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例存疑卷二十　　　　　前巻　次巻兵律之一　 宫卫（2/4）

译这条律例是乾隆五十三年，山东巡抚长麟上奏抓获盗窃学政刘权之、布政使奇丰额定居眷属船只，经审讯定罪拟判一案，遵奉皇帝谕旨，编纂辑录而成的条例。

译谨按：应与“偷窃衙署”一条参看。

现任官员出使或赴任，自是不论官职大小，一律同罪。假如督抚等大吏在属县地方的公馆被窃，而该县所属各衙署也同时被窃，赃物都在三四十两，偷窃县署者判充军，偷窃督抚公馆者判杖刑，这也不够公平。

再如偷窃钦差公馆、船只，是否也应加一等处罚，记此参议。

州县官员在衙署内被窃衣物，就应将行窃之犯判充军；刚离开衙署，乘坐船只，或在途中住宿，被窃衣物，就应按赃物数额定罪，这其中的道理何在。

偷窃衙署，不必全是官物，即使是本官私物，也判充军罪，不必本官在衙署内，即使本官外出也一样，而在外被窃，却不照此例定罪，为什么呢。

照窃盗加一等，是指按赃物数额加一等，当时并没有结伙持械的各种条例，后来添设了许多例文，这类人犯如果结伙持械，都应加等处罚了。偷窃衙署，按例应发往烟瘴之地充军，结伙十人以上，持械行窃，也应发往烟瘴之地充军，若再加一等，反而比偷窃衙署更重。

唐律中窃盗都是按赃物数额定罪，没有官物私物之分。今律中官物与私物截然不同，又定有偷窃衙署的条例，于是难免诸多参差。贼匪敢于偷窃衙署，实在是不法之尤，严行惩办，并非失之于苛刻。而不知这又与此例明显相抵触。可见古法最善，不肯随意轻重，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后来纂定各条，彼此不能兼顾的居多，凭一时的喜怒就想垂范永久，怎么能做到呢。简略则容易遵循，确实是不可更改的定论啊。

窃盗：一，凡捕役、兵丁、地保等项，在官府任职的人役，有稽查缉捕之责者，除为匪及窝藏匪徒本罪应判斩绞、外遣的，各按本律本例定罪外，如自行犯窃罪，应判军流徒杖的，无论首犯从犯，各加枷号两个月，兵丁仍要插箭游营。若勾结、豢养窃贼，及抢劫各匪徒坐地分赃，或受贿包庇窝家的，都实发云南、贵州、两广极边烟瘴之地充军。倘若地方员弁平时不稽查，或知风查拿，有意开脱，不加严究，只借端责革，按不实力奉行稽查盗贼例，交部议处。至于其他在官府任职的人役，尚无缉捕稽查之责者，如串通窝藏窃匪，贻害地方的，也各在应得本罪上，加一等治罪。

此例原系三条，一是雍正四年，刑部议覆江西巡抚裴申度题报宜黄县捕役吴胜等行窃一案，附请定律。（按：此指捕役自行犯窃而言。）一是乾隆元年，刑部议覆浙江按察使胡滢条奏定例，（按：此指捕役豢贼分赃而言。以勾结多少为等差。）三十二年、五十三年修改。一是雍正十三年定例。（按：此指兵丁行窃而言。）道光七年合并修订。

谨按：窝藏窃盗一二名至五名以上，分别判以军徒，见“盗贼窝主”门，是指平民而言，且是直隶、山东二省专条。此条原例也有捕役豢贼，分别名数的话，后改为“一二名至五名者，发烟瘴充军”，是一经豢贼分赃，即应判充军，原因是因兵役而加重，较彼条治罪更严。只是并未将“但经豢贼，不论名数多寡”之处叙明，看去殊不清晰。至于“除”字所云，自是窝藏强盗之事，以下才言窃盗，例意似乎如此。而又说“豢养抢劫各匪，坐地分赃，受贿庇”，则明明是强盗窝主了。列入此处，殊嫌夹杂。似应将抢劫一层，归入“除”字内，则上言窝藏强盗，下言窝存窃盗，较觉分明。然以例文论，似应将“自行犯窃”一层，归入此门。“豢养窃贼”云云，移改于“盗贼窝主”门内，庶几各以类相从，记此参议。

盗贼最为民害，如果兵役认真缉拿，也可稍知收敛。乃不缉贼而反豢贼，从严惩处，亦属罪有应得。然不论豢贼多寡，也就无论赃数多寡了。设若分赃较多，也属罪无可加，按窝主例统计，所分之赃如至一百二十两以上的，即判绞罪，也可行。除笔内“罪应拟绞”一语，即指此也，只是未能详晰叙明罢了。再，此等案情颇多，而照例办理的，百无一二。并非官员都不认真，城狐社鼠，自古已然。官员见闻有限，他们伎俩多端。似应将该管各官处分全部宽免。如能究出豢贼包庇等情节，认真办理的，准予优奖，或能多办几案。

本门内各省营镇责成将备一条，也是为捕役豢贼而设。只是捕役有此情弊，兵丁恐怕也难以避免，故此条统将役与兵丁并言。至于地方官能将捕役豢纵之处，审查究拟，免其失察处分，见于彼条，而此处无文，都应

译参看。在杖罪加枷、徒罪不加枷的地方，条例中不一而足，这一条军流徒杖一体加枷，自然比别的条例更为严厉。然而近来盗窃案件接连不断，到处都有，办理窝藏罪犯的人家，十个人中没有一个或两个能办成的，何况是兵役等人呢，也不过是具文而已。

译再，盗贼窝主门中，窝藏强盗一条，以及强盗门中与巨盗交结往来一条，与此案情相似，也应参照查看。

窃盗：一，随驾官员的随从役夫，无论是奴仆还是雇工，如果有偷盗马匹、器械逃回的情况，判处绞刑监候。那些没有偷盗马匹、器械逃回的随从役夫，如果是奴仆，讯问其主人愿意领回的，鞭打一百下、刺字，交给主人领回。主人不愿意领回的，发配到各省驻防地，给官员、兵丁做奴仆。如果是雇工，所雇的是旗下家奴，枷号三个月、鞭打一百下、刺字，交还主人。如果所雇的是平民，刺字，解回原籍，杖打一百下、徒刑三年，仍向各犯人家属及保人等追出原雇佣的价值，归还给原主。至于在逃的随从役夫，命令各关卡津渡严加查拿，如果失察让其过关，将该汛官兵按照失察逃人的条例，加重治罪。

此条是乾隆八年，总理行营事务王大臣奏请批准定下的条例，乾隆三十二年、五十三年修改，嘉庆十八年重新定下。

谨按：此条似乎应移入兵律从征守御官军逃跑门内。

“偷窃”下似乎应照原例添入“其主”，“及他人逃回者”下似乎应添入“不论赃数多少”。因为马匹、器械是随驾官员需用的重要物件，被窃逃走，必然导致误事，所以从严判处绞刑，原本不在于赃物数量的多寡。这不能用常规律法来论处，应与行围巡幸地方一条参照查看。“不曾偷盗马匹、器械”下，也应添入“仅止”二字，既然按照兵丁跟随的奴仆雇工条例定拟，所以按照那个条例一体刺字。只是这项人犯终究与逃兵不同，似乎应免除刺字。上层有行窃情事的，是否刺字，条例没有明文规定。以行窃论，则应刺字；以拟绞言，似乎又不该刺字。因为窃盗刺字关系到日后累计计算，且是为了收容充作警迹而设；逃兵刺字，是为了整肃营伍，且担心滥行收编入标，各有用意。奴仆雇工等人，意义何在？平民间徒刑三年，家奴拟枷号三个月，以旗人折算枷号的方法计算，未免参差不齐。

在京犯徒刑罪，都不递解原籍充徒，见徒流迁徙地方门，这与此处略有不同。

窃盗：一，直隶省寻常窃盗，除了计算赃物、次数，罪应遣军、流刑、徒刑，以及初犯行窃不及四次，再犯不及三次，罪行只到杖刑枷号，讯问没有结伙携带凶器刀械的，仍各依本律例问罪定拟外，如果初犯、再犯纠集伙众四名以下，并携带器械的，各在所犯本罪上加枷号一个月。如果初犯行窃四次以上，再犯三次以上，结伙已达四名，并持有凶器刀械，计算赃物罪行只到杖刑枷号的，在责打刺字后加系带铁杆一枝，以四十斤为标准，定限一年释放。如果初犯系带铁杆，限满释放后，再次犯窃，计算赃物罪行只到杖刑枷号的，仍系带铁杆一年释放。如果因抢窃犯案拟徒刑，在到配折责后，锁带铁杆徒刑期限届满，开释递解原籍。如果在配所脱逃被抓获，讯问没有行凶作恶，仍发回原配所，重新拘役，锁带铁杆。如果因抢窃拟徒刑，限满释回后，再次犯窃，罪行只到杖刑枷号的，无论次数，有无结伙携械，在责打刺字后系带铁杆二年释放。倘若不悔改，滋生事端，再系带一年释放。此后盗风稍息，该督抚看情形奏明，仍照旧例办理。

此条是道光六年，直隶总督那彦成奏请定下的条例。

谨按：咸丰二年纂定的条例，结伙三人以上，持械行窃，主犯从犯都应拟徒刑，并没有拟杖刑的文字。此处“并带器械”及“持有凶器刀械”两语，似乎应删去。上层改为“罪应拟杖者”，下层改为“罪应拟杖加枷者”。

此条罪应拟杖者，系带铁杆一年，罪应拟徒者，跟随徒刑年限系带铁杆，本是严惩窃匪的意思。但只说直隶而未提及京城，很不统一。似乎应将京城窃盗案件一体照办。

窃盗：一，山东省窃贼如果有携带铁枪、流星锤、刀剑等物，以及倚仗人多多次行窃，并凶横拒捕伤人的，本罪只到枷号杖刑的，酌情加锁带铁杆、石墩一二年。如果能悔罪自新，或有亲族、乡邻保领的，地方官查实，随时释放，仍令州县报明院司察考。至于安徽省，罪行只到枷号杖刑，情节较重的窃盗，也照此例加系铁杆。倘若数年后此风稍息，奏明，仍照旧例办。

此条是嘉庆二十三年，山东巡抚和舜武奏请定下的条例，道光七年修改，二十五年增定。

谨按：这铁枪等项都是为拒捕而设的，且专门论述枷号杖刑以下的罪名。只是结伙持械行窃的通例，即使罪应拟徒刑，并非仅拟枷号杖刑。

既然说罪止枷号杖刑，那么情节稍轻了，却又说情节较重，为什么呢？

与上面直隶一条参照查看。

窃盗：一，湖南、湖北两省抢窃及兴贩私 salt 各犯，

译对于福建、广东两省的抢劫盗窃匪徒，除了那些罪行应判处充军、流放以上刑罚的，仍按照本律本例定罪量刑外，如果罪行应判处徒刑、需要刺字的犯人，先行刺字，不必解送配所，在原籍锁带铁杆、石墩五年。（湖南、湖北、福建各省的犯人，罪行应判处杖刑的，也锁带铁杆、石墩三年。广东省判处杖刑以下的人犯，不必锁带。）期限届满释放，分别执行杖责。如果湖南、湖北、福建各省的犯人在释放后再次犯罪，以及广东省抢劫盗窃匪徒释放后再次犯罪，罪行只判处徒刑的，就在锁带铁杆、石墩的年限上增加二年。如果犯罪三次，就按照条例从重定罪量刑。至于云南省结伙盗窃不满四次，罪行只判处枷号、杖刑的犯人，也在本地锁带铁杆一年，期限届满释放，分别执行枷责，交给保甲管束。如果不知悔改，再锁带一年。倘若始终顽固作恶不知悔改，就按照棍徒扰害的条例，分别严厉惩办。该州县每办理一案，就记录全案的供词招状，上报督抚、臬司，按季度汇总造册咨送刑部。如果同案犯中有判处充军、流放以上刑罚的，仍要逐项分别题奏咨送，都在期限届满释放时，上报刑部核查。如果该州县听任书吏差役舞弊蒙混，妄加陷害无辜，从严参劾追究。等到几年后，这种风气稍为平息，仍按照旧例办理。

译这条规定是道光七年，刑部议覆湖广总督嵩孚的奏折，经批准而定下的条例。原本载于“恐吓取财”门类，道光十九年、二十四年进行修改，并移入此门类，咸丰二年再次改定。

谨按：徒刑犯人在原籍锁带铁杆石墩，与直隶省的情况不同。

□对于拟判杖刑的犯人，似乎应当修改得统一一致，不应只有广东一省特别从轻。

□犯案三次，原条例规定是三犯按律从重定罪量刑，改为“犯案三次”，反而不够明确清晰。

□这条规定是两湖、福建、广东以及云南各省的专门条例。此外，山东、安徽、直隶、四川、陕西、甘肃也各自立有专门条例。山东、云南的专条只提及窃贼，福建、广东、直隶的专条兼及抢夺，两湖的专条又旁及盐匪，四川、陕西、甘肃的专条又只提及绺匪（扒手），而对于寻常的抢夺、窃盗也另立有通用条例，且定罪量刑又有各不相同之处，有的地方轻而别处重，有的地方重而别处轻，甚至有专例与通例互相参差矛盾的，条例越繁琐，办理越不能统一。山东、安徽、云南锁带铁杆石墩，专为枷刑杖刑的犯人而设，未涉及徒刑以上的罪行。直隶、两湖、福建，则是枷刑、杖刑、徒刑都应当锁带铁杆石墩。直隶的徒刑犯是在配所锁带。两湖、福建的徒刑犯，则无需解送配所，在原籍锁带五年。广东的徒刑犯也是如此，而杖刑的贼犯并不锁带铁杆石墩。四川等省也无论杖刑徒刑，均分别系带铁杆石墩，只是徒刑犯也不发配，都属于参差不齐，不能统一。虽然一省有一省的情况，但都是严惩窃匪的意思，不便一省一个条例，导致涉及纷歧，似乎应当参酌通用条例，修改得统一一致。

窃盗

一、四川、陕西及甘肃省附近，四川境内巩昌府所属的洮州、岷州、西和，以及秦州、阶州及所属的秦安、清水、徽县、礼县、两当、文县、成县、三岔白马关各厅、州、县的匪徒，携带刀械进行绺窃（扒窃）的案件，如果结伙三人以上，绺窃赃物轻微，以及结伙不足三人，但讯问得知是再犯，并带有刀械，按窃盗本条例应拟判徒刑的，枷号三个月，期满责打四十板，系带铁杆石墩三年。应拟判杖刑的，枷号两个月，期满责打四十板，系带铁杆石墩二年。那些并未窃取财物分赃，只是随行服役，以及带刀到处游荡的，枷号一个月，期满责打四十板，系带铁杆石墩一年，释放时仍照条例分别刺字或免刺。如果不知悔改，又敢带着铁杆滋扰，或毁坏铁杆潜逃，持械逞凶抗拒抓捕，除实犯死罪外，其余罪行应判军流（充军流放）的，都在本罪上加一等，加枷号两个月。罪行应拟判徒刑的，用大铁链锁系巨石五年。罪行应拟判杖刑的，锁系巨石三年，期限届满如果能悔罪自新，或有亲族乡邻甘结保领，地方官查实，随时开释并详细上报。倘若释放后又敢带刀逞凶、讹诈、绺窃，立即锁系巨石，不拘期限，仍令该州县报明院司查核，按季度汇册报部。如果有妄自拘捕无辜，锁系巨石的，该管上司访察后严加参劾。等到数年后此风稍息，仍恢复旧例办理。

这条规定是嘉庆十六年，四川总督常明以及陕西巡抚董教增、陕甘总督那彦成，先后奏请批准定下的条例。同治九年改定。

谨按：各省都是行窃，而这几处唯独说绺窃，名目更多了。

窃盗

一、寻常窃盗，除了没有伙众持械，以及虽有伙众持械但赃物达到满贯，罪行无可加重，或犯该军流发遣的，都仍照律例办理外，那些纠集伙众十人以上，只要有一人执持器械的，不计赃数、次数，为首之犯，实际发往云、贵、两广极边烟瘴地区充军。为从者杖一百、徒三年。如果纠集伙众十人以上，并未持械，以及纠集伙众三人以上，只要有一人持械的，不计赃数、次数，为首之犯杖一百、徒三年。为从者杖九十、徒二年半。如果行窃未得财物，各自在军徒罪上递减一等定罪量刑。等到数年后，此风稍息，奏明后仍恢复旧例。

这条规定是咸丰元年，御史李临驯奏请批准定下的条例。

谨按：结伙持械行窃，明显有倚仗众人的心态，即已有行强（抢劫）的趋势，所以加重其罪。只是这种情形也有不同，有的所持器械专为行窃而设，如撬门、爬房等类；也有专为拒捕而用的，如凶刀、铁尺等类，一律定罪量刑，似乎嫌没有区别。假设三人行窃，一人携带贼具，虽未得赃，或得赃不多，首犯从犯都应拟判徒刑。两人行窃，都带有刀械，赃物已在四十两以上，仅拟判杖责，也不够公平允当。再者，唐律中强盗有持仗、不持杖的区别，窃盗没有明文规定。如今窃盗也分别持械与否，那就更严厉了。

盗贼是百姓的祸害，严行惩治，还有什么可说的呢。然而专门依赖刑法，盗风恐怕不能止息。自古迄今治盗的方法也很多，畏惧法律而不改过仍做盗贼的，没有

译我听说，法律不足以制服奸邪，汉武帝时期，就是明显的证据。想要寻求止息盗贼的方法，大概必须从根本和源头着手。老子说，法令越繁密，盗贼反而越多。又说，百姓不畏惧死亡，怎么能用死亡来恐吓他们呢。真是知情的言论啊。

译□再法令总期归一，此门所载直隶、山东、安徽一条，湖广、福建、广东、云南、四川、陕甘一条，均系严惩匪徒之意，然仅及徒杖以下罪名，军流以上并未加重。缘窃盗犯者颇多，而按律治罪不过是加杖，法轻易犯，是以各省纷纷纂立专门条例。惟咸丰二年，既定有窃贼结伙持杖，分别三人、十人问拟军徒的通例，已较窃盗本律加至数等。是人数多者，既有此条可引；次数多者，复有积匪滑贼之例可援。各省又定立专条，似可不必。盖因杖罪无以示惩，故加以枷号；枷号又不足以示惩，故加以铁枷。今已加等拟徒，似可无庸再系铁枷。如由配所脱逃，或徒满后复行盗窃，再行酌量锁带铁枷、墩号亦可。而逃徒及释回复窃，亦均有专门条例，与此亦属歧异。总由纂立结伙行窃通例时，未参酌变通各省专条，故不免互相参差耳。至于非行窃而类于行窃，枷杖不足以示惩的，尚有凶恶棍徒一条可引，似亦无需多设条例。

乾隆年间，添纂条例最多，意在求其详备未免过于烦琐。然俱系通例，尚无各省专条。嘉庆末年以来，一省一例，这是为什么呢？也可以由此观察世变了。

又，窃盗以赃物多少，定罪之轻重，不必论矣。其先有编查保甲牌头之法，决讫后有收充警戒之律，又有交保收管不许出境之例。似觉周密，然法立而不办，也是徒然。徒重盗贼之罪名，而不清其根源，此风何能稍息？况且将成法视为具文，又能如何？贾谊说，刑罚之于已然，何如禁止之于未然，确实如此。然而不独此也。《孔丛子》记载孔子之言曰：民之所以生者，衣食也。上若不教民，民匮乏其生，饥寒切于身，而不为非作歹者寡矣。故古之于盗，厌恶之而不杀之。今不先教之，而一杀之，是以罚行而善不返，刑张而罪不省。夫赤子知慕其父母，由审慎故也。况为政者，夺其贤能而与其不贤者，以化民乎？审此二者，则上盗息，此乃探本穷原之说也。观此，则汉人所谓皋陶不为盗制死刑，益信。

《盐铁论》云：天贱冬而贵春，伸阳屈阴，故王者南面而听天下，背阳向阳，前德而后刑也。霜雪晚至，五谷犹成；雹雾夏陨，万物皆伤。由此观之严刑以治国，犹任秋杀以成谷也。又曰：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杀人而不能使人仁。所贵良吏者，贵其绝恶于未萌，使之不为非，非贵其拘之于囹圄而刑杀之也。由是观盗非不可治也，以刑法治之，何如以良吏治之之为优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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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例存疑卷二十九 前卷 次卷

刑律之五 贼盗中之三

盗马牛畜产

盗田野谷麦

盗马牛畜产：卷首

凡盗民间马、牛、驴、骡、猪、猪、羊、鸡、犬、鹅、鸭者，并计所值之赃以窃盗论。若盗官畜产者以常人盗官物论。

○若盗马、牛（兼官、私而言）而杀者，（不计赃，即）杖一、徒三年。驴、骡，杖七十、徒年半。若计赃（并从已杀计赃）重于（徒三年、徒一年半）本罪者各加盗（窃盗、常人盗）罪一等

此仍明律，其小注系顺治三年采用《笺释》语添入。

条例

盗马牛畜产 一，凡盗御用郭什哈马者首犯拟绞立决，从犯拟绞监。（不论已宰、未宰，均照此办理。）盗多罗马者，枷号六个月发边远充军。盗驽马者枷号三个月发近边充军。牧马官兵盗卖者，罪同。

此条原奉谕旨并无匹数亦无监守、常人之分，上层有首、从，下二层并无首、从。

盗马牛畜产 一，将自己及他人骑操官马盗卖，枷号一个月发落。盗至三匹以上，及再犯者，不拘匹数俱免枷号，发附近地方各充军。五匹马以上者，发边远充军。若养马户盗卖官马至三匹以上者亦问发附近充军。

此二例本系一条，系前明问刑例。雍正三年修改，嘉庆十

译乾隆八年遵旨修改确定，分为两条。

恭敬地陈述：盗窃御马，旧例原本属于军法罪行，已经执行数百年了。嘉庆十八年，刑部请求将盗窃郭什哈马的罪行增入盗窃内府财物的条例中，与皇帝车驾、服饰、用具等物品一并按照条例，不分主犯从犯，拟定斩立决，大概是认为御马即属于服饰用具类。钦奉谕旨，郭什哈马是预备供皇帝骑乘的，终究是马匹，与皇帝车驾服饰物品不同。将主犯改拟绞决，原因是刑部议定的刑罚过重，所以略微加以区别。平心而论，御马既然与皇帝车驾服饰物品不同，定为绞决，似乎嫌太严厉。

译盗窃御马，唐律中没有条文记载。《三国志》记载，吴国孙霸之子孙基被封为吴侯，侍奉孙亮在内廷，太平二年，有人盗窃御马，被逮捕交付监狱。孙亮问侍中刁元：“盗窃御马，罪行如何？”刁元回答说：“按律应当处死。但鲁王早已去世，只有陛下哀怜宽恕他。”所引用的，想必是汉代的法律。然而唐律对于汉律中过于严厉的部分，都已经改轻，不仅仅这一条是这样。

盗窃马牛等牲畜财产：一、凡是冒领太仆寺官马达到三匹的，定罪，在本寺门口枷号一个月，发配到近边充军。（如果是家长命令家人冒领三匹，不分首犯从犯，都按常人盗窃官物的罪行定罪，家长援引此例，家人不援引。）

这条是前明《问刑条例》中的规定。小注中的几句话是顺治三年添入的，乾隆三十二年修改。

《集解》说：家长援引此例，是援引枷号一个月充军的条例。家人不援引，只按常人盗窃官物的罪行定罪。不分首从，是指在听从使唤的家人中，不分首犯从犯。

谨按：这条专门讲太仆寺的官马而没有涉及别处，至于不到三匹的，如何定罪，也没有叙述明白。查冒领与窃盗性质相等，有犯此罪的，自然应当照盗窃官马的条例定罪。这条似乎应当删除。

盗窃马牛等牲畜财产：一、偷盗官马二匹以下的，仍按常人盗窃官物计算赃物论罪。三匹以上的，杖一百、流三千里。十匹以上的，为首犯的，判处绞刑监候。为从犯的，发配到云南、贵州、两广烟瘴地方充军。二十匹以上的，不分首犯从犯，都判处绞刑监候。窝主以及牧马人役自行盗卖的，罪行也一样。

这条是康熙三十一年，兵部等衙门议复直隶总督郭世隆题请准定的条例，雍正三年删改，乾隆五年、五十三年修改，咸咸丰二年改定。

谨按：与上面“骑操官马”及下面“察哈尔”两条参看。披甲人盗窃调换官马，见“私卖战马”条。

□三匹以上，是否应当分别首犯从犯，并没有叙述明白，照常人盗窃律，自然应当不分首犯从犯了。

□这条偷盗官马与上面那条盗卖骑操官马情事相等，牧马人役也与上面那条养马人户相同，而军流罪名却互不相同，况且十匹以上生死罪名也相差悬殊，究竟此例所说的官马与骑操官马有何分别，存疑以待参详。再，此处按语声明，偷窃蒙古四类牲畜，判处绞刑监候，可知咸丰三年蒙古条例尚未改轻。何时改轻，无从考核。

盗窃马牛等牲畜财产：一、察哈尔等处的牧厂，如果有偷卖在官牲畜以及宰杀食用，并作为私产的，如果是官员，革职，发往黑龙江等处当差。如果是牧丁，不分首犯从犯，改发云南、贵州、两广极边烟瘴地方充军。如果达到十匹以上的，为首犯判处绞刑监候。为从犯且分赃的，实发云南、贵州、两广极边烟瘴充军。如果达到二十匹以上的，不分首犯从犯，都判处绞形监候。知情故意购买的，如果是平民，减本罪一等。如果是蒙古人，照蒙古条例办理。不知情的不坐罪。

这条是嘉庆六年，刑部议准定的条例，十七年、二十二年修改，咸丰二年改定

谨按：这十匹、二十匹与上面那条定罪相同。十匹以下不同。牧丁，就是上面那条的牧马人役。

□这条也是无论监守自盗、常人盗窃，一体定罪。只是十匹以下，并没有分别匹数，那么仅仅偷窃一匹的犯人，也应当不分首犯从犯判处充军了，似乎不太公平。原例偷窃十匹以上，也是不分首犯从犯判处绞刑监候，咸丰二年，才开始查照蒙古偷窃牧畜条例，将为首犯判处绞刑，与上面官马一条也相同。后来蒙古条例因何改轻，究系何时，均无可考。

盗窃马牛等牲畜财产：一、凡是盗窃牛一只，枷号一个月、杖八十。两只，枷号三十五日、杖九十。三只，枷号 forty 日、杖一百。（按，枷、杖都增加。）四只，枷号四十日、杖六十、徒刑一年。五只，枷号四十日、杖八十、徒刑二年。五只以上的，枷号四十日、杖一百、徒刑三年。（按，增加徒刑而不增加枷号。）十只以上的，杖一百、流三千里。（按，并没有枷号。）二十只以上的，不计赃物多少，判处绞刑监候。其虽然在二十只以下，除了计算赃物较轻的，分别判处枷号、杖刑、徒刑、流刑外，如果计算赃物达到一百二十两以上的，仍照律判处绞刑监候。盗窃并宰杀的，枷号一个月，发配附近充军，都照窃盗条例刺字。其窝家知情分赃的，与盗贼同罪。知情不分赃的，杖一百。

这条是雍正六年，九卿议复给事中黎致远条奏定的条例。原载兵律宰杀牛马条内，与私自开设圈店等项同条，乾隆五年移入此处，十六年将“盗卖”二字删除。（按，盗杀者，是指盗窃牛自行宰杀。盗卖者，是指盗窃牛卖给旁人宰杀。查乾隆元年，议复四川按察使李如兰条奏

译奏折中曾说，有的偷了牛自己宰杀，有的偷来卖给宰杀的人，因此初犯就判处流放等语，原本极为明确；删去“盗卖”这一层意思，只保留“盗杀”二字，那就专门指偷窃又宰杀的人而言。那些偷了牛但没有宰杀，以及宰杀了牛但不是自己偷来的，都不追究军罪了。）三十六年修订确定。

译谨按：应与《兵律》中宰杀马牛的条例参看。

原条例中有“再犯拟流、累犯拟军”的文字，后来被删去，因为窃盗罪有“三犯计赃科罪”的法律，自然可以援引，即使再犯也可以只拟杖刑。只是初犯已有枷号，再犯如何加重枷号，并未叙述明白。盗牛，律法按窃盗计赃论罪，条例则分别牛只数量多寡定罪，与律法稍有不符合。况且窃盗赃物是以一主为重，此处按牛只数量定罪，自然应当无论是一主还是数主，都合并计赃治罪。如果牛只数量在十只以下，而纠合盗窃已经六次，或单独盗窃已经八次，按照凡盗应照积匪拟军的规定，反而因为未及十只仍拟徒刑，实在觉得不协调。

下文蒙古偷窃牲畜，又有以一主为重的文字，此处如果不论是否一主，合并计赃定罪，比蒙古偷窃牲畜的案件，治罪反而更重，也实在觉得不协调。查窃盗以一主为重，合并赃物论罪，是凡盗治罪的定律；盗牛以牛只数量定罪，是严惩盗牛的专条，变计赃之法为计只之法，原因是牛只关系耕作，所以从严。如果牛只数量在十只及二十只上下，必定是一主的赃物，又系一次偷窃，才可以问拟徒、流、绞罪。如果是各主，即不得一概援引，似乎不是严定比例的本意，只是条例内终究没有分晰叙述明白。蒙古偷窃牲畜，又系以一主为重，罪名的出入关系甚大，不可随意定罪。再者，此门条例，指偷窃官马的居多，而民间马匹没有条文，有犯自然应当仍依律计赃定罪，然而牛以只计而马不以匹计，已经嫌不协调，假如偷窃一主的物品内有牛有马，反而难以定罪。

盗马牛畜产 一，驻扎外边官兵及跟役等，有偷盗蒙古马匹马匹者，审实即在本处正法；其蒙古偷盗官兵马匹，或官兵等自相盗窃马匹，仍照旧例行。

此条系雍正十三年定例。

谨按：此门内惟此条最严，是不论马匹数量多寡，均即正法，未免过重，然而也可以看出偷窃蒙古牲畜，本较重于内地。

盗马牛畜产 一，偷窃马匹案件，除外藩蒙古仍按理藩院蒙古律定罪外，其察哈尔、蒙古有犯偷窃马匹马匹之案，审明，如系盗民间牛马者，依律计赃以窃盗论；如系盗御马及盗太仆寺等处官马马匹者，亦仍照律例治罪。

此条系乾隆元年，刑部议覆正红旗察哈总管陈泰等，呈报贼犯阿毕达等偷马匹马匹一案，纂为定例。

谨按：此例与各条重复，似应删除。

偷窃马匹，蒙古例较刑律治罪从重，所以纂定此例，以示区别。后来蒙古例文愈改愈宽，而偷窃官马例文反形过重，实在与此条例意不符。再者，盗牛系以只计，盗马不以匹计，这条例计赃以窃盗论，似乎不分明。

盗马牛畜产 一，右卫地方八旗官兵所养官骆驼只被窃，抓获后，除贼犯照偷窃蒙古四项牲畜新例办外，其窃盗之家主，无论闲散兵，如有知情纵容及分赃情事，依律定罪；系官员，咨部查议。

此条系乾隆二十五年，刑部拟覆右副都统苏玉条奏定例。

谨按：例内“新”字，系指乾隆二十四年定例而言。那例文是偷窃蒙古四项牲畜十匹以上，为首拟绞候。后来偷窃蒙古牲畜之例愈改愈宽，若以蒙古后改者为新例，其定罪反轻于偷窃官马了。

盗马牛畜产 一，奉天旗民人等偷窃马匹马匹案件，都照盗牛及宰杀例分别定罪，旗人销除旗档与民人一例断，不准折枷。

此条系乾隆二十七年，盛京刑部侍郎条奏定例，嘉庆十九年改定。

谨按：旗人犯窃，窃盗门内已有专条；偷窃牛马本门各例，均有明文，犯自可援引，此例似可删除。

盗马牛畜产 一，蒙古偷窃牲畜之案，如一年内偷窃二三次以上，同时并发者，仍照刑以一主为重，从一科断，不必合计定罪。

此条系乾隆五十四年，理藩院议乌里雅苏台将军庆桂审奏蒙古贼萨都克等，两次偷窃牛十四匹，依刑从一科断一案，并五十九年，察哈八旗都统官明咨抓获一年内二次偷马贼孟克等，审拟定罪案内，刑部会同理藩院酌议定例原例一蒙古偷窃牲畜贼，一年内偷窃二次者，都合计定罪。已过一年者，仍从一科断。那一年内偷窃二次者，内有一次为首，一次为，或偷窃二次以上，数次为首、数次为之犯，都以赃多之案为主。为首各

译查办赃物数量较多时，将作为从犯所犯的赃物并入主犯，按主犯定罪。作为从犯各自查办赃物数量较多时，将作为主犯所犯的赃物并入从犯，按从犯定罪。如果主犯与从犯各自查办的赃物数量相等，合并计算后按主犯定罪。合并计算主犯与从犯各自查办的赃物，总数达到十匹以上，应当依据主犯判处绞刑的，其中包含作为从犯的赃物，与确实犯有十匹赃物作为主犯的情况有所区别，秋审时应列入缓决。达到三十匹以上，仍然不区分主犯与从犯判处绞刑，列入情实。（按，将重赃并入轻赃，自然是古法；将轻赃并入重赃，则太过分了。这条规定将主犯的赃物并入从犯，似乎不算苛刻；将从犯的赃物并入主犯，则不符合古法，应当很快又改回原状。）嘉庆五年改定。

译谨按：既然已经按照马匹数量来分别定罪，那么无论是一人多次盗窃还是多人共同盗窃，都应当合并计算赃物数量来量刑。然而，既然条文中明确规定以“一主”（即针对同一失主）为加重处罚的标准，这自然是出于审慎制定刑法的考虑，但这与严惩蒙古地区偷窃牲畜的条例精神，终究有所不符。

□盗窃本应依据赃物价值定罪，但也有按株数计算的，比如坟墓树木；有按只、匹计算的，比如牛马等类；后来又有按次数、按人数计算的，这都是因为单纯按赃物价值定罪容易轻纵罪犯，所以特别设立专条，以示从严之意。如果仍然只以“一主”为加重标准，似乎不符合条例的本意。查考唐律也是以“一主”为重，但对于赃物数量多、次数多的情况，又有累进加倍处罚的方法，最为公平允当。明律删去了这一规定不再使用，导致量刑轻重不均，诸多参差。

□这条原本制定的条例虽然严厉，但与古代法律相符，而且涉及蒙古地区，不便用一般的刑例来类推。后来改为以“一主”为重，统计马匹数量较多，但并非一次盗窃，均无死罪了。

盗马牛畜产 一，在皇帝行围巡幸的地方，如果有偷窃马匹的，不分蒙古人、汉人，偷窃五匹以上判处绞刑立即执行。偷窃三匹至四匹的，立即发配到云南、贵州、两广等烟瘴之地。偷窃一、二匹的，发配到湖广、福建、江西、浙江、江南等地充军，都交给驿站地方当苦差役。从犯以及知情故意购买者，如果是汉人，比主犯减一等处罚。如果是蒙古人，仍按照蒙古条例办理。

这条是乾隆二十四年，刑部会同理藩院遵奉皇帝谕旨，议准制定的条例。原本附在蒙古人等偷窃四项牲畜条文的末尾，乾隆三十六年删改，四十二年分出改定。

谨按：原奏章中说，皇上行围巡幸时，随从的官兵等人当差，全靠马匹，如果被偷窃，对各项差使必然造成耽误，所以严厉制定此条例。似乎应该点明是扈从官员、兵役等人的马匹，以免歧义误解。

□再者，偷窃官马，条例中有明文规定。

□行围巡幸之处，应照例加重处罚。这里并未讨论到。查考窃盗门内抓获。

□行在行窃一条，本有偷窃马、骡治罪的条例，后来声明见于此条，将彼处删除。乾隆四十二年修例按语内，已经声明，行围巡幸地方偷窃马匹，与在蒙古地方偷窃牲畜的条例，各不相同，因此分作两条。这里自应修改详明，将偷盗官马及随从扈从人员马匹治罪之处，定立专条，以免歧义误解。

□这绞刑立即执行的罪名，是指“一主”而言，还是无论各主之处，并未叙述明白。乾隆五十四年，添纂“一主为重”的条例，则又专指蒙古而言。这条并未讨论到，有犯难以援引。

□这发配到云南、贵州等处，也是不分别蒙古人、汉人，一体定拟，都是蒙古条例。

□五匹以上即拟绞决，比蒙古牲畜为重，不言十匹、二十匹以上即可知矣。而从犯均减一等，则又比偷窃蒙古牲畜为轻。而且一匹至九匹，从犯中的汉人减一等，即应满徒，也与下条分别发配湖广、山东等省，互相参差。

□知情故意购买比知情分赃情节稍轻，下条知情分赃的，仅止鞭责，这里故意购买减一等拟徒，也嫌太重。

□这条原例附在蒙古偷窃牲畜之后，因为是在行围巡幸地方，所以比偷窃蒙古牲畜更为严厉。只是蒙古偷窃牲畜的案件，已经改轻，这条仍从其旧，遂不免彼此参差。

盗马牛畜产 一，汉人、蒙古人、番子偷窃四项牲畜，以蒙古与内地的界址为断。如果在内地犯窃，即照刑律计算赃物，分别首犯、从犯办理。如果汉人及打牲索伦、呼伦贝尔旗分另户，在蒙古地方并青海鄂尔多斯、阿拉善毗连的番地，以及青海等处蒙古番子互相偷窃的，都照蒙古条例分别定拟，仍各按窃盗本条例刺字。（按，原奏章说，在内地犯窃，照汉人条例计算赃物，分别首犯、从犯科罪。在蒙古地方犯窃，都照蒙古条例一、二匹至九匹，分别发遣。十匹以上，不论首犯、从犯拟绞监候，与现在蒙古条例文字大相悬殊。）

这条原系四条，一是乾隆十四年，理藩院条奏制定，（按，这指汉人在蒙古地方偷窃蒙古牲畜而言。）一是乾隆十四年，理藩院议覆黑龙江将军傅森咨称巴尔虎等窃马一案，附带请求定例。（按，打牲索伦在蒙古地方偷四项牲畜。）一是乾隆十四年，大学士公傅恒议覆船厂军永兴奏称满丁阿窃牛一案，附带请求定例。（按，呼伦等旗人偷窃牲畜的条例。）一是乾隆二十四年，刑部钦奉皇帝谕旨，议奏定例。（按，上三条均无数额，这条始定为十匹以上拟绞。）四十二年修改，五十三年将旧例四条删除，改定此条，并添纂下面两条。

谨按：旧例只说蒙古、汉人，并无番子，这一层是后来添入的，大概指西宁附近一带而言。与化外人有

译触犯门内各条规定，需互相参照查看。

□偷窃内地财物，依照刑律计算赃物价值，区分主犯与从犯。偷窃番子、蒙古地区财物，依照蒙古律例处理。当时是不区分主犯与从犯的，因为刑律较轻而蒙古律例较重。近来蒙古律例反而有比刑律更轻的情况了。

译在内地作案的，依照律法根据赃物价值定罪，区分主犯与从犯。在蒙古地区作案的，依照蒙古条例判决，即按照十匹以上不分主从均判处绞刑的条例执行。

盗窃马、牛及牲畜 一，新归附的土尔扈特、杜尔伯特、额鲁特、霍硕特、辉特、乌拉海这六部蒙古人，在札萨克、察哈尔以及边疆新疆地方偷窃马、牛、驼、羊四种牲畜，都按照偷窃蒙古牲畜的条例，核算数量多少，区分主从治罪。

此条是乾隆五十一年，刑部遵奉旨意，会同军机大臣、理藩院议定批准的条例，五十三年编纂收录，（说明见上文。）嘉庆六年修改，十一年重新确定。

谨按：旧有土尔扈特、杜尔伯特等蒙古部落，这六部是当时归附的，所以有“新归附”等字样，其定罪也与旧蒙古不同，如今已有一百多年了。上述条例条文分析极为清晰，有犯罪者自可援引，无需另立专条，

□等到二十多年后再按新例办理。这是乾隆五十年的谕旨，计算到嘉庆十一年以后，已超过二十年，如今已是八九十年了。这六部蒙古既然不再区分治罪，有犯罪者就按照蒙古条例定罪，自然不会有歧误，似乎可以删除。

盗窃马、牛及牲畜 一，偷窃蒙古牛、马、驼、羊四种牲畜，（每四只羊，折算为牛、马、驼一只计算。）如果数量达到三十匹以上的，不分主从，判处绞监候，秋审时将主犯定为情实，从犯都定为缓决，秋审减等时，发配到云南、贵州、两广烟瘴地方。如果是从犯，没有一同前往作案，仅在偷窃后分赃的，减等发配到云南、贵州、两广烟瘴地方。（数量）二十匹以上的，主从都判处绞监候，秋审时将主犯定为情实为从犯一同偷窃分赃的，定为缓决，秋审减等时，减等发配到山东、河南等地。那些虽然曾共同谋划、但没有一同前往、仅在偷窃后分赃的，减等发配到湖广、福建等地。（数量）十匹以上的，主犯判处绞监候，秋审时定为缓决，减等时减等发配到云南、贵州、两广烟�地方，从犯一同偷窃分赃的，发配到云南、贵州、两广烟瘠地方。那些虽然曾共同谋划、但没有一同前往、仅在偷�后分赃的，减等发配到山东、河南等地。（数量）六匹至九匹的，主犯发配到云南、贵州、两广烟瘴地，从犯一同偷窃分赃的，发配湖广、福建、江西、浙江、江南。那些虽然曾共同谋划、但没有一同前往、仅在�窃后分赃的，鞭打一百下。（数量）三匹至五匹的，主犯发配湖广、福建、江西、浙江、江南，从犯一同偷窃分赃的，发�到山东、河南。那些虽然曾共同谋划、但没有一同前往、仅�偷窃后分赃的，鞭打一百下。（�量）一、二匹的，主犯发配山东、河南，从犯一同偷窃分赃的，鞭打一百下。那些虽然曾共同谋划、但没有一同前往、仅在窃后分赃的，鞭打九十下。偷窃羊不足四只的，主犯鞭打一百下，从犯一同偷窃分赃的，鞭�九十下。那些虽然曾共同谋划、但没有一同前往、�在偷窃后分赃的，鞭打八十下。以上应当发配及减等发配的各犯，都交给驿站所在地充当苦差，不必签发妻子一同发配。应当鞭�的，蒙古人照拟鞭�，汉人折抵杖责处理。在蒙古地方强劫什物的案件中，抢得四种牲畜在十匹以上的，区分主从，按照《蒙古则例》治罪。

此条是乾隆五十三年条例。（说明见上文。）道光四年重新确定。

谨按：此例因为对获得赃物但未一同偷窃者分别核减，所以又制定了分别处理的条款。现在理藩院的蒙古条例与此条不符。二十匹以上才判处绞刑，十匹以上仍问罪发配，三十匹以上这一层与蒙古条例相同。二十匹以上这一层，蒙古条例主犯判处绞监候，秋审定为缓决，减等时发配云南、贵州、两广烟瘴地方，从犯及十匹以上，均无死罪。

□偷窃蒙古四种牲畜，乾隆十四年条例，判处绞监候，没有数量限制。二十四年条例，十匹以上，主犯判处绞监候。四十二年改为不分主从，都判处绞监候。五十三年又区分主从重新确定。此例已比旧例轻，而理藩院条例，又再次改轻，不知是何缘故。

□偷窃官马十匹以上，康熙年间旧�，是不分主从判处绞监候。咸丰二年，查照此条，偷窃蒙古牲畜条例，改为二十匹以上，不分主从判处绞刑。十匹以上，主犯判处绞刑，从犯判处发配，并将察哈尔牧厂一条罪名，也一体编纂确定，与此条正相一致，而蒙古条例，又再次改轻，不仅与盗窃官马的条例不符，也与上述汉人、蒙古番子等条款互相参差。

□右卫地方八旗官兵所养的官马、骆驼被窃，按照盗窃蒙古四种牲畜新例办理。汉人、蒙古番子偷窃四种牲畜，如果在蒙古地方，都按照蒙古条例定罪，即按照此条条例文也。理藩院条例忽然改轻，那么各条都应当从轻了。而这些人在内地偷窃四种牲畜，根据赃物价值按照刑律定罪，反而有比蒙古

译古代把重罪作为常例，这难道不是轻重颠倒了吗。

译修改例文，无论是从重改轻，还是从轻加重，都有原来的奏折可以查考。而且历年以来，都是会同刑部办理的。这个条例究竟理藩院因为什么改轻了，刑部没有根据，理藩院也没有原来的案卷可以查考。那个条例改了而这个条例依旧，实在奇怪。

盗马牛畜产 一，民人在蒙古地方偷窃民人牲畜的案件，仍照盗马牛畜产的本律本例办理，不得照蒙古例定罪。

这条是道光十六年，刑部议覆热河都统嵩�咨文准许定下的条例。

谨按：上一条是以蒙古及内地的界限为断，这一条在蒙古地方又以蒙古人、民人为断，总因为蒙古例文过重。现在蒙古例越改越轻，未必重于民人。

□盗牛二十只拟绞。盗马驼等物，计赃一百二十两以上拟绞。蒙古例规定二十匹以上拟绞，也差不多相等。大概马驼到二十匹，按每匹七八两计算，赃款已经达到一百二十两以上了。

统观这一门各类条例，不是关系官马，就是关系边外地方，所以特别设立专条，以示不照律文定罪的意思。条例内盗窃牛以只计算，意思也相同。现在将各条汇总记录如下：

□盗御用郭什哈马的，主犯绞决，从犯绞候。

□盗多罗马的，枷号六月，发配边远充军。

□盗驽马的，枷号三月，发配近边充军。

□以上三条，牧马官兵盗卖罪行相同。

□都不言明匹数。

□盗卖（自己、他人）骑操官马的，枷号一月，发落。

□三匹以上及再犯（不论匹数），发配附近充军。五匹以上，发配边远充军。

□冒领太仆寺官马至三匹的，枷号一月，发配近边充军。

□都不言明十匹以上。

□盗官马二匹以下的，按常人盗窃计赃论处。

□三匹以上，流放二千里。

□十匹以上，主犯绞刑，从犯发配烟瘴充军。

□二十匹以上，不分首从，绞候。牧人役夫同罪。

□察哈尔等处牧厂，

□十匹、

□二十匹以上，同上条。

□偷卖官牲畜及宰食、作为私产的，不分首从，发配烟瘴充军。

□官员，发配黑龙江。

□盗牛一只，枷号一月，杖八十。

□二只，枷号三十五日，杖九十。

□三只，枷号四十日，杖一百。

□四只，枷号四十日，徒一年。

□五只，枷号四十日，徒二年。

□五只以上，枷号四十日，徒三年。

□十只以上，满流。二十只，绞刑。

□盗杀的，枷号一月，发配附近充军。

□行围巡幸地方，偷马五匹以上，斩决。

□三四匹，发配烟瘴充军。

□一二匹，发配湖广等省。

□从犯，减一等。

□偷窃蒙古牲畜三十匹以上，不分首从，斩刑。（主犯实刑，从犯缓决。）

□二十匹以上，不分首从，斩刑。

□十匹以上，主犯斩刑。

□蒙古例主犯斩刑，从犯及十匹以上，都没有死罪，都不统一。

统而言之，大体上官马重于私马，边外蒙古又重于内地，条例本意原本如此。理藩院例文修改过轻，于是难免诸多参差。生死出入关系重大，其因何改轻之处，虽然不可考，但以意推测，必是不肖官员串通书吏，因案受贿，私自篡改。否则这一门各条，都有纂立年月及修改案据，为何这一条没有一字提及，而且始终也未知会刑部呢。

再论盗窃计赃治罪，这是不可改变的法度。即使本条律文也是计赃以窃盗论，条例内盗牛以只计算，蒙古四项牲畜以匹计算，已经与律意不符，而仔细核算其数量，终究不至于大相悬殊，却又以一主为重，则完全失去了定例的本意了。窃盗律注，载有一主为重的文字，虽然本于唐律，但唐律有累倍之法，所以说并累不加重者，只从一主而断。删去上句，未见公平允当。而明明以只计、以匹计的，也必以一主为重，尤其参差。说法见彼门。

盗田野谷麦：卷首

凡盗田野谷、麦、菜、果及无人看守器物的（指原来不设看守及不待看守之物。按，此注本于《笺释》），都计赃准窃盗论，免刺。

○若山野柴、草、木、石之类，别人已用工力砍伐积聚，而擅自取走的，罪行也如此。（如柴、草、木、石，虽然离开原处，未装载间，依不得财，笞五十，合上条规定。有拒捕的，依罪人拒捕论处。）

这仍是明律。其小注是顺治三年添入，雍正三年删定。

条例

盗田野谷麦 一，凡盗掘金、银、铜、锡、汞等矿砂，每金砂一斤，折银二钱五分。银砂一斤折银五分。铜、锡、汞等砂一斤，折银一分二厘五毫，都计赃准窃盗

译论。如果在山洞中抓获，手持兵器抗拒抓捕，造成的伤害不是金刃所致，且伤势轻微已痊愈的，不论人数、砂数多少，以及是初犯还是再犯，都一律发配到边远地区充军。如果杀人，或用刀刃伤人、造成骨折等重伤，为首者，按照窃盗拒捕杀伤人的律令斩首。为从者，减一等处罚。如果没有抗拒抓捕，但聚集人数达到三十人以上的，不论砂数多少以及是初犯还是再犯，为首者发配到近边地区充军。为从者，枷号三个月，按照窃盗罪处理。如果没有抗拒抓捕，且人数不足三十人的，为首者若是初犯，枷号三个月，按照窃盗罪处理；若是再犯，也发配到近边地区充军。为从者，只按照窃盗罪处理。如果不是在山洞中抓获，只是私人家收藏，或在道路上背负的，只根据当场抓获的情况定罪，不允许巡捕人员逼迫犯人辗转牵连指认他人，违者予以参劾治罪。

译这一条是前明《问刑条例》中的内容，顺治三年进行了修改，乾隆五年作了删节。近边地区原本属于边卫管辖，康熙三十二年作了更改，道光十九年又作了改定。

《集解》说：这条条例是为了禁止开采矿山而设立的，如果不是禁止开采的矿山，就不构成盗窃。即使说是盗窃，也应当刺字；即使不刺字，也应当写明“免刺”。这里没有写明“免刺”是为什么呢？因为天地自然的利益，朝廷也不能私自占有。它不属于官府，也不属于百姓，没有字可刺，所以没有提及，以此来向天下显示无私。《辑注》说：凡是出产矿砂的山，都经过官府封禁，没有皇帝的旨意不得开采，所以有开采的人就称为盗窃。都按照盗窃无人看守物品的规定，比照窃盗论处。这是因为天地自然的利益，虽然被封禁，终究与从他人那里盗取不同。

抗拒抓捕最为严重，是因为他们有强盗的意图，所以不分首犯和从犯，都发配充军。如果有杀伤人的行为，就斩首为首的犯。虽然不抗拒抓捕但聚集达到三十人以上的，次一等，为首的发配充军，为从的枷号示众。如果既不抗拒抓捕又不到三十人，就只对为首的枷号。再次犯法的，只遣送为首的。按照罪行发落的，是计算赃物比照窃盗论处。这类亡命之徒聚集在山洞中，恐怕会图谋不轨，所以特别加重了刑罚，但必须是在山洞中抓获的才定罪，所以又说“凡非在山洞中抓获的……”等语。

谨按：旧例中，抗拒抓捕是一等，杀伤人是一等，不曾抗拒抓捕是一等。抗拒抓捕，不分首从；不抗拒抓捕，分别首从。如果杀伤人，为首的问斩，其余的都拟判充军，本来非常分明。改定后的条例，分别金刃和非金刃，实在觉得没有意义。再者，为首的即首先起意纠集众人的犯，而不是下手杀伤人的犯。如果以下手杀伤人的犯为首，起意纠集众人的犯，反而以从犯论处了。

以前的条例，抗拒抓捕、杀人、伤人，都以纠集人的犯为首，从犯虽然下手杀伤人，最终也不以首犯论处。后来在抢劫盗窃门类中，有下手杀人者以首犯论处的条例，于是难免出现诸多参差。

盗窃田野谷麦：一，出产矿山的山主违反禁令，勾引矿徒偷偷挖掘的，按照矿徒的条例以首犯论处。如果是约练（地方武装人员），勾引、接济，伙同分利的，按照引领私盐的律令杖打九十，徒刑二年半。获得财物的，计算赃物比照窃盗从重论处。如果因为官兵前往抓捕，泄露消息使其逃跑以及暗中命令抗拒抓捕的，都按照官府追捕罪人而泄露其事者，减罪人所犯罪一等律治罪。保甲等邻里知情包庇不报告的，均按照强盗窝主的邻里知情不报的条例，杖打一百发落。

这一条是雍正九年定的条例。

谨按：与上一条参看。在山洞中抓获，人数达到三十人以上拟判充军。不到三十人，枷号三月。非在山洞中抓获，计算赃物比照窃盗论处。如果抗拒抓捕杀伤人，是否也应以首犯论处，尚未叙述明白。

泄露消息使其逃跑，减罪一等还可以，如果暗中命令抗拒抓捕也减罪一等，未免太轻。

《汉书·景帝纪》后三年诏书说：官吏发动百姓或者雇佣人开采黄金珠玉的，坐赃为盗。与贡禹所论述的相同。

从前开矿的禁令非常严格，大概是担心其聚众滋事，这也是不贪图利益的一个方面。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或许郁结久了必然要开放，这难道也是天意使然吗？

盗窃田野谷麦：一，山海等关的巡查人员，如果有搜获人参珠子的，该管官员交部议叙。如果有搜查不力，以及私带过关的，将该管官员按照失察例议处。巡查人员等按照不应重律治罪。明知故纵的，该管官员革职，巡查人员等枷号一个月，杖打一百。受贿卖放的，计算赃物以枉法从重发落。那些失察偷出边关刨参达到一百人的，领催披甲人等鞭打五十。达到二百人的，鞭打一百。达到五百人以上的，枷号一个月，鞭打一百。该守御官也按照失察的人数分别议处。如果有自行抓获的，免予议处。

这一条是雍正二年，刑部议准定的条例。原载于窃盗门类内，乾隆五年增修，嘉庆六年改定。

谨按：不认真搜查，就是不力，然而一旦认真搜查则扰民不堪了。先议赏而后议罚，最为公平允当。给赏议处，均见于《中枢政考》。

乾隆三十五年，吏、兵二部奏定分别处分的事，应当参看。

这一条下半截专门讲刨参，并没有提到珠子，似乎应当删去，另列一条，或者附于私刨人参的条例内也可以。

盗窃田野谷麦：一，凡是领票刨参的人夫，条例规定给予鸟枪，应当查明人数多少，批给鸟枪，填明在票上，出口验放，回山核查。违反条例私带的，按照商民应用鸟枪不报官私造的条例，杖打一百。那些将鸟枪转给售卖刨参的人的，比照军人将军器私卖与人、发边远充军的律令减一等，杖打一百，徒刑三年。该管官员不查出，交部议处。

盗窃田野谷麦：一，凡是索伦、达呼尔越界，到松阿里乌拉地方打猎滋事的人，令该将军查拿，分别治罪。那些有私带米粮等

译物品，卖给采参人的，按照无引私盐律，根据米数的多少，分别定罪量刑。吉林地方有越界私带米粮的情况，命令吉林将军一并查办抓捕，按照惯例定罪量刑。

译这两条是乾隆十一年，军机处议复船厂将军阿兰泰条奏所定的条例。（共四条。另外两条，一是关于旗下另户正身等事，二是关于三姓、珲春等地商人等事，见后文。）

谨按：第一条关于商民私自制造鸟枪，以及军人将军器私自卖给他人，都见于兵律。

□不向官府申报而私自制造的条例，已改为杖责一百、枷号两个月。此处仍沿用旧例，似乎应当删改，应参照查看。

□出口的人将票证交给他人并获取钱财的，按枉法罪论处，见于私越冒度关津门。此处只说售卖而不提获取赃款的罪名，是因为满徒的罪名已经够重了。第二条关于盛京地方匪徒越界偷运米石，接济山匪，根据米石数量分别判处徒刑或流刑，见于盘诘奸细门。这条专门讲挖参，那条统称山匪，而两者都是偷运米石接济，罪名却彼此不同，似乎显得参差不齐。

□这条关于私自携带米粮等物，卖给挖参人的，按照无引私盐律，根据米石数量的多少分别定罪。这是参照三姓、珲春那条条例的条文，一体治罪。那条旧例说，有违禁携带米石、什物卖给偷挖人参的人，用以交换人参的，由该将军查明，米石不足五十石，什物价值银两不足五十两的，都按照无引私盐律杖责一百、徒刑三年。如果超过上述数量的，都按照越境贩卖盐斤达到三千斤以上的条例，发配附近充军。这条所说的“根据米石数量多少分别定罪”这句话，就是源于此。后来那条被删改，这条便变得不明确了。

盗田野谷麦 一，凡是三姓、珲春等地的商人官兵，领取票证前往宁古塔船厂地方购买对象，命令他们向官府申报，发给票证并写明数目。如果有违禁携带米石、什物交换人参及貂皮，在未经交官之前私自交换购买的，由该将军查明，米石不足五十石，什物价钱不足五十两的，杖责一百、徒刑三年。超过上述数量的，发配云南、贵州、两广烟瘴地方安置。旗人和官兵有犯，各加民人罪一等。巡逻官兵知情故意放纵，与本犯同罪。获取赃款的，根据赃款数额以枉法罪从重论处。失察的，官员交部议处。兵丁按照山海关搜查参珠不力的条例治罪。那些明知是偷挖人参的奸匪而藏匿在家，不立即举报的，按照知人犯罪、藏匿在家、不告捕者，减罪人一等律治罪。

这条是乾隆十一年，军机处议复船厂将军条奏所定的条例，乾隆五十八年改定。

谨按：什物之下似乎应当照旧例添加“卖给偷挖人参的人”六个字。

□上一条是将米石偷卖给私挖人参的人，这条是将携带米石私换人参貂皮这一层，特意归类而言罢了。原奏本无貂皮，五十八年的条例才开始修入，似乎应当另列一条，或者附在此条例末尾也可以。

□明知偷挖人参的奸匪而藏匿在家这一层，与下一条容留窝家这一层定罪不同。下一条偷挖人参条例中说，代为运送米石，杖责一百。私贩按照私挖人参犯减一等治罪，也与这条不符。这条是根据米石、什物的多少定罪，下一条是根据人参数量的多少定罪，而且交换与私贩有何分别，而定罪却各不相同，实在显得参差不齐。

盗田野谷麦 一，打珠人等私自藏匿珠子不向官府缴纳的，抓获后不论珠子数量多少、重量轻重，都杖责一百、流刑三千里。旗人销去旗籍，同民人一体发遣。总领打珠的骁骑校并总管翼长，都交部分别议处。

这条是乾隆三十年，吉林将军恒鲁条奏所定的条例。

谨按：相比挖参人夫、官商私藏人参，治罪较重，应参照查看。

□不分多寡轻重，都拟满流，似乎显得没有区别。

□应交官而私藏，不仅与窃盗不同，也与监守自盗有区别，所以即使珠子数量虽多，也不问死罪。然而一概拟流，恐怕有比窃盗及监守盗更重的情况。

盗田野谷麦 一，领票工人中如果有偷窃领票商人的参的，按照挖参已得例，根据所得参的数量分别判处徒刑或流刑，仍在脸上刺“窃盗”字样，追缴赃物归还主人。

这条是乾隆二十八年，吉林将军恒鲁条奏所定的条例。嘉庆六年改定。

谨按：领票商人的参，是应当交官的，领票工人也是应当挖参的，偷窃与私挖有何不同。所以按照已得例分别定罪。如果是外人偷盗，是否也一体定罪。记核。

□参、珠大致相等，此处既然将不论参数量多少，改为按照所得参的数量治罪，上一条珠子似乎也应分别治罪。

盗田野谷麦 一，挖参官商私自刻制小票，影射私参，按照私贩人参例分别治罪。

这条是乾隆十年，奉天将军达尔党阿奏准所定的条例。

谨按：私贩原例本轻，后来改重，原例只分三等，后来则有十数等了，应参照查看。

□这是按照乾隆三年所定的条例，五百两减为满

译流放，不满五百两减为满徒，不足十两减杖九十。

人参不准私自采挖，因此设有官商，目的是防止私参。然而官商却用小票进行影射，这是借公济私，与雇人私挖有何区别。按照私贩的条例治罪，似乎嫌太轻。《户部则例》参课门各条，应当参照查看。处分条例相同。

译盗窃田野中的谷麦。

一、凡是旗人、民人等偷挖人参，如果有身为财主雇佣他人挖采，以及多年在外逗留、已经度过三个冬天，人数不足四十名，参量不到五十两的，都发配到云南、贵州、两广等瘴疠之地管束。如果人数达到四十名以上，参量达到五十两以上，为首的财主，以及率领的头目，还有容留的窝主，都判处绞监候。从犯发配到云南、贵州、两广等瘴氵地方。所获的牲畜等物，给付抓获之人作为赏赐，人参没收归官。判处绞刑的人犯遇到赦免减等的，也按照从犯的例子发配。那些没有挖到人参的，各减一等。如果没有财主，确实是临时聚集，各自出资本以及受雇偷挖，或者只身潜入挖到人参的，都按照挖到人参的数量，一两以下，杖六十、徒刑一年。一两以上至五两，杖七十、徒刑一年半。十两，杖八十、徒刑二年。十五两，杖九十、徒刑二年半。二十两，杖一百、徒刑三年。二十两以上至三十两，杖一百、流放二千里。每增加十两递加一等，最高判处杖一百、流放三千里。从犯以及没有挖到人参的，各减一等。代为运送粮食的，杖一百。私自贩卖的，按照私自挖参的人犯减一等治罪。挖到人参的人犯，首犯和从犯按照惯例刺字。没有挖到人参以及私自贩卖的人犯都免除刺字。挖参案件中犯有军流、徒刑罪的人，如果是旗人，注销旗籍档案，按照民人一体审理定罪。如果旗下家奴犯罪，罪行应判军流的，发配驻防地给兵丁为奴。徒刑按照惯例发配，期限届满释放回来，仍交还主家服役。如果其主人知情故意放纵的，杖八十。如果是官员，交部议处。不知情的，不追究责任。那些潜藏在禁山，挖参被抓获判处徒刑的人犯，期限届满释放回来，又逃往禁山挖参的，不分是否挖到人参，都发配附近充军。旗下家奴，发配驻防地给兵丁为奴。

这条律例原本有十条，一条是康熙二十八年的律例。一条是康熙三十年的律例。雍正三年合并为一条。一条是雍正二年，刑部题准制定的律例，（按，这条律例开始区分人数、参量了。）乾隆五年，与上一条修订合并为一条。一条是雍正四年的律例，乾隆五年修改。一条是乾隆三年的律例。（按，这是关于私贩的专门条款，私贩比私挖参罪减一等。）一条是乾隆七年，刑部议覆盛京刑部侍郎兆惠及条奏制定的律例。（按，人数不足百名，参量不足五百两，一概判处流放，嫌于漫无区别，所以又制定了分别判处徒刑流放的律例，区分人数、参量的多少，较之前的律例颇为详细清晰。）一条是乾隆十一年，军机处议覆船厂将军阿南泰条奏制定的律例。（按，这专门指长期在禁山潜藏的人而言，在人数、参量之外，又涉及天数。）一条是乾隆十四年，大学士公傅恒等议覆船广将军永兴条奏制定的律例。（按，这条运送粮食与上一条不同，上一条似乎是指外人接济而言，这条似乎是指同伙而言，因为比正犯罪减一等。）一条是乾隆二十一年，军机大臣会同刑部议覆宁古副都统舍图肯条奏制定的律例，三十二年、三十六年修改。一条是乾隆二十三年，刑部奏准，以及二十四年，户部议覆吉林将军宗室萨拉善条奏汇总编纂为律例。三十二年，将旧律例六条删除，修订为两条，三十五年修改，嘉庆六年修订合并，道光二十五年改定。（按，道光年间改定的今例，并无按语。）

谨按。原律例不区分人数、参量，只要雇佣人挖参得到人参，就将财主头目判处绞监候。雍正二年制定律例，以人数达到百名以上，参量达到五百两以上，才判处绞罪，其余都减等判处流放，并不再区分数量多少，因为已经是从宽典，所以无须再宽。然而也有没有财主头目私自偷挖的，所以又制定了有一二人挖参不到十两判处杖刑的律例，条分缕析，本来极其分明，后来都改为不论参量，而又添入积年过冬这一层，似乎嫌不妥当。因为潜藏在禁山过冬，原律例不过加本罪一等，厌恶其志在必得所以如此。一概判处军罪，实在觉得太重。

既然以人数、参量以及已过三个冬天互相对举，是否三项俱全才判处重刑之处，并未叙述明白。如果因为已过三个冬天而加重，那么不论所雇人数多少，即使三五人也称为不足四十名，不论参量多少，即使二三两也称为不足五十两，首犯从犯都判处军罪可以吗？假设在外没有过三个冬天而人数已有三十余名，参量已有四十余两，或者参量四十余两而人数不足十名，或者人已达三十余名而参量不到十两，又将如何定罪呢？

私自挖参既然触犯律例禁令，那么按照参量多少定罪名轻重，自然属于妥当。只是人数过多，那么被挖的人参应当也不少，所以制定了有一人名下放过百人，将财主判处绞刑，一二名至八十名，分别判处徒刑流放的律例。即使没有财主头目的案件，也区分人数与参量并举定罪。后来

译将人数这一层全部删去，在财主头目这一项内，以四十人上下分别判处绞监候、充军，那么雇佣人数从几名到二三十名，所得人参数量相差无几，都应一律拟判充军，这与下层没有财主头目时按所得人参数量治罪的条例，已经彼此参差不齐。对财主及头目加重惩办，尚不算苛刻。但如果受雇之人一律拟判充军，与下层相比，可能会出现所得人参多而拟罪轻，所得人参少而科罪反而重的情况。假如二人结伙挖参，得到人参二十两，为首者仅拟判满徒，为从者不过徒二年半。如果是受雇于人，或数人到二三十人，都可以称为未满四十人，所得人参是一十两及十五两，都可以称为未满五十两，则应拟判充军，尤其显得轻重不一。如果说必须三项兼备才行，人数必须四十，人参必须五十，又必须经过三个冬天，照此定断，仅有一项或两项的，应如何科断，终究难以核查办理。况且“未得参者各减一等”这句话，不知又作何解释，而下一层又没有“已过三冬应行加重”的文字，有犯更难定断。平心而论，以人参数量为衡量标准，最为恰当，以使用人数为衡量标准，也未尝不可。至于添入“积年在外，已过三冬”这一条，纠葛不清了。似乎应将这一层删去，改为：人参达到五十两的，拟判绞刑；一至四十两的，分别拟判徒刑、流刑。如果人数过多，也可以加重惩办。总之以人参数量为主，才不至于主次混淆。不然，雇佣人数达到四十名以上，在外已过三冬而所得人参无几；或者人数达到四十名以上，未过三冬，也尚未得到人参；或者得到人参五十两而人数未达四十名；或者已过三冬，或未过三冬，都难以援引定断。旧例虽然繁琐，但尚觉明晰，改定的条例，殊嫌含混。盗贼窝主以是否发起同谋，以及有无分赃作为罪名轻重的衡量标准，这里只说窝家拟判绞刑，也嫌含混。

译财主雇人刨参一层，有窝家的罪名，下层无明文规定，但见于三姓、珲春的条例中，应参照查看。

□“各出资本”及“受雇偷采”这两句，不知具体指什么。出钱雇人刨参的称为财主，各人出资本雇人难道不是财主吗？受财主雇佣去偷采，与受各出资本者雇佣去偷采，有什么区别呢？假如一人出钱一百千，雇人进山偷刨称为财主，数人合出钱一百千，雇人偷偷采参却不称为财主，其中的道理何在？或者一人出的钱比数人合出的钱少，以一人作为财主似乎显得偏颇，以数人皆为财主统计人数，如果已达到四十名，参数已达五十两，将这数人皆判绞刑吗？还是仍照未达四十人拟以充军呢？

□人参是贵重之物，也是最难得之物，不出钱雇佣多人，潜行偷刨，绝不可能有五十两的数量，所以判处财主、头目绞刑，即是按纠合盗窃的罪名判处首犯。如果没有财主、头目，一人刨参，能有多少呢？所以不判处绞刑。如果所得的人参已达五十两，与独自盗窃赃物超过满贯有什么不同，判处绞监候，也是罪有应得。此处声明罪止满流，似乎是按照律文中“准”的含义来定拟，终究与条例的含义不符，那财主、头目难道不应按盗窃论处吗？

□刨参的人犯势必不能不需用米粮，如果没有代为运送的人，那么私刨者也可以稍微减少。原条例中，运送米粮者，减正犯罪一等，后来改为照财主例减罪二等，随即又改为与私刨者分别已得、未得的情况来定罪量刑，不仅判处满徒而已。此外声明不过图得些微雇佣报酬，改拟满杖，殊与原定条例之意不符。而且与上索伦达呼里及三姓、珲春两条，彼此太觉参差不齐。

□上索伦达呼里条规定，私带米粮卖给刨参之人者，按照无引私盐律，根据米数多少，分别定罪量刑。三姓、珲春等外商人，携带米粮交换人参，根据米数多少，判处满徒、充军。此处仅拟满杖，与上一条相差悬殊，也与盘诘奸细门内接济山犯的一条相异。

□私刨以有无财主、头目分别定罪，私贩则只以参的数量为主。新条例定为减私刨人犯罪一等，那么三十两以上以及五十两，均罪止满徒。如果按照财主五十两拟绞的条例减等，则应判处满流，然而终究与私刨罪止满流的条例文字不符。

