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林记卷七

译考察确定大祀登坛脱鞋的礼仪，学士乐韶凤上奏说：“祭祀之日，皇帝大驾亲临祭坛，进入帷帐旁脱鞋，升坛执事等官员都在外面脱鞋，按次序升坛供职，协律郎、乐舞生依照旧例赤脚穿袜就位，祭祀完毕降下祭坛穿鞋，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洪武十二年正月乙卯日，在南郊合祭天地，皇帝下诏让翰林儒臣记录这件事。洪武九年五月乙丑日，即将在方丘举行祭祀，恰逢晋王妃去世，皇帝命令宋濂考证古代制度来报告。宋濂回答说：“郊社的祭祀，是国家的大事，圣人所重视，即使有三年之丧，也不敢废除，以示尊重。”洪武二十五年六月戊辰日，因为皇太子去世，按时祭祀临近，皇帝命令翰林院和礼部商议此事。学士刘三吾等人上奏说：“《王制》规定三年不祭祀，只有天地社稷不敢因为地位卑下而废除对尊者的祭祀。宋真宗居丧改穿轻丧服，服丧期满的次年，就享祭太庙，祭祀天地，穿着衮冕、车辂、仪物、音乐等与神事相关的都不废除，那些卤簿、鼓吹等音乐都完备但不演奏。确定议定天地社稷、先师、历代帝王等神灵，应该像宋朝的制度，只有太庙是祖先神灵所在，国家既有丧事，而按时祭祀使用音乐，恐怕神灵不快乐，所应该的也是完备但不演奏。”皇帝听从了他们的建议。不久皇帝自己根据自己的心意确定了郊庙礼乐。庶吉士解缙曾经上疏说：“六经残缺，没有比礼乐更严重的，应该校正礼经，以及访求精通音乐的儒生，编写乐书。”又说：“祭祀上天应该恢复扫地之规，尊崇祖先应该完备七庙之制。”太常寺不可以练习俗乐。皇帝嘉奖他的议论。在此之前，洪武二年八月，皇帝下诏天下郡县推举志向高洁、博通古今、通晓时宜的人士，年龄在四十岁以上的，以礼送往京城编纂礼书。洪武二十年十月，皇帝告知礼部召集各位儒臣官员，对尊卑礼仪旧制重新加以删订，共二十六条，施行。改元之初，就确定释奠先师，在仲春、仲秋两个上丁日降香，派遣官员在国学祭祀。又下诏确定亲征、派遣将领、各军礼仪以及官员百姓丧服的制度。又确定太岁、风云雷雨、岳镇山川、城隍等神灵的祭祀礼仪。关于冠礼，皇太子加冠，翰林院撰写祝文祝辞，于是确定天子的冠礼。不久确定皇太子、亲王以及士人百姓的婚礼，都由翰林院会同中书省官员商议上奏。那些王国礼乐以及合祭山川的仪式，则由翰林院、礼部与王府官员商议上奏。于是命令燕王、齐王祭祀东海，齐王、鲁王祭祀东镇，秦王、蜀王祭祀西海，晋王祭祀北海。晋王妃谢氏去世、秦愍王去世、懿文皇太子去世、孝慈皇后去世，则专门下诏翰林院确定议定后报告。成穆贵妃去世，下诏翰林院考察古代典制确定丧服的制度，令父母都穿斩衰服三年，儿子为庶母服期年。书成颁布施行，称为《孝慈录》。又考察议定陵寝朔望节序的祭祀以及祭祀前代忠臣用便服行礼等细节，也都是翰林院所确定的。现在见于各位儒臣所编纂的《大明集礼》《洪武礼制》等书中，虽然增减古今的适宜之处，但大多出自皇帝的意旨，众人不敢违背。即使敢于直言，如解缙，明确指出其不符合古制，但皇帝也没有因为他的意见与自己不同而治他的罪。如果把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治罪，那么必然把迎合自己的人当作有功，这样礼乐就出自臣下了。唉！圣祖考虑得如此深远。

译议礼下

开国之初，皇帝命令儒臣议定郊祀等大礼。天下太平之后，虽然时常有所增减，不过涉及丧葬祧庙附祭、名号宴贺、仪文度数之类。永乐十一年十二月，鸿胪寺上奏练习元旦贺礼。皇上召见礼部及本院官员问道：“元旦发生日食，百官贺礼可以进行吗？”尚书吕震回答说：“日食与朝贺的时间先后并不妨碍。”侍郎仪智说：“既然同一天，免除贺礼更为妥当。”皇上又询问翰林各位大臣：“古代有日食时举行贺礼的吗？”杨士奇回答说：“日食是天象中最大的变故，前代元旦日食大多不接受朝贺。宋仁宗时，元旦日食，富弼请求罢宴撤乐，宰相吕夷简不听从。富弼说：‘万一契丹这样做，将成为中国的羞耻。’后来有从契丹回来的人说，辽国那天罢宴。仁宗深感后悔，现在免除贺礼确实妥当。”皇上于是免除贺礼及宴会，仍然赐给百官节钞。

十四年十一月，周王朱橚、楚王朱桢相继来朝，按例第二天谒见孝陵。周王先到，恰逢节日，皇上命令东宫皇太孙及小皇孙陪同谒陵。已经走出东华门，皇上突然召见杨荣、金幼孜、杨士奇问道：“谒陵致敬的位置如何安排？”杨士奇回答说：“周、楚二王辈分尊贵，应当排在稍前两侧。东宫殿下排在稍后居中，皇太孙殿下也居中，排在东宫之后。各位皇孙与皇太孙同班但分列两侧。”皇上说：“你所说的有依据吗？”回答说：“宋儒朱熹的《家礼》大致如此。”皇上说：“我不曾熟读《家礼》，只凭自己的见解，写下位次。”于是拿出皇上亲笔所书，正与所说的相合。然而下面有六个字未写，授予笔命他补全。于是派遣鸿胪丞周升快马携带前往孝陵，让他率领执行。

