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 天部二

译处于中央，而运行四季，所以是君主的象征。

译夏天白昼长，冬天白昼短，是因为太阳在夏天行经天体中央，从正东方升起，从正西方落下，经过天体中央而过，所经过的度数多；冬天行经天体南角，从东南角升起，从西南角落下，所经过的度数少。太阳不经过东北和西北方向，是因为天体倾斜，西北方不足。

汉高帝时，谒者赵尧主管春季，李舜主管夏季，儿汤主管秋季，贡禹主管冬季。这四位臣子的名字，也很奇特，难道是故意这样做的吗？还是偶然巧合呢？而且贡禹在汉高帝时，又不是那个弹冠相庆的贡禹。

福建距离京城七千多里，福建在正月桃花就开了，而京城在三月桃花才开，气候相差，超过两个月。那么从福建再往南，从燕地再往北，气候差异，又哪有极限呢？所以大漠有不长草木的地方，而日南有八次结茧的蚕，并非虚言。这是历法家所记载的。二月桃花开始开花，大概是取中间情况而言罢了。

贾佩兰说：“在宫中时，在正月上辰日到池边洗漱，吃蓬草做的饵食以驱除妖邪。”那么不仅上巳节有游乐活动，上辰日也有游乐活动了。

正月一日叫做“三朝”。颜师古《汉书注》说：“一年的开始，一个月的开始，一天的开始，所以叫做三朝。”朝的意思，如同早晨。又叫做“四始”。《史记正义》说：“指的是一年的开始，一季的开始，一天的开始，一个月的开始。”

元旦，古人有画鸡、悬挂芦苇、酌饮椒柏酒、服用桃汤、吃胶饧、折断松枝的礼仪，现在都不传了。只有更换桃符以及神荼、郁垒的习俗保留下来。福建风俗不扫除粪土，到了初五日，用车运到野外，取石头返回，说“得到宝贝”，这就是古人呼唤“如愿”的意思。

以一月为正月，大概从唐虞时代就是这样。舜在正月上日接受尧的禅让于文祖就是证据。唐虞时代的月建无法考证，但岁首一定称为正月，足以证明古人改变年号而不改变月份的说法是错误的。《诗经·豳风》以十一月为“一之日”，十二月为“二之日”，正月为“三之日”，由此可知周朝以子月为岁首。《小雅》所说的“正月繁霜”，是以四月纯阳之月来命名的，不是岁首的正月。正，取义于正朔。到了秦始皇忌讳“政”字，改为平声，至今沿袭，真是可笑极了！

岁后八日，一鸡，二猪，三羊，四狗，五牛，六马，七人，八谷。这虽然出自东方朔的《占书》，但也是民间俗说，晋朝以前不太提及。查考晋朝议郎董勋回答关于礼制的问题，称之为“俗言”。魏主设置百官，询问人日的含义，只有魏收知道，以邢子才的博学，也不能知道。然而魏收只知道引用董勋的话，而不知道引用东方朔的《占书》，那么他本来就不是真正知道。

天下上元节灯烛的盛况，没有超过福建的。福建方言，把灯当作丁，每增加一盏灯，就俗称为“添丁”。从十一日晚上就有点燃灯的，到十三日则家家户户灯火通明，照耀如同白天。富贵人家，曲折的房室和安适的卧室，无不张设，几乎数以千计，重重门户大开，任凭人们游玩。市场上则每家门前，悬挂两架灯，十家则设一个彩棚。那些灯，上自彩珠，下至纸画，鱼龙果树，无所不有。游玩的士人女子，车马喧闹，直到深夜才散去。直到二十日以后，傍晚时分，市场上的儿童就手拉手喧呼叫喊，说“求饶灯”，大约到二十二日晚上才停止。大概天下有五天，而福建有十天。大户人家的妇女，坐轿出行，从几座桥上经过，叫做“转三桥”。贫穷的人步行而已。我小时候，所见到的还极其华丽。到了万历乙酉年春天，不慎发生火灾，延烧一千多家，于是官府禁止，彩棚、鳌山，渐渐减少，而其他还像原来一样。火灾自有天数，而士人女子游玩观赏，也足以预示太平的景象，又何必禁止呢！

蔡君谟任福州太守，上元日，命令民间每家点灯七盏。陈烈制作大灯一丈多，在上面写道：“富家一盏灯，太仓一粒粟。贫家一盏灯，父子相对哭。风流太守知不知？犹恨笙歌无妙曲！”然而我们郡至今每家点灯，何尝以此为苦呢？陈烈，莆田人。莆田上元节，灯火陈设，比福州盛数倍，何曾见过父子流离呢？大抵习俗所崇尚的，不必强迫。如竞渡、游春之类，小民多有靠此衣食的。损害富家的钱财以供贫民糊口，并非徒然无益有害的事情可比。

齐、鲁人多在正月十六日游寺观，叫做“走百病”。福建以正月二十九日为窈九，说这天天气常常昏暗的样子，家家户户用糖枣之类，做成粥。《四时宝鉴》说：“高阳氏的儿子喜欢穿破旧衣服吃粥，正月晦日死，世人做粥，把破衣服扔在巷口，驱除贫鬼。”又池阳风俗以正月二十九为穷九，扫除屋室尘秽，投到水中，叫做“送穷”。唐人也以正月晦日送穷。韩退之有《送穷文》。姚合诗：“万户千门看，何人不送穷？”我认为俗说不足信。窈也，穷也，都是晦尽的意思。其他月份不说，而只说正月，是举其

译这是端正的。

凡是每月的最后一天称为提月，见于《公羊传》何休的注。提月，就是边缘的意思。这是鲁地人的方言。

译《景龙文馆记》说：“景龙四年正月二十八日是晦日。”然而二十八日，也能称为晦日吗？

北方人在二月二日，都用灰围住房屋，说是为了驱避虫蚁；又用灰围住粮仓，说是为了驱避老鼠。福建人则在雷声初响时，清扫虫蚁。

所谓二十四番花信风，是指从小寒到谷雨，共四个月，八个节气，二十四个候，每候五天，用一种花的应时之风来对应：小寒，一候梅花，二候山茶，三候水仙；大寒，一候瑞香，二候兰花，三候山矾；立春，一候迎春，二候樱桃，三候望春；雨水，一候菜花，二候杏花，三候李花；惊蛰，一候桃花，二候棠棣，三候蔷薇；春分，一候海棠，二候梨花，三候木兰；清明，一候桐花，二候麦花，三候柳花；谷雨，一候牡丹，二候酴�，三候栋花。过了这些就是立夏了。但这只是概括大意罢了，它们先后的顺序，本来也不能完全确定。

