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 地部一
鼎，据上游之胜以控制天下。禹都安邑，其后太康失国，迁徙不可考。汤都亳邑，至盘庚七迁，皆苟且以便民，非若后世建都之难也。周公定鼎郏辱阝，始为万年不拔之基，而以洛邑为朝会之所，盖亦以防备不虞，知后世子孙必有不能守其故业者矣。此亦堪舆家之鼻祖也。
译鼎，凭借占据上游的有利地势来控制天下。大禹定都于安邑，后来太康失去国家，迁徙的踪迹已无法考证。商汤定都于亳邑，到盘庚时七次迁都，都是权宜之计以便利于百姓，不像后世建都那样困难。周公在郏鄏定鼎，才奠定了万年不可动摇的基业，并将洛邑作为朝会的地方，大概也是为了防备意外，知道后世子孙中必定有不能守住祖业的人。这也是堪舆学派的鼻祖。
殷世常苦河患，故自仲丁至盘庚，或迁敖，或迁相，或迁耿，或渡河而南，或逾河而北，当时不闻其求治水之方，而但迁徙以避之。计迁徙不费于开凿，而民未稠密，河亦不大害民也。周世绝不闻河患，但苦戎狄，盖关中之地已近边塞矣。当时燕、晋、代、秦诸国，诸侯各自守其地以御夷，而区区天子之都竟不能守而以予秦，使得成帝业，岂非天哉！
古今建都，形胜之地，无有逾关中者，盖其表里山河百二重关，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治可以控制中外，乱可以闭关自守，无论汴京，即洛阳不及也。江南之地，则惟有金陵耳。
帝王建都，其大势在据天下之吭，又其大要则在镇遏戎狄，使声息相近，动不得逞。关中逼近西戎，故唐时回纥、土蕃，出其不意，便至渭桥。汉时灞上、细柳、连营，天子至亲劳军，盖当时西虏似强于北也。至宋时，幽、燕十六州已为契丹所据，则自河南，入江、淮，其势甚便，不得不都汴京以镇之。使当时从晋王言，都关中，则画淮为界，不至绍兴而始见矣。汴京既失，江北不可守，其势不得不阻江为固，镇江则太逼，杭州则太远。险而可守，孰有出建康之上者？故李纲、宗泽▯▯以为请，而不见听从，惜哉！
高宗之都临安，不过贪西湖之繁华耳。然亦办四明航海一条走路也，临安虽有山有水，然其气散而不聚，四面受攻，无险可凭，元兵从湖州间道入，如无人之境耳。虽兴亡有数，而亦地利之不固也。建康外以淮为障，内以江为藩，虽中主、庸将，足以自守。曹丕临广陵，欲渡者数矣，竟叹天堑之不可越。苻坚陷盱眙而东，沿江列戍，朝野震恐。谢玄三战三捷，杨俱难等奔啄不暇。其后若卢循乘虚，直捣蒋山，居民荷担而立，孟昶望风自裁，自谓天下事定矣，而不能当寄奴之一炬。萧轨、任约以十万▯卒，奄至鸡山，据北郊坛，剥床以肤何急也。霸先从容谈笑，俘四十六将军于幕下，若探囊取物，此岂智愚之悬绝若是哉？川陆之长技既异，主客之劳逸顿殊。一夫当关，万人莫敢谁何，其势居然也。故六朝相承二百余载，莫强于秦苻坚，莫盛于魏道武，而卒不能遂混一之志，良有以矣。
以我国家之势论之，不得不都燕，盖山后十六州，自石晋予狄几五百年，彼且自以为故物矣，一旦还之中国，彼肯甘心而已耶？其乘间伺隙，无日不在胸中也。且近来北鞑之势强于西戎，若都建康，是弃江北矣；若都洛阳、关中，是弃燕云矣。故定鼎于燕，不独扼天下之吭，亦且制戎虏之命。成祖之神谋睿略，岂凡近所能窥测哉！
我太祖之定都建康也，盖当时起兵江左，自南趋北，不得不据第一上流，以为根本之地，而后命将出师，鞭笞群雄，此亦高、光之关中、河内也。当时角逐者惟张士诚、陈友谅二人耳，然姑苏势狭而无险可据，武昌地瘠而四面受敌，其形胜已不相若矣，而况材智规摹，又相去万万哉？宜其折北而不支也。
太祖既逐胡元，命燕王镇守北平，盖隐然以北门锁钥付之矣。当时亲王握重兵，节制有司，大率如汉初七国故事，而燕王之英武雄略，岂久在人下者？使当时不封燕，纵得守臣节，不兴靖难之师，而北虏乘间窃发，燕云终非国家有也。故太祖之封燕王，与文皇之定都于燕，其远见皆相符契矣。
燕山建都，自古未尝有此议也。岂以其地逼近边塞耶？自今观之，居庸障其背，河济襟其前，山海扼其左，紫荆控其右，雄山高峙，流河如带，诚天造地设以待我国家者。且京师建极，如人之元首然，后须枕藉，而前须绵远。自燕而南，直抵徐、淮，沃野千里，齐、晋为肩，吴、楚为腹，闽、广为足，浙海东环，滇、蜀西抱，真所谓扼天下之吭而拊其背者也。且其气势之雄大，规模之弘远，视之建康偏安之地固已天渊矣。国祚悠久，非偶然也。
辽、金及元皆都燕山，而制度文物，金为最盛。今禁中梳妆台、琼花岛及小海、南海等处，皆金物也。元，冬春则居燕；夏秋则如
译殷商时期常受黄河水患之苦，所以从仲丁到盘庚，有时迁到敖，有时迁到相，有时迁到耿，有时渡过黄河向南，有时越过黄河向北，当时没听说他们寻求治理水患的方法，只是迁徙来躲避它。算计起来，迁徙的费用少于开凿河道，而且当时人口还不稠密，黄河也没有对百姓造成太大危害。周代完全没听说有黄河水患，只是苦于戎狄侵扰，大概是因为关中的土地已经靠近边塞了。当时燕、晋、代、秦等诸侯国，各自守卫自己的土地以抵御夷狄，而小小的天子都城竟然不能守住而拱手让给秦国，使得秦国成就了帝业，这难道不是天意吗！
古今建立都城，地势险要的地方，没有超过关中的，大概因为它内外有山河屏障，有百二重关，进攻可以出击，退守可以防守，太平时期可以控制中原和边疆，动乱时期可以闭关自守，无论汴京，就连洛阳也比不上。江南地区，只有金陵罢了。
帝王建立都城，其大势在于占据天下的咽喉要道，而其大略在于镇遏戎狄，使彼此声息相近，使敌人举动不能得逞。关中逼近西戎，所以唐代时回纥、吐蕃，出其不意，便到达渭桥。汉代时灞上、细柳等地连营驻扎，天子亲自慰劳军队，大概当时西边的敌虏似乎比北方的更强。到了宋代，幽、燕十六州已经被契丹占据，那么从河南进入江淮，其形势非常便利，不得不定都汴京来镇守它。假如当时听从晋王的建议，定都关中，那么以淮河为界，不至于到绍兴时期才显现出来。汴京既已失守，江北无法防守，其形势不得不依靠长江作为坚固屏障，镇江则太逼近，杭州则太遥远。险要而可以防守的地方，哪有超过建康的？所以李纲、宗泽等人请求（定都建康），却不被听从，可惜啊！
高宗定都临安，不过是贪图西湖的繁华罢了。但也开辟了四明航海的一条通路。临安虽然有山有水，然而其气势分散而不聚集，四面受敌，没有险要可以凭借，元军从湖州的小路进入，如同进入无人之境。虽然兴亡有定数，但也确实是因为地利不坚固。建康外以淮河为屏障，内以长江为藩篱，即使是中等资质的君主、平庸的将领，也足以自守。曹丕来到广陵，想渡江多次，最终感叹天堑不可逾越。苻坚攻陷盱眙向东进军，沿江列阵驻守，朝廷内外震惊恐惧。谢玄三战三捷，杨俱难等人奔逃都来不及。后来卢循乘虚而入，直捣蒋山，居民背着担子站立，孟昶望风自杀，自以为天下事已定，却不能抵挡寄奴（刘裕）的一把火。萧轨、任约率领十万士兵，突然到达鸡山，占据北郊祭坛，剥床及肤何其急迫。陈霸先从容谈笑，在幕下俘虏四十六位将军，如同探囊取物，这难道是智慧与愚笨的差距如此之大吗？水陆作战的长处不同，主客双方的劳逸截然不同。一夫当关，万人莫敢奈何，其形势本来就是这样。所以六朝相承二百多年，没有比苻坚更强的，没有比魏道武帝更盛的，但最终都不能实现统一天下的志向，确实是有原因的。
以我们国家的形势来看，不得不定都燕京，大概是因为山后十六州，自从石晋割让给狄人以来将近五百年，他们且自以为那是故土了，一旦归还给中国，他们肯甘心吗？他们乘隙窥探，无日不在心中盘算。况且近来北鞑的势力强于西戎，如果定都建康，就是放弃江北；如果定都洛阳、关中，就是放弃燕云。所以定鼎于燕京，不仅扼住天下的咽喉，而且制约戎虏的命运。成祖的神机妙算，岂是凡夫俗子所能窥测的！
太祖定都建康，大概是因为当时在江左起兵，自南向北进军，不得不占据第一上流，作为根本之地，然后命令将领出兵，鞭笞群雄，这也是高祖、光武帝在关中、河内的做法。当时角逐的只有张士诚、陈友谅两人，然而姑苏地势狭小而没有险要可以占据，武昌土地贫瘠而四面受敌，其地势险要已经不能相比了，何况才能智慧、规划格局，又相差万里呢？适宜他们战败而不能支撑。
太祖驱逐胡元后，命令燕王镇守北平，大概是将北门锁钥托付给他了。当时亲王掌握重兵，节制地方官吏，大体如同汉初七国的旧例，而燕王的英武雄略，岂是长久居于人下的人？假如当时不封燕王，纵然得到守臣的节操，不兴起靖难之师，而北方敌虏乘隙窃发，燕云终究不是国家的了。所以太祖封燕王，与文皇定都于燕，其远见都相符合。
燕山建都，自古未曾有此议论。难道是因为其地逼近边塞吗？从现在来看，居庸关遮蔽其背后，黄河、济水环绕其前面，山海关扼住其左侧，紫荆关控制其右侧，雄山高耸，河流如带，确实是天造地设以等待我们国家的。况且京师建立极位，如同人的头领一样，后面需要枕藉，而前面需要绵远。从燕向南，直抵徐州、淮河，沃野千里，齐、晋为肩，吴、楚为腹，闽、广为足，浙海在东边环绕，滇、蜀在西边怀抱，真是所谓扼住天下的咽喉而抚摸其背部。况且其气势的雄大，规模的弘远，比起建康偏安之地，固然是天渊之别。国运长久，不是偶然的。
辽、金及元都定都燕山，而制度文物，金代最为兴盛。现在禁中的梳妆台、琼花岛以及小海、南海等处，都是金代的遗物。元代，冬春则居住在燕京；夏秋则前往
上都，畏热故也。惟其有两都，故王师一至，即时北遁。而山后十六州，四五百年始见天日，非偶然也。
译设立上都，是因为畏惧炎热。正因为拥有两都，所以王师一旦到达，他们便立即向北逃遁。而山后十六州，历经四五百年才重见天日，并非偶然。
周时洛邑为天下之中，今天下之势则似荆襄为正中，盖幅员广狭固自不同也。然所贵于中者，取其便朝会耳；若以建都譬之，元首在腹，何以居重驭轻哉？
幽州有黍谷，相传邹衍吹律之所，盖当时以为极寒之地矣。若以今之宁夏、临洮诸边较之，其寒奚止十倍而已？今燕山寒暑气候与江南差无大异，且以边场戎马之地一旦变为冠裳礼乐之会，固宜天地之气亦随之变更耳。
恒山为北岳，即今真定是也。或云：“北岳不可即，其一石飞至阳曲，故于阳曲立庙遥祭之，实非岳也。”按《水经》：“恒山谓之玄岳，周官并州其镇山曰恒山。”管子云：“其山北临代，南俯赵，东接河海之间。”其在今之定州无疑矣。何必求之沙漠之外哉？
五岳者，中国之五岳也，随其幅员，就其方位而封之耳。三代洛邑，为天地之中，南不过楚，北不过燕，东不过齐，西不过秦，故以嵩山为中岳，而衡、岱、恒、华，各因其地封之以为镇山。若后世幅员既广，方位稍殊，即更而易之，亦无不可，固不必拘拘三代之制也。
以今天下之势论之，当以天寿山为北岳，罗浮为南岳，钟山为东岳，点苍为西岳，衡霍为中岳，其间相去，各四五千里，亦足以表至大之域，示无外之观，此非拘儒俗士所能与议也。
京师风气悍劲，其人尚斗而不勤本业，今因帝都所在，万国梯航，鳞次毕集，然市肆贸迁，皆四远之货，奔走射利，皆五方之民，土人则游手度日，苟且延生而已，不知当时慷慨悲歌，游侠之士，今皆安在，陵谷之变，良不虚也。
燕云只有四种人多：奄竖多于缙绅，妇女多于男子，娼妓多于良家，乞丐多于商贾。至于市陌之风尘，轮蹄之纷糅，奸盗之丛错，驵侩之出没，盖尽人间不美之俗，不良之辈，而京师皆有之，殆古之所谓陆海者，昔人谓“不如是，不足为京都，”其言亦近之矣。
长安有谚语曰：“天无时不风，地无处不尘，物无所不有，人无所不为。”
《绀珠集》云：“东南，天地之奥藏，其地宽柔而卑，其土薄，其水浅，其生物滋，其财富其人剽而不重，靡食而偷生，其士懦脆而少刚，笮之则服，西北天地之劲力，雄尊而严，其土高，其水寒，其生物寡，其财确，其人毅而近愚，饮淡而轻生，士沉厚而慧，挠之不屈。”此数语足尽南北之风气，至今大略不甚异也。但南方士风，近稍狞悍耳。
今国家燕都可谓百二山河，天府之国，但其间有少不便者，漕粟仰给东南耳。运河自江而淮，自淮而黄，自黄而汶，自汶而卫，盈盈衣带，不绝如线，河流一涸，则西北之腹尽枵矣。元时亦输粟以供上都，其后兼之海运，然当群雄奸命之时，烽烟四起，运道梗绝，惟有束手就困耳。此京师之第一当虑者也。
