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林记卷十二

译由官员掌管。又有秘书省、崇文馆，重视程度如此。圣祖刚平定天下，就派遣使者寻求遗书。建国初期四库的书籍，大多收藏在文华堂，该堂在宫禁之中，距离奉天门下百步，皇帝曾亲临视察。洪武三年三月庚子日，设置秘书监，官阶为正六品，先任命监丞一员，直长二员。洪武十三年七月癸巳日，因为内府书籍已有本院典籍掌管，于是废除秘书监。典籍张敏行掌管书籍，太监传达旨意索取书籍，就打开锁钥呈上，时常得以在闲暇时进见。圣祖考察古制、崇尚文治，勤勉到如此地步。大概废除掌管书籍的官员，将职权合并到翰林院，实际上是从这时开始的。如今内阁史馆，凡是皇帝撰写的文字、御笔、历代皇帝的实录以及玉牒副本、经史子集、类书之类，都收藏在这里。永乐四年四月，皇帝在视朝之余，常在便殿阅览书史，有时召见翰林儒臣讲论。曾询问文渊阁的经史子集是否完备，学士解缙回答说：“经史大致完备，子集尚多缺失。”皇帝说：“士人家里稍微有些余财，都想积累书籍，何况朝廷可以缺失吗？”于是召见礼部尚书郑赐，命令他挑选通晓典籍的人四处购求遗书，并且说：“书籍不可计较价格，只要他们愿意给多少就给多少，或许奇书就能得到。”又看着解缙等人说：“置办书籍不难，必须经常阅览才有益处。凡人积累金玉，也是想留给子孙，金玉的利益有限，书籍的利益哪有穷尽呢？”永乐十六年，派遣修撰陈循前往南京提取本阁所贮存的古今一切书籍，从一部到百部以上各取一部运往北方，其余全部封存标记收贮。大概两京都有储备书籍。永乐十九年四月庚子日夜，奉天、华盖、谨身殿发生火灾，火势猛烈，而奉天门东厢房紧挨着秘阁，学士杨荣奋身直入，指挥三百名武士，将御书图籍以及历年制作的敕书文书搬运到东华门河边。第二天皇帝召见并告诫他说：“昨夜火灾发生在眼前的人有几位，你能收拾御书图籍，不避艰难危险，可以说很难了。”于是褒奖赏赐他。这时书籍混杂无序，典籍周翰整理混乱，经过两年多才恢复原状。如今馆阁的书目大概是永乐年间确定的。自正统以前，凡是在本院任职的官员，每次朝退就进入阁中，检阅未曾见过的书籍。大概馆阁没有政务，以讨论考校为职业，所以得以纵观宫中秘藏，而受命进学的官员也参与其中。景泰年间，编修周洪谟等人尤其出入自由，开始被内阁锁闭。弘治五年五月，大学士丘浚请求访求遗书，说太祖在丙午年已经寻求遗书，既平定元都，得到其馆阁秘藏，又广泛在民间购买，没收罪臣的藏书，一时之间，储备积累不少于前代。然而收藏众多，不免杂乱，经历年久，不免鼠虫蛀蚀，经管人员众多，不免散失。如今因为内阁储书有柜，书目有簿，都可以查考，请求敕令内阁酌情安排学士以及讲读以下官员督同典籍，拨给吏典、班匠等人，将书目校雠有无全缺，分为经史子集四类及杂书、类书二类，开具奏报，仍然刻上考校年月，委派官员名衔标识在卷末立案存照。又敕令两京内外大臣会同南京礼部本院官员查盘永乐中原留南京内府书籍有无全缺，具数奏知。对于两京书籍，令两京国子监誊写，各自让两监收藏以防遗失。国家采辑佛道书作为藏经，用文梓雕刻，用文绫装饰，遍赐天下寺观，储存在髹红函匮中，载在金碧轮藏上。何况这些书籍乃是帝王传心的要道，经世的大典，礼乐刑政制度文为之所具备，怎么可以吝惜小费而不做长久之计呢。请求敕令内阁将书目交给礼部抄誊，分送直隶十三布政司，督促提学宪臣用心设法访求抄写送京，以补充未备的。仍然在内阁近便之处另建重楼一所，专用砖石累砌，如同民间所谓的土库，令内阁书办中书等官在闲暇时抄誊累朝实录各一部，盛在铜匮中放在楼上层。凡是内府衙门收藏的国家大事文书如玉牒之类都附在其中。制敕房一应文书如诏册制诰敕书等项，以及检行礼仪注应制诗文等项底本，前朝遺文旧事等项杂录，也各抄一部，盛在铁匮中贮存。在楼下层，凡是内府衙门所藏文书，可供日后纂修一代全史之用的，如永乐以前文武官贴黄之类，都附在其中。如果没有防灾备急的器具，一旦散失，后来的史官无所凭据，往往在草泽中寻求，在传闻中访求，简牍无稽，真伪莫辨，不仅大功异政不得记载，而明君良臣被人诬捏的，也有这样的情况。至于列圣实录及圣祖御制等书，请求依照洪武六年纂集日历作为宝训事例，勒成一书，颁行天下。这样则祖宗的功德在万世永传信而无疑，国家的典章垂百王递沿袭而有本，所谓金匮石室，难道只是虚文吗？奉圣旨，太祖御制书籍着翰林院官员清点数目收贮，南京书籍查照目录开写缺少的，着守备同南京礼部

