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林记卷十九

译中，跟着他走。侍讲高榖年老体胖，不能弯腰捡拾，同僚代为捡拾给他。皇上望见后以此为笑。英宗复辟，听说时勉的事，觉得不合礼制，于是罢免不再实行，世人因此更加认为时勉贤德。天顺初年，编修杨守陈奉旨在内侍监授徒，推辞不被允许。后来所教的中人大多显贵受宠，凡是参与教学的大都借此进身，唯独杨守陈淡泊而没有丝毫凭借。有人想出力举荐他，他就推辞说：“我是寡妇，守节三十年了，难道到老要改变志向吗？”士大夫们往往传诵他的话。大概在内侍监授徒，始于陈山、张瑛，后来有检讨钱溥，于是成为惯例。钱溥多次升迁至侍讲学士，因泄露宫中言语，被贬为知县。后来竟有人援引他起复，官至南京吏部尚书，而杨守陈最终没有显达。学士吕原在内阁，忠国公石亨和宦官吉祥掌权，每当互相看待时就说：“我们应当为先生换穿绯色官服。”多次这样说，吕原依然如故。修撰岳正与吕原共同向皇上列举吉祥的罪状，尚未发作，石亨等人察觉了，于是共同摘取岳正与吕原起草的承天门诏书中的语句，以激怒皇上。皇上驾临便殿，召见近臣厉声说：“岳正欺罔竟敢如此，吕原一向谨慎忠厚，为何帮助他？”退朝后，人们为他担忧。吕原说：“死生由天决定，害怕什么？”岳正被贬离去。吕原得以幸免，但官职最终没有升迁，而死去了。这时朝中士人多依附石亨等人，庶子童缘不去拜见，世人因此称赞他。成化年间，司礼监太监黄赐母亲去世，各省寺监院没有不吊唁祭祀的，唯独翰林院没有前往。一天，侍讲徐琼对众人说：“时势如此，难道能不前往吗？”众人有的应答有的沉默。侍讲陈音奋然愤怒地说：“堂堂翰林，相继拜在内臣门前，天下人将怎么说？文人的尊严将怎么说？”言辞气愤激昂，声泪俱下。于是进言的人大为沮丧，事情于是停止。汪直在西厂时，气势显赫，出没如同鬼神。一天，有校尉突然闯入兵部郎中杨仕伟家，逮捕捆绑杨仕伟，拷打连及其妻属。众人不敢冒犯，陈音是他的邻居，登上墙头呵斥他说：“你是什么人，敢这样？不怕国法。”那人说：“你是什么人，敢这样？不怕西厂。”陈音说：“你想知道吗？我是翰林侍讲陈音。”听到的人为之缩颈畏惧。刘瑾煽动暴虐时，众翰林多不向他屈服。掌院者久不升迁，当时有一首“青学”的民谣。不久焦芳等人依附刘瑾加以排挤，于是官位高的左迁南京讲读，以下的都外补。一时气节殷殷有声望的人最多，不能全部记载。

译显达与隐退自有其时

《可斋杂记》记载：天顺元年，徐有贞、李贤被罢黜，那些掌握权势、受宠信的人对别人说：“我想推荐彭时进入内阁，因为未曾与他相识，所以未能实现。”那人传话给彭时说：“你可以去见他一次，他一定会高兴。”我回答说：“向来不习惯去拜见别人。”有与我交好的人说：“现在有人拿着厚重的贿赂求见，尚且不能得到，你空手去见一次，有什么妨害？”我说：“承蒙厚爱，但坚决不能去。”去年当各位权贵合谋时，有一位边司历官三次到我家邀请我避祸，我不敢见他。萧郎中萧聪又对我说：“他是有权力的人，让他来举荐你进用的机会就在这里，现在不见，以后会后悔。”我说：“我本来没有其他奢望，有什么可后悔的？”等到进入内阁的任命下达，才知道显达与隐退自有其时，绝不是人的谋划所能左右的。这是彭时的自述。所谓拿着厚重贿赂求见的人，当时士人的风气大概可以想见。