二十二年九月，礼部尚书吕震对仁宗说：“现在丧服已超过二十七天，请求像太祖仿效汉制那样脱去丧服改穿吉服。”奏章已上，杨士奇对吕震说：“现在丧服不能与此例相比。因为洪武帝有遗诏，况且仁孝皇后驾崩时，太宗皇帝在位，脱去丧服后仍穿数月白衣冠戴绖带。现在皇上对于皇考，就立刻改穿吉服吗？”当时黄淮意见与杨士奇相同，但不敢明言违逆吕震。吕震出言愤恨，尚书蹇义从旁解劝道：“他说的话合乎情理，国家大事是公事，岂应偏执己见？请兼采两种说法。”第二天早上都穿素衣冠黑角带，于是会同六部都察院上奏，皇帝批准。第二天早上皇上戴素冠穿麻衣戴绖带临朝，文臣只有学士，武臣只有英国公像皇上所穿，其余都跟随蹇义等人。朝会结束，皇上召见蹇义、夏原吉及杨士奇等告诫说：“吕震昨天奏请改服，说都与你们议定然后上奏，当时我已怀疑其不对，只听从臣下改换。梓宫尚在殡，我怎忍心改换？后听说杨士奇有言，才知道吕震妄为。杨士奇所坚持的是对的，于是感叹说：‘张辅懂礼，六卿竟有不如他的。’又看着蹇义说：‘你所折衷的，也不完全恰当，不必再对别人说。’群臣听任其便。

十二月庚午日，百官在海印寺练习新年礼仪，使用音乐。第二天，杨士奇等进言：“最近礼部与臣等已议定新年朝仪不使用音乐，昨天练习礼仪的地方仍然使用音乐不改，现在四方朝觐官员都聚集在此观礼，请求敕令礼部设置音乐但不演奏。”没有答复，大概是听了吕震的话。杨荣、金幼孜都想停止，杨荣立即快步走出，杨士奇与黄淮不同意，三人于是再次进言。夜漏下十刻，没有得到旨意不肯退下，于是有旨命礼部设置音乐但不演奏。正月二日，特别召见杨士奇等四人到奉天门告诫说：“吕震每件事都误导我，你们所坚持的停乐最正确。做君主以接受直言为美，不接受直言则过错更深。做臣子以能直言为贤，不能直言则忠诚不尽。如昨天朝会，如果听从吕震的话，现在后悔何及？从今以后遇到我行为有未审慎之处，只管尽情直言，不要以不被听从为顾虑。”各赐钞千缗，文币一套。

天顺年间，圣烈慈寿皇太后驾崩，皇上见学士李贤所穿斩衰与众人不同，取来观看，才知道李贤服制合乎古礼，立即以此为法，命令宫中全部改换。孟冬时节享祭太庙，恰逢大丧礼未终，皇上以此询问李贤，李贤说：“暂且等到脱去丧服后，或许人情事理两安。”皇上听从了他。癸未年春，皇上因脚疾不临朝，召见李贤说：“大礼将至，而病未愈，想派遣官员代行可以吗？”李贤说：“也必须到坛所，虽不能行礼，人心也安。”皇上到斋宫，又召见李贤说：“我只是俯伏难起，想让人扶着我如何？”李贤说：“陛下能努力带病行礼，更显敬天之诚。”于是完成仪式而回。皇上因母后胡氏因病请求尊号“静慈仙师”，不符合典制，想上皇后尊谥，而左右认为不便，召问李贤，李贤说：“陛下这一念头，天地鬼神实临之。但臣的愚见，必须陵寝、享殿、神主都像奉先殿的样式，或许能称陛下之明孝，不然就是虚文。”皇上立即命令举行。尊恭让章皇后，是英宗的嫡母。宪宗即位，内臣夏时昌说：钱后久病，想专门致隆于皇上，生母贤与彭时援引遗诏，坚持不可。夏入传仁寿宫，旨意说