今之运道，自元始开，由济宁达临清，其有功于上都不浅。而当时已有“挑动黄河天下反”之谶，则其劳民伤财，亦可知矣。但元时尚引曹州黄河之水，以济运道。国朝因河屡决，泛溢为害，遂塞张秋口，而自徐至临清，专赖汶泗诸水，及泰山莱芜诸县源泉以足之。诸泉涓涓如线，遇旱辄涸，既不可得力，而汶河至分水闸，又分而为二，其势遂微。每二三月间，水深不过尺许，虽极力挑浚设闸启开，然仅可支持。倘遇一夏无雨，则枯为陆矣。
运河之开，无风波之患，诚为良策。而因之遂废海运，亦非也。海上风涛不虞，数岁间一发耳，而今运河挑浚之费，闸座捞浅之工，上自部使者，下至州邑ヘ二之设，其费海岁岂直巨万已哉？海运一行，则诸费尽可省，亦使浙直诸军士，因之习于海战，倭寇之来，可以截流而御之。自海运废而士益惮于海矣，元时海运有三道，而至正十三年，千户殷明略所开新道，自浙西至京师，不旬日，尤为便者。所当间一举行，以济运河之不及者也。
古者诸侯，封国自食，其入江北之地，如齐、晋、燕代、秦诸国，士饱仓盈，不闻其仰给于江南也，如汉时与楚血战五载，军士
译周朝时，洛邑位于天下的中心；如今天下的形势，似乎荆襄一带才是正中，这是因为疆域的广阔与狭小本来就不相同。然而人们看重“中”的原因，是取其便于朝会和集会；如果以建立都城来比喻，元首位于腹部，怎么能够居重驭轻呢？
幽州有黍谷，相传是邹衍吹律的地方，大概当时被认为是最寒冷的地方了。如果拿现在的宁夏、临洮等边疆地区来比较，那里的寒冷何止超过十倍？如今燕山一带的寒暑气候与江南差别不大，况且边疆战马驰骋之地，一旦变成衣冠礼乐汇聚之所，天地之气随之改变也是理所当然的。
恒山是北岳，就是今天的真定。有人说：“北岳无法到达，有一块石头飞到了阳曲，所以在阳曲建庙遥祭，实际上那不是北岳。”查考《水经》记载：“恒山称为玄岳，《周礼》中并州的镇山叫恒山。”《管子》说：“它的北面濒临代地，南面俯瞰赵地，东面连接河海之间。”它在今天的定州是毫无疑问的。何必去沙漠之外寻找呢？
五岳，是中国的五岳，根据疆域范围，顺应方位来封禅而已。夏商周三代以洛邑为天地之中，南不过楚国，北不过燕国，东不过齐国，西不过秦国，所以以嵩山为中岳，而衡山、泰山、恒山、华山，各自依据其地理位置被封为镇山。如果后世疆域广阔，方位稍有不同，即使更换它们，也没有不可的，本来不必拘泥于三代的制度。
以今天下的形势来看，应当以天寿山为北岳，罗浮山为南岳，钟山为东岳，点苍山为西岳，衡山和霍山为中岳，它们之间相距各四五千里，也足以标示最大的疆域，展示无外的景象，这不是拘泥的儒生和俗士所能参与议论的。
京城的风气强悍刚劲，那里的人崇尚争斗而不勤于本业，如今因为帝都所在，万国使节往来，像鱼鳞一样密集汇聚，然而集市上的贸易，都是远方的货物，奔走谋利的，都是五方之人，本地人则游手好闲度日，苟且偷生罢了，不知道当时那些慷慨悲歌、游侠之士，如今都在哪里，山河变迁，确实不虚啊。
燕云地区只有四种人多：宦官多于官员，妇女多于男子，娼妓多于良家妇女，乞丐多于商人。至于街市的风尘，车马的纷杂，奸盗的丛生，牙商的出没，大概人间所有不好的习俗、不良的人，京城都有，这大概就是古人所说的“陆海”，前人曾说“不这样，不足以成为京都”，这话也有道理。
长安有谚语说：“天没有什么时候不刮风，地没有哪里不扬尘，物品没有不齐全的，人没有不做尽坏事的。”
《绀珠集》说：“东南，是天地宝藏所在，那里地势宽缓柔顺而低下，土壤薄，水浅，生物繁盛，财富多，人轻浮而不稳重，奢侈饮食而苟且偷生，士人懦弱脆弱而缺乏刚强，压迫他们就屈服；西北是天地刚劲之力所在，雄强尊贵而严厉，土壤高，水寒，生物稀少，财富坚实，人坚毅而近乎愚钝，饮食清淡而轻视生命，士人深沉厚重而聪慧，动摇他们也不屈服。”这几句话足以概括南北的风气，至今大致没有太大差异。只是南方的士风，近来稍微变得凶悍了。
如今国家的燕都，可以说是拥有百二山河、天府之国，但其中有一点不便，就是漕运粮食依赖东南。运河从长江到淮河，从淮河到黄河，从黄河到汶水，从汶水到卫水，像衣带一样盈盈不断，河流一旦干涸，那么西北的腹地就完全空虚了。元朝时也输送粮食供应上都，后来兼用海运，但在群雄违抗命令的时候，烽烟四起，运输道路阻塞，只能束手就困。这是京师第一件应当忧虑的事。
如今的运道，从元朝开始开凿，从济宁到达临清，对上都有不小的功劳。而当时已有“挑动黄河天下反”的谶语，那么它劳民伤财，也就可想而知了。但元朝时还引曹州黄河的水，来补充运道。本朝因为黄河屡次决口，泛滥成灾，于是堵塞张秋口，而从徐州到临清，专门依赖汶水、泗水等水，以及泰山莱芜各县的泉水来补充。这些泉水细流如线，遇到干旱就干涸，既然不可靠，而汶河到了分水闸，又分为两股，其势头就微弱了。每年二三月间，水深不过一尺左右，虽然极力疏浚、设置闸门开启，但仅仅能够维持。如果遇到一夏天不下雨，就会干枯成陆地了。
开凿运河，没有风浪的祸患，确实是良策。但因此就废除海运，也是不对的。海上风浪不可预料，几年才发生一次，而今天运河疏浚的费用，闸门捞浅的工程，上自部院使者，下至州县官吏的设置，每年的费用难道只是巨万而已吗？海运一旦实行，那么各种费用都可以节省，也让浙江、直隶的军士，借此熟悉海战，倭寇来袭，可以截流抵御。自从海运废除后，士人更加害怕出海了，元朝时海运有三条路线，而至正十三年，千户殷明略所开的新道，从浙西到京师，不到十天，尤其便利。应当偶尔实行一次，来弥补运河的不足。
古代诸侯，封国自给自足，那些位于江北的土地，如齐、晋、燕代、秦等国，士兵饱食，仓库充盈，没听说他们依赖江南供给，比如汉朝时与楚国血战五年，军士
粮饷，乃自关中转轮，即武帝穷兵黩武，频年暴师于外，亦不闻其借粟于吴楚也。至唐而始有漕运，自江而淮，自淮而河，计米一斗，费钱七百，然贞观、开元盛时，不闻其乏食也。至于季世，乃有“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之喜，岂非内无储积，而枵腹待哺于外哉！宋时汴及临安，地皆咫尺，故不闻转饷之苦。今京师三大营九边数十万军，升合之饷，皆自漕河运致，古称“千里运粮，士有饥色”。今乃不啻万里矣！万一运道有梗，何以处之？故为今日计，则屯田之策，宜行于边塞，而水田之利，宜兴于西北滨水诸郡县也。屯田之策，且耕且守，分番上下，不惟享其粒食，而士亦不至偷惰，盖守御可以老弱占籍，而力耕则非少壮不能，军将不待汰而精矣。且有田则有塍有浍，沮洳泥泞，亦可杜胡马奔突之患，其利又不止充口腹已也。
译粮饷，是从关中转运而来的。即使是汉武帝穷兵黩武，连年在外大规模用兵，也没有听说他向吴、楚地区借粮。到了唐朝才开始有漕运，从长江到淮河，再从淮河到黄河，计算下来，运送一斗米，花费七百钱，然而在贞观、开元盛世，也没有听说京城缺乏粮食。到了唐朝末年，竟然出现了“米已运到陕州，我们父子得以活命”的喜悦，这难道不是因为国内没有储备，只能空腹依赖外地供给吗！宋朝时汴京和临安，两地距离很近，所以没有听说转运粮饷的困苦。如今京师三大营和九边数十万军队，每一升每一合的粮饷，都依靠漕河运输而来，古人说“千里运粮，士兵面带饥色”。如今这距离不止万里！万一运输道路受阻，该怎么办呢？所以为当今考虑，屯田的策略，应当在边塞实行，而水田的好处，应当在西北沿水的各郡县推广。屯田的策略，一边耕种一边守卫，轮流换防，不仅享受粮食，士兵也不会偷懒懈怠，因为守卫防御可以让老弱士兵登记在册，而用力耕种则非年轻力壮者不能胜任，军队将领无需淘汰士兵就能使军队精锐了。而且有田地就有田埂有水沟，低湿泥泞之地，也可以杜绝胡人骑兵突袭的祸患，它的好处又不止于满足口腹之需罢了。
齐、晋、燕、秦之地，有水去处，皆可作水田，但北人懒耳。水田自犁地而浸种，而插秧，而薅草，而车戽，从夏讫秋，无一息得暇逸，而其收获亦倍。余在济南华不注，山下见十数顷水田，其膏腴茂盛，逾于南方，盖南方六七月常苦旱，而北方不患无雨故也。二策若行，十数年间，民见利而力作，仓庾充盈，便可省漕粮之半，即四方有警，而西北人心，不至摇动，京师益安于泰山矣。
黄河之水，若引之以灌田，广开沟洫，以杀其势，而其末流通之运道，以济、汶、泗之渴，使之散漫，纡回从容，达淮入海，不但漕运有裨，而陵寝亦无虞矣。
禹之治水，一意视水之所归而已，随山刊木，凿隧通道，惟使水得所之而止，无他顾虑也。白圭战国之时，各有分界，动起争端。能以邻国为壑，而邻国不知有水患，不可谓之非奇功也。至于今日，则上护陵寝，恐其满而溢；中护运道，恐其泄而于；下护城郭人民，恐其湮汨而生谤怨。水本东而抑使西，水本南而强使北。且一事未成，百议蜂起，小有利害，人言丛至，虽百神禹，其如河何哉？王敬美赠潘司空诗有云：“坚排众议难于水。”亦有激哉其言之也。
黄河行徙，似有神导之，有非人力所与者；然处置得宜，精诚所格，亦可转移。如汉武沉璧卒塞瓠子是也。万历间，以宝应湖之险，别开里湖以避之，既开而水不往注，如是者三年，一夜，闻风雨声甚厉，比晓视之，水已徙矣。
善治水者，就下之外，无它策也。但古之治水者，一意导水，视其势之所趋而引之耳。今之治水者，既惧伤田庐，又恐坏城郭；既恐妨运道，又恐惊陵寝；既恐延日月，又欲省金钱；甚至异地之官，竞护其界，异职之使，各争其利；议论无画一之条，利病无审酌之见；幸而苟且成功，足矣，欲保百年无事，安可得乎？当河决归德时，所害地方不多，时议皆欲勿塞，而相国沈公恐贻桑梓之患，故山东、河南二中丞议论不合，而廷推即以河南中丞总督河道，不使齐人有异议也。既开新河，而初开之处，深广如式，迤逦而南，反浅而狭，议者又私忧之：“下流反浅，何以能行？况所决河广八十余丈，而新开仅三十丈，势必不能容。泛溢之患，在所不免。”而一董役者，奏记督府：“若河流既回，势若雷霆，藉其自然之势以冲之，何患浅者之不深乎？”督府大以为然，遂下令放水。不知黄河浊流，下皆泥沙，流势稍缓，下已淤过半矣。一夕，水涨鱼台，单县、丰、沛之间，皆为鱼鳖。督府闻之，惊悸暴卒。此亦宋庆历间李仲昌之覆辙也。
治河犹御敌也，临机应变，岂可限以岁月？以赵营平老将灭一小羌，犹欲屯田持久，俟其自败。癸卯开河之役，聚三十州县正官于河▯Й，自秋徂冬，不得休息，每县发丁夫三千，月给其直二千余金，而里排亲戚之运粮行装不与焉。盖河滨薪草米麦一无所有，衣食之具皆自家中运致，两岸屯聚计三十余万人，秽气薰蒸，死者相枕藉，一丁死则行县补其缺，及春疫气复发，先后死者十余万。而河南界尤甚。役者度日如岁，安能复计久远？况监司催督严急，惟欲速成，宜其草菅民命，而迄无成功也。
舆地有南戒、北戒之说。北戒自积石、终南，负地络之阴，东及太华逾河，并雷首、砥柱、王屋、太行，北抵常山之右，乃东循塞垣，至秽貊、朝鲜，是谓北纪，所以限戎狄也。南戒自岷山、れ冢、负地络之阳，东及太华，连商山、熊耳、外方、桐柏，逾江濮、荆山至于衡阳，乃东循岭徼，达于瓯、闽，是谓南纪，所以限蛮夷也。此天下之大势也。
今中国之势，惟河与海，环而抱之。河源出昆仑星宿海，盖极西南之方，其流北行，经洮州，又东北越乱山中，过宁夏，出塞外，始折而南，入中国，至砥柱，折而东，经中州至吕梁，奔而入淮，直抵海口。海则从辽东、朝鲜、极东北界迤逦而南经三吴、瓯、闽，折而西，直抵安南、暹逻、滇、洱之界，盖其西南尽头去星宿
译齐、晋、燕、秦这些地方，凡是有水流经过的地方，都可以开垦为水田，只是北方人懒惰罢了。水田从犁地、浸种、插秧、除草到用水车提水灌溉，从夏天直到秋天，没有片刻可以闲暇安逸，但其收获却是加倍的。我在济南华不注山下，看到十几顷水田，那肥沃茂盛的程度，超过了南方，大概是南方六、七月常苦于干旱，而北方不担心没有雨水的原因吧。如果这两项策略得以实行，十几年间，百姓见到利益而尽力耕作，粮仓充盈，就可以节省一半的漕粮，即使四方有警报，西北的人心也不会动摇，京城就会像泰山一样更加安定了。
黄河的水，如果引来灌溉农田，广泛开凿沟渠，以削弱它的势头，而在下游疏通运输河道，借助济水、汶水、泗水的干涸之处，让水流分散漫溢，迂回从容地到达淮河并流入大海，不但对漕运有益，而且皇陵寝宫也没有忧患了。
