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林记卷十三

译编纂史书，那么所谓记录言行的人就不会失职，而后世的人观看这些记载，就足以相信其真实可信。

译修实录

洪武三十一年九月，敕令修撰太祖高皇帝实录，不知成于何年，起始不可考。三十五年十月己未，敕令景隆等人重修。庚申，谕令修实录的官员说：“这是建文年间信用方孝孺等人纂述实录，任由他们秉持私见，以致盛大的美德未能彰显。你们要以古代良史自期，务必详尽、公正，光大昭示我皇考创业垂统、武功文治的盛况，与天地一样无穷无尽，这才不辱没你们的职责。”永乐元年六月辛酉，景隆等人以实录修成，上表进献。共一百八十三卷，大行赏赐，仍在奉天门赐宴，命公、侯、伯、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国子监、应天府、太医院、钦天监的堂上官都参加。九年十月，皇上认为太祖实录在建文时修撰多失实，永乐初年再修也仓促未备，命史臣重修。敕令户部尚书夏原吉与太子少师姚广孝监督修撰，学士胡广、杨荣等人为总裁，金幼孜等人参与纂修。不久，姚广孝去世，夏原吉独自专管此事。共七年才完成。十六年五月庚戌初一，夏原吉等人进献实录，共若干卷，二百五册。宝训共若干卷，十五册。皇上驾临奉天殿接受，翻阅良久，多次嘉奖说：“大概稍微符合我的心意。”辛亥，在礼部赐宴。洪熙元年五月庚午初一，敕令修撰仁宗实录。宣德五年正月壬戌，太宗实录修成，共一百三十卷，一百二十四册。宝训共若干卷，十五册。仁宗实录共十卷，二十册。宝训共若干卷，六册。太师英国公张辅等人上表进献，皇上驾临奉天殿接受。癸亥，在中府赐宴，赏赐如同永乐年间。宣德十年九月庚午，敕令修撰宣宗皇帝实录，在礼部赐宴。正统三年四月己巳，实录修成，共一百一十五卷，一百一十六册。宝训共十二卷，十册。太师英国公张辅等人具表上奏，皇上驾临奉天门再三慰劳，加封赏赐，在礼部赐宴。一说在西苑。天顺八年三月，敕令修撰英宗皇帝实录，附带景泰年间的事。成化三年八月，实录修成，共若干卷，三百六十册。宝训共若干卷，十二册。郕戾王附带，太保会昌侯孙继宗等人具表上进。成化二十二年二月，敕令修撰宪宗皇帝实录。弘治四年八月，《实录》修成，共若干卷，二百九十三册。《宝训》共若干卷，十册。太傅兼太子太师英国公張懋等人具表上进。弘治十八年五月，敕令修撰《孝宗皇帝实录》。正德四年五月，《实录》修成，共一百二十四卷，若干册。《宝训》共十卷，若干册。太傅兼太子太师英国公張懋等具表上进。自成化以来，赐宴赏赐一如旧例。进献《实录》的仪则，详细记载在《会典》中。按国初儒臣徐一夔说：“元朝制度文为，务求简便，且听说史事尤其疏略，不设日曆，不设起居注，只有中书省设时政科，由一名文学掾掌管，将事付给史馆。及继世之后，则国史院根据所付修《实录》而已。”詹事杨守陈在史馆曾说：“古人说国可灭，史不可灭。我太祖平定天下，即命儒臣撰《元史》。太祖平定内难，其后史臣不记载建文君的事，致使建文数年朝廷政事及当时忠于职守者，都湮没不传。及今采辑，还可补国史之缺。”景皇帝已恢复帝号，而英宗《实录》标目还书写郕戾王附，这应该改正旧例。群臣章疏留中者，虽有可传，都不得书写。乞将留中的奏章，全部付给史馆，选择而书写。盖国初修纂圣政，作为日曆，故言动犹详。后人所据以为《实录》的，只有中外臣僚章疏与所行事例罢了。二人所论，良足为箴规。

焚稿

凡进呈实录之日，其草稿由内阁大臣会同司礼监官在内府烧毁。李东阳说：“正德四年五月二十五日，在海子西岸焚烧实录稿。事毕，尚膳供宴。是日进入西苑门，望南台，登广寒殿，经过芭蕉园而还。是时焚稿例供宴。”

修玉牒

凡玉牒，每十年一次，宗人府将各王府宗支开报，内阁奏请，派学士等官二员纂修。其修撰合用的纸札，洪熙元年敕令司礼监另造，本院委派官一员公同附注。宣德三年，命本院一员同宗人府经历于史馆内附写。其后合用纸札，弘冶十年，命刑部关领附注之日，令吏部拨办事吏三名。孝宗时，太常寺少卿兼侍读学士杨时畅进玉牒，按宋制在正殿登受，此前所未有也。

