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七 人部三
●卷七 人部三
朱新仲《猗觉寮杂记》云：“《唐 百官志》有书学一途，其铨人亦以身言书判，故唐人无不善书者。然唐人书未及晋人也。欧、楮、虞、薛亦傍山阴父子门户耳，非成佛作祖家数也。右将军初学卫夫人，既而得笔法于钟繇、张芝，然其自立门户，何曾与三家仿佛耶？子敬虽不逮其父，然其意亦欲自立，不作阿翁牛后耳。”此一段主意，凡诗家、画家、文章家，皆当识破，不独书也。
钟、王之分，政如汉、魏之与唐诗，不独年代、气运使然，亦其中自有大分别处，非谓王书之必不及钟也。大率古色有余，则包涵无尽；神采尽露，则变化无余。老庄所为思野鹿之治也。
右将军陶铸百家，出入万类，信手拈来，无不如意。龙飞虎跳之喻尚未足云，洵书中集大成手也。然庾征西尚有家鸡、野骛之叹，人之不服善也如此。
右军兰亭书，政如太史公伯夷、聂政传，其初亦信手不甚着意，乃其神采横逸，遂令千古无偶。此处难以思议，亦难以学力强企也。自唐及元，临兰亭者数十家，如虞、褚、欧、柳及赵松雪，虽极意摹仿，而亦各就其所近者学之，不肯画画求似也，此是善学古人者。如必画画求似，如优孟之学孙叔敖，则去之愈远矣。此近日书家之通病也。
王未尝不学钟也，欧、虞、褚、薜以至松雪，未尝不学王也。而分流异派，其后各成一家。至于分数之不相及，则一由世代之升降，二由资性之有限，不可强也。即使可强而同，诸君子不为也。千古悠悠，此意谁能解者？
曹娥、乐毅，尚有蹊径可寻，至兰亭、黄庭，几莫知其端倪矣，所谓“大可为，化不可为”者也。
右军真迹，今嘉兴项家尚存得十数字，价已逾千金矣。又有婚书十五字，王敬美先生以三百金得之严分宜家者，今亦展转不知何处也。李怀琳绝交论真迹，在吾郡林家，余见之三四过，信尤物也。其纸颇有粉墨，淡垂脱。又一友人所见褚遂良《黄庭经》，纸是砑光，下笔皆偏锋，结构疏密不齐，与今帖刻全不类。大抵真迹虽劣，犹胜墨迹之佳者。
唐太宗极意推服大王，然其体裁结构，未免径落大令局中。大令所以逊其父者，微无骨耳。故右军赐官奴，而以筋骨紧密为言，箴其短也。如《洛神赋》，直是取态，而墓田宣示，一种古色尽无矣。譬之于《诗》，右军纯是盛唐，而大令未免傍落中、晚也。
作字结构、体势，原以取态，虽张长史奔放骇逸，耍其神气，生动疏密得宜，非颓然自放者也。即旭素传授，莫不皆然。今之学狂草者，须识粗中有细，疏中有密，自不放轻易效颦矣。
作草书难于作真书，作颠素草书又难于作二王草书，愈无蹊径可着手处也。今人学素书者，但任意奔狂耳，不但法度疏脱，亦且神气索莫，如醉人舞跃号呼，徒为观者耻笑。
蔡君谟云：“张长史正书甚谨严，至于草圣，出入有无风云飞动，势非笔力可到。然飞动非所难，难在以谨严出之耳。”素书虽效颦，然拔山伸铁，非一意疏放者也。至宋黄、米二家，始堕恶道。国朝解大绅、马一龙极矣，桑氏怿所谓夜叉罗刹，不可以人形观者也。
唐人精书学者，无逾孙过庭所著《书谱》，扬扌乞蕴奥，悉中綮窥，虽掊击子敬，似沿文皇之论，而溯源穷流，务归于正，亦百代不易之规也。至于五合五乖之论，险绝平正之分，其于神理，几无余蕴。且唐初诸家，如虞、褚、欧、薜，尚傍山阴门户。至过庭而超然融会，变成一家，几与十七帖争道而驰，亦一开山作佛手也。
陈丁觇善书，与智永齐名，时谓丁真永草。庾翌易右军之书，而右军不觉。怀素换高正臣之书，而正臣不能辨也。然异代之下，知有智永、右军、怀素而已，三子之名无闻也。岂非幸不幸哉？
颜书虽庄重而痴肥，无复俊宕之致。李后主所诮，叉手并脚田舍汉者，虽似太过，而亦深中其病矣。祭侄文既草草，而天然之姿亦乏，不知后人同声赞赏，何故？此所
译卷七 人部三
朱新仲在《猗觉寮杂记》中说：“《唐百官志》中设有书学这一途径，选拔人才也依据身、言、书、判四项标准，所以唐代人没有不擅长书法的。然而唐代人的书法还不及晋代人。欧阳询、褚遂良、虞世南、薛稷也只是依附于王羲之、王献之父子门下罢了，并非自成一家、开宗立派的宗师。王羲之初学卫夫人，后来从钟繇、张芝那里得到笔法，但他自立门户，哪里曾与那三家相似呢？王献之虽然不如他的父亲，但他的心意也想自立门户，不愿做父亲的附庸。”这一段话的主旨，凡是诗人、画家、文章家，都应当识破，不仅仅局限于书法。
钟繇与王羲之的区别，正如同汉魏诗与唐诗的区别，不仅仅是年代、气运使然，其中自有重大的分别，并不是说王羲之的书法一定不如钟繇。大抵古色有余，则包涵无尽；神采尽露，则变化无余。这正是老子、庄子所追求的返璞归真、如野鹿般自然无为的境界。
王羲之熔铸百家，出入万类，信手拈来，无不如意。用“龙飞虎跳”来比喻还不足以形容，他确实是书法中的集大成者。然而庾翼尚且有“家鸡”与“野骛”的感叹，人们不服从善道竟然到了这种地步。
王羲之的《兰亭序》，正如同司马迁的《伯夷列传》《聂政传》，起初也是信手挥洒，并不刻意着意，然而其神采横溢超逸，于是令千古无人能匹敌。此处难以思议，也难以靠学力强行企及。从唐代到元代，临摹《兰亭序》的有数十家，如虞世南、褚遂良、欧阳询、柳公权以及赵孟頫，虽然极力模仿，但也各自就其相近之处学习，不肯刻板地追求形似，这是善于学习古人的表现。如果一定要刻板地追求形似，就像优孟模仿孙叔敖那样，那就离得越来越远了。这是近日书法家的通病。
王羲之并非不学习钟繇，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乃至赵孟頫，也并非不学习王羲之。然而分流异派，后来各自成为一家。至于成就高低不相及，一是由于世代的升降，二是由于资质的有限，不可强求。即使可以强求而相同，各位君子也不愿这样做。千古悠悠，这层意思谁能理解呢？
《曹娥碑》《乐毅论》，尚有路径可寻，至于《兰亭序》《黄庭经》，几乎不知道它们的端倪了，这就是所谓的“大可为，化不可为”。
王羲之的真迹，如今嘉兴项家尚存十多个字，价格已超过千金了。又有婚书十五字，王敬美先生以三百金从严分宜家者手中得到，如今也辗转不知在何处了。李怀琳《绝交论》的真迹，在我们郡的林家，我见过三四次，确实是稀世珍宝。其纸张颇有粉墨，颜色淡褪脱落。又有一位朋友所见褚遂良的《黄庭经》，纸张是砑光的，下笔皆用偏锋，结构疏密不齐，与现今刻帖完全不同。大抵真迹虽然低劣，仍胜过墨迹中优秀的。
唐太宗极力推崇佩服王羲之，然而他的体裁结构，未免落入王献之的格局中。王献之所以逊于他的父亲，稍微缺乏骨力罢了。所以王羲之赐给官奴，而以筋骨紧密为言，是规劝他的短处。如《洛神赋》，直是取态造作，而《墓田丙舍帖》《宣示表》，一种古色尽无了。拿《诗经》来比喻，王羲之纯是盛唐气象，而王献之未免傍落中唐、晚唐。
写字的结构、体势，原本是为了取态，虽然张旭奔放骇逸，耍弄其神气，生动疏密得宜，并非颓然自放。即使张旭、怀素的传授，莫不如此。如今学习狂草的人，须要识得粗中有细，疏中有密，自然不轻易效仿了。
作草书难于作真书，作张旭、怀素的草书又难于作王羲之、王献之的草书，愈是没有路径可着手。今人学习怀素书法的，只是任意奔狂罢了，不但法度疏脱，而且神气索然，如同醉人舞跃号呼，徒为观者耻笑。
蔡君谟说：“张长史的正书非常谨严，至于草圣，出入有无，风云飞动，势非笔力可到。然而飞动并非所难，难在以谨严出之。”怀素的书法虽然效仿，然而拔山伸铁，并非一味疏放。到了宋代黄庭坚、米芾两家，始堕入恶道。本朝解缙、马一龙更是到了极点，桑怿所说的夜叉罗刹，不可以人形观看了。
唐代精通书法的人，没有超过孙过庭所著的《书谱》，发扬蕴奥，悉中肯綮，虽然抨击王献之，似乎沿袭唐太宗的论调，而溯源穷流，务归于正，也是百代不易的规矩。至于五合五乖的论断，险绝平正的分别，其于神理，几乎无余蕴。况且唐初诸家，如虞世南、褚遂良、欧阳询、薛稷，尚依附山阴门户。到孙过庭而超然融会，变成一家，几乎与《十七帖》争道而驰，也是一位开山作佛的手笔。
陈丁觇擅长书法，与智永齐名，当时人称“丁真永草”。庾翼调换王羲之的书帖，而王羲之没有察觉。怀素调换高正臣的书帖，而高正臣不能辨别。然而异代之下，只知道有智永、王羲之、怀素罢了，这三人的名字无人知晓。难道不是幸运与不幸吗？
颜真卿的书法虽然庄重，但痴肥，没有俊逸跌宕的风致。李后主所讥讽的“叉手并脚田舍汉”，虽然似乎太过，但也深深击中了他的弊病。《祭侄文稿》既草率，而天然之姿也缺乏，不知道后人同声赞赏，是何缘故？这所
谓耳食者，可笑！
宋书如苏沧浪、张于湖、薜道祖、李元中等，亦皆极力摹仿二王，但骨力不足，故风采顿殊耳。蔡君谟极推杜祁公，谓之草圣，然杜草书亦媚而乏筋骨。元康里■书学祁公者也，然元人笔力稍峭健于宋，其能书诸家亦多于宋。
译说那些只凭传闻见识的人，真是可笑！
《宋书》中像苏沧浪、张于湖、薛道祖、李元中等人，也都极力模仿二王，只是骨力不足，所以风采截然不同罢了。蔡君谟极力推崇杜祁公，称他为草圣，然而杜祁公的草书也柔媚而缺乏筋骨。元代康里■的书法是学习杜祁公的，然而元人的笔力比宋人稍显峭拔刚健，元代擅长书法的各家也比宋人更多。
宋人无书学，如苏、黄、米、老等，真帖初见，甚可喜，良久，亦令人厌弃。蔡忠惠胜三家远甚，而时带俗笔。赵文敏之源流，盖自蔡出也。元时名家如鲜于困学钱翼之、■■子山、邓文原，皆出宋人上。不独一文敏，而文敏名独噪甚。上下五百年，纵横一万里，乃知名之显晦，亦有命焉耳。
元章书才，书学，兼而有之，非苏、黄二公可望也。苏公字如堆泥，其重处不能自举。黄尤杜撰，撑手拄脚，放而不收，往而不返，近于诗家之钉铰打油矣。盖二公于书学原不深，性又不耐烦，信手涂出，便谓自成一家。盖世之效颦，托于自成一家者多矣。