□潜匿禁山，旧条例本有专条，是指处以杖刑而言，且连同未得参的一并包括在内。再次前往禁山，如未得参，就不能称为再犯。说已得参，按照得参的本罪加等，未得参，按照未得参的本罪加等。所以条例说，各于应得本罪上加一等定罪量刑，语意本来极其明显。改定的条例以再次前往禁山即为再犯，不问已未得参，一概拟充军，轻重果真得当吗？盗园陵树木门条例内，也有偷挖人参的罪名，应参照查看。

□再者，旧条例偷采人参，财主及率领头目拟绞监侯。为从者发往打牲乌拉。乾隆五年修例按语声明，打牲的条例久已停止，将从犯分别改发。二十一年的条例文字，为从系旗人，仍发往打牲乌拉，三十二年，按语又声明，无庸发往已觉纷歧。而名例徒流迁徙地方门下，五旗包依人，送部发遣者，仍有发打牲乌拉的文字，殊嫌参差。

盗田野谷麦 一，私入围场偷打牲畜、砍伐树木的犯人，无论枷、杖、徒、流、发遣均在犯事地方审拟发落起解，无庸解部转发，仍专咨报部。其罪应徒刑、流刑、发遣者，令热河都统年终汇总奏报。罪止枷号的人犯，年终汇总名册，咨报部存档。

此条系嘉庆六年，钦奉上谕编纂为例，八年修改，十五年改定。

谨按。偷窃围场，乾隆年间均是解部治罪。嘉庆六年改为徒刑、发遣以上，解部审拟，枷号以下，在本地发落。八年又改为今例，因此有无论枷、杖、徒、流、发遣的话语。然而徒刑以上罪名，年终汇总奏报，枷号人犯，汇总名册咨报部，仍是慎重对待围场的意思。至于各省汇总奏报事件，均于十月截止统计咨报部，限十二月咨报齐全，各部于年底具奏，见照刷文卷条。这是由该都统自行汇总奏报，与那条不同。再者，此专言承德府属围场，而未提及盛京边外围场，因为当时所办案件热河多，而盛京绝无概见故也。下所引嘉庆四年，复议盛京刑部侍郎铁保条奏，可知围场原非专指热河一处而言。此例专言热河都统，殊不全面。不然盛京威远堡南至凤凰城边外山谷附近有围场处所一条，条例中所云，偷伐树木，偷打鹿只人犯，分别流刑、徒刑之处，将由何处定罪量刑呢。近年以来，此类案件不仅盛京所无，即热河也不经见了。

译盗窃田野中的谷麦：一，民间农田，如果在自己的田地内，耗费人工修筑池塘，蓄积雨水，无论田主是否已经用水车或戽斗将水引入田中，而他人擅自放水以灌溉自己的田地，不论白天黑夜，按照其灌溉田地的亩数，比照侵占他人田地一亩以下的规定，处以笞刑五十。每增加五亩加重一等，最高刑罚为杖刑八十，徒刑二年。如果有抗拒抓捕的，依照法律中关于罪犯抗拒抓捕的规定定罪量刑。如果有被应当抓捕的人杀伤的，各自依照擅自杀伤罪犯的罪名定罪量刑。如果在公共的江、河、川、泽、沟渠修筑堤堰，以及在公共土地上修筑池塘，占为己有的，都不得滥用此条例。如果有杀伤行为的，仍然分别按照谋杀、故杀、斗殴的规定定罪量刑。

译这条规定是乾隆五十二年，刑部议复河南巡抚毕沅关于正阳县民人潘毓秀，因无服族孙潘土德私自偷放他所蓄积的塘水，将其砍伤致死一案的奏折，（此案是否应按亲属间盗窃论处，需与彼门条例参照查看。）编纂成例。嘉庆六年修改，八年改定。

谨按。各自耗费工力，挖掘修筑池塘蓄水，无论土地是否属于自己，重点在于耗费了工力，重点在于蓄水以备灌溉，所以不允许他人擅自放水。这与律文中山野柴草木石，耗费工力砍伐积聚，擅自取用的，也按窃盗论处的意思相符。因为蓄水之地虽然不属于自己产业，但耗费工力挖掘修筑池塘，就可以据为己有。就像柴草木石本来不是自己的物品，既然已经砍伐积聚，也不得任由他人擅自取用。改定的条例添入“是否属于自己产业”这一层意思，实在嫌不够恰当合理。

这条原例本来非常平允妥当，嘉庆六年修改的条例，以是否用车戽水入田作为判断标准，固然不够恰当。即使八年改定的条例，以修筑渠堰是否在自有产业地内作为判断标准，也不够平允。这样看来，“耗费工力”这一层意思，竟然可以置之不论了。就像官荒沙洲也不属于自有产业，如果耗费工力开垦成熟，反而得以升科管业，难道也能说它并非自有产业吗？

江河川泽的水，人人都可以取用，如果修筑成池塘渠堰等类，那就不是江河川泽了。水已经归入池塘渠堰，就与江河川泽的水不同。不区分是否耗费工力挖掘修筑，而区分是否在自有产业地内，假如在大河旁边的空地，耗费工力修筑渠塘，闲时蓄水以备灌田，到用水时旁人毫不费力将水放走，立即按凡例论处，这是让人承担劳苦而自己享受利益，有这样的道理吗？对蓄水的人处罚未免过严，而对放水的人处罚未免太宽，情理和法律难道应该这样吗？

耗费工力修筑池塘，不但费力，而且费财，本是为了蓄水灌田，也是法律所不禁止的。如果不肯修塘蓄水，已经算是懒惰的农夫，竟然窃取他人的利益，肥己损人，更加可恶。不按照准盗窃论处，已经觉得是从宽处理。改定的条例，对蓄水的人严厉，而对窃放的人宽容，不知是何用意。

盗取田野谷麦 一，盛京各处山场商人领取票证砍伐树木，如果有夹带偷砍果松的，按照株数多少定罪。砍到数十根的，笞打五十。一百根的，杖打六十。每增加一百根加一等，罪止杖打一百、徒刑三年。所砍的树木，变价收入官府。

这条规定是乾隆三十年，盛京工部侍郎雅德条奏定下的条例。

谨按。不到数十根自然无须定罪了。十根以上是否按数十根论处，语意不够明晰。

果松不准偷砍，不知是何用意，记下查考。

盗取田野谷麦 一，刨参的夫役不前往指定的山林刨采，或将票证卖给他人让他去别处飞扬跋扈的，除了交给官府的参外，剩余的都令其收入官府，仍杖打八十，枷号一个月。

私自刨参的贼犯，在山林僻壤庄屯隐藏踪迹盘踞，该处的保正甲长，如果有飞报过付窝藏黑人的，不向上级首报，除了窝家按例治罪外，保正甲长如果审问属实是知情不报，按照保甲知有为盗、窝盗之人，瞻徇隐匿的条例，杖打八十、加枷号一个月。如果不知情，按照牌头所管辖范围内，有为盗之人，虽不知情而失察的条例，笞打四十。

渔利之徒隐藏踪迹在山林，收买参秧栽种，以及贪利之人私自入山，偷刨参秧贩卖，一经抓获，都按照偷刨私卖、收买私参的条例，一体治罪。

这三条规定是乾隆四十二年，钦差户部右侍郎金简、吉林将军福康安奏请查办参务酌定章程案中，经户部会同刑部议准定下的条例。

谨按。第一条上层是指自行前往别处刨采的人，下层是指将票证卖给别处的人，但仅拟处以枷杖，因为参都已收入官府的缘故。如果有隐匿，则仍按私刨论处。

第二条云云，即刨参条例中所说的潜匿禁山的人。专门讲保正甲长的罪，而不讲窝家的罪名，因为上一条三姓珲春例中已有明文规定。那条说，明知偷刨奸匪而容隐在家，不立即举报的，按照知人犯罪，藏匿在家，不告捕的，减罪人一等的律文治罪，应参照查看。

“黑人”二字别处未见，是否指上文贼犯而言，记下考据。

保甲牌头两条条例都见于盗窃窝主。

第三条，

前条例中并没有私卖、收买私参的罪名，只有私贩按私刨减一等的说法。这里说一体治罪，语意不够分晰。乾隆三十二年奏定，盛京每年应发放参票一千七百五十二张，每张收参五钱，共收参八百七十六两，道光年間减为一千一百六十一张，共交参五百八两五钱。

一，刨夫所得的参中，除了交给官府的参外，剩余多少，填注部颁的回山照票，允许原刨夫领出自卖。

译等交接官员参拜完毕后，查验确认装箱，派遣官员押送进入关口，任由他们自行进行贸易。

译一，每年派遣官员二员、士兵二十名，在立夏之前前往旺清边门押送票证，监督烙印马匹。刨参民夫出边后，押票官员也出边，在哈吗河地方安营扎寨。秋后刨参民夫回山，各自按照所得参包，连皮称重检验，封贴印花，按台押送进入参局，登记入库储存。

一，嘉庆十年奏定，每票一人，配备炊事人员四人，各发给腰牌一面，一律令其出旺清边门入山刨参，仍缴纳参五分。

一，官参内如有秧参（人工种植人参）的情弊，将军、副都统等均一并议处。

一，官参运抵京城后，如有挑出秧参，不论数量多少，查清是何处所种植，即将该地方官、稽查官及局员等，均革职治罪。

一，挑出秧参，按照斤两在揽头名下，追缴解送京城，如无存留人参，遵照钦定价格，令揽头交出。揽头如不能缴纳，令承办官员代赔。咸丰二年，奉文停止采办官参。

以上各条，见于《盛京典制备考》。

盗取田野谷麦

一，盛京各城守尉边门及卡伦的官兵，在边外抓获偷砍、私运木材的人犯，其车马器物均赏给原抓获之人。如仅抓获车马等物而借口人犯逃逸的，除审明有无受贿故意放纵，按例治罪外，仍将所获物件没收入官。若抓获人犯并无器物的，由该将军自行酌量赏给。

此条系嘉庆九年，盛京将军富俊奏请批准定例。

谨按：此条例意旨不知所指为何。以盛京威远堡南至凤凰城一条参证，则似乎仍指围场而言。只言官兵之赏给，而不言砍木人之罪名，下条已明确言之。彼条例文在先而此例在后，大概专为抓获车马的兵丁而设。

□查乾隆三十八年定例，亦系盛京将军奏请批准。原例云，盛京围场私入采集蘑菇、砍伐木材者，拟以满徒。起获鸟枪没收入官，牲畜器物赏给原获之人等等，是围场即指盛京边外之围场而言。若不涉及围场，则别处砍伐木材，并无例禁，为何独于盛京边外从严呢。

□抓获私盐，将所获盐货车船头匹等物，全行赏给，与此相同。

盗取田野谷麦

一，在新疆地方偷挖金砂，无论人数、砂数多寡，为首的，枷号三个月，实发云南、贵州、两广极边烟瘴之地充军。为从的，枷号三个月，解回内地，杖一百，徒三年。

此条系嘉庆十五年，伊犁将军宗室晋昌等奏请批准定例，二十五年改定。

谨按：与上条盗掘金银铜锡参看。

□偷挖即盗掘也，不论人数、砂数，较别处分罪为严，未免太重。以应准窃盗按赃物治罪之犯，无论人数、砂数多寡，即刻拟充军，则仅止二、三人得金，在两上下，即分别拟以军徒，又各枷号三个月，法之不得其平，莫甚于此。

盗取田野谷麦

一，在口外出钱雇人刨挖黄芪，首犯除有拒捕夺犯等情节，仍按罪人拒捕及夺犯殴差的各本律本例，分别定拟外，如所雇佣人数未及十名者，照违制律杖一百十人以上，加枷号两个月。五十人以上，杖六十，徒一年。每十人加一等，依次递加，罪止杖一百，徒三年。为从的各减一等。受雇挖芪之人，照不应重律杖八十，遣回原籍管束。如系割草民人，不得随意抓捕滋事。该处囤积黄芪，首犯，数量达十斤以上者，亦照违制律杖一百五十斤以上者，加枷号两个月。百斤以上者，杖六十，徒一年。每百斤加一等，依次递加，罪止杖一百、徒三年。为从亦各减一等。黄芪没收入官。至于无业贫民，零星挖有黄芪，进口售卖，每次人数不得超过十名，每人携带不得超过十斤，违者，以私贩论处。仍责成守口员役及各口关隘官员，实力稽查。倘有贿赂放纵情弊，查出按例究办。

此条系嘉庆十六年，刑部议复刑部侍郎成宁等奏请批准定例。

谨按：黄芪本非犯禁之物，因其纠集多人滋扰牧厂，故禁止之。似应增添滋扰牧厂一层。口外二字，未甚明显。《处分例》，系民人有于蒙古地内偷挖黄芪者云云，应参看。

□若系零星刨挖，囤积十斤以上，即科满杖，似乎嫌不妥当。

□私贩应拟何罪。是否照囤积论罪之处，待核。是年又有上谕云，边外物产，如铅斤木材，不一而足。设奸民等舍此趋彼聚集既众，必仍滋事端。若逐案增定条例，亦属烦碎。总在沿边关隘于无业游民出口时，认真查禁，方为正本清源。

译这是治理的方法。出关的百姓既然很少，自然不至于成群结伙地谋取私利、逞凶作恶等事。这些内容记载在《中枢政考》的“关津门”中，凡是各边关关口，都已经详细叙述，应当与这一条参照阅读。

译盗窃田野中的谷物和麦子。一、在热河承德府所属地方，偷挖金银矿砂，无论人数、砂量多少，为首者，均枷号三个月。如果是民人，实际发配到云南、贵州、两广极边烟瘴地区充军。如果是蒙古人，发配到四省驿站当差。为从者如果是民人，枷号三个月，解回内地，杖责一百、徒刑三年。如果是蒙古人，枷号三个月，调发至邻近盟旗，严加管束。如果被抓获时，有抗拒抓捕并杀伤人的，仍按照盗掘矿砂的本例，分别定罪量刑。那些得到钱财而招揽、收留的蒙古地主，与首犯同罪。地方官员不严格抓捕的，交部议处。

此条是道光十六年，热河都统嵩溥上奏获准定下的条例。咸丰二年修改确定。

谨按。新疆既然已经制定了严厉的法例，这条仿照办理，自然是必然之事。

□这条烟瘴充军，原定的条例，仍是以四千里为限。咸丰二年，删去了这句话，自然就在实际发配烟瘴地区的行列中了。而同治九年，续纂实际发配烟瘴的条例，又没有这条，实在显得参差不齐。

□偷挖金银等矿砂的通例，是按赃物价值比照窃盗论处，这两条都比通例治罪更严。现在，讲究矿务的人，一天比一天多，又怎么能禁止挖掘。就像丝斤不准出口，近来却是惟恐其不出口了。今昔情形不同，岂可一概而论呢。

盗窃田野中的谷物和麦子。一、盛京威远堡南至凤凰城边外，山谷附近及围场处所，抓获偷伐树木、偷打鹿只的人犯，审实果真是身为财主，雇请多人者，杖责一百、流放三千里。如果没有财主，一时聚集，各自出资，并雇人偷伐树木、偷打鹿只越过边关隘口的，杖责一百、徒刑三年。为从者以及贩卖并偷窃未得者，各比为首者及已得者减一等。如果是挖掘鹿窖，首从各在前例流徒罪上，加一等治罪，分别在脸上刺字“偷窃木植牲畜”。未得者，免刺。再犯的，各在本罪上加一等治罪。那些越边偷窃柴草、野鸡等项的，初犯，枷号一个月。再犯，枷号二个月。三犯，枷号三个月，期满各杖责一百。为从者及偷窃未得者，各比为首者及已得减一等，均免刺，并递回原籍，严加管束倘若在递回原籍后，再次出边偷窃的，即在犯事地方，枷号二个月，杖责六十、徒刑一年。如果再有犯，依次递解到口外。那些因偷窃未得，被递回原籍管束，再次越边偷窃的，仍照初犯例枷号一个月、杖责一百，递回原籍严加管束。淘挖金砂的罪犯，本例罪重的，仍按原例拟罪。若罪名较轻，即照此一体办理。至于失察的地方各官，交部议处。

此条是乾隆四十五年，盛京将军福康安因抓获偷越边栅送米伐木人犯的案子上奏请求定下的条例。道光七年修改，咸丰二年改定。

谨按。此条原例专指偷伐树木，道光七年，添入偷打鹿只及挖掘鹿窖两层，后又添入偷窃柴草野鸡，二十六年又添入淘挖金砂，是指盛京一带附近围场而言，与下面木兰等处一条参看。下条是木植数至五百斤以上，牲畜至十只以上此例并未点明人数，也没有斤数、只数。

□下条挖掘鹿窖初犯，满徒。再犯，四千里流充军。三犯，新疆种地。那些身为财主，雇佣多人，发四千里充军，均与此参差不齐。下条有初犯、再犯、三犯此处只言再犯，也不相同。

□现在边外设有数县，与从前情形大不相同了。

盗窃田野中的谷物和麦子。一、私自进入木兰等处围场，及南苑偷窃蔬菜、柴草、野鸡等项者，初犯枷号一个月。再犯枷二个月。三犯枷号三个月，期满各杖责一百发落。（按，此处枷号以二个月为一级。）如果盗砍树木、偷打牲畜，及挖掘鹿窖，初犯，杖责一百、徒刑三年。再犯，以及虽系初犯而偷窃木植数至五百斤以上的，牲畜至十只以上的，（按，上条无斤数、只数与此下同。）或身为财主，雇佣多人者，均改发极边足四千里充军。三犯的，（按，再犯，即拟充军，似乎无三犯可言。）发新疆等处种地。为从者及偷窃未得者，各减一等。贩卖的又减一等。旗人有犯的，销除旗籍档案，照民人一律办理。围场看守兵丁有犯的，均先插箭游街示众，加一等治罪。至于察哈尔及札萨克旗下蒙古人私入围场偷窃，也照此例一律问拟。蒙古人犯应判徒刑的，照例折枷。应充军的，发配湖广、福建、江西、浙江、江南。应判遣罪的，发配云南、贵州、两广，均交驿站充当苦差。以上各项人犯，无论初犯、二犯、三犯，均面刺“盗围场”字样。偷盗未得的罪犯，均面刺“私入围场”字样。

译样。枷号三个月、两个月的减等，依次递减一个月。枷号一个月的，减为二十日。（按，此处枷号又是以十日为一等，三个月、两个月的，以一个月为一等。一个月的，又以十日为一等，都与例文不符。）失察私入围场等处偷窃的该管地方文武各官，以及察哈尔佐领捕盗官，还有蒙古札萨克等，交由相关部门分别议处，以及折罚牲畜、起获鸟枪、入官的牲畜器物，赏给原先擒获犯人的人。有连续抓获大批犯人的，交由该管官员记功奖励，同时仍向抓获犯人的人审讯，是从何处卡隘偷入的。审明是官员、士兵受贿故意放纵的，与犯人同罪。赃物重的，计算赃物以枉法从重论处。如果只是失于觉察的官员，交由相关部门议处。士兵杖责一百，再犯折责并革除军籍。每月责令看守卡隘的官员、士兵，将有无贼犯偷入围场的情况，出具结状上报。该总管每年在五月内据实汇总折子奏报。倘若该官员、士兵所报不实，交由相关部门议处。热河都统也在每年六月间据实奏报。如果查明该总管所奏不实，立即参劾治罪。

译此条例原本包含三条：一条是乾隆二十九年，刑部侍郎兼管顺天府尹钱汝诚等人条奏制定的条例。（按，专门指南苑而言。）一条是乾隆二十七年，围场总管齐凌札布条奏的，以及乾隆二十八年刑部奏准的，还有乾隆三十一年钦奉上谕一并编纂为条例的。（按，似乎是指木兰围场而言。）一条是乾隆三十八年，军机大臣舒赫德等人议覆盛京将军宗室宏晌条奏的，以及乾隆三十九年，盛京刑部侍郎喀尔崇义审理解送旗人赛必那在围场开枪，拟发往驻防省城当差，以及抓获人犯鲁才等人偷进围场走狗这两起案件，一并编纂为条例。（按，是指盛京围场而言。）嘉庆六年合并修订，八年、九年、二十三年，道光元年、七年进行修改，二十五年改定。

谨按：清初围场在盛京边外，上一条所说的威远堡南至凤凰城边外之地就是。这条原例本是盛京将军奏准后，经过屡次修改，反而没有了“盛京”字样，于是将上一条作为盛京的专例，这一条专门论述南苑及木兰等地。至于南苑、木兰的建置，其大略可考证的是，元代皇帝位下及诸王位下都有打捕猎户，而近郊捕猎则称为飞放，现在的南苑就是元代的飞放泊。明代也称南海子，设置海户一千多人守卫。本朝世祖时期，每年按时巡幸南苑，偶尔也巡幸塞外，行围以习练武事。康熙年间，在热河修建山庄，每年避暑于此。蒙古各部献出牧地，作为至尊肄武合围的场所。此后每年巡幸木兰，举行秋弥的典礼。

南苑方圆一百六十里，在永定门外二十里，没有下马飞放泊。明永乐年间，扩充其地，作为蕃养禽兽、种植蔬果的场所。中间有大、小海子共三个。自万泉庄平地勇泉汇注于此，四季不断。有晾鹰台，都是元代的旧迹。

本朝设置总管、防御等官守卫。

木兰，是围场的总称。周长一千三百多里，南北相距二百多里，东西相距三百多里，四周设置卡伦守卫。每年白露后，鹿开始出声，模仿其声鸣叫，呼唤它就可以到来，称为哨鹿，满语称之为木兰。现在即成为围场的通称了。凡是围场的名称，共有六十多处，每年车驾大弥，或者十八九围，多的有二十围等等，都见于《皇朝文献通考》。我朝以武功为重，那时秋搜的典礼时常举行，就是汉人所说的顺应时节而搜狩，借助车徒以讲习武事。所以围场的例禁最严，条奏此事的人也多，现在不是这样了。

再，人参产自东三省，围场在热河及盛敬等处，并非通例，似乎应将有关私刨及围场的各条摘出，另立名目，叫作“私刨人参围场则例”。鄙见如此，暂且记录于此。

《汉书·宣帝纪》地节三年诏书，池御未御幸者，假与贫民。蘇林说，折竹以绳绵连禁御，使人不得往来律名为御。服虔说，御，在池水中作室，可用栖鸟入中则捕之。应劭说，池，陂池也。御，苑也。臣瓒说，御者，所以养鸟也。设为藩落周覆其上，令鸟不得出，犹苑之畜兽，池之畜鱼也。

《金史》世宗大定九年三月，尚书省制定网捕走兽法，有的甚至判处徒刑。皇上说，因为禽兽的缘故而让百姓抵罪徒刑，这是重视禽兽而轻视民命，难道是我的本意吗？从今以后有犯法的，可以杖责后释放。这都是往事，但可供参考，所以录入。

[卷首] [总目]： 前卷 次卷

读例存疑卷三十 前卷 次卷

刑律之六 贼盗下之一

亲属相盗

恐吓取财

诈欺官私取财

略人略卖人

亲属相盗：卷首

凡是各居（本宗、外姻）亲属相互盗窃（兼后尊长、卑幼两款）财物者，期亲，减凡人五等。大工，减四等。小功，减三等。缑麻，减二等。无服之亲，减一等并免刺。（若盗窃有首从，而服属不同，各依本服降低等级定罪。为从各又减一等。）如果行强盗者，尊长侵犯卑幼，也（依强盗已行而得财、不得财各依上减罪。卑幼侵犯尊长，以凡人论。（不在减等之限。如果有杀伤者（总承上窃、强两项），各以杀伤尊长、卑幼本律从（其）重（者）论。

译○如果同居的卑幼带领他人盗窃自己家的财物，卑幼按照私自擅用财物的律条论处，加重二等，最高刑罚为杖一百。他人（兼指首犯和从犯）比照普通盗窃罪的刑罚减轻一等，免除刺字。如果有杀伤行为的，各自按照杀伤尊长、卑幼的本律定罪。他人即使不知情，也按照强盗罪（无论是否得财）论处。如果他人杀伤了人，卑幼即使不知情，也按照杀伤尊长、卑幼的本律（将私自擅用加重后的罪责与杀伤罪进行比较），从（其）重（者）论处。

译○同居的奴仆、雇工人盗窃家长财物，以及彼此互相盗窃的，（首犯）比照普通盗窃罪减一等处罚，免除刺字。（从犯再减一等。被盗家庭的亲属告发，均按律法论处，不适用名例律中亲属相容隐的规定。）

这仍然沿用明律。（第一段“各以杀伤”一句，原律作“依”，总注也作“依”。）其小注是顺治三年添入，雍正三年删改的。

条例

亲属相盗 一，同居的卑幼引诱他人强劫自家财物，依照各居亲属行强盗、卑幼侵犯尊长以凡人论处斩首，奏请皇帝定夺。

这条是前明问刑条例。（明正德十三年九月，刑部断案中，有儿子纠集他人抢劫父亲，以及弟弟抢劫哥哥的，沿袭旧例，以同居卑幼引诱他人为盗，以及私自擅用财物定罪，仅处以杖刑或徒刑。大理寺刘玉因此上奏，说律法是用来辅助教化的，这是人伦纲常的变故，即使律文没有记载，也应当权衡轻重以正法度，援引比附以上，请求按原拟判决，这是置伦理于不顾，盗贼日益猖獗而无法禁止了。于是改拟重刑，仍著为法令。）

《集解》说律文只提到卑幼引诱他人为窃盗，所以条例增加强劫以补其不足，不因同居而减等，是为了加重强盗的刑罚。

□无杀伤，引用此例。若有杀伤，按尊长卑幼的本律科断。

谨按。窃盗，律文只判满杖，行强盗，即拟斩决，虽然是补充律文的不足，终究嫌过于严厉，他人如何科断，条例内为何并不叙明呢。唐律只提到窃盗，而不说强盗，《疏议》说有犯应准加二等，似乎还算公平。明律不载，所以特立此例，意在从严，那么他人自然难以轻减了。

亲属相盗 一，凡奴仆偷盗家长财物的，照窃盗律计赃治罪。如果起意勾引外人同盗家长财物的，将起意的奴仆计赃、递加窃盗一等治罪。到一百二十两以上的，仍照律拟绞监候。被勾引的外人仍照窃盗律分别定拟。雇工人盗窃家长财物，也照窃盗计赃治罪。

这条是雍正六年例，乾隆五年改定。

谨按。这也比律文严厉，律文减一等，条例又加一等。

□奴仆雇工自相盗窃，条例没有明文，赃数不多，罪名尚不至于大相悬殊。如果到一百二十两以上，就有生死的分别了。奴仆雇工与家主本属一家，各项亲属相盗，既然准许减等，奴仆雇工不便两样对待，所以律文得以减等，因为他们属于得相容隐之人。条例改从重，而对于奴仆雇工自相盗窃这一层，反而没有议及，殊嫌参差。

亲属相盗 一，凡亲属相盗，除本宗五服以外的，都照无服之亲定拟外，其外姻尊长的亲属相盗，只有律图内载明的，才准许照例减等，此外不得滥引。

这条是乾隆十三年，刑部议覆安徽巡抚纳敏在盗犯林宗等行劫案中，附请定例。

谨按。唐律亲属相盗，本来没有外姻在内，明律添入，已属不符合。又推及于无服亲属，就更难通行了。此例以服图载明的，才准许照律减等，也未允协。查外亲服图载明无服的，有母之祖父母、堂舅、堂姨的儿子、舅、姨、姑的孙子，妻祖父母、妻伯叔、妻的姑、妻外祖父母、妻兄弟及其妇、妻的姐妹、妻兄弟子、妻姐妹子女之孙等项，其姑的丈夫、舅的妻子，并未载入。有堂舅堂姨的儿子，而无堂舅堂姨，不知何故。而且只说尊长而未及卑幼，也不知其故。或许改为尊卑亦可。

亲属相盗 一，凡奴仆雇工人强劫家长财物的，以及勾引外人同劫家长财物的，都照凡人强盗律定拟。其有杀伤家长的，仍依律从重论。

这条是乾隆十九年，刑部议覆河南按察使沈亭芳条奏定例。

谨按。这也补充了律文所未备。

□与上面同居卑幼一条参看。

亲属相盗 一，各居无服亲属，除平时漠视，并无周恤，致相盗财物的，照律减等办理外，如果素来有周恤，或托管田产、经理财物、不安分、肆窃肥己、贻累受害者的，即以凡人窃盗计赃科断，仍照律免除刺字。到满贯的，尊长照律杖一百、流三千里。卑幼年拟绞监候，缓决一次后，照例减等发配。

这条是乾隆十八年，两江总督书麟审奏，江苏溥水县民人陶仁广，行窃族叔祖陶禹春典铺银两潜逃一案，遵旨奏准定的例。嘉庆六年改定。

谨按。素来有周恤是敦睦的意思，却因此加重窃盗的罪，义无所取。

□此例重在贻累尊长受害，所以不准照律减科。乾隆年间分别有服无服加加减减治罪，颇为明晰，后改为专指无服

译如果言语中涉及服制卑幼有犯罪行为，仍按照本律减等定罪，那么各自居住的胞侄肆意盗窃以中饱私囊，连累胞叔受害，反而仅仅判处徒刑一年半，这似乎不符合律例的本意。既然因为连累尊长受害而加重处罚，却又区分是否向来有周济抚恤，似乎显得标准不一、参差不齐。

译亲属相盗律的系统是指尊卑而言，此条例只说卑幼连累尊长受害，对于尊长连累卑幼，原条例并未讨论。假如卑幼对无服尊长一向有周济照顾，或者受托保管财物，致使被偷窃，连累受害者，定罪也应按照同样改定的条例，强行区分，实在嫌不妥当。卑幼受到尊长平时的周济，就不应偷窃尊长。尊长受到卑幼平时的周济，难道反而应该偷窃卑幼吗？卑幼不应连累伤害尊长，尊长就应当连累伤害卑幼吗？对此严厉而对彼宽容，也难以妥当。

亲属相盗，唐律本来没有无服亲属这一层，与其多设条例，不如将律文中的无服亲属一层删去。

亲属相盗：一，亲属相盗杀伤的案件，除了卑幼行强盗以及尊长放火强劫（按，放火与强劫是一是二，需核实）图奸谋杀卑幼，不论有无服制，都按普通人论处外，如期服以下至无服尊长强窃盗及抢夺卑幼儿财物，杀伤卑幼的，各就服制中杀伤卑幼及同姓亲属互殴，并亲属相盗各本律相比照，从重论处。（按，这一层没有普通盗窃杀伤的罪名。）卑幼窃盗及抢夺尊长财物，杀伤尊长的，以普通盗窃杀伤的罪名与服制杀伤，及同姓亲属互殴各本律相比照，从重论处。如果期服以下至无服尊长强窃盗，以及抢夺卑幼儿财物，并卑幼窃盗及抢夺尊长财物，伤害并无尊卑名分之人（如兄弟之妻及无名分的雇工之类），也各就亲属杀伤（及）及普通斗殴杀伤，并亲属相盗各本律相比照，从重论治。那些因抢劫窃取亲属财物，被尊长卑幼及并无尊卑名分之人的杀伤的，也各依服制杀伤及同姓亲属互殴，并普通斗殴杀伤各本律审拟，均不得照普通人擅自杀伤定罪。（按，不照普通人擅自杀伤，自然是宽厚的意思，然而因盗窃杀伤尊长，却又照普通盗窃杀伤的罪名，实在嫌参差不一。）

此条是嘉庆元年，广西巡抚成林因亲属相盗杀伤，是否应按普通人论处，咨请刑部指示，经刑部议准定例。道光二年、五年修改，十四年终定。

谨按。罪人拒捕门中，卑幼因奸因盗图脱而拒杀缌麻尊长尊属的，按律审拟斩候，仍请旨立即正法，应与此条参看。乾隆年间旧条例，凡有服尊长杀死卑幼，如果是谋财害命，强盗卑幼儿资财，放火杀人及图奸谋杀等案件，都照平人办理，载在斗殴门内。此条除笔所说的即是彼条例文的意思。后来于嘉庆六年，将彼条改为功服以下尊云云，则服属期亲就应当另论。此例不论有无服制，都按普通人论处的说法与彼条明显相抵触。

从其重者论，是说以盗罪与杀罪相比，从重论处。尊长犯卑幼，虽然强盗律没有死刑，杀罪期亲也没有死刑，这是行强杀死期亲，卑幼不过审拟徒流罢了，何来从重之说。

卑幼强窃盗杀伤尊长，有照普通盗窃杀伤的文字，其余均无此语，可知如果有杀伤，都不以普通盗窃论处了，与除笔不符。

再查，无服尊长强盗卑幼儿资财，杀死卑幼，按服尽亲属互殴至死律，罪应拟绞。如果是无服卑幼，则应依强盗杀人例斩首示众。轻重不同如此，然而都还是死罪。至于胞叔行强盗杀死及殴杀胞侄，按服制杀伤定拟，即无死罪，太过参差。

唐律将引人盗自家财物有杀伤者，卑幼纵然不知情，仍按本杀伤法定罪。是说尊长之被杀被伤，实在由于卑幼之引荐，所以特别严惩其罪。然而并非仅严惩卑幼之罪，即使尊长有所规求，故意杀期亲以下卑幼的，处绞刑，其科处尊长之罪也不能说不严。彼此对照，其意自见。明律宽待尊长而独严惩卑幼，以致条例多有分歧，未见得当。

尊卑因行窃杀伤的案件，分别服制、普通人定罪尚属平允。只是无服之亲至死，应同普通人论处，并不分别尊长卑幼。此条无服与服同科，则凡因窃刃伤无服族人案件，如果是卑犯尊，则应依例拟以绞斩；如果是尊犯卑，则仍照伤罪拟徒，罪名的出入相差甚远，似乎不符合律意。唐律本来没有无服亲属相盗得以减等的文字，似乎应无论尊卑都按普通人论处，或者提出数项如袒免之亲，则分别尊卑此外一概照普通人论处亦可。

普通盗窃杀伤罪有审拟斩首示众的，有审拟斩决斩候的。普通盗窃伤害罪有审拟斩候绞候及军流徒杖的，与尊卑杀伤轻重各不相等。

律文如果有杀伤者，各以杀伤尊长卑幼本律从重处。解释者说如卑幼行强犯尊长，得财应处斩，又折跌尊长一肢，律只拟流刑，则从盗论处，杀死亦然。大抵是说盗罪重则从盗论，杀伤罪重则从伤害罪论，盗罪

译这是与杀伤罪不得混为一谈的意思。这是因为因盗窃而致人杀伤，无论尊长还是卑幼，都不按普通盗窃中杀伤人的罪名来拟断，这才与律文中关于杀伤尊长、卑幼的论述相符合。大概这类亲属犯下窃盗罪，即使赃物价值超过满贯，都没有死罪，而杀伤罪则大多判处死刑。所谓从重论处，是指判处杀伤尊长、卑幼的本罪，而不是说判处普通盗窃中杀伤人的罪名。况且普通盗窃中杀伤人的罪名，律文少而条例多，条例大多在律典制定之后才出现，最容易混淆。近来办理因盗窃抗拒而致族人死亡的案件，如果是尊长侵犯卑幼，就按照原本殴打致死的法律处理；如果是卑幼侵犯尊长，却又按照抗拒逮捕的法律处理。这不仅与条例文意彼此互相矛盾，而且杀死抢窃族人，无论尊卑，都不能以擅杀论处。而因抢窃杀死尊长，却又以抗拒逮捕论处，这也自相矛盾。

译其次，律文中规定亲属之间相互盗窃，只有强盗和窃盗，而没有抢夺；而在门内抢夺的条款中，又明确规定亲属之间没有抢夺的条文。比照恐吓取财的专门条款进行判决，是因为因抢夺而导致杀伤，无论尊长还是卑幼，都不按照普通人的标准来论处，这一点是明确的。这个条例忽然增加了抢夺这一层内容，与那个条例又不相符，总归是因为律文不够完善，所以条例也不免出现许多参差不齐的情况。

亲属之间杀伤以及相互盗窃，各律不同的地方，汇总记录如下。

唐律

尊长殴打卑幼致折伤的，缌麻亲减普通人一等，小功、大功亲依次递减一等，致死的处绞刑。如果是殴打致死从父弟妹以及从父兄弟的子孙，流放三千里。如果用刀刃或者故意杀死的，处绞刑。

如果是殴打致死弟妹以及兄弟的子孙、外孙，判处徒刑三年。用刀刃或者故意杀死的，流放二千里。过失杀死的，各自不论罪。

这是殴打、故意杀死卑幼的通用律文，见于斗讼门。

凡是盗窃缌麻、小功亲财物的人，减普通人一等。大功亲，减二等。期亲，减三等。造成杀伤的，各自按照原本的杀伤律论处。（这是指因盗窃而误杀的情况。如果是有所图谋而故意杀死期亲以下的卑幼，处绞刑。其他条款参照此例。）

《疏议》说，因盗窃误杀，是指本心只想图谋财物而误杀人的情况，如果是确实故意杀人，自然按照故意杀伤的法律处理。有所图谋，即本条所说的因盗窃，其他条款所说的各种奸淫以及略诱、和诱。只要是争竞有所图谋而故意杀死期亲以下卑幼，本条不至于死罪的，都处绞刑。所以说其他条款参照此例。

这是因盗窃以及有所图谋，故意杀死卑幼的专门律文。见于贼盗门。现在斗殴律与唐律大致相同，但没有用刀杀死的这一层内容；贼盗律只说如果有杀伤的，各自按照杀伤卑幼的本律从重论处，并没有有所图谋这一层内容。不仅减等处罚不同，即使是因盗窃杀死卑幼的罪名也相差悬殊，而且没有因奸淫及略诱，以及争竞杀死卑幼的明文规定。后来增补的条例，也轻重不一，未能统一，这都是律文中删去这句话的失误。

一，期亲尊长因争夺弟侄的财产、官职，以及平时仇隙不和，故意杀死弟侄的，弟侄年龄在十一岁以上的，尊长判处绞刑监候。如果弟侄年龄在十岁以下，年幼无知，尊长因图谋占有财产、官职，挟嫌惨杀毒毙的，全部按照普通人谋害、故意杀人的律法判处斩刑监候。

一，大功服以下尊长杀死卑幼，如果是图谋卑幼的财产，以及强盗卑幼的资财，放火杀人以及图谋奸淫谋杀等案件，全部按照普通人谋害、故意杀人的律法问罪判处斩刑监候，不得再依据服制宽减。

一，大功服以下尊长杀死卑幼，因为其父兄伯叔平时没有资助以及对待刻薄、挟嫌日深，将其十岁以下的子女弟侄迁怒，故意杀害的，全部按照普通人故意杀人的本律判处斩刑监候，不得再依据服制定罪。十一岁以上的，仍然按照律法判处斩刑监候。

这与唐律中有所图谋而故意杀死卑幼等法律大致相同，只是区分十岁上下，这是唐律所没有的。

一，亲属相互盗窃杀伤的案件，除了卑幼实施强盗以及尊长放火强劫、图谋奸淫谋杀，不论有无服制，都按照普通人论处外，如果是期服以下尊长强窃盗，以及抢夺卑幼财物，杀伤卑幼，各自在服制中杀伤卑幼，以及亲属相互盗窃的各本律中相比，按照重者论处。

上层定罪太严，这层定罪太轻，不仅与唐律不符，条例之间也互相矛盾。

既然说抢劫谋杀卑幼按照普通人论处，又说强盗杀死卑幼，在服制相杀及亲属相盗律中相比从重论处，而且上条图谋卑幼财产与此条强盗卑幼资财也相同，但定罪却截然不同，都属于自相矛盾。

恐吓取财：卷首

凡是恐吓索取他人财物的人，计算赃物按照窃盗论处，加一等，（以一位主犯为重，合并赃物，区分首犯和从犯，那些没有得逞的，也按照窃盗未得财的罪名上加等。）免除刺字。如果是期亲以下亲属之间相互恐吓，卑幼侵犯尊长，按照普通人论处。（计算赃物，按照窃盗加一等。）尊长侵犯卑幼，也依据亲属相互盗窃的律法递减定罪。（期亲也减普通人恐吓五等，必须在窃盗加一等的基础上减等。）

这仍然是明律。其小注是顺治三年添入的。

条例

恐吓取财 一，监临官恐吓所属部众索取财物，按照枉法论处。如果知道他人犯罪而恐吓索取财物的，以枉法论处。

这个条例原本有两条，都是前明问刑条例。乾隆五年合并辑录为一条，十六年改定。

《辑注》说，这个条例在恐吓取财之中，有不当使用恐吓律的情况。上面是恐吓无罪之人，所以依照求索律。下面是恐吓犯罪之人，所以以枉法论处，也是指监临官而言。如果是没有职役的人，不得引用此条。

谨按。下段也是指监临官而言。上段说“准”，下段说“以”，重在挟持权势。

《唐律疏议》问曰，监临官恐吓所属部众索取财物，应该得什么罪。答曰，普通人恐吓取财按照盗论，加一等。监临之官不同于普通人的法律，名例

译虽然所引律条中虽有罪名，但其所犯情节较重者，应当从重论处，依照“理从强乞”的律文，应当以枉法罪定罪量刑。如果明知罪行并非虚妄，却通过恐吓手段索取财物的，应当以真正的枉法罪来判决。这个判例正好与问答中的语意相符，也用来弥补律文尚未完备之处。

译恐吓取财

一、凡是凶恶的流氓无赖屡次制造事端、行凶作恶，无故骚扰侵害善良百姓，众人皆知，且有确凿证据的，发配到极边地区，服役四千日，安置在瑞安直。（凡是属于一时一事，但确实情节凶险、气势恶劣的，也依照惯例拟发配。）如果并没有凶恶的实迹，只是偶然挟诈逞凶，或者屡次借端索取借贷，赃款不多，尚不属于真正凶恶的人，仍按照所犯的罪行，各自依据本律本例定罪，不得滥引此例。

此条是康熙二十年，遵奉旨意编纂定为条例。乾隆十六年、嘉庆六年、十四年进行了修改。道光五年改定。

谨按。此条例重在屡次制造事端、骚扰侵害，如果只是暂时的一时一事，似乎应当有所区别。注文中“情凶势恶”四个字，也没有确切指明，援引时容易导致量刑出入。至于下文所说的“无凶恶实迹”，似乎是空言挟诈，却又出现了“逞凶”二字，如果说属于偶然，并非屡次，那么一时一事难道不能称为偶然吗？挟诈逞凶与情凶势恶究竟如何区分，条例内也没有详细注明。嘉庆六年修例时的按语，以屡次骚扰侵害，或素行凶恶，以及偶然挟诈，分别定罪，界限本来极其明显。十四年添入小注几语，似乎觉得牵强混淆，且容易开启上下其手的弊端，似乎应当修改明晰。

□凡是犯有轻重罪名的，都有一定的律法，律法不能涵盖的，则附加条例，都是针对一事而言。于是有作奸犯科而律例无可援引，或者轻重失平的，又有“不应为”这一条，分别情节轻重判处笞刑或杖刑。此条中的“凶恶棍徒”不知具体指谁。凡是挟诈逞凶的都是，只有军罪而没有徒罪，似乎嫌太重。似乎应当将屡次制造事端的人判处军罪，一时一事以及虽然屡次但属于借端讹诈的人判处徒罪，就像“不应为”那样，有杖刑也有笞刑。记核。

恐吓取财

一、凡是在内廷的太监逃出后勒索诈取的，都按照光棍例治罪。

此条是康熙三十六年定例。（康熙三十六年九月，刑部题议，抓获太监刘进朝，逃出在外勒索李十等人一案，先前臣部将刘进朝拟判徒刑，李十等都拟判徒刑和杖刑，援引赦免具题。奉旨，太监是内廷服役之人，关系重大，刘进朝逃出在外勒索。即属光棍，应照光棍例议罪。钦此。查刘进朝逃往山东李十家住宿，李十送银四十五两属实。刘进朝系太监逃出在外勒索良民，即属光棍。刘进朝应依照光棍例拟判斩立决，其余仍照前议。奉旨依议。）

谨按。这是因太监逃出而加重处罚。太监在逃滋事，手持金刃伤人的，发配黑龙江为奴，见于斗殴门。与此条治罪不同，应参照查看。同一事件，而前后条例宽严互异的很多，这是其中之一。

恐吓取财

一、凡是苗人埋伏草丛捕捉人，强行施加枷锁肘刑，勒令银两赎人的，初犯为首者，斩监候。为从犯者，都枷号三个月，臂膊刺字。再犯者，不论首从都斩立决。其中有土哨奸民勾结取利，起意策划者，不论初犯再犯都斩立决。附和者，各枷号两个月，发配边远充军。该管土官虽然不知情，也按起数交由该部议处。知情故意放纵者，革职，杖一百。如果教令指使或合伙取利的，革职，枷号三个月，都不准折赎。

此条是康熙四十四年，刑部议覆湖广总督喻成龙题准定例，乾隆三十六年改定。

谨按。名例徒流迁徙门条例说，土蛮猺獞有仇杀劫掠，以及聚众捉人勒禁的，所犯是死罪，本犯正法，所有家口，都应迁徙。是军流等罪，本犯照例枷责，仍然同家口一并迁徙等等。有土蛮猺獞而无苗人，此条例专言苗人而不及土蛮猺獞，罪名单也彼此互异。

□枷号刺字是免其迁徙了，与名例中系军流等罪，同家口一并迁徙的条例不符，应参照查看。只是彼言土蛮猺獞，此言苗人稍有不同罢了，似乎应移至化外人有犯门。捉人勒索，任意凌辱，条例应斩监候，勾结取利的土哨奸民则加拟立决，虽然是严惩此辈的意思，终究嫌参差，然而也可看出捉人勒索条例之太宽了。

恐吓取财

一、凡是附近番苗地方的官吏百姓等，擅自进入苗境，借差役欺凌，或者强奸妇女，或者抢劫财物，以及讹诈不遂，聚众行凶殴打，杀死人命等案，将所犯查照定例。如果原系斩决绞决之犯，审实后具题，等到命令下达之日，将该犯押赴犯事处所正法其例应斩候绞候者，审实是借差欺凌等项实在情节严重，应将监候改为立决，也在题覆之日押赴原犯地方正法。至于寻常案件，虽然是民苗交涉，审无前项情节，仍照定例定罪。到秋审时，有情实勾决之犯，也在原犯苗地正法。仍将所犯从重治罪。正法

译鉴于上述缘由，张贴告示，普遍传达，使众人知晓。如果该管官员有纵容差役骚扰、激起番蛮动乱的情况，仍依照引发边境事端的条例治罪。如果仅仅是失于查察，则移交刑部议处。

译这一条是乾隆十四年，刑部议覆贵州巡抚爱必达到题结陈君德图谋奸淫苗族妇女阿乌，拒捕伤人一案，遵照旨意议定的条例。

谨按：这一条是专门针对倚仗权势滋扰苗族百姓而设立的。其用意与引发边疆争端相同。并且应与诈骗教唆他人犯罪、盘查奸细、官吏勒索、借贷他人财物，以及纵容军队掳掠等条款对照参看。

恐吓取财：一、凡是旗人百姓结伙，借口隐匿逃人，敲诈勒索财物的，不论是否已经得逞，为首者，依照凶恶棍徒生事害人的条例发配流放。为从者，都减一等处罚。

这一条是康熙十九年议准定例。嘉庆六年修改确定。

谨按：这是清初的条例，当时惩治逃人的法律颇为严厉，因此严格制定这一条，以防诬陷。近来已完全没有这类案件了。应与《督捕则例》中借逃人进行诈骗的一条对照参看。

恐吓取财：一、凡是恶棍设法敲诈勒索官员百姓，或者张贴揭帖，或者捏造罪名向各衙门控告，或者勒令写下借据恐吓勒索财物，或者因为斗殴纠集众人捆绑勒颈，谎称欠债逼迫写下文书契约，或者因为诈骗财物未遂，竟然殴打致死的，这类情罪重大，确实是光棍犯事的，不论是否已经得逞，为首者，斩立决。为从者，都绞监候。犯人的家主、父兄各打五十大板，如果是官员，交相关部门议处。如果家主、父兄自首的，免除罪责。犯人仍按条例治罪。（按：顺治十三年议准，凡是光棍设法敲诈勒索内外官员百姓，或者书写张贴揭帖，或者扬言控告，或者勒令写下契约，逼迫索取财物，或者斗殴捆绑伤害他人的，不论是否得财，为首者，立绞。为从者，如果是百姓，责打四十板，发配边卫充军。如果是旗下人，枷号三个月，鞭打一百下。十八年规定，京师重要之地，有恶棍挟诈官员百姓，肆意扰害的，都按照强盗条例治罪。康熙七年，覆准，光棍审实的，按照顺治十三年题定的条例治罪。十二年，覆准恶棍勒令写下文书契约，恐吓勒索财物，聚众殴打，致死人命的，审有实据，为首者，立斩。为从中帮助殴打致重伤的，拟绞监候。其余仍按照光棍为从的条例治罪。其家主、父兄如果是旗下人，鞭打五十下。如果是百姓，责打二十板。如果是官员，议处。其家主、父兄出首的，免除议处。本犯仍按条例治罪。十五年，议定光棍犯事，不分首从，得财与未得财，都斩立决。十九年，议准恶棍犯事，不分得财与未得财，为首者立斩，为从者都绞监候。）

这一条是顺治十三年题准定例，此后多次修改。康熙十九年间现行例议准。雍正三年修改确定。乾隆五年改定。

谨按：光棍及凶恶棍徒都是法律条文未明确记载的，凶恶棍徒的条例已经很重，这一条更加严厉，因为涉及人命。只是现在犯有这类情节的，都不按这一条例定罪。这一条也是虚设，而其他按光棍例定罪的，都与这一条不符。明代条例也有光棍字样但都不是死罪，这一条例首犯斩立决、从犯绞监候，与明代条例所称的光棍不同。康熙年间，犯此类罪者最多，所以定例也严厉而详细核查。条例文字所说的各项，终究不是实在情罪重大的，而且自定例以后，也没有援引比照。这一条定罪案件是否各项兼备，才引用这一条例，还是诈骗未遂，竟然殴打致死，统指各项而言，都难以臆断。似乎应将“或张贴揭帖”以下到“此等”二字删去，改为“所犯”二字。总之，立法不可太重，太重则援引比照者必然很少，也是徒然罢了。并应与断罪引律令门条例对照参看。

恐吓取财：一、凡是刁徒无故挑起事端，凭空讹诈，欺压乡间愚民，致使被诈之人因此自杀的，拟绞监候，秋审时分别情节轻重，列入情实或缓决。拷打致死的，拟斩监候，秋审时列入情实。为从者各减一等。如果刁徒恐吓诈骗逼命的案件，如讯明死者确实涉及奸盗等项，以及一切作奸犯科触犯条例的人，致使被借端讹诈，虽非凶犯、与自己无关的事情，终究是事出有因，为首之犯，应在绞罪上量减一等，杖打一百、流放三千里。为从者，杖打一百、徒刑三年。如果凶犯所借之事，在死者本无罪可科，或者虽然曾确实有过犯而凶犯另捏造别项虚情讹诈的，都属于无故挑起事端，仍按条例分别首从问拟绞候、满流，不得随意量减。

这一条是嘉庆九年，刑部议准定例，道光二十年修改确定。

谨按：威逼及拷打致令自杀的案件，都是因为死者自己轻生，并非该犯意料所及，所以不论拟实抵。这一条，因为是刁徒凭空讹诈，致使乡愚被逼自杀，特言其罪，但终究是律外加重。而且与因事用强殴成残废笃疾一条处理，稍觉参差，于是又多添一个死罪名目了。因此致人自杀的案件，除奸盗外律无拟抵之法，这一条定拟绞罪，已觉过重，秋审如果再

译判入情实，与直接手刃致死相比，处罚更为严厉，自然应当改为判入缓决才为妥当。再者，乾隆三十六年，已将条例中规定秋审应判入情实的各条奏请批准一并删除，此处却又出现秋审判入情实的字样，这显然是不知道此前的处理方式，实在令人费解。

译恐吓取财

一、凡是台湾那些无业游民，如果性情粗野凶恶，肆意违法，犯下应判死刑的罪行，就按照光棍条例判处斩立决。犯下应判徒刑、流刑以上罪行的，按照棍徒生事扰害的条例，发配到极边地区，服役四千里充军；其中酌情认为情罪较重的，改发配到新疆给官兵为奴。如果审理认定是被诱骗随行，罪行仅止于枷号杖责的，一律遣返回原籍，严加管束。

这条是乾隆五十三年，皇帝行在的军机大臣会同刑部议准制定的条例。

谨按：犯下应判死刑的条例，不胜枚举，即使是徒刑、流刑以上的罪名，也难以一一列举。如何才可以依照此条定断，实在不够明确。这总归是为那些粗野凶恶、肆意违法的游民而设，如果是寻常的人命斗殴案件，似乎不在其列。

恐吓取财

一、贵州省的匪徒，如果有“帽顶大五”、“小五”等名号，除了犯下应判死刑的罪行，仍各按照本律本例定罪外，其他犯下军、流、徒罪的，无论为首为从，都在所犯本罪的基础上加一等治罪。罪行仅止于枷号杖责的，在枷责之后锁系一根铁杆。如果听说被捉拿而投案自首，或者事情未发而自首的，按照条例分别减免刑罚。如果减免后再次犯罪，不准再自首，都在所犯本罪的基础上加一等治罪。军、流、徒罪分别发配安置。仅止于杖责的，仍然锁系铁杆。如果平日并没有犯法的实际行为，而是横行乡里，有“帽顶大五”、“小五”名目的，也锁系铁杆，都定限一年释放。至于云南省的匪徒，如果仅止于偶然挟诈逞凶，罪行仅止于枷号杖责，以及虽然没有犯法实际行为，但平日佩带凶器刀械，游历城乡的犯人，也锁系铁杆一年。以上各省匪徒，锁系铁杆期限满后开释，分别枷责，交给保甲管束。如果不知悔改，再锁系一年。如果始终怙恶不悛，就按照棍徒扰害的条例分别严办。乡保等人挟嫌诬告，或者兵役受贿徇私纵容，一律加等治罪。该州县每办理一案，报告臬司、督抚，按季度汇总造册上报刑部。期限满开释时，也上报刑部查核。如果审理认定没有上述名目的，各依本律例科断。

这条是道光七年，贵州巡抚嵩溥奏请准定的条例。咸丰元年改定。

谨按：贵州省原条例本是指抢劫犯案而言，删去“抢劫”等字，那么一经犯法，无论何案都应当照此办理了。军、流、徒罪都加一等。枷号杖责的，锁系铁杆。没有犯法实际行为的，也锁系铁杆一年，这是因为有“帽顶大五”、“小五”等名目而从严处罚。云南省并没有此项名目，而偶然挟诈，以及带刀械游历的徒众，也锁系铁杆一年，都是严惩匪徒的意思。只是查云南省原奏，是为结盟结拜等条例而设，删去“结盟”等语，似乎不明显，应与结拜弟兄的条例参看。

□贵州省匪徒徒刑、流刑以上加等，而云南省没有明文规定。况且四川省匪徒也有“帽顶大五”、“小五”的名号，条例中没有明文规定。

□江苏等省匪徒有毁坏铁杆潜逃等情况、锁系巨石的条例。四川等省绺匪带刀到处游荡的，枷号一个月，杖一百，锁系铁杆一年，都应当参看。

恐吓取财

一、安徽省捉获的水烟箱主匪徒，除了审理发现有抢劫、杀伤、强奸、拐卖等情节，各按照本律本例从重量刑外，其他只要曾经携带烟童，或者与鸡奸，或者纵令卖奸，或者遇事挺身架护的，都发配到极边地区，服役四千里充军。卖烟的伙党，如果审理认定是一时被胁迫，免其治罪。如果自甘下贱，助势济恶的，杖一百，徒三年。年龄未满十六岁的，仍依律收赎。地方官自行访查捉获究办的，免予议处。如果被被告发，或者经上司访闻饬令捉拿，才破案者，交部议处。

这条是道光七年，刑部议覆安徽巡抚邓廷桢请准定的条例。

谨按：这专门针对一省而言。

恐吓取财

一、陕西省所属的匪徒，如果结伙三人以上，挟诈逞凶，只要有一人执持器械伤人，除了实犯死刑的外，其余不分首从，都发配到极边地区，服役四千里充軍。如果聚众达到十人以上，执持器械，无论是否伤人，不分首从，都发配到极边烟瘴地区充军。如果有因挟诈不遂，或者被人控告，纠众报复，竟然殴打致死的，都判处斩立决。寻常的斗殴，不在此例。等候几年后，这种风气稍息，仍照旧例办理。

这条是道光十七年，陕西巡抚富呢杨阿请准定的条例。

谨按：这条特为陕西刀匪而设，将“刀匪”改为“匪徒”，似乎不符合定例的本意。

□纠众报复杀人，原奏按语中，为首之犯，按照光棍例判处斩立决。为从的，并未议及。以光棍本例推论，自然是首犯斩立决、从犯绞监候。此例说都判处斩立决，那么首从都应当斩立决。上面两层都是不分首从，这一层自然不得专指首犯，即可类推。只是还有“因挟诈不遂，或者被人控告，纵众报复，竟然殴打致死”等语，又似乎“均拟斩决”是兼承这两项而言。（挟诈、被控）。都

译“字”与“上”或“字”紧密相互呼应，文义非常明确，其中“非首从俱拟斩决”这一说法，似乎还是可以讲得通的。

译与斗殴门中“豫省南阳等处凶徒结伙伤人”一条参看。彼条仅止于结伙凶殴，此条系由挟诈逞凶而定罪，又较彼条稍轻。

恐吓取财：一，盛京地方，如有外来无赖之徒勾结旗人百姓，或依附宗室觉罗，聚集三人以上，在河中拦阻绳索，诈骗勒索扰累百姓，肆意抢夺者，除实犯死罪外，其余不论赃物数量及作案次数，不分主犯从犯，均照“棍徒扰害”例发配极边，足四千里安置，面部刺“烟瘴改发”四字。如并未聚众，以及虽经聚众，但在河沟道口借搭桥为名，把持地方，向过往车辆任意敲诈勒索，并无横河拦阻、肆意抢夺等重情者，主犯亦照“棍徒扰害”例拟判军刑。从犯各人，均杖一百、徒刑三年。旗人有犯，销除本人旗籍档案，与民人一体办理。知情庇护、主使的宗室觉罗，实发黑龙江，严加管束。倘若数年后，此风稍息，奏明后仍照旧例办理。

此条系道光二十一年，刑部会同宗人复议盛京将军宗室耆英等人奏请准定的条例。

谨按：此亦专指一省而设。

□由烟瘴改发极边，犯人面部刺“烟瘴改发由”字，见于“起除刺字”门内，此条似无庸叙述刺字一层。

恐吓取财：一，捉人勒索之案，除使用强力虏捉胁迫逼令上盗，应依强盗律斩决。或被捉之人体因病身死，应以威力刺缚及主使等各本律本例拟绞外，如有将被捉之人抗拒致伤身死，或于虏捉后谋杀、殴杀者，主犯均拟斩立决。从犯中参与谋杀加功者，拟绞监候。未加功者，实发云南、贵州、两广极边烟瘴充军。若是抗拒杀、殴杀，从犯帮殴，如刀刃伤及手足他物至折伤以上者，均拟绞监候。伤非金刃，又非折伤者，发新疆给官兵为奴。未经帮殴成伤者，实发云南、贵州、两广极边烟�充军。如有将被捉之人任意凌虐，或虽未凌虐而致被捉之人情急自尽者，主犯均照“苗人伏草捉人横加枷肘”例拟斩监候。从犯帮同凌虐，或虽未凌虐而助势逼勒，致令自尽者均发遣新疆给官兵为奴。若仅止听从虏索，关禁勒索，尚无助势逼勒情事的，均实发云南、贵州、两广极边烟瘠充军。至于审无凌虐重情，只图获利关禁勒索，主犯亦发遣新疆给官兵为奴。从犯均发极边足四千里充军。其因小事逞忿，并非图利勒索，只关禁数日，待服礼后即行放回的，主犯杖一百、徒刑三年。从犯减一等。如有聚众抗拒杀害兵役者，主犯拟斩立决。从犯帮殴，如刀刃伤及手、足、他物至折伤以上者均拟绞监候。伤非金刃又非折伤者，发新疆给官兵为奴其伤人未死，如刀刃伤及折伤以上者，主犯拟斩监候，从犯发新疆给官兵为奴。勒索本罪已至斩立决者，加拟枭示。已至斩监候者，加拟立决。若并未聚众抗拒逮捕，及伤非金刃折伤者，仍各按“罪人拒捕”律，加本罪二等。罪已至发遣，无可复加者，到配后加戴枷号三个月。

此条系嘉庆二十五年，刑部议准定的条例。道光三年、十四年、二十三年修改，二十四改定。

谨按：捉人勒索，其意只在得财，又系事主付给，与抢劫所得赃物不同，是以列入恐吓取财门内。一经虏索勒索，即论赃数多寡，均拟发遣之罪。而广东、广西二省有赃至一百两以上，照抢夺拟绞之例，与此条颇嫌参差。但此等情节亦有不同，有出其不意，趁间隙将其人捉去者。有明目张胆、聚众执械、直入人家，将其人捉去者。似乎不便一概而论也。

□捉人勒索，即唐律所谓执持人为质的。本系斩罪，亦古法也。条例内除有关人命及拒捕外，其余均无罪死，未免太宽。至于所云凌虐，亦未指明，如将人强行捆缚拉走，如犬猪然，得不谓之凌虐乎。被捉逼胁迫上盗之人，如何科罪。一并叙述出来。原奏有因盗胁令服役之语，应与“强盗”门中“洋盗”一条参看。

唐律，诸有所规避，而执持人为质的皆斩。部司及邻里知见，避质不格者，徒二年（质的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者，听身避不格的）。《疏议》曰，有人或欲规财避罪，执持人为质规财者，求避罪者，防格不限规避轻重，执持为质者皆合坐斩。质的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者，听身不格者，谓贼执此等亲为质的，唯听一身不格，不得率众总避其质的，无期以上亲，及非外祖父母而避免格

译（犯此罪者），各判处徒刑二年。《三国志·夏侯惇传》记载：投降的人共同劫持了夏侯惇，向他索要财宝，惇的军队震惊恐惧。部将韩浩于是整顿军队驻扎在惇的营门，召集军中官吏和各将领，命令他们按兵不动，不得擅动，各军营才安定下来。韩浩于是来到惇被劫持的地方，呵斥劫持者说：“你们凶恶悖逆，竟敢劫持大将军，还想活命吗？况且我奉命讨伐贼寇，难道能因为一位将军的缘故而放纵你们吗？”于是流着泪对惇说：“国法该如何处置呢？”随即催促召来士兵攻击劫持者。劫持者惊慌失措地磕头，说：“我们只是想索取一些资财以便离去罢了。”韩浩多次斥责他们，最终将他们都斩首。夏侯惇脱险后，太祖曹操听说此事，对韩浩说：“你这种做法可以作为万世的法则。”于是颁布法令，规定从今以后，再有劫持人质的，都应当一并攻击，不要顾及人质。从此劫持人质的行为就断绝了。

译孙盛说，查考《光武纪》建武九年，盗贼抢劫阴贵人的弟弟，官吏因为没能拘捕盗贼，反而逼迫盗贼，盗贼于是杀了他。然而合击（共同围捕）的，乃是古代的制度。自从安帝、顺帝以来，政教衰败，劫持人质不避王公贵族，而主管官员没有人能遵奉国家法典，浩才开始恢复斩首之刑，所以魏武帝称赞他。

谨按：捉人勒索，汉律称之为持质。《汉书·赵广汉传》记载，富人苏回担任郎官，两人劫持他。颜师古说，劫持他的身体作为人质，让家里拿财物来赎他。《后汉书·桥元传》也有此事，并且说请求下达天下，凡是有劫持人质的，都一并杀了，不得用财宝赎买，以免打开奸邪之路等等。魏晋以来，这个法令没有废除。唐律就是基于此，明律没有记载，不知什么原因。而世人也不知道有这个罪名了。古代法律所有的，明律就任意删减；古代法律没有的，明律又特别设立专条，虽然说时代重则重判、轻则轻判，终究觉得不完全恰当，这类情况就是这样。

恐吓取财：一，山东、安徽两省的匪徒，如果有结捻、结幅，聚集众人达到四十人以上，携带军器，在市镇集场人烟稠密的地方，窥视殷实人家店铺，强行当铺讹诈勒索得到财物，不论赃物数量多少，首犯判处绞刑立即执行。四十人以下，十人以上，首犯判处绞刑监候。从犯都发配新疆，酌情拨给种地当差。如果人数在五人以上，首犯也发配新疆种地当差。从犯都判处发配极边足四千里充军。如果聚集众人四十人以上及十人以上，讹诈强行当铺没有取得财物的，首犯判处发配极边足四千里充军。从犯杖打一百、徒刑三年。五人以上，首犯，杖打一百、徒刑三年。从犯杖打九十、徒刑二年半。那些出主意的捻首、幅首身体虽然没有行动，但经过伙同犯案讹诈强行当铺，就按照人数多少比照首犯的例子定罪量刑。那些没有结捻结幅，并且聚集众人不到五人，还没有闹事的，仍然按照各本律本例定罪量刑。如果定罪发配充军的罪犯脱逃回籍，再次加入捻帮幅帮，讹诈强行当铺，或者向原来抓捕的兵役寻衅报复，除了实犯死罪的以外，其余都判处绞刑监候。倘若几年后，这种风气稍微平息，奏明仍然恢复旧例办理。

这条是道光二十五年，刑部议覆山东巡抚觉罗·崇思奏准定例。咸丰二年改定。

谨按：河南省也有这类匪犯，似乎应该一并添入。

□斗殴门内南阳等处凶徒，就是指结捻而言。道光五年，河南巡抚程祖洛曾经奏明，制定专条，应参看。

□再，罪人拒捕门被害之人，杀死捻帮匪徒，就是指豫省南阳等处而言，与安徽省共一条。山东省另列一条，这里没有豫省，似乎嫌参差。

恐吓取财：一，江西省南安、赣州、宁都州三府州的所属匪徒，如果有拜会、抢劫、讹诈等案件，除了实犯死罪以及本罪已经到达外遣为奴，罪无可加的，都各自照例办理以外，其余军流以下的各犯，都在应得本罪上加一等定罪。至于广东省匪徒偷入广西省，勾结土匪，有犯拜会、抢劫、讹诈等案件，罪在军流以下的，也照此例加等办理。等到几年后，这种风气稍微平息，再奏明，仍然恢复旧例。

这条是道光十年，刑部议覆江西巡抚吴光悦。又二十三年，江西巡抚吴文镕，并广西巡抚周之琦奏准并纂为例。

谨按：此例本是江西省专条，而类推到广西罢了。至于广西本省人有犯这类罪名，自然没有必要加等了。

□广东省拜会结盟，抢劫讹诈，没有专条。只有强劫门内载有一条，也只是为加拟斩枭而设，有犯拜会讹炸，并非强劫的案件，反而没有本例可引。而偷入广西犯案的，独有专条，殊嫌参差。

恐吓取财：一，江苏省徐州、淮安、海州三府州，以及山东兖州，沂州、曹州三府，河南汝宁，陈州、光州三府州，以及安徽、陕西二省，所属匪徒，如果有佩带凶器刀械，挟诈逞凶，罪行只到枷杖的，抓获到案，各自在枷杖后锁系铁杆一枝，一年改悔释放。如果不悔改，再系一年。如果敢带杆滋扰，或者毁杆潜逃，持以逞凶拒捕，罪行应判处徒刑的，锁系巨石五年。应判处杖刑的，锁系巨石三年。期限满果能悔罪自新，或者有亲族乡邻甘结保领，地方官查实，随时开释详报。倘若始终怙恶不悛，按照其情节，照棍徒屡次行凶扰害例，分别严惩。

这条是道光六年，钦奉上谕，恭纂为例。十二年，二十五年修改。同治九年改定。

谨按：应与上滇、黔等省匪徒一条参看。

□滇、黔二省无带杆滋扰以下各种情节。

恐吓取财：一，广东、广西二省虏捉匪犯，如果有将十五岁以下幼童捉回勒索的，除了

译所犯的本罪已经判处斩决，无法再加重刑罚的，其余应判处斩刑、绞刑监候的罪行，加重拟判为立即执行死刑。应判处发配充军的罪行，加重拟判为绞刑监候。应判处徒刑的罪行，发配到极边四千里处充军。倘若几年后，这种风气稍微平息，上奏说明后仍按旧例办理。

译恐吓取财

一、广东、广西两省捉人勒索的案件，如果被捉人数在三人以上，以及虏捉已达三次以上，同时发生的，除被胁迫同行或本罪已至斩决，无法再加重外，其余罪应判斩绞监候的，加判为斩决。罪应判遣军充军的，加判为绞监候。罪应判徒刑的，发配极边四千里充军。如果被捉仅止一二人，以及捉人仅止一二次，仍按原例办理。倘若数年后，此风稍息，奏明后仍恢复旧例办理。

恐吓取财

一、各省匪徒虏人勒索的案件，如有将妇女捉获，关禁勒索的，即以抢夺妇女及虏捉勒索各原例相比，从重论处。

这三条是道光二十五年，刑部议覆两广总督耆等人条奏定下的条例。咸丰三年改定。

谨按。虏捉妇女改为通例，幼孩仅指两广，似乎有些参差不平。

谋杀十岁以下幼孩，首犯斩决。为从且加功者，绞决。不加功者，仍判满流。此例军遣均改判绞候，不仅是未加功者应判绞候，即使殴杀案中帮殴伤轻，以及未经帮殴成伤者，也应判绞了。