大禹治水，一心只看着水往哪里流而已，顺着山势砍伐树木，开凿隧道疏通道路，只让水有去处就罢了，没有其他顾虑。白圭在战国时期，各国各有分界，动不动就产生争端。他能把邻国当作泄洪的沟壑，而邻国不知道有水患，这不能说不是一项奇功。至于今天，则上面要保护皇陵寝宫，怕它满溢；中间要保护运输河道，怕它溃决；下面要保护城郭百姓，怕它淹没而产生怨恨。水本来向东流却强行让它向西，水本来向南流却强行让它向北。而且一件事还没做成，各种议论就蜂拥而起，稍有利害得失，众人的言论就纷纷而至，即使有上百个神禹，又能把黄河怎么样呢？王敬美赠给潘司空的诗中有句：“坚排众议难于水。”这话也是有所感慨而说的啊。
黄河的迁徙，似乎有神灵引导，有非人力所能左右的；然而处置得当，精诚所至，也是可以转移的。比如汉武帝沉璧最终堵塞瓠子口就是如此。万历年间，因为宝应湖险恶，另外开辟里湖来避开它，既已开辟而水却不往那里流，像这样过了三年，一夜之间，听到风雨声非常猛烈，等到天亮去看，水已经改道了。
善于治水的人，除了顺其下流之外，没有其他策略。只是古代的治水者，一心引导水流，看水势趋向哪里就引导到哪里罢了。现在的治水者，既害怕伤害农田房屋，又恐怕毁坏城郭；既害怕妨碍运输河道，又恐怕惊扰皇陵寝宫；既害怕拖延时日，又想要节省金钱；甚至不同地方的官员，竞相保护自己的辖区，不同职司的使者，各自争夺自己的利益；议论没有统一的准则，利弊没有审慎的见解；侥幸苟且成功，也就满足了，想要保证百年无事，怎么可能呢？当黄河在归德决口时，受害的地方不多，当时的议论都主张不要堵塞，而相国沈公担心给家乡留下祸患，所以山东、河南两位巡抚议论不合，而朝廷推举就任命河南巡抚总督河道，不让山东人有异议。既已开辟新河，而初开之处，深度宽度符合标准，逐渐向南，反而变浅变窄，议论的人又私下担忧：“下游反而变浅，怎么能行得通？况且决口的河面宽八十余丈，而新开的河只有三十丈，势必不能容纳。泛滥的祸患，在所难免。”而一个负责工程的人，上书总督府说：“如果河流已经回转，势头像雷霆一样，借助它自然的势头去冲刷，还担心浅的地方不能变深吗？”总督府非常认为正确，于是下令放水。不知道黄河的浊流，下面都是泥沙，水流势头稍缓，下面已经淤积过半了。一夜之间，水涨到鱼台，单县、丰、沛之间，都变成了鱼鳖出没的地方。总督府听说后，惊悸而死。这也是宋代庆历年间李仲昌的覆辙啊。
治理黄河就像抵御敌人一样，临机应变，怎么能用时间来限制呢？赵充国这位老将消灭一个小羌族，尚且想要屯田持久，等待敌人自己失败。癸卯年开河的工程，聚集三十州县的正官在河边，从秋天到冬天，不得休息，每县征发丁夫三千人，每月发给他们的工钱两千多两银子，而里排亲戚运送粮食行装的费用不包括在内。大概河边柴草米麦一无所有，衣食用具都从家中运送，两岸屯聚计算有三十多万人，秽气熏蒸，死者相互枕藉，一个丁夫死了就命令县里补充空缺，等到春天疫气复发，先后死去的有十几万人。而河南境内尤其严重。服役的人度日如年，怎么能再考虑长远？况且监司催督严急，只想要快速成功，适宜他们视民命如草芥，而最终没有成功。
地理上有南戒、北戒的说法。北戒从积石、终南山，背负地络的阴面，向东到达太华山越过黄河，沿着雷首山、砥柱山、王屋山、太行山，向北抵达常山的右边，于是向东沿着边塞城墙，到达秽貊、朝鲜，这就是北纪，用来限制戎狄的。南戒从岷山、冢山，背负地络的阳面，向东到达太华山，连接商山、熊耳山、外方山、桐柏山，越过江濮、荆山直到衡阳，于是向东沿着岭徼，到达瓯、闽，这就是南纪，用来限制蛮夷的。这是天下的大势。
现在中国的形势，只有黄河和大海，环绕并拥抱它。黄河源头出自昆仑星宿海，大概是极西南的方向，它的流向向北，经过洮州，又向东北越过乱山，经过宁夏，出塞外，才开始折向南，进入中国，到砥柱，折向东，经过中州到吕梁，奔腾流入淮河，直抵海口。大海则从辽东、朝鲜、极东北边界蜿蜒向南经过三吴、瓯、闽，折向西，直抵安南、暹逻、滇、洱的边界，大概它的西南尽头距离星宿
以中国之水论之，淮以北之水，河为大，而淝也，颖也，汴也，汶也，泗也，卫也，漳也，济也，潞也，滹沱也，梁也，沁也，洮也，渭也，皆附于河者也。淮以北，江为大，而吴也，越也，钱唐也，曹娥也，螺女也，章贡也，汉也，湘也，贺也，左蠡也，富良也，澜沧也，皆附于江者也。至其支流小派，北以河名，而南以江名者，尚不可胜计也。而淮界其中，导南北之流，而会之以入于海，故谓之淮。淮者，汇也。四渎之尊，淮居一焉，淮之视江、河、汉、大小悬绝，而与之并列者，以其界南北而别江、河也。
禹九河故道，今传其名，尚有存者。徒骇在沧州，太史在南皮县之北，马颊在东光县界，胡苏在庆云县西南，简洁俱在南皮城外，钩盘在献县东南，鬲津在庆云，又云在乐陵县。考之于书，多与今不相合。郦道元谓九河碣石皆沦于海，此盖后世新河，傅以旧名耳，今又将并其新者而湮塞之矣。
沧州盐山县有卯兮城，一名千童城，相传徐福将童男女千人入海侨居于此，但不知福当时从天津入海耶？从胶、莱入海耶？考始皇既并渤海以东，过黄▯垂，穷成山，登之罘，立石琅琊，而后遣徐福等入海，其不由盐山明甚，后人以其近海，戏为此名耳。
南皮旧城，一名石崇城。崇故居遗址犹在。其路西有小阜，则范丹宅也。二人生同里▯，乃一贫一富，大相悬绝如此。及异代之后，荒丘衰草，又复同归于尽。丹未见不足，而崇未见有余也。且丹以廉得名，而崇以财杀身，所谓身名俱泰者安在哉？每一过之，令人怃然。
京师北三山大石窝，水中产白石如玉，专以供大内及陵寝、阶砌、栏▯之用，柔而易琢，镂为龙凤芝草之形，采尽复生。昔人谓愚父所藏燕石当即此耶？
三国时谚曰：“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盖当时形胜，自是建业为上游，而文物之繁丽，沃野之富饶，又所不论也。钟山龙蟠，石城虎踞，帝王之都，诸葛武侯已称之矣，但孙氏及晋，不过百年，宋、齐、梁、陈，为祚愈促。我太祖定鼎创业，将垂万祀，而再世之后，竟复北迁，岂王气之有限耶？抑终是偏安之势，非一统之规也。
金陵规模稍狭，钟山太逼，而长江又太逼，前无余地，觉无绵远气象。其大略仿佛甚似闽中，但闽又较偏一隅耳。
金陵钟山，百里外望之，紫气浮动，郁郁葱葱，太祖孝陵在焉，知王气之未艾也。又城中民居，凡有小楼，东北望，无不见钟山者。其他四远诸山，重沓环抱。刘禹锡诗“山围故国周遭在”，高季迪“白下有山皆绕郭”是也。但有牛首一山，背城而外向，然使此山亦内绕，则无复出气，不成都矣。
建业之似闽中有三：城中之山，半截郭外，一也；大江数重，环绕如带，二也；四面诸山，环拱会城，三也。金陵以三吴为东门，楚、蜀为西户；闽中以吴、越为北门，岭表为南府。至于阻险自固，金陵则藉水，闽中则藉山。若夫干戈扰攘之际，金陵为必争之地，闽可毕世不被兵也。
近人有谓金陵山形散而不聚，江流去而不留，非帝王都也，其言固似太过，但天下如人一身，帝都不在元首亦当在胸，今大一统之时，金陵在左腋下，何以运四方乎？天之北极，人君之位也，必正中而近北，则今日之燕京近之矣。江左六朝失淮以北，则又建康为上游，且相承正朔，二百余载矣。何不可都之有？
金陵南门名曰聚宝，相传洪武初沈万三所筑也。沈之富甲于江南，太祖令筑东南诸城，西北者未就而沈工已竣矣。太祖屡欲杀之。人言“其家有聚宝盆，故能致富”，沈遂声言以盆埋城门下以镇王气，故以名门云。迤东有赛公桥，云“沈造数桥，自以为能诩其子妇，妇恚，自出己财为之，其宏丽工致又倍于沈，故以赛公名也”。沈后以事编置云南，子孙仍富，或言其有点化之术耳。
金陵诸胜如凤皇台、杏花村、雨花台，皆一А黄土耳，惟摄山、石灰、牛首诸寺，宏丽
译以中国的水系来论，淮河以北的水系，黄河最为宏大，而淝水、颍水、汴水、汶水、泗水、卫水、漳水、济水、潞水、滹沱水、梁水、沁水、洮水、渭水，都是依附于黄河的支流。淮河以南的水系，长江最为宏大，而吴水、越水、钱塘江、曹娥江、螺女江、章水与贡水、汉水、湘水、贺水、左蠡水、富良江、澜沧江，都是依附于长江的支流。至于那些支流和小派，北方以黄河命名，南方以长江命名的，更是数不胜数。而淮河居中，引导南北的水流，汇聚后流入大海，所以称为淮河。“淮”字，就是汇聚的意思。在四条大河中，淮河位居其一，淮河与长江、黄河、汉水相比，大小悬殊极大，却能与之并列，是因为它界定了南北，区分了长江和黄河。
大禹治理的九条黄河故道，如今只流传下名字，还有存在的遗迹。徒骇河在沧州，太史河在南皮县以北，马颊河在东光县境内，胡苏河在庆云县西南，简洁河都在南皮城外，钩盘河在献县东南，鬲津河在庆云县，又说在乐陵县。考证文献，大多与现在的情况不相符合。郦道元说九河和碣石山都沉没于海中，这大概是后世新的河道，附会了旧有的名称罢了，如今又将连同这些新河道一起湮塞了。
沧州盐山县有卯兮城，又名千童城，相传徐福带领千名童男童女入海侨居于此，但不知道徐福当时是从天津入海呢？还是从胶东、莱州入海呢？考证秦始皇既然已经兼并了渤海以东的地区，经过黄县、垂山，穷尽成山，登上之罘山，在琅琊立石，然后才派遣徐福等人入海，他不从盐山出发是很明显的，后人因为这里靠近海边，戏谑地起了这个名字。
南皮旧城，又名石崇城。石崇故居的遗址还在。城西路边有小土丘，那是范丹的住宅。两人同住在同一个乡里，却一个贫穷一个富有，相差如此悬殊。等到朝代更替之后，荒丘衰草，又都一同归于毁灭。范丹没有觉得匮乏，石崇也没有觉得富足。况且范丹因廉洁而获得名声，石崇因财富而丧命，所谓身名俱泰的人在哪里呢？每次经过这里，都让人怅然若失。
京城北边三山大石窝，水中出产像玉一样的白石，专门供给皇宫及陵寝、台阶、栏杆的使用，质地柔软容易雕琢，可以镂刻成龙凤芝草的形状，采掘尽了又会再生。前人所说的愚公所藏的燕石，大概就是这种石头吧？
三国时的谚语说：“宁愿喝建业的水，不吃武昌的鱼。宁愿死在建业回去，也不在武昌居住。”大概因为当时的形势，建业自然是上游，而文物的繁盛华丽，沃野的富饶，更是不用说了。钟山像龙一样盘踞，石头城像虎一样蹲守，帝王的都城，诸葛亮已经称赞过了，但孙吴及晋朝，不过百年，宋、齐、梁、陈，国运更加短促。我太祖皇帝定鼎创业，将要传承万代，但第二代之后，竟然又迁都北上，难道是王气有限吗？还是终究是偏安的局面，不是一统天下的格局呢？
金陵的规模稍显狭小，钟山太逼近，而长江也太逼近，前面没有余地，觉得没有绵远的气象。其大致轮廓很像福建，但福建又更偏向一隅。
金陵的钟山，在百里外望去，紫气浮动，郁郁葱葱，太祖孝陵就在那里，可知王气尚未衰竭。又城中民居，凡是有小楼的，向东北望去，没有不见钟山的。其他远处的群山，重重叠叠环绕。刘禹锡的诗“山围故国周遭在”，高季迪的诗“白下有山皆绕郭”说的就是这个。但只有牛首山一座，背对着城市向外，然而如果这座山也向内环绕，就没有出气口，不能成就都城了。
建业像福建有三点：城中的山，一半截在郭外，这是第一点；大江数重，环绕如带，这是第二点；四面群山，环拱会城，这是第三点。金陵以三吴为东门，楚、蜀为西户；福建以吴、越为北门，岭表为南府。至于凭借险阻自固，金陵依靠水，福建依靠山。如果在战乱纷争之际，金陵是必争之地，福建可以终身不被兵祸所扰。
近代有人说金陵山形散而不聚，江流去而不留，不是帝王的都城，这话固然有些过分，但天下就像人的身体，帝都不在头部也应当在胸部，如今大一统的时候，金陵在左腋下，怎么能运转四方呢？天的北极，是君主的位所，必须正中而靠近北方，那么今天的燕京就近似于此了。江左六朝失去了淮河以北，那么建康就是上游，而且相继继承正朔，二百多年了。为什么不可以建都呢？
金陵南门名叫聚宝，相传是洪武初年沈万三建造的。沈万三的财富在江南首屈一指，太祖命令他建造东南各城，西北的还没建成而沈万三的工已经竣工了。太祖屡次想杀他。人们说“他家有个聚宝盆，所以能致富”，沈万三于是声称把盆埋在城门下以镇住王气，所以用这个名字命名城门。向东有赛公桥，传说“沈万三造了几座桥，自以为能夸耀他的儿媳，儿媳生气，自己出钱建造，其宏伟精致又超过了沈万三，所以用赛公命名”。沈万三后来因事被贬到云南，子孙仍然富有，有人说他有点化之术罢了。
金陵的名胜如凤凰台、杏花村、雨花台，都是一块黄土罢了，只有摄山、石灰山、牛首山等寺庙，宏伟壮丽
无恙。城中之寺，莫饬于瓦棺；城外之寺，莫雄于天界。至于长干一望，丛林相续，金碧照目，梵呗聒耳，即西湖之繁华，长安之壮丽，未有以敌此者也。
