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四 事部二
，赴十数监司，而上人意见不一，好作聪明必吹毛求疵，驳问以炫已长。迨夫招成不变，而死者已过半矣。况转详又有京驳审录，又有矜疑恤刑，至部又纷纷告辩，卒有元凶未正典刑，而中正亲属相望告毙者。至于官徇私而曲断，吏受赇而寝阁，优柔不断者，动必经年，迁转不常者概行停止，其害又难以枚举也。嗟夫！一事如此，他事可知。故不省虚文，而望事集民安，此必无之事也。
译案件被送往十多个监司衙门，而上级官员意见不一，喜欢卖弄聪明，必定吹毛求疵，通过驳斥质问来炫耀自己的才能。等到案件最终定案不再改变时，死者已经过半了。况且案件转详后又有京城的驳审和录审，又有因怜悯可疑而宽恤刑罚的程序，到了刑部又纷纷申诉辩白，最终往往是元凶没有受到应有的刑罚，而中正的亲属却接连死亡。至于官员徇私枉法而判决不公，吏员受贿而搁置案件，优柔寡断的，动不动就要经过一年，官员调动不常的，一概停止审理，这些危害更是难以一一列举。唉！一件事尚且如此，其他事情就可以知道了。所以，不省去虚浮的形式，却希望事情办成、百姓安宁，这一定是做不到的。
国家于刑狱一途，倦倦留意，不啻三谳五覆，而往往有负屈以死者。如往岁荷花之冤，甚与宋墨庄所载沉香事相类。此皆初问之官不能用心细察而草草下笔，其后遂一成而不可变耳。又有人作聪明，专以平反为能者。如山西赵思诚，初任莱州司理，雪一冤狱得名，拜谏议，后出为监司，一应强盗杀人之狱，皆以为诬，悉纵之，此则以意为轻重者也。
元世祖定天下之刑，笞、杖、徒、流、绞五等。笞杖罪既定，曰：“天饶他一下，地饶他一下，我饶他一下。”应笞一百者止九十七，杖亦如之。此虽仁心，亦近于戏矣。我国家绞之上有斩，有凌迟，而自流罪以下，有《大诰》者减一等，盖当时颁《大诰》于天下，欲人人习之故也。后世相仍，一概减等，而遇热审尺恤刑之期，又减一等。每岁决狱，多时降旨停免，故以诖误，陷大辟者多老死园土中，此亦法中之仁也。
为守令者，贪污无论，已上者，高谈坐啸，而厌薄簿书，此一病也。次者，避嫌远疑，一切出内，概不敢亲，此亦一病也。而上之人，其疑守令甚于疑胥役，其信奸民甚于信守令，一切钱谷出入，俱令里役自收，而官不得经手，此何里役皆伯夷，而守令尽盗跖也？事有违道以干誉者，莫此为甚焉。
为令者有八难：勤瘁尽职，上不及知，而礼节一疏，动取罪戾，一也；百姓见德，上未必闻，而当道一怒，势难挽回，二也；醇醇闷闷，见为无奇，而奸驵蜚语，据以为实，三也；凋剧之地，以政拙招尤，荒僻之乡，以疏逖见弃，四也；上多所喜，多见忌于朋侪，小民所天，每见仇于蠹役，五也；茧丝不前，则责成捆至，苞苴不入，则蒌菲傍来，六也；宦成易怠，百里半于九十，课最易盈，衔蹶伏于康庄，七也；剔奸厘弊，难调驵侩之口，杜门绝谒，不厌巨室之心，八也。至于郡守礼貌稍殊，白黑难溷，虽百责攸萃，数令稍易，然时有漏纲于吞舟，而负冤于覆瓿者，此仲翔、敬通所为仰天长叹也。
监司之臧否属吏，盖亦难矣。粉饰者见赏，则暗修者弗庸；迎合者受知，则骨梗者蒙弃；搏击者上考，则长厚者无称；要结者得▯，则孤立者无誉；畔援者承旨，则寒微者自疏。至于资格一定，则舍豺狼而问狐狸；意见稍偏，则盼夜光而宝燕石。故下吏之受知长官，有难于扣九阍者。昔王荆公为幕职，读书达旦，犹不为韩魏公所知，况其他乎？
宋刘亻冉为陕州参军，居官贫甚；及归，卖所乘马为粮，跨驴而归。魏野赠以诗云：“谁似甘棠刘法掾，来时骑马去骑驴？”及真宗封禅，求野著作，得此诗，即拜亻冉为京官。噫，今之小官如亻冉者，难矣。然不可谓无其人也。但送行之诗，多浮其实，有如野之不阿所好乎？而贝锦一成，泣血剖心，上人终不见信，如宋真宗者，今监司千万中无一人也。
古人长官之待僚幕，真如父子兄弟，绝无崖岸之隔。如晋时庾亮登楼，共诸从事踞床啸傲，桓宣武直入谢太傅室中，至为狂司马所逼，入内避之。然此犹远事也。宋欧阳公在西京幕职，与诸名士终日游山，时钱思公为守，至携酒▯，遣歌伎迎劳，何尝稍以势分自居，而亦何尝失时废事也？今太守二千石下，视丞判司理已如雕之挟兔，而琐屑脂韦之辈，趋承唯诺，惟恐不及，虽云同寮，已隔若殿陛矣。况上而藩臬，又上而部使者乎？上下相临，俨若木偶，鱼贯而进，蒲伏而退，其有赐清坐，假颜色者，即诧以为国士之遇矣，敢与之抗是非，争可否哉？礼文进退之节，平反出入之间，一失其意，朝白简而夕报罢矣。故仕路相戒：“天子之逆鳞易犯。而上官之意指难违。”古人所谓善事上官，无失名誉者，亦有激其言之也。
藩司之职，即行中书省之别名也。臬司则汉之刺史，宋之提刑也。但昔之权重可以巡历黜陟，二千石以下皆得易置。国朝自有巡按御史之设，而提刑之权轻矣。其分司于外者，虽时一举行，不过循袭故事耳。其后以藩司分辖各郡为分守，臬司辕者为分巡
译国家对于刑狱这一方面，非常关切，不止是三次审讯、五次复核，但往往还是有含冤而死的人。比如往年的荷花冤案，与宋代墨庄所记载的沉香案非常相似。这都是因为初审的官员不能用心仔细查察，而是草率定案，此后便一成不变，无法更改了。又有人自作聪明，专门以平反冤狱为能事。比如山西的赵思诚，初任莱州司理时，因洗雪一桩冤狱而获得名声，被任命为谏议大夫，后来外放担任监司，对于所有强盗杀人的案件，他都认为是诬告，全部释放，这是凭主观臆断来决定刑罚轻重的人。
元世祖制定天下的刑罚，分为笞、杖、徒、流、绞五等。笞杖的刑罚确定后，他说：“天饶他一下，地饶他一下，我饶他一下。”应当笞一百的只打九十七下，杖刑也是如此。这虽然是仁慈之心，但也近乎儿戏了。我们国家在绞刑之上还有斩刑、凌迟，而从流刑以下，如果犯人有《大诰》（指受过《大诰》教育或持有《大诰》），就减一等，大概是因为当时向天下颁布《大诰》，想要人人都熟习它的原因。后世沿袭这一做法，一概减等，而遇到热审、恤刑的时候，又再减一等。每年判决案件，多数时候皇帝下旨停免死刑，所以因过失误判而陷入死刑的人，大多老死在牢狱之中，这也是法律中的仁慈之处。
担任州县官的人，贪污受贿且不论，上等的人，高谈阔论，悠闲自得，却厌恶簿书案牍，这是一种弊病。次一等的人，为了避免嫌疑、远离猜疑，对于一切财政收支，一概不敢亲自过问，这也是一种弊病。而上级官员，怀疑州县官甚于怀疑胥吏差役，相信刁民甚于相信州县官，一切钱粮的出入，都让里役自行收取，而官员不得经手，这难道是里役都是伯夷那样的廉洁之士，而州县官全是盗跖那样的强盗吗？做事违背正道以博取名声的，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
担任县令的人有八种困难：勤勉劳累尽职，上级未必知道，而礼节稍有疏忽，动辄获罪，这是第一难；百姓感念恩德，上级未必听闻，而当权者一旦发怒，局势难以挽回，这是第二难；忠厚老实，被认为没有奇能，而奸商流言，被当作事实，这是第三难；在凋敝繁重的地方，因政事笨拙而招致怨恨，在荒僻遥远的地方，因疏远而被抛弃，这是第四难；上级多有喜好，常遭同僚嫉妒，百姓所仰赖的县令，常遭蠹役仇视，这是第五难；赋税征收不上，则责成捆绑押送，贿赂不送，则非议随之而来，这是第六难；仕途顺利容易懈怠，百里之路行到九十步却半途而废，考核容易达标，但在康庄大道上却可能跌倒，这是第七难；剔除奸邪、整顿弊端，难以调和奸商的口舌，闭门谢客，不能满足权贵之心，这是第八难。至于郡守礼貌稍有不同，黑白难以混淆，虽然各种指责汇聚，几个县令稍作更换，但有时仍有漏网之鱼吞舟，而蒙冤之人覆瓿，这是仲翔、敬通之所以仰天长叹的原因。
监司评价属吏，大概也很难。粉饰的人受到赏识，那么暗中修德的人就不被任用；迎合的人受到知遇，那么刚正的人就被抛弃；搏击的人得到上考，那么宽厚的人就没有称誉；结交的人得到好评，那么孤立的人就没有赞誉；依附的人承旨，那么寒微的人就自我疏远。至于资历一定，就舍弃豺狼而询问狐狸；意见稍有偏颇，就盼望夜光珠而珍视燕石。所以下级官吏得到长官的知遇，比叩开九重宫门还难。从前王荆公担任幕职，读书直到天亮，尚且不被韩魏公所知，何况其他人呢？
宋代刘亻冉担任陕州参军，为官非常贫困；等到回家，卖掉所骑的马作为粮食，骑着驴回去。魏野赠诗说：“谁似甘棠刘法掾，来时骑马去骑驴？”等到真宗封禅，寻求魏野著作，得到这首诗，就任命刘亻冉为京官。唉，现在像刘亻冉这样的小官，难得了。但不能说没有这样的人。只是送行的诗，大多浮夸不实，有像魏野这样不阿谀所好的吗？而谗言一成，泣血剖心，上级终究不相信，像宋真宗那样的人，现在的监司千万中也没有一个。
古人长官对待僚属幕僚，真像父子兄弟，绝无隔阂。比如晋代庾亮登楼，与各位从事踞床啸傲，桓宣武直接进入谢太傅室中，甚至被狂司马逼迫，进入内室躲避。但这还是久远的事。宋代欧阳公在西京担任幕职，与各位名士整天游山，当时钱思公担任太守，甚至带着酒，派遣歌伎迎接慰劳，何曾稍以权势自居，而何曾失时废事呢？现在太守以下，看待丞判司理已像鹰隼挟持兔子，而琐碎圆滑之辈，趋承唯诺，唯恐不及，虽然说是同僚，已隔若殿陛了。何况上面是藩臬，再上面是部使者呢？上下相临，俨若木偶，鱼贯而进，蒲伏而退，如果有赐予清坐，假以颜色的人，就诧以为国士之遇了，敢与之抗是非，争可否吗？礼文进退的节度，平反出入之间，一失其意，早晨白简而晚上报罢。所以仕路相戒：“天子之逆鳞易犯，而上官之意指难违。”古人所谓善事上官，无失名誉者，也是有激其言之也。