第二条条例以人数次数加重，与抢窃各条定罪相等。如同案内有未及三人、未至三次的犯人，自然也应分别核办，不便一体加重。

捉人勒索，并无被胁同行的字样，原奏是照例内逼胁上盗等语，此处改为被胁同行，似乎不太妥当。

第三条聚众抢夺妇女已成，为首者斩决，为从者皆绞候。较虏捉勒索为重。若是犯奸妇女，则仍以虏捉论处。

恐吓取财

一、广东省匪徒捏造图记纸单，作为“打单”名目，伙众三人以上，带有鸟枪刀械，无论有无恃强虏掠，只要得财者，照强盗本律定罪。拒捕杀人者，加以枭首示众。未得财者，为首者，发配新疆给官兵为奴。为从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如果三人以上，并未带有鸟枪刀械，也未恃强虏掠，但系吓诈得财，不论赃数多寡，为首及为从二次及二次以上的，均发配新疆给官兵为奴。为从一次者，杖一百、流三千里。案中造意之首犯，身虽未行，但经伙众打单吓诈，即分别人数多寡，有无器械，并曾否虏掠，是否得利，各按为首例定罪。若并无图记纸单，也未伙众，仅凭口说，藉端讹索的，为首者杖一百、徒三年。为从者减一等。至于遣军人犯脱逃回籍，复行打单吓詐，或向原拿捕兵役寻衅报复，除实犯死罪外，其余均判绞监候。其另犯抢劫勒索的，仍照本例从重论处。倘若数年后，此风稍息，奏明仍按旧例办理。

此条系道光四年，刑部遵旨议覆两广大总督阮元等奏获打单匪徒，请定治罪专折，纂辑为例。同治三年改定。

谨按。这本是吓诈之赃，也照强盗定罪，是厌恶其有打单名目。

恐吓取财

一、广东省凶恶棍徒，及打单吓诈各犯人，除罪应军流以上者，仍按本例定罪外，如棍徒为从，或量减，以及打单为从一次，罪应判徒的犯人，应刺字的，先行刺字，无需解送配所，在籍锁带铁杆石墩五年，期限满后开释，分别杖责。其棍徒为从或减等之犯人，倘若开释后复犯，罪仅判徒的，即在锁带铁杆石墩年限上，递加二年。若是打单吓诈为从二次的犯人，即按例从重定罪。该州县每办一案，即记录全案供招，报明督抚臬司，每季度汇册咨报刑部。如同案人犯有判军流以上者，仍分项分别题报咨文，均在期限满开释时，报部查覆。若该州县任听书吏役舞弊蒙混，妄及无辜，从严参究。待数年后，此风稍息，仍按旧例办理。

此条系道光二十七年，两广总督宗室耇英奏准定例。

谨按。这专为广东省匪徒犯徒罪而设，与滇、黔、江苏等省又不相同。

恐吓取财

一、广东、广西两省捉人勒索的案件，如审无凌虐重情，只求获利，关禁勒索，除赃未过一贯，首犯仍照例判遣外，其勒索得赃数至一百二十两以上的，首犯照抢夺满贯例判绞监候。从犯仍发极边四千里充军。

此条系咸丰三年，广西巡抚劳崇光所奏准定例。

谨按。这也较通例加严。

以人数论，以次数论，此又以赃数论。均系从严惩办之意。

再查，捉人勒索，迹近强盗，但未致毙人命者，罪仅发遣为奴，即使计赃过贯判绞，也仅两

译广东专门制定条例，其他省份并不包含在内，似乎显得过于宽纵。唐律中对于有所规避，并且挟持人质的人全都处以斩刑，可见古代法律从严，并非过分苛刻。

译恐吓取财：一，抓获绰号为棍徒的人，如果是屡次行凶滋事，就按照棍徒扰害的条例，发配到极边地区，距离四千里处安置。凡是因一时一事，确有凶恶实迹的，也按照条例拟判发配。如果不是屡次行凶滋事扰害，就在军罪的基础上酌情减轻处罚。倘若并没有滋事实迹，只有绰号，就酌情按照不应重律判处杖刑八十，并加枷号一个月。这类绰号棍徒只允许地方官弁访查抓获，不允许告发，有告发的，一律不予受理。

这条规定是同治二年，给事中王宪成奏请制定的条例。

谨按：这专门针对绰号而言。

又按：各省匪徒都有专门的条款，也都不统一。而通例中又有棍徒扰害拟判军罪的条例，似乎应该修改统一，以避免参差不一。凶恶棍徒这一条原本是为八旗设立的，后来改为通例，各省凶徒有犯罪的，都可以援引比照定拟。一省一个条例，似乎没有必要，此门类内的各条，有云南、贵州、台湾、陕西、江苏、山东、河南、安徽、山西、广东、广西、奉天等省的专门条例，而没有直隶、福建、两湖、四川等省的条例。窃盗门类中有两湖、福建、广东、云南、山东、安徽、山西、四川、陕西、甘肃，而没有涉及贵州、广西等地，而且有彼此互相参差的地方。抢夺门类也是如此。条例文字越多，越不能统一，然而也可以由此观察世道的变迁了。再如各省设立专门条款的原因，这类匪徒，一天比一天多，往往借口整顿地方，从严惩办，一省偶然实行，其他省份也相继而起。然而匪徒如今多于往昔的原因，没有一个人提及，而特意设立重法，也是徒然。就像结捻结幅，条例并非不严厉，而承认罪行受罚的极少。等到后来在抢劫盗窃各匪徒定案时，必定声明并无结捻结幅的情事，自己设立又自己废除，这又是为什么呢。

诈欺官私取财：卷首

凡是用计谋诈欺欺骗官府、私人，以获取财物的，合并计算诈欺所得赃物，按照窃盗论处，免除刺字。如果是期亲以下（不论尊长、卑幼，同居、异居）互相诈欺的，也依照亲属相盗律递减定罪。

○如果是监临、主守诈欺（同监守之人）获取所监守的物品（是官物），以监守自盗论处。未得逞的减二等。

○如果是冒认以及诓骗、局骗、拐带他人财物的，也计算赃物按照窃盗论处，（如果是亲属，也按照服制递减。）免除刺字。

这仍然沿用明律。其小注是顺治三年添入的。

条例

诈欺官私取财：一，凡是自称买官买缺，或者声称规避处分，以及买求中式等项，诓骗听选，以及应议官吏，以及举人、监生、生员等人财物，如果诓骗已成，财物已经入手，无论赃物数量多少，不分首犯从犯，在该衙门门口，枷号三个月，发配到烟瘴地区充军。那些央求营求导致被诓骗的人，免除枷号，也按照前述发遣。如果诓骗未成，议定有数额，财物未接受，应在军罪上减一等，杖刑一百、徒刑三年，加枷号两个月。被骗的人杖刑一百，免除枷号。如果只是口头许诺，并未议定数额，应杖刑一百，加枷号一个月。被骗的人杖刑八十，免除枷号。如果刚被诓骗，就立即首告送官的，诓骗的人按照恐吓未得财律准窃盗论处，加一等治罪。被骗的人免除议罪。

这条条例原本有两条，一条是前明问刑条例。一条是乾隆八年，刑部议覆江苏学政开泰奏请制定的条例。三十二年，合并为一条。嘉庆六年，查核这条条例首段拟判军罪，是指诓骗已成、财物已经入手而言。次段在军罪上减等拟判徒刑，是指诓骗未成，议定有数额，财物未接收而言。末段罪止杖责，是指只是口头许诺，并未议定数额而言。所以拟罪轻重不同。（分析极明。而下生童考试一条，仍有不论立约封存银两，以及口头许诺虚赃，都按照诓骗已成拟判军罪的话，并未修改，特别嫌轻重互异。至于所说的被骗的人应杖刑一百、杖刑八十的地方，不知本于哪条。官吏听许财物门有许财营求的，问不应重之语，也与此条例不符。）但条例内未将财物已经入手，以及已未议定数额的地方，分别申述，特别含混。自应逐段修改详晰。又查诓骗官吏财物，除自称买官买缺外，还有自称规避应议处分一项，条例内未经议及，应该增入。又诓骗未成，财物未接受，本犯罪应满徒的，被骗的人，应照违制律杖刑一百。只是口头许诺，本犯罪止杖责的，被骗的人，应照不应重律杖刑八十，条例内仍照律例治罪，语意含混，应该分别增叙。又被骗的人除央求营求条例应拟罪外，如果刚被诓骗，就立即首告的，是否免罪。条例内也无明文，因此添纂改定。

谨按。吏律举用有过官吏条例，是指买求之人而言。此条指官

译官吏或外人诓骗听候选任等类的人而言。那条规定枷号一个月，分别已经授职和未授职的情况，拟判在边卫附近充军，比这条规定枷号三个月、发配烟瘴之地充军要轻。如果是央求营中人员代为活动，那就不是诓骗者起意了，所以免除其枷号。条例的本意似乎是这样，但修改后的条例却很不明确。如果说双方一体同罪，事由是被骗者起意，那就与买求无异，为何能免除枷号？如果说是指诓骗者而言，为何下面两层又有枷号两个月、一个月的条文？查究央求营中人员活动，就是买求，即使尚未授职，也应枷号，拟判充军怎能免除，显然与那条条例的条文互相矛盾。

译关于举用有过官吏门原例，是指那些按例不能入选的人，通过贿赂官吏作弊而言，其中并无官吏的罪名，因此这一门特别设立了诓骗听选官吏、监生财物的专例。那个原例自然是指行贿的人起意作弊，并且有已经授职和尚未授职的区别，与此例中官吏起意诓骗财物不同，所以定罪也不同。原例本来非常分明，后来却越改越失去原意，于是难免出现许多参差不齐的情况了。

改定后的条例分为三层，第一层判发配充军，第二层判徒刑，第三层判杖刑。诓骗的人，都加枷号（三个月、两个月、一个月），被骗的人都免除枷号，然而第一层也判充军罪，与诓骗的人相同。第二、第三层都比诓骗的人轻，不知是何缘故。而在第一层中，又添入“央浼营干”一句，尤其令人不解。被人诓骗已成，就应判充军，免除其枷号，还可以说不是他起意。如果明明已经央浼营干了，却也免除其枷号，这是什么道理呢？如果说被骗的人，终究比诓骗的人情节较轻，那么没有央浼营干的人，为什么又没有量减的明文规定呢？究竟“免除其枷号”这句话，是指诓骗的人，还是指被骗的人，实在难以臆断。查旧例说，诓骗听选官吏、监生等人财物的，在吏部门首枷号三个月，发配烟瘴地方充军。如果官吏、监生等人央浼营干，导致被诓骗的，也照前例发遣，并没有免除枷号的话，大概是与诓骗者一体治罪的意思，与举用有过官吏门的治罪也相等，自从添入“免除其枷号”这句话，就导致许多混淆了。而且那条将烟瘴改为附近、近边，这条仍然发配烟瘴，也属于参差不齐。再，嘉庆六年修例的按语分析得非常明白，而下生童考试一条，仍有“不论立约封银及口许虚赃，都照诓骗已成、判充军”的话，并未修改，实在嫌轻重互异。至于所说的被骗者，应杖一百、杖八十的地方，不知依据哪一条。官吏听许财物门有“许财营求者，问不应重”的话，也与此例不符。

诈欺官私取财 一，学臣考试时有积惯跟随考场代考的枪手，查出审实，枷号三个月，发配烟瘴地面充军。那些雇佣枪手的人，以及包揽的人，都与枪手同罪。知情保结的廪生杖一百。窝留枪手的家庭，不知情的，照不应重律治罪。如果有其他情节，从重科断。有赃款的，计算赃款，以枉法从重论处。

这一条是雍正十三年定例。

谨按。因为是积惯跟随考场，所以加重其罪。雇佣及包揽的人，如果不是积惯，似乎不应一体判充军。而知情保结的廪生，仅判杖罪，未免参差不齐。知情不首，是说知道他人犯罪的情由，并非自己亲身犯法。廪保人有稽查枪手的责任，明知故保，就是自己亲身犯法，与仅仅知情不同，怎么能仅判杖责。

与枪手同罪，自然应判烟瘴充军，枷号三个月了。与上一条参看。

诈欺官私取财 一，漕粮起运时，头帮军伍将已裁减的陋规，再次派敛，私自贪婪收取，或在定数之外多行勒索的，令各帮军丁在经管衙门呈控，将勒索的头伍计算赃款，分别首从定拟。犯该徒刑以上者，都照指称衙门打点，使用名目诓骗财物例，不分首从，发配近边充军。情节重的，加枷号两个月。那些官弁兵役受贿，责令该管上司参劾革职究审，计算赃款以枉法论处。军丁挟嫌捏造控告，照诬告律治罪。

这一条是乾隆十七年，刑部议覆浙江巡抚雅尔善条奏定例。

谨按。这专指漕粮起运而言，似乎应移入转解官物门内。

军丁照诓骗问拟，而官弁又按枉法论，也嫌参差不齐。

已裁陋规及定数，均见于漕运则例。然而很久没有这类案件了。

诈欺官私取财 一，生童考试，如果有积惯棍徒捏称给予字眼记认，诓骗财物的，不论有无立约、封眼及口许虚赃都照撞骗已成例，枷号三个月，发配烟瘴地面充军被骗的生童杖一百、徒三年。如果仅用虚词诓骗，事情未成，罪止杖责的，仍照定例加枷号一个月，分别发落被骗者仍照例治罪，免除其枷号。

这一条是乾隆二十四年，刑部议覆河南学政刘湘奏定例。

谨按。同样是诓骗财物，下一条应分别拟徒及满杖的，这条都拟烟瘴充军，并枷号三个月，轻重相差太大，自然是因为是积惯而加严。

“仍照定例”以下几句话，都是旧例，似乎应照改定之例，改为“事属未成者，杖一百、枷号一个月”。被骗者杖八十，免除其枷号。

诈欺官私取财 一，代倩枪手以已成未成为断，如场外经提调访拿，或被生童禀首的，为未成。如已顶名入场，无论当时

译获、事后发觉，都已构成既遂。对于未遂的案件，除了那些审讯中查明是积习已久、跟随棚伙作案的，仍按定例定罪量刑外，如果只是立有书面契约，但赃物尚未到手，枪手与被诱骗的童生均按诈骗未遂、财物未接收的罪名论处，本应判处满徒的，加枷号两个月。但如果是仅口头许诺，罪行只到杖责程度的，加枷号一个月，分别依照相关条例治罪。对于已遂的案件，不论是否立有契约，以及是否只是口头许诺的虚赃，都按诈骗既遂的条例，枷号三个月，发配到烟瘴之地充军。受雇请托的生员、童生与之同罪。如果生员、童生确实是被人撞骗，赃物仅是口头许诺，情罪稍轻的，按诈骗未遂、财物未接收的条例，杖一百，徒刑三年。

译这一条是乾隆三十二年，陕西学政吴绶绍条奏确定的成例。

谨按：本门首条旧例曾说，诓骗未遂，财物未接受，罪应判满徒的，加枷号两个月。但经过口头许诺，罪只杖责的，加枷号一个月，分别判决。这是乾隆八年编纂确定的，后来在嘉庆六年，将旧例略加修改，增添了已议定数额、未议定数额两层意思。而这一条仍然沿用旧例，似乎应该一并删改明确。

这一门几条，都讲学政考试生员、童生的事，贡举非其人门，则指科举考场者居多。只有换卷、夹带、传递，学政考试时也有这种弊端。雇请枪手包揽等弊端，科举考场恐怕也不免，但定罪各不相同，似乎不统一。

诈欺官私取财：一、凡指称内外大小官员名头，以及各衙门打点使用名目诓骗财物，计算赃物，犯该徒罪以上的，都不分首犯从犯，发配近边充军。情节重的，仍枷号两个月，发遣。（如亲属借官诓骗，只依期亲以下允许欺瞒律，不可引用此例。）

这一条是前明问刑条例，顺治三年添入小注，“近边”原系边卫，乾隆三十二年改定。

谨按：上一条似乎指有人属托而言，所以有央求营干一层。这一条似乎指凭空诓骗而言，所以没有被骗人的罪名。两条情节不同，定罪也轻重有别。只是专说徒罪以上，那么徒罪以下仍应照诓骗本律了。四十两以上，判杖一百。五十两即拟军罪，实在嫌太重。明例如此者甚多，不只这一条如此。

诈欺官私取财：一、内地商民与外夷交易买卖，如有欠债潜逃、诓骗财物者，计算赃物，犯该徒罪以上，枷号三个月，发配附近充军。杖罪以下，枷号两个月，杖责一百，徒刑二年。

这一条是道光十四年，总理回疆事务参赞大臣长青奏准确定的成例。

谨按：诓骗已加重数等，若吓诈及抢夺更将如何加重呢？

徒罪以上，均发配附近充军，是计算赃物应流放的，也发配附近充军了。

因骚扰引惹边衅例，只发配边远充军，此例一经诓骗判徒，即发配附近充军，并枷号三个月，似乎嫌太重。

应与求索门各条参看，也应归入彼门。

诈欺官私取财：一、京城钱铺无论新开旧设，均令五家联名互相担保，报明地方官存案。如将兑换现银的票存钱文侵蚀，以及因存借银两聚积越来越多，遂萌生奸计，藏匿现银，闭门逃走者，立即抓捕，送部监禁。一面将寓所资财以及原籍家产，分别行文查封，仍押追在京家属，勒令限期两个月，将侵蚀藏匿银钱全数缴清。其起意关闭的犯人，枷号两个月，杖责一百，折责释放。若逾期不清，由部审实，无论财主、管事人及铺伙侵吞，赔偿折算统计未还藏匿，以及侵蚀票存钱文，原兑现银数在一百两以下者，照诓骗财物律计算赃物准窃盗论罪。至一百两，发配附近充军。一百两以上至三百三十两，发配近边。六百六十两发配边远。一千两发配极边足四千里充军。一千两以上，发配黑龙江安置当差。一万两以上，拟绞监候。都勒令限期一年追赔，限内全清，枷责释放，不清，再限一年。追赔全清，死罪减二等，定拟军流以下，仍然枷责发落。若不清，军流以下人犯，即行发配。死犯人犯，再限一年。追赔不清，即行永远监禁。所欠银钱，责令互保的四家均匀给限代发，免其治罪，仍然咨行本犯原籍，于家属名下追偿。如果四家不愿代发，或限满代发不清，抓捕送部，照准窃盗为从律减一等，责一百，徒刑三年。其互保代还银钱，如果本犯在监禁及到配后，给还四家的，军流以下，即行释放。死犯人犯，仍减二等发落。如果五家同时关闭，一并抓捕押追，照前治罪。未还银两以及票存钱文，仍然于各犯家属名下严追给领。地方文武官员遇有关闭钱铺，不严厉抓捕，致使远扬，严参交部议处。

这一条是道光二年，奉旨编纂辑录为例。五年修改。同治九年改定。

谨按：存者，旁人寄存也。借者，借用旁人钱财也。

黑龙江久已停遣，有犯自应照名例定罪，而名例内并无此条，明显是遗漏。

此例以一主为重，未免太宽，改为并赃论罪，又觉过严。唐代法律所以有累倍之法，统计折半，尚且公平，以应照诓骗问拟之赃而加重。拟绞似乎嫌不协调。

钱铺关闭之案，无岁不有，而四家分赔，则从无其事

译事。五家联名互保的惯例，也是形同虚设罢了。想要清除其中的弊端，难道一定要从顷天府开始吗？然而这很难做到。

译欺诈官府或私人以获取财物：一，京城钱铺若关闭停业，如有包揽票据存款、打折兑付的行为，无论是旗人、百姓还是在官府任职的人员，一经查实，均按照棍徒生事行凶的条例治罪。同时，将未能查拿的地方官移交刑部议处。如有通同作弊、包揽折扣者，与罪犯同罪。收受钱财者，根据赃物数量以枉法论处。那些借机取钱、踩毁门窗、抢走物品的人，按照抢夺的条例治罪。至于开设钱铺，须先由大兴、宛平两县知县查明，确认确实家资殷实，取得保证文书，详细上报顺天府，并移咨步军统领衙门，方可准许开设。如果该铺关闭逃跑，将出具保证不审慎的知县，移交刑部严加议处。如果不经过两县申报转呈，私自开设，一经该协副尉等抓获，即将该铺财主及伙计，均按照违制律治罪。并将铺本一并没收归官。如果该协副尉不能事先查拿，事后才被发现，将该协副尉等移交兵部，分别议处。

此条是道光十一年，刑部议准制定的条例。同治九年修改确定。

谨按：在城内的，责成该协副尉负责。在城外的，应责成该坊司官负责。似乎应该将此层意思添入其中。

京城钱铺关闭的条例，屡次加以严格，而外省并无明文规定，因为无人议论提及，所以置之不理。

欺诈官府或私人以获取财物：一，京城街市未挂钱铺幌子，假称金店、参店，借名烟铺、布铺、换银出票，没有联名保证文书，一经关闭，应限期开具发票存单，完结之后，不准私自出票。如违反，按照私自开设的条例惩办。如果不按期限完结，按照侵蚀票据存款的条例科断。

欺诈官府或私人以获取财物：一，京城钱数以五百一十一家作为定额，不准再增加，如有私自开设，按照违制律治罪。

欺诈官府或私人以获取财物：一，道光十年以前，京城缺少保证人的钱铺，仍责令寻找保证人补送。如缺少保证人并不补送，一经关闭，无法兑付，按照有保证人的钱铺加一等治罪。

此三条是咸丰九年，顺天府府尹条奏制定的条例。

欺诈官府或私人以获取财物：一，奸民进行卖空买空，设局诱人，赌赛市场价格涨跌。其中卖空者，按照用计欺诈局骗人财物的律条，根据赃物数量准窃盗论罪，只杖一百、流三千里。买空的罪犯，按照从犯律减一等。

此条是咸丰七年，山西巡抚王庆云条奏制定的条例。

谨按：京城关闭钱铺的条例，始于道光二年，重在五家联名互保，其定罪则以是否有心欺骗来分别拟定，最为恰当。后来罪名屡次加重，而五家互保的方法，并未认真办理，一经送部，虽有保证人的，也化为无保证人了。京城各牙行，都有五年编审的条例，钱铺为何独独不然。然而视为具文，即使再制定数十条例，也是徒劳。有治理的法度，所以尤其可贵的是有治理的人才，这只是一个方面罢了。

略人略卖人：卷首

凡是设下计谋诱取良民（作为奴婢），以及略卖良民（与他人）作为奴婢的，都（不分首犯从犯、是否已卖）杖一百、流三千里。作为妻妾子孙的，（主谋）杖一百、徒三年。因（诱卖不从而）伤害（被略之）人的，绞（监候）。杀人的，斩（监候。从犯各减一等）。被略之人不坐罪，交给亲属团聚。

○如果假借乞养、过房为名，买良家子女转卖的，罪也如此。（不得引用条例。如果买来长大后而卖掉的，难以同此律）。

○如果和同相诱（取在己）以及（两）相（情愿）卖良人为奴婢的，杖一百、徒三年。作为妻妾子孙的，杖九十、徒二年半。被诱之人减一等（仍改正给亲）。未卖的，各减（已卖）一等。十岁以下，虽和同也同略诱法（被诱略者不坐罪）。

○如果略卖和诱他人奴婢的，各减略卖和诱良人罪一等。

○如果略卖子孙为奴婢的，杖八十。弟、妹及侄、侄孙、外甥、自己的妾、子孙之妇的，杖八十、徒二年。（略卖）子孙的妾，减二等。同堂弟、妹、堂侄及侄孙的，杖九十、徒二年半。和卖的，减（略卖）一等。未卖的，又减（已卖）一等。被卖的卑幼（虽和同，以听从家长）不坐罪，交给亲属团聚。

○其（和、略）卖妻为婢，以及卖大功以下（尊卑）亲为奴婢的，各从凡人和略法。

○如果（受寄所卖人口之）窝主及买家知情，并与犯人同罪（至死，减一等牙、保各减（犯人）一等。并追回价银入官。不知情的，都不坐罪。追回价银还主。

此仍为明律，其小注系顺治三年添入的。

条例

略人略卖人：一，将内地人口用强略卖与境外土官、土人、洞寨去处图利，除杀伤人律该处死的以外，

译如果未曾杀伤人，比照依将人口出境律，判处绞刑。

此条属于前明问刑条例，于雍正三年删定。

译谨按。这条定例的本意，是因为卖给境外而加重刑罚。

将人口带出境者处绞刑，本来不分知情与否。因为出境而加重，并非因为略诱而加重，即使是和同相诱，难道能不问绞罪吗。

诱拐的旧例本属军罪，这条加重拟为绞刑，比寻常略诱为重。后来寻常诱拐的案件，都改拟为绞监候，那么略卖与境外必应拟绞，即可类推，这条自应删除。

略人略卖人 一，凡是诱拐妇人、子女，或者典卖，或者作为妻妾子孙的，不分良人奴婢，已卖未卖，只要诱取者，被诱之人如果不知情，为首者拟绞监候。为从者杖一百、流三千里。被诱之人不治罪。如果拐后被逼成奸，也不治罪。如果用药饼及一切邪术迷拐幼小子女，为首者的，绞立决。为从者发极边足四千里充军。那些和诱知情之人，为首者的，也照前例拟军。为从者及被诱之人全都减等满徒。如果虽然知道拐带情由，并没有和同诱拐，分受赃物，暂时容留数日的，不分旗民，全都枷号两个月发落。（按，发落之上，似乎应注明杖数。）有服亲属犯罪的，分别有无奸情，照例科断。妇人犯罪的，连坐夫男，夫男不知情，以及无夫男的，仍然连坐本妇，照例收赎。

这条例原本有两条，一条是前明问刑条例，（按，已经比律加重了。）雍正三年修改。一条是康熙年间陆续题准定例，（比前例又加重了，由徒流加军，又由军罪加绞刑，并且和诱知情之人也发遣为奴，都比律严。）雍正三年、乾隆五年、嘉庆六年、九年的修改，咸丰八年改定。

《辑注》本律分为奴婢与妻妾子孙分别科断，这条例统而言之，则并充发不分别了，内无不分首从的字样。如果有同犯的，应该只将为首之人引例充军，其余仍照本律或者流、或者徒。

这也是针对律内皆字而言。

谨按。略卖子女为奴婢，古律本是死罪（见日，知録），唐律分别拟定绞刑，自然是古法。这条例，改为绞监候，并非失之于苛，但不分奴婢妻妾子孙一例同科，未免没有区别，也与本门律文及收留迷失子女律，都属于参差。

迷拐另有例文，见强盗门，与这条例不符。

和诱为首与诱拐为从，情节大致相等，而一个军罪一个流罪也属于参差。既然改略诱从犯为流罪，那么和诱首犯为何不一并修改呢。

枷号两个月，以旗人折枷之法核算，已经在流罪以上。旗人犯和诱，为从者，罪止满徒，折枷不过四十日，容留下数日，就枷号六十日，未免轻重失平。现在旗人犯罪诱拐，全都销档实发，不准折枷，然而那时并没有实发的例，似乎不如将不分旗民一句删去。

这枷号两个月，是否不分略诱、和诱一体定罪。况且枷号都是由杖罪而加，没有不杖而加枷的，究竟应杖多少。并没有明文，也嫌疏漏。

凡人诱拐的案件律应拟流，康熙年间，才开始定有绞监候的例。雍正年间，因为亲属与凡人不同，又定有依本律服制定罪的例。大抵指尊长而言的居多，其不言卑幼的，因为事属绝无，所以不立这类条例。即使有犯，凡人尚应拟绞，哪有略卖尊长反而得从轻的道理。照凡人定拟，原本属于正办，后来又定有亲属略卖、分别期功治罪的专条，反复牵及因奸而拐，实在觉得无谓。

别条不言妇人有犯，罪坐夫男，却独见于此，也是名例一家共犯，只坐尊长的意思。但名例明言，侵损于人，以凡人首从来论，那么妇人有犯侵损于人之事，就不能罪坐夫男，自无疑义。诱拐也是侵损之事，怎能独坐夫男。况且明例属于充军，夫妇均可佥发。今例属于绞罪，岂可让夫男代死，似乎不如删去为妥。

略人略卖人 一，凡是伙众开窑诱取妇人子女，藏匿勒卖出事者，不分良人奴婢、已卖未卖，审讯系开窑情实，为首者照光棍例拟斩立决。为从者发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

这条系康熙二十一年现行例（顺治九年上谕）。雍正三年，乾隆二十四年、五十六年，嘉庆二十二年的修改，咸丰二年，屡次修改。同治九年奏明改为实发烟瘴充军，无须以足四千里为限，纂入名例。

谨按。首犯照光棍斩决，从犯改遣，不问绞刑，与光棍本例不同。

这条例文颇重，而极少这类成案，那么这条例也属于虚设。究竟如何情形才谓之开窑。也难以臆断。细绎例意，似乎是指将妇人子女诱去，藏匿土窖地窖而

译查旧例中有关于诱骗、拐卖人口，以及藏匿于窑子、老虎洞等场所，地方官需分别承担失察或故意纵容责任的条文，似乎应当修改得更加明确清晰，以避免歧义和误解。

译□匪徒伙同众人商议策划，将良家妇女诱拐藏匿在家中，或寄放在别处，寻找买主出售，所得赃款共同分赃，向来都依照惯例判处绞刑，并不引用此条，因为并非伙同众人开设人口买卖窝点的原因。既然有分别治罪的条例，似乎应该将“开窑”字样确切注明，才没有阻碍。不然这条就应该删除。

□查有康熙三十九年九月，刑部认为安大听供称，我与王二等，开了卖人的窑子，将康三等人拐来，满太做保卖了等语，将安听照例斩决，满太拟发遣，康三等人递解回原籍等因，已成案例。现在，像这样的案件都照诱拐不知情判处绞刑，并不引用此例，似乎可以删除。

□再，查有司决囚等第门内一条，山东省，凡是赌博奸拐、窝藏窃盗、容留邪恶匪徒等案，在地窖中被抓获的，就所犯罪行加一等治罪，应与此条参照查看。

《述异记》记载，京师东城地方东便门外，是前往关东必经之路。一路上开设店铺的人，都半通旗人，贩卖人口的窑子很多。所骗的人全都藏在窝点内，最难查禁。康熙三十一年六月，广渠门外老虎洞抓获贩卖人口刘三、夏应奎、张二等人。有个孩子穆小九儿，在灯市口卖杏，夏应奎赊杏，让他跟去取钱，骗到面铺，给小九儿吃面，脸上打一掌，随即昏迷无知。跟到老虎洞，即转送到刘三的窑子内锁闭，每天送饭给他吃。据供称，刘三给他们一块药，或下在酒饭内，或让人吸入鼻内，被拐的人吃了，就跟着去云云。这又是用药迷拐了。

略人略卖人 一，盛京乌喇等处居住的人买人，仍照例用印购买外，如果不详细询问来历，混买人的，如果是另户，连同妻子发往江宁杭州，披甲当兵。如果是家人，只将本人发往江宁杭州，给贫穷披甲的人为奴。

此条系康熙四十六年，刑部议定准行的条例。

谨按。私越冒渡关津，有东三省在北京买人一条，应参照查看。

□此例因拐犯将人口卖给乌喇的人，拐卖之犯，照伙同众人开窑例斩决。特立混行买人专门条款，只专门说乌喇等处，也不全面，似乎应该删除。

略人略卖人 一，凡是外省百姓有买贵州穷民子女的，令报明地方官，用印准许购买。但一人不许买至四、五人，带往省外。仍令各州县约定设立官媒，凡是买卖男女人口，凭官媒询问清楚来历，定价立契，开载姓名、住址、男女年龄，送官盖印。该地方官预先给循环印簿，将经手买卖的人登记在簿上，按月缴换稽查。如果契约中没有官媒花押及超过三人的，即追究他略卖之罪。如果官媒通同无赖兴贩，及不送官印契约的，都照例治罪。至于来历分明，而官媒勒索许可的，即告官惩治。如果地方官不查明，将苗民男女用印卖给四川贩子的，照例议处。至于印卖苗口以后，给与路照，填写姓名、年龄相貌，关汛员弁验明放行。如果有兵役留难勒索，及受贿纵放的，都照律治罪。该管员弁，分别议处。

此条系雍正五年，户部议覆侍郎申大成条奏定例。

谨按。这专指贵州一省而言。买人用印，与殴打家长门条例参照查看。一人不许买至四、五人，与关津东三省出口之人两条参照查看。

略人略卖人 一，凡是窝藏四川贩子，果有指引捆拐藏匿递卖确凿证据的，审实照开窑为首例，同四川贩子首犯，都斩立决，在犯事地方正法。那些没有指引捆拐递卖情事，只窝藏护送分赃的，不论赃款多少，不分首从，都发往近边充军。那些只知情窝留，未经分赃的，无论人数多少，为首者，杖一百、流三千里。为从者杖一百、徒三年。那些邻居知而不举报的，杖一百。

此条系乾隆三年，刑部议覆云贵总督张广泗，并贵州按察使陈悳荣条奏定例。

谨按。这也指贵州一省而言。

略人略卖人 一，贵州、云南、四川地方，百姓诱拐本地子女在本省售卖，审无勾结外省流棍情事，仍照诱拐妇人子女原例分别定拟。如果捆绑本地子女，在本地售卖，为首者拟斩监候。为从者发往近边充军。

此条系乾隆六年，云贵总督张允随题报者租等捆卖者业一案，附请定例乾隆八年改定。

略人略卖人 一，凡是贵州地方有外来流棍，勾结本地无赖，将荒村居住民苗人家杀害人命，虏其妇人子女，计图贩卖的，不论已卖未卖，曾否出境，都照强盗得财律，不分首从，都斩枭示众。那些有迫

译协同作案，且在场但未动手，情节尚可原谅的，在奏疏中声明，减刑为判处斩监候，请皇帝旨意定夺。至于杀害一家三人以上的，仍按原律拟罪。那些使用暴力强行绑走，以及设下计谋诱骗前往四川贩卖的，不论是否已经卖出，是否已经出境，为首者，判处斩立决。为从者，判处绞监候。如果有将受害者伤害致死的，除为首者斩决外，为从者，判处斩监候。如果审理查明没有使用暴力捆缚及设计强卖，确实是合谋诱拐前往四川的，不论是否已经卖出，只要开始上路在途中，为首者，判处绞监候。为从者，杖打一百下、流放三千里。被诱骗的人，仍按惯例判处徒刑。那些窝藏四川人贩子在家，确实有指引杀人绑架，以及勾结串通诱拐和诱骗子女藏匿转卖者，审理查实后，各与主犯同罪。那些没有指引勾结等情节，只是窝藏护送并分赃，以及仅知情窝留而未分赃者，仍按旧例分别定罪。云南、四川所属地方，如果有拐卖绑架等罪犯，也照贵州的条例，在一年内抓获贩卖棍徒，若未能抓获的文武官员，均按人数分别议叙或议处。

译此条是乾隆十二年，刑部议复贵州巡抚孙韶武条奏所定的条例。

谨按：窝藏隐匿四川人贩等语，与上述条例条文重复。多条均有“四川人贩”字样，当时此风最盛，也可看出四川地广人稀的缘故，现在并非如此了。

旧例一条

一、贵州地方有外省流窜的无赖之徒，勾结本地违法作恶之人，将民间子女拐骗至四川、湖广贩卖，甚至将荒村居住之人强行绑去贩卖，为首者，按照聚众抢夺路行妇女的条例立即斩首，在犯罪地点正法。为从者，均判处绞刑监候。这是康熙五十七年定的条例。乾隆十六年，将此条修改，并入乾隆三年所定的窝藏隐匿四川人贩的条例文中。其中“云南、四川”以下十二字，又是后来续行增入的。

略人略卖人 一、凡是流窜无赖贩卖贵州苗人，除本犯按例治罪外，知情故意购买者，按照违反制度的律令杖责一百，仍将苗人交还亲属收领。

此条是乾隆十二年，刑部议复江西按察使黄岳牧条奏所定的条例。

谨按：此条似乎应并入上述条例之内，

□知情故意购买的律令应与犯罪者同罪。此条仅判处满杖，与律令不符，也与上述乌喇等处一条大相径庭。

□以上五条，专为贵州及云南两省而设，自然是当时的办法，与现在的情形不同，有犯均可按照律例定罪量刑。这几条似乎应删除。

略人略卖人 一、凡是收留迷失的子女不报告，以及诱拐人犯，各衙门的番捕不查缉抓捕，经他处缉获，将番捕按照缉盗逾限的律令责罚。知道而不抓捕者，按照应捕人知道罪犯所在而不捕的律令，减罪犯一等发落。该管官员按窝留诱拐的人数，分别议处。其直隶各省的地方保甲人等，如见外来之人，带有幼童幼女行走住宿，形迹可疑的，盘问查实，即行抓捕惩治。倘若疏漏放纵，经别处抓捕，供出容留的地方，将容留之家，按照知情容留拐带的条例惩治。地方保甲，按照窝藏逃人的条例治罪。该地方官员也按例议处。如有借稽查名目，讹诈生事者，均按照讹诈的条例治罪。

此条是雍正十三年定的条例。

谨按：收留迷失子女的律令，隐藏在家，不送交官府者，杖责八十，见本律。

□上段似乎指京城，下段系指外省，均指捕快等人而言。有犯，均可照例惩办，无需另立专条，此例似乎应删除。

略人略卖人 一、略卖海外番人的内地民人，不分首从，杖责一百、流放三千里。俟有便船，仍令带回复原安置。文武官员稽查不力，按照外国人私自进口，不查报的条例，交部分别议处。得赃者，以枉法论罪。

此条是乾隆四年，刑部议复两广总督鄂弥达审断琼州客民林罗道等，赴安南贸易，买回番人一案，纂为定例。

谨按：此较略卖内地为轻，且处分条例有专条，无关引用，似乎应删除。

略人略卖人 一、兴贩妇人子女转卖给他人为奴婢者，杖责一百、流放三千里。若转卖给他人为妻妾子孙，杖责一百、徒刑三年，为从各减一等。地方官员隐匿不申报，别经发觉，交部议处。

此条是乾隆二十四年，刑部议复湖北按察使沈作明条奏所定的条例。嘉庆六年改定。

谨按：兴贩妇人子女转卖，谓非由自己设计诱骗，所以拟罪从轻。究竟是从何人之手贩来。并未议及。有买自亲属之手的，也有买自拐贩之手的，一例同科，也属无所区别。

□诱拐条例不分妻妾子孙奴婢，一体同科，此条例系照律拟断，也属平允。究竟未叙明从谁之手贩来，尚与律文不符。

□是否不论人数多少之处，记核。倘若转卖人口较多，似乎应加重。

略人略卖人 一、和诱、略卖期亲卑幼，依律分别判处徒刑外，若略卖期亲尊长，按照卑幼强抢期亲尊属嫁卖的条例，判处斩刑监候。和诱者，减一等，杖责一百、流放三千里。如因和诱而奸淫，仍依律各斩立决。

略人略卖人 一、诱拐内外大功以下、缌麻以上亲属，及亲属之妻，审无奸情的，仍以和略卖大功以下尊卑亲属本律，分别和略，判处徒刑流放。若因奸而拐，及因拐而和奸的，除从祖祖母、祖姑、从祖伯母、从祖伯姑、从父姐妹、母之姐妹，及兄弟妻、兄弟子妻者，各依律判处绞刑外，其余均按照凡人诱拐的律令判处充军。至于诱拐期亲以下、缌麻以上亲属之妾，无论曾否通奸，概依凡人诱拐的条例定罪。惟奸父祖妾者，依律判处斩刑，不在此例。诱拐者，仍按凡人论处

译略诱者，绞监候；和诱者，发遣。这两条本属同一条文，是乾隆五十三年刑部议准制定的条例。嘉庆六年予以改定。

译谨按。应与婚姻门中抢夺、强嫁两条参看。因为律文中没有略卖期亲尊长的条文，所以制定了这个条例。至于奸罪已有本律规定，似乎可以不必再重复叙述。唐律规定，略卖期亲以下的卑幼为奴婢的，都按照斗殴杀人的法律处理；卖其他亲属的，各自按照凡人和略的法律处理，那么略卖尊长自然也应该按照斗殴杀人的法律处理。然而，尊长卖卑幼的事情，偶尔会有；卑幼卖尊长，确实罕见，所以律文中没有明文规定。不提及卖为子孙妻妾的情况，是因为异姓乱宗，以及强嫁孀妇的律文中，各自都有明文规定，不再重复叙述。明律删去了“同斗殴杀法等”的话，不明白其原因。律文规定和略卖大功以下的尊卑亲属为奴婢的，各自按照凡人和略的法律处理，意思是按照凡人判处徒刑或流刑。只说大功以下而不说期亲，是因为期亲尊长略卖卑幼，已经有判处徒刑二年的条文。至于卑幼犯大功以下的，即判处满徒刑，那么期亲尊长自然没有不在满徒刑条例中的，和卖判处徒刑、略卖判处流刑也是按照凡人法律处理的。只是凡人的条例已经改重，尊长尤其不是卑幼可以相比的。律文中卑幼侵犯尊长，都按照凡人加重处罚，唯独卑幼诱拐略卖有服尊长，反而比凡人的定罪轻，似乎不符合律意。况且卖缌麻以上亲属，载在十恶不睦条中，其情罪重于凡人，可知这个条例将期亲卑幼改拟斩候，确实恰当。而大功以下卑幼，仍按照律文判处流刑，实在觉得参差不齐。

□律文只说和、略卖各项亲属，而没有说因拐而奸，所以补纂了这个条例。却反而忘记了凡人略诱即应拟绞的条文，顾此失彼，这类情况就是这样。与其牵涉奸情，不如改照凡人定罪更为公平。

□上条按照强抢嫁卖的条例拟斩，下条不按照强抢的条例定罪，似乎嫌参差不齐。

□唐律略卖卑幼为奴婢，就按照斗殴杀人的法律处理最好，因为略诱本来就是绞罪。殴死不应拟绞的，略卖也不应拟绞，所以其他亲属都按照凡人论处。卑幼如此，尊长也没有不是这样的。明律将绞刑改为流刑，而大功以下的尊卑，都按照凡人论处，全都错了。

□略卖大功以下的尊长为奴婢，只问流罪，似乎嫌太轻。如果说律文有明文规定，不知道大功以下按照凡人论处，虽然本于唐律，但唐律略卖人为奴婢者绞，与明律判处流刑不同。况且条例已经改拟绞刑，这里仍判处流刑，似乎嫌不协调。再则，本宗五服至亲，其尊卑亲疏人们都知道，唯独兄弟妻及功缌兄弟之妻是否应以尊长卑幼论，难以凭空推测。以服图而论，兄弟妻都是小功，大功兄弟妻都是缌麻，小功兄弟妻则无服了。以斗殴律而论，至死都同凡人定罪，并没有尊卑之分。如果略卖兄妻，是否以期亲尊长论处，照例拟斩。还是照大功以下亲属律判处流刑。或者照凡人例判处绞刑的地方，罪名出入关系重大，不可草率定罪。弟妻也是如此。

□再则，本宗姑姐及妹等项尊卑亲属出嫁，都应降服一等，缌麻则降为无服了。有服的，依律，无服的，依例，那么拐卖未出嫁的缌麻姑姐，罪应拟流，拐卖已出嫁的缌麻姑姐，反应拟绞，情法果真公平吗？条例既然载明缌麻以上，那么略卖同宗无服族人，及同宗族人的妻，能不照凡人定罪吗？彼此参看，诸多窒碍，条例不可轻改的，这类情况就是这样。

□律文只说卖大功以下亲属为奴婢的，同凡人和略法，而没有同族无服的条文。条例既然指明大功以下、缌麻以上亲属及其妻，那么同族无服的人，自然不在内了。只是亲属相盗相殴，及相为容隐，都有同族无服亲属，这条可以竟同凡人论处吗？可知别条添入无服族人的不对。

□再则，贿赂诱拐大功以下、缌麻以上亲属及其妻并没有死罪，妾反而有死罪，实在不可理解。

略人略卖人 一，凡是奸夫诱拐奸妇的案件，除本夫不知奸情，及虽知奸情但迫于奸夫的强悍，不能禁绝，并非有心纵容的，奸夫仍依和诱知情为首例，判处军刑。奸妇减等判处满徒刑。如果是本夫纵容抑勒妻妾与人通奸，致使被拐逃的，奸夫在军罪上减一等，杖一百、徒三年。奸夫及为从的罪犯，再减一等，杖九十、徒二年半。本妇的祖父母、父母纵容抑勒通奸的，也照此例办理。

这条是道光二年，刑部议覆陕西巡抚朱薰咨任潮栋将本夫纵容通奸的任袁氏拐逃一案，纂辑为条例。

谨按。和诱知情的人，不论有无奸情，就应判处军刑。至于奸夫诱拐奸妇同逃，比和诱凡人重，却因本夫纵奸，反而减轻奸夫拐逃的罪，实在不符合条例的本意。

□纵奸有纵奸的罪，拐逃有拐逃的罪，各不相等。况且和奸例应杖八十，纵容则都拟杖九十，比和奸的罪名重，没听说因纵容而量减奸夫、奸妇的罪。因奸同逃，情

译罪行更加严重了，怎么能因为纵容就立刻提议从轻减免呢。这类议论，实在令人难以理解。

译拐骗人口、拐卖人口

一、凡是将受他人委托寄养的十岁以下子女卖为奴婢的，发配到最偏远的边疆，步行四千里充军。卖为子孙的，杖责一百，徒刑三年。随从各减一等处罚。如果是将受他人委托寄养的十一岁以上子女，合谋卖为奴婢或子孙的，区分首犯和从犯，各递减一等处罚。子女不知情的，仍按前述条例定罪量刑。被卖的人都不予治罪，交给亲属领回。知情故意购买的人，比原犯罪减一等处罚，不知情的不予治罪。

此条是道光三年，山东巡抚程国仁奏请批准确定的条例。

谨按：此条例区分卖为奴婢和卖为子孙的定罪，认为卖为奴婢的，徒刑三年；卖为子孙的，徒刑二年半。这与和诱的律法相同，而略诱一条却没有区分，不知其原因。

拐骗人口、拐卖人口

一、奴仆及雇工拐卖家长之妻女及儿子的，比照卑幼强抢期亲尊属嫁卖的条例，判处斩监候。如果因拐卖而又犯下杀伤、奸淫等罪行的，仍各按本律分别判处斩决或凌迟，从重定罪。至于拐卖家长之期亲、功亲以下亲属的，仍按条例判处绞刑。合谋者改发云南、贵州、两广极边烟瘴之地充军。

此条是乾隆二十九年，广西按察使袁守侗奏请，附请确定的条例。道光五年改定。

谨按：奴仆、雇工从重处罚，那么卑幼就不应从轻处罚，即可类推得知。

拐骗人口、拐卖人口

一、内地奸民以及在洋行充当通事、买办的人，设计诱骗愚民，雇佣给洋人做工。那些受雇的人，并非心甘情愿出口，而是因被拐卖威逼，导致父子兄弟离散的，不论所拐骗的是男是女，是良民还是奴婢，已卖还是未卖，是否已上船出洋，以及是否借洋人作为护符，只要诱拐已成，为首者斩立决。为从者绞立决。地方官抓获犯人审讯属实后，一方面按条约照会外国领事官，将被拐骗的人立即释放、送回；一方面录下犯供解送审讯。督抚提审勘验后，先行正法。每三个月汇总奏报一次，仍逐案备录招供咨送刑部。那些华民心甘情愿出口，在英、法等国所属各处做工的，仍允许其立约，前往通商各口岸下船，毫无禁阻。

此条是同治三年，两广总督毛鸿宾等人奏请确定的条例。

谨按：此条例不提及和诱之罪，因为有人口出境拟绞的律法，所以不再叙述。

[卷首] [总目]： 前卷 次卷

读例存疑卷三十一 前卷 次卷

刑律之七 贼盗下之二

发冢

夜无故人人家

盗贼窝主

共谋为盗

公取窃取皆为盗

起除刺字

发冢：卷首

凡是发掘（他人）坟墓见到棺椁的，杖责一百，流刑三千里。已经打开棺椁见到尸体的，绞刑（监候）。发掘但未到棺椁的，杖责一百，徒刑三年。（招魂而葬的，也是如此。随从减一等。）如果（年代久远）坟墓先已穿陷，以及未殡埋而盗取尸柩（尸体在棺中未殡，或在殡未埋）的，杖责九十，徒刑二年半。打开棺椁见到尸体的，也判处绞刑。（杂犯）那些盗取器物、砖石的，计算赃物按普通盗窃罪论处，免刺字。

○如果是卑幼发掘（五服以内）尊长坟墓的，同凡人论处。打开棺椁见到尸体的，斩刑（监候）。如果抛弃尸体、卖坟地的，罪行也是如此。买地人、牙保知情的，各杖责八十。追缴地价入官。地归同宗亲属。不知情的，不予治罪。如果是尊长发掘（五服以内）卑幼坟墓，打开棺椁见到尸体的，缌麻亲杖责一百，徒刑三年。小功以上，各递减一等。（祖父母、父亲）发掘子孙坟墓，打开棺椁见到尸体的，杖责八十。如果有原因而依礼迁葬的，（尊长、卑幼）都不予治罪。

○如果残毁他人死尸及抛弃尸体入水的，各杖责一百，流刑三千里。（指死尸在家或在野外未殡葬，将尸体焚烧、残毁之类。如果已殡葬的，自然依发冢开棺椁见尸律，从重定罪。）如果毁弃缌麻以上尊长（未葬）尸体的，斩刑（监候）。抛弃（他人及尊长）尸体而不丢失、（其尸体。）以及（毁而仅）剃发、或受伤的，各减一等。（凡人减流刑一等。卑幼减斩刑一等。）

○（毁弃）缌麻以上卑幼（尸体），各依凡人（毁弃，依服制）递减一级。毁弃子孙尸体的，杖责八十。那些子孙毁弃祖父母、父母以及奴婢、雇工人毁

译抛弃家长死尸的人，（不论尸体是否残缺或遗失，）判处斩监候。（律法中未记载妻妾毁弃丈夫尸体的条文。若有此类犯罪，依照缌麻以上尊长的律令奏请裁决。）

译○如果挖地发现了无主的尸体，不立即掩埋的，杖打八十。如果在别人的坟墓里熏狐狸，因而烧毁了棺椁的，杖打八十，徒刑二年。烧了尸体的，杖打一百，徒刑三年。如果是缌麻以上尊长，各自递加一等。（烧棺椁的，各自加为杖打九十，徒刑二年半。烧尸体的，递加为杖打一百，流放二千里。不能依据服制各自递加，导致反而重于祖父母、父母的情况。）卑幼各自依据凡人递减一等。如果是子孙对于祖父母、父母，以及奴婢、雇工人对于家长的坟墓熏狐狸的，杖打一百。烧棺椁的，杖打一百，徒刑三年。烧尸体的，绞刑（监候）。

○平整别人的坟墓作为田园的，（虽然没有看到棺椁，）杖打一百。（仍然责令改正。）在有主的坟地里盗葬的，杖打八十。勒令限期移葬。（如果把尊长的坟冢平整作地，得财卖给人，只问诓骗人财，不可以作弃尸卖坟地断。计算赃物轻的，仍然杖打一百。买主知情的，则按不应重律治罪，追缴价银入官。不知情的，追缴价银还给主人。）

○如果地界内有死人，里长、邻居不申报官府检验，而擅自移到别处或埋藏的，杖打八十。以致丢失尸体的，（首犯）杖打一百。残毁及抛弃尸体在水中的，（首犯）杖打六十，徒刑一年。（残弃之人，仍然按流罪治罪。）抛弃而没有丢失，以及剃发、或者伤害尸体的，各自减一等，（杖打一百。如果邻里自行残毁，仍然按流罪治罪。）因而盗取衣服的，计算赃物按窃盗论处，免除刺字。

这仍然是明律。原有小注，顺治三年增修，雍正三年改定。

条例

发冢 一，凡是奴婢、雇工人发掘家长的坟冢，已经实行，没有看到棺木的，首犯绞刑监候。从犯发配近边充军。看到棺椁的，首犯绞刑立决。从犯绞刑监候。打开棺椁看到尸体的，首犯斩刑立决枭首示众。从犯斩刑监候。毁弃撇撒死尸的，不分首从，都斩刑立决枭首示众。如果有家长尊卑亲属或外人，为首为从，分别依据服制，凡人各自以首从论处。

这是奴婢、雇工人发掘家长坟冢的专条，是康熙二十七年例。（因何定例。按语没有叙述明白，也没有查出原委。）雍正三年、乾隆五年、嘉庆六年修改、同治九年改定。（按语，见纠集众人起棺勒索条。）

谨按。奴婢对于家长，有犯殴打杀害、谋杀，都与子孙同科。这里子孙比奴婢重，似乎不统一。

发冢 一，凡是子孙发掘祖父母、父母坟冢，都不分首从，已经实行没有看到棺椁的，都绞刑立决。看到棺椁的，都斩刑立决。打开棺木看到尸体并毁弃尸骸的，都凌迟处死。如果打开棺木看到尸体达到三座坟的，除了正犯凌迟处死外，他的儿子都发往伊犁当差。如果有尊长卑幼或外人为首为从，分别依据服制，凡人各自以首从处论。

这条是嘉庆六年例，十五年改定。

谨按。这是子孙发掘祖父母、父母坟冢的专例，然而未免过于严厉。

发冢 一，凡是盗葬的人，除了侵犯他人坟冢、发掘开棺看到尸体的，仍然各自按照律例治罪外，如果因为盗葬后，被地主发掘弃毁，无论所埋葬的是尊长及卑幼尸柩，都按照强占官民山场律，杖打一百，流放三千里。如果在有主的坟地及切近坟旁盗葬，还没有侵犯，导致被地主发掘等情形的，按照强占山场满流律，量减一等，杖打一百，徒刑三年。如果只是在田园山场内盗葬的，按照强占山场满流律，量减二等，杖打九十，徒刑二年半。仍然勒令限期一个月押令犯人家属迁移。超过期限不迁移，即将犯人家属枷号示众，等到迁移日释放。那些唆使盗葬的地师、讼师，与正犯一体治罪。

发冢 一，贪图吉壤，将远年的坟墓盗发的，子孙告发，审问有确凿证据，将盗发的人以开棺见尸律，拟绞刑监候。如果不是其子孙，又不是实有确凿证据的前人古冢，但因为有土墩，见人埋葬，就声称是自己远祖坟墓，勾引匪类合伙告发合伙作证，陷害无辜，审明后将首犯，按照诬告入死罪未决律杖打一百，流放三千里。从犯，各自按照诬告从犯律科断。如果实系本人远祖的坟墓，被人发掘盗葬，因而将所盗葬的棺木发掘抛弃的，按照祖父母、父母被杀、子孙不告官府而擅杀行凶人律，杖打六十。如果盗葬者并没有发掘等情形，只是在切近坟旁盗葬，而本家擅自发掘的，应当地界内有死人不报官府，而擅自移到别处律科断。如果有毁弃尸骸，按照地界内有死人而移尸毁弃律科断。如果不是坟地，只是在田地场园内盗葬，而地主发掘开棺看到尸体，仍然按照律拟绞。不开棺看到尸体的，各自按照本律减一等治罪。如果两造本是亲属，其所侵损的坟冢棺椁尸骸与本

译对于亲属之间，凡是都有丧服制度规定的，都应当按照律法中关于丧服制度的条款进行定罪量刑。

译这两条原本是一条。雍正十三年编纂确定。乾隆五十三年改为两条。

谨按：首条关于地主发掘盗葬者的尸棺，其治罪另见次条，这里专门论述盗葬者的罪责。

□盗葬律只规定杖责八十，因为被地主发掘，所以量刑从严。然而未被发掘，就拟判满徒，以及徒刑二年半，似乎嫌太重。而且卑幼的尸体被弃毁，与尊长的尸体被弃毁，治罪相等，没有分别。况且盗葬者根据坟地和田园分别拟罪，被地主发掘，是否不论坟地和田园都应一体拟流，这也未能明晰。因为原奏中盗葬在前，被地主发掘在后，定例时前后改易，看起来很不分明。次条兼论地主发掘盗葬尸棺的罪责，原奏既将罪责归于盗葬之人，地主似乎可以酌情减轻定拟，仍照开棺见尸律拟判绞刑，也嫌过重。

□在有主坟地内盗葬者，律文规定杖责八十，而没有地主发掘的罪责。唐律规定盗葬他人田地者，笞刑五十，墓田加一等，仍令移葬。如果不认识盗葬者，告知里正移埋。不告知而移埋，笞刑三十。明律不记载，所以例文多有歧异。

发冢 一，百姓除了无故挖掘焚烧已葬尸棺者，仍照例治罪外那些因争坟阻葬、开棺换罐埋藏占葬者，也照开棺见尸、残毁死尸各本律条治罪。如果用其他骨头暗埋，预先立起封堆，假说荫基，审实是恃强占葬者，照强占官民山场的律条治罪。审实是私自偷埋者，照在有主坟地内偷葬的律条治罪。（按，照律治罪，就是杖责八十了。与上条参看。）那些侵犯他人坟冢者，照发掘他人坟冢的律条治罪。如果审实是地师教诱，将教诱的地师均照诈教诱人犯法的律条，分别治罪。如果地方官隐讳宽纵，不实力查究，照例参处。

这条是雍正十二年定例。

谨按：这是因为盗葬而兼及阻葬、换罐等情况，则是盗葬中尤为作伪者。

□上条唆令盗葬的地师与本犯同罪，与此处量刑不同，应参看。

□这几条均系远年旧例，与新例量刑迥然不同。

发冢 一，凡是愚民惑于风水，擅自声称洗筋、检筋的名目，将已葬的父母及五服以内的尊长骸骨发掘检视，占验吉凶者，都照服制，以毁弃定罪。帮同洗检的人，都以从犯论处。地保扶同隐匿，照知人谋害他人而不立即阻止告发的律条，杖责一百。如果有故而以礼迁葬，仍照律条不论。

这条是乾隆十一年，刑部议覆江西按察使张師载条奏定例。

谨按：以毁弃定罪，是说以斩候罪名定罪。与子孙发掘祖父母坟冢一条，轻重不同，应参看。

发冢 一，凡是殴故杀人案中，凶犯起意残毁死尸，以及弃尸水中，其听从抬弃的人，无论在场有无伤人，都照弃尸为从的律条，杖责一百、徒刑三年。如果埋尸灭迹，其听从抬埋的人，审实是在场帮殴有伤，律应满杖的，也杖责一百、徒刑三年。那些在场并未伤人，只是听从抬埋者，照里长地邻弃尸的律条，杖责六十、徒刑一年。（如案中余人起意毁弃，以及埋尸灭迹，仍照弃尸为首的律条，杖责一百、流刑三千里。）不失尸者，各减一等。如果受雇抬埋并不知情者，仍照地界内有人死亡，不报官司而擅自移藏的律条，杖责八十。至于窃劫的罪犯，如果有在湖河舟次格斗致毙，尸体堕入水中漂流不获，以及山谷险隘猝然遇暴，尸体沉入涧溪，本无毁弃之情，仍依格斗杀人的本律科断，无需牵引弃尸的律条。如果是家中夜间格斗捕杀致死的奸盗罪犯，或在旷野道途格斗杀死的拒捕盗贼，罪本不应拟抵，将尸体毁弃掩埋，移投坑井者，照地内有人死亡，不报官司私自掩埋的律条，杖责八十。因而遗失者，照地界内有人死亡，移置他处以致失尸的律条，杖责一百。如果有格斗杀之后，怀挟仇恨，逞凶残毁，投弃水火，割剥损伤的，仍照毁弃死尸的本律科罪。那些随同协捕共殴的余人，有犯弃毁移埋等项的，都照此例分别办理。

此例原系两条，一条是乾隆二十七年，刑部侍郎钱维诚条奏定。一条是乾隆四十一年，刑部议覆云南按察使汪�条奏定。嘉庆六年修改，十四年修并。

谨按：凶犯毁弃死尸，律条不加重，而唯独对从犯严厉。弃尸不论有无伤人，埋尸则以有无伤人分别问拟。案中余人听从者，分别是否帮殴起意者，一概拟流，均嫌参差不齐。

□谋故鬪殴杀人后，挟忿逞凶将尸头四肢全行割落，以及剖取五脏掷弃者，立即正法。见杀一家

译三人登门，这是残害毁坏尸体的罪责。对于抛弃尸体或掩埋尸体，律例中没有明确的规定，那么不加重处罚也就可想而知了。

译这一条的上层，指的是寻常斗殴故意杀人而言；下层指的是格杀勿论以及杀死罪人依法不应抵命的情况而言。至于擅自杀死奸盗罪人但仍应判处绞刑的犯人，是否参照上层分别判处流刑或徒刑，记录在案供参考。

毁弃死尸的罪行附在发掘坟墓的律条内，是指怀着私恨，毁弃他人自然死亡的尸体而言。如果是格杀奸盗罪人，律法规定不应论罪。或者罪行仅判处徒刑的犯人，因为残毁死尸就判处流刑，似乎不太公平。

毁尸的罪行总不应重于杀人的罪行，律法中规定毁弃卑幼的尸体，比照普通人递减处罚，那么毁弃罪人的尸体，似乎也应该分别等级差别。

依照杀死罪人律法本可不论罪的犯人，因为抛弃尸体反而判处流刑，实在不太合理。假设凶徒挟带仇恨，放火烧人房屋，被害之人当场将其捉住，投入火中烧死，又该如何定罪呢？再如本夫、本妇及其父母杀死已经完成的强奸罪人的案件中，或者因为恨其污损人名节，将死尸残毁，按照条例判决，就应判处流刑。同样是激于义愤杀人者，没有罪名可判，毁尸者反而被发配远戍，这是死者的性命不值得爱惜，而死者的尸体反而更珍贵了。律法重视诛心，也能推原情由，此处似乎应该酌情加以修改。

条例中提到的“怀挟仇恨，逞凶残毁”，不知道具体指什么。是另挟其他嫌隙，还是其余人起意，也没有叙述明白。似乎不如将“格杀之后”以下的文字一概删去。

发掘坟墓：一，凡是借称旱魃刨坟毁尸的，为首者，按照发掘坟墓开棺见尸的律法，判处绞监候。如果审问清楚确实没有嫌隙，秋审时列入缓决。如果审问出有挟仇泄愤的情事，秋审时列入情实。为从帮同刨毁者，改发近边充军。年龄在五十岁以上的，仍发往附近充军。那些仅仅听从同行，并未动手的，杖打一百，徒刑三年。

这一条是嘉庆九年，山东巡抚铁保奏报高密县民仲二等，捏称李宪德尸体变成旱魃，纠集众人刨毁一案，奉旨编纂为条例。

谨按：这不是常有的案件。原定的条例本来比律法从严，用新条例来衡量，反而轻了。然而发掘坟墓的新条例本来就觉得过重，所以其他条项都没有修改，不可以用那个条例来类比这个条例。

发掘坟墓：一，有服制的尊长盗取卑幼尚未埋葬的尸柩，开棺见尸的，缌麻尊长为首，依照发掘卑幼坟墓开棺见尸，杖打一百、徒刑三年的律法减一等。未开棺椁的，再减一等。如果是小功以上尊长为首，各自依照律法依次递减。为从的尊长，也各自按服制减为首之罪一等。如果有卑幼或外人为首为从，分别按服制，普通人各自按首从论处。

这一条是嘉庆十四年，增补编纂的定例。

谨按：这也补充了律法所未备之处。

发掘坟墓：一，丈夫毁弃妻子尸体的，比照尊长毁弃期亲卑幼死尸的律法，在普通人杖流的基础上递减四等，杖打七十，徒刑一年半。没有丢失尸体，以及毁尸但只剃去头发或受伤的，再减一等，杖打六十，徒刑一年。

这一条是道光四年，刑部查考丈夫为妻子服齐衰杖期，妻子为丈夫服斩衰三年，名分比功缌尊长为重，因此制定此例。妻子将丈夫尸体图赖他人，比照卑幼将期亲尊长尸体图赖他人的律法判处徒刑。丈夫将妻子尸体图赖他人，只照不应重律判处杖刑。类比参看，那么丈夫毁弃妻子尸体，就应照尊长毁弃期亲卑幼死尸，按照服制递减问拟。现在比引律法记载丈夫抛弃妻子尸体，比照尊长毁弃缌麻以下卑幼尸体的律法，杖打一百、流三千里，不仅与抛弃毁损普通人尸体没有等级差别，而且与妻子毁弃丈夫尸体，以及丈夫将妻子尸体图赖他人的各律例拟罪，也属于轻重不符，因此编纂制定此例。

谨按：残毁死尸，唐律规定应处死刑的，在死刑上减一等。应处流刑的，在流刑上减一等。丈夫殴打致死妻子，罪行应判处绞刑，所以比引律法丈夫抛弃妻子尸体，比照尊长抛弃毁损缌麻以下卑幼尸体的律法定拟，并非没有依据。此处援引夫妻以尸体图赖他人的条例，改为徒刑一年半。没有丢失尸体的，减一等，徒刑一年，似乎与律意不符。因为丈夫与妻子虽然定为齐衰期服，但殴打伤害终究与期服卑幼不同，抛弃尸体与殴打伤害相类似，怎么能轻重相差太悬殊呢。

妻子殴打丈夫，杖打一百。折伤以上，加凡人斗伤三等。造成笃疾，绞刑。致死的，斩刑。丈夫殴打妻子，没有折伤不论罪。折伤以上，减凡人二等。致死的，绞刑。故意杀人的，也绞刑。弟妹殴打兄姐，徒刑二年半。折伤，流三千里。刀刃伤害折断肢体，绞刑。致死的，都斩刑。期亲尊长殴打卑幼，造成笃疾至折伤以下都不论罪，殴打伤害的罪行轻，所以抛弃尸体的罪行也轻。丈夫殴打妻子，折伤以上，只减凡人二等，抛弃尸体却等同于期亲，似乎嫌不太协调。至于尊长将卑幼尸体图赖他人的，律法中明确记载杖打八十，所有卑幼都是这样，并非专指期服一项，怎么能援引作为依据。

律注记载妻妾毁弃丈夫尸体，依照缌麻以上律法奏请，应参看。

发掘坟墓：一，凡是发掘坟墓

译至于锯开缝隙、凿开孔洞进行偷窃的案件，只要已经获取财物，都核算所得赃物的价值，按照盗窃赃物的规定定罪量刑。如果核算的赃物价值对应的刑罚轻于原本罪行的刑罚，仍依照原本的条例定罪量刑。如果核算的赃物价值对应的刑罚重于原本罪行的刑罚，就按照较重的刑罚治罪。

译此条是咸丰二年，刑部编纂辑录确定的定例。

谨按，这一门类的律例，都没有关于是否获得财物的条文，因此并不根据赃物数量来定罪。况且盗掘坟墓开棺见到尸体，以及锯缝凿孔获取财物，主犯和从犯都改为立即处决或监候处决，又哪里还根据赃物数量来定罪呢。此条似乎应改为盗掘尚未殡殓、尚未埋葬的尸柩，开棺见到尸体，以及锯缝凿孔等等。

盗掘坟墓 一，凡是盗掘贝勒、贝子、公爵夫人等人的坟墓，开棺椁见到尸体的，主犯判处斩立决，枭首示众。从犯都判处绞立决。见到棺木的，主犯判处绞立决，从犯都判处绞监候。没到棺木的，主犯判处绞监候。从犯发配边远地区充军。如果有盗掘历代帝王陵寝，以及《会典》中有从祀名位的先贤名臣，以及前代分封的亲王，或者世代承袭分封亲王的坟墓的，都按照此例治罪。如果盗掘前代分封的郡王，以及追封藩王的坟墓的，除了犯至死罪的，仍按照盗掘常人坟墓的定例拟罪外，其余各项都在盗掘常人坟墓的本罪基础上，加一等治罪。以上所挖掘出的金银，交给该省总督巡抚，责令地方官修葺坟墓。那些玉带珠宝等物品，仍放置在坟墓内。

此条原本由两条组成。一条是清初根据前明旧例改定的。一条是康熙年间的现行定例，雍正三年、道光二年修改。同治九年重新确定。

谨按。此条例文本就严厉，因为新例而又更加严厉了。

盗掘坟墓 一，盗掘常人坟墓，开棺见到尸体，主犯拟判斩立决。从犯，无论次数都拟判绞监候。那些盗掘坟墓见到棺木，锯缝凿孔，抽取衣物饰物，尚未显露尸身的，主犯拟判绞立决。从犯都拟判绞监候。盗掘坟墓开棺见到尸体，从犯帮忙动手开棺的，不论次数，秋审都列入情实。在外瞭望一二次的列入缓决，三次及三次以上的，列入情实。那些盗掘坟墓见到棺木，锯缝凿孔的，从犯帮忙凿棺锯棺三次及三次以上的，列入情实。一二次的，列入缓决。在外瞭望六次的，列入情实。一次至五次的，列入缓决。至于盗掘常人坟墓见到棺椁的，主犯，改发近边充军。年满五十岁以上的发附近地区充军。从犯，杖一百、徒刑三年。

此条原例原本由两条组成，一条是雍正三年，从前明旧例中分出，另外编纂为定例。一条是雍正十三年的定例，乾隆三十二年修改。五十三年合并修订。嘉庆六年、十八年修改。同治九年重新确定。

谨按。这一门类的条例大体上大多比律文为重，而只有锯缝凿孔这一层比律文为轻。新例改为绞决，与原例减轻处罚的意思大相矛盾了。

再，此例因为京城附近一带刨坟的案件，层出不穷，言事者纷纷上奏条陈，所以将旧例改重。而其他省份这类案件并不多见，不便一概从严。似乎应将此例改为专用于近京畿辅一带的专条，其余仍遵循旧例。只是由绞监候加拟为斩立决，并将罪不至死的犯人，也加拟为绞立决、绞监候，千余年来确定的法律，忽然改从重典，实在嫌太过分了。