译平安无事。城内的寺庙，没有比瓦棺寺更精美的；城外的寺庙，没有比天界寺更雄伟的。至于长干寺一带，放眼望去，寺院连绵不断，金碧辉煌映入眼帘，诵经之声充塞耳畔，即便是西湖的繁华、长安的壮丽，也没有能与此抗衡的。
余承乏留都北部，留都三法司省寺独在太平门外，左钟山而右玄武湖，出门，太平堤逶迤二里许，春花夏鸟，秋月冬雪，四时景光皆足娱人，缓辔徐行，晨入酉出，啸歌自足，忘其署之冷也。嗣是移官职，方徙北水部，衮衮马头尘，匆匆驹隙影耳。追思曩者，闲心乐地，讵可复得？故今宦者谓留都为仙吏，而留都诸曹中，司寇之属，尤为神仙也，然不可为巧宦者道也。
金陵有莫愁湖。莫愁，石城女子，非石头城也。石城在古为复州郢中，今之承天府是也。且与襄阳估客同为一事。今人误以为石头城，故并其湖而妄名之耳。
雨花台下一派沙土中常有五色石子，状如▯<韦曷>，青、碧、红、绿不等，亦有极通明可爱者，不减宝石也。雨后，行人往往拾得之。岂当时天所雨花，其精气凝而为石耶？
牛首山寺，窗中见塔影，闭门则影从门罅入，其影倒见，尖反向门，塔相去甚远，此理之不可晓者。何处无塔？何处无窗隙？而塔影未必入，即入而未必倒也。
灵谷寺乃太祖改葬宝志之所，规制甚丽，中殿无梁，云犹是六朝所建也。有琵琶谷，拍手辄鸣，作琵琶声。寺原有松十万株，近为僧众所盗，以刀刻其皮一周，无何则枯死，辄报官而薪之，今所存不能十之一也。
太祖于金陵建十六楼，以处官伎：曰来宾，曰重译，曰清江，曰石城，曰鹤鸣，曰醉仙，曰乐民，曰集贤，曰讴歌，曰鼓腹，曰轻烟，曰淡粉，曰梅妍，曰柳翠，曰南市，曰北市，盖当时缙绅通得用官伎，如宋时事，不惟见盛时文罔之疏，亦足见升平欢乐之象。今时刑法日密，吏治日操切，而粉黛歌粉之辈，亦几无以自存，非复盛时景象矣。王百谷送王元美诗云：“最是伤心桃叶渡，春来闻说雀堪罗。”语虽不典，然实关于国家兴衰之兆，非浪语也。
金陵、秦淮一带，夹岸楼阁，中流箫鼓，日夜不绝，盖其繁华佳丽，自六朝以来已然矣。杜牧诗云：“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夫国之兴亡，岂关于游人歌妓哉？六朝以盘乐亡，而东汉以节义，宋人以理学，亦卒归于亡耳！但使国家承平，管弦之声不绝，亦足妆点太平，良胜悲苦呻吟之声也。
金陵街道极宽广，虽九轨可容。近来生齿渐蕃，民居日密，稍稍侵官道以为尘肆，此亦必然之势也。天造草昧兵火之后，余地自多，弈世承平，户口数倍，岂能于屋上架屋，必蚕食而充拓之。官府又何爱此无用之地，而不令百姓之熙熙穰穰也？近来一二为政者苦欲复当时之故基，民居官署概欲拆毁，使流离载道，瓦砾极目，不祥之兆莫大焉。
姑苏虽霸国之余习，山海之厚利，然其人乖巧而俗侈靡，不惟不可都，亦不可居也。士子习于周旋，文饰俯仰，应对娴熟，至不可耐。而市井小人，百虚一实，舞文狙诈，不事本业。盖视四方之人，皆以为椎鲁可笑，而独擅巧胜之名，殊不知其巧者，乃所以为拙也。
三吴赋税之重甲于天下，一县可敌江北一大郡，破家亡身者往往有之，而闾阎不困者，何也？盖其山海之利，所入不赀，而人之射利，无微不析，真所谓弥天之网，竟野之罘，兽尽于山，鱼穷于泽者矣。其人亦生而辩析，即穷巷下亻庸，无不能言语进退者，亦其风气使然也。
洞庭西山出太湖石，黑质白理，高逾寻丈，峰峦窟穴，剩有天然之致，不胫而走四方，其价佳者百金，劣亦不下十数金，园池中必不可无此物。而吾闽中尤艰得之，盖阻于山岭，非海运不能致耳。昆山石类刻玉，然不过二三尺，而止案头物也。灵璧石，扣之有声，而佳者愈不可得。宋叶少林自言过灵璧得石四尺许，以八百金市之，其贵亦甚矣！今时灵璧无有高四尺者亦无有八百金之石也。
滇中大理石，白黑分明，大者七八尺，作屏风，价有值百余金者。然大理之贵亦以其处遐荒，至中原甚费力耳。彭城山上有花斑石，纹如竹叶，甚佳，而土人不知贵，若取以为几，殊不俗也。
吾闽玉华
译我暂代南京留守都城的刑部职务，留守都城的三法司衙门唯独位于太平门外，左边是钟山，右边是玄武湖。出门后，太平堤蜿蜒延伸约两里，春花夏鸟，秋月冬雪，四季景色都足以使人愉悦。我缓步徐行，早晨入衙傍晚出衙，啸咏歌唱自得其乐，忘记了官署的冷清。此后我调任其他官职，刚迁往北水部，便陷入滚滚马头尘中，匆匆如白驹过隙罢了。追思往昔，那闲适的心境与乐土，哪里还能再得到呢？所以如今做官的人称留守都城为仙吏，而在留守都城的各曹中，刑部的属官尤其像神仙一般，但这话不可以对投机取巧的宦官说。
金陵有莫愁湖。莫愁是石城的女子，并非石头城。石城在古代是复州郢中，就是现在的承天府。而且莫愁与襄阳估客本是同一件事。今人误以为是石头城，所以连带着湖泊也胡乱命名了。
雨花台下一片沙土中常有五色石子，形状像〇<韦曷>，青、碧、红、绿等颜色不等，也有极其通明可爱的，不亚于宝石。雨后，行人往往能拾得它们。难道当时天降雨花，其精气凝聚而成为石头吗？
牛首山寺，从窗户中可以看到塔影，关上门则影子从门缝中射入，影子倒映出来，尖部反向对着门，塔距离很远，这是道理上无法弄明白的。哪里没有塔？哪里没有窗缝？但塔影未必能射入，即使射入也未必会倒映。
灵谷寺是太祖改葬宝志的地方，规制非常华丽，中殿没有梁，传说还是六朝时建造的。有琵琶谷，拍手就会发出声响，像琵琶声。寺里原来有十万株松树，近来被僧众盗伐，用刀在树皮上刻上一圈，不久就枯死了，随即上报官府当作柴薪砍伐，现在所存的不到十分之一。
太祖在金陵修建十六座楼，用来安置官妓：叫来宾、重译、清江、石城、鹤鸣、醉仙、乐民、集贤、讴歌、鼓腹、轻烟、淡粉、梅妍、柳翠、南市、北市，大概当时士大夫都能使用官妓，如同宋朝时的事情，不仅可见盛世法网之疏漏，也足以见升平欢乐的景象。如今刑法日益严密，吏治日益苛刻，而粉黛歌粉之辈，也几乎无法自存，不再是盛世景象了。王百谷送王元美的诗说：“最是伤心桃叶渡，春来闻说雀堪罗。”话语虽然不典雅，但确实关乎国家兴衰的征兆，不是空话。
金陵、秦淮一带，两岸楼阁林立，江中箫鼓之声日夜不绝，大概其繁华美丽，自六朝以来就是这样了。杜牧诗云：“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国家的兴亡，难道与游人歌妓有关吗？六朝因沉溺享乐而亡，东汉因节义，宋人因理学，最终也都归于灭亡！只要国家太平，管弦之声不绝，也足以妆点太平，远胜过悲苦呻吟之声。
金陵街道极其宽广，即使九轨宽的道路也能容纳。近来人口逐渐增多，民居日益密集，渐渐侵占官道作为尘肆，这也是必然的趋势。上天开创草昧，兵火之后，余地自然多，世代承平，户口数倍增长，难道能在屋上架屋，必定要蚕食而扩充它。官府又何必爱惜这无用之地，而不让百姓熙熙攘攘呢？近来一两个执政者苦于恢复当时的旧基，民居官署一概想要拆毁，使流离失所的人布满道路，瓦砾满目，没有比这更大的不祥之兆了。
姑苏虽然保留着霸国的余习，拥有山海的厚利，但那里的人乖巧而风俗奢侈靡费，不仅不可以建都，也不可以居住。士子习惯于周旋应酬，文饰俯仰，应对娴熟，令人难以忍受。而市井小人，百虚一实，舞文弄墨，狡诈欺诈，不从事本业。大概看待四方之人，都认为是愚钝可笑的，而独自占据巧胜的名声，殊不知他们的巧，正是所以为拙的原因。
三吴赋税之重冠于天下，一个县可以抵得上江北一个大郡，破家亡身的人往往有之，而民间不困乏，为什么呢？大概因为山海的利益，收入不计其数，而人们谋取利益，无微不析，真所谓弥天之网，竟野之罘，野兽尽于山，鱼穷于泽了。那里的人生来就善于辨析，即使是穷巷下层的庸人，没有不能言语进退的，也是那里的风气使然。
洞庭西山出产太湖石，黑色质地白色纹理，高度超过寻丈，峰峦窟穴，颇有天然之致，不胫而走四方，其价好的百金，差的也不下十数金，园池中必不可无此物。而我们闽中尤其难得，大概是因为山岭阻隔，非海运不能到达。昆山石类似刻玉，但不过二三尺，只是案头之物。灵璧石，敲击有声，而好的愈不可得。宋叶少林自称过灵璧得石四尺许，以八百金购买，其贵也甚矣！如今灵璧没有高四尺的，也没有八百金的石头了。
滇中大理石，白黑分明，大的七八尺，作屏风，价有值百余金的。但大理石的贵重也因为它地处遐荒，运到中原很费力。彭城山上有花斑石，纹如竹叶，甚佳，而土人不知贵，若取以为几，殊不俗也。
我们闽中的玉华
洞石似昆山而精莹过之，小者如拳，大者二三尺许。然多止一二面，而其背蚀土者殊粗。若得四面如一，无粗石皮傅之，其价亦不赀也。
译洞石类似昆石，但比昆石更加晶莹，小的如拳头般大小，大的约二三尺。然而大多只有一两个面光滑，而背面被泥土侵蚀的部分特别粗糙。如果得到四面一样光滑，没有粗糙石皮附着的洞石，其价值也是无法估量的。
永安溪中出石多如悬崖倒覆之状，土人就其势，少加斫削，置之庭前，亦自奇绝，高者五六尺许，但色枯而不吸水，故不能生苔，作绿沉色，以此减价耳。
闽中白沙溪北有温泉焉，地名汤院，山上出石，脆而易琢，粗而滋水，窟宅峰蛮▯▯鬼之奇，不可名状。闽人园中常以此代太湖。然太湖终见石质，而汤院岁久，苔滋草生，荟蔚其上，竟可作小山矣。
岭南英石出英德县，峰峦耸秀，岩窦分明，无斧凿痕，有金石声，置之斋中，亦一奇品，但高大者不可易致。
金陵凤凰台上有奇石，丈许，相传李太白物。好事者，又刻太白凤凰台诗于上，盖亦宋人墨迹也。楚陈玉叔官金陵，舁以归，舟至采石，大风浪作，舟竟覆，石沉焉。岂谪仙之英魂不欲此石落他人之手耶？亦异矣。
李德裕云：“以吾平泉一草一石与人者，非子孙也。”余谓富贵之家，修饰园沼，必竭其物力，招致四方之奇树怪石，穷极志愿而后已，其得之也既难，则其临终之时，必然留连眷恋，而惧子孙之不能守也。岂知子孙之贤不肖，志趣迥别，即千言万语，安能禁其不与人哉？况富贵权力一旦属之他人，有欲不与人而不可得者，其为惑滋甚矣。余治小圃，不费难得之物，每每山行，遇道旁石有姿态者，即觅人舁归，错置卉竹间，久而杂沓，亦觉有郊▯间趣。盖不惟无财可办，亦使他日易于敕断，不作爱想也。
赵南仲爱灵璧一石，而命五百卒舁至临安。郑▯得象江六怪石，而以六十万钱辇归荣阳。劳民伤财，至于此极。何怪艮岳、石纲终贻北狩也。以此为雅，不敢谓然。
山中石，掘置池畔草间，自与世间传玩诸石气色不同，盖深山之中，受雾露、日月之精，不为耳目之娱，每至树木茂密，烟霭凝浮，一种赏心，非富贵俗子所可与也。
《酉阳杂组》载：“利州临江寺石，得之水中，初才如拳。置佛殿中，石遂长不已，经年重四十斤。”太凡石在土中水中者，皆能长，但无如是之速耳。余在闽山中，见一石，窦穴数尺，中空，有宋时人题诗，上半截犹可读，下半截已为外面所障。其石一片而生，非嵌就者，故知石能长，无疑也。
岭南有海石如羊肚，大者七八尺，然无色泽，不足贵。闽有浮石，亦类羊肚，内败絮其中，置之水中则浮。以语它乡人，未必信也。
零陵石燕，相传能飞，飞即风雨。唐诗“石燕拂云晴亦雨”是也。然是石质，断无能飞之理。谢鸿云：“向在乡中山寺为学，见高岩上石有如燕状者，因以笔记之。石为烈日所暴，忽有骤雨过，石即冲起，往往坠地。盖寒热相激而迸落，非真能飞也。”此言足破千古之疑矣。山东有阳起石，煅为粉，着纸上，日中暴热，便能飞起。盖此石为阳精相感之理，固宜尔也。其石入药，能壮阳道。
《管子》曰：“齐之水道躁而复，故其民贪粗而好勇。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轻果而贼。越之水重浊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垢。秦之水泔最而稽，淤滞而杂，故其民贪戾罔而好事。晋之水枯旱而运，淤滞而杂，故其民谄谀而葆诈，巧佞而好利。燕之水萃下而弱，沉滞而杂，故其民愚戆而好贞，轻疾而易死。宋之水轻劲而清，故其民简易而好正。”校之于今，亦不甚然矣。大抵江北之水，迅激而浊，故其人重而悍；江南之水，委纡而冽，故其人缓而巧；至于五方之变，亦不能有尽符者，人不受命于物也。
轻水之人，多秃与瘿；重水之人，多肿与▯；甘水之人，多好与美；辛水之人，多疽与瘗；苦水之人，多▯与偻。余行天下，见溪水之人多清，咸水之人多戆，险水之人多瘿，苦水之人多痞，甘水之人多寿。滕峄、南阳、易州之人，饮山水者，无不患瘿，惟自凿井饮则无患。山东东、兖沿海诸州县，井泉皆苦，其地多碱，饮之久则患痞，惟不食面及饮河水则无患，此不可不知也。
