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林记卷二

译不常设。

内阁亲擢

洪武末年，翰林院官员不足十余人。壬午年六月，太宗即位，首先下诏吏部及翰林院举荐文学、品行、才识兼备的人士授予官职。起初听说待诏解缙的名声，稍微亲近他，召他应对，喜欢他豪杰敢言，更加信任重用他。七月，侍书黄淮改任中书舍人，入宫觐见，皇上与他交谈，非常惊奇他的才能。凡是侍奉朝会，特别命令他与解缙站在御榻左侧，以备顾问。皇上因政务繁杂，每天在奉天门左室处理政务，每晚召他们谈话直到深夜。皇上有时就寝，赐他们在榻前就座讨论机密事务，同僚不得听闻。这时吴王府审理副杨士奇在翰林院，担任修史官，也有声誉威望，被亲自提拔为编修。不久改任给事中。金幼孜，桐城县知县；胡俨担任检讨，不久提升解缙为侍读修撰，胡靖为侍讲兼编修，杨子荣为修撰，并将杨子荣改名荣继。又提升黄淮为编修。九月，于是在东角门内开设内阁，召这七人告知委任为心腹的意思，让他们在其中居住，专门掌管机密事务，即使是学士王景等人也不能参与。第二天，赐给每人一套织金罗衣。当时政务非常繁忙，每天早晨奏事退下后，内阁大臣到御座前呈递文书，商议政务，接受顾问，通常要到漏刻下十数刻才退下。十一月，提升解缙为侍读学士，胡靖、黄淮、胡俨都担任侍读，杨荣、杨士奇、金幼孜都担任侍讲。不久又改胡靖名为广。永乐元年九月，皇上在右顺门召见解缙等人，告诫他们说：“朕即位以来，你们七人早晚共同做事，很少离开左右，朕嘉奖你们恭敬谨慎不懈怠，都赐给五品公服。”二年正月，七人都赐给二品织金衣，并且慰劳他们说：“天下大事都是朕与你们共同谋划，不像六卿那样分理。”三月，册立皇太子，提升解缙为学士兼左春坊大学士奉议大夫；黄淮为左春坊左庶子，胡广为右春坊右庶子，都是奉议大夫，仍兼侍读；胡俨为左春坊左谕德，仍兼侍读；杨荣为右春坊右谕德，仍兼侍讲；杨士奇以原官兼左春坊左中允；金幼孜以原官兼右春坊右中允，各赐给袍笏。九月，胡俨出任国子祭酒。四年，解缙因事获罪离职，胡广于是提升为学士兼左春坊大学士奉政大夫。五年二月黄淮提升为右春坊大学士，仍兼侍读。不久提升为学士，仍兼右春坊大学士。杨士奇提升为左春坊左谕德，金幼孜提升为右春坊右谕德，都是奉训大夫，仍兼侍讲。十二年，黄淮因事获罪离职。十四年四月，胡广提升为文渊阁大学士，杨荣、金幼孜提升为学士，三人仍兼春坊原职。十五年二月杨士奇提升为学士，仍兼春坊原职。十六年五月胡广去世。十八年闰正月，命令杨荣、金幼孜都担任文渊阁大学士兼学士。十九年正月改杨士奇为左春坊大学士。直到永乐朝结束，内阁大臣不过五品，而华盖等殿大学士也不再设置。虽然不尊崇以高官厚禄，但都出于亲自提拔，寄托以天下大政，而且谏言被采纳，得以发挥启发开导的功绩，这就是儒者最大的荣耀。英宗复辟，想恢复永乐旧制，当时修撰岳正，每次开口谈论大事，以通晓世务自许。皇上了解他的名声，吏部尚书王翱也推荐他。天顺元年六月，召见文华殿，皇上远远看见，立即说：“好。”既登上台阶进入大殿，连连说：“好，好。”问年龄多少，回答说：“四十。”皇上说：“正好。”问哪里人，回答说：“漷县。”皇上说：“又是这北方人。”问治什么经，回答说：“《尚书》。”皇上说：“《尚书》尤其擅长。”问哪科进士，回答说：“正统十三年。”皇上更加高兴说：“又是我所录取的。”于是回头对他说：“现在用你入内阁参预机务，凡事为朕主张。许彬老了，不足以依赖。”岳正叩头辞谢两次，才出宫赴阁。九月，皇上在文华殿召见太常少卿兼侍读彭时入宫觐见，让他靠近御榻前，问说：“你是正统十三年状元吗？”回答说：“不才误蒙圣恩提拔，至今感激戴德不忘。”于是叩头三次。又说：“第二名是陈鉴，第三名岳正。”当时回答说：“是。”又问：“今年多少岁？”回答说：“臣犬马之齿四十二。”皇上笑着说：“正好用出去吃酒饭去。”彭时只是叩头而已。命令下着文渊阁办事。大概以前并非没有亲自提拔的人，但他们的事迹没有流传。看这些则历代圣主礼重儒臣的意思，显赫如在眼前。咨询必定问及年龄，难道不是因为老成谋国，必有壮猷？新进少年或许导致败事，与用人慎始如此，真可以作为后世法则。