旧例有均以见到一具尸体为一次，不得将同时同地连续盗掘多座坟墓的，作为一次论处。小注新例未经添入，自然是遗漏，不然，则是旧例严厉而新例反而宽松了。

盗掘坟墓 一，盗取尚未殡殓、尚未埋葬的尸柩，以及盗掘年久塌陷的坟墓未开棺椁的，杖一百、徒刑三年。从犯杖九十、徒刑二年半。如果开棺见到尸体，主犯一次者，发边远地区充军。二次者，发极边烟瘴地区充军。三次者绞刑。从犯一次者，仍按照杂犯流罪总徒刑四年。二次者，发边远地区充军。三次者，发极边烟瘴地区充军，三次以上的也绞刑。

此条是雍正年间，直隶总督李卫上奏条陈确定的定例。乾隆二年修改。嘉庆二十一年重新确定，并续纂确定三条。

盗掘坟墓 一，盗取尚未殡殓、未埋葬的尸柩，锯缝凿孔，主犯一二次者，杖一百、徒刑三年。三次者，按照杂犯流罪总徒刑四年。四次五次者，发边远地区充军。六次及六次以上者，发极远烟瘴地区充军。从犯一二次者，杖九十、徒刑二年半。三次者，杖一百、徒刑三年。四次五次者，总徒刑四年。六次七次者，发边远地区充军。八次及八次以上者，发极远烟瘴地区充军

盗掘坟墓 一，盗掘坟墓以及盗取尚未殡殓、未埋葬的尸柩的，无论已开棺未开棺，以及锯缝凿孔等项人犯，各自按照其所犯本条之罪，分别主从并计算科断。如果一人多次盗窃，有主有从，则看其作为主犯的次数与作为从犯的次数，罪名相比，按照较重者论处。如果作为主犯各次并计罪轻，准许将其作为主犯的次数归入作为从犯的次数内并计科罪，不得将作为从犯的次数作为作为主犯的次数并计。也不得将盗取尚未殡殓、未埋葬尸柩，以及锯缝凿孔的案件归入盗掘坟墓见到棺木，以及开棺见到尸体的案件内并计次数治罪。

盗掘坟墓 一，受

译雇佣看守坟墓且与雇主没有主仆名分的人，如果发生盗掘坟墓以及盗窃尚未下葬或尚未掩埋的尸柩，以及锯开棺缝、凿孔以及棺椁尚未开启的情况，无论是自己盗掘还是听从外人指使盗掘，除了死罪无法再加重之外，凡应判处充军、流放以下等罪的，一律按照普通人的首犯、从犯各自的本律本例，加一等定罪量刑。

译谨按：第一条规定，三次作为首犯，以及三次以上作为从犯者处绞刑，其余情况均无死罪，这是因为并未开棺见尸。第二条规定，次数虽然很多，但均无死罪，这是因为未见尸体。第三条规定，虽然累计计算次数，但仍体现从轻之意，即唐律中所说的“罪法若等则累论，罪法不等则以重法并满轻法”的意思。关于“抢夺门内抢夺并入窃盗论罪”等说法，与此条例相符。其他地方未见类似规定，不知是何缘故。可见古法之善，后人也有察觉到的。第四条则专门论述受雇看坟的罪行，发掘常人坟冢，作为从犯根据次数分别定罪，拟判情实或缓决，另有新章，应参照查看。

发冢 一，纠集众人发掘坟冢、起出棺木，索取财物以作赎金，已经得到财物的，将起意犯以及作为从犯下手发掘、扛抬棺木的犯人，比照强盗得财律，不分首犯从犯，皆斩立决。跟随同行、在场瞭望的犯人，发配新疆给官兵为奴。其未经得到财物的，首犯仍比照强盗得财律斩立决。从犯全部发配新疆，给官兵为奴。如果发掘坟冢后将尸骨抛弃在道路上，并将控告人杀害的，也照强盗得财律，不分首犯从犯，皆处斩立决。

此条系嘉庆十八年，从发掘常人坟�条文中摘出，分纂为条例，同治九年改定。

谨按：发掘坟冢虽然情节可恶，终究属于行窃，如果索取财物以作赎金，则是明目张胆、不畏人知，所以照强盗定罪。但发掘坟冢之罪重在见尸，此条中已得财的首犯从犯各人，以及未得财的首犯，都拟判斩决，其余均发遣为奴。倘若已见尸，反而比并非取赎的案件为轻。似应添入“如已开棺见尸，或因起棺导致显露尸身，以及发掘坟冢后将尸骨抛弃”等内容。

发冢 一，子孙盗窃祖父母、父母未殡未埋的尸柩，不分首犯从犯，开棺见尸者，皆处斩立决。如果未开棺椁，事情属于已行，确有显著痕迹的，皆处绞立决。如果有尊长、卑幼或外人作为首犯从犯，分别按服制，凡人各按首犯从犯论处。

发冢 一，有服卑幼盗窃尊长未殡未埋的尸柩，未开棺椁的，作为首犯的期亲卑幼，发配极边足四千里充军。功服、缌服卑幼，发配边远充军。作为从犯的期亲卑幼，发配边远充军。功服、缌服卑幼，发近边充军。开棺见尸的，作为首犯的期亲卑幼，实发云贵两广极边瘴疠之地充军。功服、缌服卑幼，发极边足四千里充军。作为从犯的期亲卑幼，发极边足四千里充军，功服、缌服卑幼，发边远充军。如果有尊长或外人作为首犯从犯，分别按服制，常人各按首犯从犯论处。

发冢 一，有服卑幼发掘尊长坟�，未见棺椁的，作为首犯的期亲卑�，发极边足四千里充军。功服、�服卑幼，发边远充军。作为从犯的期亲卑�，发边远充军。功服、�服卑�，发近边充军。见棺�的，作为首犯的期亲卑�，实发云贵两广极边��之地充军。功服、�服卑�，发极边足四千里充军。作为从犯�期亲卑�，发极边足四千里充�。功服、�服卑�，发边远充军。如果有尊长或外人为首为从，分别按服制，常人各按首从论处。开棺见尸并锯缝凿�的首从卑�，无论期亲功�，均照常人一例定罪。

此三条系嘉庆十三年，陕西巡抚�明咨�定例。十九年修改。同治九年改�。

谨�。律无卑�盗尊长未殡未埋尸�之文，是以补纂此例。前二条例系照发�之例，酌量定�者，第二条例虽较凡人加重，而并无死�。

□凡人三次者绞。卑�如何加重。记核。

《辑注》。�殴律内，殴兄之妻者，加凡人一�，与兄�不同。至死者绞。凡律称尊者皆�属长者，皆兄�也。嫂不在尊长之例，有发嫂�、毁弃嫂尸者，当以凡论。不�，殴杀生者，止问绞�，而开棺见尸，与残毁弃�，反是斩�，非律意矣。发掘毁弃夫之�者，亦不作卑�论云云。可以补律例之所未�。

□应与居丧嫁娶，及�夺奸占门各条例参看。

发� 一，平治他人坟墓为田园，未见棺�，止一�者，仍照律杖一百。如平治多�，每三�加一�，罪止杖一百、徒三年。（�，此比律加重者。）卑�于尊长有犯，��功服各加凡人一�，期亲又加一�。（�，此二层无罪止之文，加一�，则罪止流二千里，又加一�，则罪止二千五百里矣。）若子孙平�祖�，并奴仆雇工平�家长�一�者，杖一百、徒三年。每一�加一�，仍照加不至死之例，加至�发云贵两广极边��充军为止。（�，子孙与奴雇此处又一体科�，而上数条则轻重互异，似嫌�差。）其因平�而盗�坟

译对于盗卖坟地（按：此处似指系统他人或卑幼而言）并获取钱财者，一律按照律法计算赃物价值，以窃盗罪论处，并加重一等处罚。若因平整治理坟地而获罪且情节较轻者，各在平治罪的基础上再加重一等治罪。知情而图谋购买者，全部与犯人同罪。（按：律文中规定，卑幼抛弃尸体并卖坟地者，处斩；买地人、牙保知情者，各杖八十，这与本条不同。知情谋买者与犯人同罪，也与私买坟树的治罪方式有异，应参看比较。）不知情者不予定罪。如果因平整治理而强行占地，或者盗卖计亩数较多，按条例应判处徒刑、流刑或充军，乃至因平整治理而发现棺木尸体，并抛弃毁坏尸骸，按条例应判处充军、发遣、斩首、绞刑或凌迟者，仍依照各本条例，从其中处罚较重者论处。至于子孙因贫困卖地而保留坟地以便祭扫，并未平整治理，又不是盗卖者，不在此例。

译盗掘坟墓：一，奴仆、雇工盗窃家长尚未下葬、尚未掩埋的尸柩，棺椁尚未开启，案情属于已经着手实施，且有明显证据的，按照盗掘坟墓已着手但未见到棺椁的条例，主犯斩首，监候执行；从犯发配近边充军。如果开启棺椁见到尸体，按照盗掘坟墓见到棺椁的条例，主犯绞刑，立即执行；从犯绞刑，监候执行。那些毁坏、抛弃、抛洒尸体的，仍按旧例，不分主犯从犯，一律斩首立即执行。（按：这比子孙犯罪处罚要轻，是因为依照乾隆六年的成案编纂制定的缘故。）

这两条是嘉庆二十二年，刑部议覆直隶总督方授畴咨询后批准制定的条例。二十五年修改确定。

谨按：盗窃意在获取财物，盗掘坟墓也是如此。唐律中盗窃赃物即使数量很多，也没有死刑，但一旦盗掘坟墓见到尸体，就应判处绞刑，是憎恶其为了求财而祸及死者，所以不计较是否获取了赃物。明律虽然稍有变动，但徒刑、流刑、绞刑监候的等级差别仍与唐律相符。所谓葬，就是藏的意思。所谓藏，就是希望人们看不见。唐律疏议引用礼文来解释律义，最为恰当。大概这与斗殴杀人同罪，可以说是严厉而合乎中道了。同治年间修改确定的条例，主犯立即执行，从犯监候，比谋杀罪的处罚更重了。再者，此律重在见到尸体，锯缝凿孔的案件，因为与见到尸体有区别，所以得以酌情减轻。修改确定的条例，虽然没有见到尸体，但也给予立即执行，情理和法律似乎未能持平。

夜间无故进入他人住宅：卷首

凡是夜间无故进入他人住宅内的，杖打八十。主人当场杀死的，不予论罪。如果已经被拘捕控制却擅自杀伤的，减斗殴杀伤罪二等。致人死亡的，杖打一百，徒刑三年。

这仍是明律。

条例

夜间无故进入他人住宅：一，邻居等人因为贼犯黑夜偷窃，或者白天进入他人住宅院内偷窃，携带赃物逃跑，直接上前追捕，或者贼势强横，无法擒获送官，当场仓促殴打致死的，杖打一百，徒刑三年。其他人杖打八十。如果贼犯已经丢弃赃物，以及未获取财物，就再次追捕殴打致死，以及已经被殴打跌倒在地，以及被拘捕后再次连续殴打，又追捕的人多于贼犯，倚仗人多共同殴打致死的，仍按擅自杀害罪人的律例判处绞刑监候。其他人杖打一百。如果贼犯持械拒捕，当场格杀的，不予论罪。

夜间无故进入他人住宅：一，凡是事主（奴仆、雇工都包括在内）因为贼犯黑夜偷窃，或者白天进入他人住宅、院内偷窃财物，以及市野偷窃有人看守的器物，当场追捕殴打致死的，不问是否已经离开盗窃地点，追捕人数多少，贼犯是否已经获取财物，都杖打一百，徒刑三年。其他人杖打八十。如果賊犯已经被殴打跌倒在地，以及已经被拘捕却再次连续殴打致死，或者事后殴打致死的，都按擅自杀害罪人的律例判处绞刑监候。那些在旷野白天偷窃无人看守器物的，殴打致死的，不问是否当场，也按擅自杀人的律例判处绞刑监候。其他人都杖打一百。如果贼犯持械拒捕，被捕者当场格杀的，仍依律不予论罪。（凡刀械石块都算持械，事情发生在顷刻之间，形势出于仓促，称为当场，抵挡格杀，称为格杀。）

夜间无故进入他人住宅：一，贼犯在旷野白天盗窃田园谷麦蔬果柴草木石等类物品，被事主邻居殴打致死的，不问是否当场，有无看守，都按擅自杀害罪人的律例判处绞刑监守。如果贼犯持械拒捕，当场格杀的，仍不予论罪。

这三条例原本是一条，一条是康熙五十一年，刑部议准制定的条例。乾隆五年修改。一条是乾隆二十五年，河南按察使蒋嘉年奏请制定的条例。原载于捕亡门内，嘉庆六年修改，十年修改确定。

谨按：此条例说白天，是为了区别于黑夜。说旷野，是为了区别于人家。不提及夜间进入人家，是因为律内已有明文规定。只是并没有添入窃盗字样，特别不清晰。而杀死入室行窃的犯人，反而没有律例可以引用了。

邻居有守望相助的道义，抓捕贼犯自然本分内应该做的事，却与事主分列两条，意义无所取，如同杀奸门中分别本夫及亲属一样，说法见彼条。

以是否倒地及已经被拘捕作为生死之分，尚属近理，分别人数多少，则不合情理了。准许捕贼而不准许倚仗人多捕贼，这是什么说法。

事主殴打致死窃贼，既分别当场、事后，又分别倒地、拘捕，虽然是出于慎重人命起见，但以事主抵偿贼犯的性命，终究嫌不妥当。况且如贼犯跌倒在地后，乘势殴打，只受一伤致死，就不能称为连续殴打，是否也判处绞罪。为什么不叙述明白呢。

窃贼是民间的祸害，既然允许事主等人捕捉，就难保没有杀伤之事，当场殴打致死的，固然不应抵偿，即使倒地后致死的，也不应问罪判处绞刑。因为给予事主捕贼的权力，就不应以事主抵偿贼犯的性命。

不是所有而取走的，都是盗，这是通理。却必须以有无看守作为界限区分，也属无谓。况且同样的田园谷麦等物，杀死黑夜偷窃者，罪名较轻，杀死白天偷

译盗窃是较重的罪名，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附录，钱维城《杀贼无抵命法论》

译建立纲常、陈述法纪来整顿天下，是为了防止动乱。动乱一定从盗窃开始，所以治理得很严厉。因为治理严厉，所以百姓都能自我救助，而盗贼时时面临可被处死的危险，畏惧百姓而不敢肆意妄为。《周礼·朝士职》说，盗贼攻打军队、乡邑以及家人，杀死他们无罪。“军”如同军队驻扎在南门的军队，意思是攻打。攻打一家一户一个人和攻打一个乡邑是一样的，杀死他们都没有罪。郑康成说，就是现在法律中无故进入人家，以及登上船车，牵引人想要做匪徒的，杀死他们无罪，就是这个意思。唐律增加了“夜”字，区分登时、拘执，才开始失去古义，但其允许百姓杀死盗贼则相同。

能够保全身家、安分守己、乐于本业，这叫良民，是国家应当保护的。衣食不足，流离迁徙，这叫穷民，是国家应当怜悯抚恤的。如果既不能保全身家，又不能忍受穷困饥饿，小的就鼠窃狗偷，大的就明火执仗，这叫乱民，是国家应当铲除治理的。一个乡的盗贼不治理，祸患就会在一个县。一个县不治理，祸患就会在一个郡，所以律文从鼠窃狗偷、明火执仗，一直到叛逆，都称为贼盗，贼盗不可姑息是很明显的。

贼盗的案件重大，而治理一定有等级差别，从杖责六十一直到死刑，这是官府的法律。如果事情发生在仓促之间，就允许百姓自行处置，即使是擅自杀人也只判处徒刑。其中的道理有二：其一，是说良民能够自行杀死盗贼，不麻烦官府，即使让天下没有盗贼也可以。现在治理盗贼也很严厉了，因为积年狡猾之徒危害严重，而流放到烟瘴之地、流放到黑龙江，不是仍然偷窃就是全部逃跑，他们的罪行不至于死，而治理的方法已经穷尽，就知道允许百姓杀死盗贼自有深意。其二，是说良民是皇上所深爱的，现在因为盗窃的缘故不能安居，富有的或许还有余财，贫穷的只有这一升一斗，财产与生命相连，一时愤激，偶然致死，到了杖责徒刑，危害已经很深，不忍心迁徙良民的身家来抵偿盗贼的性命，何况用良民的性命来抵偿盗贼呢。

捕亡律，是官府勾摄人犯的法律。其中律文说，罪人抗拒抓捕，殴打抓捕的人，达到折断损伤以上的绞刑。致死的，斩首。又说，罪人不抗拒抓捕而杀人的绞刑。而窃盗律也使用它，说，窃盗丢弃财物逃走，事主追逐，如果有执持金刃戳伤事主的，按照罪人抗拒抓捕绞刑。大概窃盗临时抗拒抓捕，以及杀伤人的，都斩首。丢弃财物与临时有区别，所以从轻。至于折断损伤以上绞刑，这本是原宥窃贼在死中求生。而事主杀死盗贼，于是有用罪人不抗拒抓捕擅自杀人论抵的，推究其原因。一是因为窃盗抗拒抓捕，已经以罪人抗拒抓捕判决。那么事主杀死盗贼，就以抓捕人杀死罪人判决，事情相当，所以类推。一是因为夜间无故进入人家条例，区分黑夜白日，而不说登时，怀疑没有地方处置拘执而杀人的。（即康熙五十一年，以及乾隆二十五年例文。）所以用捕亡律补充它。而其中有大小不可行的，遍考律例，绝对没有事主杀死盗贼，比照罪人不抗拒抓捕的文字，立法如此，治罪如彼，怎么晓示愚民。而且因为使用捕亡律，于是把原宥盗贼的全部移用来苛待事主，于是区分丢弃财物不丢弃财物，丢弃与否，窃盗自己知道罢了，不能要求事主先检查家财而后抓捕盗贼。而且财物本来有在掌握中而不能知道的吗。又区分抗拒抓捕不抗拒抓捕，事主杀死盗贼，到拘执才开始科罪，这是律文，天下没有已经就拘执而能抗拒抓捕的，那么抗拒与否在拘执前，怎么能再论。又区分持仗不持仗，盗贼多凶强，事主大多善良，事主的其他物品或许不如盗贼的手足，现在以手足抗拒殴打为不抗拒抓捕，怎么能让事主信服，这种类推是不对的。

律文夜间无故进入人家本来是一议，例文分而为二，黑夜偷窃，是夜间而不进入人家的，白日进入人家内，是进入人家而非夜间的，在律文各得其半，所以不论登时与拘执而杀，都杖责徒刑，本非律意，然而还只限于杖责徒刑的是。事主殴打盗贼，折断损伤以下，都不论，所以即使致死也只杖责徒刑。现在以登时杀人的杖责徒刑，拘执及不抗拒抓捕杀人的绞刑，那么杖责徒刑加一等，就失去了递加的次序。尤其奇怪的是，因为共同殴打律有余人，而殴打盗贼也有余人，于是殴打盗贼一个，杖责良民一百，轻重倒置，这是补充其缺漏者的不对。

说话的人说官府抓捕人怎么反而不如事主抓捕盗贼。不知道官府抓捕人，责任在于拘缚，不抗拒抓捕即不是不服拘役，所以治擅自杀人的罪。事主抓捕盗贼，形势在于自救，未曾要求拘缚。而且事主可以殴打盗贼，而官役不可以殴打罪人，即使是凶恶的盗贼，必须验无拷打伤痕，有则先治抓捕人的罪，这是官事原本不可以比作事主，不是轻慢官事，而是严格捕役。或许又说人命至重，恐怕打开擅自杀人的端绪。不知道盗贼固然有命，良民也有命，与其爱惜窃盗已死的命，怎么如爱惜良民未死的命。而且厌恶其擅自杀人的，是说其不告诉官府。告诉官府而奔波于讼庭，吏役需索费用，所失去的有超过盗贼的，城市尚且如此，何论村野。即使没有这些而荒废其农时，荒废其职业，百姓尚且不堪，又何况

译事情往往发生得仓促紧急，来不及从容思考。有人又说，案件多发生在黑夜，容易滋生欺诈虚伪。不知如果案情可疑，那么审理案件就不应改变法律来迁就疑点。如果情节确实游移不定，就应当穷究根源，区分是预谋、故意还是斗殴，也不能仅仅以“罪人没有抗拒抓捕”为由就草率结案。有人又说，对于强盗，且不说窃贼，不至于判死刑却轻易杀了他们，他们只是被贫困所迫罢了。不能使百姓各自安守本分生活，迫不得已才成为盗贼，这本来就是上位者的责任，不仅窃贼值得怜悯，强盗也值得怜悯，但不能因此责怪百姓。况且治理百姓的人，既然已经不能使百姓没有盗贼，又因为盗贼的缘故而杀害百姓，这是增加了上位者的罪责。通奸案中抓获奸夫淫妇，杀之是否有定论呢？通奸也不至于判死刑啊，法律有规定可以抓捕奸夫淫妇的人，却没有规定不可以抓捕盗贼的人，抓捕盗贼本来就比抓捕奸夫淫妇更严重。从前孟子论述井田制时说，出入互相友爱，守望互相救助。古人担心事主的力量不足以制服盗贼，而将责任归于邻里。如果连事主都禁止他们（自卫），岂不是助长了盗贼的势力而剥夺了百姓的自救权吗？考察古代，查核当今的法律，杀贼判抵命，实在没有这样的条文，只是因为幕僚没有学问，支离破碎地牵强附会，导致几年之间，人们习以为常，认为理所当然，一两个心里知道这是错误的人，也勉强为之辩解，真是令人感慨啊。

译盗贼窝主：卷首

凡是强盗窝主发起犯意，本人虽然未一同作案，但只要分取赃物的，判处斩刑。（如果一同作案，则不论是否分赃，只依照参与作案并获取财物者，不分首犯从犯，一律判处斩刑。如果不知道盗窃内情，只是在行刑时提供停宿歇息的，只按“不应为”的罪名论处。）如果不一同作案也不分赃的，判处杖刑一百、流放三千里。共同谋划（其窝主未曾发起犯意，只是与盗贼共同知晓谋划内情）的，参与作案而不分赃以及分赃而不参与作案的，都判处斩刑。如果不参与作案也不分赃的，判处杖刑一百。

○ 窃盗窝主发起犯意，本人虽然未参与作案，但只要分取赃物的，按首犯论处。如果不参与作案也不分赃的，按从犯论处（减一等）。以临时起意实施盗窃的人为首犯，其（窝主若不发起犯意而只是）作为从犯的，参与作案而不分赃以及分赃而不参与作案，（减发起犯意者一等。）仍按从犯论处。如果不参与作案也不分赃，判处笞刑四十。

○ 如果原本没有共同谋划，（偶然）相遇共同（实施强盗、窃盗），（其中强盗固然不分首从，若是窃盗则）以临时起意实施盗窃的人为首犯，其余人按从犯论处。

○ 那些知道他人拐卖、和诱他人以及强盗、窃盗后，而分取（所卖、所盗）赃物的，计算所分得的赃物价值，比照窃盗从犯论处，免除刺字。

○ 如果知道是强盗或窃盗的赃物而故意购买的，计算所购买物品的价值，按坐赃罪论处。知道而代为寄藏的，减（故意购买）一等。各项罪行最高只判处杖刑一百。那些不知情而误买以及接受寄藏的，都不定罪。

这仍然是明律，顺治三年添入小注。雍正三年删除修订。

条例

盗贼窝主 一，审讯窝主窝藏及分赃的人犯，必须审查出有发起犯意、共同谋划的实情，才允许以窝主律判处斩刑。如果只是引诱、容留往来住宿，并没有发起犯意、共同谋划的情状的，只应当以窝藏例发遣，不得附会牵强、一概坐以窝主之罪。

这条是前明万历十六年奏准定的条例。（万历十五年十二月，刑部题奏律例中应讲究的十六条，其中一条说：律文称强盗窝主，重在发起犯意、共同谋划，今后审理拟判窝主窝藏分赃的人犯，必须审查出有发起犯意、共谋的实情，才以窝主律判处斩刑。如果只是引诱、容许往来住宿，并没有发起犯意、共谋的情状的，只应当以窝藏例发遣，不要一概坐以窝主之罪。）

《集解》说，这是用律的命令，不是条例。仔细观看，“必须”、“方许”、“但当”、“毋得”这八个字，何等慎重，乃是慎重狱讼的意思，不是锻炼成狱的意思。如果以律外的条例看待它，那就不是古人任命士人的本心了。

谨按。唐律没有窝主而有容止，而容止盗贼也没有如何治罪的明文，大概是因为不是亲自为盗，所以不能与盗贼同科。有犯行的自然可以按照知情藏匿罪人的律文定拟。如果发起犯意、共同谋划，那就是亲自为盗了，以盗罪定罪，还有什么可推辞的。明代特别设立盗贼窝主专律，但终究未能尽善，所以又定立此例，分别窝主与窝藏之处，较原律尚觉详细明白。

□以窝藏例发遣，即下一条强盗二名、窃盗五名的条例。

盗贼窝主 一，各处大户的家人、佃仆结伙为盗，杀害官员、抢劫库银、劫夺监狱、放火，允许大户立即送官追问。如果大户知情故意放纵，除实际犯死罪外，杖刑、徒刑、流刑，都发往附近充军。

这条是前明问刑条例，雍正三年修改。

《辑注》说，知情即是窝主，已包含发起犯意、共同谋划等情在内，所以有真犯死罪的说法。家人佃仆，不同于普通人，结伙为盗，家长不察觉，已属有罪，何况知情呢。依照知罪人不捕，以及知盗后分赃两条律文拟判，都失之过轻，不足以严厉制裁豪强，所以不论徒刑、流刑、杖刑，一概拟判充军。

大户故意放纵强盗，盗后不分赃，则窝主发起犯意，流放三千里。不参与作案，又不分赃，则杖刑一百。如果故意放纵窃盗后分赃，则窝主发起犯意为首犯，流放。不参与作案，又不分赃，为从犯，徒刑。所以合称为徒刑、流刑、杖刑。如果不发起犯意，只在盗后分赃，达到数额，则引用下一条卫所条例。如果只知为盗，故意放纵，不发起犯意、不分赃，依违制引此例。

盗贼窝主 一，凡是皇亲功臣管庄的家仆、佃户人等，以及各类军民大户，引诱来历不明之人，窝藏强盗二名以上、窃盗四名以上，在家中分赃的，都审讯，发往近边充军。如果有发起犯意、共同谋划的情形的，各依律从重科断。牵涉皇亲功臣的，参究治罪。

这条是前明问刑条例。乾隆三十二年修改。

《辑注》。此条例只论窝藏强盗、窃盗，而不发起犯意、不共同谋划、也不同行作案、只在家中分赃的，所以说，如果有发起犯意、共同谋划的情形的，各依律文从重科断。依律者，是依强盗窝主律。律重则从律，例重则从例

《笺释》说，这是窝藏例。说“坐家”，是不参与作案又不是发起犯意、共同谋划的人。如果发起犯意、共同谋划，那么分赃而不参与作案，尚且应当判处斩刑，哪里还有充军一说。

译必须审慎核实确实没有事先共同谋划，才可以依照盗窃后分赃的律例定罪。因为窝主与窝藏不同，窝主是从一开始就参与凶恶的谋划。若是窝藏，不过是提供场所藏匿赃物的主人罢了，所以罪责有轻有重。如果窝藏者不分赃，只按“不应为”的罪名论处，不援引分赃的条例。

译《集解》说：这条律例只提到“窝藏”，说明没有“造意”和“共谋”这两项情节。说“二名”的，是由重罪向轻罪递减；说“五名”的，是由轻罪向重罪递增。所谓“坐家分赃”，是指既没有参与行动，也没有出谋划策、共同预谋，只是遇到盗贼到来就分取赃物，不论人数是否达到法定标准，都直接引用这条律例。如果存在造意和共谋，那就是窝主了，而不是窝藏，所以各自依照律法定罪量刑。《读律佩觽》说：按窝主与窝藏是有区别的，律法的用意非常明确，我认为应当以窝主和窝家来区分，这样才清晰易懂。窝主，是主导谋划，作为盗贼作案的依靠之地。如果是窝家，不过是贪图利益，作为盗贼的主家罢了，邪恶的念头并非由他发起，所以律法区分轻重。如果说分赃藏匿就是盗党，这条律例似乎太轻，仍然应当一并斩首，以断绝盗贼源头才是正确的，却不知道前贤制定律法、明确刑罚，原本是从源头处细细区分，不允许凭主观臆断来加重或减轻刑罚。因为本卷总归是“盗贼”二字，仔细查考，盗贼没有比谋反更重的，知情隐藏谋反者，罪责只到绞刑。立法者不是不想加重其罪，但是再往上推，也没有比谋反、谋叛的正犯更重的刑罚了。所以窝藏强盗二名以上、坐家分赃的，只拟充军，如果认为应当定为斩刑，那么那些窝藏大盗，又主谋、造意、歃血盟誓、与盗贼同行、分赃的人，将加什么罪呢？不是宽恕窝藏的罪责，而是为了加重窝主谋划的罪责。

谨按：窝藏强盗、分赃，后来有新例，这两条与新例有不符之处，应当参看。

盗贼窝主：一、凡是强盗窝主的邻居，知情而不举报的，杖责一百。

这条是康熙三十六年，刑部会同吏部、兵部等部，议复御史荆元实条奏制定的律例。

谨按：邻居知情而不举报，固然应当杖责。如果举报到官府，也应当给予赏赐。因为这些人多是强悍之徒，恐怕遭到报复，不敢举报，这也是人之常情。赏赐多于惩罚，或许还有举报的人了。

盗贼窝主：一、强盗、窃盗窝家的同居父兄伯叔与弟弟，自首的，照例免罪。本犯依照强盗父兄自首的律例分别处理外，至于父兄等人知情而又分赃的，各依照强盗、窃盗从犯的律例，减一等治罪。父兄不能管束子弟窝藏盗贼的，各依照强盗、窃盗父兄的律例论处。

这条是雍正七年制定的律例。嘉庆六年修改确定。

谨按：强盗自首，分别减免。以及知情分赃各另有专门条款，应当参看。

□父兄不得作为子弟从犯的分首从门，立有专门条款，与此处从犯减一等不符。知情而又分赃，即是一家人共同犯罪，为什么不判处父兄为首犯的罪责。另住尚可解释，同居则更难解释了。

盗贼窝主：一、凡是曾任职的官员以及在籍官员窝藏窃盗、强盗，按平民窝主本律本例，罪应斩决的，加拟枭首示众。罪应绞监候的，加拟绞立决。罪应徒刑、流刑、充军的，一概发遣到黑龙江当差。

这条是嘉庆二十三年八月十二日，钦奉皇帝谕旨，编纂为律例。

谨按：与大户人家家人及皇亲功臣两条参看。因为那是佃户等类窝藏盗贼，这是自己窝藏盗贼。

强盗窝主的情节也有不同，造意共谋，或者行动但不分赃，或者分赃但不行动，都是同伙，虽然是窝主也是正盗，自然应当与盗贼一律同科。如果事先不知情，盗贼事后在家存留。或者知道他是强盗，而容留往来住宿，则应当以窝藏论处，分别人数定罪，也属公平合理。如果在行劫之前，因为他与事主家相近，事先商量好在家停留。行劫后，又到他家分给赃物，无论是否造意共谋，都应当以窝主论斩。又或者招集亡命之徒，豢养在家。或者与盗贼交结往来，坐家分赃，倚仗势力，挺身庇护的，就是巨窝。更应当以窝主论处。

盗贼窝主：一、漕船被盗，船户舵工等人，除了勾留容隐分赃仍照例治罪外，如果失事时频繁呼喊不应，不尽力救护的，分别强盗、窃盗，依照窝主不行不分赃的律例，各减一等治罪。失察的该管官员分别议处。其中有抓获其他帮派的盗首及窃盗积案巨窝的，交部分别议叙。

这条是乾隆三十八年，兵部会同刑部议复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罗源汉条奏制定的律例。

谨按：强盗行劫，邻居知情而不协助抓捕的，杖责八十。这也是不尽力救护的罪责，似乎可以照此加等定罪。

□强盗窝主如果不是造意，也不同行分赃，律应杖责一百，窃盗律应笞责四十，律例则分别存留人数治罪，此处依照律例各减一等，很不分明，似乎可以修改，并移到转解官物门。

盗贼窝主：一、容留外省流棍的，依照勾引来路不明之人的律例，发配近边充军。

这条是雍正七年制定的律例。

《集解》说：流棍必须慎重看待，这条律例不可轻易引用。

谨按：外省流棍无所指

译实际上，容留即构成关军罪，似乎过于严苛，因此从未有人引用此条。

译关于盗贼窝主的规定：

一、编排保甲、保正、甲长、牌头时，必须选拔勤勉谨慎、干练通达的人选充任。如果有豪强横暴之徒借名武断专行，主管官员须严加查究革除，并从重治罪。如果确实努力查访盗贼，据实举报，按照捕役抓获盗贼过半以上的惯例，按人名给予赏赐。倘若知道有做盗贼或窝藏盗贼的人却瞻顾情面、徇私隐匿的，杖打八十。如果是盗窃案件，则根据贼情轻重分别惩处警戒。如果牌头在保正、甲长处举报，而保正、甲长不转报的，甲长按牌头的刑罚减一等处理，保正减二等处理，牌头免于连坐。一切户婚田土纠纷不得询问保甲，只有人命重案才取问地邻保甲。赌博是盗贼的渊薮，仍令其与盗贼一并查举。再者，地方上有堡子村庄，聚族满百人以上，保甲无法编查的，选拔族中有品德声望的人，立为族正。如果有匪类，令其举报。倘若徇情容隐，照保甲一体治罪。

此条原系两条，均为雍正年间定例。乾隆五年删并。

谨按：这是保甲的专条。十户设一牌头，十牌设一甲头，十甲设一保长，见于“盘诘奸细”门。保正即保长，甲长即甲头，这三者之外又有族正，都是禁止为匪的意思。此法尚为近古，如果认真施行，不仅盗贼无处藏身，即一切匪类也可稍知收敛踪迹了，可惜只是视为具文。赌博一体查举，是为了清除盗贼的源头。而“赌博”门内只有总甲笞五十的语句，其余各条均未叙明，不知何故。说法见彼门。

获盗过半以上，见《处分则例》。又如《处分则例》规定：一、编排保甲，稽察盗贼，不许容留来历不明之人。如果州县官奉行不力，降二级调用等等。一、地方如有窝隐盗贼之家，允许保正、甲长、牌头据实禀报，立即前往捉拿究问，查实后，按律治罪。将捉获的官员，每察准其记录二次等等，均应参看。

《户部则例》。

一、各省、州县编审保甲，每年造具各乡甲长、保正及各户姓名、每户若干口的清册，呈送臬司稽核。如果有外来雇工、伙计等杂项人员，也将姓名、籍贯在本户下注明，仍由臬司移行道府抽查，年终复核具奏。倘若造册疏漏，该臬司禀请督抚点名参处。

谨按：这是归臬司每年具奏的事项，刑部并无明文，殊觉遗漏。

这是《周礼》中修闾氏所掌管的事务。王氏应电说：凡是巡警之事，王宫之比，由宫正掌管；国门的守卫，由司门掌管。二十五家为里，里门叫闾，闾有宿互柝（夜间巡逻的器具），一旦有缓急之事，守此足矣。万一奸盗窃发，人人皆兵而道路皆险，哪里可以隐匿呢？此例盖深得古意。王氏与之说：自禁止杀戮至修闾氏，都是防备盗贼奸宄的，防备严密，则奸宄消清，这是刑罚的根本。可谓知道治理根本了，可惜只是视为具文。

关于盗贼窝主的规定：

一、牌头所管内有做盗贼的人，虽然不知情，但因失察而连坐，以不应轻律笞打四十，甲长、保正递减科罪。

此条系乾隆二年，户部会同兵、刑二部议覆御史李的奏折准定的条例。

谨按：此与上条例意相同，也是以补充上条所未备之处。

关于盗贼窝主的规定：

一、凡来历不明、游荡奸伪之徒，潜居京城的，令五城司坊、宛平、大兴两县，不时稽查客店庵院，取具并无容留的甘结，以便各衙门查阅。赁房居住的，令房主询明保人的来历，并着两邻稽查。倘若有此等游棍，协同斥逐。如果徇情受贿容留的，除本犯按律治罪递回原籍外，其容留的客店、寺庙、住持、房主一并惩治。主管官员不查出的，照例议处。至于编户居民有常业，以及候补、候选、读书、贸易等各类人员，确有凭据的，不许驱逐。倘若借端勒索、混扰良民的，照吓诈例治罪。

此条系雍正年间条例，乾隆五年删定。

谨按：“举用有过官吏”门内无稽游民，曾经犯罪的，也令京城文武地方各官，实力稽查，押逐回籍，交给该地方官严行管束等等，与此例相类似，应并入此条之内，并参看“徒流人逃”门在京问拟徒罪，及枷杖等罪犯人各条。

关于盗贼窝主的规定：

一、老瓜贼本处邻佑地保有知情容留的，发往近边充军。如果不是知情容留，只是失于稽查，各照不应重律杖打八十。其邻佑地保及兵役、平民能侦察知瓜贼行踪，赴地方官密报的，该地方官即行严拿，不许指出首人姓名，待捉获瓜贼审实，将首人给予赏赐。如果瓜贼将首人扳害，立案不予追究。首获之贼，如果是首犯，赏银五十两；如果是伙犯，赏银二十五两。

译首先举报且查获较多者，按照姓名给予赏赐，从充公的银两中开支。若有挟带私怨诬告举报的情弊，仍依照诬告的条例治罪。

译这一条是乾隆六年、七年，刑部议复侍郎周学健及山东巡抚朱定元所奏请定下的条例。

谨按：这一条专门针对“老瓜贼”这一项而言，强盗的大窝点也应照此办理。

盗贼窝主：一、窝留惯匪的人家，如果确实有出主意策划，以及同行分赃、代为销赃的，改发极边烟瘴地区充军，脸上刺“改发”二字。如果有脱逃被抓获的，即改发新疆，酌情分配种地当差。那些没有出主意策划，也不同行的，只是窝留并分得少量财物，或者仅仅代为销赃的，都比照本犯减一等治罪。至于窝藏回民行窃犯至遣戍的，也照窝藏惯匪的条例分别治罪。

这一条是乾隆二十七年，山东按察使鹗元奏请定下的条例。乾隆三十七年修改。嘉庆六年重新定下。

谨按：与下面顺天府五城的一条参看。原条例大概是针对脱逃即行正法而设立的，所以添上“面刺改遣”二字，后来停止正法，所以又刺“改发”。与刺字门参看。烟瘴军犯脱跑，都应改发新疆，似乎没有必要在这里重复叙述。回民结伙三人以上，持械行窃的，不分首犯从犯，发烟瘴充军。三人以上，徒手行拟徒。这一条犯至遣戍，即指三人以上持械而言。当时并没有徒手拟徒的条例，所以窝藏之犯也照窝藏惯匪的条例定拟。后来回民行窃，如果是徒手的拟徒，与惯匪量减拟徒的情节相等，窝留这类人犯，也应分别定拟。

□这是因为行窃本犯的罪重，所以窝主的罪也重。与下面回民窝窃的一条参看。

盗贼窝主：一、凡是出主意分赃的窝主，不得照窃盗律以一位主犯为重，应统计各主犯的赃数，在一百二十两以上的，拟绞监候。在一百二十两以下的，也统计各赃科罪。

这一条是乾隆三十五年，湖广总督吴达善审奏窃贼窝主王坤窝留群贼大肆行窃多赃一案，将王坤照惯匪例拟遣，经刑部查核该犯先后所得之赃，统计已超过满贯，将王坤改拟绞候，并编纂定下此例。

谨按：这比律文加重了，但必须各赃都是他出主意策划才可以，如果其中有一案不是他出主意策划，就不应统计了。

□窃盗以一主犯为重并赃论罪，这里统计各主犯的赃，前后并算，虽然是严惩窝主的意思，终究与律义不符。其计赃论罪的方法，类似于监守自盗，而更严于枉法。

□如果窝留一二人，行窃二三次，每次得赃四十余两，同时案发，行窃者罪止拟杖，窝窃者却已应拟以军流绞罪了，似乎嫌太重，也从来没有照此办理的。舍弃唐律累倍之法不用，因此轻重均不得其平。

盗贼窝主：一、洋盗案中知情接买盗赃的罪犯，不论赃数多少，一次杖一百、徒三年。二次发近边充军人。三次以上发新疆给官兵为奴。

这一条是嘉庆十八年，刑部议复浙江巡抚方受畴奏准定下的条例。

谨按：接买盗赃律以坐赃论罪，止满杖通例，初犯、再犯都加枷号，三犯则拟充军，比律文已经加严了，此例比通例更为严，且改初犯、再犯、三犯为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以上，那就更严了。

□这一条专为洋盗而设，后改为强盗通例即应修并一条。

盗贼窝主：一、西宁地方抓获私设歇家的人，除审有不法重情，实犯死罪的以外，那些只是在山僻小路，经年累月开设私歇家的，为首照私通土苗例，发边远地区充军。为从杖一百、徒三年。

这一条是道光二年，钦奉上谕，恭纂为条例。

谨按：这专门指一事而言，大概是严禁内地奸民交通野番的意思。

□定例的意思大概是因为该处汉奸等于山僻小路，开设歇家夤夜招住野番，代消赃物易换粮茶情事，所以特立此条，是专为交结接济野蕃而设，但条例内只说私歇家，并无野番字样，看去殊不鲜明。

盗贼窝主：一、回民窝窃罪应极边烟瘴的，改发新疆给官兵为奴。

这一条是嘉庆二十年，刑部议复顺天府府尹审奏窝窃回匪大李三拟遣一折，奉旨编纂为条例。

谨按：窝窃应烟瘴充军通例，是窝留惯匪一条，那条指民人而言，与贼犯同拟烟瘴充军，这条指回民而言，比民人又加一等，下层亦然。与那条参看。

□窝留窃盗五名以上，发烟瘴地区充军，是专指直隶、山东等处而言。这条既然是通例，那条似也应改为通例。

□回民行窃，例有专条，是指结伙持械而言。这虽然是回民窝窃专条，也是指窝留惯匪及山东等处而言。若河南、陕、甘等地回民，窝藏窃

译如果盗贼达到五名以上，就无法按照这个案例来办理了。

关于盗贼的窝主：第一，凡是各地没有户籍的人勾引盗贼进行抢劫掠夺，以报复私仇，或者打探消息，致使盗贼得以逃脱的，按照奸细的法律判处斩首，并将首级悬挂示众。

译这一条是前朝明朝的问刑条例。

《辑注》说：这类贼寇是大伙强盗占据险要坚固之地，时常出来抢劫，不是寻常的盗贼。句引探报必须有确凿证据，才定罪。如果没有探报消息导致贼寇逃窜的情况，只分别依照强盗造意、不行又不分赃、分赃而不行的法律来科处。

《集解》说：这类大伙强盗，好人如果为他们句引探报，明显属于奸细，所以说依照奸细律。

私自制造海船前往外国，暗中与海贼勾结，同谋聚集，以及作为向导劫掠良民的，依照谋叛已行律处斩并枭首示众。参见违禁下海，与下通线引路的一条。

盗贼窝主：一，山东省匪徒有窝留捻匪、幅匪罪犯的，无论是否同行，只要其窝留的罪犯曾经抢夺、讹索、强当、滋事的，窝主全部依照首犯一例治罪。倘若几年后此风稍息，奏明后仍依照旧例办理。

这一条是道光二十五年，议覆山东巡抚觉罗崇恩上奏准定的条例。

谨按：只要经过窝留，就依照首犯一例治罪，未免过重。结捻、结伙抢夺讹索强当的首犯，有判处斩决、绞决、绞候的，窝留的罪犯一律同科，是否专指窝留首犯，以及是否有分赃而言。玩味条例内“其窝留之犯，曾经抢夺”等语，则不专指首犯了。窝留从犯而与首犯同科，实在不妥当。

再则窝藏案犯，总以本犯罪的罪名轻重为准，知情隐藏谋反大逆者，处斩；谋叛者，处绞。即使本门窝留强盗，也只依照人数分别充军发遣，并没有依照首犯一例同科的话，况且结捻、结伙抢夺强当的条例，只严于首犯，从犯不问死罪的居多。如果窝藏不至于死的从犯，就判处斩决、绞决的重刑，不仅比窝留强盗为重，而且与隐藏反叛同科了。然而有此条例却没有这类案件，也是虚设罢了。结捻、结伙的案件，尚未办理过，何况窝留呢。

盗贼窝主：一，强盗案中知情买赃的罪犯，依照洋盗例分别次数定拟。其知情寄藏，以及代为销赃的，一次杖八十、徒刑二年；二次杖九十、徒刑二年半；三次以上，杖一百，徒刑三年。

盗贼窝主：一，知道是窃盗赃物而接买受寄马骡等牲畜，达到二头匹以上、银货坐赃达到满数的，都问罪，不分初犯、再犯，枷号一个月后发落。如果三犯以上，系分赃数多寡，都免枷号，发近边充军（接买盗脏，达到八十两为满数。受寄盗脏，达到一百两为满数。盗后分赃，达到一百二十两以上为满数。）

这两条原条例本是一条，是前朝明朝的问刑条例。满数原作满贯，顺治三年改为满数。近边原作边卫，乾隆三十二年改为近边，同治九年改定。

《辑注》说，买寄者，按坐赃论罪，五百两为满数。盗后同分赃者，按窃盗论罪，一百二十两以上为满数。

《笺释》说，接买受寄银货，价值银五百两为满数。盗后同分赃，价值银一百二十两为满数。

《集解》说，此条例是为接买受寄盗赃而设。坐赃者，如果窃盗达到一百二十两的数额接买受寄，减盗罪一等，即是坐赃一百一十两。初犯、再犯发落照前例，罪止杖一百。三犯以上分赃达到满数的，满一百二十两的实数也，“俱”字指三犯买寄，并盗后同分赃满数而言，其免枷充军不是坐赃，罪止于此。

谨按：顺治三年，所修条例内，尚无小注。雍正三年条例，始有小注。究竟何时添入，按语内并未声明。

既然以坐赃论罪，而又以马骡达到二头匹以上，与满数同科，实在嫌参差。马骡等牲畜二头匹，其价值未必即达到八十两。况且盗贼尚应计赃，而买寄者专论头数，也未平允。即以盗牛二只而论，条例只枷号三十五日，杖九十，买寄者，却杖一百，枷号一月，尤觉参差。

再犯较初犯情节为重，如未达到满数，也不加枷。

由流罪加为充军，明朝条例如此者甚多，即是犯该徒流者，加发充军的意思。

接买受寄，律以坐赃论，又明文说罪止杖一百，虽百两以上，也不入徒刑，轻到了极点。所以解释家均谓五百两为满数，小注说八十两为满数，大概是指杖一百而言，以坐赃律八十两应拟满赃也，不知坐赃之律，原系折半定罪，必须一百六十两方合八十两之数，才可拟以满赃。况且律明文说坐赃论，则轻于八十两的，可照律减科，即使实至八十两的，也可照律问拟。条例所说的，大概专指加拟枷号而言，谓计赃过多，全赃不足以蔽辜的意思。如果以八十两为即应加枷，

译这似乎不符合律法的本意。

关于盗贼窝主：第一，广东、广西两省如果有不法奸徒，窝藏匪类，捕捉人口关押禁闭以勒索财物，坐地分赃的，无论是否已经获得赃物，以及所捕捉的人数和次数多少，只要经过其出意策划，即使没有一同行动，也按照苗人埋伏草丛捕捉人口案中土哨奸民勾结取利出意例，判处斩立决。虽然没有出意策划，但经过事前共同谋划的，就根据是否有凌虐行为，以及是否导致被害人自尽等各种情况，按照捕捉人口首犯的罪名，分别判处斩监候、发遣。如果事先没有出意策划和共同谋划，仅仅是在事后窝藏、关押禁闭并勒索财物，如果捕捉人口的首犯罪行应判处斩刑或绞刑，那么窝藏之犯发遣新疆，给官兵为奴；如果首犯罪行应判处发遣，那么窝藏之犯发往极边足四千里充军。倘若是由本犯自行关押禁闭并勒索财物，没有别的窝藏人家的，仍按本例从重的罪名论处。本犯的父兄要查明是否分得赃物，按照盗案条例分别处理。邻居、牌头、保长除了受贿包庇按从犯定罪外，如果只是知情不报，也按照盗案条例分别责打惩处。窝藏关押的房屋，如果是房主知情的，房屋一并没收归官。倘若几年后，这种风气稍为平息，仍随时上奏说明，酌情办理。

译这条规定是道光二十五年，刑部议覆两广总督、宗室耆英所奏请制定的条例。

谨按：两广总督的原奏只包含两层意思。一层是说，不法奸徒窝藏匪类，合谋捉人关禁勒索，因为他们豢养恶徒，在家坐地分赃，所以拟判斩决。另一层是说，仅仅在事后窝留、关禁，既然不是发起主意、共同谋划，又没有前项严重情节，所以比本犯的罪行减一等，分析得非常清楚。但刑部的议覆又添入了“事前共同谋划但未发起主意”的情况，与捉人的首犯同等定罪，这就难免稍有参差。原本这类奸徒招集匪类，豢养在家，坐家分赃，群匪都听从他的号令，哪里会有另外发起主意的人？即使有，也必然有这个人主持、放纵。原奏说“匪类倚仗窝主作为巢穴，窝主凭借匪类作为爪牙”等语，自然是重在严惩首恶的意思。不然的话，捉人勒索与强盗终究有所不同，而一旦发起主意，为什么就按照强盗窝主的律例拟判斩立决呢？如果嫌这过于严酷，那么规定这类窝主无论是否发起主意，只要事前共同谋划，都按照发起捉人主意的主犯同等定罪，难道不是简明恰当吗？并且应与捉人勒索的各条条例参照查看。

再者，这是广东、广西两省的专用条例，其他省份自然不在其内。如果有类似情形，似乎也可以仿照此例定罪，留存以备参考。

盗贼窝主：一、强盗窝主发起主意但不参与行动，又不分赃的，改发新疆，给官兵为奴。如果不是发起主意，又不共同行动、分赃，只是知情，窝留一人的，发配近边充军；窝留两人的，也发配新疆，给官兵为奴；窝留三人以上的，在发遣处加戴枷号三个月；五人以上，加戴枷号六个月。如果知情并且分赃，无论窝留人数多少，仍按照窝主律例判斩。

这条条例原本由两条组成。一条是雍正元年，刑部会同九卿遵旨议准制定的条例（关于窝留一人、二人、三人以上的规定），在雍正三年、乾隆五年修改过。另一条是乾隆三十二年，军机处会同刑部奏请制定的条例（改发近边充军，这是初次，属于改发新疆条款之一），在乾隆五十三年合并为一条。嘉庆六年、二十二年修改过，同治九年重新修订。

谨按：既然是窝主，又发起了主意，如果还不分赃，似乎不合情理。这条条例所说的情况，或许是还未分赃就已被抓获，也是有的，但这不过是千百中之一二罢了。“知情”似乎是指事后知情者而言，如果在行盗之前，那就是共同谋划了。事后知情分赃的尚且判斩，窝主发起主意反而只问遣罪，似乎嫌不够妥当。

□律法规定：强盗窝主发起主意，身体虽不参与行动但分赃的，判斩。注解说：如果参与了行动，就不问是否分赃，只按照参与行动并得财者处理，不分首犯从犯都判斩。如果不知道盗情，只是暂时停歇的，只问不应之罪。如果不同行又不分赃的，判流刑。这条条例的上层规定，将流刑改为发遣为奴，比律法为重。下层规定，知情而又分赃的判斩，与律法中所说的共同谋划者参与行动但不分赃，以及分赃但不参与行动都判斩也相符合。中间根据窝留人数的多少，拟判军刑、遣刑，也比律法为重。只是所说的“知情”，是事后知情，还是行盗之前知情，尚未叙述清楚。如果认为知情判斩，就是律法中的共同谋划，那么在事前，自不待言，那么中间的“知情”，也应当指事前而言了。而事后窝留者，反而没有明文规定，似乎应当叙述详明。

□再者，本门类中只说了强盗、窃盗的窝主，并未涉及抢夺犯，自然也应该以是否发起主意、共同谋划，以及是否分赃作为定罪的标准。如果窝留抢夺犯一名至五名，如何定罪，条例没有明文规定，有犯时，难以援引。

盗贼窝主：一、顺天府五城，以及直隶、山东两省，窝藏窃盗一两名者的，杖一百，徒刑三年；三名以上的，发配近边充军；五名以上的，实发云南、贵州、两广极边烟瘴地区充军。窝留积匪的家，无论贼犯是否在那里行窃，只要知情窝留，也实发云南、贵州、两广极边烟瘴地方充军。如果罪行应拟死刑，仍各按较重的罪名论处。

这条规定是嘉庆二十三年，钦奉上谕，恭敬地编纂为条例。道光九年、二十五年修改，同治九年重新修订。

谨按：严惩窝主，不只是直隶等省如此，而且结伙行窃的新例，各省都相同，不应该窝藏窃盗彼此有差异，似乎应当改为通用条例。

□窝藏窃盗一两名，就拟满徒。三名以上，就分别拟军。假如窃盗本罪只应拟杖，而窝主反而拟军徒，实在不够公平合理。盗贼窝主的律法以发起主意、共同谋划，以及分赃不分赃作为罪名的区分，并不区别人数，这条条例以窝藏人数的多少作为等级差别，已经与律法不符，假设有发起主意、共同谋划的案件，反而难以引用。假如窝藏窃盗一二人，或二、三人，都是徒手行窃，赃物也不多，那么盗罪不过拟杖，窝藏者反而问满徒，不仅比盗罪为重，即使与发起主意、共同谋划的窝主相比，也轻重悬殊，似乎嫌未尽妥当。下层关于窝留积匪者，即与积匪同罪的规定，似乎可以仿照

译按照此例办理。其他省份窝藏窃盗，并没有根据窝留人数多少来定罪的法例，有犯罪者也只是根据赃物数量来定罪量刑，这与直隶、山东的法例相差甚远。仔细推敲这条条例的本意，不过是说窝留的人数过多，必定是大型窝点，因此特别加重其刑罚。殊不知既然已经制定了窝留积匪的法例，可以按次数惩办，后来又有了结伙持械行窃的法例，属于按人数定罪量刑，窝主若有犯罪，也可以援引此例，似乎没有必要再单独制定这条条例。况且在一两人之中，有的可能是窃赃较多，有的可能是结伙十人持械行窃的罪犯，反而难以处理。

译□与应捕人追捕罪人门山东省地方一条相互参照。

盗贼窝主：一、凡是窝藏线索、同行参与盗窃并获取财物的人，仍然按照强盗律定罪量刑。如果未参与盗窃，也未获取财物，只是为盗贼探听事主消息、传递线索、指引道路，按照强盗窝主出主意但不参与行动，又不分赃的情况，改发配到新疆，给官兵做奴隶。

此条是雍正六年定的条例。同治九年修改确定。

谨按：指引道路虽然不按参与盗窃论处，但如果是在事主门外，也与把风瞭望的罪犯相似。把风瞭望的人，不能因为未分赃而减轻其斩首的罪责。传递线索、指引道路的人，却因为并未分赃而减等发配为奴，实在显得标准不一。

□与强盗门内盗首先已立意行劫某家的条款相互参照。

共谋为盗（此条专门针对共谋但临时未参与行动的人而言）：卷首

凡是共谋做强盗，（其中一人）临时没有参与行动，而参与行动的人却实施了盗窃，这共谋（但未行动）的人（如果）分了赃，（只要是）出主意的人（即）作为盗窃首犯，（其余）人都作为盗窃从犯。如果不分赃，（只要是）出主意的人即作为盗窃从犯，（其余）人都打五十板。（必须查清）以临时起意实施盗窃的人作为盗窃首犯。

○那些共谋做盗窃，（其中一人）临时没有参与行动，而参与行动的人是强盗，那没有参与行动的人（如果是）出主意的人（且）分了赃，无论知情、不知情，都作为盗窃首犯。（如果是）出主意的人（但）不分赃，以及（如果是）其余人（且）分了赃，都作为盗窃从犯。以临时起意及共同实施强盗的人，不分首从论处。

此仍沿袭明律。顺治三年添入小注。

条例

共谋为盗：一、共谋做强盗的同伙，临时因畏惧而未参与行动，而参与行动的人仍然构成强盗，那没有参与行动的罪犯，只要事后分了赃，杖打一百、流放二千里。赃物重的，仍然从重论处。不分赃的，杖打一百。如果因为患病及其他原因未参与行动，事后分了赃的，发配新疆，给官兵做奴隶。不分赃的，杖打一百、徒刑三年。

此条是嘉庆六年，刑部议准定的条例。十九年修改。同治九年修改确定。

《律例通考》说，查考出主意未参与行动又不分赃的人，以及同伙未参与行动又不分赃的人，乾隆五年，已经查照以往办理的先例，分别判处满杖或满流，列入强盗律的小注，作为条例条款。只有同伙未参与行动，但分了赃的，律例内也没有专门的治罪条款，是同伙分赃拟罪的地方，向来办理只有先例，也没有条例条款，似乎应该编纂为专门条款等等。嘉庆六年编纂确定的条例，或许就是基于这种说法。

谨按：律文兼述谋强行窃、谋窃行强的事例，则专门讲述谋强未参与行动的事。这类未参与行动且不分赃的罪犯，如果仅仅按照盗后分赃律计算赃物，比照窃盗从犯论处，其罪行反而有轻于满杖的，因此制定了此条例，自然是出于宽大的意思。却又区分畏惧未参与行动，以及因事患病未参与行动，实在显得多余。谋杀人律也有未参与行动的条文，为什么不区分畏惧及患病呢。与强盗门知而不首相互参照。

再，唐律共盗并赃论一条，参与行动但不接受分赃，与接受分赃但不参与行动，一律同等论处。强盗则只说未参与行动又不接受分赃的，杖打八十。而未参与行动接受分赃的，并无明文规定。以上条例的大概也是无需区别的了。现在强盗律注有虽不分赃也治罪的语句，而分赃未参与行动并未注明。此条条例的意思，是因为当时情有可原的盗贼，尚能免死减等，所以未参与行动的罪犯，也能再减一等。条例文字之所以不能统一，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然而更可见强盗不分首从皆斩的律文，并非完全妥善。

公取窃取皆为盗：卷首

凡是盗窃，无论是公然夺取、秘密窃取都称为盗。（公然夺取，是指行盗之人公然夺取其财物，如强盗、抢夺。秘密窃取，是指潜行隐蔽，私自窃取其财物，如窃盗、掏摸，都称为盗。）器物、钱帛（以下兼指官物、私物）之类，必须移动已离开盗窃地点。（才称为盗。）珠、玉、宝货之类，只要入手隐藏，纵（在盗窃地点）未带走，也是（构成盗。）其木、石重器，非人力所能胜任，虽然移动了原处，未驮载之间，还未构成盗，（不能以盗论处。）马、牛、驴、骡之类，必须走出栏圈。鹰犬之类，必须完全控制在己手，才构成盗。（如果盗马一匹，另有马跟随，不合并计算为罪。如果盗其母而子跟随的，都合并计算为罪。）

○此条是以上盗贼各条的通例。未构成盗但有明显痕迹证据的，依照已行动但未得财论处。已构成盗的，依照律文以得财论处。

此仍沿袭明律，原有小注。末段律文是顺治三年增定，并将小注增修。

起除刺字：卷首

凡是盗贼曾经刺字的人，都发回原籍，收充※迹。该徒刑的，役满充警。该流放的，在流放地充警。如果有去除原刺字样的人，杖打六十，补刺。（收充警迹，是指充任巡

译在警迹之役中，用以追踪盗贼之流。警迹之人，都有册籍记录，所以称为收充。如果不是应当起用或除名，却私自用药或火灸去除原来刺在面、膊上的字样者，即使没有做盗贼，也要杖打六十下，并补刺原来的字样。

译这仍然是沿袭明律的规定，顺治三年时，增添了小注。

※部分原书为空白。“警”字恐怕不妥。

条例

起除刺字 一，凡是窃盗等罪犯，有自行用药销毁面部、臂上所刺字样的，枷号三个月，杖一百，重新补刺。代为销毁的人，枷号两个月，杖一百。

这条规定是雍正二年，刑部遵奉圣旨议准制定的条例。

谨按：代为窃盗销毁刺字，与代为越狱人犯销毁刺字，情节轻重不同，但定罪却无差别。而且无论手臂、面部以及抢夺、窃盗都一体定罪，似乎不够恰当，应与越狱门内的一条参照查看。

《处分则例》。

□官员将应当刺字的人遗漏未刺的，罚俸三个月。刺面、刺臂错误的，罚俸一个月。不应当刺字的人误行刺字的，罚俸六个月。

起除刺字 一，凡是强盗、人命重犯拒捕杀人、窃盗，以及按律应当斩决，还有命案中斩绞监候等罪犯，情节严重难以宽恕的，该督抚都在上奏之日，交由按察使衙门先行刺字，然后押回犯罪地点监禁。如果是强盗，在面部刺“强盗”二字。命案斩绞等罪犯，在面部刺“凶犯”二字。仍将已经刺字的情况，在奏折中说明。那些戏杀、误杀、斗殴杀人的，都免除刺字。直省等地，如果遇到面部刺有“强盗”、“凶犯”等字样的人，立即擒拿送官。

这条规定是雍正六年制定的条例。原条例中，强盗重犯如果其中有监候待质的人，在面部刺“待质”二字，乾隆三十二年改定，删除了“待质”这一层规定。

谨按：监候待质的强盗，就是彼门条例中所称的监候处决的人，应与彼条例参照查看。此条例大概是因为担心他们疏漏逃脱而刺字，并非其所犯罪行本身应当刺字。但是同为凶犯，情节重的刺字，斗殴等杀人，又不刺字，这是为什么呢？

□窃盗等罪犯，按律应当刺字，大概是为了收容充作警迹，以及关系到日后累计计算的原因。命案人犯，并没有刺字的条文，如果说因为防止疏漏逃脱的缘故，难道一刺字就能禁止他们不逃脱吗？有的刺字，有的不刺字，特别显得参差不齐。前代刺配的方法，就是古人将其放逐到远方、不屑与之同列的意思，所以用来示辱，也用来警示众人。死罪人犯刺字，就不合法了，既然杀了他又羞辱他，做什么呢？

起除刺字 一，偷挖人参的罪犯，计算赃物，应当判处满杖的，按照窃盗条例，初犯刺臂，再犯刺面。如果在徒刑、流刑以上的，仍然依照旧例，初犯刺右面，再犯刺左面

这条规定是乾隆五年，奉天府尹宋筠条奏制定的条例。嘉庆六年改定。

谨按：刺字本来是为再犯、三犯而设的，刨参条例内并没有再犯、三犯的条文，盗掘金银等矿，载明初犯、再犯，反而不刺字，特别显得参差不齐。

□刨参门内有“得参人犯首从，照例刺字”等语，那应当刺什么字。彼门及此条均无明文规定。只有领票工人偷窃领票商人的参，按照刨参已得例分别判处徒流，仍在面部刺“窃盗”字。此条所说的刺字，自然是“窃盗”二字了，而在禁山偷挖官参条例内载明刺“盗官参”三字，见盗园陵树木门似乎又应当刺“盗官参”，都应参照查看。

起除刺字 一，凡是监守常人盗窃仓库钱粮以及抢夺，并一切犯罪应当刺事由的罪犯，如果畏罪自首的，各按律按例分别减等定罪，都免除刺字。（只有强盗自首按例应当外遣的，仍刺地名，不刺事由。）

这条规定是嘉庆六年，刑部议准制定的条例。

谨按：窃盗自首不实不尽，以及知道他人将要告发，而在财主处自首归还，按律应当减等定罪的人，都免除刺字。见犯罪自首门，似乎应当并入此条例之内。

起除刺字 一，应当发配乌鲁木齐等地的人犯，除了按例应当刺明事由的，仍按例刺发外，那些按例不应当刺事由的，就让起解的省份，在该犯右面刺“外遣”二字。解赴甘肃省，酌情分发，补刺地名。

这条规定是乾隆二十八年，江苏按察使钱琦条奏制定的条例。嘉庆四年、二十二年删改。

谨按：此条例是专门为凶徒持凶器，殴打人致笃疾而设的。凶徒持凶器等项，就是应当发配新疆八条中的一款。原奏本是巴里坤（计八条，）一，强盗主谋造意不行，又不分赃的。一，窃盗临时拒捕，伤害非金刃所致，伤害轻微平复的。一，抢夺伤人，为从犯的。一，发掘坟墓见棺，为首犯，以及开棺见尸，为从犯的。窃盗数量多罪应满流的。一，已经到配军流遣犯，在配所为非逃脱的。一，凶徒因事忿争，持凶器，殴打人致笃疾的。一，三次犯窃罪应充军的。别条均有事由可刺，只有凶徒因事忿争一条按例不刺字，所以条例内有这一句话。既然将此项停止发配新疆，那么不应当刺事由的，不知又指

译这是从何项条文来说的呢？现在应当发配新疆的罪犯，不仅没有不应刺字却发配的犯人，即使是应刺字的犯人，也不再发配去了。这条规定也是虚设的，可与下面“新疆改发”的一条对照参看。

译起除刺字：一、发遣人犯，如果脸上原来刺的字，与现在所犯罪行的事由相同，就不必重复叠加刺字。倘若现在所犯罪行的事由不同，仍在左脸上另行刺字。

这一条是乾隆二十七年，四川总督开泰咨文批准确定的条例。

谨按：应当发配新疆等地的人犯，脸上刺“外遣”二字；由新疆改发回内地的人犯，脸上刺“改发”二字，这两个字本来非常分明。这条原奏是专门针对丢包匪犯而言的，因为这类人犯先前刺的是“窃盗”，后来改刺“抢夺”，所以才如此规定。但既然定为通例，那就又是专门针对发往新疆的情况而言了。现在新疆停止发遣，这条条例就属于多余的文字，应与上一条参照查看。

起除刺字：一、抓获无赖匪徒，结伙驾船设局，揽载客商并勾引诱惑赌博的罪犯，审明后，无论初犯还是再犯，不计次数，一律在定案时在左脸刺“诱赌匪犯”四字。

这一条是乾隆三十六年，刑部议覆江西按察使欧阳永�条奏确定的条例。

谨按：与赌博门参照查看，窝藏赌博并不刺字，这是因为有结伙驾船等情况，所以加重处罚刺面。然而，如果不是驾船而设局诱赌，其情节反而有比这更重的，有的刺字有的不刺字，也难以统一标准。

起除刺字：一、凡是回民行窃，分别初犯、再犯，在臂膊和脸上一律刺“窃贼”二字。

这一条是乾隆三十七年，刑部议准确定的条例。嘉庆六年修改确定。

谨按：窃盗都应当刺字。从前回民犯窃与汉人不同，改刺“回贼”二字，后来不再使用“回贼”字样，改刺“窃贼”，与汉人稍有区别，但“贼”与“盗”其意义是一样的。

起除刺字：一、由烟瘴之地改发极边的人犯，脸上刺“烟瘴改发”四字。

这一条是乾隆三十七年，刑部议覆湖北巡抚陈�祖条奏确定的条例。

谨按：这原本是属于应当发配烟瘴之地的人犯，所以脸上刺“烟瘴改发”，以此区别于普通的极边人犯。但应当发配烟瘴之地的人犯条例极其繁杂，有条例内改为极边足四千里者，也有仍然属于烟瘴充军者，因此有刺字的，也有不刺字的，都没有统一标准。

起除刺字：一、京外现役兵丁，脱逃被抓获，以及超过期限才投回者，脸上都刺“逃兵”二字。军营中脱逃的余丁，脸上刺“脱逃余丁”四字。

这一条是乾隆三十三年，广西提督许成麟条奏确定的条例。五十三年修改确定。

谨按：随驾官员的跟役、逃回的奴仆、雇工以及平民都有刺字的明文规定，见窃盗门。应当刺什么字，此门并未叙述清楚。

□前条例文中有一条：一切犯罪应当刺事由的罪犯，如果畏罪自首，免除其刺字。那么逃回自首，自然应当免除其刺字了。而在现役中脱逃，超过期限才投回的，仍然应当刺字，似乎不免稍有参差。

起除刺字：一、衙役犯赃，除了按照条例分别赃款数额治罪外，无论主犯从犯，徒刑以下，在手臂上刺“蠹犯”二字；流刑以上，在脸上刺字。白役有犯，一体办理。倘若犯赃刺字后，仍然盘踞衙门充当差役的，按照更名重役的条例治罪。如果有私自毁坏刺字的，即按照窃盗销毁刺字的条例治罪。如果定案时对于应当刺字的罪犯，不执行刺字，以及刺字后仍然没有觉察，滥准其充当差役的，主管官员交部议处。

这一条是乾隆三十七年，刑部议覆广西按察使�椿条奏确定的条例。

谨按：因为担心他们日久钻营进入衙署，或者更名后重新充当差役，所以严厉制定此条例。

□衙役犯赃，遇到赦免，重新进入原衙门及别衙门应役的，杖一百、徒三年。部院衙门的书办退役之后，更名充役的，杖一百。此处说按照更名重役的条例治罪，自然是处以满杖之罪，比起犯赃后重新在衙门应役的条例治罪要轻。

起除刺字：一、新疆改发内地的人犯，脸上刺“改发”二字。如果应当刺事由的，一并刺事由。如果犯事到官，年龄在七十岁以上、十五岁以下，以及已成残废的，仍然按照律法收赎，不必刺字。

