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林记卷八

译像濓这样的人，确实可以担任备顾问的职位。永乐年间，内阁有七个人，只有杨荣、金幼孜、黄淮、杨士奇在担任顾问时，从容不迫、详细审慎，不偏激也不盲从，这也是仅次于濓的人啊。

译责尽言

圣祖建立国家，不设置谏官，让所有人都能够畅所欲言，尤其对近侍臣僚要求更为严格。洪武二十九年十一月，任命修撰张信为侍读，编修戴德彝为侍讲，告诫他们说：“在翰林院任职的人，虽然以议论思考为职责，但既然位列近侍，早晚都在朕身边，凡是国家政治的得失、百姓的利弊，应当知道就说，毫无保留。从前唐朝陆贽、崔群、李绛等人在翰林院时，都能发表正直的言论，补益当时的政治，显名于后世，你们应当以古人自勉，不要辜负朕提拔任用你们的意旨。”永乐三年四月，太宗在奉天门视朝结束后，召见六科给事中告诫说：“朕每天面对百官处理事务，各种政务或许有失当之处，你们应当直言不讳，不要隐瞒。”又回头对翰林学士解缙等人说：“勇于任事的臣子容易求得，敢于直言的臣子难得。勇于任事的人强于自己，敢于直言的人强于君主，所以像王魏那样的风范，世间不多见。如果让进言的人无所畏惧，听言的人无所抵触，天下还担心治理不好吗？朕与你们都要努力。”又曾经对各位近臣说：“早上在宫中偶然忘记了一件事，问左右侍从都不能记起，大概是深思许久后才想起来的。朕凭一人的智慧，处理万般繁杂的事务，怎么能一一记住不忘，一一处置无误？拾遗补过，是近侍的职责。从今以后，事务中琐碎繁杂的，你们只要全部记住，以备朕咨询。所推行的政令有不合理的，也应当直谏。朕自从起兵以来，从未违背抵触过直谏，你们千万不要有所顾忌回避。由此说来，近侍既然能够备顾问，怎么能不尽言呢？”

将顺

洪武年间，太祖想要减轻刑罚，思考如何优待礼遇臣工。学士詹同接受咨询，叩头祝贺说：“陛下说到这一点，是天下的大幸。”于是进言古代刑罚不施加于大夫，皇上非常赞同。又曾经在春季想要执行刑罚，对此有疑问，询问左司直郎汪仲鲁。汪仲鲁叩头流泪说：“这是天地之仁，请立即免除行刑。”皇上批准了他的奏请。景帝下葬时，左右侍从请求让汪妃殉葬，皇上不忍心，拿此事询问大学士徐有贞、李贤。李贤说：“景泰初年，汪皇后就已经不得志，何况两个女儿都年幼，值得怜悯。臣愚昧地认为应当厚待她们。”皇上怅然认为他说得对。皇上想起建庶人被幽禁在深宫六十年，想要赦免他，左右侍从大多认为不可以。召来询问李贤，李贤说：“陛下这一念头，太祖在天之灵实在注视着，尧舜的用心也不过如此。”皇上的心意于是决定，派遣宦官护送他居住在凤阳住所，出入自由。皇上厌恶左右侍从揽权受贿，与李贤谈论此事。李贤说：“君主的权力不可下移，只有亲自掌握，那么他们的权势自然消退。”皇上说：“对。”没有这些阻碍，什么事不顺利？我五更三点起床，拜祭祖宗完毕，就出来视朝，遵循这个旧规，不敢有误。退朝后到文华殿，如果有政事，询问大臣商议，再省阅决断章奏。左右侍从却说：“这些章奏，何必一一亲自阅览？也不可以送给阁下看。”奸邪不忠竟到如此地步。李贤说：“自古贤君修德勤政，没有不是这样的。希望陛下坚持这种作风不衰退，坚如金石，就可以成为尧舜那样的君主了。”皇上有一天又说：“内官蒋冕虽然曾经效劳，其实是谗言扰乱的小人。朕刚复位时，就在太后面前说：‘皇后没有儿子，应当更换。’朕就斥责了他。等到立东宫那天，又说：‘他的母亲怎么样？’朕说：‘应当封为皇贵妃。’这才停止，因此远远疏绝了他。”李贤说：“谗言败坏德行，自古帝王所深恶痛绝，断绝他们是最正确的。李贤善于顺应这类事情。”所以当时奏对没有不合皇上心意的。成化十一年十一月，下诏恢复郕戾王的位号。起初下诏让群臣议论，又派遣太监怀恩等人到内阁询问大学士商辂、万安等人。商辂极力陈述应当恢复的理由，言辞非常恳切，左右侍从都哭了，商辂也哭了。皇上听说后为之感动，奏疏呈入就批准了他的请求。商辂举手加额说：“皇上此举，是尧舜般的盛德。”于是上奏景皇帝的尊谥。

调护

太宗时，巡游的日子很多，汉庶人高煦窥伺太子之位，皇上不能没有疑虑。永乐九年三月，翰林诸臣奏事，从右顺门退下，特别召杨士奇回来。皇上问说：“你辅佐监国很久，东宫所做的事究竟怎么样？”回答说：“孝敬。”皇上说：“试着说说具体事情。”回答说：“在祭祀宗庙时非常虔诚，凡是笾豆之类的祭品都亲自查看。一天当时举行享祭，偶然头风发作，医生说应当发汗，殿下说：‘发汗就不敢亲临祭祀。’左右有人说可以派人代替，殿下说：‘皇上命令我，我又派人吗？’到了日期就亲自临祭，祭毕回来还没到宫，遍体出汗，不药而愈。每当尚膳进献御用物品到行在，都一一查看，然后封装标记派遣出发，不随便信任下人。自从车驾北征，常常深切担忧，不得安宁居住，日过中午才开始吃饭。等到敕使到来，才释然宽慰。皇上说：“听说辅臣中只有你能坚持正道，没有受到抵触吗？”回答说：“臣性格愚直，殿下常常容纳。殿下天资很高，不是众人能比及的，或许有过错没有不知道的，知道了没有不悔改并迅速改正的，而且殿下最用心的地方在于以爱人为本，将来宗庙社稷的重托，确实不辜负陛下托付。”