章子厚日临兰亭一过，苏子瞻哂之，谓从门入者，终非家珍。然古人学书者，未有不从门入。人非生知，岂能师心自用，暗合古人哉？但既入门之后，须参以变化耳。苏公一生病痛，亦政坐此。往与屠纬真、黄白仲纵谈及此，余谓：“凡学古者，其入门须用古人之法度，而其究竟，须运自己之丰神。不独书也。”二君深以为然。
古无真正楷书，即锺、王所传季直表、乐毅论，皆带行笔。洎唐九成宫、多宝塔等碑，始字书谨严。而偏肥偏瘦之病，犹然不免。至国朝文徵仲先生始极意结构，疏密匀称，位置适宜，如八面观音，色相具足，于书苑中亦盖代之一人也。
文敏书诸碑铭及赤壁、千文等，皆以秀媚胜，而时有俗笔，却无败笔，近俗故能不败也。然文敏入门却从大王来，晚年结构乃自成若此。余家藏文敏尺牍二通，其笔锋完劲，绝似官奴帖，乃知此老源流所自。后来纷纷摹本，亦画虎不成耳。大凡学古人书，当观真迹，方得其运笔之一二，墨帖无为也。
国初能手，多黏俗笔。如詹孟举、宋仲温、沈民则、刘廷美、李昌祺之辈，递相模仿，而气格愈下，自祝希哲、王履吉二君出，始存晋、唐法度。然祝劲而稍偏，王媚而无骨。文徵仲法度有余，神化不足，张汝弼乃素师之重伟，丰道生实淳化之优孟。文休承小禅缚律，周公瑕槁木死灰。其下琐琐，益所不论矣。今书名之振世者，南则董太史玄宰，北则邢太仆子愿，其合作之笔，往往前无古人。
文征仲得笔法于■子山，而参以松雪，亦时为黄、米二家书，然皆非此公当行，惟小楷正书，即山阴在世，亦当虚高足一席。
云间莫廷韩有书才而无书学，往往失于疏脱。济南邢子愿有书学而无书才，往往苦于缠累。吴兴臧晋叔一意临摹，而时苦生意之不足。姑苏王百谷专工取态，而时觉位置之稍轻。夫惟以古人之法度，参以自己之丰神，华实相配，筋骨适均，庶乎升山阴之堂，入永兴之室矣。
古篆之见于世者，石鼓也，非独其笔画之古雅，规制之浑厚，三代遗风，宛然可挹。或以宇文周时作者，妄无疑也。三代所传彝鼎篆刻，或工或拙，或真或赝，皆不可知。即其笔法篆文，或繁或省，从左从右，不可摸捉。所谓“书同文”者，安在哉？衡山祝融之碑，非篆非籀，非虫非鸟，而后人以意附会，强合成文，虽曰禹迹，吾未敢信以为然也。夫结绳敝而文字兴，科斗残而篆籀作，篆隶微而真草盛，舍繁就简，世之变也。必欲舍今而反古，虽圣人不可得已。
李斯小篆之作，其古今升降之关乎？峄山之铭，视泰山已不啻倍蓰矣。汉时小篆，仅闻萧相国以秃笔题殿额，覃思三月，观者如流。何起刀笔，为秦功曹。上蔡衣钵，固有所归矣。自晋及唐，数百年间，惟李阳冰一人，以小篆显。五代以来，习者益寡。镌名印者，但取裁汉篆，位置得宜而止，其于斯籀之学，概乎未有闻也。隶书自中郎而下，世不乏人，然东京之笔，古色苍然。降而宜官梁鹄，▯▯开唐隶门户矣。唐苏许公摩崖碑，颇有东京笔意，自宋而降，专取态度，汉隶绝响矣。近代之八分，皆金、元之滥觞也。
小篆，篆之圣者也。汉篆碑文不多见，见于印薮者，大都标置为体，而学问疏矣。唐陈惟玉、李阳冰，以篆显者也。嗣兹以降，虽镌石刻玉，
译宋人没有真正的书法学问，像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等人，他们的真迹初看时非常令人喜爱，但看久了，也会让人产生厌弃之情。蔡襄比那三人强得多，但时常带有俗气的笔法。赵孟頫书法的渊源，大概是从蔡襄那里出来的。元代名家如鲜于枢、钱选、赵孟頫、邓文原，都超过了宋人。不仅仅是赵孟頫一人，但赵孟頫的名声却特别显赫。上下五百年，纵横一万里，才知道名声的显赫与隐晦，也是有命运安排的。
米芾既有书法才华，又有书法学问，两者兼备，不是苏轼、黄庭坚两位所能企及的。苏轼的字像堆积的泥土，其厚重之处不能自我支撑。黄庭坚更是胡编乱造，撑手拄脚，放纵而不收敛，一去而不回返，近乎诗家中的打油诗了。大概这两位对书法学问原本就不深入，性格又不耐烦，随手涂抹出来，就以为自成一家。世间那些东施效颦，托名为自成一家的人太多了。
章惇每天临摹一遍《兰亭序》，苏轼讥笑他，说从门而入的，终究不是家中的珍宝。然而古人学习书法，没有不从门而入的。人不是生来就懂得的，怎么能凭自己的心意，暗中契合古人呢？只是既然入门之后，必须参酌变化罢了。苏轼一生的毛病，也正坐落在此。过去我与屠纬真、黄白仲纵谈此事，我说：“凡是学习古人的，入门时须用古人的法度，而最终，须运用自己的风采神韵。不仅仅是书法如此。”两位深以为然。
古代没有真正的楷书，即使是钟繇、王羲之所传的《季直表》、《乐毅论》，都带有行书的笔意。到了唐代《九成宫》、《多宝塔》等碑，才开始字体严谨。但偏肥偏瘦的毛病，仍然不能避免。直到本朝文徵明先生才开始极力讲究结构，疏密匀称，位置适宜，如同八面观音，色相具足，在书法界也是压倒当代的一人。
赵孟頫的碑铭及《赤壁赋》、《千字文》等，都以秀媚取胜，但时常有俗气的笔法，却没有败笔，接近俗气所以能不败。然而赵孟頫入门却是从王羲之那里来的，晚年结构才自成如此。我家收藏赵孟頫尺牍两通，其笔锋完劲，极像《官奴帖》，由此可知这位老者的渊源所在。后来纷纷的摹本，也是画虎不成反类犬罢了。大凡学习古人的书法，应当观看真迹，才能得其运笔的一二，墨帖是没有用的。
明初能手，多黏着俗气的笔法。如詹孟举、宋仲温、沈民则、刘廷美、李昌祺之辈，递相模仿，而气格愈下，自从祝允明、王宠两位出来，才开始保存晋、唐的法度。然而祝允明劲健而稍偏，王宠媚丽而无骨。文徵明法度有余，神化不足，张汝弼乃是素师的重伟，丰道生实为淳化的优孟。文休承小禅缚律，周公瑕槁木死灰。其下琐碎之人，更不必论了。如今书名震动世间的，南方是董其昌，北方是邢侗，他们合作的笔迹，往往前无古人。
文徵明得笔法于赵孟頫，而参酌赵孟頫，也时常写黄庭坚、米芾二家的书法，但都不是这位先生的当行，只有小楷正书，即使王羲之在世，也应当虚高足一席。
云间莫廷韩有书法才华而无书法学问，往往失于疏脱。济南邢侗有书法学问而无书法才华，往往苦于缠累。吴兴臧晋叔一意临摹，而时常苦于生意之不足。姑苏王百谷专工取态，而时常觉得位置稍轻。只有以古人的法度，参酌自己的风采神韵，华实相配，筋骨适均，庶乎能升王羲之之堂，入王献之之室了。
古篆见于世间的，是石鼓文，不仅其笔画古雅，规制浑厚，三代遗风，宛然可挹。有人说它是宇文周时所作，妄加无疑。三代所传的彝鼎篆刻，或工或拙，或真或赝，皆不可知。即使其笔法篆文，或繁或省，从左从右，不可摸捉。所谓“书同文”的，在哪里呢？衡山祝融之碑，非篆非籀，非虫非鸟，而后人以意附会，强合成文，虽说是大禹遗迹，我不敢信以为然。结绳敝坏而文字兴起，科斗残破而篆籀作兴，篆隶微茫而真草盛行，舍繁就简，是世间的变化。必欲舍今而反古，即使是圣人也不可能做到。
李斯小篆之作，关乎古今升降吗？峄山之铭，视泰山已不啻倍蓰了。汉时小篆，仅闻萧何用秃笔题殿额，覃思三月，观者如流。何起刀笔，为秦功曹。上蔡衣钵，固有所归矣。自晋及唐，数百年间，惟李阳冰一人，以小篆显。五代以来，习者益寡。镌名印者，但取裁汉篆，位置得宜而止，其于斯籀之学，概乎未有闻也。隶书自中郎而下，世不乏人，然东京之笔，古色苍然。降而宜官梁鹄，开唐隶门户矣。唐苏许公摩崖碑，颇有东京笔意，自宋而降，专取态度，汉隶绝响矣。近代之八分，皆金、元之滥觞也。
小篆，是篆书的圣者。汉篆碑文不多见，见于印薮者，大都标置为体，而学问疏矣。唐陈惟玉、李阳冰，以篆显者也。嗣兹以降，虽镌石刻玉，
世不乏人，而考古证今，不无遗漏。近代新安何震乃以篆刻擅名一时，求者屦常满，非重直不可得。震盖精小篆者，而时时为汉篆，亦以趋时好云尔。然以小篆作印章，胜汉篆十倍也。
译世上并不缺乏人才，但在考证古代以印证当今时，难免会有遗漏。近代新安人何震凭借篆刻技艺在当时享有盛名，求他刻印的人多到鞋子都堆满了门槛，如果不出高价就得不到他的作品。何震大概是精通小篆的人，但他时常也刻汉篆，这也是为了迎合时人的喜好罢了。然而，用小篆来制作印章，比用汉篆要好上十倍。
国初闽陈登者，字思孝，最精小篆，凡周、秦以来，石刻残缺，无可考者，皆能辨之。永乐初入中书，时待诏吴郡滕用亨素负书名，见其后进，忽之不为礼，一日，对大众辨难许氏《说文》，词说逢起，登随问条答，如指诸掌，考古证今，百不失一，用亨愧服，自是名大噪。盖世之精于字学者，未必工书，惟登兼之，以非世俗所尚，故声誉不布，而俗书恶札如马一龙、李昌祺等，反浪得名，悲夫！
今之隶书，皆八分也，其源自受禅碑来，而务工妍，无古色矣。文征仲、王百谷二君，工八分者也。新安詹泮，永嘉黄道元次之，而皆未免俗，所谓“失之毫厘，相去千里”者，不可不察也。白门胡宗仁善汉隶，尝为余题积芳亭匾，酷得中郎遗法，而世罕有赏者。大声不入里耳，悲夫！
今国家诰敕及宫殿匾额皆用笔法极端楷者书之，谓之中书格，但取其庄严典重耳，其实俗恶不可耐也。洪武初，詹孟举以此技鸣，南京宫殿省寺之署多出其手。近代有姜立纲者，法度严整过之，一时声称籍甚，然亦时俗之所赏，胥史之模范耳。自后官二殿中书者，皆习姜体，而不及愈甚。昔程邈作书，以便贱隶，谓之隶书。今中书字体，谓之胥书可也。
詹孟举书虽俗，而端重遒迳，盖亦渊源于欧、虞，而稍变之，非姜立纲可望也。评孟举书者，谓兼欧、虞、颜、柳之法，而有冠冕佩玉之风。然冠冕则有之矣，法度未易言也。真楷书者，如文征仲，斯可矣。
师宜官韦仲，将大字迳丈，小字寸许千言，可谓兼才矣。子敬垩帚为书，观者如堵，惜其墨迹今皆不传，盖体势过大，既难收藏，而扁额洒壁，终归水火，故不及行草之流传久远也。宋时惟米南宫、朱晦翁署字，今犹有存，然皆作意取态，标置成体，虽非真正楷法，而风韵遒远，自然不俗。赵集贤扁书，一如真书，妍媚有余，而筋骨尽丧矣。近代吴中诸公，率以八分题扁，较之真书，差易藏拙。吾闽林布衣▯阜学松雪而稍劲，郑吏部善夫仿晦翁而自得，张比部炜得法于米，而参以己意，其所题识，至逾寻丈，莫不极天然之趣，他方之以书名者不及也。