译内阁办公的座次

殿阁大学士虽然设立于洪武年间，但一同在内阁办公是从永乐初年开始的。他们不敢坐正席，是因为皇帝曾经亲临的缘故。天顺年间，大学士李贤怀疑与外朝衙门相同，想要坐正席，同僚彭时认为不可以，于是作罢。彭时曾经记下这件事说：“文渊阁在午门之外偏东，文华殿南面的砖墙内共有十间房，都覆盖着黄瓦。西面五间中间挂着‘文渊阁’三个大字的牌匾，牌匾下放置红柜，收藏三朝实录的副本。最前面的柱子前设置凳子，东西向就坐。其余四间都在后面排列书柜，隔开前面的柱子作为休息的地方。李公从吏部晋升而来，因为侧坐感到不安，让人把红柜移到墙后，想要设置公座。我说：‘不可以。’听说宣德初年圣驾曾到这里，所以不设公座。李说：‘事情过去很久了，现在设置有什么妨碍？’我说：‘这里是内府，也不适宜面南正坐。’李说：‘东边的饮食处和各房却正坐，怎么样？’我说：‘这里有牌匾所以为正，那些都没有牌匾的缘故。’李说：‘东阁有牌匾也正坐，何必拘泥于此？’我说：‘东阁朝西，不是正南。’李言辞语气稍显不平地说：‘哪有居此官位而不正其位的？’我说：‘正位在外朝各衙门则可以，在内朝，决不可以。如果想要正位，那么华盖、谨身、武英、文华各殿的大学士将如何呢？大概殿阁都是至尊所驾临的地方，原本设置官员的意思只是可以侍坐以备顾问，决没有正坐的道理。’李无言以对，但心中仍未平息。过了几天，皇上派遣太监傅恭送来范铜镀金的孔子及四配像一龛，恭敬地放置在中间。又过了几天，派遣太监裴富送来圣贤画像一副，悬挂在龛后的墙壁上，于是停止设置公座。