译皇上非常高兴，命令尚膳监赐给酒食。正统十四年，皇上在北京，听说汉王高煦有异心，等到回京后，拿这件事问杨士奇说：“你和蹇义在这汉王府任职，都应当全都知道，昨天我问蹇义他不肯说，你何不说说？如果我还不知道，你们担心有离间皇亲的罪责，既然我已经知道了，你们还有什么可担心的？”杨士奇回答说：“汉王起初受册封到云南就藩，不肯去，改封青州，又坚决不去。如今朝廷将要迁都，他只愿留守南京，天下人都怀疑他的用心，只有陛下妥善处置他。”于是下诏削去他的两个护卫，安置在乐安州，说：“这里离北京很近，如果他作乱，可以早晨出发晚上就擒获他。”宣德元年，高煦果然造反，皇上亲自征讨，罪人既已抓获，军队回还。六部派遣尚书陈山迎接圣驾，陈山见到皇上说：“应该乘胜移师前往彰德，袭击并擒获赵王，那么朝廷就永远安定了。”皇上召来杨荣、蹇义、夏原吉、杨士奇商议，有人提出这种意见，皇上让杨士奇起草诏书，杨士奇坚持不听从，于是回京。有一天皇上问杨士奇说：“议论赵王的人日益增多，怎么办？”杨士奇请求派遣驸马都尉广平侯袁容携带玺书前往开导晓谕他，皇上听从了他的请求。赵王很高兴，立即献出护卫，并且上奏表谢恩，议论的人顿时平息。从此皇上对待赵王日益亲近厚待，而冷淡陈山。过了几个月，召杨士奇到南宫，拿着谕旨对他说：“我对待赵叔没有失去‘亲亲’的礼节，你出力了。从今以后不要以当面违逆为嫌忌。”于是赐给白金、宝钞、文绮。像杨士奇这样的人，可以说是善于调护朝廷骨肉亲情的人了。只有景泰年间废立太子这件事，当政的人有愧色，而大学士陈循等人还自以为有功，为什么呢？

译论荐

洪武年间，学士宋濂侍奉明太祖，皇帝曾询问朝廷大臣的善恶优劣。宋濂只举荐有名望的士人，称赞他们的优点不止一次，皇帝问那些不好的人是谁。宋濂回答说：“善良的人与我是朋友，所以我了解他们。不好的人即使有，我也不知晓。”从此以后，每次用人大多命令本院官员举荐而后任用。宣德三年六月，朝会退下后，皇帝命令光禄寺赐给近臣食物，吃完后，召见杨荣、杨士奇，对他们说：“祖宗时期朝臣没有贪婪的，近年来贪婪污浊的风气充满朝廷。于是询问其中严重的人是谁。”杨荣以都御史刘观回答。杨士奇说：“风宪官员是用来警戒肃清百官的，宪长如此，那么不贤能的御史都会效仿他。不贤能的御史出差到四方，那么不贤能的有司官员都会效仿他。”皇上拍手叹息说：“除恶务尽根本。”又问朝廷大臣中现在谁可以掌管风宪？两人很久没有回答。皇上说：“未必没有一个人。”杨士奇回答说：“通政使顾佐，廉洁公正且有威严，曾任御史及按察司，都有风采。”杨荣说：“顾佐也曾担任京兆尹，能防范禁止下属官吏，政治清明弊端革除。”皇上高兴地说：“顾佐竟然能这样。”命令赐茶然后退下。几天后，提拔顾佐为右都御史，而惩治刘观的罪行。等到杨士奇卧病在床，英宗派遣内侍询问人才，杨士奇举荐检讨李绍等五人回答，他们都得到了大用。天顺年间，李贤在内阁，奖进廉洁正直的士人，首先举荐耿九畴为都御史，轩輗为刑部尚書，年富为户部尚书。耿九畴被权臣排挤，轩輗不得志离去。李贤屡次向皇上进言，让耿九畴回礼部补缺侍郎，有求近侍推荐升迁的人。皇上问李贤，李贤说：“不知道那个人。我所知道的，学士李绍可以任用。”这是因为说士风不振，多攀附关系求取进身。如果任用李绍，请求在御座前召见吏部当面命令，或许士人知道警戒。皇上听从了。命令下达那天，满朝震惊。起初，石亨让文臣在边境总领军务，使得武臣不能施展，于是请求罢免文臣。过了不久，边境骚动不安。皇上醒悟到他的错误，命令李贤举荐可以担任巡抚的人。李贤以都御史李秉、芮钊、白珪、王宇、陈翌推荐，一时号称得人。后来松潘寇乱发生，举荐都督许贵，果然前往平定了它。成化年间，编修陈音上疏直言：“言路日益堵塞，异端日益炽盛，应当召还退休的吏部尚书李秉、修撰罗伦、编修張元祯、评事章懋、给事中金徽、新会举人陈献章，安置在台谏职位，革去法王、佛子、真人的位号，禁止创建寺观，那么正直的人被任用，言路开通，妖妄就平息了。”没有回复。景泰末年，学士商辂举荐司直郎林聪，先前担任刑科给事中，学问优秀见识长远，操守端正纯洁，存心公正，遇事敢于直言。现在吏科都给事中久病不出，应当让林聪兼任，俸禄不增加，品秩依旧，体制没有损失，而政务有益。诏令恢复以前的职务，后来林聪触犯宰相，想加重判罪，商辂极力辩驳，才得以降任京职。历经宪宗朝，林聪于是大受提拔，南京礼部右侍郎姚夔考核期满到京城，商辂又特意上本举荐留任。后来姚夔接连担任礼部、吏部尚书，也是商辂汲引的缘故。大臣固然应当以人才侍奉君主，而能不自己以为功劳，才显出他的功劳。如果借此揽权谋利，独自是什么心思呢。

申救

洪武初年，朝臣有上疏万余字的，太祖厌恶其迂腐冗长，想治他的罪。有迎合心意的人指着奏疏说：“这是不敬，这是诋毁诽谤，罪当诛杀。”皇上怒气未消。学士宋濂回答说：“他应诏上疏，他的心是为了朝廷，怎么可以深究他的罪呢？”皇上于是阅览奏疏中有值得采纳的地方，召见迎合心意的人骂道：“我发怒时，你们不能劝谏，反而激怒我诛杀他，何异于用油脂浇火？先前如果不是宋濂的话，几乎误罪进言的人呢？”洪熙初年，大理少卿弋谦多次进言，有人说他卖弄直率沽名钓誉。大学士杨士奇回答说：“君主圣明则臣子直率，只有陛下包容他，不然进言的人将要恐惧了。”仁宗虽然没有治弋谦的罪，但免除他上朝参拜，让他专门在官署办公。从此一个多月，进言的人少了。仁宗告诉杨士奇说：“自从弋谦免除上朝，进言的人不来，难道真的没有事可说？于是让杨士奇在榻前写敕书引咎，命令弋谦像以前一样上朝参拜，让百官进言，不要以弋谦为戒。”景泰五年十月，给事中有触犯执政大臣的，执政大臣想害他，于是暗示御史弹劾他的私事，而罗织他的罪行。大学士高谷请求从轻典刑，最终得以左迁。七年，顺天府乡试，太常寺卿兼侍读刘俨为考官，当时大学士陈循的儿子陈英、王文之子王伦参加考试没有中，两人交章上奏刘俨取舍不公，想把他置于法，请求诏令翰林六科十三道覆考。高谷当时因病不出，听说后便强起参与覆考，完毕入朝进言说：“大臣的儿子与寒士一起进身已经不可，何况又不安于命运，想杀考官可以吗？”因此刘俨得以释放，而诏令以陈英、王伦为特赐举人。高谷因此与这两人不合，屡次请求退职。天顺年间，彭时在内阁，皇上正倚任李贤，每天与李贤面议，李贤退下后才咨询商量于彭时。有不可行的，彭时每次都坚持不肯，起初有时相抵触，久了才相协调。后来锦衣卫指挥使门达用事，忌恨李贤，暗中中伤他。皇上怒说：“李贤且获罪，行将专用彭时。”中贵把这话告诉彭时，彭时震惊

