公像，每逢饮食都要祭祀，并且私下称道说：“这是我们清平的罗池柳侯、潮阳韩公啊。”祠建成三十多年后，到嘉靖庚戌年，麻城人喻九山以蔡公的高等弟子、贵阳道佥宪身份，经过清平，拜谒祠堂，看见磨好的碑石还没有碑文，便请我作记。我只是说蔡公在贵州任职八九年，从不鄙视这个地方，所到之处多有题咏、品评和建置。蔡公离开贵州已经三十年了，但贵州人思念他的德泽仍像从前一样。蔡公由贵州按察副使升任福建按察使，转任河南右方伯，正当人们仰望他的权柄和任用之际，他却上疏请求退休，时人舆论都称赞他。左布政使思南田秋谨记。《都察院题名碑记》徐问：贵阳抚院旧日保存着一块题名碑，是古杭两江洪公创立并作记的。两江后来任刑部尚书，不久改任都察院左都御史。我曾在刑部任职，见到他器度宏大博洽，有大臣主持朝政的气度。碑记中对制度沿革、疆域安抚和威慑、军民安养等，也都概略说到了。但所书姓名自正统癸亥年直到正德辛巳年以后，既没有多余的石碑，也没有人继续书刻。我奉命来到这里，看到所辖地区的许多桀骜不驯者吞噬残害百姓，有关官员习惯于用羁縻手段应付，不能施行严厉惩罚；又正值战乱之后府库耗尽，我已经设法搜括、抚集，以求边境安宁。其中跳梁得最厉害的，又不得不调动军队，以求使百姓安定。至于规章制度尚未周全、而风纪又不可废止的地方，如果不拾取洪公旧记的余绪，从旁广泛搜求远近资料，斟酌时宜以供增减取舍，那么究竟到哪里去取得适当的依据呢？考察事情，必须知道相关人的姓名；知道姓名，才能知道这个人。姓名之事不可以停止，正是如此。古代人的箴言、铭文、简牍，以及琬琰、彝器、敦器，作为谋训、箴铭，大多都是为了谋求长远，使人记志而不忘。至于实际功德所在，能够长久流传的，即使编册磨损、石碑剥蚀，之所以不被忘记的东西仍然存在。从前司马文正公所作《谏院题名》，有“忠、诈、直、回”这样的说法，是想把它揭示给后人，使他们看到后警戒内心，从而兴起劝善戒恶之意。那么今天这篇记文，难道不正可以成为后世办事的借鉴吗？因此我心怀畏惧，于是命人砍伐石材，接续书刻姓名。《兴隆月潭寺公馆碑记》王守仁：兴隆南面有一座岩石山，名叫月潭，岩壁高耸万仞，檐状岩层下垂数百尺。岩上洞穴玲珑，浮动的像云霞，横贯的像虹霓，豁然如楼阁殿宇、门阙；悬垂的像鼓钟、编磬；幨幢璎珞一般的形态，又像搏风而起的大鹏、翻飞的鹰隼和翔舞的鸿鹄，像螭龙、虺蛇纠结盘绕，像猿猴、狻猊惊骇攫取，奇诡变幻，无法一一描状。岩下有清澄的深潭和幽深的山谷，不可测量的洞穴环绕密布、回旋曲折；高大的树林和秀美的树木垂下枝条，遮蔽掩映；鸣响的瀑布和青碧的溪流，停蓄回旋，互相映照。天下的山集中在云贵一带，绵延万里，接连天际没有尽头。行旅往来，每天都要在穷岩绝壑之间攀援上下，即使一向喜爱泉石山水的人，一踏上云贵道路，也无不疲困跌倒、烦躁厌倦，不再有往日的兴致。只有到了这座岩石山下，人人又都顿觉心胸开阔，心灵受到洗涤，眼目为之清醒；即使是平庸的同伴、俗常的旅侣，平素不知道游览山水，也都会徘徊顾盼，彼此留连，不忍离去。那么这座岩山的盛美，不用说也可以知道了。岩山处于兴隆与偏桥之间，彼此相距各几十里，行人到了这里都已疲惫、饥饿、憔悴，确实应该有休息的地方。岩麓原有一座寺，附属于岩山的戍卒、官吏，以及各种苗夷、犵狇族类，连片居住在这里的，每逢岁时节令，都在此举行祈福祭祀。

译寺院渐渐荒芜废弃，举行礼仪也没有地方。宪副、滇南朱君文瑞巡视辖区来到这里，喜爱这座岩山的胜景，怜悯行旅的艰苦，又顺从士民的请求，于是捐出钱财、准备材料，在岩山右侧重建寺院，作为祈福祭祀的场所。他说：“我听说治理百姓的人，应当顺应他们的心意，把他们引向善道。如今苗夷之人知道有尊敬君主、亲近上级的礼义，却遗憾不能施行，我顺势加以引导使他们得到便利，不也可以吗？”于是又利用寺院原有的材料和地基，架设三楹楼房，作为部使者休息的馆舍。他说：“我听说施行政务的人，应当利用形势便利之处来成就事情，这样事情适宜，百姓也安逸。如今旅人没有住宿的地方，使者出行时，军队行进百里，饥饿时得不到食物，劳累时得不到休息，我谋划一项可以长久、又能使双方受益的事情，不也可以吗？”他让游僧正观主持劳作，指挥狄远测量工程，千户某某协助管理事务；远近捐助勤劳出力的人欣然聚集而来。不到两个月工程便告竣。从此饥饿的人有地方做饭，劳累的人有地方休息，游览观赏的人有地方住宿，祈福祭祀的人有可以瞻仰依托的场所，成为竭尽忠诚、表达诚意的地方；而这座岩山的奇景，仿佛也因而更加增色、更加美丽了。正观将把这件事记在石上，正好我经过这里，他便来请我作记。我认为君子的政治，不一定专在法令，关键在于适合百姓；君子的教化，也不一定拘泥于古法，关键在于能使人归于善道。这次兴建，大概正是做到了这一点。何况正值法网严密的时候，众人正在喘息，忧惧危险不断，却还能从容地享受山水泉石之美，实行内心无愧的志向，而不向世俗寻求免除责难，这难道不是因为看轻外在得失、内心坚定的人才能做到吗？这件事实在不能不记载下来。寺院起初由戍卒周斋公创建，由游僧德彬建成，后来由指挥刘瑄、常智、李胜以及他们的属下王威、韩俭等人修治。到这次为止共修葺三次，而公馆的建造则是从今天才开始。《贡院碑记》吴维岳：贵州是古代的荒服之地。虞帝向北巡行而没有把它纳入教化，殷代君主虽能征服却未能使它改变；秦汉以来，反抗时便动荡蔓延，顺服时也只是实行羁縻，没有确定的疆界，也没有固定的赋税。到了我朝明代，天下统一，凡天所覆盖的地方，边远地区都派遣象胥译使，特殊风俗的民众向往归附，贵州于是登入版籍。不久设置学校，兴起冠裳、俎豆等礼仪。洪武甲子年，天下开科取士，贵州士人到云南应试。永乐乙未年，贵州开始设置藩司和按察司，建立行省，制度等同内地，文教逐渐明盛。当今皇上承受天命、中兴国家，伦理制度无不完备，恩泽遍及、威势通达；古代没有纳入教化的地方，都受到涵养陶冶。即使其中有疏野粗陋、居于岩穴的人，也无不仰承恩德。贵州士人盼望开科取士，渴望得到奎星、壁星的光照，日益迫切。嘉靖庚寅年，给事中田秋上疏为贵州士人请命，诏令抚按官商议。过了五年，到乙未年，巡按御史王公杏具奏说，贵州建立行省、设置学校、培养士人，历经一百五十多年，文教比往昔兴盛十倍；诸生到云南应试，苦于道路遥远。如今勘察地势，得到西南角一处非常好的地方，可以营建贡院。估计所需费用二千四百余金，查验藩库中多余的缗钱便可以办成。士人兴盛已经足以开科取士，费用又容易筹措。如果另行开科取士，就可以免除各位士人跋涉奔波之苦，使他们更加感念恩德、勤奋学习，愿意亲眼看到宾兴盛典，以仰承赞助圣明教化。田秋的建议得到认可，礼部尚书复奏说事情合乎时宜，于是承蒙批准施行，规定取士二十五人。丁酉年火星临丽、金星当方，时运归于贵州，于是专门考试贵州诸生，人才如鸾凤高飞、豹纹突变，文采斐然地逐步升进。放榜之日，恰好出现龙现的祥瑞。第二年，在内廷铺陈防务，有四人受赐官秩。又过十年，到丙午年，巡抚王公学益、巡按萧公端防念及贵州士人日益兴盛，请求扩大乡试解额，又增加五人。前后都符合《河图》的地数。我吴维岳并不是只为在这里服役。如今甲子年又逢大比之年，我巡视察看贡院棘门的疏密，冈峦在左边高耸，溪流环绕如带，既赞美此地形胜，也感到它正有待于兴建。然而碑石却还空缺。贵州自混沌蒙昧的时代不必说起，即使从虞舜直到当代，已有三千六百多年，刚刚脱离烟雾草莽、昏暗蒙蔽的状态，便兴起成为礼让之区。又过了将近二百年，正值当今皇上崇尚文教、招求贤俊，开科取士并扩大名额，声教开明清朗，将要同中原争相并盛。然而盛大典章还没有记述，而且边远地区少有掌故资料，年月渐久，旧有简册容易湮没。若当初倡议、创办并完成此事的人，有的姓名泯灭，有的事迹混淆，就不是用来彰扬伟大功绩、报答昌盛时代的办法了。因此赶紧搜集有关使臣的文书，采录其中的事迹，凿石把它记载下来，事情就是这样。《修思南府学碑记》李渭：思南学校原是宣慰氏的旧居，先师庙就是旧居的正堂。两株杏树树干直冲云霄，遮蔽两边台阶，是宣慰氏所栽种的，传说距今将近三百年了。如果把它们看作今天杏坛上的树，树不容易结实，果实只与士人每年登第的人数相等；看果实的数量，树也算奇异了。弘治以前，先师庙廊庑的规制不相称；正德辛巳年，郡守李公文敏扩建了它，时间一久又逐渐倾圮。到隆庆辛未年，郡守育庵田公向有关官吏说明情况，由官府出资计算，拆除朽坏部分而重建，修起破败的栋梁，修葺下垂的椽子，装饰彩绘的椽梁，重新铺墁换瓦；从庙廊、亭堂、门阶、台墙，全都除去旧貌而增加修饰，变得华美。博士住宅原先在明伦堂左边，正德年间迁到堂右，因地势倾斜无法居住，又迁回左边。至于藏修用的甲、乙舍，全都已经倒塌，于是依照旧址复建。工程有了眉目，将让各位学士进入其中连缀讲习；又置办经史若干，费用节省而劳作却很多，乡里百姓丝毫没有喧扰。壬申年，我从广东进入京城，经过这里，便到学校住舍察看封树的情况。育庵田公以及司理松滋人伍公晋和各位有声望的贤士，在真武观中谈论孔子之学。育庵说：“孔子之学，就是学习仁。”这一天阳光温和，天气清朗，云在运行，鸟在飞翔，天地间生生不息的伟大德性充沛流行。在座的人年长者和年少者依次回答问题，按次序诵读书籍、歌咏诗篇，气氛庄重和谐。

