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二 物部四
古人书鸟文小篆，似不用笔，亦可自真草八分兴而笔之，权逾重矣。钟繇、张芝、王右军皆用鼠须。欧阳通用狸毛为心。萧祭酒用胎发为柱。张华用鹿毛。岭南郡牧用人须。陶景行用羊须。郑虔谓：“麝毛一管，可书四十张；狸毛八十张。”又有用丰狐、▯向蛉、龙筋、虎仆及猩猩毛、狼毫、鸭毛、雀雉毛者，恐皆好奇之过。要其纯正得宜，刚柔相济，终不及中山之兔，下此则羊毫耳，然羊毫柔而无锋，终非上乘。
王右军尝叹江东下湿，兔毛不及中山；然唐、宋推宣城，自元以来，造笔之工即属吴兴，北地作者不敢望也。吴兴自兔毫外，有鼠毫、羊毫二种，近乃以兔毫为柱，羊毫辅之，刚柔适宜，名曰巨细，其价直百钱。然行书可用，楷非所宜。
草书笔须柔，然过柔无锋，近墨猪矣。皇象谓“草书欲得精毫茕笔，委曲宛转不叛散者”，非神手不能道此笔中事也。
巨细，笔直柔耳，若要楷书正锋，须是纯毫。大约锋欲其长，管欲其小，头欲其牢，柱欲其细。吴兴作家多不办此也。
南北异宜，兔毫入北地，一经霜风即脆，故长安多用水笔，然不过宜于庸胥辈耳。今书家卖字为活者，大率羊毫，不但柔便耐书，亦贱而易置耳。古人退笔成冢，倘有百钱之直，贫士安所办此？
汉扬子云把三寸弱翰，赉白素三尺，《问异》语，弱翰柔毛笔也。故今人相沿动称柔翰，然则笔之尚柔，其来久矣。
相传宣州陈氏，世能作笔，有右军与其祖求笔帖藏于家。至唐柳公权求笔，老工先与二管，语其子曰：“柳学士如能书，当留此笔；若退还，可以常笔与之。”既进，柳果以为不堪用，遂与常笔，乃大称佳。陈退叹曰：“古今人不相及，信远矣！”余谓柳书与王所以异者，刚柔之分耳。右军用鼠须笔，想当苦劲，非神手不能用也。欧、虞尚用刚笔，兰台渐失故步，至鲁公诚悬，虽有筋肉之别，其取态一也，宜其不能用右军之笔耳。公权又有《谢笔帖》云：“蒙寄笔，出锋太短，伤于劲硬。所要优柔，出锋须长，择毫须细。管不在大，副切须齐。副齐则波撇有凭，管小则运动省力。毛细则点画无失，锋长则洪阔圆润。”即此数语，公权之用笔可知矣！
笔之所贵者，毫中用耳，然古今谈咏多及镂饰。刘婕好折琉璃笔管。晋武赐张茂先麟角为管。袁彖赠庾广象牙笔管。南朝笔工铁头者，能莹管如玉。湘州守赠李德裕斑竹管。段成式寄温飞卿葫芦笔管。《西京杂记》：“天子笔管，以错宝为跗，杂宝为匣，厕以玉璧翠羽。汉末一笔之匣，雕以黄金，饰以和璧，缀以隋珠，文以翡翠。湘东王笔有三等：金玉为上，银竹次之，至于王使君，以鼠牙刻笔管，作《从军行》，人马毛发，屋宇山川，无不毕具。”噫！精则极矣，于笔何与？譬之择姝者，不观其貌，而惟衣饰之是尚也，惑亦甚矣。
欧阳通，能书者也，犹以象牙、犀角为笔管，况庸人乎？右军谓：“人有以琉璃、象牙为笔管者，丽饰则有之，然笔须轻便，重则踬矣；惟有绿沉，漆竹及镂管可爱。”余谓笔苟中书，则绿沉、漆镂，亦不必可也。
蔡君谟云：“宣州诸葛高造鼠须及长心笔绝佳。常州许ν所造二品，亦不减之。”则君谟尚用鼠须笔也。今吴兴作者，间用鼠、狼毫，臧晋叔以貂鼠令工制之，曾寄余数枝，圆劲殊甚，然稍觉肥笨，用之亦苦不能自由，政不知右军端明所用，法度若何耳。
鼠须苦劲，何以中书？陆佃《埤雅》云：“栗鼠苍黑而小，取其毫于尾，可以制笔，世所谓鼠须栗尾者也。其锋乃健于兔。”然则实尾而名以须耳。栗鼠，若今竹<鼠留>之类，亦非家鼠也。
伪唐宜王从谦喜用宣城诸葛氏笔，名为翘轩宝帚。君谟所谓诸葛高者，想其子孙也。吴兴元时凭应科笔，至与子昂、舜举，擅名三绝，可谓幸矣！今之工者，急于射利，而不顾败名；上之取者，亏其价值，而不择好丑。故湖笔虽满天下，而真足当临池之用者，千
译古人书写鸟虫文小篆，似乎不使用毛笔，也可以从真书、草书、八分书的兴起而使用毛笔，但权衡起来，重要性就超过了。钟繇、张芝、王羲之都用鼠须笔。欧阳通用狸毛做笔芯。萧祭酒用胎发做笔柱。张华用鹿毛。岭南郡守用人须。陶景行用羊须。郑虔说：“一管麝毛笔，可以书写四十张纸；狸毛笔可以书写八十张。”又有用丰狐毛、〇向蛉毛、龙筋、虎仆以及猩猩毛、狼毫、鸭毛、雀雉毛的，恐怕都是追求奇异的过错。总之，纯正适宜，刚柔相济，终究比不上中山兔毫，次一等就是羊毫了，然而羊毫柔软而没有锋芒，终究不是上乘之作。
王羲之曾经感叹江东地区低洼潮湿，兔毛不如中山的好；然而唐、宋推崇宣城，自元代以来，制作毛笔的工匠就属于吴兴，北方地区的作者不敢望其项背。吴兴除了兔毫之外，有鼠毫、羊毫两种，近来就用兔毫做笔柱，羊毫辅助，刚柔适宜，名叫巨细笔，它的价值是一百钱。然而行书可以使用，楷书却不适宜。
草书用的笔需要柔软，然而过于柔软就没有锋芒，接近墨猪了。皇象说“草书想要得到精妙的毫毛和笔杆，委曲宛转而不散乱”，不是神妙的手笔不能说出这笔中的奥妙。
巨细笔，笔杆柔软罢了，如果要写楷书正锋，必须是纯毫。大约笔锋想要它长，笔管想要它小，笔头想要它牢固，笔柱想要它细。吴兴的制笔工匠大多办不到这些。
南北适宜不同，兔毫进入北方地区，一经霜风就变脆，所以长安多用水笔，然而不过适宜于平庸的胥吏罢了。现在书法家卖字为生的人，大多使用羊毫，不但柔软便于书写，而且便宜容易置办。古人退下的毛笔堆积成冢，倘若有一百钱的价值，贫穷的士人哪里能置办得起呢？
汉代扬雄握着三寸柔软的毛笔，携带三尺白绢，《问异》中的话，弱翰是柔软的毛笔。所以现在的人沿袭动不动就称柔翰，那么毛笔崇尚柔软，由来已久了。
相传宣州陈氏，世代擅长制作毛笔，有王羲之与其祖父求笔的帖子藏在家中。到了唐代柳公权求笔，老工匠先给他两管，对他的儿子说：“柳学士如果能写，就留下这管笔；如果退还，可以用普通的笔给他。”既然进献，柳公权果然认为不堪使用，于是给他普通的笔，却大加称赞。陈氏退后叹息说：“古今人不能相比，确实相差太远了！”我认为柳公权的书法与王羲之不同的原因，在于刚柔的区别罢了。王羲之使用鼠须笔，想必相当劲健，不是神妙的手笔不能使用。欧阳询、虞世南尚且使用刚硬的笔，兰台逐渐失去原有的步调，到了颜真卿诚悬，虽然有筋肉的区别，其取态是一样的，适宜于不能使用王羲之的笔。柳公权又有《谢笔帖》说：“承蒙寄来毛笔，出锋太短，伤于劲硬。所需要的优柔，出锋须长，择毫须细。笔管不在大，副切须齐。副齐则波撇有凭借，笔管小则运动省力。毫细则点画无失误，锋长则洪阔圆润。”仅凭这几句话，柳公权使用毛笔的情况就可以知道了！
毛笔所珍贵的，是毫毛的中间部分，然而古今谈论咏叹多涉及雕刻装饰。刘婕好折断琉璃笔管。晋武帝赐给张茂先麟角做笔管。袁彖赠送庾广象牙笔管。南朝笔工铁头者，能使笔管莹润如玉。湘州太守赠送李德裕斑竹笔管。段成式寄给温飞卿葫芦笔管。《西京杂记》：“天子的笔管，用错宝做笔套，杂宝做笔匣，间杂玉璧翠羽。汉末一支笔的笔匣，雕刻黄金，装饰和璧，缀以隋珠，文饰翡翠。湘东王的笔有三等：金玉为上，银竹次之，至于王使君，用鼠牙雕刻笔管，作《从军行》，人马毛发，屋宇山川，无不具备。”唉！精致到了极点，与毛笔有什么关系呢？譬如选择美女，不观察她的容貌，而只崇尚衣饰，迷惑也太严重了。
欧阳通，是擅长书法的人，尚且用象牙、犀角做笔管，何况平庸的人呢？王羲之说：“有人用琉璃、象牙做笔管的，华丽装饰则有之，然而笔须轻便，重则绊脚；惟有绿沉、漆竹及镂管可爱。”我认为笔如果适合书写，那么绿沉、漆镂，也不一定可爱。
蔡君谟说：“宣州诸葛高制作鼠须及长心笔绝佳。常州许ν所制的二品，也不减色。”那么君谟尚且使用鼠须笔。现在吴兴的制笔工匠，间或用鼠、狼毫，臧晋叔用貂鼠令工匠制作，曾寄给我几枝，圆劲非常，然而稍觉肥笨，使用它也很不能自由，正不知道王羲之、蔡君谟所用的，法度如何。
鼠须苦劲，何以适合书写？陆佃《埤雅》说：“栗鼠苍黑而小，取其尾毫，可以制笔，世所谓鼠须栗尾者也。其锋乃健于兔。”那么实际上是尾毛而命名为须罢了。栗鼠，像现在的竹鼠之类，也不是家鼠。
伪唐宜王从谦喜欢使用宣城诸葛氏的笔，名为翘轩宝帚。君谟所说的诸葛高，想必是他的子孙。吴兴元时凭应科笔，至与赵孟頫、舜举，擅名三绝，可谓幸运了！现在的工匠，急于射利，而不顾败坏名声；上面选取的人，亏其价值，而不择好丑。所以湖笔虽然满天下，而真正足以当临池之用者，千
百中一二也。
砚则端石尚矣，不但质润发墨，即其体裁，浑素大雅，亦与文馆相宜。无论琉璃金玉，靡俗可憎，即龙尾红丝见之，亦当爽然自夫。正似邢夫人衣，故衣时能令尹夫人自痛不如也。
译（这）是百中取一二的珍品。
砚台则以端石最为崇尚，不仅因为它的质地滋润、发墨良好，就连它的形制风格，也浑朴素雅、大方典雅，与文人书斋的氛围十分相宜。无论是琉璃、金玉那些庸俗可憎之物，即便是见到龙尾砚、红丝砚，也应当感到惭愧而自愧不如。这正像邢夫人的衣服一样，所以当尹夫人穿上它时，便痛感自己不如邢夫人。
皇象论草书宜得精毫茕笔，委曲婉转不叛散者；纸欲滑密，不沾污者，墨欲多胶绀黝者，梁竟陵云：“子邑之纸，妍妙辉光；仲将之墨，一点如漆；仲英之笔，穷神尽意。”独于砚无称焉。盖砚视三者，稍可缓耳。今人知宝数十百金之砚，而不知精择纸笔，以观美则可耳，非求实用者也。（子邑左伯，字仲英，当作伯英。张芝字考章，诞奏魏公书可见。）
柳公权论砚，以青州为第一，绛州次之，殊不及端。今青州所出石即红丝砚也。唐彦猷亦谓红丝石为天下第一，蔡君谟问其故，曰：“墨，黑物也，施于紫石则暧昧不明，在红黄则色自现，一也；斫墨如漆，石有脂脉，能助墨光，二也。”其言甚辨，然余习于用端，有解有未解耳。
唐李咸用端溪砚诗有：“着指痕犹湿，经旬水未低。鹆眼工谙谬，羊肝土乍利。捧受同交印，矜持过秉▯”等语。刘梦得《谢人惠端州石砚》诗：“端州石砚人间重。”李贺《青花石砚歌》云：“端州匠者巧如神，露天磨剑割紫云。”则知唐人原重端砚。朱新仲《猗觉寮杂记》又载柳公权论砚云：“端溪石为砚，至妙，益墨。青紫色者，可直千金。”则非不知贵也，难得故耳。
蔡君谟云：“东州可谓多奇石。自红丝出后，有鹊金黑玉研，最为佳物。新得黄玉砚，正如蒸栗续。又有紫金妍，又得褐石黑角石，尤精。向者，但知有端岩、龙尾，求之不已，遂极品类。”余之所好，有异于人乎？近代莆田参知蔡一槐酷好研石，足迹半天下，凡遇片石佳者，必收行囊中，常有数十百枚。蔡氏可谓世有研癖矣。
端研虽有活眼死眼之别，然石之有眼犹人之有斑痣，其贵原不在此。但端石多有眼，以此别其为端耳。宋高宗谓端研如一段紫玉，莹润无瑕乃佳，不必以眼为贵。余谓石诚佳，即新者自可，亦不以以旧为贵也。
今之端研，池皆如线，无受水处，亦无蓄墨沈处，其傍必置笔池。若大书，必置碗盛墨，亦颇不便。间有斗槽者，便为减价。此但论工拙耳，非择砚者也。余蓄研多，择有池者，吾取其适用耳，岂以卖研为事哉？及考宋晁以道藏研，必取玉斗样，每曰：“砚石无池受墨，但可作枕耳。”乃知千古之上，亦有与余同好者。
宋时供御大内，无非端石。航海之难，舟覆于莆之涵头，禁中之砚，尽落民间，然其始，人尚未知贵重。其后吴人有知之者，微行以贱直购之，久而渐觉，价遂腾涌，高者直百金，低亦不下一二十金。而莆人耳目既熟，转市新石，妙加镌琢，视之宋砚，毫发不殊，散之四方，于是吴人转为所欺矣。
铜雀瓦虽奇品，然终燥烈易乾，乃其发墨，倍于端矣。洮河绿石，贞润坚致，其价在端上，以不易得也。江南李氏有澄泥砚，坚腻如石，其实陶也。有方者，六角者，旁刻花鸟甚精，四周有罗笺纹，较之铜雀，又为良矣。
马肝、龙卵，色之正也；月晕、星涵，姿之奇也；鱼跃、云兴，石之怪也；结邻、壁友，名之佳也；稠桑、栗冈，地之僻也；金月、云峰，制之巧也；芝生、虹饮，器之瑞也；青铁、浮楂，质之诡也；颇黎、玉函，用之靡也；磨穴、腹洼，业之笃也；卢掷、陶碎，道之穷也。
杨雄、桑维翰皆用铁砚。东魏孝静帝用铜砚。景龙文馆用银砚。今天下官署皆用锡砚，俗陋甚矣。
一日呵得一担水，才直二钱，廉者之言也，然亦杀风景矣。质润生水，自是砚之上乘，譬之禾生合颖，梦秀两岐，可谓多得一石谷，才直二百钱乎？萧颖士谓石有三灾，当并此为四也。
韩退之《毛颖传》，名砚为陶泓。郑畋卢携掷砚相诟。王铎叹曰：“不意中书有瓦解之事。”则唐人砚尚多用瓦也。
