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林记卷六

译“无邦”。下情能通达于上，上情能通达于下，这就是“泰”的原因。如果不这样，即使有国家也如同没有国家一样，所以说“无邦”。上下交往则安泰，不交往则闭塞，自古以来都是如此，而“不交往的弊端”没有像近代这样严重的了。君臣相见不过是在上朝的几个时辰，远远地应答，君主有时不认识他的臣子，臣子有时也不与君主说一句话，上下处理政务不过是章奏批复相互关联，刑名法度相互把持罢了。这不仅仅是沿袭旧俗，也是地理形势造成的。为什么呢？本朝在奉天门上朝，不曾有一天废止，可以说是勤政了。然而殿堂台阶高悬隔绝，威严显赫，将军手持兵器，御史纠察礼仪，鸿胪寺官员举荐不合法规，通政司奏报上来的只是认可，命令有关部门知晓罢了。谢恩辞别，战战兢兢地退下，君主何曾询问过一件事，臣下何曾进献过一句话呢？这没有别的原因，地势高悬隔绝，即使想说话也没有途径说话。我认为想要上下交往，不如恢复古代内朝的制度。周代有三朝，库门之外叫外朝，咨询大事在那里；路门之外叫治朝，每天上朝在那里；路门之内叫内朝，也叫燕朝。《玉藻》说：“君主日出时上朝，退回到路寝听政。”解说者认为上朝是观察群臣，用来沟通上下之情；听政回到路寝，用来决断可否之计。汉代制度，大司马、左右前后将军、侍中、散骑等官吏为中朝，丞相以下到六百石为外朝，大概是外朝尊贵，中朝亲近。唐代皇城之南一门叫承天，正月初一、冬至接受万国的朝贡，就在那里御临，大概是古代的外朝。其北叫太极门，里面叫太极殿，初一十五上朝在那里，大概是古代的中朝。再北叫两仪门，里面叫两仪殿，平常听朝处理政务，大概是古代的内朝。宋代平常上朝在文德殿，五天一次起居在垂拱殿，正月初一、冬至、皇帝生日称贺在大庆殿，赐宴在紫宸殿，有时在武英殿集合考试进士在崇政殿，侍从以下五天一人上殿，叫做轮对，必定及时谈论时政利害，内殿引见，有时赐坐，有时免除穿戴执事，大概也是三朝的遗意。天有三垣，天子取象于它，中朝取象于太微，外朝取象于天市，内朝取象于紫微。本朝初一十五、正月初一、冬至大朝会在奉天殿，就是古代的正朝；平常上朝在奉天门，就是古代的治朝；而内朝唯独缺少，然而并不是缺少。太祖、太宗时，华盖、谨身、武等殿设宴奏事，就是内朝，而现在很久不临幸三殿，深严使得臣下很少能窥见，所以上下交往断绝而不通，天下的弊端由此积累。臣愚昧地想在平常上朝之外，在便殿旁边，仿照古代内朝的制度，或者三天或者五天临幸一次。外朝或许可以间歇，而内朝必须按时举行。六部各官署依次奏事，君主随意决断，难决断的或者从容询问大臣。五天一次起居，侍从、台谏五天一人上殿轮对，或者不时召见。凡是谢恩、朝见之类都可以上殿，近在咫尺相对，略去威严，君主不难于问，臣下不难于对。人才的贤能与否，政事的得失，风俗的美恶，民间的疾苦，古今的治乱，都可以完全陈述在面前。这样上下之情可以沟通，内外的壅蔽可以决断，天下的事情将没有不可做的。