译李渭说：“这就是仁，还能加上什么呢？”育庵省察乡里甲长、百姓和奴隶，奖励孝顺兄长、努力务农的人；引导不合道义的行为，施行教化，设置法令而不使用严刑，这就是仁，还能加上什么呢？他命令我撰写学校记，又想得到一两句话说明孔子的仁，以激励各位有声望的才俊。如今九年过去了，我还没有兑现诺言。万历戊寅年，郡守王公昆源以名御史的身份来到思南，继续修建学校；司理王公逢吾、屈公心寰先后共同完成。修建文昌宫，培护学校左侧的山；修建棂星门，使学校的整体面貌更加庄严；敬一亭已经剥落倾圮，便更换椽木和墙体。过去名宦与乡贤合祀在乡贤祠中，祭祀杂乱，于是分建祠堂祭祀；又命掌管场务的官员栽种数百株翠柏、芳桂，育庵以前没有做到的事情也更加完备。学校供给膏火和纸张，考察士人时一味以偶对文章为标准，使他们都不能抒发内心，于是教授写作规范和义理，使他们发自内心而返归雅正。己卯年，乡试解额比往年增加了一倍；兴办学校、爱护士人的心情非常急切，我不应只是随手拾取几句来记载。感念今日，追忆往事，于是记下说：“孔子所学，是学习仁。尧、舜、禹、周公没有不是以此来生养人民的，孔子继承并阐述它，把它传授给三千弟子。不只是三千弟子熟悉它的义理旨趣，即使是显达的邦君、公卿、大夫，隐逸的接舆、荷蒉者，乃至难以与之交谈的互乡愚人，也都包括在内。”〔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章〕 即使是阙党那些年轻人，也无不小心翼翼地受到引导诱导，孔子希望人人都共同立身、共同通达。因此他在齐、卫、陈、蔡、宋、楚各国奔波，席子还没坐暖，车辙也没有停下；他的心究竟是什么样的心呢？孔子面向四方、贯通千古的心，与覆盖承载万物的大德相并，无二无别。如今士人们在学校中从容学习，询问、诵读孔子遗书，展开书卷逐字研习，专心致志地向前。平时父亲、老师看见他们诵读勤奋、没有多少悖谬，老师便认可他们；父兄以至亲朋，也都称许，不认为有错，他们自己也怡然自得。这种得到认可和称许的情形，果真是孔子所说的仁者吗？长大后向有关官府进献文章，文书和纸张写得满满，言辞说不尽。有关官府见文章无法穷尽、言词又不违背众人意愿，便认可他们；乡党、四方人士也都称许，不认为有错，他们自己又安然自满。这种得到认可便自我满足的情形，果真是孔子所说的仁者吗？如果果真是仁者，就应当当天展开书卷，天天研习文字，每天学习孔子；否则就是道路越走越远，却想面对终南山，我看见的只是他一天比一天背离正道。等到赴任之日，得到职任、治理百姓，施政处置和裁断事务，能否同往年在父师那里学习、向有关官府献文时的表现相互印证呢？如果不能把过去的行为保持如初，那么那些纸上的文章和所谓才俊，很快就会变得无足轻重。官位富足而自身退居之后，宫室高大了，妻妾也都安逸而齐备了。再问起他从前所谓的诵读之事，十件连两三件也记不住，仿佛只是夜间睡梦中的呓语。自己已经不再使用所学，又让子弟去做。子弟若能沿袭他们那种怡然自得、安然自满的样子，乡里的人没有不夸夸其谈、到处称说的。若有人提到孔子用来生养人民的仁道，他们便窃窃私语，彼此顾盼迟疑退避，没有谁敢承当。甚至有人怒目而视、厉声斥责，认为这会远远妨碍国家培养士人；难道国家反而想得到这样的人吗？过去的两株杏树，如今刚栽下柏树和桂树，要用肥沃土壤培育，用甘美水泽灌溉，使根基深厚，以便枝干繁茂。根扎得深，只要不妨害它生长，就不能强行拔高、增添设置。孔子的仁，就是树木的根基。学校养育士人，要厚给廪饩，放宽他们游学研习。土壤肥沃、水泽甘美，是希望他们的根基高达千丈，并不是希望他们在一早之间就被夸称为优秀。拿孔子遗书来写偶对文章，不过是枝叶。国家以枝叶考核士人，是借此观察士人内心所藏，并不是教人一味追逐外在名利。至于凭借无所凭据的空话，猎取荣誉、求取利益，就像被斧头砍伐、被牛羊践踏，又会变得光秃枯槁了。我郡中的才俊，近来共同听我李渭讲授孔子之学于川上学舍，亲身实行平常的德行，笃信而达到义理，文采彬彬，近于仁道，难道会像这样一天天降低下去吗？育庵田公名稔，是山东高唐人；昆源王公名琢玉，是莘县人；逢吾王公名奇嗣，是四川蓬州人；心寰屈公名群，是广东番禺人。《阳明书院碑记》阮文中：从前王阳明先生因为纠劾弹劾逆臣刘瑾，被贬居贵阳龙场三年。他刚到时住在岩箐之中，与夷人、犵族以及豺狼毒蛇为伴，于是屏退门徒，断绝书册，完全抛弃过去关于仙佛的见解，白天体察，夜晚思考；不久忽然悟到，我心本来的本体与古代圣贤没有不同。半夜里欣喜跃动，不知不觉手舞足蹈，忘记自己身在夷族居住之地；而道德的奥妙、经国济世的事业，都从这里奠定了基础。贵阳旧有祠堂和书院祭祀先生，后来迁徙不定，偏僻地处在曲折小巷之中。我奉命治理这个地方，来到祠堂下面，感叹说：“这难道是安置先生神灵的地方吗？”于是发文命令司、府改建它。方伯蔡君文宪、使冯君成能共同商议，命知府李濮等人督理工程，选择军门前左侧的空地建造，又增购民居，并拿出赎金帮助支付费用。前面是享堂，后面是讲堂，各六楹；前后左右是厢房，各四楹；前面设二门，再前面设大门，在通衢上树立高大的楔木，匾额题作“阳明书院”。不久工程告成，我便对众人说：“崇尚德行而尊重功业，难道不是天地的道理吗？” 尊崇德行、报答功业，难道不是人的良知吗？先生居住在龙场，不只是彻底领悟了精微深奥的道理，他的功德实际上也很大，足以表彰显扬。当时蛮族首领想削减驿馆，改变延续百年的成规；阿贾、阿札等人擅自统兵，成为地方祸患。先生从容说了几句，从利害方面晓谕他们，话语每每击中要害，于是竟使他们丧失胆气，不敢萌生僭越放肆的念头。几十年来，贵阳能够依赖什么安居，不正是先生遗留下来的功劳吗？起初贵阳人士还不知道求学，先生把众多弟子聚集起来，每天与他们讲明良知之学；听讲的人精神振奋，受到感触，逐日革除浮薄浇漓的风俗，回归淳厚亲近的风气，衣冠士人济济一堂，足以与齐鲁并列；先生倡导的德行，直到今天仍没有衰退。改建祠宇、更新庙貌，固然是为了阐明发扬先贤功烈，也是为了给后人留下无穷的典范。虽然如此，先生的功德在江右更加显著。江右是长江上游，三巢凭借险要地势肆意作乱，先生审察时势进行抚慰和讨伐，行动总能符合机宜；宁藩谋反，他在鄱阳湖大战并建立功绩。他镇守南昌、巡抚洪都时，每天与士大夫探究心性性命之学，即使严寒酷暑、风雨交加也从不停止；他所造就的人才文质彬彬，继承老师的志向，为国家效力。