祸福自有天命

洪武壬午年，宫廷内乱平定。翰林院编修尹昌隆名列奸党，见到明成祖叩头说：“臣曾经上书建文帝，说应当退位。皇上得到草稿，释放了我。后来因事获罪下狱而死。”明成祖有一天在宫中，拿着建文帝时期群臣所上的千余封奏章，阅览其中一二有冒犯内容的，命令侍读解缙等人编阅。涉及军马钱粮数目的则保留，其余有冒犯内容的全部焚毁。随后从容问解缙等人说：“你们应该都有这类奏章。”众人叩头没有回答。修撰李贯进言说：“臣确实没有。”皇上说：“你是以独自没有为美吗？吃着国家的俸禄，就要想着承担相应的责任。在国家危急之际，作为近侍难道可以一言不发吗？朕不是厌恶那些对建文帝尽心的人，只是厌恶诱导建文帝破坏祖宗法度、扰乱政治纲纪的人。你们以前侍奉建文帝就忠于他，现在侍奉朕就忠于朕，正不必刻意掩饰。”后来李贯也因罪而死。唉！李贯与尹昌隆的死，与黄观、王叔英的死相比，究竟如何呢？祸福的到来，不是人所能趋避的，君子也只是践行道义以顺从天命罢了。

同僚间的交谊

华盛说正统年间，名臣号称三杨二王，杨溥被称为西杨，杨荣被称为东杨，大概因为姓氏相同，所以用居住的地向来区分。杨溥出身江西，而杨士奇郡望常写“南”，于是就用“南杨”来称呼杨士奇。东王是王鏊（抑庵），西王是王琼（泉坡），大概也是这样。杨溥与杨士奇交情最厚，曾说：“交往时间久，了解深入的人，我们两人大概可以无愧吧。”杨士奇撰写杨溥的神道碑，说：“我自从出仕，与公交往，在馆阁议事，彼此不能没有分歧，退下来后依然欢乐如初。”王鏊从内阁出任礼部侍郎，是杨溥的意思，杨荣曾经非常惋惜。然而王鏊为杨溥作本传，极力称扬。又说：“山东参政孙子良，与同年庶吉士杨交游极厚，杨担任主事时，因谷王府案牵连而死，孙子良害怕不敢去吊唁，因此被东里杨公所轻视。”右都御史耿九畴，起初因石氏案件被外放，后来牵连到他的儿子检讨耿裕，外面的流言蜚语仍然纷纷不断。耿裕在整理行装期间，谢绝亲友，不是至亲也不敢进门，只有孙状元孙贤每天来一次。耿裕认为彼此无益，谢绝了他，孙贤说：“谁没有朋友？唉，这就是他成为状元的原因。”又说：“刘詹事刘铉在家，忽然报告说云髙先生派人来，说有保荐了。刘铉整天不高兴，说：‘你自己保荐，与我何干？髙世用也做这种事吗？’大概髙世用与刘铉交情最厚，因为有旨意即将入宫谢恩，想让刘铉知道，大概是出于无心，而他的言语如此，那么他的为人就可以知道了。”看这几件事，前辈同僚间的交谊，都可以作为学习的榜样。

师生间的礼节

座主（科举主考官）的道义，自从科举制度建立以来就有。大概凡是出自其门下的学生，有的登堂拜见，有的分屏而坐，与路人不同。后来发展到极端，甚至到了徇私忘公的地步。所以宋朝初年，曾经革除这种弊端，大概是矫枉过正。本朝设立科举，士子对座主行师礼，所谓士人向知己伸张道义，也是礼节所应当的。大学士杨溥，乡试中选为首名，当时胡俨参与主持文衡，在批阅刊印的文章时写道：“立于玉阶三寸之地，必定能像董仲舒那样发表正直的言论，而不效法公孙弘的阿谀曲从。”人们认为胡俨有知人之明。后来胡俨担任祭酒，杨溥已在禁中，地位更高，终身执门生礼，胡俨也不推辞。人们都推崇这两个人。

写信规劝告诫

洪武末年，侍讲方希直被召见，当时修撰王叔英给他写信，大略说：天下的事情，本来有在古代实行而在今天也可以实行的，也有在古代实行而在今天难以实行的。像夏朝的历法、周朝的冠冕之类，这是在古代实行而在今天也可以实行的。像井田制、分封制之类，这是在古代可行而在今天难以实行的。可以实行的就实行，那么人们跟随就容易；难以实行的却坚决实行，那么人们跟随就困难。跟随容易，那么百姓就乐于得到利益；跟随困难，那么百姓就遭受祸患。这是君子在世上做事，所贵在能顺应时势采取适宜措施的原因。意思大概是讽谏方希直拘泥古法。等到方希直掌权，颇推崇《周礼》，于是政事不能没有变更。有人说废除北方学校以实行井田制，确实出自方希直。王叔英的话更加验证。正统初年，君臣之间情感阻隔不通，静慈太后名号未正之类，议论者认为责任有所归属。等到