修书

洪武中，稽古右文，以

译开至治，所以编纂著述之事几乎没有空闲的日子。元年六月，命令礼部尚书陶凯辑录自古太子及诸王的嘉言善行成书，书成之后，皇上不满意，又令修撰王僎等人删定。二年二月，书成，共一百一十余条，分为两卷，赐名《昭鉴录》。又命学士朱升等人与本院儒士修撰《女戒》，这年三月辛未初一，书成。四年七月，《存心录》成。六年三月，宋濂进献《辨奸录》，分别赐给皇太子、亲王。宋濂曾被命辑录自古奸邪之人的事迹成书，至此进呈。七年九月，《孝慈录》成，这是命翰林院确定丧服制度的。十三年五月，《臣戒录》成。在此之前，皇上命本院儒臣纂录历代诸侯王、宗戚、宦官等悖逆不道者二百二十人，详述其行事，分类编撰成书，书成后，赐今名，命颁布于朝廷内外。十四年五月初一，编修吴沉、典籍刘仲质、吴伯宗亲献《千家姓》，共姓氏一千九百六十八个。十六年二月，东阁大学士吴沉等人进献《精诚录》，分类编撰圣贤所说的三件事：一是敬天，二是忠君，三是孝亲。十八年三月，《省躬录》成。起初，皇上命翰林儒臣编集历代帝王祭祀中的祥瑞怪异感应可作为鉴戒的内容成书，名为《存心录》，早晚阅览。后来又命赞善刘三吾编类汉唐以来臣下应验的灾异，另成一书，名为《省躬录》，至此书成，下诏颁布施行。二十一年九月，颁布《武士训戒录》，也是翰林儒臣所修撰的。二十六年，《诸司职掌》成。在此之前，命吏部会同本院儒臣仿照《唐六典》，将自五府六部都察院以下的职务分类编撰成书，至此书成，刊印颁布于朝廷内外。又曾下诏命本院稽考汉唐宋功臣封爵、食邑的多寡及名号虚实等级成书，名为《稽制录》，至此也颁布给功臣看。十二月，《永鉴录》成，颁赐给诸王。《世臣总录》成，颁示于朝廷内外。这些书都是本院儒臣所修撰的。二十七年七月，《寰宇通志》成。当时皇上认为疆域广大不可没有书来记载，于是命本院儒臣及廷臣将天下的道里里程总数分类编撰成书，又编撰《洪武志》。二十八年十二月书成，刊印施行。二十九年十一月，颁布《稽古定制》，也是翰林儒臣所确定的，是关于勋旧食禄之家的禁例礼节。其他如《皇明祖训》、《大诰》三编、《大诰武臣》、《资世通训》、御制诗文、御注《洪范》、御注《尚书》、御注《道德经》，都出自皇帝的心意，而令本院儒臣商讨确定。又有《志戒录》、《忠义录》、《为政要录》、《彰善瘅恶录》、《武臣鉴戒》、《醒贪简要录》、《务农技艺简要录》，大率都是翰林院所修撰，而年月无法考证。洪武戊寅年，曾下诏编辑经史百家之言为《类要》，侍读唐愚士等人纂修，未完成。永乐元年七月，皇上谕示侍读学士解缙等人说：“朕想要全部采录各书所载的事物，分类聚集而用韵统摄，凡是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全部辑录为一书，不要嫌浩繁。”于是广泛征召四方儒者，允许侍臣各自举荐所知之人。到三年正月开局纂修，命太子少师姚广孝、礼部尚书郑赐监修，刑部左侍郎刘基副监修。郑赐去世，由赞善梁潜代替。其总裁、副总裁、纂修等不下数百人，书成名为《永乐大典》。元年九月，敕谕翰林儒臣辑录自古嘉言善行有益于太子以储君为鉴的，以《昭鉴录》为主，稍加扩充，名为《文华宝鉴》。二年四月书成，皇上御奉天门召皇太子授予此书。又命解缙等人编次古今后妃、诸侯、大夫、士、庶人妻的事迹，分为三卷，元年十一月进呈，赐名《古今列女传》，皇上亲自作序，颁给六宫，施行于天下。当时庶吉士余鼎等人在文渊阁读书，皇上命编纂君臣父子各类格言，名为《圣学心法》。七年二月书成，也亲自作序，出示给学士胡广等人，于是命司礼监刊印。又用玺书谕示皇太子，令学士黄淮、杨士奇等人采录古名臣的直言及奏疏汇编分类以便阅览。十四年十二月书成，赐名《历代名臣奏议》，于是命刊印以赐给皇太子、皇太孙及大臣。十六年六月乙丑，下诏修撰天下郡邑志书，命学士杨荣等人总领，户部尚书夏原吉提调。皇上曾巡视北京，因仁宗随行，沿途所经过的农家，遍览农具及其衣食，并且以农民勤苦之事谕示说：“这是做帝王的不可不知道的。”于是作《务本之训》以授予仁宗，又作《善阴隲》、《孝顺事实》两书以劝勉天下，虽然出自御制，而本院儒臣也参与其中。宣德元年正月乙卯，敕命修撰《历代臣鉴》、《外戚事鉴》，都命大学士杨荣总领，并且谕示杨荣，书馆中编纂及缮写官有不遵守约束的，全部听任稽查督责惩罚，敢有违越的，具报罢黜。杨荣处理得恰