藩司的职务，就是行中书省的别名。臬司则是汉代的刺史，宋代的提刑。但以前的权重可以巡历黜陟，二千石以下皆得易置。国朝自有巡按御史的设置，而提刑的权重轻了。其分司于外者，虽时一举行，不过循袭故事耳。其后以藩司分辖各郡为分守，臬司辕者为分巡
。盖藩臬之长，以地遥不能周知。而岁时复有祝厘入觐之役。迁徙事变之故，非分司不足用也。自万历壬辰以后，天听稍高，铨补之牍，不时得请，藩臬十七空署，事多兼摄，而民愈不便矣。
译大概因为布政使和按察使作为地方长官，由于地域辽阔遥远，无法全面知晓各地情况。而且每年还有祝贺圣寿、进京朝见等差事在身。加上官员调任、变故等原因，如果不设立分司，就无法满足治理的需要。自从万历壬辰年以后，朝廷的视听稍显疏远，官员任免的文书，不时能够获批，布政使和按察使的职位有十七个空缺，事务多由他人兼管，而百姓更加不便了。
宋枢密使最尊，其事权、礼遇与宰相等。当时文事出中书，武事出枢密，谓之两府。国朝兵部，仅在六卿之列，而永、宣之朝，大司马如马公文升、刘公大夏，时与辅臣同参密议，盖虽与相臣有间，而其权亦与冢宰埒矣。但既为宰相，自当兼管文武，乃与枢密分权，此宋制之失也。
六卿之序，唐则吏、礼、兵、民、刑、工，贞观改吏、礼、民、兵、刑、工。宋初以吏、兵、户、刑、工、礼为坎，至神宗始定吏、户、礼、兵、刑、工，盖用《周礼》之序也。今虽沿宋制，而清贵之秩，吏之下则礼，礼下则兵，兵下则工，工下则户，户下则刑，至于都察院，虽居六卿之下，而权势与吏部埒。百年以前，尚无定序，今则一成而不可变矣。
太祖诛胡惟庸后，罢丞相不复设，而以九卿分治，凡事可否，听自上裁，当时岂有内阁，及票本之事哉？永乐初，以万机多故，于词臣中选数人入阁办事，军国重事，面与商确，而当时九卿，亦召预议，不独阁臣也。其后稍倦勤，遂令票拟以进，习以为常。三杨当英庙之初，主少国疑，权由已出，天下遂以相名归之，而实非也。夫以大学士为相，则学士不过词林殿阁之职，秩止五品，非相也；如以处百僚之上，则其尊多由兼官，或六卿，或宫保，非本等职业也。票拟不过幕宾记室之任，可否取自朝廷，何权之有？而其后如分宜、江陵之为者，如猾吏之市权，窃之也，非真权也。唐、宋宰相，礼绝百寮，坐中书堂行事，自九卿而下，进见皆省吏高唱，鞠躬而入揖；及进茶，皆抗声赞喝。待制以上，见则直言某官，皆于席南横设百官之位，不迎不送。其尊如此，黜陟予夺，无一不自己出。如申屠嘉廷辱邓通，苏良嗣笞薛怀义，赵普按诛陈利用，韩琦立召任守忠，此宰相之权也。今之权皆已散而归之大小九卿，而阁臣之门欲笞一人而无▯{▯楚}，每日坐容膝之地，晨入酉出，啄息不休，退居邸第，丞郎皆与抗礼，迎送仆仆，安在其为宰相也？但去天尺五，呼吸可通，大小万几，悉经心目，上之礼眷，殊于百辟，于是人始以为天下事无一不由阁臣定者，而不知阁臣票拟悉据九卿之成案，不敢增一毫意见，不敢逾尺寸成规者也。夫无宰相之实而冒宰相之名，不能行宰相之事而天下必责以宰相之业，故今之为阁臣者，亦难矣。愚尝谓永熙宣弘之朝。若三杨刘谢等。得君行道，言听谏从，是以阁臣而做宰相之功业者也。嘉、隆以来，若分宜、新郑、江陵等，广布爪牙，要结近侍，是以阁臣而假天子之威福者也。至于今日，主上神圣威福，既不可窃，而上下否隔，功业又不可就，且议论繁多，动辄掣肘，其不以身为射的，则幸矣。救死之不赡，而何暇治天下哉？
史称姚崇为救时之相，夫救时之相岂易得哉？世衰道微，主德不聪，奸究潜伺，几务业脞，百姓流亡，即以伊、周处此，亦不过成得救时二字耳。相之治国，如医之治病也。其人强壮无疾，则教以珍摄保养，无所事事之方；若病势已深，急当治标，虽有卢、扁，亦必针石汤炙之剂；可谓其非神医，而仅为救病之医哉？宋儒敢为高论，而轻薄世务，乃于干戈云扰之际，犹以正心诚意之说进，譬之垂绝之人，教以吐纳隳引之方，足以速其死而已矣。
三代而下，只得救时之相为上策。何者？主非神圣，人非结绳，与其高谈性命，而无益于用，不如救偏补弊，随事干蛊，为有实效也。如张良当楚、汉之际，孔明辅偏安之国，李泌立革命之朝，司马光处变革之日，其所经画设施亦不过视其所急而先之，故卒能反乱为治，功成事举，使四君子者处三代之盛时，岂不能陈王道，兴礼乐或？而不尽用其所长者，其时势非也。故曰：“识时务者，在乎俊杰。夫尧、舜之知，不过知所先务耳；知先务者，救时之相也。
才足以拨乱者，多鸷而自用；量足以镇俗者，多懦而无为。抱苦节之贞者，必褊于容众；具通达之识者，或昧于礻是躬。诸葛武侯外综军旅，内和
译宋朝的枢密使地位最为尊贵，其职权和礼遇与宰相相当。当时，文职事务出自中书省，武职事务出自枢密院，称为“两府”。本朝的兵部，仅仅位列六卿之中，而在永乐、宣德年间，大司马如马公文升、刘公大夏，时常与辅臣一同参与机密议事，虽然与宰相略有差别，但其权势也与冢宰（宰相）相当了。既然身为宰相，自然应当兼管文武事务，却与枢密院分权，这是宋朝制度的弊端。
六卿的排序，唐朝是吏、礼、兵、民、刑、工，贞观年间改为吏、礼、民、兵、刑、工。宋朝初期以吏、兵、户、刑、工、礼为序，直到神宗时才定为吏、户、礼、兵、刑、工，这是采用《周礼》的排序。如今虽然沿袭宋朝制度，但在清贵官阶的排序上，吏部之下是礼部，礼部之下是兵部，兵部之下是工部，工部之下是户部，户部之下是刑部。至于都察院，虽然位居六卿之下，但其权势与吏部相当。百年以前，还没有固定的排序，如今则一成不变了。
太祖诛杀胡惟庸后，废除丞相不再设置，而是由九卿分治，凡事是否可行，听凭皇帝裁决，当时哪有内阁以及票拟之事呢？永乐初年，因为政务繁多，从词臣中挑选数人入阁办事，军国重大事务，当面与他们商讨确定，而当时的九卿，也被召来参与议论，并不只是阁臣。后来皇帝稍显倦怠，于是让阁臣票拟奏章呈进，习以为常。三杨在英宗初年，君主年少国家多疑，权力出自他们手中，天下于是将宰相的名号归于他们，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如果把大学士当作宰相，那么学士不过是翰林院殿阁的职务，品级仅止五品，不是宰相；如果让他们居于百官之上，那么他们的尊贵大多来自兼任的官职，或是六卿，或是宫保，并非本等职业。票拟不过是幕僚书记的职责，可否决定取自朝廷，有什么权势呢？而后来像严嵩、张居正那样的人，像狡猾的官吏一样谋取权势，是窃取来的，不是真正的权势。唐、宋的宰相，礼遇超越百官，在中书堂办公，从九卿以下，进见时都由省吏高声唱名，鞠躬进入作揖；等到进茶时，都高声赞喝。待制以上的官员，见面就直呼某官，都在席南横设百官的位置，不迎不送。他们的尊贵如此，升降赏罚，没有一件不是出自他们之手。像申屠嘉在朝廷羞辱邓通，苏良嗣鞭打薛怀义，赵普按律诛杀陈利用，韩琦立即召见任守忠，这是宰相的权势。如今的权势都已经分散并归于大小九卿，而阁臣的门下想鞭打一个人却没有权力，每天坐在狭小的地方，早晨进入傍晚出来，啄息不休，退居宅第，丞郎都与之平礼相待，迎送奔波，哪里还有宰相的样子呢？只是距离天子很近，呼吸可通，大小政务，都经过他们的耳目，皇帝对他们的礼遇眷顾，不同于百官，于是人们开始认为天下事没有一件不是由阁臣决定的，却不知道阁臣票拟都依据九卿的成案，不敢增加丝毫意见，不敢逾越尺寸成规。没有宰相的实质却冒用宰相的名号，不能行宰相之事而天下必定以宰相的业绩来要求他们，所以如今做阁臣的，也很难了。我曾经说永乐、宣德、弘治年间，像三杨、刘健、谢迁等人，得到君主任用推行道义，言听计从，是以阁臣的身份成就了宰相的功业。嘉靖、隆庆以来，像严嵩、徐阶、张居正等人，广布爪牙，勾结近侍，是以阁臣的身份假借天子的威福。至于今天，皇上神圣威福，已经不可窃取，而上下隔绝，功业又不可成就，况且议论繁多，动辄掣肘，不以身为箭靶，已经是幸运的了。救死尚且不足，哪里有空治理天下呢？
史书称姚崇为救时之相，救时之相哪里容易得到呢？世道衰微，君主德行不明，奸邪暗中窥伺，政务琐碎，百姓流亡，即使伊尹、周公处于这种境地，也不过成就“救时”二字罢了。宰相治理国家，就像医生治病一样。那人强壮无病，就教他珍摄保养，无所事事的方法；如果病势已深，紧急应当治标，即使有卢医、扁鹊，也必定需要针石汤炙的药方；能说他们不是神医，而只是救病的医生吗？宋朝儒者敢于发表高论，而轻视世俗事务，竟然在战乱纷扰之际，还用正心诚意的学说进言，好比垂死之人，教他吐纳导引的方法，足以加速他的死亡而已。
夏商周三代以后，只得到救时之相为上策。为什么呢？君主并非神圣，人民并非结绳记事，与其高谈性命，而无益于实用，不如救偏补弊，随事处理，更有实效。像张良处于楚汉之际，诸葛亮辅佐偏安之国，李泌建立革命之朝，司马光处于变革之日，他们所经画设施也不过是看所急而先做，所以最终能化乱为治，功成事举，使四位君子处于三代的盛世，难道不能陈述王道，兴礼乐吗？而不尽用其所长者，是因为时势不同。所以说：“识时务者，在乎俊杰。尧、舜的智慧，不过是知道所先务罢了；知道先务者，就是救时之相。”