译侍坐

洪武三年七月，礼部尚书崔亮上奏获准：凡是大型朝会赐宴时，三品以上的文官、四品以上的武官上殿者，赐予坐墩。在退朝后休闲或皇帝出行驻跸的地方，对于勋旧老臣、文学官员，赐予座位的仍加铺绒毯绣褥。洪武九年，规定学士承旨排在六部尚书之上，学士排在光禄卿之上，侍讲学士排在侍郎之上。这是因为当时正官位列卿级，排在侍郎之前，所以如此。此后学士虽然只是五品，仍然排在尚书之前。洪武十六年十一月甲寅日，诏令确定朝参官员的座次：凡是在奉天门赐坐，六部侍郎、应天府尹、國子监祭酒、翰林院官员、谏官、佥都御史，坐在西角门，面向东。如果在华盖殿，则坐在鹿顶门外，面向东西。永乐以后，皇帝驾临三殿或便殿，没有不赐坐的。只有仁宗、宣宗两朝开始让尚书、侍郎兼任学士官，于是学士如果不是兼任三品以上职务的，就坐在他们下面。英宗以来，接见儒臣的日子减少，所以侍坐的礼仪就废除了。如果是天地大祭的第二天，庆贺成功大宴群臣，学士升殿侍坐，排在文职四品之上。本院及詹事府坊局官员、经筵官员，排在六科都给事中之上。在中左门依次就坐，修撰等官排在六科给事中之上。本院带俸官员排在太常寺博士之上。詹事府主簿、通舍人排在鸿胪寺署丞之上。在丹墀中间依次就坐，正统二年特别命令一名侍讲升殿，列在学士之下。成化四年，命令修撰等官凡是亲近侍奉风宪的，另外在丹陛下东西稍北的地方就坐，庶吉士也参与其中。

殿上侍班

日常朝会，皇帝驾临谨身殿、华盖殿、奉天殿，百官行叩头礼完毕。本院官员由学士、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侍读、侍讲、修撰、编修升殿侍立。洪武二十四年三月辛未日，诏令文武官员除了分别前往文华殿报告事务外，凡是遇到升殿需要使用的鞋履，依照品级配备。侍立时有违越失礼的，由监察御史、仪礼司纠举弹劾。东班则是六部等掌印官员、本院官员以及春坊学士、尚宝司；西班则是五府等武官以及给事中、中书舍人。正统以后，只有万寿圣节、冬至、元旦大朝贺以及颁诏、进呈实录、册立、册封时才驾临奉天殿。其侍班只用修撰、编修、检讨等官四名。这天早晨准备好朝服鞋履，会同礼部、鸿胪寺以及导驾给事中、纠仪御史等官员最先进入，沿着殿旁走到华盖殿前等候皇上出来。鸿胪寺官员奏请执事官员行礼，礼刚完毕就快步退出，再从殿旁快步走出奉天殿内，面向北站立等候。双炬从中间前方引导，那么车驾就到了。等到皇上登上宝座，导驾官员分列东西站定，快步走到宝座的东边和西边，与中书舍人相对站立，等候行礼完毕，从殿门依次快步退出。如果是东宫千秋节以及冬至、元旦朝贺，也用修撰等官两名与春坊司经局官员相对侍立在文华殿行礼。

奏事

洪武三年七月己亥日，礼部尚书崔亮上奏：“凡是各位儒官在御前奏事，或者进呈文书，恐怕有口气、体气，必须退立二三步，不要随意靠近御案。凡是站立，必须在东西角落，不得直面前方。”皇帝批示：“可以。”永乐四年，命令六部以及近侍官员有事应当商议的，都在晚朝陈述奏报。景泰二年，命令午朝翰林院先奏事。学士周叙曾经对景帝说：“臣自永乐以来，任职班列。伏见太宗、仁宗、宣宗在位之时，大班既退，就在门上说事，各衙门官员轮流上前，君臣共同商讨政务，竭尽所言，人人怀有敬畏，而事情机密不泄露，成就了密勿庙堂之美。自正统以来，王振专权，独立在旁，于是辅弼大臣以及近侍官员不得召对，或者有召对，也不敢详尽陈述，以致酿成今日的祸患。应当命令群臣依照旧制轮流上前说事，皇上只与对答者相知，其他人都不得参与听闻，或许能吐露肝胆而不泄露于外。”然而终究没能实行。现在查考《三朝圣谕录》所载说：“翰林诸臣奏事，在右顺门。”又说：“皇上驾临西角门，翰林诸臣奏事退出。”像这样的记载，不胜枚举。当时君臣之间的相处，大概可以看到了。

便殿入奏

建国初期信用儒臣，谒见没有固定时间，每次出御奉天门，各衙门有奏事的常规，退御便殿，有特意因事入奏的，允许直接进入。洪武二十九年五月戊寅日，初次命令詹事府、翰林院、尚宝司、中书舍人、六科给事中、仪理司在午门内出入的各给牌作为凭证，不久又废除了，让近侍官员得以每天到便殿奏事。永乐二十二年八月，杨士奇新改任华盖殿大学士，谢恩完毕，听说惜薪司奏准按照岁例征收北京、山东枣八十万斤供宫中香炭之用，杨士奇入宫将要把此事上奏，当时蹇义、夏原吉奏事还未退下，皇上望见杨士奇，笑着对蹇义、夏原吉说：“新来的华盖学士来奏事，必有道理，试着一起听一听。”杨士奇说，诏令下达才两天，现在听说惜薪司传旨征收枣八十万斤，难道不是过多吗？这虽然是岁例，然而

