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林记卷十一

译用直白通俗的语言，使人们通晓，希望不耽误政事。”日后编入实录，则改用典雅的文辞。正统六年冬天，皇帝巡狩北京，下诏命杨士奇起草诏书，皇帝反复阅览，高兴地说：“简练恰当，不要再修改了。”于是选定日期书写并颁布。又说：“试着让各位尚书看看。”各位尚书都称赞写得很好，只有兵部尚书刘俊私下对杨士奇说：“请把‘有’字换成‘自’字，怎么样？”杨士奇说：“好。”随即告诉众人，众人说：“意义没有多大差别，不值得更换。”况且皇帝已经认为写得好，杨士奇却独自上报请求更换。黄淮在皇帝面前坚持认为“不值得更换”，杨士奇说：“从国家大局考虑，还是应当采用刘俊的意见。”皇帝看着杨士奇说：“听从你的意见。”第二天，皇帝告诉胡广说：“杨士奇能采纳善言，很难得。”正统二十二年十月，仁宗在西角门视朝结束，当时风冷，回头对翰林臣属说：“我与你们居住在深宫之中，尚且觉得寒冷如此，守边将士昼夜严阵以待，几乎难以忍受。”于是命令书写敕书，派遣使者用钞币赏赐沿边将士。宣德五年二月，皇帝在南斋宫召见杨士奇，告诉他说：“我想颁布宽恤百姓的命令，现在只与你商议。但我未能全面了解情况，你应当尽力协助。”于是命令内侍准备纸笔，皇帝说：“免除受灾地区的税粮应当是首要之事。”听说民间亏欠的畜马驴骡，有关部门追偿非常紧迫，百姓无计可施，也非常艰难，部院官员坐视不管而不说话。杨士奇回答说：“陛下圣明想到这些，是百姓的幸运。然而应当宽恤的，大概不止这两件事。”接着说百姓多年积欠的薪草以及采办、买办之物，有关部门责成偿还非常急切，各地官府征税标准不一，而租额都很重，苏州尤其严重，小民以至于逃亡迁徙。部院符令下达郡县采办、买办各种物品，一律摊派征收，非出产地的百姓要以数十倍的价格购买缴纳。近年来刑狱冤滥者很多，工匠的弊端，无论远近，每户不问，所有成年男子都在京城，大多被主管官员私自役使。南方运输粮食非常困难，而仓库没有严密的防守，奸人盗窃动辄数万。像这些事情，请求有所处置。皇帝认为他说得对，立即命令起草敕书，第二天颁布施行。于是命令尚膳赐宴，敕谕既已下达，皇帝听说众人心中喜悦，召见杨士奇，赐钞三千缗，文绮二端，以及羊酒。杨士奇叩头接受赏赐，皇帝笑着说：“稍微用来润笔罢了。”宣德七年二月，皇帝召杨士奇到文华殿，告诉他说：“记得五年二月，与你南斋宫议论宽恤之事，如今两年过去了，民生难道没有可以再宽恤的吗？”杨士奇又陈述户部阻挠官田减租以及课程、选举等几件事，并且说：“臣一人见闻不广，希望能再得一人共同议论此事。”皇帝说：“如果让多人知道，那么敕谕尚未下达，事情已经广泛传播到外面了。”杨士奇说：“大臣中本来有谨慎忠厚的人。”皇帝说：“胡濙谨慎忠厚，你与他秘密商议，就记录草稿进来。”于是退下与胡濙商议，增加了十几件事，全部记录。第二天进呈，皇帝很高兴。三月初一，玺书于是下达。这时君臣同心，言听计从，恩泽遍及天下，就是这样。景泰末年，更换太子，大学士陈循等人暗中支持此事。诏书既已下达，起草诏书实际上出自陈循。吏部尚书何文渊对人说：“诏语‘天佑下民，作之君父，有天下传之于子’，是我写的。”独石关传来捷报，诏书奖赏他们。陈循起草诏书反而加以诘问责备。其后他与何文渊都遭祸。陈循被逮捕，当时有人用复辟诏书问他，陈循作了一副对联说：“多难兴邦，高帝脱平城而祚于汉；殷忧启圣，文王出羑里而开周。”皇帝听说后很高兴，于是免了陈循的死罪。天顺初年，承天门发生火灾，皇帝下诏自责，实际上是修撰岳正起草诏书，历陈弊政，言辞极其切直，天下传诵，于是有流言指责为诽谤讥讽。七月内批降岳正为广东钦州同知。由此说来，起草诏书本来不是容易的事啊。