唐德宗以前，世上在上巳节、重阳节都举行盛大的宴集，而寒食节大多与上巳节同时，想要以二月的名节，由自己开创古制。李泌请求废除正月晦日，以二月朔日作为中和节。可见唐代以前，正月晦日的寒食节，都被当作节日。晦日是穷尽之日，寒食节禁烟，用来举行宴会，都不符合礼制的正统。而二月十五，自有花朝节，足以与中秋节抗衡，为什么邺侯（李泌）不引用这个，而要另立节名呢？难怪它实行不久就废止了。查考道经，以二月一日为天正节，八日为芳春节，蜀中以二月二日为踏青节，那么怎么能说二月没有节日呢？

秦地风俗在二月二日，携带鼓乐到郊外，早晨去傍晚回，称为“迎富”。相传有人生了孩子却向邻居乞讨，邻居家非常富有，因此在二月二日把孩子接回，于是有了这种游戏。这是讹传的说法。大凡月尽为穷，月新为富，每月都是如此，只是借岁首举行罢了，所以正月晦日送穷，而二月二日迎富。就像寒食禁火，依托于介子推，五日竞渡，依托于屈原，都是世俗的说法罢了。《福州志》记载福建以五月四日为节日，说是闽王王审知在五月五日去世，所以避开这一天。查考《五代史年谱》，王审知是在十二月去世的，不是在五月。地方志尚且不可信，何况其他呢？

唐、宋以前，都在社日停止针线活，但不知道这习俗从何而起。我查考吕公忌说：“社日男女停工一天，否则会让人耳聋。”这才知道俗传社日饮酒治疗耳聋，是因为这个，而停止针线活，也是因为这个。

《养生论》说：“二月走路，不要喝阴地的流泉，会让人发疟疾。”这是不可不知的。

仲春之月，雷声初响，夫妇中如果不谨慎仪容举止，生下的孩子就不完备。大凡雷电昏暗、日月蚀时交合，生下的孩子多有残缺，大概是邪�之气所感应的缘故。然而《周礼》又在仲春命令男女聚会，圣人难道不知道愚民容易犯忌，而故意驱使他们吗？这真让人一笑。

唐代清明有拔河的戏，其方法是用大麻绳，两头各系十几条小绳，几人拿着，对拉，以强弱决定胜负。当时中宗驾临梨园，命令侍臣表演，七位宰相、两位驸马为东队，三位宰相、五位将军为西队。仆射韦巨源、少师唐休�，年老无力，随着绳子摔倒在地，很久不能起来，皇上以此为笑。这种戏本是市井儿童的娱乐，壮夫去做，已经自不雅观，何况让将相贵戚之臣，让他们角力摔倒在地，毁坏冠帽撕裂衣裳，不是太过分了吗？《秦京杂记》记载寒食节内仆司车与诸军容，让人玩绳橛之戏，现在也不行了。现在清明、寒食时，只有荡秋千一事，比较其他戏更为雅致，然而也盛行于北方，南方人不怎么举行。

先王的制度，钻燧改火，虽然说是调节宣通天地之气，但也迂腐了。寒食禁火，认为起自介子推，固然是世俗说法的错误，而认为龙星出现在东方，心宿为大火，害怕火势太盛而禁止用火，那就更是迂腐中的迂腐了。现在的俗人不知道禁火，也不知道改火，而四时之气，何尝不宣通呢？怎么能一定说古代的是对的而现在的错呢？

《周礼》司�氏，仲春用木铎巡行国中宣告火禁，注解说：“为了季春将要出火。”这也是现在人谨慎火烛的意思，不是禁烟。禁烟不知道起于何时，到唐、宋时已经如此。改火的不实行，似乎已经很久了。诗人吟咏的词句，不足以作为依据。杨用修说不改火，出于胡元卤莽的政令，这真可笑。如果今天一定要实行，那么闽、广之地，哪里能得到榆、杏，而齐、鲁之地，哪里能得到檀？让百姓走几千里去寻找火种，也太不合情理了！

北方人重视墓祭。我在山东，每逢寒食，郊外哭声相望，到了不忍心听的地步。当时如果有善于唱歌的人，唱白乐天的寒食行，发出变征之声，在座的客人没有不落泪的。南方人借祭墓作为踏青游戏的工具，纸钱还没烧成灰，鞋子就交错踩踏，日暮时分，坟间主客无不颓然醉倒。墓祭已经不符合古制，何况以�蒿凄怆之

译土地，是用来作为戏谑放浪、醉酒狂欢的资本吗？

译《琴操》说介子推在五月五日死去，晋文公哀悼他，命令百姓不得生火，现在人们把冬至后一百零五天定为寒食节，这种说法已经互相矛盾了。《邺中记》记载：并州因为介子推而断火，吃冷食三天；《汉书·周举传》说太原因为介子推被烧死，每年冬天都要寒食一个月，到了魏武帝下令后，又说太原、上党在冬至后一百零五天，都禁止生火，以讹传讹，一天比一天严重。到了唐代，于是有了“普天皆灭焰，匝地尽藏烟”的诗句，那么无论朝廷民间、贵族平民都停止生火做饭。所以说：“日暮汉宫传蜡烛。”意思是到了这个时候才开始生火。然而这还可以理解，至于民间触犯禁令，把鸡羽毛插入灰中，烧焦的就被判死刑，这是什么刑法呢？本朝不禁止生火，见识确实高明。

三月三日是上巳节。这是魏、晋以后沿袭下来的，汉代还使用巳日，并不固定在三月三日，这件事见于《宋书》。周公谨《癸辛杂志》说上巳应当写作上巳，认为古人用日期的惯例是用十天干，恐怕上旬没有巳日。不知道《西京杂记》中记载，正月用上辰，三月用上巳，文字非常明确，并不是错误。只是巳字原本解释为停止，意思是阳气在此停止；那么巳恐怕就是已字，只是不能把地支当作天干罢了。