译当时，人们都心悦诚服。成化二年九月，书修成，颁赐给朝廷众臣及皇亲国戚。又下诏修撰《五伦书》，正统十年三月书成。景帝在位时，敕令修撰《君鉴》及《寰宇通志》均告完成。英宗复辟后，认为《寰宇通志》内容过于繁杂泛滥，敕令本院儒臣将其精简为《一统志》。天顺五年五月，《大明一统志》修成，皇帝亲自作序。宪宗在位时，开始建立东宫，下诏修撰《文华大训》，本院参与修撰的官员只有学士王献、侍讲学士杨守陈、侍讲倪岳等四人。篇目条例大多依据《大学衍义》，唯独涉及宦官的事，一概不写入书中。杨守陈争辩说：“这样怎么能作为训诫？应当选取宦官贤与不贤、得与失的原因，分条注释。”议论者不能驳倒他。成化十八年二月，《文华大训》修成，皇帝亲自授予皇太子，命令宫中臣属进讲诵读。弘治十年三月，下诏修撰《大明会典》，大学士李东阳、焦芳等人总领其事。其凡例依据各衙门的职掌，并旁及各项制度文书，以官职制度为纲，以事物名数、礼仪等级为目，凡有事例的沿袭变革、增减损益，都详细记载。弘治十五年十二月，书修成，共一百八十卷，皇帝亲自作序。正德六年四月，司礼太监张永传达圣旨，命儒臣重新参校。十二月，大学士李东阳将重校后的《大明会典》上表进献，武宗再次作序。当初纂修时，学士王鏊想要依照《唐六典》的体例，以便润色文辞、简明易懂，但总领其事的人没有采纳。一代之制，虽然号称完备，然而宫中设置的职掌都没有详细记载，难道是当时宦官的气焰正盛吗？重新加以改正，悬挂在象魏（宫门外的阙楼），作为法度遵守，在今天才实现。凡进献书籍例应有表文上奏，其仪节见《会典》。

译修史

洪武二年二月初一丙寅日，皇帝下诏修撰《元史》，任命中书左丞相宣国公李善长为监修官，前起居注官宋濂、漳州府通判王袆为总裁官，征召隐居山林的贤士汪克宽、胡翰、宋禧、陶凯、陈基、趙埙、曾鲁、高启、赵汸、张文中、徐尊生、黄篪、傅恕、王锜、傅著、谢徽十六人，一同担任纂修官，在天界寺开设史局，选取《元经世大典》等书籍，作为参考依据。当时朝廷正召集众多儒生考订礼仪，于是儒生徐一夔、梁寅、周子谅、胡简、刘宗弼、董彝、蔡深、腾公琰、曾鲁等人，因为《元史》刚刚修成，共同上奏请求留下他们，皇帝因此命令他们与各位儒生一同纂修。九月，《元史》修成，本纪三十八卷，志五十三卷，表六卷列传六十二卷，宋濂等人上表进献。只是元统年以后的史事尚缺。洪武三年二月乙丑日，皇帝下诏继续修撰《元史》，当时儒生欧阳佑等人采集元统年以后的史实，回到朝廷，皇帝仍命令宋濂与待制王祎担任总裁，儒生赵埙、朱右、贝琼、朱世谦、王彝、张孟兼、高逊志、李茂、张宣、李汶、张简、杜寅、尹弼、俞同十四人，一同担任纂修官。七月丁亥初一，续修的《元史》修成，共计五十三册，本纪十卷，志五卷，表二卷，列传三十六卷，凡是前书未完备的地方，全部补全，总共二百十二卷，宋濂等人率领各位儒生进献，皇帝下诏刊印发行。每人赏赐白金二十两，文绮和丝帛各二匹，授予儒生张宣等人官职，各有差别。只有赵埙、朱右、朱濂请求回乡，皇帝准许了。后来皇帝命令解缙回家著书，十年后才再次来朝，于是命令他修改《元史》中的错误，并续写《宋书》，删定《经礼》的凡例，都留在宫中。不久，解缙因为太祖大丧入朝进香，被贬谪，书大概没有完成。成化八年十月，皇帝下诏修撰《宋元通鉴纲目》，十二年十一月修成，共若干卷，大学士商辂等人上表进献。弘治十六年三月，皇帝下诏修撰《历代通鉴纂要》，正德六年十月修成，共若干卷，大学士李东阳等人上表进献。这两本书都是皇帝亲自作序，大概是纂修史书的事情，必须汇集众人的长处才能完成。正统年间，南京侍读学士周叙独自受诏修撰宋、辽、金三史，没来得及完成就去世了，至今仍是缺失的典制，但这不是一个人的精力所能完成的，即使开设史局也是可以的。