译“您身为皇帝，母亲应当尊为太后，哪有儿子称帝而母亲不称太后的道理呢？”李时说道：“今天的情况与宣德末年不同，胡皇后曾经上表辞让，退居别宫，所以正统初年没有加尊号。如今名分本来就在，怎么能不尊崇？”张夏说应该照例写辞让的表文。徐贤和李时说：“臣子谁敢擅自写？”天子刚刚即位，天下翘首以盼，凡事应当遵循遗诏，这样才能顺应天理，使人心信服。张夏变了脸色，认为他们偏向一方。李时拱手向天说：“祖宗神灵在上，钱皇后已经无子，有什么可图谋的呢？之所以争辩，是为了成全皇上的圣德。如果推究大孝之心，那么两宫共同尊崇才是适宜的。”徐贤等人都说：“对。”张夏于是再次入宫请示圣意说：“刚才皇上再三劝谕，已经答应允准了。”李时等人于是执笔书写，尊皇后为慈懿皇太后，生母为皇太后。张夏对此表示怀疑，李时说：“加上‘慈懿’二字只是好听些，其中并没有尊卑的区别。”于是尊号的诏书就颁布了。几天后，太监覃包到内阁说：“同时尊崇两位母亲，本出自皇上之意，只是对生母有所委屈，有难以言说的苦衷，而那些不懂礼的人又想趁机逢迎，如果不是两位先生极力争辩，几乎误了大事。”李时的同僚中有未曾发言的人，面露惭色。大概这道诏书的施行，是徐贤和李时的功劳。等到商议陵寝之事，徐贤等人上疏请求建造玄宫为三个穴室，张夏又坚持不同意。成化四年六月，慈懿皇太后驾崩，传旨商议陵寝之事。李时等人说：“灵柩应当合葬裕陵，神主应当附祭太庙，这是确定的礼制，没有什么可商议的。”礼部尚书姚夔赞同说：“这正是正确的礼制。”只有张夏说：“不行。慈懿皇太后没有儿子，而且有病，怎么能进入陵寝？只能比照胡皇后的例子，葬在西山罢了。”不久皇上驾临文华殿，召内阁三人及各位内臣入内当面商议。李时等人说：“应当依照正礼。”皇上说：“我难道不知道正礼是好的，只是对周娘娘有所妨碍，所以让你们商议，务必要处理得合适。”商辂说：“外面的议论纷纷，如果不附葬，那么人心不服，而且对圣德有损害。”刘定之说：“孝子遵从道义而不遵从命令，即使圣母有言，也不可听从。”皇上沉默了很久说：“合葬固然算是孝，但如果因此失去了娘娘的心，也不能算是孝。”李时说：“皇上大孝，应当以先帝的心为心。先帝对待慈懿皇太后始终如一，如今如果安放在左边，空出右边以等待后来者，那么两全其美，大概不……违背先帝的意愿。”张夏说：“先前阁下商议建造三个穴室，已经不被允许。”李时说：“那时考虑到会有今天，所以预先提出这个建议。现在必须依照之前的处置才适宜。”皇上虽然没有答应，但脸色不太和悦。李时于是说：“我们说的话不恰当，想要上奏章陈述，恳请皇上再三劝谕圣母以完成大事。”皇上说：“可以。”进来看，当晚李时等人上奏章进奉。有旨令百官会议。第二天礼部召集文武大臣商议，都说李时等人的话是对的。内批没有允许，想要另选地方。于是伏宫门哭谏，这才施行。此事记载在伏阙条中。弘治初年，下诏商议宪宗升祔以及孝穆皇太后附享的礼仪。议论的人说法各不相同。礼部左侍郎倪岳说：“德祖以上无可再推，那么德祖相当于周的周后稷，太祖太宗相当于周的文王武王，百世不迁。懿祖以下依次迁移。如今宪宗升祔，那么懿祖的神主应当迁移。适宜在太庙寝殿之后，大致仿照夹室的制度，另外建造一座殿九间，用来收藏迁移的神主。每年岁末时享，那么奉迁移的神主仍居旧位，以符合古代合祭的制度。”又说《周礼》春官大司乐：“歌中吕调，舞大濩舞，以祭祀先妣。”指的是姜嫄，帝喾的妃子，后稷的母亲。所以特别立庙祭祀。而宋代的元德、懿德两位太后都有别庙，章献、章懿都建有奉慈殿。孝穆皇后的神主适宜在奉先殿旁另外建一座庙，岁时祭享，全都如同奉先殿的仪制。听从了。于是便建造了祧庙及奉慈殿。当时只有学士杨守陈独自认为将德祖比作宋禧祖百世不迁是不合礼的，直言：“礼制规定天子七庙，祖有功，宗有德，这是孔子的话。所以凡是号称太祖的，就是始祖，必定事奉他以配享上天。像商周的契稷，都是因为功绩而不是论其本统。宋代的禧祖及我们的德祖，可以比作商祖乙、周亚圉，不能与契稷相比。议论的人只说大儒曾经采纳王安石的说法而不听从孔子，于是使七庙既有始祖，又有太祖。太祖既然配享上天，却不正南面之位，名与实相违背，难道是先王的礼制吗？如果认为降而合食是不合礼的，那么王者既立始祖之庙，又推始祖所出自的帝而配享，本来没有嫌隙。”宪宗升祔，请求一并迁移德、懿、熙三祖，自仁祖以下作为七庙。将来迁移完毕，那么以太祖比拟契稷而将迁移的神主藏在后寝，合祭的礼仪在前庙举行。时享则尊崇太祖，合祭则尊崇德祖，各自不失尊贵，大概没有违背礼制。议论的人不听从。因为太庙的制度，已经有九庙，又难以一并迁移，所以如此。十七年三月，圣慈仁寿太皇太后驾崩。皇上驾临西角门，早朝退下，召学士刘健、李东阳、谢迁到门内，于是关闭。皇上驾临暖阁素幄，起身站在床前，看着说