才足以拨乱者，多鸷而自用；量足以镇俗者，多懦而无为。抱苦节之贞者，必褊于容众；具通达之识者，或昧于礻是躬。诸葛武侯外综军旅，内和
人民，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开诚布公，集思广益，举世之所难者，而皆兼之，三代以下，一人而已矣。
译诸葛亮，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开诚布公，集思广益，这些举世都难以做到的品质，他全都兼备，自夏商周三代以来，只有他一人罢了。
寇莱公为相，用人多不以例，曰：“若用例，则胥吏足矣，何名宰相？”此格言也。天子既以进贤退不肖之权寄之宰相与冢宰矣，若复事事拘例，人人循资，又恶用进退之权为也？近来文罔既密，奸弊亦多，藩臬外吏以下，一切论俸，而铨选之时，置签抽掣，防弊之典，可谓至公至慎矣，而于用人之道则未也。
古之为相及冢宰者，其于天下贤才，尽在胸中，故可以不用例。今之冗员既多，事几亦繁，大小九列之外，不复知其人矣。至于铨选猥杂，尤极不得不循资例。但掣签之法，终不可传后世，况其中弊窦，亦自不少也。
管仲之生，诚不如召忽之死，然一匡九合，尊主庇民之绩，百召忽无为也。平勃之谲，诚不及王陵之戆，然乘机定乱，反吕为刘之功，虽百王陵无为也。圣人于管仲，不责其死，而惟取其功，其心之恕，论之平如此，而宋儒乃责平勃，以不争责王魏以事仇。使平勃废王魏死，汉、唐无文、景贞观之治，此政孔子所谓匹夫匹妇之为谅者也。又云：“济大事者，当以狄仁杰为法。”夫仁杰之法，政得之平勃者也；既以王陵为正，又以仁杰为法，俗语所谓“要吃杨梅，又怕齿酸；不吃杨梅，又怕口干”者也，其无定见甚矣。
才禀于天，不可学而至也；量成于人，可学而至也。故大臣当以德量为先，德量不足，即有周公之才，之美，亦不足观。如宋王临川，近代张江陵，其才非不绝世，然愎而自用，褊而寡容，其行事必自以为是，而人莫敢矫其非，故王终误国，而张竟覆宗，所系非细故也。国朝夏忠靖原吉，识量不减韩魏公，人尝问公：“量可学乎？”公曰：“何为不可？吾少时遇犯者必怒，始忍于色，中忍于心，久之自熟，殊无相校意，即大事亦不动矣。故圣人谓‘小不忍，则乱大谋’，忍于小者，所以成其大也。”
处世须是耐烦，而居官尤甚。上自公卿，下至守令，但能耐烦，便有识量，着一急性者不得，盖事多在忙中错也。至于读书交友，当户涉世，无不皆然。不惟涵养德性，亦足占后来之造就。使憧憧往来，卤莽裂灭之人，即读书亦不能咀嚼意味。作事交友，必且有始无终，孔子所谓无恒之人也。况于居官举动，食息不得自由，不如意事，举目皆是。若以忿帽躁竞之心处之，惟有投河赴海而已。噫，此虽人世之不古，亦宇宙缺陷世界宜尔也，故士必知命而后能乐天。
《易》曰：“吉人之词寡，张释之谓周勃、张相如两人，言呐呐不出诸口。然言语者，心之华也，未有无学术，无识见而能言者。以孔门而独宰予、子贡居言语之科，言亦何容易哉？子产有词，诸侯赖之，词之不可以已也。盖春秋、战国时，其习尚已然矣。其后仪、秦、首轸之流，皆以一言取卿相，然观其立谈之顷，析军国之大计，察海内之情形，如指诸掌，此虽非圣门之言语，而其苦心考究，捭阖推测，有后世宿儒所不能及者，其难尤倍蓰之矣。自晋一变为清谈，言始不适于用，宋一变为道学，其言又皆糟魄刍狗，而不可听，则又何贵于言哉？
三代之人必习为词命，童子入小学则教以应对，盖赫蹄未兴，赤牍未削，一切利害事宜皆面陈而口宣之，故必其平日学问该博，事机熟透，猝至而应，莫不合宜。如今人上一疏，投一书，不知经几筹画，费几改窜，或假手他人，或剿袭旧语，犹自诧以为奇，而况于立谈之顷乎？吾读史至子产之对晋人，张禄之说秦王，毛遂之定楚从，蔡泽之感应侯，樊将军数羽之言，淮阴侯筑坛数语，匆匆旁午之时，答辩如响，皆成文章，而见事定计，发必破的，若庖丁解牛，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有余地者，其亦可谓命世之才也已。自汉以后，惟孔明见先主，立定三分之计，姚元之马首倥偬，以十事要明皇，此皆修词决策，预定于平日者也。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及天章阁召问，皇恐不能对，退而上书，词之难也甚矣。
古人不作寒暄书，其有关系时政及彼己情事，然后为
译寇准担任宰相时，用人大多不依照常规，他说：“如果凡事都依照常规，那么那些办事的胥吏就足够了，哪里还需要宰相呢？”这是一句至理名言。天子既然已经将举荐贤良、罢黜不肖的权力寄托给宰相和冢宰，如果又事事拘泥于成例，人人按资历升迁，那又何必设立举荐和罢黜的权力呢？近来法律条文虽然严密，奸邪舞弊的现象也很多，从藩臬等外官以下，一切都论资排辈，而在选拔任用官员时，采用抽签的方法，防止舞弊的制度，可以说是极其公正谨慎了，但在用人的道理上却还不够完善。
古代担任宰相和冢宰的人，对于天下的贤才，全都铭记在心，所以可以不依照常规。如今冗杂的官员很多，事情也繁杂，除了大小九卿之外，就不再了解其他的人了。至于选拔任用官员杂乱无章，尤其不得不遵循资历和成例。但是抽签的方法，终究不能传给后世，况且其中存在的弊端，也不少。
管仲活着，确实不如召忽死去那样忠烈，然而他匡正天下、多次会盟诸侯，尊崇君主、庇护百姓的功绩，一百个召忽也比不上。陈平和周勃的权变，确实比不上王陵的刚直，然而他们抓住时机平定叛乱，铲除吕氏势力、恢复刘氏江山的大功，即使有一百个王陵也无能为力。圣人对于管仲，不苛责他没有殉死，只取他的功绩，其心胸宽厚，评论公平就像这样，而宋儒却苛责陈平、周勃，因为王陵不与吕氏争辩而责备他，因为王陵侍奉仇人而责备他。假如陈平、周勃废黜了王陵，王陵死了，汉朝和唐朝就没有文景之治和贞观之治了，这正是孔子所说的匹夫匹妇那种固执的小信义。又说：“成就大事的人，应当以狄仁杰为榜样。”狄仁杰的方法，正是从陈平、周勃那里得来的；既然以王陵为正确，又以狄仁杰为榜样，就像俗语所说“想吃杨梅，又怕牙齿酸；不吃杨梅，又怕口干”一样，可见其没有坚定的见解。
才能禀赋于天，不能通过学习而达到；气度由人养成，可以通过学习而达到。所以大臣应当以德量和气度为先，德量不足，即使有周公那样的才能和美德，也不值得看重。比如宋代的王安石，近代的张居正，他们的才能并非不是绝世无双，然而刚愎自用，狭隘而缺乏包容，他们做事一定自以为是，而别人不敢纠正他们的错误，所以王安石最终误国，而张居正最终导致家族覆灭，这关系到的不是小事。本朝的夏原吉，见识和气度不亚于韩琦，有人曾经问韩琦：“气度可以学习吗？”韩琦说：“为什么不可以？我年轻时遇到冒犯我的人一定发怒，开始在脸色上忍耐，后来在心里忍耐，时间久了自然熟练，完全没有计较的意思，即使是大事也不动心了。所以圣人说‘小不忍，则乱大谋’，在小节上忍耐，是为了成就大的事业。”
处世必须耐烦，而做官尤其如此。上自公卿，下至地方长官，只要能够耐烦，就有见识和气度，急性子的人是不行的，因为事情大多在匆忙中出错。至于读书交友，持家处世，无不都是如此。这不仅涵养德性，也足以预示后来的成就。如果心神不定、粗鲁莽撞的人，即使读书也不能品味其中的意味。做事交友，一定会有始无终，这就是孔子所说的没有恒心的人。何况做官时的举动，饮食起居不能自由，不如意的事情，举目皆是。如果用愤怒急躁、争强好胜的心去对待，只有投河跳海一死了。唉，这虽然是人世不如古代，也是宇宙缺陷世界应有的样子，所以士人必须知道命运然后才能乐天知命。
《易经》说：“吉祥的人言语少。”张释之认为周勃、张相如两人，说话迟钝说不出话。然而言语是内心的精华，没有学问、没有见识的人是不能说话的。在孔子的门徒中，只有宰予、子贡位列言语科，说话也多么不容易啊！子产善于言辞，诸侯依赖他，言辞的重要性不可废止。大概春秋、战国时期，这种风尚已经形成了。后来仪、秦、首轸之类的人，都凭一句话取得卿相的地位，然而看他们立谈之间，分析军国的大计，洞察天下的形势，如同指掌，这虽然不是圣门所说的言语，但他们苦心考究，开合推测，有后世老儒所不能及的，其难度更是加倍了。自从晋代一变成为清谈，言语开始不适用于实用，宋代一变成为道学，他们的言语又都是糟粕和刍狗，不可听信，那又何必看重言语呢？
三代的人必须学习辞令，童子进入小学就教他们应对，大概因为纸张尚未兴起，竹简尚未削制，一切利害事宜都当面陈述、口头传达，所以必须平时学问广博，对事理熟悉透彻，突然到来而应对，没有不合宜的。如今的人上一道奏疏，写一封信，不知道经过多少筹划，花费多少修改，或者假手他人，或者抄袭旧语，还自夸以为奇特，何况在立谈之间呢？我读史书读到子产应对晋国人，张禄游说秦王，毛遂确定楚国合纵，蔡泽感动应侯，樊将军数落项羽的话，淮阴侯筑坛时的几句话，在匆匆忙忙、事务繁杂的时候，答辩如响，都成为文章，而且看清事理、制定计策，一发必中，像庖丁解牛一样，以无厚入有间，宽宽绰绰有余地，这也可以说是命世之才了。自从汉代以后，只有诸葛亮见刘备，立下三分天下的计策，姚崇在马首匆忙之际，以十事要求明皇，这都是修饰辞令、做出决策，在平日就预定好的。范仲淹从做秀才时，就以天下为己任，等到天章阁被召问，惶恐不能回答，退下后上书，言辞之难真是厉害啊。