参与政务

内阁参与政务，虽然始于文皇登基之初，但职位只有大学士及学士而已。永乐二十二年八月，仁宗继承皇位，因为文渊阁大学士杨荣等人辅导东宫，积累多年功劳，于是提升杨荣为太常寺卿，金幼孜为户部右侍郎，都兼任原职；杨士奇为礼部左侍郎兼华盖殿下大学士；起用前左春坊大学士黄淮为通政司通使兼武英殿大学士。四人都掌管内制，不参与所晋升职务的事务。内阁带有三品官衔开始于此。皇上每次退朝回宫，遇到有政务需要商议的，必定亲自书写杨荣等人的姓名，盖上御宝，或者用御押封送出使。规划杨荣等人条陈应对，用文渊阁印封入，别人不得听闻。九月，加封杨士奇为少保，仍兼任原职；杨荣为太子少傅兼谨身殿大学士；金幼孜为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学士。内阁职位达到三孤开始于此，尊师重傅的礼节至此极矣。十一月，杨士奇又晋升为少傅，兼职如故。洪熙元年正月，黄淮晋升为少保户部尚书；杨士奇晋升为兵部尚书；金幼孜晋升为礼部尚书，都兼任大学士如故。内阁带有尚书官衔也开始于此。这一年闰七月，宣宗即位，罢免弘文阁，命令太常寺卿兼学士杨溥与杨士奇等人一同办公。宣德元年三月，提升行在礼部右侍郎张瑛为左侍郎兼武英殿大学士。九月，黄淮退休。二年二月，提升行在户部左侍郎陈山为本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张瑛也晋升为本部尚书兼职如故。这两人，都是东宫旧僚。从此每个新朝必定晋升侍从，称为从龙恩云。然而陈山与张瑛都不符合人心期望，陈山直内阁，不久被疏斥，随即退休离去。很久之后，张瑛也改任南京礼部尚书。六年十二月，金幼孜去世。九年八月，杨溥晋升为礼部尚书兼职如故。九月，张瑛起复入见，皇上认为他老了，留任尚书兼大学士，仍前衔，政务不再得闻。英宗继承皇位时，在东宫未及出阁讲学，所以没有推恩者。正统元年七月，张瑛去世。三年四月，杨士奇及杨荣都晋升为少师，兼职如故；杨溥晋升为少保兼武英殿大学士。内阁因实录完成晋升官职开始于此。五年七月，杨荣去世。九年三月，杨士奇去世。十一年二月，杨溥去世。于是老成尽矣。这时，侍讲学士陈循晋升为户部左侍郎兼学士，入阁参与政务。侍读苗衷，侍讲学士高谷，马愉，侍讲曹鼐，因经筵日讲官命，与陈循一同办公。不久，曹鼐晋升为学士，又晋升为吏部左侍郎兼学士。苗衷晋升为兵部左侍郎兼侍读学士。马愉晋升为礼部右侍郎。高谷晋升为工部右侍郎，都兼任侍讲学士。马愉不久去世。十四年八月，曹鼐扈从北征，死于土木之难。景帝以郕王监国时，提拔修撰商辂、彭时入阁办事。等到即位，藩府旧僚推恩，官职止于侍郎，不得进入内阁。而陈循、高谷各晋升为本部尚书兼学士。彭时都晋升为侍读。彭时因忧去职，又提拔户部右侍郎江渊兼学士，入阁参与政务。不久又任命礼部左侍郎俞纲，俞纲在内阁三月，改任南京礼部离去。大概朝廷想要修复文皇旧事，提拔使用这些人，然而进退也很轻率了。景泰元年二月，苗衷晋升为本部尚书兼学士。不久退休。九月