余在东郡久。东郡近郭诸泉皆苦，衙斋中至无一草一木，即折杨柳种之，亦皆不活，所谓不毛之地
译永安溪中产出的石头大多呈悬崖倒覆之状，当地百姓顺着石头的天然态势，稍加砍削，放置在庭院前，也自有一种奇特绝妙之感。高的约有五六尺，只是石色枯槁且不吸水，因此长不出青苔，呈现出深绿色，因而降低了价值。
福建白沙溪北边有温泉，地名汤院，山上产出的石头，质地脆软容易雕琢，粗糙而能吸水，窟穴峰峦千奇百怪，无法用言语形容。福建人园林中常拿这种石头代替太湖石。然而太湖石终究能看见石头的本质，而汤院石年代久了，青苔滋生，草木生长，茂密地覆盖在上面，竟然可以当作小山了。
岭南的英石出产于英德县，峰峦耸立秀丽，岩洞分明，没有斧凿的痕迹，敲击有金石之声，放置在书斋中，也是一种奇品，只是高大的不容易得到。
金陵凤凰台上有奇石，高约一丈，相传是李太白的遗物。好事的人，又在上面刻了李太白《凤凰台》的诗，大概是宋人的墨迹。楚地人陈玉叔在金陵做官，抬着石头回去，船到采石矶，大风浪兴起，船竟然翻了，石头沉入水中。难道是谪仙人的英魂不想让这块石头落入他人之手吗？这也太奇怪了。
李德裕说：“把我在平泉山庄的一草一石送人的，就不是我的子孙了。”我认为富贵人家，修饰园林池沼，必定耗尽他们的财力，招致四方的奇树怪石，穷尽志愿才停止。他们得到这些东西既然很难，那么在临终之时，必然留恋不舍，而害怕子孙不能守住。哪里知道子孙的贤与不肖，志趣截然不同，即使千言万语，怎么能禁止他们不送人呢？何况富贵权力一旦属于他人，有想不送人而得不到的，他们的迷惑就更深了。我整治小园，不花费难得之物，常常在山中行走，遇到道旁有姿态的石头，就找人抬回来，错杂放置在花草竹子之间，时间久了杂乱堆积，也觉得有郊野间的趣味。这不仅是因为没有钱财去置办，也是为了让日后容易决断，不产生贪恋之心。
赵南仲喜爱一块灵璧石，命令五百个士兵抬到临安。郑某得到象江六块怪石，用六十万钱运回荣阳。劳民伤财，到了这种极点。难怪艮岳、石纲最终招致了北狩之祸。把这当作高雅，我不敢苟同。
山中的石头，挖掘出来放置在池边草丛间，自然与世间传玩的那些石头气色不同，大概是因为深山中，承受雾露、日月的精华，不为了供人耳目娱乐，每当树木茂密，烟霭凝聚漂浮，有一种赏心悦目的感觉，不是富贵俗子所能理解的。
《酉阳杂俎》记载：“利州临江寺的石头，是从水中得到的，起初只有拳头大。放在佛殿中，石头就不断生长，经过一年重达四十斤。”大凡在土中水中的石头，都能生长，只是没有这么快罢了。我在福建山中，见到一块石头，有几个尺深的窟穴，中间是空的，有宋时人题的诗，上半截还能读，下半截已经被外面长出的部分遮挡。这块石头是一片长成的，不是镶嵌而成的，所以知道石头能生长，无疑了。
岭南有海石像羊肚，大的有七八尺，但是没有色泽，不值得珍贵。福建有浮石，也像羊肚，里面败絮其中，放在水中就浮起来。告诉其他地方的人，未必相信。
零陵石燕，相传能飞，飞起来就有风雨。唐诗“石燕拂云晴亦雨”说的就是这个。但是这是石头，断然没有能飞的道理。谢鸿说：“以前在乡中山寺求学，看见高岩上有像燕子形状的石头，因此用笔记下来。石头被烈日暴晒，忽然有骤雨经过，石头就冲起，往往坠地。大概是寒热相激而迸落，不是真的能飞。”这话足以破除千古的疑惑了。山东有阳起石，煅烧成粉，粘在纸上，在阳光下暴晒发热，就能飞起来。大概这种石头是阳精相感的道理，本来就应该这样。这种石头入药，能壮阳。
《管子》说：“齐国的水道急躁而反复，所以那里的百姓贪婪粗鲁而好勇。楚国的水柔弱而清澈，所以那里的百姓轻率果敢而凶狠。越国的水重浊而缓慢，所以那里的百姓愚钝疾恶而肮脏。秦国的水浑浊而停滞，淤滞而杂乱，所以那里的百姓贪婪暴戾而无耻且好事。晋国的水枯旱而流动，淤滞而杂乱，所以那里的百姓谄媚欺诈，巧言令色而好利。燕国的水汇聚低下而柔弱，沉滞而杂乱，所以那里的百姓愚钝而好贞，轻率疾速而易死。宋国的水轻劲而清澈，所以那里的百姓简易而好正。”对照现在，也不完全如此。大抵江北的水，迅急而浑浊，所以那里的人厚重而强悍；江南的水，委曲而清冽，所以那里的人迟缓而灵巧；至于五方的变化，也不能完全符合，人不是受命于物的。
轻水的人，多秃头和瘿瘤；重水的人，多浮肿和脚气；甘水的人，多喜好和美；辛水的人，多疽和瘗；苦水的人，多疝气和佝偻。我行走天下，看见溪水的人多清瘦，咸水的人多愚钝，险水的人多瘿瘤，苦水的人多痞积，甘水的人多长寿。滕峄、南阳、易州的人，饮山水的，无不患瘿瘤，只有自凿井饮水则无患。山东东、兖沿海诸州县，井泉都苦，那里多碱，饮久了就患痞积，只有不吃面食及饮河水则无患，这是不可不知的。
我在东郡很久。东郡近郊的泉水都苦，衙门斋舍中甚至没有一草一木，即使折下杨柳种下，也都不活，所谓不毛之地。
也。每雨过日，晒土花矗起如白盐者无数，市上面饼皆苦水所发，食之即饮井泉，无不生痞矣。彼中婴儿殇于此者，十常五六。而南方人尤不惯此，动罹其祸，不可救药也。
译每当雨后初晴，晒干的土花像白盐一样矗起无数，市面上卖的饼都是用苦水蒸发的，吃了之后即使喝井水泉水，没有不生痞块的。那里婴儿因此夭折的，十常五六。而南方人尤其不习惯这种水，动不动就遭受这种祸害，不可救药。
易州、湖州之镜，阿井之胶，成都之锦，青州之白丸子，皆以水胜耳。至于妇人女子，尤关于水，盖天地之阴气所凝结也。燕赵、江汉之女，若耶、洛浦之姝，古称绝色，必配之以水。岂其性固亦有相宜？不闻山中之产佳丽也。吾闽建安一派溪源，自武夷九曲来，一泻千里，清可以鉴，而建阳士女莫不白皙轻盈，即舆亻台下贱，无有蠢浊肥黑者，得非山水之故耶？
刘伯刍之论水，以扬子、中冷为第一，次之慧山、虎丘、丹阳、大明、淞江、淮水为七。陆竟陵之品泉，则以康王谷为第一，次之濂水、慧山、兰溪以至于雪水，凡二十，而扬子、中冷屈居第七矣。此果铢称尺量不易之论耶？而所品之外，天下又果无泉可以胜此者耶？吾以为二子之论，但据生平耳目之所及者而品第之耳。天下中川一百三十有五，小川一千二百五十有一，水泉三亿三万三千五百一十有九，而遐荒绝域者不与焉。今以一人之闻见意识，遂欲遍第天下之水，何异井蛙管豹之见也。
《茶经》云：“水品山水为上，江水次之，井水为下。”此自是定论。然山水须乳泉缓流者，又须近人村落者。若深山穷谷之中，恐有瘴雾毒蛇，不利于人。即无毒者，亦能令人发疟。盖其气味与五脏不相习也。奔湍急濑，久饮，能令人瘿。井水亦有绝佳者，不亚山泉。大约江水以甘胜，井水以冽胜，山水则兼甘与冽而有之者也。
闽地近海，井泉多咸，人家惟用雨水烹茶，盖取其易致而不臭腐，然须梅雨者佳。江北之雨水不堪用者，屋瓦多粪土也。
以余耳目所及之泉，若中冷、锡山等泉，人所共赏者不载，若济南之趵突泉，临淄之孝妇泉，青州之范公泉，吴兴之半月泉，碧浪湖水，杭州西湖龙井水，新安天都之九龙潭水，铅山之石井寺水，观音洞水，武夷之珠帘泉，太姥之龙井水，支提之龙潭水，闽中鼓山之喝水岩泉，冶山之龙腰水，东山之圣泉，金陵蒋山之八功德泉，摄山之珍珠泉，皆甘冽异常，其它难以枚举；但在穷乡遐僻，无人赏鉴耳。
客中若遇无甘泉去处，但以苦水烹之，数沸后澄至冷，去其泥滓，复烹之，即甘矣。此亦古人炼炭之法也。北方每霪雨时，取▯几滑净者，于空中盛，倒入罂中，亦与南方雨水气味无别也。
人生饭粗粝，衣毡毳，皆可耐，惟无水烹茶，殊不可耐。无山水即江水，无雨水即河水；但不苦咸，即不失正味矣。冰水虽寒，不堪烹者，不净也。雪水易腐，雨水藏久，即生孑孓，饮之有河鱼之疾，而闽人重之，盖不甚别茶也。
凡出师，遇深山无泉之处，掘井一二丈不得水者，可束蕴火薰之，而密覆其上，火烟不得出，必寻泉脉隙处潜通，即它山数里外泉皆能引而致之，烟通则泉流矣。
凡古坑有水处曰胆水，无水处曰胆土。胆水可以浸铜，胆土可以煎铜。
天下泉有一勺而不枯不溢者。夫不枯易耳，其不溢也，何故？此理之不可晓者。余在蒋山，见一人，泉仅盛碗许，吸尽复出。闽雪峰有应潮泉，亦仅如碗，东山圣泉可尺许，松根环之，千年如一日也。然此数者，犹泉脉在地中，不可见也。鼓山凤尾亭泉初泻岩下，后为神晏喝，从山背而下承一石，池方广不逾七尺，水终日奔注其中，而不见其溢也，愈令人不可解矣。
温泉，江北惟骊山、沂州有之，江南黄山、招州有之。至吾闽中则多矣。吾郡城内外温泉共十五处，而其一在汤门外，最小而极热，土人呼为杀狗泉，盖盗狗者常于此治之也。晦翁注《论语》，谓鲁有温泉，理或然也。然晦翁未至鲁，岂不习闽乎？而乃以理断之，何也？
大凡温泉之发源，其下必有朱砂，或硫黄、矾石，盖天地至阳之精所结也。闽中诸泉皆作硫黄气，甚者薰人不可耐。人有疥者，浴之辄愈。竹木浸一宿，则终不蠹。盖硫黄能杀诸虫也。华清宫，余未之见，然束贺诗有“华清宫中矾石汤”之句，其为矾石无疑矣。黄山下者，万历戊戌秋，曾与同志诸子共浴其中，方广丈许，
译易州、湖州出产的铜镜，阿井出产的阿胶，成都出产的锦缎，青州出产的白丸子，都是因为那里的水质优良。至于妇女女子，尤其与水有关，因为她们是天地阴气凝聚而成的。燕赵、江汉地区的女子，若耶溪、洛水边的美女，古代被称为绝色，必定与水相匹配。难道她们的本性本来就适宜与水相配吗？没听说山里出产过美丽的女子。我们福建建安一带的溪水源流，从武夷山九曲溪而来，一泻千里，清澈得可以照见人影，而建阳的男女没有不白皙轻盈的，即使是车夫、仆役等下贱之人，也没有蠢笨浑浊、肥胖黑丑的，这难道不是山水的缘故吗？
刘伯刍评论水，认为扬子江、中泠水为第一，其次是慧山、虎丘、丹阳、大明、松江、淮水，列为第七。陆羽品评泉水，则认为康王谷为第一，其次是濂水、慧山、兰溪，直到雪水，共二十种，而扬子江、中泠水屈居第七。这难道是毫厘必较、不可更改的定论吗？而在他们品评之外，天下果真没有泉水能超过这些吗？我认为这两位的论述，只是根据他们生平耳目所及的范围来品评等级罢了。天下中等河流有一百三十五条，小河流有一千二百五十一条，水泉有三亿三万三千五百一十九处，这还不包括偏远荒僻绝域的地方。现在凭一个人的见闻意识，就想遍排天下之水，这与井底之蛙、管中窥豹的见识有什么不同呢？
《茶经》说：“水的品级，山水为上，江水次之，井水为下。”这自然是定论。但是山水必须是乳泉缓流的，又必须是靠近人烟村落的。如果在深山穷谷之中，恐怕有瘴气雾气和毒蛇，对人不利。即使没有毒，也能让人发疟疾。因为那里的气味与人的五脏不相适应。急流湍水，长期饮用，能让人生瘿瘤。井水也有极佳的，不亚于山泉。大抵江水以甘甜取胜，井水以清冽取胜，山水则兼具甘甜与清冽。
福建地区靠近海边，井泉大多咸涩，人家只用雨水烹茶，大概是取它容易得到且不臭腐，但是必须用梅雨季节的雨才好。江北的雨水不堪使用，因为屋瓦上多粪土。
以我耳目所及的泉水，像中泠、锡山等泉水，人们共同赞赏的就不记载了。像济南的趵突泉，临淄的孝妇泉，青州的范公泉，吴兴的半月泉，碧浪湖水，杭州西湖龙井水，新安天都的九龙潭水，铅山的石井寺水，观音洞水，武夷的珠帘泉，太姥山的龙井水，支提山的龙潭水，福建鼓山的喝水岩泉，冶山的龙腰水，东山的圣泉，金陵蒋山的八功德泉，摄山的珍珠泉，都甘甜清冽异常，其他难以一一列举；只是因为在穷乡僻壤，没有人欣赏鉴别罢了。
客居在外如果遇到没有甘甜泉水的地方，只用苦水烹煮，多次煮沸后澄清至冷，去掉泥滓，再烹煮，就甘甜了。这也是古人炼炭的方法。北方每逢连绵阴雨时，取洁净光滑的瓦片，在空中承接雨水，倒入瓶中，也与南方雨水的气味没有区别。
人生吃粗粮，穿毛毡，都可以忍受，唯独没有水烹茶，实在难以忍受。没有山水就用江水，没有雨水就用河水；只要不苦不咸，就不失正味了。冰水虽然寒冷，不适合烹茶，是因为不干净。雪水容易腐败，雨水存放久了，就会生出孑孓，喝了会得河鱼之疾，而福建人重视雨水，大概是不太辨别茶味罢了。
凡是出兵，遇到深山没有泉水的地方，挖井一二丈得不到水的，可以捆扎柴草用火熏烤，并严密覆盖在上面，火烟无法排出，必定会寻找泉脉缝隙潜通，即使几里外其他山的泉水也能引来，烟通了泉水就流出来了。
凡是古矿坑有水的地方叫胆水，无水的地方叫胆土。胆水可以浸铜，胆土可以煎铜。