古人不做寒暄的书信，只有关系到时政以及彼此的情事，然后才写
书以通之，盖自是一篇文字，非信手苟作者。如乐毅复燕昭王，杨恽报孙会宗，太史公复任少卿，李陵与苏中郎，千载之下，读其言，反覆其意，未尝不为之潸然出涕者，传之不朽，良有以也。下此鲁连之射聊城，已坠纵横之咳唾；邹阳之上狱书，不过幽愤之哀词。君子犹无取焉，况其他乎？自晋以还，始尚小牍，然不过代将命之词，叙往复之事耳。言既不文，事无可纪。而或以高贤见赏，或以书翰为珍，非故传之也。今人连篇累牍，半是颂德之谀言，尺纸八行，无非温清之俚语，而灾之梨枣，欲以传后，其不知耻也亦甚矣。
译书信是用来沟通的，这大概自成一篇文章，并非随手草率写就的。比如乐毅回复燕昭王，杨恽回复孙会宗，太史公回复任少卿，李陵与苏中郎的通信，千载之下，读他们的言辞，反复体会其中的情意，没有不让人为之流泪的，能够流传不朽，确实是有原因的。次一等的，鲁仲连射书聊城，已经落入纵横家的口吻；邹阳在狱中上书，不过是抒发幽怨愤懑的哀词。君子尚且不采纳，何况其他的呢？自从晋代以来，才开始崇尚短小的书信，但不过是代替传达命令的言辞，叙述往来的事情罢了。言辞既不典雅，事情也不值得记载。却有的被高贤赏识，有的被当作书信珍品，并非故意要流传后世。现在的人连篇累牍，多半是颂扬功德的谄媚之词，短短几行字，无非是问候冷暖的俗套话语，却刻印成书，想要流传后世，他们不知耻的程度也太严重了。
近时文人墨客，有以浅近之情事而敷以深远之华，以寒暄之套习而饰以绮之语，甚者词藻胜而谆切之谊反微，刻画多而往复之意弥远，此在笔端游戏，偶一为之可也，而动成卷帙，其丽不亿。始读之若可喜，而十篇以上，稍不耐观，百篇以上，无不呕哕矣。而啖名俗子，褒然千金享之，吾不知其解也。
王安石立新法，引用小人，卒致宋室南渡，其祸烈矣。而其初不过起于执拗之一念，盖《孟子》所谓讠也讠也之声音颜色，距人于千里之外者，当时亦但以快一时之意，而不虞其害之至此极也。近来名公清贞苦节，天下想望其风采，及其得位行事，动与世龃龉而不相入，乃其自信愈笃，而人之攻之也日益甚，终不能安其位而去，虽诋诃者太过，而亦有以自取之也。
顾佐为都御史，疾恶如仇，百僚莫敢闯其居者，待漏朝房，至比邻十余室无人声，其风采可想见，然似亦过矣。近代如海瑞在留都总宪，诸御史不敢私市一物，卒之日，布被萧然而已，其清而狷，其天性也。然抚金陵时，所行过当者甚多，下弗堪也。亦有必不可行者。每官舫行，限以拽夫十五名而止，一日行部，入浅河，舟胶中流，数日不能前▯。迎送之禁既严，廪既俱绝，不得已自发白镪，雇舁者，乃得行。其在南吏部日，中道有诉冤者，辄受其词，归行之司属。司属以非职掌，不受也。行之法司，法司以非通政司所准，不受也，乃取而焚之。其苛碎类若此。然海公精力干办，尚能必行其意，后人效之，一步不可行，而物议沸矣。
唐、宋百官，入朝皆乘马，宰相亦然。政和间以雨雪泥滑，特许暂乘轿，自渡江后，俱乘轿矣。盖江南轿多马少故也。国朝京官，三品以上方许乘轿，三五十年前，郎曹皆骑也。其后因马不便，以小肩舆代之，至近日遂无复乘马者矣。晋江李公为宗伯时严禁之，然终以不便，未久即复故。盖乘马不惟雇马，且雇控马持杌者反费于肩舆，不但劳逸之殊已也。
国初进士皆步行，后稍骑驴。至、弘、正间，有二三人共雇一马者，其后遂皆乘马。余以万历壬辰登第，其时郎署及诸进士皆骑也。遇大风雨时，间有乘舆者，迄今仅二十年，而乘马者，遂绝迹矣，亦人情之所趋。且京师衣食于此者殆万余人，非惟不能禁，亦不必禁也。
宋赵清献公有《御试日记》一卷，盖嘉▯六年御试进士，公时为右司谏，与贾直孺、范贯之皆充编排官，所记自二月二十六日起，至三月初九日止。驾幸考校所者二，幸覆考所者四，幸详定所者二，幸编排所者一。虽上巳、寒食休暇之辰，孜孜不废训敕，劳赐茶果酒肴，无日无之。当时仁宗在御已四十年，而犹慎重勤▯若此，亦足见作人之盛心，有终之懿轨矣。国朝御试进士，惟以三月十五日，而十八日传胪，二十二日谢恩，故事，上皆视殿。自永陵之末，高拱不出，近日遂习以为常矣。至于撤御膳，赐考试官，则间一行之。如嘉靖之壬戌，隆庆之辛未，万历之癸丑，是时慈溪、江陵、福清三公皆受主眷最隆，故有殊典，非例也。
唐时进士及第，醵金为曲江之会，即于同年中选最年少者二人为探花，使世谓之探花郎。今以一甲第三为探花，不知起于何时。而以第二为榜眼，其名尤俗。宋时及第，不拘人数，遇非常恩泽，有一榜尽赐及第者，亦有随意唱一甲至三百二名方止者。放进士，至五甲而止，本朝止于三甲。而一甲入史馆，二甲授六曹，三甲出为郡县，其迥别不啻云泥。然故同籍之谊，寝以衰薄矣。
唐时进士，榜出后，便往期集院，醵金宴赏，于中请一人为录事，二人为探花，其他主宴、主乐、主酒、主茶之类，皆同年分掌之，广征名伎，穷搜胜境，无日不宴。至曲江大会，先牒教坊，奏请天子，御紫云楼以观，长安士女，倾都纵观，车马填咽，公卿之家，率以是日择婿焉。盖不惟见声名文物之盛，丰亨熙豫之景，亦以人臣起韦布，登青云，故慎重其事，以诱掖奖劝之也。今里中儿入泮宫，
译近来的文人墨客，有的用浅近的情事来铺陈深远的华丽辞藻，用寒暄的套语来装饰绮丽的言辞，更严重的则是辞藻过于繁盛，而恳切真挚的情意反而微弱，刻意雕琢过多，而反复推敲的意味却更加疏远。这在笔端游戏，偶尔为之是可以的，但如果动辄写成卷帙浩繁的著作，其华丽程度不可估量。刚开始读时似乎令人欣喜，但读到十篇以上，就稍感不耐观看，读到百篇以上，没有不令人呕吐作呕的。而那些追求名利的俗人，却慷慨地以千金相赠，我不明白他们是怎么想的。
王安石推行新法，引用小人，最终导致宋朝皇室南渡，其祸害之烈可谓严重。而他起初不过是起于固执己见的一个念头，大概就像《孟子》所说的“訚訚之声音颜色”，将人拒于千里之外那样，当时也只是为了逞一时之意，而没有预料到其危害会达到如此极端的程度。近来一些名声显赫、清正坚贞、苦守节操的公卿，天下人都仰慕他们的风采，等到他们身居要职、处理政事时，动不动就与世俗格格不入、无法相容，于是他们自信更加坚定，而人们攻击他们也就日益激烈，最终他们不能安于其位而离去。虽然诋毁他们的人太过分，但他们也有自取其祸的原因。
顾佐担任都御史时，憎恨邪恶如同仇敌，百官中没有谁敢闯入他的住所。在等待早朝的朝房里，甚至邻近的十几间屋子都没有人声，他的风采可以想见，然而似乎也有些过分了。近代如海瑞在留都担任总宪时，各位御史不敢私自买卖一件物品，他去世时，只有布被和萧条的遗物而已，他清廉而孤高，是他的天性。然而他在抚治金陵时，行事过当的地方很多，下属难以忍受。也有绝对行不通的事情。每次官船出行，限定只能雇佣十五名纤夫，有一天他巡视下属机构，进入浅河，船搁浅在河中央，几天都无法前进。因为迎送的禁令既严厉，粮饷又全部断绝，不得已只好自己拿出银两，雇佣抬轿的人，才得以前行。他在南京吏部任职时，半路上有申诉冤屈的人，他就接受诉状，交给下属机构处理。下属机构因为这不是自己的职责范围，不接受。送到司法机构，司法机构因为这不是通政司所批准的，也不接受，于是海瑞就取来诉状将其烧毁。他苛刻琐碎的事情大多像这样。然而海公精力充沛、干练有为，尚且能够必定实行自己的意愿，后人效仿他，一步都走不通，而物议沸腾了。
唐代、宋代的百官，入朝都骑马，宰相也是这样。政和年间因为雨雪泥泞路滑，特别允许暂时乘坐轿子，自从宋室南渡之后，就都乘坐轿子了。这是因为江南轿子多而马匹少的缘故。本朝京官，三品以上才允许乘坐轿子，三五十年前，郎曹都骑马。后来因为骑马不方便，用小轿代替，到了近日就再也没有骑马的人了。晋江李公担任宗伯时严禁骑马，然而终究因为不方便，不久就恢复原样。因为骑马不仅雇佣马匹，还要雇佣控马和持杌的人，反而比乘坐轿子更费钱，不仅仅是劳逸的区别而已。
本朝初年，进士都步行，后来稍微骑驴。到了成化、弘治、正德年间，有两三个人共同雇佣一匹马的情况，后来就都骑马了。我在万历壬辰年考中进士，那时郎署以及各位进士都骑马。遇到大风雨时，偶尔有乘坐轿子的，到现在仅仅二十年，而骑马的人，就绝迹了，这也是人情所趋向的。况且京师依靠衣食为生的人几乎有一万多人，不仅不能禁止，也不必禁止。
宋代赵清献公有《御试日记》一卷，大概是嘉祐六年皇帝考试进士时，赵公当时担任右司谏，与贾直孺、范贯之都担任编排官，所记载的从二月二十六日开始，到三月初九日结束。皇帝驾临考校所两次，驾临覆考所四次，驾临详定所两次，驾临编排所一次。即使是上巳、寒食休假的日子，也孜孜不倦地不废弃训诫，劳赐茶果酒肴，没有一天不这样。当时仁宗在位已经四十年，却仍然如此慎重勤勉，足以看出他造就人才的盛心，以及有始有终的美好风范。本朝皇帝考试进士，只在三月十五日，而十八日传胪，二十二日谢恩，按照旧例，皇帝都要临殿观看。自从永陵末年，高拱不出，近日就习以为常了。至于撤去御膳，赏赐考试官，则偶尔实行一次。如嘉靖壬戌年，隆庆辛未年，万历癸丑年，那时慈溪、江陵、福清三位公都受到皇帝最隆厚的眷顾，所以有特殊的典礼，不是惯例。
唐代进士及第后，凑钱举行曲江宴会，就在同年中选最年轻的两个人为探花，世人称之为探花郎。现在以一甲第三名为探花，不知道起源于何时。而以第二名为榜眼，这个名字尤其俗气。宋代及第，不拘人数，遇到非常恩泽，有一榜全部赐及第的，也有随意唱一甲直到三百二名才停止的。放进士，到五甲为止，本朝只到三甲。而一甲进入史馆，二甲授任六曹，三甲出任郡县，其差别之大不止云泥之别。然而同科进士的情谊，逐渐衰薄了。