译商辂晋升为学士。十一月，任命礼部左侍郎王一宁、国子监祭酒萧镃各自兼任学士，都进入内阁参与机要政务。不久，陈循加封少保兼文渊阁大学士，高谷加封少保兼东阁大学士，仍然兼任尚书职务如旧。四月，命令陈循、高谷都兼任太子太傅，江渊、王一宁、萧镃都升任太子少师。商辂任兵部左侍郎、学士兼左春坊大学士。王一宁不久去世。十月，命令太子太保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文进入内阁办事。外朝官员不经过翰林院而能参与机要政务的，从这时开始。起初，王文与宦官王诚结为兄弟，图谋进入内阁，曾经私下对高谷说过这件事。恰逢皇帝内旨增加内阁人员，陈循举荐萧维祯，高谷于是举荐王文，奏报上去皇帝果然任用了王文，人们都感到惊愕。四年二月，命令王文任太子太保、吏部尚书兼学士。不久加封少保兼东阁大学士，尚书职务如旧。七年五月，改任陈循兼任华盖殿大学士，高谷、王文都兼任谨身殿大学士。萧镃晋升为本部尚书，兼职如旧。英宗复辟，天顺元年正月，命令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徐有贞兼任学士进入内阁参与机要政务。徐有贞起初名叫徐珵，由侍讲升任此职，因为迎接皇帝复位的功劳所以有此任命。这一天，升任太常寺卿许彬为礼部左侍郎兼任学士，与徐有贞一同处理政务。第二天，升任徐有贞为兵部尚书，兼职如旧。下诏追究谋立襄王的人的罪责，王文伏法受刑；陈循、江渊被贬谪戍边；萧镃、商辂被削职为民。这是因为事情关系到国家社稷，有所不得已的缘故。又过了一天，升任大理寺卿薛瑄为礼部右侍郎，兼任学士，进入内阁参与机要政务。又过了几天，高谷退休离去。三月，命令吏部右侍郎李贤兼任学士，进入内阁参与机要政务。徐有贞被封为奉天翊运推诚宣力守正文臣、特进光禄大夫，封为武功伯，兼任东阁大学士。不久改任兼任华盖殿大学士，掌管文渊阁事务。所谓“掌管文渊阁事务”，是徐有贞自己署名的。内阁在皇宫大内，不是臣子可以掌管的。有见识的人都讥讽他。况且没有军功而冒受封爵，本来就知道他不能善终了。不久晋升李贤为本部尚书，兼职如旧。五月，许彬、薛瑄转任左侍郎，仍然兼任原职。六月，命令通政司左参议兼侍讲吕原继任，修撰岳正，都进入内阁参与机要政务。徐有贞、李贤因事被贬，李贤任吏部左侍郎，薛瑄于是退休离去。薛瑄品行纯正诚实，深通理学，他离去，大概是见微知著而有所作为吧。七月，徐有贞被革去爵位远放；许彬因罪被罢黜，恢复李贤的官职，处理政务如旧。永乐年间，胡俨从内阁出来，不再再次进入；再次进入，从李贤开始。岳正不久因事离去。九月，命令太常寺少卿兼侍读彭时再次进入内阁参与机要政务。十二月，彭时晋升兼任学士，改任吕原为侍读学士。二年五月，吕原晋升为学士。六年七月，加封李贤太子太保。八月，吕原因父母丧事离职。十一月，去世。七年二月，升任詹事府詹事陈文为礼部右侍郎兼任学士，进入内阁参与机要政务。十一月，召岳正回来。八年正月，宪宗即位。三月，恢复岳正原职，不参与机要政务。加封李贤少保兼华盖殿大学士，尚书职务如旧。陈文任吏部左侍郎；彭时任吏部右侍郎，仍然兼任原职。十月，彭时晋升为兵部尚书。成化元年三月，陈文晋升为礼部尚书。二年十二月，命令太常寺少卿兼侍读学士刘定之进入内阁参与机要政务。这一年，李贤因父母丧事离职，夺情起复处理政务，不久去世。三年三月，恢复商辂原职，处理政务如旧。八月，陈文、彭时都加封太子少保，仍然担任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刘定之晋升为工部左侍郎兼任学士。四年四月，陈文去世。十月，商辂晋升为本部尚书，刘定之转任礼部左侍郎，都兼职如旧。七年六月，刘定之去世。十一年正月，彭时晋升为少保。三月，去世。四月，商辂晋升为文渊阁大学士，十二年六月，加封太子少保，改任吏部。十三年二月，晋升兼任谨身殿大学士。十四年，商辂退休离去，加封少保，直到成化朝结束。还有刘珝、万安、刘吉、尹直、尹直、彭华。弘治年间，则有徐溥、丘浚、刘健、李东阳谢迁。正德年间，则有焦芳、刘宇、曹元、王鏊刘忠、杨廷和、梁储、费宏靳贵、杨一清、蒋冕毛纪。像焦芳与刘宇、曹元是因依附逆贼刘瑾而晋升的。到了最后，只有杨廷和、梁储、蒋冕、毛纪得以奉行遗诏辅佐新政。因为近事还在人们耳目之中，不再详细记载。内阁是机密之地，寄托以机要政务，就是邹孟轲所说的亲信之臣。起初虽然用来对待儒学英才，但后来则是天下人所瞻仰的元老重臣才能参与。不仅是亲信之臣，也是重臣。百余年来，政治的枢纽确实就在这里。本朝不设丞相，而世人以宰相称呼他们，太过分了。唉，任用不适当的人，固然足以导致倾覆，然而如果不被亲近且信任，即使有真正的儒者，又在哪里施展他的功效呢？