订辑经传

经书的注释，说法各不相同。自从本朝订正编撰之后，五经六籍在世间更加明晰。洪武六年，皇帝下诏命令修撰孔克表、御史中丞刘基、秦王王府纪善林温，选取各经的要言，用通俗的语言解释，使人容易理解。皇帝亲手解释了其中两章，赐给孔克表作为范例。孔克表等人奉诏解释四书五经，皇帝赐名为《群书类要》。圣祖曾经阅览蔡氏的《书传》，指出其中值得议论的地方。二十四年十一月，礼部右侍郎张智等人奉命，与学士刘三吾等人会议改正蔡氏《书传》，并确定科举文章的格式，颁行天下学校。他们改正的说法说：“前元科举，《尚书》专门以蔡传为主。考察传内，如天文一节，已经自己出现错误。说日月随着天体向左旋转，现在仰望天象，非常不是这样。日月五星附着在天体上，除了太阳，人的眼睛不能在列宿之间看见它的形状。月亮与五星明显向右旋转，怎么看见的呢？当天气清朗的时候，借一宿作为主体，让月亮位于列宿的西边一丈左右，过了一夜，月亮就经过而向东去了。列宿附着在天体上，位置固定而不移动，月亮向东经过，那么它向右旋转就明显了。向左旋转的，是随着天体；向右旋转的，不是天体。又如五星向右旋转为顺行，向左旋转为退行。顺行的日子通常多，退行的日子偶尔有。如果依照蔡氏的说法，那么退行多而顺行少，难道合乎道理吗？这些都是天象明显，有眼睛的人共同看见的。蔡氏不知道而随意提出异说，以致愚弄迷惑后世的愚儒俗士，又都诵读纸上的文字，没有人能仰望天象来探究其错误的。如果不革除改正，会误导后来的人。今后学习《尚书》的人，天文一节应当依据朱氏《诗传》《十月之交》的注文才是正确的。”又如《洪范》内“惟天阴隲下民，相协厥居”一节，蔡氏都认为是天的事，殊不知“阴隲下民”是天的事，“相协厥居”是人君的事。“天阴隲下民，是什么？风雨霜露均匀调和，四季五谷结实，确立众生的性命，这是天的阴隲。君相协攸居，是什么？颁布五教五典来教化百姓，用五刑来辅助教化，保佑和谐，使强者不能欺凌弱者，众人不能暴虐寡人，而各自安居。”如果依照蔡氏的说法，那么相协的事都托付给天，而人君只是在奉天勤民的政事上宴安自若，完全不参与，又哪里符合天佑下民设立君师的意思呢！今后应当依照此说。二十七年四月，再次下诏征召儒臣考正蔡氏《书传》。于是太子少保唐铎等人举荐致仕编修张美和、国子监博士钱斋等二十七人，都是老儒。并派遣使者快马加鞭征召他们。到达后，皇帝告诉他们正定《书传》的意思，并且说：“你们知道天象吗？”都回答说：“不知道。”皇帝

译皇上说：“我每次观测天象，发现自从洪武初年，就有黑气凝聚在奎壁星宿。奎壁是掌管文章的星宿，我感到非常诧异。今年春末，那黑气才消散，文运才开始兴盛。你们应当考证古制、匡正今俗，有所著述，以符合我的心意。”于是任命刘三吾等人总管此事，在翰林院开设书局。到了九月，书编成。刘三吾等人率领众儒生进献，皇上赐名为《书传会选》。命令礼部刊刻发行天下，赏赐众儒生绮丽丝织品、衣物等，并用御制诗宴饮款待，让他们坐在殿中。临行时，又赏赐宝钞，让他们乘驿车返回。皇上曾经说《孟子》一书不可泛泛而读。永乐二十二年四月，下诏召集老儒钱宰等二十七人，任命刘三吾总管，参订《孟子》，编纂其重要语句，删去八十五条。到了九月，书编成进献，皇上命名为《孟子节文》。不久又命令刘三吾订正《周礼》，皇上亲自参与裁定。这是因为圣心长期潜心钻研经术，所以能够探究深奥道理达到极致，从而完成著作。永乐十二年十一月甲寅日，皇上对学士胡广、杨荣、金幼孜说：“五经四书都是圣贤的精义要道，在传注之外，诸儒的议论中有阐发义理的，你们应当采集附在下面。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等君子关于性理的言论，如《太极图》《通书》《西铭《正蒙》之类，都是六经的羽翼，然而各自成书，没有统合。你们应当分类汇编成册，务必极其精备，以便垂范永久。”命令胡广等三人总管此事，又推举朝中大臣及在外教官中有文学才能的人一同修撰，在东华门外开设书馆，命令光禄寺供给早晚饮食非常丰盛。十三年九月己酉日，书编成，赐名《性理大全》。胡广等人上表进献，皇上亲自作序冠于篇首，下诏颁布给六部、两京国子监及天下学校。查考圣祖命令刘三吾制定科举取士的制度，四书义以朱熹的集注章句为主，《易》以程颐的传、朱熹的本义为主，《书》以蔡沈的传及古注疏为主，后来以会选为主；《诗》以朱熹的集传为主；《春秋》以三传及胡安国、张洽的传为主；《礼记》以古传疏为主。胡广等人所定的，只有四书及《易》《诗》沿袭旧制，《书》以蔡沈为主，《春秋》以胡安国为主，《礼记》以陈澔的集说为主。曾经探求其中的缘故，大概是当时编纂只依据元人《四书五经性理会通》稍微加以删改润色而成，并非有意不同。