译诏书所减免的，都是每年的惯例。皇上高兴地说：“我本来就知道学士的话有道理，我这几天宫中事务繁杂琐碎，这是在紧急匆忙中来不及仔细审察就回答了，立刻下令减免四十万斤，就是这件事。”到了正统年间，这一做法就被废止了。景泰年间，侍讲刘定之冒着犯上的风险上疏说：“凡是政事有早朝来不及决定的，应当每天在便殿临朝，让近臣侍立在身旁，大臣在面前奏事，言官考察其中的奸邪并加以纠举弹劾，史官记录君主的言行以显示惩戒和劝勉，君臣之间询问谋划、征求意见，互相肯定或否定，以求达到最恰当的处理，这是前代的旧例，也是祖宗的成法。遵循并实行它，那么处理各种政务就会日益熟练，考察百官就会日益明察，圣明的政治会日益更新，上天的眷顾会日益兴盛了。如果仍然像以前那样无事可做，只是把奏本呈进，旨意批出，我担心偏听会产生奸邪，独断专行会酿成祸乱，治理教化就没有办法达到和谐兴盛了。”奏疏呈上后，皇帝没有理会。现在考察圣祖（明太祖）时期，出入宫禁，乃至临朝时的侍臣，没有不跟随的，如果有需要拟定并颁布昭告的事项，就由翰林院官员秉承旨意起草诏令，中书舍人在御前誊写，称为副墨，尚宝司官员加盖印玺后即时发出。如果有奸邪之人在侧，或者事情应当参驳，那么六科给事中、十三道御史就在御前高声执奏，称为对仗弹劾。刘定之所说的，与王鏊论述早朝的观点相互阐发，然而还没有详细涉及到这一点，采纳并实行它，以恢复祖宗的成法，关键在于今天。

译入直

洪武、永乐、洪熙、宣德四朝的近侍官员轮流值班入宫当值。如果是本院的官员，则每天都在馆阁中。吴沉、刘三吾、胡广、杨士奇、胡俨、王英、王直等人，曾有过在内廷值班时唱和的诗篇。偶然记起曾棨的《东华门内新馆初成入直有作》，诗中写道：“东华楼观郁岧嶤，高阁新成直插碧霄。秘府图书金作柜，御沟流水玉为桥。草分翠色承接帝王车驾，鸟弄歌声和鸣舜时韶乐。值班几次清坐时间久，隔帘时常有御香飘。”大概当时皇帝曾亲临馆阁，所以不仅仅是宣召宴对和供奉文字而已。

留宿

洪武三年，将要分封功臣，下诏让学士宋濂商议五等封爵之事，召他留宿大本堂，讨论到天亮。永乐年间，内阁七人，常被召到皇帝的寝宫议论政事，有时命他们假寐到天亮才出来。等到太宗去世，仁宗命令尚书蹇义、夏原吉，学士杨荣、楊士奇，侍读王直，侍讲王英，一同制定大丧礼仪并商议国政，在内阁留宿的共有七天。正统年间，三大殿新建完成，学士杨溥受命起草诏书，夜间在东阁值班，作诗记录此事，有“奎宿光临东阁深邃，觚棱影接北辰高”的诗句。