译到了土木堡之变，尚书王直在朝中，身为元老的同僚。学士周叙写信给他，信中说：“我们吉安贤才辈出，那些为世道所倚重的，我在永乐、宣德年间曾仰慕东里先生。然而考察他的举措，探究他的本意，士大夫的公论是无法掩盖的。如今处理大事、挽救大难，关键在于任用君子、疏远小人罢了。因为小人容易进用却难以退斥，君子没有不被他们排挤的。现在某公、某公都是君子，同朝的人应当倾尽全力倚重他们。那些在远方或在家中的，应当立即派驿马召他们前来。凡是内外防范细微之患的政事，应当与三四个君子根据他们提出的建议，不动声色地逐渐处理，这样就可以了。这难道不是谨慎开端、抓住关键的一个契机吗？当初三杨辅政之初，是一个契机，如果不深思熟虑，亲身承担责任，只是表面收敛而暗中施为，掩人耳目，虽然说是为了自保，实际上是误国，所以导致了今年七月的祸患。此时先生与各位君子辅政之初，又是一个契机，应当以覆辙为鉴，为宗庙社稷和百姓做长远的谋划，开创天下后世的太平治世。如果现在不图谋，恐怕日后后悔也来不及了。周叙所说的长远谋划，大概就是他建议的谨慎细微、逐渐处理这几件事。后来也没有被采纳。景泰初年，迎接太上皇不合礼制，写信责备内阁的，竟然出自武官陈循等人，他们极力主张改立太子，馆阁官员互相看着，不敢说话。唉！接受善言、尽忠告，确实也是难事啊！古语说：‘臣子能接受劝谏，就可以劝谏君主了。’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译门第

馆阁中门第最显赫的，是曾鹤龄考中进士第一名，他的儿子曾蒙简考中进士第二甲第一名，曾蒙简的儿子曾追考中进士第二名，三代都传胪（殿试唱名）。大学士谢迁以解元考中进士第一名，他的儿子谢丕也以解元考中进士第三名，会试都是魁首。伦文叙以会元考中进士第一名，他的儿子伦以训也以会元考中进士第二名，他们的科举功名尤为显耀。洪武年间，唐肃的儿子唐愚士；永乐年间，仪智的儿子仪铭，裴琏的儿子裴纶；正统以后，商辂的儿子商良臣，倪谦的儿子倪岳，杨鼎的儿子杨时畅，父子都官居翰林。如今大学士杨廷和的儿子杨慎是状元，更是东阁郎君中极少见的。兄弟都官居翰林的，永乐年间有王汝玉、王琏、周述、周孟以及沈度、沈粲；天顺、成化年间，有杨守陈、杨守址；弘治、正德年间，则有汪俊、汪伟佃。如今大学士费宏的堂弟费寀，堂侄费懋中，都官居翰林。像大学士彭时、彭华，对于编修彭琉来说是堂侄，彭时以状元，彭华以会元，先后入阁，世间有大小彭之称。虽然他们是较远的堂兄弟，但也是衣冠世家的美事。