译撰写表笺

洪武六年九月庚戌日，皇帝下诏禁止使用四六骈文。在此之前，皇帝命令翰林院的儒臣挑选唐宋时期著名儒者的表笺中可以作为法度的作品，于是将韩愈的《贺雨表》、柳宗元的《代柳公绰谢表》进呈给皇帝，皇帝命令中书省的大臣抄录这两篇表文，颁布天下作为标准格式。于是告诫群臣说：“唐虞三代典谟训诰的文辞，质朴真实而不浮华，确实可以作为千万世人的法度。汉魏之间，文风还接近古体。晋宋以后，文体日益衰败，骈俪绮靡，而古法完全消失了。唐宋名儒辈出，虽然想要改变这种风气，但最终未能彻底改变。近代的诏诰章表之类，仍然沿袭旧习。我曾厌恶那些雕琢辞藻、与古体迥异的文章，而且使得事实被浮华的文辞所遮蔽。从今以后，凡是告诫臣下的文辞，务必追求简练古朴，以革除弊端的习气。”你们中书省应当向中外臣民宣告，凡是表笺奏疏，不得使用四六对偶，全部要遵循典雅的风格。洪武十二年六月壬申日，命令翰林院制定皇太子与诸王往来书信的格式。洪武二十九年八月，皇帝因为天下各衙门进呈的表笺务求奇巧，词体骈俪，心中非常厌恶，于是命令学士刘三吾、右赞善王俊华撰写《庆贺谢恩表笺成式》，颁布给天下各衙门，命令按照格式抄录进呈。从此以后，词垣（翰林院）执笔的人多使用散文，如宋濂进呈的《大明律表》就是这样。明成祖在北京时有白鹊出现的祥瑞，行在礼部行文南京庆贺，从皇太子监国以下以及五府六部按例各自进表。当时杨士奇因病请假，监国的表文命令庶子、赞善呈上草稿，殿下不高兴，命令尚书蹇义拿给杨士奇看。杨士奇说：“非常寂寥，而且没有扣题，似乎祝贺白龟白鹿都可以。”于是命令修改增补。杨士奇修改了一联说：“望金门而送喜，驯彤陛以有义。”后来增加了一联说：“与凤同类，跄跄于帝舜之庭；如玉之光，翯翯在文王之囿。”蹇义进呈后，殿下高兴地说：“这才是帝王家的气派。”白鹊恰好在内使陈昂进献御膳撤下时出现，皇帝把它赐给陈昂，并且有旨意让他努力进药进食，早日相见。查考建国初期升迁授职，还有具表陈谢的文章，后来只有状元率领诸进士谢恩，衍圣公以及公侯伯袭封谢恩时才使用。皇帝驾临馆阁以及大学初开，经筵以及有非常之赐，也具谢表。朝廷有大喜庆以及诸祥瑞，具贺表进呈。实录以及书籍等，都具进呈表。按例由本院词臣负责，如果有东宫，则增加一笺。《云会典》说：“凡是南京各衙门遇到朝廷册立大礼以及上徽号等项需要庆贺表笺的，南京礼部行文南京翰林院撰写进呈。”

评驳奏启

洪武十四年十二月丁巳日，命令翰林院编修、检讨、典籍、左春坊左赞善、正字赞读，考核驳正各衙门的奏启，上报皇帝。如果平允得当，就署上他们的官衔，称为“翰林院兼评驳诸司文章某官某”，列名书写。永乐以后，四方章疏经过皇帝阅览的，其中有艰深难懂的字词，才开始命令本院考究，不再事先评驳。