侍游禁苑

圣祖制定《大诰》，首先以君臣同游为言。所以当时的儒臣常常得以侍奉皇上游览观赏禁苑，亭台楼阁无不登临眺望，一起笑谈，如同家人父子一般，这都是为了沟通上下之情，成就天地之交。学士宋濂曾侍奉皇上在后苑观看打猎，皇上说：“农事成功了。”宋濂回答说：“国家以百姓为根本，百姓以粮食为天。陛下知道耕种收割的艰难，而念及百姓的良苦，确实是盛德。”洪武六年正月丙午日，皇上驾临武楼的便阁，召御史中丞陈宁、太子赞善宋濂，赐坐在左右。皇上谈论吉祥的征兆，命令内侍取宫中储存的甘露，不久盛在翠瓶中，跪着进献，玉洁珠圆，是世间未曾见过的。随后下诏给予炊具，甚至用金勺炼水二升，火均匀后，水势形成波涛。皇上从龙帐中起身，亲自打开瓶口投入，片刻融化与水合为一体。皇上取勺倾倒，两个内侍举幕承接，渣滓已净，再用红纱囊过滤。皇上饮了一爵并分赐给陈宁和宋濂，并且说：“这是天地至和所凝聚的，你们服用它，可以去除沉疴而享受长寿。”陈宁等人饮毕，将爵放在几案上，叩头退下，赋《甘露浆》诗以夸耀其荣耀。宋濂在皇上面前陈述议论不隐瞒，即使是家事如果有问，也一一说明。他常说：“君主如同父亲，如同天，怎么可以欺骗呢？”一天皇上问：“你昨天喝酒，座客是谁，食物是什么？”宋濂全部如实回答，皇上笑着说：“你喝酒时，我派人查看，果然如你所说，你确实不欺骗我很久了，更加厚待你。”每次宴见必定命茶，赐坐，每天早晨让侍膳，询问旧章，讲求治道，有时直到半夜才退下。永乐年间，学士解缙、胡广等七人随从皇上幸临北京，每逢佳节闲暇随从皇帝登上万岁山，在广寒殿侍宴，泛舟太液池成为常事。胡广等多作歌诗以记录。宣宗时巡游尤其多，宣德三年三月庚辰日，皇上命令尚书蹇义、内阁学士杨士奇、杨荣等十八人同游万岁山，允许骑马及随从二人。进入东上北门后，骑马及干宁门下马，步行出度桥，宦官引导登山，周览后又赐登御舟，泛舟太液池，赐茶及素菜十余品。而所有划桨持楫的都是宦官唱和合律。随后抵达新建的圆殿，地势奇胜，金碧照耀，恍若身在蓬莱宫阙之间。皇上骑马到来，慰劳非常周到，都叩头称万岁，皇上大喜，徘徊很久。特别召见杨士奇、杨荣，告知天下无事，不可流于安逸，而在政务闲暇时，命你们到此，以开阔心胸，大概古人的游乐之乐，不在于拘束检点。杨士奇、杨荣叩头称谢退下。传谕群臣，正凭栏观看，宦官划船网鱼，又有旨意每人赐御酿玉醅一瓯。饮完后，又命骑马游小山，行走一里左右，皇上骑马随后到来。群臣匆忙将要下马迎接，特别下旨不要下马，谕令宦官每人赐钞三千贯，随从每人三锭，并且让宦官陪到小山。饮食尽醉而归。皇帝于是回宫，未走半里，遇到池中水鸟群飞，皇上亲自发一箭，射中一鸟落在马前。诸臣刚进入小山门，远远看见宦官持鸟到来，传命赐给蹇义等人烤食。群臣望阙叩头谢恩，于是遍游小山，观看两只狮子滚球，以及金龙喷水、水帘和曲水流觞之处，都雕琢奇异，布置神巧，无不赞叹良久，才退下。坐在松柏间享用酒食，都是珍奇之品，宦官相互劝酬非常欢乐。酒未尽，每人赐鹦鹉杯。将要撤席时，又赐随从酒食，都醉饱而归。等到出西安门，天已昏暗，到家则漏初下。初一，蹇义等正相率到御前称谢，而宦官传旨免谢。杨士奇与杨荣都作诗以记录。七月十一日，召尚书蹇义、夏原吉、楊士奇、楊荣同游东苑，夹路都是嘉植。前行至一殿，栋宇宏壮，金碧辉煌