《田家五行》说：“三月没有三个卯日，农家米粮吃不饱。”

《月令》说：“四月靡草死亡。”靡草，是荠菜、{艹尼}、葶苈之类，不是一种草。荠菜、{艹尼}像人参，冬天在水边生长，夏天向上生长后死亡。麦秋到来，麦子这时成熟。凡是事物成熟的，都叫做秋。现在俗人把麦田里的小虫子叫做麦秋，可笑啊。这也就像北方人把七月间的小蜻蜓叫做处暑一样。

四月十五日，天下的僧尼到禅寺搭挂，叫做“结夏”，又叫做“结制”，大概是万物生长养成的时节，出外恐怕伤害草木虫蚁，所以安居九十日。《释苑宗规》说：“祝融当值，炎帝主管方位，正当法王禁足的时节。”这是佛门弟子护生的日子，到了七月十五日，才开始全部散去，叫做“解夏”，又叫做“解制”。《西域记》说十六日是正确的。我见到近来写诗的人把入定、搭挂一概叫做结夏，不符合它的意思了。

结夏以十六日为开始的，是印度的方法。中国以月晦为一个月，天竺以月满为一个月，那么中国的十六日，就是印度的朔日。考查《西域记》又有白月、黑月，以及额沙茶室罗伐拿婆达罗钵ヌ等月，解说的人说是二十八宿的名称，不知道是否正确。

古人岁时的事，流传至今的，只有端午节最多，竞渡、做粽子、系五色丝、饮菖蒲酒、悬挂艾草、做艾虎、佩戴符箓、洗兰汤、斗草、采药、书写仪方，而且把雄黄放入酒中饮用，并喷洒屋壁、床帐，婴儿涂抹耳鼻，说是用来辟除蛇、虫等各种毒气，兰汤得不到，就在午时取五色草煮沸后洗澡。至于竞渡，楚国、蜀地最为盛行，我们福建也喜欢这样做，说是用来驱除瘟疫，官府禁止也不能做到。

五月五日子时，唐代以前忌讳这一天，现在不这样了。考查记载，齐国有田文，汉国有王凤、胡广，晋国有纪迈、王镇恶，北齐有高绰，唐国有崔信明、张嘉，宋国有道君皇帝，金国有田特秀。然而覆灭宗族、亡国的，只有高绰、道君两人。然而一个因为不守规矩而遭受天刑，一个因为荒淫无度而招致丧乱，即使不是在五日出生，能避免吗？

田特秀，是大定年间的进士，所居住的地方名叫半十，排行第五。因为五月五日出生，小名叫五儿。二十五岁，在乡试中举。乡试、府试、省试、殿试，都考第五名。五十五岁。在五月五日去世。世间有如此奇异的事情。可笑！

《容斋随笔》说：“唐玄宗把八月五日定为千秋节。”张九龄上《大衍历》序说：“谨于开元十六年八月端午献上。”又宋〇表说：“月惟仲秋，日在端午。”那么凡是每月的五日，都可以称为端午。我认为古人午、五两个字大概通用；端，是开始的意思。端午，就是说初五罢了。

五月十三是龙生日，栽竹多茂盛。一说这是竹醉日。

农家忌讳迎接梅雨。谚语说：“迎梅一寸，送梅一尺。”然而南方应验，而北方不这样。

夏至后九九气候，谚语说：“一九二九，扇子不离手。三九二十七，冰水甜如蜜。四九三十六，汗出如洗浴。五九四十五，难戴秋叶舞。六九五十四，乘凉入佛寺。七九六十三，床头寻被单。八九七十二，思量盖夹被。九九八十一，阶前鸣促织。”冬至后谚语说：“一九二九，相逢不出手。三九二十七，篱头吹〇栗。四九三十六，夜眠如露宿。五九四十五，太阳开门户。六九五十四，贫儿争意气。七九六十三，布衲担头担。八九七十二，猫犬寻阴地。九九八十一，犁耙一齐出。”

译如今京城里又有谚语说：“一九、二九，出门手都舍不得伸出来；三九、四九，围着火炉饮酒；五九、六九，走访亲戚探望朋友；七九、八九，沿着河边看柳树。”查考这条谚语兴起于近代，宋朝以前未曾听说过。它用“九”来计数，不知是什么原因，现在吴兴人谈论道路远近，必定用“九”来对应，而不用“十”，这也是可笑的。

译暑天适宜干燥，但到了六月，土地反而湿润闷热。寒天适宜冰冻，但到了腊月，泉水反而开始涌动。这是阳中有阴，阴中有阳的道理。

“伏”是什么意思呢？四季的更替都是相生相续的，唯独夏季交替给秋季，是以火克制金，金是所畏惧的，所以称为“伏”。然而岁时中的伏日和腊日，也是人们强行命名的罢了，难道金气到了这个时候真的潜伏了吗？《史记》记载，秦德公二年，开始用伏日杀狗来驱除蛊毒，这是西戎的风俗所命名的，夏商周三代没有这种习俗，却沿袭至今使用，为什么呢？然而汉代制度到伏日要闭门整天不出，所以东方朔说伏日应当早点回家，这还是避蛊的意思。现在不再这样了，只是历法中还保留着这个名字罢了。至于民间制作饮食、药物之类，动不动就称“三伏”，也不知道其中的道理。

万物遇到秋天才开始成熟，唯独麦子四月就收获了，所以称为“麦秋”。然而我们福建的早稻都在六月初成熟，到了岭南五月就收割了。南方人不相信北方有八月的雪，北方人也不相信南方有五月的稻子。

暑热比起寒冷来更让人难以忍受，人们说南方炎热，但暑热并没有特别厉害，只是时间长罢了。我在京城几年，每到五六月，暑热比南方更厉害，但一进入秋天，就有凉意。福建、广东从五月到八月，共一百多天，都是暑热，而初秋尤其猛烈。但到了太阳偏西，必有凉风，不像燕京六月，整夜烦热。

京城的住宅既狭窄又没有空地，市场上又多粪便污秽，各地的人，混杂居住，又多苍蝇蚊子，每到炎热的时候，几乎无法生活，稍微下点雨，就有积水淹没的祸患，所以疟疾、痢疾、瘟疫，接连不断。养生的人，只有静坐少出，足以应对。