译翰林院点检送来，天下遗书礼部行文南北直隶十三布政司访求其余，然而，是时有司不能如命，遂因循至今，正德中为人盗窃，残缺日甚，论道讲尚何所资耶？言之可为拊膺不无有望于今日也。

译开局纂修事的开端

建国之初，召集群儒臣僚执笔，以确立统治天下的制度，分设三个局来总领其事。一是律局，用来制定法律条令，凡是熟悉旧朝宪章典制的官员都在其中任职。二是礼局，用来考究礼仪制度，凡是通晓古代制度的资深儒者都在其中任职。三是诰局，用来撰写诏命文书，凡是才华出众、擅长文辞的人都在其中任职。这就是开局纂修的开始。汪克宽说：“洪武元年，朝廷命令中书省、翰林院、太常寺率领众儒臣拟定三礼，第二年再次命令集议礼乐，第三年广泛征召在野的道德文章之士，分设各局共同订正，指的正是这件事。”后来纂修国史，每次分为十馆，以均衡六局人数的多寡。六局分别是：一是吏局，用来考究人才的进退；二是户局，用来衡量地利的盈缩；三是礼局，用来考证礼仪的沿革；四是兵局，用来记载军政的优劣；五是刑局，用来书写刑罚的宽严；六是工局，用来审查力役的纠偏与缓急。这都是依据六官的职掌来设立的。十馆所修撰的内容如果不能统一，就由总勘官进行校勘；如果是修撰其他书籍，则不一定完全如此。大概自从废除起居注之后，本院的职责专门负责文史，遇到需要纂修时，随即设立馆舍席位，提供笔墨纸砚，只遵循长官制定的凡例，逐事呈上稿件，删改完全听从命令。其中即使有自己的见解，也不敢完全使用自己的意思。因为官局修书，自古以来都是这样的。

监修

洪武二年二月丙寅初一，敕令修撰《元史》，以中书左丞相宣国公李善长担任监修，不参与具体的史事。三十五年十一月己未，重修《太祖高皇帝实录》，敕令太子太师曹国公李景隆担任监修都总裁官，太子少保兼兵部尚书、忠勤伯茹瑺担任副监修官。永乐九年十月，再次重修，敕令户部尚书夏原吉、太子少保姚广孝担任监修，还没来得及完成姚广孝就去世了，夏原吉独自专管此事。洪熙元年五月庚午初一，敕令修撰《太宗皇帝实录》。闰七月甲辰，敕令修撰《仁宗皇帝实录》，都以太师英国公张辅、少师兼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蹇义、少保兼太子少傅、户部尚书夏原吉担任监修。自从永乐年间以来，监修多参与执笔，与建国之初不同。宣德十年九月庚午，敕令修撰《宣宗皇帝实录》，只用张辅担任监修，这才恢复不参与执笔的做法。监修《英宗皇帝实录》的是会昌侯孙继宗；监修《宪宗皇帝实录》的是英国公张懋；监修《孝宗皇帝实录》的也是张懋。如果是修撰其他书籍，则很少设置监修。只有永乐元年七月修撰《永乐大典》时，以太子少师荣国公姚广孝、礼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郑赐担任监修，刑部左侍郎刘季箎担任副监修。其余的不能全部考证。