文运

建国初期，学士宋濂、太史令刘基、待制王祎都凭借文章冠绝天下。这三个人，都是浙江人。同时代的人有胡翰、苏伯衡、张孟兼等人；后辈中有方希直、王叔英等人，也都是浙江人。宋濂的儿子宋璲、刘基的儿子刘琏、王祎的儿子王绅，也都擅长文章，但都没有通过科举入仕。丘浚说：“本朝文运兴盛于江西，开国第四年，策问士人以文章就得到了金溪的伦魁。又过了十多年才确定现在的制度，会试天下士人，赫然举首的是分宜人。永乐甲申年，选拔庶吉士在中秘读书，以对应二十八宿，其中十二人出自江西，而官居翰林的有七人。宣德甲寅年，合并丁未、庚戌、癸丑三科选拔，也像甲申年那样，出自江西的七人，留在翰林的四人。奉命教导他们的，先前是吉水解公大绅，后来是西昌王公行俭，这又都是江西人。当时有‘翰林多吉安’的谣谚，前三名的进士，有时纯粹出自江西的，凡数科，间或也有连续出自福建的，士人议论有人认为杨士奇、杨荣互相结党，难道是这样吗？杨士奇曾说：‘宣德五年春，翰林进呈两朝实录，赐宴赏赐，已经敕令吏部进呈纂修以下官员侍讲，余学夔不等待吏部覆奏，不跟相知的人商量，就入疏自陈年老有病请求退休，皇上批准了，竟然不加官就离开了。’杨士奇与余学夔交往超过三十年，同在京师二十五六年，他为人通晓经术博古，负有直气，遇事侃侃而谈径直发表意见，不肯苟且阿谀逢迎。当时江西士风如此，不仅仅是文运兴盛而已，说他们结党，大概是私下的言论。

文体三变

建国初期刘基、宋濂在馆阁，文字以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为宗，与方希直都称为名家。永乐年间，杨士奇独尊欧阳修，而气势或许不及，一时纷纷跟随他。到了李东阳、程敏政时达到鼎盛。成化年间，学士王鏊以《左传》的体裁倡导，弘治末年修撰康海等人以先秦两汉倡导，稍有附和者，文体大概至此三次变化了。至于诗歌，名家仍然很少。建国初期的诗人出生在胜国乱离之时，没有仕进之路，一心寄情于诗，多有可观之处。如编修高启，大概接近古作。其后科举兴起而诗道大废，作者都是不得已应人之求，岂止缺少天趣，而学力也不及了。大学士李贤曾经议论想在科举考试中增添诗赋，以求博雅之士，正是为此。弘治检讨陈献章庄永养高山林，以诗闻名，称为陈庄体，被世人宗仰。李东阳极力改变它。到正德初年，有李梦阳、何景明等人追迹汉魏，世人也很崇尚。然而李东阳论诗很精辟，他说：“诗与文各有体裁，而常弊于不能相通。文言之成章，而诗又其成声。文章的作用，贵在纪述、铺叙、发挥而藻饰、操纵、开启闭合，惟所欲为，而必有一定准则。若诗歌咏叹、流通、动荡的作用，则在于声，而高低长短的节拍，也截然不可混乱。虽然律与度未尝不通，而规其制则判而不合。等到考得失、施劝戒，用于天下，则各有适宜，而不可偏废。古代的六经，《易》、《书》、《春秋》《礼》、《乐》都是文，只有《风》、《雅》、《颂》称为诗。现在它们的体裁固然还在，学者可以知道所从事的了。”

例赠

本院官员凡是奉命出使、请假、侍奉亲人、养病、退休、升官、贺寿，以及赴任南京，馆阁中推举一位关系厚的人作序，其余人都赋诗赠送，称为例赠。曾经听说詹事刘纮赋诗赠送一位同官赴任南京，有“一尊倾罢雨萧萧，客思离情总未消”的诗句。诗成恸哭不能说话，忠诚的抒发，感动左右。前辈相互的情谊，常常由衷如此。

应酬

学士宋濂文章名世，荒夷朝贡者多次问候安好。日本得到《潜溪集》刻板

译在京城，高句丽和安南的使者到来，求购文集时，珍视的程度不亚于拱璧。权贵及有势力的人，如果不是合适的人选，即使装满一袋金子，求一个字也不肯给。纵然不得已给了，也不接受他们的馈赠和谢礼。日本使者奉皇帝命令请求文章，献上百金，（解缙）推辞不接受。皇上对此询问，解缙回答说：“天朝的侍从官员，如果接受小国夷人的金子，不是用来尊崇国家体面的做法。”皇上非常赞同。解缙担任学士时，请求文章和书信的人每天像车辐聚集到车毂一样众多，他通常都给予，没有疲倦的神色。有人说有不应当给的人，他笑着说：“雨露难道会选择地方才施加吗？况且人谁有不应当给的呢？”进献者有两人，性格气度不同到这种地步。胡广不喜欢为人家谱作序，因为其中多有牵强附会、不符合事实的地方。杨士奇平生所叙写的家谱将近五十多家，自古以来文人叙写家谱，没有比这更兴盛的了。然而胡广自己附在胡铨之后，世上也有讥讽他的人。李时勉在国子监时，松江的士子新刊印的《孙鼎诗义说》完成，请求作序，他推辞了。坚持请求，他就说：“解说经书自然难以写成文章，六经已有传注，学者自然应当努力探求。这类书我平生不喜欢，因为它们专门为了科举进取打算，能懈怠学者求道的心意。”吴讷集解的《小学》书完成，苏州有人向祭酒吴节请求作序，吴节也推辞说：“思庵，是我同乡的先生。他德高望重，况且我所叙述的未能超过他，我怎敢作序呢？”吴节是李时勉的弟子。大学士丘浚的文章雄浑壮丽，四面八方请求的人接连而至，如果不是合适的人选，即使以丰厚的礼物请求，最终也推辞不给。所以世人说丘浚有三不可：以及居住的房子到老不更换，读书到老不懈怠，拒绝权贵到老不变，就是这样。后来程敏政、李东阳等人的诗文最为显著，性格气度大致像解缙。