译此后，瑶台玉砌，奇石森然耸立，周围种植着花卉，香气浓郁艳丽。引泉水形成方形水池，上面玉龙高约一丈，喷涌的水流注入石渠，直接通向殿内。两旁石沟的头部，圆形转折处各有两个孔窍，并列排列，其中一个孔窍中有水流贯穿，曲折环绕后回流至第二个孔窍，然后流入池中，直通殿外的石池。奇石屹立，不假雕琢，宛如升龙之状。上面有四个孔窍以通泉脉但常关闭，开启孔窍则水皆涌出，直冲上一丈高，与殿后石龙吐水相呼应。池南又有高数尺的台基，森然排列着异石，种植花卉，枝叶纷披掩映。殿阶前有两块石头，左边如龙飞翔，右边如凤起舞，天然奇巧，宛若生成。起初皇上驾临殿中，召见杨士奇等人，谈论政务很久，于是说：“这里旁边还有一间草舍，是我斋戒的地方，不敢比作古人茅屋不修剪的意思，但大概能不忘节俭吧。你们可以遍观。”于是宦官引导至一小殿，梁栋椽桷都用山木制成而覆盖以草，四面栏杆也是如此，不加砍削。稍西有一条路，迂回进入荆条门，则有河石砌成。河南有小桥，覆盖以草亭，左右又有草亭，也东西相望，宛若台星。枕着桥渡河，其下都是水，游鱼满跃可观。中间有小殿，有东西斋，有轩，作为弹琴读书之所，全部以草覆盖。四周编竹篱，篱下都是蔬菜瓜果之类。观览完毕，皇上临河，命举起网，得到几条鱼。命宦官准备酒食，赐鱼羹。随后召至面前，赐给金帛、绦环、玉钩等物，于是赐宴于东廊，珍奇美味不可胜记。又奉旨令各尽醉而归，此时天已黑。杨士奇赋四言诗九章：曰斋宫，曰圆庭，曰方沼，曰翠渠，曰黛峰， :=灵泉，曰御苑，曰嘉鱼，曰瑞瓜。荣也赋长歌。次日早晨进谢。七年七月，皇上登万岁山，坐广寒殿，召翰林儒臣陪侍，周览京城山川形势。完毕后，皇上以元朝兴替的原因告诫他们，说：“这座山这座宫殿，是顺帝日常宴游的地方，难道不值得感慨吗？”侍臣叩首说：“纣王的遗迹，是周朝的鉴戒。”皇上说：“对。”正统、景泰年间，很少听说此类事。英宗复辟，才与诸大臣同游。天顺四年四月十六日辰刻，皇上驾临南熏殿，召尚书王翱、李贤、马昂，学士彭时、吕原五人入侍。命宦官三人弹琴。皇上说：“琴音平和，足以养性。从前在南宫，自己弹奏一二曲，现在无暇了。所传曲调得自太监李永昌。永昌侍奉先帝，最精于琴，这三个人都不及他。”李贤等回答说：“由此不辍，也可精通了。”于是都叩首说：“愿皇上歌南风之词，以解民愤，幸甚。”皇上起身，每人赐镶鹤顶博带一条，都亲自举起授予五人，都叩首而出。曾观君臣之际，上贵致其礼，下贵尽其诚。若私昵轻慢，流连光景，大概不是圣祖所谓同游之初意吧。

译燕饮赓和

洪武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皇上驾临外朝，召见学士宋濂、侍讲学士危素、侍读学士詹同、侍直学士陈桱、待制王祎、修撰起居注的魏观、吴琳，让他们分列坐在左右。随后命令他们各自进献酒食，并赐封好的酒让他们饮用。皇上多次饮尽杯中的酒，宦官秉承旨意极力劝酒。宋濂多次以不胜酒力为由，坚决推辞酒杯。皇上说：“你只管喝，没有害处。”酒宴结束时，皇上亲自挥毫，作《冬日诗》一章，又在诗前加上小序，命令各位以诗进献。宋濂最先呈上，王祎次之，魏观、吴琳、陈桱、詹同又次之，危素最后。这些诗都以民生疾苦为内容。皇上说：“危素终究是老成持重，他是有怜悯百姓之意吗？”于是大家各自喝得微醉后退下。洪武六年，在宫中开局，编修《大明日历》。十一月十五日，前御史中丞、诚意伯刘基与学士宋濂、詹同侍奉，皇上在乾清宫的便阁宴饮，詹同喝醉后返回。当时缮书监生黄昶在馆中，詹同喜爱他有出众的才华，作诗赠给他，字写得大如酒杯。过了一会儿，奉御传达圣旨，召宋濂等人到右顺门。恰逢皇上乘坐步辇来到，詹同的醉意还未完全消除。皇上对他说：“你醉了吗？”詹同回答说：“臣虽然醉了，还能作诗赠给黄秀才，就是黄昶。”皇上说：“诗在哪里？”詹同回答说：“在史馆中。”皇上回头看宋濂，让他赶快取来。诗呈上后，皇上笑着对宋濂说：“朕就唱和詹同的诗，你应当为朕书写。”宋濂于是接受命令书写。詹同的诗不过是称赞黄昶的才华美好，而皇上所作的诗则一并涉及君臣宴饮的缘故。宋濂回去告诉黄昶，认为这是文坛的盛事。洪武八年八月甲午日，皇上观看水陋尹程的《秋水赋》，认为言辞不符合道义，于是重新作赋，召学士宋濂等人观看，并且命令各自撰写赋进献。宋濂率领同僚撰写完成，到东阁依次呈献，皇上都亲自阅览，又在其中放置品评。随后赐座，命令大官进献天厨奇珍，宦官行酒。酒喝完后，皇上看着宋濂说：“你为什么不饮尽？”宋濂出列跪奏说：“臣蒙受陛下圣慈，赐给醇酒，怎敢不遵从诏令。只是臣年老体衰，恐怕不胜杯酌，心神不能控制气息，或许会违背礼度，无法向上承接宠光罢了。”皇上说：“你姑且试一试。”宋濂就在席上饮酒，将要撤席时，皇上又看着他说：“你应当再饮尽一杯。”宋濂再次起身坚决推辞。皇上说：“一杯酒难道会让人醉吗？”最终让他饮尽。宋濂举杯到嘴边，又退缩了三次。皇上感叹说：“男子汉为什么不慷慨些？”宋濂回答说：“天威近在咫尺，不敢再次冒犯，勉强一吸饮尽。”皇上非常高兴，宋濂脸色变红。顿时觉得精神飘忽，如同行走在浮云中。皇上又感叹说：“你应当自述一首诗，朕也为你作醉歌。”两个奉御捧着黄绫案进上，皇上挥笔如飞，片刻间写成楚辞一章。宋濂已经醉了，下笔歪斜，字不成行列，刚凑成五韵。皇上急忙召他到面前，命令编修朱右重新书写后送给宋濂。于是告诉他说：“你收藏它来展示给子孙，不仅可以看到朕宠爱你，也可以看到一时君臣道合，安乐太平的盛况。”宋濂行五拜礼，叩头谢恩。皇上又命令给事中宋善等人作《醉学士歌》。