译传旨与条旨

唐宋以来，传达皇帝旨意属于执政大臣的职责，所以有所谓的“三旨”。宰相作为臣僚，凡是对于臣下奏章的批复回答，都由臣下代为言辞。中书省以及集贤院、翰林院的学士专门负责此事。本朝初期仍然设立中书省丞相，政令通过他们发出和接收。后来废除了中书省，职权分散给五军九卿等衙门，内外的奏章都直接呈递到皇帝面前阅览。每当决断大事、解决重大疑难时，臣下只当面奏报请求旨意，如果有可行与否的疑问，就命令翰林院的儒臣斟酌古今情况而后执行。所以在洪武年间，批复奏章与在御前传达旨意是一回事，当时执笔人所写的就是皇帝的口谕。永乐、洪熙两朝，每次召见内阁成员进行膝下密议，别人不得参与听闻，虽然倚重之意非常专一，但是批复奏章出自皇帝亲笔，未曾委托给他人。宣德年间开始允许内阁杨士奇等人以及兼任詹事的尚书蹇义、夏原吉，对于内外的章奏，允许用小纸条墨书贴在每份奏疏的封面上进呈，这叫做“条旨”。皇帝有时亲自用红笔批出，有时则不亲自书写。等到遇到大事大疑，仍然命令大臣当面商议，商议既定就传达旨意处理，不需要等待书面批复。当时的公文往来常常写道：“某学士某在某某殿某某门，恭敬奉圣旨”，这就是孝宗对大学士刘健说“先生你们也传达过旨意”的意思。自从正统年间以后，开始专门命令内阁条陈旨意，但是皇帝常常犹豫不决，或者旨意直接由宫内发出。这时皇帝年幼，将政事委托给宦官王振，竟然到了这种地步，上下蒙蔽，于是导致了土木堡之难。英宗复辟后，每件事都与内阁当面商议，然后批复执行。弘治末年，皇帝总揽大权，内阁条陈的旨意大多出自皇帝亲笔，事情涉及重大甚至亲自询问，几乎恢复了祖宗的旧制。正德年间，批复奏章大体上与正统年间相似。现在提出建议的人，只知道批复奏章应当依据内阁所条陈的内容，却不知道有当面商议传达旨意的旧例，或者错误地认为“条”有调和的意思。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是漫无原则地听凭皇帝裁断，只是害怕触怒皇帝罢了。这难道是期望那些以正道侍奉君主的人所做的吗？如果有利于国家，即使牺牲生命也是可以的。

密疏言事

内阁机密事务中有难以公开陈述上奏的，太宗允许密封进呈，这叫做密疏。永乐十七年十二月乙丑日，学士杨荣密疏进言十件事，都是斥责五府六部三法司的积弊。太宗阅览后嘉奖他，秘密告诫杨荣说：“你所说的确实切中时弊，但是你作为心腹大臣，如果立刻进言这些，恐怕群臣会更加猜疑，不如让慎密的御史来说。”于是派监察御史邓真入朝奏报，众人都吓得两腿发抖，摘下帽子请罪。皇帝下诏各衙门当天改正，坚持到底的不予赦免。大概杨荣所写的奏疏留在宫中，邓真则是接受他的意思去说的。仁宗刚即位时，兵部尚书李庆对皇帝说：“民间马匹牲畜繁殖很多，已经分散给军队，还剩余几千匹，请求让朝觐的官员带领它们，稍微缓解百姓的劳力。”大学士杨士奇独自密奏，认为朝廷求贤任官，现在却让官员养马，考核责任与百姓相同，这不是尊重贤才轻视牲畜的意思。第二天当面请求内批停止这件事，没有回复。第二天又入朝对答请求停止，皇帝说：“我偶然忘记了，应当立刻批出，不会错。”午时皇帝驾临思善门，召见并告知说：“批复难道真的忘记了？是考虑到你孤立无援被众人伤害，不想因为你的话而停止罢了。现在有名目了，出示一份奏章，是陕西按察使陈智所说的，命令杨士奇根据这个起草敕令停止。已经领取的准许按照洪武年间官员乘马的例子，不追究生息亏损，不要求赔偿；没有给的停止不给。”又对他说：“以后如果有不便的事，只秘密地对我说。李庆等人不识大体，不值得和他们谈论。”二十二年十一月，学士杨溥密疏进言，皇帝嘉奖采纳。御札奖励并告诫他说：“阅览你所奏的，为国家考虑，确实符合我的心意。只希望你始终如一，知道什么就说什么，辅佐我达到治世，以承受上天的福佑。感激你的忠诚恳切，特意用来酬报。现在赐给你彩币一双，钞一千贯，你领受吧。”机密事务如果不保密就会造成危害，皇帝这样委曲周全地为他处理，又用宠信和奖赏来鼓励他，真可以说是同心同德了。后来内阁进言，遵循这个例子，大多使用题奏揭帖，不对外宣扬。天顺癸未年，空中有声音。大学士李贤密奏说：“传言无形而有声，叫做鼓妖。皇帝不体恤百姓，就有这种异象。”于是列举不利于百姓的十件事，皇帝都听从了，立刻下诏天下。李贤又请求停止江南所造的缎匹、瓷器，停止锦衣卫囚犯只向各边守臣进贡，停止派遣使臣到番邦，停止中外买办采办，皇帝不听从，李贤坚持了几次，只取前十条执行。左右的人看到李贤力争，都感到寒心，同僚也为李贤担忧。李贤说：“古代的大臣，知道什么就说什么，现在虽然不能完全这样，至于关系到国家安危的利害，怎么能沉默以求取禄位呢？然而皇帝圣明，也不认为这是违逆。”我曾经议论过，好的谋略和好的建议，在内部报告，与公开陈述上奏的不同，一定是关系到国家安危的利害才说，又与争论一件事的得失、陈述一时的利害不同。内阁的功绩，称颂杨士奇、杨荣、杨溥和李贤，然而他们所遭遇的情况是可以考察的。只有声色不动而诚意暗中信服，阅历既多而见识素来坚定，才可以担当此任，然而这也很难了。岳正在内阁时，曾经密言吉祥、石亨的罪恶，两人诬陷他而被罢黜。有士人告诉他：“先生触犯孔子的戒律了！”问是什么，就说：“