天下的泉水有一种，一勺水既不枯竭也不溢出。不枯竭容易理解，那为什么不溢出呢？这是道理上不可理解的。我在蒋山，看见一个人，泉水仅盛一碗左右，吸尽了又涌出。福建雪峰有应潮泉，也仅如碗大，东山圣泉可有一尺左右，松根环绕着它，千年如一日。然而这几处，还是泉脉在地中，看不见。鼓山凤尾亭的泉水最初泻在岩下，后来被神晏喝止，从山背而下承接一块石头，池子方广不超过七尺，水终日奔注其中，却不见溢出，更让人不可理解了。
温泉，江北只有骊山、沂州有，江南黄山、招州有。到了我们福建则很多了。我们郡城内外温泉共有十五处，其中一处在汤门外，最小而极热，土人称为杀狗泉，大概是偷狗的人常在这里处理狗肉。朱熹注解《论语》，说鲁国有温泉，道理或许如此。但是朱熹未到过鲁国，难道不熟悉福建吗？却以道理推断，为什么呢？
大凡温泉的发源，下面必定有朱砂，或者硫黄、矾石，大概是天地至阳之精所凝结的。福建各处的泉水都发出硫黄气味，严重的熏人难以忍受。人有疥疮的，洗浴就痊愈了。竹木浸泡一夜，就终生不蛀。大概硫黄能杀死各种虫子。华清宫，我没见过，但是束贺诗有“华清宫中矾石汤”的诗句，它是矾石无疑了。黄山下的温泉，万历戊戌年秋天，曾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们一起在其中沐浴，方广一丈左右，
上有石屋覆之，其底皆白沙，沙热，足不能久住，所浴垢腻自流于外，都不烦人力也，亦无琉黄气，相传朱砂在其下。一日，有樵子早过之，见泉水赤如血砂，片若桃花者，浮满水面，惊怪，归以语人。翌日，邻里竞往视之，则无所见矣。浴久，令人骨节怠缓不收，盖居深山中，去城市僻远，非若闽中之秽杂也。
译上面有石屋覆盖着它，底部都是白沙，沙子发热，脚不能久留，洗澡时污垢自然流到外面，完全不需要人力，也没有硫磺的气味，相传朱砂在它的下面。有一天，有个樵夫清晨经过这里，看见泉水红得像血砂，片片像桃花一样，浮满水面，感到惊异奇怪，回去告诉别人。第二天，邻居们争着前去观看，却什么也没看见。泡得久了，让人骨节松弛懈怠、不能收束，大概是因为处在深山中，远离城市偏僻遥远，不像福建地区那样污浊杂乱。
淄渑之合，易牙尝而知之，李德裕知石头城下水非金山泉，陆羽知扬子江临岸水非南冷，蒲元知涪水与江水之杂，皆神鉴也。窃怪水之投水，自当混而为一，乃扬杓倾盆至半，知其自此始为南冷，岂真有限界而不乱耶？吾郡海水通河，河淡而海咸，随潮上下，二水之鱼交入辄死，乃知水自不混，但恐交接之处，不能截然耳。
登州海上有蜃气，时结为楼台，谓之海市。余谓此海气，非蜃气也。大凡海水之精，多结而成形，散而成光。凡海中之物，得其气久者，皆能变幻，不独蜃也。余家海滨，每秋月极明，水天一色，万顷无波，海中蚌蛤、车螯之属，大者如斗吐珠，与月光相射，倏忽吐成城市楼阁，截流而渡，杳杳至不可见方没。海滨之人亦习以为常，不知异也。至于蛑、蝤、蚶、蛎之属，积壳厨下，暗中皆生光尺许，就视之，荧荧然，其为海水之气无疑矣。
宋时巨室治园作假山，多用雄黄、焰硝，和土筑之。盖雄黄能辟虺蛇，焰硝能生烟雾，每阴雨之候，云气氵孛郁，如真山矣。
假山之戏，当在江北无山之所，装点一二，以当卧游。若在南方，出门皆真山真水，随意所择，筑菟裘而老焉。或映古木，或对奇峰，或俯清流，或踞磐石，主客之景皆佳，四时之赏不绝，即善绘者不能图其一二，又何叠石累土之工所敢望乎？
假山须用山石，大小高下，随宜布置，不可斧凿。盖石去其皮便枯槁不复润泽生莓苔也。太湖锦川虽不可无，但可妆点一二耳。若纯是难得奇品，终觉粉饰太胜，无复丘壑，天然之致矣。余每见人园池踞名山之胜，必壅蔽以亭榭，妆砌以文石，缭绕以曲房，堆叠以尖峰，甚至猥联恶额，累累相望，徒滋胜地之不幸，贻山灵之呕哕耳。此非江南之贾竖，必江北之阉宦也。
《西京杂记》载：“茂陵富人袁广汉筑园，四五里激流水注其内，摄石为山，高十余丈。”此假山之始也。然石初不甚择。至宋宣和时，朱π、童贯以花石娱人主意，如灵璧一石，高至二十余丈，周围称是，千夫舁之不动，艮岳一石，高四十余丈，封为盘固侯，石自此重矣。李文叔《洛阳名园记》，十有九所，始于富郑公而终于吕文穆，其中多言花木、池台之盛。而其所谓山如王开府宅，水北胡氏二园者，皆据嵩少北邱之麓以为胜，则知时未尚假山也。自宣和作俑而后，人争效之。然北人目未见山，而不知作，南人舍真山而伪为之，其蔽甚矣。
吴中假山，土石毕具之外，倩一妙手作之，及舁筑之费，非千金不可。然在作者工拙何如。工者事事有致，景不重叠，石不反背，疏密得宜，高下合作，人工之中，不失天然，偏侧之地，又含野意，勿琐碎而可厌，勿整齐而近俗，勿夸多斗丽，勿太巧丧真，令人终岁游息而不厌，斯得之矣。大率石易得，水难得，古木大树尤难得也。
王氏▯州园，石高者三丈许，至毁城门而入，然亦近于淫矣。洛阳名园以苗帅者为第一，据称：“大树百尺对峙，望之如山。竹万余竿。有水东来，可浮十石舟。有大松七，水环绕之。”即此数语，胜概已自压天下矣。乃知古人创造皆极天然之致，非若今富贵家但斗钜丽已也。
纨绔大贾，非无台沼之乐，而不传于世者，不足传也；拘儒俗吏，极意修饰，以自娱奉，而中多可憎者，胸无丘壑也；文人墨士，有鱼鸟之致，山林之赏，而家徒四壁，贫不可为悦也；穷乡▯壤，沙塞陋域，空藏白镪，而无一竹、一石可供吟啸者，地限之也。幸而兼此四者，所得于造物侈矣，而犹然逐于声利，耽于仕进，生行死归，“它人入室”，不亦可欢之甚哉！
唐裴晋公湖园，宏邃胜概，甲于天下。司马温公独乐园卑小，不过十数椽，然当其功成名遂，快然自适。则晋公未始有余，而温公未始不足也。况以晋公之勋业，当时文人已有“破尽千家作一池”之诮，而温公之园亦俨然与洛中诸名园并列而无渐色，乃知传世之具在彼不在此，苟可以自适而止矣，不必更求
译淄水与渑水汇合，易牙品尝后就能分辨出来；李德裕知道石头城下的水不是金山泉，陆羽知道扬子江临岸的水不是南冷水，蒲元知道涪水与江水混合，这都是神奇的鉴别能力。我奇怪水投入水中，自然应当混合成为一体，竟然扬勺倾盆倒到一半，就知道从这里开始才是南冷水，难道真的有限界而不混乱吗？我们郡的海水通入河流，河水淡而海水咸，随着潮水上下流动，两种水中的鱼交错进入就会死亡，这才知道水本身是不混合的，只是恐怕在交接的地方，不能截然分开罢了。
登州海上有蜃气，时常凝结成楼台，叫做海市。我认为这是海气，不是蜃气。大凡海水的精华，多凝结而成形体，散开而成光芒。凡是海中的生物，长期得到这种气韵的，都能变幻形态，不仅仅是蜃。我家在海边，每逢秋月极其明亮，水天同一颜色，万顷海面没有波浪，海中的蚌蛤、车螯之类，大的像斗一样吐出珍珠，与月光相互照射，忽然间吐出城市楼阁，截断水流而渡过去，隐隐约约直到看不见才消失。海边的人也已经习以为常，不觉得奇异。至于蛑、蝤、蚶、蛎之类，堆积壳在厨房里，黑暗中都能发出尺许长的光芒，靠近看它，荧荧发光，这无疑是海水的气韵所致。
宋朝时大户人家治理园林制作假山，多用雄黄、焰硝，和泥土一起筑造。因为雄黄能驱避毒蛇，焰硝能产生烟雾，每逢阴雨天气，云气蓬勃郁积，就像真山一样了。
假山的趣味，应当在江北没有山的地方，点缀一二，用来当作卧游。如果在南方，出门都是真山真水，随意选择，建造养老居所终老于此。或者映衬古木，或者面对奇峰，或者俯瞰清流，或者盘踞磐石，主客看到的景色都很美好，四季的赏玩不绝，即使是善于绘画的人也不能描绘出其中的百分之一二，又哪里是堆叠石头累积泥土的工匠所敢企望的呢？
假山必须使用山石，大小高低，随宜布置，不可斧凿。因为石头去掉表皮就会枯槁，不再润泽生长莓苔了。太湖石、锦川石虽然不可缺少，但只能点缀一二罢了。如果全是难得的奇品，终究觉得粉饰太过，没有丘壑的天然意趣了。我常看见别人园池占据名山的胜景，必定用亭榭遮挡，用文石妆砌，用曲房缭绕，用尖峰堆叠，甚至庸俗地悬挂恶俗的匾额，接连相望，徒然增添胜地的不幸，招致山神的呕吐作呕罢了。这如果不是江南的商贾，必定是江北的宦官。
《西京杂记》记载：“茂陵富人袁广汉建造园林，方圆四五里，引流水注入其中，采集石头做成山，高十余丈。”这是假山的开始。然而石头起初并不怎么讲究。到了宋朝宣和年间，朱�、童贯用花石取悦皇帝心意，比如灵璧的一块石头，高到二十多丈，周围也相应巨大，千个人抬它都动不了，艮岳的一块石头，高四十多丈，被封为盘固侯，石头从此变得贵重了。李文叔《洛阳名园记》，十九处园林，始于富郑公而终于吕文穆，其中多谈论花木、池台的盛况。而他所说的山如王开府宅，水北胡氏二园，都占据嵩山、少室山北麓作为胜景，就知道当时还没有崇尚假山。自从宣和年间开创先例之后，人们争相效仿。然而北方人眼睛没看见过山，却不知制作，南方人舍弃真山而伪造，弊端很大了。
吴中制作假山，土石具备之外，请一位高手制作，以及搬运筑造的費用，没有千金不行。然而在于作者技艺的高低如何。技艺高的，事事有意趣，景色不重叠，石头不背向，疏密得当，高低配合，在人工之中，不失天然，偏侧的地方，又含有野趣，不要琐碎而令人厌恶，不要整齐而接近俗气，不要夸多斗丽，不要太巧而丧失真意，让人整年游息而不厌倦，这就对了。大抵石头容易得到，水难得，古木大树尤其难得。
王氏〇州园，石头高的有三丈左右，甚至毁坏城门才搬进去，然而也近乎淫逸了。洛阳名园以苗帅的为第一，据称：“大树百尺对峙，望之如山。竹子万余竿。有水从东边来，可以浮起十石船。有大松七棵，水环绕着它们。”仅这几句话，胜概就已经压倒天下了。这才知道古人创造都极尽天然意趣，不像现在富贵人家只是斗富斗华丽罢了。
纨绔子弟和大商人，并非没有台沼的乐趣，而不流传于世，是因为不值得流传；拘泥的儒生和俗吏，极力修饰，用来自我娱乐奉养，而其中多令人厌恶，是因为胸中没有丘壑；文人墨士，有鱼鸟的意趣，山林的赏玩，而家徒四壁，贫穷得无法令人愉悦；穷乡僻壤，沙塞陋域，空藏白银，而没有一竹、一石可供吟啸，是地域限制所致。幸好兼有这四种条件，从造物主那里得到的已经很多了，却仍然追逐声名利禄，沉迷于仕途晋升，活着行走死去回归，“他人入室”，不也可以非常欢乐吗！
唐朝裴晋公的湖园，宏深胜概，天下第一。司马温公的独乐园低矮狭小，不过十几间屋子，然而当他功成名就，快然自适。那么裴晋公未必有余，而司马温公未必不足。况且以裴晋公的勋业，当时文人已经有“破尽千家作一池”的讥讽，而司马温公的园子也俨然与洛阳诸名园并列而没有逊色，这才知道传世的东西在于彼而不在于此，如果可以自我适意就停止了，不必再追求
赢余也。
吾闽穷民有以淘沙为业者，每得小石，有峰峦岩穴者，悉置庭中，久之，▯土为池，砌蛎房为山，置石其上，作武夷九曲之势，三十六峰，森列相向，而书晦翁棹歌于上，字如蝇头，池如杯碗，山如笔架，水环其中，蚬蛳为之舟，琢瓦为之桥，殊肖也。余谓仙人在云中，下视武夷，不过如此。以一贱佣，乃能匠心经营，以娱耳目若此，其胸中丘壑，不当胜纨绔子十倍耶？
译这是剩余下来的。
我们福建的穷苦百姓中有以淘沙为业的人，每当得到有小石头，形状像山峰、山峦、岩石、洞穴的，都放置在庭院中，时间久了，用泥土做成水池，用牡蛎壳砌成假山，把石头放在山上，做出武夷山九曲溪的态势，三十六座山峰，森然排列相对，而在上面书写朱熹的《棹歌》，字小如苍蝇头，水池小如杯碗，山小如笔架，水环绕其中，用蚬壳、螺壳做船，用瓦片做桥，非常相似。我说仙人在云中，向下看武夷山，也不过如此。凭着一个卑贱的佣工，竟然能匠心独运地经营布置，用来娱乐耳目到这种地步，他胸中的山水意境，不应当胜过那些富贵子弟十倍吗？
《名园记》水北胡氏园，其名皆可笑。如其台，四望百余里，萦伊缭洛，云烟掩映，使画工极思，不可图画，而名之曰玩月台。有庵在松桧藤葛之中，辟旁牖，则台之所见亦毕备于前，而名之曰：“学古庵”。乃知此失，古人已有之，但不如今人之多耳。今人之扁额又非甚不通者，但俗恶耳。入门曲迳，首揭城市山林，临池水槛，必曰天光云影，濠濮想多见鱼塘；水竹居必施筠坞；日涉市隐，屡见园名，环翠、来云，皆为楼额；至于俗联尤不可耐，当借咸阳一炬了之耳。此失，闽最多，江右次之，吴中差少。