译皇上说：“各位先生请上来。”徐健等人全都来到帷帐内。皇上说：“关于陵庙的事，想和各位先生商量。”徐健等人抬头奏道：“昨天蒙皇上派遣太监扶安传达旨意，说孝庄睿皇后的安葬不合礼制，想要加以纠正。这是盛德之事，臣等仰见皇上圣孝超出前古，不胜欣喜仰慕。”皇上从袖中取出一张裕陵图，指着陵门内的两条隧道说：其中一条向西行进再向北转弯到达的，是英宗的皇堂，空着右边的墓穴，而中间有道可以互通往来；另一条向东行进再向北转弯到达的，是孝庄的玄堂，相距不过几丈，中间隔绝不通。于是说：“这大大不合礼制。”李东阳回答说起初并不知道这种情况。皇上因此说是内官做的，又说：“内官有几个懂道理的。昨天看到成化年间彭时、姚夔等人的奏章，先朝的大臣都如此忠厚为国。”徐健与刘健回答说：“英宗有遗命，钱皇后与我合葬，大学士李贤记录在阁中。”皇上说：“既然有遗命，当时为何违背它？”李东阳回答说：“臣等听说当时还有别的议论，所以委曲至此，并非先帝的本意。”皇上说：“先帝也是不得已罢了。”徐健等人奏道：“确实如圣上所言，但今日由圣上决断，不要害怕改动，那么天下臣民没有不痛快的，载入史册，万世都有光辉。”皇上说：“钦天监说恐怕触动风水，朕不以为然。”刘健说：“阴阳拘忌的说法不值得相信。”皇上说：“朕已经驳斥他们了。今日开墓穴合葬，难道不是触动风水吗？皇堂不通，则天地闭塞。于是用手指在纸上画说：如果这样打通，那么风气流通，怎么能说触动风水？推一点诚心去做，料想也没有害处。”李东阳称赞说：“皇上一念孝诚，可以感动上天，吉祥无不利。”徐健等人都极力称赞说：“皇上所见高出寻常万万，希望不要再怀疑。”皇上说：“这件事不难，如果配享宗庙的礼仪，尤其应当讲究。”徐健等人奏道：“先前的奏议已经确定，慈懿太后居左，现在大行太皇太后居右，让她配享裕陵，配享英庙。并且引用唐宋的故事作为证据，臣等不敢轻易议论。其实汉朝以前只有一个皇帝一个皇后，唐朝开始有两个皇后，宋朝也有三个皇后一起配享的。”皇上说：“两个皇后已经不对，如果三个皇后尤其不合礼制。”刘健回答说：“那三个皇后中一个是继立，一个是生母。”皇上说：“事情不是效法古人，末世鄙陋亵渎的事情，不值得学习。”李东阳回答说：“皇上应当以尧舜为法。”皇上说：“对。宗庙的事关系到纲常，极其重要，怎么可以有丝毫僭越差错？太皇太后养育朕身，恩德深厚，朕怎敢忘记？但这是个人的私情罢了。钱太后是皇祖册立的正后，我朝祖宗以来，只有一个皇帝一个皇后。现在如果一起配享，是从朕开始败坏，恐怕后来杂乱无纪极。而且奉先的祭祀，各位先生尚且不知道。英宗皇帝只设一座，每次祭祀饭一份，匙一张而已。”徐健等人仓促间不理解皇上的意思，只是应答说：“是是。”退后思考，原来孝庄尚未配食。皇上说：“孝穆太后，是朕的生身母亲，只尊称为皇太后，另外在奉慈殿祭祀。现在仁寿宫前殿很宽敞，打算奉太皇太后在此，日后奉孝穆太后在后殿，岁时祭享如同太庙，不敢稍有缺失。”徐健等人都未敢应答皇上的意思，因为说的是现在皇太后千秋万岁后的事。李东阳说：“皇上提到孝穆太后，尤其显示大公至正之心，可以服天下。”皇上说：“这件事却难处理，实行则理有不安，不实行则违背先帝的意思，又违背群臣会议。会议还可以，奈何先帝？朕曾经思考得夜不能寐。先帝固然重要，而祖宗的制度更为重要。”李东阳说：“希望圣见主张得定，臣等无不奉行。”皇上说：“朕也难以降旨，各位先生是朕的心腹大臣，好好处置。”徐健等人说：“必须下交礼部，让众多官员议论。”皇上说：“虽然众多官员也不敢主张，仍然需要各位先生来做。”徐健等人说：“容臣等计议。”皇上听后，说：“各位先生辛苦，暂且回去办事。”这日皇上称心腹者三次，称先生者十数次。徐健等人感激称谢，都叩头起身。皇上上前下台阶，吩咐内官开门站立送出。当时尊谥议已进，奉旨撰写册文未上，几筵。徐健等人于是具题本，说当时先帝遇到天下难处之事，群臣用委曲顺从的话，或许不能无疑，请求敕令礼部会集众多官员再加详细议论。次日朝退，皇上起立呼叫内阁徐健等人到暖阁帷帐前站立问道：“各位先生昨日所进，让众多官员会议是几个衙门？”徐健等人回答说：“即前日进谥议者。”李东阳逐一回答说：“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都察院及詹事府、翰林院。”话未说完，皇上急忙说：“有翰林院最好。考据古今大典礼，必须用翰林院。”又说：“有科道吗？”都回答说：“有。”皇上又说：“好。”过了一会儿说：“没有别的话，回去办事。”原来这日专为翰林问。从此每次召见，必在朝退时站立呼叫内阁，未曾呼名。二十一日再次召见，皇上从袖中取出会议本，问道：“此事如何？”徐健等人回答说：“议得是。”李东阳奏道：