这一条是乾隆三十二年，江西巡抚吴绍诗咨文批准确定的条例。部议认为这类人犯，自然不便仍然刺“外遣”字样。如果不明确在脸上刺字，又与普通的军遣人犯没有区别。此后凡是新疆改发内地的十六项人犯，脸上刺“改遣”二字，如果应当刺事由的，一并刺事由。乾隆三十七年、四十二年、四十八年和五十三年，屡次修改。嘉庆六年修改确定。

谨按：这是指由新疆改发内地的十六项脱逃应当执行正法的人犯而言的，所以以脸上刺“改遣”字样为凭据。如果年龄在五十岁以上以及已成残废的，因为他们不能胜任劳役，并不在应当发配新疆的行列，所以各条例内都有年龄在五十岁以上，改发近边、边远充军的说法，仍然刺原犯罪的事由，（窃盗刺窃盗，抢夺刺抢夺），与脸上刺“改遣”的人犯截然不同

译相同。如果在配所脱逃，就按照寻常军犯脱逃的条例定罪量刑，也不属于立即执行死刑的范围。历次按语非常明确，嘉庆六年改为七十岁以上、十五岁以下，便觉得混淆不清。五十岁就不发遣，何况七十岁。如果说是指从前发往的人改发内地时，年龄已七十岁免除刺字，似乎也可以讲通，但又说犯事到案，年龄在七十岁以上，这又是什么意思呢。至于十五岁以下，是专门指缘坐这一项，反逆门内另有专门条款，没听说免除缘坐准予收赎的。这条条例本是为刺字而设，忽然添入收赎这一层，尤其觉得混杂。现在应发往新疆的罪犯，因为新疆停止发遣，都改发极边足四千里充军，脱逃也免除死刑，自然可以查照办理。至于老幼废疾，既然照例准予收赎了，又怎么会有刺字的事。从前因为新疆垦种需要人手，所以将军挑选流人犯中情节较重的，酌情发往，以资劳作。年老的，就不在发往之列。此后如果人数过多，应发往的，也停止发往，并没有年老之人。由新疆改回的事，如果有在配所释放回籍的，不是遇到赦免就是因为其他缘故，也没有在新疆配所又改发他省的条文。嘉庆六年改定的条例，确实没有分析清楚。后来修例的人，不详细考察原来定例的本意，而随意增减，所以不免有这种失误。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这只是其中之一。

译起除刺字。一，台湾无籍游民，除犯该徒流以上仍照定例办理的以外，若犯罪仅止于枷杖，按例应逐回原籍管束的，在脸上刺“逐水”字样。

此条是乾隆五十三年，军机大臣会同刑部议复福建巡抚徐条奏定的条例。（共两条。）

谨按。这专指台湾一处而言。

起除刺字。一，发掘坟墓，除坟墓先已穿陷，以及只盗窃坟墓上砖石器物的，仍按律免刺以外，若开棺见到尸体，以及发掘坟墓见到棺木，与发掘而未见到棺木的，主犯和从犯均在脸上刺“发冢”字样。那些盗窃尚未入殓、尚未埋葬的尸柩的，在脸上刺“盗棺”字样。

此条是乾隆二十七年，贵州按察使赵孙英奏请定的条例。原载于“发冢”门内，五十三年移改至此。嘉庆六年改定。

谨按。请与“发冢”门参看。

□因发掘坟墓问拟死罪的人犯，应否一律刺字，并无明文规定。

起除刺字。一，粮船水手，聚众滋事，罪行应判徒刑、流刑的，均在脸上刺“不法水手”四字。如果罪行仅止于杖刑、笞刑的人犯，递回原籍，交给地方官严查管束，不必刺字。

此条是嘉庆七年，漕运总督铁保奏请准定的条例。

谨按。这是担心他们仍充当水手随船滋扰，与上面“蠹役”一条相同。

起除刺字。一，举人、贡生、生员、监生犯罪，按例应刺字的，除所犯的是结党作恶、窝藏匪类、卑污下贱的仍行刺字以外，若只是寻常普通犯罪，不至于品行败坏的，免除刺字。

此条是嘉庆十六年，刑部议复浙江巡抚蒋攸铦等人奏请准定的条例。

谨按。既然是举人、贡生、生员、监生，就与平民有别，关乎名器，定罪是可以的，侮辱是不可以的。侮辱其人就是侮辱名器了。若因其犯结党作恶等项罪行，就进行刺字，那些做官的人中，难道没有结党作恶及卑污的人吗，为何没听说一律刺字呢。免除刺字，不是为那个人爱惜，而是为举人、贡生、生员、监生这一身份爱惜。不然，既然已经犯罪，就是罪人了，按例应刺字的，就可以照例一律刺字，又何必区别他是否结党作恶呢。究竟什么是结党作恶、窝藏匪类，什么是卑污下贱，有犯罪难以援引此例。

起除刺字。一，凡是蒙古民人、番子等人，有犯抢劫案件的，应照蒙古例定罪的，均在脸上刺“抢劫”二字。那些蒙古发遣的人犯，在配所脱逃的，在脸上刺“逃遣”二字。至于蒙古免死减为军籍的人犯，在配所脱逃的，在脸上刺“逃军”二字。

此条是嘉庆二十五年，刑部会同理藩院奏请准定的条例。

谨按。这专指蒙古而言。

起除刺字。一，窃盗刺字发落之后，责令充当巡逻警戒，如果确实能改悔，历经二、三年没有过错，又经缉获强盗二名以上，或者窃盗五名以上的，准许起除刺字，恢复为良民，由地方官编入保甲，听任他们各自谋生。如果不是盗犯，不准滥行缉拿。

此条是乾隆五年，刑部议准定的条例。道光十八年改定。

明令，

□凡是窃盗已经断案释放，或徒刑期满，并仰原籍官司收编充当警迹人员，其中初犯刺臂的，二年无过错，由所在官司保勘，除去籍贯，起除原刺字样。若是再犯刺字的，须等候三年无过错，依照上述保勘。有能捕获强盗三名、窃盗五人者的，不限年月，立即给予除籍起刺。数量多的，依照常人一体给赏。

□《管见》说，窃盗刺字充当警迹，是彰明其过错，激使其图谋改过。巡逻警戒踪迹盗匪，因为他们的智力相及而容易捕获，这是消除盗窃的好方法。二年、三年允许保勘，起除刺字，是取其能改过，开辟自新的道路。如今此法都不施行，固然应该盗贼日益烦多了。

谨按。这是以盗攻盗的意思，而且使这类人不至于终身不被齿列，确实是好方法。《周礼》司隶，掌管五隶的法令，率领其民捕捉盗贼。注解说，民为罪隶，对于盗贼能得其踪迹，所以因其所能而率领他们，也是这个意思，如今则没有实行的了。前人每定一法，必有立法之意，起除刺字的律令，就是以盗攻盗的意思。有法而不实行，能怎么办呢。律本是为起除而设，条例则不言起除，而刺字的人日益增加，并非律意了。

起除刺字。一，奴仆犯窃盗或抢夺，以及盗窃家长财物的，均刺面。其余平民犯抢夺，以及窃盗初犯，计赃在徒刑以上的，刺面。如果窃盗初犯，罪行仅止于杖责的，按律在右小臂刺字，再犯，在左脸刺字，不得以赃少罪轻免除刺字。

此例原系三条，是康熙三十二年，上谕。是雍正三年定的条例。是乾隆六年，云南按察使张垣熊奏请定的条例。

□均载于“窃盗”门内，三十二年修并一条，五十三年移附上此律。嘉庆六年改定。

谨按。这是窃盗刺字的专例。

□因窃盗问拟死罪，应

译否，一体刺字。记核。奴婢偷窃主人的财物，律法规定免除刺字；若偷窃他人的财物，则应按普通盗窃论处。此例一律改为刺面，不仅比律法更为严厉，甚至比普通盗窃也处罚更重了。

译凡犯罪应当刺字的，都汇总在这一门类中，只有长随诈骗赃款分别刺臂刺面的规定，记载在求索借贷门类内，这一门类并未载入，也显得参差不齐。

起除刺字：一、兴办贩卖硝石硫磺，犯该徒刑以上罪行的，在左面刺“硝犯”二字。罪行只拟杖刑的，在右臂刺“硝犯”二字。

这条规定是同治元年，云贵总督潘铎奏请批准定下的条例。

谨按：这些刺字之处，意思没有什么可取的，不过是因为硝石硫磺是军营的重要物资，所以严定这条条例。然而军营的重要物资难道只有一种吗？不可能全都列举出来刺字。比如盐枭、私铸、制造贩卖赌具、诱拐子女等项，为什么并不刺字呢？刺字的意思，如果不是关系到日后合并计算，就是脱逃后易于侦缉，然而犯法的事情多种多样，能一一都刺字吗？有刺有不刺，终究不免互相参差不齐。追溯查考刺字的律法，原本是为盗贼而设，而尤其重在起除这一层，原意是允许人自新，不忍心让他终身废弃，所以列在这一门类的末尾，所谓劝诫与惩罚兼用。后来因为别的事刺字的，也都归入这一门类，好像专门为了各项人犯应当刺字而设，实在与律法本意不符。就以窃盗而论，刺字的方法实行已经数百年了，被刺的不知有多少起，被免除的百中难得其一，良法反而变成了苛政，设立这条律法，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卷首] [总目]： 前卷 次卷

读例存疑卷三十二 前卷 次卷

刑律之八 人命之一

谋杀人

谋杀制使及本管长官

谋杀祖父母父母

杀死奸夫

谋杀故夫父母

谋杀人：卷首

凡是谋（或心中谋划，或与人谋划）杀人，发起主意的人，斩（监候）。跟着动手加功的人，绞（监候）。不加功的人，杖一百、流三千里。杀完才定罪。（如果未曾杀完，而偶然死亡，只依照同谋共殴人的科断。）

○如果伤了但没有死，发起主意的人，绞（监候）。跟着动手加功的人，杖一百、流三千里。不加功的人，杖一百、徒三年。

○如果谋划并且已经行动，未曾伤人的人，（发起主意作为首犯的，）杖一百、徒三年。作为从犯的（同谋、同行）。各杖一百。但是同谋的人，（虽然不同行，）都定罪。

○那发起主意的人（通指已杀、已伤、已行三项），身体虽然没行动，仍然按首犯论处。从犯不行动，减行动（而不加功，）者一等。

○如果因此得到钱财的，同强盗，不分首从论处，都斩。（行动而不分赃，以及不行动又不分赃，都仍然依照谋杀论处）。

这仍是明律，顺治三年添入小注，雍正三年删除审定。

谨按：刑律没有比人命更重的，而人命有应当抵命、不应当抵命的分别，一旦不得其平，就失刑了。谨将古今轻重不同的地方，摘录数条如下，

谋杀人。《唐律疏议》说，虽然不下手杀人，当时共同拥迫，由于遮拦遏制，无处逃窜，既然相互依靠，才得以杀之，如此经营，都是加功之类。不限多少，都合绞刑。

□现在条例说，下手助殴，才以加功论绞，不得指助势为加功，一概拟死，导致伤害多条性命。

杀一家非死罪三人，都斩。《疏议》说，杀人的方法，事情有多端，只根据前面人身死，不论所杀的状况。只要杀一家非死罪良口三人，就是不道。

□现在律法说谋故杀及放火行盗而杀，才是。斗殴杀并不在内。

因斗而用兵刃杀人者，与故杀同。《唐律疏议》说，斗而用刃，即有害心。

□因斗绝时而杀者，从故杀法。《唐律疏议》说，忿争之后，各已分散，声音不相接，去而又来杀伤者，名叫绝时。

□不因争斗，无事而杀，也为故杀。

□现在律法不问手足、他物、金刃、都作为斗杀，而以临时有意欲杀，非人所知，作为故杀。

以上数条，都比唐律为轻。而戏误杀人，则一概拟死，又较唐律为重，然而还可以说人命不可无抵。至于分别五日、十日因风身死，原谋及下手伤人重的人病故，就准许减等。两家互殴，各毙一命，如果是有服亲属，都应当减军，以及杀死应抵，正凶分别拟定流徒，则未免又失之过宽。此外，非亲手杀人，因事致使自尽的案件，拟定实抵的，尤其不一而足。嗣后又定有杀死

译对于有罪之人，依照擅自杀人的规定进行定罪量刑的，量刑时或轻或重，相关的律例条文也彼此存在差异。

译条例

谋杀人 一，凡是审问谋杀人犯，确实有诡计阴谋的，才以造意论处斩刑。下手帮助殴打的人，才以加功论处绞刑。阴谋已经实行，人赃俱获的，才与强盗同罪论处。不得仅凭一句话就定为造谋，把帮助助威定为加功，把虚报的赃物定为得财，一概判处死刑，导致多伤性命。也不得以是被逼迫勉强随从，以及尚未造成伤痕，就将加功的罪犯，一律酌情减刑。

这条规定是前明万历十五年，刑部题奏批准确定的条例。道光五年修改确定。

谨按。这条规定与强盗同罪论处，是专门以赃物来论罪的。后来又有条例条文，分别有无图谋财利之心，应当与此条参看。

□谋杀一命抵偿强盗不分首从律内，罪名最重，所以又设立这条规定，也是慎重的意思。

□条例末尾几句话，原条例所没有。查这一年奏准的各案，都因为条例条文太重，防止误判入罪起见，如盗贼窝主因奸威逼等类，与这条规定意思正自相符。后来添入被逼勉强随从一层，又似乎恐怕误判出罪而设，大非原定这条规定的意思。

谋杀人 一，凡是谋杀幼孩的案件，除年龄在十一岁以上者，仍照条例办理外，如有将十岁以下幼孩逞忿谋杀者，首犯拟处斩立决。（若是图谋财利，或有因奸情事，加以枭首示众。）从而加功的罪犯，都拟处绞立决。其从而不加功者，都仍照本律杖一百、流三千里。

这条规定是乾隆五十一年，并五十三年，钦奉上谕，恭敬编纂为条例。嘉庆十四年修改，十七年修改确定。

谨按。这应当与下僧人一条及犯奸门参看。

□强奸十二岁以下幼女因而致死，及将未至十岁幼女诱去强行奸污者，照光棍条例处斩决。其强奸十二岁以下、十岁以上幼女者，拟处斩监候。强奸已成，将本妇杀死者，处斩枭首。未成，将本妇杀死者，处斩决。这小注只说因奸则不论已成、未成，都加枭首了。图谋财利谋杀幼孩，是否不分别有无得财之处，并未叙明。

□再，谋杀幼孩的案件，首从各犯都较寻常谋杀为重，而殴死幼孩的案件，条例没有加重明文，只有救护父母被凶犯立时杀死者，拟处斩立决。见故杀人门，应当与此条参看。

□谋杀老人，条例不加重，因为没有这等案情缘故。因杨张氏、陈文彩等案，于是定有这条规定，并非律文本应如此。诱拐门内为何并不分别幼孩年龄、一体办理呢。

□这从而加功的罪犯，拟处绞立决，是指并非图谋财利而言。若图谋财利谋杀幼孩，首犯加以枭首示众，既较寻常图谋财利谋命案件，情罪为重，从犯即不应仍拟处绞决，反较寻常图谋财利谋命案件为轻。条例内“都”字似应删除，以免混淆。其小注几句话，也应当修改，移至条例末尾。

谋杀人 一，凡是图谋财利害命照律拟处斩立决外，其有因他事杀人后，偶然见到财物，因而取去者，必须审问其行凶挟持什么仇隙，有什么证据，果真是初无图谋财利之心，杀人后见有随身衣物银钱，乘机取去者，将所得之财加倍追缴给主，仍各依本律科断。若杀人掠取家财，并知道有藏蓄而取去者，审得实情，仍然同强盗论罪。

这条规定是雍正二年，刑部议覆大理寺少卿唐执玉环奏定条例。乾隆五年修改确定。

谨按。这专指谋杀而言，以其类于图谋财利害命也。

□前条分别是否人赃现获，此条又区别有无图谋财利之心，均因罪名太重，所以慎重。

□下条图谋财利害命而未得财，仍照本律定拟重在财也。此条杀人后取财，不按照得财科断，推究其心也。两条均系从宽的意思。律有因而得财者，同强盗论的话，是以复定有这条规定，以示区别，也是钦恤的意思。但原奏在从宽之中，仍寓严惩之意，后来则例愈修而愈宽了。各省办理这等案件，乘机取去者，不一而足，并未见有掠取以强盗论之案。条例末尾几句话，也成虚设。图谋财利害命与寻常谋杀首犯有立决、监候之别，然相去尚不至大相悬殊，若从犯则出入甚重。加功者分别绞候、斩决。不加功者分别满流、斩候定例，仍系恐怕一概拟死，导致多伤性命的意思。

谋杀人 一，凡是图谋财利害命得财而杀死人命者，首犯与从犯加功者，都拟处斩立决。不加功者，拟处斩监候。不行而分赃者，实发云南、贵州、两广、极边、烟瘴充军。未见财杀人，为首者，拟处斩监候。从而加功者，拟处绞监候。不加功者，杖一百、流三千。伤人未死而已得财者，首犯拟处斩监候。

译跟随作案并出力，如同用刀砍伤或造成骨折以上伤害的，判处绞刑监候。伤害不是由金属利器造成，也不是骨折的，实际发配到云南、贵州、两广、极边、烟瘴地区充军。没有出力帮助的，杖打一百下，流放三千里。没有参与作案但分得赃物的，杖打一百下，徒刑三年。没有抢到财物却伤人的，为首者判处绞刑监候。跟随作案并出力帮助的，杖打一百下，流放三千里。没有帮助出力的，杖打一百下，徒刑三年。

译这条规定源于乾隆二年，刑部复议四川巡抚杨馝所奏赖廷珍等人图谋钱财杀伤汪九锡但未致死一案，奉旨议准，并在乾隆三年复议内阁学士凌如焕条奏确定的条例。乾隆五十三年、嘉庆六年曾修改，嘉庆十年再次改定。

谨按：对于未实际参与行凶的罪犯，如果未分得赃物，是否也判处斩监候，律文中未曾明确说明。但既然按照强盗罪定罪，强盗律中原本就有“不分赃也定罪”的规定，似乎不便因为未分赃而刻意从轻处理。条例中没有明文规定，暂且保留以待参考。

图财害命的案件，律法以杀人得财论处，本来与强盗罪同等量刑，强盗得财伤人，主犯和从犯都应斩立决，因此赖廷珍等人不分主从，一律斩立决。谕旨认为强盗罪尚有分别，并非全部立即执行，于是将伤人的主犯一人斩立决，其余均改为斩监候，这已经是从轻处理了。嘉庆年间，将主犯和从犯改为斩监候、绞监候，而在实际参与行凶的罪犯中又区分是否使用金属利器造成折伤，这似乎不符合严格制定此条例的本意。

既然以得财与否作为罪行轻重的区分，似乎不便再以分赃、不分赃来过度区别对待。如果因为未参与行凶且未分赃而酌情从轻减刑，那么参与行凶但未分赃者，难道也可以曲意从轻减刑吗？查律法规定，从犯而未实际行凶者，比未参与行凶的从犯减一等。寻常谋杀案件中，杀人者判流刑，伤人者判徒刑二年半。因此对分赃者又各加一等，这与盗案中的事后分赃条例也相一致。大概同行参与盗窃的罪犯，不能因为未分赃而免除死罪，那么在场助势的罪犯岂能因为未分赃而刻意从轻。条例既然未提及分赃与不分赃，自然无需强行分析。

就像聚众抢夺的案件，只要经过伤人及捆绑按压，就照强盗罪一律判处斩立决，这也是照强盗罪定罪，为何反而减轻其罪呢？况且真正的强盗案件中，一旦伤人，就不能以情有可原为由请求宽恕，这一层未免太宽，也与条例不符。

谋杀人：一、凡是谋杀人已动手实施，被害人察觉后奔逃，或因失足跌倒、或落入水中等情况，虽未受伤，但因谋杀奔逃而在其他地方死亡的，造意者（主谋）判流刑，从犯判杖刑。如果被害人迫于凶悍，当时失足跌倒致死，原谋者拟绞监候，从犯者杖一百、流三千里。

这条规定是律文后的总注，乾隆五年另纂为条例。

谨按：此总注是专门为小注中“未曾杀完却偶然致死”的情况而设，是解释“偶然致死”的含义，指已谋划并动手，被害人察觉奔逃，或跌倒、或落水等项偶然致死。如果按杀完论处，则未曾受伤；如果按动手而未伤人论处，则被害人本因谋杀之故致死，故按原谋论处。

死于跌倒而非死于杀害，因此不科以斩监候之罪。但向来办理追打殴打人而致令跌倒溺毙命的案件，也拟绞监候，与此没有区别，所不同的只是从犯的罪名轻重不同罢了。

《辑注》：谋杀律至重，杀完才定罪，这是慎重的意思，恐怕人们误以为只要谋划就定罪，所以特别写下此语。如果未曾杀完，自有下节伤而不死、动手而未伤人的法律。注云：偶然身死，照同谋共殴人科断。查：谋杀则意图杀人，故重罚造意为首者；谋殴则意图殴人，故重罚下手致命者，两律迥然不同，不可混淆。邂逅之义，守书训为适然相遇，夫适然相遇，以致其死，是因他故，非由谋杀。此注所说，是谓谋杀人。如果未曾杀完，又别因他故偶然致死，则自有同谋共殴的本法。盖谋杀法严，恐人误引，导致杀多人，故注此语以区别之，并非解释本律，勿得误看，语最明晰。

谋杀人：一、苗人有图财害命的案件，均照强盗杀人斩决枭首的条例办理。

这条规定源于乾隆二十九年，贵州巡抚图尔炳阿所奏苗民雄讲等人图财杀死民人刘锡升一案，附请定为条例。

谨按：原奏是专指贵州而言。但有苗人的省份，不仅贵州一处，有罪犯，如何科断。且专言苗人杀死汉人，若苗人杀死苗人，是否一体定罪。记录核查。

这属于苗人专条，似乎应归入化外人有犯一门。

谋杀人：一、凡是僧人逞凶谋杀或故意惨杀十二岁以下幼孩者，拟斩立决。其余寻常谋杀或故意杀人的案件，仍照本律办理。

这条规定源于乾隆四十二年，山西巡抚觉罗巴延三所奏僧人界安将十一岁幼徒韩二娃用绳拴吊叠殴立毙一案，钦奉谕旨，编纂为定例。

谨按：与上一条谋杀幼孩的规定参看。上一条十一岁以上，照常办理，这一条十二岁以下，即拟斩立决。上一条专言谋杀，这一条兼及故杀，较上一条更严。

僧人致人死亡，虽在保辜限外，不得宽减，与此条均系严惩僧人的意思。只是界安一案是杀死徒弟，条例内只言十二岁以下幼孩，并无徒弟

译凡是关于字样（文字表述）的规定，应当与“鬪殴门”中“殴死弟子”这一条参照查看。

译谋杀人

一，台湾等地商船为图谋钱财而害人性命的案件，均比照苗族人图财害命的条例，判处斩立决并枭首示众。与命案、盗案内条例规定应斩首枭示的罪犯，都传首至厦门示众。仍将犯罪事由张贴在原罪犯所在地。

此条是乾隆五十一年，福建巡抚徐嗣曾分条奏请制定的条例。

谨按。此条是台湾一地的专门条例，可与下文船户一条参照阅读。

谋杀人

一，有服制的卑幼为图谋钱财而谋杀尊长、尊属，各按服制关系，依据律法分别判处凌迟或斩决。均枭首示众。

此条是嘉庆六年，钦奉上谕，恭敬编纂为条例。

谨按。“各按服制依律分别凌迟斩决”一句，似乎应改为“按服制应拟斩决以上者”。

□凌迟人犯无不枭首示众的，这一层意思可以不必添加。似乎应归入谋杀祖父母、父母的门类。

谋杀人

一，船户、店家为图谋钱财而害人性命，危害行旅，比照强盗得财不分首从的律法，皆判处斩刑。为首之犯，仍加枭首示众。同谋但未实行，事后分赃者，发配新疆，给官兵为奴。至于杀人未得财，以及伤人未死，并常人图财害命的，仍照本例办理。

此条是同治五年，四川总督崇实奏请批准制定的条例。原奏中还有土匪准许先行就地正法一层。九年修例时，按语说：查土匪就地正法章程，各省情形不同，办理未能统一，且是权宜之计，不便永远遵行，似乎不必纂入例册。

谨按。不加功者，也判处斩决，不分畏惧患病。

□强盗及凡人图财害命，都有同谋不实行的人，如所说的畏惧患病就是。若同在一船一店，既然已经同谋，哪有不实行之事，或者下手杀人之时，该犯因别事他往，不在船上店内才可以。若在船在店，怎么能称为不实行呢。

□窃盗门店家船户之外，尚有脚夫、车夫，此例未载入，应参照阅读。

谋杀制使及本管长官：卷首

凡奉皇帝命令出使，而（所在）官吏谋杀，以及部民谋杀本属知府、知州、知县军士谋杀本管官，若吏卒谋杀本部五以上长官，已实行（未伤）者，（首犯）杖一百、流二千里。已伤者，（首犯）绞（流刑、绞刑，都不说“皆”，则从犯各减一等。官吏谋杀，监候，其余皆决不待时。下文斩刑同）。已杀者，皆斩（其从犯中不加功与不实行者，以及谋杀六品以下长官，并府州县佐贰官、首领官，其非本属、本管、本部的，各依凡人谋杀论。按，此注本于《笺释》）。

此仍沿明律，顺治三年、康熙九年添入小注，雍正三年、乾隆五年修改。

谋杀祖父母父母：卷首

凡谋杀祖父母、父母及期亲尊长、外祖父母、丈夫、丈夫的祖父母、父母，已实行（不问已伤、未伤）者（预谋的子孙，不分首从），皆斩，已杀者，皆处凌迟（监禁死于狱中的，仍戮其尸。其为从犯，有服属不同的，自依缌麻以上律论。有凡人的，自依凡人论。凡谋杀服属，皆仿此例）。谋杀缌麻以上尊长，已实行者，（首犯）杖一百，流二千里（为从犯杖一百，徒三年）。已伤者，（首犯）绞（为从犯加功、不加功，并同凡人论）。已杀者，皆斩（不问首从。

○其尊长谋杀（本宗及外姻）卑已实行者，各依故杀罪减二等。已伤者，减等。已杀者，依故杀法（依故杀法的，谓各依斗殴条内尊长故杀卑幼律问罪，为从者，各依服属科断。

○若奴婢及雇工人谋杀家长，及家长之期、外祖父母、若缌麻以上亲者，罪与子孙同（谓与子孙谋杀祖父母、父、及期亲尊长、外祖父母、缜麻以上尊长同。若已转卖，依良相殴论。

此仍沿明律。依故杀法句有注，其余注系顺治三年添入，雍正三年、乾隆年增修。

条例

谋杀祖父母父母

一，尊长谋杀卑幼，除为首的尊长仍依故杀法，分别已实行、已伤、已杀定拟外，其为从犯加功的尊长，各按服制也分别已实行、已伤、已杀三项，各依首犯的罪减一等。若同行不加功，以及同谋不同行，又各减一等。为从犯系凡人，仍照凡人谋杀为从犯科断。

此条是乾隆六年，云贵总督张广泗题报刘四贵谋杀小功服侄刘先佑、刘三贵下手加功一案，附请制定条例。

谨按。为从犯的尊长，虽同谋加功，也得减等，大概是不以尊长两条命抵卑幼一条命的意思。若为首的尊长，律法不应抵命，则均无实抵。

译这样的人了。

谋杀祖父母、父母：第一，凡是尊长故意杀害卑幼的案件中，如果有与人通奸，因为儿媳碍眼，强迫她一同陷入邪淫之事，她不肯顺从，于是商量谋划将其杀死以灭口的，都按照普通人谋杀的法律，区分主犯和从犯，分别判处斩首或绞刑，并列入监候（等待秋后处决）。

译这一条是乾隆三十六年，河南巡抚何煟审理林州朱氏与林朝富通奸，因其儿媳黄氏碍眼，合谋毒死黄氏一案，奉皇帝旨意，恭敬地编纂为条例。

谨按：应与“威逼门内，抑止儿媳同陷邪淫，致令自尽”一条参照参看。彼案中死者是自尽，所以判处发配为奴。本案是谋杀致死，所以分别判处斩刑或绞刑。只是斗殴中，门内婆婆因奸情将儿媳致死灭口，如果是亲姑、嫡姑，判处绞监候；如果是继姑，判处斩监候，都列入缓决，永远监禁，这与本案又不相同。这些都是因奸谋杀子媳的案件，而量刑却互有差异，似乎应该合并为一条，以归于统一。

谋杀祖父母父母 一，凡是子孙谋杀祖父母、父母的案件中，如果有旁人同谋、助逆、加功的，判处绞刑立即执行。

这一条是乾隆三十九年，广西巡抚熊学鹏审理上奏贵县百姓李老闷因行窃败露，与苏观合谋杀死其母梁氏，移尸图赖一案，奉皇帝旨意，编纂为定例。

谨按：律文注释说，有凡人自依凡论，即名例中所谓首犯与从犯罪名各别的，各依本律首从论的意思。此条例因助逆加功而加重处罚，似乎与律意不符。如果是旁人起意，自然应当判处斩决，这就又多了一个绞决的名目了。

谋杀祖父母父母 一，凡是丈夫谋杀妻子的案件，如果是本夫起意的，仍照律法办理；如果是他人起意，本夫仅仅听从加功的，在绞罪上减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

这一条是乾隆四十七年，山西巡抚雅徳上奏，灵石县百姓张翔鹄听从妻子母亲，勒死其妻赵氏一案，编纂为条例。

谨按：妻子也在有服卑幼的行列中，所以杀罪只判处绞刑。如果谋杀作为从犯，也判处绞罪，那就与凡人没有区别了。应与“上尊长谋杀卑幼”一条参照参看。

谋杀祖父母父母 一，凡是婆婆谋杀儿媳的案件，除了儿媳确实犯有殴打辱骂等罪仍照本律定拟外，如果只是出言顶撞，就蓄意谋杀，情节凶残显著的，改发各省驻防，给官兵为奴。

这一条是乾隆四十八年，奉皇帝旨意，恭敬地编纂为条例。道光六年改定。

谨按：这一条自然是针对实际发配为奴，不准收赎而言的。如果遇到官员命妇及年已七十的妇女，自然应当准许其纳赎收赎了。

谋杀祖父母父母 一，谋杀期亲尊长正犯，罪行应凌迟处死的，为从加功的犯人，判处绞监候，请旨立即正法。不加功的，仍按律法科断。如果为从的是有服亲属，各按尊卑服制本律定罪。

这一条是嘉庆十年，山东巡抚全德上奏德州百姓梁玉太商同于凤来，毒死亲叔梁文奎并误毒亲姑马梁氏、亲妹举姐身死一案，奉皇帝旨意，恭敬地编纂为条例。

谨按：与上一条助逆加功一例相等。似乎应该合并为一条。上一条无不加功者，仍按律法科断一层，应参照参看。再此条与上一条均系从严惩办，终究与名例中“共犯罪而首从罪名各别的，各依本律首从论”的意义，微有不符。

谋杀祖父母父母 一，本宗尊长起意谋杀卑幼，罪行应绞监候的犯人，如果与死者之子商同谋杀，致使其子罪行干犯凌迟的，将起意的犯人判处绞刑立即执行。

这一条是嘉庆二十五年，山西巡抚成格上奏祁县百姓王承彩听从亲伯王歩云，谋勒其父王歩义身死一案，奉皇帝旨意，恭敬地编纂为例。

谨按：这与助逆加功均系绝无仅有之事，遇案应酌情惩办，似乎无庸载入条例内。道光二年，陕甘总督上奏番民业格血起意，商同加大及鲁禄等，将加大的祖父嚢加杀死图赖等因，将加大凌迟处死，鲁禄判处绞决，业格血判处斩监候，上请旨立即正法，并未添纂入例，并非没有见识。

删除条例

一，官民之家，凡是雇佣做工的人立有文券，议有年限的，以雇工人论。只是短雇月日，受值不多的，依凡人论。那些财买义男，如果恩养年久，配有妻室的，照例同子孙论。如果恩养未久，不曾配合的，士庶之家，依雇工人论。缙绅人家，比照奴婢律论。从谋故杀、殴打辱骂、凌迟、斩绞各条科断。

□系律后小注，雍正五年，编纂为条例。乾隆五十三年，删除。

谨按：这是雇工人的专条。大概统官民均在其内。此条例删除而另编纂有条例，则情形迥不相同了。说见奴婢殴家长门。

杀死奸夫：卷首

凡是妻妾与人通奸，而（本夫）在奸所亲自抓获奸夫、奸妇，当场杀死的，不论罪。如果只杀死奸夫的，奸妇依（和奸）律断罪，当官嫁卖，身价入官。

译（无论是调戏而未得逞，还是虽已发生奸情但已被当场抓获，或是因非奸情之事而被捕，都不得适用此条律法。）

译○妻妾因通奸同谋杀死亲夫的，凌迟处死。奸夫斩监候。如果奸夫自行杀死丈夫的，奸妇即使不知情，也绞监候。

这沿袭的是明律。顺治三年修改，乾隆五年改定其中的小注是顺治三年添入的。律末并添小注十一条，雍正三年都改为条例，分载在律后。

条例

杀死奸夫 一，不是在通奸现场抓获奸情，将奸妇逼供而杀，审理没有奸情的确凿证据的，按殴打妻子致死论处。如果本夫在通奸现场抓获奸情，当场将奸妇杀死，奸夫当时逃脱，后来被抓获到官，审明奸情属实，奸夫供认不讳的，将奸夫拟绞监候，本夫打八十杖。如果在通奸现场抓获奸情，不是当场将奸妇杀死，奸夫到官供认不讳确有实据的，将奸夫拟打一百杖、流放三千里。本夫打一百杖。如果不是在通奸现场抓获奸情，或者听说通奸数日后将奸妇杀死，奸夫到官供认不讳、确有实据的，将本夫比照“夜无故入人家，已就拘执而擅杀”的律条拟徒刑。（按，夜间无故进入人家，已经拘捕却擅自杀人的，律条只拟徒刑。捕亡门内，罪人已经拘捕却擅自杀人的，律条应拟绞刑，此条例在“已就拘执”之上，似乎应添“夜无故入人家”一句。）奸夫打一百杖、徒刑三年。

这是本夫捉奸，杀死奸妇，分别治罪的条例。原本有两条，一条是雍正三年，将律注改为条例。（按，律条重在杀死奸夫，所以杀死奸夫不论，并杀奸妇也都给予不论，即照“夜无故入人家，登时杀死不论”的律条。如果奸夫已走，只杀奸妇，则与此律不符。不按殴打妻子致死论处，将按什么律条呢？然而既然说登时在通奸现场抓获奸情，那么奸夫确实有其人，并非虚构，所以后来又有条例。）一条是雍正五年，刑部奏报，民人重阳因奸打死妻子龚氏，奉旨恭纂为条例（按，律条内并无本夫在通奸现场抓获奸情，只杀奸夫，照不应重律打八十杖的文字。其律后小注说，奸夫已离开通奸现场，本夫登时追至门外杀之，只依不应杖。所引恐怕是此条。但既然已追至门外，即与通奸现场登时有间隔，现行条例既有本夫在通奸现场登时杀死奸夫，照律不论的文字，那么通奸现场登时杀死奸妇，似乎也可给予不论。本拟绞罪而突然改为不论，相差悬殊，所以定例之时仍拟杖罪。但既然拟奸夫以绞刑抵罪，那么本夫杀死奸妇，即属无罪可科，仍拟应得之罪，似乎觉得无谓。因为不应杀则拟抵罪，应杀则不论，不可以牵强从事。）乾隆五年、三十二年修改。道光四年改定。

谨按。按殴打妻子致死论处，是无论殴杀、故杀，都以殴杀定断。因为推究其因奸而杀，所以宽待他。其实殴杀故杀妻子罪均拟绞刑，没有分别。

□本夫在通奸现场登时杀死奸夫、奸妇，律条得不论。只杀死奸夫，律条也不论。那只杀死奸妇，应否不论。律条无明文，所以有杀死奸妇，奸夫脱逃的条例，以补律条之未备。但既然以奸夫拟抵罪，而仍科本夫以杖罪，似乎可以不必。因为既然给予本夫杀奸之权，自无庸再科以擅杀罪。假如本夫将奸妇杀死，奸夫已经受伤捆送到官，供认不讳，本夫仍科杖罪，是多杀一人，律条得不论。少杀一人，即干杖责，似乎不符合律意。

□再查本夫及有服亲属杀死奸妇的条例，都分别是否在通奸现场，登时，科奸夫以绞候、徒刑、流刑之罪。因为既污人闺阃，又致奸妇死于非命的，所以分别拟罪，以示惩戒。既然奸妇并未被杀，因奸情败露羞愧自尽的，也将奸夫拟以满徒。条例内分别甚明。至于本夫闻妻与人通奸，纠同外人捉奸致被纠之人将奸妇杀死，案中奸夫，条例无治罪明文。如果仅科奸罪，是因奸致奸妇被杀较因奸致奸妇自尽科罪转轻，殊未平允。此条例在先，因奸酿命条例在后，所以此处奸夫仍只科奸罪。且本夫已拟徒刑，也无再科奸夫徒刑之理。三十二年，条例将奸夫也拟徒刑，殊觉参差。

□本夫杀死奸妇而以奸夫拟抵罪，古无此法。（当时所定之条例，与律条不符者甚多，此特其一也。）同一杀死奸妇人案，又分别是否在通奸现场、登时、科奸夫以绞、流、徒刑，尤觉义无所取，盖以此分别本夫罪可也，以科奸夫罪似未允协。亲属杀死奸妇亦同。

□本夫杀死奸妇之律，轻则给予不论，重则仍拟绞抵，并无杖徒刑。名例则节次修改，本夫罪名愈改愈轻，奸夫罪名愈改愈重，盖律防捏奸推卸。如未杀死奸夫，即属奸情无证据，若令供指奸夫，难免不妄扳无辜，所以仍照殴打妻子至死律拟绞

译并没有另外规定奸夫治罪的明确条文，这是极其慎重的。然而实际上确实存在见到妻子与人通奸，因愤怒将妻子杀死，奸夫趁机逃脱的情况；或者奸夫强悍，力量不敌，导致奸夫逃脱，才将妻子杀死的情况。如果一概判处绞刑，似乎不足以彰显公平合理。多次增补条例，都是宽待本夫而严惩奸夫，虽然条理分明，终究嫌涉于烦琐。条例最后一层“闻奸杀妻”，与第一层“逼供而杀”，情节相当。只有到官府供认的奸夫，奸情才确凿无疑。第一层明确说审讯没有奸情的确凿证据，也没有奸夫的供词，事情属于隐秘不明，既然难以称为杀奸，也就不能指认为奸妇，或许是由本夫怀疑导致误杀，也未可知。似乎应将第一层的“奸妇”二字改为“伊妻”，较为妥当。否则让出于义愤的本夫，为犯奸的妇女实际抵命，似乎不符合情理法度的公平，而且措辞也显得不顺。

译杀死奸夫：一、本夫在通奸现场当场杀死奸夫的，依照律法不予论罪。如果有奸夫已经离开通奸现场，本夫当场追赶至门外将其杀死的，依照不应重律判处杖刑八十。如果在通奸现场抓获奸夫，但不是当场杀死的，都依照夜间无故进入人家、已经拘捕却擅自杀人的律法，判处杖刑一百、徒刑三年。如果捉奸时奸夫已经离开通奸现场，不是当场杀死不抗拒抓捕的奸夫的，依照罪人不抗拒抓捕以及已经拘捕却擅自杀人的律法拟判绞刑监候。如果虽然是捕获奸夫，但因其他原因导致其死亡的，仍按谋杀或故杀论处。至于已经犯奸有据，又逞凶抗拒抓捕的，虽然不是当场杀死，都依照罪人抗拒抓捕的律法科断。

这是关于本夫捉奸杀死奸夫，分别治罪的条例。原条例共有五条：一、当场追赶至门外杀死。（按：轻则拟杖，重则拟绞，没有徒刑和流刑的罪名。）二、奸夫逃跑很久，或者追赶至中途，或者听说通奸数日后，（按：此条最为严厉。）均为律文后的小注，雍正三年改为条例。乾隆五年合并修订。三、奸夫已经被拘捕却殴打致死等，也是律文后的小注，雍正三年改为条例。四、本夫本妇的伯叔兄弟及有服制亲属，都允许捉奸等，是乾隆二十一年改定的条例（后文又见）。五、捉奸分别抗拒抓捕与不抗拒抓捕，是乾隆二十七年刑部侍郎钱维城条奏定下的条例。乾隆五十三年改定。

谨按：原条例中，奸夫已经被拘捕而殴打致死，或者虽然在通奸现场但不是当场杀死的，都必须引用夜间无故进入人家、已经拘捕却擅自杀人致死的律法，因为涉及两层含义，所以有“并须引”等字样。乾隆五十三年，将两层含义合并为一层，删去了“须”字，“并”字仍然保留，条例内看不太分明，似乎应该一并删去。

□本夫是否当场杀死奸妇，总以奸夫到官府自认为凭据。如今奸夫已经死亡，既没有自认的生供，奸妇又被杀毙，那么本夫杀奸的罪名，就难以凭空断定，势必要另外寻找证据佐证，辗转比照附会，期望与本夫的供词相符才停止，这是防止弊端反而滋生弊端，难道符合律法的本意吗？大概奸情本就隐秘不明，即使在通奸现场当场杀死，其中尚不免有伪装，何况不是在通奸现场当场杀死呢？律法在通奸现场当场杀死之外，再没有另外分别治罪的明文规定，谨慎到了极点。后来的条例越繁琐越多，窒碍琐碎，轻重常常不能统一，条例文字之所以不应轻易添设，就是这个缘故。

□条例末尾几句话，原条例是为亲属杀死奸夫，分别罪名而设立的。大概意思是说，奸夫如果不抗拒抓捕，自然可以照条例拟抵命。如果逞凶抗拒抓捕，导致被杀死，虽然不是当场杀死，也应该依照罪人抗拒抓捕的律法科断，不能一概拟判绞罪。先说杀死不抗拒抓捕的奸夫，后说杀死抗拒抓捕的奸夫，其含义可见。乾隆五十三年，将本夫和有服制亲属分列为两条，条例末尾都有抗拒抓捕等字样，只是将原奏内“虽非登时，亦依罪人抗拒抓捕律科断”中的“亦”字，改为“俱”字，又删去“律”字，看去似乎又专门指奸夫而言了，非常不明显。拟在“登时”下添加“而杀”二字，较为详细明白。

□唐律规定，亲属及外人对于犯奸之人，允许逮捕拘系但不允许杀伤，除了持械抗拒外，都以斗殴杀伤论处，与此条例大致相同，似乎应该将亲属及本夫杀奸的案件，分别抗拒抓捕与不抗拒抓捕并作一条，留存以待参考。

杀死奸夫：一、奸妇自杀其丈夫，奸夫如果确实不知情，只科处通奸的罪名。

此条是律文后的小注，雍正三年改为条例。

谨按：因为通奸导致奸妇被杀，尚且应将奸夫拟以徒刑、流刑、绞刑监候，因为通奸导致本夫被杀，反而只科处通奸的罪名，这种奸淫之徒，既污人妇女，又导致人夫妻二命一死一抵，仅仅与因通奸并未酿成命案者，同拟枷杖罪名，实在觉得宽纵。如果说奸妇自杀其丈夫，不是该犯意料所及，难道本夫杀死奸妇，就是该犯意料所及的吗？况且本夫因妻子与人通奸羞愤自尽的案件，奸夫尚且拟徒刑，被杀比自尽情节为重，只科处通奸罪名，太觉宽纵。因通奸杀死本夫的案件，条例大多从严，唯独此条从宽，导致与各条例互有参差。

□此条是律文后的小注，不在本罪之外再行议加，自然是慎重刑章的意思。后来奸夫加重治罪的地方，不一而足，而此条仍沿袭旧例，未免轻重参差。乾隆三十年，又有驳案，因此未能修改。

□乾隆三十年，刑部覆江西按察使廖瑝奏，查律法记载奸夫自杀其丈夫，奸妇虽然不知情，也判处绞刑。又条例记载奸妇自杀其丈夫，奸夫如果确实不知情，止科处通奸罪名。其情形似乎相等，而罪名不同科处，是因为妇人以丈夫为天，关乎伦常，奸夫与本夫，则视其分谊的亲疏来决断，律例所载，分别等差，极其公平允当，没有间隙。如今该按察使奏称奸妇自杀其丈夫，奸夫虽然不知情，实由通奸所致，请将奸夫按照奸妇绞罪减一等拟流等语。

译其本意在于惩戒奸淫之罪。但条例中只规定按奸罪论处，涵盖范围极广，奸夫与受害者的关系各不相同，和奸之罪，从杖刑、枷号到徒刑、流刑、斩首、绞刑，各自有对应的律条。如今对原本应受枷号责罚的罪犯，跨越数个等级，加重至满流（流放两千里），对于本犯军流之罪已无法再加刑至死，以及原本犯死罪已无可再加刑的人，如果遇到情节相同的案件，既然不能一概而论地加重刑罚，又不宜出现量刑轻重不均的情况，从此将导致诉讼纷争不断，每日都在更改成例，但这终究与根据情理制定法律的原则，未能完全契合。主管司法的官员，秉持公正审理案件，只需核实其是否真的不知情属实，不可稍有虚假，那么按照律例根据其应得的罪行来定罪，自然没有不当之处。即使有情节较重或较轻需要酌情加等处罚的情况，也可以随案说明，以彰显惩戒作用，起初就不必对已确定的律条轻易提出修改，应将所奏请的内容不予议定。

译这一议论非常恰当，但后来轻易议论更改法度的人，又不知有多少了。

【杀死奸夫】一、凡是本夫及有服亲属杀死图谋奸淫但未得逞的罪犯，无论是当场杀死还是事后杀死，都按照擅杀律判处绞刑监候。

这一条是嘉庆十四年刑部制定的条例。

谨按：根据是否已被玷污来分别定罪量刑，这种议论也未尽恰当。比如强奸未遂，本妇也未被玷污，为何杀死奸夫又有分别呢？

【夜无故入人家，主家当场杀死者，不论。】律法有明文规定。夜间到人家图谋奸淫妇女，似乎比无故进入人家情节更重，但杀死奸夫的，仍判处绞罪，这是什么道理呢？事后杀死图谋奸淫的罪犯，判处绞刑抵命，尚属公平。如果当场或在家内杀死，则与事后大有区别，一律判处绞刑，实在不够恰当。至于本夫、有服亲属，其他条款均有分别，这一条却一律同等定罪。杀死图谋奸淫其母的人，分别判处徒刑或流刑，（图谋奸淫未遂的罪犯，被本夫之子杀死，当场判处徒刑，非当场判处流刑。见拒捕门。）与这一条例也不相符。图谋奸淫未遂的罪犯，与盗窃未得财的情形相当，事主当场杀死窃贼，条例不论是否得财，均判处杖刑或徒刑。本夫杀死图谋奸淫的罪犯，仍不区分当场、事后，均判处绞刑抵命，似乎存在矛盾。制定条例的本意，虽然是为了防止捏造奸情推卸责任，但那些杀死窃贼的案件，能保证一定没有捏造掩饰吗？像这样立法，未免因噎废食。再查杀死奸盗未明的罪犯，都按照夜无故入人家，已就拘执而擅杀的律法判处徒刑。假如有两个人，都意在图谋奸淫妇女，一个刚拨门，尚未入室与妇女见面，被本夫发觉，不知其为奸盗而杀死，自然应依夜无故入人家律判处徒刑。一个已经入室，向妇女拉扯调戏奸淫，被本夫撞见，愤怒激愤杀死，确系因图谋奸淫而杀，即不得不照此条例判处绞刑。同样是杀死图谋奸淫未遂的罪犯，尚未入室者，情节较轻，而杀死他的人，仅判处城旦（徒刑）。拉扯调戏奸淫者，情节较重，而杀死他的人，反而判处抵命，似乎不符合律意。如果以是否已成奸作为罪名轻重的区分，不知本夫杀奸，与本妇同样激于义愤，本妇抗拒奸淫，当场杀死调戏奸淫的罪犯，为何条例规定不论罪。男子抗拒奸淫杀人，又为何有分别不论罪，以及判处徒刑的规定呢。如果认为尚未成奸，即不论情节轻重，一概将本夫判处绞刑抵命办理，诸多阻碍。以是否当场，分别定罪量刑，似乎较为恰当。律法没有图谋奸淫的名目，所以也没有杀死图谋奸淫未遂罪犯的条文。有犯，按照夜无故入人家律定罪量刑，自然没有歧误。特别设立专条，轻重必然不得其平。汉代轻侮之法，也属于此类。

【杀死奸夫】一、凡是奸夫自杀其夫，奸妇虽然不知情，但当时喊救与事后立即首告，将奸夫指认捉拿到官，尚有不忍致死其夫之心者，仍按照本律定罪量刑。该督抚在奏疏内声明，法司核拟时夹签请示皇帝旨意。

这一条是乾隆四十二年，遵照雍正三年原奉谕旨，恭敬编纂为条例。

谨按：其丈夫被杀，实由她与人通奸所致，虽然不知情，律法也判处绞刑，严厉到了极点。条例改为从宽典，虽然系衡情办理，但一经夹签，即可免死减等，那么所得流罪应照律收赎。这些免罪收赎的妇女，是否仍给夫家亲属领回，还是勒令归宗，或从宽免死当官价卖之处，条例内均无明文，存以俟参。

这也与律法不符。

【杀死奸夫】一、凡是奸夫起意杀死亲夫的案件，除奸妇分别有、无知情同谋，按照条例办理外，奸夫均判处斩立决。如果奸夫虽未起意，而同谋杀死亲夫后，又将奸妇拐逃，或为妻妾，或得钱嫁卖，并拐逃幼小子女卖给他人为奴婢者，也均判处斩决。（本夫纵容奸淫者，不用此条例。）

这一条例原系两条。一条是雍正五年福建巡抚题报吴高与林管之妻王氏通奸，谋杀林管，又诡名谋娶王氏一案，编纂制定此条例，一条是雍正七年制定的条例。乾隆五年合并为一条。十六年修改，五十七年改定。

谨按：谋杀不涉及服制名分及图财等项，均判处斩候，并不问判处斩决。因奸谋杀律，不分造意加功（主谋与帮凶），均判处斩候，已较凡人谋杀律，不分造意加工，均判处斩候，已较凡人谋杀为重，条例又将起意及非起意而有拐逃情节者，均加判处立决，似乎不符合律意。凡人谋杀案件，本有首从可分，所以区别造意加功，判处斩绞。因奸谋杀本夫案件，奸夫与奸妇悉属一心，奸妇无论是否是起意，总应凌迟处死。所以奸夫也无论是否是起意，均判处斩候，与凡人分别首从的方法不同。条例又改判处立决，是较律法又加重了。

杀死

译奸夫 一，凡是因通奸而共同谋杀亲夫的，除了本夫不知道奸情，以及虽然知道奸情但因迫于奸夫的强悍而无法报复，并非有意纵容的情况外，奸妇仍按照律法处以凌迟死刑；如果本夫纵容，或者强迫妻妾与他人通奸，审理确有确凿证据，且众人皆知的，无论是被妻妾起意谋杀，还是奸夫起意、奸妇知情并共同谋划的，奸妇都判处斩立决。奸夫判处斩监候。如果伤害了本夫但未致死，奸妇判处斩监候，奸夫仍按照谋杀人伤而不死的律法，分别根据造意、加功与不加功的情况定罪量刑。如果奸夫自行杀死了本夫，奸妇确实不知情的，仍依照纵容抑勒的本条规定定罪量刑。那纵容奸情的本夫，因为其他原因将奸夫和奸妇一起杀死的，即使是在奸情现场当场杀死，仍按故意杀人论处。如果本夫强迫卖奸而故意杀死妻子的，按普通人之间的杀人论处。那些平常知情纵容，并非本夫起意卖奸，后来因为索诈未遂而杀死奸妇的，仍依照殴打妻子致死的律法判处绞监候。

译此条例原本有四条。一条是雍正十二年制定的条例。一条是旧例的总注，乾隆六年编纂为条例。一条是乾隆三十二年，刑部议准制定的条例。一条是乾隆四十二年，刑部议覆盛京工部侍郎兼管奉天府尹富察善奏报的张二令之妻徐氏卖奸，勒死其妻一案，钦奉谕旨，修改制定的条例。原来记载在“斗殴”门内。乾隆五十三年，按照首条是指本夫纵容妻妾与人通奸，被奸夫和奸妇商量共同谋杀，以及纵容通奸的本夫杀死奸夫和奸妇的条例。第二条是指奸夫自杀纵容的本夫，而奸妇并不知情的条例。第三条是指奸夫和奸妇商量共同谋杀本夫，致伤而未死的条例，都记载在本门内。而第四条是指本夫强迫妻妾卖奸，故意杀死奸妇按凡人论处的条例。记载在“妻妾殴打丈夫”门内。因为一件事而分载在两门，语句重复，自然应当专门记载在本门，将四条合并编纂为一条。

谨按。这条关于奸夫和奸妇商量共同谋杀纵容通奸的本夫，无论何人起意，奸妇都判处斩决，奸夫都判处斩候，是因为纵容通奸而从轻处罚。如同谋的奸夫，并未在场下手加功，是否也判处斩候，留存以待参酌。

□凡人谋杀，起意者，斩首。加功者，绞刑。律法有明文规定。因通奸而谋杀，则不论起意还是加功，都应判处斩刑。而同谋不加功，以及并不在场，律法没有明文规定，因此条例内也没有肯明确说明。如果是作为从犯加功者，也是奸夫，以及本条的奸夫都判处斩罪，而不加功者，仍然没有如何治罪的文字，遇到案件，难以办理。如果将不加功的犯人判处流刑或徒刑，似乎嫌太轻；一概判处斩刑，又觉得太重，所以条例文字不写明其罪名。总因为律文中“奸夫处斩”一语，不是很分明，导致各种条例都难以措辞。既然不使用凡人谋杀的方法，而又没有详细叙述清楚，所以不免诸多阻碍。律后小注，有因通奸谋杀本夫，致伤而未死，奸妇依照谋杀丈夫已实行，斩首。奸夫依照谋杀人致伤而未死，从而加功，满流。如果是起意，绞刑。雍正三年，编纂为条例。乾隆年间，因为都有正律可以援引，将此条删除。查致伤而未死的案件，既然有按照本律分别判处绞候、流、徒，那么已经杀死的案件，似乎也可以分别加功与不加功定为专门条例。律法说。奸夫处斩。自然是不论是否起意，都应处死。而加功与不加功，则没有明文。条例内奸夫起意的，斩决。加功者，也是奸夫，仍判处斩候。即使是杀死纵容通奸本夫的案件，奸夫也无论是否起意都判处斩候，都比谋杀本律为重。而不加功也没有明文。我认为这类案件，律例所载各条，都不按照本律定拟，那么不加功的犯人，似乎也不便按照律法，仅判处流戍，也是有依据的。或者斟酌情节，如上条所说的拐逃，或事后仍然通奸宿处之类，定为绞候，或仍判处斩候，编纂入条例内，作为奸夫谋杀本夫的专条。法律贵在持平，尤其需要有定论，似乎不必含糊其词，不敢说破。上面奸夫起意杀死亲夫的，立即执行。如果不是起意而有拐逃情节，也判处立即执行。本是斩候罪名，既然已经加重到立即执行，就应当照办。不加功的犯人，如果有这样的情节，又有什么不可以照办的呢。一重则无不重，这是势所必然。如果认为过重，那么谋杀自有本律，“奸夫处斩”的律法，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因通奸谋杀本夫，奸夫起意的，斩决。非起意的，斩候。都没有分别是否加功的文字。本来比凡人谋杀为重。而致伤而未死的案件，仍然以凡人谋杀，分别是否起意，以及下手加功，判处流徒，并没有加重，或许是因为本夫终究没有身死，略微从宽处理，尚不算放纵，终究不免彼此参差。

□凡人谋杀的律法，起意者，斩首。加功者，绞死。不加功者，流放。同谋不实行者，徒刑。共分为四等。因通奸同谋杀死本夫，律法只说奸夫处斩，这是无论是否起意，都判处斩候，那么就应当不论是否加功，也判处斩候。如果说加功与不加功，终究有区别，假如奸妇与奸夫商量共同谋杀本夫，乘隙将毒药下入饭内，致使本夫毒死，奸夫不仅并未加功，而且并未在场，能按照凡人谋杀判处徒刑吗。律法既然说，因通奸同谋，又说，奸夫处斩，这是直接科以起意谋杀的罪名了。其不论起意加功，自无疑义。只是谋杀纵容通奸的本夫，不论是否起意，都判处斩候，尚未平允。

□妻妾起意而奸夫知情同谋，与

译知晓奸情的妇人，从轻处罚是可以的。但共同谋划将丈夫杀害，似乎不属于可以减轻刑罚的范畴。

译□关于杀死纵容奸情的本夫案件，奸夫不论是否起意，均判处斩监候。而在谋杀杀伤但未致人死亡的案件中，又分别造意、加功与不加功的情形，依照本律定罪量刑。那么，造意者判处绞刑，加功者判处流放，不加功者判处徒刑。这与杀死本夫案件的轻重程度不同，也显得参差不齐。

杀死奸夫 一，因奸情谋杀本夫的案件，除奸妇及起意的奸夫照例办理外，其他作为从犯并加功的人，如果也是奸夫，仍判处斩监候。如果是普通人，则按照凡人谋杀加功的律条判处绞监候。

此条是嘉庆二年，刑部议覆湖南巡抚郑源�题请准定的条例。

谨按。因奸情谋杀本夫的案件，动手加功的罪犯，如果是奸夫，不论本夫是否纵容奸情，均判处斩监候。因为因奸情犯罪与别事不同，所以从严惩处。但既然条例中载明为从犯加功，如果是同谋而未加功，似乎不应一律判处斩刑，请与谋杀纵奸本夫一条，一并留存参考。

□因奸谋杀本夫的律例中，均无分别加功与不加功的明文规定，唯独此条载有“为从加功”的字样，也是指一案中有两个奸夫，都应判处斩刑而言，以显示不同于寻常谋杀之意。但条例中只说加功者是奸夫，仍判处斩监候，并未注明不加功者应减等处罚的话。如果说谋杀律中已经载有不加功者判处流放的明文，不与加功者一概论死，那么一案中有两个奸夫及数个奸夫的案件，如果其中有仅止同谋，并未在场动手的罪犯，似乎不便一概诛杀，以致没有区别。如果都按照寻常谋杀案件，以是否动手加功来分别生死，那么案中仅有一个奸夫听从奸妇谋杀本夫，并未动手加功，或并未在场，也能酌情从轻减等，又与此门律意似乎不相符合。检查成案，办理也不统一。究竟是否只论同谋，不论加功与不加功，还是照谋杀本律分别加功定罪量刑，毫厘千里，不可不慎重。

杀死奸夫 一，凡是母亲犯奸淫，其子确实是激于义愤，并非在奸所当场将奸夫杀死，父母因奸情败露愤愧自尽的，即按照罪人不拒捕而擅杀判处绞监候的本例定罪量刑，不得一概判处立决。

此条是乾隆四十三年，刑部议覆云南巡抚裴宗�题文山縣民申张保殴死高广美，致其父母先后服毒身死一案，钦奉上谕议准定例。

谨按。此条专为杀死奸夫后，父母愤愧自尽而设。但说非奸所当场照例判处绞刑，不得加重至立决，那么奸所当场案件，自然可以不用判处绞刑了，请与诉讼门条例参看。

□罪犯应死，及谋故杀人事情败露致父母自尽者，判处立决。这是乾隆三十四年广东省何长子案定例。是指身自犯奸应死，及谋故杀人而言，所以加重判处立决。如果杀死奸夫，罪不应抵，又当别论，所以又定有此例。但终究是绝无仅有的案件。

杀死奸夫 一，凡是不应许捉奸的人，有杀伤行为的，各依谋故斗杀伤论处。如果是为本夫本妇及有服亲属纠集去捉奸，杀死奸夫及图奸、强奸未成罪人的，无论是否当场，都按照擅杀罪人律判处绞监候。如果只是殴伤的，非折伤不论，折伤以上，仍以斗伤定罪量刑。

此例原系两条，一条是律后小注，雍正三年改为条例。乾隆五年、嘉庆十四年、十五年修改过。另一条是乾隆四十五年，刑部奏准定例。道光四年改定两条，一条附于此律，一条移至罪人拒捕门内。

谨按。此专指非应捉奸的人而言。

□纠集外人捉奸，是万不得已，或因老病，或顾虑奸夫强悍，力不能敌，不得不邀人帮助。往往有杀死奸夫之后，本系多人，而供称是一己所为的，本非正凶而代认重伤的，这些情节，私下认为不能避免，也是例文所不能完全防范的。纠集去捉奸的人杀死奸夫，即使是谋故也能按照擅杀定罪量刑，不与凡人同科。即使杀死案中的其他人，无论伤之轻重，及谋杀加功，都判处满杖，本来是从宽典。但殴伤未死的，反而照凡人斗殴律定罪量刑，说不便予以勿论也可以，仍依斗伤科断，似乎嫌漫无区别。律有本夫在奸所当场杀死奸夫无论之文例，于是分别奸所、当场、有拟杖者，有照夜无故入人家律判处徒刑者，有照罪人不拒捕而擅杀律判处绞刑者。后来遂由本夫推及亲属，又由亲属推及外人。并将谋杀案件，也照擅杀处理，其听从下手加功者，只杖一百，那就太宽了。擅杀之外，又有擅伤，不仅名目繁多，科罪也难以统一，既然已经实行多年，怎敢另生他议。只是擅杀与擅伤总觉得未能统一，应与罪人拒捕门参看。

杀死奸夫 一，凡妇女拒奸

译在杀死奸夫的案件中，如果是在通奸之后，妻子悔过并坚决拒绝，且有确凿证据，随后被迫再次通奸，从而将奸夫杀死的，按照擅自杀人律减一等处罚，即杖打一百下、流放三千里。如果是因贪图利益而与对方通奸，后来因无力提供资助而拒绝，在殴打中导致奸夫死亡的；或者先前曾通奸，后来又与他人通奸且关系亲密，因而拒绝原奸夫并在殴打中将其打死的，（按：这属于犯奸门类中所谓的“因其他缘故而拒绝”，可与此条参照查看。）仍各自依据谋杀、故意杀人、斗殴等原本的法律条文定罪量刑。

译这条规定源于乾隆四十八年，刑部议复直隶总督郑大进所奏张魏氏抗拒奸夫、殴打魏贤生致其死亡一案，并奏请确立定例。

谨按：此处所指的被杀者，是先与妇女通奸之人，因其悔过拒绝，所以酌情从轻减等处罚。如果被杀者并非先前通奸之人，应当定何罪，定例中未曾讨论。犯奸门内记载有“悔过自新，仍按良家妇女论处”的文字，应与本条参照阅读。

□本门内记载妇女当场杀死强奸、调戏奸夫者，不论罪。若非当场杀死，而是调戏奸夫，判处满流；若是强奸奸夫，判处满徒。本条只说“逼奸”，并未区分强奸与调奸，也没有“当场”的字样，定罪恐怕会有参差，似乎应当修改明晰。查张魏氏一案，死者仅用言语逼迫，不能说是使用强力。该妇女用计诓骗，也与当场杀死截然不同。大抵妇女多属孱弱，与强壮男子相比，力量不敌者居多，若不使用计谋诱骗，难免不被强暴所污辱。此例只说“逼奸”，只说“杀死”，并无区分强奸，以及当场、非当场之语，原本极为妥当，后来条例愈发繁琐，分析当场、非当场之处，也愈发琐碎，因此嘉庆二十四年，又制定了妇女杀死强奸、调戏奸夫，区分当场、非当场的定例，虽然是根据情理定断，但以孱弱妇女，要求当场杀死强壮男子，恐怕不合情理。查后条例文，即因本例而设。大意指曾经通奸的妇女杀死奸夫，尚且应酌情减等拟流，那么未经通奸的妇女杀死罪人，就不应仍拟绞刑。但后条既有强奸、调奸之分，又有当场、非当场之别，与本条比较，似乎不免稍有参差。假如通奸妇女悔过自新之后，又被旁人用言语挟制逼奸，或未曾通奸，被旁人用言语逼迫求奸，妇女设计诓骗，趁机杀死，与张魏氏情节相等的，若照前例一概拟满流，未免没有区别。若再行减等，又与后条例文不相符。条例越多而越不能统一者，此类即是。况且世情变幻，层出不穷，条例文字难以全部涵盖。若一事既立一例，未免烦杂，且有轻重不当之处，所以不如少立条例为好。

杀死奸夫 一、凡是已聘定未婚之妻与人通奸，本夫得知前往捉奸，将奸夫杀死，审明奸情属实，除了已离开奸所，非当场杀死且不抗拒抓捕的奸夫，仍照例拟绞刑外，其当场杀死，以及当场追逐至门外杀死的，都按照本夫杀死已被拘执的奸夫，引用“夜间无故进入人家，已被拘执而擅自杀死”律，判处徒刑。其虽在奸所捉获，但非当场而杀的，即按照本夫杀死已被拘执的奸夫满徒例，加一等，杖一百，流二千里。如果奸夫逞凶抗拒抓捕，被本夫格杀，按照应捕之人擒拿罪人格斗致死律，不论罪。

这条规定源于乾隆三十四年，刑部核复广西巡抚宫兆麟所奏梁亚受与卢将未婚之妻黄宁嫱通奸，被卢将捉奸，当场殴打追逐致死一案，并奏请确立定例。

谨按：此条只说杀死奸夫，而不说杀死奸妇。只说未婚夫，而未涉及有服亲属，仍未全面涵盖，若有此类犯罪，很难援引。（未婚夫的伯叔兄弟这一层，嘉庆六年部议，不按有服亲属论处。见后文童养未婚妻条，应参照阅读。）后有未婚妻因奸谋杀亲夫的定例，此处似乎应增纂杀死奸妇一层，因为当时并无杀死奸妇的案件，所以也未设立此条例。

□本夫在奸所当场杀死奸夫例，应不论罪。追逐至门外杀死的，拟杖八十。在奸所捉获，非当场而杀的，拟满徒。亲属杀死奸夫，当场的，拟徒刑。非当场的，拟绞刑，均无流刑。此条比本夫稍严，而比有服亲属为宽，又添入流刑一层，似乎嫌参差。与下条未婚妻因奸谋杀一条参照阅读。旧例奸夫已被拘执而殴杀，引用“夜间无故进入人家，已被拘执而擅杀”律，拟徒刑。后经删除，此例所引，按照本夫杀死云云，均系已经删除的条例。

余廷灿捕奸议与此例相符。

□某女既已聘给某人而有所私情，某人侦知此事，等候所私之人进入其室，袖藏木椎敲门，所私之人踉跄而出，某人与数人共同殴打致死。事情上报官府，认为某人是平民，不得捕奸，罪应抵命。相国诸城座主说，不是这样。一日，在史馆对桂林相国说起此事，诸翰林都在，有人进言说，女子未行庙见礼而死，归葬于女方家族，因为她未成为媳妇，何况是已聘定的呢。已聘定而捕奸，某人怎能无罪。诸城相国说，说已聘定的，也如同平民吗。那么婚礼自纳采、问名、纳吉、纳徵。居六礼之四，都是聘礼，为何如此敬慎郑重呢。民间争娶不决者，如今法律一概以先聘定者为准，又为何重视有所关联呢。现在且为某人计，将弃而不

译是采取行动呢？还是隐忍不发呢？隐忍不发就不是人，放弃而不采取行动，那么未必能让他们顺从地屈服。这两者既然都不可行，而秉持礼法的人，又进而禁止说，你是平民，不得抓捕奸夫。这难道合乎情理吗？情理、法律、事理，本质相同而名称不同罢了。衡量情理而内心不安，那么两者都不安。那么某人有罪吗？回答说，抓捕奸夫是可以的。那些依据“罪人不抗拒抓捕而擅自杀害”的律条来定罪判决的人，于是纷纷确定下来，或者仍然对礼书上所说的种种不能释怀。廷灿谨慎地考证，推究礼文的含义，也没有不合的地方。礼书上说，娶妻有吉日而女方死亡，女婿穿齐衰去吊唁，丈夫只是有吉日，说明她还没有成为正式的媳妇，比没有拜见宗庙的还要远。没有成为正式媳妇而死亡，女婿可以穿齐衰去吊唁了。没有成为正式媳妇而遭受污辱，女婿难道不可以抓捕奸夫吗？况且名义上是女婿，而服丧则是齐衰，其不能以平民为例又很明显了。请求将此定为法令，以后审理这类案件的人，就可以没有疑虑了。

译杀死奸夫

一、凡是奸夫并没有谋杀本夫的意图，只是因为本夫捉奸，奸夫在情急之下抗拒抓捕，而奸妇已经逃避；或者本夫追逐奸夫，已经离开了通奸的场所，奸夫抗拒抓捕并杀死了本夫，奸妇当时并不在场；即使奸妇在场，但在当时喊叫求救，或者事后立即自首告发；以及因为其他事情发生争执，与通奸无关的情况，奸妇仍然只按通奸罪论处。至于奸夫临时抗拒抓捕，奸妇在场却不喊叫阻止或救护，且事后又不自首告发的，应当比照奸夫自杀其夫、奸妇虽不知情的法律，判处绞刑监候。