泰山有唐时摩崖碑，至为钜丽，而近人以林▯阜“忠孝廉节”四大字覆之，论者动以▯阜罪，余谓：非▯阜罪也。▯阜布衣穷死，力岂办此？盖必当时监司有爱其书者，下郡县镌之石，而下吏凡俗，急承风旨，遂为此杀风景之事耳。太祖平建康，急欲治街道，有司遂监取六朝时碑，磨砻以应命。俗人所为，往往如是。而▯阜动遭排击，亦不幸矣。余游山中，见后人磨古碑而镌己字，比比也。
欧阳通作书纸，必紧薄坚滑者乃书之。而米元章亦云：“纸欲砑光，始不留笔。笔欲管小，始易运用。”乃知永师不择纸笔，无不如意之难也。然良工不示人以朴，择而用之，差无遗憾。
近代书者，柔笔多于刚笔，柔则易运腕也；偏锋多于正锋，偏则易取态也。然古今之不相及，或政坐此。
书名须藉人品，人品既高，则其余技，自因附以不朽。如虞、褚、颜、柳皆以忠义节烈著声，子瞻、晦翁书不甚入格，而名盖一代者，以其人也。不然，彼曹操、许敬宗、蔡京、章▯，皆工书者也，而今安在哉？
运笔之法，在于入门之初，各得其性之所近，故锋有偏正，书有迟速。至其优劣，不全在此。唐晋书多用正锋，然如鲁公祭侄文，及杨少师凝式书，皆已用偏锋矣。赵文敏全用偏锋，近代祝希哲亦然，然祝仅行草耳，赵即楷书亦偏也，何尝以是减价耶？草书欲其峭劲，故当疾速；楷书欲合法，则故尚迟缓。如惊蛇入草，鸿飞兽骇之态，必非舒徐者可能。而黄庭、乐毅等作，又岂可以潦草漫不经意者得之哉？孙过庭曰：“劲速者，超逸之机；迟留者，赏会之致。将反其速，行臻会美之方；专溺于迟，终亏绝伦之妙。”可谓尽之矣。余所见，如莫廷韩、黄白仲，下笔如疾风卷叶，顷刻满纸，臧晋叔书则极意迟缓，然莫、黄多有败笔，而晋叔
译明朝初年，福建有个叫陈登的人，字思孝，最精通小篆。凡是周、秦以来石刻残缺、无法考证的，他都能辨别。永乐初年，他进入中书省任职。当时待诏吴郡人滕用亨向来以书法闻名，见陈登是后辈，轻视他，不以礼相待。有一天，滕用亨在众人面前辩难许慎的《说文解字》，言辞激烈，陈登随问随答，条理清晰，如同指掌般明白，考证古事印证今义，百无一失。滕用亨惭愧信服，从此陈登名声大噪。大概世上精通字学的人，未必擅长书法，只有陈登两者兼备，因为这不是世俗所崇尚的，所以声誉不广，而像马一龙、李昌祺等俗书劣笔，反而虚得名声，可悲啊！
现在的隶书，都是八分书，其源头来自《受禅碑》，但追求工整妍媚，没有古色了。文征仲、王百谷两位先生，擅长八分书。新安詹泮、永嘉黄道元次之，但都未免俗气，所谓“失之毫厘，相去千里”，不可不仔细考察。白门胡宗仁擅长汉隶，曾为我题写积芳亭匾额，深得蔡中郎遗法，但世上少有欣赏的人。高雅的音乐不入里巷之耳，可悲啊！
现在国家的诰敕以及宫殿匾额，都用笔法极端端正的楷书书写，称为中书体，只是取其庄严典重罢了，其实俗恶得令人难以忍受。洪武初年，詹孟举凭此技艺闻名，南京宫殿、省寺的匾额多出自他的手笔。近代有个叫姜立纲的人，法度严整超过詹孟举，一时名声显赫，但也是当时世俗所欣赏的，不过是胥吏的模范罢了。此后在官二殿担任中书的人，都学习姜体，而且越来越差。从前程邈创造书法，以便贱隶使用，称为隶书。现在中书字体，称为胥书也可以。
詹孟举的书法虽然俗气，但端庄厚重、遒劲有力，大概也渊源于欧阳询、虞世南，而稍加变化，不是姜立纲能望其项背的。评论詹孟举书法的人，说他兼有欧、虞、颜、柳的法度，而有冠冕佩玉的风度。然而冠冕则有，法度却难以言说。真正的楷书，像文征仲那样，才可以。
师宜官韦仲，大字直径一丈，小字一寸左右写上千字，可谓兼有才华了。王献之在墙壁上写字，观看的人像墙一样密集，可惜他的墨迹现在都不传下来，大概是因为体势过大，既难收藏，而匾额墙壁，终归毁于水火，所以不如行草流传久远。宋代只有米南宫、朱晦翁题字，现在还有存留，但都是刻意取态，标新立异成一体，虽然不是真正的楷法，但风韵遒劲深远，自然不俗。赵集贤题匾，一如真书，妍媚有余，而筋骨尽失。近代吴中诸公，大多用八分题匾，比起真书，稍易藏拙。我们福建林布衣〇阜学习赵孟頫而稍劲，郑吏部善夫模仿朱晦翁而自得，张比部炜得法于米芾，而参以己意，他们所题写的字，甚至超过一丈，无不极尽天然之趣，其他地方以书法闻名的人比不上。
泰山有唐时的摩崖碑，极为宏大华丽，但近人用林〇阜的“忠孝廉节”四大字覆盖在上面，评论的人动不动就归罪于〇阜，我说：不是〇阜的罪过。〇阜是布衣，穷困而死，力量哪里办得到？大概一定是当时监司有喜爱他书法的人，命令郡县刻在石头上，而下吏凡俗，急于迎合上级旨意，于是做了这件煞风景的事罢了。太祖平定建康，急于整治街道，有关部门于是监督取用六朝时的碑，磨平以应命。俗人所为，往往如此。而〇阜动不动就遭到排击，也不幸啊。我游历山中，见后人磨去古碑而刻自己的字，比比皆是。
欧阳通写字，一定要用紧薄坚滑的纸才写。而米元章也说：“纸要砑光，才不留笔。笔要管小，才易运用。”由此可知永师不择纸笔，无不如意之难啊。然而良工不示人以朴，选择而使用，稍无遗憾。
近代书法，柔笔多于刚笔，柔则易运腕；偏锋多于正锋，偏则易取态。然而古今之不相及，或许正坐此。
书名须藉人品，人品既高，则其余技，自然依附而不朽。如虞、褚、颜、柳皆以忠义节烈著声，子瞻、晦翁书不甚入格，而名盖一代者，以其人也。不然，彼曹操、许敬宗、蔡京、章〇，皆工书者也，而今安在哉？
运笔之法，在于入门之初，各得其性之所近，故锋有偏正，书有迟速。至其优劣，不全在此。唐晋书多用正锋，然如鲁公祭侄文，及杨少师凝式书，皆已用偏锋矣。赵文敏全用偏锋，近代祝希哲亦然，然祝仅行草耳，赵即楷书亦偏也，何尝以是减价耶？草书欲其峭劲，故当疾速；楷书欲合法，则故尚迟缓。如惊蛇入草，鸿飞兽骇之态，必非舒徐者可能。而黄庭、乐毅等作，又岂可以潦草漫不经意者得之哉？孙过庭曰：“劲速者，超逸之机；迟留者，赏会之致。将反其速，行臻会美之方；专溺于迟，终亏绝伦之妙。”可谓尽之矣。余所见，如莫廷韩、黄白仲，下笔如疾风卷叶，顷刻满纸，臧晋叔书则极意迟缓，然莫、黄多有败笔，而晋叔
临古人书者，须先得其大意，自首至尾，从容玩味，看其用笔之法，从何起构，作何结煞，体势法度，一一身处其地，而仿佛如见之。如此既久，方可下笔。下笔之时，亦便勿求酷似。且须泛澜容与，且合且离，神游意会。久而习之，得其大概，而加以润色，即是传神手矣。余见人学圣教序者，一点一画，必求肖合。余笑临字如人结胎，一月至十月，先具胚廓，后传形骸，四支百窍，一时毕具，非今日具一目，明日具一口也。若必点点画画求之，去愈远矣。此亦子瞻言画竹之意，惜人未有悟者。
凡真迹，经一番摹勒，便失数分神采。摹仿既久，几井其面目而失之。至于石刻，尤易失真。淳化，以帝王之力，聚极工巧，题曰上石，其实木也，故其气韵生动，不失古人笔意，为古今墨迹之冠。但其搜罗未广，去取颇乖，分别真伪，不无混淆。盖王知徵等识鉴分量，原自止此，而当时亦但据内府所藏，急于成帙，不闻有广搜博采之令行于幽远也。使以唐太宗、宋高宗为之君，虞、褚、米、蔡佐之，相与尽力括访，极意剖析，去馋鼎之十三，入名流之遗逸，傍及缁流，以至彤管，抉名山石室之藏，泄昭陵玉碗之▯，勒之贞珉，以布海寓，书学庶无遗憾乎？噫！未易言也。
淳化一出，天下翕然从风，其后临摹重亻台，不知几十百种。盖墨刻之盛行，从此始也。然摹仿既久，渐致乱真；辩论纷纷，遂成聚讼。盖不独兰亭、黄庭为然矣。国朝帖本，如东书堂、宝贤斋等，皆出宗藩，既非法眼，又无神手，萎靡不振，仅足充枣脯耳。文氏停云馆所刻宋、元诸家，皆非得意之笔，盖家藏有限，目力易穷。以一人而欲尽搜千古之秘，安可得哉？至于好事之家，矫诬作伪者，又种种也。故书学之至今日，亦一大厄也。耳食多，而真赏鉴不可得也。
魏受禅碑，梁鹄书，而钟繇镌之，李阳冰书，自篆自刻，故知镌刻非粗工俗手可能也。赵文敏为人作碑，必挟善镌者与偕，不肯落它人之手。近时文长洲父子，皆自摹勒上石，或托门客温恕、章简甫为之。二人皆吴中名手也。纵有名笔，而不得妙工，本来面目，十无一存矣。况欲得其神采哉！余在吴兴，得姑苏马生，取古帖双钩廓填上石而自镌之，厘亳不失笔意。闽莆中有曾生，次之。
唐应用善书细字，尝于一钱上写心经，又于麻粒上书“国泰民安”四字。此虽绝世之技，然亦近于棘猴矣。以余所见，有便面上书《西厢杂剧》一部者。余亦能之，但目力胜人耳，不关书法也。
古人有善书而名不传于世者。吴有张▯，晋有刘环之，南齐有萧宣颖，北魏有崔浩，北齐有赵仲将，宇文周有冀亻隽，隋有僧敬脱，唐有薛纯ヌ、高正臣、吕向、梁升卿、席豫诸人。或由真迹稀少，久遂漫灭。或因名过其实，弈世无传。至于萧何以功业掩，曹操以英雄掩，裴行俭以识量掩，司马承祯以高尚掩，郗氏以夫掩，临川晋阳公主以父掩，世无得而称焉。亦可惜也。而业未造就，滥得虚名，亦时有之。故曰：“或籍甚不渝，人亡业显，或凭附增价，身谢业衰。”呜乎，自古已然，何况今日。
渤海高氏所书圣教序，上比山阴则不足，下视元和则有余，当与虞、褚争道而驰。古今彤管，此为白眉矣。帝王之书，则梁武帝为冠，宋高宗次之，唐太宗又次之，其余不足观矣。
汉光武一札十行，皆亲手细书。唐太宗尝手书敕以赐群臣。可见古人以手书为礼，即万乘犹然也。故刘裕不善作书，刘穆之劝其信笔作大字以掩拙。彼岂乏掌记侍史哉？故王右军上孝武书，皆手笔精谨。至唐犹然。至有敕令自书谢状勿拘真行者，而诰敕王言，皆用名人代书。如颜平原、柳诚悬之类，传为世宝，良亦不虚。至宋而来，假手者多。迨夫今日，则胥史之迹，遍于天下，而手书带行，反目为不敬，名分稍尊，即不敢用其它借名赝作，十居其九。墨迹碑镌，概不足信。书学安得而不废哉！