《月令》说：“七月天地开始肃杀，禾苗才成熟。”如果以福建、广东来说，肃杀太早，而成熟已经太晚了，所以我说圣人是概括中间的情况来说的。

立秋有礼仪，名叫“獭祭”。《汉书注》称为“獭”。杨子说：“不送嫁，是腊祭吗？”现在的人还知道有腊祭，而送嫁却很久不知道了。

牛郎织女的故事，始于齐谐成武丁的妄言，完成于《博物志》乘筏的浪说，千载之下，妇女传为谈资可以；文人墨客，却习以为常，让天上的星宿，横遭污蔑，岂不是很奇怪吗。

《长恨歌》记载玄宗避暑骊山，以七月七日与贵妃凭肩誓心，愿世为夫妇。《天宝遗事》又说，帝与贵妃每到七月七日夜，在华清宫游宴，宫女都陈列瓜果乞巧。都是错误的。考证历史，玄宗幸华清都在十月，返回都在二月或四月，没有过夏天的。野史不可信，往往如此。

《岁时记事》说：“七夕，俗以蜡做婴儿，浮在水中，作为妇人宜子的吉祥，称为‘化生’。”王建诗，“水拍银盘弄化生”就是。现在的人用泥塑婴儿，或用银模铸造的，知道是化生，却不知道七夕的游戏。

福建人最重视中元节，家家设纸钱冥衣，陈列先人号位，祭祀后焚烧。娘家则准备父母冠服袍笏之类，都是纸做的，用纱笼着，称为“纱箱”，送到父母家；女儿死了，女婿也代送。到了莆田，则又清晨陈设很严格，子孙穿戴冠服，出门望空揖让，弯腰引导神灵进入，祭祀完毕，再送出去。虽然说孝心真诚，但也接近游戏了。这个月的夜晚，家家户户斋戒，馄饨、纸钱，请巫师到市场上，祝祷后散掉，以施舍无祀鬼神，称为“施食”。贫家不能办，有延到八九月者。这接近淫祀，但也符合古人仁爱鬼神的意思，而且费用也不多。

七月中的中元日，称为“盂兰会”。目连因为母亲陷在饿鬼狱中，所以设立这个功德，让所有饿鬼都能得到食物。人的祖先，不期望他们登上天堂，生到极乐世界，而以饿鬼期待他们吗？太不思量了！

唐乔琳以七月七日生，也以七月七日被刑。

海潮八月特别大，为什么呢？潮应月而动的。所以月圆则潮盛。而八月的月圆，则尤其盛大。但只有钱塘如此。福建、广东、胶莱诸海，都与平常时候没有区别。枚乘《七发》以八月的月圆，观涛于广陵的曲江。广陵的涛，难道也以八月特别盛大吗？枚乘所指的，也是吴、越罢了。他说广陵，当时吴、越都属于扬州。

人们说八月望有月华，有人说半夜；有人说微雨后；有人说不必八月，凡是秋夜的月圆都有月华；有人说其五采鲜明，旁照数十丈，如金线者百余道；有人说只是红云围绕而已。我从小到壮年，彻夜守候的有十几次，竟不得一见。临川吴比部吴谦对我说年轻时曾见过一次，其景象鲜妍，千态万媚，真是人间未见之奇，可惜未能执笔赋之。人们又说二月朔日正午有日华，而人更不得见。我考证李程《五色赋》说：“德动天鉴，祥开日华。”大概说的是这个吧？

译《月令》说：“八月，鸿雁飞来了。”到了九月，又说“鸿雁作为宾客到来”，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仲秋时节先到的鸿雁是主人，季秋时节后到的鸿雁是宾客。

译麻雀飞入大水变成蛤蜊，北方人常常见到这种现象，每到季秋时节，成千上百的麻雀成群结队，飞叫着来到水边，在水面上翻腾旋转飞舞，几次之后便潜入水中。它们是否真的变成了蛤蜊，无法得知。然而冬天难道没有麻雀吗？或许所变化的是另一种麻雀？或者也有没有完全变化的，就像鹰变成斑鸠、野鸡变成大蛤蜊之类的情形吗？

重阳节佩戴茱萸、登高、饮用菊花酒，相传这是费长房教给桓景躲避灾祸的方法。我查阅戚夫人的侍女贾佩兰曾说：“在宫中，九月九日吃蓬饵，喝菊花酒。”那么早在汉朝初年就已经有了这种习俗，并非始于桓景。

重阳节制作糕点，自古就是如此。如今长江、浙江以北的地方仍然沿袭这一习俗，福建人却在这一天制作粽子，与端午节相同，不知道这是什么用意。

菊花有黄色的花；桃花在仲春开花，桐花在季春开花，都不说“有”，唯独菊花说“有”，是因为菊花在霜降肃杀、万物凋零的时候，唯独它开花。菊花的颜色不一，却专门说黄色，是因为秋季属金，而黄色是金的正色。

吕公忌说：“重阳节天亮时，用一片糕点搭在儿女的额头。”并祝祷说：“愿孩子们百事都高。”这是古人重阳节制作糕点的用意，登高也一定是由此而来，《续齐谐记》中的传说，不值得相信。

十月被称为阳月，以前的儒者认为这是纯阴的月份，忌讳没有阳气，所以称为阳月，这是主观臆测。天地之气，有纯阳就一定有纯阴，怎么能忌讳呢？就像女国忌讳没有男人而改名为男国，这有什么益处呢？大凡天地之气，阳极生阴，阴极生阳。在纯阴纯阳主导的时候，潜伏的阴阳之气已经萌芽了，所以四月有亢龙的警戒，而十月有阳月的称呼。从天地之气来看，四月多寒冷，而十月多温暖，有桃李开花，俗称为小阳春，那么阳月的含义就显而易见了。

四月麦子成熟，是阳中之阴。十月桃李开花，是阴中之阳。

《道经》将正月望日定为上元，七月望日定为中元，十月望日定为下元，于是有了三元、三官大帝的称呼，这是世俗的妄说。天地以金、木、水、火、土为五府，就像人有五官一样。春属木，夏属火，秋属金，冬属水，而土寄旺于四季。火官主管行火，世俗有所避忌，而土官又看不见，所以就把春定为天官，秋定为地官，冬定为水官，其实这是木、金、水三位。四季五气合在一起才构成一年，缺一不可，为什么只祭祀其中三位而遗漏两位呢？至于火的功用尤其巨大，古人四季钻木取火改换火种，如今却排斥它，不能列入三官之中，这也是不幸的。