袁彖赠庾翼以▯奉砚，蒋道支取水上浮查为砚，则砚之不用石，盖多矣。
古人书之用墨，不过欲其黑而已，故凡烟煤，皆可为也。后世欲其发光，欲其香，又欲其坚，故造作百端，淫巧还出。价侔金玉，所谓趋其末而忘其本者也。
三代之墨，
译皇象论述草书，认为应当选用精妙的毫毛和柔韧的笔杆，笔锋委曲婉转而不散乱；纸张要光滑细密，不沾污墨迹；墨要胶多且色泽深黑。梁朝竟陵王萧子良说：“左伯的纸，妍丽奇妙，光彩照人；韦诞的墨，一点如漆；张芝的笔，穷尽神妙，表达尽意。”唯独对砚台没有称赞。大概是因为砚台相比纸、笔、墨这三样，稍微可以缓一缓。现在的人知道珍视价值数十上百金的砚台，却不知道精心挑选纸和笔，这样看来只是为了观赏美观罢了，并非追求实用。（左伯字子邑，字仲英，应当作伯英。张芝字伯英，其事迹在《魏公书》中可见。）
柳公权论述砚台，认为青州的砚台排第一，绛州的次之，远远比不上端砚。现在青州出产的石料就是红丝砚。唐彦猷也说红丝石是天下第一，蔡君谟问他原因，他说：“墨是黑色的东西，涂在紫色的石头上就昏暗不明，涂在红色或黄色的石头上颜色自然显现，这是第一点；磨墨如漆，石头有油脂脉络，能助长墨的光泽，这是第二点。”他的话很有道理，然而我习惯使用端砚，对此有理解的也有不理解的地方。
唐代李咸用写端溪砚的诗中有：“手指按上去痕迹还湿润，过了十天水也没有减少。鹆眼的工艺让人懂得其中的谬误，羊肝石的土质刚被利用。捧受砚台如同交接印信，矜持的态度超过持守〇”等语句。刘梦得《谢人惠端州石砚》诗中说：“端州石砚在人间最贵重。”李贺《青花石砚歌》中说：“端州的工匠技巧如神，露天磨剑割开紫云。”由此可知唐人原本就重视端砚。朱新仲《猗觉寮杂记》又记载柳公权论述砚台说：“端溪石做砚台，极其美妙，有益於墨。青紫色的，价值可达千金。”所以不是不知道它的珍贵，而是因为难得罢了。
蔡君谟说：“东州可以说奇石很多。自从红丝砚出现后，有鹊金黑玉砚，是最好的东西。新得到黄玉砚，就像蒸熟的栗子。又有紫金砚，又得到褐石黑角石，尤其精良。以前，只知道有端岩、龙尾砚，求取不停，于是极尽品类。”我所喜欢的，和别人有什么不同吗？近代莆田参知政事蔡一槐酷爱砚石，足迹遍布天下，凡是遇到片石好的，一定收进行囊中，常有数十上百枚。蔡氏可以说是有世代的砚癖了。
端砚虽然有活眼和死眼的区别，然而石头有眼就像人有斑痣，它的珍贵原本不在此。只是端石多有眼，以此区别它是端砚罢了。宋高宗说端砚像一段紫玉，晶莹润泽没有瑕疵才是好的，不必以眼为贵。我说石头如果真的好，即使是新的也可以，也不以旧为贵。
现在的端砚，砚池都像线一样细，没有容水的空间，也没有蓄墨的地方，旁边必须放置笔池。如果写大字，必须放置碗盛墨，也很不方便。偶尔有斗槽的，价格就降低了。这只是谈论工艺的优劣罢了，不是选择砚台的标准。我收藏的砚台多，选择有砚池的，我取它的适用，难道是以卖砚台为事吗？等到考察宋代晁以道收藏的砚台，一定取玉斗样式，常说：“砚石没有砚池盛墨，只能当枕头罢了。”才知道千古之上，也有和我喜好相同的人。
宋代供奉宫廷大内的，无非是端石。航海艰难，船只在莆田涵头翻覆，宫廷中的砚台，都落入民间，然而起初，人们还不知道它的贵重。后来吴地有人知道了，微服出行以低价购买，久而久之逐渐发觉，价格于是暴涨，高的价值百金，低的也不下一二十金。而莆田人耳目熟悉，转手卖新石，巧妙加以雕刻，看起来和宋砚毫发无差，散布到四方，于是吴地人反而被欺骗了。
铜雀瓦虽然是奇品，然而终究干燥易干，但它发墨的效果，比端砚加倍。洮河绿石，坚润致密，它的价格在端砚之上，因为不容易得到。江南李氏有澄泥砚，坚硬细腻如石，其实是陶器。有方形的，六角的，旁边刻花鸟非常精细，四周有罗笺纹，和铜雀瓦相比，又更好了。
马肝、龙卵，是颜色的纯正；月晕、星涵，是姿态的奇特；鱼跃、云兴，是石头的怪异；结邻、壁友，是名字的美好；稠桑、栗冈，是地方的偏僻；金月、云峰，是制作的精巧；芝生、虹饮，是器物的祥瑞；青铁、浮楂，是质地的诡异；颇黎、玉函，是使用的奢华；磨穴、腹洼，是行业的专注；卢掷、陶碎，是道路的穷尽。
杨雄、桑维翰都用铁砚。东魏孝静帝用铜砚。景龙文馆用银砚。现在天下官署都用锡砚，俗陋极了。
一天呵气得到一担水，才值二钱，这是廉洁者的话，然而也煞风景了。质地润泽生水，自然是砚台的上乘，好比禾苗生出合颖，梦见秀出两岐，可以说多得一石谷，才值二百钱吗？萧颖士说石头有三灾，应当把这作为第四灾。
韩退之《毛颖传》，称砚台为陶泓。郑畋卢携掷砚互相辱骂。王铎感叹说：“没想到中书省有瓦解的事情。”那么唐人砚台大多用瓦。
袁彖赠送庾翼〇奉砚，蒋道支取水上浮木为砚，那么砚台不用石头的，很多了。
古人书写用墨，不过想要它黑罢了，所以凡是烟煤，都可以做。后世想要它发光，想要它香，又想要它坚硬，所以造作百端，淫巧层出不穷。价值等同金玉，所谓追求末节而忘记根本了。
三代的墨，
其法似不可知，然《周书》有涅墨之刑，晋襄有墨▯之制；又古人灼龟，先以墨画龟，则谓古人皆以漆书者，亦不然也。又云：“古有黑石，可磨汁而书。”然黑石仅出延安。晋陆云与兄书，谓三台上有藏者，则亦稀奇之物，安得人人而用之？况墨之为字，从黑从土，其为煤土所制无疑，但世远不可考耳。至汉始有▯俞麋之名，至唐始有松烟之制。然三国时，皇象论墨，已有“多胶黝黑”之说，则谓魏、晋以前皆用漆而不用胶者亦误也。至于用珠，则自李廷▯始；用脑麝、金箔，则自宋张遇始。自此而竞为淫巧矣。（按太白诗有“兰麝疑珍墨”之语，则唐墨已用麝。）
译这种制法似乎难以知晓，然而《周书》中有涅墨的刑罚，晋襄公时有墨刑的制度；又古人灼烧龟甲，先用墨在龟甲上画线，那么说古人都是用漆来书写的，也不对。又说：“古代有黑石，可以磨成汁来书写。”然而黑石只出产在延安。晋代陆云给哥哥的信中说，三台上有收藏的黑石，那么这也是稀奇之物，怎么能人人都使用呢？况且“墨”这个字，由“黑”和“土”组成，它是由煤土制成的毫无疑问，只是年代久远无法考证罢了。到了汉代才开始有〇俞麋的名称，到了唐代才开始有松烟墨的制作。然而三国时期，皇象论述墨，已经有“多胶黝黑”的说法，那么说魏、晋以前都用漆而不用胶也是错误的。至于用珍珠，是从李廷〇开始的；用脑麝、金箔，是从宋代张遇开始的。从此就竞相追求淫靡巧饰了。（按：李白诗中有“兰麝疑珍墨”的诗句，那么唐代的墨已经使用麝香了。）
李廷▯，唐僖宗时人。其墨，在宋时，如王平甫、石昌言、秦少游、蔡君谟辈，皆有藏者。国朝《马愈日抄》言：“在英国府中，曾一见之。”今又百五十年矣，大内不可知，人间恐不可复得。即张遇、陈朗、潘谷皆无存者。以今之墨，不下往昔故也。
廷▯自易徙歙，遂为歙人，则歙墨源流，其来久矣。廷▯弟廷宽，宽子承宴，宴子文用，皆世其业，而渐不逮。又有柴▯朱君德小墨，皆唐末三代知名者，张遇、王迪、叶茂实、潘谷、陈朗、陈惟达、李仲宣，宋墨之良者也。元有朱万初，纯用松烟。
国朝方正、罗小华、邵格之皆擅名一时。近代方于鲁始臻其妙。其三十前所作九玄三极，前无古人。最后程君房与为仇敌，制玄元灵气以压之，二家各争其价，纷拿不定。然君房大驵，亡命不齿伦辈，故士论迄归方焉。
李廷▯墨，每料用真珠三两，捣十万杵，故坚如金石。罗小华墨亦用黄金、珍珠杂捣之，水浸数宿不能坏也。罗墨，今尚有存者，亦将与金同价矣。宋徽宗以苏合油搜烟为墨，杂以百宝，至金章宗购之，每两直黄金一斤。夫墨苟适用，藉金珠何为？淫巧侈靡，此为甚矣。今方、程二家墨，上者亦须白金一斤，易墨三斤，闻亦有珍珠麝香云。余同年方承郁为歙令，自造青麟髓，价又倍之。近日潘方凯造开天容墨，又倍之，盖复用黄金矣。然以为观美，则外视未必佳；以为适用，则亦无以甚异也。此又余之所不解也。
墨太陈，则胶气尽，而字不发光；太新，则胶气重，而笔多缠滞，惟三五十年后，最宜合用。方正墨，今用之，已作煤土色矣。不知仲将何以一点如漆？或曰：“古墨用漆，故坚而亮；今只用胶，故数经霉湿，则败矣。”余家藏歙墨之极佳者，携至京师，冬月皆碎裂如砾，而廷▯当时正在易水得名，恐用漆之说不诬耳。
徐常侍得李超墨一挺，长近尺余，兄弟日书五千字，凡用十年乃尽。宋元嘉墨，每丸作二十万字。乃知昔墨不独坚而耐磨，亦挺质长大。罗小华墨虽贵重，每挺皆二两余，规者五两余，近来方、程墨苦于太小，大仅如指，用之易尽，而青麟髓开天容尤小，家居无事，每遇乞书，狼藉时，不一月辄尽，且亦不便于磨也。
方于鲁有《墨谱》，其纹式精巧，细入毫发，一时传诵，纸为踊贵。程君房作墨苑以胜之，其末绘《中山狼传》以诋方之负义。盖方微时，曾受造墨法于程，迨其后也，有出蓝之誉，而君房坐杀人拟大辟，疑方所为，故恨之入骨。二家各求海内词林缙绅为之游扬，轩轾不一。然论墨品、人品，恐程终不胜方耳。
于鲁近来所造墨亦不逮前。万历戊戌秋，余亲至于鲁家，令制长大挺，每一挺四两者。然求昔年九玄三极料已不可得。又十年，于鲁死，子孙急于取售，其所制益复不逮矣。大率上人之求取无厌，而市者之赏鉴难得，自非巨富而护名，何苦而居难售之货？此亦天下之通弊也。
唐陶雅为歙州刺史，责李超云：“尔近所造墨殊不及吾初至郡时，何也？对曰：“公初临郡，岁取墨不过十挺，今数百挺未已，何暇精好为？”噫！今之守令取墨，岂直数百挺而已耶。
古人养墨，以豹皮囊，欲远其湿。又云：宜以漆匣密藏之，欲滋其润。
今人谓纸始造于蔡伦，非也。西汉《赵飞燕传》：“箧中有赫蹄书。”应邵云：“薄小纸也。”孟康曰：“染纸令赤而书，若今黄纸也。”则当时已有纸矣。但伦始煮谷皮、麻头及敝布、鱼网，捣以成纸，故纸始多耳。
澄心堂纸，今尚有存者，然余见之不多，未敢辨其真伪也，宋笺差可辨耳。陈后山云：“澄心堂乃南唐烈祖节度金陵之燕居也，世以为元宗书殿，误矣。”蔡端明云：“其物出江南池、歙二郡，今世不复作。蜀笺不耐久，其余皆非佳品。宋时去南唐不远，此纸散落人间尚多，今则绝无而仅有。”梅圣俞有诗谢欧公送澄心堂纸云：“江南李氏有国日，百金不许市一枚。当时国破何所有？帑藏空
译李廷珪，是唐僖宗时期的人。他的墨，在宋代时，像王平甫、石昌言、秦少游、蔡君谟等人，都有收藏。本朝《马愈日抄》说：“在魏国公府中，曾经见过一次。”如今又过了一百五十年了，皇宫内府的情况不可知，民间恐怕再也难以得到了。即使是张遇、陈朗、潘谷的墨，也没有留存下来的了。这是因为现在的墨，并不比往昔差劲的缘故。
李廷珪自从从易州迁居到歙州，就成了歙州人，那么歙墨的源流，由来已久了。李廷珪的弟弟李廷宽，廷宽的儿子李承宴，承宴的儿子李文用，都世代继承这门手艺，但逐渐不如从前。还有柴珪、朱君德的小墨，都是唐末五代时期知名的墨品；张遇、王迪、叶茂实、潘谷、陈朗、陈惟达、李仲宣，是宋代墨品中的佳品。元代有朱万初，纯粹使用松烟制墨。
本朝方正、罗小华、邵格之，都在当时享有盛名。近代方于鲁才开始达到精妙的境界。他三十年前所制作的九玄三极墨，前无古人。后来程君房与他成为对手，制作玄元灵气墨来压制他，两家各自争夺高价，争论不休，难以定论。然而程君房是个大奸商，是个亡命之徒，不被同辈所齿列，所以士人的舆论最终都归于方于鲁一方。
李廷珪的墨，每料使用真珠三两，捣击十万杵，所以坚硬如金石。罗小华的墨也使用黄金、珍珠混合捣制，浸泡在水中数夜也不能损坏。罗小华的墨，现在还有存世的，也将与黄金同价了。宋徽宗用苏合油收集烟灰制墨，混杂各种珍宝，到了金章宗时购买它，每两价值黄金一斤。墨如果适用，借助金珠做什么呢？这种淫巧奢侈的风气，这里最为严重了。现在方、程两家的墨，上等的也需要白银一斤，换墨三斤，听说也有加入珍珠麝香的。我的同科进士方承郁担任歙县县令，自己制作青麟髓墨，价格又加倍了。近日潘方凯制作开天容墨，价格又加倍，大概是又使用了黄金。然而如果说是为了观赏美观，那么外表未必好看；如果说是为了适用，那么也没有特别不同的地方。这又是我不理解的地方。
墨太陈旧，胶气就散尽了，字迹就不发光；太新，胶气就太重，笔锋多缠绕滞涩，只有经过三五十年后，最适宜使用。方正的墨，现在使用，已经变成煤土色了。不知道韦诞（仲将）为什么一点墨就黑如漆？有人说：“古墨使用漆，所以坚硬光亮；现在只使用胶，所以经过几次霉湿，就败坏了。”我家收藏的极好的歙墨，带到京城，冬天都碎裂如碎石，而李廷珪当时正在易水一带成名，恐怕使用漆的说法不是虚妄的。