译评论

学士杨溥与修撰张益、检讨王交好，见面时便拿出自己的作品，请二人评议，若有修改之处，便乐于采纳。杨溥也擅长修改别人的文章。陈循当时执笔撰写祭文，杨溥想有所改动，陈循愤然不平，表现在言语神色上。杨溥便作罢了。正统九年春，国子监修缮完成，杨溥奉诏撰写御制碑文，以“重建太学”为题，写好草稿呈报皇帝。太监范氏将此示给杨士奇，当时杨士奇已卧病在床，于是作了一篇，以“新建庙学”为题，封进呈报。杨溥不高兴，坚持使用自己的题目。杨士奇上疏论辩说：“凡是说‘重建’，是指已经建造之后又重新建造。庙学建于前元，并非本朝之事。如今既然全部拆除并新建，只应当说‘新建其庙与学’这两件事。如果只写‘建太学’而不提‘庙’，在情理上不妥当。请求改为‘新建庙学’为宜。”朝廷议论虽然认为杨士奇的话正确，但石碑已经刻好，来不及更改了。杨溥的性情气度，至此又与平时不同，为什么呢？难道文人争胜，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吗？叶盛说：“文字著述、称谓、器物名号，乃至歌谣戏谑之语，多有征验对应，也都有应当避讳的。文字如王言、制策之类，起草的人尤其不可不谨慎。误用古人的爵位谥号、文章字义，近世名人也不免。胡祭酒把程明道所答御史之问当作御史，马状元把余襄公当作忠襄，许道中的诗多把‘坛场’当作‘擅场’之类，就是如此。”陈检讨继后来独占文名，一天见到同僚，认为碑志中叙述还金之事太繁琐，说：“如果让我来写，只需十二个字罢了。”追问他，便说：“曾在路上得到白金，等待它的主人而归还。”又曾把文章给后生看，惊诧地说：“我的这篇文章从何而来？”后生应声说：“气脉颇像《下武》诗。”陈继沉默不语。懂诗的人近来推崇杨东里，而喜欢议论的人有的说“千古葬灵輀”中“灵輀”不可说“葬”，“素不元不忝”中“君其位而行经语”不可入诗，这难道不是所谓不懂诗的人吗？大抵诗文贵在得到朋友间的切磋交流、商量评议，以求尽善尽美，那么谬误可以避免，繁简适中，或许可以流传后世而不成为徒劳之作。不然的话，那么“辕轮饰而人不庸之”的比喻，难道能避免吗？

书写官衔

洪武年间，修撰答禄与权为人作文，不写官衔，皇上听说后严厉责备他。御制了一篇责文，以警戒在任官员。所以前辈的诗文，未曾有不写官衔的。杨士奇说：建国初期沿袭元朝旧制，翰林院设有国史院，院中有编修，官阶八品，没有固定名额，多时可达五六十人。如果翰林学士、待制等官兼任史事，则常兼修国史的官衔。后来更改官制，罢免国史院，不再设置编修官，而以修撰、编修、检讨专门作为史官，隶属翰林院。从侍读、侍讲以下作为属官，官职虽然不同，但实际上不分职。史官都参与讲读，讲读官也参与史官所兼管的职事，不写官衔。近年在翰林院任职的人，多沿袭建国初期的制度，写兼修国史，甚至编修已升为七品正员，却仍写国史院编修，官职也有写经筵检讨官的。大概是起初沿袭旧制的缘故。正统以后，内阁大学士多写知经筵事或同知经筵事，学士以下写知制诰兼经筵官或经筵讲官，又有写某书总裁、副总裁的，则是出自近时。