译如今吉安有怀德祠，南昌有报功祠，那些追怀并仰体先生遗德的人，比贵阳更加深切。因此世人对于先生的恩泽，只知道它广大流布于天下，却不知道在江右尤其深厚；只知道它在江右涵养浸润深厚，却不知道在贵阳尤其突出。我是江右人，却在贵阳任官，所以对先生的功德尤其了解详细。虽然如此，先生感化辅翼、飞扬流传、为人耳目所见的事迹，可以说出；而他涵养德性的精纯、学问造诣的深微，不是耳闻目见所能窥测的，也就无法知道。此后在这里任官和出生于此地的人，回头瞻仰先生遗像，奋发立志向他看齐，从那些可以说出的事迹入手，潜心探究那些不可直接知晓的道理，或许能够不忘先生的恩泽，也不辜负今天改建书院的用意。《新镇道题名碑记》孙应鳌：万历戊寅年，平越创建分守新镇道行省。过了庚辰年，按议振海黄公驻节于此，树立功绩，宣扬法度，救治残破，施加恩惠，于是这一方终于称为安靖宁谧。考察贵州，本是古代鬼方靡莫之地。自秦、汉、晋以来，逐渐设置黔中、牂柯、夜郎等郡；唐、宋、元有时附属于楚，有时附属于蜀，有时设置八番、罗甸、顺元宣慰司、都元帅府，总的说来，是根据土著蛮族顺服或叛乱的不同情况，又因与中原隔绝，所以大都随着所疏远隶属的关系加以区处，并没有统一的制度。到了我朝，威德遍及四方，风化显著兴起，贵州成为设置郡县、卫所、行省、按察司和都指挥等机构的地区；所说三司，已经与其他藩省相等，纲纪法度灿然完备。省和台各有正官和副官，省的副官分守各路，台的副官分巡各路并负责兵备，人人都在各自职位上尽力办事。至于新镇分守道，专门管辖都匀、镇远、黎平三郡，以及龙里、新添、平越、清平、都匀、兴隆、黄平七卫所，同时兼管湖广的偏桥、镇远、清浪、平溪、五开、铜鼓六卫，广西的南丹一州。山河遥远险阻，蛮苗强悍，营垒和卫所破败，土地贫瘠，情况都比其他各路严重，不能不说是艰难而繁重的地区。都清兵巡驻在都匀，长期处于辖境之中，关于章程沿革、户赋征徭、边塞防卫、考核赏罚等设置，无不需要斟酌裁决。因此设置分守官驻在都会，距离都清兵巡道远，一切上报的文书和请示往来很少；下属人员只熟悉兵巡官，不再知道分守官，分守官也沿袭过去贪图清闲安逸的习惯，把自己视为隐退闲官，自己也以安逸不考核事务为得意。这种情况并非一朝一夕形成，而是逐渐积累的结果。万历乙亥年，云南寅所严公巡抚此地，察知这种情况后，发现各分守大夫在都会连续多日开衙，竟有完全没有呈报文牒、也没有向公府禀报事务的，便叹道：“分守、兵巡都是地方的重要官职，分守官竟然如此无所事事，朝廷设置品秩的本意一定不是这样。”于是上疏朝廷，大意说：诘问军务、施行刑罚、广泛整饬法令，是兵巡官的职责；管理财赋、广施恩泽、安定守护疆土，是分守官的职责。铨选管理虽有不同，实际却必须共同完成，不能只偏重一方。我考察分守贵宁道同毕节兵巡道，辖区地险苗强，只有一名兵巡驻在毕节，难以控制，应该把分守贵宁道移驻乌撒；分守新镇道与都清兵巡道共同管辖贵筑北路，疆界犬牙交错，比其他藩省更为严重，抢劫掠夺也充斥其间，应该把分守新镇道移驻平越。分守安平道应当改为兼管清军。清军事务少，普定距离都会近，声息容易传达，彼此都有好处。各种大小事务，守巡、兵备官应当协同恭敬地调度辅助；文武官员有无得失，也要相互询问。重大机密事项，应相互商定；任命、遴选、委派和授职，应相互详加复核；狱讼案件，应相互审讯判决；官职空缺，应相互代理。兵刑方面，由兵巡官负责防守分守道的钱粮，由分守官负责防守兵巡道的事务。这样可以责成官员办理事务而不尸位旷职，避免权力偏重，也能实现各官共同整饬职守的道理，看起来很便利。诏令下到吏部议定，按照抚臣的意见办理；诏令下达后批准了请求，于是分守新镇道立即迁到平越。当时，分守巴渝的刘公世赏便在平越城内选择空地，按丁、癸方向择吉，选经历刘信督办工程；丙子年十二月整修营造，丁丑年三月建起主体，戊寅年二月完工美备。堂、廊、衙署、门楔、台阶，都使人登临安居，各有条理秩序。工程完成后，诸位公卿让清平孙生应鳌记载这件事。孙生说：凡是官署有题名碑，都是为了考核官员的政绩，树立标准，征引文献来核实实际功劳和法令，也等待后来观看的人加以考评品鉴，从中彰明鉴戒之意，都包含在其中。这次营建扩建的情况，已经显示出部使善于审慎谋划，我不再一一陈述。我听说事物聚集在一起，美丑就会显现；事情相互比较，得失就能分辨；人物并列在一起，贤能与不肖就会判然有别。将来士民看到这块石碑，口中诵读、手指摘录说：某人有益于疆域，某人遗爱留在人心，离去之后人们还思念他，某人的气节风概足以列入名宦。这样，这块石碑就不只是分守诸位大夫考察政绩、鉴照德行的所在，实际上也会成为一方百姓视为甘棠树荫、爱护而不忍砍伐毁坏的凭据了。我本来不能把它据为私有，也不敢据为私有。《提学道题名碑记》况叔祺：本朝考察古制设置官职，尤其重视掌管文学教育的臣子。在两都任命司成掌管此事，在各路任命宪臣奉持玺书、乘驿车传行，难道不是为了尊重师儒、求取优秀奇异的人才，以光大辅佐中兴的事业吗？己未年，我从礼官大夫调任督学贵阳。到任后查看公署，旧时竟没有题名碑。如今凡是担任一项官职的人，无论中央地方、官职大小，所居之处都必定记录姓名并加以尊重，唯独督学官缺少题名，怎么用来彰明美善的法则、流传给后人呢？于是感慨文献无从考证，哀悼前贤容易湮没，搜求旧有文书，询问故老，得到上元沈君以下共二十四人。根据我亲耳所闻、亲眼所见，记载的这些人都卓异而安静，隐藏光芒、收敛美德，列于不朽之途；与其他省相比，唯独这里最为兴盛。这是为什么呢？饱尝道义滋味的人甘于清淡简朴，轻视宠爱和利禄的人乐于远离喧嚣；巨材隐藏在深山密箐，丹砂埋伏在幽深岩洞，足迹不至，采掘不及，所以能够保全天真本性。珍奇锦绣陈列在通行大道上，早晨经过，晚上就被卖掉；这两者比较它们显露的迟速，不能相提并论。贵阳地处偏僻，寂寞荒远，如同野外戍所和荒村，沉溺于繁华的人不会居住于此。然而贵阳虽然各种特殊风俗杂处，读书人的学校都能学习孔孟学说，诵读仁义文章；他们本质淳朴诚谨，循序渐进，文雅驯善。凭我在其中振铎施教，很容易使他们相信。并且这里冬天没有严寒，夏天没有酷暑，四季如春，得到阴阳调和之气。那些显赫的要津、繁华通达之地，也未必胜过这里。我看见做官的人大多轻视贵阳，所以记下这些话，来告诉后来到这里任职的人。

译《建施秉县城碑记》李曰材：嘉靖乙丑年冬，施秉县城建成。施秉县是镇守地区的重要县邑，古代属于牂柯之地。明朝兴起后归附内地，设置县并任命官员。正统甲子年以前，县城位于岑鳌、景洞之间，西面控制播凯，南面依靠洪江，都是封疆险要、猰防相邻之地，也是暗设弩机、伏兵披甲的地方。只有北面一方通向郡治，通往滇、楚并与上国相通。施秉巩固，播洪一带的苗人便不敢窥伺镇阳；而滇楚道路畅通，就像人的身体一样，镇阳是衣襟和咽喉，施秉是肘腋。肘腋受到祸患，衣襟咽喉就会阻塞。因此施秉虽是小县，实际上是镇守的要地。议论此事的人说，想要巩固施秉，修筑城池、加强守备是当务之急。成化年间，守臣曾商议在岑麓各堡修城，恰逢工程巨大，最终没有成功。不久又稍微调拨番休卫的士卒作为守戍之计。嘉靖辛酉年，容山司发生叛乱，四面披甲、手持兵器，焚烧劫掠县治。当时戍卒没有能力抵御，居民逃窜到岩穴之间，只能喘息求得一朝一夕的生存；依靠一两位统帅大臣整顿军队、誓师动员，消灭元凶，县境才很快恢复，但横遭兵火灾祸的人已经无可救治了。假使当时修筑几重城墙加以守卫，苗人即使□，难道还能蹂躏到这种地步吗？中丞柱峰赵公奉皇帝玺书来到这里，叹息说：“祸患到来以后才准备，已经来不及了，为什么不赶快筹划这件事呢？” 于是便同台察巫公商议守城的办法，又与守巡徐敦、张廷栢二位商量筹划，意见都相合。随即发文檄令郡守袁成能、守备孙继武召集工匠、划定地界，并由同知何承训负责此事。共计费用白银一千六百余两、粮食一千九百余石，所筑城墙四百一十余丈。工程开始于壬戌年孟冬，历时三年，到乙丑年冬季竣工。当时中丞仰亭陈公、侍御春楼潘公刚到任，便文武并举，为万世谋利；他们赞许先前的规划，也为这座城池建成而高兴。认为此事应当载入典籍，我按照《春秋》的体例来看：记载修筑城郭，是为了严密外部防御；记载修筑城堞，是为了谨慎治理内部。《易》说：‘王公设置险阻来守卫自己的国家。’难道只有山川丘陵、坚固的城池和深险的护城河才算险阻吗？所以修筑和戎城，北方的胡马便不敢南下放牧；修筑青涧城，夏人便不敢向东进犯，采用的就是这个道理。何况施秉正处在镇守要塞之地，与和戎、青涧相比，功效未必有先后之分，难道不符合《易》的象义和《春秋》的大义吗？不过，城池可以用来防守，却不能完全依赖它。晋阳城被水淹时不过三版高的城墙，最终却能抵御敌人、保存赵国；子囊修筑郢都城，沈尹戍却非难他，难道修城真的没有益处吗？所以城池虽是同一种东西，善于守御，哪怕四周只有一堵墙也都坚如壁垒；不善于守御，即使有百雉高的城墙，也会成为敌人的营垒。俗话说：‘公侯的屏障在于得到贤能之人。’众人的同心协力能够筑成坚城，也在于得到百姓的拥护。这就是这篇记文。贵阳府学碑记。江东以西的黔中一带，古代是西南夷的地域。自高皇帝开辟并创建基业以后，才得以列入藩服；贵阳又是黔省的首府，因此牂柯、程番之地在穆考登极三年重新开始设置。第二年秋天，才依照诏令正式设立学校。当时规制和规模尚未完备，暂且把阳明书院改作明伦堂，众博士和弟子员在那里讲学。