唐代进士，榜文公布后，就前往期集院，凑钱宴饮赏玩，在其中请一人为录事，二人为探花，其他主宴、主乐、主酒、主茶之类，都由同年分别掌管，广泛征召名妓，穷尽搜索胜景，没有一天不宴饮。到了曲江大会，先发文给教坊，奏请天子，在紫云楼观看，长安的士女，倾城纵观，车马填塞道路，公卿之家，大多在这天选择女婿。这不仅是显示声名文物的兴盛，丰亨熙豫的景象，也因为人臣从平民出身，登上青云，所以慎重对待这件事，以诱导奖劝他们。现在乡里的孩子进入县学，
补弟子员，犹箫鼓旌旗，ピ赫闾里，而登第之日，俨列而进，分队而退，客邸萧然，亲朋嘿坐，桂玉莫惜，征责捆集，而当事者，动欲禁谕之，约束之，稍涉轻肥，便滋物议，此于士子之动心忍性不为无裨，而国家右文宾兴之大典亦稍轻矣。譬之贫家娶妇，合卺未毕，遽令造饭缉麻，一不当意，声色相加，此虽教妇之道，而非摄盛之礼也。
译补入生员行列，还像吹箫击鼓、旌旗招展那样，在街坊邻里间声势显赫；而等到考中进士那天，却整齐列队而入，分班退下，客舍冷清，亲友默然静坐，对昂贵的米价和玉食毫不吝惜，各种催缴的赋税却堆积如山。而主管官员动不动就想发布禁令告诫他们，加以约束，稍微涉及一些奢华享受，便招致非议。这对于士子磨炼意志、克制欲望并非没有益处，但国家崇尚文治、选拔人才的重大典礼也因此显得略微轻慢了。这就好比贫困人家娶媳妇，合卺礼还没结束，就立刻让她做饭搓麻，一旦不合心意，便厉声斥责、脸色难看，这虽然算是教导媳妇的方法，却不是彰显婚礼盛大的礼仪。
唐时举进士，自状元以下，皆以势力游扬得之。以摩诘之才，不难作梨园子弟，以干公主；及其末也，裴思谦紫衣怀阉竖之刺，求状元及第，而试官不敢违，奔竞之风，于斯极矣。武陵之荐杜牧，黄裳之访尹枢，虽怜才之盛心，而终非公慎之懿矩也。至于宋而渐密矣，然犹有玉山之援故人，子瞻之私方叔也。至国朝而禁令益严，二百年来，法度之至公至慎者，独此一途耳。
唐时士子入试，皆遍谒公卿，投贽行卷；主司典试，亦必广访名流，旁搜寒▯。如王起放榜，先问宰相所欲；沈绚主春闱，承其母命，与宗人及第；牛庶锡贽卷，萧昕要令首拔；至于郑薰错认颜标，虽被冬烘之诮，亦不失为激劝之盛心也。宋初举人被黜者，犹得击登闻鼓声冤。上命重试必多见收，当时谓之还魂秀才，盖其法纲犹宽，疑议亦少，至国朝而禁令之严极矣。迨夫近日，则投刺及门，皆为请谒；知名识面，尽成罪案；上之防士，如防夷虏；而旁观之伺主司，如伺寇盗，举荡平正直之朝，化为羊肠荆棘之路；以登贤<▯页>俊之典，变为防奸明刑之狱；虽士习之渐靡有以致，然而刻核太过，于拔茅连茹之初心，亦稍悖矣。
洪武丁丑，会试天下，进士已定，因所取多南人，士论不服，始命重试，取韩忠克等。而先中者，及考官刘三吾等，皆得罪。弘治己未会试，程敏政典试，给事中华昶劾其鬻题与徐经、唐寅等，及揭晓，林廷玉又论之，于是命李东阳重阅，而黜经、寅等十余人，敏政亦坐罢归。今万历庚戌，汤宾尹为房考，越房取韩敬为第一，言官论之不已，但终无左证，韩与汤皆坐褫职。而场中越房取者尚有十七人，言者并及之，于是行原籍，取所中朱卷，会九卿台省覆阅之，然俱无他故，不能深入也。此事盖三见矣，而庚戌为甚。盖议论纷纭不一，越三四年，始定其中十七人，盖多知七人名士云。
宋初进士科法制稍密，执政子弟，多以嫌，不令举进士，有过省而不敢就殿试者。庆历中王伯庸为编排官，其内弟刘原父廷试第一，以嫌自列，降为第二。今制惟知贡举典试者，宗族不得入，其它诸亲不禁也。执政子弟擢上第者，相望不绝，然顾其公私何如耳。杨用修作状头，天下不以为私也，至江陵诸子，文皆假手他人，而相联登高第，可乎？万历癸未，苏工部浚入闱，取李相公廷机为首卷，二君盖同笔研、桑梓，至相善也。然苏取之而不以为嫌，李魁天下而人无间言，公也。庚戌之役，汤庶子宾尹素知韩太史敬，拔之高等，而其后议论蜂起，座主门生皆坐褫职。夫韩之才，诚高而汤之，取未为失人，但心迹难明。卒致两败俱伤，亦可惜也。然科场之法，自是日益多端矣。
国家取士，从郡县至乡试，俱有冒籍之禁，此甚无谓。当今大一统之朝，有分土，无分民，何冒之有？即夷虏戎狄，犹当收之，况比邻州县乎？且州县有土着人少，而客居多者，一概禁之，将空其国矣。山东临清，十九皆徽商占籍。商亦籍也，往年一学使苦欲逐之，且有祖父皆预山东乡荐，而子孙不许入试者，尤可笑也。余时为司理，力争之始解。世庙时，会稽章礼发解北畿，众哄然攻之，上问：“何谓冒籍？”具对所以。上曰：“普天下皆是我的秀才，何得言冒？”大哉王言，足以见天地无私之心也。
拜主司为门生，自唐以来然矣，策名朝廷，而谢恩私室诚非所宜，然进身之始，不可忘也。士为知己者死，执弟子礼，非过也。至于郡县之吏拜举主为门生，则无谓矣。范文正以晏元献荐，入馆终身，以门生事之，盖感特达之知，非寻常比也。今江南如闽、浙，得荐尚难，至江北部使者，诸差旁午于道，每循故事，列姓名以报，亦称举主门生，其恩谊衰薄，视朝夕相临，游扬造就者，又迳庭矣。近代惟霍海南韬、张永嘉孚敬不拜主司。然霍亦不受人作门生，永嘉不能也。永嘉登第时，年逾五十，主司见而悯其老也。永嘉憾之，其后大拜，竟不及门云。
译唐代科举选拔进士，从状元以下，都是凭借权势势力奔走钻营而获得的。以王维的才华，不难去充当梨园子弟，以此求取公主的赏识；到了后来，裴思谦身穿紫色官服，怀揣宦官的名帖，谋求状元及第，而主考官不敢违抗，这种奔竞钻营的风气，在这个时候达到了极点。武陵王推荐杜牧，黄裳拜访尹枢，虽然体现了爱惜人才的盛情，但最终并不是公正谨慎的美好规范。到了宋代，制度逐渐严密，然而仍有玉山公援引旧友，苏东坡私下照顾方叔这样的情况。到了本朝，禁令更加严格，两百年来，法度最为公正谨慎的，唯独这一条途径罢了。
唐代士子参加科举考试，都要遍访公卿，投递名帖和行卷；主考官主持考试，也必定广泛访求名流，多方搜罗寒门子弟。如王起放榜，先询问宰相想要录取谁；沈绚主持春闱，遵从母亲命令，让宗室子弟及第；牛庶投递名帖和行卷，萧昕要求让他考中第一；至于郑薰错认颜标，虽然被讥讽为昏庸，也不失为激励劝勉的盛情。宋代初期，落第的举人还可以击登闻鼓申诉冤屈。皇上命令重新考试，必定大多予以录取，当时称为还魂秀才，大概是因为法网还宽，疑议也少，到了本朝，禁令的严厉达到了极点。等到近日，投递名帖上门，都成了请托钻营；知名识面，都成了罪证；皇上防范士人，如同防范夷狄；而旁观者窥伺主考官，如同窥伺寇盗，把原本平坦正直的朝廷，变成了羊肠荆棘之路；把选拔贤良俊才的典礼，变成了防止奸邪、严明刑罚的狱讼；这虽然是士风逐渐败坏导致的，然而苛刻严酷太过，对于拔茅连茹（选拔人才）的初心，也稍微违背了。
洪武丁丑年，举行全国会试，进士已经选定，因为录取的多是南方人，士人议论不服，才开始命令重新考试，录取了韩忠克等人。而先前考中的，以及考官刘三吾等人，都获罪。弘治己未年会试，程敏政主持考试，给事中华昶弹劾他向徐经、唐寅等人卖题，等到公布结果，林廷玉又议论此事，于是命令李东阳重新阅卷，而黜落了徐经、唐寅等十余人，程敏政也因此获罪罢官回家。如今万历庚戌年，汤宾尹担任房考官，跨房录取韩敬为第一，言官不断弹劾，但最终没有确凿证据，韩敬和汤宾尹都因此被剥夺官职。而考场中跨房录取的还有十七人，言官一并提及，于是发回原籍，取出考中的朱卷，会同九卿台省重新审阅，然而都没有其他缘故，无法深入追究。这件事大概出现了三次，而庚戌年最为严重。大概是因为议论纷纭不一，过了三四年，才确定了其中十七人，大概大多知道这七人是名士。
宋代初期进士科的法制稍微严密，执政大臣的子弟，多因避嫌，不允许参加进士考试，有经过省试而不敢参加殿试的。庆历年间，王伯庸担任编排官，他的内弟刘原父在殿试中获第一，因避嫌自己列出，降为第二。现在的制度只有主持贡举考试的人，宗族不得参加，其他亲属不禁止。执政大臣的子弟考中上等的，接连不断，然而要看他们的公私如何罢了。杨用修考中状元，天下人不认为这是私情，至于江陵张居正的儿子们，文章都是假手他人，而接连考中高等，可以吗？万历癸未年，苏浚进入考场，录取李廷机为首卷，两位大概是同窗、同乡，非常友好。然而苏浚录取他而不认为有嫌，李廷机考中状元而人们没有闲话，这是公正的。庚戌年的事件，汤宾尹向来了解韩敬，提拔他到高等，而后来议论蜂起，座主门生都因此被剥夺官职。韩敬的才华，确实高超，而汤宾尹录取他并没有错失人才，只是心迹难以辨明。最终导致两败俱伤，也很可惜。然而科举考试的法规，从此日益繁多。
国家选拔士人，从郡县到乡试，都有禁止冒籍的规定，这非常没有意义。当今大一统的朝廷，有分封土地，没有分割百姓，有什么可冒的？即使是夷狄戎虏，还应当收容，何况邻近的州县呢？况且州县有土著人少，而客居人多，一概禁止，将使国家空虚。山东临清，十九都是徽商占籍。商人也是籍贯，往年一位学使苦苦想要驱逐他们，甚至有祖父都参加过山东乡试，而子孙不允许参加考试的，尤其可笑。我当时担任司理，力争之后才解除禁令。世宗皇帝时，会稽章礼在北畿考中解元，众人哄然攻击他，皇上问：“什么叫冒籍？”详细回答原因。皇上说：“普天下都是我的秀才，怎么能说冒籍？”伟大的王言，足以体现天地无私的心。