余在德平葛尚宝园见木假山一座，岩洞峰峦皆木头砌成，不用片石杯土也。余奇而赏之，为再引满，因笑谓葛君：“岁久而朽，奈何？”答曰：“此土中之根，非百年不朽也。吾园能保百年乎？”余更赏其达。时万历壬寅元日也。
魏武帝于邺城西北筑三台，中名铜雀，南名金虎，北名冰井，皆高八九丈，有屋百余间。今人但知有铜雀，而不知更有二台也。
万历癸丑四月望日，与崔征仲孝廉登张秋之戊巳山，酒间，徵以支干命名者。征仲言：“有子午谷、丁戊山、二酉室。”余言：“秦有子午台，见《拾遗记》。楚有丙穴。汉有戊巳校尉，又有庚辛之枋，甲乙之帐，丙舍子夜，甲第辛盘。”征仲言：“有屈戊午道白丁壬人。”余言：“尚有乙榜及呼庚癸者。”时征仲下第贫乏，大笑而已。归途马上思唐诗，有“午桥群吏散，亥字老人迎”，亦可补一阙也。
濮州有愁台，陈思王故址也。长安有讼台，韦庶人所作也。楚有思台，樊姬墓也。汉有望思台，武帝为戾太子作也。有灵梦台，为李夫人作也。周有讠多台，景王作也。讠多之为言离也，此皆以情名者也。
帝王苑囿、台观之乐，诚不能无，盖自土阶茅茨，不可复得，而灵台灵囿，文王之圣，已不废矣。如唐太宗之九成宫，明皇之骊山温泉，此其乐在山川者也。宋高宗垒石以像飞来，激水以为冷泉，此其乐在工巧者也。宣和艮岳，穷极人间，怪木奇石，珍禽异兽，深秋中夜，凄凉之声四彻，此其乐在玩物者也。始皇阿房千万间，武帝上林苑中，离宫七十所，炀帝西苑三百里，此其乐在宏丽者也。东昏为芳乐苑，当暑种树，朝种夕死，细草名花，至便焦燥，纷纭无已，山石皆涂采色，诸楼壁悉画男女私亵之像，其杀风景甚矣，此其所以为东昏也！
缙绅喜治第宅，亦是一蔽。当其壮年历仕，或鞅掌王事，或家计未立，行乐之光景皆已蹉跎过尽，及其官罢年衰，囊橐满盈，然后穷极土木，广侈华丽以明得志，曾几何时，而溘先朝露矣！余乡一先达，起家乡荐，官至太守，赀累巨万，家居缮治第宅，甲于一郡，材具工匠皆越数百里外致之，甫落成而身死，妻亦死，子女争夺，肉未寒而券入他人之手矣！每语子弟：“可为永鉴也！”
郭汾阴治第，谓工人曰：“好筑此墙，勿令不牢。”筑者释锤而对曰：“数十年来，京城达官家墙皆是如此筑，今某死，某亡，某败，某绝，人自改换，墙固无恙。”令公闻之，惕然动心，即日请老。噫！贤哉工人之言。达哉！令公之见也。
精巧愈甚，则失势之日，人之瞰之也愈急，是速其败也。价值愈高，则贫乏之日，人之市之也愈难，是益其累也。况致富之家，多不以道，子孙速败，自是常理。冷眼旁观，可为叹息！
宋王君贶拜三司，方二十七岁，即在洛起宅，至八十岁而宅终不成。子舍早世，惟一孙居之，不能十分之一。富郑公亦起大宅，而无子族。子绍定居之，而绍定又无子。二公皆宋名臣，而不能勘破此关，况今世哉？
古人观室者，唐其寝庙，又适其偃焉。偃者，厕也。厕虽秽浊之所，而古人重之。今大江以北人家，不复作厕矣。古之人君，便必如庙，如晋景公如厕陷而卒，汉武帝如厕见卫青，北齐文宣令宰相杨▯进厕筹，非如今净器之便也。但江南作厕，皆以兴农夫交易。江北无水田，故粪无
译《名园记》中记载的水北胡氏园，它的命名都令人发笑。比如那个台，四周眺望百余里，伊水洛水蜿蜒环绕，云烟掩映，即使画工极尽构思，也无法描绘，却给它起名叫“玩月台”。有一座庵在松、桧、藤、葛之中，打开侧面的窗户，那么台上所见的景色也全都呈现在眼前，却给它起名叫“学古庵”。由此可知这种失误，古人已经存在，只是不像现代人这么多罢了。现代人的匾额并非非常不通，只是俗气恶劣罢了。入门曲折的小径，首先悬挂“城市山林”的匾额；临水的池栏，必定题写“天光云影”；“濠濮想”多见于鱼塘；“水竹居”必定施用“筠坞”；“日涉”、“市隐”屡见于园名；“环翠”、“来云”，都作为楼阁的匾额；至于俗气的对联尤其令人难以忍受，应当借咸阳的一把大火来烧掉它们罢了。这种失误，福建最多，江西次之，吴中地区稍微少一些。
我在德平葛尚宝的园子里看见一座木假山，岩洞峰峦都是用木头砌成的，不使用一片石头、一杯泥土。我觉得新奇并欣赏它，为此再次斟满酒，于是笑着对葛先生说：“年代久了腐烂了，怎么办？”他回答说：“这是土中的根，不是一百年不腐烂的。我的园子能保全一百年吗？”我更欣赏他的通达。当时是万历壬寅年的正月初一。
魏武帝在邺城西北修筑三座台，中间叫铜雀台，南边叫金虎台，北边叫冰井台，都有八九丈高，有房屋一百多间。现在的人只知道有铜雀台，却不知道还有另外两座台。
万历癸丑年四月十五日，我与崔征仲孝廉登上张秋的戊巳山，酒席间，征仲以天干地支命名的事物。征仲说：“有子午谷、丁戊山、二酉室。”我说：“秦国有子午台，见于《拾遗记》。楚国有丙穴。汉国有戊巳校尉，又有庚辛之枋，甲乙之帐，丙舍子夜，甲第辛盘。”征仲说：“有屈戊午道白丁壬人。”我说：“尚有乙榜以及呼庚癸的。”当时征仲落第贫困，只是大笑罢了。归途在马背上思考唐诗，有“午桥群吏散，亥字老人迎”，也可以补上一阙了。
濮州有愁台，是陈思王的旧迹。长安有讼台，是韦庶人所建造的。楚国有思台，是樊姬的墓。汉国有望思台，是武帝为戾太子建造的。有灵梦台，是为李夫人建造的。周国有讠多台，是景王建造的。讠多的意思是离，这些都是以情感命名的。
帝王苑囿、台观的乐趣，确实不能没有，大概自从土阶茅茨的时代，不可再得，而灵台灵囿，文王的圣德，已经不再废除了。如唐太宗的九成宫，明皇的骊山温泉，这种乐趣在于山川。宋高宗垒石来模仿飞来峰，激水来形成冷泉，这种乐趣在于工巧。宣和艮岳，穷尽人间，怪木奇石，珍禽异兽，深秋中夜，凄凉之声四处传播，这种乐趣在于玩物。秦始皇阿房宫千万间，汉武帝上林苑中，离宫七十所，炀帝西苑三百里，这种乐趣在于宏丽。东昏侯建造芳乐苑，当暑天种树，早上种晚上死，细草名花，甚至变得焦燥，纷纭无已，山石都涂上彩色，各楼墙壁都画着男女私亵的图像，破坏风景太厉害了，这就是他之所以成为东昏侯的原因！
士大夫喜欢修建宅第，也是一种弊病。当他们壮年做官时，或者忙于王事，或者家计未立，行乐的光景都已经蹉跎过尽，等到官罢年衰，囊橐满盈，然后穷极土木，广建华丽以表明得志，曾几何时，就突然先于朝露而死了！我家乡一位先达，从家乡荐举起家，官至太守，资财累积巨万，在家修缮宅第，甲于一郡，材木工匠都从数百里外招致，刚落成就身死，妻子也死了，子女争夺，尸骨未寒而契约落入他人之手了！每次对子弟说：“可以作为永远的鉴戒了！”
郭汾阴修建宅第，对工人说：“好好筑这墙，不要让不牢固。”筑墙的人放下锤子回答说：“数十年来，京城达官家的墙都是这样筑的，现在某人死了，某人亡了，某人败了，某人绝后了，人自改换，墙却安然无恙。”令公听了，惕然动心，当天请求退休。唉！工人的话贤明啊！令公的见识通达啊！
精巧越甚，那么失势之日，人们窥视它就越急，这是加速它的败亡。价值越高，那么贫乏之日，人们购买它就越难，这是增加它的累赘。何况致富之家，多不以正道，子孙速败，自是常理。冷眼旁观，可为叹息！
宋王君贶拜三司，当时才二十七岁，就在洛阳建造宅第，到八十岁宅第终于没建成。儿子早逝，只有一个孙子居住，不能占据十分之一。富郑公也建造大宅，而没有子嗣。儿子绍定居之，而绍定又没有子嗣。两位都是宋朝名臣，而不能勘破这一关，何况今世呢？
古人观察居室，唐其寝庙，又适其偃焉。偃者，厕也。厕所虽然是秽浊之所，而古人重视它。现在大江以北人家，不再建造厕所了。古时的君主，如厕必如庙，如晋景公如厕陷而卒，汉武帝如厕见卫青，北齐文宣令宰相杨〇进厕筹，不像如今净器之便。但江南作厕，皆以兴农夫交易。江北无水田，故粪无
所用，俟其地上乾，然后和土以溉田。京师则停沟中，俟春而后发之，暴日中，其秽气不可近，人暴触之辄病。又何如奏厕之便乎？
译所用，等它在地面上晒干，然后再和土混合用来灌溉田地。京城则把它停在沟渠中，等到春天才取用，暴晒在阳光下，其污秽之气令人无法靠近，人若直接触碰到就会生病。这又怎比得上奏厕的便利呢？
武帝如厕，见卫青，解者必曲为之说，此殊可笑。史之记此，政甚言帝之慢大臣，以见其敬黯耳。若非溷厕，史何必书？卫青，公主马前奴也，官即尊贵，帝狎之久矣。文宣令宰相进厕筹，武帝之如厕，见大将军，亦何足怪？唐郭汾阳将校官，至节度使，封侯皆趋走执役于前，夫人、小女、至令捧汤持▯，则帝之如而见青，固狎爱之至，而亦青之所以自全也。
石崇厕上有绛纱帐，大床茵蓐甚丽，两婢持香囊，则帝王之厕可知。岂比穷措大粪秽狼藉蝇蛆纵横者？而不可屈大将军一见乎？
阁与ト，世人多混用之。阁，夹室也，以板为之，亦楼观之通名也。内则：“天子之阁，左达五，右达五。”盖古人制此，以庋饮食之所，即今房中之板阁，而后乃广其制，为天禄、凌烟等名，或以藏书，或以绘像，或以为登眺游览之所，此楼阁之阁也。ト者，门旁小户也。汉公孙弘开东ト以延贤人，盖避当门，而东向开一小门，引宾客以别于官属，即今官署脚门，旁有延宾馆是也。韩延寿为太守，闭ト思过，即如今闭脚门不听官属入耳。唐正衙日唤仗入ト，则百官亦随以入，谓之入ト，盖中门不启而开脚门也。然则夹室谓之阁，傍门为之ト，义自昭然。汉三公黄ト注：“不敢洞开朱门，以别于人主，故黄其ト。”今国家设文渊阁藏书，而大学士主之，故谓之阁老。若以黄ト、东ト之义言之，亦可谓之ト老耳。
《尔雅》：“小闺谓之ト闺。”即门也。故金门亦谓金闺，处子谓之闺女，以其处门内也，今人闺ト概作闺阁，至以朝廷东ト亦巍然揭东ト之额而不觉其非，盖黄阁老。子美诗已误用之矣。老若称阁下为ト下，举世有不笑之者耶？
紫微原为帝星，以其政事之所从出，故中书省亦谓之紫微，而舍人为紫微郎。白乐天“紫薇花对紫微郎”者，以其音之偶同，戏用之耳。今各处藩省，多揭紫薇为堂名，而参知署额，多称薇省分署者，习而不觉其非也。
古者，官舍概谓之省寺。《汉书 何并传》：“王林卿度泾桥，令骑奴还至寺门，拔刀剥其建鼓。”唐制中书两府谓之三省，宋惟有中书省。国朝去中书而外，藩司原有行省之设，故俗谓之十三省云。寺则一二九卿，如大理、光禄之类，盖亦仍其旧称。而佛宫概谓之寺矣，相传起于汉明帝崇重佛教，化比于公卿之爵，故以寺名其居。今则非敕赐者，不得称也。
《孟子》：“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注：“置，驿也。邮，ㄞ也。所以传命也。”今人驿与ㄞ多通用而不知其异也。按马传曰：“置步。”传曰：“邮置者，驿马也。邮者，铺递也。”既言置，又言邮，盖亦当时俗语，如今言驿铺也。至《广雅》解云：“置，驿也。邮，亦驿也。”则误以ㄞ为驿也。
古者，乘传皆驿车也。《史记》：“田横与客二人乘传诣雒阳。”注：“四马高足为置传，四马中足为驰传，四马下足为乘传。”然郑子产乘遽而至，则似单马骑矣。释文以车曰传，以马曰遽。子产时相郑国，岂乏车乎？惧不及，故乘遽，其为驿马无疑矣。汉初尚乘传车，如郑当时王温舒皆私具驿马，后患其不速，一概乘马矣。
闽中方言：“家中小巷谓之弄。”《南史》：“东昏侯遇弑于西弄。”弄即巷也。元《经世大典》谓之火■，今京师讹为胡同。
《佛典》：“一弓为四肘。五百弓为一拘。”卢舍王荆公诗：“卧占宽间五百弓。”五百弓，四里也。今闽中量田尚用弓，云：“四步为一弓。”而它处人无知之者。此亦古法之遗也。又佛地以二亩为双。皇华老人诗，“招客先开四十双”是也。而今绝无知者。
《诗》：“及尔同僚。”《左传》：“同官曰寮。”注：“寮，小窗也。”盖取同舍之义。然古僚通作寮。《书》：“百僚师师。”僚之为言臣也。《释文》：“僚，贱隶之称。”《左传》：“泉丘人女奔孟僖子，其僚从之。”则僚不过朋侪之义，故其字从人，▯声。诗之所谓同僚者，恐亦
译汉武帝上厕所时，看见卫青，解释的人必定曲意替他辩解，这实在可笑。史书记载这件事，正是极力说明皇帝怠慢大臣，以此来显示他对汲黯的敬重罢了。如果不是厕所，史书何必记载？卫青本是公主马前的奴仆，官位虽然尊贵，但皇帝与他关系亲密已久。北齐文宣帝命令宰相递送厕筹，汉武帝上厕所时遇见大将军，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唐代郭子仪的将校官，直到节度使、封侯的人，都在他面前奔走服役，夫人、小女儿甚至让他捧汤持巾，那么皇帝上厕所时遇见卫青，固然是极度亲昵喜爱，也是卫青自我保全的方法。