总裁

建国之初修撰《元史》，以前起居注宋濂、漳州通判王袆担任总裁。不久，宋濂晋升为学士，王袆拜为待制。三年二月乙丑，续修《元史》，仍然由他们担任总裁。《太祖皇帝实录》的总裁，起初是礼部左侍郎兼学士董伦与侍讲方希直指，重修时是李景隆与侍读解缙，再重修时则是文渊阁大学士兼左春坊大学士胡广，学士兼右庶子杨荣，祭酒兼侍讲胡俨。《太宗》、《仁宗》两朝实录的总裁是少傅兵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杨溥、太子少傅工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陈山、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林聪、户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夏原吉、礼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蹇义、太常寺卿兼学士杨溥。从此，修史的权力开始完全归于馆阁。《宣宗皇帝实录》的总裁是少傅工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杨溥、行在礼部尚书兼学士杨溥；总裁兼纂修是少詹事兼侍读王直、少詹事兼讲学士王英。总裁兼纂修，此前是没有的。《英宗皇帝实录》的总裁是少保吏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李贤，礼部尚书兼学士陈文，兵部尚书兼学士彭时。副总裁是礼部右侍郎李绍，太常寺少卿兼侍读学士刘定之，吴节。副总裁大概是从这时开始的。李绍虽然是侍郎，但他出身于翰林院，所以参与其中。《宪宗皇帝实录》的总裁是少傅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刘吉，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徐溥，礼部右侍郎兼学士刘健。副总裁是礼部尚书丘濬，詹事兼侍讲学士汪谐。《孝宗皇帝实录》的总裁是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李东阳，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焦芳，户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杨廷和。副总裁是吏部左侍郎兼学士梁储。如果是纂修日历，只有洪武年间有。总裁是学士承旨兼吏部尚书詹同，侍读学士宋濂。圣祖所修的各种书大多不能考证，唯独太宗时期《永乐大典》分设各局都有总裁。学士解缙，修撰吴溥，检讨王洪，礼部郎中邹济，布衣陈济等人，都得以担任，大概有十多人。这是因为门类繁多而事实繁杂的缘故。《大明一统志》的总裁是吏部尚书兼学士李贤，太常寺少卿彭时，学士吕原；副总裁是学士林文，刘定之，侍读学士钱溥。

译《大明会典》的总裁官是大学士李东阳、焦芳、杨廷和；副总裁官是学士梁储。至于《四书》《五经》《性理大全》以及《宋元资治通鉴纲目》等书籍，大多不设置总裁官，只任用纂修官。