评驳进呈试录

凡是乡试的录取名单，旧制按例呈进。祖宗时期，命令翰林院儒臣评驳，之后这种制度逐渐松弛。成化十四年，天下乡试的录取名单多有错误，有的触犯国讳。少詹事兼侍读黎淳摘录十条上奏，下发礼部、翰林院商议，治考试提调官的罪，并且重申定格的条例施行，至今按此年份执行。这一年，山东刻印《论语》，不说“坚乎，磨而不磷”，不说“白乎，涅而不缁”，最为错误。于是逮捕举人张天瑞，以墨卷不同治罪，才停止。严厉到了这种程度。

正文体

建国初期的文体，承袭元末的陋习，都务求奇特广博，其弊端于是逐渐丛杂污秽。圣祖想着改变它，凡是提拔使用词臣，务必让他们以浑厚醇正为宗旨。洪武二年三月戊申日，皇帝对侍读学士詹同说：“古人写文章，有的为了阐明道德，有的为了通达当世的政务。如典谟的话，都明白易直，没有深怪险僻的语言。至于像诸葛孔明的《出师表》，又何曾雕琢为文，而诚意溢出，至今使人诵读，自然忠义感激。近世文士不探究道德的根本，不通达当世的政务，他们的言辞虽然艰深，而意思其实浅近，即使超过相如、扬雄，对实用有什么补益？从今以后翰林写文章，只取通晓道理、明达世务的，不要从事浮华的辞藻。”啊，伟大的皇言啊！这是万世的通训。然而近日的文体，有的务求追摹秦汉而失之险怪，有的假托韩欧而失之软弱。本院儒臣应当知道坚守什么，然而随风倒的人多了。举出圣谟来告诫他们，这是在位君主的职责。

应制诗文

本院以供奉文字为职责，凡是被命令有所述作，就称为应制。然而祖宗时期都出于当面命令，或者相互唱和，后来只有宦官传旨而已。丙午年六月大旱，皇帝在钟山祈祷，大雨应验，赋七言喜雨诗，命令待制黄哲等人唱和。不久诸将报告捷报，多命令翰林诸儒臣应制赋诗，皇帝亲自加以评品。洪武元年十一月，召大本堂的儒士用钟山蟠龙赋考试，当时与文学之臣燕钦唱和，话语在第六卷。《大诰》三编完成，命令学士刘三吾作序，完成后，皇帝评认为没有瑕疵。《祖训》完成，