拜主考官为门生，从唐代以来就是这样了，在朝廷任职，而在私室谢恩确实不适宜，然而进身的开始，不可忘记。士人为知己者死，执弟子礼，并不过分。至于郡县的官吏拜举主为门生，就没有意义了。范仲淹因为晏殊推荐，进入馆阁终身，以门生侍奉他，大概是感激特别的知遇，不是寻常可比。如今江南如福建、浙江，得到推荐尚且困难，至于江北部使者，各种差事在路上交错，每循旧例，列出姓名上报，也称举主门生，他们的恩义衰薄，与朝夕相处、游扬造就的人，又相差甚远了。近代只有霍韬、张孚敬不拜主考官。然而霍韬也不接受别人做门生，张孚敬不能做到。张孚敬考中时，年龄超过五十，主考官见他而怜悯他年老。张孚敬怨恨他，后来大拜高官，竟然不到门拜访。
训蒙受业之师，真师也，其恩深，其义重，在三之制与君父等。至于主司之考校，一日之遭遇耳。无造就之素也。当道之荐扬，甄别之故事耳，无陶铸之功也。今人之所最急者举主，次殷勤者主司，而少时受业之师，富贵之日，非但忘其恩，并且忘其人矣。夫所贵师弟者，心相信也，行相仿也，势可灼手，则竿牍恐后；门可罗雀，则踪迹枉绝；甚至利害切身之日，戈可操也，石可下也，何门生之有哉？
译教导蒙童、传授学业的老师，才是真正的老师，他们的恩德深厚，道义重大，在“三尊”的制度中与君主、父亲同等重要。至于主考官的考核，只是一日之间的遭遇罢了，没有平日造就的恩德。当权者的推荐表扬，不过是甄别人才的旧例罢了，没有陶冶塑造的功劳。现在人们最急切巴结的是举荐自己的主官，其次殷勤奉承的是主考官，而对于年少时受业的老师，在富贵之后，不仅忘记了他们的恩德，甚至连他们的人都不记得了。所谓尊贵的师生之道，在于内心相互信任，行为相互效仿；如果权势炙手可热，那么拜帖书信恐怕会争先恐后地送去；如果门庭冷落可罗雀，那么踪迹就会断绝；甚至在利害切身的时候，连兵器都可以操持，石头都可以投掷，哪里还有门生的情谊呢？
朋友者，五伦之一也。古人之于师友皆恩深义重，生死久要，以臣卿、伯元，一言相许，千里命驾；伯桃、角哀，信誓为期，九原不爽。盖亦自重其信义，非徒为人已也。降及后世，渐以衰薄，然王阳结绶，而贡禹弹冠，禹锡贬官，而子厚易播；尚有休戚与共之意焉。至今日而死友无论，即生友可托肝鬲者，亦寥寥绝响矣。
今友谊之所以薄者，由友之不择也。今之人，少则同塾之友，长则同课之友，又长则有同调、同游之友，达则有同年、同僚之友。然此数者皆卒然而遇，苟然而合，非古人之所谓友也，故其中亦有心相孚行相契者，不过十中之一二。而败群背义，忄佥薄无行之人，亦已滥竽其中矣。况少之群居，长则必离，穷之追随，达则必隔，是非毁誉萦其中，世情文罔牵其外，欲其欢然无间，安可得哉？夫士君子处世，而无一二知己之人，可托死生急难者，则又安用此生为矣？故欲全友道，须先择交。其于同塾、同游等辈之中，观其行事、心术灼然无疑者，而后以心许之，勿为形迹所拘，勿为谗毁所▯，勿为富贵贫贱所移，则庶乎古人之所谓友矣。噫，谈何容易！虞仲翔谓“海内得一知己死不恨”，韩昌黎谓“感恩则有之矣，知己则未也”，故士必有一二知己，而后谓之士；亦必仅有一二知己，而后谓之知己；其它市道之交，去来听之可也。
今人处贫贱，则泛滥广交，一切佻闼驵侩皆与游处；及富贵之日，则疾之如仇，逐之如虎，惟恐其影响之不幽。此虽友之无良，而对面云泥，亦已甚矣。况其意不过为保富贵计耶？余筮仕佐郡，相知者▯▯以绝交为急务，余戏谓：“朋友，五伦之一也。使穷时之友可绝，则穷时之父子、夫妇、兄弟皆可绝矣。”然余卒坐左迁，而后闻善宦者，其母诣之而不得见，兄弟往而被逐，始知前言亦有行之者矣，非戏也。
自唐以前，最重门族；王、谢、崔、卢，擅名弈世。其他若荥阳之郑，陇西之李，虽皇族国戚，不敢与之争先，以侯景之篡逆，欲求婚王、谢而不可得，薛宗起以不入郡姓，碎戟请死，盖流品若是之严也。其后贞观、开元，屡加摧抑，而族望时尚，终不能禁婚姻嫁娶，必取多赀，故李桢谓爵位不如族望，官至方岳，惟称陇西。然士贵自立何如耳，如其人，则鳏夫岩筑，可以登庸。彼王之莽也，李之陵也，独非望族耶？而名辱行败，玷宗多矣。宋以后渐所不论，至今日缙绅君子，有不能举其望者，亦可怪也。
三代以前，因生赐姓，胙土命氏，故姓氏分而为二。男子称氏，妇人称姓。氏所以别贵贱，姓所以别婚姻也。然亦有一氏而分为数姓者。三代而下，姓氏合矣。其同出而分支渐繁，愈不可考矣。春秋之时，善论姓氏者，鲁有众仲，晋有胥臣，郑有子羽，而其他之子无称焉。溯流穷源，若斯之难也。世远人亡，文献无征；兵革变迁，家国更易；故名世君子，至有不能举其宗者，势使然也。然与其远攀华胄，牵合附会，孰若阙所不知，以俟后之人？故家谱之法，宜载其知者，而阙其疑者。汉高祖为天子，而其祖弟呼丰公母为昭灵后而已，名字不传也，盖尚有古之遗意焉。
今世所传“百家姓，”宋时作也；故以赵、钱为始。岂吴、越之臣所成耶？我朝吴沉等进千家姓，以“朱承天运”为始，其中有怪僻不经见者，而海内之人又有出千家之外者，惜当时儒臣未能遍行天下广搜之也。汉颖川太守聊氏有万姓谱，今不复见；近时吴兴凌氏有万姓统谱，第恐其学识尚有限耳。
夷狄之中，极重氏族，如契丹唯耶律氏与萧氏世世为婚姻，天竺则以刹利、娑罗门二姓为贵种，其余皆为庶。庶姓虽有功，亦甘居大姓之下。其它诸国莫不如是。故唐以后之重门地，亦跖拔氏倡之也。礼失而求之四夷，殆谓是耶？
▯州先生以王、谢为望族，而谓谢安能比王。王，大也；谢有衰谢之义。此语太近儿戏可笑。然余亦有语复之曰：王者，大也，满则招损；谢者，远也，谦则受益。
译朋友，是五伦之一。古人对老师和朋友都恩情深厚、义气深重，生死不渝、长久约定。像陈臣仲和卿伯元，一句话许诺，便不远千里驾车前往；像羊角哀和左伯桃，以信誓为期限，死后在九泉之下也不违背。这是因为他们看重自己的信义，不仅仅是为了别人。到了后世，风气逐渐衰败淡薄，然而王阳系上印绶做官，贡禹就弹去帽子上的灰尘准备出仕；柳宗元被贬官，刘禹锡也改任播州；还有那种祸福与共的情意。到了今天，死之交的朋友不用说，即使是活着的可以托付肝胆的朋友，也寥寥无几，几乎绝迹了。
现在友谊之所以淡薄，是因为交友不慎重选择。现在的人，小时候有同窗之友，长大后有同科之友，再大些有同调、同游之友，显达后有同年、同僚之友。然而这几类人都是偶然相遇，随意结合，不是古人所说的朋友，所以其中也有心意相通、行为契合的人，不过十中有一二罢了。而那些败坏群体、背弃道义，浅薄无行的人，也已经混迹其中了。况且年少时群居，长大后必然分离；穷困时追随，显达后必然隔绝；是非毁誉萦绕其中，世俗人情和虚文牵制其外，想要他们欢愉无间，怎么可能呢？读书人处世，如果没有一两个知己，可以托付生死急难，那么这生命还有什么用呢？所以想要保全朋友之道，必须先选择交往对象。在同窗、同游这类人中，观察他们的行为、心术，明确无疑之后，才以真心相许，不要被表面形迹所拘束，不要被谗言毁谤所迷惑，不要被富贵贫贱所动摇，这样差不多就是古人所说的朋友了。唉，谈何容易！虞仲翔说“海内得到一个知己，死而无憾”，韩愈说“感恩的人有，知己却没有”，所以读书人必须有一两个知己，才配称为读书人；也正因为只有一两个知己，才配称为知己；其他的市井功利之交，来去听之任之就可以了。
现在的人处于贫贱时，就广泛结交，一切轻浮狡诈之徒都与之交往；等到富贵的时候，就视他们如仇敌，驱逐他们如猛虎，只怕他们的影响不隐蔽。这虽然是朋友没有良心，但对待前后的态度像云泥之别，也太过分了。况且他们的意图不过是为了保全富贵罢了？我初出仕做郡佐时，相知的人以断绝交往为急务，我开玩笑说：“朋友，是五伦之一。如果穷困时的朋友可以断绝，那么穷困时的父子、夫妇、兄弟都可以断绝了。”然而我最终因获罪被贬，后来听说善于做官的人，他的母亲去拜访他而不能见面，兄弟前往却被驱逐，才知道前面的话也有实行的人，并不是开玩笑。
唐朝以前，最看重门第家族；王、谢、崔、卢，世代享有盛名。其他的如荥阳的郑氏，陇西的李氏，即使是皇族国戚，也不敢与他们争高低，像侯景那样篡逆的人，想向王、谢求婚而不可得，薛宗起因为不入郡姓，摔碎戟请求一死，大概流品等级如此严格。后来贞观、开元年间，屡次加以压制，但家族声望时尚，终究不能禁止婚姻嫁娶，一定要选取多财之家，所以李桢说爵位不如家族声望，官做到方岳，只称陇西。然而读书人贵在自立，像那样的人，即使是鳏夫在岩石上筑室，也可以被任用。那些王莽、李陵，难道不是望族吗？但名声受辱、行为败坏，玷污宗族的人多了。宋朝以后逐渐不再讲究，直到今天，士大夫君子，有不能列举其家族声望的，也可怪了。
三代以前，因为出生赐予姓，分封土地命氏，所以姓氏分为二。男子称氏，妇人称姓。氏用来区别贵贱，姓用来区别婚姻。然而也有一个氏分为几个姓的情况。三代以后，姓氏合而为一了。那些同出一源而分支逐渐繁多，越来越难以考证了。春秋时期，善于论述姓氏的，鲁国有众仲，晋国有胥臣，郑国有子羽，其他的没有值得一提的。追溯源头，像这样困难。年代久远，人物消亡，文献没有证据；战乱变迁，家国更易；所以名门君子，甚至有不能列举其宗族的，是形势使然。然而与其远攀华贵的祖先，牵强附会，不如对不知道的留白，等待后人？所以家谱的方法，应该记载知道的，而省略有疑问的。汉高祖做天子，他的祖父弟弟呼丰公母亲称为昭灵后而已，名字没有流传，大概还保留着古代的遗意。