译“不知圣意如何？”皇上说：“先生们怎么说？”周健等人回答说：“正是古礼。”皇上说：“仍然称太皇太后可以吗？”大家都回答说：“既然是别庙，必须这样尊称才恰当。”皇上说：“如何批答？”张迁回答说：“须说得委婉曲折。”东阳说：“要体现重视此事。”皇上说：“对，宗庙之事重要，要体现让后世子孙崇奉不缺之意。”这本奏疏随文书下来，周健等人说：“臣等领去。”皇上就把奏本交给周健，又目送他们出去。二十二日再次召见，皇上从袖中取出奉先殿图，指示说：“这与太庙寝宫的规制一样，平常祭祀都在这里。”又指着廊间有门通向西边一区，说：“这是奉慈殿，旧时是神库，现在廊屋及井都没有变动。”又指着东边一区分为门面南五间，东西廊各五间，这是神厨，想这样建庙可以吗？周健等人都回答说：“此地最方便。”东阳说：“只是不知宽窄如何？”皇上说：“宽窄有定数，于是指着旁边小字说：东西几丈，南北二十丈。后面有墙，墙后有米仓，大概比起奉慈殿区域深不到八尺。”大家都请求说：“墙可以扩展吗？”皇上说：“必须扩展，其西边偏处有井亭也必须拆除。”又说：“想把孝穆太后并祭于此如何？”周健等人都回答说：“很恰当。”再问再答，皇上说：“位次顺序如何？”周健等人回答说：“太皇太后居中一室，孝穆太后或在左或在右一室。”皇上说：“必须在左。”后来有如此情况的，却居右。东阳说：“太皇太后居中才可以迁移。”上奏说：“会议奏本不知今日能否发出？”东阳说：“外廷瞻仰此本已数日。”皇上说：“正因为庙地未定，现在已定就发出了。”大家都拜谢退出。如前会礼部尚书吴宽也说：“周朝在别庙祭祀姜嫄，诗称之为閟宫。鲁桓公的母亲仲子不得附祭太庙，春秋记载‘考仲子之宫’。到宋朝才开始有两后并附的说法，但这难道后世所应效法的吗？”与皇上心意相合。二十五日御批说：“祭祀是重事，礼当详慎。卿等查考古典及祖宗庙制，既然已经明白，都准许所议，特建庙奉享。”仍然称太皇太后，以表达朕尊亲之意。后世子孙遵守崇奉，永远作为定制。于是内外一致，称为合乎礼制。只有陵事最终没有实行，大概因为钦天监奏称岁杀在北方之说，而圣意终究不能释怀。于是于陵殿神座，移英庙居中，孝庄在左，孝肃在右。

译审乐

吴元年七月乙亥，在此之前曾命令挑选道童中俊秀的人充任乐舞生，到这时才集合。皇上驾临戟门，召学士朱升带领他们入见，设置杂乐进行考核。皇上亲自敲击石磬，命令朱升辨识五音。朱升把宫音当作徵音，皇上说：“怎么把宫音当作徵音呢？”起居注熊鼎回答说：“八音之中，石磬最难调和，所以《尚书》说‘我敲击石磬，百兽都随着起舞’。”皇上说：“石磬的声音固然难以调和，然而音乐以人声为主，人声和谐了，八音也就和谐了。”于是命令乐生登堂歌唱一曲。皇上又感叹说：“古代制作音乐是为了调和民声，感通神人，从而与天地同享和谐。近世的儒者很少通晓音律之学，想要音乐和谐难道不难吗？”朱升等人回答说：“乐音不必向外寻求，实在在于君主内心和谐，那么天地之气也就和谐；天地之气和谐，那么音乐也就没有不和谐的。”皇上非常赞同。后来命令朱升等人撰写圜丘、方丘的乐章，而朝享太庙等乐章则诏令翰林院的儒臣梁寅等人分别撰写。永乐元年九月，诏令侍臣说：“皇考的功德隆盛，祖宗的乐章还没有称述，你们商议撰写。”于是学士王景等人拟写呈报，然而最终没有施行，这大概是缺少的典制。凡是舞蹈使用画有图案的盾牌，郊坛武舞的服装左袖上书写“除暴安民”四个字，也是出自圣祖所定，后来长期废弃。弘治年间，采纳儒臣的建议恢复使用。只有中和韶乐由教坊司掌管，确实像解缙所论述的那样：“审察音律以效法古制，改变纲纪以招致和谐，难道要等到今天吗？”

定制度

圣祖刚拥有天下之初，凡是有关制度，命令翰林儒臣稽考古今隆杀（增减）的适宜之处来上报，让中书省具奏，皇上进行裁定。于是左丞相宣国公李善长、本院学士陶安召集诸儒讨论建立，以适合其中道。从朝廷到邦国，上下品级次第明确其等级威仪。洪武元年二月，陶安等人奏定天子冕服的制度。皇上说：“五冕礼仪太繁琐，现在祭祀天地宗庙则穿衮冕，祭祀社稷等则穿通天冠绛纱袍，其余不用。”十一月甲子，礼部、翰林等官议定皇帝车驾以下冠服的制度。三年六月，中书省臣与翰林院确定文武官朝服的制度。四年正月戊子，礼部、太常司、翰林院议奏。皇上亲自祭祀圜丘、方丘、宗庙以及朝日、夕月，穿衮冕；祭祀星辰、社稷、太岁、风云、雷雨、五岳四镇、四海四渎、山川、先农，都穿皮弁服。群臣陪祭各穿本品级的梁冠祭服。五年五月癸卯，亲王的仪仗车辂制成，也是礼官诸儒所确定的。八月乙亥，礼部及翰林院议定省牲宜用常服。十六年七月戊午，下诏更改确定冕服的制度。在此之前礼部说：“虞、周以来冕服制度不一，建国初所制定的虽然参酌古制，然而尚不完备，应当加以考定。”于是翰林诸臣议定上报，皇上听从了。二十年冬十月，召集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左右春房、大理寺及本院官员着意确定礼仪定式。第二天，礼部将合行事宜共十四款上进，下诏颁布施行。二十四年六月己未，下诏六部、都察院同翰林儒臣参考历代礼制，更改确定冠服居室制度。于是群臣汇集建国初以来的礼制，斟酌损益来上报。二十九年十一月，下诏翰林斟酌唐宋制度，确定官民房屋坟茔等级及食禄之家兴贩禁令，书名为《稽古定制》，颁行天下。另外《宪纲事类》始于洪武年间，记载都察院十三道御史应当执行的事项。宣德末年敕令礼部同翰林院考订旧文而申明它，凡是祖宗所定的风宪事体都记载其中。到正统四年十月才颁行。