译学士宋濂奉命为其作序。《积诚录》编成，则命大学士吴沈作序。太子正字桂彦良入宫觐见，皇上命他撰写《香几赞》。司直郎汪仲鲁奉命创作《续熏风南来》等乐曲，都符合皇上的心意。洪武八年五月丁丑日，皇上驾临端门，召见翰林词臣，出示半个巨大的桃核，这是元朝内库收藏的物品，长五寸，宽四寸七分，上面刻有“西王母赐汉武桃”及“宣和殿”字样，命宋濂撰写《蟠桃核赋》。又曾命宋濂咏鹰，宋濂七步之间便写成，其中有自古告诫君王不要沉迷田猎的言辞，皇上称赞说：“你可谓善于进谏。”洪武十年十月，在宫城中建造观心亭，皇上亲自前往，召宋濂作记。洪武十二年，皇上拟定十个题目，命典籍吴伯宗作赋，吴伯宗提笔立刻完成，文辞峻洁，皇上嘉奖他才思敏捷，赐给他织金锦衣。皇上曾驾临清流关赋诗，命随从的儒臣唱和，起居注官刘季道有“治世不教还纵逸，成功犹遣历间关”的诗句，皇上赞叹说：“可谓安不忘危”，赐给他白金和锦缎。又起居注官符子杰奉命即物赋咏，立刻完成，皇上非常高兴，时常宠赐和诗。一天，皇上命群儒撰写《纵豢鹤文》，吴王府伴读王骥提笔立刻完成，学士宋濂代为进呈，皇上称赞写得好。等到冬至日将近，在圜丘举行大祀，皇上又命群臣赋七言律诗十二韵，前面加上三百字的序言，王骥与王昹最先完成，跪在御榻前诵读，皇上听完后加以奖赏，命他们晋升为学士。洪武十五年，学士宋讷撰写宣圣庙碑文符合皇上的心意，改任文渊阁大学士。洪武二年二月乙亥日，树立皇陵碑，学士承旨危素奉命撰写并进呈，不久因为辞藻过多修饰，皇上亲自撰写了一篇。阅江楼建成，宋濂奉命作记，皇上也另外撰写了一篇，并加以评论。圣祖崇尚文治到了这种地步。洪武二年正月丙申日初一，封京师及天下城隍神的品秩称号各有差别，命翰林撰文颁布。后来废除，学士宋讷曾奉命撰写僧道领教事的敕命一千多道，后来也废除了。永乐八年二月，皇上亲自征伐北方，壬戌日渡过野狐岭，到达岭山山顶，召见学士胡广等人，指示山川形势，与他们交谈很久。奉诏各自在马上赋《平边诗》。杨荣写道：“圣主尊居四海安，恐教边裔自相互残。”皇上非常高兴。胡广等人侦知对方布尼雅实哩与其部下阿噜台仇杀，东西奔逃，急忙召见杨荣告诉他说：“这里果然自相残杀，你前日的诗怎么知道不是谶语呢？”杨荣下马叩头谢恩，皇上高兴，命赐羊酒。三月乙未日，驻扎在清水源，水都苦咸不可饮用，人马都口渴。第二天在营地西北二三里处，忽然有泉水涌出，清澈可爱，命胡广与杨荣前往观看，派宦官用银瓶汲取，皇上亲自品尝，味道非常甘美，赐给胡广等人喝完，士兵和马匹争相前往，都供给充足，命名为“神应泉”。又过一天，奉命撰写《神应泉诗铭》，皇上嘉奖他们，各赐上尊酒。又曾命各位文学侍从赋《青海天马歌》，修撰曾棨最先完成，受到皇上的褒奖。宣德年间，每逢令节，命词臣应制赋诗，当时太平无事，皇上留意词艺，翰林儒臣曾奉命赋《京师八景诗》进献：曰“琼岛春云”，曰“太液睛波”，曰“西山霁雪”，曰“玉泉垂直虹”，曰“卢沟晓月”，曰“蓟门关树”，曰“金台夕照”，曰“居雍迭翠”。英宗增加两景：曰“南囿秋风”，曰“东郊时语”，成为十景。景泰年间，学士倪谦等人应制赋诗，宦官曾站立等候进呈。成化初年，学士刘定之应制赋《元夕诗绝句》百首，顷刻之间完成。又曾以“东风解冻”“春山雪霁”等为题目，令翰林学士等人分别赋诗。弘治初年，皇上注重讲学，派遣太监戴义传达圣意，命学士李东阳等人各撰写诗十首，用来寓意启发教导。李东阳拟定十个题目，各撰写七言律诗一章：曰“敬天”，曰“效祖”，曰“勤政”，曰“务学”，曰任贤”，曰“纳谏”，曰“节用，曰“爱民”，曰“恤刑”，曰“讲武”，皇上嘉奖采纳。又曾命内阁撰写祭三清乐章，大学士刘健、李东阳、谢迁移疏说：“天子祭天地以简朴为贵，祭祀不过南郊，所以祭祀五帝，儒者非议。何况三清是道家邪妄的说法，不敢奉诏。”皇上于是停止。我按：国初勋戚大臣的神道碑铭，多出自本院儒臣，奉敕撰写。后来不过是私家请求而已。至于应制诗文，虽然内阁也很少听闻了。大概旧例废弃很久了。