译校勘书籍史籍

洪武年间，本院儒臣校勘书籍史籍进呈御览，每日如此成为常例。这是因为圣祖喜好学习，手中未曾放下书卷的缘故。仁宗在东宫时，曾命令侍讲杨士奇、赞善陈济校勘欧阳修文集，纠正其中的错误，补全其中的缺漏，整理为一百五十三卷，下令刻印流传。成化年间，本院官员受命校勘《资治通鉴纲目》和《贞观政要》两本书，翻刻后赐给在朝的大臣。正德年间，下令重新校勘《大明会典》，话语见于前文，其余大多无法考证。

修书升赏

凡是书成进呈御览，按例都有升赏以酬劳。洪武年间修撰《元史》及书籍传记会选，升赏情况见于前文。然而提拔任用的都是尚未授官的儒臣，如果是本院官员则只赏赐而不升迁，这是因为文字工作本来就是他们的职责所在。永乐元年六月癸亥日，《太祖皇帝实录》修成，侍读学士解缙在奉天门传旨，钦奉圣旨：“修史官员除翰林院及尚书李至刚外，其余官员、国子监监生、生员等人，告诉吏部引见选拔发落。”钦此。丙寅日，吏部将修史郎中等官员连同儒士、监生、生员、吏员引见选拔，诏令郎中等官员徐旭等各升一级，儒士、监生、生元、吏员王孟易等任命为主事、御史、中书舍人以及都事等官。有官职的人因修史而获得升迁，开始见于此。于是任命吏部郎中徐旭为国子监祭酒，任命太常寺博士钱仲益、知县杨觏、梁潜、王褒为翰林院修撰，任命国子监助教王达、给事中朱纮为编修，任命行人蒋骥为检讨，任命国子监博士金玉铉为五经博士，任命晋王府侍读苏伯厚为侍书，任命教谕解荣、刘宗平为待诏，任命靖江府教授张显为国子监学正，任命训导富贵、清、罗师、程为国子监录事，任命知府刘辰为江西右参政，任命礼部郎中胡远为江西左参议，任命广东佥事李宜为福建左参议，任命佥事叶砥改任吏部考功郎中，任命知州邹济改任礼部仪制郎中，知县赵季通按例应升迁，但因病请求担任教职，授予国子监博士，知县唐云改任监察御史，楚王府教授吴勤改任开封府学教授，升迁誊写官主事陆颙为礼部员外郎，端孝思为兵部员外郎，提拔监生钟子勤、陈彝训、刘谦、沈文为中中书舍人，梁逢吉、叶蕃、沈绍、华嵩、乔岳、卫谈、郑中余从善、陈俊良、陈实为监察御使，生员金实为翰林典籍，汪琦等十人知县，而纂修儒士王孟易、端、朱逢吉、莫士安升授，无法考证，根据圣旨推测其顺序，大概是授予主事。十六年再次重修《太祖实录》完成，改任纂修主事李时勉、陈敬宗为翰林院侍讲，监修以下官员赐给金帛、钞币、纱衣等各有差别。太宗、仁宗两朝实录，吏部根据行在翰林院开列修史官员等人姓名，具题请旨，奉圣旨：曾棨、王英、王直都升任少詹事，支取正四品俸禄，仍兼任原职事务。周述升任庶子，支取正五品俸禄，仍兼任原职事务。李时勉、钱习礼都升任侍读学士。余学夔已经告老，疾病严重，戴冠带回去闲住。陈循、蒋骥都任侍讲学士。蔺从善升任洗马，仍在翰林院办事。刘永清、刑宽、胡穜都升任侍讲。蒋礼升任中允，仍在翰林院办事。周叙、孙日恭、杨敬都升任修撰。王雅等四员都升任编修。陈继升任检讨。张礼升任行人，署理典籍事务。沈寅升任正字，署理孔目事务。蒋晖、程南云都升任从四品俸禄，兼任翰林院侍书。夏衡、宣嗣宗都任郎中。张习、苏鉴、王观任员外郎。洪益中升任左寺正。丘宗、杨玹、邵渊任右寺正。萧湘至胡宜衡任左评事。解祯期至寇原任右评事。潘文奎老了，让他戴冠带回去闲住。陈中任员外郎。陈叔刚任修撰。万节任左寺副。丘锡还做府学教授，领取九品俸禄。梁蕚任府学教授。邹循任翰林待诏。朱铨做翰林侍书办事吏部翁选至李用都做县丞。钦此。大概从此本院官员开始因纂修而升迁了。然而纂修与稽考参对都混合升迁，又有令其闲住的，确实是出自皇帝内心的决断。《宣宗实录》根据行在礼部开报具题，奉圣旨：“皇考实录修完，特别念及他们每个人的勤劳，英国公于原号加‘佐理’二字，每年增加禄米一百石。杨士奇、杨荣升任少师，兼职如旧。杨溥任少保，兼尚书武英殿大学士。”钦此。随即又奉圣旨：“英国公张辅等四员已经发落了。王直、王英都任礼部左侍郎，兼职如旧，不管部务。李时勉、钱习礼、蔺从都任翰林院学士。苗衷任侍读学士。曾鹤龄、高谷、马愉都任侍读学士。周叙、尹凤岐、孙日恭、习嘉言、陈叔刚、陈恂都任侍读。曹鼐、仪铭、王一宁杜宁、诸懋任侍讲。杨翥、董璘、杨寿命夫、林文钟、复、张益、邵宏誉都任修撰。刘球、刘铉、洪玉