定律令

吴元年十月下诏修定律令，任命学士陶安为议律官。十二月甲辰，律律成，命令刊布中外。洪武元年正月，《大明令》刊成，分条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大明律》也是如此。儒臣捧着这两本书进献，皇上说：“律令是治理天下的法度。令用来预先教化，律用来事后整齐。现在所定的律令，删繁就简，使之归一，直陈其事，大概人人都容易知晓而难以触犯。”八月己卯，皇上考虑到律令尚有轻重失宜，违背中典，命令儒臣四人同刑部官讲解《唐律》，每天抄写二十条取旨决断，选择可行的采纳。如果轻重失宜，则亲自加以增减，务求最恰当。六年十月，命令刑部与翰林院审定《大明律》。七年二月律成，学士宋濂撰写表文进献。二十二年八月，更改确定《大明律》。起初命令翰林院同刑部官将近年律条参考折衷，分类编附。称为“名例律”，附在《断狱》篇下。到这时，特别载于各篇之首，颁行。

议封爵诰敕

洪武三年十一月丙申，大封功臣，那五等封爵都是学士宋濂所定。开始制定五等：公称为国，侯伯称为郡，子男称为县。到这时废除子男不封，只将公系于国，各赐铁券。二十三年九月乙未，加封中山王徐达

译夏、商、周三代，都封王爵。在此之前，皇帝命令翰林院商议，侍讲学士葛钧等人上奏说：“三代封王，只有本朝的开平王常遇春是出自皇帝的特别恩典。”皇上说两位王都是元勋，应该依照开平王的先例，从今以后，开国功臣死后都追封三代。他们的爵位，子孙如果没有建立奇功的，生前死后都只依照原本的爵位。他们的券文和诰命都由词臣撰写进呈。他们的称号称为“奉天翊运推诚宣力守正”，这是开国元勋。永乐年间称为“奉天靖难”，后来只称为“奉天翊卫”，下面的文字大多相同，也有增减，由皇上裁定。文武官员诰命的制度，在洪武五年三月确定，学士宋濂会同礼部商议上奏说：“参考唐宋的诰命，都由三省官员列衔署名，再用吏部告身等印章。本朝的诰敕既然使用御宝，那么省臣不敢署名。现在的敕书花样、签轴制度都有等级，不需要更改。”又宋绍兴年间，工部说：“官诰院所用的绫纸容易伪造，请求下文思院另外织造一种花样，专门用于官诰。”现在商议在诰尾添织某字号作为关防。以及取工部神帛敕诰局已经制造完成的诰命，书写用宝颁给文武官员，听从了这个建议。九年四月癸卯日，命令中书省、兵部制定颁给武官诰敕的制度。大都督府咨文中书省，送兵部覆奏贴黄，考察监参一同上奏，附籍部拟散官，移文翰林院撰文，付司文校勘，奏付中书舍人书写署名，用印。十六年三月，中书省和翰林院确定嫡妻妾封赠的条例，诏令颁示内外。又商议文官赠叙的条例，十一荫叙的条例五条。二十四年五月辛卯日，诏令确定文武官员封赠的旧制：一品封赠三代，二品、三品封赠送二代，四品至七品封赠一代。兵部试行尚书茹瑄上奏请求，皇上命令翰林院考察古代制度。学士刘三吾上奏说：“宋制与现在的条例相同。”诏令听从宋制。又上奏庶子继承父职的条例，只封赠嫡母。又命令礼部、翰林院一同考察古代制度。刘三吾上奏说：“宋制母亲因儿子尊贵，庶母也依照所生儿子的品秩封赠。”诏令听从。宋制，六月丙寅日，命令礼部、翰林院商议军官侄男替袭伯叔职事，以及弟弟继承兄长职位，养子女婿承袭，养父、岳父封赠的礼制。八月己巳日，茹瑄又上奏说：“武臣封赠父母、妻子姓名，有将嫡母、生母一同请求的，有将正妻、次妻一并书写的。”于是命令翰林院稽考古制，学士刘三吾说：“宋制嫡母、继母亡故，允许封赠生母；正妻、次妻一并封赠，古代没有这种制度。”现在商议正妻有子、无子都得以封赠，如果正妻无子，次妻有子，都从来没有定论。皇上命令只封嫡母、正妻，生母则依照宋制。永乐元年十一月乙亥日，广平侯袁容的嫡母孙氏、生母刘氏都亡故，只有继嫡母罗氏在世，而封赠的条例不同。皇上命令礼部与翰林院商议，侍读学士解缙等人商议说：“皇上如果生母与继母都在，礼法难以一并封赠；现在继母在世，应当封生母，并且嫡母都亡故，也可以一体追封。”听从了这个建议，仍然命令以后不以此为例。