经学疑辩

洪武年间，大学士朱善最精通经学，所著有《诗说解颐》，阐发朱子的意思，未曾与之辩驳。编修王廉，对经书多有疑辩，然而没有成书。天顺年间，侍读学士周洪谟著《疑辩录》，都是取经传中可疑之处进行辩论。每当读书有所心得，高兴地对人说：“进我两阶，不足言也。”等到担任祭酒，每天与太学士等纠正讹误订正错谬，共数百条，当时刊印发行。大概多有与先儒不同的地方。近世儒臣未有主持两京教学的，有的话，从周洪谟开始。正色为师，论辩经学得失，独自与诸儒不同的，也从周洪谟开始。成化初年，学士杨守陈所著《三礼》《周易《尚书》《诗》《孝经》《大学《中庸》《论孟》私抄，共数百卷，即使是经文也多用己意更改次序。自谓纠正其错简，确定其章句，选择诸家传注而附以私见，即使是大家之说也不苟且盲从。岂止如此？即使是昔人所遵从认为出于孔子删述的，也不完全遵从。大概又不只是疑辩而已。

真草篆隶

建国初期命令能书写的士人专门隶属中书科，授予中书舍人。永乐二年开始诏令吏部选拔能书写的士人，储存在翰林院供给廪禄，使他们进献才能，用于内阁办理文书。然而当时翰林院善于书写的，有解缙的真行草，胡广的行草，滕用亨的篆八分，沈度、王汝玉、梁潜的真书，杨文定的行书，都在当世知名。而三杨当权，各举所知以相角胜。杨士奇推荐长乐陈登，以浮梁县丞选入翰林院。当时滕用亨工于篆籀，自视天下没有超过自己的人，而且倚仗年高，轻视后进，往往折辱他们。在众人聚集的场合，陈登初到谨默谦下，滕用亨连续三天

译折服了他。文渊阁的六卿大臣都在旁边，看着（用亨）难以忍受。登却安然自若、从容不迫，就着用亨的话，针对那些违背许慎观点的十几件事与他辩论诘难。登讲述许氏的说法娓娓道来，都是用亨向来所忽视的内容。用亨这才默默收敛锋芒，不再自夸名声显赫。等到起身时，当时以篆书闻名海内的王尹实，即便考据精审渊博，也推崇退让于登。大概从永乐以后，擅长书法的人都被安排在负责起草制敕的内阁两房，而中书科任职的人以及所谓“习字秀才”之类，大抵只是徒有虚名罢了。正统年间，程南云凭借篆隶书体显达，官至太常卿。从此，两房的书办、中书舍人加授部属寺正等官职，有的甚至达到了二品。正德末年，周惠畴被任命为尚书，极受宠幸，但实际上他并不能写字。

译翰林记卷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

翰林记卷二十

（明）黄佐 撰

馆阁题咏

太宗年间，内阁有七位大臣，他们在馆阁中互相唱和，有《直阁即事》等诗作。侍讲胡俨曾有诗句说：“清晨朝见归来，身处秘阁之中，坐着看宫中的树木，露水浓郁。绿窗朱户间图书满室，人仿佛身在蓬莱第一峰。”杨溥在弘文阁值班，作诗说：“千年来起草诏令的重任属于翰林，西清琐闼白天寂静深沉。地方严整，徒然有交游的念头，恩德深厚，难忘犬马般忠诚的心。玉漏声高，距离三殿很近，红色的庭院中太阳转动，八块砖的影子移动。几次想写奏章进呈，只担心迂阔疏浅的议论不够深刻。”当时长史金寔被召入西掖参与编纂，以备顾问，和了杨溥的诗韵说：“自古以来声名华彩洋溢在禁林，几年间进退沉浮令人感叹。汉文帝没有让冯唐老去，鲍叔牙应当知道管仲的心。赐食往往在琼署清晨，退朝时常在落花阴影旁。眼中亲友没有多少，白发相看，情意转深。”其余各位的诗作见于他们各自的文集，现在不能广泛采录。