译对品改任侍讲，都晋升为从五品俸禄。胡穜、邢寛以及萧镃到靳通等共三十三人，都按照各自的品级各晋升一级俸禄，其中原本已晋升俸禄的，仍按惯例再加一级俸禄。陈循、徐珵、王玉因遭遇父母丧事，暂不晋升。秀才陈学等十八人，都授予试中书舍人，给予半俸，三年后正式授职办事。颜聚等十一人，各自按照原有资格除授官职。钦此。监修及总裁官的升擢，从此开始。

《英宗实录》修成，吏部根据翰林院开列上报的情况具题，奉圣旨：皇帝实录修完，念及他们勤劳。会昌侯孙继宗晋升太傅，陈文晋升太子太保兼礼部尚书，彭时晋升太子太保兼兵部尚书，都任文渊阁大学士。刘定之晋升工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不管工部事务。吴节晋升太常寺卿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柯潜万安、李泰晋升詹事府少詹事。孙贤、刘珝晋升太常寺卿，仍兼原职。陈鉴、刘吉晋升侍读学士。丘浚晋升侍讲学士。黎淳晋升左庶子。童縁、刘宣晋升右庶子。王一夔晋升左谕德。江朝宗、杨守陈晋升洗马。彭华、尹直晋升侍读。彭教、徐琼、陈秉中李永通晋升侍讲。耿裕、郑环、刘健汪谐、吴釴、罗璟晋升修撰。周经晋升编修。张元祯已告病罢职。李东阳、倪岳、谢铎焦芳、陈音、程敏政、吴希贤马麟、焦■〈王扁〉、李溥、凌晖、蔚宣、黄清刘询，都晋升一级俸禄。余谦晋升太常寺卿。林章晋升太常寺少卿。吴谦晋升从四品散官并俸禄。韩定、何暹、叶玫陈纲、王琼晋升为本司郎中。王佐、白直晋升通政司知事。毛显晋升司宝署丞。冀舞晋升大理寺评事。高鉴晋升户部照磨。监生史盛等九人，除授从七品京职译字官，连同生员秀才胡清等十二人，都除授序班办事。吏曹昻等九人，都按照原有资格除授。因事故罢职的除外。钦此。当时总裁官少保吏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李贤，副总裁官礼部右侍郎李绍，编纂官侍读学士周洪谟，左春坊左�子王■〈亻与〉，右春坊右庶子兼侍读徐溥侍读李本，修撰岳正、邢让王献，誊录官吏部员外郎凌耀，宗礼部员外谢宇，中书舍人温良刘珙，鸿胪寺司仪署丞潘至，中序班梁俊、周景，各自因事故离职，但仍具名上报，所以有此旨意。

《宪宗实录》修成，吏部根据本院开列，除因事故不开列外，将现存人员开列上报。具题奉敕：吏部皇考实录修完，念及他们勤劳。监修张懋晋升太师，仍兼太子太师；总裁刘吉晋升少师华盖殿大学士，其余兼职如故；徐溥晋升太子太傅户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刘健晋升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副总裁丘浚晋升太子太保，仍兼礼部尚书；汪谐晋升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如敕奉行。钦此。又过两天奉圣旨：监修总裁张懋等都已晋升了，编纂官傅瀚晋升太常寺卿，费誾晋升詹事府詹事，都兼侍读学士；李杰已晋升官职，仍加一级俸禄；李东阳、董越晋升太常寺少卿；谢迁、吴寛、陆简晋升少詹事，都兼侍讲学士；曾彦、杨守址晋升左谕德；刘戬、王鏊晋升右谕德；杨杰、梁储晋升司经局洗马；张元祯晋升南京翰林院侍讲学士；刘机、杨廷和、江澜都任侍读；武卫张芮、刘忠、邓焲黄珣、张天瑞都任侍讲；杨时畅、刘春、涂瑞都任修撰；誊录等官林章、龙暹各晋升一级俸禄；马绍荣任太常寺少卿；姜立纲任太仆寺少卿；季通、王文琮都任本司郎中；王佐、王琎任员外郎；陆华任主事，都在工部；毛显任大理寺左寺副；吴荣、刘棨任右寺副；胡清、徐鹗任左右评事；黄灿、胡清仍加一级俸禄；李瑄任光禄寺署正；王臣任通政司经历；靳瑭、蔡振任光禄寺署丞；何泽、朱宾、杨全任试中书舍人；刘安、刘学、陈伦任户部照磨；吴孜任翰林院典籍；以上官员都照旧办事，原加一级俸禄的照旧加给；张翰晋升侍书，仍管孔目事；监生九人除授从七品京职办事；吏八人照旧资格除授。钦此。