至于圣庙、贤庑用来瞻礼、陈设祭乐的设施，则只是因宣慰司而设，贵阳附带设置。万历甲午年春，当政者才开始兴建，经过商议，最终在会城门北找到吉地。那里过去是蜀行都司，如今划入黔地；由偃武修文到文武交替运行，实在是时代运势相承，也是山川灵秀所聚、最优胜的遗址，而城中士人关注此事已经很久了。于是召集工匠、采办石材，到如今才告成，也已经历时三年。我奉命巡抚黔地时，正因高砦用兵，监司▯君、梁君以防务上奏；这时督学沈君进入府中，又申述说：‘《诗经》说，学校既已建成，泮宫修立，淮夷便来服从；先生的教化扩大十倍，怎会让这些蠢笨的苗族丑类不如淮夷？如果献上俘虏、审讯他们并使其归顺，还将带来友好的消息。先生难道始终没有这个打算吗？’我说，黔地就是古代的罗甸国，锋利强悍之势时常兴起；即使七萃联镳，士人中那些读过穰苴兵法、能够应试入选的人，也足以同燕、赵之士争奇，其他就不必说了。如今圣明天子重视文教，各藩都因制科取士而增加名额，请求朝廷特别下诏允许黔地这样做，难道只是因为各位士人文采出众、辞章娴熟，又用儒术加以修饰，就值得大加赞美吗？也是因为夷方之地出了杰出人才，经过考察选拔便归于文教；从今以后每月会试、每旬修业，使丰厚的实际才能飞腾显达，甚至中原的文献人才也没有谁能超过他们，这才是圣明谋划的宏大之处。士人生逢这个时代，真是千载难逢；如今庙宇面貌已经焕然一新，又正好遇上这样的机会，各位士人仰望而思考此事，将怎样发挥自己的学识而不辜负我们的君主呢？何况各位士人的先祖都来自旧都，正所谓世代旧家、遗留旧俗，凭借这些足以远及边徼之外；他们本来就掌握着以中原教化治理夷地的权力。过去那些击掌谈论、倚着梧桐吟咏的人，又曾在东越讲习良知之学，诸位士人接受和研习已很深，即使学舍迁移了，内在的学业也有不会迁移的地方：在家则成为孝顺友爱的人，出仕则成为忠诚贤良的人，共同在书籍的园囿中自由驰骋，受到培养。俗话说：‘坚固的树木要从开始栽种时培育。’现在正是时候。这只是说些浅近而不高深的话；如果冒昧把它附在《鲁颂》末尾，我哪里敢当。置贵阳右文田碑记。我到黔地巡抚三个月时，有几名秀才来拜见我，说：‘一年将要结束了，靠粗食度日的人正为此忧虑。’我认为，贫穷是士人的常态，但黔地士人的贫穷，却是巡抚者的罪过。于是我拿出官仓的粮食，可是按我的俸禄所能分给他们的没有多少，而且也无法长期维持。后来见到万公、冯公创置学田，这才满足了我的心愿，既高兴又为此写下记文。如今计算田地将近七十六分，用来供养府、州、司三所学校中的贫困士人，二公给予诸生的恩惠很丰厚了。但每年租粮都储存在定番州广储仓，距离省城四百里之远，使贫困士人必须穿草鞋往来领取，所得还要减少一半左右，所以本郡没有学田的诸生，唯独还没有沾受到这项成惠。我命州官等候粮价上涨时出售，再随着价格把钱解送上来，使士人不必往返奔波，粮食又能获得一倍的收益，这就是不需额外耗费的办法。只是想到若凭空口白话要求转运粮食，人们会怎么看我？所以还要设法解决。恰逢屯田中清查出乌当把路的若干亩田地，过去征收的巴香本来是用来备办军饷，如今已无处使用；这些田地极为肥沃，每年收米二百余石，过去运送粮食的折价为十六缗交给藩司，而其中大半被肥佃户占去，我认为实在太可惜了。于是想到贵阳学宫过去用于讲武，如今用于修文；乌当的田地过去供养军队，不如改为供养文士。从今以后战车不再奔驰，而瑶华照耀、清爽明丽；黔地虽然处在丹徼，也开始知道重文抑武了。我同直指应公商议，把那些田地划归学校，又拿出三百金购置田地来增加学田，总称为‘右文田’。

译重修钟鼓楼碑记。万历己亥年夏季六月，我奉天子的命令来到黔地巡抚。按照旧例，来任三天便要拜谒文庙；文庙在城北角，必须经过钟鼓楼下。我抬头看楼，规制颇为高大，形势却像要倾塌，便记在心里，认为应当整修。当时正有夜郎之役，暂且不说府库空虚、百姓困敝无法振作，就是我们这些人的心思也无暇顾及此事。庚子年六月六日，夜郎平定。贵阳刘太守文光来到黔地，仲秋稍有空隙，太守同徐丞庭绶向我和柱史宋公请求说：‘掌管漏刻的政务，不能急促，也不能迟缓；君子小人的兴衰，都在于掌握时令，用来管理晨昏、严格更漏，全靠鼓和钟。它们是黄帝推算时序、唐尧敬授民时所重视的东西。如今这座楼将要倒塌，太守很怕它毁掉，成为百姓观看的坏样子，请赶快修缮。’我和宋公恭敬答应下来，交给监司商议。监司发文令太守会同有关人员核查：木材若干章，竹子若干个，泥土若干畚，干粮若干钟，赭、白、青、黑等颜料若干，雕刻、曲尺、墨线等工具若干，匠人的工钱若干缗。太守和徐丞总管此事，中军官刘岳、指挥杨师震和李栋材负责督役；千户金鳞、李东生，百户王懋勋，吏目张大纪负责防护工程。辛丑年六月，刘太守升任宪副，代理平越府事务，负责办理夜郎事务。天子命宋公前往云南巡按，又命柱史毕公代替他。毕公到任后，催促工程。徐丞竭尽全力完成此事，到某月竣工，于是请求我把竣工经过刻在石碑上。我告诉他说：‘这座楼的意义重大啊！难道只是用来贮藏钟鼓、刻漏而已吗？难道只是用来辨明早晚、不至于在风雨中迷失而已吗？黄钟生一，一生万物。君子熔化金属铸钟，钟有四时、九乳。因此钟声调和，君主之道就能得当；五音十二律虽与鼓无直接对应，但没有鼓便不能和谐，它们的声音本是一体的。刻漏的方法是，一升漏水重一斤，每一刻经历一个时段。所以钟是声气的根本，鼓是众乐之君，刻漏是校验中星运行的依据。正因为它们归于一体，所谓一体，就是用来统一百姓的视听，使他们不至于各行其是。’《周礼》所说的六典中，夏官掌挈壶，秋官掌司寤，春官掌鸡人；汉代以后由太史掌管。隋代设置刻漏令，掌管漏刻；由率更负责统领，由博士教授，由掌漏主管，由司刻分定时刻并传呼。漏童按更次击鼓为节，防守人员击钟为节。所以《含元赋》说：‘以钟律校定日晷和漏刻，架起高楼安置钟鼓。’钟鼓设置楼阁，由来已久。黔地正处在珍夷敛雾三渡息波之后，于是把这座楼整个重新修建。景钟高悬，防鼓如雷鸣响，玉衡用来称量万物，金壶广泛施行漏刻之法。清晨钟声响起了吗？我们这些治理此地的人，凭什么来完成天子的职责和命令？考察国家的职守，讲明各项政务；士人凭什么接受学业、讲习贯通？从戍卒、平民以下，天亮后开始行动，靠什么耕作取食？靠什么凿井取水？靠什么搜寻禾苗、进行春猎秋猎？傍晚钟声响起了吗？鼓声催促更次了吗？我们这些治理此地的人，凭什么安排政务、纠正法典规范、警戒百工，使他们不放纵淫逸，然后才得以安定？士人凭什么复习学业？凭什么核查过失而没有遗憾，然后才得以安定？从戍卒、平民以下，天黑后休息，靠什么连夜织绳？靠什么夜间纺绩？料理好自己的家事，然后才得以安定。希望大家每天珍惜一寸光阴，夜里知道将近天明，这样，这座楼的重修才不会徒劳。唉！我因为这座楼兴废的缘故，又深有感触。此楼创建于成化甲午年，确实始于郑都知忠；记文出自白少保圭之手，言辞周密，通晓地方志，还称赞郑忠有谋略，曾同总兵李贵安抚、捕捉各苗族，李贵死后，当地人为他建立祠庙祭祀。如今宦官遍布天下，飞扬跋扈、残害百姓，到处使黔地因土地贫瘠而困苦；大规模战争之后，皇上怜悯百姓而不再派兵，而我们得以在收兵撤防之余，顺应时势、利用空隙修缮此楼。以郑都知开始，以我们重新修成为结束，不能不说是极大的幸运。所以像郑都知这样的人，从今天看来，难道也算是铁器中铮铮作响的坚硬之物吗？何况创建此楼的旧碑还清清楚楚地保存着；参与这项工程的监司、郡县、卫所官员，按例都应把姓名刻在碑石右侧。孙文恭祠碑记。人们最为忧虑身后之事的地方，在于改朝换代后的后代以及更改谥号的典礼，而这两件事常常相互关联。有子孙陈请，即使才质中等的人也能获得褒美的谥号；没有子孙陈请，即使是高明贤能之人也难免被湮没。这难道是形势使然吗？不必说往事，例如我朝李韩公的功劳不亚于武宁、武顺二公，李公却没有谥号，祺公又不得善终。解大绅的贤能不亚于杨文贞、黄文简，解公却没有谥号，因为家属迁徙到了辽阳。邹吏目的忠诚不亚于罗文毅、舒文节，邹公却没有谥号，虽然可以说是官秩低，也因为他的后嗣断绝。臣子活着建立太常那样的功勋，死后却成为若敖那样的鬼魂，如果不是国家顾念旧臣、替他防止私人因素的影响，谁能使这种事得到改变呢？正如溺水后只剩灰烬而返回，已经失去了鞋子一样。