译搜集采撷旧事

圣祖将要正式即位登基，下诏命起居注官熊鼎采录可供惩恶劝善的旧事，书写在新宫的厢房墙壁上。熊鼎接受命令，详细列举旧事，皇上认为符合心意，因此熊鼎受到极大的礼遇和尊重。太宗将要编撰《为善阴隲》《孝顺事实》两本书，用以教化激励天下，于是预先命令翰林院的儒臣搜集采撷旧事进献。仁宗在东宫时，有一天阅读《汉书》，感叹张释之这样的人才难得。洗马杨溥进言说：“张释之确实贤能，然而如果不是汉文帝的宽厚仁爱，他怎么能实现自己的志向？我认为张释之是汉代一时难以得到的，而像汉文帝这样的人，是自夏商周三代以来难以得到的。”杨溥退下后，采录汉文帝的事迹，编成《事类》进献。仁宗非常高兴，赐书褒奖赞美。

进呈书籍诗文序言

前辈除了担任应奉之职外，将自己所闻所见撰写成书进呈的，几乎没有几个人。洪武十五年二月，前太子正字桂彦良进京朝见，进献《万世太平治要》对策，共十二件事，皇上嘉奖并采纳。永乐七年，侍讲杨士奇侍奉东宫皇太子，皇太子喜欢读《易经》，凡是决断疑难必定使用蓍草占卜，并以《易经》来判定吉凶，杨士奇选取朱熹《周易本义》中的要点编纂成书进献，名为《周易直指》。杨士奇于是进言说：“《易经》固然为占卜而作，然而文王、周公所系附的卦爻辞，凡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全都具备，请求编辑成书以备阅览。”于是编纂成书进献，仁宗阅览后非常高兴，改名为《周易大义》，赐给杨士奇绣衣银带。在此之前，徐好古作《尚书直指》，金幼孜作《春直接指》，都进献给皇上。成化末年，学士丘浚编纂《大学衍义补》，书成之时，恰逢孝宗登基，上表进献。皇上阅览后非常高兴，批答中有说：“你所编纂的书，考据精详，论述广博周洽，对政治有益，朕非常嘉许。”赐给白金二十两，纻丝两套，提升丘浚为礼部尚书，并且命令抄录副本发给书坊刊印发行，至今谈论政务的人多推崇他的学说，言论足以振兴。像丘浚这样的人，在馆阁中仅有一人罢了。至于进呈歌颂的诗赋，则有很多。太祖平定陈友谅，待制王袆进献《平江西颂》，皇上阅览后高兴地说：“我本来就知道浙东有两位儒者，就是你和宋濂。学问的广博，你不如宋濂；才思的雄健，宋濂不如你。”洪武二年十月甲戌日，甘霖降落在乾清宫后苑的松树上，学士宋濂进献《膏露颂》。三年四月，陕西宝鸡县进献瑞麦，弘文馆学士刘基进献《瑞麦颂》。五月戊申日，在方丘祭祀地祇，连绵的雨突然放晴，又进献颂文。四年八月，平定四川明升，刘基又进献《平西颂》，皇上写文章答复。五年六月，句容县百姓张观园中长出嘉瓜，两个果实同蒂，圆如合璧，礼部尚书陶凯捧着进献，诏令放置在乾清宫，第二天在太庙进献，宋濂进献《嘉瓜颂》。二十九年，天下多有嘉禾的祥瑞，学士刘三吾进献《嘉禾赋》。永乐二年八月，周王在钧州打猎，捕获驺虞，九月丁未日，周王在宫阙下进献，侍读梁潜进献《驺虞诗》，侍讲杨荣进献《驺虞颂》。不久甘露屡次降落，嘉禾呈现祥瑞，外国进献麒麟、白雉、元兔白鹿、白象、灵犀、白兔之类，杨荣与学士胡广等都作诗歌进献，皇上嘉奖他们。三年九月初一，赐给太祖御书的嘉禾诗给诸王及近臣。在此之前，洪武二十八年九月庚戌日，北平永清卫的龙门有禾异茎同穗，皇上在潜邸时，派遣使者快马进献。太祖亲自挥毫，赋长诗一篇赐给。皇上念及手泽尚存，摹刻在石上，装裱成卷轴，分赐给诸王及学士解缙等人。又恰逢有嘉禾的祥瑞，解缙进献嘉禾颂。四年二月，皇上视察太学，太子亲王随从，皇上穿着皮弁，御笔赋长诗赐给祭酒胡俨、司业张智。坐着讲学的文武三品以上官员及翰林儒臣都赐座聆听，讲完赐茶。第二天，胡俨等人率领师生上表谢恩，赏赐各有不同。在奉天门大宴群臣，学士胡广进献视学诗，当时词林诸儒臣都唱和。八年五月己夘日，皇上北征，在饮马河击败布尼雅实哩。七月壬午日，皇上回京，杨士奇进献平边颂及铙歌鼓吹诗。十二年 June，亲征卫喇特，在萨里噶击败他们，又在图喇河击败他们，擒杀无数。八月皇上回京，庶子邹缉进献永乐清边颂。十七年十一月，甘露降落在孝陵松柏上共四天，学士王直进献瑞应甘露诗。十八年正月，礼部郎周讷请求封禅，大臣中有暗中支持的人，于是学士胡广进献却封禅颂，皇上于是停止。宣德二年三月，驺虞再次出现，大学士杨荣进献颂文，皇上褒奖赏赐。三年九月，杨荣扈从北征凯旋，进献平边诗共十篇，各立题命意，皇上阅览后高兴，屡次赏赐白金钞币。从此每次一同游玩赏赐，杨荣与杨士奇等多以诗进献，遇到令节被召宴游，也多以诗谢恩。自正统以后，这件事渐渐听不到了。