宣宗尤其喜欢作诗，刚即位时，起用学士李时勉并任用他。一天驾临文渊阁，赐给各位学士饮酒，叫李时勉对他说：“如果不是朕，你怎能喝到这酒？”李时勉叩头谢恩。另一天侍奉皇上游览东苑，皇上赐给李时勉酒，用皇上所用的金瓯。李时勉叩头推辞说：“臣可以与陛下同饮，不敢与陛下同用器物。”皇上高兴，命令换成银爵。喝醉后，皇上拿出御制诗让他们唱和。宣德六年万寿圣节，皇上御制诗一章，赐给尚书胡濙、蹇义、大学士杨士奇、杨荣，并且说：“朕厚受天命，只有你们四人赞佐辅翼的功劳，赐宴尽情欢乐后罢休。”第二天，杨士奇、杨荣各自奉和睿制进献。又曾经与大学士黄淮在万岁山宴饮，黄淮献诗。另一天在陛下列队辞别，又在太液池宴饮，御制长歌赠给他。这些话在第五卷。唉，虞廷喜起卷阿，游歌的声响很久没有听到了。到了我朝才延续。宴饮是用来显示慈惠的，诗歌是用来表达性情的。在宴饮唱和的时候，真情洋溢，远远超出千古。祖宗兴盛时期，上下之间的交往，有像这样的吗。

召对

祖宗以来，在凡是宴饮闲暇的时候，执政大臣、左右近侍，时常都能接见。自从英宗以年幼即位，这种礼节就废除了，只有大事才传奉召见，问答一两句，就出来，沿袭成为惯例。景帝时蒙蔽尤其严重，等到英宗复辟，才知道其中的缘由，于是亲自裁决章奏，每天与大学士李贤商议。李贤在便殿入奏，旧规每次朝退独自留下，不等待呼召，直接到皇上宴饮闲暇时入见，以承接顾问。然而同僚彭时、吕原常常不能参与。皇上曾经说景泰年间完全不处理政务，有时用人升官，第二天谢恩不知道原因，文武大臣未曾交谈，上下之情如何能通达？李贤说：“自古明君未曾不与大臣相接商量治理天下的道理，所谓接见贤士大夫的时候多，亲近宦官宫妾的时候少。”皇上说：“这样天下岂不