因此，人情最为忧虑、身后又未必能够得到的事情，国家会体察其情，哪怕后代断绝，也让祭祀保存；哪怕尸骨朽烂，也让名声显扬，以此彰明过去、劝勉将来。隆庆、万历以来，这种议论渐渐明白。我亲眼见到没有子孙陈请却照样获得褒谥的有四人：少保于谦，改谥忠肃；少师夏言，谥文愍；中丞海瑞，谥忠介；尚书孙应鳌，谥文恭。文恭这个谥号，确实是我同御史宋兴祖、李时华二公共同请求的。皇上赐谥的诏书下达后，我又同御史毕三才在清平市田为孙公建祠，以供每年的祭祀。平令刘启周等拿着祠记来请我撰写。我想到孙公曾在秦中主持督学，是三秦士人的老师；又曾在瞽宗、北雍做天下士人的老师，入门、入室的弟子中应当有善于称述老师的人，于是便向当今御史大夫三原温公请求。温公原本就是孙公当年选拔的秦地士人。温公说：‘弟子即使诵述老师，也没有比得上孙公的言论。’温公又把《哭公集杜八首》给我看，读来令人流泪。我推辞不掉，于是查考孙公的履历来记载。孙公姓孙，名应鳌，字山甫，扬州如皋县人，寄籍清平卫。嘉靖丙午年乡试考取第一名，癸丑年成为进士，选为庶吉士，改任户科给事中，出任江西佥事，历任陕西提学副使、都察院佥都御史，巡抚治理郧阳，入朝任大理卿，升任户部右侍郎，改任礼部，掌管国子监祭酒事务。隆庆改元，皇帝临幸学校，孙公进讲《无逸》，获赐茶，请求退休。后来起用为刑部右侍郎，升任南京工部尚书，去世后获赐祭葬；如今墓上的树木已经粗到两手合抱。

译万历庚子年，我等向朝廷请求为孙公赐谥；壬寅年诏书下达，谥号为文恭，并赐给诰命，于是才在清平城中为孙公建祠。我查考谥法，‘恭’有九种含义，给公谥为‘恭’，大概是说他尊重贤能、重视义理，办事坚贞牢固吧？我的老师胡正甫先生曾对我说：‘天下讲明正学，楚地有黄安耿公，蜀地有内江赵公，黔地有清平孙公，我们豫章有南城罗公，都是贤人。’我进入蜀地时，老师以及赵公、孙公都已去世，于是便把三位公合祀在大儒祠中。等我进入黔地，同邹尔瞻在江边分别，尔瞻说：‘黔中的孙淮海、李同野、马心庵都致力于这门学问，可惜你这次来不能见到三位先生。’我平定播州之后编纂《黔记》，便把三位公合编为理学类传。后来又为孙公请求谥号而得到‘恭’，这才知道正甫先生和尔瞻的话并没有欺骗我。唉！孙公没有经历改朝换代后的后代，却获得了更改名号的典礼；人情最为忧虑而身后未必能够得到的事情，孙公没有忧虑却得到了。他遇上圣明的时代，比李公、解公、邹公三人幸运得多。孙公著有《学孔精舍汇稿》《易谈》《四书近语》《教秦语录》《春秋节要》《律吕分解》等书，共若干卷，阐明圣学，详细内容都载在各书中。〔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里〕 他在朝廷中所建立的大节，日后国史一定会大书特书。这里的记文只记述为孙公请求谥号和修建祠堂的始末。祠堂就是孙公书舍的旧址，宽若干丈，长若干丈；中间建堂祭祀孙公，堂外设门，匾额题作‘工部尚书孙文恭公祠’。祭田若干亩，详细情况都刻在碑阴。西南平播碑记。大明皇朝全面统治天下，象寄所管辖的地域，远到西南。赕僰、濮、洛、乌蛮、白夷、荒忽、么防等族，都是前代未能役使的，如今没有不受驱使、约束和驾驭的，全都承担职贡。至于播州，是古代设置过郡县的地方。杨氏在唐朝末年趁乱而起，凭借险要之地世代长久占有当地，显赫地承袭朝廷名号，在内部相互结党、统治百姓，分割版籍疆土，使其沉沦为夷族之地。经历宋、元两代，羁縻统治一直未断。即使圣人相继兴起，涤除腥秽、兼并荒远之地，也仍只取其表面恭顺，因而设置建置，大概只是沿用旧有办法，以暂且便利当地风俗罢了。到了当今皇帝统治天下，神武英明、决断果敢，威德深厚充盛，仁风已经广泛传播，适时施行义兵，于是诛灭夏寇、平定倭患，摧毁强暴、扶植弱小，凡是顺从的便建立安置，使其纷纷陨落消散。播州的孽臣应龙，倚仗自己的昏昧顽嚚，湮灭常法纲纪，在宫墙之内酿成祸根，枝条蔓延，残害姻亲党羽，终于祸及百姓。七姓五司遭受他的毒害，都仰天捶地哭喊说：‘我们的君主在哪里？既不覆盖我们，也不承载我们，为什么唯独把我们远远遗弃？’天子说：‘播州百姓难道都是我的遗民吗，难道可以不追问？’命官吏召应龙前来对质，他逃亡隐匿、抵赖傲慢，事情尚未审理完毕，便在白石起兵反叛。边疆官吏来报告事情经过，认为应当出兵诛讨。天子说：‘唉！难道他就不能悔改吗？’命大臣迅速前往宽赦并裁决此事。等到应龙伪装服罪，请求接受处罚赎罪，并表示首领愿意自效，使者便宣读皇上的诏令，削夺爵位而赦免死罪。春天温暖、夏天生长，父亲教导、母亲抚养，恶苗和桀骜之气本应止息；但由于依仗慈惠，反而滋长骄横邪恶，助长他的狡猾凶狠。于是他出兵扰乱边境，抗拒我军，当面违逆朝廷，在飞练杀害我军将士。事情上报后，朝廷大臣都说：‘播州叛徒如同虮虱，皇上不忍用指甲捏死，屡次把它放在衣服里，反而让它啮咬自己；这是自弃于天、为上天所废弃的人，不能再宽赦。’天子说：‘对。’于是命前任辽东巡抚、兵部侍郎李公前往统领军务，在成都建立督府，统辖黔、楚两地，赐尚方剑一把，可以自行诛杀大将以下人员；又任命都御史郭公巡抚黔地，都御史支公在偏沅设置幕府，命江公前往楚地视察军队，都听从李公节制。己亥年五月，李公到蜀地接受军务，当时三方面长期积弊未平，士卒畏缩、兵器残破，军粮也接济不上。李公说：‘凭天兵诛讨小丑，应当防备万全，取得一次决战便平定此事。’于是征集军队、运输粮食，内部修造攻战器具，表面上显示没有行动，以便缓解敌人的戒备。叛军进入綦江，焚烧王嶰梗，向偏隆煽动引诱九股，恐吓践踏，企图使将吏害怕而归附。李公于是把这些情况公布在文告中，叛军的意图果然发生分歧，因而放慢了深入进攻的速度。第二年春天，所征调的秦、魏、燕、齐、滇、浙各地军队以及土司兵全部集合，共二十万人。正月望日，登坛发誓誓师，五监、六帅、八道军队一齐进攻讨伐。推官高折枝先率南川兵攻打官坝，使真州投降，进军占据桑木。蜀军将领綎攻破楠木娄山关，又同应龙父子相遇，奋力作战，大败其军。蜀帅广分兵出击，斩杀叛军大将郭通绪，铲平崖门而入。再次进攻水牛塘，叛军退守▯上。楚帅璘把四牌、七牌的苗族全部扫荡，登上青蛇巅，杀死数千人，进军夺取大小三渡。黔军也再次渡过乌江，毁掉关隘，率水西兵抵达白田坝。夏季五月，各路将士会集在海龙▯下。李公命按察使悌前来巡视军队。不久，封侍郎的讣告传到，李公饮血含泪，责令将士更加奋勇作战。六月五日，綎、应祥的军队攻破叛军城池。第二天，广、璘发起进攻，城墙崩塌，众军随后攻入。应龙上吊自杀，官军收取他的尸体，拘捕他的妻子儿女，把他的部属全部关押，押送到宫阙之下，分别依法论罪，在市集上斩首肢解。播州人从前逃窜伏处于荆棘荒莽之间，沉浸在云雾阴霾之中，八百年来不曾看见天地的广大、日月的光明。他们任人割截、舂捣、砍斫，屈身承受淫威；雷霆鬼神般惩治他们的首领，使他们不敢正视。看待天王的使者和天子的官吏，就像看待来自另一重天地的人一样。如今一旦重新建立城邑、设置守令、整顿新建的学校，过去像猿猴攀梯、毒蛇藏穴、虎豹凭险据守的地方，都削平险峻山岭，拓展成为通行四方的大道。茫施、罗甸各溪洞的君长，受到震慑和惩戒，更加敬畏而不敢懈怠。圣明天子施行刑罚和恩德，我公的功绩也因此流传久远。应当把它刻在金石上，昭示万代，永远安定南方边疆。于是依照都司弘吉的筹划，在白田南面的山下，选择山顶尖而平的地方，在上面树立铜柱；又在桃源旧址建造李公生祠，刻写功德于祭祀牲畜所用的石碑上。望龄过去任史官，按职分本应有所记述，于是写下铭辞：播州原是古代的州县，最终却沦为夷地。封爵使它顺从安定，土地却因鄙陋而被遗弃。大明开始兴起，鉴于先例，接受其归附。使者穷尽升阶之礼，仍让其承袭圭组。南方的金银、象牙，每年进献给君王；称说你们的兵器，便由此开启战争。天命不会荒废，妖孽兴起是因为德行浅薄。祸根生于宫墙之内，阴谋起于宗社之间。女子用兵胜过晋国，祸水灭亡炎汉；大规模讨伐尚且不能取胜，何况小丑岂能承受。头戴虎冠、身缠蛇饰，摇动毒牙喷吐毒液；呼啸着利刃，皱眉磨刀，以刑罚杀戮全族。高高在上的苍天，听取民意最为亲近；命令逮捕罪人，把他们押送到尉氏。