记录时政

学士宋濂曾经编纂《洪武圣政记》，这是记录当时政治的。此后学士解缙有《大明帝纪》，记录洪武年间的事。大学士杨士奇有《三朝圣谕录》，

译记载了永乐、宣德年间皇帝召见对答的各种事情。《天顺日录》是大学士李贤所著，虽然记载当时的政事，但也旁及议论建议以及所传闻之事。当时又有《可斋杂记》，专门记载亲眼所见且已施行的事情，而内阁的旧例大多在其中，这是大学士彭时的笔迹。《謇斋琐缀》是学士尹直所记录。近来大学士李东阳撰写《燕对录》，记载的是孝宗召见时的言语。查考宋代设有时政房，每当遇到皇帝召见对答，就贴上黄色纸条详细记录交付保存，即使是前朝也是如此。如果效法这种做法以凭据传递信实，也是圣明政治得以革新的一项助力。

译禁止异端学说

先王制定的制度，统一道德以同风俗，那些制造言论非议圣贤的人，必定处以刑罚而不赦免。圣祖尊崇儒道，以濂、洛、关、闽为宗派，没有人敢违背的。永乐年间，饶州士人朱季友进献他所著的书，斥责濂、洛、关、闽的学说。皇上阅览后，愤怒地说：“这是儒家的贼人。”当时礼部尚书李至刚、学士解缙、侍讲胡广、侍读杨士奇，在旁侍立。皇上把书给他们看，解缙说：“迷惑世人、欺骗百姓，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李至刚说：“不惩罚他，无法用来警示众人，应当杖责他，放逐到四方边远之地。”杨士奇说：“应当全部烧毁他所著的书，或许不至于误导后人。”胡广说：“听说那人已经七十岁了，烧毁书籍以示警示，足够了。”皇上说：“诽谤先贤，毁坏正道，惩治他可以拘泥于常规吗？”派遣使者押送朱季友回饶州。会同布政使及府州县官员，以及当地士人，明确晓谕他的罪过，并鞭打以示惩罚，搜求他所著的书，全部烧毁。皇上又告诫群臣说：“除恶不能不彻底，全部烧毁他所著的书，最为妥当。成化以后，学者多放纵自己的主观臆断，以为是自己领悟的，即使在馆阁中，也有修改易经典籍以私藏于家中的，这就是天下风气败坏的原因。啊”