这一条是乾隆十四年，刑部议覆湖南按察使周骥条奏所定下的条例。

谨按：这一条专门论述奸妇的罪名，并没有提及奸夫拟罪的文字，因为既然已有罪人抗拒抓捕杀人的法律，所以不再赘述。

奸夫谋杀本夫，奸妇虽然不知情，按律应当判处绞刑，因为事情是由通奸引起的，所以处罚严厉。抗拒杀人虽然与谋杀不同，但都是因通奸导致丈夫被杀，情节相当，一个判处绞刑，一个只判处杖刑，相差实在悬殊。况且因通奸导致丈夫杀奸不成，因羞愤自尽，奸妇尚且判处绞罪；因通奸导致丈夫被奸夫杀死，仅判处杖责，似乎过于宽纵。至于以奸妇喊救自首作为生死的界限，也未尽公平。假如在本夫捉奸时，奸夫尚未抗拒抓捕，奸妇已经逃往别处，奸夫在抗拒杀死本夫之后，立即被旁人抓获，那么奸妇应当定什么罪呢？查因通奸导致丈夫被谋杀的案件，是否确系奸夫所为，奸妇或许难以确信必然如此。因通奸导致丈夫被抗拒杀死的案件，明显是奸夫所为，奸妇断难推脱说不知道。奸夫在被捉抗拒抓捕时，生死就在呼吸之间，非此即彼，虽然难以责备她救阻。但事后并不自首告发，就是替奸夫隐匿重罪，导致丈夫性命无法抵偿，忍心害理，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判处绞罪，原本不算苛刻。但一经喊阻自首，就只判处杖罪，未免太轻了。

杀死奸夫

一、凡是妾室因为通奸，勾结奸夫谋杀正妻，比照奴仆谋杀家长的法律，凌迟处死。如果谋杀杀伤但没有致死，或者已经实行但没有造成伤害，都比照奴仆谋杀家长已实行，不论是否造成伤害的法律，判处斩立决。奸夫则分别是否起意同谋，各自按照本例办理。至于妾室如果不是因为通奸起衅，殴打或故意杀害正妻，仍按律定罪。

这一条是乾隆五十二年，刑部核覆山东巡抚长麟呈报孔行江之妾胡氏，因与孔二牛私通，谋杀正妻孔孙氏，比照妻子因通奸谋杀本夫的法律，问拟凌迟一案，钦奉谕旨编纂定下的条例。

谨按：妾室谋杀正妻，原本罪刑就应当凌迟处死，虽然是因为通奸，也属于法律无法再加重处罚。只是奸夫的罪名有斩立决、斩监候，以及绞立决、绞监候的区别罢了。然而本夫的亲属不止正妻一项，假如妻妾因为通奸不便，勾结奸夫，谋杀丈夫的父母，或者伯叔，或者兄弟子侄，奸妇有应当凌迟处死的，有应当判处斩绞的，奸夫比照谋杀本夫论处，则应当斩立决、斩监候。以凡人论处则应当斩监候、绞监候，以助逆加功论处，则应当绞立决。哪一项应当加重，哪一项应当照凡人论处，条例没有明文规定。妾室对于正妻，其干犯的罪名，与妻子对于丈夫相同，因此定下这一条例，而没有涉及其他有服制的亲属。只是妾室因通奸谋杀正妻，终究未必很多，对于妻妾因通奸谋杀本夫有服制亲属的案件，这里详细而那里简略，似乎有遗漏。况且妻妾或许有服制名分可言，而奸夫则都是凡人，如果因通奸谋杀丈夫的有服制尊长，奸妇按服制应当分别问拟斩立决、斩监候。奸夫即不能再行加重，究竟应当如何定罪，轻重实在难以统一。上谕只说，比照奴仆谋杀家长的法律，并没有“伤而未死”等字样，似乎不必添加。

妻子因通奸谋杀本夫伤而未死的条例，已经删除，这里又再次添入，也不统一。

杀死奸夫

一、本夫当场捉奸，误杀旁人，奸夫当时逃脱的，除了本夫按照误杀旁人的法律判处绞刑监候外，将奸夫杖责一百、流放三千里。如果是亲属捉奸，误杀旁人，按照误杀的法律定罪。奸夫只按通奸罪论处。

这一条是乾隆二十五年，河南按察使蒋嘉年条奏所定下的条例。嘉庆六年改定。

谨按：当场杀死奸夫，按律应当不予追究，因此误杀旁人，反而判处绞罪，实在不够公平。斗杀按律应当判处绞刑，因为斗殴误杀旁人，所以也按照斗杀定罪。本夫捉奸杀死奸夫，有不予追究的，有判处杖刑的，有判处徒刑的，并不一概判处绞刑。误杀旁人就判处绞罪，似乎缺乏区别。如果说无辜之人惨遭杀害，不得不将该犯判处抵命，那么捕役抓捕盗贼，误毙无关之人，为什么又应当按照过失杀论处呢？律文中明确说因斗殴误杀旁人，以斗杀论处，那么非因斗殴误杀，其不得按斗杀定罪，就不待辩驳而自明了。查这一条原奏，是专门为奸夫当时逃脱而设立的。所以只说当场而不说非当场。本夫之外

译兼及亲属，大概是指应当不论罪的情况，仍然应当不论罪；应当判处徒刑的情况，仍然只拟判徒刑。在制定条例时，将涉及亲属的这一层意思删去，一旦有人触犯，反而难以援引法条。又说本夫按照条例定罪，并没有明确写明“不论罪”这一句话。嘉庆六年，于是直接定为绞刑，这都是错误的。这一条应当与“殴打儿子误杀旁人”的那一条对照参看。

译杀死奸夫：一、亲属之间通奸，罪行仅止于杖刑或徒刑，以及律法规定应监候处决的，如果奸夫将本夫杀死，或与奸妇共同商议谋杀的，奸妇依照律法定罪量刑，奸夫判处斩立决。

此条是雍正十二年制定的条例。

谨按：奸夫谋杀本夫，律法规定应斩监候，因为属于亲属通奸，所以从重处罚，改为斩立决。因为当时尚未制定奸夫起意杀死本夫判处斩立决的通用条例，所以特别设立此条，以示区别于凡人因奸杀人的情况。上句说“将本夫杀死”，似乎是指奸夫起意而言。下句说“或与奸妇商同谋死”，并没有“起意”的字样，如果奸妇起意，奸夫听从并下手，似乎不应判处斩决。此条例的用意大概是因为亲属通奸，比一般通奸为重，因奸谋杀本夫，所以也比凡人治罪从严。只是说监候，而不说立决，也是罪无可加的意思。但查奸通功缌亲弟妻的律法，只判处徒刑，因奸谋杀本夫，则应判处斩决。奸逼期亲弟侄之妻的律法，应判处绞决，因奸谋杀本夫，如果仍判处绞决，免其同斩，似乎嫌太轻。而且与杀死功缌卑幼的案件，不能统一标准。如果直接判处斩决，又与条例文字不符，但这还可以说是死系期亲卑幼，杀罪轻，而奸情重，从重定罪，与律法本意尚不相违背。如果奸从祖伯叔姑的律法，应判处绞监候。奸从父姊妹的律法，应判处绞决。而其丈夫都是凡人，一个判处斩决，一个判处绞决，终究觉得参差不齐。

奸通缌麻以上亲之妻，其本夫若有尊长卑幼之分，杀死尊长，原本罪行就应立决，与此条定罪相同。杀死卑幼，则轻重悬殊了。至于缌麻以上亲之夫，都是凡人，若是奸夫起意，与条例也相符。如果奸妇起意，也判处斩决，似乎嫌太重。

杀死奸夫：一、凡是本夫及有服亲属杀奸的案件，如果在奸所抓获奸夫，因愤怒激动，即时殴打致死的，以登时论处。如果不是在奸所而追捕殴打致死，以及虽然在奸所，但不是即时殴打致死，或者捆绑殴打致死的，都以非登时论处。

此条是嘉庆六年，刑部议准，编纂为专门条例。

谨按：此条例虽然明确划定了界限，究竟不太妥当。律法中奸所亲获，登时杀死，是一气呵成说下来的，并未分为两层，尤其重在“奸所”二字。因为以奸所亲获，即属奸情确凿，法律允许专杀，所以有杀死勿论的文字。所说的登时，是因为那时那势万难稍缓片刻。如果不是登时杀死，必然导致奸夫乘空脱逃，且或许反将本夫拒杀，并非以登时、非登时作为本夫罪名轻重的区分。后来条例文字越修越繁琐，奸所登时杀死者勿论，虽在奸所而杀、非登时者判处徒刑。究竟登时、非登时的界限未明，办理不无参差不齐，所以制定了此条例。以实时殴打致死者为登时，非实时殴打致死，或捆绑致死者为非登时。不知道本夫等杀死奸夫的案件，正属于夜无故入人家的条款，即在奸所登时杀死，就照律勿论。如果捆绑致死，也与已就拘执而擅杀的律法相符，判处城旦，也不算过分。至于以何项为非登时，很难臆断。这类案情只应当论捉获之是否确在奸所，不应当在奸所杀死后，再追问其是否实时。况且夜无故入人家律法内，只以登时及已就拘获作为勿论，以及判处徒刑的区分，并无登时内又有非登时的区别。因为拘执而杀，即非登时，律法本意极明。此处非登时一层，似乎应删去。

杀死奸夫：一、本夫捉奸只杀奸夫，案中的奸妇，除本律载明当官嫁卖，身价归官者，仍依律办理外，其余条例中不言当官嫁卖的，均给与本夫及亲属领回，任其去留。

此条是乾隆六十年，刑部议准制定的条例。

谨按：只杀奸夫，将奸妇当官嫁卖，这是律文。其登时逐至门外杀之，并奸所非登时杀死等语句，均系例文。律法内既无此等语句，所以也无应否当官嫁卖的文字。此条例以本夫只杀奸夫，如应勿论者，则将奸妇判处杖徒者，仍令夫属领回，似乎嫌未尽妥当。因为本夫在奸所杀死奸夫，则奸妇也是应杀之人，只是本夫未及杀她罢了。诚如所云，如将奸妇给与本夫领回，恐启捏奸诬陷之端，所以律法将奸妇当官嫁卖，不许其室家团聚，议论本极妥当。而又说登时逐至门外杀之等项，本夫已经被定罪，律例内均无当官嫁卖的文字，遂定为仍给本夫领回。不知道逐至门外杀之，本夫不过判处杖刑，仍令室家团聚。独不虑其捏奸诬陷吗。至于因奸致夫被杀，奸妇声请减等流放的，似乎也可当官嫁卖。

杀死奸夫：一、奸夫起意商同奸妇谋杀本夫，又杀死奸妇期亲以上尊长的，奸妇仍

译按照律法，凌迟处死之外，奸夫判处斩立决，并枭首示众。如果奸夫听从奸妇，并纠集奸妇之子谋杀其丈夫，致使母子二人均遭受凌迟之刑，奸夫判处斩立决。若是奸夫起意策划，则加重判处枭首示众。

译这一条是嘉庆十六年以及十八年，奉皇帝旨意，一并编纂为条例。

谨按：这类案件本来并不常见，似乎没有必要另外设立专门的条款。

【犯奸门内】妇女与人通奸，导致其子因奸情谋杀其父，将通奸的妇女实际发配到驻防地做奴隶，这与本条都是因为违背伦理而加重处罚，应当参照查看。

杀死奸夫：一、妇女抗拒通奸而杀人的案件，如果审理有确凿证据，当场杀死对方的，无论所杀的是强奸还是调戏的罪犯，本妇都免予论罪。如果是捆绑后再次殴打，或者按倒后连续殴打，并非当场杀死，所杀的是调戏的罪犯，就按照擅自杀死罪犯的律令减一等处罚，杖打一百下、流放三千里。所杀的是强奸的罪犯，再减一等，杖打一百下、徒刑三年。都按照律令缴纳赎金。

这一条是嘉庆二十四年，四川总督蒋攸钴上奏周德佶图谋奸淫李何氏未遂，被李何氏刺伤身亡一案，奏请批准定为条例。

谨按：强奸妇女的多是凶暴之徒，绝不是孱弱的女子所能抵挡的，要求她们当场杀死对方，恐怕在情理上是做不到的。这条条例也是形同虚设。其余说法见前一条。

【妇女抗拒通奸杀人】这一门内只有这一条以及上一条“悔过拒绝”两条。抗拒通奸殴打伤害及杀死公公婆婆的两条例，又见于“殴打祖父母、父母”门内。那些因为抗拒通奸而殴打致死有服制关系的尊长，以及丈夫的有服制关系的尊长的，都没有明文规定。有犯此罪的都可以比照定例拟定罪名。说法见下“有服制尊长强奸卑幼妇女”条。

杀死奸夫：一、凡是童养媳或未婚的妻子，与人通奸，本夫以及夫家的祖父母、父母和有服制关系的亲属捉奸，杀死奸夫和奸妇的，都按照已婚妻子的条例定罪量刑。

这一条是嘉庆六年，安徽按察使恩长上奏，未婚妻的本夫的父母、伯叔、兄弟等有服制关系的亲属捉奸，杀死奸夫，请求制定条例的一折，奏请批准定为条例。

谨按：未婚妻是指已经聘定，但尚未迎娶的。童养妻是指送到夫家，但尚未完婚的。童养这个名称古代没有，民间贫乏的家庭安于简陋，于是相沿成风，到处都这样，舍弃礼制而顺从习俗，大概也是不得已的意思吧。

杀死奸夫：一、妇女被人调戏或与人通奸，她的本夫和有服制关系的亲属擅自杀死调戏的罪犯和奸夫，应当判处绞刑抵命的，如果本妇或奸妇因害怕连累而自尽，将擅自杀人的罪犯减一等处罚，杖打一百下、流放三千里。

这一条是嘉庆五年，山东巡抚陈大文审理，石英因为王还朴调戏他的妾魏氏，该犯殴打王还朴致死一案，编纂为条例。原来记载在“斗殴及故意杀人”门内，嘉庆十四年改定，并移入这一门。

谨按：这条条例非常公平合理，然而将良妇与奸妇并列，终究觉得不妥当。似乎不如仍然按照旧例，将奸妇自尽另叙于末尾更为妥当。

【本夫先杀奸夫，奸妇后来自尽，则应当比照条例减等流放。奸妇先自尽，本夫后杀奸夫，仍应当按照律令判处绞刑。同样是杀死奸夫的案件，罪名的生死不同，似乎显得参差不齐。】

杀死奸夫：一、本夫捉奸，杀死犯奸的有服制关系的尊长的案件，除了犯案时不知道对方是尊长，依照凡人一例定罪，以及只是殴打伤害的，仍然免予论罪外，如果在奸所亲自抓获奸夫奸妇，当场杀死的，或者在奸所但并非当场，以及并非当场也非在奸所，或者已经拘捕住却杀死的，如果是本宗的期亲、功亲尊长，都按照卑幼殴打故意杀死尊长的本律定罪，司法部门夹签说明。奉皇帝旨意下达给九卿核定拟定，酌情从宽减轻的，期亲减为判处斩监候，功亲减为杖打一百下、流放三千里。如果杀死的是本宗的缌麻以及外姻的功亲、缌麻尊长，也仍然按照殴打故意杀人的本律定罪。司法部门在核定时，随本说明酌情减为杖打一百下、流放二千里。恭敬地等候皇帝钦定。

这条条例原来有两条，一、本夫的兄弟和有服制关系的亲属，或者同居的人，或者应捕的人，都允许捉奸。妇女的父母、伯叔、姑、兄姐、外祖父母捉奸，杀伤奸夫的，与本夫相同。但是卑幼不得杀死尊长，犯了就依照故意杀死伯叔母、姑、兄姐的律令定罪。尊长杀死卑幼，按照服制轻重定罪。这是顺治三年初，编纂律书时，采纳读法中的话语，附在律后作为注释。雍正三年摘出，编纂为定例。乾隆五年，将条例内的同居人，或者应捕人删去。（按，邻佑允许抓捕盗贼，而同居人反而不允许捉奸，未免太拘泥，应捕人不必指定在官府的捕役，下一条纠集前往的人也是。）二十一年，按语说，这条条例有几处不明确，比如“卑幼不得杀死尊长，犯了就依照故意杀死伯婶母、姑、兄姐的律令定罪”这两句话。查捉奸而杀，有的是激于义愤，有的是有意杀死，也有的是奸夫抗拒抓捕格斗，偶然致死的。夫卑幼因为别的事情冒犯尊长，还有斗杀、故杀的区别，而唯独在捉奸致死上，一概依照故杀，不能分别，似乎杀奸的获罪，反而比别的事情更重了。（按，从前所谓的故杀，不是现在有意要杀，不是人所知叫故的意思。因为捉奸而杀，早有杀心了，又哪有什么斗殴。犹如犯

译关于自首的法律规定指出，如果是因为犯罪而杀伤他人后自首，可以免除导致犯罪的起因之罪，但仍需按照故意杀伤的法律来定罪。也就是说，如果是伤害行为，就按照故意伤害的法律处理；如果是杀人行为，就按照故意杀人的法律处理，都不以抗拒逮捕来论处。既然那里已经修改了，这里也就不能不随之修改了。

译又有人说，况且所谓伯叔母姑兄姊，如果是指奸妇，就不应该出现“兄”字；如果是指奸夫，就不应该出现伯叔母姑姊的字样；如果兼指奸夫和奸妇，那么尊长难道只有伯叔母姑兄姊吗？又有人说，妇人的父母、伯叔、姑、兄、姊、外祖父母，在捉奸时杀伤奸夫的，与本夫相同。这里只说奸夫而不提奸妇，假如一并杀死了奸妇，也能与本夫同等论处吗？还是依照尊长杀害卑幼的律条定罪呢？如果与本夫相同，那么律文中本夫在奸所当场抓获奸夫并杀死是免罪的，这与下文“依照尊长杀害卑幼的律条定罪”的句子不符。如果依照尊长杀害卑幼的条款，又与本夫杀奸免罪的律文不相协调了。这些都是原文中无法解释的地方。（按：妇人的父母、伯叔、姑、兄、姊以及外祖父母，都是服制中最亲近的人，因为杀伤奸夫可以与本夫同等论处，这并不是针对杀死奸妇而言的。如果杀死了奸妇，自有殴打致死期亲卑幼的律条可以援引。原律小注中明确提到妇人的父母、伯叔、姑、兄、姊，明确说杀伤奸夫与本夫相同，这是说与本夫的亲属没有区别。况且这是指尊长杀伤卑幼的奸夫而言，本来极其明显，因为认为不可解释而加以修改，反而觉得纠缠不清了。小注中的几句话，大概是说有服亲属以及妇人的亲属，都允许捉奸。如果杀死了奸夫，其定罪都与本夫相同，只是卑幼不得杀害尊长罢了。如果犯罪，则仍照本律定罪。这正与《管见》所说的，凡是奸夫，除了本夫之外，同居及亲属都可以捕捉的意思相同，是指杀死奸夫而言，并非包括奸妇在内。即使杀死了奸妇，自有各本律可以援引。在本夫只杀奸妇的情况下，尚且应该判处绞刑，何况是亲属呢。小注本来没有错误，屡次修改，反而不免诸多参差。况且此律重在奸所、登时，如果不是在奸所当场，仍应判处绞刑是显而易见的。后来的条例越多，越觉得烦琐，而杀死尊长反而有比杀死普通人更轻的情况了。）又说尊长内乱，律法判处斩决重刑。既然给予卑幼捉奸的权利，自然难以禁止其必然不致受伤，请注明受伤则免罪等语。（按：尊长内乱科以奸罪是可以的，但以此来宽恕卑幼的罪责，似乎不合情理。小注中明确说卑幼不得杀害尊长，怎么能说给予卑幼捉奸的权利呢。况且叔叔奸污侄子之妻，都应判处绞决，用刀伤害亲叔，也应判处绞刑，因为捉奸就立即免罪，这是把亲叔等同于普通人了。哥哥对弟弟之妻也是如此。而犯奸的男女反而因为服制亲疏而同样判处绞决，彼此相比，实在不公平。如果说这是激于义愤，那么试问弟弟侄子应该去捉拿亲叔亲兄的奸情吗。逞一时之忿而应判处死罪的，竟然有三人，所谓容隐之理何在。竟然忍心做出这种事。执法者只知道犯奸者是败坏伦常、伤害风化，却反而忽略了行凶者是以下犯上，重于捉奸，而轻于干犯，这个条例实行后，大义就泯灭了。）因此修改为两条，本夫为一条，有服亲属为一条。一条是乾隆三十二年，刑部奏准定例。（有服的尊长兼卑幼之妇，被本夫捉奸时，杀死奸夫。）五十三年，将本夫捉奸杀死尊长两条，合并为一条。嘉庆六年、道光十四年改定。

谨按。殴打伤害免罪。以改定的条例来看，是说不论伤害轻重以及是否在奸所，都免罪。只是殴打至残笃疾，以及不在奸所当场，似乎不便一概免罪。

□犯罪时不知情，依照普通人一例定罪，似乎专门指在奸所当场而言。如果不是在奸所当场，就很难说犯罪时不知情了。如在黑夜仓促追至门外，或赶至他处杀死，确实属于犯罪时不知情，自然应当依照普通人分别判处杖刑或徒刑。旧例中犯罪时不知情，以及只殴打伤害，都予以免罪。道光十四年修改。按语认为犯罪时不知情，不专指在奸所当场，因此将本夫及有服亲属，都改为依照普通人一例定罪。而殴打伤害免罪这一层，未经修改，似乎嫌不妥当，应参看有服亲属条。

□由死罪减等，都减为满流。这减为流二千里，也与别条不符。功服减为流三千里，缌麻不得不减为流二千里，但这终究不是律法应有的规定。

□律法有亲属相奸从严治罪的文字，并没有卑幼捉奸，杀死犯奸尊长的文字。律后小注才开始有卑幼不得杀害尊长，犯罪则依照故意杀人定罪等语。后来卑幼因捉奸杀死尊长，区别治罪的地方，不一而足。有与普通人相同的，有较普通人轻重不等的，条分缕析，不胜其烦，都是严以责死者，而宽以恕凶犯的意思。不知道奸罪固然必须惩处，而杀罪也不容轻纵。本夫捉奸还可以说是激于义愤，有服亲属则似乎难以等量齐观。尊卑名分最为严格，因事告言尚且触犯律禁，何况擅自杀伤呢。告发有服尊长得实，尚且应该定罪，殴打伤害可以一概免罪吗。给尊长科以奸罪，而仍然给卑幼科以杀伤之罪，才算是公平合理。

□本夫杀奸的案件，如果捉奸时已经离开奸所，不是当场杀死奸夫的，尚且应当依照律法判处绞刑，现在杀死有服尊长，不是当场又不是在奸所，以及已经就

译拘禁并杀害，以及杀害服系大功、小功、缌麻的尊长，一律都减等判处流刑，比起对普通人犯罪的量刑反而更轻，这实在是不公平、不合理。这完全是因为把杀人罪看得很重，而把冒犯尊长的行为看得很轻的缘故。

译况且奸夫在行奸当时杀死犯奸的尊长，尚且可以说是一时激于义愤；若是事后才杀，那就是存心逞凶、冒犯尊长了，还有什么可以宽恕的呢。

夫妻本是因礼仪而结合，与伯叔兄弟等基于天性血缘的亲情不同。不幸与尊长通奸，权衡轻重，休弃妻子即可。因此杀死妻子性命，甚至残杀尊长的性命，尊长固然没有人伦道理，卑幼难道还有人伦道理吗？后来因捉奸杀死尊长的条例，越改越宽，甚至杀死伯叔母及姑姐等亲属，也都曲意宽解，这实在不符合律法的本意。唐律有亲属通奸的条文，但对于杀死犯奸尊长等情况，却不规定具体的刑罚，最为得体。

妻子与有服制的尊长通奸，除了休弃之外没有两全其美的办法，否则只能隐忍罢了。要求她去官府控告，已经属于干犯名节、违背大义，而且她的妻子最终也难免被休弃，似乎不如自行休弃，还能保全不少。看干名犯义的律文，被尊长侵夺财产，或殴打致伤，都允许卑幼陈述控告，且没有奸情，也准许陈述控告，其中的道理可见一斑。陈述控告尚且不忍心提及，何况是杀伤呢？如果因气愤将妻子杀死，这就关系到人命，按照现行条例，判处尊长奸罪应死的，不得不依照律法定罪。即使奸罪不应死，也不得不依照凡人的条例拟抵命。而他只受一杖就结案了，情理和法律果真应该这样吗？古代何尝没有这种事，但从未设立这样的条款，大概可以知道了。

休弃妻子的方法，明确记载在律法中，却置之不论，难怪因奸杀命的案件，一天比一天多。

杀死奸夫：一、本夫捉奸，杀死犯奸且有服制关系的卑幼的案件，除了犯奸卑幼的罪行应死，或者卑幼犯奸罪不应死，但杀死是在奸所当场发生的，都予以不论外；如果卑幼犯奸，罪不至死，本夫在奸所捉奸，不是当场杀死的，在常人满徒刑上减二等，杖八十、徒二年。如果捉奸已离开奸所，不是当场杀死的，在常人绞监候上减二等，杖一百、徒三年。如果按照殴打杀死卑幼，本罪只应判处流刑的，应再减一等。

此条是乾隆六十年，刑部议准的定例。嘉庆六年修改，十四年改定。

谨按：殴打杀死同堂大功弟、小功堂侄、缌麻侄子，律法都应判处流刑。其殴打杀死胞弟、胞侄等，律法只判处徒刑。条例没有提及的，是因为弟侄有罪，即属于罪犯应死，本条已有明文，所以不再叙述。只有此外奸从祖祖姑、从祖伯叔姑、堂姐妹、母亲的姐妹及姑姐妹等，都属于罪犯应死，而他们的本夫都是凡人。如果不是在奸所当场杀死，这些犯奸之人如何定罪，反而没有明文，条例怎么能事事都完备呢。

尊卑相犯杀伤的律法，是以服制亲疏来定罪，并没有分别因何事起衅的条文。明律虽然有杀奸的专门规定，但亲属仍遵循本法，所以小注有尊长杀卑幼，依照服制轻重定罪等语。自从制定了杀死犯奸尊长卑幼的条例，就与律意完全不符。尊长可以酌情从未减刑，卑幼更不必说了。律后小注说，叔嫂通奸有确凿证据，本夫得知，不在奸所而杀死二人，依照本犯应死而擅杀。只说这一项而没有其他亲属，不知何故。后来将小注都编纂为定例，唯独这一条没有编纂进去，也不知其故。条例内删除笔误即此意。

杀死奸夫：一、本夫、本妇的伯叔兄弟及有服制亲属，都允许捉奸。如果有当场杀死奸夫及奸妇的，都依照夜间无故进入人家，已被拘执而擅杀的律法，杖一百，徒三年。致伤的，不论。不是当场杀死，依照擅杀罪人的律法，拟绞监候。如果捕获奸夫，或因其他原因致死的，仍以谋杀或故杀论处。如果犯奸有据，奸夫逞凶抗拒逮捕，虽不是当场，都依照罪人拒捕的律法科断。

此条是乾隆二十一年，从雍正三年本夫捉奸条例中分出。五十三年、嘉庆六年修改。咸丰二年改为定例。

谨按：律后小注说，本夫的兄弟及有服制亲属、或同居人杀死奸夫，与本夫相同，意思是可照奸所当场杀死予以不论。与夜间无故进入人家，主人当场杀死的律法，也相符合。乾隆二十一年，添入及奸妇三字，已经含糊不清。而且将本夫亲属分为两条，定罪也不相同。假如没有丈夫，以及虽有丈夫但在外，被同居的兄弟等亲属，在奸所当场将奸夫杀死，与本夫有何分别。而定罪迥异，实在不可理解。律法只说本夫当场杀死奸夫，而没有提及有服制亲属，这是明人特别设立的条款，不免诸多疏漏，所以律后小注特意添入这几句话。大概不知经过多少谨慎审度而后编纂确定，用来弥补律法的不足。却认为未尽妥帖而任意删改。只知道亲属不应同于本夫，反而忘记了奸所当场不得同于事后，这种议论甚无可取，与皆许捉奸的话也相矛盾。

再《管见》说，凡奸夫，自本夫外，同居及亲属……

译都能予以捕捉，只有外人如果不是负责缉捕的人员，就按普通百姓论处，（这一意见出自《读法》），可以弥补律法的不足等等。后来关于亲属捉奸的各种条例，都以此为依据。然而原来的意见都是针对奸夫而言，奸妇并不包括在内，这一条例中增添了杀死奸妇的内容，似乎显得不够妥当。

译其次，杀奸之案，不仅奸夫有尊长，奸妇也有尊长，因此这条原例中有“卑幼不得杀尊长”这一层意思，这是统括男女而言的。但查原例，先说本夫的亲属，后说本妇的亲属，都是指杀死奸夫而言，奸妇并不在内。因为只杀奸妇，本夫尚且按照殴打致死妻子的本罪拟判绞刑，其余亲属自然可知了。所谓“犯则依故杀”等语，是担心杀奸时一并波及奸妇，所以连带提及罢了。后来本夫杀死奸妇的案件，有分别判处流刑、徒刑、杖刑的，所以这条也添入了杀死奸妇这一层意思，但分别判处杖、徒、绞等罪，仍然依据杀死奸夫的原例，奸妇并没有另外的区分。无论夫家的尊长兄弟杀死奸妇，都与奸夫一体定罪，尚且不够恰当，即使是母亲方面的期亲尊长与功缌尊长也没有区分，还嫌不够公平。本妇犯其他罪名，不准亲属擅自杀害，一旦犯奸被杀，就不抵命，这是什么道理呢。

本夫的兄弟，原例中已有；本妇原例中有伯叔兄姐而无弟弟，改为“本夫、本妇的伯叔兄弟”，则含混不清了。这是指本夫的伯叔兄弟呢？还是指本妇的伯叔兄弟呢？下面有“杀死奸妇”一语，以本妇的弟弟而论，那就是杀死亲姐姐了。判处徒刑可以吗？因为原例不够完善，屡次修改，而其错误之处反而比原例更严重。试取前后例文对照观看，其失误自然显现。

《唐律疏议》捕亡门中，问答一则说：“男女都是本宗亲属，应当互相容隐，告发尚且应论罪，杀伤难道可以轻易减刑吗？”可以参照本夫、本妇有服亲属捉奸杀死奸夫，或凡人，或卑幼，原例内均经分晰载明。只有杀死奸妇，终究不免参差不齐。不仅杀死出嫁的缌麻卑幼，颇难核定，即使杀死已嫁的缌麻尊长，也涉及两难。况且例文既说按照“夜无故入人家、已就拘执而擅杀”律拟判徒刑，那显然是指杀死奸夫而言。将奸妇统括在内，不仅罪名不够恰当，立言也不通顺。妇女犯奸情节不同，有与外人通奸的，有与亲属通奸的。被有服卑幼杀死，即使不抵命，似乎也不公平。而本夫的弟弟杀死奸妇，仅拟判徒刑，公然载入条例中，则尤其不可作为准则。尊长犯其他罪名，律法允许互相容隐，尊长犯奸，却允许专门杀害，这是什么道理呢。尊长已经出嫁，却允许母家的弟侄捉奸，都不够恰当。前人没有设立这类例文，并非没有见解，似乎应将例文中的“及奸妇”三字删去。

律后小注说：“妇人的父母、伯叔、姑、兄姐、外祖父母捕奸，杀伤奸夫的，与本夫同”，这就是本妇亲属捉奸杀死奸夫的例子。其中说“卑幼不得杀尊长，及尊长杀卑幼，照服制轻重定罪”，也就是捉奸杀死奸妇的例子。已嫁未嫁都包括在内，妇人的亲属或尊长、或卑幼，也都包括在内，实在已经包括无遗。舍弃不用，而另纂条例，意在求详密，反而有窒碍难通之处，似乎不如一体删除为好。说法见前文“本夫捉奸杀死犯奸有服尊长”条内。

杀死奸夫：一、本夫、本妇的有服亲属捉奸，杀死犯奸卑幼的案件，如果不是当场杀死，无论预谋还是故意，各按服制在殴打杀死卑幼的本律例上减一等。如果是当场杀死，按其殴打杀死的本罪在满徒以上者，即在捉奸杀死凡人满徒上减一等。如果殴打杀死的本罪也只满徒，应递减二等定拟。

此条系乾隆六十年定例。嘉庆六年修改，咸丰二年改定。

谨按：上条专言本夫，此条专言本夫的有服亲属，都是指杀死本宗有服卑幼而言。添入“本妇有服亲属”这一层，未免混杂不清，应与各条参看。

杀死奸夫：一、本夫、本妇的有服的亲属捉奸，杀死犯奸尊长的案件，除犯事时不知情，依凡人一例定拟，以及只殴打致伤的，仍予不论外。如果杀死本宗期功尊长，无论是否当场杀死，都照卑幼殴打故意杀死期功尊长的本律拟罪，法司夹签声明，奉旨敕下九卿核拟，酌情从未减者，期亲及本宗大功小功都减为拟斩监候。如果杀死的是本宗缌麻及外姻功缌尊长也仍照殴打故意杀死本律拟罪。法司在核拟时，如果是当场杀死者，也夹签声明，奉旨敕下九卿核拟减为杖一百、流三千里。如果杀死不是当场，各依本律核拟，毋庸夹签声明。

此条原例与上二条本是一条，乾隆六十年，将杀死卑幼分出，另立一条。嘉庆六年，又将杀死尊长分出立为一条。道光十四年改定。咸丰二年在本夫、本妇有服亲属句内，添了一个“之”字。

谨按：既然定有杀死犯奸尊长的例，就不能没有杀死犯奸卑幼的例。既然定有本夫杀死尊长的例，就不能没有有服亲

译属于这类条例。后来的判例大多如此，却不晓得旧例中都有明确的规定。这几条未免过于繁杂，仅就本妇的亲属而言，所杀害的尊长，大致都是姑母、姐姐之类的人，与外人通奸而杀死外人尚可，若杀死姑母、姐姐等尊长，其用意何在。如果对此予以宽恕，实在不合情理。就本夫的亲属而言，尊长犯奸固然有违律例，但若有服制的卑幼公然逞凶杀害，在本夫身上尚且情有可原，在亲属身上则法律难以宽恕。然而，为期功亲属拟以斩罪，酌情从轻减等，尚不至于过于宽纵；对缌麻亲属直接拟以流刑，则是轻纵了。

译殴打大功以下尊亲属致其重伤者处绞刑，用刀伤及期亲尊长也如此，罪名极重。然而一旦涉及通奸，则殴打伤害不论轻重，均不予论处，情理与法律极不协调。

至于本夫捉奸，杀死犯奸的缌麻尊长，既然可以随案声请减为流刑。有服亲属情况相同，似乎也无须夹签声请。因为殴打或故意杀死缌麻尊长，律法只判处斩监候，与期亲、大功尊长应判处斩立决的不同，期亲、大功尊长非经夹签不能量改为斩监候，缌麻本系绞监候的罪名，本夫既无夹签的明文规定，有服亲属似不便办理，两种歧义的说法见上条。

杀死奸夫 一，凡是本夫本妇的祖父母、父母，如果有捉奸杀死奸夫的，其应判处的罪名，全部与本夫同科。如果只杀死奸妇的，不必定罪。倘若被杀的奸夫是有服尊长，仍按本律定罪。也照本夫的例子，一体夹签声明，分别递减。

此条是乾隆五十三年，刑部议准的定例。嘉庆二年改定。

谨按。钦奉谕旨，是专指父母殴打致死犯奸的女儿而言。条例起初添入了丈夫的祖父母、父母。

父母杀死违犯教令的子孙，杖一百。故意杀死的，徒一年。殴打子孙的妻子致死的，徒三年。故意杀死的，流二千里。律法内究竟有分别，此条例则一概不予论处了。

杀死奸夫 一，本夫、本妇的有服亲属捉奸，当场杀死奸妇的，奸夫判处杖一百、流三千里。如果不是当场而杀，将奸夫杖一百、徒三年。那些杀奸的亲属只杀奸夫不杀奸妇的，仍依当场、非当场各本例，分别定拟。奸妇仍只科以奸罪。

此条是乾隆五十九年，刑部议准的定例。

谨按。本夫杀奸的案件，条例分三层，奸所当场一层。奸所非当场一层。非奸所又非当场，及闻奸数日一层。有服亲属只有当场非当场两层，并将“奸所”二字删去。假设遇到非奸所又非当场，及闻奸杀死奸夫奸妇的案件，反而没有条例可引。杀死奸妇之后，奸夫也无罪名可科。以此条而论，当场杀死者拟流刑，非当场者拟徒刑，那么非奸所，亦非当场，奸夫就应只科以奸罪了。在奸所获奸以当场、非当场科杀者之罪，已属无谓，更以此来分奸夫之罪，尤觉不协调。且与因奸酿命一条，也嫌参差。

本夫杀死奸妇，而以奸夫定罪，本属牵强，又推及于亲属，就更无情理了。

杀死奸夫 一，凡是卑幼因图谋奸淫有服亲属，被尊长忿激致死，审理有确据，无论谋害或故意，全部照擅杀罪人，各按服制在殴打杀死卑幼本律例上，减一等定拟。至于从犯、在场帮殴有伤的犯人，除系死者有服卑幼仍照卑幼不可杀尊长的例子，依殴打故意杀死尊长本律定拟，法司核拟时夹请旨办理外，其余无论凡人尊长，一概照斗杀余人律定拟。

此条是乾隆五十年，四川总督保宁咨准的定例。五十六年改定。

谨按。捉奸杀死犯奸卑幼，本夫和亲属分列两条，此则无论本夫、亲属，都一体科断。只是捉奸杀死卑幼，本夫及亲属都以当场、非当场分别定拟。图奸则不论当场与否，均减一等。这是事后杀死图奸未成的卑幼，与在奸所获奸、非当场杀死犯奸的卑幼，罪名相等了。再凡人杀死图奸罪人，并不减等，此处减一等，殊嫌参差，与凡人图奸的条例也不统一。

杀死奸夫 一，有服尊长强奸卑幼的妻子未成，被本夫本妇忿激致死，是本宗期亲、大功，卑幼罪应斩决的，无论当场、事后，均照殴打致死尊长情节较轻的例子，夹签声明，如果是本宗缌麻、外姻大功缌麻卑幼，除事后殴打致死，仍照殴打故意杀死尊长本律，问拟斩监候外，若当场忿激致死，定案时依律问拟，法司核议，随案减为杖一百、流三千里。

此条是嘉庆五年，四川总督勒保审题周新兆强奸緦麻侄妇刘氏未成，被本夫周开儒家捉拿殴打致死的案件，议准的定例。

谨按。本夫捉奸杀死犯奸尊长，加签声请，期亲减为斩监候，大功减为满流，缌麻减为流二千。此处期亲大功只说加签声明，不说减法等，以缌麻减为满流推之，自然应减为斩监候了。上条无论当场、过后，大功缌麻均准减流。此条事后殴打致死，虽缌麻也仍拟斩监候。且此处既说期亲大功均应改为斩监候，上条大功为何又减为满流呢。各条都下九卿，此条独无，都属参差。

再，此条例专为本夫杀死强奸尊长，分别治罪而设立。条例开头忽然添入本妇二字，实在不

译可以解决。况且妻子殴打致死丈夫的有服尊长，律法仅规定斩监候，与本夫的罪名不同。如果杀死这类尊长，也没有夹签请示的先例，应当定什么罪。条例中并未提及，似乎不必添入本妇这一层。本妇杀死强奸罪人，条例中有不论罪和拟徒刑的区别；即使拒奸杀死自己的公公，也有援引成案改为斩监候的条文。杀死丈夫的有服尊长，虽然比杀死普通人重，但终究比杀死自己的公公轻，参照杀死普通人的案件稍作区别，似乎也是公平合理的做法，可以不必另立专门条款。

译杀死奸夫：一、有服制的尊长强奸卑幼妇女未遂，被本夫、本妇的有服亲属在当场因愤怒激愤而将其杀死，若死者是缌麻服的卑幼，在定案时，依照律法进行判决，司法部门审核拟罪，夹签声明，奉皇帝旨意敕令九卿审核拟罪，减刑为杖刑一百下、发配近边充军。如果杀人不是当场发生的，仍然按照殴打故意杀人的本律进行判决，无需夹签声请。如果是期亲、功亲的卑幼，无论是否当场杀人，都各自按照服制拟罪，夹签声明，奉皇帝旨意敕下九卿审核拟罪，减刑为拟判斩监候。

这条规定是嘉庆十三年，广东巡抚吴熊光题报惠来县民吴阿堂一案。因为侄女吴阿娥被缌麻服兄吴耀川强奸未遂，导致吴耀川受伤身亡，经九卿议准定为条例。

谨按：因为捉拿有服亲属通奸，杀死缌麻服尊长，条例规定应当夹签，所以这条也仿照办理。只是本夫杀死强奸未遂的缌麻服尊长，既然可以随案声请减刑流放，这条仍然实行夹签，似乎显得不统一。

□在斗殴门内，殴打致死缌麻服亲属，减刑为边远充军；在限定时间外死亡、伤情较轻的，减刑为满流。殴打致死尊长情节较轻的案件，如果是本宗缌麻服尊长，依照律法拟判斩监候，无需夹签声请。父母被缌麻服尊长殴打，因急切救护而殴打致死尊长的，在奏疏中声明减刑为边远充军。这条以及有服亲属杀死犯奸尊长的一条，条例中夹签等字样，似乎应当删除，改为随案声请，这样较为统一。

□其他条例中有服亲属、本夫、本妇并列提及尚可，这条也提及本妇亲属，则难以通行了。因为强奸者，虽然是本妇夫家的有服尊长，但从本妇有服亲属的角度看，则是普通人。捕亡门规定，强奸未遂的罪人，被本妇有服亲属当场杀死的，判处徒刑三年；不是当场杀死的，判处绞监候。这条律法既然称本妇亲属，那么所杀的人，就应当按普通人论处，又有什么尊长卑幼之分呢。

再，杀死奸夫的各条例，颇为繁琐。本夫杀死奸夫奸妇的长辈及晚辈，有条例。有服亲属杀死犯奸的有服亲属、杀死奸夫奸妇，有条例。本夫杀死犯奸的尊长及卑幼，有条例。至于杀死强奸犯的，有尊长而无卑幼；杀死图奸犯的，则有卑幼而无尊长，终究未能概括全面。从前律后小注说，卑幼不得杀尊长，犯法则依照殴打故意杀人的律法定罪。尊长杀卑幼，按照服制轻重定罪，最为简明恰当。因为不能概括全面而另立科条，终究也不尽妥善，这就是刑法条文日益繁琐，而罪名越来越不统一的原因。夜间无故进入人家，主人当场杀死的，不论罪。奸盗罪人都包括在内。唐律不另立杀死奸盗罪人的法令，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明代特别设立杀死奸夫的专门条例，其在奸所抓获奸夫，当场杀死，也与主人当场杀死不论罪的律意相符。只是没有将拘禁后杀死拟判徒刑这一层编纂进去，所以不免稍有参差。至于并杀奸妇，唐律无此条文，自是明代特别设立的法令，至今遵守已数百年，不仅本夫有杀死奸妇分别治罪的条例，后来还有亲属杀死奸妇分别治罪的条例。本夫的亲属尚且可以这样说，本妇的尊长尚且可以这样说，本妇的卑幼则更难通行了。条例文字越多，越觉得烦杂，古代律法不可轻易增删，就是这样。

杀死奸夫：一、男子抗拒强奸杀人，如果死者比凶犯年长十岁以上，而且当场供证确凿，以及死者生前供词足以作为证据，或者尸亲供认可凭，这三项条件都具备，无论谋害、故意、斗杀，凶犯年龄在十五岁以下，当场杀人的，不论罪。不是当场杀人的，杖刑一百下，依照律法收赎。年龄在十六岁以上，当场杀死的，杖刑一百下、徒刑三年。不是当场杀人的，杖刑一百下、流放三千里。至于死者虽然没有生前供词，但比凶犯年长十岁以上，确系因抗拒奸淫而起衅，别无其他缘故，或者比凶犯年长虽不足十岁但抗拒奸淫，供证确凿，以及死者生前供词足以作为证据、或者尸亲供认可凭，这三项中有一项具备，凶犯年龄在十五岁以下，当场杀死的，杖刑一百下、徒刑三年；不是当场杀人的，杖刑一百下、流放三千里，都依照律法收赎。年龄在十六岁以上，无论是否当场杀人，都依照擅自杀死罪人的律法，拟判绞监候。如果死者与凶犯年龄相当，或者仅大三五岁，审实是因其他缘故导致人命死亡，捏造供词抗拒奸淫狡辩的，仍然分别按照谋害、故意、斗杀各依本律定拟。秋审实决或缓决，也照常办理。如果供词称是抗拒奸淫但没有证人佐证及死者生前供词，审无其他起衅情节，仍按谋害、故意、斗杀各本律定拟，秋审都列入缓决。至于先前被鸡奸，后来经悔过拒绝，确有证据，再次被逼奸，将奸匪杀死的，无论谋害、故意、斗杀，不问凶犯与死者年龄多少，都依照擅自杀死罪人的律法，拟判绞监侯。其因其他缘故导致死亡的，仍依谋害、故意、斗杀各本律问拟。

这条条例原本有两条，一条是乾隆四十二年，刑部奏准定的条例，四十八年修改。一条是乾隆六十年，刑部增纂的条例，嘉庆六年修

译修改。道光四年修订并合。

译谨按：关于男子抗拒奸淫而杀人的案件，律条分析得极为详细。只是没有区分强奸与图奸（企图强奸），因此应当不论是否强奸，一律定罪量刑。男子与妇女情况大不相同，本不能以奸情论处，所以律法中没有惩治鸡奸的明文规定。即使有犯者，按“不应为”罪处罚即可。比照引用的条例记载，将阴茎插入他人肛门淫戏的，比照“秽物灌入人口”律，杖打一百。康熙年间，旧案有按照“秽物灌入口鼻”定罪的，也有按照“他物置入人体孔窍”定罪的，都不以奸情论处。自从制定了抗拒奸淫杀人的条例后，便与妇女案件同等量刑，而在犯奸门内也有和同鸡奸，比照军民相奸问拟的成例，导致条款繁多，案牍更加烦杂，这又多了一个擅杀的名目了。康熙年间，制定了秋审成例，凡是命案中情节可以宽恕的，都酌情列入缓决，这类抗拒奸淫杀命的案件，官员可以照此办理，将其纂修定为成例，实在嫌节外生枝。纪昀《槐西杂志》说，杂说称娈童始于黄帝（钱詹事辛楣如此说。辛楣曾举出书名，现在忘记了），大概出于依托。比顽童，始见于《尚书》，但出自梅颐伪古文，也不足为据。《逸周书》称“美男破老”，大概指的就是这个吧。《周礼》中有“不男”的诉讼。注解说这是指天生阉割不能御女的人。然而自古至今，没有因为不能御女而成为诉讼的。经文简练质朴，怀疑它也指这件事。

杀死奸夫：一，与人聘定但未结婚的妻子通奸，起意杀死其丈夫的，比照奸夫起意杀死亲夫的条例，判处斩立决。如果是作为从犯同谋，仍比照同谋杀死亲夫的律法，判处斩监候。如果奸夫虽然没有起意，但在同谋杀死未婚夫之后，又将奸妇娶为妻妾，或者拐逃、嫁卖的，也依照条例判处斩决。（按：都与杀死本夫相同。）

杀死奸夫：一，聘定但未结婚的妻子因奸情起意，杀死本夫的，应比照妻妾因奸同谋杀死亲夫的律法，凌迟处死。如果并未起意，只是知情同谋的，即在凌迟处死的律法上，酌情减为斩立决。如果奸夫自杀其夫，未婚妻确实不知情的，即在奸妇不知情的绞监候律法上，减为杖打一百、流放三千里；倘若确实有不忍心致死其夫之心，事由奸妇破案的，再在流罪上减为杖打一百、徒刑三年。（按：这两层略示区别也可以。只是上一层既然比照本夫论处，此处就不应忽然酌情减刑了。）至于童养未婚妻因奸情谋杀本夫的，应全部比照谋杀亲夫的各本律定罪量刑。

这两条是道光二十三年，安徽巡抚程雷采奏报宋忠因奸谋杀未婚夫查六寿身死两案，附请定例。

谨按：这两条未免过重，因为未婚终究与已婚不同。

《唐律疏议》十恶门问答一则：

问：丈夫根据礼制有等级不同，请详细分析。答：丈夫，依照礼制，有三月庙见、未庙见、或就婚等三种丈夫，都同丈夫法。那些有确定吉日及定婚的丈夫等，只是不得违约改嫁。其余相互侵犯，都同凡人。

看这个，就知道这个条例过于严苛了。

又《三国志》中有与此相阐发的。《魏志·卢毓传》：当时天下草创，多有逃亡，所以加重士兵逃亡的法度，罪及妻子。逃亡士兵的妻子白等，刚嫁到夫家几天，没有与丈夫相见，大理寺奏请弃市。卢毓驳斥说：女子的情理，以接见而恩义产生，成为媳妇而道义加重。所以《诗经》说：未见君子，我心伤悲。亦既见止，我心乃平。又《礼记》说：未庙见的媳妇而死，归葬女氏家族，因为未成为媳妇。现在白等活着有未见之悲，死了有非妇之痛，而官吏议论想用大辟之刑，那么如果同牢合卺之后，罪又加在哪里呢？而且《礼记》说：附从轻，意思是附议人的罪行，以较轻者为比照。又《尚书》说：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是担心过重。如果认为白等都受了礼聘，已进入门庭，刑罚是可以的，但杀之过重。太祖说：卢毓坚持的意见是对的。

自古以来事情有可疑的，都以经义决断，这类就是。礼与法相辅而行，没有礼之外的法，舍弃礼而专论法，就难了。

宋永亨《搜采异闻录》说，《易》六十四卦，而以刑罪之事著于大象的，共有四个。《噬嗑》说：先王以明罚敕法。《丰》说：君子以折狱致刑。《贲》说：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狱。《旅`说：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狱。噬嗑、旅上卦为离，丰、贲下卦为�的，离，文明也。圣人知道刑狱为人司命，所以设卦观象，必以文明为主。而后代付之文法俗吏，为什么呢？大概是有感慨而言吧。

杀死奸夫：一，本夫杀死强奸未成的罪人，如果是登时忿激致死的，就比照本夫在奸所登时杀死奸夫的条例，不论罪。如果迫逐殴打致死，以及虽在登时，系捆殴致死的，就比照奸所获奸，非登时而杀的条例，杖打一百、

译徒役三年。拘禁后随即殴打致死的，仍按照擅自杀害罪人的律例，判处绞刑监候。

译这一条是道光二十五年，刑部奏请批准确立的定例。

谨按：这原本是丈夫杀死强奸未遂的罪犯，分别治罪的专门条款。只是当场杀死强奸未遂的罪犯，就应当不予论罪；当场杀死图谋强奸未遂的罪犯，仍应判处绞刑。丈夫杀奸夫的规定载在这一门类，而亲属及妻子之子杀奸夫的规定又载在拒捕门类，都显得参差不齐。

丈夫杀死奸夫，有不予论罪以及杖刑、徒刑、绞监候的区别。而杀死图谋强奸的罪犯，无论当场还是事后，都判处绞刑。以往的议论总是认为已经通奸的是奸夫，未通奸的是罪犯，情节轻重不同，所以罪名也彼此各异。强奸也是未遂，为什么杀死却能不予论罪呢？况且既然认为已经通奸比未通奸的情罪更重，那么对于杀死图谋强奸其母的人，罪责只到满流，而杀死通奸其母的人，仍判处绞刑抵命，这又怎么说得通呢？亲眼看见妻子与人通奸，律例允许专杀；亲眼看见人调戏奸污妻子，却不许过问，这又怎么说得通呢？

杀死图谋强奸未遂的人，丈夫、亲属都判处绞刑。图谋强奸与强奸都属于有罪之人，被丈夫杀死，就认为图谋强奸情节很轻；被其子杀死，又认为图谋强奸情节为重，这种议论，实在不可理解。

儿子杀死母亲的奸夫，定罪与丈夫相同。杀死强奸的人，如果是当场，与丈夫相同；如果不是当场，与丈夫不同。杀死图谋强奸的人，无论是当场还是非当场，不仅与亲属不同，也与丈夫截然不同。丈夫当场杀死强奸罪犯，就应当不予论罪，当场杀死图谋强奸罪犯，仍判处绞刑抵命，不应罪名相差如此悬殊。如果说担心有狡辩推卸，那么儿子杀死图谋强奸其母的人，为什么又不防备其狡辩推卸呢？夜间无故进入人家，主人家当场杀死者的，不予论罪。这明明载在律文中，却弃之不用，反而另立条例，难怪彼此罪名互相参差不齐。

这就是按照“夜间无故进入人家”律文定罪的，应与上面区分当场、非当场的那一条参看。

删除条例一条：

一、奸夫自杀丈夫的父母，以便往来，奸妇虽然不知情，也判处绞刑。（以上各条，必须先审实奸情，才定罪。）这是雍正年间，将律注改为定例。嘉庆十九年删除。

谨按：人命门类中，首要重视谋杀，其次是祖父母、父母，再次是本管官，再次是一家三人，这些都是所谓身犯十恶的罪行。杀死奸夫的律文，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妻妾杀夫，自有本律，已经无可再加。奸夫则是凡人，也有谋杀的本律，何必另设此律。而且“处斩”一词，又不够明晰，所以例文也不能公允协调，条例的烦杂，没有比这一门类更甚的了。而且还不止于此，又见于威逼人致死，又见于犯奸及罪犯拒捕，说得不够，又重复说，本来几句话可以了结的，却多达数十上百字，好像唯恐不详备似的，却不知其实与古法不合。其中有关服制的，尤其不可作为准则。不然的话，陈灵公、齐庄公都是淫乱之人，而《春秋》对于夏南、崔杼没有宽恕之辞，这又是为什么呢？

谋杀故夫父母：卷首

凡是（改嫁的）妻妾谋杀故夫的祖父母、父母的，都与谋杀（现任）舅、姑的罪相同。（如果妻妾被休弃，不适用此律。如果舅、姑谋杀已故子孙改嫁的妻妾，依照故杀律，已行刑的，减二等；已致伤的，减一等。）如果奴婢（不提及雇工人，举重以明轻。）谋杀旧家长的，以凡人论处。（指将自己奴婢转卖他人者，都按凡人论处。其余条款以此类推。赎身的奴婢，主仆恩义犹存。如果有谋杀旧家长的，仍依照谋杀家长律定罪。）

这仍是明律。以凡人论句下原有小注，其余是顺治三年添入，乾隆五年增定。

[卷首] [总目]： 前卷 次卷

读例存疑卷三十三 前卷 次卷

刑律之九 人命之二

杀一家三人

采生折割人

造畜蛊毒杀人

斗殴及故杀人

屏去人服食

杀一家三人：卷首

凡是杀（指谋杀、故杀、放火行盗而杀）一家（指同居。即使是奴婢、雇工人也算。或者不同居，果真是本宗五服至亲，也算）非（实犯）死罪三人，以及肢解（活）人的，（只要一人即定罪。即使有罪也定罪。不必是非死罪三人。为首之人，）凌迟处死。财产判给死者之家。妻、子，（不提及女儿，不在连坐范围内。）流放二千里。为从（加功）者，斩首。（财产、妻、子，不在判给、应流范围内。不加功者，依照谋杀人律减等。）

译如果将一家三人先后杀死，则按通例论处。如果原本只谋划杀害一人，而实行者杀害了三人，那么未实行者中发起犯意的人，判处斩刑；不是发起犯意的人，因为作为从犯且未实行，比照实行者减一等论处。仍然以临时起意杀害三人的那个人为首犯。

译这仍然是明律的规定。顺治三年添入小注，乾隆十六年加以改定。

总注说，这是指杀人最为惨毒的情况。按：因为事情聚集众人共同谋划一起殴打，原本没有必杀的意图，却乱打重伤导致一家三条人命。如果按照同谋共殴的律法，只让下手的人绞刑抵罪，失之于太轻。如果按照杀一家三条人命的律法，作为从犯的多人也都判处斩立决，又失之于太重。应当将率先聚集众人的人，不论是否参与殴打，都判处斩立决。那些作为从犯下手重伤致死的，都判处绞监候。其余的人依照同谋共殴的律法定罪量刑。另外，杀害非死罪的一家两人，或者杀害非一家但杀害三人的人，与谋杀一人相比，情罪较重，应当拟定斩立决，奏请皇帝定夺。

唐律有杀一家三人的罪名，却没有杀一家两人的条文，有犯者自然应当仍按照两罪俱发以重论、相等者从一科断的律法办理。明律也没有杀一家两命的条文，条例内所添加的各条，实在有难以通晓之处。制定条例时认为既然有杀一家三人的律法，那么一家两命也可以类推涉及，却不知道这二者截然不同，与律意不符。

条例

杀一家三人 一，凡是杀害一家非死罪的三人以及肢解人的，为首的主谋故意杀人者，将财产断给被杀之家，仍然将死尸剁碎，枭首示众。

这条是前明问刑条例，乾隆三十二年删改确定。

谨按：《集解》说，这条条例是为犯罪后尚未正法而在狱中病死者设立的，使之不能逃避天诛而漏网。只有财产断给被杀之家这一项，是律文中原有的，此处属于重复。断给财产这一层，并非古法，明律添入，实在嫌太重。犯罪至死，即使是正赃也不再追缴，已经凌迟了，家属已经缘坐了，还要断给财产做什么呢。

杀一家三人 一，肢解人如果是殴打致死、故意杀人后，为了逃避罪责，割碎死尸，弃置埋没，原本没有肢解的意图，各以殴打致死、故意杀人论处。如果本意就是要肢解那人，行凶时势力不遂，于是先杀死，随即又肢解，恶状昭著的，以肢解论处，都奏请皇帝定夺。

这条是前明问刑条例。

唐律肢解人注，说是杀人而肢解的。疏议说，或者在杀的时候即肢解，或者先肢解而后杀，都同属肢解并入不道。如果杀完后，断气后，再肢解的，不算。

《辑注》：这条条例专指杀死之后而肢解的情况。前者是无心肢解，只是图谋灭迹，所以自然依照殴打致死、故意杀人的本律。后者虽然肢解在已死之后，但本意原要肢解，所以照肢解上请，看这条条例提出殴打致死、故意杀人，说不是肢解之事，可见本律是专指谋杀了。（有此议论，殴打致死不在其内，更加确切了。）

《集解》：这条条例上半截，推究其初无欲肢解之心，下半截说其未行凶时，先有肢解之意，杀人分尸于行杀之所为，恶状显著，须细看条例之意，全在临审勘时斟酌。

谨按：这条条例事同而心殊，所以贵在诛心。应与后两条参看。

杀一家三人 一，本宗及外姻尊长杀害缌麻、小功、大功卑幼一家非死罪的主仆雇工三人者，都斩立决。杀害期服卑幼一家主仆雇工三人者，绞立决。如果三人内有功服缌麻卑幼的，仍从杀死功服缌麻卑幼三人的规定，斩立决。至于杀死一家三命分属卑幼，内有一人按服制律应当同凡人论处的，斩立决枭示。如果谋占财产，图袭官职，杀害期服卑幼一家三人者，斩立决。杀害大功、小功、缌麻卑幼一家三人者凌迟处死。仍将各犯人的财产断给被杀之家。

这条是雍正三年定例。乾隆三十二年修改。嘉庆十三年改定。

谨按：这条条例原例因何纂定，确系何年，按语并无明文可考。只查杀死一家三命，虽然凶残已极，终究属于不常有的案件，且是指凡人而言，卑幼并不在内，所以律无明文，有犯者，原可酌量办理，无庸另立专条。这条条例在有服卑幼之外，兼及主仆雇工，不解何故。就像故意杀害胞侄及其奴仆，均罪不应抵。如果至三命，即问拟立决，实在不妥当。至于以卑幼的主仆为一家，而凶犯明系期功尊长反谓之外人，立言也不顺，这都是律注内“奴婢雇工人亦是一”语误之也。后杀死奴仆三人一条，也无按语可考，然而较之这条，似乎尚平允，应参看。

□杀死同主雇工及雇主各一命的，不得以一家两命论。杀死有服卑幼内，有奴仆、雇工，反以一家三命论，这是什么道理呢。

□胞弟一命，胞侄一命，雇工一条，则绞立决。胞弟一命，胞弟的雇工一命，大功弟一命，则应斩立决。胞弟夫妇二命及其雇工一条，则应斩枭。如杀大功弟一条，小功弟一条，缌麻

译弟弟只受一命，且不与兄长同住，该如何处理。双方都是五服以内的至亲，都属于同一家庭，甚至可能将同住的亲弟弟和分居的功缌服卑幼两人一并杀死，这也难以判定罪责。

译杀死尊卑期亲的奴仆，律法只判处徒刑，即使两条人命，罪也不至于死。杀死期亲卑幼，情节较轻的，不过判处徒刑或流放；情节较重的，才判处绞刑监候。此条例规定，只要杀死主仆三人即判处绞刑立即执行，实在嫌太重了。

此条专门论述卑幼一家三条人命，而未提及一家两条人命，仍然按照一条罪名定罪，与律法本意也属于一脉相承。下条增补了杀死功服、缌麻卑幼一家两条人命后，又增补了殴打致死一家两条人命等各条例文，于是与一条人命的量刑大相径庭了。

杀死一家三人列入十恶不道，所以律法有断给财产的规定，一家两条人命并不在内。乾隆二十八年定例，杀死一家两条人命，酌情断给财产的一半，给付被杀者之家，但有服制的卑幼也不在此限。此条例在加重罪名的同时，又断给财产，这是按照平民的标准来定罪了。其妻子与女儿自然应当一体连坐，为何并不讨论呢？再者，被杀的三人都是骨肉至亲，断给财产，尚属说得通，如果其中有奴婢一两条人命，是将财产断给奴婢之家呢？还是仍然断给亲属呢？已经觉得诸多阻碍，如果再连坐其妻子与子女，那就更难说通了。牛新案中奉有谕旨，牛新既然不应凌迟，那么他的妻子也不应连坐，自然可以遵照办理。下文提到谋占财产、图袭官职，杀死功服、缌麻卑幼一家三人，罪名既然应凌迟处死，那么妻子、儿子似乎不应免除连坐了。条例没有明文规定，留存以待参酌。

杀一家三人：一，杀死功服、缌麻卑幼一家非死罪两条人命的，都判处绞刑立即执行。奏请定夺，仍查明该犯财产，酌情断给一半给付死者之家。

此条是乾隆四年定例。三十二年增修。

谨按：律法重视三条人命，所以有杀死一家三人的条文，而未提及一家两条人命。因为两条罪行相等时，从一条罪名定罪，名例内已有明文。凡人尚且如此，卑幼更不用说了。况且罪名到了立即执行的程度，律法为何未讨论呢？总注补出杀死一家二人斩决等语，乾隆四年，于是将杀死功服、缌麻卑幼一家两条人命，也判处绞刑立即执行，定为专例，终究是律法之外加重，不可作为准则。只说功服、缌麻而未提及期亲，只说故意杀人而未提及殴打杀人，自然不在加重之列了。然而殴打致死凡人一家两条人命，也判处绞刑立即执行，幸好没有推广到此罢了。

杀一家三人：一，家长杀死奴仆非死罪三人的，官员、旗人发配黑龙江当差，平民发配驻防，给官员兵丁为奴。被杀者的父母妻子全部放为平民。如果杀死期亲奴仆一家三人的，判处绞刑监候。杀死内外大功、小功、缌麻及族中奴仆一家三人的，都判处斩刑监候。

此条是雍正三年条例，嘉庆十七年改定。

谨按：这是家长杀死奴仆的条例，并未区分殴打与故意。上条杀死卑幼也相同，似乎都是指谋害、故意杀人而言。

杀死奴仆一条人命，官员降二级调用，旗人枷号一个月，平民徒刑一年。官员故意杀死族中奴仆，降三级调用；旗人故意杀死族中奴仆，枷号三个月，鞭打一百；平民故意杀死族中奴仆，判处绞刑监候。平民故意杀死功服、缌麻亲的奴仆，判处绞刑监候，官员、旗人没有条文，大概统括在族中奴仆之内了。

杀死功服、缌麻及族中奴仆一条人命，律法应判处绞刑监候，一家三条人命也只判处斩刑监候，然而其中有一条卑幼人命，就判处立即执行，似乎嫌参差不齐。

家长杀死奴仆三人，没有“一家”字样，下两层都说“一家”，也嫌参差不齐。

杀一家三人：一，凡发遣当差为奴的罪犯，杀死其管主一家三人及三人以上的，除了正犯凌迟处死外，其知情的子孙，判处斩刑立即执行；不知情的，判处斩刑监候。如果子孙年龄未到岁数，以及凶犯的妻子妾室，都发配驻防，给官员兵丁为奴。

此条是雍正五年定例，嘉庆十七年改定。

谨按：与下条杀死一家三四命一条参看。

只说妻子妾室而未提及女儿。年龄未到岁数的，发配为奴，而不说阉割，都与杀死平民一家三四命的条例不符。斩决、斩候比杀死平民为重，其余则比凡人为轻，因为下条是屡次修改，而此条仍是原例的缘故。

杀一家三人：一，聚众共同殴打原本没有必杀之心，而殴打致死一家三条人命及三条人命以上的，将率先聚众的人不问是否共同殴打，判处斩刑立即执行。作为从犯下手伤重致死的，判处绞刑监候。共同殴打致死一家两条人命的，将率先聚众的人不问是否共同殴打，判处绞刑立即执行。作为从犯下手伤重致死的，判处有期徒刑监候。如果是斗杀案件，殴打致死一家三条人命及三条人命以上的，判处斩刑立即执行。殴打致死一家两条人命或三条人命而非一家的，判处绞刑立即执行。

此例原为两条，一条是律后总注，乾隆五年，另编纂为条例。十一年，查原文尚有与谋杀一人之情罪较重一语，后来经编纂，将此条并纂于共殴条内，又将“与谋杀一人情罪较重”一语

译删去后，词义特别晦涩，容易与殴杀混淆。现在经奏请获准，将“杀一家非死罪二人，以及杀三人而非一家”这一项，另立一条，应当把“与谋杀一人之情罪较重”这十个字补行载入。这一条源于乾隆二十年，刑部议覆山西巡抚恒文的奏题，在石继昌札死石如玉一家两条人命一案中，附带请求制定条例。嘉庆六年修改，九年改定。

译谨按：此条原例是依照律文后总注编纂确定的。原因是律文针对的是谋害、故杀等类案件，而对于聚众共同殴打，并没有明文规定，因此补充了这一层内容，并声明如果按照同谋共殴的律法，仅以下手行凶者绞刑抵罪，处罚失于太轻；如果按照杀一家三人的律法，从犯多人皆判处斩决，又处罚失于太重。所以将率先聚众之人，不论是否参与共同殴打，都判处斩决。那些作为从犯下手致人死亡的，都判处绞监候。文中说原本没有必杀之心，这是为了区别于谋害、故杀；说不问是否共同殴打，这是为了严惩祸首；说乱殴重伤致死，又说都判处绞监候，那么无论人数多少，只要殴打有致死或重伤的情况，就应拟判绞刑，这是为了加重惩罚从犯。这与律意正相符合。至于殴打致死一家两条人命，尚未讨论，这是因为律法重视三条人命，两条人命还可以按照一条人命定罪量刑。至于杀害非死罪的一家两人，或者杀害非一家但共三人者，因为律文中没有规定，不敢直接说判处斩决，所以说与谋杀一人相比情罪较重，应拟判斩决，奏请皇帝定夺。与谋杀一人相比情罪较重，这是论断的话语，何等慎重周详。后来编入条例中，轻重也还算平衡。嘉庆年间，并未详细考究，因为共殴致死一家两条人命，率先聚众的罪犯，已拟判斩决，将共殴致死一家两条人命的案件，率先聚众者，也拟判绞决，这就完全失去了律意，也是原定此例者所预料不到的。然而一家两条人命，首犯虽然拟判绞决，从犯仍问流刑，也知道立法过重，只可严惩祸首，从犯不妨从宽。后来将下手的罪犯也拟判绞罪，不知依据的是什么律法。

再者，一人殴打致死一家两条人命及三条人命而非一家的，拟判绞刑，是乾隆二十年因案件编纂确定的条例。一人殴打致死一家三条人命，因为没有这类案件，所以条例中没有明文规定。嘉庆六年才开始编入条例中，自然是按同类相从的原则。只是主使殴打致死一家三条人命、两条人命，是否按照殴打致死一家三条人命、两条人命，以一人抵命，下手的人都减一等，还是仍然按照聚众共殴致死的条例，主使及下手的罪犯，分别拟判立决、监候的地方，条例没有讨论，终究觉得不够详备。

聚众共殴与威力主使不同，威力主致使人死亡的案件，以主使的人为首犯，下手的人可以减等拟判流刑。聚众共殴的案件，以下手伤重的人拟判抵命，原谋者罪止满流。原本案件不是谋杀，绝无以两条人命抵一条人命的道理。假如主使殴打致死一家两条人命、三条人命，正犯自然应按照殴打致死一家两条人命及三条人命的条例，拟判斩决、绞决，作为从犯下手的罪犯，条例中没有拟判绞刑的文字，自然应该减等拟判流刑。现在将本应拟判流刑的原谋者，因为死的是同一家两三条人命而加重，问拟立决，已经科处首犯以殴打致死一家两三条人命的罪，而又将下手伤重者，拟判绞候，与谋杀加功的罪名相等，是以两条人命抵一条人命了，似乎不太公平允当。