《孝宗实录》修成，吏部查核事例具题，奉圣旨：这修实录的官员，曾修《大明会典》已晋升的及遭遇父母丧事未晋升的，都查核其职衔并脚色到馆的年月日期，开写明白呈看。钦此。行准翰林院手本开列具题，节奉圣旨：这编纂实录是重事，你吏部便照例拟定升职等例来说。钦此。随即在奉天门钦奉敕命：吏部皇考实录修完，念及他们勤劳，监修张懋加赏大红纻丝蟒龙衣一表里，总裁李东阳加支正一品俸禄，焦芳加少师兼太子太师华盖殿大学士，杨廷和加升二品俸禄，副总裁梁储晋升本部尚书，其余如旧。敕奉行。钦此。

译接着，吏部将纂修官员等各自酌情衡量其任职年限长短，以及到馆时间的早晚，查照往年纂修升职的先例，拟定应升的相应职级俸禄，逐一开列，上奏朝廷。随即奉圣旨：纂修、催纂侍读毛纪等人十八员，以及收受文书刘讯、誊录沈冬魁等人七员，全都晋升一级；稽考参对修撰吕柟等人十二员，晋升俸禄一级；乔宗及秀才张保等人二十九员，详细开列其姓名，因何原因入馆的年月日期及履历身份，务必查清明白后上报，以免出现差错。丁忧起复的官生刘春等人二十二员，也查清其到馆的年月日期后上报。钦此。于是吏部再次将入馆人员的履历缘由上奏，有旨：因营求入馆、贪图升赏，又保荐履历不明，责备乔宗等人。对品级调任外职的各有差遣，而侍讲吴一鹏等人则都升调至两京各部属官。当时逆臣刘瑾肆虐，厌恶各位翰林不肯屈从礼法，焦芳、刘宇等人又煽动他，说文人不懂世故，摘取那些共同忌恨的十余人，以扩充政务为名，所以有此举动，这并非武宗的本意。而守丧在家的如侍读徐穆、编修贾咏等人，也未能幸免。吴一鹏调任南京刑部员外郎，徐穆调任南京礼部员外郎，贾咏调任兵部主事，董玘调任刑部主事，穆孔晖调任南京礼部主事，其余人等各有差遣。等到刘瑾被诛杀，谏官为此进言，于是全都恢复原官。正德五年八月，内阁会议认为本院及坊局多有缺员，于是上疏将其中有资历声望的人依次升补。乔宗等人则因擅长楷书被保留在本院。大概自纂修以来，升赏的先例至此大乱。恢复先朝的常典，将有望于今日。至于赏赐，按照永乐元年五月乙未日，皇上因《太祖实录》即将修成，命令礼部预先制定赏赐规格。礼部将修《元史》的赏赐例子进呈皇上阅览，皇上说：“这是记述前代兴亡的事迹，如今我记录皇考的神功圣德以遗范万世，怎么能与之相比等同呢？你们拟定的规格不合体统。”于是亲自规定：监修官赏银一百两，彩币六表里，织金纱衣一套，鞍马一匹；副总裁官赏银八十两，彩币五表里，织金纱医一套，鞍马一副；纂修官各赏银五十两，彩币四表里，纱医一套；催纂兼誊写官赏银二十两，彩币三表里，纱医一套；催纂官赏银二十五两，彩币二表里，纱医一套。誊写的监生、生员、儒士各赏银十两，宝钞三十锭，彩币一表里。誊写的吏员各赏银八两，宝钞三十锭，彩币一表里。催促督责誊写者赏宝钞二十锭，绢二匹。办事吏员各赏宝钞二十锭，绢二匹。六月辛酉日，景隆等八十六人按照赏赐规格接受赏赐。此后太宗、仁宗两朝，直到英宗《实录》修成，都沿袭此例。唯独宪宗《实录》修成，与前例略有不同。弘治四年，规定赏赐监修并总裁官银八十两，彩缎四表里，罗衣一套，鞍马一副；总裁官银八十两，彩缎四表里，罗医一套。纂修官银三十两，彩缎四表里，罗医一套。催纂官银二十两，彩缎二表里，罗医一套。誊录官银十五两，彩缎一表里。办事吏典宝钞二十锭，绢一匹。各色人匠宝钞二十锭，布一匹。官员升迁、遭遇事故、离任以及监生遭遇事故离去的，时间长短不一，赏赐各有差别。至于修其他书籍，宣德以前，不过赐予白金、文绮、袭衣、宝钞罢了。正统以后，才开始有升迁，而赏赐则比照《实录》稍减一些。