译没有取得信任就进谏，是不对的。」正说：「当初皇上任用我，身边的同僚对我寄予厚望，教诲告诫非常恳切，我怎敢不尽心竭力。如果您把我当作谏官来对待，恐怕并不恰当。」正的话确实是对的。那些深入内心的讨论，在皇帝面前膝行进言的谋划，起初并不张扬显露，而天下却暗中蒙受其恩惠，这就是内阁与谏官不同的地方。如果像先朝那样委任杨士奇、李贤，真可以作为万世的法则。

译会议

宣德以前，每逢政事，皇帝都与群臣当面商议。正统十年开始，命令内阁官员与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司的堂上官，以及六科掌印官共同会议，从此成为惯例。徐有贞说：“景泰四年十月，皇上因为黄河在沙湾决口，长久未能治理，召集左右辅政大臣及百官在文渊阁，商议推举可以治水的人，大家一致推举有贞应诏，就是这件事。”叶盛说：“凡是内外臣僚的奏章，都由礼部在内府会议，礼部侍郎宣告要点，各部院正官当面决定可否，除了正官之外，再没有其他人发言。”天顺年间废除了这一制度。近来的惯例是，凡是朝廷有大事需要会议时，由相关部院奏请，如果应当会同儒臣，则本院、詹事府、左右春坊司经局以及国子监都参与。

缮写疏章

太宗时，内阁进学的学者有二十八人，都当面考察并亲自教导他们。王英、王直品德器量才学，尤其被同辈推崇。首先提拔为修撰，因为都谨慎周密可以任用，一并进入秘阁，书写进呈机密奏疏。永乐末年，屡次提拔至讲读学士。大概是尝试将他们作为大用之地。宣宗时，又增加左春坊大学士曾棨，让他入值。不久，曾棨去世。二王也外出处理部务，缮写章疏的职务，于是废除。

书办

《大明会典》说：凡是内阁所掌管的制敕、诏旨、诰命、册表、宝文、玉牒、讲章、碑额以及题奏、揭帖等项，所有机密文书，以及王府敕符底簿，都由制敕房书办负责。文官诰敕及翻译敕书，以及四方外族来文、揭帖、兵部纪工勘合底薄等项，都由诰敕房书办负责。各用中书舍人等官，在本院或各该衙门带俸任职，遇到升迁，仍旧供职。其中有适合其他任用的，也由吏部推举。

内阁严禁

祖宗规制严格，内阁的禁令，凡是所有官员闲杂人等，不允许擅自进入，违者治罪。如今内阁门额悬挂圣旨，叶盛说：“文渊阁是隐秘之地，外臣没有公事不能到达，迁升机宜没有敢泄露的。”杨文贞、文定、文敏三位先生典型尚存，文贞偶尔遇到知己，或者询问近日外面有什么事，或者某事是否方便，也非常少见。后来的人则有稍微传闻于人的，甚至方面官辞别后必定造访，或者举子入考文字，甚至更加严重的是，膝下之言，代言之笔，不等走出禁门，就已经遍告多人了。这大概是指景泰年间当权的人，所以这样说。