公署题咏

公署的题咏大多无法考证。只有正统年间，公署落成时，本院各位同僚有志于诗歌。学士杨溥作诗说：“都城群工和谐会合的日子，朝廷三殿庆贺建成之时。经营翰苑劳烦皇帝的思虑，珍重这职位在于议论思虑。画栋云飞翔凤阁，玉河冰出濯龙池。欣喜有贤能的中贵精勤，冰雪情怀如桧柏姿容。”

国史砚

宋濂修撰国史时，便用官职名称命名他的砚台，在砚背刻铭说：“广泛宣扬帝王的制度，彰显人文；红光如虹，照亮乾坤。后世千百年，传承愈发新颖。”

刘井

刘井是学士刘定之挖掘的，位于公署后堂的左侧。

柯亭

柯亭是学士柯潜捐出俸禄建造的，位于公署后堂的右侧，前后两间，共八根柱子。

院中竹

学士黄淮有《忆院中竹寄杨士奇学士》诗说：“一别词垣数月有余，美好的修竹近来如何？梦回还想着在林间醉倒，诗成谁在竹节下书写？翠色凝聚烟雾，春院寂静，清阴笼罩月亮，夜窗空虚。料想同袍能爱护，平安莫让信音疏远。”现在公署没有竹子，大概是南京旧院的情况。

学士柏

公署后堂有两棵柏树，也是柯潜所种。柯潜教导庶吉士时，李东阳奉诏受业。等到李东阳再次教导庶吉士，出“学士柏”为题。汪俊有“一日百匝行树底”的诗句，怅然感怀，于是扩展为一篇说：“我在树阴下行走，一天千匝，雨叶风枝自然萧飒。只有诸生识我的情意，旁人不解空自嘲弄狎昵。我见先生种树的年份，我身尚短，树及肩高。枝盘江山，地可缩，手斡造化，天无权。琼台翠阁何等森爽，院柳庭花敢争长。庇护荫凉长留六月阴，盘回直与孤云相上。材堪五凤难为用，根到九泉终不枉。青袍零落几故人，玉佩琤琮空遗响。当时院长文安公，柯亭与刘井相西东。百年遗爱岂独在此，此树欲比人中龙。柏犹如此我何似，已愧斑白非儿童。名声收录榱桷有先后，寿命比金石无终穷。下堂再拜想容颜，仰面正拂长髯风。”于是唱和成卷，送给柯潜的儿子，让他收藏。大概柯潜能汲引后进，令人不忘如此。

赏花唱和

景泰年间，内阁赏芍药，赋黄字韵诗，本院官员皆和之，有《玉堂赏花集》，在当时盛行。成化末年，少傅徐溥在内阁赏芍药，作《吟扉》二韵诗，次年又有诗二韵，本院官员亦皆和之。正德年间，大学士梁储、杨一清赏芍药唱和，则用东冬、清青为韵，每人各四首。查宣德八年十一月，本院各位僚属有《文渊阁赏雪诗》，大概词林记事多有题咏，不只是赏花而已。

节会唱和

永乐七年中秋之夜，学士胡广会同院之士，在北京城南公宇之后聚会。酒酣分韵，赋诗成卷。学士王景观为之作序。这是节会唱和的开始。天顺甲申年，庶吉士同馆者，修撰罗璟等人为同年燕会，定春会、元宵、上巳、夏会、端午、秋会、中秋、重阳、冬至、长至叙会，按年龄排序。每次聚会必赋诗成卷，上会者作序，收藏在家中。非不得已而不赴会，与诗不成者，都有惩罚。有《宴集文会录》在当时流行。

聚奎堂宴集

大学士杨荣家在长安东门之内。宣德三年三月，学士杨溥掌院事，率领僚友迎接首甲马愉等三人在其中宴饮。杨士奇因此命名其堂为“聚奎”，作文章以记之。众人都赋诗，从此遂成惯例。不知何时，此礼遂废。然而馆阁相与宴集，仍称为“聚奎宴”，大概自此开始。

杏园雅集

正统二年三月，馆阁诸人经过杨荣所居杏园燕集，赋诗成卷，杨士奇作序，且绘为图，题曰《杏林雅集》，参与者有三杨、二王、钱习礼、李时勉、李时勉、周述、陈循与锦衣干户谢庭循。杨荣又题其后，每人收藏一本，也是洛社之余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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