译说：“李公怎么竟到了这种地步？”于是极力辩白他的冤屈，话传到皇帝耳中，李公得以释放。有一天，钦天监汤序说天象变异是由于奸臣未被清除的缘故，皇帝拿这话问修撰岳正。岳正说：“朝廷中没听说有奸臣，如果去搜寻，人人都会自危。”汤序的术数浅薄不足为信，这件事就搁置了。弘治年间，武冈知州刘逊被岷王府弹劾，被逮捕到京城，科道官员上奏请求宽恕，皇帝发怒，把他们都投入诏狱。大学士刘健等人说：“刘逊确实情节轻微，罪不至此。”强调言官为国家尽忠，却一概治罪，以后若有重大利害、重大缺失，谁还肯进言？皇帝于是释放了他们。正德二年，尚宝卿崔璇、御史姚祥、张彧、主客司主事张伟、给事中安奎各自因事被囚禁，当时刘瑾掌权，想让他们都戴枷示众。大学士李东阳等人上奏：“各位官员所犯的罪有本来的法律，戴枷示众是重典，不应当滥用”，于是都得以宽恕释放。三年六月二十六日早朝时，有一卷文书投在御路上，列举刘瑾的过错罪恶。皇帝命令刘瑾等人审问，没有人肯承认，于是逮捕朝中官员三百六十多人投入诏狱。李东阳和王鏊上奏：“这件事必定是一人阴谋所为，同朝的各位大臣仓促间拜起，怎么能知道？除了一人之外，大概都是无罪的人。”于是全部得以释放。此后刘瑾更加凶狠蛮横，罗织罪名的使者四处出动，动不动就没收朝臣的家产，许多人并头死于狱中。因为李东阳的进言，有时能释放一两个人。

译争论得失

凡是受到顾问、争论以及涉及得失的事，必定关系到国家的大体然后才说，不适宜列举细微的小事。永乐五年冬天，广东布政使徐奇朝见京师，装载岭南的藤席等物品，打算赠送给朝廷大臣。有人得到他的清单进献，皇上阅览后发现没有杨士奇的名字，于是单独召见他，询问缘故，打算以私交之罪治他。杨士奇说：“徐奇自从给事中受命前往广东时，众人都作诗文赠送他，所以有这些馈赠。我没有参与，是因为当时生病没有作诗，否则也不免会收到。现在众人名字虽然都在清单上，但是是否接受还不可知，况且物品微薄，心意应当没有别的用意。”皇上心意消解，立即交给宦官清单命令烧毁，一无所问。二十年闰十二月甲子日，下诏再次西征，正以兵马粮饷为艰难，有人以建文年间江西集结民兵与馈运夫十余万可以征用为由进言，皇上把他的奏章出示给学士杨荣。杨荣回答说：“这些兵夫过去有诏令让他们恢复职业，现在再次征用他们，这是失信啊。”皇上说：“你说得对。”于是搁置了他的奏章。洪熙元年四月，有旨意，故东宫官员邹济、徐善述、王汝玉都追赠官职赐予谥号，命令官员在墓前建祠，四季赐祭。杨士奇进言说：“礼贵在适中，朝廷只有宗庙以四季享祭，即使是社稷、孔子也只都是春秋两季祭祀。邹济等人虽然有功劳，祭祀他们却与宗庙等同，可以吗？”皇上说：“我错了。”立即召见礼部，改为春秋祭祀。其他如审慎法度、端正尺度、议论礼制、考订文献，杨士奇多据理力争，都是这类情况。景泰元年八月，太上皇帝车驾从北狩返回，正商议奉迎礼仪，众人涉及疑虑未定。千户龚遂荣写信给大学士高谷，说奉迎应当从厚。高谷立即袖着他的信进献，并且说：“武夫尚且如此，何况儒臣呢？”不久朝廷认为龚遂荣越职，把他下锦衣卫狱。恰逢车驾到达，百官在郊外迎接，高谷又上章以伸张前议，听说的人都认为他做得对，而龚遂荣也被释放。后来太上皇居住在南宫，指挥卢忠妄言南内之事，景帝想要彻底治罪，学士商辂请求只治卢忠一人的罪以保全大体，皇上听从了他。天顺初年，锦衣卫官校巡逻抓获一个僧人，自称将大贵，众人迷惑他，甚至把女儿嫁给他，以图谋非分的利益。案件审结应当判以谋反罪，等到太监牛玉援引近例请求治巡逻者的罪，内阁修撰岳正说：“事情即使查实，也不过符合妖言律，治跟随的十几人的罪，巡逻者按照应捕律处理罢了。”当时忠国公石亨与太监曹吉祥依仗宠幸专权，有投匿名信指斥朝政的，唯独没有提到石亨，缉捕非常紧急，满朝惶恐惊骇。石亨劝皇上出榜，招募能捕获告发的人，赏赐三品官职。皇上命令内阁撰写榜文。岳正与吕原见皇上说：“为政自有体式，盗贼责成兵部，奸宄责成法司，哪有天子亲自出榜购募的道理？况且尧建立进善的旗帜，舜设立诽谤的木牌。秦始皇护短杜绝进谏，于是下达诽谤妖言的命令，由此过失听不到，最终导致国家灭亡。陛下新复皇位，正当以尧舜为法，以秦为戒。即使想要彻底治罪此事，缓则人情怠慢疏忽，事情自然显露；急则人情危惧，更加寻求隐藏，不如不要追究。”曹吉祥从旁边请求追究非常用力。皇上慢慢对他说：“岳正说得对。”成化初年，太监刘永成死，有人说他有军功，应当追封为伯。大学士彭时力争反对。有人说：“自古有封侯王的。”彭时说：“这是盛世的事吗？祖宗成宪都在，谁敢违背它？”事情于是搁置。十二年七月，皇上在宫北建造玉皇阁，另外创制礼仪乐章，将要有事于此。学士商辂论议毁掉它。十三年四月，太监汪直创设西厂，树立威势比拟至尊，内外官员卧不安席。商辂与同僚上疏列举他擅自抄没三品以上京官、擒拿械系边将、更换近侍等十项罪状上报。皇上立即命令革职罢免，而商辂也致仕离去。