译东宫纂修

洪武十二年八月，东宫文学傅藻等人接受皇太子的命令，编辑《春秋》中各国君臣行事始末，书成之后，皇太子将此事上报皇帝。皇帝赐名为《春秋本末》。永乐年间，东宫命令杨士奇、徐善述等人编纂《大易》等书，具体语意见前卷。此后，东宫纂修之事，大概就没有听闻了。

翰林记卷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

翰林记卷十四

（明）黄佐 撰

殿试读卷执事

《会典》说：凡是殿试读卷官，内阁从大学士、学士等官员中具名，由该部奏请任命。到了考试那天，与各衙门负责读卷的官员详细审定试卷。第二天，一同前往文华殿。内阁官员将第一甲的三卷依次进呈诵读，等待皇帝御笔批定发出。将二甲、三甲的姓名填写在黄榜上。又第二天早上，一同前往华盖殿。内阁官员进至御座前，依次拆封试卷，将姓名、籍贯当面奏报给司礼监官员，交给制勑房官员填写榜单完毕后，开写传胪帖子。内阁官员捧着榜单出来到奉天殿，交给礼部尚书、制勑房官员，将帖子交给鸿胪寺官员传胪。那些受卷、弥封、掌卷的官员，由内阁从本院及春坊等官员以及制勑房官员中推选，与各衙门官员兼任执事。本院坊局起初不过五人，后来增加到七人，于是成为惯例。查考读卷官，建国初期任用祭酒、修撰等官员，正统年间侍讲还参与。此后非执政大臣不得参与，而取舍的权力则在内阁。殿试的第二天，大学士从中挑选优秀的三卷用朱笔圈点。第二天早上，拿着到文华殿对皇帝诵读，皇帝御笔亲自标出名次。又第二天就传胪了。大概读卷只在一日之内，大家都嫌太急促，不能遍观。所以本院坊局的执事者，刚得到试卷时就预先鉴别其高下分为等级，交给读卷官，内阁就容易裁定。叶盛说：景泰二年，我担任殿试弥封官，最了解读卷的事。第一甲大概是阁老预先向受卷官属意，已经都知道了。其余都分送给读卷的大臣们，并且大抵以三分上一等、次二等各放一处。不久，阁老收上一等就判定为二甲，次二等就判定为三甲。将近中午，三人拿着第一甲的试卷到文华殿进呈诵读。午后填写黄榜，第二天早上就发榜了。大概辰、巳两个时辰榜中人的名次就已经定下。如果说必须一一品量高下次第，固然有所不能。叶盛所说的预先属意，难道是有所为而发吗？

殿试拟撰策问

圣祖策问进士大多亲自制作策问，洪武四年、十八年都是如此。此后有时命令本院儒臣拟撰，由皇帝亲自裁定取舍而使用。永乐初科，太宗想要寻求博闻之士，命令学士解缙选择天文、律历、礼乐制度拟撰为题，皇上以为士子必定被所困窘。等到得到曾棨的试卷，记诵详尽，惊叹奇异以为第一人。御笔批曰：“贯通经史，识达天文，有讲习之学问，有忠爱之诚心。”提拔为天下魁首，彰显我的文明，尚且资助学问启迪，只有良才显赫啊。那第二人周述，第三人周孟简，也都加以批评，以前所未有。听说李贤说：“解缙忌恨刘子钦，事先将问目示给曾棨，曾棨于是获得首位，而将刘子钦置于二甲。”果真如此，那么解缙就不能说没有私心了。

考会试

凡是会试考试官，礼部奏行内阁，从大学士、学士等官员以及詹事府各坊司经局官员中具名奏请，钦命其同考官从本院侍读等官员以及春坊司经局官员与各衙门官员中兼任推选，收掌试卷官用制勑房官员一员。查考建国初期科举，第一场问四书题一道，五经义各出一道；第二场论一道，诏诰章表内出一道；第三场策一道，还遵循元朝制度。洪武四年会试，陕西、河南、山东、江西、湖广、广东广西、福建为行中书省的十一处，俊才都聚集，而高句丽的士人也参与。以礼部尚书陶凯与前侍讲学士潘廷坚定为考试官，詹同、国子司业宋濂、吏部员外郎原本前贡士鲍恽为同考，录取中式者俞友仁等一百二十人，落榜的只有八十人。此后罢免了。十八年恢复以科举取士，开始制定现在的制度。以待诏朱善、前典籍聂铉为考试官，录取中式者黄子澄等四百七十二人。二十一年录取施显等九十五人，二十四年录取黄观等三十二人，二十七年录取彭德等一百人，三十年录取宋琮等三十八人，北方士人都被黜落。学士刘三吾为考试官，竟然因此获罪。皇上于是命令本院官员考择落榜的北方士人六十一人，廷试的话见覆试类。革除庚辰科，礼部右侍郎兼学士董伦、侍讲学士兼太常寺少卿高逊志为考试官，录取吴溥等一百一十人。永乐二年，侍讲学士解缙、侍读黄淮为考试官，录取杨相等四百七十二人，遵循洪武乙丑年的例子。大概从此取士多少，临期请皇上裁定。四年录取朱缙等二百二十人，七年录取陈璲等一百人，十年左谕德兼侍读杨士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