徐常侍得到李超的墨一挺，长度将近一尺多，兄弟每天书写五千字，总共用了十年才用完。宋代元嘉墨，每丸可以写二十万字。由此可知，昔日的墨不仅坚硬耐磨，而且墨条质地粗大。罗小华的墨虽然贵重，每挺都有二两多，圆形的有五两多，近来方、程的墨苦于太小，大的仅如手指，使用容易用完，而青麟髓、开天容尤其小，在家无事，每次遇到求字的人，杂乱书写时，不到一个月就完了，而且也不方便研磨。
方于鲁有《墨谱》，其花纹样式精巧，细致入微，当时广为传诵，纸张因此涨价。程君房制作《墨苑》来胜过他，末尾绘制《中山狼传》来诋毁方于鲁忘恩负义。大概方于鲁微贱时，曾经向程君房学习制墨方法，等到后来，有青出于蓝的赞誉，而程君房因杀人被判死刑，怀疑是方于鲁所为，所以恨之入骨。两家各自寻求海内的文人官员为他们宣扬，评价不一。然而论墨品和人品，恐怕程君房终究不如方于鲁。
方于鲁近来所制的墨也不如从前。万历戊戌年秋天，我亲自到方于鲁家，让他制作粗大的墨条，每挺四两。然而寻求昔年九玄三极的原料已经不可能了。又过了十年，方于鲁去世，子孙急于出售，他们制作的墨更加不如从前了。大抵上位者的索取没有满足的时候，而买主的鉴赏难得，如果不是巨富且爱护名声，何必苦于囤积难售的货物？这也是天下的通病。
唐代陶雅担任歙州刺史，责备李超说：“你最近所制的墨特别不如我刚到郡时，为什么呢？”回答说：“您刚来到郡时，每年取墨不过十挺，现在数百挺还未停止，哪有空暇精心制作呢？”唉！现在的守令索取墨，难道仅仅数百挺而已吗？
古人保养墨，用豹皮袋装，想要远离湿气。又说：适宜用漆匣密封收藏，想要滋润它的润度。
现在的人说纸最初由蔡伦制造，不对。西汉《赵飞燕传》说：“箱子里有赫蹄书。”应邵说：“薄小的纸。”孟康说：“染纸令赤而书写，像现在的黄纸。”那么当时已经有纸了。只是蔡伦开始煮谷皮、麻头以及破布、鱼网，捣碎制成纸，所以纸才开始多起来。
澄心堂纸，现在还有存世的，然而我见到的不多，不敢辨别其真伪，宋代的笺纸大致可以辨别。陈后山说：“澄心堂是南唐烈祖节度金陵时的燕居之所，世人以为是元宗的书殿，错了。”蔡端明说：“这种物品出自江南池、歙二郡，现在世间不再制作。蜀笺不耐久，其余都不是佳品。宋代距离南唐不远，这种纸散落在人间还很多，现在则是绝无而仅有。”梅圣俞有诗感谢欧阳公赠送澄心堂纸说：“江南李氏有国时，百金不许买一枚。当时国破有什么？国库空
竭生莓苔。但存图书及此纸，弃置大屋墙角堆。幅狭不堪作诏令，聊备粗使供鸾台。”可见宋时此纸之多。宋子京作《唐书》，皆以澄心堂纸起草。欧公作《五代史》亦然。而今五百年间，贵如金玉，可为短气。
译长满了青苔。只保存着图书和这些纸张，被丢弃在大屋的墙角堆积着。纸幅狭窄，不足以用来书写诏令，姑且作为粗劣的用品供给中书省使用。”由此可见宋代这种纸张数量之多。宋祁撰写《新唐书》，都用澄心堂纸起草初稿。欧阳修撰写《新五代史》也是如此。然而在这五百年间，这种纸珍贵如同金玉，令人感到短叹气闷。
今世苦无佳纸，东帖腐烂不必言，绵料白纸颇耐，然涩而滞笔。古人笺多砑光，取其不留也。华亭粉笺，岁久模糊，愈不可堪。蜀薛涛笺亦涩，然着墨即乾，但价太高，寻常岂能多得耶？高丽茧纸，腻粉可喜，差易购于薛涛，然岁久则蛀。自此而下，灰者竹者，非胥曹之羔雉，即剞劂之刍狗耳。不意剡溪子孙，不振乃尔。
宋之诸帝，留心翰墨，故文房所制，率皆精品。澄心堂纸之外，蜀有玉版，有贡余，有经屑，有表光。歙有墨光，有冰翼，有白滑，有凝光。又越中有竹纸，江南有楮皮纸，温州有蠲纸，广都有竹丝纸，循州有藤纸，常州有云母纸。又有香皮纸、苔纸、桑皮纸、芨皮纸。蔡君谟言：“绩溪、乌田、古田、由拳、惠州纸皆知名。”今试观宋人书画纸，无一不佳者，可知其制造之工且多也。
蔡君谟尝禁所部不得用竹纸，盖有狱讼未决，而案牍已零落者。至于今时，有刚连连、七毛边之目，尤极腐烂，入手即碎。而人喜用之者，价直轻尔。毛边之用，上自奏牍，下至柬帖短札，遍于天下，稍湿即腐，稍藏即蠹，纸中第一劣品，而世用之不改者，光滑便于书也。
印书纸有太史、老连之目，薄而不蛀，然皆竹料也。若印好板书，须用绵料白纸无灰者。闽、浙皆有之，而楚、蜀、滇中，绵纸莹薄，尤宜于收藏也。
作字，高丽、薛涛不可常得矣。绵纸砑光，差宜于笔墨。余在山东，为鲁藩作书，内中有香笺数幅，甚贵重之，然亦是毛边之极厚者，加以香料，而打极紧滑。书不留手，甚觉可喜，但未知耐藏否耳。初书行草二幅，俱不当意，最后书《赤壁赋》，计格截然，上下整齐，乃大称善，尤可笑也。
欧阳率便不择纸笔，无不如意，而蔡中郎非纨素不下笔。然既能书，亦须自爱重。魏、晋人墨迹，类是第一等褚先生，即宋、元犹然。今人不择纸而书者多矣，亦由请乞太滥，粗恶竞进，却之则重拂其意，易之则责人以难，故往往以了酬应耳。
饶州有鄱阳白，长如一匹绢。元李氏藏古纸，长二丈余。今世有一种碧纸，亦长丈余，不知何处所造甚为钜丽，但烂涩不中书耳。
纸须白而厚，坚而滑；笔须健而圆，长而轻；墨须黑而有光；砚须宽而发墨。置之明窗净几，时书一二段《文选》、小说，亦人间至乐也。
昔人书字多用笺素，书于扇者盖少，故右将军书六角扇，老妪为之不悻。即宋、元人书画，见便面者，不一二也。今则以扇乞书者，多于纸矣。然元以前，多用团扇，绢素为之，未有折者。元初东南夷使者持聚头扇，人共笑之。国朝始用折扇，出入怀袖殊便。然汉张敞以便面拊马，则又似今之折扇也。
古人多用羽毛之属为扇，故扇字从羽。汉时乘舆用雉尾扇，周昭王时聚鹊翅为扇，诸葛武侯、吴猛皆执白羽扇，庾翼上晋武帝毛扇。今世辄以毛扇为贱品，上自宫禁，下至士庶，惟吴、蜀二种扇最盛行。蜀扇每岁进御，馈遗不下百余万，上及中宫所用，每柄率值黄金一两，下者数铢而已。吴中泥金，最宜书画，不胫而走四方，差与蜀Ψ埒矣。大内岁时每发千余，令中书官书诗以赐宫人者，皆吴扇也。
蜀扇，譬之内酒，非富人笥中，则妇女手中耳。吴扇，初以重金妆饰其面为贵，近乃井其骨，制之极精。有柳玉台者，白竹为骨，厚薄轻重称量，无毫发差爽，光滑可鉴，每柄值白金半两，斯亦淫巧无用者矣。
扇之有坠，唐前未闻。宋高宗宴大臣，见张循王扇，有玉孩儿坠子，则当时有之矣。盖起于宫中，不时呼唤，便于挂衣带间。今则天下通用，而京师合香为之者，暑月以辟臭秽，尤不可须臾去身也。
唐以前皆于扬州贡镜，以五月五日，取扬子江心水铸之。凡镜无它，但水清冽则佳矣。今之镜，北推易水，南数吴兴，亦以其水也，然易镜不迨湖镜还甚。
秦镜背无花纹。汉有四钉、海马、蒲桃。唐制鼻纽颇大，及六角菱花。宋以后不足贵矣。凡镜逾古逾佳，非独取
译如今世上苦于没有好纸，东方的帖子腐烂不必说，绵料白纸虽然颇为耐用，但质地涩滞，阻碍笔锋。古人的信笺大多经过砑光处理，取的是墨迹不滞留的效果。华亭产的粉笺，年代久了就会模糊，更加难以忍受。蜀地薛涛笺也显得涩滞，但墨一着上去就干，只是价格太高，普通人哪里能大量得到呢？高丽产的茧纸，细腻如粉令人喜爱，比薛涛笺稍容易买到，但年代久了就会生虫蛀蚀。再往下说，那些灰纸、竹纸，不是胥吏用来写公文信件的粗劣之物，就是刻书印版用的如刍狗般废弃的纸张。没想到剡溪的后人，竟然衰败到如此地步。
宋朝的各位皇帝，留心书法绘画，所以文房四宝的制作，大都是精品。除了澄心堂纸之外，蜀地有玉版纸、贡余纸、经屑纸、表光纸。歙州有墨光纸、冰翼纸、白滑纸、凝光纸。此外越中有竹纸，江南有楮皮纸，温州有蠲纸，广都有竹丝纸，循州有藤纸，常州有云母纸。还有香皮纸、苔纸、桑皮纸、芨皮纸。蔡君谟说：“绩溪、乌田、古田、由拳、惠州的纸都很有名。”现在试着看看宋人的书画用纸，没有一样不好的，由此可知当时造纸工艺精良且种类繁多。
蔡君谟曾经禁止他所辖地区使用竹纸，大概是因为有诉讼案件尚未判决，而案卷文书已经零落破损了。到了现在，有刚连连、七毛边这样的名目，尤其极其腐烂，一上手就碎。而人们喜欢用它，只是因为价格便宜罢了。毛边纸的使用，上至奏章公文，下至请柬短简，遍布天下，稍微受潮就腐烂，稍微存放就生虫，是纸中第一劣品，而世人使用它却不改变，只是因为光滑便于书写。
印书的纸有太史纸、老连纸的名目，薄而不易生虫，但都是竹料造的。如果要印好的版书，必须用无灰的绵料白纸。福建、浙江都有这种纸，而湖北、四川、云南的绵纸晶莹轻薄，尤其适合收藏。
写字，高丽纸、薛涛纸不能常备了。绵纸经过砑光，稍微适宜笔墨。我在山东，为鲁王府写字，内中有几幅香笺，非常珍贵，但也是极厚的毛边纸，加上香料，打磨得极其紧实光滑。书写时笔不滞留，觉得很可喜，只是不知道是否耐得住收藏。起初写行书、草书两幅，都不合心意，最后写《赤壁赋》，格子整齐，上下匀称，于是大加称赞，尤其可笑。
欧阳率更不挑剔纸笔，没有不如意的，而蔡中郎不用纨素就不下笔。然而既然能写字，也应当自爱自重。魏、晋人的墨迹，大都是第一等的褚先生纸，即使宋、元时期也是如此。现在不挑选纸就写字的人很多，也是因为请托乞求太泛滥，粗劣恶俗竞相进献，拒绝则重重拂逆对方心意，更换则被人指责为难，所以往往随便应付了事。
饶州有鄱阳白，长度像一匹绢。元代李氏收藏的古纸，长两丈多。现在世上有一种碧纸，也长一丈多，不知是哪里制造的，非常巨大华丽，但腐烂涩滞不适合写字。
纸必须白而厚，坚而滑；笔必须健而圆，长而轻；墨必须黑而有光泽；砚必须宽而发墨。放在明亮的窗户、干净的几案上，时常写上一两段《文选》、小说，也是人间极大的乐趣。
古人写字多用笺素，写在扇子上的大概很少，所以右将军王羲之写六角扇，老妇人因此不高兴。即使宋、元人的书画，见到画在便面（团扇）上的，也不过一两个。现在则在扇子上乞求写字的，比在纸上还多了。然而元代以前，多用团扇，用绢素制作，没有折叠的。元代初年，东南夷使者拿着聚头扇，人们都嘲笑他。本朝才开始使用折扇，出入怀袖特别方便。然而汉代张敞用便面拍马，则又好像现在的折扇了。
古人多用羽毛一类做扇子，所以“扇”字从羽。汉代皇帝车驾用雉尾扇，周昭王时用鹊翅聚成扇子，诸葛武侯、吴猛都拿着白羽扇，庾翼献给晋武帝毛扇。现在世人就把毛扇当作低贱之物，上自宫廷，下至士人百姓，只有吴、蜀两种扇子最盛行。蜀扇每年进贡给皇帝，馈赠的不下一百多万，上到皇后所用，每把价值黄金一两，下等的才几铢。吴中的泥金扇，最适宜书画，不胫而走传遍四方，差不多与蜀扇相当了。皇宫每年发放一千多把，让中书官写诗赐给宫人的，都是吴扇。
蜀扇，好比内地的酒，不是在富人的箱笼里，就是在妇女手中。吴扇，起初以重金装饰扇面为贵，近来则讲究扇骨，制作极其精细。有个叫柳玉台的，用白竹做扇骨，厚薄轻重称量得当，没有毫发差错，光滑可以照见人影，每把价值白银半两，这也是淫巧无用的东西了。
扇子有坠子，唐代以前没听说过。宋高宗宴请大臣，看见张循王的扇子，有玉孩儿坠子，那么当时就有了。大概起源于宫中，不时呼唤，便于挂在衣带间。现在则天下通用，而京城用合香做的，暑月用来辟除臭秽，尤其不可片刻离开身边。
唐代以前都在扬州进贡镜子，在五月五日，取扬子江心的水铸造。镜子没有其他讲究，只是水清冽就佳了。现在的镜子，北方推崇易水，南方数吴兴，也是因为它们的水，然而易水镜还不如吴兴镜好。
秦镜背面没有花纹。汉代有四钉、海马、蒲桃纹。唐代制度鼻纽颇大，以及六角菱花形。宋代以后就不值得珍贵了。凡是镜子越古越好，不仅取
今山东、河南、关中掘地得古冢，常获镜无数，它器物不及也，云古人新死，未敛，亲识来吊，率以镜护其体云，以防尸气变动；及殡，则内之棺中。有一冢中镜数百者，岁久为尸血肉所蚀，又为苔土所沁成红、绿二色，如朱砂、鹧鸪、碧钿诸宝相，斯为贵矣。其传世者，光黑如添，不能成红、绿也。然临淄人伪为之者最多。
洛阳人取古冢中镜破碎不全者，截令方，四片合成，加以柱而成炉焉，谓之镜炉。制则新也，而质实旧物，置之案头，犹胜馋鼎。