现在世间所传的《百家姓》，是宋朝时作的；所以以赵、钱开始。难道是吴、越的臣子所编成的吗？我们朝代的吴沉等人进献《千家姓》，以“朱承天运”开始，其中有怪僻不常见的，而海内的人又有超出千家之外的，可惜当时的儒臣未能遍行天下广泛搜集。汉代颖川太守聊氏有《万姓谱》，现在不再见到；近代吴兴凌氏有《万姓统谱》，只怕他的学识尚有限。
夷狄之中，极看重氏族，如契丹只有耶律氏与萧氏世代通婚，天竺则以刹利、娑罗门二姓为贵种，其余都是庶民。庶姓即使有功，也甘心居于大姓之下。其他各国没有不是这样的。所以唐朝以后看重门第，也是跖拔氏倡导的。礼制丧失而向四夷寻求，大概说的就是这个吧？
〇州先生以王、谢为望族，而说谢安能比王。王，大；谢有衰谢的意思。这话太接近儿戏可笑。然而我也有话反驳他说：王，是大，满则招损；谢，是远，谦则受益。
今世流品，可谓混淆之极，婚娶之家，惟论财势；耳，有起自奴隶，骤得富贵，无不结姻高门，缔眷华胄者。余尝谓彼固侯景、李建勋之见，而为名族者，甘与秦、晋而不耻，何无别之甚也？余邑长乐。长乐此禁甚厉，为人奴者，子孙不许读书应试，违者必群击之。余谓：此亦太过！国家立贤无方，即奴隶而才且贤，能自致青云，何伤？但不当与为婚姻耳。及之新安，见其俗不禁出仕而禁婚姻，此制最为得之。乃吾郡有大谬不然者，主家凌替落薄，反俯首于奴之子孙者多矣，世事悠悠，可为太息者此也。
婚姻不但当论门地，亦当考姓之所自。如姚、陈、胡、田，皆舜之后；姬周、鲁、卫、曹、郑，皆武王之后，俱不宜为婚，其余可以推类。又历代有赐姓者，如项伯、娄敬，皆从刘，徐▯、安抱玉皆从李之类也。有改姓者，如疏广之后改为束，唐谷之后改为陶之类也。有杜撰者，京房推律而定为京氏，鸿渐筮易而定为陆氏之类也。有支分者，如赵括之后，因马服而为马；李陵之后，因丙殿而为丙之类也。充义至类，别嫌明微，宁过于严，毋伤于苟。婚姻人道之始也，加慎焉可也。
古人丧礼，为父斩衰三年，而父在，为母不过齐衰期而已。此虽定天地之分，正阴阳之位，而揆之人子之情，无乃太失其平乎？子之生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要之，母之够劳，十倍于父也。夫妇敌体，无相压之义，以父之故，而不得伸情于母，岂圣王以孝治天下之心乎？且父母为长子齐衰三年，而子于母反齐衰期，亦倒置之甚矣。此礼三代无明文可考，或出汉儒杜撰，未可知也，而举世历代无有非之者。至我国家始定制，父母皆斩衰三年，即妾之子亦为所生持服，不以嫡故而杀，此圣祖所以顺天理，达人情，自我作古，万世行之可也。
古者，嫂叔不相为服，所以别嫌也，然兄弟同室，一居杖期之丧，而一缁衣玄冠，不惟礼有不可，亦心有不安矣。我国家定为五月之服，其于情礼可为两尽。又古者有服内生子之禁，今亦无之。夫丧不处内，此自孝子之心，有所不忍耳，禁之无为也。律设大法，礼顺人情，如我国家之制，可谓兼之矣。
师友无服，非不为服也，义恩厚薄不等故也。如七十子于孔子，以父丧之可也；如管、鲍、雷、陈，以兄弟丧之可也；然而不可为常也，先王制礼，顺乎人情，求为可继也。昔虢叔死，闳夭、太颠诸人为之服礼，可以义起也。盖师友至于今日，恩义之衰薄极矣，生时贵贱且隔云泥，况生死之际乎？
今执亲之丧，不饮酒食肉者罕矣。百日之内，禁之可也，过此恐生疾病，少加滋味，亦复何妨？至于预吉事，赴筵席，则名教之罪人也。江南之人，能守此戒者，亦寥寥矣。尚有生辰元旦，变易吉服者，亦何心哉？
人有乘初丧而婚娶者，谓之乘凶，此在它处不知云何，吾郡则恒有之矣。此夷俗也，当事者为之厉禁可也。
闽俗于初属纩之时，有女适人者，则婿家延巫，置灯轮转之，男女环绕号哭为之药师树，甚无谓也。死每七日则备一祭，谓之过七，至四十九日而止。或有延僧道作道场功德者，▯绅礼法之家不尔也。死后朝夕上食，至百日而止，至六十日则不用本家食，而须外家，或女家送之。相沿以久，不知其故。但吴越之俗，亲友来致祭，主家皆用鼓乐筵宴款客，闽中独无之，客来祭者，一尝茶果而出，子姓族戚，乃饺其祭余，较为彼善于此耳。
丧不哀而务为观美，一惑也。礼不循而徒作佛事，二惑也。葬不速而待择吉地，三惑也。一惑病在俗子，二惑病在妇人，三惑则旧世蹈之矣。可叹也已！
古礼之尚行于今者，丧得十七，昏得十五，至于祭则苟然而已，冠则绝不复举矣。吾长乐人最习家礼，亦间有行之者，然世多笑其迂也。
婚礼以不举乐，思嗣亲也，此或为长子之当户者言耳。若父母在堂，而为子娶妇，即举乐何伤？且摄盛之礼，既已极其隆矣，而独禁音乐，无乃不情
译当今社会的阶层等级，可以说是混乱到了极点。婚嫁之家，只看重财富和权势；甚至那些出身奴隶、骤然获得富贵的人，没有不攀附高门、与华贵家族联姻的。我曾说，他们固然有侯景、李建勋那样的见识，而那些名门望族，甘愿与秦、晋（指秦桧、晋国，此处借指权贵或异族）结亲而不以为耻，这是多么缺乏辨别啊！我的家乡长乐，对此禁令非常严厉，身为奴仆的人，子孙不允许读书应试，违者必定被众人殴打。我说：这也太过分了！国家选拔贤才不拘一格，即使是奴隶，如果既有才能又贤德，能够自己努力达到高位，有什么妨害呢？只是不应该与他们通婚罢了。到了新安，看到那里的风俗不禁止奴仆出仕做官，但禁止通婚，这个制度最为得当。然而我们郡里有很多大错特错的情况，主家衰败没落，反而向奴仆的子孙低头的情况很多，世事悠悠，令人叹息的正是这一点。
婚姻不仅应当讲究门第，也应当考察姓氏的由来。比如姚、陈、胡、田，都是舜的后代；姬周、鲁、卫、曹、郑，都是周武王的后代，这些同源的姓氏都不宜通婚，其余的可以类推。历代有赐姓的情况，比如项伯、娄敬，都改姓刘；徐〇、安抱玉都改姓李之类。有改姓的情况，比如疏广的后代改为束姓，唐谷的后代改为陶姓之类。有杜撰姓氏的情况，比如京房推演律历而定为京氏，陆羽（鸿渐）占卜易经而定为陆氏之类。有分支分化的情况，比如赵括的后代，因为马服君而改姓马；李陵的后代，因为丙殿而改姓丙之类。推究义理直到这类细节，辨别嫌疑，明察细微，宁可过于严格，也不要伤害了苟且的原则。婚姻是人伦道义的开端，更加谨慎是可以的。
古代的丧礼，为父亲服斩衰三年，而父亲在世时，为母亲只服齐衰一年。这虽然确立了天地的分别，端正了阴阳的位置，但衡量为人子女的情感，岂不是太失去公平了吗？孩子出生，三年后才能脱离父母的怀抱，总之，母亲的辛劳，是父亲的十倍。夫妻地位平等，没有互相压制的道理，因为父亲的缘故，而不能在母亲面前表达情感，这难道是圣王以孝道治理天下的心意吗？况且父母为长子服齐衰三年，而儿子为母亲反而只服齐衰一年，这也是颠倒得太过分了。这种礼制在夏、商、周三代没有明确的文字记载可以考证，或许是汉代儒生杜撰的，也未可知，而举世历代没有人非议它。直到我们国家才制定新制，父母都服斩衰三年，即使是妾所生的儿子也为生母服丧，不因为嫡庶的缘故而减轻，这是圣祖顺应天理、通达人情，自己创立古制，万世都可以实行的。
古代，嫂子和小叔子互相不服丧，是为了避嫌。然而兄弟同住一室，一个穿着持重丧服，另一个却穿着黑衣黑帽，不仅礼法上不允许，心里也不安宁。我们国家规定服五个月的丧服，在情感和礼法上都可以兼顾。又古代有在服丧期间禁止生子的禁令，现在也没有了。服丧期间不居住在内室，这是孝子心中不忍罢了，禁止生子是没有必要的。法律设立大法，礼制顺应人情，像我们国家的制度，可以说是两者兼备了。
老师和朋友之间没有丧服，不是不穿丧服，而是因为恩义厚薄不同。比如七十弟子对于孔子，可以像对待父亲一样服丧；比如管仲、鲍叔牙、雷焕、陈登，可以像对待兄弟一样服丧；然而这不能作为常例。先王制定礼制，顺应人情，追求可以继承。从前虢叔死了，闳夭、太颠等人替他服丧，这是因义而起的。大概老师和朋友到了今天，恩义已经衰薄到了极点，活着的时候贵贱尚且隔着云泥，何况在生死之际呢？
现在为亲人守丧，不喝酒不吃肉的人很少了。百日之内，禁止是可以的，过了百日恐怕会生病，稍微增加一些滋味，又有什么妨碍呢？至于参加喜庆的事，赴宴席，那就是名教的罪人了。江南的人，能遵守这个戒律的，也寥寥无几了。还有在生日、元旦改变吉服的，这是什么心思呢？
有人在刚办丧事时就婚娶，叫做乘凶，这在其他地方不知道怎么样，我们郡里却常有这种情况。这是夷狄的风俗，当事者严厉禁止是可以的。
福建的风俗，在刚断气的时候，如果有女子出嫁，那么女婿家请巫师，放置灯轮旋转，男女环绕号哭，称之为药师树，非常没有意义。死后每七天准备一次祭祀，叫做过七，到四十九天停止。有的人请僧道做法事功德，〇绅礼法之家不这样做。死后早晚上供食物，到一百天停止，到六十天就不使用本家的食物，而必须用外家的，或者由女方家送来。沿袭已久，不知道原因。只是吴越的风俗，亲友来致祭，主家都用鼓乐筵宴款待客人，福建唯独没有，客人来祭祀的，尝一次茶果就出去，子孙族戚，于是吃剩下的祭品，相比之下还算好一点。
丧事不悲哀却务求外表美观，这是第一个迷惑。礼制不遵循却只做佛事，这是第二个迷惑。安葬不迅速却等待选择吉地，这是第三个迷惑。第一个迷惑的毛病在俗子，第二个迷惑的毛病在妇人，第三个迷惑则是旧世蹈之了。可叹啊！