斥责奸佞

永乐年间，皇上与学士解缙议论群臣，御笔书写，蹇义等十人名字，命令各自在下面陈述。十人都是皇上所信任的，也多与解缙友善，而都据实回答。关于蹇义说：“他资历厚重，而心中没有定见。”关于夏原吉说：“有德行有度量，不远离小人。”关于刘俊说：“虽然有才干，不知道顾全道义。”关于郑赐说：“可以做君子，稍微短于才能。”关于李至刚说：“荒诞而依附权势，虽然有才但不端正。”关于黄福说：“秉心平易正直，确有操守。”关于陈瑛说：“用法苛刻，好恶颇为端正。”关于宋礼说：“刚直而苛刻，不体恤人的怨恨。”关于陈洽说：“疏通警敏，也不失正道。”关于方宾说：“簿书之才，驵侩之心。”奏报后，皇上把它交给仁宗说：“李至刚，朕已经洞察他了。其余慢慢验证。”问尹昌隆、王汝玉，回答说：“尹昌隆是君子，而度量不弘大。王汝玉文翰不易得，可惜的有市井之心罢了。”后来十多年，仁宗拿出他奏报的给杨士奇看说：“人们都说解缙是狂士，解缙不是狂士，以前所议论的都是定见啊。”宣宗做皇太孙时，宫僚左庶子陈山邪佞得宠，同僚戴纶、林长懋因为直谏被陈山谗害。皇上即位才知道。宣德四年十月一日朝罢，杨士奇在左顺门侍奉皇上，远远望见陈山上来说：“你试着说说陈山为人。”回答说：“君父有

译有人问，我不敢不竭诚回答。李山虽然侍奉陛下很久，但他学问浅薄、欲望众多，且不明大体，不是君子。」皇上说：「是的。赵王的事情几乎被他误导，我因此很轻视他。最近听说他向各衙门每日都有贪得无厌的索求，应当不让他混入内阁。」当初皇上刚即位，因为李山和张瑛是东宫旧臣，都升任内阁处理政务，两人的行为很相似。到这时皇上逐渐听说了他们的劣迹，几天后下旨调张瑛去南京礼部，李山专门教导内侍，两人都被罢免了内阁职务。朝廷官员都称赞皇上英明果断，李山从此不再能接近御座前了。天顺初年，内阁修撰岳正趁机向皇上极力陈述曹吉祥、石亨权势太大，担心发生变故，应当尽早加以节制。皇上说：「你可以把我的意思告诉他们。」岳正直接去见曹亨，劝谕他稍微收敛，两人因此怨恨他，岳正于是被贬谪流放。等到这两人被诛杀，皇上召见李贤对他说：「当初岳正确实说过这话。」另一天又想起，说：「岳正倒是不错，只是胆子太大。」于是召他回来任职。武宗时，逆臣刘瑾掌权，凶恶的气焰嚣张得很，大学士刘健等人率领众大臣在皇上面前请求诛杀他，其中有人暗中为刘瑾开脱，事情于是受阻，而刘健与谢迁等人也都辞职离去。由此可以看出，君子战胜小人很难，当事者必须事先做好准备才行。虽然如此，但这是天意造成的，又能怎么办呢？

译谋划事务

永乐初年，太宗皇帝有一天傍晚从右顺门出来，召见内阁各位大臣，只有杨荣一人在场。皇帝拿出江西三司的奏章给他看，说吉安地区聚众造反的乡民已经全部恢复生产。朝廷刚听到消息时，就派遣行人许子谟带着诏书去安抚晓谕。许子谟出发将近一个月，又派遣都督韩观率领军队随后跟进，如果安抚晓谕不能使对方屈服，就施加兵力。等到这份奏章送到时，皇帝说：“不是韩观到达，他们就不会屈服，应该降下诏书褒奖韩观。”杨荣读完奏章，上奏说：“计算奏章发出的日期，韩观还在半路上，不足以褒奖他。”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后来询问情况，果然如此。杨荣从此更加受到重视。边境人阿噜台已经表示归顺，想要收编女真、吐蕃等部落，听从他的约束，请求朝廷在金属上刻制誓词，召集各部落首领磨酒饮用以结盟。皇帝拿这件事询问翰林院各位大臣，黄淮回答说：“边境人的心地，质朴诚实，让他们各自为政，力量就容易控制；如果合并为一，力量强大就难以控制了。这实际上是他们的隐秘奸谋。”皇帝环顾左右说：“黄淮如同站在高冈上，没有看不见的远方；你们如同站在平地上，看到的只有眼前罢了。”天顺初年，石亨的侄子石彪镇守大同，派遣使者献捷报。内阁询问战况，那人极力陈述战功，并且称斩首无数，都悬挂在树林中，不能全部带来。岳正拿出地图指示说：“某地到某地，四面都是沙漠，悬挂在哪里？”那人惊愕佩服。成化四年，平凉当地人穆苏反叛，官军接连失利，派遣都御史项忠前往安抚剿捕。大学士彭时、商辂预料他必定成功，而朝中议论纷纷，都想要再次派遣将领出兵。彭时等人坚持不同意，有人用危言耸听的话动摇他们，彭时等人不为所动。不久，献俘到达京城，皇帝非常高兴，分别赐给每人一个俘虏为奴。