官员入见

凡是本院官员入见内阁，必须先让孔目通报姓名，然后才能见面。初授官谢恩后入见，惯例留下吃饭。《可斋杂记》说：“我任修撰谢恩后，偕同年陈缉熙、季方到阁下拜见曹、陈、苗、高四位先生，于是留下早餐酒饭，跟随光禄寺所供，不增设。各位先生笑着说：‘这是本院旧例，儒官清淡只如此，大概是以同僚朋友相待。’后来内阁官员尊贵，或者有座主门生之分，于是命令六品以下在阶下作揖，五品及詹事府官员送迎如同同僚朋友之礼。如果朝见以及冬至、正旦行礼后，来不及换衣服前往拜见，没有公事不再到来。或者议论朝政，质问可否，让孔目请入，才进入。外官入见，也以公事。《会典》所载，凡是各衙门领敕官员，都赴内阁会，有敕书才赴鸿胪寺报名辞朝领敕，其他则国子监官员送书课，提督四夷馆送翻译文字之类，都有定规。”

弘文馆阁

洪武三年四月庚辰，设置弘文馆，设学士一员及校书郎等官员。九年闰九月，确定官制，于是废除。担任此职的，有刘基、詹同、罗复仁、胡铎。仁宗在东宫时，潜心问学，等到即位，在思善门外建立弘文馆，大概是效法圣祖遗意。永乐二十二年八月，命令本院学士杨溥掌管，与侍讲王进时承顾问，讨论经籍，又提拔编修杨敬、给事中何澄，让他们参与。又起用检讨陈继，凡在阁的有五人。皇上曾经亲临，讲论经史不倦。洪熙元年闰七月杨溥等奏请纳还弘文阁印，各还原任。宣宗批准，仍命令杨溥与杨士奇等同理内阁事务。正德初年，建议者说应当仿效弘文阁旧例，命令侍从文学之臣轮流入值，或者召天下文学而恬退的一二人，如同起用陈继之例，听政之余，游息之间，特至阁中，略去威严，从容访问，或者讲经书，或者论古今成败。有暇则至，不必拘泥其时；有疑则问，不必严格其礼。这样则圣学光明，义理纯熟，凡百玩好，自然无暇顾及。而所召必皆一时闻人，则也可以收拾天下遗才了。这也是恢复祖宗君臣同游的渐次。可惜论建未及，皇上徒付空言而已。

东阁储用

正统丁卯年，诏选本院官员中有声誉威望者入东阁，读中秘书，修撰刘严、商辂，编修陈文、吕原等人共十人，并且命令他们侍奉经筵，日在内府进学不倦，大概是储备以待大用。其后多