译“治安？”观察英宗的圣明志向，大概是励精图治，但贤臣不能同心协力、共同建功，这是令人遗憾的。李东阳说：“东阳自从乙卯年承乏进入内阁时，孝宗皇帝临朝深沉静默，除了早朝参奏复命、经筵日讲之外，很少见到天颜。凡是拟奏陈说答问之类的事，每次都用本票揭帖，大的则具题本，虽然日积月累，往往不能详尽。弘治十年三月二十二日早饭前，忽然派遣司礼监太监韦泰骑马赶到内阁，急切地呼喊说：‘宣四先生。’询问缘故，回答说：‘不知道。’臣溥、臣健、臣东阳、臣迁急忙穿戴好衣冠到文华殿叩头完毕，皇上说：‘靠近些。’于是直接叩拜御榻，司礼监各位太监都环绕跪在案侧。皇上说：‘看文书。’各位太监取来奏本交给臣溥、臣健，又分别放置朱砚朱笔，授予臣东阳、臣迁几幅纸片。每呈上一本，皇上就说：‘与先生们商量。’臣溥等人看完后共同商议确定批辞，依次陈奏得到允许，就记录在纸上呈进。皇上看完后亲自在奏本上批示，有时更改两三个字，有时删去一两句，都应手快速书写，御笔清秀飘逸，毫无凝滞。有山西巡抚的奏本呈上，皇上看着说：‘这想要提问一位副总兵，该提审吗？’臣溥等人回答说：‘这件事较轻，副总兵恐怕不必提审，只提审都指挥以下三人就可以了。’皇上说：‘对，边疆情势重大，小官也不可不提审。’又有一份礼部的奏本拟批‘一是’二字，皇上说：‘天下事也要看奏本内的具体情况，如果只批‘一是’二字，恐怕会有遗漏。’于是取来奏本阅览，就说：‘这只是须‘一是’二字就够了。’又有一份奏本，臣健上奏说：‘这本事情多，臣等将下去仔细查看拟奏。’皇上说：‘文书还多，都要一一查看，也是闲着，就此商量，岂不好？’都回答说：‘遵命。’皇上指着其余的奏本，对左右说：‘这些都是常规事务，不过让该衙门知道罢了。’于是都叩头退下。皇上又对左右说：‘吃茶。’走出文华门，尚膳监官员捧着茶等候。韦太监高兴地说：‘茶已准备好了。’大概当时是紧急召见，没有预先准备。从天顺到现在四十年，先帝及今上初年，偶尔曾召见内阁，不过一两句而已。这天经筵结束，有此召见，因而得以窥见天子天资的明睿，庙算的周详，圣心的仁厚，有不可测量之处如此。从此平台暖阁渐渐召对，并涉及部院大臣，询问政务，好像想要恢复祖宗旧制。等到孝肃太皇太后去世，议礼考文，时间久则移晷，多则连月，和蔼如家人父子之情。但皇上既然明习国事，天语严密，议论层出不穷，有时累数十句。臣下虽然承蒙造膝之遇，想进献一两句，直到没有间隙可入，或不说完就退下。退下后寻绎所受，也不能全部记住。议论者认为孝宗如果久居天位，不仅奏事之制可以恢复，而且隆平之治也将成就了。”

译召慰

编修杨士奇刚进入内阁，每次奏对时，望见天子的威严，脸上还带着畏惧的神色。明太宗召见他并安慰他说：“我知道你的学问文章，亲自提拔你到这里，你只管尽心效力，不要自己怀疑畏惧。”明英宗复位后，退居文华殿，召见大学士高谷、学士商辂，对他们说：“我在南京时，就知道你们二人没有偏私之心，如今正要用你们，要好好用心办事。”成化四年，出现彗星，言官弹劾内阁大臣商辂等人，商辂于是请求退休。皇帝下旨说：“我任用你们从不怀疑，何必顾虑别人的言论？”甚至责问言官说：“唐太宗任用王珪、魏征，我任用商辂，有什么不可以？”想要加以谴责调离，商辂上奏说：“我曾劝陛下宽容言官，已经承蒙采纳。像修撰罗伦等人又请求召用，现在因为议论我而又责备他们，那公论何在？”皇上认为他说得对，于是释放言官不再追究，并召商辂到御榻前再三安慰勉励。祖宗对待儒臣的礼貌，往往像这样。