筹划边防

洪武十七年，侍讲李翀论述军事重在任用将领，皇帝说：“任用将领固然重要，必须任用专一，信任笃厚，然后才能成功。齐国任用穰苴，魏国任用乐羊，可以说是专一且笃厚了，所以都有功劳。如果唐朝任用鱼朝恩、吐突承璀作为监军，使将领掣肘，所以败事。”永乐以来，边防事务长期耗费朝廷的谋算经营。永乐五年，谕德杨荣奉命前往甘肃，会同总兵商议边防事务，视察守备情况，回来上奏符合皇帝心意。七年春天，杨荣随皇帝前往北京，甘肃总兵何福上奏托克托布哈等人率领部落归顺，命令杨荣前往会同何福处置，回来上奏，皇帝很高兴，于是奉命持节前往额齐诺之地，封何福为宁远侯。十年冬天，甘肃守将西宁侯宋琥上奏叛将娄达衮逃居齐勤蒙古卫，成为边境祸患，当时丰城侯李彬镇守陕西，于是敕令李彬率领军队剿灭，并且命令杨荣前往与李彬商议谋划。十二月回来上奏：“粮饷道路险阻，现在严寒冰冻，人疲马瘦，不可行军。况且小股叛贼不值得烦劳王师。”于是敕令李彬回师。不久，叛贼又归顺。二十一年秋天，杨荣再次随皇帝西征，驻扎在万全，一切军务都交给杨荣掌管。宁阳侯陈懋上奏番主额森图噶来归顺，命令杨荣前往商议确定降归事宜，上奏称照顾周到。二十二年再次随皇帝北征，中途军饷接济不上，皇帝听说后，命令杨荣与金幼孜总计数目，于是按照他们所说的派遣使者晓谕，赦免他们不臣服的罪过，下令班师。宣德二年十月，交趾黎利派人进献前安南陈王三世嫡孙高表，请求立为陈氏后代，言辞恳切悲痛，皇帝秘密拿给英国公张辅看，张辅请求发兵讨伐。张辅退下后，于是召见尚书蹇义、夏原吉说：“怎么处理这件事？”两人回答说：“全部给他，没有名义，只是徒然显示软弱罢了。”两人退下，召见杨荣、杨士奇拿出表文给他们看，并且把三个人的回答告诉他们，说：“今天由你们两人决定。”杨荣说：“永乐年间耗费数万人命得到这里，到现在劳累的人没有休息，困苦的人没有恢复，发兵的说法绝对不能听从。不如趁着他们的请求给他们，可以把祸患转为福气。”皇帝回头问杨士奇怎么样，杨士奇回答说：“杨荣的话应当听从。请求立陈氏后代的，是太宗皇帝的初心。请求没有得到，才把那里设为郡县。十多年来兵民在交趾的战事中困苦极了，这些都是祖宗的百姓，实行祖宗的初心，来保护祖宗的百姓，这正是陛下的盛德。为什么说没有名义？况且汉朝放弃珠崖，前史认为光荣。为什么说显示软弱？臣侍奉仁宗皇帝很久，圣心多次追悔这件事，臣希望陛下今天明确决断。”皇帝说：“你们两人的话正合我意。我父亲的话我也多次听说了，现在我们可以说是同心同德。”于是命令尚膳赐酒食，第二天停止朝会。拿出高表的表文，文武群臣都说：“听从他就好了。”于是赦免交趾，命令群臣推举奉命使者，一致推举安众。皇帝听说已经决定，第二天蹇义想要换成伏伯安，没有人敢有异议。杨士奇私下对夏原吉说：“这是无赖小人，任用他必定辱没朝廷。”您应当在榻前极力主张，因为当时皇帝多主张夏原吉的话。不久有旨意召众人都进入，蹇义于是上奏任用伏伯安。皇帝回头问夏原吉，夏原吉回答说：“不可任用。”蹇义说：“伏伯安善于言辞，不是众人能比及的。”杨士奇说：“伏伯安有污秽行为而没有学识，派遣他必定辱没国家。”于是没有任用。英宗北狩，郕王即位。有人倡议南迁，朝廷内外喧扰不安。大学士陈循、高谷、侍讲商辂等人上言：“圣驾一旦迁移，大势就去了。”于是出榜晓谕，人心稍微安定。不久，敌人大举进逼京城

译京城，众人对于战与守的意见不一。徐溥等人皆说军队战败之后，只宜固守，况且敌军乘胜远来，势必难以持久，应当埋伏军队在其归路上袭击他们。当时京师戒严，内阁各位大臣运筹谋划，直到黄昏才出来，甚至忘记了睡觉和吃饭。对外晓谕各位将领奖赏他们的忠义之心，每日令其操练兵马，整顿器械以备战守，派遣官员分头安抚京畿地区的投降之人，以防备意外，严厉督管边关，固守要害之地。然而敌军进攻更加急迫，总兵官石亨折断弓矢，大声说：“宰相不出计策，我无法支撑了。”徐溥与周忱于是上疏发出敕令，宣府、辽东令总兵官杨洪、杨洪、曹义各自挑选精锐骑兵，限定日期进军，与京城军队夹击。又在各军营张贴榜文，有能擒获也先者，给予高官厚赏。又写信给喜宁与司礼太监兴安、云约定引诱也先入侵，应当趁其孤军深入时合兵剿杀。因为喜宁不是汉人，身为内侍却与敌人通谋。敕令与书信被也先的侦察兵获得。不久，宣府、辽东的军队到达，我军士气大振，敌军听说后当晚逃去，京城于是安定。当时听说江浙、两广、云贵都发生盗匪，军情文书络绎不绝，内阁筹划之功居多。天顺年间，两广用兵，编修丘浚分条陈述用兵事宜，内阁具本缴进施行。弘治十七年六月，北方敌人小王子派遣使者请求朝贡非常急切，大同守臣上报，已经允许二十人入贡。后来没有来，有人报告敌人有异谋，内阁具揭帖请求。会同司礼监及兵部尚书，按照成化年间的旧例，在左顺门详细审查。皇帝退朝后，召刘健、李东阳到暖阁。皇帝说：“各边关的粮草，须与刘大夏说，用心整理。”刘大夏是兵部尚书。刘健奏道：“京营官军，也须整点听候征调。”皇帝说：“对。”李东阳说：“令总兵官管事，固然可以领兵，但不知如何。”刘健说：“须用曾经经历过战阵的人。”皇帝说：“未必要用经过战阵的，但要有谋略罢了。”李东阳回答说：“圣上所言很恰当，有谋略与经过战阵的人，须兼用才可以。但京军有名无实，当初设立团营时有十二万，如今消耗过半，前年选拔听候征调的一万人，便不能达到数额了。古人说‘足食足兵’，如今粮食不足，兵力不足，臣等每当想到这些，寝食不安。”皇帝说：“军士须由管军官抚恤，不可剥削。”李东阳回答说：“确实如圣上所言，但近年官军做工太多，既劳累身体，又赔钱使用。外卫轮班都过期不到，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皇帝说：“宣德以前，军士都不做工，内官监自有匠人。”等等，此句听不清楚。李东阳叩头回答说：“皇上明见，朝廷养军本来是为了拱卫京畿，不是为了工役。今后工程希望减省，不让军士受累，保养其锐气，或许在紧急时有用。”皇帝说：“对。”又说：“京营军士都让刘大夏用心整理，先生们也可传达旨意，可以将我的意思告诉他。”刘健等人回答说：“遵命。”皇帝又说：“先生们是腹心大臣，有事须说，如昨日进呈的揭帖不说时，我就不知道了。”李东阳说：“臣等有所闻见，固然不敢不尽心陈说，只希望皇上决断施行罢了。”皇帝又说：“对。”于是叩头退出，在左顺门会审。跑回一名男子说：“在敌人中，听说有议论者想要抢黄里，黄里指京城。”又有三人说：“是。”延卫头目额尔竒木带领三百人前往北方敌人处通和，小王子与一小女寄养，似乎有引诱入侵的迹象，各自具揭帖上报。二十四日，刘健与李东阳在朝廷商议进御敌人事宜，又计划处置差官整理边关粮草缺乏。七月初四日，再次召至暖阁，皇帝袖中拿出大同镇巡官奏言：“北方敌人势力强大，近来又挖掘墩台杀害军队。”皇帝说：“边军皆是我的子民，被他们杀害的很痛苦，何可言，我应当为他们做主。京军已选拔听候征调二万人，须再选拔一万人整理齐备，定委领军名目即日启行。”刘健等人回答说：“皇上重念子民，一言诚为宗社之福。京军也须整点，但不宜轻动。”迁说：“边事固然紧急，京师尤其重要。居重驭轻，也须内顾。”家当上犹未释李东阳说：“近日北方敌人与诺延交通，潮河川甚为可虑。”刘健于是备言：“大同险远，本镇尚可支持；潮河川距离京师不过一日，最为切近，确实应当先虑。”皇帝说：“如今也不便出兵，但须预备停当，等待报告再行动，以免临期失措。”都回答说：“圣虑甚当。”退下拟通选京军三万，令兵部推举委任领军官，临期酌量地方事势，具奏决定，不可轻出。大意与内阁相同，军队于是没有出动。不久沿边将帅杀获，次第捷报传来，而敌人阴谋也受挫。曾经观察守成之世，武事大率不振，而国家势力也随之衰弱，其原因是什么？将大权委于私门，以官军为私役，虽然想要张皇，将领能行吗？诵读圣祖的常训，体察孝皇的远忧，筹划边防者不可不早做打算。