译进入内阁成为名臣的人，然而这并非职掌的旧制，大概与庶吉士相同了。

译翰林记卷二

钦定四库全书

翰林记卷三

（明）黄佐 撰

荐举

圣祖平定元朝混乱时，战火尚未平息，就大规模征召四方有名望的儒生，让他们在所在地馆舍居住并供给粮食，让他们各自推荐自己所知道的人才。戊戌年十二月，征召儒生范祖干、叶仪，任命他们为咨议。己亥年正月，攻克婺州，分设中书省，征召儒生许元、胡翰等十余人，都在中书省中一起用餐，每天让两人进宫讲解经史，阐述治国之道。等到攻克处州，又有人推荐青田人刘基、龙泉人章溢、丽水人叶琛、金华人宋濂，圣祖立即派遣使者带着书信和礼物去征召他们。庚子年三月，他们到达建康，入宫觐见，圣祖非常高兴，赐给他们座位，从容地与他们讨论经史，并咨询时事，他们深受尊重宠爱。随后命令有关部门在他们住所的西面创建礼贤馆，来安置他们。开始设置儒台校理一职，以官职任用儒臣。当时朱文忠镇守金华，又推荐王祎、王天锡到来，都被任用。不久建立尚宾馆，用来接待被推荐到来的人。丙午年，设置博士厅，设立博士一人，典签十余人，以备咨询顾问。博士是许瑗、许存仁，典签是刘秩、鲍颖、吴毅、刘辰、黄皙、徐颖等人，侍从文学的职位实际上从这里开始。等到设置翰林院，就提拔那些最有文采和德行的儒生担任。洪武六年，再次大规模征召天下儒生。浙江参政徐本首先推荐桂彦良，桂彦良在京城等待诏令，上奏对答符合圣意，被提拔为太子正字。不久，浙江布政使安然等人推荐怀远县教谕王景等人，他们到来后，命令他们每天在翰林院值班，跟随班列觐见，在西序赐宴。七年，学士宋濂侍奉皇上登上武楼，赐坐，皇上问及有学问的老士，宋濂回答是会稽人郭传，皇上索取他的文章阅览，称赞很好，当天在谨身殿召见，对答符合圣意，提拔为应奉翰林文字。十年，皇上听说金华儒生吴沉的名声，侍臣又推荐他，十月召见，对答符合圣意，任命为待制。十三年五月，典籍戴安推荐儒生杨良卿、王成季、刘仲海、邹魯狂，编修吴沉推荐儒生吴慎明、教授童冀，典籍吴伯宗推荐儒生宋季子，都下达诏书征召他们。十五年，再次征召年高德劭的儒生和隐逸之士，侍臣张宁推荐宛平儒生董伦，召来后，任命为太子赞善大夫，赐给冠带。这一年设置谏院官员，十月任命年高德劭的儒生刘靖为谏院左司谏兼左春房左庶子，关贤为右司谏兼右春房右庶子，赵肃为谏院左正言兼任左春房左谕德，何显周为右正言兼任右春房右谕德。十七年七月，下诏征召贤才，年高德劭的儒生汪仲鲁从婺源来到司礼。司礼引见，皇上举出《西伯戡黎》篇，命令他讲解阐释，对答符合圣意，授予左春房左司直郎。又过了几天，刘三吾从茶陵来到，入宫觐见，皇上喜欢他的庄重宏博，非常礼遇尊重他，立即任命为左春房左赞善。不久，提拔为本院学士。十八年三月，开设进士科，开始确定进士进入翰林院的制度，从此被推荐的人就不再轻易授职了。永乐初年，本院官员少，皇上命令侍臣再次推荐引进人才。于是首先推荐，提拔审理副杨士奇为编修，接着提拔儒生曾日章为侍读，助教邹缉为侍读，改为给事中金幼孜、王洪、桐城县知县吴俨为检讨，应天训导王汝玉、芜湖训导张伯颍为五经博士，这都是破格的待遇。此后只在进士和庶吉士中提拔任用。宣德七年，大学士杨士奇推荐交址南灵州知州黎恬，认为他的文学操行可以担任近侍，于是任命为右春房右谕德。黎恬到来后，不符合舆论评价，在翰林院的江西人有的嘲笑他，他就请求回到家乡。从此被推荐进入翰林院的人更加罕见了。天顺二年，忠国公石亨、大学士李賢共同推荐抚州处士吴与弼，召来任命为左春房左谕德，他坚决推辞不接受任命。成化十八年，广东布政使彭韶、巡抚两广都御史朱英共同推荐新会举人陈献章，他到来后，吏部想要考核他，他以疾病推辞，自己陈述患病，请求回家侍奉赡养父母，诏书授予检讨，等待亲人去世后，病愈仍然来供职。陈献章就是吴与弼的门人。后来多次被推荐，都奉诏但不去任职。这两个人都以理学闻名于当时，隐居追求志向，天下人推崇他们。我私下认为科举科目不足以穷尽天下的贤才，何况那些隐居山林、怀抱道义而不被任用，以及参加官府考试而屡次落榜的人，难道没有这样的人吗？荐举的制度，确实不可废除。

进士铨注

洪武初年，本院官员都由荐举进入。四年辛亥，虽然设立了进士科，但没有进入翰林院的人。十八年三月丙子，将第一甲赐进士及第的丁显、练安、黄子澄任命为修撰，第二甲赐进士出身的马京、齐麟等人任命为编修，吴文等人任命为检讨，都是出于简拔任用，不通过选官法。命令下达吏部，只是铨选注籍而已。后来就成为了惯例。二十一年策试进士，将第一人任亨泰任命为修撰，第二人唐震、第三人卢原质任命为编修，著为法令，至今沿袭。二十四年则是许观、张显宗、吴言信。二十七年则是张信、景清、戴德彝。三十年则是陈安、尹昌隆、刘谔。这一年六月复试，则是韩克忠、王恕、焦胜。革除年间庚辰科，遵循洪武乙丑年的例子，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