译把他们戴上木枷手铐，接受审讯，替我们拘系囚犯。既然已经释放他们向西而去，就像鹘鹰隼鸟脱离了束缚。白石起兵，向上射天，吼叫着冒犯君主；大官据此发言，叛军却编造夸大的说辞。纠集奸邪恶徒，官府与叛军互相喧嚣。把播州人当作肉食，用来豢养苗族；鹿奔走于险地，兔凭借狡猾藏在洞穴。叛军再次抵抗黔军，凶恶之势穷尽，罪行终于终结。边地人报告凶讯，皇帝因此极其忧惧。于是任命勇猛的大臣，平定这场大乱。勇猛的大臣，就是李公。郭公和支公辅佐他，共同完成功业。偏师尚未集合，綦城已在夜间崩溃。李公故意用言辞迷惑叛军，使他们疑惧而不加防备。于是收集军队、聚积粮食，隐藏机谋而神色安闲，深沉得如同阴云，不动得如同大山。强盛的王师奋勇而来，东方的卢、濮、髳、微等地也有人带兵相从。军队会合后，神妙的谋略迅速发动，八路军队进攻推进，如巨涛掀起、泰山压下。李公说：‘奉有诛杀首领的命令。’播州听到鼓声，仿佛久旱后开始响起雷声。叛军跪拜扶持，成百上千结成队伍。有不听命的，便用斧头砍杀。重重关隘高峻险要，仿佛升起又仿佛坠落；他们倚仗险要和兵力，最终反而走向倾覆。殷人讨伐鬼方，疲惫之后才取得胜利。三月报告凯旋，这是天子给予的福泽。播州过去地势低洼，池沼积水污浊；如今开始会合贯通，成为江河湖泊。过去以鱼干肉脯为食，供养凶恶淫乱之徒；如今有了家庭，人人成为父亲、兄长。告诉你们播州人，要勤勉服从征役，穿着蓑衣、短褐，以报答皇帝的恩力。告诉你们播州人，千百年以后，我公的功劳也将成为你们子孙的名声。显赫的天威，铜柱树立在南方；遥远的西方人，都应仰望我公。傅公祠碑记。傅公名天锡，字祐之，世代家在钱塘；到了宋高祖时，是当地望族。等到颍国公傅友德成为明朝辅佐开国的功臣，颍国公有四个儿子，傅公排行第三。元朝末年天下扰乱动荡，父子各自奋身而出，都想建立云台功业，因而彼此失散。傅公身材高大、相貌奇伟，英姿挺拔如云中之龙。他作为经生便已有声望，尤其擅长诗歌，诗格高雅，不写大历以后那种诗风。闲暇时便谈论军事，屈指谈到穰苴、司马等名将，自负封狼居胥、禅姑衍这样的功业并不难成。每当筹划天下大事，便慷慨激昂、情绪充沛，扬眉瞪眼，别人不能诘难他。他参加江浙行省的考试，有一天忽然对同学诸生说：‘我仰观浑仪，旁察方舆，江淮之间气象郁郁直冲云霄，形成五彩龙文，这难道是天子的气象吗？’于是辗转奔波，前往拜见高皇帝。后来被伪军捕获，押送给伪将潘允明；潘允明想让傅公屈服称臣，便派兵包围他。傅公说：‘圣明的君主已经出现了，我是昂然挺立的男子汉，不是你们那种臣服之人。’他须发竖起，目光炯炯射向贼兵，声音震动行营，众人都退避，不敢动兵。不久传来消息，明军李武靖公攻破富阳、余杭，兵锋压到潘允明营寨。潘允明谋划抵抗，傅公叹息说：‘明天子受天命而起，神兵百万；先锋已经到这里，叛军不会留下完整的卵了。’ 潘允明虽然对傅公的话感到震惊，但仍同党羽商议，认为确实如此。于是设法把伪员外方彛捆绑起来，前往武靖公军前献上降表。他同傅公交谈了很久，认为傅公奇异非凡，于是接受潘允明的归顺，回来后又推荐傅公任明州训导。当时有个僧人几先，狡黠而有谋略，带领倭寇袭击明州。他借诗歌同傅公交往，傅公得到几先的情报后上奏请求，于是设防诱捕几先，凭此功劳升任大名府知府。元军侵犯大名时，傅公任职才七天，防备尚未完成，无法抵敌，便系上印信返回，请求依照司寇的法律治罪。诏书答复说：‘傅某有特殊功绩，大名郡刚刚建立，不是你的过错，安置到云南永平。’傅公的妻子姓于，随军前往，第二年抵达永平。又过一年，授任大理卫知事。不久，普安的叛贼安乃反叛，傅公率兵同他交战失利。有人劝傅公逃走，傅公说：‘你为什么如此馁弱悖逆、失去志气？过去我守大名，城郭没有守住，皇帝不但没有用刑斧杀我，反而让身为士大夫的我待罪，恩德已经很厚了。若不死在战鼓之下，怎么报答？’于是脱下头盔，搏斗叛贼而死。当地人把他葬在驿站后面。傅公生傅宽，傅宽生傅瑄，傅瑄生易庵证，证生江安教谕公傅风，傅风生工科给事中傅良弼，以敢于直言著称。正德十六年，部使者上奏称颂傅公忠烈，请求朝廷建立祠庙祭祀。到了万历十年，傅公第七代后嗣侍御公来到黔地巡按，黔人感念傅公的恩德，想到无法报答，便谋划重修傅公祠。中丞刘公听说后说：‘伟大啊！傅氏的美德流传得多么久远。’于是立即重修祠堂；当时正好可以借督学巡视驿路的机会办理此事。我拜谒瞻仰傅公祠，惆怅仰慕了很久，于是为此编排叙述这件事。葛镜桥碑记。平越以东五里，有一条水流旋转奔涌、声势激荡的河流，深得无法测量；两岸都是高峻错落、重重遮蔽的山崖，拔地而起，直插云天。靠近岸边俯视，只见水流深缓，□窟之中仿佛有异物盘踞。渡船往往翻覆沉没。平越人葛镜发誓修建桥梁，第一次修建便崩塌，第二次修建所费超过第一次一倍；在水流湍急处修建，又一次崩塌。葛镜发誓说：‘我耗尽家产，也一定要把这座桥修成。’于是他在那高崖重障、拔地插天的地方招募工匠，凿开山脚空洞险阻的石头，把它们全部拓展成平地。东西两岸共同开凿约五六丈，在深渊中垒筑桥基，像蹲伏的兽、交错的雁齿一样，终于有一座巍然横跨江上的石桥，如同彩虹。万历四十三年乙卯四月，我经过这里时，江上仍靠船渡河。葛镜请求我发檄给运输木材的人，我同意照办。四十六年戊午三月，我因办理匀哈之役，葛镜桥已经建成。四十八年庚申二月，我奉命督理陕西三边，调任沅地交接事务时，葛镜已经去世。葛镜不过是一个平民，并没有陶朱、猗顿那样的财富，却抱定修桥的念头，至死不移。第一次修建失败，人们已经厌倦了；第二次又失败，第三次终于成功，计算费用不少于五六千金。人情所更难做到的是，听说葛镜有不少田地，除去每年足以糊口的粮食外，其余全都用在桥上。〔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匹〕 前后历时三十年，工程才告成功。像他这样从容乐善、不吝惜财力、不感到疲倦，哪里是世俗之人能够达到万分之一的呢？我赞美葛镜的行为，怜惜葛镜的死亡，又庆幸桥梁建成，使他死后能够安宁。因此命名为葛镜桥，把名字刻在桥上，又写下这篇记文来记述此事。碑文如下：

译武侯祠碑记。世代相传，诸葛武侯当年在黔中谋划、开拓土地，大概抵达过牂柯，遍及金筑一带。又因为武侯所经过的地方往往留下遗迹，交付给山中神灵；后人发掘出奇异遗迹和幽隐声响，必定说是武侯遗留的，大概认为若不是武侯，还有谁适合做这些事呢？如今贮甲、铜鼓两座山岩，都被说成是武侯遗迹，这是当地老人世代相传的说法，但已经无法考证。南崦过去就有祠庙祭祀武侯，前面迎对郡城，下面俯瞰渔矶，烟水飘渺，青翠山色也使庙宇显得很美。我龙洲王公在此地开府，瞻仰武侯祠宇，想到武侯扶助汉室、三分天下的事业，感慨万端，久久徘徊，于是亲自取出武侯旧传，反复增删校订，刻去旧版、贮藏在祠中，作为士绅的典范，以慰藉百姓的远方追思。我曾反复深入思考，发现王公有长远的用意，并不只是寄托仰慕之情而已。忠武侯在章武年间，想要保全蜀地，以等待中原局势变化，谋划恢复汉室；所以他经营蜀地，首先致力于使笮、僰等夷族心悦诚服，关键在于夺去他们的气势，借助他们的力量。‘考虑北伐，应先进入南方’，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因此夷族习惯格斗、懂得兵法，武侯便用兵威困服他们；夷族善于隐藏火种，武侯便故意放火焚烧；夷族善于躲避毒草、竹林和幽深岩洞，武侯便穷尽搜索；夷族相信鬼神幻术，武侯便故意制造奇异遗迹和幽隐声响来震慑他们。所谓武侯所经过之处往往留下遗迹、交付山灵，大概也是武侯震慑夷族的一种手段。夷族受到震慑而不再发生变乱，然后才能借助他们的力量来窥伺中原，这就是武侯的长远谋略。经过千百年，我太祖高皇帝兼并统有天下，削平营寨、降服夷落，设置郡邑；铲除夷人的险箐洞穴，代之以控制弓弦的军队；从黔地到滇、蜀的戍守据点，像星罗棋布、云屯雾集，已经是武侯当年所筹划部署的五倍、十倍、百倍了。其实国家的做法也符合武侯的意图。如今如果各夷不安定，黔、蜀、滇就不能完整；黔、蜀、滇不能完整，就不能成为巩固西南屏障的藩镇。然而要安定各夷，如果没有武侯那样的才干器量和谋划，不能称得上能够做到这件事。如今考察龙洲公的施政部署，便可以看出他具备这些条件。王公自幼就才气挺拔，沉浸于群书，驰骋于古今；历任职方卿寺等官，凡边地与腹地的形势、险易和经营方略，没有不深入考究、掌握要领的。因此他治理远方服属之地，就像熟练驾车、游刃有余一样。地方的货物储备有利可取，便开放贸易；有弊病，便加以杜绝。道路阻塞、高处难行，便修筑坡道；遇水难渡，便架桥。