译建言

自从本院的儒臣远离皇帝宝座，所谓近侍的职责，全都懈怠从事。于是朝廷把传达旨意当作顾问，把批复奏章当作应允。虽然有时因事进言，稍尽忠诚，只是招致罪祸罢了。考察永乐二十年，三殿发生火灾，金幼孜、杨荣等人陈述十几件应急之事，都被施行。而其他官员进言，如萧仪等人，大多获罪而死。侍读李时勉从刑部调入翰林院，就慷慨上疏议论天下大事，被囚禁两年，没有死。洪熙初年，再次直言极谏，被在朝堂上杖打，没有死。改任交址道御史，又三次上奏章，被关进诏狱，没有死。大概是因为从来没有人为他申辩救助。修撰罗汝敬也议论时政十五件事，被降为云南道御史。萧时中议论导致灾祸的八件事，侍讲谢琏上奏治安十五件事，都没有被采纳。正统八年四月，雷击奉天殿鸱吻，皇帝下诏征求直言。当时宦官王振专横恣肆，侍讲刘球上疏说权力不能下移，王振愤怒却想嫁祸没有理由。恰逢修撰董璘自求担任太常卿，被关进锦衣卫监狱，而刘球所说的有太常卿必须由儒者担任的话，锦衣卫指挥使马顺迎合王振的意思，诬陷刘球与董璘结党为奸，也下狱，最终死在狱中。学士刘定之因为京城发生大水，上奏十件事。土木堡之变后，又上奏十件事，都没有施行。景泰初年，太上皇将从北方回来，朝廷只准备回报礼仪，没有迎接恢复帝位的意思。满朝不敢说话，只有检讨邢让上奏说前次的敕书没有包含迎接恢复太上皇帝位的意思，听到的人认为他壮烈。然而邢让因此被贬官。显德年间正值春天久旱，两京灾异接连出现，南京学士周叙进言，大臣的罪过固然不可推辞，台谏官员沉默无补，各地镇守的宦官危害百姓尤其严重，这些都是导致灾祸的原因。有旨意说宦官不动，恰逢周叙考核期满到京城，命令留在本院办事，周叙推辞不被允许，吏部上奏南京翰林院缺官办事，于是命令周叙前往。编修周洪谟刚被授予官职，就上疏分条陈述十二件事，此后历任两京官职，直到担任学士，凡有所见，就密封奏章上报，前后大概几十次。宣德、正统年间，馆阁官员奏章之多，没有超过他的，却有人诋毁他多言。宪宗刚即位，编修张元祯上疏劝皇帝实行三年丧礼，又上疏说治理国家的根本原则，一是讲学，二是定治，三是用人，四是厚植风化，实行这四条，那么各种政务都能办好。不久，与时任宰相意见不合，请求回家居住二十多年。修撰罗伦、编修章懋、黄�昭、检讨庄昶相继进言，都被远贬；等到重新任用，都任职南京。慈懿皇太后去世，修撰罗璟上疏说应该合葬裕陵，又与各位学士联合上章请求。后来也被贬为南京员外郎。唉！圣祖不设言官以广开视听，而只以尽言的责任责成近侍。近侍中没有比翰林更受重视的了，他的用意大概可以看到了。沿袭的弊端，汲引救助，无所依赖，那么谁肯逆犯龙鳞以触犯天祸呢？近代议论的人认为翰林进言是越职，那么圣祖的遗训不对吗？

出使言事

宣宗初年，大学士金幼孜奉命持节册封安、真宁二王妃，经过河南、北闗、东、西的地界，所到之处兵民休戚相关。回来之后，详细向皇上报告。景泰五年，南京发生灾祸，皇上念及祖宗陵寝所在，大学士高榖前往祭祀，事情结束后，记录受灾的一千多家，全部打开粮仓赈济他们。回来，上奏符合圣意。弘治十七年闰四月，阙里因为重建孔庙落成，派遣大学士李东阳祭告。五月，事情结束回朝，把所经过地方的天灾民患上奏，皇帝下诏查议施行。

致仕言事

正统年间，李时勉从学士担任祭酒，退休在家。己巳之变，亲手写疏陈述选将、练兵、奖忠节、正名分三件事上报。当时年龄七十六岁了。忠臣虽然在田间，也不忘君主如此。

庶吉士言事

洪武二十一年四月，皇上对庶吉士解缙说：“朕现在任命你，那么君臣恩义如同父子，应当知无不言。”解缙于是上奏万言封事，都是人们忌讳的，皇上嘉奖他。景泰初年，西北用兵，庶吉士刘清上奏封事多被采纳，刘清因此知名，屡次提拔为兵部侍郎。成化二十三年十月，庶吉士�智因灾异上疏，大致说：“星变出现在朝廷，大概是阳气不能制约阴气的象征，应该进用君子而退斥小人。其根源应当先从内阁开始。少师万安倚仗权势宠幸，特别没有满足；少师刘吉依附下属欺瞒皇上，漫无是非；太子少保尹直挟诈怀奸，安然没有廉耻，世上所谓的小人。南京兵部尚书退休的王恕，一向志向忠直，可以担当大事；兵部尚书退休的王竑，秉持节操刚劲，可以铲除大奸；右都御史彭韶，学识纯正，可以决断大疑，世上所谓的君子。然而君子之所以不进，小人之所以不退，难道没有原因吗？大概宦官有暗中主持的。自古君子小人进退的关键，未曾不决定于这一类的盛衰。希望陛下凡是对待宦官，一律以太祖为法则；凡是任用内阁，一律以太宗为法则，那么君子可以进用，小人可以退斥，而天下的治理就成功了。”奏疏呈上不被省察，权臣中伤他，贬为石城千户所吏目。