宋朝初年，中元、下元都张挂灯笼，如同上元节一样。到了淳化年间，才开始废止。

太阳到达最南端时，白天的漏刻极短，而日影极长。太阳到达最北端时，白天的漏刻极长，而日影极短。因为到了极点，所以称为至。然而南至称为北陆，北至称为南陆，这是为什么呢？这是从日影在地上的位置来说的。然而极点位于天中，太阳到达最北端时，不能超过极点向北，所以只记载南至而不记载北至。

现在的人冬至多用书云的事，《左传》说：“春王正月日南至，公既视朔，遂登观台以望而书礼也。”根据《周礼》，保章氏通过五云之物，辨别吉凶、水旱、丰荒，在二至二分观察云气，青色代表虫害，白色代表丧事，红色代表兵荒，黑色代表水灾，黄色代表丰收，那么不仅仅冬至如此，但云气变化迅速，一年占卜四次，如果吉凶不同，应当听从哪一个呢？

传说记载，冬至日太阳到达南极，日影极长，所以有履长的祝贺，这是不对的。日影极长，那么白天的漏刻就极短。圣人珍惜寸阴，觉得时间不够用，在最短的一天，为什么要祝贺呢？大概是因为冬至一阳初生，日子从此逐渐变长，有剥落而回复、混乱而恢复治理的契机。不祝贺其兴盛，而祝贺其发端，这是古人“月恒”、“日升”的意义。所说的履长就是履端的意思，不是说日影的长。晋、魏宫中女工，到冬至后日子长一线，所以媳妇在公婆面前，在这一天献履、袜，表示女工的开始。魏崔浩的女儿献袜，说“阳升于下，日永于天；长履景福，至于亿年”，可以说是懂得了这个道理。

现在的冬至节，只有朝廷重视，万国百官，奉表称贺，而民间却不这样。

汉朝时宫中女工，每冬至后一日，多绣一线，计算到夏至，应当多一百八十线。由此推算，合一天一夜，应当绣九百线，也可以说是神速了。不知道每线的尺寸是多少？又不知道绣工的繁简如何？用现在来衡量，恐怕没有这样的针法了。

冬至后雪花五出，这是沿袭的说法。然而我每到冬春之交，取雪花观察，都是六出；五出的，十次中不能有一两次，才知道古语也不完全正确。

腊的名字，三代已经有了。夏朝叫嘉平，殷朝叫清祀，周朝叫大蜡，总称为腊。宫之奇说：“虞不腊”，是对的。《史记》记载秦惠文王十二年才开始腊祭，大概是西戎的习俗，不知道设置腊祭，到这时才开始效仿中国这样做。现在的人也不知道有腊祭，只把十二月

译只是把腊月定为腊，初八日定为腊八日罢了，却不知道冬至后的第三个戌日才是腊日。又说：“魏代以辰日为腊日，晋代以丑日为腊日。”

译伏猎侍郎，古今传为话柄。余按《风俗通》云：“腊者，猎也。田猎取兽祭先祖也。”则谓腊为猎，亦无不可耳。

道家有五腊：正月一日为天腊，五月五日为地腊，七月七日为道德腊，十月一日为民岁腊，十二月腊日为王侯腊。

腊之次日为小岁，今俗以冬至夜为小岁。然卢照邻《元日诗》云：“人歌小岁酒，花舞大唐春。”则元日亦可谓之小岁矣。亦犹冬至亦可谓之除夜也。（《太平广记 卢顼传》云：“是日冬至，除夜。”）

傩以驱疫，古人最重之。沿汉至唐，宫禁中皆行之，护童亻辰子至千余人。王建诗：“金吾除夜进傩名，画〇朱衣四队行。”是也。今即民间亦无此戏，但画钟馗与燃爆竹耳。

俗皆以十二月二十四日祀灶，谓灶神是夜上天，以一家所行善恶奏于天也。至是日，妇人女子多持斋。余于戊子岁，以二十五日至姑苏，苏人家家烧楮陌茹素，无论男妇皆然，问其故，曰：“昨夜灶神所奏善恶，今日天曹遣所由覆核耳。”余笑谓：“古人媚灶之意，不过如此。然不修行于平日，而持素于一旦，灶可欺乎？天可欺乎？”今闽人以好直言无隐者，俗犹呼曰灶公也。

改年而不改月，秦政之失也。三代皆改月，《豳风》所纪，与今气候同者，《夏正》也，然十一月以后不书月，但云“一之日”、“二之日”而已。三月则曰“蚕月”。四月以后，始如常称。盖亦不能无异矣。周七八月，夏五六月，频见传注，而十二月螽，孔子对季孙谓“火尚西流”，其为十月无疑。又僖公五年正月，日南至矣，昭公二十年二月朔，日南至矣，岂是时方冬至乎？宋儒执秦、汉之谬而不考之圣经，故议论纷纭，而卒无一定之见耳。然则谓《春秋》以夏时冠周月，是乎？曰：若是，则周之乱民也，何以为孔子？

期三百六旬有六日，今一年止三百六十日耳，而小尽居其六，是每岁尚余十二日也，计五岁之中当余六十日，故三年一闰，而五岁再闰也。然则不以三百六旬六日为岁，而必置闰，何也？日月之行，晦朔弦望，度数不能尽合也。指日月以定晦朔，观斗柄以定四时，而以参差不合之数归余于闰，圣人之苦心至矣，然亦非圣人之私意为之，盖天地之定数也。望而蚌蛤盈，晦而鱼脑减，此物之知晦朔者也。社而玄鸟来，春而雁北乡，是物之知四时者也。藕相应闰而置叶，黄杨遇闰而入土，此物之知闰余者也。至于晦朔之畸数，闰月之余分，圣人不能齐也，而况巧历乎？惟积渐而差，考差而改，斯无弊之术也。