译编纂修撰

明朝初年编纂修撰史书，都选用山林隐逸之士。洪武年间《日历》的编纂者，都是儒士职官，只有员外郎吴伯宗一人。戊寅年奉诏修撰《太祖皇帝实录》，可查考的编纂者有：侍读学士兼太常寺少卿高逊志、太常寺少卿廖升、都察院左佥都御史程本立、礼部郎中夏止善、修撰李贯、编修吴溥、杨子荣、刘观、检讨陈性善、侍书刘彦铭、史官高让、吴勤、赵友士、端孝思、张秉彝、唐畔耕、国子博士王缙、佥事胡子昭、知县叶惠仲、儒士杨士奇等人。永乐初年重修《太祖实录》，编纂者为学士礼部尚书李至刚、侍读胡靖、曾日章、王灌、胡俨、侍讲邹缉、杨荣、金幼孜、杨士奇、修撰李贯、编修吴溥、郑好义、检讨王洪、博士张伯颕、王汝玉、典籍沈度、潘畿、待诏王延龄、给事中朱纮、吏部郎中徐旭、礼部郎中胡远、太常寺博士钱仲益、国子助教王达、博士金玉铉、行人蒋骥、晋王府伴读苏伯厚、佥事李宜、叶砥、知府刘辰、靖江府教授张显、楚王府教授吴勤、知府邹济、知县杨觏、梁潜、王褒、沈瑜、赵委、通唐云、教谕解荣、刘宗平、训导富贵、清罗师、程儒士端礼、王孟易、朱逢吉、莫士安。凡是外官和生员儒士参与此事的，都是由本院官员举荐。等到再次重修时，编纂者为学士兼谕德金幼孜、杨士奇、侍讲学士曾棨、侍读兼赞善梁潜、侍讲王英、修撰罗汝敬、刑部主事李时勉、陈敬宗。太宗、仁宗两朝《实录》的编纂官员，为左春坊大学士兼侍读学士曾棨、右春坊大学士兼侍讲学士王英、右春坊右庶子兼侍读王直、左春坊左谕德兼侍读周述、侍读李时勉、钱习礼、侍讲余学夔、陈循、蔺从善、蒋骥、修撰苗衷、曾鹤龄、张洪、刘永清、编修周叙、孙曰恭、杨敬、检讨周翰、王雅、杨翥、五经博士陈继、户部主事陈中、四川道御史陈叔刚、福建右参议潘文奎、知县万节、教授丘锡、教谕梁萼。大概从此以后不再使用儒士了。宣宗皇帝《实录》的编纂官员，为侍读学士李时勉、钱习礼、侍讲学士陈循、洗马蔺从善、侍读苗衷、曾鹤龄、马愉、侍讲高谷、胡穜、邢宽、修撰周叙、尹凤岐、孙曰恭、习嘉言、陈询、陈叔刚、曹鼐、仪铭、王一宁、杜宁、储懋、编修杨翥、董璘、杨寿夫、林文钟、户部主事刘玹、洪玙、刘球，以及评事张益、御史邵宏誉。英宗皇帝《实录》的编纂官员为学士柯潜、万安、侍讲学士李泰、太常寺少卿兼侍读孙贤、刘珝、左谕德黎淳、右谕德童缘、刘宣、侍讲江朝宗、杨守陈、修撰王一夔、彭教、编修尹直、徐琼、陈秉中、李永通、郑环、刘健、汪谐、张元祯、吴钺、罗璟、检讨耿裕、周经，编纂兼校正官员为侍读刘吉、陈鉴、侍讲丘浚、编修彭华，大概从此专门使用本院及詹事府官员，而编纂兼校正一职始见于此。宪宗皇帝《实录》的编纂官员为太常寺少卿兼侍读傅瀚、少詹事兼侍读费訚、左庶子兼侍读谢迁、右庶子兼侍讲陆简、侍读曾彦、杨守址、侍讲刘戬、王鏊、杨杰、梁储、左赞善张元祯、修撰刘机、武卫张芮、编修刘忠、邓焱、黄珣、张天瑞、刘春、涂瑞、检讨杨时畅，编纂兼校正官员为南京国子监祭酒李杰、左庶子兼侍讲学士李东阳、左庶子兼侍读吴宽、右庶子兼侍讲董越，编纂兼参对官员为修撰杨廷和、编修江澜，编纂兼参对一职也始见于此。孝宗皇帝《实录》的编纂官员为侍读毛纪、傅珪、朱希周、侍讲丰熙、沈焘、吴一鹏、修撰顾鼎臣、编修王俊、李廷相、温仁和、李时、滕霄、何瑭、董玘、检讨汪伟、王九思、潘辰，至于修撰其他书籍的不能全部记载，大致成化以后编纂都纯粹使用本院官员，而《永乐大典》、《四书五经》、《性理大全》、《寰宇通志》，庶吉士也得以参与。

催促编纂

洪武年间《日历》设立催促编纂官，由侍讲学士乐韶凤担任。永乐初年，重修《太祖实录》，催促编纂兼誊写，由礼部主事陆颙担任。瑞端孝思开始不使用本院官员。宣德初年，太宗、仁宗两朝《实录》，沿袭此制，以礼部主事张习为催促编纂官。宣宗《实录》则又不同，编修萧镃、赖世龙、吴节、徐珵，检讨李绍、王若玉、姜洪、何宣，主事潘勤、正字沈寅，都担任稽考参对，并兼任催促编纂官。英宗《实录》，以编修李东阳、倪岳、谢铎

译陈音、程敏政，检讨吴希贤，吏都验封司员外郎韩定，中书舍人马�、焦�、李溥，都担任催纂官。宪宗《实录》，以吏部员外郎季通、中书舍入胡清担任催纂官。大概从这时开始专门任用制敕房、诰敕房的官员了。

译稽考参对

查考比对太宗、仁宗两朝的实录，由修撰邢宽、蒋礼、胡穉，编修陈询、刘矩、裴纶、梁𫍣，孔目沈寅担任，这大概是纂修工作的次序。然而邢宽是永乐甲辰科进士第一名，梁𫍣次之，孙曰恭又次之。邢宽、梁𫍣同为稽考参对，而孙曰恭却得以担任纂修，此类情况最多，有令人无法理解的地方。宣宗实录的稽考参对与催纂合并为一项事务，英宗实录沿袭此制，只以催纂为名。宪宗实录由纂修官兼任校正，或兼任参对。孝宗实录的稽考参对官，是修撰吕柟，编修崔铣、湛若水翟銮、徐缙、景旸，以及检讨段炅、易舒、诰穆、孔辉、张邦奇、焦黄中、胡缵宗。大概到这时才重新专门设立此职，其赏赐规格与催纂官相同。