译而死。

伏在宫阙前

译伏在宫阙前哭泣进谏，自唐宋以来就有这样的先例。成化四年六月，慈懿皇太后钱氏去世，她是宪宗皇帝的嫡母。皇帝下诏让大臣们商议安葬地点，众人互相观望，没有人敢首先发言。大学士彭时对同朝的大臣说：“梓宫应当与裕陵合葬，神主应当附祭太庙，这是确定的礼制，没有什么可商议的。”随即与礼部尚书姚夔确定了议定，并且上疏引用汉文帝与吕后合葬、宋仁宗与刘后合葬的典故，请求皇帝顾念纲常的大体，先帝的内心必定追求最恰当的做法，这是极大的典礼，万一有违背，在朝的文武百官将会进言，宗室亲王将会进言，天下之大，万世之后也将会进言，难道能保证最终没有依据道理改正而顺从正道的人吗？皇帝仍然觉得难以违背母后的意愿，没有答应。彭时率领群臣在文华殿前伏地请求，号哭不起。皇帝听说后，派中官宣布圣旨，让众官退下。翰林院中有呵斥中官让他回去的人，众官都说：“即使死也不敢奉诏，而且没有得到允许不敢退下。”彭时与学士商辂、刘定之进言说：“人心如此，实在是天理所在，希望朝廷俯顺群臣的恳切之情。”于是中官入宫奏报，皇帝被感动，母后也醒悟了，立即传旨告知群臣说：“你们昨天会议关于大行慈懿皇太后合祔陵庙的事，本来就是我平素的志向，只是圣母怀疑事情有相互妨碍的地方，没有立即答应。我的心始终不安，再三依据礼制，幸好圣慈开导晓喻，特别赐予允诺。你们就按照之前的议定施行，不要有什么疑虑。”所以有此谕旨。众人听到命令，都高呼万岁然后退下。大概这件事如果不是皇帝委屈保全孝道，怎么能达到这样的地步呢？真是有盛大德行的君主啊。正德年间，伏在宫阙前请求诛杀逆臣刘瑾，以及跪在宫门号哭进谏阻止南巡，都没有被听从。大概这是因为先朝的典故，皇帝或许不知道罢了。虽然如此，如果上下之情，像宣德以前那样相亲相爱、互相信任，那么君职的缺失，自然应当暗中消除而默默弥补，又怎么会到这种地步呢？

进谏受到表彰和赏赐

大学士杨士奇等人在仁宗、宣宗两朝，言论被听从，进谏被实行，每次都被表彰赏赐。起初，永乐年间，御史李祥、舒仲成奉旨治理木材岁课的弊端，王汝玉也参与其中。王汝玉是监国时期所喜爱的人，令旨命令李祥等人削去他的名字不要上奏。两人极力说不可，万一太宗皇帝听说，获罪反而更重。既然违背了圣意，于是后来犯法的人都侥幸免罪。皇帝即位后，尚书蹇义借机奏报舒仲成的其他事情。皇帝说：“这个人曾经担任御史，查办南京木材税课的事吗？”回答说：“是的。”皇帝问：“李祥在哪里？”回答说：“因为母亲去世守丧离开了。”当时舒仲成已经升任湖广宪副，皇帝立即命令都察院逮捕治罪舒仲成。杨士奇听说后，进疏说：“向来获罪的小人很多，陛下即位以来都已经宽恕了他们，现在又追究以前的事，那么诏书就不被信任了。汉景帝做太子时，召见卫绾，卫绾称病不去，即位后提拔任用卫绾，前史称赞他。”皇帝看了很高兴，立即下旨停止治罪舒仲成，并且降下敕书奖谕杨士奇，并且赐给米和钞币，又当面告诉他说：“你如此尽心，我还忧虑什么呢？”宣德六年七月，当时皇帝喜欢微服出行，一天晚上漏刻二十刻，带着四个骑兵出去，经过杨士奇家。当时报信的人说：“范太监来了。”杨士奇匆忙出去迎接，皇帝已经进入门内站在月光下，杨士奇俯伏惊恐，说：“陛下怎么能以宗庙社稷之身而让自己轻率地扰动尘埃？昏暗之中谁认识至尊？万一有认识的人，变故突然发生，怎么防备呢？”皇帝笑着说：“想见你一面所以来了。”于是屏退左右说完话，回头对杨士奇说：“这住处而且破旧，应当为你修缮。”杨士奇叩头恳切推辞说：“陛下的宫殿还没有建成，臣一定不敢接受。况且车驾今晚降临，外面明天必定有人知道，万万从此谨慎出行，事变不可预测，应当考虑。”车驾回宫，第二天早上派太监范弘秘密问杨士奇：“车驾光临，为什么不谢恩？”回答说：“至尊夜间出行，愚臣到现在心中恐惧不安还没有停止，怎么敢言谢？”又过了几天，派范弘问杨士奇说：“现在天下太平，皇上偶尔微服出行有什么值得忧虑的？尧不微服出行吗？”杨士奇回答说：“陛下尊贵地居于九重宫阙，恩泽怎么能遍及幽隐之处？万一有冤夫怨卒窥伺窃发，实在不能不忧虑。”后来过了十多天，锦衣卫抓获了两个盗贼。原来盗贼曾经杀人，官府追捕紧急，私下结约等待车驾去玉泉寺，带着弓箭埋伏在路边树林中作乱。当时有捕盗校尉也变装像盗贼进入盗贼群中，真盗贼不怀疑，把他们的阴谋告诉了他，于是被抓获。皇帝诛杀了两个盗贼后，感叹说：“杨士奇的话不假。”当天派范太监赐给白金和文绮，杨士奇第二天早上入宫谢恩。皇帝告诉了他盗贼的阴谋，并且说：“爱我没有人比你，从今以后按照你说的，不再微服出行。”其他如杨溥密疏获赏之类，不能一一列举。从此以来，直言敢谏的风气逐渐减少，而且进言也不一定不触怒皇帝。只有弘治五年四月，大学士丘浚上奏疏万余言，大略说皇帝改元之初，岁在戊申，与太祖洪武年初元相同。现在天灾接连出现，应当整顿各项政务，完全恢复太祖的旧制，以顺应天意。因此拟定二十二条，历指奸邪之辈。皇帝看了奏疏很高兴，批答认为切中时弊，实行它。从此圣心趋向任用，经常加以赏赐。然而丘浚当时年纪已经老了，后来皇帝日益英明，颇能远近习而信听。内阁也是丘浚有所启发的。武宗时，逆臣刘瑾掌权，虽然