评论诗文

洪武年间，皇上曾召见词臣赋诗作歌以取乐，并且与他们评论诗法。太子正字桂彦良每次应制赋诗，总是先于众人完成，曾经进言说：“治国的道理都在六经的典谟训诰中，希望陛下留意于此，诗歌不是急务。”皇上非常赞同，从此对他恩遇深厚融洽，称他为“老桂”，不叫他的名字。永乐七年，仁宗在东宫时，赞善王汝玉每天在文华后殿讲述作诗的方法。一天，他看着杨士奇说：“古代君主作诗，他们的高下优劣如何？”杨士奇回答说：“诗是用来表达志向的，明良喜起的歌，南熏的诗，是唐尧虞舜君主的志向，最为高尚。后来汉高祖的‘大风歌’，唐太宗‘雪耻酬百王，除凶报千古’的诗句，所崇尚的是霸力，都不是王道。汉武帝的‘秋风辞’，志气已经衰微，像隋炀帝、陈后主所作，则是万世的鉴戒。殿下在明道玩味经书的余暇，想要以文事娱乐心意，那么两汉的诏令也可以观看，不仅文词高简近古，其中也有对治道有益的内容。至于诗人无益的诗，不值得作。”仁宗说：“太宗高皇帝有很多诗集，为什么说诗不值得作？”杨士奇回答说：“帝王的学习，所看重的不在诗。太祖皇帝圣学的大者，在于《尚书》及诸书的注解，作诗只是其余的事，可以暂且缓一缓。”仁宗说：“世间的儒者也作诗吗？”杨士奇回答说：“儒者很少不作诗，但是儒者的品级有高下，高者是道德之儒，若只是记诵词章的前辈君子，称为俗儒。作为君主尤其应当在此时加以辨别。”仁宗监国视朝之余暇，专心于文事，因为阅览《文章正宗》，一天告诉杨士奇说：“真德秀学识很正，选辑这本书，对学者有益。”杨士奇回答说：“德秀是道学之儒，所以志向见识端正，他所著的《大学衍义》一书，对学者及朝廷大有益处。作为君主不可不知，作为臣子不可不知。君臣不观看《大学衍义》，那么他们的治国都是苟且而已。”仁宗立即召翰林典籍取来阅览，大喜说：“这是治国的条例鉴戒，不可没有。”于是留一部朝夕自阅，又取一部命人翻刻以赐给诸子，告诉杨士奇说：“果然作为臣子也应当知道。”于是赐给他一部。又曾与杨士奇说：“欧阳文忠公的文章，雍容醇厚，气象接近三代，有不能同时出生的感叹。而且喜爱他的谏疏明白切直，多次举用来激励群臣。”于是命人校正重刻以流传，朝廷中懂文章的臣子各赐一部，当时不过三四人而已。常对杨士奇说：“写文章而不以正道为本，这是无用的文章；作为臣子而不能正言，这是不忠的臣子。”欧阳修真是不辱没啊！所以馆阁的文字，自从杨士奇以来，都宗奉欧阳体的风格。

传问事义

祖宗时期，文学近侍之臣，都当面相互问难，所以圣学有所发明。让宦官传问事义，从正统以后才开始有。大学士李东阳曾说：“弘治年间，皇上让宦官问龙生九子。记得小时候在杂书中见过，仓促之间不能全部说出，又不知道出处。询问罗编修罗玘，他谨慎地疏说了五六条。得到他的老师左参政左赞的，只有这些。又询问吏部刘员外刘续，他拿着旧册子当面详细记录了他的说法，也不知道所从出的来源。于是依据这些回复皇上，大概记问之难就是这样。”

翰林记卷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

翰林记卷十二

（明）黄佐 撰

收藏秘书

按照《周礼》，太史掌管建立国家的六典，外史掌管四方的志书，三皇五帝的书籍。汉代图籍所在的地方，有石渠、石室、延阁、广内藏之于外府。又有御史居住在殿中，掌管兰台秘书及麒麟、天祥二阁，藏之内禁。东汉图书在东观，设置秘书监，又有鸿都等处。唐代有秘书监、集贤院。宋代建立昭文史馆、集贤院，设置大学士、直学士、修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