召示文翰

太祖皇帝曾经拿出自己创作的诗文给词臣看，太子正字桂彦良就在皇上面前大声朗诵，声音清脆响亮。左右的人惊愕，学士承旨詹同私下告诫他。皇上知道了，对他说：“儒者侍奉君主，应当真诚，不要刻意做作。”又曾经拿出自己写的敕书，让桂彦良指出其中的不当之处，桂彦良接受命令直言无隐，符合皇上的心意。洪武二十年二月甲辰日，《御注尚书·洪范》完成。在此之前，命令儒臣书写《洪范》悬挂在御座右侧，早晚观看，于是亲自为之作注。至此，完成，召赞善刘三吾说：“我观看《洪范》这一篇，是帝王治理国家的根本大道。所以它叙述伦理，确立最高准则，保护万民，顺应四时，成就百谷，本源于天道而验证于人事。箕子向周武王陈述这些，周武王还自谦说‘五帝的道理，我没能做到’。我每每感到警惕，于是疏通其旨意作注，早晚省视阅览。”刘三吾回答说：“陛下留心这本书，上能阐明圣道，下能造福百姓，是为万世开创太平啊。”宣德七年七月，宣宗在闲暇时阅览内库的书画，得到元代赵孟頫所绘的《豳风图》，于是赋长诗一章，召翰林词臣给他们看，说：“《豳诗》是周公陈述后稷、公刘成就王业的缘由，以及处理民事早晚的适宜，用来告诉成王，让他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万世的君主都应当以此为鉴。我喜爱这幅图，为此赋诗，想把它挂在便殿的墙壁上，早晚映入眼帘，有所警戒激励。你们把它写在图的后面。”九年十二月，宣宗退朝后，在文华殿，召少傅杨士奇等人，拿出御书的《洪范》篇及御制序文给他们看，并且告诉他们说：“所论述的如果有不当之处，你们应当直言不讳。”杨士奇等人回答说：“圣明的论述都很恰当，直接得到了古人的精义。”皇上说：“我在宫中，即使寒暑也不废弃书册。”杨士奇等人回答说：“帝王勤奋学习，那么宗庙社稷和百姓就有依靠了。只希望陛下始终保持这颗心。”皇上笑着说：“你们也常常需要直言，我不会因为逆耳而生气。”

翰林记卷六

●钦定四库全书

翰林记卷七

（明）黄佐 撰

议礼上

祖宗时期，凡是国家的礼乐制度，都命令本院的儒臣商议后施行，最终都由皇上裁定。洪武元年二月壬寅日初一，中书省大臣及学士陶安等人进献关于郊社宗庙的议论说：“圜丘、方丘、宗庙、社稷，各自都有沿革。”陶安等人上奏：“天子的大社，必须承受风雨霜露，以通达天地之气；如果是亡国之社，则用房屋覆盖，不承受天阳。现在在坛上建造房屋，不合适。如果祭祀时遇到风雨，就在斋宫遥祭，皇上认为这个意见正确。”又确定宗庙时享的礼仪，陶安与侍讲学士朱升、待制詹同等人上奏：“汉朝以下的庙，都是同堂异室，四季都合祭。现在四座庙单独祭祀，应该仿照古代的制度。”命令春季单独祭祀，其余三季合祭，如同古制。二年三月戊戌日，朱升等人上奏敕令撰写斋戒文：“大祀提前四天戒，三天斋，共七天；中祀提前三天戒，两天斋，共五天。”皇上命令：“凡是祭祀天地社稷宗庙山川等神灵，是为生灵祈福，下令百官一同斋戒；如果是自己有所祈祷，不关乎百姓的，不下令。”八月，确定大祀接受誓戒。九月乙巳日，诏令将司中、司命、司民、司禄以及寿星五神定为中祀，命令翰林院撰写文章。七年六月乙卯日，皇上认为大祀终献结束后才进行分献，在礼仪上不妥当，采纳宋濂、詹同的建议，由皇上进行初献礼，奠玉帛即将结束时，分献官进行初献礼，亚献、中献都如此。八月辛酉日，监察御史答禄与权请求举行禘祭，下交礼部、太常寺、翰林院商议，认为虞、夏、商、周四代世系清楚，其最初所从出的始祖可以推知，所以禘礼可以举行。自从汉朝唐朝以来，世系无法考证，不能明确始祖所从出，当时所谓的禘祭不过是合并已迁出太庙的祖先牌位，排列昭穆次序而祭祀，那是古代的大祫祭，不是禘祭。宋神宗曾经说：“禘祭祖先所从出的始祖，如果不知道祖先所从出的始祖，禘礼就不能举行。”现在国家已经追尊四庙，而始祖所从出的还没有考证，那么对于禘祭的礼仪似乎难以立即举行，皇上认为这个意见正确。八年十一月乙丑日，诏令翰林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