兵员招募、储备武器，有干粮便相称，有兵器便编列。部落首领英杰，驯服便安抚，反叛便出兵。地方风俗喜游荡，便警戒；懒惰，便训诫。施政一年多，夷人没有击鼓喧噪，百姓没有喧哗，有苗族前来归顺，到处安定平静，不能不说这与武侯的长远谋略相契合。难道是相隔久远而彼此相应吗？王公所经营治理的地方，不只是使黔地完整、使滇地得到保全，就连三蜀也借助王公而得以完整。按照武侯当年的志向，武侯所保全的蜀地，虽还不足以窥伺中原；王公所保全的黔、蜀、滇，却巍然成为中原的一大藩镇。衣服的边缘称为边，器物的多余部分也称为边；边缘齐备，衣服就光泽美好，器物完整，中心就精美。他日能够舒解国家南顾之忧，靠的是王公的力量。王公的志向深远，大概是想以武侯为友，继承其伟大谋略，并不只是寄托仰慕之情而已。我对那些急于传述武侯事迹的人，经过深入思考，已经明白了王公的用意。请把这番话拿去询问王公，他会说我真正懂得其中道理吗？所以我不顾才疏学浅，冒昧写下这篇记文。郭青螺祠碑记。贵筑处在要服之地，是古代夜郎、罗施的区域。后汉时武侯擒获孟获，济济火跟随他出征，以从征的功劳被封为罗甸王；这就是今天安氏的远祖。安氏在大方建立武侯庙，前面又有巍然相对的关侯庙；水西隔着乌江，一衣带水，便是播州。播州首领杨应龙像□獍一样倚仗险要，违逆朝廷，王师屡次征讨都没有成功。圣明天子赫然震怒，拍着大腿思考平定边患；朝廷大臣共同推举泰和郭公，认为他的才略和将帅谋略足以担当重任。万历二十七年春三月，郭公奉诏在贵州开设督府，并兼督理湖广、四川各军事务。夏四月，他单骑进入黔地。当时黔中物力单薄，一切兵粮都仰赖楚、蜀协助；綦江一旦陷落，整个贵州都处在危急之中。郭公请求增加兵力、补充军饷，以充实军备；计划招募士兵，守卫偏桥等十二处要害，以阻遏贼军冲击；调补文武官吏，弹劾规避责任者，以严明纪律；亲自到敌前督战，以倡导勇敢。总督长垣李公移驻重庆，请求赐尚方剑，同郭公同心协力，于是军政肃然。第二年二月，郭公誓师；四月进兵，首先摧毁叛军锋芒。宣慰安疆臣斩关先登，其弟尧臣协助；在大水田一战中独占七路军功。各路军队进兵到海龙▯，仅用一百多天，六月便诛杀应龙，剉碎其尸，传送首级；将他的妻儿以及田氏朝栋等七十二人押入囚车，送到宫阙之下。这一战中，贵州斩获首级四千八百六十个，生擒首领和随从一百五十八人，俘获叛贼家属男女一千一百一十人，招降播州百姓二万九千八百五十人，夺获的贼军器械不可胜数。天子赏赐军费一百零四万金，郭公只用了一半；漕运粮食三十万钟，只用了十分之一，其余全部归还国库，安然退身。皇帝温和慰留他，让他留下来平定播州、办理善后，新设遵义、平越二府，正安、黄平二州，遵义、桐梓、绥阳、仁怀、湄潭、龙泉、瓮安、余庆八县，改置安化、贵定二县。播州地方平定后，皮林又重新炽盛，依靠郭公余威进剿，擒获、斩杀、俘获的数量同播州大致相当。不久商议播州与水西的地界，郭公同新城王司马公商议，命疆臣进入播州，以苞茅代替播州向黔西沙溪输送贡物，仍按旧例。又不久商议镇雄之事，郭公命尧臣带着妻儿返回黔地，代替其兄担任宣慰，而镇雄归还陇地。人们说郭公考虑长远、谋略深密，功劳高而事情艰苦，确实如此。此前郭公凭二品诰命改授京衔，荫封次子孔廷为生员，入国子监读书；后来叙定平播功劳，升任右都御史。兼任兵部右侍郎。荫封长子孝防，孔建之子武举承昊世袭锦衣卫指挥佥事。万历三十五年，郭公上书陈述请求回乡奉养父母，前后九次上疏，朝廷不得已准许他奉养双亲，等候再次起用；于是他得以在父母膝下穿着彩衣起舞，早晚侍奉双亲欢娱。到三十八年五月，大事已经办妥，他荣耀地接受了防典。四十年五月，因平定路山二苗的功劳，晋升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赐绯色鱼服，赐给三代诰命。其孙郭昊晋升锦衣卫指挥同知，世袭其职。郭公于是于乡里修建忠孝寺，以报答君主和父母的恩德。四十一年，皇太后颁赐藏经，敕赐寺名为大忠孝禅寺。郭公在黔地十年，始终以忠孝立身行事，大致如此。黔人思念郭公的恩德，建生祠祭祀他的共有七处，都记载在祠录中。唯独宣慰安尧臣在大方建祠，命名为怀德，与诸葛武侯、寿亭关侯的祠庙鼎足而立，成为三祠。生祠的建立，自古就有。石庆担任齐相时，齐人推重他的品行，建有石相祠；栾布镇守燕地，燕人佩服他的忠义，建有栾公社。至于荀勉、朱邑留下的爱民恩泽，童恢、韦义的特殊政绩，都载在史册上，清楚可考；但过去还没有在异地专门建立祠庙的，尤其没有专门为宣慰建立祠庙的。

译从郭公开始，宣慰率领罗甸人把武侯、关侯、郭侯合在一起共同祭祀，真可以说是怀念德行了。德有厚薄，怀念有深浅；立尸代祭、建社稷祭祀、春秋陈设俎豆来怀念，这种怀念是浅的。郭公忠诚仁顺，宣慰也受到感化而忠顺，没有丝毫违逆；郭公仁厚，宣慰也受到感化而仁厚，没有丝毫伤害细小生灵。对仁义道德的怀念，这种怀念才深。畏垒的平民偷偷祭祀庚桑子，庚桑子不以为然，说：‘这是随意凿开墙垣、种上蓬蒿，为什么呢？因为太浅了。万物不向天地报答施与，天地却没有怨恨；子女不向父母道谢，父母也没有遗憾，为什么呢？因为这种恩德深厚。’罗甸人把郭公当作天地和父母一样，并不是像庚桑子那样把他当作一个偶像；郭公这个名号叫作感化，这种感化无心而成；又叫作宫，应合角音而起，这种应合没有形迹，这是怀念最真挚的表现。祠堂由柱史南海冯公奕垣、左方伯通政使宁国赵公健配享，大概因为他们分别在郭公左右协助其施德于黔地，按例可以一同把姓名写入碑文。《建设贵定县碑记》：丘禾实。贵定为什么开始筑城？答：因为这是新设的县。贵定为什么开始设县？答：因为实行了改土归流。那么，改土归流就便利了吗？答：道路有升有降，政令随着风俗而变革；像标枝野鹿这样的民众，可以教化为穿戴冠裳之人；穿卉服、说鸟语的人，可以教化到诵读弦歌。那些[缺字]獍之民，每天都拿弓弦鸣镝，嗜好争斗如同喜欢甘饴，一旦受到教化，便卖掉刀具买来牛犊。由此说来，我怎么知道遵循旧制度不是因循，而变更制度不是善治呢？只是当时财力困窘、入不敷出，要让小小的、腹中空空等待哺食的贵州承担开创治理的大计，实在困难。既然已经把这里设置为郡县，势必不能没有治理；有治理，势必不能没有城；有城，势必不能不兴工役、劳使民众，于是国库一空。若听任道路旁的议论，便会丢下工程离去。在这种时候，难道是难以得到钱财，还是难以得到人才呢？贵定原来是龙里、新添之间的属夷之地。万历年间，平定播州之乱时，这里实际上仍是盗贼出没之地，常常抵御官军于国门之外，一年之中屡次告急；而且狡黠的夷人屡施诡计，赋税不肯按期征缴。督抚郭公青螺对此忧虑，于是上疏请求把四司改设为县，治理平伐，并以“贵定”为县名。从此百姓渐渐收敛安定，连穷谷中的老人也感叹说，平生第一次见到汉官的威仪；但至于城郭宫室、礼乐教化和谦逊礼让等事，还来不及办理。过了五六年，如今的督抚胡公瑞芝到任，每天都下檄文命有关部门修筑贵定城。当时藩库空空如也，会计部门的经费也不充足，先前下令修城的人又因困窘忙碌而死于此事，众人更加侧目，把新设的县城看作难以承受的重负；狡黠的夷人也更加乘机上山呼啸、登高叫嚣来恐吓，县中一夜数惊。胡公听说后说：“这件事并不难，难的是找对人。”于是下檄文命有关部门选派有胆识和才智的属吏前往。有关部门异口同声地说：“没有谁比独山的万守是更合适了。他曾任肇庆别驾，在钦州治兵，有能吏的声誉。”于是胡公上书，请求把万守是调到独山，主持修筑贵定城。当时人们还说，万公莫非真有智谋、胆量和勇气，能够役使神灵、驱遣鬼怪，使上天降下粮食吗？不到一年，高大的城墙已经巍然耸立，万公便报告贵定城竣工了。此前议定筑城约需费用二千缗，仍担心经费不足。万公到任后拓展地基、召集工匠，随着民情增减工程，百工都很高兴，百姓也像儿女归父母一样踊跃前来；他们按田地出资助工，乐意输纳而唯恐落后，最后只请求到一千四百缗资金，城工便完成了。城设四门，每座城门相距一百多丈，城楼、橹台与之相称，护城濠堑也与之相称。从此县治高大得如同宫门阙观，整齐得像鳞次栉比的房屋，张翼般展开，远望贵定，又不只是一般的县邑，简直可比大都会了。《易经》说：“天地初创、局势蒙昧之时，适宜建立诸侯，却不得安宁。”万公就是胡公所建立、所任用的人吗？