周火齐镜，暗中视物如昼；秦方镜，照人心胆；汉史良娣身毒镜，照见妖魅；隋王度镜，能却百病；唐叶法善铁镜，鉴物如水；长安任仲宣镜，水府至宝，为龙所夺；秦淮渔人镜，洞见五腑六脏；王宗寿镜，照见楼上青衣小儿。宋吕蒙正时，朝士有古镜，能照二百里；安陆石岩村镜，何楚言河朔镜，皆照十数里。徐铉镜，只见一眼。李士宁斩辕山镜，洞见远近。嘉▯中，吴僧镜，照见前途吉凶；孟蜀军校张敌镜，光照一室，不假灯烛。庆历中，宦者镜，背铸兔形，影在鉴中；卢彦绪镜，背有金花，承日如轮。近时金陵军人，耕田得镜半面，能照地中物，持之发冢掘藏，大有所得。又大中桥民陈某▯宅，垣中得长柄小镜，照之则头痛；持与人照，无不痛者。《庚巳编》载：“吴县陈氏祖传古镜，患疟者照之，见背上一物惊去，病即瘥。”余戊子岁在彭城，见卖镜者，其面如常，其背，照之则人影俱倒，斯亦异矣。
修养家谓梳为木齿丹，云：“每日清晨梳千下，则固发去风，容颜悦泽。”夫人一日之功全在于晨，晏眠早起，欲及时也，头梳千下，废时失事甚矣，纵能固发悦颜，何益？
笄，不独女子之饰，古男子皆戴之。《三礼图》：“笄士以骨，大夫以象。”盖即今之簪耳。范武子怒，文子击之以杖，折其委笄，盖童子未冠时也。
汉惠帝时，黄门侍中皆传脂粉。顺帝时，梁冀奏李固胡粉饰貌，搔头弄姿，曹子建以粉自传，何晏动静自喜，粉白不去手。盖魏、晋以前，习俗如此。夫妇人之美者，犹不假粉黛，况男子乎？
以丹注面曰的，古天子诸侯媵妾以次进御，有月事者，难以口说，故注此于面以为识，如射之有的也，其后遂以为两腮之饰。王粲《神女赋》曰：“施华的，结羽钗。”传玄《镜赋》：“点双的以发姿，非为程姬之疾明矣。”唐王建宫词：“密奏君王知入月，唤人相伴洗裙裾。”则亦无注的事也。潘岳《芙蓉赋》：“丹辉拂红，飞须垂的。”王敬美《早梅诗》：“晕落朱唇微有的。”则又借以咏花矣。
汉中山王来朝，成帝赐食，及起而袜系解，成帝以为不能也。于是定陶王得立。然文王伐崇，至凤凰之墟，而袜系解；武王伐纣，行至商山，而袜系解；晋文公与楚战，至黄凤之陵，而履系解；古之圣王，霸主皆有然者，何独中山王耶？
古人以跣为敬，故非大功臣，不得剑履上殿。褚师声子袜而登席，而卫侯怒。至于见长者必脱履于户外。曹公令曰：“议者以祠庙当解履。”则汉末犹然矣。
汉王乔为叶县令，每朝会，双凫飞来，网之得双鸟。卢耽为州治，中元会不及朝，化为白鹄，乃翔威仪，以帚掷之，得双履。南海太守鲍靓尝夜访葛洪，达旦乃去。人讶其往来之频，而不见车骑，密伺见双燕飞来，网之，得双履。此三事绝相类，而人但知双凫事也。
汉时着屐尚少，至东京末年始盛。应劭《风俗通》载：“延嘉中，京师好着木履。妇人始嫁，作漆画屐，五色采为系。后党事起，以为不祥。至晋而始通用。阮孚至自蜡之。谢灵运登山陟岭，未尝须曳离也。”想即以此当履耳。《晋书 五行志》云：“初作屐者，妇人头圆，男子头方。至大康初，妇人屐乃头方，与男无别。”此亦古妇人不缠足之一证。今世吾闽兴化、漳、泉三郡，以屐当趿，洗足竟，即跣而着之，不论贵贱男女皆然，盖其地妇人多不缠足也。女屐加以彩画，
译如今山东、河南、关中地区挖掘土地发现古墓，常常获得无数铜镜，其他器物则不及此，据说古人刚死，尚未入殓，亲友前来吊唁，大多用镜子护住尸体，以防止尸气变化；等到下葬时，就把镜子放入棺中。有一处墓穴中镜子多达数百面，年代久远被尸体的血肉侵蚀，又被苔藓泥土浸染，形成红、绿两种颜色，如同朱砂、鹧鸪斑、碧钿等各种宝物的色泽，这便珍贵了。那些传世下来的镜子，光泽黑亮如漆，不能形成红、绿颜色。然而临淄人伪造的最多。
洛阳人取古墓中破碎不全的镜子，截成方形，四片拼合成一个炉子，加上支柱就成了镜炉。形制虽然是新的，但材质确实是旧物，放在案头，仍然胜过那些令人垂涎的鼎器。
周代的火齐镜，在黑暗中看东西如同白昼；秦代的方镜，能照见人的心胆；汉代史良娣的西域镜，能照见妖魔鬼怪；隋代王度的镜子，能驱除百病；唐代叶法善的铁镜，照物清晰如水；长安任仲宣的镜子，是水府的至宝，被龙夺走；秦淮渔人的镜子，能洞见五脏六腑；王宗寿的镜子，能照见楼上的青衣小儿。宋代吕蒙正时期，朝中官员有一面古镜，能照见两百里外；安陆石岩村的镜子，何楚言的河朔镜，都能照见十几里远。徐铉的镜子，只能看见一只眼睛。李士宁斩辕山的镜子，能洞见远近。嘉靖年间，吴地僧人的镜子，能照见前途的吉凶；孟蜀军校张敌的镜子，光照满室，不需灯烛。庆历年间，宦官的镜子，背面铸有兔形，影子映在镜中；卢彦绪的镜子，背面有金花，迎着太阳如同车轮。近来金陵的军人，耕田时得到半面镜子，能照见地下的东西，拿着它发掘坟墓挖掘宝藏，大有收获。又在大中桥百姓陈某的宅第，墙中挖出一面长柄小镜，照它则头痛；拿着给别人照，没有不痛的。《庚巳编》记载：“吴县陈氏祖传古镜，患疟疾的人照它，看见背上有一物惊走，病就好了。”我戊子年在彭城，看见卖镜的人，镜面如常，背面照人则人影都倒立，这也奇异了。
修身养性的人称梳子为木齿丹，说：“每天清晨梳一千下，就能固发祛风，容颜悦泽。”人一天的功夫全在于早晨，晚睡早起，想要及时做事，头梳一千下，浪费时间和耽误事情太严重了，即使能固发悦颜，有什么益处呢？
笄，不只是女子的饰物，古代男子也都佩戴。《三礼图》说：“士用骨笄，大夫用象牙笄。”大概就是现在的簪子。范武子发怒，文子用杖击打他，折断了他的委笄，大概是童子尚未行冠礼的时候。
汉惠帝时，黄门侍中都在脸上涂抹脂粉。汉顺帝时，梁冀弹劾李固用胡粉修饰容貌，搔首弄姿，曹植用粉涂抹自己，何晏动静都自喜，粉白不离手。大概魏、晋以前，习俗如此。况且美丽的女子，尚且不借助粉黛，何况男子呢？
用丹砂点在脸上叫做的，古代天子诸侯的媵妾按次序进御，有月经的，难以口头说明，所以在脸上点这个作为标记，如同射箭有靶子一样，后来就把它作为两腮的装饰。王粲《神女赋》说：“施华的，结羽钗。”傅玄《镜赋》：“点双的以发姿，并非因为程姬的疾病而明显。”唐代王建宫词：“密奏君王知入月，唤人相伴洗裙裾。”那么也没有点的事。潘岳《芙蓉赋》：“丹辉拂红，飞须垂的。”王敬美《早梅诗》：“晕落朱唇微有的。”那么又借来咏花。
汉中山王来朝见，成帝赐食，等到起身时袜带解开，成帝认为他不能胜任。于是定陶王得以立为太子。然而周文王讨伐崇国，到达凤凰的废墟，袜带解开；武王讨伐纣王，走到商山，袜带解开；晋文公与楚国作战，到达黄凤的陵墓，鞋带解开；古代的圣王、霸主都有这种情况，为什么唯独中山王呢？
古人认为赤脚是恭敬的表现，所以不是大功臣，不得佩剑穿鞋上殿。褚师声子穿着袜子登上席子，卫侯发怒。至于见到长辈必须在户外脱鞋。曹操命令说：“议论者认为祠庙应当解鞋。”那么汉末仍然如此。
汉王乔做叶县令，每次朝会，双凫飞来，网住得到双鸟。卢耽做州治，中元会来不及朝见，化为白鹄，于是飞翔威仪，用扫帚掷去，得到双履。南海太守鲍靓曾经夜间拜访葛洪，直到天亮才离开。人们惊讶他往来频繁，却不见车马，暗中窥视看见双燕飞来，网住，得到双履。这三件事极其相似，而人们只知道双凫的事。
汉代穿屐尚少，到东京末年才开始盛行。应劭《风俗通》记载：“延嘉年间，京师喜好穿木履。妇人刚出嫁，制作漆画屐，五色彩线作为系带。后来党锢之祸兴起，认为不祥。到晋代才开始通用。阮孚甚至亲自蜡涂。谢灵运登山越岭，未曾须曳离。”想即以此当鞋。《晋书·五行志》说：“最初制作屐，妇人头圆，男子头方。到大康初年，妇人屐头方，与男子无别。”这也是古代妇人不缠足的一个证据。现在我的福建兴化、漳、泉三郡，以屐当拖鞋，洗完脚后，就赤脚穿上，不论贵贱男女都是这样，大概那里妇人多不缠足。女屐加上彩画，
相手板法，出于萧何。或曰：“四皓后，东方朔见而善之。”天下事之不经，莫此为甚。宋庾道愍相山阳王休▯板，以为多忤，后密易褚彦回者。不数日，彦回对帝误称下官，大被谴诃。夫明帝猜忌忍虐之主，故休▯见疑，若遇平世明主，此笏能令人忤乎？唐李参军善相笏，休咎皆验。又有龙复本者，无目，凡象简、竹笏，以手捻之，必知官禄年寿。宋初聂长史者，相丘峦三笏异用，而皆如其言也。然则《纪传》所载，不足徵耶？曰：精卜筮术，数者，藉物以起数，如管辂、郭璞之流耳，非专相笏也。使笏易地易人，则数又随之变矣。
董偃卧琉璃帐，张易之为母制七宝帐，王▯作翠羽帐，元载宠姬处金丝帐，唐武宗玳瑁帐，同昌公主设连珠帐，又大秦国金织成五色帐，有明月夜珠帐，斯条王国作白珠交结帐，侈靡极矣。然琉璃、玳瑁、玉石之属，岂堪作帐？当是鄣字之误耳。
孟光举案齐眉，解者纷然，亦大可笑事。古人席地而坐，疾则凭几，食及观书，则皆用案几，即今之桌子。案似食格之类，岂可便以几为案乎？汉王赐淮阴玉案之食，玉女赐沈义金案玉杯，石季龙以玉案行文书，古诗“何以报之青玉案。”汉武帝为杂宝案。贵重若此，必非巨物。杨用修以为碗，亦非也。且汉时皇后，五日一朝皇太后，亲奉案上食，高祖过赵，赵王敖自持案，进食甚恭，则古人之举案为常事，何独孟光哉？
古人以几杖为优老之礼。康王疾大渐，凭玉几，孙翊谓任元褒吏凭几对客为非礼，魏文帝赐杨彪延年杖及凭几。今之凭几对客者众矣。
汉文帝时，鲁少年拄金杖。武帝有玉箱杖。嘉平中，袁逢作二公赐玉杖。晋佛图澄金杖、银钵。刘向别传有麒麟角杖。曹操赐杨彪银角桃杖。今人但用竹杖耳。汉昌邑王至荣阳，买积竹刺杖。龚遂谏曰：“积竹刺杖，少年骄蹇杖也。”今武陵有方竹为杖，甚佳。及蜀卯州杖，巨节如鸡骨然。夫杖，扶老登山，取其轻便为贵，金玉徒为观美，未必当于用也。
皮日休有天台杖，色黯而力遒，谓之华顶杖。有龟头山叠石砚高不二寸，其仞数百，谓之太湖砚。有桐庐养和一具，怪形拳▯，坐若变去，谓之乌龙养和，养和者，隐囊之属也。按李泌以松胶枝隐背，谓之养和，后得如龙形者献帝，四方争效之。今吴中以枯木根作禅椅，盖本于此。
陶器，柴窑最古。今人得其碎片，亦与金翠同价矣。盖色既鲜碧，而质复莹薄。可以妆饰玩具而成器者，杳不可复见矣。世传柴世宗时烧造，所司请其色，御批云：“雨过青天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然唐时已有秘色。陆龟蒙诗：“九天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秘色来。”惜今人无见之耳。余谓洛中人有掘得汉、唐时墓者，其中多有陶器，色但净白，而形质甚粗，盖至宋而后，其制始精也。
柴窑之外，有定、汝、官、哥四种，皆宋器也。流传至今者，惟哥窑稍易得，盖其质厚，颇耐藏耳。定、汝白如玉，难于完璧。而宋时宫中所用，率铜铃其口，其是损价。
今龙泉窑，世不复重，惟饶州景德镇所造，遍行天下。每岁内府颁一式度，纪年号于下。然惟宣德款制最精，距迄百五十年，其价几与宋器埒矣。嘉靖次之。成化又次之。世宗末年所造金▯，大醮坛用者，又其次也。
宣窑不独款式端正，色泽细润，即其字画亦皆精绝。余见御用一茶盏，乃画“轻罗小扇扑流萤”者，其人物毫发具备，俨然一幅李思训画也。外一皮函，亦作盏样盛之。小铜屈戍，小锁尤精，盖人间所藏宣窑又不及也。
蔡君谟云：“茶色白，故宜于黑盏，以建安所造者为上。”此说，余殊不解。茶色自宜带绿，岂有纯白者？即以白茶注之黑盏，亦浑然一色耳，何由辨其浓淡？今景德镇所造小坛盏，仿大醮坛为之者，白而坚厚，最宜注茶。建安黑窑，间有藏者，时作红碧色，但免俗尔，未当于用也。
今俗语，窑器谓之磁器者，盖河南磁州窑最多，故相沿名之。
译相对手板的方法，起源于萧何。有人说：“商山四皓之后，东方朔见到并称赞它。”天下荒诞不经的事，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宋代庾道愍为山阳王休仁看相板，认为多有违逆，后来秘密换成了褚彦回的。没过几天，褚彦回在皇帝面前误称“下官”，遭到严厉斥责。明帝是猜忌残忍暴虐的君主，所以休仁被怀疑，如果遇上太平时代的英明君主，这块笏板能让人违逆吗？唐代李参军善于看相板，吉凶祸福都应验了。又有龙复本这个人，没有眼睛，凡是象牙笏板、竹笏板，用手捻摸，必定能知道官禄年寿。宋初聂长史这个人，看丘峦三块笏板用途不同，结果都如他所说。既然这样，那么《纪传》中记载的，不足以验证吗？回答说：精通卜筮之术的人，借助外物来起数，像管辂、郭璞这类人罢了，并不是专门看相板。假使笏板更换地方、更换人，那么数又随之改变了。