石崇的厕所有绛红色的纱帐，大床上的垫褥非常华丽，两个婢女拿着香囊，那么帝王的厕所可以想见。这哪里比得上穷酸书生那里粪便狼藉、苍蝇蛆虫纵横的样子？难道不能委屈大将军见上一面吗？
“阁”与“ト”，世人大多混用。“阁”，是夹室，用木板做成，也是楼观的通称。《礼记·内则》说：“天子的阁，左边通达五间，右边通达五间。”大概古人制作这种建筑，是用来存放饮食的地方，就是现在房中的板阁，后来才扩大它的形制，成为天禄阁、凌烟阁等名称，有的用来藏书，有的用来画像，有的用来登高游览，这就是楼阁的“阁”。“ト”，是门旁的小门。汉代公孙弘打开东ト来延请贤人，大概是避开正门，向东开一个小门，引导宾客以区别于官员属吏，就是现在官署的侧门，旁边有延宾馆的就是这样。韩延寿担任太守，关闭ト来反省过错，就像现在关闭侧门不让官员属吏进入一样。唐代正衙每天召唤仪仗进入ト，那么百官也跟随进入，称为入ト，大概是中门不开而开启侧门。那么夹室称为阁，旁门称为ト，意义自然清楚明白。汉代三公黄ト的注释说：“不敢完全打开朱门，以区别于君主，所以把ト漆成黄色。”现在国家设立文渊阁藏书，由大学士主管，所以称为阁老。如果按照黄ト、东ト的意义来说，也可以称为ト老。
《尔雅》说：“小门称为ト闺。”就是门。所以金门也称为金闺，处女称为闺女，因为她们处在门内。现在人把闺ト一概写作闺阁，甚至把朝廷的东ト也高高地悬挂东ト的匾额而不觉得错误，大概是因为黄阁老。杜甫的诗已经误用了。如果称阁下为ト下，世上有不嘲笑的人吗？
紫微原本是帝星，因为政事从这里发出，所以中书省也称为紫微，而舍人称为紫微郎。白居易“紫薇花对紫微郎”的诗句，是因为声音偶然相同，戏用罢了。现在各地藩省，多把紫薇作为堂名，而参知政事的署额，多称为薇省分署的，习惯成自然而不觉得错误。
古代，官舍一概称为省寺。《汉书·何并传》说：“王林卿渡过泾桥，命令骑奴回到寺门，拔刀剥下建鼓。”唐代制度中书两府称为三省，宋代只有中书省。本朝去掉中书省之外，藩司原有行省的设置，所以俗称十三省。寺则是一二九卿，如大理寺、光禄寺之类，大概也是沿用旧称。而佛教宫观一概称为寺了，相传起源于汉明帝尊崇佛教，把教化比作公卿的爵位，所以用寺来命名他们的居所。现在不是皇帝敕赐的，不得称为寺。
《孟子》说：“道德的流行，比驿站传递命令还要快。”注释说：“置，是驿站。邮，是ㄞ。用来传递命令。”现在人驿站与ㄞ大多通用而不知道它们的区别。查《马传》说：“置步。”《传》说：“邮置者，是驿马。邮者，是铺递。”既然说了置，又说了邮，大概是当时的俗语，就像现在说驿铺一样。至于《广雅》解释说：“置，是驿站。邮，也是驿站。”那就错误地把ㄞ当作驿站了。
古代，乘坐传车都是驿车。《史记》说：“田横与两个客人乘坐传车前往洛阳。”注释说：“四匹高足马为置传，四匹中足马为驰传，四匹下足马为乘传。”然而郑国的子产乘坐遽车到达，似乎像是单人骑马了。《释文》说用车叫传，用马叫遽。子产当时辅佐郑国，难道缺乏车吗？害怕来不及，所以乘坐遽车，它是驿马无疑了。汉初还乘坐传车，像郑当时、王温舒都私自准备驿马，后来担心速度不快，一概骑马了。
福建方言：“家里的小巷称为弄。”《南史》说：“东昏侯在西弄遇害。”弄就是巷。元代《经世大典》称为火■，现在京城讹传为胡同。
《佛典》说：“一弓为四肘。五百弓为一拘。”卢舍王荆公诗：“卧占宽间五百弓。”五百弓，是四里。现在福建量田还用弓，说：“四步为一弓。”而其他地方的人不知道。这也是古法的遗留。又佛地以二亩为双。皇华老人诗，“招客先开四十双”就是。而现在完全没有人知道。
《诗经》说：“及尔同僚。”《左传》说：“同官曰寮。”注释说：“寮，小窗也。”大概是取同舍的意义。然而古僚通作寮。《尚书》说：“百僚师师。”僚的意思是臣。《释文》说：“僚，是贱隶的称呼。”《左传》说：“泉丘人的女儿投奔孟僖子，她的僚跟随她。”那么僚不过是朋辈的意义，所以它的字从人，〇声。《诗经》所说的同僚，恐怕也
如是。后人见其从室，遂引僧寮、绮寮之义以证之，不知同寮可作同僚，而僧寮不可作僧僚也。
译确实如此。后人看到他使用“从室”一词，于是援引“僧寮”、“绮寮”的含义来加以证明，却不知道“同寮”可以通假为“同僚”，而“僧寮”却不能通假为“僧僚”。
《岁时记》：“务本坊西门有鬼市，冬夜尝闻卖干柴声。”是鬼自为市也。《番禺杂记》：“海边时有鬼市，半夜而合，鸡鸣而散。人与交易，多得异物。”又济渎庙神尝与人交易，以契券投池中，金辄如数浮出，牛马百物皆可假借。赵州廉颇墓亦然。是鬼与人市也。秦始皇作地市，令生人不得欺死人，是人与鬼市也。
岭南之市谓之虚，言满时少，虚时多也。西蜀谓之亥。亥者，▯也。▯者。疟也，言间日一作也。山东人谓之集。每集则百货俱陈，四远竞凑，大至骡、马、牛、羊、奴婢、妻子，小至斗粟、尺布，必于其日聚焉，谓之“赶集”。岭南谓之“趁虚”。而岭南多妇人为市，又一奇也。京师朔望，及二十五，俱于城隍庙为市，它时散处各方，而至此日皆合为一市者，亦甚便之。而京师间有异物奇宝，郎曹入直之暇，下马巡行，冠带相错，不禁也。初四、十四、二十四等日，则于东皇城之北有集，谓之内市，多是内人赢余之物，不及庙中之多也。至每岁正月十一日起，至十八日止，则在东华门外，迤逦极东，陈设十余里，谓之灯市，凡天下瑰奇钜丽之观毕集于是，视庙中又盛矣。
灯市虽无所不有，然其大端有二：纨素珠玉多，宜于妇人，一也；华丽妆饰多，宜于贵戚，二也；舍是则猥杂器用饮食与假古铜器耳。余在燕都，四度灯市，日日游戏，欲觅一古书、古画，竟不可得，真所谓入宝山而空手却回，良以自笑也。
《左传》曰：“都鄙有章。”都，城郭也。鄙，乡村也。政都训美，鄙训俗。《淮南子》曰：“始乎都者常卒乎鄙。”亦犹朝市之分君子、小人也。
●卷四 地部二
蜀江油有左担道，为其道至险，担其左者，不得易至右也。《汉书 西南夷传》：“滇池，秦时尝破，略通五尺道。”谓其险厄，才五尺也。《西域传》：“乌托国，其西则有县度。”谓悬绳而度也。今天下莫险于栈道，然直指使者行部肩舆安稳，岂复王阳回驭时乎？
闽中自浙之江山入度仙霞岭，亦自险绝。北人度，汗津津下矣。余己丑夏下第，适天欲雨，瞑云四合，与徐惟和自绝顶真趋至平地，而后雨作。要其险岂能敌白鹤岭之半乎？若登山游眺，险尚有什百于此者。韩昌黎恸哭不足为奇也。
平生游山，所历当以方广岩，灵羊谷为第一险。仰倚绝壁，下临无际，既无藤葛可攀，途仅尺许，而又外倾。且为水帘所喷，崎岖苔滑，就其傍睨之，胆已落矣。余与诸友奴仆六七人，仅一小奴过之，然几不能返，面无人色矣。武夷折笋，余少时登之，殊不为意，盖梯干甚伟，险处又有铁ㄌ可攀，自不至失足耳。但既过险，龙脊上甚难行，亦强弩之末势也。
华山，余未之登，读王恒叔游记，知其险甲于诸岳，亦在龙脊上难行耳。天台石梁不过独木桥之类，人自气慑耳，无崩朽之虞也。闽鼓山白云洞，石磴七百级，望之如登天然；不过苦诸缙绅公子，体▯盾骨弱者耳。许掾得此，自当无苦也。
新安黄山深处，由石牌楼达海子，有积沙岸丈许，人疾过之则济，少驻足，沙便崩，余不敢度也。潘景升笑而践之，行二三步而崩，大呼求救，土人掖之以还，面如死灰云。余笑谓：“不尔，几作嬴政崩沙丘矣！”友人王玉生过灵羊谷亦然，归家病几一月。如此奇僻，可作昌黎后身，然食肉不食马肝，未为不知味也。
余游四方名山，无险不届，并未失足。壬子秋过吕亭驿一板桥，去地二丈馀，中道而折，四舆人及余皆殒地，其不为薤粉者，以下皆积沙也。始知人不ㄨ于山，而ㄨ于垤，祸每生於所忽也。
南昌滕王阁序既云：“星分翼轸”，又云“龙光射斗牛之墟”。翼轸、斗牛，相距甚远，必有一谬。
荆州黄牛峡，下有查波滩。宋寇莱公谪巴东，舟经此滩，闻水中人语，出视之，见一裸体者为之挽舟，公叱之，曰：“我黄魔神也，公异日当大用，故为公挽舟耳。但裸体不敢相见。”公以锦袱投之，神即披袱，
译《岁时记》说：“务本坊西门有鬼市，冬夜曾听见卖干柴的声音。”这是鬼自己互相做买卖。《番禺杂记》说：“海边时常有鬼市，半夜时聚集，鸡鸣时散去。人与鬼交易，常能得到奇异之物。”又，济渎庙的神曾与人交易，把契约投入池中，金子随即按数浮出水面，牛马百物都可以借取。赵州廉颇墓也是这样。这是鬼与人做买卖。秦始皇设立地市，命令活人不得欺骗死人，这是人与鬼做买卖。
岭南的集市称为“虚”，是说满的时候少，空的时候多。西蜀称为“亥”。亥，就是〇。〇，就是疟，是说隔一天做一次。山东人称为“集”。每次赶集，各种货物都陈列出来，四面八方的人争相聚集，大到骡、马、牛、羊、奴婢、妻子，小到斗粟、尺布，必定在那一天聚集，称为“赶集”。岭南称为“趁虚”。而岭南多由妇女做买卖，又是一个奇特之处。京城初一、十五，以及二十五日，都在城隍庙做买卖，其他时间分散在各处，而到了这一天都合并为一个集市，也非常方便。而京城间或有奇异宝物，郎曹官员入值闲暇时，下马巡视，冠带交错，也不禁止。初四、十四、二十四等日，则在东皇城之北有集市，称为内市，多是内宫人员多余的物品，不如庙中的多。至于每年正月十一日起，到十八日止，则在东华门外，一直延伸到极东，陈列十余里，称为灯市，天下所有瑰丽奇伟的景观都聚集在这里，比起庙中又盛大得多了。
灯市虽然无所不有，但大致有两类：纨素珠玉多，适合妇人，这是一；华丽妆饰多，适合贵戚，这是二；除此之外，就是杂乱的器具、饮食以及仿制的古铜器罢了。我在燕都，四次经过灯市，日日游玩，想寻找一本古书、一幅古画，竟然得不到，真是所谓进入宝山却空手而归，实在可笑。
《左传》说：“都鄙有章。”都，是城郭。鄙，是乡村。政都训为美，鄙训为俗。《淮南子》说：“始乎都者常卒乎鄙。”也就像朝市区分君子、小人一样。
●卷四 地部二
蜀地江油有左担道，因为道路极其险峻，担在左边的人，不能换到右边。《汉书·西南夷传》说：“滇池，秦时曾攻破，略微开通五尺道。”是说其险峻狭窄，才五尺宽。《西域传》说：“乌托国，其西则有县度。”是说悬挂绳索而渡过。如今天下没有比栈道更险的，然而直指使者巡视部属时乘坐肩舆安稳，难道还是王阳回马的时候吗？
闽中从浙江江山进入，渡过仙霞岭，也极其险绝。北方人渡过，汗水涔涔而下。我己丑年夏天落第，恰逢天要下雨，昏暗的云层四面合拢，我与徐惟和从绝顶一直走到平地，然后雨才下起来。要说其险峻，怎能抵得上白鹤岭的一半呢？如果登山游览眺望，险峻之处还有比这多十倍的。韩愈痛哭也不足为奇了。
平生游山，所经历的应以方广岩、灵羊谷为第一险。仰靠绝壁，下临无边，既没有藤蔓可攀，路宽仅一尺左右，而且向外倾斜。又被水帘喷洒，崎岖苔滑，从旁边斜视，胆已吓落。我与几位朋友及奴仆六七人，仅一个小奴过去，然而几乎不能返回，面无血色。武夷折笋，我年轻时登过，并不在意，因为梯子很粗壮，险处又有铁钩可攀，自然不会失足。但过了险处，龙脊上很难行走，也是强弩之末的势头。
华山，我没有登过，读王恒叔的游记，知道其险峻居诸岳之首，也是在龙脊上难行罢了。天台石梁不过是独木桥之类，人自己气慑罢了，没有崩塌腐朽的担忧。闽鼓山白云洞，石阶七百级，望去如同登天然；不过是苦了那些缙绅公子，体弱骨软的人罢了。许掾得到这个，自然没有痛苦了。
新安黄山深处，由石牌楼到达海子，有积沙岸一丈多，人快速走过就能渡过，稍停脚步，沙就崩塌，我不敢渡过。潘景升笑着踩上去，走了两三步就崩塌，大声呼救，当地人搀扶他回来，面如死灰。我笑着说：“不然，几乎成了嬴政崩沙丘了！”友人王玉生过灵羊谷也是这样，回家后病了一个月。如此奇僻，可作韩愈的后身，然而食肉不食马肝，未为不知味。
我游遍四方名山，无险不到，并未失足。壬子年秋天经过吕亭驿一座板桥，离地两丈多，中途折断，四个轿夫及我都掉在地上，之所以没有变成肉泥，是因为下面都是积沙。才知道人不在山上摔死，而在小土堆上摔死，祸患常生于疏忽之处。
南昌滕王阁序既说：“星分翼轸”，又说“龙光射斗牛之墟”。翼轸、斗牛，相距甚远，必有一错。
荆州黄牛峡，下有查波滩。宋寇莱公被贬巴东，船经过此滩，听见水中有人说话，出来看，见一个裸体的人在为他拉船，公斥责他，说：“我是黄魔神，你日后当大有作为，所以为你拉船。但裸体不敢相见。”公把锦袱投给他，神就披上锦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