书力可千年，画力可五百年。书之传
译临摹古人的书法，必须先把握其整体大意，从开头到结尾，从容不迫地玩味欣赏，观察其用笔的方法，从何处起笔构思，作何样的收束，体势法度，一一设身处地想象，仿佛亲眼见到一般。这样久了，才可以下笔。下笔的时候，也不要追求酷似。应当从容舒缓，似合似离，精神遨游，心意领会。久而久之，习得其大概，再加以润色，就是传神的高手了。我见有人学习《圣教序》，一点一画，必定追求形似。我笑临字就像人孕育胎儿，从一月到十月，先具备胚胎轮廓，后形成形体四肢百窍，一时全部具备，不是今天长一只眼，明天长一张口。如果一定要一点一画去追求，那就离得越远了。这也是苏轼论画竹的意思，可惜人们没有领悟。
凡是真迹，经过一番摹刻，就会失去几分神采。摹仿久了，几乎完全改变其面目而失去原貌。至于石刻，更容易失真。《淳化阁帖》，凭借帝王的力量，聚集极其精巧的工艺，题名为刻石，其实是木刻，所以其气韵生动，不失古人笔意，为古今墨迹之冠。但是其搜罗不够广泛，取舍颇为乖谬，辨别真伪，不免混淆。大概王知徵等人的识鉴水平，原本就只到此为止，而当时也只是依据内府所藏，急于编成书卷，没有听说有广泛搜求博采的命令行于偏远之地。假使以唐太宗、宋高宗为君主，虞世南、褚遂良、米芾、蔡襄辅佐，共同尽力搜访，极力剖析，去除那些如鼎之十三般虚假之物，收入名流遗逸之作，旁及僧侣，乃至后宫女子，发掘名山石室的收藏，泄露昭陵玉碗般的珍宝，刻在坚硬的石头上，以遍布天下，书法之学大概就没有遗憾了吧？唉！这不容易说啊。
《淳化阁帖》一出，天下纷纷追随，其后临摹重刻，不知有几十上百种。大概墨刻的盛行，从此开始。然而摹仿久了，渐渐导致混乱真假；争论纷纷，于是成为聚讼。大概不只是《兰亭序》、《黄庭经》如此。本朝帖本，如东书堂、宝贤斋等，都出自宗室藩王，既没有法眼，又没有神手，萎靡不振，仅够充当枣脯罢了。文氏停云馆所刻宋、元诸家，都不是得意之笔，大概家藏有限，目力容易穷尽。以一人想要尽搜千古之秘，怎么可能呢？至于好事之家，矫饰诬妄作伪的，又种种都有。所以书法之学到了今天，也是一大厄运。耳食之徒多，而真正的赏鉴不可得了。
魏受禅碑，梁鹄书写，而钟繇镌刻，李阳冰书写，自己篆写自己刻，所以知道镌刻不是粗工俗手能做到的。赵孟頫为人作碑，必定带着善于镌刻的人一起，不肯落入他人之手。近来文徵明父子，都自己摹勒上石，或者托付门客温恕、章简甫去做。二人都是吴中的名手。纵有名笔，而得不到妙工，本来面目，十无一存了。何况想要得其神采呢！我在吴兴，得到姑苏马生，取古帖双钩廓填上石而自己镌刻，毫厘不失笔意。闽莆中有曾生，次之。
唐应用善于书写细字，曾经在一钱上写《心经》，又在麻粒上书写“国泰民安”四字。这虽然是绝世之技，但也近于棘猴戏法了。以我所见，有在便面上书写《西厢杂剧》一部的。我也能这样做，只是目力胜过别人罢了，与书法无关。
古人有善于书法而名字不传于世的人。吴有张翰，晋有刘环之，南齐有萧宣颖，北魏有崔浩，北齐有赵仲将，宇文周有冀亻隽，隋有僧敬脱，唐有薛纯ヌ、高正臣、吕向、梁升卿、席豫等人。有的因为真迹稀少，久遂漫灭。有的因为名过其实，世代无传。至于萧何被功业掩盖，曹操被英雄掩盖，裴行俭被识量掩盖，司马承祯被高尚掩盖，郗氏被丈夫掩盖，临川晋阳公主被父亲掩盖，世人无法称颂。也很可惜。而学业未造就，滥得虚名，也时有发生。所以说：“有的凭借声望不渝，人亡业显，有的凭借依附增价，身谢业衰。”唉，自古已然，何况今日。
渤海高氏所书《圣教序》，上比山阴王羲之则不足，下视元和时代则有余，应当与虞世南、褚遂良争道而驰。古今后宫女子书法，此为白眉了。帝王之书，则梁武帝为冠，宋高宗次之，唐太宗又次之，其余不足观了。
汉光武一札十行，都是亲手细书。唐太宗曾经手书敕令以赐群臣。可见古人以手书为礼，即使万乘之君也如此。所以刘裕不善作书，刘穆之劝其信笔作大字以掩盖拙劣。他难道缺乏掌记侍史吗？所以王右军上孝武书，都是手笔精谨。到唐代依然如此。到有敕令自书谢状勿拘真行的，而诰敕王言，都用名人代书。如颜平原、柳诚悬之类，传为世宝，确实不虚。到宋代以来，假手者多。等到今天，则胥吏之迹，遍于天下，而手书带行，反而目为不敬，名分稍尊，即不敢用其它借名赝作，十居其九。墨迹碑镌，概不足信。书法之学怎能不废呢！
书法之力可传千年，绘画之力可传五百年。书法之传
也以临拓，屡临拓而书之意尽失。矣画之传也以装潢，屡装潢而画之神尽去矣。书名之传，视书稍易，而画迹之藏，视书稍耐。盖世之学画者，功倍于书，而世之重画者，价亦倍于书也。
译书法的流传依靠临摹拓印，但反复临摹拓印，书法的意趣就完全丧失了。绘画的流传依靠装裱，但反复装裱，绘画的神韵就完全消失了。书法名作的流传，比起书法本身稍容易些，而绘画真迹的收藏，比起书法稍能耐久。大概世间学习绘画的人，功夫是学习书法的加倍，而世间重视绘画的人，给出的价格也是书法的加倍。
画视书微不及者，品稍下耳。况唐、宋以前，画手多工神佛、士女、鸟兽、竹木之形，徒以供玩弄，树屏障，故其品尤自猥劣。顾士端父子每被任使，常怀羞恨。刘岳与工匠杂处，立本以画师传呼，虽声价重于一时，而耻辱怀于终身矣。自宋而来，虽尚平淡清远之趣，而吮笔和墨，终未能脱工艺蹊迳也。
唐初虽有山水，然尚精工。如李思训、王摩诘之笔，皆细入毫芒。至王洽始为泼墨，项容始尚枯硬。逮夫荆浩、关仝，一变为平淡高远之致，遂令写生斗巧诸名手，索然减价。至宋董源、李成、郭熙、范宽辈出，天真横逸，上无古人矣。然其结构精密，位置适均，浓淡远近，无不合宜，固非草率造次所可办也。自米元章学王洽而不得其神，倪元镇用枯笔而都无色泽，于是藏拙取捷之辈，转相摹效，自谓画意不复求精工矣，此亦绘事升降之会也。
宋画如董源、巨然，全宗唐人法度。李伯时学摩诘，以工巧胜。自是唐、宋本色，而傍及人物、鞍马、佛像、翎毛，故名独震一时。接其武者，唯赵松雪，然松雪间出独创，而龙眠一意摹仿，趣舍稍异耳。
古人言画，一曰气韵生动，二曰骨法用笔，三曰应物写形，四曰随类传彩，五曰经营位置，六曰传模移写。此数者，何尝一语道得画中三昧？不过为绘人物、花鸟者道耳。若以古人之法，而概施于今，何啻枘凿！
顾恺之《天女维摩图》，一身长至二尺有五，时犹谓之小身维摩，不知大者何似。今人画若作此，当置之何地？《列女图》人物三寸许，诧以为极细，若在今犹为极粗也。吴道子、黄筌皆画《钟馗捉鬼图》，近代如戴文进乃不肯为方伯作神荼、郁垒。夫使之画者非矣，要之，画亦未为不可也。
小人物山水，自李思训父子始。盈尺之内，云树杂沓，楼观延袤，人物车马，以千百计，须发面目，历历可辨。其后，五代有王振鹏，不用金碧，而精巧过之。宋、元，李龙眠、刘松年、钱舜举，近代，尤子求、仇实父，互仿为长卷，而浸失玄妙矣。
余所藏有李思训金碧山水，王孤云《避暑图》、李龙眠《山庄图》及元人《水碓图》，皆细入毫芒，巧思神手，非近代诸君所能仿佛也。闻刘松年有仇书图，画塾师外，出而众稚子戏剧之状，备尽形态。仇实父临之，至一童子手竹竿黏蛛丝，蛛且上且止，恍如生动，不觉为之阁笔，固知名手自有不可及处，惟深于个中，始知之也。
唐画所见甚少，如王维、李昭道、周▯，不过数轴耳。宋画之可辨者，其气韵不同，墨法皴法，亦各自擅长，非近代优孟手可到也。好事之家，止于绢素为辨，非知画者。
米芾《画史》云：“世人见马，即命为曹、韩韦；见牛，即命为韩隼、戴嵩，甚可笑。”今人见鹰隼▯氵▯，即命为宣和；见马即命为子昂；见模糊云树，即命为米元章。不特此也，所翁之龙，林良、吕纪之翎毛，夏昶之竹，盖愈趋而愈下矣。
元时有任月山善画马，钱舜举善人物，雪窗和尚善画兰，至于大痴、黄鹤之山水，皆与文敏不上下，而文敏弘远矣。
国初名手推戴文进，然气格卑下已甚，其他作者如吴小仙、蒋子诚之辈又不及戴，故名重一时。至沈启南出，而戴画废矣。启南远师荆浩，近学董源，而运用之妙真夺天趣。至其临仿古人之作，千变万化，不露蹊径，信近代之神手也。文征仲远学郭熙，近学松雪，而得意之笔往往以工致胜，至其气韵神采，独步一时，几有出蓝之誉矣。唐子畏雅称逸品，终非当家。云间侯懋功、莫廷韩步趋大痴，色相未化，顾叔方舍人、董玄宰太史，源流皆出于此。然为董源、郭熙则难。为大痴较易，故近日画家衣钵遂落华亭矣。
近日名家如云间董玄宰，金陵吴文中，其得意之笔，前无古人。董好摹唐、宋名笔，其用意处在位置、设色，自谓得昔人三昧。吴运思造奇，下笔玄妙，旁及人物、佛像，远即不敢望道子，近亦足力敌松雪，传之後代，价当重连城矣。吴名
译绘画中那些在视觉和书写上稍微不及的，只是品级稍低罢了。何况在唐、宋以前，画手大多擅长描绘神佛、士女、鸟兽、竹木的形象，仅仅是用来供人玩赏、作为屏风屏障，所以它们的品级尤其显得低劣。顾士端父子每次被委以画事，常常心怀羞耻和怨恨。刘岳与工匠混杂在一起，吴道子以画师的身份被传呼，虽然他们在当时的声望很高，但耻辱却伴随终身。自从宋代以来，虽然崇尚平淡清远的意趣，但运笔调墨，终究未能摆脱工艺的套路。
唐初虽然有山水画，但还是崇尚精工细作。像李思训、王维的笔法，都精细到毫毛的尖端。直到王洽才开始泼墨画法，项容才开始崇尚枯硬风格。等到荆浩、关仝出现，一变而为平淡高远的意境，于是那些靠写生斗巧的名手，顿时身价大跌。到了宋代，董源、李成、郭熙、范宽等人辈出，天真豪放，前无古人。然而他们的构图精密，布局匀称，浓淡远近，无不适宜，这本来就不是草率仓促所能办到的。自从米芾学习王洽却未能得其神韵，倪瓒使用枯笔却毫无色泽，于是那些藏拙取巧的人，互相模仿，自认为画意不再追求精工，这也是绘画艺术升降的关键时刻。