译考订声音文字

圣祖曾经召见侍讲学士乐韶凤、宋濂，待制王僎，修撰李叔允，编修朱右、赵埙、朱廉，典簿瞿庄、邹孟达，典籍孙蕡、答禄与权，并告诫他们说：“韵学起源于江左，严重失去了正音。有些原本单独使用的韵部应当合并为通用，如东、冬、清、青之类；也有一些原本一个韵部应当拆分为两个韵部，如虞、模、麻、遮之类。像这样的例子，不可一一列举。你们应当广泛咨询精通音韵的人，重新刊定。”乐韶凤等人奉诏撰成七十六韵，共十六卷。书上奏后，赐名为《洪武正韵》。宋濂在序言中大致说：“古时候的音韵，只取和谐协调，所以没有不通畅的。江左制定韵书之初，只知道顺从四声，却不知道衡量七音，所以经纬不交错，从而失去了确立韵部的本源。七音是指牙、舌、唇、齿、喉以及舌齿各半。区分它们的清浊，定为角、徵、宫、商、羽，以至于半商、半徵，天下的音韵都在这里了。那么音韵，不就是韵书的开端吗？旋宫以七音为均，均就是韵。有人能够推演十二律以符合八十四调，旋转相交，那么大乐的和谐也都在这里了。”此后，奏启进呈的文字点画音韵，都依照这本书，违反的有惩罚。洪武二年四月，命令翰林院制定官民书信格式，禁止民间名字中有触犯先圣先贤、大国君臣以及汉、晋、唐、宋等字的，中书省大臣具奏实行。至于正统十年进士登科录，凡是“天”字都写作“曳”字，这是出自内阁的意思。景泰年间，幸临太学立表，内阁自己撰写其中含有“管窥霄蠡测海”的句子，大概也是避讳“天”字。这与宋宣和年间禁止“君、天”等八个字相同，有见识的人感到惊异，这大概不是洪武年的旧制了。

议祀典

圣祖端正祭祀典礼时，首先诏令岳渎城隍等神，都削去后世所加的封号，只按实际称呼。只有孔子仍然保留旧制，这是因为崇尚儒学重视道义，虽然出于皇帝的内心，也有采纳侍臣的议论建议。洪武元年，派遣官员向先师孔子释奠，定为每月初二、十六降香，派遣官员在国子监祭祀，每年初二、十六传达诏令，派遣官员致祭。孔子如果登极，都派遣官员祭祀告祭阙里。二十四年十月乙丑，南丰县典史馮坚陈述九件事，其中一件事是历代忠臣烈士有功德于百姓的，应当敕令有关部门访查他们的事迹，让礼部翰林院考究明白，酌情加封谥号。皇上高兴并宠爱提拔他，但最终认为古代名臣，不是异代君主所适宜褒赠的，最终仍然沿袭旧制。二十六年，颁行大成乐于天下府学，命令州县按式制造，用来祭祀孔子。二十八年，采纳儒臣的建议，罢黜莽大夫扬雄，进董仲舒配祀孔子。正统二十年，采纳本院的建议，进胡安国、蔡沈、真德秀配祀。八年，追封元朝吴澄为临川郡公配祀。当时建言的人认为应当祭祀刘因和本朝学士薛瑄，内阁刘定之反驳说两人都没有著述，于是被阻止。吴澄实际上是宋朝进士，在元朝做官失节，而且封郡公爵位仅次于程朱，有见识的人不以为然。当时学士丘浚曾著论，说许衡对名教没有益处，那么吴澄就更不用说了。成化三年，采纳大学士商辂的建议，封董仲舒为广川伯，胡安国为建宁伯，蔡沈为崇安伯，真德秀为浦城伯，听从了。商辂又请求给孔子加上道配天地的称号，事情搁置没有实行。弘治九年，追封宋朝杨时为将乐伯配祀。进言的人因此说罗从愿、李侗也应当配祀，礼部侍郎傅瀚说这两人的著述与尹焞、游酢、谢良佐相比不知谁先谁后，如果这两人配祀，那么那三人似乎不可遗漏，道学所在，怎么可以轻视呢，于是停止。在此之前元年八月，侍读学士程敏政建议，想要将马融、刘向、贾逵、王弌、何休、戴圣、王肃、杜预剥夺爵位罢免祭祀，郑众、卢植、郑玄、服虔、範宁五人各在其家乡祭祀，而增加后苍，至于荀况说人性恶，应当依照扬雄的例子罢黜他，而祭祀王通七十弟子中申枨、申党疑似错误应当为一人，应当保留申枨去掉申党，公伯寮、秦冉、颜何、遽瑗、林放五人既然不记载于《家语》，也应当罢免。颜子、曾子、子思配享于大殿而父亲在两庑不符合阐明人伦，应当在各地庙学，像乡贤祠的制度，另外立一个祠，中间祭祀启圣王，以杞国公颜无繇、莱蕪侯曾点、泗水侯孔鲤，以及邾国公孟孙氏配享，永平伯程瑀、献靖公朱松，酌情加封爵位，祭祀他们。祭酒谢铎建议，则认为吴澄出处不正当，罢黜他的祭祀，都诏令廷议。学士吴宽说，配祀也是看其对经传是否有益处罢了，如果对经传有益处，那么扬雄、马融，过去都没有废除，现在为什么唯独废除吴澄呢？礼部尚书倪岳也说，马融、王弌之类，他们立身不无可贬之处，然而秦汉以来，六经出于灰烬，依靠诸子怀抱遗经，专门讲授，经书才得以复存。自唐代的注疏，多祖述他们的言论，现在的经传引用尚多，他们的学说怎么能全部废除？七十子的名字，自司马迁以来沿袭已久，现在生在千百年后，怎么可以臆断？于是都仍然沿袭旧制。

译孔子的道理，不过是常理伦常罢了。如果认为经传著述就是道学，那么颜回、冉有的著述在哪里呢？况且推崇表彰六经，始于汉武帝、马融等人，不过是剽窃记忆背诵，怎么能独占其功劳？比较评定功德，斥退浅陋的儒生，以匡正当世尊崇道学的典章制度，这本来就是辅佐道学的侍从官员的职责。