古代礼制中至今还在实行的，丧礼占了十七，婚礼占了十五，至于祭祀就随便而已，冠礼就绝对不再举行了。我们长乐人最熟悉家礼，也偶尔有实行的，然而世人多嘲笑他们迂腐。
婚礼不奏乐，是为了思念祖先，这可能是对长子当家的人说的罢了。如果父母健在，而为儿子娶媳妇，即使奏乐有什么妨害呢？况且摄盛之礼，已经极其隆重了，而唯独禁止音乐，岂不是不合情理。
乎？
嫁女三日，父母家来饷食，俗谓之饣Й女。女于五月五日回省父母，谓之归宁。此汉以来礼也，今人三日后，女偕婿省父母，谓之回鸾，闽人谓之转马，盖春秋时有“回马”之义也。五月归宁，谓之取夏衣。按《周礼》，后妃归宁，亦用▯▯，则夏之归宁，其来久矣。
译吗？
女儿出嫁三天后，娘家派人送来食物，俗称“饣Й女”。女儿在五月五日回娘家探望父母，称为“归宁”。这是自汉代以来的礼制。如今人们在三天后，女儿陪同女婿一起探望父母，称为“回鸾”，福建人称之为“转马”，这大概是沿用了春秋时期“回马”的含义。五月回娘家，称为“取夏衣”。查考《周礼》，后妃回娘家，也使用〇〇，那么夏季回娘家的习俗，由来已久了。
张公艺九世同居，古今以为口实，近代则浦江郑氏耳，盖由祖宗立法谨严，子孙世世相承，不敢逾越，纵有长舌之妇，败群之子，无所容其恶也。然吾以为人心不同，一室之内，岂无胡、越？况于孱婿悍妇，骄儿稗子，代不乏人，间隙一开，仇衅渐起。与其隐忍包涵，中离外合，不如分析各得其愿，使兄弟好合，妯娌肃雍，无害于义，政不必慕古人之虚名，而酿阋墙之实祸也。余尝见巨室兄弟众多，先后宛若日逐勃溪，至于婢使奴隶，各为其主怨尤谗▯巢，无所不至，殆不能一日安其生者，此虽女子小人之性，亦宜分而强合有以致然也，故必世世人人，不畏妇而后可以同居，如浦江者，绝无而仅有者也。
张公艺书忍字以进，其意美矣，而未尽善也。居家驭众，当令纪纲法度，截然有章，乃可行之永久。若使姑妇勃蹊，奴仆放纵，而为家长者，仅含默隐忍而已，此不可一朝居，而况九世乎？善乎，浦江郑氏对太祖之言曰：“臣同居无它，惟不听妇人言耳。”此格论也，虽百世可也。
古今同居者，又有汉樊重、晋郎方贵，俱三世。博陵李几七世，河中姚氏十三世，宋会稽裘承询十九世。而魏杨播百口共衅，陆象山累世义居，又不知凡几代也，录之以愧恶妇劣子之欲析产者。
汉称万石君家法，唐则穆质、柳公权二家，为世所崇尚，至宋则不胜书矣。我朝文物威仪之盛，则来江南，而纯厚谨严，西北士夫家居多，风气使然也。吾邑长乐虽海滨椎鲁，而士夫礼法甲于它郡。余初登第时，至邑中，不敢乘舆，▯绅往来者，大率步行也。出郭登车，遇村落辄为下。市者不饰价，男女别于途，不淫不盗，不嚣讼，不逋赋。先辈如郑司寇世威家居，犹布衣徒步，盖海内所绝无而仅有者。近来一二巨室，侈土木，娱声色，▯▯凿浑沌之窍矣，然校之列邑，犹为彼善于此也。
礼有出于圣人而实似无谓者，如祀郊以配酏天，祀明堂以酏上帝是也。天与上帝果有二耶？无二而分之，是矫诬也，圣人不为也。又有世之所非而实是者，欧阳濮议是也。礼，为人后者，不得顾其本生父母，特不为之服耳，未尝并父母之名没之也。礼有三父八母。养者，继者，皆父母也。嗣大位而改其所生父为叔伯，于心安乎？于理顺乎？此拘儒之见，必不可行者也。肃皇帝之初，廷臣亦有主吕诲之议者，则愈非矣，肃皇于谅暗之后，从邸入继，与英宗之久养宫中者，又不同也。弟承兄统，而以兄为父，以父为伯，岂理也哉？出公不父其父而祢其祖，夫子所以有正名之叹也。今不父其父而祢其兄，于正名何居焉？甚矣，腐儒之误国家事也。且亡者犹可耳，太后在也，以嫂为母，而伯母其母，置太后于何地？古人行一不义而得天下不为也，况不孝乎？幸而圣心独断，天伦无亏，其神武明决，过宋英宗万万矣。诸臣之杖谴，虽永嘉不善处，而亦有以自取之也。
《周礼》大祝辨九拜：一稽首，二顿首，三空首，四振动，五吉拜，六凶拜，七奇拜，八褒拜，九肃拜。郑玄注：“稽首，头至地也。顿首。头叩地也。空首，头至手，所谓拜手也。振动，战栗变动之拜，一云两手相击也。吉拜，拜而后稽颡也。凶拜，稽颡而后拜也。奇拜，屈一膝，今雅拜是也；或云，一拜也。褒读为报。报拜，再拜也。郑司农云：‘持节拜也。’肃拜，但俯下手，今时抬是也。抬即揖也。”今人以顿首为常礼，而稽颡、稽首概施之丧服矣，不知稽首非凶礼也。尊长之施卑幼，则云再拜，而肃拜则惟藩王用之，其它空首、振动等拜，皆无知者矣。又书札中动称九顿首，此申包胥乞师于秦故事，亦非佳事也。
●卷十五 事部三
古人君即位，称元年而已，未有年号也，故诸侯之国，各称其君之年，而天子正朔，反置之若罔闻知。不知当时律历之颁，往来文告之词，以何为准？盖夫子作《春秋》亦已仍其国史之旧矣。自秦始皇立郡县，而民知有王，汉武帝建年号而民知有朔，万世之后
译张公艺九代同堂居住，古今都以此为谈资，近代则有浦江郑氏，这是因为祖宗制定的法规严谨，子孙世代相承，不敢逾越，即使有长舌妇、败坏群体的子弟，也没有地方容许他们作恶。然而我认为人心不同，同一屋檐下，难道没有胡越那样的仇敌吗？况且懦弱的女婿、悍妇，骄纵的儿子、不成器的子弟，历代都不缺乏，一旦产生嫌隙，仇怨便渐渐兴起。与其隐忍包容，内心疏离而表面团结，不如分家各自满足心愿，使兄弟和睦，妯娌庄重和谐，不违背道义，正不必羡慕古人的虚名，而酿成家庭内部争斗的实际祸患。我曾见过大户人家兄弟众多，先后如同日逐般争吵不休，以至于婢女仆役，各自为其主家怨恨、谗言、构陷，无所不至，几乎不能一天安生，这虽然是女子和小人的本性，但也应该是强行合居而导致的，所以必须世代人人，不畏惧妇人，然后才可以同居，像浦江郑氏那样，是绝无仅有的。
张公艺书写“忍”字进献，其用意美好，但并非尽善尽美。居家统领众人，应当让纪律法度，分明有条理，才能长久实行。如果姑嫂争吵，奴仆放纵，而家长仅仅沉默隐忍，这连一天都住不下去，何况九代呢？说得好啊，浦江郑氏对太祖的话说：“臣家同居没有别的，只是不听妇人的话罢了。”这是确切的言论，即使百代也可以。
古今同居的，还有汉代的樊重、晋代的郎方贵，都是三代。博陵李几七代，河中姚氏十三代，宋代会稽裘承询十九代。而魏国杨播百口共食，陆象山累代义居，又不知有多少代了，记录这些来使那些想要分家产的恶妇劣子感到羞愧。
汉代称颂万石君的家法，唐代则穆质、柳公权两家，被世人崇尚，到了宋代则不胜枚举。我朝文物威仪的兴盛，则在江南，而纯朴严谨，西北士大夫家居的多，是风气使然。我们县长乐虽然地处海滨、民风粗鲁，但士大夫的礼法胜过其他郡县。我刚考中进士时，到县中，不敢乘车，绅士往来的人，大多步行。出城上车，遇到村落就下车。卖东西的不虚报价格，男女在路上有别，不淫乱不盗窃，不喧哗诉讼，不拖欠赋税。先辈如郑司寇世威在家居住，还穿着布衣步行，大概是海内绝无仅有的。近来一两个大户人家，奢侈于土木工程，沉溺于声色娱乐，凿开了浑沌的窍穴，但比起其他各县，还是好一些。
礼中有出于圣人而实际上似乎无意义的，如祭祀郊外以配享天帝，祭祀明堂以配享上帝就是这样。天帝和上帝果真有二吗？没有二却分开，这是矫饰欺骗，圣人不会这样做。又有世人所非议而实际上正确的，欧阳修的濮议就是这样。礼制，为人后嗣的，不得顾念其本生父母，只是不为他们服丧罢了，未曾一并抹去父母的名称。礼制有三父八母。养父、继父，都是父母。继承大位而改称所生父亲为叔伯，于心安吗？于理顺吗？这是拘泥的儒者的见解，必不可行的。肃皇帝初年，朝廷大臣也有主张吕诲意见的，那就更加错误了，肃皇在守丧之后，从王府入继皇位，与英宗长期养在宫中的情况，又不同。弟弟继承哥哥的统绪，而以哥哥为父，以父亲为伯父，难道是理吗？出公不称其父而称其祖，孔子所以有正名的感叹。现在不称其父而称其兄，对于正名来说是怎样的呢？太严重了，腐儒误国家大事啊。况且死者还可以罢了，太后还在，以嫂为母，而称伯母为母，把太后置于何地？古人做一件不义的事而得到天下也不做，何况不孝呢？幸而圣心独断，天伦没有亏损，其神武明决，超过宋英宗万倍了。各位大臣的杖责遣责，虽然永嘉不善处理，但也有自取的原因。
《周礼》大祝辨别九种拜礼：一稽首，二顿首，三空首，四振动，五吉拜，六凶拜，七奇拜，八褒拜，九肃拜。郑玄注：“稽首，头触地。顿首，头叩地。空首，头至手，所谓拜手。振动，战栗变动的拜礼，一说两手相击。吉拜，拜而后稽颡。凶拜，稽颡而后拜。奇拜，屈一膝，现在的雅拜就是这样；或说，一拜。褒读为报。报拜，再拜。郑司农说：‘持节拜。’肃拜，只是俯身下手，现在的抬就是。抬即揖。”现在人把顿首作为常礼，而稽颡、稽首一概用于丧服了，不知道稽首不是凶礼。尊长对卑幼，就说再拜，而肃拜只有藩王使用，其他的空首、振动等拜礼，都没有人知道了。又书信中动不动称九顿首，这是申包胥向秦国乞师的旧事，也不是好事。
●卷十五 事部三
古代君主即位，称元年而已，没有年号，所以诸侯的国家，各自称其君主的年号，而天子的正朔，反而置之若罔闻知。不知道当时律历的颁布，往来文告的词语，以什么为准？大概孔子作《春秋》也已经沿袭其国史的旧例了。自从秦始皇设立郡县，而百姓知道有王，汉武帝建立年号而百姓知道有朔，万世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