历法：圣人不尽言；非不言也，改朔授时，天子事也。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不敢作礼乐，圣人之心也。至颜渊问为邦，首曰：“行夏之时。”而视朔南，至春秋每致意焉，亦有概乎其言之矣。然三代之历，圣人所定，行之六七百年，其势不容不差，后世通儒术士，竭其智数心思，考索推步，至无遗力，然行之不百年而已，不胜其〇春驳也。三代治历之法，它无可考，惟《周礼》，太史氏正岁年以序事，颁之官府，及都鄙颁告朔于邦国，闰月诏王居门终月，而保章氏掌天星不与焉。噫！何简也！自秦而后，善治历者，汉则邓平、洛下闳、刘歆、蔡邕、刘洪，六朝则何承天、祖冲之，唐则刘孝孙、何妥、刘焯、李淳风、僧一行，周则王朴，宋则沈括，元则郭守敬而已。然而洛下闳《太初历》，至章帝时仅百余年，已云差失益远，而四分历创于建武，行于永元，聚议定式，已逾七十余年，而行不过百年，亦何益之有也？唐、宋诸家，人人自负，然唐三百年中而八改历，宋三百年中而十六改历，尚可谓之定法乎？宋苏子容重修浑仪，制作之精，皆出前古，至虏陷燕京，取其所制浑仪以去，乃其法，子孙亦不复传矣。其谓精密，吾未敢信也。元郭守敬之历，推测援引，纤悉无遗，国朝所用，皆其遗制，三四百年，仅差分杪，此即圣人不能无也，而议者何以求多为哉？但今之历官，但知守其法而不知穷其理，能知其数之然

译却不知道其中的道理，这就好比照着药方抓药，只求不致害死人罢了，不敢指望它能起到起死回生的功效。

译李淳风最精通占候之术，他编造《麟德历》，自称应验了洛下闳“八百年后”的预言，似乎极其精密。然而到了开元二年，仅仅过了四十年，日影与历法就逐渐出现偏差，这难道不是近乎儿戏吗？一行编撰的《大衍历》，根据《唐书》所载，反复评论，长达两万多字，穷尽了古今的变化和天地的道理；当时人们说它贯通天、地、人三才，周遍万物，穷尽术数，先于鬼神，即使容成再次出世，也不能增添毫厘之功，寿王重新降生，也无法议论分毫之失，理应可以等待千年之久；然而到了肃宗时期，隐士韩颖已经指出其错误，每个节气增减，又增加了两天，这是什么原因呢？王朴对阴阳星象无所不通，他修历法，删去近代符应天意、流俗的学说，自成一家，然而刘义叟议论他不能宏大深远、简明易行，而是追求直接快捷，所以宋朝建隆初年，就废弃不用了。这三个人，都精通天文，而修历法的差错谬误却如此，所以《周礼》把修历法归给太史，属于天官的职掌，占星归给保章氏，属于春官的职掌，分为两职，不是没有道理的。现在的人只因为占候稍有失误，就立刻想要改历法，也是过分的。

《宋史·律历志》说：天象运行艰难，是古今共同的弊病，天体运行，左右既分，不能没有误差，说七十九年差一度，虽然比古代更精密，也只是大概而已。何况黄道赤道有斜正宽窄的不同；日月运行有盈缩、内外、表里的差异。测量北极的人，通常以千里差三度有余，日影也是这样。古今测量只限于岳台，而岳台难道一定是天地的中心吗？余杭则在东南相距两千多里，华夏疆域，东西万里，日出日落的时间，怎么能完全协调呢？又造历法的人，追求历法起始点，跨越远古，难道不知道二帝授时、统一政令的方法，果真详尽于是否吗？这也是儒者应当讨论的。推卸说是星象师、历法生的责任可以吗？”这也是古今不变的论断。

京城城东偏有观象台，高五丈左右，上面有一具浑天仪，像世间所画的璇玑一样，都用铜铸造为器物，四根柱子用铜龙架着悬挂，制作精巧。又有一具简仪，形状相似但省去了十分之七，只有周围几道而已。玉衡一个，也是铜做的，像尺子但首尾都弯曲，有两个孔，对着孔直看，以观测中星。又有一个铜球，左右旋转，以象征天体，用方形的盒子盛着，盒子四周刻着二十八宿的真实形状，南面有皇帝制作的铭文，是正统七年制作的。台下小室，有量天尺，铸造铜人捧着尺子，北面房间顶部开孔，以观测日中测量日影的长短，冬至后可以得一丈七尺，夏至后可以得二尺。中间是紫微殿，殿旁有铜壶滴漏一个，然而都不注水，只是空设罢了。

测量北极的人，以千里差三度。现在滇南距离燕京万里，应当差三十度。又成祖北征，出塞三千多里，已经向南望见北斗，却不知道北斗正中的地方在哪里。分野的说法，本来不足以凭信，而以郡国正中来说，那么疆域有长短，宽窄难以统一。

占步的人，多用里差的学说，像历法有岁差一样。然而铁勒熟羊胛而天明，西域朔夕月见，而南交州生明之夕，月已中天，这确实是差了。史书记载安息西界，沿着海曲，到大秦，回万余里，与中国无异。即使以中国东、西、南、北相距，何止万里？而日、月、星、辰并无差错，又为什么呢？大概眼睛没看到的，言语多矛盾，以讹传讹，我不敢相信。

大挠最初制作甲子，不过是用以纪日月代替结绳罢了。后来月以天干乘地支，日以地支配天干，而五行分属，于是有阏逢、旃蒙等名字，于是有元光、邴章、剑昌、子方等称号，于是有毕陬、橘如等阳名，于是有鼠、牛、虎、兔等生肖，于是有天刚、太乙、胜光、小吉等将名，于是有海中金、炉中火等纳音，于是有建、除、满、平等体名，于是有专制、义伐等乘名，而其说法愈发不可穷尽。我认为太岁方向禁忌既不足信，而历日所书阴阳避忌都毫无影响，更加知道当时制作这些原本不是为了占候吉凶。

古人对于疑惑的事，只以卜筮来质问，治乱吉凶，只以星象来考察，没听说过择日。现在则通天下使用它了，而吉凶祸福，终究不能逃脱。世人的迷惑，太严重了！

我曾经在破日娶妾，不到一年就生了儿子；曾经在月忌日上官，不到几年就升迁；曾经在天贼日解水衡钱万缗，而最终无恙；曾经在空亡日出行莅任，而诸事都顺利；其余小事不可胜记，所以说阴阳历日可以全部废弃。