董偃躺在琉璃帐中，张易之为母亲制作七宝帐，王诩制作翠羽帐，元载宠姬居住金丝帐，唐武宗使用玳瑁帐，同昌公主设置连珠帐，又有大秦国金织成五色帐，有明月夜珠帐，斯条王国制作白珠交结帐，奢侈靡费到了极点。然而琉璃、玳瑁、玉石之类，哪里适合做帐？应当是“障”字的错误罢了。
孟光举案齐眉，解释的人纷纷议论，也是大可笑的事。古人席地而坐，生病时靠着几案，吃饭和看书，都用案几，就是现在的桌子。案类似食格之类，怎么能把几当作案呢？汉代皇帝赐给淮阴侯玉案上的食物，玉女赐给沈义金案玉杯，石季龙用玉案处理文书，古诗说“何以报之青玉案”，汉武帝制作杂宝案。贵重如此，必定不是巨大的物品。杨用修认为是碗，也不对。况且汉代皇后，每五天朝见一次皇太后，亲自捧着案上的食物，高祖经过赵国，赵王敖亲自端着案，进献食物非常恭敬，那么古人举案是常事，何独孟光呢？
古人把几杖作为优待老人的礼节。康王病重，靠着玉几，孙翊说任元褒吏靠着几案接待客人是不合礼节的，魏文帝赐给杨彪延年杖和凭几。现在靠着几案接待客人的人很多了。
汉文帝时，鲁地少年拄着金杖。武帝有玉箱杖。嘉平年间，袁逢制作二公赐玉杖。晋代佛图澄有金杖、银钵。刘向别传中有麒麟角杖。曹操赐给杨彪银角桃杖。现在人只用竹杖罢了。汉代昌邑王到荥阳，买积竹刺杖。龚遂劝谏说：“积竹刺杖，是少年骄横跋扈用的杖。”现在武陵有方竹做杖，很好。以及蜀地卯州的杖，粗节像鸡骨一样。杖，扶着老人登山，以轻便为贵，金玉只是观赏美观，未必适合使用。
皮日休有天台杖，颜色暗沉而力道强劲，称为华顶杖。有龟头山叠石砚高不到二寸，其深度数百，称为太湖砚。有桐庐养和一具，形状怪异拳曲，坐着好像变化离去，称为乌龙养和，养和，是隐囊一类的东西。查考李泌用松胶枝隐背，称为养和，后来得到像龙形的献给皇帝，四方争相效仿。现在吴中用枯木根制作禅椅，大概源于此。
陶器，柴窑最古老。现在人得到它的碎片，也与金翠同价。因为颜色既鲜碧，而质地又莹薄。可以妆饰玩具而成器的，再也见不到了。世传柴世宗时烧造，有关部门请示它的颜色，御批说：“雨过青天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然而唐代已有秘色。陆龟蒙诗：“九天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秘色来。”可惜现在人没有见到罢了。我认为洛阳有人挖掘汉、唐时墓葬，其中多有陶器，颜色只是净白，而形质很粗糙，大概到宋代以后，它的制度才开始精细。
柴窑之外，有定、汝、官、哥四种，都是宋代的瓷器。流传至今的，只有哥窑稍容易得到，因为它的质地厚，颇耐收藏。定、汝白如玉，难以保持完整。而宋代宫中所用的，大多用铜铃包口，这确实损害价值。
现在龙泉窑，世人不再看重，只有饶州景德镇所造的，遍布天下。每年内府颁布一式度，在底下纪年号。然而只有宣德款制最精，距今一百五十年，它的价格几乎与宋代瓷器相当了。嘉靖次之。成化又次之。世宗末年所造金器，大醮坛用的，又次之。
宣窑不仅款式端正，色泽细润，即使它的字画也都精绝。我看见御用一只茶盏，画着“轻罗小扇扑流萤”，人物毫发具备，俨然一幅李思训的画。外面一个皮函，也做成盏的样子盛放。小铜屈戍，小锁尤其精妙，大概人间所藏的宣窑又不及它。
蔡君谟说：“茶色白，所以适合黑盏，以建安所造的为最好。”这个说法，我实在不理解。茶色自然应该带绿，哪有纯白的？即使以白茶注入黑盏，也是浑然一色，怎么辨别浓淡？现在景德镇所造小坛盏，仿大醮坛制作的，白而坚厚，最适合注茶。建安黑窑，间或有收藏的，时常呈现红碧色，只是免俗罢了，不适合使用。
现在俗语，窑器称为磁器，大概河南磁州窑最多，所以沿袭称它为磁器。
景德镇所造，常有窑变云，不依造式，忽为变成，或现鱼形，或浮果影。传闻初开窑时，必用童男女各一人，活取其血祭之，故精气所结，凝为怪耳。近来禁不用人祭，故无复窑变。一云：“恐禁中得知，不时宣索，人多碎之。
茶注，君谟欲以黄金为之，此为进御言耳。人间文房中，即银者亦觉俗，且诲盗矣。岭南锡至佳，而制多不典。吴中造者，紫檀为柄，圆玉为纽，置几案间，足称大雅。宜兴时，大彬所制瓦瓶，一时传尚，价遂踊贵，吾亦不知其解也。
范蜀公与温公游嵩山，以黑木合盛茶。温公见之，惊曰：“景仁乃有茶具耶？”夫一木合盛茶，何损清介？而至惊骇？宋人腐烂乃尔。
昔人云：“凡铜物，入土千年而青，入水千年而绿。在人间者，紫褐而朱斑其色，有蜡茶者，有漆黑者。”然古墓中镜，朱砂青绿皆有，不必入水也。古人棺内多灌水银，遂有“水银古”者，然亦视其款制何如耳，未必古者尽佳也。
古玉器物，亦有红如血者，谓之“血古”，又谓之“尸古”，盖冢中为血肉所蚀也。又有“黑漆古”，有“渠古”，有“甄古”。然古人比德于玉，但取其温润色泽及当于用耳，今乃必以古色为佳，此俗见之不可解者也。
玉惟黄、红二色难得，其余世间皆有之，即羊脂玉亦常见也。
唐太宗赐房玄龄黄银带，欲赐如晦，时如晦已死。帝泣曰：“世传黄银，鬼神畏之。”更取金带送其家，则黄银非金明矣。汉武帝纪收银锡造白金，则白金非银亦明矣。
龙珠在颔，鲛珠在皮，蛇珠在口，鳖珠在足，鱼珠在目，蚌珠在腹。又蜘蛛、蜈蚣，极大者，皆有珠，故多为雷震者，龙取其珠也。几珠，龙为上，蚌次之。今海南所出者，皆蚌珠也。海中诸物，蜃、蛤、蚬、蛎之属，皆有珠，但不恒有耳。万历初，吾郡连江人剖蛤得珠，不识也。烹之，珠在釜中跳跃不定，火光烛天。邻里惊而救之，问知其故，启视已半枯矣，径一寸许。此真夜光明月之质也，而厄于俗子，悲夫！
魏惠王径寸之珠，前后照车各十二乘者十枚。隋炀帝殿内房中不燃膏火，悬太珠一百二十以照之。江南宠姬，宫中每夜缀大珠十数，照耀如同白日。张说赂九公主夜明帘。古人不贵异物，而珍宝充▯刃若此。今时隋珠、赵璧，毋论民间，即天府亦不可多得也。盖经一番兵火。便消耗一番，而金、元之变，中国之物，辇入夷狄者，又不知其数也。汉梁孝王薨，库中黄金至四十万斤，今之禁中有是乎？糜竺助先主黄金十万斤，今之富室有是乎？
今世之所宝者，有猫儿眼、祖母绿、颠不刺、蜜腊、金鸦、鹘石、蜡子等类，然皆镶嵌首饰之用，惟琥珀、玛瑙，盛行于时，皆滇中产也。犀则多矣，而通天、卧鱼、辟水、骇鸡，皆未之见也。祖母绿，云是金翅鸟所成，出回回国，有红刺一颗，重一两以上，即值钱千缗，然亦不可多得。滇中又有缅铃，大如龙眼核，得热气则自动不休。缅甸男子嵌之于势，以佐房中之术。惟杀缅夷时，活取之者良。其市之中国者，皆伪也。彼中名曰“太极丸”。官属馈遗，公然见之笺牒矣。
昔人谓松脂坠地，千年为琥珀。又云是枫木之精液，多年所化。恐皆未必然。中国松、枫二木不乏，何处得有琥珀？而夷中产琥珀者，岂皆松岭枫林之下乎？此自是天地所生一种珍宝。即他物所变化，孰得而见之？又如水晶，云千年老冰所化；果尔，则宜出于北方冱寒之地？而南方无冰，却有水精。可知其说之无稽矣。琥珀，血珀为上，金珀次之，蜡珀最下，人以拾芥辩其真伪，非也。伪者传之以药，其拾更捷。
唐魏生于虔州砂碛中拾得片瓦，后以示胡人，惊异顶礼，谓为宝母，价至千万，云：“每月望日，设坛上致祭，一夕，百宝皆聚。”则天时，西国献青泥珠，后不知贵，以施西明寺金刚额后，胡人以十万贯求买之，曰：“但投泥中，泥悉成水，可以觅众珍宝。”李林甫生日，沙门极赞功德，冀得
译景德镇所产的瓷器，常有“窑变”之说，不依照预定的样式，忽然变化成形，有的显现鱼形，有的浮现果影。传闻当初开窑时，必定要用童男童女各一人，活取他们的血来祭祀，所以精气凝结，形成了怪异之物。近来禁止不用人祭，所以不再有窑变。另一种说法是：“恐怕宫中得知，不时宣召索取，人多将其打碎。”
茶壶，蔡君谟想用它来制作黄金茶壶，这是为了进贡给皇帝才说的。在人间文房中，即使是银制的也觉得俗气，况且会招来盗贼。岭南的锡器最好，但制作大多不合规范。吴地制作的，紫檀木做柄，圆玉做纽，放在几案之间，足以称得上高雅。宜兴时，大彬所制的瓦瓶，一时被传颂崇尚，价格于是暴涨，我也不明白其中的道理。
范蜀公与司马温公游览嵩山，用黑木盒盛茶。温公见到后，惊讶地说：“景仁竟然有茶具吗？”一个木盒盛茶，有什么损害清廉正直？却至于如此惊骇？宋人的迂腐竟然到了这种地步。
古人说：“凡是铜器，入土千年变青，入水千年变绿。在人间流传的，呈紫褐色并有朱红色斑点，有的像蜡茶色，有的像漆黑。”然而古墓中的镜子，朱砂色、青色、绿色都有，不一定入过水。古人棺内多灌水银，于是有“水银古”的说法，但也还要看它的款式形制如何，未必古老的就一定好。
古代玉器，也有红如血的，称为“血古”，又称为“尸古”，大概是坟墓中被血肉侵蚀所致。又有“黑漆古”，有“渠古”，有“甄古”。然而古人将玉比作德行，只取其温润色泽及实用罢了，现在却一定以古色为佳，这种俗见令人不可理解。
玉只有黄色、红色两种难得，其余世间都有，即使是羊脂玉也常见。
唐太宗赐给房玄龄黄银带，想赐给杜如晦，当时杜如晦已死。皇帝哭泣说：“世传黄银，鬼神畏惧它。”又取金带送到他家，那么黄银不是金就很明白了。汉武帝记载用银锡制造白金，那么白金不是银也很明白了。
龙珠在颔下，鲛珠在皮中，蛇珠在口中，鳖珠在足中，鱼珠在目中，蚌珠在腹中。又有蜘蛛、蜈蚣，极大的，都有珠，所以多被雷震死的，是龙取它们的珠。各种珠中，龙珠为上，蚌珠次之。现在海南所出的，都是蚌珠。海中各种生物，蜃、蛤、蚬、蛎之类，都有珠，只是不常有罢了。万历初年，我们郡连江人剖开蛤蜊得到珠，不认识。煮它，珠在釜中跳跃不定，火光烛天。邻里惊骇来救，问明原因，打开看已经半枯了，直径一寸左右。这真是夜光明月的质地，却困于俗人，可悲啊！
魏惠王直径一寸的珠，前后照耀各十二辆车，有十枚。隋炀帝殿内房中不点灯烛，悬挂大珠一百二十颗来照明。江南宠姬，宫中每夜缀大珠十数颗，照耀如同白日。张说贿赂九公主夜明帘。古人不珍视奇异之物，而珍宝却充盈到这种地步。现在隋珠、赵璧，不用说民间，即使天府也难以多得。大概经过一次兵火，就消耗一次，而金、元之变，中国之物，运入夷狄的，又不知其数。汉梁孝王去世，库中黄金多达四十万斤，现在宫中能有这样吗？糜竺帮助先主黄金十万斤，现在富室能有这样吗？
现在所珍视的，有猫儿眼、祖母绿、颠不刺、蜜蜡、金鸦、鹘石、蜡子等类，然而都是镶嵌首饰之用，只有琥珀、玛瑙，盛行于时，都是滇中出产。犀角则多了，而通天、卧鱼、辟水、骇鸡，都没有见过。祖母绿，说是金翅鸟所成，出自回回国，有红刺一颗，重一两以上，就值钱千缗，然而也不可多得。滇中又有缅铃，大如龙眼核，得到热气则自动不休。缅甸男子嵌于生殖器，以助房中之术。只有杀缅甸人时，活取出来的才好。那些在中国市场上卖的，都是假的。他们那里名叫“太极丸”。官员馈赠，公然在信笺中见到。
古人说松脂坠地，千年变成琥珀。又说它是枫木的精华，多年所化。恐怕都不一定如此。中国松、枫二木不缺，何处能有琥珀？而夷地出产琥珀的，难道都在松岭枫林之下吗？这自然是天地所生的一种珍宝。即使是其他物所变化，谁能看见？又如水晶，说是千年老冰所化；果真如此，那么应该出于北方严寒之地？而南方无冰，却有水晶。可知这种说法没有根据。琥珀，血珀为上，金珀次之，蜡珀最下，人用拾芥辨别其真伪，不对。假的用药物处理，拾芥更快捷。
唐魏生于虔州砂碛中拾得片瓦，后给胡人看，胡人惊异顶礼，称为宝母，价至千万，说：“每月望日，设坛上致祭，一夕，百宝皆聚。”则天时，西国献青泥珠，后不知贵，以施西明寺金刚额后，胡人以十万贯求买之，说：“但投泥中，泥悉成水，可以觅众珍宝。”李林甫生日，沙门极赞功德，希望得到
厚衬，及毕，乃以红帕藉一物如朽钉者施之，僧大失望，后有波斯以数十万市之，曰：“此宝骨也。”睿宗施安国寺宝珠，云：“直亿万。”僧不知贵，货之，亦无酬者。月余，有西域胡人见而大喜，以四千万贯市之，云：“此水珠也。行军时掘地埋之，水自涌出。”咸阳岳寺有周武帝缀冠。珠，为一士人所取，至陈留，诸胡合五万缗市之；至东海，重汤煎燎，月余，有龙女二人投入瓶中，合而成膏，涂足，步行水上而去，不知所之。吴越孙妃以物施龙兴寺，形如朽木箸，寺僧不知宝此。有胡人曰：“此日本龙蕊簪也。”以万二千缗买之。此数者，信天下之奇宝也，然不遇识者，则与瓦砾不殊。夫夜光之璧，暗投不免，况耳目所未闻见者乎？