宋代的画，如董源、巨然，完全遵循唐人的法度。李公麟学习王维，以工巧取胜。这是唐、宋的本色，并且旁及人物、鞍马、佛像、翎毛，所以名声独震一时。继承他们武略的，只有赵孟頫，但赵孟頫偶尔有独创，而李公麟一心模仿，取舍稍有不同罢了。
古人论画，一曰气韵生动，二曰骨法用笔，三曰应物写形，四曰随类传彩，五曰经营位置，六曰传模移写。这几条，何曾有一句话道出绘画的精髓？不过是给画人物、花鸟的人说的罢了。如果用古人的法则，一概施用于今天，岂不是方枘圆凿，格格不入！
顾恺之的《天女维摩图》，一个身长达到二尺五寸，当时还称之为小身维摩，不知道大的像什么样子。现在的人如果画成这样，应当放在什么地方？《列女图》中的人物只有三寸左右，人们惊叹为极细，如果放在今天，还算极粗呢。吴道子、黄筌都画过《钟馗捉鬼图》，近代如戴进却不愿为方伯画神荼、郁垒。让画的人不对，但画本身也未尝不可。
小幅人物山水，从李思训父子开始。在一尺见方的画面内，云树杂乱，楼阁绵延，人物车马，数以千百计，须发面目，清晰可辨。其后，五代有王振鹏，不用金碧设色，但精巧超过前人。宋、元时期，李公麟、刘松年、钱选，近代，尤求、仇英，互相模仿画长卷，但逐渐失去了玄妙之处。
我所收藏的李思训金碧山水，王孤云的《避暑图》、李公麟的《山庄图》以及元人的《水碓图》，都精细到毫毛的尖端，巧思神手，不是近代各位所能比拟的。听说刘松年有《仇书图》，画塾师外出，众孩童嬉戏的情景，形态毕现。仇英临摹它，画到一个童子手执竹竿粘蛛丝，蜘蛛将上又止，恍如生动，不禁搁笔，固知名手自有不可及之处，只有深谙其中三昧的人，才知道这一点。
唐代画作所见甚少，如王维、李昭道、周昉，不过几幅罢了。宋代画作可辨认的，其气韵不同，墨法皴法，也各自擅长，不是近代优孟衣冠的手笔所能企及的。喜好收藏的人，只凭绢素来辨别，不是懂画的人。
米芾《画史》说：“世人看到马，就说是曹霸、韩干、韦偃画的；看到牛，就说是韩滉、戴嵩画的，非常可笑。”现在的人看到鹰隼，就说是宣和年间的；看到马，就说是赵孟頫画的；看到模糊的云树，就说是米芾画的。不仅如此，陈容的龙，林良、吕纪的翎毛，夏昶的竹，大概是越来越差了。
元代有任月山善画马，钱选善画人物，雪窗和尚善画兰，至于黄公望、黄鹤山的山水，都与赵孟頫不相上下，但赵孟頫更为弘远。
明初名手推崇戴进，但气格已经非常卑下，其他作者如吴伟、蒋子诚等人又不及戴进，所以戴进名重一时。直到沈周出现，戴进的画就废弃了。沈周远师荆浩，近学董源，运用之妙真夺天趣。至于他临仿古人的作品，千变万化，不露痕迹，确实是近代的神手。文徵明远学郭熙，近学赵孟頫，得意的笔法往往以工致取胜，至于其气韵神采，独步一时，几乎有青出于蓝的美誉。唐寅雅称逸品，终究不是当家。云间侯懋功、莫廷韩追随黄公望，色相未化，顾叔方舍人、董其昌太史，源流都出于此。然而画董源、郭熙则难。画黄公望较易，所以近日画家的衣钵遂落华亭了。
近日名家如云间董其昌，金陵吴文中，其得意之笔，前无古人。董其昌喜欢摹仿唐、宋名笔，其用意处在位置、设色，自谓得昔人三昧。吴文中运思造奇，下笔玄妙，旁及人物、佛像，远不敢望吴道子，近也足以力敌赵孟頫，传之后代，价值应当连城了。吴名
彬，莆人，寓金陵。
仇实父虽以人物得名，然其意趣雅淡，不专靡丽工巧。如世所传汉宫春，非其质也。至尤子求始学刘松年、钱舜举，而精妙殊不及。迨近日吴文中始从顾陆探讨得来，百年坛坫，当属此生矣。
译彬是莆田人，客居金陵。
仇实父虽然以描绘人物而闻名，但他的意趣高雅清淡，不专门追求华丽工巧。像世间所传的《汉宫春》，就不是他的本色。直到尤子求开始学习刘松年、钱舜举，但精妙程度远远不及。等到近日的吴文中开始从顾恺之、陆探微那里探求心得，百年画坛的领袖地位，应当属于此人。
今人画以意趣为宗，不甚画故事及人物。至花鸟、翎毛，则辄卑视之。至于神佛像及地狱变相等图，则百无一矣。要亦取其省而不费目力，若写生等画，不得不精工也。
宦官妇女，每见人画，辄问甚麽故事，谈者往往笑之。不知自唐以前，名画未有无故事者。盖有故事便须立意结构，事事考订，人物衣冠制度，宫室规模大略，城郭山川形势向背，皆不得草草下笔，非若今人任意师心，卤莽灭裂，动辄托之写意而止也。余观张僧繇、展子虔、阎立本辈，皆画神佛变相，星曜真形。至如石勒、窦建德、安禄山，有何足画，而皆写其故实？其他如懿宗射兔，贵妃上马，后主幸晋阳，华清宫避暑，不一而足。上之，则神农播种，尧民击壤，老子度关，宣尼十哲，下之，则商山采芝，二疏祖道，元达锁谏，葛洪移居。如此题目，今人却不肯画，而古人为之，转相沿仿，盖由所重在此，习以成风，要亦相传法度，易于循习耳。
江南顾闳中有《韩熙载夜宴图》，是时韩在中书，广蓄声伎，日事游宴，名闻中外。后主闻之，欲窥其灯烛、尊俎、觥筹交错之态度不可得，乃命闳中夜至其第窥窃之，目识心存，翌日，图绘以献，广布中外。此与宋高宗画吴益王冷泉濯足事相类。虽君臣之眷，形骸无间，然近于淫▯，非所以训也。今后世所传石崇金谷屏障盖本于此，然粗俚无复仿佛矣。
王フ、周▯以唐臣子而画贵妃出浴、明皇斗鸡斫脍等图，不一而足，可谓无礼于其君矣，而世犹然赏之。至于韩晋公与李赞皇同时，而行辈皆高于李，反为德裕见客图，可见当时好事有一传奇必形之歌咏，写之图画，上人不禁也，至宋而此风绝矣。
张僧繇画龙，点睛便飞去。曹弗兴传，至宋明帝时累月旱▯，祈祷无应，以弗兴画置水傍，应时澍雨。绘事既精，神物凭焉。乃知韩干画马，鬼使乘之，不足异也。然龙之形状非目力可以细察，视之牛马，难易迳庭，故有三停九似，蜿蜒升降之异，加以海潮风浪之势，如斯而已。不知古人何所传授，而致精绝若是？至宋四明僧传古者独专是技，名震一时，其跃波吟雾，穿石戏珠，涌水出洞诸态，种种备具，当时以为绝笔。元末国初，则长乐所翁，为世珍重。自是以后，无复有传之者。盖亦史所谓得其分数而失其玄妙者与？
宋徽宗工画花鸟，故宣和殿所藏黄荃父子画至六百七十余幅，徐熙画至二百四十余幅。盖江南之亡，所藏尽归天府矣。但惜其所好止此，故品劣而气下。昔李伯时好画马，有道人戒以来生当堕马腹中，乃改画佛像。当时艮岳所蓄珍禽异兽，动以万计，深秋中夜，凄楚之声四彻，而几案间所爱习临摹者又复如是，安知将来不堕畜生道中耶？
牛马龙虎之属，画之固亦俊爽可喜，至罗隐之子塞翁者，专画羊，张及之、赵永年专画犬，李霭之、何尊师专画猫，滕王元婴专画蜂蝶，郭元方专画草虫。彼顾有所独会耶？抑幽人高尚之致托于是以寓意耶？而名亦因之以显。故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孔子谓：“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不有博弈？犹贤乎已。”苟能专工一艺，足以自见，亦愈於没世而名不称者矣。
余见周▯、李龙眠及近代仇实父诸美人图，皆▯发丰肌，女妆稠叠，一种风神媚态，略无仿佛。昔人谓周▯贵游子弟，多见贵而美者，故以丰厚为体。又关中妇女纤弱者少。此语固未必然，但当时好尚如此。韩干画马，画肉不画骨，岂亦所见异耶？近日始苏有张文元者，最工美人，其绰约明媚，令人神魂飞越，俗笔中之神手也，而名不出里▯，悲夫！
米氏《画史》所言赏鉴、好事二家，可谓切中世人之病。其为赏鉴家者，必其笃好，遍阅记录，又复心得，或自能画，故所收皆精品。近世人或有赀力，元非酷好，意作标韵，至假耳目于人，或置锦囊玉轴，以为珍秘开之，令人笑倒，此之谓好事家。余谓：今之纨裤子弟，求好事而亦不可得。彼其金银堆积，无复用处。闻世间有
译如今的人作画，以意趣为根本宗旨，不太画历史故事和人物画。至于花鸟、翎毛画，则往往轻视它们。至于神佛像以及地狱变相之类的图画，则百中无一了。这大概也是取它省事而不费目力，如果是写生之类的画，就不得不精工细作了。
宦官和妇女，每次看见人作画，就问是什么故事，谈论的人往往嘲笑他们。却不知道自唐代以前，名画没有没有故事的。因为有故事就必须构思布局，事事考证，人物的衣冠制度，宫室的规模大略，城郭山川的形势向背，都不能草率下笔，不像现在的人任意凭主观臆断，粗疏轻率，动不动就托辞写意而止步。我观看张僧繇、展子虔、阎立本等人，都画神佛变相，星曜真形。至于像石勒、窦建德、安禄山，有什么值得画的，却都描绘他们的史实？其他如唐懿宗射兔，贵妃上马，后主幸晋阳，华清宫避暑，不胜枚举。往上的，有神农播种，尧民击壤，老子度关，孔子十哲；往下的，有商山采芝，二疏祖道，元达锁谏，葛洪移居。这样的题目，现在的人却不肯画，而古人却画，辗转沿袭模仿，大概是因为所重视的在这里，习惯成自然，也是因为相传的法度，容易遵循学习罢了。
江南顾闳中有《韩熙载夜宴图》，当时韩熙载在中书省，广泛蓄养歌妓舞女，每天从事游宴，名声传遍中外。后主李煜听说后，想窥探他灯烛、酒器、酒杯交错的态度却不可得，于是命令顾闳中夜里到他家窥探，目识心记，第二天，画好献给后主，广泛传布中外。这与宋高宗画吴益王冷泉濯足的事相类似。虽然君臣之间的恩宠，形骸之间没有隔阂，然而近于淫佚，不是用来教化人的。后来后世所传的石崇金谷屏障大概源于此，然而粗俗鄙陋，不再有相似之处了。
王洽、周昉作为唐代的臣子，却画贵妃出浴、明皇斗鸡切肉等图，不胜枚举，可以说是对他们的君主无礼了，而世人仍然欣赏他们。至于韩晋公与李赞皇同时代，而辈分都高于李，反而为李德裕画见客图，可见当时好事的人有一件传奇必定形之歌咏，写之图画，上层人士不禁也，到宋代这种风气就绝迹了。