誊写

洪武年间修撰《日历》，誊写工作使用举人、监生。永乐初年重修太祖实录，由催纂官兼任誊写官，其誊写人员使用监生、生员、儒士，共二十五人。太宗、仁宗两朝实录，将誊写改为誊录，使用检讨许彬、连智、马信、周等四人，中书舍人萧湘等十八人郎中、员外郎、主事、寺副等官员程云南等九人，儒士、生员各一人，共三十三人。宣宗实录，设有誊录正副本官，使用郎中、员外郎、主事、寺正评事、侍书、冠带秀才、监生生员、秀才，共二十九人。又有誊稿官，包括修撰黄裳、编修许彬、周，中允蒋礼、郎中何贤、夏，寺副石庆、姚本、温良。英宗实录，誊录官有太仆寺卿余濂、山东左参议林章、礼部郎中谦等，中书舍人凌晖等，还有鸿胪寺主簿王佑、白真，序班毛显，本院译字官胡清、徐德、王臣凌远，以及监生、生员、秀才之类，共三十五人。官员虽然不同，大抵都是制敕、诰敕二房办事的人员。宪宗实录也如此，从太常寺卿林章等，到监生许鉴等，共三十四人。孝宗实录，誊录官有太常寺少卿沈冬魁等，到秀才张保等，共三十六人。

收掌一应文籍

太宗、仁宗两朝《实录》，收掌各类文书典籍的是检讨胡让、典籍李锡、牛麟、张。宣宗《实录》则是修撰胡让、寺副陈纪、中书舍靳通。英宗《实录》则是光禄寺署丞冀舞、鸿胪寺簿高鉴。宪宗《实录》则是鸿胪寺主簿靳瑭、本院孔张翰。自催纂以下，若修撰其他书籍，大多无法查考，暂且空缺以待后续记载。

翰林记卷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

翰林记卷十三

（明）黄佐 撰

修撰《日历》《宝训》

圣祖（太祖）时设置起居注，后来只专门在本院设置。史官常告诫学士詹同等说：“国史贵在直书是非善恶。从前唐太宗观看史书，命令直书建成之事，他的心意是想以天下为公。我平日的言行可以记录其是非善恶，你们都应当明白地直书，不要隐讳，希望使后世观看时不失去真实情况。”洪武六年七月壬寅日，学士承旨兼吏部尚书詹同等进言：“自从陛下起兵渡江以来，征讨平定的功绩，礼乐治道的详情，虽然有记载但未成书，请求编撰《日历》藏于金匮，传给后世。”皇上听从了他们的请求。八月甲申日，皇上驾临东黄阁，命令詹同与侍讲学士宋濂为总裁官，侍读学士乐韶凤为催纂官，员外郎吴伯宗，儒士朱右、赵埙、朱廉、徐一夔、孙作、徐尊生共同纂修，乡贡进士黄昶、国子监生陈益旸等负责誊写。九月四日在西华门内开设局所，按年份分纂辑录。每天轮流安排宦官守门，高级官员进献膳食，此事非常严格且秘密。詹同等人天刚亮就进入，直到日落才出来，又在词林会宿，担心有泄露，不敢不谨慎。十二月提拔赵埙、朱廉为编修，朱廉担任太平府教授。徐一夔等人因病请求回家，皇上准许。七年五月丙寅初一，《大明日历》修成，从陛下在泗州、濠州起兵到即位六年癸丑年冬天十二月，凡是征伐的次序、礼乐的沿革、行政的措施、群臣的功过、四夷朝贡之类，无不详细记载，合计一百卷。詹同等率领众儒生进献，命令藏于金匮，副本藏于秘书监。詹同与朱廉又对皇上说：“《日历》藏于天府，人们想观看却不可得，臣请求依照唐太宗《贞观政要》分类重新编撰圣政为书，以传遍天下后世。”皇上听从了。于是分为四十类，从敬天到制蛮夷，整理为五卷，总共四万五千五百多字，命名为《皇明宝训》。从此以后，凡有圣政，史官记录后，随类别增入。按：永乐以后《日历》的修撰遂废，学士王直在馆阁私下记述及纂修太宗实录，辑录为《宝训》。然而列圣以来所谓的实录宝训，大都出于继位之后，旁搜泛索，大概有不得其真的情况了。詹同、宋濂所言足以作为成法，如果能使史馆载笔之臣每日从事编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