现在阴阳家的禁忌，可以说极其严密。一年之中，则有岁破、死符、病符、太岁、劫杀、伏兵、灾杀、大祸、岁杀、岁刑、金神、将军等方位。一月之中，有月忌、龙禁、杨公忌、瘟星、天地凶败、天乙绝气、长短星、空亡、亦口、天休废、四方耗、五不遇、六不成、四虚败、

译三不返、四不祥、四穷、四逆、离别、反激、咸池、伏龙、交龙宅、龙往亡、八风、九良、星绝、烟火、胎神、上朔、月建、月破、月厌、月杀等日子。一天之中，则有白虎、黑杀、刀砧、天火、重丧、天贼、地贼、血支、血忌、归忌、黑道、土瘟、天狗、大败、蚩尤、官符、死气、飞廉、受死、火星、河魁、钩绞、焦坎、游祸、灭门、的呼等凶神。大概一年之中，没有凶神恶煞的吉日良时，不过几天罢了。再加上方位的不利，命理的相克，仇难二星的运行度数，太白日神的游历方向，一一选择并忌讳，那么即使整年不做一件事也是可以的。然而那些住在穷村深谷、不懂干支纪年的家庭，以及愚昧粗野、不信鬼神的人，何曾见过灾祸接连不断呢？太史公说阴阳之术过于详尽，众多的忌讳使人拘束且多所畏惧。阴阳、四时、八位、十一度、二十四节气各有其教令，说顺从的就昌盛，违背的就灭亡，这未必是正确的。汉代初期的阴阳家仅限于四时、八位、十一度、二十四节气罢了，而司马迁尚且认为未必如此，何况今天天罗地网般严密的禁忌呢？其不可信，是必然的。

译我家乡有一两位士大夫，凡事必定选择吉日。裁衣、宴会之类，没有不看历书的。然而他们官职被罢免、儿子死去，家中也毫无吉祥的好消息。这也算是汝南陈伯敬那一类人罢了！后来听说吴地有豪门大族的媳妇，临产将要生孩子，因为时辰不吉利，劝她忍耐不要生，过了时辰，母子都死了，这尤其令人发笑！

《淮南子》说：“水生木，水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子生母叫做义，母生子叫做保，子母相传叫做专，母胜子叫做制，子胜母叫做困。”现在《七政历》中有这些说法，只是把“保”当作“宝”，把“困”当作“伐”罢了。

西家的东面就是东家的西面，这一句话足以破除太岁的谬误了。商纣王在甲子日灭亡，周武王在甲子日兴起，这一句话足以破除阴阳的禁忌了。鸡、猪、薤、蒜，碰上了就吃；生、老、病、死，时候到了就发生，这一句话足以破除终身的疑惑了。这不是后人的话，圣人已经说过了，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

箕子陈述《洪范》，分为九类，分别列为九章，叫做九畴，原本互不隶属。到了刘向撰写《五行传》，才选取其中的五事、皇极、庶征，附属于五行之下。果真如此，那么八件事都应当隶属于五行，为什么八政、五纪、三德、稽疑、福极之类，又不能附属呢？大概刘向父子原本从事春秋灾异之学，恐怕他们的言论没有根据，事情不足以让人相信，所以在《洪范》之中，摘取五行的说法，因为它接近于灾祥占候而加以推广。至于列举天地万物动植物，无论大小都推究其类别而附属在五行之下，等到寻求征验应和而不可得，就又用五事强行凑合，而凡是上下贵贱，饮食起居，无论大小，都比照其类别而附属在五事之下。虽然宇宙的道理，似乎没有超过这个的。但是他们的牵强附会、穿凿附会，也已经太过分了。后世的人虽然知道这不是正确的，却没有人大声疾呼予以纠正，历代国史沿袭作为《五行志》，至于日月食、星辰变故，大的灾异，又归属于天文，难道阴阳与五行有两种道理吗？而风雨雷电，又难道不是天文的所属吗？他们的说法更加荒谬而不通了。所以作史的人，在《天文志》中应当考究分至、躔度、分野，而一切灾异，应当作为《灾祥志》，而不应当作为《五行志》。

正月、五月、九月不上官，从唐朝以来，就有这种忌讳了。《清波杂志》说佛法以这三个月为斋素月，不宜宰杀，足以破除世俗的见解。现在京城官员任命下达就立即到任，起初不忌讳这三个月，而差错跌倒反而更少，外官没有不回避的，而祸败反而更多，人们怎么不想得这么透彻呢！

俗话常说：“初五、十四、二十三，太上老君不出庵。”叫做“月忌”。考察历法家，乃是廉贞独火日。《蠡海录》说以《洛书》九宫推演，以这天进入中宫，然而不知道进入中宫的是什么，也不知道应当避忌的原因是什么，恐怕也是模糊不清不足以相信的。唉，世俗的弊病已经很久了。

阴阳家择日都以年配月，月配日，日配时。如同人的禄命一样，相合的吉利。然而在夏商周三代改换历法的朝代，子丑之月，有的属于上年，有的属于下年，不知道择日的人应当何去何从？而在改革之际，推算禄命的人，又不知道以什么为标准呢？

五行有生中有克，有克中有用，有反恩而成仇，有化难以为恩。如火生于木，而焚烧木的是火；水生于金，而沉没金的是水。火本来克金，而金得到火锻造成为器具；金本来克木，而木得到金砍伐成为材料。至于盛极必衰，否极必泰，这都是阴阳循环的道理，造化玄妙的机理，而圣人效法它，所以乾卦的上九有亢龙的悔恨，而剥卦的上九有得车的象征。现在星命之术，只知道有生克制化，而哪里知道盈虚消长的道理呢？

水生木了，而木中有液，说木生水也可以；火生土了，而石中有火，说土生火也可以；这是两相生的。水克火了，而火燃烧则水干，说火克水也可以；土克水了，而水浸则土溃，说水克土也可以。这是两相克的。木不能离开土而克土，土不能离开水而克水，这是相亲而相克的；火燎木而生于木，土遏火而生于火，这是相憎而生生的。所以世间有骨肉而反而成为寇仇，有胡、越而反而成为一家，也是五行之气使然。