张僧繇画龙，点上眼睛龙就飞走了。曹弗兴的传说，到宋明帝时连续几个月干旱，祈祷没有回应，把曹弗兴的画放在水边，立刻降下大雨。绘画技艺既然精妙，神灵依附其中。于是知道韩干画马，鬼使乘坐它，不值得奇怪。然而龙的形状不是目力可以仔细察看的，与牛马相比，难易程度相差甚远，所以有三停九似，蜿蜒升降的不同，加上海潮风浪的气势，如此而已。不知道古人从哪里传授，而达到如此精妙绝伦？到宋代四明僧传古者独专此技，名震一时，他画的龙跃波吟雾，穿石戏珠，涌水出洞等各种姿态，样样具备，当时认为是绝笔。元末明初，则长乐所翁，被世人珍重。从此以后，不再有传承的人了。大概也是史书所说的得到其分数而失去其玄妙的人吧？
宋徽宗擅长画花鸟，所以宣和殿所藏黄荃父子的画多达六百七十余幅，徐熙的画多达二百四十余幅。大概是因为江南的灭亡，所藏尽归天府了。只是可惜他所好的仅此而已，所以品格低劣而气韵低下。从前李伯时喜欢画马，有道士告诫他将来会堕入马腹中，于是改画佛像。当时艮岳所蓄珍禽异兽，动辄以万计，深秋中夜，凄楚之声四处回荡，而几案间所爱习临摹的又复如此，怎知将来不堕入畜生道中呢？
牛马龙虎之类，画出来固然俊爽可喜，至于罗隐的儿子塞翁，专画羊，张及之、赵永年专画犬，李霭之、何尊师专画猫，滕王元婴专画蜂蝶，郭元方专画草虫。他们难道有什么独特的领悟吗？还是幽人高尚的情致寄托于此以寓意呢？而名声也因此显扬。所以说：“虽然是小道，必定有可观之处。”孔子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不有博弈？犹贤乎已。”如果能专工一艺，足以自我表现，也胜过终身而名不称的人了。
我见过周昉、李龙眠以及近代仇实父等人的美人图，都是浓发丰肌，女妆稠叠，一种风神媚态，略无仿佛。从前的人说周昉是贵游子弟，多见贵而美者，所以以丰厚为体。又说关中妇女纤弱者少。这话固然不一定正确，但当时的好尚如此。韩干画马，画肉不画骨，难道也是所见不同吗？近日苏州有张文元者，最工美人，其绰约明媚，令人神魂飞越，俗笔中之神手也，而名不出里巷，悲夫！
米氏《画史》所言赏鉴、好事二家，可谓切中世人之病。其为赏鉴家者，必定是笃好，遍阅记录，又复心得，或自能画，所以所收皆精品。近世人或有财力，原本不是酷好，意在标榜风韵，甚至假耳目于人，或置锦囊玉轴，以为珍秘，打开一看，令人笑倒，此之谓好事家。我说：现在的纨裤子弟，求好事而亦不可得。他们金银堆积，无复用处。闻世间有
一种书画，亦漫收买，列之架上，挂之壁间。物一入手，更不展看，堆放橱簏，任其朽蠹。如此者十人而九。求其锦囊玉轴，又安可得？余行天下，见富贵名家子弟，烨有声称者，亦止仅足当好事而已，未敢遽以赏鉴许之也。
译对于某一类书画，也随意地收购，陈列在书架上，悬挂在墙壁间。物品一旦到手，再也不展开观看，堆放在柜子里，任凭它腐朽生虫。像这样的人十个里面就有九个。想要得到锦缎囊袋和玉质画轴，又哪里能够求得呢？我游历天下，见到富贵名门子弟中，光彩照人、享有声誉的，也仅仅足以充当爱好事物的人罢了，不敢轻易称许他们具有鉴赏能力。
今世书画有七厄焉：高价厚值，人不能售，多归权贵，真赝错陈，一厄也；豪门籍没，尽入天府，▯覃蠹澌尽，永辞人间，二厄也；啖名俗子，好事估客，挥金争买，无复泾渭，三厄也；射利大驵，贵贱懋迁，才有赢息，即转俗手，四厄也；富贵之家，朱门空锁，榻笥凝尘，脉望果腹，五厄也；膏梁纨▯，目不识丁，水火盗贼，恬然不问，六厄也；拙工装潢，面目损失，奸伪临摹，混淆聚讼，七厄也。至于国破家亡，兵燹变故之厄，又不与焉。每读易安居士《金石录》，反覆再三，辄为叹息流涕。彼其夫妇同心赏鉴，而赀力雄赡，足以得之，可谓奇遇矣，而终不能保其所有，况他人乎？
观《宣和画谱》及米氏《画史》所载，可见宋时内府所藏山水何寥寥也？岂其所重者尚在人物、宫室、花木，虫鱼间耶？道释自顾恺之始，人物自曹弗兴始，鸟兽自史道硕始，信为绝代奇宝矣，而山水仅始于李思训。且以宋而置唐画，似非难得者，而仅止十人耳，则宣和好尚之偏也。观其论曰：“山水之于画，市之康衢世目，未必售也。”其然岂其然乎？米老所言：“晋及唐初画亦皆神佛故事，即阎立本、王摩诘，似亦未的见真本也。”以此观之，则如近代嘉禾项氏所藏，盖古今无与匹耳。
项氏所藏，如顾恺之《女箴图》，阎立本《豳风图》，王摩诘《江山图》，皆绝世无价之宝。至李思训以下小幅，不知其数，观者累月不能尽也。其它墨迹及古彝鼎尤多。其人累世富厚，不惜重赀以购，故江南故家宝藏皆入其手。至其纤啬鄙吝，世间所无。且家中广收书画而外，逐刀锥之利，牙签会计，日夜不得休息，若两截人然，尤可怪也。近来亦闻颇散失矣。
画视书稍难，而人之习书亦多于画。名公钜卿作字稍不俗恶，书名亦藉以传矣。今观宋诸公书，如王临川、司马涑水、苏乐城等，皆非善书者也，而世犹然传赏之。至于画，则非一二笔可了，亦非全不知者可以涂抹而成也。虽难易迥别，而道艺亦判矣。
自晋、唐及宋、元，善书画者往往出于▯绅士大夫，而山林隐逸之踪百不得一，此其故有不可晓者。岂技艺亦附青云以显耶？抑名誉或因富贵而彰耶？抑或贫贱隐约，寡交罕援，老死牖下，虽有绝世之技，而人不及知耶？然则富贵不如贫贱，徒虚语耳。盖至国朝而布衣处士以书画显名者不绝，盖由富贵者薄文翰为不急之务，溺情仕进，不复留心，故令山林之士得擅其美，是亦可以观世变也。噫！
藏画与藏字一也，然字帖颇便收拾，堆置案头，随意翻阅，间即学临数过，倦则叠之，自赏自证，力不劳而心不厌。画即不然。卷子展看一回，即妨点污，卷折不谨，又虞皱裂。壁上大幅，尤费目力。藏则有蠹鲟之虑，挂则有霉湿之忧。卷舒经手，则不耐其劳，付诸奴仆，则易至损坏。有识之士，必不以彼易此。米南宫尝以十幅古画易一古帖。米于二事皆留心者，轩轾若此，其见卓矣。然古画易得，古帖难求，更难辨也。
画雪中之芭蕉也，飞雁之展足也，斗牛之坚尾也，子路之木剑，二疏之芒ハ，昭君之帷帽也，虽经识者指摘，而画品殊不在此。国朝戴文进画《秋江独钓图》，一人朱衣把竿。宣庙叹其工，欲召见之。有谗之者曰：“朱衣，朝祭之服也，可用之鱼猎乎？”遂寝其命。夫世好奇之士，岂无朱衣垂钓者？然以艳丽之服施之川泽，亦终觉杀风景耳，宜乎谗言之得行也。
米元章与富郑公婿范大ず同游相国寺，以七百金买得王维雪图，因无仆从，借范人持之。行游良久，范主仆俱不见，翌日，遣人往取，云已送西京裱背矣。米无如之何，因以赠之。余谓：此老平日好攘人物，见蔡鲁公、王右军书，则叫呼欲投水，挟而得之。为天子书千文，则并禁中端砚而袖出。今日遇范，亦出乎尔反乎尔者也，可为绝倒。
五代东丹王李赞华善画，多写贵人、酋长、戈矛、甲胄之形，为世崇尚。可见戎狄之中亦有文雅不群者。今西北诸狄
译当今世间的书画有七种厄运：价格高昂，常人无力购买，大多归于权贵之手，真伪混杂陈列，这是第一种厄运；豪门被籍没家产，书画全部收入官府，遭受潮湿虫蛀而消亡殆尽，永远离开人间，这是第二种厄运；追求虚名的俗人、喜欢多事的商人，挥金如土争相购买，不再区分优劣，这是第三种厄运；图利的巨商，不论贵贱进行买卖，只要稍有利润，就转手卖给庸俗之人，这是第四种厄运；富贵人家，朱门空锁，榻箱积满灰尘，书蠹吃饱了肚子，这是第五种厄运；富贵子弟，目不识丁，对于水火盗贼的危害，安然不问，这是第六种厄运；拙劣的工匠进行装潢，导致书画面目受损，奸伪的临摹品，混淆视听引发争议，这是第七种厄运。至于国家破败、家庭灭亡，战火变故带来的厄运，就不在此列了。每当阅读易安居士的《金石录》，反复诵读，总是叹息流泪。他们夫妇同心鉴赏，而且财力雄厚，足以得到这些宝物，可以说是奇遇了，但最终也不能保全其所有，何况其他人呢？
查看《宣和画谱》以及米芾《画史》所载，可以看出宋代内府所藏的山水画多么稀少？难道他们所看重的还在人物、宫室、花木、虫鱼之间吗？道释画从顾恺之开始，人物画从曹不兴开始，鸟兽画从史道硕开始，确实是绝代的奇宝，而山水画仅仅始于李思训。况且以宋代收藏唐代画作，似乎并非难得，却只有十人而已，这说明宣和年间喜好有所偏颇。看他们的论调说：“山水画在画市中，摆在康衢大道上，世人未必会购买。”真是这样吗？米芾所说：“晋代及唐初的画也都是神佛故事，即使是阎立本、王维，似乎也没有见到真本。”由此看来，那么像近代嘉禾项氏所藏的，大概是古今没有能与之匹敌的了。
项氏所藏的，如顾恺之的《女箴图》，阎立本的《豳风图》，王维的《江山图》，都是绝世无价之宝。至于李思训以下的小幅作品，不知有多少，观看者累月也不能看完。其他墨迹以及古彝鼎尤其多。他家累世富有，不惜重金购买，所以江南旧家的宝藏都落入他手。至于他吝啬鄙吝，世间少有。而且家中广泛收藏书画之外，还追逐微利，记账算账，日夜不得休息，像两个截然不同的人一样，尤其奇怪。近来也听说散失了不少。
绘画比书法稍难，而人们练习书法的也比绘画的多。名公巨卿写字稍微不俗恶，书名也就借此传扬了。现在看宋代各位公卿的书法，如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都不是擅长书法的人，而世人仍然传赏他们的作品。至于绘画，则不是一两笔可以完成的，也不是完全不懂的人可以涂抹而成的。虽然难易截然不同，但道艺也就判然分明了。
从晋、唐到宋、元，擅长书画的人往往出自士大夫，而山林隐逸之迹百中难得一，这其中的缘故有不可理解的。难道技艺也依附权贵而显赫吗？还是名誉因为富贵而彰显呢？或者是贫贱隐居，少交游缺乏援引，老死窗下，虽然有绝世之技，而人们不及知晓呢？那么富贵不如贫贱，只是空话罢了。大概到了本朝，布衣处士以书画显名的不绝于书，这是因为富贵者轻视文翰为不急之务，沉迷于仕途进取，不再留心，所以让山林之士得以独占其美，这也足以观察世道的变迁了。唉！