再查威力主致使人死亡，比聚众共殴情节更为可恶。威力主使多是凭借势力欺凌他人，死者有时有不能还手的时候。聚众共殴，多是彼此争斗，死者绝无束手待毙的道理。主致使毙一家三条人命、两条人命，没听说将下手的罪犯一概拟判绞候，那么聚众共殴的罪犯，岂能将率先祸首的人都拟判死罪。主使的案件，由主使者用言语吓逼，下手者有不得不从的态势，所以严惩主使，而下手者可以从轻。共殴的案件，由下手者伤重致死，聚众者并没有逼迫狠殴的情节，所以严惩下手，而聚众者不容加重。如果说死的是同一家数条人命，与寻常命案不同，在谋杀案件中，首犯已由斩候加至凌迟，从犯也由绞候加至斩决。共殴案件中似乎也应从严治罪，以示惩戒。但也必须到三条人命才可以从严，也没有将致死两条人命一概从严的道理。而威力主使殴打致死一家三条人命等案件，究竟有无分别。在两条人命尚可按照本律定罪量刑，如果三条人命仍按照本律，不又与此例互相矛盾吗。平心而论，三条人命既属十恶，首从各犯不妨从严，不仅聚众共殴下手的罪犯，应拟判绞罪，即听从主使下手的罪犯，也应拟判绞罪。一家两条人命的案件，无论共殴、主使，仍按照本律问拟。将共殴致死一家两条人命率先聚众绞决这一层删去，似乎还算公允恰当，留存以待参酌。

杀一家三人 一，凡杀一家非死罪二人，以及杀三人而非一家，其中二人仍属一家的，拟判斩立决枭示。酌情断给财产一半，给被杀两条人命之家赡养。倘若本犯在监死，财产仍行断给。如果致死一家两条人命，是一故一斗者，以及杀三人而非一家的，与本欲谋杀一人，而实行者杀三人案件中，造意不行的罪犯，都拟判斩立决。奏请定夺，毋庸断给财产。（此例原系两条，一条是乾隆十一年，由聚众共殴条内分出，另立一条。（按此系补充律文所未备者。律法重视一家三条人命，所以不言一家两条人命）

译对于命案，以及不属于“一家三命”罪名的案件，因为制定了这一条例，即使拟判斩决，仍然要奏请皇帝定夺。这是因为属于律法之外加重处罚，所以极为谨慎。现行条例分为五项，其中三项需要奏请，两项未提及奏请，这与当初制定此例的本意不符。）其中一项是乾隆二十八年，西安按察使秦勇均上疏奏请制定的条例。乾隆五十三年进行修并。嘉庆六年、十一年又加以改定。

译谨按：此条例均不提及“从犯加功”的罪名，自然都拟判绞监候了。原本意图谋杀一人却实际杀害三人，律文注疏中已有明文规定，与此条例不符。

再者，律文后的总注说：“杀害非死罪的一家两人，或非一家而杀害三人者，与谋杀一人相比情罪较重，应拟判斩决，奏请定夺。”玩味其文义，大概是说谋杀一家两条人命及非一家三条人命，其情罪比谋杀一人为重，所以拟判斩决。这原本属于两项，并非另有“谋杀一人情罪较重”这一项。乾隆十一年，将“与谋杀一人者情罪较重”改为“与谋杀一人之情罪较重”，是“者”字误作“之”字，但文义仍然没有错乱。嘉庆六年，按语认为“谋杀情罪较重”就是指本欲谋杀一人，而实行者杀害三人案件中的造意者而言，究竟依据什么这样说呢？律注中明明说仍以临时起意杀害三人者为首犯，难道真的没看见吗？还是故意置之不论呢？连总注也未加留意，实在令人不解。杀害至三条人命，不能说不是情罪重大的案件，然而说下手者情重是可以的，说造意者情重则不可以，天下绝无无故杀人之理，何况多达三条人命呢。造意者只想杀一人，实行者为何杀到三条人命？这显然是下手者临时起意，不问可知。将起意杀死一条人命与起意杀死三条人命两者相比，其轻重本来就很清楚，修例时不加详察，任意妄改，于是导致诸多错误。律注遵行已久，遇到此类案犯，原本可以援引照办，不至于歧误。此条例施行后混淆不清，连律注中的几句话都成了虚设。

谋杀一家两条人命，律法没有明文规定，条例改为斩决，已经比律法加重了。此条例改为斩枭，未免太重，因为一故一斗的案件加重，遂将杀一家两条人命的案件也加重，似乎不太妥当。况且案情层出不穷，即使一事一例，也有不能概括之处，何必因为后案而更改前例呢。

再者，查杀非一家三条人命案件中，造意而未实行的罪犯，既然拟判斩决，下手杀人的罪犯，应拟判何罪。条例中为何并不叙明。而且既然按照律注纂定此条例，仍以“临时起意杀害三人者为首”这句话，究竟作何解释。造意者只谋杀一人，下手者竟杀死三人，这三条人命的死亡是由下手者而非由造意者造成的，这还用得着说吗。于是严惩造意者却反而将临时下手者置之不论，不仅轻重不得其平，也与律注明显相异。再者，此类情节与谋强行窃、谋窃行强也相类似。谋窃行强，没听说将造意而未实行的罪犯科以强盗首犯的罪行，为何唯独在此条另生他议呢。

《管见》说：如果原本谋杀一人，而实行者杀害三人，未实行的造意者，判斩。非造意者，以从犯未实行，减实行者一等论处。仍以临时起意杀害三人者为首。律注即本于此。大概杀害一家三人，罪应凌迟处死。非一家三条人命，罪应斩决。谋杀一人，罪应斩监候。此处只说造意者判斩，是照谋杀造意科以斩监候的本罪。下文说仍以临时起意杀害三人者为首，意思是杀一家则凌迟，非一家则立决。话语极明晰。改定的条例，将案件中造意而未实行的罪犯，拟判斩立决，属于错误。上一条多添了一个绞决罪名，这里又多添了一个斩决罪名。

杀一家三人 一，凡杀一家三条人命以上的凶犯，审明后，依律定罪。一方面奏闻，一方面恭请王命先行正法。

此条系乾隆五十五年，钦奉上谕，恭敬纂定为条例。

谨按：这是恐怕日久拖延诛杀的意思，与有司决囚等第门内逆伦重案的各条参看。

杀一家三人 一，为父报仇，除因愤怒逞凶临时连杀一家三条人命者，仍照律例定拟外，如果起意将杀父之人杀死后，被死者家属看见，担心其报官，复行杀害，致使杀一家三条人命以上的，必究明报仇情节。杀害非同时，与临时逞凶连毙数命者有别，将该犯拟判斩立决。妻子免其缘坐。

此条系嘉庆四年，奉旨恭敬纂定为条例。

谨按：杀一家两条人命，条例应判斩枭。此条例死系三条人命，虽然内有杀父之人一条人命，不以一家三条人命论，按两条人命也应斩枭，断产。拟判斩决，似乎有些参差。如果说终究是为父报仇起见，为何临时连杀三条人命，仍不免其凌迟呢。

这是不常有的事，以情理而论，除致毙其父的正凶不计外，以所杀的人数定拟，也可以自然与律载非实犯死罪三人之语相符合，也与将三人先后杀死则通论之律注相符合。

杀一家三人 一，凡谋故杀人而误杀旁人两三条人命，除非非一家者，仍从一科断。照故杀本律所拟斩监候外，如果系一家两条人命，拟判斩决，免其枭示。三条人命以上，拟判斩枭，均毋庸酌断财产。

译这条规定是嘉庆十七年，由刑部议定并批准确立的成例。

译谨按。此条例是针对自行动手杀人者而言的，如果有协助加功的罪犯，应当如何定罪量刑，条例中没有明确规定，应与下一条参照查看。

这一条是指因谋杀而误杀旁人一家两到三条人命而言，下一条是指因谋杀、误杀被害人的亲属一家两到三条人命而言。这一条专门论述首犯的罪行，下一条兼论协助加功者的罪行。这一条因误杀而从宽处理，似乎还算公平；下一条因误杀而从宽处理，未免过于纵容。

因谋杀而误杀旁人，如果不是同一家的两条人命，还可以按一条罪名定罪量刑。如果是三条人命也判处斩监候，似乎嫌太宽纵。应与“杀害三人非属一家”以及“本欲杀一人，而实行者却杀了三人的”那条条例参照查看。

因故意杀人而误杀旁人一条人命，是常有的事；如果误杀两条或三条人命，则是罕见之事。至于谋杀案件，有的是下毒，有的是认错人，往往有误杀旁人多条人命的情况。对于首犯，原本可以稍从减轻处罚；但对于从犯不问抵偿，未免过于轻纵。假如甲与乙、丙商量谋杀丁，或者丁的父子、兄弟、叔侄，乙、丙因为暗中辨认不清，导致将戊、己各自杀死，他们都有杀人的意图，都亲自实施了杀人的行为，免除他们的绞刑，似乎不太恰当。况且听从纠集殴打他人致死的，虽然是误杀，尚且应当抵命。听从下手协助加功的人，反而因为误杀得以从轻减刑，这是谋杀比共同殴打的定罪反而更轻，实在与律法原意不符。因为谋杀误杀旁人的条例在先有误，导致各条条例都出现错误，应与下一条参照查看。

与人斗殴，没有预料到伤势严重导致死亡的，称为斗杀。纠集约同数人，殴打致死一人的，称为谋殴。因此动手造成重伤的人与斗杀人的罪犯，都判处绞刑，终究不是有心致死，原谋只判处流刑。如果是谋杀，则意在致人于死，首犯和从犯都有杀人的意图，所以发起谋划者判处斩刑，动手协助加功者，无论人数多少，都判处绞刑，这是确定的法律。因谋杀而误杀旁人，首犯固然有杀人的意图，动手造成重伤的人也不能说没有杀人的意图，既然已经亲自实施了杀人的行为，反而只问流刑，即使误杀三条以上人命，也只判处发配，这是什么道理呢？在共同殴打致死两到三条人命的案件中，既然将动手致死的人各判处绞刑，那么首犯就没有死刑，加重判处军流，似乎还算公平。在因谋杀误杀的案件中，死者既然不是首犯想要杀的人，就与发起谋划不同。即使是由从犯动手造成重伤致死，怎么能逃脱亲手杀人的罪责呢？大概谋划杀甲却误及乙，在首犯那里原本有区分，在从犯那里则总是一致的，宽待首犯而严惩从犯，也是可以说得通的。两条条例都将首犯判处死刑，法律的不公平，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

杀一家三人：一，谋杀人而误杀被害人的祖父母、父母、妻子、女儿、孙子一家两条人命以及三条以上人命的，除了首犯仍然按照误杀旁人一家两条人命以及三条以上人命的本律，分别判处斩决、斩枭外，那些作为从犯动手造成重伤致死，以及知情买药的人，如果误杀一家两条人命以及三条人命而非同一家的，发往新疆当差。三条以上人命的，发往新疆，给官兵做奴隶。

这一条是嘉庆二十年，河南巡抚方受畴咨询王庭臣谋毒王不济，以致误杀王不济的妻子李氏及子女一家三条人命一案，编纂而成的条例。

谨按。上一条兼及故意杀人，这一条专门论述谋杀。

这里只有祖父母、父母、妻子、女儿、孙子，而没有兄弟及一切有服亲属，与斗殴及故意杀人门内的“原谋”一条稍有差异。如果杀死兄弟及功缌亲属等两到三条人命，是否以一家论处。记录供参考。

这一条例自然是指被杀的多条人命，都是误杀而言。如果有谋杀的人在內，似乎应以杀一家三人论处了。

因谋杀而误杀被害人的祖父等项，条例规定应仍依谋杀定罪量刑。如果已达到两到三条以上人命，不仅首犯不应以误杀旁人论处，那些动手协助加功的罪犯，如果仅判处发配之罪，似乎嫌太轻。死者是一家三条人命，抵命的只有一人，与聚众共同殴打致死一家三条人命的条例相比，似乎觉得轻重悬殊。

一家亲属三人同遭杀害，情节最为惨烈。虽然是由于首犯的谋划，但实际是由从犯的协助加功造成的。况且三条人命都是被害者的有服至亲，这与因谋杀误杀旁人不同。条例既然载明，仍依谋杀定罪量刑，其与谋杀本人只差一点。这类动手协助加功的罪犯，虽然不能立即判处斩决，酌情改为监候，也属于情理与法律上的公平。判处发配之罪，实在不够公平允当。

律法说：谋杀、故意杀人而误杀旁人的，以故意杀人论处。修订条例的人于是认为故意杀人没有关于从犯的文字，即使误杀多条人命，也只以一人抵命。在误杀门内，因谋杀导致动手的罪犯，误杀他人这一条，已觉得轻重倒置，这一条例更不可作为准则了。在同谋共同殴打致死的案件中，首犯和从犯都没有杀人的意图，尚且应当一命一抵；在谋杀案件中，首犯和从犯都有杀人的意图，却只以一人抵命，情理与法律难道应该这样吗？

谋杀律规定：发起谋划者判处斩刑，动手协助加功者判处绞刑。首犯和从犯都有杀人的意图，又恰好实现了他们杀人的愿望，所以一概判处死刑。同谋共同殴打致死，原谋判处流刑，动手造成重伤者判处绞刑。首犯和从犯都没有杀人的意图，没有预料到伤势严重导致

译人死了，所以将动手的人按抵罪处理，原谋者减一等。因为在谋杀误杀旁人的案件中，动手的犯人，其情节比同谋共同殴打更为严重，但定罪反而比同谋共同殴打最轻，这实在不公平。如果说既然对首犯定了故杀罪，就不能再对从犯定绞刑抵罪，那么也要问：首犯应当定故杀罪吗？因为他既然有阴谋杀人的心思，无论所杀的是谁，都应当问斩，那么谋杀的本律自然可以援引，何必特意设立以故杀论处的条文。如果认为死者终究不是首犯想要杀的人，不得不加以区别，那么不仅不应定谋杀罪，也不应定故杀罪，为什么呢？因为故杀多起于临时，与处心积虑致使他人死亡的情况不同。既然由从犯临时误杀，那么在动手之时，仍有致人死亡的心意，定为故杀，谁说不合适呢？如果转而归罪于作为首犯、发起主意的人，就与以故杀论处的律意不符。如果说以故杀拟斩，比谋杀加功的罪名反而重，这也不妥当，这是对的，也是不对的。因为谋杀律区分首犯和从犯，首犯已拟斩罪，从犯不便一律同等科刑，所以拟绞罪。然而伤重的拟绞，伤轻的也拟绞，一人动手拟绞，二三人动手也拟绞，看似宽缓实则严厉。故杀并没有首从之分，因谋误杀旁人，发起主意的犯人，既然不以谋杀论处，那么动手的犯人，也不以加功论处，科以故杀，就是首犯的罪责，而且只以一人拟抵，与谋杀的从犯不同。就像在同谋共同殴打的案件中，有临时故杀的，能不科以斩罪吗？律文不说以谋杀论，而说以故杀论，不仅误杀一命可以援引，即使到二命三命以上，也可以按照人数查明确定抵罪。修订条例的人认为律文中“以故杀论”一语，专指首犯而言，导致诸多阻碍。既然有所见解，不得不再次申说。

译唐律中没有因谋误杀人的条文，而《疏议问答》中有判处故杀罪的语句。如今律法以故杀论处，或许就是源于此，但究竟是让发起谋议的人拟判斩刑，还是让动手杀人的人拟判斩刑，都没有详细叙述清楚。如果发起谋议的人就是动手杀人的人，自然没有分歧错误。难以确定的情况是数人杀死一人以及杀死一家数条人命。如果让动手的人承担重刑，严厉惩处从犯而反而宽恕首恶之人，似乎不够公平合理。如果按照现在规定的条例，都让发起谋议的人承担重罪，但死者终究不是首犯想要杀死的人，也没有看到是情罪相符。误杀门内虽然有谋故误杀其人的祖父母、父母、妻、女、子、孙，都依照谋故本律定罪量刑的条例，而这一条是从下手之犯，并没有援引比照定拟，那个条例已经成了有名无实。试问下手的犯人，都不以加功论处，设立那条条例，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平心而论，这些下手加功的犯人，虽然说是从犯，但既然共同谋议杀人，死者又是他们致死的，拟判抵偿，似乎不算冤枉。如果说严厉惩处从犯而宽恕首恶，也不合适，不知道首犯谋议的是甲，如果甲已经被杀死，那么一个斩刑一个绞刑，自然属于正当办理。如今杀死的是乙，不仅甲没有被杀，而且身体也没有受伤，就判处首犯以发起谋议杀人的罪名，难道不担心他有冤枉吗。谋杀人而那人并没有死，与谋杀人而那人已经杀死，律法内有区别吗？没有区别吗。听从加功杀死首犯想要杀死的人，固然难以逃脱下手杀人的罪名，听从加功杀死非首犯想要杀死的人，难道就能免除下手杀人的罪名吗。甲乙都是由他们杀死的，自然都应该由他们抵偿，律法内有区别吗？没有区别吗。解释律法的人说以故杀论处，不以谋杀论处，因为不是真正的谋杀，不能用两条人命抵偿一条人命，这自然属于正确恰当、不可更改的论断，然而不能用两条人命抵偿一条人命，并不是一概以首犯论处抵偿，律意大概是说事由首犯下手误杀，首犯应该以故杀论处，事由从犯下手误杀，从犯也应该以故杀论处。首犯不称为谋杀造意，从犯也不称为下手加功，这话是为从犯说的，实际上也是为首犯说的。谋杀律内明确说杀死后才定罪，以区别于伤害而未死，定罪者，就是判处斩绞之罪。如果不问想要谋议的人是否已经杀死，就判处首犯以斩罪，假如误及的人，伤害而未死，也将判处从犯以绞罪吗？事由从犯下手致死，自然应该先将从犯的罪名定准，其发起谋议的人是否帮助动手以及是否在场，再行斟酌情节，分别定罪，才与律意相符。嘉庆六年改定的条例，以发起谋议者拟判斩刑，下手者定拟军流。此后两条人命三条人命的案件，也以发起谋议的人承担重罪，下手的人都没有死刑，于是导致一误再误，至今没有改正，甚至条例内载明误杀其人的祖父母等类，依照谋杀一条也置之不理，不仅条例与律法不符，即使条例与条例也互相矛盾。如今统观各条，越发觉得杂乱混淆，不能统一，罪名轻重，也有很多不公平，因此特意发表此议来质问世上读律的人。

再者，贼盗门律载，共同谋议做窃盗，临时没有行动，而行动者成为强盗，没有行动者的发起谋议者，分赃为窃盗首犯，不分赃为窃盗从犯，以临时主意及共同做强盗者，不分首从论处。又本门律注说，如果原本谋议杀死一人，而行动者杀死三人，没有行动者的发起谋议者，斩刑。仍然以临时主意杀死三人者为首犯，既然与本谋不符，就不能判处他为首犯的罪名。参照这两条律法，那么误杀旁人，不能判处发起谋议者为首犯斩罪，自然可以类推。

再者，比如谋杀人已经行动，因为遇到旁人劝阻，被从犯逞愤将其杀死，也将判处首犯以斩罪吗。这与误杀相差无几，误杀为什么以首犯拟判抵偿呢。如果说首犯不发起谋议杀人，从犯也不至于致误，那么杀死劝阻的人，也是因为首犯谋杀而起，为什么不归咎于首恶之人呢。

杀一家三人 一，凡是杀死同主的雇工，又杀死雇主达到三条人命的，如果其中有雇主两条人命，仍然分别有无主仆名分，各自按照凡人谋故斗杀一家两条人命及杀死家长本律本例定罪量刑。如果杀死同主雇工及雇主各一条人命的，不能以一家两条人命论处，仍然从一科断。

这条是道光二年，刑部议覆湖北巡抚杨懋廉题准定例。

谨按。奴仆雇工杀死家长的罪名，重于杀一家两条人命的罪名，虽然一条人命已应凌迟，两条人命也属于罪无可加。此例专为并没有名分者而言。

这些既然不以一家两三条人命论处，杀死有服卑幼主仆雇工三条人命，反而以一家论处，难道没有名分的雇工，转比有服尊长更亲近吗。

杀一家三人 一，杀死人命罪干斩决的犯人，如果有将尸身肢解，情节凶残的，加拟枭示。

这条是嘉庆二十二年，刑部遵旨，恭敬编纂为例。

谨按。似乎可以

译与下条“修并为一”相参看。

□与上条“欲求避罪”一条相参看。

译对于有心肢解尸体的人，即使是在杀人之后，也按凌迟论处；想要逃避罪责的人，仍按照本律处理。此处加重拟判斩首示众，且专门针对应当判处斩决的人而言，与上一条不同。

杀一家三人 一，凡是预谋、故意、斗殴杀人，罪行仅止于斩首或绞刑监候的罪犯，如果在杀人后挟带怨恨逞凶，将尸体的头颅和四肢全部割下，以及剖腹取脏并丢弃的，都各自按照本律例定罪，请求圣旨立即执行死刑。

这一条是道光八年，钦奉上谕，编纂为条例。

谨按。这也是肢解尸体的案件，与上一条情节相当。上一条是指罪行应当斩决的人，所以加重拟判枭首示众。这一条是指罪行应当斩首或绞刑监候的人，所以立即执行死刑，仅仅割下尸体头颅，似乎就不应执行死刑了。

杀一家三人 一，凡是预谋、故意杀死缌麻尊长一家两条人命的，斩决并枭首示众。殴打致死缌麻尊长一家两条人命的，拟判斩立决。

这一条是嘉庆十四年，议准定为条例。

谨按。上一层与普通人相同，下一层比普通人更重。

杀死缌麻伯叔父一家两条人命，或者其中是夫妻，或者其中是兄弟，都是他的缌麻尊长，才与此条例相符。如果两条人命中有一条是有服制的卑幼，或者有一条应按普通人论处的人，是否也引用此条例。记下核查。

杀死功缌卑幼一条人命的条例，应当断给财产的一半，缌麻尊长为什么反而没有明文规定呢。

杀一家三人 一，杀死一家非死罪三四条人命以上者，凶犯依照律令凌迟处死；凶犯的儿子，除了同谋加功以及有别项情罪的人，仍按照本律定罪外，如果确实没有同谋加功，查明被杀的家庭没有断绝后代的，凶犯的儿子，年龄在十六岁以上的，改发往极边足四千里安置；年龄在十五岁以下的，与凶犯的妻女，都改发往附近充军的地方安置。如果被杀的家庭确实断绝后代，将凶犯的儿子，年龄未到成丁的，送交内务府阉割。上奏说明，请求圣旨分赏。十六岁以上的，仍按照前例，发往极边足四千里安置。（如果在没有断绝后代的案件中，凶犯的妻子已经去世，其年龄在十五岁以下的儿子，暂时监禁，等到成丁时再行发配。女儿已经许嫁的，按照律令归其夫家，不必连坐。如果凶犯的妻子已经去世，其女儿年龄在十五岁以下的，交给其亲属领回，不必发配。）

这一条例原本有两条，一条是乾隆二十九年，刑部议准定为条例。三十三年修改。另一条是乾隆四十一年，山东巡抚杨景素审奏高塘州民王之彬挟嫌杀死董长海及王三麻子等一家六条人命，致使断绝后代一案，钦奉谕旨，酌定条例。四十四年、五十二年修改。五十三年删并。五十八年，嘉庆四年、二十三年修改。道光八年改定。

谨按。杀死一家三人的妻子，律令规定是流刑，乾隆二十九年，条例改为充军，已经比律令更严。四十一年，将四条人命以上的儿子，分别是否断绝后代，问拟斩决、斩候，比律令更严了。四十四年，又定有凶犯子嗣多于所杀人数的，将其年幼者发遣的条例。五十三年，又定有无论年龄大小，以及死者是否断绝后代，一体阉割的条例。虽然是从严，但没有斩决、斩候的罪名，则又比前例轻。平心而论，这些连坐的罪犯，按照律令都没有死罪，一概拟判斩决，未免过重。查叛犯的儿子，尚且只问拟为奴，为什么唯独这一条从严呢。改为阉割，大概是参用肉刑的意思。

再，五十三年，上谕认为这些凶残的罪犯，既然断绝了他人的后代，不可再让他们有后代，自然应当不留遗孽，才足以蔽罪，所以将凶犯的儿子，无论年龄大小，都解交内务府阉割，自然是不同意让他们有后代的意图。后来改为年龄未到成丁者阉割，十六岁的，并没有阉割的明文，则仍然留下遗孽了。而且只说儿子而没有提到孙子，即不在阉割之列，都与钦奉谕旨不符。

杀死一家三条人命以上，应当连坐的人犯，律令说妻子而没有提到女儿，说儿子而没有提到孙子，自然是不应当连坐的人。条例以被杀的人是否断绝后代，分别科断，其女儿一并连坐，已经与律意不符。如果将死者的儿子与孙子一并杀死，凶犯的孙子是否应当连坐，并没有明文。

妇女改发往附近充军的地方安置，与其他条例也显得参差不齐。

谋叛门叛犯的母亲，发往新疆种地当差，都是名例中所称的流囚家属。应当与那门条例参看。

采生折割人：卷首

凡是采生折割人的，（兼已杀及已伤而言。首）凌迟处死，财产断给死者之家。妻子及同居家口，虽然不知情，也流二千里安置。（采生折割人是一件事，谓取生人耳、目、脏腑之类，而折割其肢体也。这与肢解事同，但肢解者只想要杀那个人而已。这却是杀人而为妖术以惑人，所以又特别加重。）为从（加功

译犯此罪者处斩。（财产、家眷，不在没收、应流放之列。未直接参与行凶者，依照谋杀人律减等处罚。）如果已经实施但未曾伤人者，（主犯）也处斩。妻子流放二千里。（财产及同居家眷，不在没收、应流放之列）从犯（直接参与行凶）者，杖打一百、流放三千里。（未直接参与行凶者，也减一等处罚。）里长知情而不举报者，杖打一百。不知情者，不追究责任。告发并抓获罪犯者，官府给予赏银二十两。

译这仍是沿用明律，顺治三年添入小注，在康熙年间进行了修改。

条例

采生折割人：一、凡是从事采生折割等犯罪的人，如果有亲属告发，或者被捕获送到官府，对于已经实施犯罪的人，主犯不能免罪，但其连坐的妻子、子女以及同居家属，可以比照自首的律例免除罪责。

这条是律文后的总注。乾隆五年，另外编纂为条例。乾隆三十二年删定。

造畜蛊毒杀人：卷首

凡是制造、藏匿蛊毒，足以杀人的，以及教唆他人制造、藏匿蛊毒的人，一律判处斩刑。（不必实际用于杀人。）

○制造、藏匿蛊毒的人（不论是否已经杀人），财产没收归公，妻子、子女以及同居家属，即使不知情，也一律流放到二千里外安置。（教唆者的财产、妻子、子女等，不在此限。）如果用蛊毒毒害同居的人，被毒害者的父母、妻妾、子孙，如果不知道制造蛊毒的情由，不在流放远地的范围内。（如果是知情，即使是被毒害者，仍然连坐）如果里长知道而不举报，各杖打一百下。不知道的，不追究责任。告发并抓获罪犯的，官府给予赏银二十两。

○如果是制造魇魅、符书咒诅想要杀人的，（无论是凡人、子孙、奴婢、雇工人，还是尊长、卑幼）都按照谋杀（已经实施但未造成伤害）论处。因此导致死亡的，各自依照谋杀的法律处理。如果只是想要让人患病受苦（没有杀人的意图），比谋杀已行未伤减二等处罚。其中的子孙对祖父母、父母（不提及妻妾对丈夫的祖父母、父母，举出子孙以阐明大义），奴婢、雇工人对家长，都不减等。（仍然按照谋杀已行论处，判处斩刑）

○如果用毒药杀人，判处斩刑（监候。或者用药但未致死，依照谋杀已伤律，判处绞刑）。买了毒药但没有使用的，杖打一百下，徒刑三年。知情卖药的人，与犯人同罪。（如果犯人已死，减等处罚）。不知情的，不追究责任。

这仍是沿用明律。顺治三年添入小注。

条例

造畜蛊毒杀人：一、各种店铺人家贩卖砒霜信石，如果审明是知情故意贩卖的，仍然按照律例与犯人同罪；如果不查清来历，只贪图利益混合贩卖导致人命案件的，即使不知情，也将贩卖的人按照不应重律杖打八十下。

这条是乾隆三十年，河南巡抚阿思哈条奏确定的条例。原本载于杂犯不应为门，后来移附在此律下。

谨按。这是严厉惩罚混合贩卖的罪行。如果没有导致人命案件，似乎应该免除处罚。如果是毒药杀人，罪行不应抵命，或者是自行服食自杀的案件。是否一体判处杖刑的地方，一并留存参考。现在服用鸦片烟导致死亡的，十之八九，并不使用砒霜信石了。

造畜蛊毒杀人：一、凡是使用毒药毒鼠毒兽误毙人命的案件，如果放置药饵的地方，是人很少到的，或者放置在喂养牲畜的地方，并非预期杀人，实在是耳目思虑所不及的，依照过失杀人律收赎。如果在人经常经过的地方放置，因而杀人的，依照无故向有人居住的宅舍放弹射箭律，杖打一百下，流放三千里，仍然追缴埋葬银十两。

这条是嘉庆四年，刑部核覆陕西巡抚永宝审拟刘述盛毒猪，误毒邓添宜人命案中，编纂为条例。

谨按。此条例重在“无故”二字，所以仍然减等判处流放。毒鼠毒兽，不能称为无故，如果一律同等处罚，似乎嫌过重。而且放弹射箭，属于亲手杀人，而放置毒物在食物中，终究是由死者误食。假如用毒鼠的饵，辨认不清，误交给别人，以致服食丧命，又应当如何加重处罚呢。

□这类案件只应论断其是否毒鼠毒兽，不应以放置毒物的地方强行区分，假如人所罕到及喂养牲畜的地方，并非想要毒杀的鼠兽必到之处，那么放置毒物于此，意图何为。法律贵在诛心，也贵在推原情由，不便因为涉及人命，就应当加重办理。

□狂妄无知的人，随处放弹射箭，咨询其游戏，虽然没有杀人的心思，但实际已经亲自实施了杀人的行为，所以只减死罪一等判处流放，厌恶其无故放射。既然明确说是毒鼠毒兽，那么与无故就有区别了，而已经判处满流，又追缴埋葬银，实在嫌不妥当。

鬪殴及故杀人（独自殴打称为殴，有从犯，为同谋共殴。临时有意想要杀人，非人所知，称为故。共殴者只因为不知道，仍然只作为同谋共殴，这是故杀与殴同条，而与谋有区别的原因）：卷首

凡是鬪殴杀人者，不论用手足、其他物品、金属刀刃，一律判处绞刑（监候）。

○故意杀人者，判处斩刑（监候）。

○如果是同谋共殴人，因而致死的，以造成致命伤为重，下手（致命伤重）的人，判处绞刑（监候）。原谋的人，（不论是否参与共殴。）杖打一百下，流放三千里。其余的人（没有下手造成致命伤，又不是原谋。）各杖打一百下（各兼人数多寡及伤之轻重而言）。

这仍是沿用明律。律目、律文、小注，都是顺治三年添入的。

谨按。《唐律疏议》。鬪殴的人，原本没有杀心，鬪殴而使用刀刃，即有

译有害人之心。又说，虽然是因斗殴而起，但如果是间隔了一段时间才进行杀伤的，就按照故意杀伤的法律论处。这就是斗殴杀与故意杀之间的界限。明朝律法改为不论使用金刃还是其他物品，都算作斗殴杀，而没有“间隔时间杀伤”等说法，后来又将以有意杀害为故意杀，甚至造成十余处金刃伤，以及死者已经倒地，并且已经死亡没有还手，却肆意连续殴打的情况，也称之为斗殴杀，天下哪有如此认定斗殴杀的法律呢？

译□金属利器最容易伤害生命，伤人就应判处徒刑，杀人则按故意杀人论处，原本就与手足及其他器物不同。《大明律》以有意想要杀人为故意，如果供称无心致死，就不按故意杀人定罪量刑了。不以明显有证据的为准，而以有意无意为判断标准，似乎嫌不够恰当。

□下手重者判处绞刑，主谋满流，其余人满徒，《唐律》最为明确。《大明律》上两层与《唐律》相同，下一层与《唐律》不同，不知是何缘故。

□自从不问手足、其他器物、金属利器一并判处绞刑的律令施行后，故意杀人罪中就减少了十分之二三。自从“临时有意想要杀人，非人所知称为故意”的律注施行后，故意杀人罪中又减少了十分之二三。近百年以来，斗殴案件中情节稍有可原谅的，秋审都列入缓决，是从前应按故意杀人论处的，现在都不实际抵命了。每年这类案件列入情实的，不过十分之一二，虽然是慎重人命的用意，然而杀人而不抵命，未免过于宽厚了。

□再，亲手杀人而虚拟绞罪，并不实际抵命，已觉得过于宽厚。非亲手杀人，而死因是自尽，也判处死罪，且有拟入情实的，似乎嫌不够恰当。

条例

斗殴及故意杀人 一，凡是同谋共同殴打他人，除下手造成致命重伤者，依律判处绞刑外，其余共同殴打的人，审实是手持枪刀等凶器伤人的，发配近边充军。

斗殴及故意杀人 一，凡是同谋共同殴打的犯人，除下手者判处绞刑外，必须确实是造意首祸的人，才以原谋判处流刑。那些只是参与谋划而未造意的人，不得一概判处流刑。

这两条都是前明问刑条例。（首条原为边卫，乾隆三十二年，改为近边。万历十五年十二月内，刑部题奏律例应讲究的十六条中，一条说，律称同谋共同殴打他人，因而致死的，主谋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其余人杖一百。例称共同殴打的人，审实是手持枪刀等凶器的，也有致命伤痕的，发配边卫充军。然而军刑下死罪一等，岂能轻率入罪，今后审理同谋共同殴打犯人说……）

□按，此例重在第二层，后经删去，只留原谋一层，似乎可以一并删去。嘉庆十五年改定。

谨按。首条以其余人倘若达到折伤以上，也判杖一百，嫌于太轻，所以又制定了此例。

□只说枪刀等凶器，而未提及寻常刃伤，因为原定例意，本不是照斗殴门凶器伤人科断的缘故。只是那门已定有专条，那么手持寻常金属利器刀械，就不在拟军之列了。

□从前帮殴的其余人，无论伤之轻重，以及是否金属利器，均拟满杖。后来则全部按伤罪科断，是原例本因凶器而加重，后来则非凶器也加重，原例两条，首条意在从严，次条意在从宽，现在则都从严了。

□这两条似乎都可以删除。上一条已见于下纠众互殴内，下一条律已载明，无需引用。

斗殴及故意杀人 一，凡是审理命案，一人单独殴打他人致死，无论致命不致命，都拟抵偿。如果两人共同殴打他人致死，则以顶心囟门、太阳穴、耳窍、咽喉、胸膛、双乳、心坎、肚腹、脐肚、双胁、肾囊、脑后、耳根、脊背、脊膂、双后胁、腰眼，以及顶心的偏左、偏右、额颅、额角为要害，论抵。

这条是康熙五十一年，刑部议覆左都御史赵申桥条奏，并九卿议准定例。原载于检验尸伤不以实门，乾隆五年移附于此律。

《洗冤录》说，凡是聚众打人，最难定致命痕，如果死人身上有两痕，皆可致命，这两痕若是一人下手，则一人问抵。如果是两人下手，则一人偿命，一人不偿命，须是两痕中斟酌，得最重者为致命。最重谓先论要害处，次论伤痕浅深阔狭。又说，凡是伤多处，只指定一痕，系要害致命。又说，凡是相殴有要害之处，有致命之伤，顶心囟门等处，此速死之处，脑后肋胁等处，此必死之处，骨裂脑出，此致命之傷，致命之伤，当速死之处，不得过三天。当必死之处，不得过十天等等。应与此条参看。

谨按。要害之处最易伤生，较不致命处为重，所以定有此例，盖系指伤痕轻重相等者而言。如果致命伤轻，另有不致命重伤，当究明何种伤致死，不可只论伤之致命、不致命，与后条参看自然明白。

□律所谓致命，非专指部位而言，是说殴伤甚重，足以致人于死，所以叫致命，《洗冤录》所谓有要害之处，有致命之伤是也。后条分别当场、过后身死，未便拘泥此条。

斗殴及故意杀人 一，凡是同谋共同殴打，伤皆致命，如果当场身死，则以后下手重者，当其重罪。如果当场未死而过后身死者，

译应当查明何种伤害导致死亡，以造成重伤的人定罪。如果是原谋者共同殴打，也有造成致命重伤的情况，则以原谋者为首犯。如果致命伤较轻，则以殴打出致命重伤的人判处死刑抵命，原谋者仍按照律法判处流放。（按照律法，下手造成致命重伤的人判处绞刑，原谋者不论是否参与共同殴打，都判处流放。这两句话最为清晰明确，没有必要再添加致命伤较轻这一层意思。）至于混乱殴打不知先后轻重的情况，如果有原谋者，就以原谋者为首犯。如果没有原谋者，就以最先斗殴的人为首犯。

译此条属于律文后的总注，乾隆五年另行编纂为例，乾隆四十二年加以改定。

谨按：此例共分为三层，都是补充律文所未能完备之处。原谋杀人，不论是否共同殴打，按律应判满流。例文规定如果殴打造成致命伤，则应拟抵命，这与律意完全相符。

所谓“伤皆致命”、“何伤致死”、“亦有致命伤”，都是指致死的重伤。原例本来极其明晰，改定后的例文在“致命”之内又区分轻重，这是将“致命”二字专门指代部位而言，但实际上律文并非如此。因为律文中的“致命”，就是《洗冤录》中所说的致命之伤，既然已经致命，还能称之为轻伤吗？原例说“伤皆致命”，并不是指部位而言，因为比例在先，分别致命部位的例文在后，只是修例的人没有仔细查核罢了。

命案以造成致命伤为重，同属致命伤，又以最后下手者为重；对于过后致死的，只说致死及伤重，而没有“致命”字样，那么致命伤轻、而不致命伤重的，自然应以不致命的重伤拟抵命了。原谋与其余人殴打致伤，轻重相等，无法区分，无论先后下手，以及当时致死还是过后致死，都应以原谋为首犯，不能照律拟满流，因为原谋终究比其余人责任更重。

唐律规定，不同谋者，各自按照所殴打的杀伤情况论罪。疏议说，假如甲、乙、丙、丁没有共同谋划，因斗殴共同殴打伤了一人，甲殴打头部致伤，乙打脚致骨折，丙打手指致骨折，丁殴打未致伤。如果因头部创伤致死，甲得杀人罪，偿命。乙造成肢体折断，应判徒刑三年。丙造成手指折断，应判徒刑一年。丁殴打未致伤，应判笞刑四十。这就是各自按照所殴打的杀伤情况论罪，与同谋共殴的其余人减原谋罪一等是不同的。如果事情不可分，以最后下手者为重罪；如果是乱殴致伤，不知先后轻重的，以谋首及初斗者为重罪，其余各减二等，这样同谋与不同谋都包含在内了。明律只说同谋共殴人致死，其余人杖一百，对于不同谋者，其余人如何定罪，并没有明文规定。

唐律关于同谋共殴伤人一层、不同谋一层、事情不可分一层、乱殴不知先后轻重一层，本来极其分明，而且无所不包。明律只有一层，并且将“事情不可分”等语全部删去，实在令人不解。此例添入后下手，以及原谋初斗各节，与唐律后两层相符，只是没有“其余各减二等”的文字。而不同谋者，例文中也没有明文，是同谋与不同谋的人责任相等了，似乎显得不协调。

斗殴及故杀人：一，文武生员、乡绅，以及一切土豪、势恶、无赖棍徒，除了谋故杀人，以及戏杀、误杀、过失杀、斗殴杀伤人者，仍照律治罪外，如果有倚仗衣顶及势力，武断乡曲，或凭空诈赖，逞凶横行，欺压平民，那人不敢与他争辩，旁人不敢劝阻，将人殴打至死的，拟斩监候。如果受害人有杀伤行为，以擅杀伤罪人律科断。

此条系雍正二年，刑部遵旨定例，嘉庆六年增定。

谨按：与“刁徒讹诈”一条参看。此例重在致死人命，那条例重在被诈自尽。

此例本是为生员而设，后来又添入土豪势恶及无赖棍徒，即与刁徒讹诈毙命无异。条文中所称“凭空诈赖，逞凶横行、欺压平民”等语，与“凭空讹诈，欺压乡里”，也属相等，似乎应该修并为一。

生员是读书明理之人，如果欺凌百姓，殴人致死，固然应从重惩办，而谋杀较殴杀情节更重，为什么又照常治罪呢？如果说“除”字云云，是指并无欺压情形而言，而有倚势横行各情，将那人的谋故杀身死，条文中为什么又没有加重明文呢？

威力主使门内注明，豪强之人，因事捆绑主使，将人殴毙，其情节也不轻于倚势欺压，而情节非谋故，仍拟绞候，不立即加至斩罪，为什么唯独对文武生员，反而显得更严厉呢？“那人不敢与他争辩”两句，与威力主使相类似，那条律仍拟绞候，而这条拟斩，实在显得参差不齐。而且威力制缚主使的案件，其凶暴情形还有比谋杀更严重的，而斩绞罪名终究有一定，不可随意更改。当时所定的例，与律不符的很多，这是其中之一。

武断乡曲，倚势凌人，有犯未必就照凶恶棍徒定拟。杀死这类人犯，都照擅杀科断，似乎显得不协调，例文多系对举以见义，像这样的不一而足，然而似乎可以不必。

斗殴及故杀人：一，凡凶徒好斗生事，见他人斗殴，与自己毫无干系，竟敢约伙寻衅，迁怒于其父母，毒打致死的，照光棍例分别首从治罪。如果本身与人斗殴之后，仍寻殴报复，而迁怒于其父母的，毒打致死的，拟斩监候。

此条系乾隆五年，钦奉上谕，经九卿议论批准编纂为例。

谨按：谋故杀人者，斩

译斗殴、共同斗殴，以及凭借威势、力量主使他人殴打致死者的，判处绞刑，这是确定的律文。然而案件的情节千变万化，有的斗殴、共同斗殴案件中，理亏的一方反而占多数；也有预谋或故意杀人的案件中，理直的一方反而占多数。但斩刑与绞刑的罪名，仍然不容混淆。这条条例与上一条将绞监候改为斩监候，甚至有将斩监候加重至斩决的情况，实际上都属于斗杀罪的范畴。虽然条例严厉，但按照此条例定罪的，百中无一二，不过是具文而已。每年各省秋审中，谋故杀的案件，多的有一二百起，但按照此条例定罪的，从未见过，难道真的没有这类案情吗？再者，嘉庆五年，陕甘总督奏报李二娃因与李黎儿有詈骂之嫌，纠集李匣儿，预谋殴打以泄愤，导致李匣儿与李黎儿的父亲李万忠争殴，李匣儿札伤李万忠致死，将李匣儿依律拟绞。并说明李二娃同谋共殴，所殴打的人并非预谋的对象，问拟枷号杖责，刑部改为满流，纂为定例，与这条条例相矛盾，应参看。两案情节虽稍有不同，但纠集殴打其子，导致其父死亡则相同。一拟斩决，一拟满流，为何轻重相差如此之大。

译斗殴及故意杀人 一，凡是犯死罪判处监候的犯人，在监狱中再次行凶致人死亡的，按照前后所犯的斩刑、绞刑罪名，从重判处立即执行。

这一条是乾隆十八年，刑部议覆福建巡抚陈宏奏报的许皆图奸族婶洪氏，殴打许巧致死，在监狱中又殴打致死廖玉爽一案，钦奉谕旨，恭敬地编纂为条例。

谨按。这也是古人所说的不扰乱监狱和市场的意思。许皆这一犯人，是因为命案被判处绞刑监候的，所以办理从严。如果无关人命，以及擅自杀害案件中的绞犯，似乎应该稍有区别。然而既然说是犯死罪监候，自然应当一律同等量刑了。并且应该与捕亡门内斩绞人犯，在监狱中自号牢头，以及强横不法两条参看。

斗殴及故意杀人 一，凡是两家互相斗殴，导致死亡人命，除了尊卑服制以及死者人数不同，或是故意杀人、斗殴杀人，情罪不等，仍然按照本律定罪外，那两家各死一人的，如果确实是凶手本宗有服亲属，将应当拟抵的犯人，都免死减等，发配近边充军。如果原来殴打伤势轻微不至于死，过了十天后因风邪致死，以及在保辜正限之外、余限之内致死的，在军罪上再减一等，杖打一百，徒刑三年。如果有服亲属中，有一人不共同居住、不分担财产的，各自在犯人名下，追缴银二十两，给付死者之家。如果两家凶手与死者，都是共同居住的亲属，无需追缴埋葬银。

这一条是乾隆五年，安徽巡抚陈大受奏报蒋凡、卢秀两家互殴，各死一命案件中，附请定例，嘉庆六年修改，十九年重新确定。

谨按。两家内如果有一家是谋殴，那么就有原谋了，应当拟定什么罪名。再如如果一家是共殴，一家是独殴，帮殴的人如果伤害是由凶器造成的，又应当如何定罪。一并留存参看。

□乾隆十六年，按语定例的意思，原本是说两家之父兄子侄帮护互殴，导致各有被打死的人，那么一命可以抵一命。如果再各自拟抵，那打人者既然死于斗殴，而打人者又死于法，这是两家同死四人，情状值得怜悯。所以量情减等，不是说犯属相随帮殴，致死人命的，一概减免，这种议论自然情通理顺。只是两家各死两命，就不能援引照办了，这是两家共死八人了。轻则都轻，重则都重，这是什么说法呢。定例属于宽典，而且遵行已久，自然难以更改，只是与其他条款终究有参差之处。

□再，原来殴打伤势轻微，不至于死，过了十天后因风邪致死，以及保辜正限之外、余限内致死的，在本罪上再减一等，杖打一百、徒刑三年。这些情节属于应当依例减等，不必一概添入条例中。或者两造都是谋殴，一造原谋及帮殴伤重的人病故，或者一造凶手是老幼残废，或者遇赦减等，一造到官在后的之类，都可以按照办理。怎么能一一添入条例中呢。

□这一条重点在“各系凶手本宗亲属”一句。卢、蒋的案件也是因一时口角起衅，并没有纠集斗殴的情事，与两造互殴，导致多命死亡的情节，本来不同，乾隆十六年，按语已经明确说明了，为什么不载入条例内呢。

斗殴及故意杀人 一，凡是两家互殴致死一人，那律法应当拟抵的正凶，当时被死者无服亲属殴打致死，将殴打致死凶手的人，杖打一百、流放三千里。如果被死者是有服亲属殴打致死，再减一等，杖打一百、徒刑三年。仍然各自追缴埋葬银二十两，给付被杀凶手之家。

这一条是乾隆二十五年，江西巡抚阿思哈审拟郭宙案件中，附疏声请，以及二十六年，议覆湖北布政使亢保条奏案，以及湖南巡抚冯钤审拟杨启容案，汇纂为条例，嘉庆十九年重新确定。

谨按。互殴毙命的案例大多从严，而这一条反而从宽，实在不可理解，假设两者都是纠约多人，各死一人，按照此定拟，不过问拟军罪，那原谋首犯如何定拟。没有明文，是否照律拟流，还是减为满徒之处难以悬断，再或者一造有原谋，一造是仓猝抵御，没有原谋，又将如何科断。而且广东等六省纠众互斗的案件，纠众至四十名以上，导致打死对方一人的，首犯发极边足四千里充军。如果照比例定拟，如死者各是凶手有服亲属，殴打死人的人，问近边充军。纠人的人，反问足四千里充军，似乎嫌参差。如果照彼条定例，将殴打死人的人，拟以绞抵，又与此例不符。法律是确定不变的法度，忽而有意从宽，又忽而故意从严，所以不免彼此抵牾。再斗殴门内祖父母、父母被杀，子孙杀死行凶手的人，分别勿论，以及杖打六十。其余有服亲属也仅拟满杖，与这一条科罪迥殊。或者彼是寻常口角，杀死正凶的人，并未在场争斗，这是两家互殴，杀死正凶的人，也是听纠同往之人

译因此科处的罪名有所不同，只是律例终究存在分歧，应当明确界定哪些情况拟判杖刑，哪些情况拟判徒刑或流刑，才能避免歧义和错误。此条例明确是指双方聚集众人互相斗殴而言。杀死正凶的罪犯，也是听从纠集在场逞凶的人，所以不能按照斗殴律拟判杖刑，而是酌情拟判徒刑或流刑，以示区别。似乎应当在条例中修改得更加详细明确，再增入“如果不是聚众互殴，仍按照祖父母被杀、还杀行凶人的本律定罪”的内容。将条例开头改为“两家聚众互殴，致死人命，无论双方死者人数多少，其列应拟抵之正凶”等字样，留存以待参酌。

译其次，上述各条均属于应抵命的罪犯，因从宽免死减等发配军役，所以各自追缴埋葬银两。这一条虽然分别减等为流刑或徒刑，但死者均为杀人应抵命的正凶，与彼条不同，似乎无需追缴埋葬银两。条例中所谓“各追缴”等语，自然是指杀死正凶、不应抵命的那一方而言。如果拘泥于只要减等为流刑或徒刑，就应追缴埋葬银两，那也不知晓杀死其他罪人尚且不追缴埋葬银两，何况是应抵命的正凶呢。

斗殴及故意杀人：一、凡是纠集众人互殴，致人死亡二命或三命以上的案件中，对于持金刃器械伤人的从犯，除确系被纠集之人，以及纠集人数不满五人者，仍依照各自本例定罪外，如有辗转纠集人数达五人以上者，无论其是否伤人，均照原谋律杖一百、流三千里。（若系持凶器伤人，仍照本例拟发军役。）若是突然遭遇在场帮护，经查实并非预先纠集械斗，以及互殴致死亡一命以上的案件中，有持凶器及金刃伤人者，各自照凶器金刃伤人的本律本例定罪。其余从犯仍照从犯的科断标准处理。

此条系乾隆四十一年，刑部议复云南按察使汪圻条奏所定的条例。（按，此条专为纠殴致毙二命以上案件中的从犯而言。原奏专门论述持械殴人，部议添入辗转纠集人一层，是代为纠人助势，以及金刃伤人，均应判处满徒刑。且人数达五人以上，统指在场共同殴斗者而言。辗转纠集人，虽所纠之人未达五人，也拟满徒刑。如从犯中有一人纠集人的，拟满徒刑；有二人纠集人的，也拟满徒刑。并非说纠集约定的人必须达到五人，才拟满徒刑。总系严惩凶徒结伙群殴之意。）乾隆五十八年修改。嘉庆十四年修订。

谨按。此条在原谋之外，又多增加了一个原谋。

三命以上的原谋，另有加等之意。辗转纠集人者，既然明言满流，即不在加等之列了。第一命拟杖刑，第二命拟流刑，罪名相差太悬殊。况且原谋例得从一科断，从犯却加至数等，可以吗？其次，原例将从犯中，只要经纠集人助势，以及金刃伤人者，都拟满徒刑，本系从严惩办。五十八年，因从犯中有辗转纠集已达五人者，不便仅拟满徒刑，加重改为拟流三千里，较原定之例更严。后来未将原例陡增三年一层叙明，只说仍依各本例问拟，看去反而不分明，今详加察核，所谓依各本者，谓即指四十一年之例。金刃伤者，拟徒三年，纠人助势者，也拟徒三年。只是四十一年之例，已经删改，则徒三年这一层，即属无从引用，而又作为除外之笔，且必有认为照从犯拟满杖者。修例时，若不详慎，必致互相参差。试取两案原奏观看，其过失自见矣。

斗殴及故意杀人：一、凡同谋共殴人致死，如被纠集之人殴死其所欲谋殴之父母、兄弟、妻、女、子孙及有服亲属者，除下手致死的罪犯，各按本律例拟抵命外，其起意纠殴的罪犯，不问是否共殴，仍照原谋律杖一百、流三千里。若殴死非其所欲谋殴之人，亦非其所欲谋殴之父母、兄弟、妻、女、孙女、子孙及有服亲属，将起意纠殴的罪犯，不问是否共殴，照原谋律减一等，杖一百、徒三年。

此条系嘉庆五年，陕甘总督松筠题为李二娃挟李黎儿詈骂微嫌，约李匣儿谋殴泄忿，致李匣儿与黎儿之父李万忠争殴札伤，李万忠心死，纂辑为例。（按，此案纠殴其子致纠往之人殴毙其父，已不照中甲之案办理矣。而彼例仍存不论，未免参差。如此者尚多。）嘉九年改定。

谨按。此例原谋分别问拟徒、流，自为允协，所难者，是一家二命之案耳。假如甲与乙有嫌纠同丙丁等将乙殴死，并致纠之人将乙之有服亲属同场殴死一命，死者既系一家，即不得不照一家命论。作何治罪。此处并未议及若照率先聚众共殴致死一家二命例定拟，未免太重如照从一科断例拟流死者究属一家又与例载致死二命非一家者有间即加重拟军亦与率先聚众之例不无参差究竟彼条是否谋殴二人即行殴毙二命方为合例抑或谋殴一人致殴毙二命不得照彼科罪之处疑难臆断罪名出入关系甚重此等处慎无轻率定断也。

其次，如谋殴三人，以致殴死二人，则应一家二命论。谋殴二人以致殴死一人则应以一命论。若谋殴一人而殴死二命岂得不以二命论乎。

殴死其人之亲属，与殴死其人无异故原谋一体问流。非其人之亲属则减等拟徒所以示

译这是有所区别的。对于亲手行凶的人，无论受害者是亲属还是旁人，都判处绞刑，因为受害者都是被其殴打致死，都应当以命抵命。然而，若是谋杀旁人，下手行凶的罪犯反而得以减刑流放，这实在是不公平、不合理。

译□误杀门内记载，因谋害、故意斗殴而误杀他人的祖父母、父母、妻女、子孙一人，依照谋害、故意斗殴杀人的本律定罪。杀一家三人门内也只提及祖父母、父母、妻女、子孙，并没有其他亲属。在有司决囚等第门内，误杀他人的祖父母、父母、伯叔父母、妻、兄弟、在室女，一律不准减等一次，均与此条不符，似乎应当修改以统一标准。

斗殴及故意杀人 一、凡审理共同殴打案件中下手应判绞刑抵命的人犯，如果在未经到官府之前，遇到原谋主及共同殴打的其他人中，有殴打致人致死重伤的人，确实是因为本案畏罪自尽，以及到官府以后、案件未结之前，在狱中病死，或在押解审讯途中因而病故的，准许其抵命。将下手应判绞刑的人，减等判处流放。如果是发配后案件已结才身故，或事前在家病亡，或因其他缘故自尽，与本案毫无关联的，不得滥引此例，仍将下手的人依律判处抵命。

此条是前明万历十六年奏准定下的条例。（万历十六年正月，都察院左都御史吴因律例未明确、未尽条件，乞请酌议等因内一条说，今后审理录官员，凡审理共同殴打下手应判绞刑的人犯，如果在未结之前，遇到原谋主、助殴致人重伤的人，在狱中病死，或在押解审讯途中病故的，准许其抵命。如果是发配后案件已结，在家病亡的，不得滥改抵偿，仍将下手的人依律处决。）乾隆五年、三十二年、四十二年、五十六年依次修改，嘉庆六年改定。

《辑注》说，原谋主、助殴的人，在狱中病死、病故，即准许抵命。大概律意只想要一命抵一命，他们死于殴打，此人死于狱中、途中，都不是正常死亡，足以相抵。况且原谋主、助殴者，都是同样该死的人，既然已经因此而死，如果仍然绞杀下手的人，就是用两条命来抵偿了。此例补充了律法的不足，可以说是仁义到了极点。

谨按。明代的条例也有过于严苛的地方，而万历十六年所定的各条都是宽厚平和，且担心深刻者使人受重刑，所以对于罪名极重而稍涉疑似的，都定立专条，明示界限，钦恤之意溢于言表，是肃杀中的和风霁月。

□原谋主，是罪应判处流放的。助殴致人重伤的人，（即第一条所说的，执持凶器，也有致人重伤的。）是罪应判处充军的，都距离死罪只差一步。所以在狱中病死，以及在押解审讯途中病故，都将下手的犯人减等判处流放，以显示一命不容两抵的意思。只是案情层出不穷，有有原谋主的案件，也有无原谋主的案件，有助殴与正犯伤痕都是金刃的，也有助殴伤痕都是其他物品及手足的。如果不是凶器，向来都依照余人的律法，判处杖刑一百，后来金刃伤痕依照本律判处徒刑，其他物品、手足仍判处满杖。杖罪并不押解审讯，徒罪也只押解到府，并不押解到省。中途病故这一层，自然属于少见之事，况且徒罪以下的人犯患病，条例准许保出医治，更没有在狱中病故的情况。这些助殴致人重伤的人身故，既不是在狱中病死，也不是中途病故，就立刻将下手的犯人减等判处流放，似乎与条例的意思不符。只是其他物品、手足殴打人致死的案件，比起金刃殴打人致死的案件，情节较轻。同样是金刃的案件，助殴者病故，正凶得以判处流放。同样是其他物品、手足的案件，助殴者病故，仍然实行实抵，也不得其平。假如两人共同殴打一人，都是其他物品，或都是手足伤痕，都是致命，也没有轻重可分，因为正凶是后下手判处抵命，一个判绞，一个判杖，相差本来悬殊，而生死又界限在细微之处。杖罪的人犯，不仅是押解审讯中途病故之事绝无仅有，即使在狱中病死的，也属罕见，纵或有之，也必改为提禁在保身故，以免处分。让其狱中病死，就触犯不立即验看保释的条款，（依照淹禁律治罪，见凌虐罪囚门）。因为不是狱中病死的案件，也将正凶减等免抵，又与此条例文互相矛盾，这些地方颇费斟酌。同治九年，部议最为详细，宜参看。

□寻常命案越办越宽，此例定于前明万历年间，迄今几乎三百年，自不能无故改重。然而案情层出不穷，全在司法者斟酌情节轻重，自无枉纵。情节稍轻的，照此办理尚可，如果情凶近故的案件，立刻判处减等，似乎嫌过宽。

同治九年，部议。

□查此条例文，是就前明旧例节次添纂改定的，推究原定例的意思，确实因为原谋主是首祸的犯人，其殴打致人致死重伤的余人，也与正凶所殴打的伤痕轻重相等，先后只争呼吸，罪名就判生死，其间毫厘千里，界限在细微之处。遇到这些原谋主，以及助殴伤重的人，或畏罪自尽，或在狱中病死，或在押解审讯途中病故，都属于不得好死，所以条例准许抵命。下手的人，得以

译量刑时减等拟处流刑，原本是不以两条人命抵偿一条人命的用意，但必须确实是因畏罪而自杀，确实是在监狱中病死，以及在押解审讯途中病故，才能依照惯例减等处理，所以条例中又规定，如果案件已经判决发配，或者在案发前在家病亡，不得随意引用此例，这是为了重视人命、防止宽纵。只是案情层出不穷，条例也多次修改，追溯查考以前的旧例，本门内只有三条。一是共同殴打他人的人，审定为持有枪刀等凶器，且有致命伤痕的，发配边远地区充军。二是确实是策划发起祸端的人，才按原谋拟处流刑；殴打致人重伤且持有凶器的，才按条例拟处遣戍。第三条就是这一条。其条例文字说：原谋和协助殴打致人重伤的人，如果在狱中病死，或在押解审讯途中因此病故的，准许抵偿人命。所说的协助殴打致人重伤，就是指上一条中持有凶器、殴打致人致命伤痕的情况，因为这类罪犯与原谋，罪行都在军流以上。军流罪例应收监押解勘验，他们与死刑只差一步，一旦在监狱或途中病故，所以准许抵偿人命。如果只是用金属利器伤人，以及用其他物品或手脚协助殴打的罪犯，其罪不过杖刑或徒刑。杖罪例不收监，也向来不押解勘验，即使是徒刑罪犯患病，也应保出调治，并且有如果不立即保释，将承审官按淹禁律治罪的明文规定，因此杖罪以下的罪犯，不仅押解审讯途中病故的案件不常有，即使在监狱病死的案件，也必定没有。乾隆年间修例时，在“助殴”下添入“亦足致死”四字，嘉庆年间，又改为“殴有致死重伤”，至于“监毙在狱”等项，是否专指流罪以上而言，并无明文规定。假如遇到正凶和其余人所殴打的伤痕，都是金属利器所致，或都是其他物品手脚所致，轻重不太悬殊，却有的拟处死刑，有的拟处徒刑杖刑，罪名判若天渊。如果因为这类协助殴打的其余人取保病故，并非在狱中病死，仍将下手之人拟处绞刑抵命，这是伤情较轻的案件，其拟定的刑罚反而比伤情多且重的案件更严，办理起来多有窒碍疑惑。因此本部遇到这类案件，如果其余人与正凶所殴打的伤痕不太悬殊，即使是在取保期间病故，向来都参照在狱中病死的条例，将正凶减等定罪，以显示罪疑惟轻的意思。再查此条例文义分三层，原谋和殴打致人致死重伤的人，在未经到官府之前，畏罪自尽为一层。到官府后，未结案之前，在狱中病死为一层。押解审讯途中病故为一层。“因而”二字是专指押解审讯途中而言。因为这类押解审讯的罪犯，经过州县，例应收监，或因收监而死，或来不及收监，在途中死亡，情形不一，所以载有“因而”二字。如果拘泥于条例文字，认为不仅说“在狱中病死”和“押解审讯途中病故”，而唯独说“因而病故”，于是认为“因而”二字是统承上文“到官未结”而言，说不必在监狱或途中，凡是到官府以后，未结案之前，因而病故的，都可以准许抵偿人命。这不仅使条例中“在监在途”两语成为虚设，也完全失去了定例的本意。

译斗殴及故意杀人：

一、共同谋划并殴打，导致两人死亡，且死者不属于同一家庭的，原谋者按照“从一科断”的原则定罪，拟判流刑满配。如果原谋者在监狱或押解途中病故，以及因本案畏罪自杀的，准许其抵命。将动手致死的应绞之犯，一律减等拟流。如果导致非同一家庭的三人、四人以上死亡，原谋者按照惯例，根据致死人数依次加等定罪量刑。动手致死的人，均各按照惯例拟判抵命。如果原谋者在监狱或押解途中病故以及畏罪自杀的，动手致死的人均各按照惯例拟判抵命，不准减等。

这条规定是嘉庆六年，刑部议准确定的条例。

谨按：死亡涉及两条人命，因为原谋者一人病故，凶犯二人均准许减等，未免过于宽纵。而且死者两条人命，未必都是原谋者想要殴打的人，可能存在谋划殴打甲，却因乙拦阻，导致一并殴打致死的情况，这样甲有原谋，而乙没有原谋，一概减等，似乎不妥。原谋者及协助殴打致伤重的人病故，正凶准许减等，本属于一时的宽典，也是不忍心用两条人命抵偿一条人命的用意。如果死亡涉及两条人命，似乎难以与一条人命相提并论了。如果说原谋者可以“从一科断”，动手者也可以一体减等拟流，假设两人都是被同一人动手殴打致死，也可以“从一科断”，就立即减等吗？再如导致两条人命死亡，没有原谋者的案件，一条人命中有重殴致伤重的人，势必一人减等，一人仍拟绞刑抵命。因为一个条例而增添数个条例，而增添的条例仍有不尽善之处，由此可见律例不可随意增添。平心而论，一条人命可以照旧例，两条人命则不行，这也是简捷的一种方法，岂不省去许多枝节吗？两条人命、三条、四条人命都有条例，而三条人命并没有协助殴打致伤重这一层，也可以知道了。

斗殴及故意杀人：

一、共同殴打的案件，除了导致一两条人命死亡，遇到有原谋者，以及协助殴打致伤重的其他人，在狱中病故，与押解审讯中途病故，或因本案畏罪自杀的，仍照例准许其抵命，将动手应绞之犯减等拟流外，其余谋杀、故杀、火器杀人、威力主使制缚，以及有关尊长尊属服制的案件，悉照本律本例拟判抵命，不得随意请求减等。

这条规定是嘉庆二十二年，刑部议覆河南巡抚文翰题奏刘大兴等被鸟枪打伤身死，抓获犯杜殿选一案，题准确定的条例。

谨按：主使与谋殴情节虽然不同，但判处绞罪则相同。谋殴的案件，既因为首祸之人病故，得以认定减等，主使的案件，似乎也可以因为动手之人病故，免除其抵偿。如果说主使者情节较重，那谋殴者难道情节较轻吗？案件并非谋杀故杀，终究不允许用两条人命抵偿一条人命。况且以主使人拟判抵命的，律法说动手之人如果不是其卑幼，就是奴仆，有迫于不得不从的情势，所以严惩主使而宽待动手。如果父兄主令子弟将人殴打致死，子弟已经病故，父兄仍不准减等，这是用父子兄弟两条人命抵偿死者一条人命了，似乎显得参差不齐。而且如果父兄纠集子弟将人殴打致死，与主使只相差一点，一个准许抵命，一个不准抵命，其道理何在？

再，听信纠集而致人死亡的案件，秋审未必都是缓决。威力主使的案件，秋审也未必都拟判情实，存在听信纠集而入情实，主使而入缓决的情况，不可枚举，哪里见得主使一定重于听信纠集呢？

斗殴及故意杀人：

一、十岁以下幼童，因救护父母被凶犯立即打死者，按照谋杀十岁以下幼童的条例，拟判斩立决。

这条规定是嘉庆二十一年，刑部钦奉皇上谕旨，恭纂为条例。

谨按：这条罪名颇重，而条例文字未尽详明，究竟是故杀还是斗杀，很难凭空推测。

谋杀十岁幼童的条例，已经过于严厉，这并非谋杀，却按照谋杀定罪，尤其觉得过重。

杀人者死，律法只分别谋杀、故杀、斗殴，并没有分别死者年龄的文字。即使斗杀律内金刃、他物、手足，都拟判绞候，也没有区分，为何唯独对幼童故意加重。况且老人与幼童相当，导致老人死亡的案件，为何也不加重呢？

这条规定是指故杀而言。如果实时殴打致死，是否也拟判斩决或故杀。越日才死亡，是否应与立即死亡同拟斩决。都应斟酌核实。

斗殴及故意杀人：

一、广东、福建、广西、江西、湖南、浙江等六个省份纠集众人互相殴打的案件，除了寻常共殴谋殴，虽然人数众多，并非械斗，以及台湾械斗的案件，仍各照旧例办理外，如果审实是预先敛集费用约定日期械斗仇杀，纠集众人至一二十人以上，导致对方死亡四条人命以上者，主谋纠斗的首犯，拟判绞立决。三十人以上，导致对方死亡四条人命以上，或者不足三十人，而导致对方死亡十条人命以上，首犯拟判斩立决。四十人以上，导致对方死亡十条人命以上，或者不足四十人，而导致对方死亡二十条人命以上，首犯拟判斩立决，枭首示众。如果所纠集人数虽多，导致对方死亡一条人命的，首犯发配极边足四千里充军。两条人命的，实发

译斗殴及故意杀人：第一，在广东、福建两省械斗案件中，如果有将宗祠田产、谷物贿赂用来顶替凶手、挑起争端进行械斗的，在审理查明后，除了对主谋买凶的罪犯严加追究、定罪量刑外，查清该族的祠堂产业，酌情保留几十亩祭祀田产，作为祭祀费用，其余田亩及所存银钱，按家族分支分散。如果族长、乡约不能指出敛财买凶的人，族长按照共同斗殴原谋的条例，判处杖刑并流放，每致死一人加一等，最高罪止发配新疆为奴。乡约在杖六十、徒刑一年的基础上（按，乡约如何判处徒刑一年，并未叙述清楚），每致死一人加一等，最高罪止杖一百、徒刑三年。

这两条是道光二年，刑部奏请皇帝批准定下的条例。

谨按：此条例专为械斗致死多命而设。

台湾械斗并无专门条例。道光二年，刑部原奏中有福建省奏称纠集十人以上，致死一两条人命的首犯，按照原例斩决的话。经查，这是乾隆五十三年，筹办台湾善后事宜奏折中奏明遵办的，等待两年后，或许知道畏惧法律，再按旧例办理。所以此条例原专为台湾械斗而设，并非将内地械斗案件，一并照此办理，因此原奏中将台湾械斗这一层，归入删除笔迹。

有敛集费用约定日期进行械斗，没有的则属于寻常共同斗殴、谋殴。只是斗殴门内还有沿江滨海鸣锣聚众一条，也是械斗专门条例。此外自称枪手一条，豫省南阳汝宁一条，本门内聚众互殴，致死二三命以上一条，都应参看。

豫省南阳，安徽凤阳等处斗殴案件，对伤害严厉而对死亡略轻，这六省又对死亡严厉而对伤害略轻，那沿江滨海一条，又有在这六省之外的，我私下认为械斗致死多命的案件，其他省份有犯，都可以一例办理，无需为这六省另立专门条例。就像辗转纠人，人数达到五人以上，按照原谋问罪定罪一条，也是云南及江西省奏准而定例，为什么并没有云南、江西省字样呢。

沿江滨海一条，将双方为首，以及鸣锣聚众的罪犯，判处满流，是起意者作为首犯论处，鸣锣者，也应作为首犯论处了。玩味条例内“及”字，可见伤人者满徒，未伤人者满杖并加枷号，均指聚众斗殴未致死而言。此条已致死多命，伤人、未伤人的罪犯，各按本律例分别治罪，是否按照那条治罪。还是仍按照共同斗殴及谋殴本律之处，未经议及。鸣�聚众，以及本门致死二、三命，辗转纠人的罪犯，均以原谋为首论处，此条例也未议及。

原定条例，严惩主谋而宽待从犯，下手伤害多的，仍应缓决，即使伤人者，也应减本罪一等。说既然严惩首恶，听从的罪犯都可以稍从末减。只是杀人案件中，伤少而轻的，列入缓决，原本属于酌情办理。伤人者，也能减等，不仅科罪比寻常共同斗殴为轻，也与律意不符，适宜其不久后又改易。