译大臣们一开口说话，灾祸便随之而来。大学士刘健等人极力陈述当时的弊政，认为陛下即位之初，诏书一下，天下百姓伸长脖子盼望太平，然而朝廷政令早晨颁布晚上就更改，终究没有安宁的日子。文武百官和各个官府仿效这种风气，不仅废弃搁置不执行，而且几乎把政令全部改变。提出建议的人被认为话多，办理事务的人被认为惹事。屡次上奏坚持进言，就被称为奏扰；查办革除旧日弊端，就被称为频繁更张。忧虑在于民生国计，就装作没听见；知道事情涉及宠幸的近臣和皇亲国戚，就坚固不可动摇。因为一两个人的私恩而败坏百年的既定制度而不顾惜，因为一两个人的邪说而违背满朝大臣的公论而不体恤。我们这些人忝居高位，徒然拥有虚名，有时旨意从宫中发出，我们完全不参与知晓；有时我们有所拟议，就直接被更改。不久又上奏陈述政令有十大过失，言辞非常恳切。刘瑾发怒，于是他们都辞职离去。随后皇帝想要游遍全国，进谏的人有被杖责致死的。唉！回顾仁宗、宣宗在位时的盛世，就像跨越了宇宙那样遥远而不可企及。表彰奖赏直言敢谏的人，以成就极致的治世，上天的意旨大概将寄希望于今天吧？

译翰林记卷八

钦定四库全书

翰林记卷九

（明）黄佐 撰

御前讲论经文

己亥年正月，圣祖攻克婺州，设立中书分省，召集各位著名儒士在省中聚会用餐，每天命令两人进宫讲解经史，阐述治理国家的道理，这是论道讲学的开始。登上皇位后，便设立博士厅，命令博士许存仁等人每天讲解《尚书》等书籍。等到统一天下后，命令文学侍从之臣，经常在御前讲解经史，没有固定的日期，也没有固定的地点。不久设立华盖、文华、武英等殿的说书官，由儒士沈德等人担任。后来只有本院及殿阁大学士专门负责此事，罢免了各殿的说书官。然而圣祖致力于学问非常努力，每次进讲必定反复讨论，以探求义理的极致，讲完必定谈及政事，成为惯例。当时，还没有经筵的名称。洪武三年二月，皇上驾临东阁，学士宋濂、待制王祎等人进讲《大学》传十章。讲到“有土有人”时，宋濂反复阐述。皇上说：“人是国家的根本，德行深厚则人心归附，人心安定则国家稳固。所以君主有仁厚的德行，人们就会像归附父母一样归附他。人心既然归附，那么拥有土地和财富，是自然的道理。如果德行不足以安抚众人，即使拥有财富又有什么用呢？”十六年八月，皇上驾临谨身殿，东阁大学士吴沈等人进讲《周书》中“罔有立政憸人”一句。皇上说：“有小人在必定败坏君子，所以唐尧虞舜任用禹和稷，必定铲除四凶；鲁国任用孔子，必定除掉少正卯。”吴沈说：“《尚书》说‘去邪勿疑’，因此深深表示告诫。”皇上说：“国家不幸有小人在，如同蓄养毒药，不赶快铲除，必定成为自身的祸患。小人善于取悦君主，残忍地残害下属，君主如果只喜欢他们顺从自己的心意，放任他们胡作非为而不加过问，譬如犬马伤人，人们难道会怨恨畜养犬马的人吗？”十八年九月，驾临文华殿，命令文渊阁大学士朱善讲解《周易》至“家人”卦。皇上说：“齐家治国，其道理没有两样，使一家之中，长辈晚辈、内眷外戚各自尽到本分，事事遵循理法，那么一家就治理好了。一家既已治理好，推广到一国，乃至天下，只是施行罢了。朕看其关键，只在诚实而有威严。诚实则笃厚亲爱之恩，威严则没有闺门之失。”朱善回答说：“确实如圣上所言。”大学士李贤说：“高祖看书议论英明发越，超越宋儒之上。每次儒臣进讲，必定有辩驳。因为讲解‘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时，辩驳说：‘攻是攻城的攻，已是停止的意思。孔子的意思，大概是说攻去异端，那么邪说的危害就停止，而正道就可以推行了。宋儒却把攻当作专治，想要精通它，危害已经很大，难道不荒谬吗！’”像这样的辩驳很多，自汉唐以来，君主能像这样留意诗书的，也不多见。大概因为圣资高超，所以不沿袭旧规，而阐发前贤所未曾阐发的。太宗、仁宗、宣宗都沿袭此制，不设经筵。宣德四年三月，皇上退朝后，驾临便殿与儒臣讨论历史，于是问汉唐各位君主在位谁最久，以汉武帝、唐玄宗回答。皇上说：“汉武帝末年惩前毖后，唐玄宗长久放纵欲望，汉武帝还算是比唐玄宗好一些。”六年三月，皇上视朝退下，驾临便殿命令翰林儒臣进讲《大学》“平天下”一章完毕。皇上说：“治理天下国家，不可没有财用，就像‘生之者众’这四句话，实行起来不必暴征横敛，而国家用度就有余了。”又说：“《秦誓》详尽地描述了君子和小人的情状，君主审察这些，那么好恶取舍就恰当了。”大概历代圣君真正在学问思辨上有心得，然后体现在亲身实行并施用于治理，不仅仅是口头说说而已。如果在进讲时，上面没有询问，下面没有陈述，只是追求美观好听，就不是所谓的圣学了。

御前进读

祖宗时设立官员侍奉皇上读书，每天在左右，有时让他们进读，必定仔细聆听并折衷判断。高祖曾经驾临华盖殿，文渊阁大学士朱善进读完《心箴》，皇上说：“人心、道心，有相互依存转化的契机。仁爱之心产生，那么嫉妒伤害之心就平息；正直之心存在，那么邪恶偏颇之心就消散；羞恶之心显现，那么贪婪卑鄙之心就断绝；忠诚诚实之心萌发，那么巧诈虚伪之心就潜伏。所以人常常保持此心，不被物欲所遮蔽，那么至公无私自然形成，没有物我之累。唉！伟大啊，圣人的言论！帝王万世心学的要旨，不外乎此。”其他如读经及史，见于《四朝宝训》的，都有评论，不能全部记载。现在进读的制度，渐渐已经改变往昔了。

讲章

进讲以讲章进呈，始于太宗朝。永乐二八月，学士解缙等人进呈《大学》“正心诚意”的讲章，皇上阅览多次，告诉解缙等人说：“君主确实不可有所好乐，一旦有好乐，沉迷而不返回，那么欲望必定战胜天理。如果心能静虚，事情来了就应对，事情去了如同明镜止水，自然纯是天理。朕每次退朝静坐，未曾不想管束此心为最切要。”杨士奇等人先前在六月，也进呈文华殿《大学》讲义，皇上阅览完毕称赞好，于是说：“先儒说《尧典》‘克明峻德’一章，是一部《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