收藏绘画与收藏字帖是一样的，然而字帖比较便于收拾，堆放在案头，随意翻阅，偶尔就临摹几遍，疲倦了就叠起来，自我欣赏自我验证，不费力而心不厌烦。绘画就不是这样。卷子展开看一回，就怕弄脏，卷折不谨慎，又担心皱裂。壁上大幅，尤其费目力。收藏则有虫蛀的忧虑，悬挂则有霉湿的担忧。卷舒经手，则不耐其劳，交给奴仆，则容易损坏。有识之士，必定不会用那个交换这个。米芾曾经用十幅古画交换一幅古帖。米芾对这两件事都留心，如此轩轾，他的见识卓绝啊。然而古画容易得到，古帖难以求得，更难辨别。
画雪中的芭蕉，飞雁的展足，斗牛的坚尾，子路的木剑，二疏的芒屦，昭君的帷帽，虽然经过识者指摘，而画品并不在此。本朝戴文进画《秋江独钓图》，一人穿朱衣持竿。宣宗赞叹其工巧，想召见他。有进谗言的人说：“朱衣，是朝祭的礼服，可以用在渔猎吗？”于是停止了命令。世上好奇之士，难道没有穿朱衣垂钓的人吗？然而把艳丽的服饰用在川泽之中，终究觉得煞风景，宜乎谗言之得行也。
米芾与富郑公的女婿范大用同游相国寺，用七百金买得王维雪图，因为没有仆从，借范大用的人拿着。行走游览很久，范大用的主仆都不见了，第二天，派人去取，说已经送到西京裱背了。米芾无可奈何，于是赠给他。我说：这位老人平日喜欢抢夺人物，见到蔡京、王羲之的书法，就呼叫想要投水，挟持而得到。为天子写千字文，就连禁中的端砚也袖出。今天遇到范大用，也是出乎尔反乎尔啊，可为绝倒。
五代东丹王李赞华擅长绘画，多写贵人、酋长、戈矛、甲胄之形，为世崇尚。可见戎狄之中也有文雅不群的人。现在西北诸狄
，识字者盖少，无论书画已。高丽、日本画皆精绝，不类中国。余从番舶购得倭画数幅，多画人物，形状丑怪如夜叉，然长短大小不一，亦不知其何名也。画无皴法，但以笔细画，萦回环绕，细如亳发，四周皆番字，不可识。又有春意便面一折，其衣冠制度甚为殊诡，设色亦不类中国也。
译识字的人大概很少，更不用说书画了。高丽、日本的绘画都精妙绝伦，不像中国的风格。我从外国商船上购得几幅日本画，大多画的是人物，形状丑怪如同夜叉，然而长短大小各不相同，也不知道它们叫什么名字。画中不使用皴法，只是用笔细细描绘，线条萦回环绕，细如毫发，四周都是外国文字，无法辨认。还有一幅名为“春意”的团扇画，其中的衣冠制度非常奇异，设色也不像中国的风格。
古人善画者必能写真，盖时尚画人物故也。国初犹然。相传戴文进至金陵，行李为一佣肩去，杳不可识，乃从酒家借纸笔图其状貌，集众佣示之。众曰：“是某人也。”随至其家，得行李焉。今画者以写真为别技矣。吾闽莆田史氏以传神名海内，其形神笑语逼真，令人奇骇，但不过俗子之笔耳。少陵所谓“坎轲风尘里，屡貌寻常行路人”者，政此辈也。近来曾生鲸者，亦莆人，而下笔稍不俗，其写真大二尺许，小至数寸，无不酷肖，挟技以游四方，累致千金云。
闽人尚有刻木为小像者，召之至，草草审视，不移时即去，殊不见其审度经营也。越一日而像成，大小惟命，色泽姿态，毫发不爽，置之座右，宛然如生。此亦可谓绝技也已。
戴文进不肯为方伯作门神，方伯怒，囊以三木。右伯黄公泽，闽人也，见而问其故，笑而解释之，戴德黄甚，临行送画四幅，乃其生平最得意之笔，今黄之子孙尚留传其一云。技之厄于不知已，而伸于知己如此。姑苏沈启南亦为太守召作屏风，不应，大怒，欲辱之。及入觐，谒太宰吴原博，首问：“石田先生安否？”出问从者，始大惊，归而谢罪。文征仲在史馆，同时诸翰林相谓：“奈何以画匠辱我木天？”征仲闻，即日拂衣归。三事皆相类。宜乎阎立本有厮役之恨也！
今赵州有吴道子画水墨刻，其波涛汹涌，翻澜骇沫，细观，目为之眩，不知真迹当何如也。
人之技巧，至于画而极，可谓夺天地之工，泄造化之秘。少陵所谓“真宰上诉天应泣”者，当不虚也。然古人之画，细入毫发，飞走之态，罔不穷极，故能通灵入圣，役使鬼神。今之画者，动曰取态，堆墨劈斧，仅得崖略，谓之游戏于墨则可耳，必欲诣境造极，非师古不得也。
凡百技艺，书上矣，卜筮次之，棋损间心，画为人役。其它术数，致远恐泥，苟精其理，皆足成名，而高下之间，判然千里。余少也贱，罔不涉猎，而究竟无成，皆同袜线，今已一切敕断，惟柔翰宿业，尚未能驱除耳。
人之嗜好，故自迥异，如谢康乐好游涉山水，李卫公喜未闻见新书，此自天性，不足为病。右军好蓄鹅，子敬好作驴鸣，崔安潜好有斗牛，米元章好石，近于僻矣，而未害也。王思微好洁，陈伯敬好忌讳，宋明帝好鬼，以之处世，大觉妨碍。至于海上之逐臭，之嗜足纨也，甚矣！
口有同嗜，常语也。然文王嗜昌<蜀犬>，曾皙嗜羊枣，屈到嗜芰，宋明帝嗜蜜浸▯豕▯夷，崔铉嗜新捻头，魏征嗜醋芹，辛绍先嗜羊肝，顾翱母喜食雕胡饭，已为不得其正。至刘邕之嗜疮痂，鲜于叔明之嗜臭虫，张怀肃之嗜服人精，权长孺之嗜爪甲，国朝赵辉之嗜女人月水，刘俊之嗜蚯蚓，殆不可以人理论者。
古人嗜酒，以斗为节。十斗一石，量之极也。故善饮若淳于髡、卢植、蔡邕、张华、周ダ之辈，未有逾一石者。独汉于定国饮至数石不乱，此是古今第一高阳矣。宋时如寇莱公、石曼卿、刘潜、杜默，皆以饮称雄者，其量恐亦不下古人也。近代酒人，不知视昔云何？但缙绅之中，能默饮百杯以上，不动声色者，即足以称豪矣。以耳目所睹记，若曾学士▯、冯司成衍、胡总制宗宪、汪司马道昆，皆自负无对者，而其它猥琐不论也。曾学士至铸铜与身等，见其所饮内之，至铜人溢出，而尚未醉。冯司成放春榜，每进士陪一杯，遂讫三百杯，兴未尽，复于中择善饮者五人，与立酬酢，又百余爵。五人皆踉跄不胜，而冯无恙也。胡在浙中迎乡榜亦然。汪司马每饮，大小尊▯错陈，以尽一几为率，啜之至尽，略无余沥，亦裴弘泰之匹矣。然汪尝言：“善饮者，必自爱其量。每见人初即席便大吸者，辄笑之。”亦可谓名言也。
廉将军老矣然，一饭斗，米肉十斤。少壮之时，不知云何？壮士猛将，想皆尔尔。樊哙，生彘肩可啖，何论饭矣？符秦、乞活、夏默等，啖肉三十余斤，其人长至二丈，有不可以常理论也。张齐贤候吏置一大桶
译古代擅长绘画的人必定能够画肖像，这是因为当时风尚流行画人物。建国初期还是这样。相传戴文进到了金陵，行李被一个佣人扛走了，踪迹渺茫无法辨认，于是他从酒家借来纸笔画下那个佣人的相貌，召集众佣人展示给他们看。众人说：“这是某某人。”随即到那人的家里，找回了行李。如今画家把画肖像当作另一种技艺了。我们福建莆田的史氏以画肖像闻名天下，他们画的形貌、神态、笑语逼真，令人惊奇骇异，但不过是俗人的笔法罢了。杜甫所说的“坎坷风尘中，屡次描绘寻常路人”，正是指这类人。近来有个叫曾鲸的人，也是莆田人，但下笔稍有不俗，他画的肖像大的二尺左右，小的几寸，无不酷似本人，他凭借技艺游历四方，积累了千金财富。
福建人还有雕刻木头制作小像的，召他到来，粗略审视一番，不一会儿就离开了，完全看不出他仔细考量构思的样子。过了一天画像就做好了，大小听从命令，色泽姿态，毫发不差，放在座位旁边，栩栩如生。这也可以说是绝技了。
戴文进不肯为方伯画门神，方伯大怒，用枷锁囚禁他。右伯黄公泽是福建人，见到后询问原因，笑着为他解释，戴文进非常感激黄公泽，临行前赠送四幅画，那是他生平最得意的作品，现在黄公泽的子孙中还保留着一幅。技艺被不了解自己的人困厄，而被了解自己的人伸张，就是这样的道理。姑苏沈启南也被太守召去画屏风，他不答应，太守大怒，想要侮辱他。等到太守进京朝见，拜见太宰吴原博，首先问：“石田先生身体好吗？”出来问随从，才大吃一惊，回去向沈启南谢罪。文征仲在史馆任职，同时的各位翰林互相说：“怎么能用画匠的身份侮辱我们翰林院？”征仲听说后，当天拂袖回家。这三件事都相似。难怪阎立本会有被当作仆役的怨恨了！
现在赵州有吴道子画的水墨刻本，波涛汹涌，翻卷的浪花骇人，仔细看，眼睛为之眩晕，不知道真迹会是什么样子。
人的技巧，到了绘画就达到了极致，可以说夺取了天地的工巧，泄露了造化的秘密。杜甫所说的“真宰上诉天应泣”，应当不是虚言。然而古人的画，细致入微，飞禽走兽的姿态，无不穷尽极致，所以能够通灵入圣，役使鬼神。现在的画家，动不动就说追求姿态，堆砌墨色，劈斧皴法，仅仅得到大概，称之为游戏笔墨还可以，如果想要达到极致的境界，不师法古人是不行的。
各种技艺，书法排在第一，占卜排在第二，下棋损害心志，绘画被人役使。其他的术数，追求深远恐怕会陷入困境，如果精通其道理，都足以成名，而在高低之间，差别千里。我年轻时地位低下，无不涉猎，但最终没有成就，都像袜带一样微不足道，现在一切都已断绝，只有绘画这一旧业，还未能驱除。
人的嗜好，本来迥然不同，比如谢康乐喜欢游览山水，李卫公喜欢没听说过的书，这是天性，不足以成为毛病。王右军喜欢蓄养鹅，王献之喜欢模仿驴叫，崔安潜喜欢斗牛，米芾喜欢石头，接近怪癖了，但还没有害处。王思微喜欢洁净，陈伯敬喜欢忌讳，宋明帝喜欢鬼神，用来处世，大大妨碍。至于海上追逐臭味的人，喜欢足纨的人，太严重了！
口中有相同的嗜好，是常理。然而周文王喜欢昌蜀犬，曾皙喜欢羊枣，屈到喜欢菱角，宋明帝喜欢蜜浸豕夷，崔铉喜欢新捻头，魏征喜欢醋芹，辛绍先喜欢羊肝，顾翱的母亲喜欢吃雕胡饭，已经不得其正了。至于刘邕喜欢疮痂，鲜于叔明喜欢臭虫，张怀肃喜欢服用人精，权长孺喜欢指甲，本朝赵辉喜欢女人的经血，刘俊喜欢蚯蚓，几乎不能用人的常理来讨论了。
古人喝酒，以斗为节制。十斗为一石，是容量的极限。所以善于喝酒的像淳于髡、卢植、蔡邕、张华、周达之类的人，没有超过一石的。只有汉代的于定国喝到几石也不乱，这是古今第一高阳酒徒了。宋代像寇莱公、石曼卿、刘潜、杜默，都以喝酒称雄，他们的酒量恐怕也不低于古人。近代的酒徒，不知道比起过去怎么样？但在士大夫中，能够默默喝上百杯以上，不动声色的人，就足以称为豪饮了。以耳目所见的记忆，像曾学士、冯司成衍、胡总制宗宪、汪司马道昆，都自负没有对手，而其他猥琐的人就不说了。曾学士甚至铸造铜人与自己等高，看他喝进去的酒，直到铜人溢出，还没有醉。冯司成放春榜，每个进士陪一杯，于是喝完三百杯，兴致未尽，又在其中挑选五个善于喝酒的人，与他们立起酬酢，又喝了一百多杯。五个人都踉跄不胜，而冯司成安然无恙。胡总制在浙江迎接乡榜也是这样。汪司马每次喝酒，大小酒樽交错陈列，以喝完一桌为率，喝到尽头，几乎没有剩余的酒，也是裴弘泰的匹敌了。然而汪司马曾说：“善于喝酒的人，必定爱惜自己的酒量。每次看到有人刚入座就大口喝酒的，就嘲笑他。”也可以说是名言了。