译制定名号

圣祖刚取得天下之初，就追尊四代祖先为帝后，他们的庙号、尊号和谥号都由学士朱升等人拟定。凡是皇子命名受封，以及公主的封号、功臣的爵位名称，都由学士宋濂等人拟奏，请皇上裁决。不久又命令校正天下各神祇的名号。洪武九年四月，诏令天下驿站名称多沿袭俚俗称呼，兵部详细列举多次上奏，命令翰林院考据古制予以校正，共二百三十二处。此后凡是设置郡县命名，都交由翰林院负责。继位之时，给皇太后上尊号，给先帝上陵号之类的事，必定命令内阁办理。《会典》说：“凡是皇子命名及各王府奏请皇子命名，亲王、公主及郡王、郡主、县主、郡君、县君、乡君的封号，都由内阁拟奏，请旨选定使用，礼部抄录发出施行。”

改元

建国之初改元洪武，出自圣祖的英明裁决。继位之后，才开始命令翰林儒臣拟奏，选择使用。太宗即位，起初拟用永清，后来改用永乐。从此每个朝代纪年，不再更改。这是因为圣祖起初谋划得好，确实是前代所没有的。英宗复辟，召内阁高谷、商辂到文华殿，问道：“今年号应该更改吗？”高谷回答说：“周朝虽然是旧邦，但天命却是新的，应该改换新元。”商辂说：“年号多与前代相同，臣等准备了几些年号，请皇上自行选择。”皇上称好。不久采纳徐有贞等人的意见，用天顺改元。有人请求去掉景泰旧号，仍然纪正统，皇上不听从，却不知道天顺也是前代的年号。曾经搜集历代帝王以及僭越伪称者，每取一字连缀起来，像宋祁《年号谱》的例子，并且作诗来概括说：“建元承大宝，太上始真王。武定开乾统，文明应国光。弘仁洪至治，承德本淳阳。天地初熙泰，神人正普安。晏安同庆久，延寿保隆长。宁静成更化，中和启顺章。清平河汉盛，孝义雀龙祥。嘉会兴贞永，丰盛广显昌。凤麟重赤白，玉露继青黄。通达咸宣意，端居拱圣皇。”它的谱系很多，不记录。然而元顺帝的儿子昭宗主据沙漠，传了两代，其年号无从考证。边疆盗贼多有建立美好年号的，不只是僭越伪称者而已。改元之际，不能不详细谨慎。这就是宋太祖之所以有“必须用读书人”感叹的原因。

拟定谥号

建国之初追尊四代祖先为帝后，尊号和谥号都由儒臣拟定，奏请旨意。孝慈皇后、懿文皇太子也是如此。洪武二十五年，诏令凡是亲王及功臣赐谥，命令礼部行文本院拟定，奏请旨意。弘治十五年，奏准文武大臣有请赐谥号的，本部照例上请，得到旨意后行文吏部、兵部备查核实事迹，礼部定为上、中、下三等，开具送本院拟定，奏请旨意。本部抄录发出施行。亲王惯例用一字，郡王用二字，其文武大臣也用二字。如果官品不高但侍奉有功，或者因死勤事，特别恩赐谥号的，不拘常规。本院官员有谥号，始于洪武末年，待制王祎赐谥文节。从此曾入翰林者，都用文作为谥号，如胡广谥文穆之类。也有因名字避讳的，只有大学士陈文谥庄靖，翰林之外得到文字谥号的，魏骥谥文靖，吴讷谥文恪，姚夔谥文敏，叶盛谥文庄，何乔新谥文肃，都是特殊待遇。

翰林记卷七

钦定四库全书

翰林记卷八

（明）黄佐 撰

备顾问

侍从文学之臣，朝夕议论思考，每日每月进献意见，从汉代就是这样。到唐代才开始设立翰林，以言语文字备顾问，因此有天子私人和内相的称号。而待制次对，有不是其他职位所期望的。宋元沿袭，到我朝眷顾尤其隆重。建国之初儒臣虽然出身布衣，都能备顾问，大概因为明目达聪，稽古右文，治体应当如此。等到设置本院，凡是皇上驾临奉天、华盖、谨身、文华、武英各殿，文渊阁、东阁、东西黄阁、武楼、武楼、奉天左顺、右顺、左中、右中、思善等门，以及出入禁苑，没有不跟随的。又定为入直奏事的制度，入直就是唐代的待制，奏事就是唐代的次对。看太祖、太宗、仁宗、宣宗实录所载，可以知道了。所谓顾问，大率咨询治理之道，商讨政务，评判经史，而让他援引古今来回答。宣宗曾经对侍臣说：“君臣一体，就像元首有股肱，所以对儒臣每次宴见，必定从容咨询访问，让他尽情表达意思。”这就是上下交通而德行功业成就的原因。正统以后，入直奏事的制度已经废除，凡是有宣召得以承顾问，都羡慕以为荣耀。曾经看祖宗时，本院官员得以备顾问的不能全部记录。只有洪武年间，太祖曾经祭祀方丘，担心心神不安，拿这个问题问学士宋濂。回答说：“孟子有话说，养心没有比减少欲望更好的，如果能实行，心清而身体安泰了。”皇上非常赞同。用逆耳的话启发格心之学，宋濂真是以道事君的人。然而宋濂每次有所陈述回答，绝不告诉别人，在居室墙壁上写“温树”二字。有人问及宫内事务，指着给他看。修身谨慎，机密之事严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