洱海水面火高十余丈，蜀中也有火井，是水也能生火。火山在地中，不生草木，锄头所及，即时烈焰，是土也能生火。至于阳燧火珠，对着太阳承接，都可以得到火，火固然不独生于木。

萧丘有寒焰。洱海有阴火，又江宁县寺有晋时长明灯，火色青而不热，天地间有温泉，必有寒火，不可以夏虫之见论。

五行只有金生水，颇不可解说。说：“金为气母，在天为星，在地为石。云自石生，雨从星降，所以星动摇而占风雨，石础润

译而占卜雨水，所以说金生水。”我认为金的本体极其坚硬，但有时也会熔化流动，这也符合金生水的含义。至于周兴嗣的《千字文》中说“金生丽水”，那就是水反而生金了。

译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这并不依照五行相生的顺序，而是根据气的先后次序来论述的。它们形成形体时，水最细微，火次之，木再次之，金又次之，到土则最为厚重宏大。它们消亡形体时，水最快，火次之，木再次之，金又次之，到土则永不损耗。从细微到显著，从年轻到衰老，阴阳的道理已经完备了。

六十甲子之所以有纳音，大概本于六十律旋相为宫、隔八相生的说法。古人制定音律，原本与历法相通。至于姓氏的纳音，则近乎虚妄了。姓氏，并非从天地那里接受而来，也不是秉承阴阳之气生来就有的，有的因为望族而成为氏，有的因为分封而被赐姓，有的因为避难而改换，有的没有根据而凭空杜撰。同一家的人，分支别族；同一个人，早上改晚上又改，怎么知道陶朱公就是范氏的祖宗，而束皙是疏氏的后代呢？又怎么知道嬴、吕、牛、马姓氏暗中更替，而嗣源、鸿渐没有祖先呢？五行纳音，该依从什么呢？至于谈论禄命的人，推求所安守的宫位；谈论相术的人，观察所禀受的形体，牵强附会，勉强凑合，还可以说得过去。帝王的历数，自有天命，却一定要强行与之相合，以某种德行称王，或者取相生，或者取相克，这自从邹衍、刘向发端以来，就已经方枘圆凿、格格不入了。后来的学者，没能窥见天地的藩篱，认识阴阳的形似，只是随声附和，又有什么益处呢？

称量日的人，认为昼夜以一百刻计算，而每个时辰只限于八刻，这样就是九十六刻。现在铜漏中增加了初初、正初、二刻，每个时辰十刻，这样就是一百二十刻。这两种说法，都与一百刻的数目不合。不知道每个时辰增加初初、正初、二刻，虽然合计得到二十四刻，但实际上是四刻的日影所分割的，计算其度数，每六刻才抵一刻。这种说法，我年轻时在一本书上见过，现在也不记得了。

西洋僧人利玛窦有自鸣钟，里面设置机关，每到一时就鸣响，像这样经过一年没有片刻差错，也很神奇了。现在占候家时辰大多不准，至于选择吉时，做事临近期限，只是凭主观猜测罢了。烈日之下还有圭表可以测量，阴云黑夜所凭借的是漏刻，而漏刻已经不准了，何况在山村里没有漏刻可以考证呢？所以知道兴造工程以及推算禄命的人，十有八九得不到真实情况。我在辛亥年春天，生了一个儿子，半夜时分，大风雪中，禁漏无声，行人断绝，怎么能确定是什么时辰呢？我本来就不相信禄命，就听之任之罢了。

俗话常说得到吉日不如得到吉时，像巳、午、未等时辰，固然可以看到，而历法所说的日出日入时辰，是以太阳出海入地来论定的，并不是太阳挂在屋檐边缘的时候。我曾经登上泰山观看日出，下到半山腰时天色还昏暗。在黄山，入夜后，吃完饭出门，仰视天都峰顶，日光照射，像火中的莲花。这都是九月的事情，正是历法所载的日出卯时、日入酉时，而参差错误竟然如此之大，更加相信世人昏乱糊涂了！

●卷三 地部一

天有九野，地有九州。然而我认为分野的说法，最为渺茫没有根据。为什么呢？九州的划分，始于《禹贡》，上溯到开辟之初，不知道经过了多少甲子了，难道天在这个时候才开始有分野吗？九州在天地间，才占十分之一罢了，人有华夏和夷狄的区别，但从天看来，覆盖雨露是均等的，为什么唯独对九州详细而对四方边远地区简略呢？李淳风说华夏处于四方交汇的中心，正当天地阴阳的正位，四方夷狄气候偏颇，鸟语兽心，怎么能同日而语呢？然而荆蛮、闽越、六诏、安南，过去都是蛮夷，现在并入中国，分野难道因此就增加了吗？至于五胡、蒙古，占有天下，都是夷狄，为什么唯独对此详细而对彼简略呢？历考前代的《五行志》，某星变化则某郡国承担灾祸，然而不应验的常常占十分之七八。何况近来山河破碎，更没有固定的准则了。

天无私地覆盖，地无私地承载，现在分野把五星、二十八宿都放在中国，仅仅用毕、昴二星管辖四方夷狄异域，计算中国的土地仅占十分之一，而星象却独占十分之九，太偏颇了。

大禹派太章测量东极到西极，二亿三万三千五百里，派竖亥测量北极到南极，也是如此，那么中国的土地仅占二十分之一。

大禹将天下划分为九州，夏商周三代沿袭它。秦将天下划分为三十六郡。汉划分为十三部，一部六郡。晋划分为十五道。唐划分为十道。宋设四京，二十三路。元设十一省，二十三道。本朝，设两京、十四省，后来因为放弃安南，实际是十三省，郡共一百六十，州二百三十四，县共一千一百一十六。

伏羲、神农，建都于陈，黄帝建都于涿鹿，尧建都于平阳，舜建都于蒲坂。大圣人的建都固然在于德行而不在于险要，也是因为当时水土尚未平定，规制粗略确定，茅草屋顶土台阶，没有百雉城墙九重宫殿的制度，粗布衣服弹琴，也没有琼林大盈库的储藏。而每年巡视四方坐不安席，大概也是以天下为家的意思，不必选择土地来安定。到了三代，德行不及尧舜，而乱贼渐渐萌生，于是不得不相度土地确定