译厚衬，等到做完，才用红帕子垫着一件像腐烂钉子一样的东西递给他，僧人大失所望。后来有波斯人用数十万钱买下它，说：“这是宝骨。”睿宗把安国寺的宝珠施舍出来，说：“价值亿万。”僧人不知道它的贵重，拿去卖，也没有人来出价。过了一个多月，有个西域胡人看见后非常高兴，用四千万贯钱买下它，说：“这是水珠。行军时挖地埋下它，水自然涌出。”咸阳岳寺有周武帝缀在帽子上的宝珠，被一个士人拿走，到了陈留，众胡人合用五万缗钱买下它；到了东海，用重汤煎煮焚烧，一个多月后，有两个龙女投入瓶中，合在一起变成膏状，涂在脚上，步行在水面上离去，不知去向。吴越孙妃把一件物品施舍给龙兴寺，形状像腐烂的木筷子，寺僧不知道这是宝物。有个胡人说：“这是日本龙蕊簪。”用一万二千缗钱买下它。这几样东西，确实是天下的奇宝，然而如果不遇到识货的人，就和瓦砾没有区别。夜光璧玉，在黑暗中投掷难免被忽视，何况是耳目未曾听闻看见的东西呢？
唐时扬州常有波斯胡店，《太平广记》往往称之，想不妄也。今时俗相传回回人善别宝，时游闽、广、金陵间。有应主簿者，持祖母绿一颗，富商以五百金购之，不售也。有回回求见之，持玩少顷，即吞入腹中。应欲讼之，既无证佐，又惧缠累，一恸而已。又有富家老妾沈氏所戴簪头，乃猫儿眼。回回窥见，遂赁屋与邻，时以酒食奉之，岁余，乃求市焉。沈感其意，只求二金。回回得之甚喜，因石稍枯，市羊脂裹之，暴烈日中，坐守稍怠，瞥有饥鹰掠之而去，大为市人揶揄，归家怨恨而死。此二事皆近代金陵人言，与异苑所载，胡人索市王旷井石事相类，皆可笑也。
《清波杂志》载：“成都市中有聚香鼎，以数炉焚香环于外，则烟皆聚其中。”又巴东寺僧得青磁碗，投米其中，一夕，满盆皆米，投以金银皆然，谓之聚宝碗。国朝沈万三富甲天下，人言其家有聚宝盆，戏说耳。不知此物世间未尝无也。
今天下交易所通行者，钱与银耳。用钱便于贫民。然所聚之处，人多以赌废业。京师水衡日铸十余万钱，所行不过北至卢龙，南至德州，方二千余里耳。而钱下加多，何也？山东银钱杂用，其钱皆用宋年号者，每二可当新钱之一，而新钱废不用。然宋钱无铸者，多从土中掘出之，所得几何？终岁用之，而钱亦不加少，又何也？南都虽铸钱而不甚多，其钱差薄于京师者，而民间或有私铸之盗。闽、广绝不用钱，而用银低假，市肆作奸，尤可恨也。
滇人以贝代钱，每十贝当一钱，贫民诚便。然白银一两，当得贝一万枚，携者不亦难乎？且易破碎，非如钱之可复铸也。宋、元用钞，尤极不便：雨▯鼠啮，即成为乌有；怀中橐底，皆致磨灭；人惟日日作守钞奴耳。夫银钱之所以便者，水火不毁，虫鼠不侵，流转万端，复归本质。盖百货交易，低昂淆乱，必得一至无用者，衡于其间，而后流通不息。此圣人操世之大术也。
今人，银概谓之朱提。按《汉书 地里注》：“朱提出银。”《食货志》：“朱提银八两为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它银一流直一千。”则朱提，地名，既不可名银，而朱提之银又非凡银比也。汉银八两直钱一千，可见当时银钱而贱贵。今时银一两即值千钱矣。朱音殊，提音匙。
▯▯本蛮夷国名，其地产宝石，中国谓之▯▯，其色殷红，大者如栗。《太平广记》载：“李章武所得，状如槲叶，绀碧而冷。”今中国买肆中者，皆如瓦砾耳。
古者，妇人皆着袜穿履，与男子原无分别也。唐李郢诗：“高歌一曲刘郎醉，脱取明金压绣鞋。”则当时始有绣者。至缠足之制兴，而男女之履，始迥别矣。今之妇女亦罕有着袜者，杨用修以屦人掌后之服屦为周公病，盖未之深思也。
侧注，儒冠也。▯，武冠也。▯▯，侍中冠也，豸，惠文法冠也，远游、博山，太子冠也。翼善、平天、通天、高山，天子冠也。却敌，卫士冠也。貂蝉，功臣冠也。却非，仆射冠也。巧士，黄门从官冠也。进贤，群臣冠也。毋追收，夏冠也。章甫▯寻，殷冠也。委貌，周冠也。华山，宋钅开冠也。鹿皮，张欣泰冠也。桑叶，原宪冠也。竹皮，汉高帝亭长冠也。獭皮，陈伯之冠也。交让，公孙述冠也。步摇，江充及慕容跋冠也。进德，唐太宗赐贵臣冠也。玉叶，太平公主冠也。方山，舞人冠也。九星、灵芝、夜光，上元夫人冠也。晨婴，西王母冠也。芙蓉，卫叔卿冠也。骨苏，高丽冠也。无头，宋康王冠也。鹬冠，郑子臧冠也。貊冠，屈到冠也。豹冠，范献子冠也。北斗，道冠也。虎皮，胡冠也。
今内监帽样，高丽王冠制也。国初高丽未服，太祖密遣人瞰其冠，命诸内竖皆冠之，及其使至，指示之曰：“此皆汝主等辈也，皆已服役，汝主尚不降耶？”使者归言之，遂奉正朔。
古妇人亦着帽。汉薄太后以冒絮提文帝，注：“帽也。”赵昭仪上飞燕金花紫纶帽。又贺德基于白马寺逢一妇人，脱白纶巾以赠之。诸葛武侯遗司
译唐朝时，扬州常有波斯人的店铺，《太平广记》中常常提到，想来不是虚妄的。如今世俗相传回回人善于辨别宝物，时常在福建、广东、金陵一带游历。有个叫应的县主簿，拿着一颗祖母绿，富商出五百金购买，他不肯卖。有个回回人请求看看，拿着玩赏了一会儿，就吞进肚子里去了。应主簿想告他，既然没有证人，又害怕被纠缠拖累，只好痛哭一场罢了。又有个富家的老妾沈氏，她戴的发簪头是猫儿眼石。回回人窥见后，就租房子和她做邻居，时常拿酒食奉承她，过了一年多，才请求购买。沈氏感激他的情意，只要求两金。回回人得到后非常高兴，因为石头稍显干枯，便买羊脂包裹着，放在烈日下暴晒，坐着看守稍有懈怠，瞥见一只饥饿的鹰掠过，把石头叼走了，被市场的人大大嘲笑，回家后怨恨而死。这两件事都是近代金陵人说的，与《异苑》所载胡人索取王旷井中石头的事相类似，都令人可笑。
《清波杂志》记载：“成都市中有聚香鼎，用几炉香在周围焚烧，烟气都聚集在鼎中。”又巴东寺的僧人得到一只青瓷碗，往里面投米，一夜之间，满盆都是米，投金银也是这样，称之为聚宝碗。本朝沈万三富甲天下，人们说他有聚宝盆，不过是戏言罢了。不知道这种东西世间并非没有。
如今天下交易所通行的，是钱和银子。用钱对贫民方便。然而钱聚集的地方，人多因赌博而荒废正业。京城水衡官每天铸造十几万钱，流通的范围不过北到卢龙，南到德州，方圆两千多里罢了。而钱却越来越多，为什么呢？山东银钱混用，那里的钱都用宋代的年号，每两个可以当一个新的钱，而新钱废弃不用。然而宋钱没有铸造的，大多是从土中挖出来的，能得到多少呢？整年使用，钱也不见减少，又为什么呢？南京虽然铸钱但不多，那里的钱比京城的稍薄，而民间或有私自铸造的盗铸者。福建、广东绝不用钱，而用成色不足的银子，市场奸商作弊，尤其可恨。
云南人用贝壳代替钱，每十个贝壳当一钱，对贫民确实方便。然而白银一两，应当换一万枚贝壳，携带不是很难吗？而且容易破碎，不像钱可以重新铸造。宋代、元代使用纸币，尤其极不方便：被雨淋、被老鼠咬，就化为乌有；放在怀里或口袋底，都会磨损；人们只是天天做看守纸币的奴隶罢了。银钱之所以方便，是因为水火不能毁坏，虫鼠不能侵害，流转万千，最终回归本质。大概百货交易，价格高低混乱，必须得到一个最无用的东西，作为衡量标准，然后流通不息。这是圣人治理天下的大术。
现在的人，把银子一概称为朱提。查《汉书·地理志注》：“朱提出产银。”《食货志》：“朱提银八两为一镒，价值一千五百八十。其他银一镒价值一千。”那么朱提，是地名，既然不能用来命名银，而朱提的银又不同于普通的银。汉代银八两价值一千钱，可见当时银贱钱贵。如今银一两就值一千钱了。“朱”音殊，“提”音匙。
瑟瑟本是蛮夷国名，其地产宝石，中国称之为瑟瑟，颜色殷红，大的像栗子。《太平广记》记载：“李章武所得的，形状像槲树叶，青黑而冷。”如今中国市场上卖的，都像瓦砾一样。
古代，妇女都穿袜穿鞋，与男子原本没有区别。唐代李郢的诗：“高歌一曲刘郎醉，脱取明金压绣鞋。”那么当时才开始有绣鞋。到了缠足的制度兴起，男女的鞋子，才截然不同。如今的妇女也很少穿袜，杨慎以穿在脚掌后面的鞋为周公的病，大概是没有深入思考。
侧注，是儒生的帽子。武弁，是武官的帽子。獬豸冠，是侍中的帽子。豸冠，是惠文法冠。远游冠、博山冠，是太子的帽子。翼善冠、平天冠、通天冠、高山冠，是天子的帽子。却敌冠，是卫士的帽子。貂蝉冠，是功臣的帽子。却非冠，是仆射的帽子。巧士冠，是黄门从官的帽子。进贤冠，是群臣的帽子。毋追收冠，是夏朝的帽子。章甫冠，是殷朝的帽子。委貌冠，是周朝的帽子。华山冠，是宋钘的帽子。鹿皮冠，是张欣泰的帽子。桑叶冠，是原宪的帽子。竹皮冠，是汉高帝亭长的帽子。獭皮冠，是陈伯之的帽子。交让冠，是公孙述的帽子。步摇冠，是江充及慕容跋的帽子。进德冠，是唐太宗赐给贵臣的帽子。玉叶冠，是太平公主的帽子。方山冠，是舞人的帽子。九星冠、灵芝冠、夜光冠，是上元夫人的帽子。晨婴冠，是西王母的帽子。芙蓉冠，是卫叔卿的帽子。骨苏冠，是高丽的帽子。无头冠，是宋康王的帽子。鹬冠，是郑子臧的帽子。貊冠，是屈到的帽子。豹冠，是范献子的帽子。北斗冠，是道冠。虎皮冠，是胡冠。
如今内监帽子的样式，是高丽王冠的制度。建国初年高丽未归服，太祖秘密派人窥探他们的帽子，命令所有内侍都戴上这种帽子，等到高丽使者到来，指给他们看说：“这些都是你们君主同辈的人，都已经服役，你们君主还不投降吗？”使者回去禀报，于是高丽奉正朔。
古代妇女也戴帽子。汉薄太后用帽絮投掷文帝，注解说：“帽絮，帽子。”赵昭仪献上飞燕金花紫纶帽。又贺德基于白马寺遇见一个妇人，脱下白纶巾赠送给她。诸葛武侯遗命司
古人帻之上加巾冠，想亦因发不齐之故。今之网巾，是其遗意。但帻以布绢为之，又加屋其上，故亦可以代冠。如董偃绿帻、孙坚赤{▯剡}帻之类，即今俗名脑包者也。网巾以马鬃或线为之，功虽省，而巾冠不可无矣。北地苦寒，亦有以绢布为网巾者，然无屋终不可见人。
童子帻无屋者，示不成人也。近时三五十年前，总角者犹系一网巾边，是其遗制。既云童子帻无屋，明丈夫帻皆有屋矣。又云王莽以顶秃加屋，何耶？董偃，武帝时人，以绿帻见天子，必非无屋者，帻本贱者之服。绿帻，又其贱者，近代乐工着绿头巾，亦此意也。
纣衣宝玉自焚。汉上官太后服珠襦。霍光、耿秉薨，皆赐玉衣。太始元年，频斯国人来朝，以五色玉为衣。近代豪富之家，有衣珍珠半臂者，而玉衣未有闻矣。
三代之为信者，符节而已，未有玺也。《周礼》九节玺居一焉。玺亦所以为节。郑康成谓止用之货贿，盖亦用以钤封，恐人之伪易也。秦得和氏之璧，令李斯篆之，为传国玺，故天子始称玺书；诸侯而下，称印而已。然考印薮所载，汉时印大小不同，文亦殊绝，盖或制于官，或私刻之，固自不同。而公卿列侯，卒于位者，皆以印绶赐葬，致仕策免者，始上印绶，则一人一印，非若今之为官物也。古者，百官之印，皆组穿之，而佩于腰，或令吏人系之于臂。至宋而后，印大而重，系之不便。杨虞卿为吏部，始置匮以锁之，而绶系于钥。今之有印，则有绶是也。至今日则绶亦不以系钥，而虚佩之矣。国家之制，天子玉玺，侯王大将军皆金印，二品以银，三品之下以铜。其非掌印而给者，谓之关防。印方而关防长，以此为别耳。其实出钦给者，亦概得谓之印也。
唐时文武官，三品以上，金玉带；四品、五品并金带；六品、七品并银带；八品、九品并▯俞石带；庶人，铜铁带。五品以上皆赐鱼袋，饰以银。三品以上，赐金装刀子、砺石一具。其衣，紫为上，绯次之，绿为下。绶则紫为上，艾墨次之，黄为下。至于天子之服色尚黄。则自汉以来然矣。
唐时百官，随身鱼符，左一右一；左者进内，右者随身，皆盛以袋，则似今京官之牙牌耳。宋赐命带者，例不佩鱼，惟两府赐佩，谓之重金。今之牙牌，自宰辅至小官，任京师者俱有之，盖以须若印绶然。其官职皆镌牌上，拜官则于尚宝司领出，出京及迁转则缴还，盖祖制也。
国朝服色以补为别，皆用鸟兽，盖取古人以鸟纪官之意。文官惟法官服豸，其余皆鸟，武官皆兽。至于带，则以犀居金之上，皆有不可晓者。
国朝服色之最滥者，内臣与武臣也。内官衣蟒腰玉者，禁中殆万人，而武臣万户以上即腰金，计亦不下万人。至于边师缇骑，冒功邀赏，腰玉者又不知其几也。