廉颇将军老了，一顿饭吃一斗米，十斤肉。年轻力壮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样？壮士猛将，想来都是这样。樊哙，生的猪腿都可以吃，何况米饭呢？符秦、乞活、夏默等人，吃三十多斤肉，身高达到两丈，有不能用常理来讨论的。张齐贤的候吏放置一个大桶
屏后，伺公饮饭，如数投之，桶溢而食未已。赵温叔与兵马监押对食猪羊肉各五斤，蒸糊五十事，此亦何逊廉将军乎？近代▯绅中如啖猪首一枚，折胡饼高至一箸者，往往见之，不能尽书，其人亦不足书也。
译在屏风后面，等待赵公吃饭，按照他要求的数量投进食物，桶里的食物溢出来了，他还没有吃完。赵温叔与兵马监押一起吃饭，每人吃猪羊肉各五斤，蒸糕五十件，这哪里比得上廉颇将军呢？近代的士绅中，像吃下一整个猪头，或者胡饼堆得有一筷子那么高的，常常能见到，无法全部写下来，这些人也不值得记载。
亦有因疾而善啖者。余里中有人啖豚，尝至半体。乡里社日时为所嬲。一日，众共执之，缚庭柱上，不得食。久之，观喉中有物，一虾蟆跃出，众击杀之，自此不复能食矣。此与唐佐史食▯至数十斤者相类。近闻太原有嗜酒者亦然。乃知嗜好之偏而酷者，皆疾也。
人有嗜睡者，边孝先、杜牧、韩昌黎、夏侯隐、陈搏、王荆公、李岩老皆有此癖。近时张东海有《睡丞记》，言：“一华亭丞，谒乡绅，见其未出，座上鼾睡。顷之，主人至，见客睡，不忍惊，对坐，亦睡。俄而丞醒，见主人熟睡，则又睡。主人醒，见客尚睡，则又睡。及丞再醒，暮矣，主人竟未觉。丞潜出，主人醒，不见客，亦入户。”世有此可笑事。陆放翁诗云：“相对蒲团睡味长，主人与客两相忘。须臾客去主人觉，一半西窗无夕阳。”此诗殆为此丞发耶？
宋明帝好忌讳，文书上有凶败丧亡等字，悉避之。移床修壁，使文士撰祝，设太牢，祭土神。江谧言及白门，上变色，曰：“白汝家门。”后梁萧▯恶人发白，汉汝南陈伯敬终身不言死；与妻交合，必择时日；遣媵御，将命往复数四。人之蔽惑，可笑有如此者。
以余所见，▯绅中有恶鸦鸣者，日课吏卒，左右彀弩，挟弹，如防敌，然值大雪即不出，恶其白也。官文书，一切史字、丁字、孝字、老字，皆禁不得用。又闽中一先辈尤甚，与家人言无，必曰有；死必曰生。身死之日，寸帛尺素，皆无所有，几有小白之Г。至今乡曲以为话柄。然转相效仿者不无其人也。
人有好货财者，坐卧起居，言动食息；无所往而不与阿堵俱也。一日，病且死，强起阅库藏，白镪如山，拊摩不忍舍去，谓其子曰：“幸内十大镪棺中，亲我怀抱。”或曰：“以金入木不利，且启发冢之端，不如以楮代之可也。”其人凝泪太息，不能言而逝。噫！斯人何愚也。生积巨万，而死不能将去锱铢。故人之所好，必求死之日得将去者，则几矣。
范云欲预册命，祈医速瘳，不顾三年后之死也。死生亦大矣，而人之所好，有甚于生者。荀奉倩之死，色也；刘伶之死，酒也；石崇之死，财也；梁冀、韩▯胄之死，权也。皆知之而不能自克者也。仕宦不止，生行死归，亦其次也。
金陵人有拾钞于道者，归而视之，荷叶也，弃之门外。逡巡，一荷担者俯而拾焉，故钞也。一钞何足言？乃不可妄得若此，贪得者亦何为哉？
●卷八 人部四
士人之好名利，与妇人女子之好鬼神，皆其天性使然，不能自克。故妇人而知好名者，女丈夫也；士人而信鬼神者，无丈夫气者也。
木兰为男妆，出戍远征，而人不知也，可谓难矣。祝英台同学三年，黄崇嘏遂官司户，娄逞位至议曹，石氏衔兼祭酒，张察之妇，授官至御史大夫，七十之年复嫁，生二子，亦亘代之异人也。
国朝蜀韩氏女遭明玉珍之乱，易男子服饰，从征云南，七年人无知者，后遇其叔，始携以归。又金陵黄善聪，十二失母，父以贩香为业，恐其无依，诡为男装，携之庐、凤间。数年父死，善聪变姓名为张胜，仍习其业。有李英者，亦贩香，自金陵来，与为火伴，同卧起三年，不知其为女也。后归见其。姊姊诟之，善聪以死自矢，呼媪验之，果然，乃返女服。英闻大骇，怏怏如有所失，托人致聘焉。女不从，邻里交劝，遂成夫妇。此二事，焦氏笔乘所载。前事甚似木兰，后事甚似祝英台。又有刘方兄弟小说，未详其世，当续考之。
女子诈为男，传记则有之矣；男人诈为女，未之见也。国朝成化间，太原府石州人桑▯，自少缠足，习女工，作寡妇妆，游行平阳、真定、顺德、济南等四十五州县，凡人家有好女子，即以教女工为名，密处诱戏与之奸淫；有不从者，即以迷药喷其身，念咒语，使不得动，如是数夕，辄移他处，故久而不败。闻男子声，辄奔避。如是十余年，奸室女以数百，后至晋州，有赵文举者，酷好寡妇，闻而悦之，诈以妻为其妹，延入共
译也有因为疾病而特别贪吃的人。我家乡有人吃猪肉，曾经吃到半只猪。乡里社日祭祀时，他被这毛病所困扰。有一天，众人一起抓住他，把他绑在庭院的柱子上，不让他吃东西。过了很久，看见他喉咙里有东西，一只蛤蟆跳了出来，众人把它打死，从此他就不再能吃东西了。这与唐佐史吃某物多达几十斤的情况相似。近来听说太原有个嗜酒的人也是这样。由此可知，嗜好偏激而酷烈的，都是疾病。
有人嗜睡，边孝先、杜牧、韩昌黎、夏侯隐、陈抟、王荆公、李岩老都有这种癖好。近代张东海有《睡丞记》，说：“一位华亭县丞，去拜访乡绅，看见乡绅没出来，便在座位上打呼噜睡觉。不久，主人来了，看见客人睡着，不忍心惊动他，对着坐下，也睡着了。一会儿县丞醒了，看见主人熟睡，就又睡着了。主人醒了，看见客人还在睡，就又睡着了。等到县丞再次醒来，天已经晚了，主人竟然还没察觉。县丞悄悄出去，主人醒了，没看见客人，也进了屋。”世间有这样的可笑之事。陆游诗说：“相对蒲团睡味长，主人与客两相忘。须臾客去主人觉，一半西窗无夕阳。”这首诗大概是为这位县丞而发的吧？
宋明帝喜欢忌讳，文书上有凶败丧亡等字，全都避开。移动床铺、修缮墙壁，让文士撰写祝文，设置太牢，祭祀土地神。江谧提到白门，皇上变了脸色，说：“白是你家门。”后梁萧某厌恶人头发白，汉汝南陈伯敬终身不说死字；与妻子交合，一定要选择时日；派遣侍妾，传达命令往返多次。人的蒙蔽迷惑，可笑到这种地步。
据我所见，某绅士中厌恶乌鸦叫声的，每天督促吏卒，左右拉满弓弩，带着弹丸，像防备敌人一样，然而遇到大雪就不出门，厌恶它的白色。官方文书，一切史字、丁字、孝字、老字，都禁止使用。又福建一位先辈尤其严重，与家人说话没有，一定说有；死一定说生。他死的那天，一尺布帛都没有，几乎有小白之祸。至今乡间以此为笑柄。然而互相效仿的人也不无其人。
有人喜好钱财，坐卧起居，言谈行动饮食休息；无处不与钱财在一起。有一天，病重将死，勉强起来查看库藏，白银如山，抚摸摩挲不忍离开，对他的儿子说：“幸好把十大锭银子放进棺材里，贴近我的怀抱。”有人说：“把金子放进木头里不利，而且会开启盗墓的端绪，不如用纸钱代替也可以。”那人含泪叹息，不能说话而死。唉！这人多么愚蠢啊。生前积累巨万，死后不能带走丝毫。所以人所喜好的，一定要追求死的时候能带走的，那就差不多了。
范云想要参与册命，祈求医生迅速治愈，不顾三年后的死亡。死生也是大事了，而人所喜好的，有比生命更重要的。荀奉倩的死，是因为美色；刘伶的死，是因为酒；石崇的死，是因为钱财；梁冀、韩侂胄的死，是因为权势。都知道而不能自我克制。做官不止，活着行走死后回归，也是其次的。
金陵有个在路上捡到钞票的人，回家一看，是荷叶，扔在门外。不久，一个挑担的人弯腰捡起来，是真正的钞票。一张钞票何足挂齿？竟然不能随意得到到这种地步，贪得的人又何必呢？
●卷八 人部四
士人喜好名利，与妇人女子喜好鬼神，都是天性使然，不能自我克制。所以妇人知道喜好名利的，是女丈夫；士人相信鬼神的，是没有丈夫气的。
木兰穿男装，出戍远征，而人们不知道，可以说很难了。祝英台同学三年，黄崇嘏担任官司户，娄逞官至议曹，石氏兼任祭酒，张察的妻子，授官至御史大夫，七十岁又改嫁，生两个儿子，也是历代罕见的人。
本朝蜀地韩氏女遭遇明玉珍之乱，改穿男子服饰，跟随征讨云南，七年人们不知道，后来遇到她的叔叔，才带着她回家。又金陵黄善聪，十二岁失去母亲，父亲以贩香为业，担心她无依无靠，假扮男装，带着她在庐州、凤阳之间。几年后父亲死了，善聪改姓名为张胜，仍然从事这个行业。有个李英，也贩香，从金陵来，与他做伙伴，同睡同起三年，不知道她是女人。后来回家见到她的姐姐，姐姐辱骂她，善聪以死发誓，叫老妇人来验证，果然如此，于是恢复女装。李英听说大惊，怅然若有所失，托人下聘礼。女子不答应，邻里纷纷劝说，于是成为夫妇。这两件事，焦氏笔乘所载。前事很像木兰，后事很像祝英台。又有刘方兄弟小说，不详其时代，应当继续考证。
女子假装男人，传记中有记载；男人假装女人，没听说过。本朝成化年间，太原府石州人桑某，从小缠足，学习女工，作寡妇装，游历平阳、真定、顺德、济南等四十五州县，凡人家有好女子，就以教女工为名，私下引诱戏弄与她奸淫；有不从的，就用迷药喷她身上，念咒语，使她不能动，像这样几个晚上，就移到别处，所以很久没有败露。听到男人声音，就跑开躲避。像这样十多年，奸淫室女几百人，后来到了晋州，有个赵文举，酷爱寡妇，听说后喜欢她，假称妻子是他的妹妹，邀请进入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