从此愚昧的百姓心志一天天改变，习俗一天天迁移，周公、孔子的道术也可以逐渐传播。看来礼乐教化的事务与城郭宫室的制度，仿佛必须相互配合才能实现；难道只应记载城池建成而已吗？当时我在京师，亲眼看见两座观楼被焚毁，工程无法兴办，便问这是为什么？有人说：少府的钱财不够；有人说：宦官中贵的估价太过滥漫；有人说：奚斯那样负责工程的人无人任用。唉！以小小的贵州兴建一座城，财力尚且有余；以国家全盛之力修建一座雉门，却还感到不足。前者是由于贵州百姓被百般委用，所以筑城困难；后者是因为国家还要修建城池、寺庙和桥梁，所以筑城容易。关键在于用人，关键在于用人。谨记其始末，作《贵定城记》。《东坡义烈祠碑记》：余懋学。播州之战能够取胜，依赖皇上的谋划；御史大夫、司马郭公在帷幄中筹划八道兵事，陈兵六个月，奏凯报捷。消息传到朝廷，廷臣异口同声地赞颂郭公的神武；贵州的缙绅、衿弁之士，下至农夫野老、黄童红女，也都拜谢司马公如同拜在席前。皇上也一同赞颂郭公的神武。郭公说：“我奉节钺在这里办事，诛灭鲸鲵般的贼寇，筑成京观，以保全贵州，都是诸位将士共同竭力的结果，我哪里敢独居其功？”于是他起草奏疏，详细列举诸将士斩获首级、捐躯殉难的情状，议定加爵、树立功勋，并为死于义事者建祠。”于是东坡路上各次战斗中阵亡的士兵，得以按次序建祠祭祀。在这以前，播州不守道义，侵犯我方边界，纠集黔东九股苗人作为羽翼；东坡凭借一条道路扼守其冲要。既已招募士兵戍守，苗人每天往来却不能任意行动，十分愤怒，于是发兵来侵犯，声势非常猖獗。卫城中的老幼日夜惴惴不安，无不相互扶持、流泪哭泣，自以为必定要落入虎口。适逢少防梁公铨驻在城中，便急驰请求幕府指示，自己召集卫中三位老人商议防守，说：“城是心腹，东坡是肘腋。肘腋果真危急，应当援救；但贼势将要波及城池。万一援兵出城，贼人乘虚袭击城池，那又把心腹置于何地？”

译于是便一心严密守城备战。士大夫、弟子员以下的人，与各军士兵一起，头戴兜鍪、手持矛盾，交杂站立在城墙垛口之间，从甲夜一直到天亮，没有人敢互相交谈或闭眼睡觉。东坡的士兵拼死作战，但因敌众我寡，仍竭尽全力死战。贼军驻扎了三昼夜，时时奔驰突袭。后来兵力已经抵达城下，侦知守备严密，才引兵退去。按照礼制，凡以死勤于职事的人都应祭祀，吊祭不能不精诚。为什么呢？我的老师青螺先生下令整治祠祀，记录这些士兵的忠勤，昭示后世；保存他们的忠魂，使其庇佑安宁之地，不让他们在日寒草短、月冷霜白之间发出号哭。这是仁德啊。为他们建祠，春祭曰禴、秋祭曰尝，以俎豆祭祀，并且使他们与簪笏之荣一同获得不朽。这正是我老师的心意吧！唉！己亥年冬天，滇地发生顺宁之变，我当时正在军中，听说播州贼寇侵犯东坡，回顾内心所忧，怦怦不安，长久不能承受。听说贼人退去，幸而没有发生祸患，又不胜欣喜。这种喜悦并非侥幸，因为全靠梁公、徐公二位奉行谋略、决断守城，城池得以保全，所以才有今天：井舍没有改变，家室得以保全，东坡也因此完整而兴盛。若不是司马公暗中筹划并施加恩惠，不能达到如此。如今事情平定，司马公又改筑我城的城墙和城垣，使其高大巍峨，与龙里、新平、黄平等城并称黔东雄固的屏障，并且为这些士兵建祠，使其流传万世。《春秋》记载筑城，是因为诸侯及防子当时的需要。董安于在赵简子麾下自缢而死，说：“我死之后，晋国安定，赵氏就能安定了。”赵氏祭祀他。这些士兵为兴隆而死，与董安于虽处异世，所做之事相同。城池使百姓安居，祠庙慰藉忠魂，都是百姓希望兴建的。兴建它，是顺应民意，总体上也是为我兴隆作长远打算，并非一般人所能窥测的，这正是司马公的心意吧？众人都说：“恭敬地听从命令。”祠在东坡站，关东于乙巳年秋八月开始筹建，丙午年春三月中旬落成。建正堂三间，祭祀站百户刘宗仁、军兵夏时、董邦仁等人。外面四周筑墙，墙上设门。用余款购买田地四亩有余，作为每年祭祀的费用。工程完毕后，请司马公题写祠额，命名为“义烈”。凡是对建祠有功的人，以及田地数额，都刻写在碑的背面。《创建十一城碑记》：闪继廸。汉法之所以不能在贵州实行，并不是治理贵州却废弃法律，而是如果不了解贵州本地情形，本来就不能用汉法治理。万山林立，山峰尖锐、形态各异；怪石狰狞，像狼奔虎视；箭镞和枪矛密集，却分散而没有统一的纲纪。又因山地肥沃、水土贫瘠，刚柔之性多有偏颇，人们成群结队向东奔走，四处迁徙不定。生计窘迫，于是靠穿越他人地界来谋衣食，或许也是地形所造成的。所以起初不是没有锐意剿灭清洗，后来却实在禁不胜犯、诛不胜杀，为什么呢？聚集时，他们张弓露刃，怒爪磨牙；散开时，他们放牛饮羊，耕田劳作，手脚磨出老茧，都是我们的百姓。又有时在郊关之外，毒气弥漫的竹林和陡峭山崖，我们无法到达，钱袋行囊只得丢下逃走，幸而保全性命；历经险阻危难，踉踉跄跄地呼喊求援。官兵疾驰追赶，贼人的踪迹却消失无踪；严重时，贼人扼守关隘要地，潜伏在草莽中设防，官兵往往失利而返。因此，他们起初只是剥夺商旅财物，后来便目中无人；起初只是抢掠货物，后来便使人遭受惨辱，这种事怎么忍心说下去？大概寨苗以水西为头脑，水西以寨苗为爪牙。反贼势力炽盛，截断道路的盗寇就增多；孔道被阻塞，中国的援兵就断绝。威清以南，连脚步声都断绝了；在滇地做官的四方人士，以及从四方到滇地做官的人，大多走北面的建昌道，南面借道交趾，冒着瘴疠，经过一年半载才能到达。处在文书车轨相通的时代，却顿时像异域一样，已经六七年了。朱同人大防奉命监督安普军务，披荆斩棘，重新开出一条通道，功劳极其伟大。于是他勘察地势，斟酌远近，倡议创建城池，共十一座。盘江西坡、板桥、海子、马场等要害之地，都是蛮苗所占据、受水西指挥的地方。各城建成后，便把士兵驻扎其中，出城可以进攻，入城可以防守；行李往来，有收容保卫之所可以依靠。又在各地中间以石筑垒为楼，命名为“望高”。紧急时树旗、鸣金，各营便可连成一片，合并出击。贼人于是不能施展像暴风骤雨般迅疾的旧有诡计，而我军也没有深入后覆败的忧虑，声息相应、脉络相通，形势如同臂膀指挥手指。这样大概不用兵刃见血，盗贼就会止息；威清、鸭池之间，水西的贼人再也没有强悍到来饮马的了。过了两年，安邦彦被斩首，余党战战兢兢地请求投降。因此说，在那一时期，民生被山川困住，往来又被盗贼困住，贵州几乎无法治理。朱公讲求长远防务，呕心沥血、竭尽才智，因此能够使山泽中的祸患消除，使幽暗之地有了光明，使人们安然戴天履地，不至于留下对造物主的遗憾。既然如此，贵州又有什么不能治理的呢？这实在说明朱公治理贵州而且长于任事。假使早些得到像朱公这样善于任事的人，怎么会拖延一百多年，让群盗相互盘踞？又怎么会发展到燧火煽动水西，祸害整个贵州，使云南也遭受其害？加派楚地粮饷，请求内帑捐出朝廷钱财达千百万，至今也有十多年了。朱公处理政务，喜欢从堵塞之处寻求通达，从纠结之处设法解开。这次工程与盘江铁桥同时兴建，都是出人意料之举。工程始于天启六年丙寅六月，到崇祯四年辛未五月城池建成。戍楼、官署、庙宇、市廛、道路，全都井然齐备。费用取自节省的军饷和捐输的粮廪，劳役取自营兵，监督工程取自将领，没有犹豫搜刮的苦害，也没有任意征求、侵吞克扣的弊端。高大的城墙彼此相望，各处都坚固如金城汤池。奏疏上报天子后，皇帝嘉奖其劳绩，又命大司马复议，赐予美名：盘江曰“连云”，西坡曰“有嘉”，板桥曰“靖氛”，海子曰“恬波”，马场曰“奏肤”。以上是蒙赐城名的五城；又在归集小黄河修建龙新城，在亦资孔建资孔城，在顶站建鼎新城，在定头建定边城，在尾洒建维藩城，在阿机建石碁城，依次告成，共建十一座。原来像蛇怒猪突的地区，烟霾雾气昏暗惨淡，从前各族聚居而不敢前进、因恐惧疑虑而退却，如今一旦筑起巍峨城垛，旌旗金鼓相接，远近道路相连，背负货物的商贩络绎不绝，炊烟人火聚集起来。又加上钦定的城名和规制，声势显赫，更加稳固。我认为君子出仕，既然已经佩印执节、专制一方，就应当尽量使政令合乎当地利害和实际需要。所以裴行俭修筑碎叶城、张仁愿接受降众，终于使西域和漠南的边患顿时断绝。制度由我创立，怎么能说古人和今人不能相及呢？《贵州通志》卷四十一 《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贵州通志》钦定《四库全书》《贵州通志》卷四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