条例内预先敛费约定日期械斗仇杀等等，大概统指双方而言，说这一方与那一方约定日期，双方均系敛费纠众，所以称为械斗，与寻常共同斗殴谋殴情节迥异，即使科罪也各有不同。只是那一方仓猝抵御，并非有心械斗，则为此方谋殴，而非双方械斗可知。条例只说仍照共同斗殴本例科罪，是否统指双方而言。还是专论那一方。这一方仍应以械斗论之处，声叙尚未明晰。条例首寻常谋殴，虽人数众多，也不以械斗论。如果致死人命过多，首犯是否应与寻常原谋论断之处。也未叙述清楚。假如这一方纠众四、五十人寻殴，那一方仓猝抵御，各毙四命以上。以谋殴而论，这一方原谋决无死法。以械斗而论，这一方原谋即应斩枭。至于那一方仓猝抵御，如有纠众之人，或鸣锣， or 喊叫，是否以原谋论罪之处。出入关系很重大，尤应详慎。似乎应将条例首删除笔迹删去，修并于仓猝抵御之内，以区别于械斗者而言，较为分明。或改为如无预期敛费等等事情，虽人数众多，仍应以寻常谋殴论。至于那一方仓猝抵御，并非有心械斗者，无论人数多寡，以及致死三、四命以上，均各照共同斗殴本律问罪定罪。

我私下认为预先敛费这一层，是指贿买顶凶而言。约定日期械斗仇杀等等语，系统指双方而言。说既然已定准日期，纠定人数，双方均有主谋之人，各有械斗之心，所以不照寻常谋殴定拟。特争斗时，强弱情形不同，所以死有多寡之不等。如果这一方纠人谋殴，不让那一方知觉，则与约定日期械斗有间了，那一方仓猝之间，聚众抵御，不仅与械斗不同，与谋殴也属有间，不仅那一方不应以械斗论，即使这一方也不应以械斗论。条例意本系如此，只是广东等六省凶悍之徒，动辄聚众凶猛斗殴，以致

译残酷杀害多人，如果必须查明有聚敛费用、约定日期等情节，才按照持械斗殴的罪名定罪量刑，这也只是有名无实，反而开启了多方开脱罪责的端倪。就像江西省目前办理的案件，哪里曾有聚敛费用、约定日期的情事，却仍然都按照持械斗殴来办理，这与该条例已经不符，又不便按照寻常共同殴打来定罪量刑，导致条例与判例相互矛盾，似乎不如明确划定项目，以免纠葛不清。

译第二，寻常纠众斗殴的案件，不过是谋杀一人，所纠集的人也只不过数人而已。如果纠集邀请四五十人以上，与对方凶狠斗殴，那么与谋殴一人的情节大相悬殊，这类纠集众人的人，即使没有约定日期、敛集资财的情节，也应当从严惩办。因为谋殴一人，不一定立刻就有致死的意图，而聚集众多人持械凶殴，就难以保证没有杀伤多人性命的事情。因此，寻常纠众斗殴的案件，其偶然导致毙命，或许不是原谋意料所能达到的。纠众械斗的案件，其导致多人性命丧失，已经在原谋的意图算计之中，这与谋杀的情节能有多大差别呢？这条本是为杀毙多命从严而设，却一定要添入约定日期、敛集资财等各种情节，那么没有这些情节，以及虽有这些情节却无法查究出来的，就仍然按照寻常谋殴的条例定罪，试问想要殴打的人，究竟是谁呢？死者，究竟是原谋想要殴打的人吗？平心而论，纠集众人已经达到数十人，死者又达到四命以上，不是械斗又是什么。似乎应该特别设立专条，将审出有预先敛集资财、约定日期以及贿赂买通顶罪等情节的，提出另行叙述。有这些情节，无论双方毙命多少，将主谋为首之犯均判处斩决。四命以上，加判枭首示众；没有这些情节，按例应判绞决的，改为绞监候；应判斩决的，改为绞决；应判斩枭的，改为斩决。留存以待考察。

《处分则例》。

第一，愚昧百姓因事忿怒争执，执持器械，互相格斗，致有杀伤的，称为共殴。或者事端起于一时，纠集众人前往殴打以泄愤，虽然也执持器械，互相杀伤，但双方并非约定日期会斗的，称为谋殴。这两者仍准许按照命案条例开列参奏，不在械斗之列。如果州县官将真正的械斗案件，隐瞒不报，或者改作共殴谋殴命案，分起开列上报的，都革去职务。

斗殴及故意杀人 第一，广东省纠集众人谋殴致毙人命的案件，原谋应按致毙对方人数的多少，分别照例治罪。倘若纠集前往的人，只被对方致毙的，无论死者人数多寡，以及对方有无原谋，将这一方起意纠集前往的人，按照沿江滨海持枪执棍混行斗殴首犯杖流例，拟杖一百、流放三千里。

这条是道光三年，广东巡抚陈中孚咨请准定的条例。

谨按。这是指广东一省而言，似乎可以改为六省通例。

六省严于其他省，福建、广东严于六省，这条广东尤其严于福建。

斗殴及故意杀人 第一，因争斗擅自将鸟枪竹铳施放杀人的，以故意杀人论处。伤人的，旗人，发配宁古塔等处；民人，发配云南、贵州、两广烟瘴稍轻的地方充军。

这条条例原本有两条，一条是乾隆五年，将康熙年间旧例两条改定。一条是乾隆二十四年，刑部议覆福建按察使史奕昂条奏定例。都载于兵律私藏应禁军器门。乾隆三十二年将后一条并入前一条，修改为一条。五十三年，又分为两条，一条仍入兵律，一条移于此。

谨按。杀人者，既然以故意杀人论处，那么伤人者，应当加重处罚，自不待言。

火器致伤期亲尊长，奸盗罪犯用火器拒捕，都按照刃伤拟绞。因火器加重的，只有这两条，其余不多见。

火器为害最烈，一经施放杀人，就无论是否有意欲杀，都以故意杀人论拟斩。正与唐律以刃杀人与故意杀人同的意思相符。那么执持金刃凶器，将人砍戳多处伤，不按照故意杀人同科，为什么呢？如果说金刃杀人，不一定都有致死之心，施放鸟枪，难道都是有心杀人者吗？

用金刃凶器，（如尖刀、长枪等类）在人肚腹腰胁虚怯处所反复砍戳，却说不是有心致死，可以吗？

斗殴及故意杀人 第一，凡斗殴案件，除了追殴致被迫之人失跌身死，以及先殴打伤人，致被殴之人回扑失跌身死，以及虽然未殴打伤人，因被揪扭挣脱，致令跌毙的，都仍照律拟绞外，如果殴打伤人后跑走，被殴之人追赶，自行失跌身亡，以及彼此揪扭在松放之后，又自行向人扑殴，因凶犯闪避致失跌身亡的，都在斗杀绞监候律上减一等，杖一百、流放三千里。如果仅仅口角骂詈，并无揪扭情节，因向人赶殴，自行失跌身亡，以及被死者扑殴闪避，致令自行失跌身亡的，都照不应重律，拟杖八十。

这条是咸丰五年，四川省题报汪泷咬伤周芳祖跑走，致令追逐失跌身亡，以及十年，山东省孙小讨劳与高于氏争斗，致令失跌身亡两案，奏准定例。

谨按。这条条例凡分三层，一拟绞，一减流，一杖刑。情事大略相同，罪名轻重悬殊，似乎应当详慎。

被人扑殴，万无不闪避的道理，因扑殴而失跌毙命，属于死由自取，闪避者，有何罪名可加。被人赶殴走避，致

译至于失足跌落而死的，更不必说了。因为口角争执引发祸端导致丧命，所以判处不应重杖。如果被人揪住扭打，哪有不能挣脱的道理，致使跌落致死，就拟判绞刑，两者相比，实在觉得过重。如果责备他不应挣脱，那么下层的人也可以责备他不应当闪避吗？如果说人命不可没有抵偿，下层的人为什么又只拟判杖刑呢？持平心而论，这一层似乎属于不应抵命的行列。

译杀人者死，是古今不变的法则，但必须确实是亲手杀人，才能依照律法判处死刑抵命。如果死亡是因为失足跌倒，这与亲手杀人不同，似乎难以立即判处死刑抵偿。然而这类情形也有不同，比如持械殴打他人，致使对方因恐惧奔跑而跌伤致死，或是落入河中、悬崖等，按斗杀定罪，尚不算苛刻。如果是追赶而非殴打，或是想要找对方讲理，或是想要归还物品等，以及被揪扭挣扎跌倒，还有死者追赶殴打、扑打，失足跌倒致死等类情况，一概判处绞刑抵命，似乎过于严厉。因为失足跌倒致死与自杀相当，殴打致使对方自杀，罪责仅判处充军。争斗殴打致使对方跌倒致死，似乎不应反而判处绞刑抵命。况且事主因被盗追赶贼人，失足跌倒致死，与窘迫自杀相比，为什么不对贼犯判处死刑，反而只判处满徒呢？

与斗殴门中因风致死一条相比，这类情况似乎过于严酷。

屏去人服食：卷首

凡是将其他物品（一切能伤害人的物品），放入他人的耳、鼻及孔窍中，或是故意屏去他人穿戴、饮食的物品而伤害他人的，（不论伤害轻重，）杖责八十。（指在寒冷月份脱去他人衣服。对饥渴之人断绝其饮食。登高、骑马时，私自撤去梯子、马缰等类行为。）致使成为残废残疾的，杖责一百，徒刑三年。致使成为笃疾（严重残疾）的，杖责一百，流放三千里。将犯人财产的一半给付笃疾之人作为赡养费用。致死的，绞刑（监候）。

○如果是故意使用蛇、蝎、毒虫咬伤他人的，按斗殴伤害论处。（检验伤害轻重，如果轻微，则笞打四十。至笃疾，也给付财产。）因而致死的，斩刑（监候）。

这仍是明律。杖责八十句下，原有小注，其余是顺治三年添入的。

谨按。故意使用蛇、蝎、毒蛊咬人，这个“蛊”字是“虫”字的讹误。查旧律均为“虫”字，应改正。因为毒虫能咬伤人，毒蛊不能咬伤人。

[卷首] [总目]： 前卷 次卷

读例存疑卷三十四 前卷 次卷

刑律之十 人命之三

戏杀误杀过失杀伤人

夫殴死有罪妻妾

杀子孙及奴婢图赖人

弓箭伤人

车马杀伤人

庸医杀伤人

窝弓杀伤人

威逼人致死

尊长为人杀私和

同行知有谋害

戏杀误杀过失杀伤人：卷首

凡是因嬉戏（以足以杀人的事情作为嬉戏。如比较拳棒等类。）而杀伤他人，以及因斗殴而误伤误杀旁人的，各按斗杀斗伤论处。（致死的，一并判处绞刑。致伤的，检验轻重定罪。）如果是谋杀、故意杀人而误杀旁人的，按故意杀人论处。（致死的，处斩。不提及伤害，仍按斗殴论处。）

○如果是明知津河水深、泥泞，却谎称平坦浅水，以及桥梁、渡船腐朽漏损，不堪渡人，却谎称牢固，欺骗让人过渡，以致陷入、溺死或受伤的（与戏杀相当。）也按斗杀斗伤论处。

○如果是过失杀伤他人的，（比戏杀更轻。）各按斗杀斗伤罪，依照律法收赎，给付其（被杀伤的）家属。（过失指耳目所不及，思虑所不到。如弹射鸟兽，因事投掷砖瓦，不料而杀人。或因登高险处，脚下滑跌，累及同伴。或驾船利用风力、骑马惊跑、驾车下坡，势不能止，或共同举重物，力不能控制，损害到同举重物的人。凡是起初没有害人之意，而偶然致使杀伤他人的。都按斗殴杀伤人罪，依照律法收赎，给付被杀、被伤的家属，作为营葬及医药的费用。）

这仍是明律。律末原有小注，其余是顺治三年添入。

条例

戏杀误杀过失杀伤人 一，应该偿命的罪囚，遇到蒙受赦免，都追缴银二十两，给付被杀家属。如果十分贫困艰难的，酌情追缴一半。

这条是明令，顺治三年删定。

《集解》。按明令说，凡是杀人偿命的，征收烧埋银十两。不偿命的，征收银二十两。应该偿命而遇到赦免的，也追缴银二十两。同谋下手的人按人数，均摊征收给付死者家属。现在只保留遇赦追缴银两这一项。

谨按。征收烧埋银起于元朝，大概是明律的由来。

□条例专为征收银两给付被杀之家而设，与此门无关，似乎应移至给没赃物门内。

《处分则例》。

□一、命案内，有应该追缴埋葬银两的犯人，如果是无力缴纳，州县官取具地邻

译亲属族人提供的供词和结状，详细请求督抚核实后，咨报兵部予以豁免。倘若豁免之后，该犯有隐匿寄放资财的事情败露，州县官员罚俸一年。

译应与本条，以及下文关于各项埋葬银两的规定参照阅读。

戏杀、误杀、过失杀伤人：一、对于收赎过失杀人绞刑罪责，并支付给被害人家属办理丧葬事宜的，折银十二两四钱二分（其中过失伤人收赎的银两数额，另载于律图之中）。

本条源自前明《问刑条例》，顺治三年删定。原条例中没有小注中的那些话。乾隆五年，按照定律，过失杀伤人的，各自准许按照斗杀伤罪的刑罚，依照律例收赎，给付其家属等语。条例中只有收赎过失杀人的规定，却没有收赎过失伤人该缴纳多少银两的明文规定，实在难以办理。查考《笺释》：收赎过失杀人绞罪，赎银十二两四钱七分，即是律图中收赎杂犯绞斩五钱二分五厘的数额合成。这是因为前明时期钱钞并用，所以收赎图中的折银数目，都按照前代的钞数折算。如今过失伤人，也应当参照过失杀人收赎的银数，根据其伤人轻重、应得的罪名，分别折银收赎，支付给被伤害者的家属作为医药费用，因此在条例中注明。

谨按：唐律规定，过失杀人的，以赎论处。即赎铜一百二十斤，也就是名例中赎死罪的方法。明律赎死罪行，是钱四十贯，而当时钱钞兼行，将收赎的银数合成钞数，又以钞八成、钱二成合成银数，所以数额如此。然而命案减等，以及赦宥的，追银二十两。留养的，也追银二十两。车马杀伤等类，追丧葬银十两。过失杀，参照命案等一律折银二十两，似乎也可行，又何必故意迂回，固守此成规而不改变呢。

戏杀、误杀、过失杀伤人：一、凡是捕役捉拿盗贼，与盗贼格斗而误杀无关之人者，仍按照过失杀人律，在犯人名下追银十二两四钱二分，支付给死者家属。

本条是康熙十年的条例。

谨按：唐律规定，各种过失杀伤人的，各自依据其情形以赎论处。注解说：耳目所不及，思虑所不到，共同举重物力量所不能控制，如果登高履险脚滑跌倒，以及因为击打禽兽以致杀伤之类的都是。说“之类”的，是指如果共同捕捉盗贼，误杀伤旁人之类都是。此条例大概本于此。

既然盗贼与捕役格斗，就属于拒捕，如果将格斗的盗贼杀死，自然应当不论罪。其导致误毙无关之人，也不定罪，原本就与因格斗误杀旁人不同。应与本夫捉奸，误杀旁人一条参照阅读。

只提到捕役而未提及事主，只提到捕贼而未提及捉奸，因为当时还没有这类条例。

戏杀、误杀、过失杀伤人：一、凡是因为嬉戏而误杀旁人的，以戏杀论处。判处绞监候。

本条是雍正十三年定例。乾隆三十五年改定。

谨按：以上条例，如果这样则未免过重了。

斗殴虽然没有杀人的心意，终究是杀人的事情。因嬉戏杀人，既无杀心，也无斗情，其导致误毙旁人，情节尤其轻微，原条例判处满流，并非没有道理。以戏杀本罪判处绞刑，未免过重。

唐律，戏杀伤人的，减斗杀伤二等，何况因嬉戏误杀呢。

六杀中只有谋杀最为严重，故杀次之，斗杀又次之，误杀则出于意外，戏杀和过失均无害心，所以都不判处抵命。谋杀、故杀重，那么戏杀、误杀就不能不从轻，其理如此。明律将误杀改为绞罪，尚不苛刻，唯独戏杀也判处绞抵，似乎嫌过重。

即使按照律例来说，只说因嬉戏杀伤人，以及因斗殴而误杀伤旁人的，各自以斗杀伤论处，并没有因嬉戏而误杀旁人，也以斗杀论处的条文。

戏杀、误杀、过失杀伤人：一、各项丧葬银两，地方官照数追缴并取具凭证，由嫡系亲属收领，然后将该犯释放，上报刑部存案。如果不给付，该犯如果是管押的，仍然管押；如果是监禁的，仍然监禁，限期追缴给付。如果谎称已给付，将本犯释放的，在告发之日，本犯不准援免，地方官一并从严议处。

本条是雍正五年定例。

谨按：此追银给尸亲收领的条例，应与处分例参照阅读。

在没赃物门命案内，减等发落的人犯，应追缴丧葬银两，限期一个月追完。（原本限期一年，乾隆五十三年改为三月，道光十二年又改为一个月）。如果是十分贫困困难的，酌情追缴一半，支付给尸亲收领。如果限期届满勘验属实，无力缴完，将犯人立即发配，督抚核实，咨请豁免等等。

本条则说各项丧葬银两，（凡是威逼人致死，以及弓箭车马杀人之类。）并没有酌情追缴一半，以及赤贫免追的条文。而上一条关于偿命罪囚，遇蒙赦宥，追缴银二十两一条，只说酌情追缴一半，也没有全部豁免的条文，均不统一。我认为各项丧葬银两，是在办罪之外酌情断给的；命案减等丧葬银两，是免除其死罪，衡量情理断给的。然而一则赤贫免追请豁，

译一方面，如果仍然实行监禁并强制追缴，似乎不够公平合理。原来的条例本是一视同仁的，只是在修改时未能周全考虑，因此不免出现彼此不一致的情况。

译戏杀、误杀、过失杀伤人：一，命案中判处死刑的罪犯，若有奏请获准赎罪的，追缴埋葬银四十两，交给死者家属收领。

此条是乾隆九年，户部议复安徽巡抚范璨条奏所定的条例。

谨按：从前命案中判处死刑的罪犯，本有准予赎罪的办法，因此定有此例。后来又奉有谕旨，判处死刑的罪犯，一概不准赎罪，此条便成了多余的文字，却仍保留在条例中，并未删除，不知是何缘故。

《汉书·惠帝纪》：元年，百姓有罪的，可以购买三十级爵位来免除死罪。应劭说，一级价值钱二千，总共六万钱，就像现在赎罪缴纳三十匹缣一样。颜师古说，命令拿出购买爵位的钱来赎罪。

这是赎免死罪的办法，六万钱即六十千钱，按银一两、钱一千折算，则是银四十两，比起古代还减少了。

戏杀、误杀、过失杀伤人：一，围场内射猎的兵丁，因射兽而误伤平民致死的，比照比较拳棒戏杀律，判处绞刑监候，仍追缴银两给付死者家属。如果是前锋护军、亲军领催以及甲兵等，追缴银一百两；如果是跟役，追缴银五十两。如果受伤而未死，前锋等项及甲兵头等致伤者，将本犯鞭打一百，罚银四十两；二等致伤者，鞭打八十，罚银三十两；三等致伤者，鞭打七十，罚银二十两。如果是跟役，所罚银两各减十两，给与被伤者。

此条是乾隆三十九年，军机大臣遵奉谕旨，议准的条例。

谨按：既然比照戏杀律判处绞刑，那么就是实抵人命了。戏杀向来不追缴银两，此例似乎也不应追缴银两给付。

银两高达一百及五十两，数目已经很多，既判处绞刑抵命，又追缴银两，似乎不妥。下条追缴银两给付死者家属，是因为判处徒刑流刑，未办死罪，所以如此，参看便明白。

伤害分为等级，刑律中并无明文规定，似乎应查照兵部例文，添注说明清楚，以免错误。

戏杀、误杀、过失杀伤人：一，凡平民在深山旷野捕猎，施放枪箭，打射禽兽，不料杀人的，比照捕户在深山旷野安置窝弓，不立望竿，因而伤人的律例，杖打一百，徒刑三年。如果向城市及有人居住的宅舍，施放枪箭，打射禽兽，不料杀伤人的，仍依弓箭杀伤人的本律定罪。各追缴埋葬银十两，给付死者家属。

此条是乾隆三十九年，江西巡抚海成奏报兴国县民黄昌怀放枪打麂，误伤姚文贵致死一案，奏准定例。嘉庆六年修改确定。

谨按：这也是因射兽误伤人命的条例，应与上条参看。

弓箭伤人门一条，与此相类似，应合并为一，以免重复，说法见彼门。

戏杀、误杀、过失杀伤人：一，凡是过失杀人应追缴埋葬银两的罪犯，如果无力缴纳，咨请豁免的，免除追缴，将该犯照不应重律，杖责发落。

此条是乾隆六十年，刑部议准，增纂为条例。

谨按：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唐律规定，奴婢有犯应征收正赃，及赎罪无财的，准折铜二斤，加杖十，此例还符合唐律的意思。

命案中及留养人犯，应追缴埋葬银两，无力缴纳的，似乎可以一律照此办理。

戏杀、误杀、过失杀伤人：一，谋杀人，以致下手之犯误杀旁人的，将造意之犯，判处斩刑监候。下手伤重致死，及知情买药的，杖打一百，流刑三千里。其余人杖打一百。如果执持凶器，伤罪重于满流的，从重论处。如果下手之犯，另挟其他嫌隙，乘机杀害，并非失误的，审实后，将下手之犯照谋杀人本律，判处斩刑监候。其造意之犯，照谋杀人未伤的律例判处徒刑。

此条是嘉庆五年，陕西巡抚台布审报陈居英纠同何成，谋杀徐有才，误殺赵学仓一案，议准定例。原条例一，谋杀人而误杀旁人的案件，如果是造意之犯下手致死的，照故杀律，判处斩刑监候。为从不加功者，照余人律例，杖打一百。加功者，杖打一百，流刑三千里。伤罪重于满流的，仍依本殴伤律定拟。如果为从之犯下手致死的，系手足他物金刃，照同谋共殴打下手伤重致死律，判处绞刑监候。系火器及毒药的，仍照本例，判处斩刑监候。其造意之犯，按原谋拟流律，加一等，杖打一百，发附近充军。（上一层是按故杀定拟，因为造意与下手都是一人。下一层因为死的人并非首犯所谋之人，实由下手之人致死，所以参用谋殴及故杀法。）六年黄册进呈后，经御史郑签指出，奉旨交部妥议，改为谋杀人，以致下手之犯误杀旁人，将造

译云云，嘉庆十四年改定。

谨按。《辑注》说，查考故意杀人没有随从者的情况，是因为因故而误，罪责仅在一人，杀人的就斩首，致伤的则按照斗殴律论处，恰好符合本罪，本来就没有疑问。如果在谋杀案件中，同谋的人有造意、加功、不加功，以及同谋但不实施的区别。谋杀的事有已杀、已伤、已实施的区别。假如甲造意，与乙、丙、丁、戊同谋杀害赵，甲与戊不实施，命令乙、丙、丁夜里在路上埋伏赵而杀他，却误杀或误伤了钱，乙、丙加功，丁不加功，律文只说以故意杀人论处，并没有说致伤的情况。注补充说仍然按照斗殴论处。那些造意的人，既然难以不论处，如果按照谋杀的本法则处罚太重，而且与以故意杀人论处不符，所谋的是赵，杀伤的是钱，不是所谋的人。其谋虽然实施，杀伤已经误了，造意的甲、不加功的丁、不实施的戊，似乎应该按照谋而已实施但未伤人的法律。因为所谋的人原本没有受伤，而实施者误有杀伤，难道不是已经实施的人吗。乙、丙二人致伤则按照斗殴律，区分首犯从犯定罪，杀人则乙下手为重，依照本律论斩，丙仍然按照致伤定罪，似乎符合轻重的适宜。又说，有人说同谋共同殴打，有误杀伤旁人的，下手致伤重的，自然依照斗殴杀伤论处，那元谋的人，致伤则也按照斗殴律，减一等，杀人则仍然按照共殴律，拟流刑，其余人满杖，杀伤的人虽然误了，谋殴的情状则是一样的。然而杀伤既然不是所谋，误者也已经抵罪，谋杀而误的，以故意杀人论处，那么造意就不按照谋杀律了，何况共殴的原谋呢云云。虽然是空发议论，终究也是论断允当协调，后来于是定有殴打致死非其所欲谋殴之人，原谋减等拟徒刑的条例。这是殴打致死非其所欲谋殴之人，原谋减等拟定徒刑的条例。这是殴打致死非其所欲谋殴之人原谋不问满杖流刑，自然属于情通理顺。致死非其所欲谋杀之人，造意者，就科处斩首，似乎觉得彼此参差。

译又，《谋杀律》注解说，按照误杀律中关于谋杀误杀旁人的规定，以故杀论处。注解说，如果只造成伤害未致死，仍按斗殴论处。既然杀人按故杀论处，伤人按斗殴论处，那么只追究下手实施杀伤行为的人罢了，那对于起意者和同谋者，无论是否参与实行，该如何定罪呢？如果仍然按照本律中已杀人、已伤人的罪名来定罪，那就太重了，而且与“以故杀论”的法律原则不符。比如所谋杀的对象是赵甲，而下手的人误杀或误伤了钱乙，那么钱乙并非所谋之人，失去了所谋的本意，怎么可以给起意者、同谋者加上已杀人、已伤人的罪名呢？被杀伤的旁人，已经有下手的人抵罪，而起意者、同谋者想要杀的人，原本并未受伤，那么只应该按照已实行但未伤人来进行判决，这样似乎才符合情理与法律的公平。这些议论最为恰当。原条例中以下手之人拟抵死罪，似乎就是基于这个道理，然而御史签批商议后却匆忙改判，难道没有看到这几条议论吗？实在令人难以理解。

再者，查“杀一家三人”的律注说，如果原本只谋杀一人，而实行者杀了三人，对于未实行者中的起意者，判处斩刑；不是起意者，按照从犯未实行，比实行者减一等论处。仍然以临时起意杀三人的为首犯等等。（这些观点源于《管见》、《笺释》）。这是因为起意者原本只想杀一人，而实行者自己杀了三人，这就不是起意者原本的谋划了，所以不判处起意者杀三人的重罪。如果起意者原本想杀甲，而实行者却误杀了乙，那也不是起意者原本的谋划了，却竟然判处起意者谋杀首犯的罪名，两者相比，实在显得不协调。误杀两三条人命的条例，也是因为这个例子而导致错误，参看便自然明白。

因为谋杀而误杀旁人，唐律中没有明文规定。只有《疏议》中的问答说，假设有数人共同谋杀甲，在夜间匆忙中，却误杀了乙，应该定什么罪？回答说，这既然是谋杀，就与斗殴不同，斗殴是双方相持，谋杀是暗中行凶，殴打甲却误中丙，尚且按斗殴伤人论处，因为原本没有杀心，如果致死，听任减一等处罚，何况原本就谋划害甲，原本就有杀心，虽然误杀了乙，究其本意并非斗殴者。如果杀甲是谋杀，现在既然误杀了乙，应该科以故杀罪。仔细推敲《疏议》的意思，大概是说谋杀原本就有杀心，与斗杀不同，虽然误杀也应该拟判斩刑，不能按照因斗殴误杀而减等。明律以故杀论处，似乎就是基于此。只是都只针对本犯一人而言，并没有牵涉到“下手加功”这一说法，自从在小注中添入几句话，就导致纠葛不清。如果说律文只有“以故杀论”，并没有“以谋杀论”的文字，凡是误杀，就不应该按照谋杀律治罪。却不知道故杀是一人的事，谋杀则有首犯、从犯之分。如果下手的人就是起意的人，自然应该以故杀论处。倘若首犯、从犯不止一人，就应该按照谋杀分别定罪，才没有阻碍。如果拘泥于故杀没有从犯的文字，说杀死人的，只应该以起意的人拟抵死罪，假设误伤人，伤而未死，又将引用什么律条呢？

律文在“以故杀论”下面有“不言伤，仍以斗殴论”的注，意思是说不按照谋杀杀人、伤而未死来定罪。但是下手的人，如果是起意的人，以斗殴论处还可以，按伤害科罪，如果首犯、从犯有数人，势必按照斗殴律，以下手伤害重的人作为重罪的原谋，减一等科断，这样死者由起意的人承担重罪，未死者又由下手的人承担重罪，律文不应该如此参差不齐。再者，如果用毒药误伤旁人未死，又将按照什么伤害来定罪？起意及下手买药的罪犯，如何判决？不免有很多阻碍。唐律规定用毒药害人及卖药者，绞刑。买卖而未用的，流放二千里。今律规定买而未用的，徒刑三年。知情买药者同罪。彼此参看，误杀未死的不能仅科以伤害罪，是很明显的。如果按照谋杀杀人、伤而未死拟判绞刑，不仅与此注不符，也与“以故杀论”的律文互相矛盾。

谋杀杀人导致下手的人误杀旁人，先以下手的人拟抵死罪，后改为以起意的人拟抵死罪，因为不是真正的谋杀，所以不以两条人命抵偿一条人命。终究有杀人的心，所以判处首犯斩罪，这也是法律重视诛心的意思。然而所杀的，并非所谋之人，以起意的人拟抵死罪，下手的人，亲自实行杀人的事，反而没有死法，似乎嫌不够恰当。

谋杀的情况不一，有的在酒食中下毒，有的趁人不备，有的在中途，有的在黑夜，有的辨认不清，因此有误杀旁人的事。比如奸夫因奸情起意，谋杀本夫，导致下手的人误杀旁人。或者下手的人，也是奸夫。或者死者是本夫的父母，如何判决？况且案情层出不穷，有原本想谋杀尊长，而下手的人误及卑幼的；有原本想谋杀卑幼，而下手的人误及尊长的；有谋杀旁人，而误及亲属的，似乎不能执一而论。都以起意的人拟抵死罪，未免有很多阻碍。

再者，谋杀的案件，容或有杀一人，而两三个人都参与加功的，如果误杀旁人，自然应该不分伤害轻重，都拟判流罪。同谋共殴人致死，不论死者是否是欲殴之人，下手伤重者，均

译应当拟判绞刑，况且明明有谋杀的意图，死者又是被其亲手致死，反而拟判流刑，可以吗？至于首犯虽然产生了谋杀的意图，然而谋划杀害的是甲，而动手时误伤了乙，那么乙就不是原本谋划杀害的人了。在同谋共同殴打案件中，死者并非原本打算谋殴的人，尚且可以从流刑减等拟判徒刑，如果死者只是涉及谋杀，就不问是否原本打算杀害的人，一律拟判斩刑，两者相比，也觉得过于严苛。查雍正九年五月，刑部议复湖广总督题报公安县民陈幺女与许正迥通姦，同谋毒杀本夫刘家兆，却误毒死张维善一案，（陈幺女起意，许正迥购买毒药，交给陈幺女做成两个粑粑，给刘家兆吃，刘家兆与张维善分食，刘家兆中毒较轻，没有死，张维善中毒，丧命。）将陈幺女比照因通姦谋杀本夫，造成伤害但未致死，通姦妇女依照谋杀本夫已实行律，判处斩决。许正迥是同谋买药，想要杀害亲夫而未死，却误杀旁人，律例中没有谋杀作为从犯而误杀旁人的正式条文，应当将许正迥比照谋杀人作为从犯并加功律，拟判绞监候。这是在未制定此条例以前，就已经有将动手之人拟判绞刑的成案，况且《辑注》已经详细论述过了，平心而论，似乎还是按照原定条例处理为宜。

译“下手加功”是指亲自实施杀人的行为，因此判处绞刑。如果是知情购买毒药，这与“下手加功”的情节截然不同，按照“加功”论处似乎嫌过重。假如有人亲手调和毒药，或在酒食中下毒，以及用药灌入人口中的人，又将如何加重处罚呢？

再查，此案是嘉庆五年奏请批准，六年进呈黄册。当年修改增补的条例最多，却唯独对此条另生异议，刑部也随即遵照改正，究竟御史为何签出此议，刑部为何不加以辩驳，事隔多年，无从知晓原委。凭意推测，多半出于私情，或是同僚有意倾轧，借公济私，均不能确定。否则，原奏本极明晰，条例也很平允，为何非要写这翻案的文字，究竟是为了什么？就像道光四年刑部审办文元殴打致死胞侄伊克唐阿一案，其弟奇理绷阿帮殴，伤情较轻，按照殴打致死胞兄的律法，判处斩立决，仍夹签声请，原本没有错误，经御史万方庸奏参，另立帮殴伤轻只科处伤罪的条例。后来十四年，又经御史俞焜条奏，改回仍照本律判处斩决，并将条例修改在案，前后互相矛盾，当时必有说法，但那条有人复奏，所以刑部得以照律更正。这条已历经百年，无人议及，所以至今沿袭未改。然而自改例以来，每年办理命案，总不下数千起，从未见过此类案件，大概也是知道此例并不十分妥当。可见言官条奏事件，多非为公，只是扰乱法度，以便私图，其见识反而不如幕友，既可恨也可笑。

戏杀、误杀、过失杀伤人：一、子孙过失杀死祖父母、父母，以及子孙之妇过失杀死丈夫的祖父母、父母，定案时，仍照本条例判处绞决。司法部门核实其情节，确实属于耳目所不及、思虑所不到，与律注相符的，允许将可原情节，按照服制情轻的条例，夹签声明，恭候皇帝钦定，改为判处绞监候。至于妻妾过失杀死丈夫，奴婢过失杀死家长，也照此例办理。

此条系嘉庆五年刑部奏请定例，十一年修改。道光二十三年的改定。

谨按：过失是六杀中最轻的，即使是子孙对父母，律法也只判处流刑。乾隆九年，因为妻过失杀夫的律文中罪名未能明晰，所以比照子孙过失杀祖父母的律法，判处满流三十年，改为绞立决。这是因为奴婢过失杀家长已定为绞决，此项也改为绞决，是连类而及的意思。至于奴婢绞决的条例，又是因为乾隆二十八年山西省郑凌放枪误伤继母身死一案，钦奉谕旨定拟绞决。奴婢与子孙事同一律，不便办理两歧，所以也判处绞决。嘉庆四年，直隶民妇张周氏误毒药死丈夫一案，刑部认为该妇终究是出于无心，现奉有谕旨，一切案件无须律外加重，将该妇改为满流，并将子孙、奴婢均照本律改为满流，通行在案。五年，审办崔三两过失杀死父亲一案，刑部认为所犯较郑凌情节为轻，又不便立即判处流刑，仍照例判处绞决，夹签声请减等，并提出弹射鸟兽、投掷砖瓦两项，以是否耳目所可及分别定拟，纂为专条，也在案。嘉庆十一年，又因随本减流未免太宽，改为照服制情轻的条例，夹签请改绞候，将前例中分别是否耳目所可及之处一并删节。道光二十三年，又因广西省民妇乃氏用药毒鼠，误毙婆婆一案，添入子孙之妇过失杀死丈夫的祖父母、父母这一层，这就是此例文畸轻畸重的原委。过失杀父母的律法只判处流刑，所以期亲、尊长、尊属可减一等判处徒刑。条例既将子孙等改拟死罪，而期亲仍然沿袭旧制，功服以下的尊长既同凡人一样论赎，殊嫌参差。大概律本是一线，条例则是随时纂定，不能兼顾。且有明知其非而不敢更动者。就像在内太监逃出索诈者，照光棍例治罪是康熙年间定例。道光二十八年，又定有逃太监在外滋事，犯谋故斗殴杀等案，各照本律例分别问拟，金刃伤人者发黑龙江为奴的条例，一宽一严并存，条例中的刑章怎能划一呢？

再，奴婢过失杀主的律法应判处绞刑。子孙过失杀祖父母的律法应判处流刑。妻妾及期亲卑幼则律法应判处徒刑，各有取义，自唐以来至本朝，并无他说。到乾隆二十八年，忽然将子孙这一层改为绞决，遂不免诸多参差。想要归于一律，只有专用律文才行，否则，律应绞候者改为立决，律应拟流者亦改为立决，已属轻重失平，而律拟徒者，一改绞决，一仍拟徒，相差不是更悬殊吗？

戏杀、误杀、过失杀伤人

译一，凡是因预谋、故意或斗殴而误杀他人的祖父母、父母、妻女、子孙中任何一人一命的，都依照预谋杀人、故意杀人或斗殴杀人的各自本律定罪处罚。其中，因预谋杀人而误杀一人的案件中，从犯判处杖刑一百下、流放三千里。

译这条规定源于乾隆二十七年，贵州巡抚周人骥审理苏光子与吴绍先扭打纠缠，误伤吴绍先之子吴长生致死的案件，附纂为条例。乾隆四十八年修改时，将其移入“斗殴及故杀人”门类。嘉庆十九年、二十年改定时，又移回此门。

谨按：此条例只提及祖孙父子，后来又添入母亲与妻女，而兄弟、叔侄及有服亲属均未涉及，若有此类犯罪，难以援引。在“有司决囚等第”门类中，以亲属服制作为判定依据，而在“斗殴及故杀人”门类的原谋一条中，有服亲属都包含在内，似乎显得参差不齐。

□谋杀而误杀其人之祖父等类情形，与杀死本人仅差一线，既然依据谋杀本律定罪，自应分别首犯从犯判处斩刑或绞刑，仍将下手之犯仍判处流刑，似乎不够恰当。因为谋误杀旁人并不以两条人命抵偿一条人命，尚且可以说律文有以故杀论处的规定，此条例既明确说依谋杀定罪，从犯仍拟流刑，又按照哪条规定办理呢。

□甲乙丙三人同谋杀害丁，甲没有动手，乙动手，误杀丁的父母妻子一命，丙同行，未动手，依谋杀本律定罪。甲造意，应斩，乙动手加功，应绞。丙不加功，应流。本条例既然将甲拟斩，已是科以造意之罪了。作为从犯动手之人，仅问流刑，不照加功拟绞，实在与律意不符，也属自相矛盾。如果说案件是误杀，与真正谋杀不同，但既然特别设立依谋杀本律定罪专条，既与谋杀其人无异，为何另生枝节。况且只说从犯拟流，是否区分加功、不加功之处也未叙明，尤其含混。

□杀死一命，从犯既问满流，那么杀死二命、三命，既然不能加入死罪，显然与依谋杀一律定罪的条例也不符。

□误杀旁人的条例，本不可以为准则，却因那条规定，导致数条随之皆误，实在嫌参差不齐。然而这尤其是指凡人而言。若是亲属尊卑相犯，以致误杀，更难定罪。比如向弟侄及例不应抵偿的卑幼行殴，误毙弟侄之妻，或者与弟侄之妻争殴，误毙弟侄，该如何定罪，实在多有阻碍。

戏杀误杀过失杀伤人 一，凡因殴打儿子而误伤旁人致死的，杖一百、流三千里。因谋杀儿子而误杀旁人的，发配近边充军。其因殴打儿子及谋杀儿子而误杀有服卑幼的，各在殴打故杀卑幼本律上减一等。若误杀有服从长的，仍依殴打故杀尊长，及误杀尊长各本律条例问拟。

这条规定源于道光四年，陕西巡抚卢坤题报钟世祥，因掷打其子，误伤孙泳幅之子致死一案，纂定为条例。

谨按：误杀平人，情形不一，有因斗殴而误的，有因谋故而误的，有因捕贼捉奸而误及打猎射禽兽而误的，并有过失杀死的，原本没有一概抵偿的道理。父亲殴打杀害谋杀其子，不过问拟徒刑杖刑，因此误毙人命拟绞，固然觉得太重，即使拟以军流，也嫌未得其平，酌拟徒刑，已足以蔽罪。如果说死者终究是平人，不可无人抵偿，那些捕役抓贼，误毙平人，及过失所杀的人，又何尝有人抵偿呢。捉奸误杀旁人一条，已经错误，这条则是一误再误了。应参看。

戏杀误杀过失杀伤人 一，疯病之人，其亲属邻居等人容隐不报，不行看守，以致疯病之人杀人的，照不应重律，杖八十。致死他人的，照知人谋害他人不即阻挡首报律杖一百。如亲属邻居等人已经报明，而该管官员不严饬看守，以致杀人，及致杀他人的，都交部议处。

这条规定源于雍正九年刑部议准定律。乾隆三十二年删订。

谨按：谋故斗杀人，罪及凶手足矣，并不波及亲属邻居，况且地方官也无处分。疯病杀人，则累及亲属，累及邻居，并罪及地方官，为什么呢。应参看《处分则例》。

□患疯之人，未必尽有杀人之事，其偶尔致杀人，也属意料所不及，若必责令报官锁禁，似乎不合情理。如果说出于预防杀人起见，不知此类科条，万难家喻户晓，不幸而遇此事，即科满杖之罪，实在嫌不妥当。假如尊长患疯，而责卑幼报官锁禁，更属难行之事。从前疯病杀人，是照过失杀收赎，并不拟抵偿。且因系杀死一家四命重案，所以责令亲属锁禁甚严，后改为绞罪，那就与斗杀无异。三命以上，且有问拟实抵的，似乎可以无庸罪及亲属等人了。

戏杀误杀过失杀伤人 一，疯病之人如家有严密房屋，可以锁禁妥当，亲属可以管束，及妇女患疯的，都报官，交与亲属看守，令地方官亲自发放锁钥，严行封禁。如亲属锁禁不严，致有杀人的，

译对于亲属，依照惯例严加治罪；如果病人痊愈，必须上报官府查验明确，并取得族长、地邻的甘结保证，才准许解除禁锢。如果不报官，以及私自开启锁封的，依照惯例治罪。如果既无亲属，又无房屋，就在报官之日，令主管官员查验讯问明确，将患有疯病的人严加锁锢监禁，并详细上报立案。如果监禁之后，疯病并未发作，等到几年后，诊验其情形，再酌情详细请示开释，领回防范。如果曾经杀人的罪犯到案，始终疯迷，无法取得供词的，立即严加锁锢监禁，不必追取收赎的银两。如果在两三年内偶尔有痊愈的，令地方官员讯取供词招状，出具结状详细上报，按照复审供词吐露明晰的罪犯，依据斗杀律判处绞刑监候，列入秋审缓决，遇到查办死罪减等的恩旨，与复审供词吐露明晰的罪犯，一同查办；如果不痊愈，就永远锁锢，即使遇到恩旨，也不准查办。如果锁禁不严，以致骚扰累及狱囚的，将管理监狱的官员严加参劾处分，狱卒依照惯例严加治罪。地方官员遇到疯病杀人的案件，呈报官府，务必取得被杀之事主的切实供词，并获取邻佑地方的确实供结，主管官员详细查验讯问。如果有假装疯病妄报的，除了凶犯立即按律治罪外，将知情捏造上报的地方邻佑、亲属等人，按照隐匿罪人知情者，减罪人一等的律令定罪量刑。

译此条是乾隆二十七年刑部奏请获准，以及乾隆三十一年议覆四川按察使石礼嘉的条奏，一并纂入条例。道光二十六年重新修订。

《后汉书·陈宠传》记载，陈宠的儿子陈忠，又上书请求废除蚕室刑，解除贪污官吏三代子孙的禁锢。对于狂易（精神失常）杀人，以及母子兄弟相互替代受死的情况，朝廷听从建议，赦免了替代者。这些事项都得到了施行。范晔评论认为，允许狂易杀人减罪，开启父子兄弟相互替代受死的先例，这是极大的错误。这意味着作恶的人常常侥幸免罪，而善良的人却常常代替他们遭受祸患，进退都没有依据。

谨按：因疯病致死，不仅没有预谋故意杀人的心思，也没有发生口角争斗的情况，不能称之为谋故杀人，又怎么能称之为斗杀呢？旧例之所以按照过失杀人定罪量刑，也是基于此理。然而，亲手杀人却按过失论处，似乎不太恰当，因此不久后又进行了更改。

□疯病杀人，律法中没有明文规定，康熙年间，才开始定下追取埋葬银十二两四钱二分的条例。这是按照过失杀人办理，即后汉所说的狂易杀人可以减轻论处的意思。（狂易，指狂乱而改变本性）《王子侯表》记载：乐平侯因患狂易病而获免。颜师古说，是患狂病而改变了本性。又《御览》引用《廷尉决事》：河内百姓张太患有狂病，发病时杀死了母亲和弟弟，应当枭首示众，遇到赦免，认为不应当免除，仍按原判决枭首。

□亲属之间依法允许容隐，祖父即使确实犯了罪，尚且不按隐匿罪处罚子孙；一旦染患疯病，就预防其杀人，责令子孙向官府报告并锁锢，违者仍要治罪，这似乎不符合律法本意。不向官府报告并锁锢，导致疯病患者杀人，所以按例判处杖刑一百。如果并没有杀人，似乎没有罪名可以处罚。不向官府报告并锁锢，以及私自开启锁封的亲属等人，也说按例治罪，究竟应该判什么罪，也没有说明清楚。至于没有亲属，又没有房屋，就立即监禁锁锢，尤其不妥。轻罪犯人尚且不应监禁，这些疯病患者有什么罪过却要严加锁锢、终身监禁，这简直是说疯病患者绝对没有不杀人的情况，有这样的道理吗？因为有个别疯病杀人的案件，就将所有疯病患者一概视为可能杀人，定下此例，这是因一人而波及所有人，实际上这是万万不可行的事情，此例也属于虚设。

□此门只有因疯杀人的规定，并没有因疯伤人未死的条文。既然致死按过失杀人定罪，伤人也应按过失伤人科断，仍然按例监禁，所以斗殴门内明确记载，如果确实患有疯疾，按过失伤人例收赎，给付被伤者等语。此门条例将疯病杀人者改为斗杀，删去了收赎银两这一层，而那边伤人者仍按过失伤收赎。如果有因疯用金刃伤人，或用凶器伤人未死的案件，就不能不按那边的条例办理，特别显得参差不齐。倘若受伤者在保辜期限外死亡，或者应判流刑，或者应判徒刑，又将按什么律法科断？再或者两个疯病患者共同杀死一人，将以何人按斗杀拟抵？情法至此都穷尽了，办案者不得不代为捏造掩饰了。

□此条似乎应该大加删改，遇到疯病杀人的案件，查明有无捏造掩饰等情况（参照下条），始终疯迷的，永远监禁；供吐明晰的，按斗杀定罪。（两三年后也准此例。）删去报官锁锢这一层，较为恰当。至于恭逢恩旨查办，向来有定章，随时可以奏请，也没有必要写入条例内。后半截所说的，与下条讯取尸亲甘结等内容，应该合并在一起，以节省烦冗。

戏杀误杀过失杀伤人 一、凡是妇人殴打本夫致死，罪当斩决的案件，审实是疯发无知，或者是误伤，以及情有可悯的。该督抚按律例定罪，在案卷中将并非有心干犯的各种情节分条叙述清楚。法司会同复核，援引嘉庆十一年段李氏案内所奉谕旨具题，仍按本条定罪，不用夹签。内阁核明，在奏本内夹叙说帖，票拟，九卿议复，以及依议斩决。双签进呈，恭候钦定。

此条是咸丰二年，遵照嘉庆十一年上谕，恭敬纂入条例。

谨按：与过失杀夫一条参看。

□妻子过失杀夫，允许夹签声请；妻子因疯杀夫，则由内阁票拟双签，不允许夹签。同样是量改监候的案件，似乎不统一。这是因为过失本是由徒罪改为绞罪，殴杀本是斩罪。只是因疯致死期功尊长的案件，为什么也允许夹签呢？如果像刑部覆奏那样，以服属三年为准，父母也是三年服，过失杀仍允许夹签，这又是什么道理呢？

戏杀误杀过失杀伤人 一、疯犯杀人，永远锁锢。如果亲老丁单，按例应留养承祀的，如果病确实痊愈，令地方官诊验明确，加具结状具题核释，仍责成地方官饬令犯属领回，严加防范。倘若再次病发滋事，亲属按例治罪，本犯永远监禁，不准释放。出具结状的地方官，按例议处。

此条是嘉庆六年，刑部议准定例。

谨按：此条系疯病杀人，

译关于分别留养承祀的条例。

永远锁锢的规定，是乾隆年间制定的，嘉庆十六年改为监禁，五年后疯病不再发作，题请留养承祀等理由，已纂入条例，与本条重复。但那条有“问拟斩绞”的字样，显然是指供词清晰明确的情况，比本条更为详细清晰，似乎应将本条删去并合并到那条之后。这样，始终疯迷的人，仍执行永远锁锢；复审时供词清晰明确的，分别年限，准予查办，以省去繁琐重复，避免歧义错误。

疯病杀人，事情偶尔会有，但也有案件原本奇异，无法在公文中说明，不得不以疯病结案的情况。我曾阅读小说中记载有无情无理的案件，却判定为鬼神作祟，刑律中没有遇到鬼神作祟的条款，无法陈述。然而兵部则例中有“兵丁遇鬼神作祟自尽，照病故例一体赏恤”的话，那么刑律虽无其他条例，自然可以援引作为证据。就像妇女因羞愤自尽，准许使用礼例请旌，都是朝廷定例，司法官员为何甘心扭捏而不敢比照援引呢。

译患有疯病杀人的罪犯，从前治罪很宽缓，而锁禁特别严厉；近来则治罪从严，而锁禁很宽缓，实在觉得参差不齐。

戏杀、误杀、过失杀伤人：一、患有疯病杀人，审问拟定死罪，免除绞刑。对于永远监禁的罪犯，病愈后遇到恩旨，按例可以查办释放的，除所杀的是平民，仍照旧办理外，如果是卑幼致死尊长，以及妻子致死丈夫，涉及服制关系的，仍永远监禁，不准释放。

此条是嘉庆十三年，钦奉上谕，恭敬编纂为条例。

谨按：与下文“致毙平民非一家二命”一条参看。

戏杀、误杀、过失杀伤人：一、凡是患有疯病杀人的案件，总以先前已经报官，有案卷为依据。如果诊验该犯始终患有疯病，言语没有条理，仍照定例，永远锁禁。如果因为一时突然患上疯病，来不及报告，以致杀人，随即痊愈，或者到案时虽然验明是疯迷状态，等到复审时，供词吐露清晰明白的，该州县官审明后，即讯取死者的亲属出具切实的甘结，叙述详情咨报刑部，才准许按斗杀论处。如果没有报案，又没有死者亲属的切实甘结，即使确实查究实情，仍按谋杀、故杀各自的原本律文定罪。（按：与上文“假装疯病妄报”一条语意相似。）至于所杀的是有服制的卑幼，罪不至死的，不得因为病已痊愈，就立即发配，仍依疯病人的条例，永远锁禁。

此条是嘉庆七年，刑部奏准的定例。

谨按：患有疯病杀人，向来是按过失杀办理，所以取结叙详咨报刑部，并不具题。后来改为按斗杀论处，就没有咨报甘结的道理，近年都按命案具题，归入秋审办理，这里似乎应该修改，并与上文“按斗杀律拟绞监候，秋审入于缓决”一条参看。

改为过失杀为斗杀，意思似乎从严，而始终疯迷的，则仍永远锁禁。复审供词吐露清晰明白的，虽然拟绞但仍有查办的时候，这样拟斗杀的反轻，而照过失杀的反重了。

“方准拟以斗杀”，意思是无论什么情况，都以斗杀论处。（与下文“谋杀”句相对。）总系防止假装捏造的意思，只是“方准”一句终究嫌无根据。

“仍按各本律例定拟”，意思是不按过失杀办罪。然而不以杀人时是否确实因疯为凭，而以复审时供词吐露清晰明白为断，似乎嫌不妥当。

殴打致死卑幼比殴打致死平民为轻。所杀的是平民，尚准许查办减等。所杀的是卑幼，仍行永远锁禁，似乎不平允。这是因为当时并没有监禁五年准许查办的条例的缘故。似乎应该酌情改为监禁五年以后，疯病不再复发，就立即发配。如果遇到恩旨，照平民一体查办。

戏杀、误杀、过失杀伤人：一、患有疯病的杀人，除平民一命仍照例分别办理外，如果致毙平民非一家二命的，拟绞监候，秋审酌情入于缓决。如果连杀平民非一家三命以上，以及杀死一家二命的，都拟绞监候。杀死一家三命以上的，拟斩监候，秋审都入于情实。倘若审明是假装疯迷，仍按谋杀、故杀、斗杀一家二、三命，各本律条例审问定罪。

此条是乾隆四十一年，吏部会同刑部，议复都察院左都御史崔应阶条奏的定例。道光四年修改。同治九年改定。

谨按：患有疯病杀人，向来是按过失杀审问定罪，虽然连毙多命，并没有加重治罪的文字。所以雍正九年，四川平民韦巨珍，因疯杀死邓仕圣一家四口，乾隆十八年，广西省徐帼折因疯杀死黄某等一家四口，都是按过失杀审问定罪。三十一年，四川按察使石嘉礼请求将因疯杀死三人以上，以及一家三口的，各按律审问定罪，经刑部议驳在案。等到四十一年，议复左都御史崔应阶条奏，才开始将连毙二命的，拟以绞候。道光四年，又将非一家两命以上，以及一家两命的，拟绞。一家三命的，拟斩。都入于秋审情实，与前例于是大相悬殊。刑法果真有定准吗？

戏杀、误杀、过失杀伤人：一、因疯致毙期功尊长尊属一命，或者尊长尊属一家二命，其中一命是凶犯有服制的卑幼，按律不应抵命的。或者在致毙尊长尊属之外，又另毙平民一命的，都仍按致死期功尊长尊属的本律审问定罪，准许比照援引情轻的条例，夹签声请，等候圣旨定夺。如果致毙期功尊长尊属一家二命，或者二命非一家，但都属于期功尊长尊属。或者一家二命中，一命分属卑幼而罪应绞刑抵命的。或者在致毙尊长尊属之外，复另毙平民二命的，无论是否一家，都按律拟斩立决，不准夹签声请。

此条是道光二十五年，刑部议复陕甘总督富呢杨阿题奏安县平民李进朱因疯殴打致死胞兄李朱粪儿等一案，奏准的定例。同治九年改定。

戏杀、误杀、过失杀伤人：一、凡患有疯病杀人审问拟定斩绞监候的罪犯，除死罪

译对于杀害期功尊长、尊属，并连带杀死平民一家两条人命，以及杀死三条人命但非同一家庭的案件，若应列入情实者，各犯无需查办；其余应列入缓决的人犯，如果到案后病愈，在监禁五年后不再被举发，且遇到家中亲人年老、劳动力单薄，或父母已故、家中无其他男丁的情况，由主管官员责令取得印信甘结，上奏请求留养承祀。倘若释放后再次滋事，将对出具甘结的地方官以及邻里族人等，分别议处惩治。本犯仍将永远监禁，即使病愈，也不准再次释放。

译这条规定是嘉庆十六年刑部议定上报的成例。同治九年修改确定。

谨按。与上面“永远锁锢”的那一条，似乎应该合并修订为一条，删除“笔”字也应当删去。

疯病杀人，唐律中没有条文。（《后汉书·陈忠传》中奏议说，狂易杀人，可以减轻重罪论处。范氏极力驳斥其谬误，唐律不采纳这种法律，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可见古人立法，都有依据。）明律也不记载，有犯此罪的，就按照人命案拟判抵命，没有别的说法。康熙年间，才开始有按照过失杀人的成例。雍正、乾隆年间，又制定了按照斗杀拟判绞刑的成例。此外，两条人命有例，三条以上人命有例，尊长卑幼没有不有例的，例文越发繁琐，案情也就更多了。只是本犯按照过失杀收赎，嫌于太轻，所以罪行牵连到亲属等人，后来改为绞罪，甚至有秋审列入情实的，是本犯已经实际抵命，亲属等人就不应再科罪名。

杀名有六种，称为谋杀、故杀、斗杀、戏杀、误杀以及过失杀，从唐代就是这样。加上疯病杀，那么杀名就有七种了。再加上擅杀，那么杀名就有八种了。都与唐律不符。

再者，唐律只说斗殴误杀旁人，而没有因谋杀、故杀误杀的条文，这是因为谋杀、故杀各有本律的缘故。明律添入，便觉得纠葛不清。而后来例文更加轻重失当，不仅谋杀一条未尽妥当，就是故杀一层也是绝无之事，实在觉得无谓。唐例没有，而明律所增加的，多是这类，参看自然明白。

夫殴死有罪妻妾：卷首

凡是妻妾因为殴打辱骂丈夫的祖父母、父母，而丈夫（不告官，）擅自杀死的，杖一百。（祖父母、父母亲自告发，才定罪。）如果丈夫殴打辱骂妻妾，因而妻妾自尽身死的，不论罪。（如果祖父母、父母已亡，或者妻有其他罪行不至于死，而丈夫擅自杀死的，仍判绞刑。）

这仍然沿用明律，顺治三年添入小注。雍正三年，乾隆五年修改。

谨按。明律并没有小注。《琐言》说，妻妾殴打辱骂丈夫的祖父母、父母，是有应死之罪的，其丈夫不告官司，而擅自杀死的，为父母而殴死妻妾，父母重而妻轻，所以杖一百，不告官小注，即本于此。

条例

夫殴死有罪妻妾 一，妻与丈夫口角，以致妻自缢无伤痕的，不予论罪。如果殴打有重伤而缢死的，其丈夫杖八十。

这条规定是雍正三年定例。

夫殴死有罪妻妾 一，凡是妻妾无罪被殴打，导致折伤以上的，虽有自尽实迹，仍依照丈夫殴打妻妾致折伤的本律科断。

这条规定是律后总注，乾隆五年另纂为例。

《笺释》按，丈夫殴打妻子没有折伤，不论罪。至于折伤以上，减凡人二等，妾又减二等。那么殴打至折伤以上的，虽有自尽实迹，也应当依律科断，不能不论罪了。总注大概本于此。

谨按。律文说殴打有罪妻妾，致令自尽，所以予以不论罪。例文说殴打无罪妻妾，致令自尽，难以不论罪，大概是仍然科以伤罪的意思。《琐言》说，如果丈夫殴打辱骂妻妾，因而自尽，不由殴打受伤身死的，不论罪。如果有其他罪行不至于死，而丈夫擅自杀死的，仍问殴打妻子至死律。如果殴打妻子至折伤以上，虽自尽仍问殴打罪，减凡人二等。大概自尽虽然由于妻子，而殴打至折伤，那么其丈夫也有罪了。与《笺释》及总注相符。而上面那条的杖八十，则没有此语。

□这条仍依照丈夫殴打妻妾，至折伤本律科断。如果殴打至残废、笃疾，则应分别拟判徒刑。上面那条殴打有重伤，只杖八十，彼此相较，殊不统一，有犯碍难援引。究竟何项才为重伤之处，例未指明，假如与妻子因事口角，用刀将其砍伤，或用其他物品及手足殴打受伤，致妻子自缢身死，依上面那条定拟，则都应杖八十，照这条科断，则刃伤应拟徒刑一年，其他物品手足伤，则不论罪了。再者，如殴打折断一指一齿，两条均无窒碍。殴打折断二指二齿，则不免参差了。又按，下面威逼人致死条例说，尊长犯卑幼，各按服制照例子科其伤罪，大概是科以折伤以上的本罪。与此处总注也属相同。彼处《辑注》说期亲可以弗论，大功以下似乎宜分别科以不应。此例的杖八十，或即本于《辑注》的说法，然究不免互相参差。

杀子孙及奴婢图赖人：卷首

凡是祖父母、父母故意杀害子孙，及家长故意杀害奴婢，图赖人的，杖七十、徒刑一年半。

○如果子孙将已死的祖父母、父母、奴婢、雇工的身尸（未葬），图赖人的，杖一百，徒刑三年。（将）期亲尊长杖八十、徒刑二年。（将）大功、小功、缌麻尊长，各递减一等。如果尊长将已死的卑幼及他人的身尸，图赖人的

译杖责八十。（以上均指未向官府告发的情况。）

○若已向官府告发，则根据所告罪行的轻重，一律按照诬告平民的律条（即反坐其罪）来定罪。

译○如果利用图赖来欺诈获取财物的，按照赃物价值比照窃盗罪论处。如果抢夺走财物的，比照白昼抢夺罪论处，免除刺字。各自按照较重的罪名定罪量刑。（如果图赖罪较重，就按照图赖罪论处；如果欺诈获取或抢夺罪较重，就按照欺诈获取、抢夺罪论处。）

这仍然是明律，顺治三年添入小注。

条例

杀子孙及奴婢图赖人 一，有服制亲属互相用尸体图赖他人的，依照干名犯义律论处。

这条是明律《笺释》中的话，顺治三年纂定。

谨按。律文只说了将尊卑死尸图赖旁人的罪行，对于亲属图赖，并没有明文规定，所以纂定这条条例。只是律文分别了已告官和未告官的情况，而条例统称为干名犯义，如果未告到官府，确实难以援引。因为未经告官，对于普通人，既不科以诬告之罪，对于亲属，也难以科以干名犯义之条。用尊长死尸图赖人，比用卑幼死尸图赖人罪重；用祖父母、父母尸身图赖人，比用期亲、功亲、缌麻尊长尸身图赖人尤其重。诬告亲属尊长比诬告卑幼罪重，期亲比功亲、缌麻更重，两条律文各不相同。如果用尊长的尸体图赖尊长，用卑幼的尸体图赖卑幼，还可以照此律比附定拟。如果用尊长的尸体图赖卑幼，或者用卑幼的尸体图赖尊长，定罪必然多有参差。因为用尊长的尸体作为重罪而图赖的人，终究是卑幼；用卑幼的尸体作为轻罪而图赖的人，终究是尊长。而且下条杀子孙等图赖人的，无论凡人尊卑亲属，都拟军罪，已经不照干名犯义律科罪了。与这条也属于参差。

杀子孙及奴婢图赖人 一，妻子将丈夫尸体图赖他人，比照卑幼将期亲尊长图赖人的律文论处。如果丈夫将妻子尸体图赖他人的，依照不应重律论处。如果告官欺诈财物或抢夺的，依照本律科断。

这条是明律《笺释》中的话，顺定三年纂定。

杀子孙及奴婢图赖人 一，故意杀害妾及子孙、侄、侄孙与子孙的妻子，图赖他人的，无论图赖的是凡人还是尊卑亲属，都发配附近充军。

这条是前明问刑条例。原条例规定故意杀害妻妾，以及弟、妹、子、孙、侄、侄孙和子孙的妻子，图赖他人的，都问罪。属于军卫的，发配边卫；属于有司的，发配附近，各自充军。雍正三年、乾隆五年修改。嘉庆六年重新确定。

《辑注》。这与上面两条都是补充律文的不足。但是律文中故意杀害子孙图赖的罪行，只判徒刑一年，这里却是充军，轻重悬殊如此，难道是因为厌恶其图赖而残害骨肉，所以与弟妹等一并论处吗。

谨按。子孙奴婢按照本律只加一等，这里却从徒刑改为充军了。

□问罪者，是指问拟徒刑。充军者，是加重改为军罪。明例中这样的很多。但是不论凡人尊卑亲属，一体拟军，似乎嫌没有区别。嘉庆六年修例按语，议论也没有依据，究竟是否已告官，并未叙明。诬告人死罪未决律只拟流加徒，并非诬告就拟充军。这是明例过于严苛的地方。

杀子孙及奴婢图赖人 一，无赖凶棍，遇到有人自尽的案件，冒认尸亲，混行吵闹殴打，或者将棺材拦阻打坏，抬走尸首，勒指行诈的，都杖一百、枷号两个月。如果该管地方兵役知道而不抓捕的，各自照不应重律治罪。

这条是康熙五十二年，刑部题准定例。乾隆五年增定。

谨按。这种情节与凶恶棍徒有什么不同，他们拟充军，而这里只枷、杖，未免参差。而且指明无赖凶棍，为什么与那条轻重悬殊呢。断狱门内籍命打抢一条说。刁悍之徒，籍命打抢，照白昼夜抢夺拟罪，勒索私和，照私和科断似乎应该移入那条。

杀子孙及奴婢图赖人 一，凡是哥哥及伯叔谋夺族人财产，故意杀害弟侄，图赖被致诈之家，又有殴故杀尊长，酿成立决重案的，除了罪犯应死的，都照各本例定拟外，其罪应军流的，既然照兄及伯叔因争夺弟侄财产故意杀害例，拟绞监候。至于被诈之家的财产如果无人承管，不得由争夺者之后的继嗣承受。

这条是乾隆五十年，湖南巡抚陆干题川厅苗民张应琳商同张田氏谋死侄女张孙女，图赖张学能，致张学能谋杀堂伯母张章氏互相图赖一案，钦奉谕旨，纂辑为例。

谨按。这种案件很少。

□故杀胞弟例，改绞罪。故杀侄子图赖例，也改充军，就没有流罪名目了。罪应军流句，不太明晰。

□兄及伯叔云云，这是旧例，后来经过修改了。

杀子孙及奴婢图赖人 一，将父母尸身装点伤痕，图赖他人，无论金刃手足他物成伤的，都拟斩立决。

这条是嘉庆二十一

译当年，钦遵奉上的谕旨，恭敬地编纂成条例。

谨按。应与“毁弃父母死尸”这一条参照阅读。

译弓箭伤人：卷首

凡是无缘无故向城市以及有人居住的宅院发射弹丸、射箭、投掷砖石的，（即使没有伤人，）也要杖责四十。伤人的，比照一般斗殴伤人的罪行减轻一等。（即使造成重伤残疾，也不在没收家产的范围内。）因此导致死亡的，杖责一百，流放三千里。（如果所伤的是亲属，依照名例律，原本应判重罪，但犯罪时不知道的，按普通人论处；原本应判轻罪的，听从本法规定。仍然追缴埋葬银十两。）

这仍然是明代的法律。顺治三年，添加了小注。原律首句是“凡故意”（并非指因事而故意之意），向城市，律末小注中没有“仍然追缴埋葬银十两”这一句。雍正三年，认为“故”字不够明显，改为“无故”，并删去了“故”字下的小注。乾隆五年，按照总注中记载的“仍然追缴埋葬银十两”，因此在律注中增加了这一条。

谨按。雍正三年，黄册总注说，伤人比照斗殴伤人减轻一等，即使造成重伤残疾也不没收财产，是因为原本并非殴打所致。因伤害而致死的，只判处满流，也不追缴埋葬银两。《笺释》也说，这种致死的罪行，不追缴埋葬银，是因为杀害并非发生在眼前，又不同于驾驶车马奔驰的情况。然而五年刻本的总注改为“仍然追缴埋葬银两”，不清楚其原因。乾隆五年的按语，大概是依据刻本总注而言的。

条例

弓箭伤人 一，凡是鸟枪、竹铳向城市以及有人居住的宅院发射的，即使没有伤人，也要杖责四十。误伤人的，比照汤火伤人的法律减轻一等。因此导致死亡的，杖责一百，流放三千里。如果在深山旷野发射，误伤人的，比照汤火伤人的法律减轻二等。因此导致死亡的，杖责一百，徒刑三年。都要追缴埋葬银十两。

这条是嘉庆六年，刑部议准确定的条例。

谨按。这自然是指捕打禽兽而言，援引的案例，一个是放枪打獐子，一个是放铳打麻雀，都不是无缘无故发射。查误杀门中关于深山旷野捕猎的一条，是乾隆三十九年，江西兴国县民人黄昌怀放枪打麂子，误伤姚文贵致死的案件中纂定的条例，与此条例大致相同。那条专门讲深山旷野，这条专门讲城市宅院，以此来显示区别罢了。但这条专门讲枪铳，那条兼讲枪箭，而且这里多了汤火伤这一层，那里没有说，似乎应该合并修订为一条。

车马杀伤人：卷首

凡是无缘无故在街市、镇店奔驰车马，因此伤人的，比照一般斗殴伤人减轻一等。致死的，杖责一百，流放三千里。如果（无缘无故）在乡村无人旷野地里奔驰，因此伤人（没有致死的，不论处。）致死的，杖责一百。（以上所犯的）都要追缴埋葬银十两。

○如果因为公务紧急而奔驰，杀伤人的，按过失论处。（依照法律收赎，给付其家属。）

这仍然是明代的法律，顺治三年添加了小注。

条例

车马杀伤人 一，凡是骑马碰撞伤人，除了依照法律判决外，还将所骑的马交给被撞的人。如果被撞的人死亡，那匹马没入官府。

这条是康熙五十五年刑部议准确定的条例。

谨按。过失杀人案件中，并不将马追缴给受害者。而且既然已经定罪，追缴银两已经足以抵罪，又将马没入官府，在道义上没有什么可取的。身死的，马没入官府；碰撞伤人的，马给被撞的人，尤其显得参差不齐。

庸医杀伤人：卷首

凡是庸医为人用药、针刺错误，不符合原方，因此导致死亡的，责令其他医生辨别检验药物、穴位，如果没有故意害人的情况，按过失杀人论处。（依照法律收赎，给付其家属。）不许再行医。

○如果故意违背原方，（怀着）欺诈（之心）治疗（人）疾病，而（将轻病说成重病，乘人之危以）索取财物的，按赃物价值比照盗窃罪论处。因此导致死亡，以及因事（私下有所谋害），故意用（相反证据的）药杀人的，判处斩监候。

这仍然是明代的法律，顺治三年添加了小注。

条例

庸医杀伤人 一，凡是端公、道士以及一切人等，使用异端法术、（如圆光画符之类，）给人治病导致死亡的，比照斗杀律判处绞监候。没有导致死亡的，杖责一百，流放三千里。从犯，各减轻一等。

这条是康熙年间现行条例，原载于礼律禁止师巫邪术门，雍正三年修改，乾隆五年改定，并移入此门。

谨按。与禁止师巫邪术各条参照查看。

窝弓杀伤人：卷首

凡是打捕户在深山、旷野猛兽往来的地方，挖掘坑阱以及安置窝弓，不设立望竿及抹眉小索的，（即使没有伤人，也）杖责四十。因此伤人的，比照斗殴杀伤减轻二等。因此导致死亡的，杖责一百，徒刑三年，追缴埋葬银十两。（如果不是在深山旷野，导致杀伤人的，按弓箭杀伤论处。）

这仍然是明代的法律，顺治三年添加了小注，雍正三年增修。

谨按。律末小注，本于《笺釋》。

威逼人致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