《说文》曰：“带，绅也。男子ひ带，妇人丝带。”古人之带，多用韦布之属，取其下垂。《诗》云：“容兮遂兮，垂带悸兮。匪伊垂之，带则有余。”似今衣之有大带耳。至鲁仲连谓田单曰：“将军黄金横带，骋于临淄之间。”则金带之制兴矣。
古人仕者，有带，有绶，又有囊。囊绶皆缀于带者。八座尚书荷紫，以生紫为袷囊，缀之服外，加于右肩。传云：“周王负成王制。”此服，唐时亦以为朝服。或云：“汉世用盛奏事，负之以行。”未详也。至宋有金鱼袋，国朝俱无之。
《晋书 舆服志》云：“汉世着ひ囊者，侧在腰间，谓之傍囊，或谓之绶囊。”然则以囊盛绶耳。
三代圣人，治定功成，然后制礼作乐，以为翊赞太平之具，故其精蕴足以节宣阴阳，感动天地，非圣人不能作也。而后世之治，其最失圣人意者，无如礼、乐二端。盖自汉之初，叔孙之所谓礼者，已不过绵蕞拜跽之仪，而贾生之所陈，文帝之所谦让未遑者，亦不过易正朔，改车服，定律吕而已。此果三代之所谓礼、乐乎？噫！何易言之也！然以此数者。为足以尽礼、乐，则亦何必圣人而后制作？以此数者为不足以
译古人头戴的帻上面再加巾冠，想来也是因为头发不整齐的缘故。现在的网巾，就是这种遗留下来的意旨。但是帻是用布绢做成的，上面又加有帽顶，所以也可以代替冠。像董偃戴绿帻、孙坚戴赤帻之类，就是现在俗称为脑包的东西。网巾是用马鬃或线做成的，虽然省工，但巾冠却是不可缺少的。北方地区气候苦寒，也有用绢布做网巾的，但是没有帽顶终究不能见人。
童子戴的帻没有帽顶，表示他们还没有成年。近几十年前，扎着总角发髻的人还系着网巾的边缘，这是遗留下来的制度。既然说童子戴的帻没有帽顶，显然成年男子戴的帻都有帽顶了。又说王莽因为头顶秃而加了帽顶，这是为什么呢？董偃是汉武帝时的人，戴着绿帻拜见天子，必定不是没有帽顶的，帻本来是地位低下的人穿的衣服。绿帻，又是其中更低下的人穿的，近代乐工戴绿头巾，也是这个意思。
商纣王穿着宝玉制成的衣服自焚而死。汉朝的上官太后穿着珍珠制成的短衣。霍光、耿秉去世时，都被赐予玉衣。太始元年，频斯国的人来朝见，穿着五色玉制成的衣服。近代豪富人家，有穿着珍珠半臂的，但是玉衣却没有听说过。
夏商周三代作为信物的，只有符节罢了，还没有玺。《周礼》中的九种节中，玺占有一种。玺也是用来作为节信的。郑康成认为只在货物买卖中使用，大概也是用来钤印封缄，防止别人伪造替换。秦国得到和氏璧，命令李斯在上面刻字，做成传国玺，所以天子开始称玺书；诸侯以下，只称印罢了。但是考察印薮所记载的，汉朝时的印大小不同，文字也完全不同，大概有的是官府制造的，有的是私人刻制的，本来就不一样。而公卿列侯，死在职位上的，都赐给印绶安葬，退休或被免职的，才上交印绶，那么一人一印，不像现在那样作为公家的物品。古代，百官的印，都用丝带穿起来，佩戴在腰间，或者命令吏人系在手臂上。到了宋朝以后，印大而重，系着不方便。杨虞卿担任吏部官员时，开始设置柜子来锁印，而绶带系在钥匙上。现在有印就有绶带，就是这个意思。到现在，绶带也不用来系钥匙，而是空佩着了。国家的制度，天子的玉玺，侯王大将军都是金印，二品以上用银印，三品以下用铜印。那些不掌管印信而发给的，叫做关防。印是方的，关防是长的，以此作为区别。其实出自朝廷赏赐的，也一概可以称为印。
唐朝时文武官员，三品以上，佩金玉带；四品、五品都佩金带；六品、七品都佩银带；八品、九品都佩石带；平民，佩铜铁带。五品以上都赐给鱼袋，用银装饰。三品以上，赐给金装刀子、砺石一套。他们的衣服，紫色为最高，红色次之，绿色为最低。绶带则紫色为最高，艾墨色次之，黄色为最低。至于天子的服色崇尚黄色，从汉朝以来就是这样了。
唐朝时百官，随身佩戴鱼符，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左边的进入宫内，右边的随身佩戴，都装在袋子里，就像现在京官的牙牌一样。宋朝赐给命带的，按例不佩鱼符，只有两府官员赐给佩戴，叫做重金。现在的牙牌，从宰辅到小官，在京城任职的都有，大概是因为需要它像印绶一样。他们的官职都刻在牌上，授官时在尚宝司领取，出京或调动则缴还，这是祖制的规定。
本朝服色以补子作为区别，都用鸟兽，大概是取古人用鸟来记录官职的意思。文官只有法官穿豸服，其余都是鸟，武官都是兽。至于腰带，则以犀角排在金之上，都有让人不明白的地方。
本朝服色中最滥用的，是内臣和武臣。内官穿蟒袍腰佩玉带的，禁中几乎有一万人，而武臣万户以上的就腰佩金带，计算起来也不下一万人。至于边疆军队的缇骑，冒功邀赏，腰佩玉带的又不知有多少了。
《说文》说：“带，就是绅。男子用皮革带，妇人用丝带。”古人的带子，多用皮革布帛之类，取其下垂。《诗经》说：“容貌美好啊，垂下的带子飘动啊。不是他故意垂下，而是带子有余。”就像现在衣服上的大带子一样。到了鲁仲连对田单说：“将军黄金横带，驰骋在临淄之间。”那么金带的制度就兴起了。
古代做官的人，有带子，有绶带，又有袋子。袋子和绶带都系在带子上。八座尚书荷紫，用生紫布做夹层袋子，系在衣服外面，加在右肩上。传说：“周王背负成王制。”这种衣服，唐朝时也作为朝服。有人说：“汉朝时用来盛放奏事，背着它行走。”不详。到了宋朝有金鱼袋，本朝都没有了。
《晋书·舆服志》说：“汉朝时佩戴革囊的，侧在腰间，叫做傍囊，或者叫做绶囊。”那么就是用袋子装绶带罢了。
夏商周三代的圣人，治理安定功业成就，然后制定礼乐，作为辅佐太平的工具，所以它们的精微内涵足以调节阴阳，感动天地，不是圣人不能制作。而后世的治理，最失去圣人本意的，没有比礼乐这两方面更甚的了。大概从汉朝初年，叔孙通所说的礼，也不过是绵蕞拜跽的仪式，而贾谊所陈述的，文帝所谦让来不及做的，也不过是更改正朔，改变车服，制定律吕罢了。这真的是夏商周三代所说的礼乐吗？唉！怎么容易说呢！然而用这几样东西，就足以穷尽礼乐，那么又何必是圣人才能制作呢？用这几样东西
尽礼、乐，则又未见圣人于数者之外，而别有所经营筹度也？抑其所谓无体之礼，无声之乐者，皆在治定功成之先，而特借此以为润色之具耶？不然，则其不可传者，与其人皆已朽，而所传于后世者，皆其刍狗糟粕而不足凭耶？自汉以下，一代各有一代之礼、乐，非无之也，而礼止于度数已耳，乐止于节奏已耳，与三代圣人之所言者，固判乎其不相蒙也。而乐之失，视礼尤甚，何者？礼之节度，尚可绎思，而乐之旨趣，茫无着落也。
译如果穷尽了礼乐的形制，那么难道在礼乐之外，没有看到圣人另有其他的谋划和考量吗？还是说，他们所说的没有固定形体的礼、没有声音的乐，都存在于天下大定、功业成就之前，而只是借用来作为修饰粉饰的工具呢？如果不是这样，那么那些无法传承的东西，随着人的去世都已经腐朽，而流传给后世的，都是像祭祀后的草狗、酒糟那样粗劣的东西，不足以作为依据吗？从汉代以后，每个朝代都有每个朝代的礼乐，并不是没有，但礼只停留在具体的规格制度上罢了，乐只停留在节奏韵律上罢了，这与三代圣人所谈论的，本来就有明显的区别，完全不相符合。而乐的缺失，比礼更为严重，为什么呢？因为礼的节制规范，还可以推究思考，而乐的意旨情趣，却模糊不清，没有着落。
古先圣人，一代之乐必叙一代之治，想其音律节奏，词语次序，皆叙开创守成之事，如所谓一成而北出，再成而伐商者，盖纪其实也。孔子谓韶尽美，又尽善；武尽美，未尽善。夫以周公之才之美，岂不能以唐虞揖逊之音，文其放伐哉？而终不以彼易此者，非是不足以昭成功，扬丕烈，祖宗弗享也。然舜之乐，流传至春秋，音响节奏俱在，以齐国之霸习，急功利，喜夸诈，迨其末也。田氏专政，主德日衰，纵日奏虞庭之乐，能令四方风动，凤仪兽舞耶？故吾以为乐者，饰治之具，而非致治之本也。但不知孔子之所赞叹忘肉，季札之所谓如天之无不覆，如地之无不载者；将谓其声音耶？抑因声而想其政治耶？抑声中之词义深美，如所谓三口者耶？若止于声音，则列国皆可放效，工瞽皆可传习，何孔子不以之语太师，而必至齐始闻之耶？抑列国各有乐，不相授受，而舜之乐竟为胡公家传之谱耶？学者徒据纸上之谈，而不能深推其故，亦何益之有也。
古乐不复作矣，即知乐者，世能有几？季札观乐，而知列国兴衰；师旷吹口，而知南风不竞；即隋唐之间亦有知官声往而不返，为东幸不终之兆者。彼太常乐官但知较度数，考分秒，辨累黍，量尺寸而已。纵使事事合古，分毫不差，然于乐之理，毫无干涉也。盖自宋以来，胡瑗、范景仁之徒，已不胜其聚讼，而况至于今日，上之人既不以为急务，而学士大夫亦无复有深心而精究之者。郊庙燕享之间，笙磬祝圉，徒存虚器，考击拊搏，仅为故事，而其它之行于世者，不过▯篥之胡声与淫哇之词曲耳，以此为乐，吾所不敢知也。
识钅享于阮咸者，知乐器，制未知乐音；识断弦卧吹者知乐音，而未知乐理。李嗣真知诸王之蹂践，王仁裕卜禁中之斗争，王令言知宫车之不返，刘义叟卜圣口口眩惑，庶几季札、师旷之亚矣，而理不可得而闻也。至于玄鹤二八，延颈哀鸣；三龙翔舟，水木震动；称赏之词，恐过其实。
今人间所用之乐，则▯篥也，笙也，萧也，筝也，钟鼓也。▯篥多南曲，而箫筝多北曲也。其它琴瑟箜篌之属，徒自赏心，不谐众耳矣。又有所谓三弦者，常合箫而鼓之，然多淫哇之词，倡优之所习耳。有梅花角，声甚凄清，然军中之乐，世不恒用。余在济南葛尚宝家见二胡雏，能卷树叶作笳吹之，其音节不可晓，然亦悲酸清切。余谓主人：“昔中国吹之，能令胡骑北走；今胡儿吹之，反令我辈堕堕乎？”一笑而已。
今鼓琴者，有闽操、浙操二音，盖亦南北曲之别也。浙操近雅，故士君子尚之，亦犹曲之有浙腔耳。莆人多善鼓琴。多操闽音；至于漳、泉，遂有乡音词曲，侏亻离之甚，即本郡人不能了了也。
夫子谓郑声淫。淫者，靡也，巧也，乐而过度也，艳而无实也。盖郑、卫之风俗，侈靡纤巧，故其声音亦然。无复大雅之乐也。后人以淫为淫欲，故概以二国之诗皆为男女会合之作，失之远矣。夫闾阎里巷之诗，未必书入乐章，而国君郊祀朝会之乐，自胙土之初，即己有之，又安得执后代之风谣而传会为开国之乐声乎？圣人以其淫哇，不可用之于朝廷宗庙，故欲放之。要其亡国之本原，不在此也。招之在齐，不能救齐之亡，则郑声施之圣明之世，岂能便危亡哉？宋广平之好羯鼓，寇莱公之舞柘枝，不害其为刚正也，况悬之于庭乎？但终伤绮靡，如淫词艳曲，未免摈于圣人之世耳。
中散之琴，李谟之笛，邹衍之管，梓庆之钅▯，皆冥通鬼神，功参造化，吾闻其语，未见其人也，中郎之识柯亭，嗣真之辨钟铎，宋沈之知编钟，李琬之听羯鼓，赏鉴入神，匠心独诣，求之于今，岂复有其人乎？太常之所师，亦不过乐章之糟粕，里巷之所传习，率皆拍合之章程，守而勿失，便为知音矣，岂复有能新翻一曲，别造一调而叶之律吕，令人传诵者哉？故吾谓今之最不古若者，此一途也。
京师有瞽者，善弹琵琶，能作百般声音；尝宴，冠裳，匿屏帏后作之，初作如媪唤伎
译古代的圣人，一个时代的音乐必定叙述一个时代的治理，想那音律节奏、词语次序，都是叙述开创与守成的事情，比如所说的“一成而北出”、“再成而伐商”，大概都是记录实际情况。孔子说《韶》乐尽善尽美，《武》乐尽美而未尽善。凭着周公那样的才华与美德，难道不能用唐尧虞舜揖让禅让的音乐，来文饰他放逐商纣、讨伐武庚的行为吗？然而最终不用那种音乐来替代这种音乐，是因为那样不足以昭示成功，宣扬伟大的功业，祖先神灵也不会享用。然而舜的音乐，流传到春秋时期，音响节奏都还在，凭着齐国霸道的习气，急功近利，喜欢夸耀欺诈，等到它的末期，田氏专权，君主的德行日益衰微，即使每天演奏虞舜宫廷的音乐，能让四方风气感动，凤凰来仪、百兽起舞吗？所以我认为音乐是装饰治理的工具，而不是达到治理的根本。只是不知道孔子所赞叹得忘了吃肉，季札所说的像天无所不覆、像地无所不载；是指它的声音呢？还是因为声音而联想到它的政治呢？还是声音中的词义深奥美好，像所说的“三口”那样呢？如果仅仅在于声音，那么各国都可以仿效，乐工盲人都可以传习，为什么孔子不把它告诉太师，而一定要到齐国才听到呢？还是各国各有音乐，不互相传授，而舜的音乐竟然成了胡公家传的谱子呢？学者只凭纸上的谈论，而不能深入推究其中的缘故，又有什么益处呢。
古代的音乐不再制作了，即使懂音乐的人，世上能有几个？季札观赏音乐，就知道各国的兴衰；师旷吹律管，就知道南风不竞；即使在隋唐之间，也有知道宫声往而不返，是东巡不能善终的征兆的人。那些太常寺的乐官只知道比较度数，考察分秒，辨别累黍，量度尺寸罢了。即使事事符合古制，分毫不差，然而对于音乐的义理，毫无关系。自从宋代以来，胡瑗、范景仁等人，已经不胜其争论不休，何况到了今天，上面的人既不把它当作急务，而学士大夫也没有再有心思精深研究的人了。在郊庙宴享之间，笙磬祝圉，只存在虚设的器物，敲击拊搏，只是为了沿袭旧例，而其他流行于世的，不过是筚篥的胡声和淫靡的词曲罢了，把这些当作音乐，我是不敢苟同的。
认识阮咸琴的人，知道乐器，却不知道音乐；认识断弦卧吹的人，知道音乐，却不知道乐理。李嗣真知道诸王的践踏，王仁裕占卜禁中的争斗，王令言知道宫车不返，刘义叟占卜圣主被迷惑，差不多是季札、师旷的次一等了，然而乐理却听不到。至于玄鹤二八，伸长脖子哀鸣；三龙翔舟，水木震动；称赞的言辞，恐怕过于夸张。
现在人间所用的音乐，就是筚篥、笙、箫、筝、钟鼓。筚篥多用于南曲，而箫筝多用于北曲。其他琴瑟箜篌之类，只是自我欣赏，不迎合众人的耳朵。又有所谓三弦的，常和箫一起演奏，然而多是淫靡的词曲，是倡优所习的。有梅花角，声音非常凄清，然而这是军中的音乐，世间不常使用。我在济南葛尚宝家看见两个胡人小孩，能卷树叶作笳吹奏，那音节不可理解，然而也悲酸清切。我对主人说：“以前中国人吹它，能让胡人骑兵向北逃跑；现在胡人小孩吹它，反而让我们这些人昏昏欲睡吗？”一笑罢了。
现在弹琴的人，有闽操、浙操两种音调，大概也是南北曲的区别。浙操接近雅正，所以士君子崇尚它，也就像戏曲有浙腔一样。莆田人多善于弹琴，多演奏闽音；至于漳州、泉州，就有乡音词曲，非常俚俗，即使本郡人也不能完全听懂。
孔子说郑声淫靡。淫，就是靡丽、巧饰、快乐过度、艳丽而无实质。大概郑、卫的风俗，奢侈靡丽纤巧，所以它的声音也是如此。不再有雅正的音乐了。后人把淫当作淫欲，所以一概把两国的诗都当作男女会合的作品，相差太远了。民间巷陌的诗，未必写入乐章，而国君郊祀朝会的音乐，从分封土地之初，就已经有了，又怎么能拿着后代的民谣而传唱成为开国的乐声呢？圣人因为它的淫靡，不可用于朝廷宗庙，所以想要放逐它。至于亡国的根本原因，不在此。招乐在齐国，不能挽救齐国的灭亡，那么郑声施行于圣明的时代，难道就能使国家危亡吗？宋广平喜好羯鼓，寇莱公跳舞柘枝，不妨碍他们刚正，何况悬挂在庭院呢？只是终究伤害绮靡，像淫词艳曲，难免被圣人的时代所排斥。
中散大夫的琴，李谟的笛，邹衍的管，梓庆的磬，都能冥通鬼神，功参造化，我听过这些话，没见过这样的人。蔡邕识别柯亭竹，李嗣真辨别钟铎，宋沈知道编钟，李琬听羯鼓，赏鉴入神，匠心独诣，求之于今天，难道还有这样的人吗？太常寺所师法的，也不过是乐章的糟粕，民间所传习的，大都是拍合的章程，守而勿失，便算是知音了，难道还有能新翻一曲，别造一调而符合律吕，让人传诵的人吗？所以我说今天最不古雅的，就是这一途了。
京城有个盲人，善于弹琵琶，能做出百般声音；曾经设宴，穿戴整齐，藏在屏风后面弹奏，起初弹奏像老妇呼唤伎女
者声，继作伎者称疾不出，往复数四，谇诟勃溪，遂至掷器破钵，大小纷纭，或詈或哭，或劝或助。坐客惊骇欲散，徐撤屏风，则一瞽者，抱一琵琶而已，它无一物也。又有以一人而歌曲，击鼓钹，拍板。钟、铙合五六器者。不但手能击，足亦能击，此亦绝世之技。惜乎但为玩弄之具，非知音者也。
译演奏者发声，接着表演技艺的人称病不出，这样反复多次，争吵喧哗，竟然发展到摔掷器物、打破钵盂，场面混乱不堪，有人咒骂，有人哭泣，有人劝解，有人帮腔。在座的宾客惊恐害怕，想要散去，徐徐撤去屏风，只见一个盲人，抱着琵琶罢了，其他什么也没有。还有一个人同时唱歌，并敲击鼓、钹、拍板、钟、铙等五六种乐器的。他不仅手能敲击，脚也能敲击，这也是世间罕见的绝技。可惜只是当作玩赏的工具，并非真正懂音乐的人。
汉嫁乌孙公主，令琵琶马上作乐以慰其心。后石季伦明妃词云：“其送明君亦必尔。”已自臆度可笑。而《图经》即谓昭君在路愁怨，遂于马上弹琵琶以寄恨，相沿而误愈甚矣。今人不知琵琶为乌孙事，而概用之昭君，又不知琵琶为送行之乐，而概以为昭君自弹。盖自唐以来误用至今而不觉也。
●卷十三 事部一
圣人之贵知命，谓安于命，不趋利避害也；今人之欲知命，则求趋利避害也，是不谓之知命，谓之逆天。
婚而论财，其究也，夫妇之道丧；葬而求福，其究也，父子之恩绝。妇之凌轹其夫者，恃于富也；子之暴露其父者，惑于地也。
以才名骄人，未有不困者也；以富贵骄人，未有不败者也；以贫贱骄人，未有不取祸者也。
一目看除目，三年损道心。除目，今之推升朝报也。其中升沉得丧，毁誉公私，人情世态，畔援歆羡，种种毕具。若恋恋于此，有终身丧其所守者，岂止三年损道心已耶？
晋人戏言云：“我图一万户侯尚不可得，卿乃图作佛耶？夫万户侯，诚难求也，即心是佛，何远之有？
老氏道德之旨，非炼形求仙之术也，而世之学仙者，托之老氏。如今之士子读经书以应科第，而曰：“此吾儒之教也。”
今之号为好学者，取科第为第一义矣；立言以传后者，百无一焉；至于修身行己，则绝不为意矣。可谓倒置之甚。然三者殊不相妨。生前之富贵，偶然耳，俟之可也，不必恶而逃之；死后之文章，较之功名，差为久远，不可不留意也；至于讲明义理，孜孜为善，即不必谈道讲学，独不可使衾影无愧，人称长者乎？若轻佻反覆，甘于文人无行之为，又何足道？
“贫贱不如富贵”，俗语也；“富贵不如贫贱”，矫语也。贫贱之士，奔走衣食，妻孥交谪，亲不及养，子不能教，何乐之有？惟是田园粗足，丘壑可怡；水侣鱼虾，山友麋鹿；耕云钓雪，诵月吟花；同调之友，两两相命；食牛之儿，戏着■间；或兀坐一室，习静无营；或命驾出游，留连忘反；此之为乐，不减真仙，何寻常富贵之足比乎？
人有恒言：“文章穷而后工。”非穷之能工也，穷则门庭冷落，无车尘马足之嬲；事务简约，无簿书酬应之繁；亲友断绝，无徵逐游宴之苦；生计羞涩，无求田问舍之劳。终日闭门兀坐，与书为仇，欲其不工，不可得已。不独此也，贫文胜富，贱文胜贵。冷曹之文，胜于要津；失路之文，胜于登第。不过以本领省而心计闲耳。至于圣人拘囚演易，穷厄作经，常变如一乐天安土，又不当一例论也。
竹楼数间，负山临水；疏松修竹，诘屈委蛇；怪石落落，不拘位置；藏书万卷其中，长几软榻，一香一茗，同心良友，闲日过从，坐卧笑谈，随意所适，不营衣食，不问米盐，不叙寒暄，不言朝市，丘壑涯分，于斯极矣！
凄风苦雨之夜，拥寒灯读书，时闻纸窗外芭蕉淅沥作声，亦殊有致。此处理会得过，更无不堪情景。
景物悲欢，何常之有？惟人处之何如耳。《诗》曰：“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原是极凄凉物事，一经点破，便作佳境。彼郁郁牢愁，出门有碍者，即春花秋月，未尝一伸眉头也。
读未曾见之书，历未曾到之山水，如获至宝，尝异味。一段奇快，难以语人也。
四十从政，五十悬车，耳目未衰，筋力尚健，或纵情山水；或沉酣文酒，优游卒岁，以保天年足矣；今之仕者，涉世既深，宦术弥巧，桑榆已逼，贪得滋甚，干进苟禄，不死不休，生平未尝享一日之乐，徒为仆妾图轻肥，子孙作牛马耳。白乐天所谓“官爵为他人”者，有味哉，其言之也。
宋宗室郡王允良者，不喜声色，不近货利，惟以昼为夜，以夜为昼，旦则就寝，至暮始兴，盥栉衣冠而出，燃灯烛，治家事，饮食宴乐，达旦始罢。人以为疾，余以为此骄癖也，非疾也。吾郡中纨绔子弟，常有日午始兴，鸡鸣始寝者，然贫贱之家无之也，贤子弟无之也，勤以治生者无之也。骄奢淫佚
译汉朝将公主嫁给乌孙王，让琵琶在马上演奏音乐以宽慰她的心。后来石崇在《明妃词》中说：“送别王昭君也一定是这样。”这已经是主观臆测，令人发笑。而《图经》却认为昭君在路上愁苦怨恨，于是在马上弹奏琵琶以寄托怨恨，沿袭这种错误，谬误越来越严重了。现在的人不知道琵琶是乌孙公主的事，却一概用在昭君身上；又不知道琵琶是送行的音乐，却一概认为是昭君自己弹奏。大概从唐代以来错误地使用，直到今天人们都没有察觉。
●卷十三 事部一
圣人看重“知命”，是说安于命运，不趋利避害；现在的人想要“知命”，却是追求趋利避害，这不叫知命，叫逆天。
结婚而谈论钱财，最终会导致夫妇之道丧失；安葬而祈求福报，最终会导致父子之恩断绝。妻子欺凌丈夫，是倚仗自己富有；儿子让父亲尸骨暴露，是迷信风水地脉。
凭才华名声对人傲慢，没有不陷入困境的；凭富贵对人傲慢，没有不失败的；凭贫贱对人傲慢，没有不招致灾祸的。
看一眼官员任免名单，三年就损害了修道之心。除目，就是现在的推升朝报。其中升迁沉沦、得失毁誉、公私人情、世态炎凉、攀附羡慕，种种情形无所不有。如果对此眷恋不舍，有终身丧失所坚守原则的人，难道只是三年损害道心而已吗？
晋人开玩笑说：“我谋求一个万户侯尚且不能得到，你竟谋求成佛吗？万户侯，确实难以求得；即心是佛，有什么遥远的？”
老子的道德宗旨，不是修炼形体求仙的方法，但世上学仙的人，却依托老子。就像现在的士子读经书来应付科举考试，却说：“这是儒家的教化。”
现在号称好学的，把考取功名作为第一要义；著书立说流传后世的，百个中没有一个；至于修身养性、规范行为，则完全不在意。可以说是本末倒置到了极点。然而这三者其实互不妨碍。生前的富贵，是偶然的，等待它就可以了，不必厌恶而逃避它；死后的文章，比起功名，稍微久远一些，不可不留意；至于讲明义理，勤勉为善，即使不谈道讲学，难道不能使被影无愧，被人称为长者吗？如果轻浮反复，甘于文人无行的作为，又有什么值得说的呢？
“贫贱不如富贵”，是俗语；“富贵不如贫贱”，是矫饰之语。贫贱的士人，奔波于衣食，妻儿互相指责，父母来不及奉养，子女不能教育，有什么快乐呢？只有田园勉强自足，山水可以怡情；以鱼虾为伴侣，以麋鹿为朋友；耕云钓雪，诵月吟花；志趣相投的朋友，两两相约；食牛的孩子，嬉戏于田间；有时独自静坐一室，习静无求；有时驾车出游，流连忘返；这种快乐，不亚于真正的仙人，哪里是寻常富贵能比的呢？
人们常说：“文章穷困之后才精妙。”不是穷困能使文章精妙，而是穷困时门庭冷落，没有车马喧嚣的打扰；事务简约，没有文书应酬的繁杂；亲友断绝，没有征召追逐游宴的痛苦；生计羞涩，没有求田问舍的劳碌。整天闭门静坐，与书为伴，想要文章不精妙，也不可能。不仅如此，贫贱的文章胜过富贵的文章。冷官的文章，胜过要职的文章；失意的文章，胜过登第的文章。不过是因为本领节省而心思闲适罢了。至于圣人被囚禁而推演《周易》，穷困而作经典，常变如一，乐天知命，又不应当一概而论。
几间竹楼，背靠山面临水；疏松修竹，曲折蜿蜒；怪石错落，不拘位置；藏书万卷其中，长几软榻，一香一茗，同心良友，闲暇时往来，坐卧笑谈，随意所适，不经营衣食，不问米盐，不叙寒暄，不谈朝市，山水之乐，在这里达到了极致！
凄风苦雨之夜，拥着寒灯读书，不时听到纸窗外芭蕉淅沥作响，也别有情趣。这里领悟得透，就没有什么不堪的情景。
景物的悲欢，有什么恒常的呢？只看人如何对待罢了。《诗经》说：“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原本是极凄凉的事物，一经点破，便成了佳境。那些郁郁寡欢、出门有碍的人，即使是春花秋月，也未曾舒展眉头。
读未曾见过的书，游未曾到过的山水，如同获得至宝，品尝异味。一种奇特的快感，难以向人诉说。
四十岁从政，五十岁退休，耳目未衰，筋力尚健，或者纵情山水；或者沉酣文酒，优游度日，以保全天年就够了；现在的做官者，涉世既深，宦术弥巧，桑榆已近，贪得无厌，钻营苟禄，不死不休，生平未曾享受一日之乐，徒然为仆妾谋取轻暖肥甘，为子孙做牛做马罢了。白居易所谓“官爵为他人”的话，意味深长啊。
宋朝宗室郡王允良，不喜欢声色，不接近货利，只是以昼为夜，以夜为昼，白天就寝，到傍晚才起床，洗漱穿衣而出，点燃灯烛，处理家事，饮食宴乐，直到天亮才停止。人们认为是疾病，我认为这是骄纵的癖好，不是疾病。我们郡中的纨绔子弟，常有中午才起床，鸡鸣才睡觉的，但贫贱之家没有，贤良子弟没有，勤勉治生的人没有。骄奢淫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